德国德国之翼员工罢工

第一章德意志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第一节德意志国家的形成日耳曼人和日耳曼诸王国的形成日耳曼人属于雅利安人种,语言属印欧语系的日耳曼语族,原先生活在波罗的海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随着铁器的应用、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从公元前6世纪左右,日耳曼各部落开始南迁.
公元前3世纪,他们沿着易北河南下到达波希米亚北部地区,又沿着萨勒河进入图林根地区.
公元前2世纪末,定居在日德兰半岛的日耳曼部落侵入地中海文化区域,直接同罗马人对峙.
公元前1世纪中期,大批日耳曼人从腹地出发来到莱茵河边,同罗马帝国不断发生军事冲突.
经过漫长的斗争,日耳曼部落的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占领了维斯杜拉河流域.
公元前1世纪中叶,又将克尔特人逐出,最终定居于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和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
日耳曼人定居中欧以后,保持着氏族组织.
男人狩猎打仗,女人耕作纺织,没有阶级,没有特权.
公元1世纪,大多数日耳曼部落形成军事民主制,并出现了按地域关系组成的大家族公社,称"马尔克".
公社成员有简陋的房子和独家院子,几家毗邻形成小村庄.
大家从公社那里分得土地进行农耕,产品归自己所有.
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演进,群体人口的不断扩增,伴随而来的更为复杂的事务,决定了建立一种核心权力的需要.
部落酋长、军事首领和扈从队长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
他们开始脱离生产,占有优良土地,获取更多的财富.
于是,高踞于部落成员之上的特权人物、贫富分配等不平等现象便逐渐产生.
这预示着日耳曼氏族制度正走向解体;而罗马帝国对日耳曼部落的征战则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
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奴隶制共和国被帝国所代替后,遂将其北部直接为邻的日耳曼部落作为征服对象.
罗马帝国的征服目标是,占领直到易北河的广大日耳曼部落居住区,将其划入帝国版图,组成罗马行省——大日耳曼尼亚.
为此,罗马帝国集中力量把莱茵河区建成军事基地.
公元前12年,罗马帝国在莱茵一线集中36个军团,总兵力达3万人,并在这一年开始了对日耳曼部落的征服战争.
战争初期,罗马军队遇到了日耳曼各部落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
公元前8年,一支深入日耳曼腹地的罗马军队受到了日耳曼诸部落的沉重打击.
罗马史书记载:罗马人"艰难地去征服前进道路上的对手,而每一次胜利,他们都得付出血的代价.
"然而日耳曼各部落的抵抗都是各自为战,没有联合行动.
这使罗马人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依次进攻各部落.
经过10余年的战争,日耳曼部落大部分被征服.
由于无力派出足够的军队去占领整个日耳曼人居住区,并对其实行有效的统治,罗马帝国只得迫使被征服的日耳曼部落向帝国称臣纳贡,建立强制性的条约依附关系.
经过多年的斗争,日耳曼人逐渐意识到,要战胜装备精良、经验丰富的罗马军队,必须改变各个部落各自为战的涣散状态.
于是部落联盟开始出现了.
公元9年秋天,日耳曼各部落的战士,在条顿堡森林同3万罗马军队遭遇,日耳曼人采用了游击战术,依仗对地理环境的熟悉,利用林间曲折复杂的道路与罗马军队周旋,很快将罗马人分割成无数小块,逐个打击.
罗马3个军团几乎被全歼.
日耳曼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次胜利是日耳曼人的转折点,许多日耳曼部落重新获得独立.
条顿堡森林之战使罗马帝国陷入困境,罗马皇帝被迫放弃了建立大日耳曼尼亚行省的计划.
这就决定了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的边界不是在易北河,而是仍然在莱茵河流域一线.
公元11年,罗马帝国再次越过莱茵河,对日耳曼人发动新的征服战争,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公元17年,罗马军队占领施特拉斯堡、温迪施和美因茨.
但罗马人已无力继续深入日耳曼人腹地.
在公元1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罗马帝国逐渐把边界推进到莱茵河东岸,从而加固了罗马莱茵河——多瑙河边界体系.
公元1世纪下半期后,罗马人开始在莱茵河东岸地区建立界墙.
这意味着罗马帝国最终结束了征服战争.
公元1世纪初,罗马帝国正式把莱茵河与多瑙河上游划入帝国版图,建立了两个行省:上日耳曼行省和下日耳曼行省.
前者首府是美因茨,后者是科隆.
两省总督由当地罗马驻军的副将担任.
罗马奴隶社会的文化随之传入这两个地区:城市拥有豪华市场和淋浴设施,从山间溪流或山泉引水的自来水管,排污水渠,长距离道路网,高度发展的手工业,城市和农村有供暖设施的住房,罗马人的许多栽培技术,如葡萄种植法,园艺的引进等等,这一切充分说明了罗马文化对这两个地区的影响.
这种影响还渗透到日耳曼人的语言中.
日耳曼语中军事、采石技术、建筑、园艺、贸易和交通等领域的许多词汇都可溯源于罗马语.
通过到日耳曼地区经商的罗马商人和留在被征服地区的罗马军人,罗马文化又越过界墙渗入日耳曼其他部落.
公元1—2世纪,罗马商品已遍布日耳曼部落地区,尤其是波希米亚地区、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的广大区域更是罗马文化的主要接受者.
罗马文化的传入促进了莱茵河与多瑙河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日耳曼氏族部落物质文化的发展.
日耳曼部落显贵、军事首领和亲兵通过和罗马帝国的战争和交易获得大量土地和财富,他们开始按罗马世界的模式组织生产和生活,成为日耳曼部落中的富有者和特权阶级,日耳曼氏族公社制度逐渐解体.
随着日耳曼部落经济文化的发展、氏族公社制度的解体,部落上层渴望向外扩张掠夺新的土地和财富,部落下层民众也因人口的增长不得不向外迁徙,寻求新的能够谋生的土地.
而与之为邻的罗马帝国正日益衰弱,无力抵御外敌的入侵.
从公元4世纪起,散居罗马帝国境外的,以日耳曼人为主的诸部落开始大规模向罗马帝国境内迁徙.
公元376年,日耳曼民族的西哥特人部落受匈奴人袭击,他们在获得罗马皇帝同意后,渡过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
第二年,西哥特人不堪罗马人的压迫又起义反抗.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西哥特人又与当地奴隶、隶农一起打击西罗马帝国.
418年,在高卢西南部建立西哥特王国.
继西哥特人涌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还有:勃艮第人、法兰克人、东哥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等.
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约持续了2个世纪,他们与当地的奴隶、隶农起义一起,摧垮了罗马帝国,在罗马领土上建立了许多日耳曼人王国,其中,法兰克王国逐渐成为日耳曼诸王国中力量最强的国家.
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原先居住于莱茵河下游地区,主要有萨利克和里普阿尔两大部族.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法兰克人逐渐渗入高卢东北部.
418年,萨利克部落的克洛维继任酋长,开始全力扩张,战胜了其他法兰克部落,统一莱茵河下游和高卢北部.
486年,击溃西罗马在高卢的残余势力,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开始了墨洛温王朝在法兰克王国的统治.
496年,克洛维皈依基督教,接受洗礼.
同时,他建造教堂、修道院,在法兰克人中广为传教,法兰克王国发展成了基督教国家.
克洛维此举得到高卢—罗马人的大力支持,许多教会上层人物成了法兰克王国的大领主,法兰克国家与罗马天主教会互相依赖,相辅相成.
前者为后者成为"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奠定基础;后者则为前者"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
在教会的支持下,克洛维先后征服了高卢南部的勃艮第王国和西哥特王国.
克洛维死后,其后继者又战胜了图林根人和巴伐利亚人.
到6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已扩展成为庞大的帝国.
它的领土几乎包括现在的法国、莱茵河流域,以及从阿尔卑斯山到德国中部山脉的地区,成为当时西欧的强国.
由于法兰克王室采取国王死后诸子平分领土的继承制度,使王国经常处于分裂、混战的状况,同时又不断向外扩张.
在诸王纷争、王权削弱的情况下,贵族势力不断扩展并逐步摆脱对王权的依附,王权逐步落入掌握宫廷事务的宫相手中.
751年,宫相查理·马特之子矮子丕平废墨洛温王朝国王自立,建立卡罗林王朝.
对德意志历史有着重大意义的是,卡罗林王朝最著名的君主查理大帝的统治(768—814年在位).
他先后征服了意大利、萨克森和巴伐利亚.
800年,查理应罗马教皇之请出兵意大利,平服罗马贵族叛乱,教皇给他加冕称帝,号为"罗马人皇帝".
法兰克国家的领土扩大到西起埃布罗河、比利牛斯山和大西洋,东迄易北河、北起北海和波罗的海,南迄意大利,包括几乎现今的整个法国和欧洲中部地区.
查理被当时人称为"欧洲的统治者",法兰克王国成为法兰克帝国.
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随着生产力,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社会分化.
一方面,分成小块的农地逐渐为单个家庭所使用,甚至发展为不受限制的私产,可自由转让与继承.
这些占有自由地的公社成员,被称为"自由人",是法兰克国家的基本成员.
但牧场、森林和水源仍为公有财产.
另一方面,在农村公社以外,开始出现了早期的庄园,即由国王、国王的亲属、教会和旧罗马地主的私有领地组成的农业组织形式.
6世纪下半叶起,法兰克人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
其主要标志是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和自由农转为依附农.
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成来自各个方面.
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以暴力和军事征服扩大地产,把前罗马帝国的皇室领地、反叛贵族的领地及大片公地占为己有.
他们构成了法兰克军事贵族阶层.
国王的亲兵由于为国王效力而获得大量地产.
这始自墨洛温王朝,到卡罗林王朝时,以封土赏赐陪臣已甚风行.
初时,封土仅限为终身享受,久而久之便当为世袭领地.
还有一些产生自农村公社的土地贵族,他们利用在公社中的特权,垦殖荒地,增加地产.
服役贵族和土地贵族构成了世俗领主阶层.
教会领地的产生则是由于国王和世俗贵族的赠送,以及自由农为求"保护"和来世幸福的捐赠.
这构成了教会贵族阶层.
封建领地的形成和自由民的沦为依附农是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
一些自由农民,由于天灾人祸的打击,被迫出卖自己的地产,沦为依附农.
多数少地或无地的自由农,从领主那里得到一小块土地而与领主成了从属关系.
还有少量自由农为寻求保护,"自愿"把土地转让给教会贵族或世俗贵族.
这些自由农随着生产资料的丧失也逐渐丧失了经济和人身的自主性,被纳入领主土地所有制的范围内,成为领主榨取地租和徭役的农奴和依附农.
8世纪下半叶起,采邑制在法兰克王国迅速发展,大大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
采邑原意是恩赏.
墨洛温王朝时,宫相查理·马特出于战争需要,不断扩充自己属下的封臣,向他们提供一块土地作为采邑,以保证他们的生活和提供服役时的马匹和装备.
卡罗林王朝为扩大军事战斗力,不但国王封赐贵族大量土地,许多贵族也分赐采邑给自己的封臣.
由于层层推行采邑制,形成了一种采邑的链条.
同时也逐渐形成了采邑制的一些惯例,受领采邑者必须服军役,如封臣不履行军役义务,采邑则被收回.
受封采邑享用期以封君或封臣在世为限,任何一方死亡,采邑都要收回.
采邑的封赏加强了农民对领主的依附关系,促成了封建等级制的形成.
到9世纪初,采邑制又获发展.
土地作为官员的俸禄,任职的豪绅显贵、公侯伯爵,成了该行政区最有权势的大土地所有者.
正是这些爵爷后来发展成为大大小小的诸侯和邦君.
采邑制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封建阶级的强大.
9—10世纪,法兰克人的封建关系最终确立和巩固.
萨克森王朝法兰克国家是军事征服的产物,缺乏统一的基础,王国西部居民主要讲古法语,而东部居民的语言是"德语".
查理大帝统治时期,穷兵黩武,国力耗尽.
自由民大量破产,减弱了帝国的军事实力.
各地封建领主不断壮大自己,离心倾向严重,减弱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力量.
814年查理大帝死后,帝国便日见衰落,王室内部矛盾剧烈.
817年虔诚者路德维希把帝国分给三个儿子.
840年虔诚者路德维希去世,三个儿子各踞一方,争夺王位,大动干戈.
843年签订《凡尔登和约》,把法兰克帝国分割为三:西法兰克王国,后发展为法兰西国家;中部王国,后发展为意大利国家;东法兰克王国,德意志国家就是由东法兰克王国演变而成的.
也就是说,东法兰克王国的创立是形成德意志国家的起点.
911年,卡罗林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去世,东法兰克王国的公爵推选世俗贵族康拉德为国王(911—918年在位).
此举意味着法兰克帝国的完全分裂、卡罗林王朝的告终、德意志早期封建国家的诞生和德意志历史的开始.
东法兰克王国包括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巴伐利亚、士瓦本和图林根5个公国,大致包括今荷兰、西部德国、瑞士和奥地利.
其中萨克森最为强大.
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取得了东法兰克王国的统治权,建立了萨克森王朝,正式创立了德意志国家.
亨利一世(919—936年在位)为了巩固中央王权,依靠富裕农民、中小世俗地主及教会的支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同大封建主作斗争.
先后逼士瓦本屈服,使巴伐利亚称臣,吞并西法兰克王国的洛林,重建丹麦边区,遏制匈牙利人的侵犯.
936年,亨利一世去世,长子奥托继位,是为奥托一世(936—973年在位).
他利用教会势力,抑制世俗领主,继续加固王权,使萨克森王朝最终控制了德意志的五大公国.
951年,奥托把扩张矛头指向经济发展较快的意大利,占领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
961年,教皇约翰十二世为平息罗马贵族的反抗,向萨克森国王求助.
这正中奥托下怀,他遂即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军罗马,镇压了贵族叛乱.
962年2月2日,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教皇为奥托加冕,称为"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这样,在此后的840多年,德意志王国便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习惯上又称第一帝国).
它集合着罗马帝国的传统,天主教会的特权和法兰克帝国的王权.
第二节神圣罗马帝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奥托一世统治期间,德意志封建领主所有制不断增强.
依靠王权的支持,世俗的和教会的领主肆无忌惮地夺取属于农村公社的土地.
从法兰克帝国沿袭下来的采邑制,神圣罗马帝国时已发展为封地制,受封的土地成为世袭领地.
这种封地有大有小,有一个庄园、几个或几十个庄园的,也有一个公国的,如整个巴伐利亚公国就是巴伐利亚公爵的世袭领地.
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存在着从属关系,一个小封建领主通常依附一个大封建领主.
前者称封臣,后者称封君.
封臣对封君行臣服礼并宣誓效忠,封君向封臣授采邑,封臣的义务主要是为封君服军役等,封君则保护封臣的安全.
大封建领主同时又从属于更大的封建领主,由此构成了封建等级制度.
顶端是皇帝,下有公爵、伯爵、教会主教和骑士.
1220年编成的德国法律文件《萨克森之镜》中,把封建等级划为七等:第一等是国王;第二等是直属国王的教会大贵族,如主教和修道院长等;第三等是直属国王的世俗大贵族;第七等是骑士.
他们构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
领主在其庄园内是最高的权力主宰,最重要的是拥有领地裁判权.
涉及到有关份地、劳役、赋税和耕种的一切问题,都按所谓"庄园的惯例"进行裁决.
因此,庄园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组织.
它支配着庄园居民的全部生活.
在封建制度充分发展的时期,农民更加依附于封建领主.
庄园土地分为不同等级的田地,有"自由人田"、"半自由人田"和"农奴田".
每种田地持用者的处境和负担不同.
自由农的份地可终身使用和继承,他们与领主的依附关系较为松散,只需缴纳固定的实物地租.
为数众多的半自由农依附性较强,他们不能随便离开份地,领主也不能把他们逐出庄园,只有把他们连同土地一起转让.
半自由农除缴纳实物地租外,还要从事劳役,每周一天到三天.
农奴占有很少土地,或者根本就没有土地,完全处于依附状态.
封建采邑制的发展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确立,暂时稳定了现存的社会秩序.
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对封建剥削的反抗,不少地方劳役地租逐渐为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所代替,刺激了生产积极性.
这些,使帝国从11世纪起,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水力、风力和畜力取代了人力,荒地变成了永久性的耕地,三圃制取代休耕轮作制,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向在加强,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专业化,葡萄、大麻、亚麻等经济作物也开始种植.
这些表明,在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同时,商品货币关系已见端倪.
11世纪初,在莱茵河和易北河—萨勒河之间已有商业点200至300处,交易的商品除贵族需要的奢侈品外,也有日常用品和生活资料.
相伴而来的是城市的兴盛,当时普遍出现的城墙和城市同盟、城市自治运动,就是这一发展的佐证.
主教叙任权之争用封君封臣关系和封建等级制度维系封建统治,意在使封建主内部保持和谐一致.
然而封建主之间争夺土地和权势的斗争并不能消除,而且愈来愈激烈.
世俗贵族利用采邑的世袭权从国王那里取得越来越多的权益.
他们通过驱使农民开垦土地、修筑城堡发展城市、建造修道院,强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独立的政治地位,并竭力削弱王权以加强这一独立性.
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1039—1056),不断发生诸侯反对中央王权的敌对行动.
亨利三世死后,1073年在萨克森又爆发了反对亨利四世的贵族骚动.
诸侯的反抗活动还从罗马教廷找到了强有力的同盟者.
在德意志封建化过程中,罗马教皇拥有给德皇加冕的特权,德皇则力图控制教皇和教会,而地方封建主为扩大权势,又往往借助教会的力量来削弱王权.
这种矛盾斗争是德意志长期分裂的重要原因.
从奥托一世起,德意志皇权处于极盛时期,完全控制了罗马教廷,教会主教由皇帝任命.
10世纪初,起自法国的、冲击世俗权力统治的教会改革运动传遍欧洲各地.
反对世俗政权任命神职人员的声势日甚一日.
11世纪中叶以后,教会势力增强.
1073年,红衣主教团乘德意志内乱之机,推选一意大利人为教皇,称格雷戈利七世.
1075年,新任教皇颁布敕令,宣称:教皇的地位高于一切,罗马教廷有权罢免教会贵族和世俗贵族,甚至皇帝,违者严惩.
同年12月,格雷戈利七世警告亨利四世,如果不服从教皇命令,将受到逐出教会、废黜王位的惩罚.
这样,两个封建大头领,教皇与皇帝,为了争夺主教叙任权(授予主教和修道院长以封地和职权的权力)进行了长达50年的斗争.
对德意志皇帝来说,授圣职权恰恰是王权的一个支柱.
丧失这一权力,意味着丧失对教会诸侯的统治和对帝国的主宰.
于是,亨利四世采取激烈行动予以回击,1076年1月,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宣布废黜教皇格雷戈利七世.
在给教皇的信中,他言辞激烈地斥责道:"我,亨利,以上帝恩宠加身的国王及全体主教的名义,向你奉告:下台吧!
下台吧!
在时代洪流中毁灭吧!
"然而,此时的德意志皇权已今非昔比.
国内诸侯反对派站在罗马教廷一边,拒绝为被开除教职的君王效力.
士瓦本公爵、巴伐利亚公爵甚至筹划推选新王.
面对罗马教廷和诸侯公爵的强大压力,亨利四世屈服了.
1077年1月,他轻装简从去意大利北部的卡诺沙城堡,身披罪衣,跣足立地,卑躬屈膝地在风雪中等候三天,恳求教皇宽恕.
终于亨利作为一个忏悔的罪人得到了格雷戈利的赦免,准予改正错误,重新行使德意志王权.
1084年亨利四世复以武力驱逐格雷戈利七世,另立教皇.
此后双方斗争不息.
亨利五世时双方和解,1122年双方签订《沃尔姆斯协定》,皇帝放弃对教会的统治.
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利用教皇与皇帝之间的矛盾,竭力牟取自己的权益.
他们趁机扩增产业和权力,并积极争取对国王的推选权.
主教叙任权之争意味着德意志皇权的衰落和诸侯势力的增大.
而帝国对意大利的征战则更加剧了这一倾向的发展.
诸侯邦国分立体制的确立12世纪中期,统治德意志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弗里德里希一世从1154年至1186年6次远征意大利.
持续30余年的征战,意大利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弗里德里希的胡子,他因此而获得"巴巴罗萨"(Barbarossa,意为红胡子)的浑号.
但弗里德里希一世的远征遭到与罗马教廷结盟的伦巴德同盟的顽强抵抗.
后来在参与十字军东征途中,他溺死于小亚细亚.
其继任者弗里德里希二世非但没有改弦易辙,反而把帝国的政策重心移向意大利.
对意大利的入侵成了德意志王权由盛而衰的关键.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一直把对意大利的统治作为建立并巩固中央政权的政策重心.
在他们看来,占有意大利可使"神圣罗马帝国"不会徒具虚名,可使帝国获得丰富的财富,为皇权的强固创造雄厚的精神和物质条件.
为使这个既定国策获得支持,只得向封建领主作重大让步,奉行打击城市以讨好诸侯的政策.
因此,同西欧各国不同,德意志皇权不是利用新兴城市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消除封建割据的市民阶级为自己的支柱冲击地方领主势力,而是同追求独立的封建贵族结成联盟.
饮鸩止渴,掠夺意大利的远征,消耗了帝国的实力,导致了诸侯独立力量的加强和皇权的不断衰落,乃至走向崩溃.
当然,也应看到,德意志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欧的差距.
西欧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是建立在商品货币经济较发达的基础之上.
繁荣的工商业把全国的经济利益联结起来,使分离主义失去存在的经济基础.
德意志的经济状况却未能形成为这种连结在一起的全国性的经济利益,而是按地区组成利益集团.
各地区牢固存在的自然经济恰恰成为各邦君主专制的经济条件.
因此,当法国境内的诸侯被国王征服时,德意志境内的诸侯却发展成可与中央君主抗衡的独立的邦君.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陷入意大利的泥坑之时,国内割据局面日益加剧.
1246年,科隆、特里尔、美因茨三位大主教另立新主,加之城市爆发的大规模起义,使弗里德里希二世疲于奔命,积劳成疾,于1250年猝死.
1268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康拉丁在亲征南意时被俘,并被送上断头台,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告终.
从此各大封建领主不再受制于中央政权,各自发展自己的独立势力.
帝国皇帝也不再是世袭,而是由最有权势的诸侯选举产生.
最早的选帝侯有七个:科隆、美因茨、特里尔三大主教,萨克森公爵,巴拉丁伯爵,勃兰登堡侯爵,波希米亚国王.
各选帝侯按照自己的利益选举皇帝,彼此争斗不已,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
有时因相持不下而选不出皇帝,有时甚至同时出现几个皇帝.
从1254至1273年就是德意志皇位空缺时期,被称之为"没有皇帝的恐怖时期".
皇位成了诸侯股掌中的玩偶.
连年战争和皇权衰落,直接影响了帝国的经济发展.
14世纪初,德意志出现农业危机.
农产品因城市垄断价格和行会制度束缚,价格低落,销售不畅.
加上黑死病流行,大量人口丧失.
到14—15世纪出现了农耕荒芜、村落衰败的景象.
封建领主为弥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损失,又加重对农民的榨取.
农民境况明显恶化.
他们的牲畜被抢走,农地被掠夺,村庄被焚毁.
在西部和西南部还形成了新的农奴制.
领主集产权、法权、政权于一身,将农民牢牢控制在自己的领地上,进行超经济剥削.
农民愤然反抗,其形式有结盟、有起义.
14世纪30年代,莱茵地区和阿尔萨斯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并吸引了部分城市市民参加.
14—15世纪之交,西南德烽火四起,成了农民起义的中心,起义者结成的同盟,最盛时包括60多个城市和地区.
他们摧毁领主城堡,袭击领主武装.
最具政治意义的要数以穷苦人的鞋为标志的"鞋会"运动.
广大农民集合在鞋会的周围,赶走法国雇佣兵,要求公平合理的服劳役,废除世袭租税.
他们不惧强暴,斗争持续了几十年.
与此同时,各地诸侯在政治动荡中扩展自己的权力,加剧独立倾向.
各封建领主纷纷给自己加上伯爵头衔,在自己的领地中拥有铸币权、贸易权、关税权、矿山权、森林权,并逐渐形成一整套行政机构和完整的疆域,还有自己的政治中心城堡.
至14世纪中叶,在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外壳下出现了一大批独立的诸侯邦国和邦君,除七大选帝侯外,还有10多个大诸侯,200多个小诸侯,1000多个帝国骑士.
他们的领地就是大大小小的邦国.
1386年,帝国皇帝查理四世颁布一项帝国立法(因立法用金制的印章盖印,史称"金玺诏书")从法律上承认选帝侯的政治特权地位.
诏书承认选侯有选举皇帝的权力,承认诸侯在自己的邦内有绝对的君主权力,规定各邦内的市民和自由民都隶属于他们的邦君.
诏书确认选侯的地位与皇帝相等,是皇帝"身体的一部分".
皇帝赐给城市或任何人的权利,如有损选侯的权益,均属无效.
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诸侯邦国分立的体制,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
第三节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城市的兴起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德意志尽管政治上四分五裂,但经济领域中的发展走向与西欧是相同的.
15世纪后半期16世纪初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德意志地处中欧,处地中海贸易区和波罗的海贸易区的中间.
新航路开辟前,这里是国际贸易的必经之地.
有利的地理条件,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
14世纪,德意志约有大小城市4000座,居民占全国人口的20%.
为了保护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城市间缔结同盟,如莱茵城市同盟、士瓦本城市同盟以及著名的汉撒同盟1.
同盟内保持商业联系,拥有军队、舰队以保护商路畅通.
汉撒同盟鼎盛时,加盟的城市达百个,在佛兰德尔的布鲁日、英国的1①"汉撒"(Hanse),德文意为"共同参加者".
伦敦、法国的贝叶和俄国的诺夫哥罗德都设有商馆.
15世纪末,在北部的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在南部和莱茵河沿岸,城市星罗棋布.
汉堡、吕贝克、纽伦堡、科隆等城,人口都在2万人以上.
工业尤其是手工业也有长足的进展.
分工精细和专门化程度高,仅金属制作业就分为铁蹄、钉、刀剑、甲胄、锁、壶等业.
建筑、家俱、枪炮、造船、造纸、纺织等新行业纷纷涌现.
特别是15世纪末起,西欧社会出现金属热,极大地刺激了德意志采矿业的发展,有的矿区矿井达几百个,矿工上万人.
北部的铜矿和银矿已大规模的开采,并产生了地区性的专业特色,如奥格斯堡和科隆是纺织业中心,纽伦堡是冶金和制作业中心,南德和莱茵沿岸的纺织、冶金和采矿等业饮誉欧洲.
当时欧洲的银、铜、金相当一部分是由德意志矿工提供的.
农业的进步尤为明显,北海的围海造田,易北河东岸的垦殖,使耕地面积大增.
粮食和牧草轮作制、多田轮作制等新的耕作方法广为采用.
农产品的商品化和专门化成了此时农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中德、北德的啤酒,易北河、威悉河和莱茵河沿岸的葡萄、图林根的染料,奥格斯堡和科隆的亚麻,不仅是德意志,而且成了欧洲重要的工业原料.
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化.
一些较发达的行业和地区摒弃封建的生产关系,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这首先表现在纺织业和矿业中各种类型的手工工场的出现.
在纺织业中,一方面由于行会内部小生产者的分化产生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另一方面由于商人资本加入,一些商人或者买主变成了控制生产与销售的工场主,广大分布于城郊乡间的小手工业者转变为计件领报酬的雇佣劳动者.
这种集中的和分散的手工工场在纺织业中心科隆尤为发达,当时科隆月产布几十万匹,远销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
1526年,南德巨贾富格尔和另外三个股东集资8.
4万金币开采蒂罗尔的施瓦茨矿区.
矿区的生产者已不是合伙生产的成员,而是领取工资的雇工.
16世纪,德意志雇佣矿工数以十万计.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集中表现在"分成"租佣制的出现.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领主越发感到自己经营庄园榨取实物地租和徭役地租不如把土地出租,获得租金有利.
于是便出现了一批承租人,他们与领主订立契约,写明期限,双方按比例分配收成.
这种分成制在农牧业中均有应用.
承租人自己参加劳动,同时又雇工,工人多来自流浪汉和逃亡的农奴.
在租佃的土地上,所有权虽仍属领主,但承租人拥有支配土地的权力,可以买卖、转让乃至继承;工人因多是外来的"客籍",不受制于庄园旧规而成了自由劳动者.
领主和承租人所得已不是纯粹的封建地租,而是带有剩余价值的性质了,所以马克思说:"分成制可以看成是由地租的原始形式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
诚然,不应把15—16世纪德意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与英法等国相提并论,新的资本主义关系仍很微弱,仅存在于西部和西南部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和行业,封建大领地制还是整个结构的基础.
然而,它表明着德意志社会发展的总趋向,冲击封建生产方式的潜在因素已萌发了.
宗教改革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集团,是封建制度的国际政治中心.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两个阶级、两种生产方式矛盾日益尖锐,而一切反封建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天主教会.
罗马大主教会拥有庞大的教阶机构和巨大的地产,他们任意扩大什一税的征收范围,出卖教职,无所不为,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这种搜刮日益加剧.
16世纪初,德意志是教廷搜刮的主要对象.
罗马教廷视德意志为挤不尽的"奶牛",横征暴敛.
教皇在德意志拥有的土地,占全德土地面积的1/3,每年从德意志搜刮的财富多达30万古尔登①.
这种赤裸裸的敛财行径,遭到德意志人民的强烈反对.
从1517年起,德意志爆发了一场全民族性的宗教改革运动,其创导者是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1483—1546),生于萨克森埃斯勒本城的一个农民家庭.
父亲经营矿业,母亲出身于市民家庭.
1501年青年路德进埃尔富特大学学习,1505年入奥古斯丁会修道院研究神学.
1509年,他被萨克森选侯任命为新成立的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
1515年,路德出任主管图林根和迈森11座修道院的副主教.
在此期间,他潜心钻研圣经.
1911年底,他曾访问罗马,目睹教会的腐败,他愤怒地斥之为"肮脏的城".
路德对教会的抨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公开信奉异端,而是强调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精神关系,他否认神圣教士的作用,不认为圣事是取得恩宠的渠道,反对僧侣集团、教皇和圣事仪式.
这种移开人与神的阻隔、强调"因信得救"的主张,正是当时西欧资产阶级平等思想的反映.
1517年10月31日,教皇利奥十世派特策尔的托缽修士到德意志以募集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款项的名义兜售赎罪券.
当时流行了一句话:赎罪钱在钱柜叮响,灵魂即刻上天堂.
教廷的敲榨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路德愤然站在斗争的前列,他采用当时进行学术探讨的习惯方式,把自己撰写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登堡教堂的大门上,从而发出了公开反对罗马教皇的信号.
路德在论纲中指出基督徒只要忏悔,不买赎罪券也能得救.
在上帝与凡人之间,教士没有什么必要的职责.
因此,他指责教皇出卖赎罪券是错误的,是违背基督教原理的,并强烈要求利奥十世纠正在德意志滥用赎罪券的陋习.
之后,路德又散发了很多小册子,进一步宣传自己的信条.
他力劝人们只能在《圣经》中为自己寻找基督的真谛,谴责炼狱的邪说,揭露高级教士的奢侈生活,要求取消寺院制度,呼吁剥夺教士特权,主张国家驾驭宗教.
1519年6—7月,在莱比锡同教皇代表的辩论中,路德义正辞严地宣布:教会的管辖权"不是神授的权力,而是人的任命或帝王的任命造成的".
在次年6月发表的《罗马教皇权》一文中,他进而号召"把这些罗马来的恶棍逐出国境".
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系统地提出信仰得救,建立廉俭教会,改革教义,简化仪礼,减少宗教节日和改革文化教育等主张.
从贴出论纲的第一天起,路德就赢得了德意志人民、乃至一部分世俗贵族的热情支持.
路德教义风靡全德,教皇使者惊呼:"十分之九的德国人欢呼'路德'!
剩下十分之一的人高呼'罗马教廷该死!
'".
利奥十世决定严厉镇压,1520年6月颁布敕令,要路德承认错误,否则①当时德意志的一种金币名称.
革出教门.
路德不为所动,当众烧毁教皇敕令.
第二年4月,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议会,迫路德就范.
路德在会上宣布:只有《圣经》文句或健全的理性才能令他信服,否则,"我就不能也不愿承认有过什么错误,因为违背良心的事是不对的,也是危险的.
上帝帮助我!
"在教皇的压力下,查理五世颁布敕令,宣布路德为异端,限期捉拿.
但萨克森选侯以及北德一些诸侯将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在人民的积极参与下,宗教改革远远超出路德初衷,反教权发展为反王权,局部地区的斗争扩展为全民族的运动,宗教革命与社会革命紧连一起.
如梅林所指出:"与其说是他(路德)推动了运动,不如说他是被运动所推动.
"事实上,路德从一开始就持温和的态度,他只想把改革局限在宗教方面,回避世俗社会政治问题.
九十五条论纲虽否定神权,却不否认教廷的其他特权.
路德教义具有顺从国家的特点.
他认为基督教徒的自由是一种内心的自由,纯属精神范围.
在世俗事业上,一个好的基督徒应完全服从业已确立的权威.
国家在享有自己的权利方面是一个神圣的机构.
因此,路德在论纲中对各邦君主专制和封建领主剥削制度只字未提.
被宣布为异端后,他还写诗歌颂诸侯政权,号召人民尊敬服从.
路德逐渐脱离了支持他的人民,并攻击群众运动,蜕变成诸侯手中的工具,诸侯则纷纷改宗路德教.
1522年,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宗教改革运动出现了分裂,农民和城市平民坚决要求在消除教皇剥削的同时,也消除一些世俗剥削,特别是封建分裂割据统治.
在他们的推动下,爆发了德意志农民战争,把宗教改革运动推向顶点.
农民战争16世纪德意志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首先表现为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然而波及德意志大部分地区,三分之二农民卷入的农民战争则使这场革命达到了顶点.
当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农民斗争都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只有在德意志,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已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要求国家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农民战争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约1490-1525)生于哈茨的斯托尔堡.
曾就学于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获文学硕士和神学博士学位.
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
先后任见习神甫、神甫、修道院长和中学教师.
闵采尔中学时曾组织秘密团体,反对封建诸侯和天主教会.
宗教改革运动初期,他赞同马丁·路德的主张,积极宣传新教教义,但比路德激进.
随着斗争的深化,路德倒向诸侯后,闵采尔逐渐与路德分道扬镳.
1521年11月,闵采尔发表《布拉格宣言》,提出与路德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主张.
他呼吁上帝的"特选子民"不要一味死背圣经和"祈祷哑巴上帝",而"要祈祷活的、会说话的上帝",以免受骗.
他在《宣言》中还声称:"我正在磨快镰刀,准备收割",准备为"至高无上的真理"而斗争.
这实际上是号召人们用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变革.
他认为,"在普通人掌权的国家里,根据基督爱的要求,谁也不能高于别人,每人都是自由的,一切财产应当公有.
"闵采尔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国家政权的一种理想社会.
他的理想虽然带有空想的性质,脱离社会实际,但为德意志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1524年,闵采尔奔走于图林根、萨克森等地区,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发动组织农民准备举行全德武装起义.
在闵采尔的影响下,南德意志地区成为农民战争的策源地.
1524年6月—1526年7月的农民战争大致经历了二个时期,前期从1524年6月—1525年7月,是农民战争的高涨时期,在此时期形成了以士瓦本、弗兰肯和图林根三个中心.
1524年6月底,南德施蒂林根伯爵领地上的农民首先举起义旗,并迅速传播到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
施蒂林根的1000多农民军在汉斯·米勒的指挥下占领了瓦尔茨胡特.
不久,农民军几乎控制了整个士瓦本地区,人数扩大到数万人.
起义农民提出许多纲领性条款,其中较主要的是《书简》和《十二条款》.
由闵采尔门徒制订的《书简》,主张"尽可能不动干戈,避免流血",但如果办不到时,只好使用暴力,用暴力对付压迫人民的宫廷、教堂,处死压迫者和叛徒.
《书简》是农民战争中最激进的纲领.
1525年3月制定的《十二条款》,要求减轻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强调"友爱、和平、忍耐与和谐",而不是消灭封建制度.
《十二条款》是农民军中温和派的纲领,表明士瓦本农民军中占优势的是温和派,闵采尔的激进派虽然是核心和骨干,但居少数派.
这一状况给了封建统治者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农民军内部的弱点,施展拉拢、分化、离间等手段于4月初将农民军主力击溃.
1525年3月末,弗兰肯的农民起义,以诺德林根、安斯巴赫、洛腾堡、维尔茨堡、班堡和比尔德豪森6个地区为中心,形成了6支农民军.
弗兰肯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
他们占领了数百个城堡和寺院,惩办了许多农民痛恨的封建主.
但是,弗兰肯的起义者成份复杂,没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纲领、统一的斗争目标.
据史料记载,起义者们曾提出了300多个不同的纲领.
加上领导权大多为市民和骑士所控制,很快遭到诸侯军队的镇压.
1525年6月初,弗兰肯的最后一支农民军——维尔茨堡的农民军被解除武装.
农民战争的第三个中心地区是图林根和萨克森.
这里是宗教改革发源地,也是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的主要活动地区.
1525年3月17日米尔豪森的平民集团和市民推翻城市贵族议会,选出实际上由闵采尔领导的"永久议会".
1525年4月底,德意志的封建诸侯拼凑了一支军队前去镇压.
闵采尔亲自组织了一支8000人的农民武装迎敌.
但由于缺乏武器和训练,闵采尔本人也缺乏军事斗争经验,未能抵挡住诸侯军队的进攻.
5月16日,农民军被击溃,3000多起义者惨遭杀害,闵采尔受伤被俘,同年5月27日被杀害.
上述三个中心地区农民起义的失败基本上宣告了德意志农民战争陷入低潮.
此后蒂罗尔茨堡地区农民继续战斗,坚持到1526年7月.
农民战争最后失败.
在这场战争中,10万以上农民被杀,德意志各地区的农民重又陷入大小封建主的奴役之下.
在城市,市民反对派受压制,城市特权被剥夺,城市贵族的统治得以恢复,这使德意志工商业日趋衰落,资本主义发展严重受阻.
从农民战争失败中捞到最大好处的是封建诸侯.
他们夺取了天主教会的财产,获得了更多的封建特权,加强了对农民的统治和剥削.
但这场农民战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对德意志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三十年战争和普鲁士王国的兴起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的影响农民战争失败后,宗教改革运动蜕化为新教与旧教的纠纷,信奉新教的诸侯和信奉旧教的诸侯在宗教纠纷掩饰下争夺地盘和反对皇帝专权.
1608年,以普法尔茨选侯为首建立了新教联盟,追随者有黑森和帝国一些城市,并得到丹麦、瑞典、法国、英国及俄国的支持.
1609年,巴伐利亚公爵发起组织了天主教联盟,参加的有德意志的天主教诸侯.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重振帝国皇权,也极力限制新教活动,支持旧教诸侯.
天主教联盟得到西班牙、波兰和罗马教皇的支持.
欧洲列强介入新教与旧教两大集团的纷争终于导致了三十年战争的爆发.
1618年捷克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是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在捷克(波希米亚)恢复天主教,指定斐迪南二世为捷克国王.
斐迪南二世下令禁止新教活动,拆毁其教堂.
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民众冲入王宫,把几个官吏从王宫窗口掷了出去,史称"掷出窗外事件".
这一事件引发了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从1618年至1648年,历时30年,共分为四个阶段:①捷克—普法尔茨阶段(1618—1624);②丹麦阶段(1625—1629);③瑞典阶段(1630—1635);④法国—瑞典阶段(1635—1648).
最后,战争双方于1648年10月24日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这场席卷欧洲的战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法国得到3个主教区(梅林、图尔、凡尔登)和整个阿尔萨斯(斯特拉斯堡除外).
瑞典取得西波美拉尼亚及东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维斯马城和不来梅、维尔登两个主教区,从而得到波罗的海和北海诸港口.
正式承认荷兰、瑞士独立;帝国境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邦诸侯领地恢复到战前状况,诸侯在领地内享有内政、外交上的自主权.
这场战争使德意志损失了1/3的人口,300多座城市,2000多个村庄毁于一旦.
封建主利用战争造成的破坏,大肆霸占土地,许多自由农变成了农奴,13世纪已被废止的农奴制得以复活.
在易北河东岸地区,自由农就"像白色的乌鸦一样罕见".
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加深了德意志境内的分裂割据局面.
当时的德意志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360多个独立邦国,以及4万个世俗领地和4万个教会领地.
一年有多少天,德意志就有多少个邦国.
例如,威斯特伐利亚面积仅1200平方英里,却存在着52个邦国.
领地如此狭小,使邦君不敢轻易进行军事演习,害怕稍不留神炮弹掉入邻邦而引出祸端.
政治上的分裂割据也导致了关税壁垒.
易北河上,从皮尔纳到莱比锡要通过32道税卡.
从柏林到瑞士,要经过10个邦国,办10次手续,换10次货币,交10次关税.
度量衡和货币十分复杂,仅货币就有6000种.
皇帝的最后一点权威已荡然无存,帝国各机构形同虚设,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已名存实亡.
恩格斯指出: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德国有200年不见于政治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
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外力的作用下,德意志才重又步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
这个外力就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普鲁士王国的兴起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开始出现一种"畸型"的专制制度.
它不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是一种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是一种德意志各邦的邦专制制度.
这种邦专制制度导致帝国灾难性的分裂,阻碍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
在各邦国中,对德意志的历史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除了奥地利外,当数普鲁士王国.
普鲁士王国的核心地区是勃兰登堡,因而了解普鲁士的兴起首先就得了解勃兰登堡的发展过程.
约于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日耳曼人征服了易北河东岸地区.
5—6世纪,由于民族大迁徙,大部分日耳曼人离开此处.
留下的日耳曼人逐渐与由东方迁来的斯拉夫人融合,形成斯拉夫人居住区.
928年,萨克森王朝国王亨利一世占领了哈韦尔人的主要城堡勃兰登堡,后被夺回.
亨利之子奥托一世继续东进,推行"重新征服旧日耳曼人居住区的政策".
勃兰登堡又为萨克森王朝所有.
983年,此处文德尔人叛乱,使德意志在这里征服的领地全部丧失,德意志帝国的疆域仍以易北河为界.
12世纪上半叶,统治帝国的萨克森王朝皇帝洛塔尔三世再次征服勃兰登堡,并于1134年4月11日将此处作为军事采邑授予阿斯卡尼亚家族的安哈尔特伯爵.
从此,勃兰登堡就一直在德意志的版图之内.
在阿斯卡尼亚家族统治下,勃兰登堡得到了发展和加强.
1252年,伯爵约翰一世取得选帝侯称号.
到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任伯爵瓦尔德马尔时,勃兰登堡的版图已达4.
5万平方公里,还建立了柏林、科伦、法兰克福、古本等城.
1320年后,由于阿斯卡尼亚家族后续无人,勃兰登堡处于近一个世纪的纷繁易主的混乱时期.
1415年4月30日,纽伦堡指挥官、霍亨索伦家族的弗里德里希六世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
这就开始了霍亨索伦家族在勃兰登堡的统治.
此后,勃兰登堡领地面积迅速增长,几乎每一代统治者都征服或"购进"了新的领地.
1594年,约翰·西吉斯蒙特娶了臣属波兰王国的普鲁士①公爵的女儿安娜·冯·普鲁士为妻.
1618年,普鲁士公爵去世,因无男嗣,普鲁士公国转让给霍亨索伦—勃兰登堡选侯.
1655—1660年波兰与瑞典战争,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联波反瑞,获胜.
根据《奥利瓦和约》,勃兰登堡获得①普鲁士于13世纪被条顿骑士团征服.
1410年骑士团国家被波兰—立陶宛联军击败.
根据托伦和约,普鲁士西部土地连同但泽和玛丽亚堡割让给波兰;东部仍属骑士团,但臣服于波兰.
1525年条顿骑士团末代首领阿尔布雷希特将骑士团国家改为世俗的普鲁士公国,自立为公爵.
对普鲁士公国的主权,勃兰登堡—普鲁士专制政权建立.
1700年,弗里德里希三世利用奥地利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之际,把勃兰登堡的军队出租给哈布斯堡皇帝去打仗,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利奥波德一世那里获得"普鲁士国王"称号,把位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疆土以外的普鲁士公国升格为王国.
1701年1月18日,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在哥尼斯堡的宫廷中举行加冕礼,成为普鲁士国王,称弗里德里希一世.
然而,"国王"这一称号,还仅仅限于不属于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
这位新国王在他的其他领地中还仍然保持选帝侯和伯爵的称号.
到弗里德里希二世(大王)时(1740—1786年在位),整个勃兰登堡—普鲁士才逐渐构成为一个普鲁士王国.
普鲁士王国建立后,便竭力扩充军队,扩展领土.
在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中(1740—1742、1742—1745、1756—1763),夺取了奥地利的富裕省份西里西亚,进入了欧洲大国的行列.
1772年,参与俄奥第一次瓜分波兰,取得西普鲁士等地,把王国的领土和人口从1740年的11.
9万平方公里和225万人增加到1786年的19.
5万平方公里和350万人.
接着,在参与第二次(1793)、第三次(1795)瓜分波兰中,又先后取得但泽、托伦、南普鲁士、华沙以及东北普鲁士等地区.
其后,虽在19世纪初由于拿破仑的进攻,普鲁士王国一度陷于崩溃的境地.
但经过莱比锡、滑铁卢战役和维也纳会议,它的领土达27.
8万平方公里,人口1040万人,成为欧洲军事强国.
勃兰登堡最初是作为军事采邑分封给萨克森王朝贵族军官的,黩武精神一直成为这里领主的"传统".
正是依靠军事武力,使它得以不断扩展版图.
普鲁士王国建立后,更加不断扩充军事力量,军队从3.
8万人增至8.
3万人,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当时,普鲁士人口在欧洲大陆居第十三位,领土居第十位,军队却居第四位.
军队成为王国的中心,国中之国,工、商、农、文化等一切的发展都视其能否增强军事力量.
军费开支占全部国家收入的7/11.
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在普鲁士王国的发展过程中,容克始终是中坚力量,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
容克,德语Junker的音译.
原指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来泛指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
在德国历史上真正起过较大的作用的是乡村容克,即普鲁士贵族庄园主,他们是征服易北河以东地区并在那里生活下来的德意志骑士领主的后裔.
乡村容克具有粗犷、暴戾、眼光狭隘的特点,政治上属于极端保守派,主张君主专制,崇尚武力.
容克操纵着普鲁士国家机器,垄断了行政和军队中的一切职位.
普鲁士军队中的官职一律由容克贵族担任.
由于普鲁士施行长子继承法,容克次子大都服役,从小进讲武堂受军事教育,毕业后充任军官.
官兵关系完全是领主与农奴的关系.
1653年勃兰登堡选侯赐与容克以完全支配农民的权力和免税等种种特权,他们控制着农业经济和粮食贸易.
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普鲁士实行着君主专制主义统治.
各部各级均以忠诚为行动准则.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声称:"朕乃君主,故应为所欲为.
"官吏对于国王,也像士兵对军官一样,只有无条件服从,不要求他们想问题,不要求他们发挥主动性.
所有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均出自国王独断.
马克思在描写普鲁士专制主义时指出:你每迈一步,甚至只是走动一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
没有《oberigkeitlicheErlaubnis》,即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买卖、不能教书、不能学习、不能集会、不能开工厂、不能迁徙,什么都不能做.
至于科学和宗教自由、取消领主裁判权、废除等级特权……都纯粹是瞎说.
必须指出,普鲁士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不是如西欧各国那样,是利用贵族和市民阶级之间的一定均势来实现的.
普鲁士是一个容克国家,市民阶级在这里的力量非常微弱.
容克把自己的利益,如镇压农奴、对外掠夺等,与君主专制政权联系在一起;国王依靠容克建立强大的军事官僚机构.
因此,从王权集中这个意义上说,普鲁士的君主专制要比西欧各国强得多.
这里始终没有出现过像"三级会议"、"国会"这种王权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机构.
因此,普鲁士的资本主义的因素相当薄弱,要发展普鲁士的资本主义必须削弱和瓦解容克的力量,但在瓦解容克建立资本主义关系的同时它必将受到容克的巨大影响.
第二章农奴制改革和"统一与自由"运动第一节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震撼来自外部进入18世纪,德意志的资本主义关系初步成长起来,农村中普遍兴起分散的手工工场,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集中的手工工场,1785年在德意志安装了第一台蒸汽机.
然而,直至18世纪末,德意志仍处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非常微弱和缓慢.
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德意志的封建农奴制和封建分裂割据局面.
复辟的农奴制严重摧残着农业生产力.
西部地区,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实行的是地租庄园制,农民以缴纳(实物或贷币)代役租来对地主履行封建义务.
但地主仍可按照封建特权不断增加代役租,任意限制农民的财产和人身自由.
农民出卖或继承产业时,须交给地主相当于产业值的1/5到1/3的"转手费",一年中要为地主服2—4星期的劳役,连结婚也须求得地主同意.
在易北河以东地区,普遍盛行着以劳役制为基础的领地庄园制.
容克地主依靠享有的"领主裁判权"、"警察权"和"教会保护权",肆意剥夺农民的财产,支配农民的劳动时间,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
农民实际上被看作"罗马法意义上的奴隶".
在波美拉尼亚,农民被作为不动产,领主估价自己庄园的财产是连同农奴一起计算的.
梅克伦堡的法律规定,地主有权不连带土地而单独出卖农奴,农民每周至少服徭役3—4天,经常是5—6天,有的地方甚至达到每年288个人工日和无数的畜工日.
随着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和庄园经营的扩大,劳役又不断增加,而且扩大到农民的妻子和儿女身上.
农民只得在有月光的夜晚用精疲力竭的牲口来耕种自己的土地.
这种腐朽的人身依附关系,贬低了人的价值,恶化了农民的处境,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德意志的农业生产一直处在极端低下的水平.
18世纪末,英法早已克服行会的传统束缚,德意志的手工业却完全为行会所控制,一切古老的法规和条例仍在严格执行.
行会对其组织之外的手工业者严加排挤和迫害,关门倾向有增无减,手工业一蹶不振.
加之封建分裂割据局面,诸侯火并,外国介入,以及各邦自成体系,关卡林立,使国内市场难以形成,自然经济难以冲破,农奴制度难以瓦解,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难以成长.
落后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使德意志虽已萌发了资本主义关系,但尚未具备向封建生产关系冲击的内部条件,德意志民族还形成不起推翻封建势力的革命力量.
震撼德意志封建基础的力量来自外部.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使"正在封建泥沼中奄奄一息的德国又获得了生活能力"(恩格斯语).
法国人民攻打巴士底狱的炮声,人权宣言的呐喊声,处死路易十六的吼声,声声惊雷首先在德意志大地上得到反响.
人民反封建斗争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最早,反封建斗争表现得较为激烈的是邻近法国的莱茵区.
1789年秋,特利尔、美因茨、亚琛、萨尔布吕肯、普法尔茨等相继发生拒服徭役和拒缴租税的事件,有的地区发生暴动.
1790年春,萨克森农民起义,规模很大.
全德从西到东,烽火连绵,大有酿成农民战争之势.
城市中的手工业帮工也不断骚动.
罢工示威此起彼伏.
1793年初,西里西亚的城市发生了织工暴动,得到了农民和帮工的支持.
1793年纽伦堡、1794年斯图加特和德累斯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
1794—1795年汉堡爆发了裁缝工人起义.
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贵族自由派也投入斗争.
各大学的学生植自由树,视法国革命为自由新世纪的破晓.
市民阶级提出废除教士和贵族的封建特权.
他们要求参与政权.
一些"奥地利雅各宾党人"甚至想组成一个政治组织,号召全德协同起义,响应法国革命,推翻德意志的封建割据统治.
民主运动中心的美因茨,革命分子仿效法国第三等级,组成了德意志雅各宾俱乐部"自由与平等之友社",福斯特被推选为该社主席.
格奥尔格·福斯特(1754—1794)生于但泽,少年时就深深感受了沙俄民族压迫的残酷.
17岁到20岁,随父亲环球考察,领略了异国的风情,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经验,培养了敏锐政治眼光.
1778年,青年福斯特返回德意志,以饱满的热情进行民主活动.
他预感到欧洲政治风暴即将来临,1782年3月30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欧洲看来已到达可怕的革命时刻.
群众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以至只有流血才能济事了.
"当巴黎革命凯歌高奏、莱茵河左岸义旗招展时,福斯特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行列.
1793年3月17日,莱茵德意志国民大会开幕,福斯特当选为副议长.
大会委派福斯特率一个3人代表团访法,向巴黎国民公会宣告:莱茵河和摩泽尔之间地区为自由独立的共和国;与德意志帝国和皇帝断绝关系;加入法兰西共和国;废除贵族和僧侣的封建特权.
这是德意志土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美因茨共和国.
教会贵族和世俗贵族被赶跑,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都按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则加以改造,生活在共和国的公民,就像福斯特所说的:"由教士们压迫、践踏而默默无言的奴才,变成挺身直立、高声谈话的自由公民,变成自由平等的果敢的朋友了.
"由于国家和民族在政治上和信仰上的分裂,以及资产阶级经济上的不强大,政治上的不自觉,使各地人民反封建斗争始终未能形成一场全德范围的革命.
1793年春,莱茵河左岸大部分地区重又落入封建势力之手,美因茨共和国经过3个多月的保卫战,终于失败.
1794年1月10日,福斯特英勇就义.
对德意志的更大震撼和起决定性直接影响的,还在于新法国和旧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
封建君主国干涉法国革命的进程,最终导致了德意志政治局势的大变化.
反法联盟战争对德意志封建制度的削弱法国革命的节节胜利,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使德意志各邦君主惊恐万分.
他们为法国逃亡贵族提供反革命据点科布伦茨,参与策划法国国王夫妇的逃亡计划.
1790年夏,普奥两邦缔结赖兴巴赫协定,捐弃前嫌,携手对付革命的巴黎.
1791年7月6日,在法国路易十六逃亡阴谋败露后,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从帕多瓦向欧洲宫廷发出通告,要求共同对巴黎施加压力,逼革命的法国让步,保护路易十六.
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更主张建立君主联盟.
7月25日,在维也纳签订了普奥协定,决定对法国革命采取共同行动.
8月27日,普王和奥皇在萨克森的皮尔尼茨发表声明,公开宣称所有君主对恢复法国王权的关怀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将不惜使用武力.
1792年2月7日,普奥签订友好防御条约,正式结成反法的军事同盟.
4月20日,法国掌权的吉伦特派对德宣战.
普奥遂即调兵遣将,趁机进击.
10万奥军和4万多普军集结于莱茵河、摩泽尔河畔,妄图一举击溃法军.
7月25日,干涉军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从科布伦茨发布(由法国逃亡贵族起草的)宣言,扬言:如果法国王室受到伤害,将把巴黎夷为平地.
然而,普奥各怀鬼胎,彼此关心的是借于涉法国革命壮大自己,削弱对方,终难协调一致.
9月20日瓦尔米一战,干涉军惨败,撤回德意志.
法军乘胜进军,于年底占领美因茨、布鲁塞尔和亚琛等大片西部地区.
首次对法进军的失败,使貌合神离的普奥联盟裂痕加深.
普鲁士趁奥地利军事失利之际,转向俄国,于1793年1月23日在圣彼得堡签订普俄条约,越过维也纳,同俄国再次瓜分了波兰.
奥地利则一如既往,继续对法采取军事行动.
3月22日,新皇弗兰茨二世操纵帝国议会作出决议,德意志帝国对法宣战,并加入以英国为首的第一次反法联盟①.
1793年冬,联军利用巴黎的党派斗争,发起攻势,取得了一些战绩,收复亚琛,进入比利时,包围美因茨、占据法德边界要塞.
但是,革命的法国很快又恢复了自身的活力.
罗伯斯比尔采取果敢有力的措施,连败联军,将之赶出法国领土.
1794年,法军又取得决定性胜利.
5月的孚日山战斗,使普军陷入困境.
6月,奥军惨败于弗勒里斯,退出南尼德兰.
9月,奥军在北方受挫,退过莱茵河.
10月,科隆、波恩、科布伦茨陷落,法国开始了在莱茵河左岸地区的20年统治.
面对干涉战争的败局,普鲁士决定单独同巴黎媾和.
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后,1795年4月5日,双方在巴塞尔签订和约,普鲁士听任法军驻留莱茵河左岸,得到的补偿是由它控制整个北德意志.
柏林此举,加深了德意志的不和与分裂.
维也纳决心把战争继续下去,并向英俄靠拢.
1795年9月25日,奥、英、俄结成三国同盟,共同对法作战.
可是俄国另有谋划,欧陆的反法战场上,实际只有奥军在艰苦鏖战.
1796年初,反法战争的局势发生剧变.
拿破仑·波拿巴奉命远征在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拿破仑利用法军高昂的士气,施展自身的指挥才能,连败奥军,1796年8月至次年1月的四次战斗,给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1797年10月18日,法奥签订了坎波福米奥和约.
奥地利放弃它所属的尼德兰和直到阿迪河为止的意大利,同意割让莱茵河左岸地区.
第一次反法联盟被粉碎.
时隔不久,反法国家又建立了第二次反法联盟,主要参加国有英国、奥地利、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普鲁士中立.
1799年春,35万联军向法军攻击,连连得手.
6月,奥军直逼阿尔萨斯.
8月,俄军在意大利北部击败法军,将之赶出意大利.
接着,俄英军队在荷兰登陆.
反法联军从意大利、瑞士、德①1793年3月—8月,英国先后同俄国、撒丁王国、西班牙、那不勒斯、葡萄牙以及普鲁士、奥地利签订协定,共同干涉法国革命.
第一次反法联盟形成.
意志的莱茵和荷兰四个方面进逼法国.
然而,第二次反法联盟比第一次联盟分裂得更快.
奥地利独吞意大利的野心引起沙俄的恼怒.
沙皇宣布退出联盟,召回全部俄军.
恰在这时,被国内危急形势震惊了的拿破仑从北非回国,于11月9日发动政变,成立执政府,立即挥戈北意.
1800年6月14日,法奥在马伦戈遭遇,奥军大败.
12月3日,奥军又在巴伐利亚的霍亨林登战役中损失惨重,一蹶不振.
1800年2月9日,同法国签订吕内维尔和约.
据此,德意志帝国完全被排斥出莱茵河左岸,莱茵河从此成为德法的国界.
1150平方英里的领土及近400万居民被划归法国所有;奥属尼德兰和卢森堡为法国所得;奥地利在1797年获得的前威尼斯领地的一部分也被剥夺.
在法国的支配作用下,1803年2月25日德意志帝国代表会议通过一个总决议,取消了112个帝国诸侯领土,约有300万人改变邦国国籍;废除教会诸侯,实行教产还俗;归并许多帝国城市,仅汉堡、不来梅、吕贝克、奥格斯堡、法兰克福和纽伦堡仍为帝国直属城市.
普、奥在这次"领土转移"中得利最大.
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也扩大了领土,但必须以充当法国的附庸为代价.
干涉战争的节节失利,也使德意志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和封建制度不断削弱.
大批割据小邦的取消,等于清除掉一大堆阻碍建立统一民族大厦的废墟.
废除教会诸侯和教产还俗使德意志封建统治支柱的天主教的权力、组织和生存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而真正标志着封建制度削弱的则是与军事失败相伴而行的各邦人民的起事.
1795年柏林帮工暴动,1799年波美拉尼亚、1803年东普鲁士农民骚动.
在西里西亚及北德地区,农民骚动和工人罢工持续不断.
在法军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废除世俗和教会贵族的特权,实行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一些共和主义者甚至在那里开展第二个德意志共和运动,效仿法国,建立莱茵河左岸共和国.
封建统治者被迫进行一些改革.
1794年6月生效的北德"通用邦法",虽本质上仍维持封建统治,但对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等要求作了让步.
普鲁士则在1799年和1805年间实行解放国有土地上的农民的政策.
正当帝国政治处于急速瓦解之际,反法的干涉战争再起,拿破仑不断扩大在德的战果,进一步扫荡了德意志的封建势力.
莱茵联邦和帝国终结1805年,俄、英组成第三次反法联盟,奥地利加盟,普鲁士仍守中立.
拿破仑先发制人,集中力量打击奥地利.
10月20日,法军在乌耳姆击溃奥军,并于11月间直捣维也纳.
12月2日,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尔利茨村附近三皇会战,拿破仑大败10万俄奥联军.
奥皇求和,于12月26日签订普列斯堡和约.
根据和约,奥地利承认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为王国,巴登为大公国(它们均为法国的盟国,在拿破仑的支持下,已摆脱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任何从属关系);奥地利赔款4000万弗洛林;维也纳承认法军对意大利皮蒙特、热那亚、帕尔马等的占领,把亚得里西海沿岸的领土威尼斯等让与拿破仑为王的意大利王国.
这样,奥地利总共割让了1140平方英里、80万居民的地区,由此损失了1/6的臣民和1/7的国家收入.
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的优势丧失了.
接着,拿破仑继续扫荡德意志西部、南部直属帝国的小邦割据势力,把总共550平方英里、120万居民的地区分配给法国庇护下的16个德意志邦.
1806年7月12日和16日,巴伐利亚国王、符腾堡国王、巴登大公、黑森——达姆斯塔特大公以及拿骚的几位公爵、列支敦士登侯爵等16个德意志邦国的代表在巴黎签署了一个莱茵联邦议定书,正式宣布:自1806年8月1日起,放弃德意志帝国爵位,脱离帝国,组成莱茵联邦,设两院制的议会于法兰克福.
拿破仑支配着联邦的外交和军事.
这个被称为"第三德国"的莱茵联邦的成立,不仅使拿破仑获得了对付普奥的有力拱卫,也是德意志政治地图的大调整.
名存实亡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彻底失去存在的基础了.
8月1日,拿破仑发出通知,他不再承认德意志帝国.
8月6日,查理大帝第54代后裔德意志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发表宣言,宣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已不复存在,一切帝国议会等级代表的义务也已解除,他本人仅保留奥地利皇帝的头衔,称弗兰茨一世.
这样,存在800多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了.
摧垮奥地利以后,拿破仑便集中力量对付普鲁士.
为消除法国的军事威胁,1806年9月,普鲁士会同俄、英组成第四次反法同盟.
10月6日,拿破仑向柏林宣战.
10月14日,两军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交锋,拿破仑全歼普军,并趁胜占领普鲁士的大部分领土.
10月27日,法军进入柏林.
之后,普鲁士一度在俄国的支持下继续抵抗,但终难挽回败局.
1807年7月9日,普法签订提尔西特和约,规定,普鲁士在波兰夺得的全部领地被剥夺,在这些领地上组成华沙公国;普鲁士易北河左岸的全部领土划归新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责成普军由14万人裁减为4万人;普鲁士偿付法国1亿法郎的赔款,15万法军驻扎在普鲁士直至赔款付清撤走.
条约使普鲁士的人口和领土都减少一半,降到三等国的地位.
列宁称"提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耻辱".
拿破仑在德意志的统治1805年—1807年的军事胜利使拿破仑占据和控制了德意志的大部分.
根据不同的地理和政治环境,拿破仑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进行控制.
他将紧连法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纳入法兰西帝国版图,由帝国中央直接统治.
派他的弟弟热罗姆为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国王.
视拿破仑为保护人的莱茵联邦则完全成了帝国的附庸.
拿破仑以其强大的军事优势迫使支离破碎和被肢解了的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充当反英反俄的附庸.
为了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拿破仑在对德意志实行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和外交操纵的同时,按照法国的模式,强力推行资产阶级改革.
打击教会势力,取消教会特权,打破政教合一的传统观念,使教会失去作为与国家并列的公共权威的地位.
在很多地方,赶走教会贵族和主教,解散修道院;废除什一税,没收教会财产;取消教会法庭;法律保护信仰自由,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和不信仰宗教者,同享公民权.
摒弃贵族的封建特权,建立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
封建等级被清除了,社会由僧侣、贵族和庶民等等级构成的理论让位于社会由法律上平等的个人构成的理论;贵族免于纳税、占据官职和控制军队的特权被剥夺了,各种职业和职位向有才能的人开放.
废除农奴制,解除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
在法国占领和控制的西德和南德等地区,人身依附的庄园制实际上不存在了.
领主丧失了对农民的一切旧约的管辖权;农民由领主的臣民变成国家属下的人民,有职业、迁徙、婚姻和诉讼等自由.
由此,在西部和西南部,像在法国一样,造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有小土地的自由农民阶级.
取消行会法规,普遍宣告人人享有劳动权,可以随意学习并加入任何行业.
此外,还废弃国内关税,鼓励德意志境内的自由贸易;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推行拿破仑法典.
拿破仑十分强调法治,他在给热罗姆的信中告诫道:"德意志的各国人民,像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人民一样,也需要平等和自由的思想.
……我确信特权阶级耀武扬威到处都是遭人憎恶的.
你要做一个立宪的国王.
"于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些积极成果都在德意志广为传播.
法院与行政机关分开了,世袭官职和鬻卖官职消失了,王公高官滥用财政杜绝了,国王也列在文官薪俸表上,个人开支同政府开支严格区分.
由于不停顿的军事进逼和强大的反法力量的阻挠,拿破仑在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改革缺乏统一的计划和坚定有力的实行.
但此举毕竟对德意志的发展影响甚大.
正是拿破仑猛烈荡涤着封建割据势力,扶植正在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才使德意志有了近代的工业,德意志资产阶级取得了相当的势力.
所以恩格斯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
"第二节农奴制改革改革前的形势对法战争把德意志、尤其普鲁士引向崩溃的边沿.
军事行动带来了经济的严重破坏,连年战争造成了国家财政枯竭.
普鲁士原就是一个以军事为中心的国家,18世纪末,它的国家岁入700万塔勒,军费支出高达600万.
如今因为军事的失利还得承担法军的巨额战费.
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要承担1.
5亿法朗赔款和供养15万法国占领军.
以1807年到1812年5年间,普鲁士在减少一半人口和岁入的情况下,共付给法国10亿多法朗的军税.
加上被迫参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中断了与英国的贸易,使工农业遭到严重的损害.
所有这些,使德意志的社会经济生活陷入混乱状态.
经过1806—1807年的战争.
普鲁士很多庄园遭到捣毁.
多数贵族穷困潦倒,无力重建庄园.
如果能革除限制土地自由买卖的旧规,允许市民购置贵族的庄园,即可引城市资本流入农村,从而引起农业的资本化,而农业资本化的最终实现又是以私人土地上的农民解放为前提的.
因此,对农业实行彻底变革已刻不容缓了.
战争的惨败和屈辱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人从封建的德意志与资本主义的法兰西的较量中,愈来愈看清农奴制社会的衰败和容克统治的腐朽.
一批深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强烈地意识到,"当时历史环境除了提供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出路之外,再没有达到民族复兴的别的出路.
"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明智者也看到,照旧维持农奴制的统治,非但不能使德意志摆脱拿破仑的压迫,而且也无法挽救容克政治的破产.
贵族骑士施泰因告诫:"如果国家要想在迅速改变的世界中保存自己,就必须对封建秩序进行改革.
"开明容克哈登堡直接上书普王,呼吁"必须从上面做法国已经从下面做了的事.
"拿破仑关心战争赔款的兑现、军税的收入以及拆散有可能结成的俄奥普君主同盟,不希望普鲁士等邦国破产,因而也支持改革.
况且在他占领和控制的华沙公国、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和莱茵联邦早已实行废除农奴制的资产阶级改革了.
总之,来自下层和上层的压力,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使德意志各邦政府不得不实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以便一方面利用农民来反拿破仑的压迫,防止国家覆亡,另一方面稳定国内局势,挽救大土地所有制,巩固摇摇欲坠的容克统治.
1808年在巴伐利亚、1812年在拿骚、1817年在符腾堡、1820年在黑森—达姆斯塔特和巴登、1821年在库尔格辛等都废除了农奴制.
其中,以普鲁士的改革时间最早、内容最典型、影响最深远.
施泰因改革1806年以后,普鲁士虽缩回到了易北河以东旧有的保有地,但在全德邦国中,它毕竟是对法国依附性较少的独立王国.
因此,在德意志的爱国者心目中,它具有民族主义的道义上的优势.
一大批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爱国志士直奔那里,共商民族独立和振兴国家大计.
普鲁士成了全德争取民族自由、变革旧制的中心.
实际上,19世纪初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改革,正是德意志民族共同创造的业绩.
活跃在普鲁士土地上的优秀人物,不论是思想家费希特、黑格尔,军事改革家格奈森瑙、沙恩霍斯特,还是政治改革家施泰因、哈登堡,他们都不是普鲁士人.
卡尔·冯·施泰因男爵(1757—1831)来自西部德意志,帝国骑士出身.
他较早接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潜心研究法国的启蒙思想以及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
1786—1787年去英国旅行,深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了较深刻的了解.
这使他比易北河以东那些抱残守缺的容克更能适应新时代的潮流.
施泰因在格廷根大学主修法律,毕业后出任普鲁士的官吏,先是被任命为威斯特伐利亚矿山的最高领导、高级矿业顾问,后出任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议院议长.
1804—1807年担任普鲁士税务工商大臣.
因力主改革一度被革职.
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1807年9月被普王任命为首相.
施泰因改革的基本思想是,变以等级出身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为以阶级(财产)为基础的现代立宪国家,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把君主的臣民变成真正的国家公民.
施泰因首先着力于废除人身依附关系,解放农民.
早在1799—1805年间,普鲁士就在皇家领地上实施了解放农民的改革,但私人领地上的农民解放为数极少.
施泰因格外憎恨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谴责那里的贵族宫殿是"虎狼之窟,这些虎狼把周围的一切糟蹋殆尽,自己置身于墓穴一样死寂的环境中洋洋自得.
"1807年10月9日,施泰因颁布一项法令——《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史称"十月敕令".
法令规定,废除一切人身隶属关系,世袭的、非世袭的及契约的依附关系一概取消.
宣布自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1日)起,再不允许存在庄园农民的隶属关系,整个普鲁士王国从此"只有自由人",农民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可以离开土地自由选择职业和结婚等.
法令同时确认,贵族、地主、市民、农民均可自由经营工商业,撤销对土地自由处理的一切限制,市民和农民可以购置庄园的地产.
为了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刺激庄园地产的资本化,确保农业改革顺利进行,施泰因又着手进行市政改革.
1808年11月19日发布了《普鲁士王国各城市法规》,规定:城市有自治权,有财政、教育和公共事务管理权,国家只保留对城市的最高监督权、司法权和部分警察权;城市的行政中心是市议会,议员由市民无记名投票选出.
按法规确定,年收入在150塔勒(大城市为200塔勒)的市民就有选举权.
这就摒弃了以出身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封建等级观念,确认了以财产和收入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资产阶级法则.
根据法规要求,1809年4月,柏林举行首次普选,15.
6万居民中有1.
1万人参加选举,选出的议员102名均为有产者阶级.
工商业资产阶级开始执掌城市的权力,封建行会受到严重的削弱.
施泰因甚至准备把这一改革推向农村,实行乡村自治,后因被解职未能实现.
国家行政改革,是施泰因采取的第三个行动.
国家机关的瘫痪状态和政治的黑暗混乱局面,使施泰因深感必须革除贵族专权的行政管理制度.
1808年11月24日,他发布一个《改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的规章》.
据此,取消国王内阁,解散总管理局,成立内务、财政、外交、军政、司法五个部,负责国家事务,还计划在五个部之上设立一个国务院作为最高的行政机关,国务院任命各省省长.
施泰因改革虽不很彻底,特别是在解放农民问题上,土地所有权问题并没有解决、农民还需负担繁重的地租、徭役等封建义务,地主还保有许多控制农民的特权,诸如领主裁判权、教会保护权和警察权,等等.
但是施泰因改革冲击了普鲁士容克特权和官僚体制,因而招致容克的仇视,特别是当易北河以东的庄园主获悉施泰因拟把改革扩大、深化的时候,更是视之为祸害.
他们狂呼"施泰因比拿破仑更严重地损害了普鲁士国家",叫嚷"宁要三次耶拿战役,不要一个'十月敕令'".
容克顽固派千方百计加害施泰因.
施泰因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对抗拿破仑的压迫.
在他出任首相前夕写下的《拿骚备忘录》中就激昂慷慨地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恢复对祖国、对独立和民族荣誉的感情.
"他掌权后便把迫使法军从普鲁士撤走、摆脱拿破仑的制约作为外交的中心.
1808年上半年,西班牙反法民族起义使施泰因大为振奋,认为反抗"邪恶的暴君"、"为德意志人解放祖国"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在一封致维特根施泰因侯爵的信中,主张全德应支持正在酝酿中的奥地利反法战争,在北德举行起义.
反对改革的容克设置圈套,使这封信落入法国人手中.
拿破仑勃然大怒,迫使普王于11月24日将施泰因解职.
一个月后,拿破仑从马德里下了手谕,宣布施泰因为法兰西和莱茵联邦的敌人,不受法律保护.
施泰因逃亡国外,1813—1815年同其他德意志爱国者组织了"德意志事务委员会",继续致力于解放普鲁士的事业.
新接任的阿尔腾施泰因内阁庸碌无能,到1810年春,普鲁士的混乱局面已不可收拾.
拿破仑也大为不满.
10月27日普王任命哈登堡组阁,继续施泰因的改革事业.
哈登堡改革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堡(1750—1822)生于汉诺威的埃森罗德的一个贵族家庭,1791年到普鲁士任职,1804年起担任外交大臣.
他一度活跃于外交舞台,参加一系列的对法谈判,以圆滑世故的手腕同拿破仑周旋,在保持普鲁士的独立地位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哈登堡反对农奴制,要求变革现状.
但与施泰因不同,哈登堡倾向于开明专制主义的旧统治形式,尽量使改革照顾到容克贵族的利益.
1807年9月的《里加备忘录》集中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
哈登堡拥护法国革命,但他接受的是法国变革的内容,却拒绝法国变革的方式;他呼吁对国家进行根本的治疗,跟上时代的潮流,却主张进行一次善意的革命,哈登堡写道:"那种由于政府的明智,而不是由于内部或外部的暴力冲击所致的革命,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基本原则";他宣扬政治民主,却不打算真正把权力交给人民;他主张在资产阶级生活中,在经济方面,运用自由平等的原则,却认为应以维护并加强普鲁士政府权威为前提,尽管如此,哈登堡仍然不失为普鲁士杰出的改革家,在1810—1822年担任首相期间,继续施泰因未竟之业,颁布了一些改革法令.
哈登堡于1811年9月14日颁布《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敕令》,对解决农民的地产权和劳役义务问题作出决定:(一)农民可以把使用的土地转为己有,不论是世袭农民还是非世袭农民,他们在按规定向庄园主赎买义务后,均可将其田庄转为自身财产.
(二)解除劳役及其他常规地租,即附着在这些产业上的一切义务和权利都应解除.
(三)给地主以物质补偿,农民在把世袭耕地变为自由地产时,必须向地主缴纳相当常年地租25倍的赎金,或让出部分土地,才能免除徭役和租税.
世袭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割让份地的1/3,一代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则必须割让份地的1/2给领主,如保留地太小的农民,不能靠割让后的剩余土地维持生活,可保留全部土地而支付租金.
民族解放战争中断了法令的施行,拿破仑失败后,封建地主抵制改革的进行.
哈登堡对调整法作了修订,1816年5月29日公布一项《皇家宣言》,对可以赎买封建义务的农民的范围作了限制.
只有至少拥有一辆双套马车、并且在常规的村圃地中享有一份土地(即1763年普王威廉二世严令禁止地主驱逐农民以前始终保持着这份土地)的农民,才能按1811年的调整令赎买封建义务.
以上两项法令连同1821年的《义务解除法》和《公有地分割法》,构成了哈登堡的农业立法,它的实施交由一个1817年成立的总委员会负责处理.
这种"普鲁士式道路"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历时数十年,直至19世纪40年代末才基本完成.
在农业改革的同时,哈登堡尝试着财政、工业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
1810年10月27日的《财政敕令》、1810年10月28日和11月2日的《工业税敕令》,规定征收普遍营业税,取消免税特权,使税收得到平等的、适当的分配;宣布营业自由,废除中世纪王侯拥有的限制工商业的禁令特许权和强制特许权,取缔束缚工商业经营的桎梏;声明取消行会,每个成员可自由退出行会,每个行会由其成员议决存散.
1812年3月11日颁布的《关于犹太公民地位的敕令》,承认犹太人在公民身份和经济活动方面享受平等权利.
永久居留在普鲁士境内的犹太人及其家庭,"应视为本国人和普鲁士国家的公民",他们同享公民权利,同尽公民义务.
哈登堡改革同施泰因改革是一个整体,它同样遭到了贵族地主的抵制和责难,麕集在《柏林晚报》周围的容克集团诅咒哈登堡改革是"把值得尊敬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变成一个新型犹太国家".
但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1816年后,哈登堡对调整法作了一系列有利于容克的修订,加上容克不断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中尝到甜头,因而不再激烈反对,改革得以继续缓慢地进行下去.
军事和教育改革军事改革是19世纪初普鲁士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的领导者和核心人物有: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1755—1813)、奥古斯特·冯·格奈森(1760—1831)、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
针对普法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普鲁士军队中的问题——贵族充任军官、雇佣兵制、野蛮的体罚及落后的训练和作战方式,沙恩霍斯特等一批有远见的军官深深认识到,要使普鲁士军队和民族融为一体,使军队成为民族的有活力的机构,就必须改革军事制度.
早在1802年,沙恩霍斯特就发起组织"军事协会",创刊《军事手册》,将许多将领聚集在一起,研究军事问题,批判不合理的军事制度.
提尔西特和约之耻更激起这批爱国军官的改革热情.
施泰因和哈登堡对此均予以支持.
1807年7月以沙恩霍斯特为首的军事改组委员会成立,着手进行军事改革.
废除雇佣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1792年2月军事法规定的所有特权和例外,如纳税的富裕市民免服兵役、城市平民服役年限为20年等统统废弃.
一切年满17岁至24岁的青年(特殊条件者除外)都有服兵役的义务.
鉴于拿破仑强迫普鲁士将兵力压缩为4.
2万人,沙恩霍斯特采取一种速成兵制度,即每个连队每月给3—5名士兵放假,再由同样数目的适令青年顶替,通过这种不断的短期轮训吸收更多的国民服兵役.
至解放战争时,已训练出12万士兵.
这就大大改变了军队的成份,使军队的组成再也不是强征的农民和对外招募的雇佣兵了.
放弃单一的正规军制,建立国民预备军.
1813年3月17日发布《后备军条例》,决定组建三种后备军.
第一种为第一预备军,由年满26岁到32岁的男子、适令应征而没有入伍的男子和退伍军人组成,其职能是战争期间参与正规军作战.
第二种为第二预备军,参加者为40岁以下的所有男子,负责在战争中的警备任务和为正规军提供后备力量.
第三种为地方民兵,17岁到50岁未参加前两项预备军的男子均为其成员,主要任务是战时保护交通线,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
改变贵族垄断军官职位的局面,从严选择军官,1808年8月6日的军事条例明文规定,提拔军官"不得照顾其出身","只有那些在和平时期学习知识,受过教育,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类拔萃的勇敢和能驾驭全局的人,才有权利得到军官的位置.
"据此,至解放战争前夕,1806年任职的143名将军裁去了141名.
1819年,普鲁士军官中贵族成份仅占54%.
此外,为了培养军官和参谋人才,1810年还建立了普通军事学校.
严禁对士兵的野蛮惩罚,推行精练组织、提高士气的练兵方法.
1808年的法令,禁止鞭打和穿列笞刑,保障士兵的"背脊的自由".
沙恩霍斯特格外强调"更新战士的精神",使遵守纪律和作战勇敢的保证不再是农奴式的训练,而是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发扬.
同时,还取消陈旧的线式战术,仿照法国的榜样,军队编为混合旅,进行协同作战和散兵战术的训练,以适应现代战争.
建立新的军事体制,严选军官,提高士气,采取新的训练方式,这些被克劳塞维茨所概括总结的军事改革的内容,影响深远.
它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战争和民族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教育改革的主要领导人是威廉·冯·洪堡(1767—1835).
洪堡出生于波茨坦的贵族家庭,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格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在耶拿时结识了哥德和席勒,并成为忘年之交.
1802年—1809年担任普鲁士驻罗马公使.
在施泰因的举荐下,洪堡于1809年出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主持教育改革.
洪堡的教育思想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要求.
他的目标是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按照自己的天赋受到教育,同时又使他具有对全社会的责任感.
为此洪堡确定,教育的目的应是"造就出为了祖国的利益、完全自由和充分发展全部能力的人","所有学校不是作为任何特权阶层的部分,而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部分.
"按这样的方针,洪堡提出了一整套的革新措施.
建立新的教育体制,设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层次.
初等教育为小学,4年制.
中等教育分实科中学和完全中学,前者是6年制的职业学校,课程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主,后者是9年制的普通中学,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升入大学.
初等学校进中等学校必须通过入学考试.
这就打破了依据出身门第而获得受教育权利的陈规.
注重师资水平,采用新教学法.
政府明令,只有受过训练的合格的教师才能在校任教.
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还特设教师研究会,培训新教师.
洪堡按照瑞士教育家斐斯泰洛齐的学说,废除机械式的、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以引导学生的自我发展.
创办新型高等学校,培养高等人才.
1809年,洪堡上书普王,获准开办柏林大学,年拨款15万塔勒.
他广为罗致人才.
费希特被聘为第一任校长.
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史学家尼布尔、医学家赖尔、农学家塔尔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应聘任教.
学校实行"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领先"等原则.
年轻的柏林大学很快成为德国第一流的大学,在德意志的民族解放和统一事业中起着精神中心的作用.
19世纪初期的普鲁士改革虽很不彻底,但它却使普鲁士乃至德意志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改革加速了封建关系的解体.
容克地主把从农业改革中获取的大量土地和现金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改造庄园,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农场,使农奴制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
容克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容克阶级.
加上工商自由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了资产阶级的诞生.
普鲁士开始从封建庄园制过渡到资产阶级容克地产制,这种在保留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用资本主义剥削代替农奴制剥削的方式,被称为"普鲁士道路".
此后德意志的历史进程——30年代的关税同盟,40年代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50、60年代完成法律上的解放农民,70年代的民族统一、建立德意志帝国,究其基础和发端,都应归结于19世纪初的农奴制改革.
因此,这场改革也就是德意志近代史的开始.
普鲁士道路的深入推广1821年至1848年,普鲁士就调整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和赎买封建义务的问题,先后颁布了10项法令,2项公告,5项内阁命令,2项条例和2项规定.
农业改造广泛进行,易北河以东地区进展尤快.
30年代中,这里约有94.
6%的农民地位得到改善,到1848年,已有近30万"赎免农户"(世袭农户)和7万多"调整农户"(非世袭农户)解除了封建义务.
他们总计赎买了600万日车马劳役,1700万日手工劳役,折合资金为1850万塔勒.
在西南德,农业改革工作进行得更彻底.
巴登1820年法令废除了农奴制时期的人身赋税,并开始赎买劳役税,1831年无偿取消国家的劳役,1833年允许农民赎买地主的封建劳役,1848年法令消除了封建束缚的最后残余.
符腾堡1830年宣布农民可以赎买封建劳役.
萨克森1832年的《赎买条例》较之同类法规更为激进.
巴伐利亚虽进展缓慢,但在整个改造潮流的推动下,至1848年,亦颁布了改革令,废除领地裁判权和警察权,无偿取消劳役,赎免封建地租.
农业资本主义关系的迅速成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轮作制代替了三圃制,人造肥料广为运用,土壤大为改善.
19世纪上半叶,全德谷物产量增产至1.
2亿吨,畜牧业大幅度发展,德国取代西班牙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优质羊毛生产国.
普鲁士道路在全德深入推广的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德意志的社会性质.
首先是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变了,土地不再是收取地租的骑士领地,而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紧密联系、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
其次是劳动力的性质变了,农民摆脱隶农身份,成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长工和日工.
最后是产品分配的性质变了,封建的超经济的剥削关系已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所代替了.
这样,作为封建经济基础的主要部分——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都在农业改革这股洪流的冲击下瓦解了.
同时,深入的农业改革又加速了容克的资产阶级化,富农阶级的出现,以及资产阶级的购置地产,使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和地主化的资产阶级混合成长的新阶层逐渐形成.
因此,正是这个变革,使德国的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化,可能采取温和的、自上而下的调整手段来完成.
而且也正是这个变革的深入开展,使德国的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第三节民族解放战争民族运动的兴起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是德意志民族觉醒的警钟.
在此之前,作为德意志民族外壳的神圣罗马帝国,只是个影子.
在人们的意识中,只有小邦国,只有欧洲,只有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德意志.
上层阶级甚至以采用外国的风尚、服装、礼仪、生活方式、观念和语言为荣.
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民族团结的范例,宣告了各民族的自由、平等,拿破仑在德意志以"革命者"身份出现的同时又充当了贪得无厌的掠夺狂.
这就从正反两方面启动了德意志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
从1800年起,德意志掀起猛烈的民族运动.
尽管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但目标是一致的:要求民族团结,反对异族压迫,恢复德意志的独立性.
洪堡在任普鲁士驻罗马公使时,痛感祖国的沦陷和民族的耻辱,决心改革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先锋战士.
1813年的解放战争,全体柏林大学的学生均投身其中.
1807—1808年冬,费希特在敌军占领的柏林发表了一系列《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论证了存在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号召争取形成一个作为人类理性王国核心的德意志民族国家.
演说影响了整整一代德意志青年,激励他们为德意志民族的独立和复兴而英勇战斗.
浪漫学派更是把民族精神和民族活力作为创作的中心题材.
海德堡的三位浪漫派作家,阿希姆·冯·阿尼姆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合编的民间抒情诗《少年的魔笛》(1806),约瑟夫·格雷斯的《德意志人民丛书》(1807),都以鲜明的观点揭示德意志的历史意义,宣扬德意志人的民族权利.
对此,施泰因称赞说:在海德堡燃起了一股吞噬法国人的熊熊烈火.
发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吼声,都充满着民族仇恨和恢复民族自信的激昂情绪.
农家子弟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在他的《时代精神》(1806)论著中,用通俗易懂语言,呼唤人们热爱祖国,维护民族独立,结成民族共同体,准备起义.
"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是政治体育的创始人.
他组织青年,以训练体操、野外远足为名进行爱国主义活动.
各地的爱国者还试图组织起来,扩大民族主义宣传,团结战斗.
人们在沙龙和社团里秘密聚会.
1808年柯尼斯堡的共济会员建立了"道德同盟",1810年费希特的学生弗里森组织的"剑术馆协会"和雅恩组建的"德意志同盟"都以积极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独立性为宗旨,竭力宣扬和发动民族反抗与民族起义.
在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中,在一大批杰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之中,不乏军政要人.
施泰因、哈登堡、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洪堡,他们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改革,都是以维护民族独立和振兴德意志为推动力的.
由于小邦割据和拿破仑的严密控制,民族运动未能在德意志形成为一个同步进行的总行动.
1809年奥地利起事失败后,借助改革的强劲力量,普鲁士便跃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坚.
北德和普鲁士起义1808年夏爆发的西班牙起义,开始了欧洲人民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
1809年4月初,维也纳当局在爱国者的推动下,对法采取军事行动,反抗拿破仑的压迫.
与此同时,被并入巴伐利亚的罗蒂尔农民起义,支援奥地利,拿破仑调重兵镇压,5月13日,维也纳宣布投降,10月14日签订申布龙和约.
奥地利割地、赔款、裁军,被贬为一个欧洲的二等国.
1810年底,拿破仑又将北德的汉诺威、汉撒城市等大片地区吞并,法兰西国旗直插波罗的海之滨.
北德各邦人民在爱国军官、贵族的领导下,纷纷起义.
起义的主力是军人,但都是小股分散的部队,普鲁士的起义则有着广泛的人民参加,有力地打击了法军.
早在奥地利准备起事时,施泰因、格奈森瑙就提出发动北德武装起义,瓦解拿破仑在这里的结盟体系.
沙恩霍斯特甚至动议,同东方强国沙俄联手,发动民族大起义,抗击法军.
在哈登堡的支持下,沙恩霍斯特于1811年10月动身前往彼得堡同俄国签订军事协定.
当普王再次向拿破仑屈膝,于1812年2月与法缔约后,深感耻辱的爱国人士立即弃职离开了普鲁士.
施泰因、克劳塞维茨去俄国,格奈森瑙去英国.
他们在国外继续活动,积极谋划民族解放战争.
施泰因在彼得堡组织了一个德意志委员会,格奈森瑙努力沟通与英国的关系,前柏林总监格龙纳图力图在布拉格组织反抗力量给法军以背后一击.
1812年6月—10月,拿破仑侵俄惨败,普鲁士各界趁势掀起了民族解放的热潮.
首先树起义旗的是普鲁士将领汉斯·大卫·冯·约克(1759—1830).
他是支援前线法军的普军指挥,在率部从波罗的海撤退的途中,于1812年12月底未经普王授权,毅然同一支由克劳塞维茨为顾问的俄军达成协定,宣布普军保持中立.
此举导致了普法的决裂,也有力地推动了全德的民族解放战争.
1813年1月,施泰因以沙皇代表的身份到东普鲁士,会同约克一起组织该省的反拿破仑斗争,并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建议筹建一支2万人的地方武装.
一股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流席卷整个普鲁士王国.
在沙恩霍斯特领导下的军备委员会号召组织志愿狙击兵部队,取消一切免服兵役的规定,宣布动员.
迫于形势,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于2月23日发布义务兵役制的命令,2月28日同俄军最高司令官库图佐夫签约结盟,商定俄普双方各派15万人和8万人共同作战反对拿破仑.
3月16日,普鲁士向法国宣战.
次日,普王发表《告我人民》书,呼吁人民通力合作,解放祖国.
这样,普鲁士人民的爱国运动就同政府的组织领导融合在一起了.
全德各地,青年大学生踊跃参加志愿狙击兵团,17岁到40岁可服兵役的人被编入地方武装.
民族运动开始越出边界汇成巨大的洪流,"哪里有人说德语,那里就是德意志",成了人们的共识.
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德意志土地上开展起来.
从3月起,汉堡、德累斯顿、不来梅、奥尔登堡、索林根、埃尔贝费尔德等地都燃起民族起义的烽火.
莱比锡大会战法军在1812年侵俄战争惨败后,欧洲所有反拿破仑的力量便急速汇集起来.
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与东欧的农业封建主义、西班牙的教权主义与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各国的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组成了不协调的反法大联唱.
1813年3月,有英、俄、西、葡和瑞典参加的第六次反法同盟成立.
在春季的战役中,俄普联军渡过维斯杜拉河和奥得河,直抵易北河东岸同法军相对峙.
并在4月初将法军赶过易北河,确保了柏林的安全.
在沙恩霍斯特任总后勤部长的普军主力进而攻占了萨克森.
4月底,联军8万多人进抵莱比锡东南地区.
但在随后的几次战役中,联军频频失利.
5月2日的吕岑会战,联军败北,撤出萨克森.
5月20日至21日汉堡重又陷入法军手中,汉诺威起义被平息,爱国将领沙恩霍斯特不顾战伤前往奥地利劝说结盟,途中病情恶化,在布拉格去世.
可是,也就在这时,急需兵员补充的拿破仑却通过奥地利调停,双方于1813年6月4日签订停战协定(停战期限初定为7月20日,后延至8月16日).
这虽给了拿破仑补充新兵的时间,也使联军得以喘息,作战略调整.
而且停战谈判期间,奥地利要挟拿破仑的企图未逞,反法联军局势的好转,又使奥地利作出倾斜.
8月10日,维也纳宣布调停结束,正式参加第六次反法同盟,并于次日对法宣战.
战事重开时,在德意志土地上,拿破仑集合了44万人马,反法联军则有52万.
联军推举奥地利将领卡尔·施瓦岑贝格伯爵担任总司令,并将兵力分为三个军团:波希米亚军团,由12.
7万奥军、8.
2万俄军和4.
5万普军组成,施瓦岑贝格亲自指挥;西里西亚军团,由6.
6万俄军和3.
8万普军组成,担任统帅的是普鲁士70高龄的老将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勃吕歇尔,格奈森瑙任参谋长;北方军团,由7.
3万普军、2.
9万俄军和3.
9万瑞典军组成,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为指挥官.
8月26日至27日,在德累斯顿的争夺战中,拿破仑亲临指挥,击败了联军的波希米亚军团.
联军损失3.
5万人.
但在其他战役,法军却连遭败绩.
至月底,联军三路大军逐渐向德累斯顿合拢,形成了半圆状的包围圈.
双方都在捕捉战机,准备决战,由于德累斯顿一时难于攻克,联军便采用勃吕歇尔的建议,放弃攻击德累斯顿,直取法军背后的莱比锡.
10月初,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团渡过了易北河,从北面直逼莱比锡,并很快将法军压缩在莱比锡附近.
10月16日,30万联军向17万法军发起攻击,史称"国际大会战"的莱比锡战役正式开始.
5个多小时的猛烈炮击后,联军的4个攻击集团逐渐缩小包围圈.
10月18日,用以抵御联军北方军团的萨克森军和符腾堡军倒戈.
法军局势危险,拿破仑下令撤退.
10月19日,联军进入莱比锡.
这一役,法军损失6.
5万余人,36名将官被俘,900辆弹药车、300余门大炮和4万余支步枪被缴获.
拿破仑且战且退,于11月撤到莱茵河一线.
留下后卫部队,自己返回巴黎.
莱比锡大会战的胜利给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带来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依附于拿破仑的各邦国纷纷作鸟兽散,莱茵联邦瓦解.
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解体了.
到1813年底,除了一些要塞,包括汉堡等在内的莱茵河右岸的德意志领土解放了.
联军乘胜追击,勃吕歇尔在1814年新年之夜渡过莱茵河,解放了左岸的德意志领土并向法国北部挺进.
联军屡战屡捷,2月27日在巴尔、3月10日在拉昂、3月21日在阿尔西,均获大胜.
3月31日,沙皇和普王进入法国首都巴黎,拿破仑眼见大势已去,于4月4日退位.
根据盟国达成的协议,由法国路易十六之弟回国执政,是为路易十八.
德意志实现了民族解放,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却留待战胜国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去解决.
德意志联邦的建立打败了拿破仑以后,1814年9月—1815年6月,召开了维也纳会议.
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包括先前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邦国都派代表参加.
普鲁士首相哈登堡和洪堡、奥地利首席大臣梅特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以及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外交大臣塔列朗等人,控制了会议的决定权.
维也纳会议干了两件事.
一是复旧,即按"正统主义"原则恢复封建秩序.
于是,法国、西班牙、南意大利、皮蒙特一撒丁、汉诺威、黑森—卡塞尔等国君主纷纷袍笏登场,在欧洲掀起一股复辟的逆流.
二是分赃,即瓜分战败国的财产,瓜分欧洲的势力范围.
据此,英国扩展并巩固了殖民霸主的地位,俄国在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基础上又向西深入欧洲250英里,同时又获得了比萨拉比亚和芬兰.
在对弱小国家的领土任意分割和对民族任意肢解的交易中,也改变了德意志的政治地图.
普鲁士同沙俄谋划,俄国独吞波兰,普鲁士兼并萨克森,这一企图遭到奥地利的激烈反对.
1815年1月3日,奥、英、法以及荷兰、汉诺威、巴伐利亚达成秘密协定,以战争相威胁,迫使普俄让步.
沙俄控制了一个缩小了的波兰王国,普鲁士获得萨克森的2/5.
为予以补偿,普鲁士又得到了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
这样,普鲁士的重心就向西移动到达法国的边界.
奥地利则从德意志的西部边界撤回,重心东移.
它放弃了尼德兰和从前在上莱茵的领地,取回或取得了加里西亚、伊里利亚、蒂罗尔、福拉尔贝格、萨尔茨堡以及莱茵河地区和豪斯鲁克地区.
英王所辖的汉诺威获得了希尔得斯海姆、戈斯拉尔和明斯特兰北部,并升格为王国,横在东部普鲁士和西部普鲁士中间.
南德诸邦除稍有变动外,基本上保持莱茵联邦时期的领土状况.
其他诸侯国也几乎都保存下来,但拿破仑时期的还俗教产和被剥夺的教会领地仍维持现状,不予恢复.
同领土调整后国家的支离破碎状态相一致的,是全德范围内统一的政治新秩序并未形成.
维也纳会议虽然没有恢复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几百个被合并的小邦,但却保持了德意志的分崩离析.
在列强的直接干预下,建立了一个由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诺威和符腾堡组成的五强委员会,于1815年6月8日签署了《德意志联邦条例》,据此,38个君主国和自由市结合成为一个德意志联邦.
它包括:1个帝国、5个王国、1个选帝侯国、7个大公国、9个公国、10个侯国、1个伯爵领地和4个自由市.
其中有三个非德意志的君主,即英国国王代表汉诺威王国,丹麦国王代表荷尔斯坦因公国,尼德兰国王代表卢森堡大公国.
奥地利帝国只有它的德语区、波希米西和摩拉维亚属于联邦.
普鲁士王国的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和波森没有加入联邦.
德意志联邦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仅仅虚构了一个统一的外貌,根本没有一个真正国家实体的内涵.
条例确定,"联邦的目的是维持德意志外部和内部的安全,以及联邦各成员国的独立和不可侵犯,"各邦的经济、军事、内政、外交部各行其是.
对外,联邦不能作为整个德意志的统一体行使外交权力.
对内,没有中央政府,没有国家元首,没有统一的最高法院,虽有"起草联邦的根本法"的议定,但这仅是一个空头许诺.
似乎作为中央机构的唯一象征,就是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的议会.
它由各邦的代表组成,奥地利任主席.
全部事务的领导由一个委员会负责,其成员共17人,普奥等大邦各有一席,其他小邦共同拥有6席.
涉及对内对外重大问题,由共有69票的全体大会决定.
票数的分布也是大小邦不等的,帝国、王国均拥有4票,小邦只有1票.
6月10日由各邦代表签署的联邦议定书被收入9日通过的"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
这就给欧洲列强的干预德意志民族事务埋下了伏笔.
德意志联邦完全是个维护旧秩序的工具,是一个维护分裂割据的工具,是一个维护列强在德利益的工具.
德意志人民赢得了民族解放,却未能实现民族的统一和自由.
然而,经过法国大革命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德意志大地上新的发展潮流已不可逆转,全德人民关于民族统一和自由的愿望再也无法消除.
第四节"统一与自由"运动李斯特与关税同盟的建立发展资本主义和统一国家的要求造就了一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其中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的经济学说,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德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谋求统一的要求.
李斯特,1789年8月6日出生在符腾堡的罗伊特林根城的一个皮革匠家庭.
未受过正规教育.
青年时学过皮革手艺,当过书记员、财政官员,1817年应聘为蒂宾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1819年创立德意志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
1820年当选为符腾堡等级议会议员.
因主张统一关税,改革市政管理遭政府监禁,被迫流亡国外.
丰富的阅历、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使李斯特成为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资产阶级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民族统一的先驱.
李斯特痛斥封建复辟逆流,反对专制独裁,认为应该"抛弃那些已经陈旧的,妨碍公民自由活动的形式",主张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他大声疾呼:"昂首挺立和发挥自己智力的应是10万个自由平民,而不是30个贵族!
"他激烈批评"神圣同盟".
同他的政治观相一致,李斯特的经济思想也集中地反映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被恩格斯誉为"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
李斯特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
他力主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反对充当英国"世界工场"的小伙计;实行关税保护主义,反对盲目追随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
针对小邦割据状态,李斯特特别强调建立全德关税同盟,指出:"只有废除内部关税,并建立一个全联邦的统一税制,才能恢复国家贸易和民族工业".
他因此而被后人推崇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思想鼻祖".
李斯特重视理论用之于实践.
他要求德国大学经济学教授应改变闭塞的、超脱的、短浅的学究作风,真正起到"本民族在经济事务中的当然代言人"的作用.
他身体力行,积极地旗帜鲜明地投身于争取德国统一和经济统一的斗争,发起组织了"德意志工商业者协会"(1819),起草《致德意志联邦议会请愿书》,明确提出"在德国内部废除各种关税"的要求.
这个协会遂成为要求经济统一的德意志资产阶级的重要组织.
他亲自主办了《符腾堡档案》杂志和《德意志工商者机关报》,大力宣传民主自由和民族统一的思想.
他组团访问魏玛、斯图加特、慕尼黑、柏林、维也纳,向各邦统治者诉说德意志工商业的困境.
他往返奔走于南德诸邦,斡旋建立了"南德商业同盟",使之成为后来全德关税同盟的重要基础.
在遭受封建反动政府迫害流亡国外、侨居美国后,又争得合法身份,于1832年作为美国驻莱比锡领事返回德国,继续为发展德国工商业而努力.
致力于全德铁路系统的规划和筹建,对于正在兴建的"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李斯特欢欣地写道:"这是个'连体双胞胎',彼此肢体相连,只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它们互相支持,追求一个伟大目标,即把德国各个部族联合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
因此他又被后人赞为"使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统一起来的伟大先驱者".
李斯特关于经济统一的主张及努力虽受到奥地利为首的封建势力的阻碍,却为普鲁士所接受.
1815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并非是个切实意义上的国家实体,它仅仅虚构了一个统一的外貌,各邦仍保有绝对的独立性,内政外交自行其是,这导致了关税的纵横交错,税制繁多.
当时的德意志联邦,从马格德堡到德累斯顿须过16道关卡,从汉堡经易北河到德累斯顿的货物须纳35次过境税.
更有甚者,各邦(包括普鲁士)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关税壁垒,直至1818年,普鲁士境内还保有60个税卡.
众多的关税无异于条条绳索,束缚着勃兴中的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
尽管联邦条例第19款规定各邦在贸易与交通方面要采取一致行动,然而囿于私利的大大小小邦国却迟迟未能就统一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达成协议.
面对德意志联邦在关税问题上的无能为力,以普鲁士财政大臣莫茨(1775—1830)及其继任者马森(1769—1834)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感到普鲁士完全可以越过联邦采取单独行动,率先统一普鲁士关税,以此影响全德关税的统一.
1818年,普鲁士通过了关税法,首先在本邦内实行统一税制,取消省际和城市间征收的复杂混乱的税收,从而创建了一个约1000万人口的统一市场.
1819年起,与邻近一些小邦国分别缔结了关税协定.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828年与黑森—达姆斯塔特缔结了双边条约,1929年与南德商业同盟缔结条约,并很快挫败了萨克森、汉诺威等组成的"中德商业同盟"的作梗,把南北两个关税区连成一片.
1833年,普鲁士——黑森关税同盟与南德商业同盟合并,正式组成德意志关税同盟.
它包括普鲁士、莱茵黑森、库尔黑森、图林根、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等18个邦国①.
加入同盟的地区占全德领土4/5,有3300万居民.
同盟条约规定:废除内地关税,同盟各邦之间免除关税,对同盟外邦国实行统一进口税;关税收入按人口比例分配于各邦.
关税同盟的建立,排除了各邦之间的经济樊篱,作为一个经济政策整体出现的统一的经济区建立起来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的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
同时,它也成为普鲁士最终统一德意志的先声.
南德、北德各邦反封建专制斗争①1835年巴登和拿骚,1836年法兰克福,1824年不伦瑞克和卢森堡,1850年汉诺威和奥尔登堡,1867年梅克伦堡和吕贝克,1888年汉堡和不莱梅先后加入.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极大地冲击了德意志的封建制度,普鲁士改革更激发了德意志的民族觉醒.
德意志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和国家统一的斗争日益高涨.
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与统一问题上往往更注意实现本邦的自由立宪,所谓"宁要没有统一的自由,不要没有自由的统一"便是这一倾向的典型概括.
1817—1819年的大学生运动,掀起了德意志第一次立宪运动浪潮,标志着"自由与统一"运动的开端.
1819年8月联邦代表会议通过"卡尔斯巴德决议",将大学生协会、新闻自由等视为非法,学校设政府代表,监督学生的活动和教授的教学.
大学生运动被镇压.
30年代,法国七月革命的胜利,使自由派重新振作,掀起第二次立宪运动浪潮.
在南德,1831年巴登议会开幕,自由派教授韦尔克尔提出一系列立法建议,经过激烈争辩,议会批准了新闻法和废除尚在农村中保留着的什一税.
巴登的新闻法是对联邦法中新闻检查的公开对抗.
它的实施鼓舞和活跃了自由主义运动,巴登、巴伐利亚、黑森及法兰克福等地的自由派频频越界接触,民族统一遂成为自由主义运动的主题.
韦尔克尔进而动议,"把德意志联邦发展成尽力促进德意志民族统一和德意志公民自由的组织",实际上是要求建立"德意志的统一自由的国家.
"巴伐利亚的莱茵普法尔茨,自由主义运动更为深入.
反对派人士不仅在议会中激烈抨击政府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迫使国王撤掉民愤极大的内政大臣爱德华·冯·申克,更重要的是,把斗争引向议会以外,立法自由派发展为激进民主派.
1832年3月,成立了一个"新闻和祖国协会",明确提出议会的目的是"以民主的精神,组织一个德意志国家".
协会在各地建立分会,甚至波及南德、中德和西北德.
"新闻和祖国协会"是继大学生协会之后,又一个超越邦界的全德性政治组织.
它顶住反动势力的高压,唤发各邦人民奋起投入"统一与自由"运动.
在协会的感召下,不少地方群众举行政治集会,民族统一和人民主权成了共同的呼声,普法尔茨的居民还种了自由树,升起三色旗,有的甚至以武力还击军警的镇压.
在北德,运动表现了鲜明的特点,参加者包括社会各阶层,尤以城乡下层人民为主,运动的火药味很浓.
1830年9月,不伦瑞克的市民由于要求召开邦议会被拒绝而举行起义.
起义者建立国民军,进攻并烧毁了公爵宫殿,赶走了众所切齿的查理二世公爵.
由贵族、官员和市民代表组成的邦议会任命查理二世之弟不伦瑞克——厄尔斯的威廉公爵接管政府.
1832年颁布的新宪法,规定建立一院制议会,赋予议会立法权,加强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在议会的地位.
同一时间,黑森首府卡塞尔也爆发了起义.
人们包围选帝侯宫殿,捣毁税务机构,愤怒的农民进攻地主的宅邸,焚烧租税账册.
激烈的行动迫使选帝侯威廉二世接受人民的要求.
1831年1月,黑森颁布宪法,规定设立一院制议会,实行间接选举制,议会有权批准税收、决定法律和对新宪法的动议,议会代表有权弹劾违宪的大臣.
就争得的民主权利而言,这部宪法是德意志第二次立宪运动浪潮中达到较高标准的一部,打击了封建复辟最为严重的北德中等邦国中的封建势力.
工业发展仅次于普鲁士的萨克森王国,也是民怨沸腾,斗争四起.
1830年9月,两个大城市德累斯顿和莱比锡首先起事,迅即蔓延到其他地区.
起义矛头直指贵族特权和黑暗政权.
佞臣冯·爱因西德被赶下台,70岁的国王被迫让位.
1831年9月,萨克森新宪法诞生.
实行两院制议会,上院以贵族为主(10名由国王任命,12名由选举产生);下院由城市工商界代表和农村地主、富有农民代表组成,后者居多,议会所争得的权力大致达到南德的水平.
在汉诺威,自由化运动更是壮观.
1831年1月,格廷根的大学生揭竿而起,得到群众响应,酿成人民起义.
起义者组建武装,冲击军队、市政和警察当局.
起义虽被镇压下去,却迫使国王威廉四世进行改革,减轻赋税,免去执政大臣明斯特伯爵职务.
1833年,国王签署了宪法,召开了等级议会.
宪法虽保证了贵族在上院的优势,但也使城乡资产者在下院获得较大的发言权.
1837年,威廉四世的兄弟、专制狂恩斯特·奥古斯特公爵继位,并于11月1日宣布废除宪法.
人民斗争再起,出现了德意志史上光照千秋的"格廷根七君子抗议"的壮举.
由历史学家弗里德里斯·克里斯托夫·达尔曼,法学家威·阿布雷斯特、雅科布·洛林和威廉·洛林兄弟,物理学家威廉·声伯,东方学家亨利希·埃瓦尔德和文史学家格·哥·格尔维努斯等七位教授签名的抗议书被广为印发.
抗议之声遍及全德.
暴君无奈,只得于1840年重新颁布宪法.
汉巴哈大会30年代自由派运动最显著的进步就是,运动的范围,不再局限在单个邦国以内,而是开始发展为全德各邦的共同行动;运动主要成员,不再仅仅是知识理论界,而且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阶层.
汉巴哈大会的召开就是这一进步的集中表现.
1832年5月27日至30日,在哈尔特河畔诺伊施塔特附近的汉巴哈宫举行了一个"德意志人的民族节日"大会.
大会的组织者是雅科布·西本普法伊费尔(1789—1845)和约·格·奥古斯特·维尔特(1798—1848).
参加者有手工业者、手工业帮工、农民、知识分子、波兰侨民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等共3万人.
几乎全德各城市都有代表出席.
大会上进行了激昂的政治演说.
西本普法伊费尔在节日致词中庄严地预告:"一个共同的德意志祖国站起来的日子终将会来到","分裂的、压抑的和使人意志消沉的一切权力象征都将消失".
摆脱国内外的暴虐统治、废除君主制、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大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象征着自由的黑、红、金三色旗为先导,佩戴缀有"振兴德国"字样绶带的维持秩序者分列两旁,"人民万岁"、"自由统一的德国万岁"等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汉巴哈大会实际上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全德人民大会",史称"汉巴哈庆典".
它表明,超出地区和邦国界限的全民族的政治运动正在出现,在德意志开展大规模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
对此,封建复辟势力大为恐慌.
梅特涅敏锐地感到,革命的瘟疫已重新在德意志蔓延.
他再次开动联邦机器,动员各邦反动势力,共同镇压革命.
6月28日和7月5日,联邦议会分别通过决议,重申1815年维也纳决议的规定——国家全部权力必须集中于国家元首之手.
据此,取消各邦议会的预算咨询权;设置一个等级谈判监督委员会,负责"把那些与对联邦承担的义务和与受联邦条约保证的政府权力相冲突的动议和决议作为注意的对象,并向联邦大会告发";查禁反对派报纸,加强书报检查;解散符腾堡邦议会,废除巴登1830年新闻法;逮捕汉巴哈大会领导者.
革命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止息斗争,广大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和小资产者反抗的情绪更加激烈.
他们秘密组织起来继续战斗.
1833年4月3日,在"新闻和祖国协会"分会及大学生协会的秘密策划下,法兰克福几十名大学生、手工业者和波兰军官,冲击了警备队和警察岗哨,试图以此掀起一次反专制主义的人民起义.
只因准备不足和寡不敌众,起义被镇压下去.
接踵而来的是反动派更加疯狂的迫害,野蛮暴行泛滥全国.
书报遭查禁,起义分子被处死刑、被投入监狱和被迫流亡国外.
至1838年底,全德有23个邦1800多人受到审讯和起诉.
"统一与自由"运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进入40年代,德意志的"统一与自由"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形成了要求"统一与自由"的民族运动.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德意志工业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同贵族自由派一起,成了运动的领导力量.
深受封建割据统治之苦的小资产者以更激进的姿态投入运动.
反对派的政治、经济主张已不是单个邦国、某个阶层的利益体现,而是反映着时代的要求,具有全民族的普遍性.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全德范围、全民族范围的德意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是从40年代开始的.
资产阶级自由反对派的力量集中在工业发达的普鲁士,特别是西里西亚、莱茵河两岸和东西普鲁士更是反对派活动的中心.
主要代表人物有:希勃劳斯的律师亨利·西蒙,东普鲁士省长泰奥多尔·冯·雪恩,医生约翰·雅科比,亚亨的大资本家达维德·汉塞曼(1790—1864)和科伦的银行家鲁道夫·康普豪森(1803—1890)等.
1840年6月7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其长子继承王位,是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这个被称为戴王冠的"浪漫主义者"的登极,一度点燃了人们对实行宪法的希望.
9月5日,东普鲁士省议会召开,议会向国王递了请愿书,要求兑现其父1815年的许诺,制定宪法,召开国会.
身为省长的雪恩支持这个动议,写了题为《何来何往》的小册子,论证宪法的必要.
雅科比写了《一个东普鲁士人回答的四个问题》一文,以自问自答的通俗形式,尖锐地揭示了等级议会的形同虚设,抨击专制制度践踏民权.
东普鲁士议会和雪恩·雅科比的行动得到了全普鲁士、全德各邦人民的支持.
1845年,大部分普鲁士省议会都向普王递上了要求立宪的请愿书.
莱茵区的反对派致信东普鲁士议会,表达了他们要求立宪的共同愿望.
莱茵区集中着德意志经济上最有影响、政治上十分活跃的大资产阶级,汉塞曼和康普豪森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人物.
汉塞曼是纺织、保险、铁路和金融业的巨头,政治上对贵族特权和专制王权极为不满,认为普鲁士各省议会有贵族议员,全然不合"民族"利益.
法国七月革命时期,他上书普王,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指出:"国家最富有的人就应在国家占有压倒的优势.
"几乎在东普鲁士议会呈书普王的同时,汉塞曼也给新王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实行出版和言论自由,实施立宪,改普鲁士各省的等级议会为全国代表会议,行使议会职权,改革选举制度,结束贵族统治.
然而,大多数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政治上属温和的自由主义,要求改革,但又畏惧革命,只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即与国王、贵族达成协议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
然而,国王公开拒绝立宪,并鄙夷地写道:"家长制是德意志君主的风尚,治理这个国家是祖先传给我的任务,是我的世袭权力".
国王的态度使人们消除了对新王的幻想,明白要在普鲁士通过和平的途径改变现状是绝不可能的,必须以斗争求变革.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有着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为强烈的政治主张.
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秘密革命组织.
初期的领袖人物是路德维希·伯尔尼(1786—1837)、亨利·海涅(1797—1856)等.
他们在书报检查制度的压迫下,进行顽强的斗争,在文学的冰层下面泛起民主的波浪.
伯尔尼的《巴黎通信》,猛烈抨击普鲁士的专制制度.
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辛辣地讽刺普鲁士的王权独裁、贵族政治、官僚和小市民.
海尔维格的《仇恨之歌》,公开宣布革命斗争是消灭反动势力的唯一手段.
同一时期,在哲学领域也出现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等.
他们发扬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从批判现存的宗教观念入手去批判旧制度.
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剖析了基督产生的种种传统的荒谬性,认为摆脱宗教偏见是政治进步的条件.
费尔巴哈在其名著《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以唯物的观点论证了上帝不过是人类幻想的产物.
他大胆宣告:"自然和人之外一无所有".
青年黑格尔派是德国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在政治上抨击封建制度,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改革.
但对反动势力的斗争仅停留在对宗教和基督教义的批判.
然而他们的哲学著作对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影响极大.
恩格斯写道: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自经受过它的人才可理解到.
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都是一下子就变成了费尔巴哈派了.
"1842年1月1日《莱茵报》在科隆的创刊,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中的民主主义力量不断壮大.
《莱茵报》全名为《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创办人有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有青年黑格尔派.
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它发展成为进步力量的机关报.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为该报撰稿.
1842年10月,马克思任该报主编.
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报纸的视野大大拓宽,开始把重心移向人民群众,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越来越鲜明,发行量从1842年10月的885份增至1843年1月的3400份.
《莱茵报》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共同结下的民主硕果,它在批判现存制度、动员人民奋起斗争、推进"统一与自由"运动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普鲁士反动派深感威胁,于1843年3月31日将《莱茵报》封闭.
《莱茵报》被封闭,但《莱茵报》产生的影响却无法磨灭.
1843—1846年,"统一与自由"运动向纵深发展,突出的特点是运动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大规模的政治集会和游行在各大城市纷纷举行.
推动德意志社会前进的基本力量正在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第五节早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正义者同盟19世纪40年代是德意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高涨、资产阶级革命酝酿时期,也是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从初生走向成熟的决定性阶段.
德意志社会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互相交织.
德意志工人运动发端于瑞士、巴黎和伦敦的德国工人组织.
1832年2月,流亡在巴黎的德意志手工业帮工、店员和知识分子组成"德意志人民协会".
这是一个具有共和民主主义倾向的组织,从事救济政治流亡者和谋求德意志统一的政治宣传工作.
1834年春,人民协会被解散,夏天,其左翼代表在巴黎成立一个秘密同盟,即"流亡者联盟".
七月,出版机关报《流亡者》.
联盟是按照法国人权社的样式建立起来的.
其宗旨是解放和复兴德国,确立社会和政治的平等、自由、公民道德和民族统一.
直到1835年春,联盟基本上代表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
由于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渗入,遂使该组织中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和无产阶级成员产生思想政治分歧.
后来,由于1834年成立于瑞士伯尔尼的另一德意志流亡组织"青年德意志"的许多成员转至巴黎,加速了联盟内部的阶级分化和组织分裂.
1836年,联盟内部的部分激进的盟员脱离"流亡者联盟",组成了新的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
这是德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治组织.
它的成立,表明德意志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开始.
同盟先后受到布朗基主义和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等思潮的影响.
威廉·魏特林(1808—1871),生于普鲁士.
1827年,为逃避兵役,到汉堡当一个裁缝工人.
之后四处谋生,走遍全德各邦,到过欧洲许多国家.
1835年10月,到巴黎,加入"流亡者联盟",后又转入"正义者同盟".
魏特林仅上过中等市民学校.
但他刻苦自学,阅读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等的著作,结合社会实践,潜心钻研,1838年写成第一部著作《人类的现况及其未来》.
以后又陆续写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3)等著作.
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他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金钱则是私有制的标志,金钱是"可鄙的".
他勾画了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建立一个"大家庭联盟".
在这个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大家庭"中,大家共同劳动、共有共享,没有政府、法律和惩罚,没有命令和服从,没有尊卑与贵贱.
宣称为实现这个理想社会必须通过暴力革命.
魏特林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出于道义上的愤怒,而不能揭示其本质.
他主张的暴力只是自发的暴动.
虽然他设计的新社会模型很有启发性,但只是一种没有加工好的、粗俗的平均共产主义.
他的思想反映的是正在无产化的手工业者而不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的政治心态,因而是不能最终解决社会问题的,越到后来,便越与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成为工人运动的绊脚石.
尽管如此,魏特林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仍不失为德意志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独立的理论运动.
1839年5月12日,正义者同盟参加了巴黎布朗基主义四季社的起义.
失败以后,同盟遭到严重破坏,重心移至伦敦,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纷纷加入.
正义者同盟由德意志人的组织变成了国际性的组织.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与德意志工人阶级独立的理论运动相伴而行的是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斗争.
大工业的崛起,把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抛入贫困的深渊,封建容克的资产阶级化使小农和农业工人境况恶化;工厂中的工人任凭厂主盘剥,劳动日无限延长,工资少得可怜,实物工资制、女工童工制盛行,家庭手工业工人,在本国大工业和英国竞争的冲击下,更加贫困.
西里西亚是普鲁士的纺织业中心,这个地区的麻、棉织工深受工场主、包买商和地主的残酷剥削,受苦最深.
他们每周夜以继日地干活,所得工资仅14个格罗申(当时德国通用的一种银币,1格罗申=12分尼,1马克=100分尼),而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每天的支出至少4个格罗申.
他们的生活水平远在教养所和陆军监狱的犯人之下.
不仅如此,织工们还要将收入的1/3交名目繁多的封建税和国税,诸如织工捐、狩猎捐、纺纱捐、地方捐和土地税、等级税等.
梅林在描述织工所受的双重压迫时写道:"他们的身子受到资本主义竞争的猛烈的旋风的袭击,而他们的脚还埋在封建的泥潭里.
"苦难和饥馑的织工为争取生存权而奋起抗争,1844年6月4日,住有5000居民的彼得斯瓦尔道的织工,以要求增加工资,厂主拒绝并开除工人代表为由,掀起自发斗争,并酿成起义.
次日,烈火蔓延至另一纺织重地、住有13000居民的朗根比劳.
起义织工高唱自己编写的战歌,集中打击工人最痛恨的厂主,他们捣毁厂主住宅、厂房、机器,焚毁票据账册.
普鲁士当局调军队镇压.
起义群众毫不示弱,他们向士兵喊话,劝其倒戈.
当军官下令镇压时,他们又以棍棒、石头反击,把军队赶出村庄.
6月6日早晨,当局又调来步兵连、炮兵连和骑兵连,才把起义平息下去.
11名起义者殉难,24人重伤,150名织工被捕,遭到判刑和鞭挞.
起义遂告失败.
西里西亚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精神鼓舞了广大工人群众.
马克思称赞道:"在法国和英国的起义中,从没有一次起义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带有如此之理论的和自觉的性质.
"年青的德意志工人阶级以自己的无畏行动吸引了全德舆论的注意,在完成德意志民族民主任务的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变革的前夜,资产阶级的背后到处站着无产阶级.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同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英国宪章运动一样,是国际工人阶级最早的独立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已以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早期的工人运动缺乏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它受着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
工人对自己贫困的原因,斗争的道路,自己的历史使命,还缺乏科学的了解.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独立的工人运动要求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来指导.
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正是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儿子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里尔城一个有文化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律师.
中学毕业后,1835年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后转入柏林大学学法学,但他却热衷于哲学和历史的研究.
在大学期间,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
1842年3月,大学毕业半年后,应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聘请,马克思担任了《莱茵报》主编.
此时,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唯心主义的,政治观点是民主主义的.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广泛接触工农,探讨私有制、国家、法律等问题.
活生生的现实使年青的马克思认识到,国家和法律都是统治阶级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经济利益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出发点.
这就促使马克思起来清算黑格尔唯心主义,研究经济关系,研究社会主义.
《莱茵报》被查封以后,1843年10月底——1845年2月初,马克思寓居巴黎期间,住在工人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正义者同盟"及法国工人秘密组织建立联系,出席法、德工人集会,发表演说,研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系统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德国政治状况的三封信和《导言》、《论犹太问题》两篇论文,科学地论证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道路和原动力.
他号召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应"无情地批判一切现存的制度",并明确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旦掌握于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表述的这些观点,表明了他已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几乎在同一时期,恩格斯也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在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城的一个大工厂主家庭.
1841年9月—1842年10月,恩格斯作为志愿兵在柏林服役,公余时间他去柏林大学旁听,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活动.
1841年他以笔名奥斯渥特出版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及《谢林——基督教的哲学家》三本著作,尖锐地批判了谢林的反动观点,表述了自己的革命民主主义和无神论的观点.
1842年11月,恩格斯前往英国,在曼彻斯特的纺纱工厂实习经商.
在此期间,他访问了工人区,考察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查阅记述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的各种文件和材料,研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同宪章运动左翼领导人建立联系,并为宪章运动机关报《北极星》报撰搞.
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所论述的无产阶级革命原理,标志着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已是个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了.
1844年8月底—9月初,恩格斯回国途径巴黎,会见了马克思.
这次会见,给他们的亲密合作、理论研究和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非但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还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这主要是19世纪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辩证法,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唯物主义;吸收了英国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吸取了法国圣西门和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并不是以上这些学说体系的单纯的记叙和完成,而是批判地、创造性地吸取和改造,创立了崭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提出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他们第一次揭开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秘密,发现了在商品生产背后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
由于有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两大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便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还对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展开了批判.
当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日益暴露,一切对现状不满的个人和集团都纷纷转向社会主义.
一时间,社会主义成了时髦品.
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丛生,诸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
这些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学说都不能正确地解释过去,观察现实,预见未来.
它们实际上只是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破坏共产主义运动.
不肃清其影响,无产阶级真正的革命理论就不能建立.
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写了《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阐发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所散发的谬论,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的界限,终于在数不胜数的社会思潮和派别中,为自己打开了一条通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
1847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受新成立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委托,为该组织起草新纲领,写下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正式发表.
《宣言》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
它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从此,无产阶级便从自为的阶级转为一个自在的阶级,负起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
第三章1848—1849年革命第一节革命形势形成"农业危机"和"饥饿暴动"19世纪30—40年代,民族民主运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的广泛开展,强烈地震动着德意志的统治秩序,民族统一、国家独立和政治民主的共同要求,把各被压迫阶层团聚在一起,向封建统治发起政治冲击.
1845年和1846年德意志连续发生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加上各邦人口剧增,造成粮食奇缺,农产品价格上涨50%.
流亡在外的民主派人士毕希纳写道:"德国大部分地区所遭受的物质压力,与精神上的重压一样,是可悲和可耻的.
在我看来……远远没有比成千上万个家庭连煎土豆都吃不上更叫人黯然神伤了.
"更为严重的是,1847年由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很快就蔓延到整个德意志,工厂关门,银行倒闭.
这一年,仅汉堡就有100多家商店停业,小手工业尤惨,据统计,每天有8家小手工业破产.
城乡工农业危机,激化了紧张的政治局势.
1847年2月,巴伐利亚首都慕尼黑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市民、工人、学生在街上与军警发生冲突,痛打并赶走了乱政的国王宠姬罗拉.
1847年春,巴登城乡各地出现了大量的革命传单,号召实行劳动人民普遍武装,消灭官吏和贵族,建立共和国.
1847年4月,柏林爆发了"马铃薯暴动".
饥馑的人们走上街头,冲击王宫,捣毁面包店、肉店和市场上的货摊.
普鲁士政府出动了全部柏林驻防军,才把暴动镇压下去.
同样的骚动也发生于萨克森的工业中心开姆尼茨和符腾堡首府斯图加特.
在柏林、维也纳等大城市,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汇集在一起.
深受地主压迫的农民也动作起来,遥相呼应.
在西南、西部和东北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团体举行了一系列的民族民主活动.
1846年和1847年在法兰克福和吕贝克举行日耳曼学学者大会,被称为"思想界的邦议会".
1847年6月,在吕贝克举行全德意志歌咏节.
这些活动都富有德意志民族激情.
在奥地利帝国,资产阶级反对派运动甚至波及到匈牙利和斯拉夫各族人民居住的地区,梅特涅已无力控制自己的体系了.
整个德意志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普鲁士联合邦议会的召开1847年2月,被财政枯竭所困扰的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得不下令召开由普鲁士8省议会代表组成的联合议会,并同意给议会以批准税收权和国债批准权.
4月11日,联合议会在柏林开幕,贵族代表341名,市民代表182名,农民代表124名.
对议会的召开,资产阶级欢欣鼓舞,希望它能成为常设的立法机构.
但国王压根就无意把联合议会和任何立宪意图联系起来.
他在开幕式上宣布:他绝不会"让'写满字的废纸'好像是第二天命一样,插手于我们的主上帝和这个国家之间,用其条款来主宰我们并取代亘古以来神圣的忠诚.
"多数贵族代表拥护国王所持的不退让态度,资产阶级自由派不能容忍,双方产生争执.
国王无视反对派的要求,向议会提出两项提案:一是保证银行用于解放农民的贷款;二是保证建筑通往柯尼斯堡的东部铁路借款2500万塔勒.
结果两项议案均被否决.
反对派议员的态度很明确,不立宪,不行代议制,决不同意政府借款.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恼羞成怒,于6月26日下令解散联合议会.
普鲁士联合议会从召开到解散,虽然为时很短,也无多大作为.
但它却清楚地表明,限制国王权力和扩大议会作用的要求日渐增强,封建专制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
柏林召开议会的事件,其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普鲁士这个北德的领导邦,而是极大地激发了大多数德意志邦的政治动乱.
各反对派的政治主张革命前夕,德意志各反对派都在聚集力量,表明自已的政治纲领.
温和自由主义者团结在《德意志报》和《社会科学总杂志》周围.
激进自由主义者团结在《德意志文学和艺术哈勒年鉴》周围.
彼此就革命问题展开了争论,特别是在自由派运动较发达的南德巴登,更集中表现了两派的分歧.
1846年11月,温和派在杜拉赫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德意志报》,由海德堡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格廷根七君子之一的盖尔温努斯任主编.
这一派主张在自由主义的普鲁士领导下改组德意志联邦,完成国家统一.
因其政治主张带有明显的妥协性,故被称为"半心半意派".
1847年9月,激进派在奥芬堡召开大会,通过了由该派著名活动家古斯塔夫·斯特卢威起草的纲领,即奥芬堡纲领.
纲领提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建立代议制政府,制定自由法,军队要宣誓效忠宪法,征召民兵以代替常备军.
纲领同时还涉及到社会问题,如实行陪审制,取消特权,消灭劳资争执等.
因其革命要求较为彻底,故被称为"全心全意派".
不管资产阶级自由派有多大的分歧,但基本点是一致的,即他们均缺乏积极的革命意志.
在资产者看来,"一场结局最好的革命也是一次严重的危机,它使道德意识混乱,破坏国内安宁,也使所有国家条约受到危害".
因此他们试图不经革命、不危及财产而进行民族的和自由主义的改革.
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与君主和政府达成协议.
然而,形势的发展将资产阶级自由派推进了革命之漩涡.
1847年末,全德各邦已普遍掀起革命运动.
封建统治势力十分孤立.
恩格斯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深刻的描述:"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
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第二节三月革命西南诸邦革命1848年,巴黎广场焚毁国王宝座,英国工人举着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开展宪章运动;法国工人起义,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第一次独立提出自己的要求,被压迫民族(爱尔兰人和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以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同西欧无产阶级相呼应,如梅林所言,"这不是30年(1830年)的闪电,这是48年(1848年)的暴风雨".
这场风暴席卷整个欧洲.
在德国,它把大小邦国的王座震得摇摇欲坠.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与之毗邻的西南德意志立即迸发革命的火花.
巴登首先发难,2月27日巴登人民在曼海姆举行大会,3月1日卡尔斯鲁厄发生示威游行.
起事人民提出废除封建特权,实行出版自由,平均分摊捐税,任命责任内阁,实行共和,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全德议会.
迫使巴登大公罢免人民深恶痛绝的大臣布利杰尔斯道夫等三名反动大臣.
3月4日,奥卡尔省爆发了农民起义.
3月6日,涅卡省农民以武力迫使伯爵放弃封建特权.
在靠近瑞士的地区,农民起义声势更大,农民拒绝向地主履行各种封建义务.
到3月中旬,巴登的政权已转到自由派手中.
斯特卢威欢呼道:"专制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进入人民主权的时代了.
"在黑森,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向黑森选侯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所有的部长职务由获得人民信赖的人担任,重新选举并召开等级议会,新闻、集会、结社自由,特赦1830年以来的政治犯.
大公被迫退位,把政权交给他的儿子.
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于3月2日爆发革命,市民、大学生和工人联合行动,占领军械库,全面武装起来,矛头指向国王宠妾及其走狗,即所谓"罗拉内阁".
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不得不让位于儿子马克思米连.
由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新内阁,颁布出版自由、公开审判、责任内阁等法令.
这样,在南德诸邦几乎都成立了由资产阶级自由派参加的内阁,史称"三月内阁".
维也纳革命2月29日,巴黎二月革命的胜利消息传来,维也纳沸腾了.
在议会开幕的当天,3月13日,小资产阶级、大学生和工人汇集于议会外广场,高呼"自由!
宪法!
打倒政府!
"群众闯入议会大厦,斥责议员的妥协态度,提出罢免梅特涅,实行宪政,要求政治民主、出版自由、陪审制和责任内阁.
帝国政府进行镇压,群众与军警冲突,内战爆发.
面对群众的示威,75岁的梅特涅在国事参议会上说:"如不久前在法国表明的那样,被迫让步是不明智的","皇帝有责任将先帝传给他们的权力再传给他的继位者.
"梅特涅以鄙视的口吻说道:"这种骚动不过是些面包师傅的吵闹","应由警察和军队来驱散这些暴民.
"梅特涅甚至警告说:"如果我自己的儿子也被发现在表现那样行为的人们中间,他们也仍然是暴民.
"但色厉内荏的梅特涅就在起义的当晚,宣告引退,男扮女装从维也纳街头消失了,一个月后全家逃到伦敦.
奥皇被迫"颁赐"宪法,宣布出版自由,下令建立国民军.
3月17日,成立责任内阁.
4月26日,宪法生效.
5月11日颁布选举法.
这个帝国专制统治的中心,自1815年以来筑起的"正统主义"堤坝决口了.
柏林革命对德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柏林起义.
梅林指出:"普鲁士及其整个制度和传统,它的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它的军队和官僚就是德国革命的唯一凶恶的内部敌人.
"柏林爆发的事件直接决定了德意志革命的进程.
3月6日,梅特涅的垮台促进柏林的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
工人走出工厂,街垒已筑起,冲突时有发生.
普王镇压无效,只得让步,3月17、18日连续颁布命令,规定4月12日召开联合的邦议会,并力争缔造一个德意志联邦国家,建立代议制,实行立宪,统一军队、币制、度量衡和商法.
对此,资产阶级欣喜若狂,以为参政的目的已达到.
但人民群众却不以此为满足.
3月18日中午,人们涌向王宫前广场,要求:(一)撤走军队,(二)组织武装的自卫团,(三)实行无条件的出版自由,(四)迅速召开联合议会.
国王完全同意第四点,第三点同意一半,一、二点否定.
当司法大臣萨维尼出来向愤怒的人民解释国王的"答应"时,工人怒斥道:"老头儿,他什么也没有答应.
"这时,一连龙骑兵和一连步兵向群众冲来了.
步兵射出的枪弹成了柏林起义的信号.
装备简陋的起义群众与配有36门大炮的1.
4万士兵浴血奋战了13个小时.
深夜,国王发表《致我亲密的柏林同胞》的公告,把镇压起义的责任推诿于"一群暴徒"、"一伙多半是外国人的恶棍"身上,号召"看在至圣的份上",拆除街垒,他保证"一切街道和广场立即撤走军队".
起义群众不为所惑,继续战斗.
反动军队瓦解了,3月20日清晨,司令官不得不命令军队停止战斗.
上午,国王下令军队撤出城外.
起义胜利了.
3月22日为183名死难烈士举行葬礼.
起义者手握武器,肩抬牺牲战友的棺木,以坚定的步伐走过宫中的庭院,高喊牺牲者的姓名——"五个没有受教育的孩子的父亲"、"今年15岁、在我旁边被打死的、是我的独子"——每喊一个人名,国王就顺从地"脱帽"致哀.
诗人弗莱里格拉特以死难烈士为第一人称,写下了这庄严审判的场面:"就是这样呀,子弹穿进胸膛,头颅劈成两半,你们用担架抬着我们向阳台走去!
'滚下来吧'——他摇晃地走着——摇晃地走到我们的床边;'脱帽!
'——他脱了——他鞠躬了!
——他面色苍白侷促不安地站着!
这时军队离开了这座我们以死夺得的城市!
你们在书上看到的是'我们信赖耶稣!
'在这里更适合的是'我们信赖钢铁!
'"的确,正是人民的钢枪和人民的革命才使这个德意志最顽固的君主和最顽固的堡垒低头了、陷塌了.
3月29日自由派内阁组成,康普豪森任总理大臣,汉塞曼任财政大臣.
5月22日召开普鲁士国民议会以代替联合议会.
随着柏林起义,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席卷全国.
南德的农民赶走贵族官员,烧毁土地登记簿和什一税册,捣毁地主府邸.
萨克森的农民纵火烧掉封建王宫.
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农民涌进地主庄园,强迫容克写下放弃租税的文书.
三月革命在各邦的开展和初步胜利,使封建关系和割据势力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如果德意志资产阶级自由派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领导革命向前推进,自下而上地完成德意志的"自由要求"和"民族要求"的任务,是大有可能的.
可是,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却在大好的形势面前却步了.
第三节三月革命后的政治形势《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法国二月革命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见到:"德国一定会步法国的后尘.
"3月5日,马克思到达巴黎,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并被推为主席.
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纷纷结成队伍,"准备解放自己的祖国",并组织革命兵团.
他们号召德国侨民"拿起武器",到莱茵河彼岸去争取共和国事业的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这种冒险活动.
他们向工人们说明,不能"输出革命和共和国",指出德国工人和政治流亡者应"一个一个地"回国.
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输送了40名革命者回国,大都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这些人奔赴德国各地,在革命过程中发挥骨干作用.
而那些冒险越境的"军团",遂陷入普法政府设置的圈套.
3月21日——2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共17条),阐明了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制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策略.
提出:完成民主、民族革命的任务,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如国有化,保证工人生活资料,保障劳动人民等等.
总之,实行自下而上革命,实现民族统一,完成资本主义革命,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184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返回德国,到达科隆.
6月l日,《新莱茵报》出版,马克思任总编,恩格斯任编辑.
报纸宣传《要求》,歌颂革命,评论时政,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妥协叛卖,批判同盟中的错误倾向,极大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德意志革命所制定的纲领,不仅反映着广大无产者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引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可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无产阶级还很不成熟,资产阶级十分懦弱,致使这一正确路线未能实行.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软弱妥协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缓慢,造成资产阶级力量非常薄弱;国家四分五裂,使资产阶级未能形成为整体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的独立出现,又使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害怕革命的深入发展.
由此,德意志资产阶级反对派在革命进程中表现得矛盾、动摇、软弱、妥协.
有人对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这种犹豫态度作了形象的描述:它"用国王的难以满足的奢望来衡量国王,用无产阶级的危险及其日增的势力来衡量无产阶级.
它把国王和无产阶级放在天平的两端,而自己发抖地站着,问自己说,到底该把自己抛进哪个秤盘去呢"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决定着德意志资产阶级最终把自己抛进了王权的"秤盘".
柏林街垒尚未拆除,人民群众"三月之夜"的激情尚在奔放,资产阶级自由派却主张:"结束革命"了.
他们首先把无产阶级排除于人民武装之外,独霸市民自卫团,规定参加自卫团的条件必须是:本地人,能找到担保人并保证以后归还武器,独立谋生的人.
于是,这支革命的武装便蜕变了,从反封建的工具变为保护"神圣财产"、反对"煽动者"的工具.
梅林指责说:"这支军队在武装的反动派面前是胆小的兔子,在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面前是怒吼的狮子.
"柏林唯一的政治日报《阅报室》也评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后第一天就竭尽全力后退.
"起义胜利的第三天,3月21日,柏林的自由派就与国王密商,把军队召回.
在一份有1.
4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上,请求国王把"同市民友好的部队"开进城来.
在他们看来,用真正的军队保护神圣的财产要比他们的志愿勇士(市民自卫团)更可靠.
3月30日,1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外加2个步兵营和1个骑兵连重新进驻柏林.
普鲁士的"三月内阁"成立以后,资产阶级的代表立即走上了与王室、封建主、官僚、军阀妥协的道路.
他们拒绝召开新的人民代表会议,以所谓"法制基础"和维护"法律状态的连续性"为藉口,主张由普鲁士联合议会讨论拟定新宪法和选举法.
4月6日和8日,联合议会颁布法令,确定"新的宪法由国王同人民代议机关协商后确定.
"同样,康普豪森——汉塞曼内阁也没有撤换一个旧官吏,不曾动弹旧普鲁士国家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份.
马克思指出:"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生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
"于是,国王又恢复3月18日中午以前的权力,内阁则成了封建君主抵挡人民革命情绪的缓冲物.
康普豪森也承认:"我们已成为王朝的盾牌.
"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资产阶级自由派依然未敢触动封建基础.
德意志革命虽是以实现国家统一为形式出现的,统一问题被提到首位,土地问题列于次要地位.
但二者又是密切相关的,解决农民的问题是关系到削弱封建割据势力、壮大革命力量的大事,是实现民族统一的基础.
三月革命爆发后,农民纷纷停止履行强制徭役,并迫使地主立下字据,放弃封建特权.
这个事实,只需"三月内阁"加以法律承认,农民(尤其是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便可获得彻底的自由.
然而,资产阶级自由派却拒绝实现革命的经济内容,害怕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3月27日,内阁发出命令,宣布一切利用威胁和暴力迫使地主所做的让步一概无效.
在由汉塞曼提议、部长吉尔克拟定的普鲁士土地改革草案中,把所有的封建义务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赎取而废止的义务,一类是无偿取消的义务.
最后无偿废除的仅是一些细琐的义务,如地主狩猎权、土地转移金、屠宰什一税、放牧税、养蜂税、水渠捐等,而这些封建义务事实上早已不存在了.
主要的封建义务徭役租等却依然存在.
所以马克思揭露说:1848年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保持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
真是雷声大雨点稀!
"1789年的法国,在攻打巴士底狱后3个星期就清除了封建垃圾.
而1848年的德国,在三月起义后的六个月,一直没有采取任何(哪怕是临时)的措施来满足农民的要求.
法兰克福议会的召开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主张相反,资产阶级主张走合法的议会道路,建立君主立宪制,因而急于召开全德国民议会来解决民族、民主问题.
1848年3月1日,由巴登和符腾堡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建议,在海德堡召开各邦自由派会议,与会的51人主要是南德人,只有4个莱茵普鲁士人和1个奥地利人.
会议通过《告德国人民宣言》,并决定成立一个7人委员会,负责筹备召开全德预备国会.
3月31日——4月3日,先后召开了四次预备国会,选出50人委员会,筹备全德国民议会的选举和召开.
4月末5月初,在各邦举行选举,实行两级投票,选民选出二次投票人,然后从二次投票人里选举代表,每5万居民选出1名代表,共选出代表573名.
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城的圣保罗教堂开幕(史称法兰克福议会),梅林说:"在没有伟大的人民生活的城市里开会,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它们缺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伦敦和巴黎所有过的喷火的土地.
"选举出来的议员和候补议员共830人(法定为649人,实际人数为585人),其中大地主38人,资产者20人,教士23人,土地经营者3人,公务员245人,知识分子229人,军人11人,手工业者4人,农民仅1名.
议员数目以普鲁士最多,有200名,奥地利121名,巴伐利亚68名,萨克森24名,汉诺威26名,符腾堡28名,巴登19名,其他小邦共87名.
议员分为三派,极右翼约60人,左翼150人,其余为中间派.
中间派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优势,人数达270人.
这是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选出的一个全德国民代议机构.
开幕那天,人们怀着无限的希望,看着这批代表在火炮声中和钟声中庄严地进入圣保罗教堂.
法兰克福议会召开后,恩格斯就在《新莱茵报》上公开致言,劝导会议"第一步行动必须是,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的自主权","第二个行动必须是,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的宪法,消除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
"可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不敢以人民为后盾,议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没能解决革命的主要问题,在人民中日益失去威信.
关于议会的权力问题.
5月27日通过决议,宣布法兰克福议会为立宪会议.
实际上,议会权力是非常含糊的.
资产阶级自由派力主议会不能单独制定宪法,制定宪法必须同各邦政府协商.
同时,对并存于法兰克福城的联邦议会采取怂恿态度,不敢断然宣布:"永远解散联邦议会",而是让它继续存在下去.
这本身就是对"全德"国民议会的自我否定.
关于国家政体问题,诚如梅林所指出的,议会"应该用共和国的形式把两个大国、六个中等国家和二、三十个小国(几乎全是君主政体的大小邦国)的混乱的集合体建成一个唯一的、自由的德意志.
"可议会中的共和派,力量很小(仅150票),无足轻重.
君主立宪派占了绝对的优势(370票).
议会终于确定了与王权妥协的君主立宪政体.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算盘是:"如果由一个封建幽灵确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那么资产阶级消灭革命这一行动就可以得到一种可敬的圣光.
"因为德国资产阶级在对付无产阶级的反抗上,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的.
至于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问题.
议会确定在根据宪法产生的政府之前组成临时中央政权.
6月27日,议会以403票对135票的优势推举奥地利大公约翰为帝国执政.
同时组成帝国政府,设有首脑(兼内务大臣)、司法大臣、商业大臣、财政大臣、军事大臣、外交大臣.
但,它并不是在去除割据政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政府.
同各邦拥有官吏、财政和兵力相比,这个帝国政府的权力可怜极了.
外交部长得不到任何欧洲大国的承认,财政部长掌握不了1芬尼,军事大臣指挥不了1支枪.
政府权力不出圣保罗教堂大门之外,所征税额只有法兰克福城和一个小国绍姆堡——利珀照付.
俾斯麦挖苦说:"这是一个没有柄的矛头.
"关于统一问题.
议会代表反对用革命统一德国,坚持以王朝统一德国.
在如何统一问题上,代表们又分为两派:一为"大德意志派",主张以奥地利为中心,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是为"大德意志方案".
属于这派的是最保守的自由派(主要在奥地利和南德各邦),他们同教权派、天主教反动分子联系密切.
另一派为"小德意志派",主张以普鲁士为首组成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联邦,是为"小德意志方案".
属于这一派的是大多数自由派(主要在普鲁士、中德).
两派争论不休,最后小德意志派获胜,于1849年1月13已通过小德意志派加格恩的政纲:德国宪法的普鲁士化,普王为帝国皇帝.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召开是德意志民主自治的首次尝试,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它一开始就背离人民,背离民主.
三月革命之后,整个德国当务之急是聚集革命力量,建立人民武装,粉碎封建势力的反扑,结束分裂状态.
可是,议会长期陷于空谈,全部兴奋点在于与联邦议会共商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德意志,着力于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的争议.
用议会讲台的清谈空辩的吵嚷声代替街垒上的武器碰击声.
围绕宪法草案的打头一句话:"每个德国人",便引起无休无止的争论.
辩论由谁出任帝国元首这一问题,持续了8天,223人发言,恩格斯讥之为"老太婆会议".
有人作了估计,照此速度,宪法草案得讨论23个月(近700天),即至1850年4月方有眉目.
至于解散联邦议会、建立武装、消灭农民的封建枷锁等根本性问题则置之不理.
就在法兰克福议会的那些身穿黑上衣,头戴红羽毛大礼帽的议员先生们轮番上台慷慨陈词,欢呼"一个经过长久沉睡的巨人正在苏醒过来"的时候,各邦被打入洞穴的毒蛇也苏醒过来了.
加上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整个欧洲革命形势逆转.
从下半年开始,德意志的封建反动势力便大举反扑过来.
第四节德意志革命的失败奥地利十月起义和封建复辟维也纳三月革命迫使奥皇作出某些让步后,资产阶级深感满足.
他们欢呼:"鏖战的辛劳已经结束,胜利的果实尽情地享受.
"然而,人民大众却深为不满,他们的苦难状况远未改善,奥皇许下的民主诺言均未兑现.
"对权利,只有去争取",从5月至7月,劳动群众继续为争得和捍卫自身的民主权利而战斗.
同全欧和全德的形势一样,随着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背离革命,转到皇室一方,革命的形势也急转直下.
8月12日,在镇压了捷克和意大利民族起义后,奥皇斐迪南一世回到维也纳,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工人工资,血腥镇压工人示威,拉拢和控制国民自卫军等,试图打击革命力量,恢复封建统治.
与此同时,奥皇又把屠刀指向匈牙利革命运动.
9月11日,奥军渡过德拉瓦河,进军佩斯.
10月3日,奥皇敕令,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
匈牙利人民奋勇抵抗,挡住奥军,挫其锐气.
奥皇急急下令,从维也纳调兵增援.
维也纳人民深知奥匈革命休戚相关,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匈牙利人受奴役,奥地利的自由也就会被取缔",因而竭力反对出兵匈牙利.
10月5日,就在政府征兵开拔的当天,维也纳城群众集会,作出决定,坚决阻止奥军开出维也纳.
次日晨,工人、大学生和部分国民自卫军包围了车站,拆毁了铁路,阻截援军出发.
政府派兵镇压.
愤怒的人民再举义旗,投入战斗.
他们筑起街垒,夺取武器库,击毙政府军指挥官,围攻国防部大厦.
10月7日,斐迪南一世等一群皇室贵族在6000名士兵的保护下,逃亡奥尔谬茨.
维也纳又为起义人民所掌握.
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的深入发展.
他们醉心于调解敌对双方的矛盾,请求皇帝返回维也纳,坐视大好时机的丧失.
奥皇趁机聚集力量,发表宣言,称维也纳为"暴乱头子统治的中心",要以"强大的军队击溃维也纳".
10月12日,7万保皇军对维也纳三面包围,并于23日发起进攻.
维也纳人民顽强抗敌,但因寡不敌众,坚持了9天的维也纳保卫战于11月1日失败了.
软弱妥协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获得妥协的成果,帝国议会被解散,次年3月,颁布的反动宪法抹去了三月革命的一切痕迹,奥地利又恢复了封建黑暗统治.
普鲁士反革命政变柏林燃起的三月革命火焰燃遍普鲁士大地,容克地主十分仇恨,伺机反扑.
经过4月至6月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从7月起,随着全德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封建势力从蛰伏状态转入进攻,7月成立了容克组织"保卫财产同盟"(后改为"保卫土地所有者同盟"),8月在柏林召开了一个名为"普鲁士人民各阶级私有财产利益保卫者大会"的容克会议,号召各省支持王室.
容克地主还加紧控制军队,清除军队中的共和主义分子,雇佣流氓冲击民主俱乐部,迫害民主派领导人,继康普豪森——汉塞曼内阁垮台后,又迫使奥尔斯瓦德——汉塞曼内阁辞职.
11月9日,组成了以普王亲属勃兰登堡为首的新内阁.
接着,军队包围了柏林,国王强令议会休会,并拟迁议会于容克势力集中的勃兰登堡,同时宣布解散国民自卫军,柏林实行戒严.
对容克地主的进攻,人民群众坚决予以反击.
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要让三月革命的成果被抢走.
武装的工人、学生誓死保卫议会,保卫民主俱乐部.
可是,议会却拒不接受人民的呼声,坚持"消极的抵抗",以"不引起革命,不许街头斗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甚至当11月13日军队冲进议会大厅,在明亮的刺刀面前,议会主席仍然呼吁"对武力让步",致使议会一退再退,任凭士兵四处驱赶.
反革命势力因此越发凶狂,12月5日,普王发布命令,解散议会.
至此,德国最有影响的两大邦国的革命都失败了.
维护帝国宪法运动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议会经过马拉松式的辩论后,终于通过了帝国宪法.
宪法拟定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则,如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各邦可保有行政、财政、司法、教育、宗教等的自主权,但外交和军事应归德意志中央政府掌管;统一法律、关税、币制、度量衡;取消贵族的等级特权和农奴制,保证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新闻、集会、结社自由,宣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帝国议会由联邦院和民选的人民院组成;世袭的"德国皇帝"推选一位德意志诸侯担任,皇帝不对议会负责,统领军政大权.
同一天,会议以267票赞成,263票反对,决定国家元首应该是"涂抹了一大滴民主油"的皇位继承人.
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以290票赞成,248票弃权当选为德意志皇帝.
议会主席索姆松率领代表团前往柏林向普王送去宪法和皇冠.
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却断然拒绝.
他鄙夷地说:这个"皇位,可能带给他最大的不幸",他不愿带这"奴仆的颈圈".
因为这"是用背信弃义、违反誓约和背叛国家的污物和脏土捏成的王冠,……它是可憎的1848年的产物","它像腐朽尸肉一样臭不可闻,不能让它脏了霍亨索伦家族的手".
实际上,普王深知:这种所谓"宪法的统一"是虚幻的遐想.
它必然引来欧洲列强的干涉,奥地利的破坏和各邦的反对.
普鲁士绝不愿意因这毫无实际效用的宪法去冒同俄奥及各邦战争的风险.
全德有29个邦国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被迫承认帝国宪法.
但奥地利、汉诺威、萨克森、巴伐利亚等大邦与普鲁士一起,拒不承认.
于是,从5月起,一场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因为在人民的心目中,这帝国宪法尽管具有浓厚的保守性,却毕竟是三月革命以来唯一未被消灭的成果.
萨克森起义擂响了护宪运动的战鼓.
5月3日,德累斯顿人民在获悉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尾随普鲁士拒绝承认宪法的消息后,纷纷行动起来,为保卫萨克森的自由而战.
他们冲击军械库,筑起街垒.
铁路工人捣毁路轨以堵截普鲁士国王派来镇压起义的援军.
奥古斯特眼见大势已去,于5月4日仓惶出逃.
起义人民成立了临时政府.
然而,在大好形势面前,掌握运动领导权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害怕斗争深入发展,急忙与德累斯顿城防司令达成停火协定.
国王很快从各地调来军队,转入反攻.
从5月5日到8日,尽管全城人民勇猛地进行了街垒战,但牺牲惨重.
5月9日起义失败.
在普鲁士的莱茵省,5月3日,埃贝尔费尔德民兵集合,坚决拥护帝国宪法,并成立民兵委员会.
附近城市的民兵立即响应,纷纷加入.
埃城的武装工人攻下监狱,解散了市政机关.
8日,来自莱茵全省各市镇的500名代表集会科隆.
宣布拥护帝国宪法,号召莱茵居民拿起武器,捍卫自由,保护帝国宪法的实施,并要求勃兰登堡内阁辞职.
普鲁士国王不予理会,并于大会召开的次日,调动大军镇压.
民兵们英勇还击,击溃反动军队,毙敌指挥官.
佐林根等其他城市纷纷响应.
同其他邦国的资产阶级一样,莱茵的自由派和温和民主派不愿运动超出护宪的范围,仅想以人民的起义要挟政府接受宪法.
他们派出代表同普鲁士政府谈判,其所掌握的市民自卫军甚至暗算起义工人.
16日,莱茵起义被残酷镇压.
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人们为了捍卫自由与帝国宪法,于5月初召开大会,选出地区保卫委员会,要求国王承认帝国宪法,并以不缴税和脱离巴伐利亚相威胁.
在上述要求遭拒绝和政府勾结普鲁士军队准备镇压护宪活动的情况下,全城人民举行起义.
他们占领车站,拆除铁路,阻截普军,并组织临时政府,宣布普法尔茨脱离巴伐利亚.
在整个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巴登的力量最为强大,声势最为浩大,它与普法尔茨一起,成了护宪运动的中心.
这里曾一度迫使政府承认帝国宪法,忠于全德事业.
5月12日和13日,在奥芬堡召开群众大会.
5月13日,首都卡尔斯鲁厄爆发起义,很快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响应,首都卫戍部队和调来镇压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反戈一击.
孤立无援的利奥波德大公及其大臣狼狈逃亡.
起义者完全控制了巴登.
可是,5月14日组成的新政府却表现了妥协的态度.
它公开宣称不想推翻大公,不废除旧官僚机构,不采取进攻策略,甚至派员到各地灭火.
于是,封建势力加紧集结,并准备迎请普军协助镇压.
各邦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是如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亦如此.
他们被护宪起义过程中敌对双方的激烈搏斗吓破了胆.
在封建势力的进攻面前,议会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议员宣布与宪法"断绝关系",议会濒于瓦解.
余下的不到百名的左派议员把议会迁往斯图加特,史称"残缺议会",他们选出卡尔·福格特等人组成"帝国摄政政府"代替临时中央政府,企图实施为各邦君主所拒绝的帝国宪法.
6月初,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的国王组成"三王同盟",不久巴登加入.
王军由普鲁士的威廉太子统率,向护宪运动反扑.
6月12日,国王的军队攻入巴登——普法尔茨境内,从三个方面向巴登推进.
巴登人民顽强抵抗.
由于众寡悬殊,敌军节节进逼,1849年7月23日,巴登军队投降.
在此之前,7月18日,"残缺议会"被符腾堡国王的军队解散.
南德起义的被镇压,法兰克福议会的被解散,标志着1848年德意志革命的失败.
第四章德意志的统一第一节统一前的形势1848年革命后的政治反动1848年革命以后,中欧的德意志大地上.
封建割据势力死灰复燃,君主王侯袍笏登场.
人民为之浴血奋战的三月革命成果被剥夺了.
在普鲁士,反动容克、宫廷贵族、国王宠信等重新活跃于国家政治舞台,对政府的各种政策施以决定性的影响.
这些"君侧党"对内倒行逆施,对外追随沙皇俄国.
警察猖狂地迫害革命力量.
政府喉舌《十字报》的首脑之一格尔拉赫露骨地写道:"我们必须发动最积极的力量,直到我们彻底打死毒杀民族血液的革命细菌为止.
"一系列的反动法令付诸实施了.
出版法规定,出版物须经警察检查,并应交保证金和印花税,一经查获违反此法者,送特别法庭审理.
结社法规定,社团必须向警察当局提供其成员名单.
社团之间不许联系,社团的一切会议应事先申请并接受警察监督.
刑事法则任意扩大惩罚的范围,所谓教唆不服从法律、反抗官吏、破坏社会安宁、挑拨居民阶级互相仇视、甚至议论政府公职人员等,均在严惩之列.
1852年10月,在容克操纵下的普鲁士法院导演了臭名昭著的"科降审判案".
柏林警察总署指示特务潜入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队伍,编造共产主义者阴谋在国内暴动的谎言,然后逮捕了设在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机构的全体成员11人.
尽管伪造的文件漏洞百出,捏造的材料张冠李戴,由300名容克和大资产者组成的陪审员出席的法院还是以"图谋叛国罪"将同盟领导人勒泽尔等判处徒刑.
接着,欧洲其他国家也加紧迫害同盟的成员.
同盟无法继续活动,于1825年11月被迫解散.
为了掩人耳目和从法律上确保容克、大有产者的联盟统治,普鲁士保留了宪政,并于1850年公布新宪法,规定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
贵族院议员由国王任命,多为易北河以东的容克.
众议院议员由三级选举制选出,选民按纳税额划为三等,一、二等纳税最多,为少数大有产者,约占选民总数的20%,第三等纳税较少,乃中等有产者,约占选民总数的80%.
三等选民各选出同等数量的复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的选举.
这也充分保证了容克、大资产者的绝对优势.
这样一部宪法连俾斯麦也说它是"对常识的嘲笑".
在奥地利,1851年9月,正式废除1849年的"三月宪法",倒退到完全的君主专制统治.
德意志的其他中小邦国,纷纷仿效普奥二大邦国,恢复封建专制统治.
革命年代的自由主义宪法被废弃,民主空气被窒息.
马克思写道:"生不能,死不得,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开店营业,不能教书,不能上学,不能集会,不能建设工厂,不能迁移.
不经当局许可,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做.
"这就是1848年革命后德意志政治生活的写照.
德国工业革命的广泛开展后发而又缓慢的资本主义经济,使德意志与欧美先进国家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以致于当英、美、法工业生产中机器轰隆作响的时候,德意志仍处在工场手工业的初级阶段.
随着历史巨轮的向前滚动,进入19世纪头30年,德意志也积累了在工业领域中进行深刻变革的基本条件.
首先是法国大革命的震撼及拿破仑统治对德意志封建关系的打击,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性的改革,这些都为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其次,工场手工业的广泛发展.
20年代末,德意志出现了大批集中的手工工场中心.
棉、麻纺织业集中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集中在莱茵河左岸地区.
地区的分工和工场内分工的精细,使生产工具趋于专门化,使更多的工人掌握熟练的技术,为采取机器生产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
第三,农奴制改革大大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农民为取得份地和人身自由付出了巨额的赎金,容克地主纷纷转向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工业企业因此有了雄厚的货币资本和大量廉价劳动力.
第四,广泛利用和吸取英国机器和外国的新技术.
随着1783年第一台水力纺纱机在德国安装,1825年英国宣布取消机器出口的禁令,到1831年,德意志已有千台以上机械棉织机.
此外,拿破仑战争时推行的大陆封锁政策,以及战后普鲁士政府被迫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等,也都直接刺激了德意志工业的增长.
不过,在诸多因素中,关税同盟的建立,才真正引起德意志工业领域的大变革.
从30年代起,德意志开始工业革命.
循着常规,它也是从纺织业开始的,特别表现在与农民关系密切的麻、毛纺织业上.
麻纺织业尽管多为农民的家庭副业,专业的麻布织匠为数不多.
但由于发展快,需求量大,变革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要求也更迫切,出现了例如西里西亚、威斯特伐利亚等用机器生产亚麻布的核心地区.
1839年,普鲁士境内已有11个亚麻纱工厂.
当然,应用的机器仍是小型的、简单的、手动的,掌握这些机器的多为以纺织为副业的手工业工人.
继麻织业之后毛纺织业也采用了机器.
30年代初,普鲁士共有毛织机2.
2万架,到40年代中,普鲁士的毛纺织业已有45万枚机械纱锭.
由于生产精美呢绒的需要,毛纺织工厂迅速增长,家庭作坊日渐衰落.
1846年,全德的毛纺织机只有12.
6%为家庭副业所拥有.
由于德意志很少生产棉花,棉纺织业所需的原料,主要是从英国进口,因而德意志棉纺织业发展缓慢.
不过,这也使棉纺织业较少受到行会等旧关系的掣肘,较易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所以德意志的棉纺业一开始就使用机器生产.
1836年,关税同盟区有62万纱锭,1846年增至75万,共有纺纱厂313个.
棉纺织业集中在萨克森、普鲁士、巴登、波斯米亚和下奥地利.
萨克森的开姆尼茨在当时有"德国的曼彻斯特"之称.
德意志的冶铁业一直沿袭古老的传统,即用木炭熔矿和手工操作,丰富的煤资源却沉睡地下.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这状况也随之改变.
用蒸汽机征服矿井,焦炭取代木炭,推动和刺激了采煤业的革新.
40年代,已运用机械采煤,并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公司经营方式.
亚琛、萨尔、鲁尔和西里西业等煤矿中心形成了.
煤的产量扶摇直上,1825年,普鲁士年产110万吨煤,1846年增至320万吨,到60年代初,已达到1900万吨,全德超过2500万吨.
由于铁路建设和机器制造的需要,推动了冶铁业革新,焦炭高炉和搅炼法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铁的产量.
1837至1842年间,普鲁士年产铁不足10万吨,1850年翻了一番,1860年达到50余万吨.
国家长期的分裂割据,使德意志交通运输业十分落后.
振兴德国经济,首先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由于英法等国在30、40年代已兴起铁路建设高潮,铁路获利又甚丰,加上各邦政府认识到铁路对经济、军事的特殊意义而大力鼓励和支持,所以同英国不同,德意志工业革命很快从以轻工业为中心转向以铁路建设为重点.
1835年,德意志建成第一条铁路,从纽伦堡到富尔特,全长6公里,使用蒸汽机车,15分钟走完全程.
到40年代中,全德已建成20条铁路,全长2000多公里.
全国出现了四大铁路交通中心:北德和中德以柏林为中心,下莱茵区以科隆为中心,莱茵—美因区以法兰克福为中心,巴伐利亚以慕尼黑和纽伦堡为中心.
1849年.
普鲁士以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业的蒸汽动力相当于全部蒸汽动力的56%.
尽管30—40年代德意志的铁路建设尚处在初期阶段,大城市之间的主干线,彼此很少衔接,支线很少,更谈不上形成铁路网.
但铁路建设直接带动了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对加速德国工业革命的开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所以梅林说:"铁路在小邦分治主义偏见的长城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口,它开发了德国地下煤铁矿藏的财富,因而大力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当然,30年代开始的德意志工业革命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处在初期阶段.
首先,全德范围内,作为工业革命得以持久稳固开展标志的机器制造业还很微弱.
例如,40年代初,全国245辆蒸汽机车中只有38辆是国产的,其余均来自外国.
其次,工业中占主要地位的还不是工厂,而是工场手工业和分散的小手工业.
1843年前后,工厂工人不足70万人,而仅仅普鲁士手工业者就有84万人,工场工人55万人.
再次,德意志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国民经济中比重最大的是农业,时至1849年,关税同盟地区的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的70%以上.
尽管如此,工业革命的开始使德意志的社会经济生活有了一个大变动.
19世纪50—60年代德国工业革命进入大规模开展的阶段.
工厂制度在棉纺织业中获得统治地位,1843—1861年,仅莱茵—威斯特伐利亚一地,纺锭数目就从11.
1万个增到29.
9万个.
1850—1870年的20年中,全德棉花的消费量从1.
8万吨增至8.
1万吨.
在丝织业、麻纺织业、毛纺织业方面,工厂制也占了优势,直至40年代末,羊毛还是德意志主要的输出项目,到50年代末,德国的羊毛已不敷自己工厂所需了.
蒸汽机普遍使用,普鲁士1843年有蒸汽机863台,1852年2832台,1861年8669台.
全德的蒸汽动力1850—1870年由26万匹马力增至248万匹马力.
1837年创建于柏林的波尔锡希蒸汽机工厂,1866年时已经有工人1600人,乃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
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业,1846—1861年间,德意志的机器制造业就由130家增至300家.
60年代初,机器制造业工人达9.
8万人.
重工业迅猛发展.
采矿、冶炼、机器制造等生产资料工业部门,随着轻工业的发展而迅速增长.
从1860—1870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33%,1850—1870年,煤产量从670万吨增至3400万吨.
冶炼业由于焦煤的广泛运用和新技术的采用,使黑色工业急剧发展.
1850—1870年,生铁产量由21万吨增至139万吨.
诚然,这个时期德国重工业的发展直接与军火工业的发展有关,但必须看到,德国工业革命过程中,是较早地把注意力移到重工业的发展上,这直接影响了工业结构.
铁路建设掀起新高潮.
德国的第一条铁路是在1835年12月建成通车的,从纽伦堡到富尔特,全长5英里.
之后,由于铁路赢利高,资本家竞相投资,加上各邦政府为了军事目的,也纷纷拨款铺设铁路,这不仅使铁路建设有了资金的保证,而且因政府的干预而使线路的地价大大降低.
50年代,一英里铁路的建造成本,比利时是1.
65万英镑,英国为3—4万英镑,而在德国则不到1.
1万英镑.
50年代,德国较大的邻近城市间的铁路线彼此不相连接.
从1860年起,主要的铁路线已连接起来,并开始形成有主干和支线的铁路网.
1850—1875年,铁路长度由6044公里增至2.
8万公里,机车增加了7倍,货车车厢增加了11倍,铁路货运量增加了19倍.
1850年平均每100平方公里有1.
1公里铁路,1870年则达3.
6公里.
商业信贷业日益增长.
国内零售商业网形成,大百货店纷纷出现.
商品流通的发达可以从纸币流转额的增长得到佐证.
1846—1850年间纸币流转额不超过573万马克,1870年则达4.
3亿马克.
对外贸易的总额,1850—1870年增长了2倍.
1870年的外贸周转额达42亿马克.
更重要的是进出口的结构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1850年之前,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谷物、羊毛、木材等原料),进口的是棉纱、机器、金属等制成品;现在输出的是机器、金属制品、皮革制品、棉毛织品、化学产品和甜菜糖等工业品,进口的则是棉花、羊毛、生皮革、矿石和小麦、大麦等工业原料和农业品.
由于德国的资本原始积累缺乏外部来源而显不足,因此在动员国内资金为大工业提供最需要的资本方面,银行的作用格外突出.
19世纪前半期,银行多为小型的独资私人银行.
现在,股份银行已普遍兴起.
1850—1870年仅普鲁士就有20家股份银行,拥有资本9470万马克.
德国一些大银行均创办在这个时期.
贴现公司1851年创立,拥有资本3000万马克.
达姆斯塔特工商银行(1853),1710万马克.
柏林商业公司(1856),1680万马克.
德意志信贷银行(1856),2400万马克.
德意志银行(1870),1500万马克.
在银行直接参与和协作下,股份公司也大大发展.
1851—1870年间,仅铁路就有20个股份公司,通过出售股票筹集了17亿马克.
在这20年间,普鲁士在矿山开发、冶金、保险、铁路等业中产生了295个股份公司,资本达24亿马克.
总之,19世纪50—60年代,是德国工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工业化的趋势已明朗了.
工业产量50年代增长了一倍以上,60年代又增加了27%.
到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额中所占比重已达13.
2%,超过法国,开始跻身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恩格斯指出:德国这"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
"德意志维持封建统治已为时代所不容了.
普鲁士农业改革的完成19世纪50、60年代,是德意志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关键时刻,普鲁士道路在这时获得了广泛的推广.
19世纪初期的普鲁士农业改革,虽然开始把德意志的封建庄园经济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
但改革很不彻底,农奴制的资本主义改造远没有完成.
易北河以东地区,土地关系中的容克占有制仍占优势,获得一小块份地的仅是农民中的一小部分,即那些能以车马服徭役的农民,大部分贫农、茅舍农仍没有获得份地;旧的封建法规大部分保持下来,诸如领地裁判权、领地警察权、宗教保护权等,保证了地主对农民的控制;农奴远未达到自由的地步,地主所拥有的行政权力,照样可限制雇工离开其领地.
在西里西亚,织工离开领地需付赎金.
因此,作为德意志主要农业区的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封建关系还存在着.
1848年革命曾试图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完成资本主义的农业变革,但由于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发动一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德国无产阶级同样没有成熟到能够发动一场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程度,致使这个尝试未能实现.
不过,普鲁士容克慑于工农的暴烈行动,为了缓和阶段矛盾,保护大土地占有制,他们在镇压革命后却顺应潮流,进行资产阶级变革.
普鲁士国民议会主席汉斯·维克多尔·冯·富鲁赫清醒地指出:"1848年时,我们大家在政治上都是不会说话的门外汉.
……我们通过痛苦的经验,才学到了这一点,即它取决于国家内部的真正改革.
"同时,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城市工业和城市人口的增加,粮价的高涨,马铃薯烧酒在国外市场的畅销,又使容克倍感实行资本主义经营之有利可图.
这些因素,终于推进了德意志的农业资本主义改造.
1850年3月2日,普鲁士政府率先颁布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简称《调整法》.
法令规定无偿取消一些次要的封建义务.
同土地占有直接相关的主要的封建义务,如地租和劳役,农民必须向地主赎买.
可付赎金(相当于主要封建义务折算成的货币地租额的18倍),也可让出份地(相当于赎金金额的土地).
赎买的政策适用于全体农民.
同时又强行分割农村公社的公有地,如森林、草地.
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专设土地银行,负责办理缴纳赎金的业务.
经过十几年的缓慢进行,到60年代中期,终于从法律上完成了"农民解放".
普鲁士的地主庄园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过程大大加速了.
1850—1865年,普鲁士约有150万农户办完赎买手续,共赎免了36.
5万个车马徭役日和667万个手工徭役日.
到60年代中,农奴实现了法律上的解放.
普鲁士的农奴制最终被废除了.
70年代初,普鲁士道路在德意志的大部分农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结果,使德意志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为突出的是容克的分化.
他们把在"解放农民"过程中,获得的大量土地和赎金经营资本主义商业性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这些容克从"佩剑的骑士"一变而为"财富的骑士",商业市场、国家关税、民族统一等,才是他们休戚相关的头等大事.
正是这样的新变化,使普鲁士逐渐成为"一个非资产阶级分子日益资产阶级化的国家",成为最终完成德意志统一的"中心""战场"(恩格斯语).
"联盟计划"和普奥争霸镇压了1848年革命以后,普鲁士俨然是德意志中小邦的救世主.
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仗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试图利用尚未平稳下来的中欧混乱局势迅速扩大普鲁士的势力和影响,以称雄德意志.
他设想:通过自由协商,全德各邦(不包括奥地利)结合成为一个联邦国家;普鲁士国王应处首脑地位,但不设"皇帝"称号,只设"帝国理事",在其周围可以有一个由6个邦的君主组成的诸侯顾问团;各邦保留比法兰克福议会的宪法所规定的还要多的权力;帝国应有一个代议机构,按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法选出;与哈布斯堡帝国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盟".
为了推行这个"联盟计划",普王起用了职业军人约瑟夫·冯·拉多维茨(1797—1853)为首相.
拉多维茨不遗余力地贯彻国王的意图.
他四出活动,筹划召开各邦诸侯集会以便商讨联盟宪法.
德意志各邦对普王的联盟计划反响不一.
4个王国,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和汉诺威持反对和保留的态度.
符腾堡国王明确指责说:"普鲁士的建议将意味着(各邦)集体自杀.
"为此,普鲁士遂即与之断绝一切外交关系.
汉诺威和萨克森由于害怕普鲁士四面发光的剌刀而首鼠两端,他们动议与普鲁士建立一个三王国盟,以此为基础扩大为新的帝国.
他们一面提出必须全德各邦都加入为前提,一面又暗地唆使巴伐利亚拒绝加入.
只有大多数小邦诸侯支持联盟计划,因为他们担心,若不顺从,终有一天也会被普鲁士吞并.
并且,加入联盟还可以作为对付革命的安全阀.
普王争霸心切,尽管追随他的只是28个小邦国,人口总共不过500万,还是匆匆凑合.
1850年3月20日,小德意志诸侯们在爱尔福特古老的王宫开会,组成德意志联盟,并着手讨论和制定联盟宪法.
沙皇不愿坐视普鲁士政治影响的扩大,更不能容许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的产生.
他针对联盟计划发出警告:他将把德意志联邦宪法的任何一种单方面的修改(以及与其有关的意图)看作是对那些在1815年为这部宪法作出担保的大国的一种进攻,换言之,也就是对俄国的进攻.
奥地利更是不能容许普鲁士势力的膨胀和自己在德意志霸主地位的动摇.
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墙脚是既不能被内部谋叛的人民代议机构挖去,也不能被外部作为一个"德意志帝国理事"的普鲁士劲敌挖去.
首相施瓦岑贝格断然声称:"这个联盟计划同1815年旧的、始终有效的联邦条文是不相容的.
"奥地利决定以自己的强硬态度迫使霍亨索伦之鹰缩回鹰爪.
5月下旬,施瓦岑贝格在迫使一批小邦退出德意志联盟后,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了会议,正式恢复德意志联邦议会,直接向爱尔福特联盟挑战.
普奥两大邦国在争霸德意志的角逐场上愈演愈烈,稍有一点事端就将导引两强的兵戎相见.
1850年9月,黑森—卡塞尔人民起事,选侯吁请联邦议会协助制裁骚乱的臣民.
普鲁士对这一沟通勃兰登堡和莱茵兰之间的主要通道有可能为奥地利所控制忧虑已久,因而便自告奋勇,急不可耐地把军队开进黑森.
奥地利认为这是搞垮普鲁士的好时机.
它的驻柏林公使普罗克施·奥斯滕幸灾乐祸地说:"黑森事件是上帝给我们的帮助.
"陆军元帅拉德茨基踌躇满志地宣称:"假如爆发了战争,他将以10∶1的比例征服柏林.
"施瓦岑贝格政府先是强烈要求普鲁士撤军,继而联合巴伐利亚进军黑森.
柏林被奥地利的强硬措施所震惊.
国王召集太子、亲王和大臣进行决策性的磋商.
勃兰登堡伯爵主张撤军,认为现在不是发动战争的时机.
陆军大臣施托克豪森则强调指出:"普鲁士承受不了同奥地利和俄国进行的一场战争.
"内政大臣曼陀菲尔冷静地分析说:人们不能"为了虚幻的联邦宪法而去冒一场战争的风险.
站在普鲁士一边的只有500万德国人,而属于奥地利一边的则有1100万.
"主战派拉多维茨固执己见,坚持普鲁士必须再行动员,不能从黑森撤军,那位"炮弹亲王"威廉更是从纯军事观点出发,主张与奥决一雌雄.
内阁多数派支持勃兰登堡伯爵,普王举棋不定,拉多维茨请求辞职,威廉亲王啜泣着冲出会议室,勃兰登堡伯爵忧愤而死,决策的首脑机关一片混乱.
来自沙皇俄国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
俄国驻柏林大使米扬道夫曾公开警告说:"普鲁士无权执德意志的牛耳.
它只能予北部德意志以影响,影响它防止革命发生",也就是说,普鲁士只能扮演北德哨兵的角色.
沙皇尼古拉一世在致他的元帅帕斯克维奇公爵的信中,竟将普王进军黑森斥之为"毁约背信",声言不惜对普一战.
对普奥之争端,他明确表态:奥地利有权干涉黑森内政,有权重新建立法兰克福联邦议会,联盟条约应该废除.
普鲁士国王终于缩回了霍亨索伦之鹰爪,接受拉多维茨的辞呈,并将其派往英国,进而摒弃联盟计划.
主和派曼陀菲尔接任首相,全权负责同奥和解.
1850年10月29日,在沙俄的操纵下,曼陀菲尔和施岑贝尔格在摩拉维亚的奥尔米茨会见,双方协议:年底在德累斯召开会议,由各邦国共商德意志联邦的前途.
关于黑森争端,普鲁士承认奥地利有权进军黑森,并声明他派军入黑森完全无意干涉德意志联邦的事件,而是为了维护合理的君主政权,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军事行动表示歉意.
普鲁士的狂热分子视奥尔米茨协议为普鲁士的奇耻大辱,称之为"第二次耶拿".
前普鲁士外交官普尔塔勒斯写道:"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一次失败能同奥尔米茨的失败相比.
"这是"用议定书和文书把我们的耻辱确定下来.
"康普豪森煽动说:这是"一个大国去舔它对手脚上的灰尘而不想进行反对.
"事实上,普鲁士的奥尔米茨妥协恰恰是一部分头脑清醒的容克的明智之举.
它使普鲁士避免了一场不适时的、自杀性的战争,继续保存、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大国地位,成为统一德意志的活跃因素.
奥尔米茨协议未能一举削弱普鲁士,事后,施岑贝尔格追悔莫及,哀叹不该在"奥尔米茨插剑入鞘".
第二节俾斯麦的"铁血政策"50年代末欧洲危机与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的兴起1857年的经济危机使1848年革命失败后一度沉寂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重新活跃起来.
意大利人民首先起而反对奥地利统治.
这本是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正义之举,但法国的路易·波拿巴的插手却造成了局势的复杂化.
拿破仑三世为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困局,又目睹奥地利在奥尔米茨与普鲁士的不和,在克里木战争同俄国的结怨,因而决意趁机介入意奥矛盾,把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纳入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扩张轨道.
1858年夏天,拿破仑三世利用意大利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的错误路线,在法国避暑胜地普隆比耶与撒丁王国签订了军事联盟条约.
据此法国同意出兵20万帮助撒丁驱逐奥地利,建立萨伏伊王朝为首领的意大利国家;意割让萨伏伊和威尼斯作为代价,并同意在中意建立一个受制于法国的王国.
1859年4月23日,奥地利上了拿破仑三世的圈套,向撒丁王国提出最后通牒,在遭拒绝后,26日奥与撒丁、法国战争爆发.
按德意志联邦之惯列,奥地利只有在发生自卫战争时,才有权要求联邦的军事援助.
为此,维也纳的权贵们不惜启动一切宣传机器,竭力将哈布斯堡王朝的扩张目的溶化在德意志的民族利益之中,奥格斯堡的《总汇报》鼓动说:"如果整个德意志不愿在独立的重要力量失败以后毫无抵抗能力地躺在强大的胜利者的宝剑之下,它就应该拿起武器支援奥地利.
"他们蛊惑人心地喊道:"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波河在意大利境内,莱茵河在德意志境内.
)维也纳的煽动并未能激起德意志的民族情绪,但战争的进程却直接牵动着这个国家的各阶层力量.
普鲁士趁机扩展势力,执民族统一之牛耳.
当时任普驻俄公使的俾斯麦讲得很明确:"要么改变我们同联邦的关系,要么保证我们退出联邦.
"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向摄政王献策:"目前的形势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大好机会,只要我们让奥地利同法国打得不可开交,然后把我们的全部军队开往南方,把界桩装在背包里带走,要么在博登湖畔,要么在新教信仰不占优势的地方把界桩重新插上.
"威廉亲王尽管没有采纳此策,但确是没有坐失"大好机会".
当奥地利向联邦乞援时,普鲁士便提出掌管联邦军队指挥权为条件.
维也纳洞察柏林想乘人之危树自己在德意志的霸权.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动作起来,大小德意志派再度争执.
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此时依然把统一大业的希望寄托于普奥两大强邦.
大德意志派醉心于奥地利对法意战争的胜利,建立一个从比利时、荷兰和阿尔萨斯——洛林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中欧大国.
他们还把大德意志纲领稍稍作了一番修正.
前法兰克福议会左翼激进派领袖弗勒贝尔提出一个计划:改德意志联邦为"帝国",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的决定权,组成一个三人理事会轮流执政,设诸侯会议和国民会议;帝国应保证奥地利"属国"的安全,保留维也纳的独立宣战权利.
这实际上是通过扩大联邦的权力达到抑普扬奥的目的.
因为德意志联邦一直为奥地利所控制,而普鲁士在其中仅有1/17的表决权.
大多数邦国(尤其是中小邦国)的资产阶级,对这个80%居民操着外语的奥地利帝国能有多少诚意和可能实现民族统一这一点是有怀疑的.
他们更多的是主张把德意志统一在经济进步、政治"开明"、军事强大的普鲁士王国的主权之下.
目睹奥法在维拉弗兰卡的携手,更使小德意志派倍感来自莱茵河右岸的威胁和民族统一、国家强大的迫切.
黑森的民主党梅茨疾呼:"情愿受普鲁士最厉害的军事统治,而不愿看到弱小国家的不幸.
"1859年秋,汉诺威的自由主义者本尼格森在法兰克福组织了一个民族协会,其宗旨就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以德意志议会代替联邦议会,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一个立宪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
1861年,一批普鲁士自由派人士又建立了进步党,提出普选权、责任制政府和出版自由等民主要求.
民族协会等资产阶级的组织把所有的民主派和温和派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成了争取小德意志方案的重要政治力量.
广大人民群众为意大利民族运动所鼓舞,为拿破仑三世觊觎莱茵领土而忧虑,他们利用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危机,积极掀起民族统一运动的高潮.
以统一为内容和激发民族意识的各种活动—射击比赛、体育表演、歌咏大会等层出不穷.
1859年夏天,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历时10天的射击比赛,万名武装射手和运动员大显身手.
会上,"统一德意志祖国"的呼声震天动地,人们欢呼、歌唱、干杯、拥抱,表现了钢铁般的精神面貌.
11月,全德各地庆祝席勒诞生100周年,柏林人民在宪兵广场上举行席勒纪念碑落成典礼,公开向警察专制示威.
争取民族统一的人民运动的强烈展开,恰同民族协会资产阶级的软弱成了鲜明的对比.
列宁指出:"德意志统一问题已提到日程上了.
在当时的阶级对比之下,德意志统一可能由两条道路完成:要么走革命的道路,由无产阶级领导并创立全德共和国;要么走普鲁士王朝战争的道路,而在统一的德意志中巩固起普鲁士地主的霸权.
"由于无产阶级还很不成熟,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便利用其有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展开自上而下统一德意志的活动.
普鲁士军事改革纠纷1858年,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患精神病,人称"炮弹亲王"的其弟威廉亲王摄政.
1861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去世,威廉亲王继位,是为威廉一世.
早在威廉摄政时,就提出要改革军事.
他把普鲁士军队看做是统一德国应该锻造的剑.
而当时存在的纯防御性的旧后备军制度已经过时,不能适应于战争了.
特别是威廉从军50年,深知其弊,改革之意由来已久.
加之欧洲大国在同一时期内都在大大加强军队,普鲁士的军队数目已远不及其他大国了.
威廉执政时,普军是14万,奥地利有31万,法国42万,俄国99万.
因此,扩大军事编制,延长服役期限迫在眉睫.
1860年2月10日,普鲁士政府向众议院提交军事改革议案.
要求把军队的服役年限从2年延长为3年;取消国民后备军;改换常备军装备,从下年度起每年拨款950万塔勒作为军费.
这些措施意味着征兵额从4万人增至6.
3万人,军队从92个团增至147个团.
本来,加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作为实现"小德意志方案"的保证,这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愿望是一致的,"但是谁向它保证,它磨快的武器将被为它自己的目的而使用呢"资产阶级忧虑着:一方面取消后备军和延长现役期,无疑将削弱其在军队中的影响;另一方面,这支庞大军队中的2/3的军官、9/10的教官由容克担任,包藏着一种危险,即军队可能会成为容克反对议会的工具.
而且改革工作又委诸于极端反动的容克保皇派冯·罗恩执行.
于是,以进步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运用1850年宪法赋予议会的权力与政府讨价还价.
1862年,陆军大臣罗恩在众议院开幕式上提出军事改革方案,财政大臣巴托夫提出国家预算,主要税收增加25%.
进步党随即提出要求:(一)由议会监督政府的财政开支.
(二)经费严格按照所要求并被批准的计划开支(因为政府往往使议会的财政监督和审核权流于形式,即每次都是在年初邦议会开会时才提出预算,当众议院讨论时,钱已用掉了.
此外,预算的分类很不细,弊端丛生).
(三)采用积极的对外方针(尤其对奥).
议员宾达指出:"如果真的进入库尔—黑森或霍尔斯坦因,他们(政府)就能立刻拿到所需要的款项.
"对此,普王等保守派极为恼怒.
罗恩为首的军人集团力主使用暴力,破坏宪法,解散议会,实行专制统治,维持正统主义和君主团结.
他调50营军队到柏林周围,准备武力镇压议会.
威廉一世也持强硬态度,认为统率和管理武装力量是自己的特权,他坚决表示:宁愿放弃王位,也不愿丢掉3年兵役制的原则.
1862年3月11日,普王下令解散众议院.
但在5月的选举中,进步党得到选民的支持,获250个议席.
新选出的众议院把军事改革经费列入1862年预算的"特别开支"项,然后否决了这项支出.
人民群众支持资产阶级的态度,普鲁士的形势骤然紧张.
王室陷入困境一片混乱.
威廉一世已拟好退位诏书,准备由31岁的王子继位.
然而,普鲁士资产阶级仍然是怯懦的,它并没有把议会里的斗争同议会外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梅林指出:"资产阶级只打算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把纠纷进行到适合单方面的阶级利益的程度,一步也不肯多走.
它不愿同国王陛下妥协,也不愿分给工人一份他们所期望的胜利果实.
"这使普王得以从惊慌中缓过气来.
俾斯麦上台在普鲁士王权处于一筹莫展的时刻,罗恩向威廉一世推荐了当时的驻法大使俾斯麦出任要职,收抬残局.
在与罗恩面谈时,俾斯麦谈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普鲁士的政策在国内太过自由,办外交却太过保守,应全翻过来才对.
他表态说:"倘若君主能够略走两步,凑合我的意思,我却很喜欢任事.
"1862年9月22日上午,威廉一世在巴贝尔斯贝格宫接见俾斯麦时说:如果强迫他屈从于议会的多数,那末他就不可能继续执政.
俾斯麦当即劝慰道:他愿意出来组阁,必要时在反对议员意志的情况下推行陆军改革和建立新兵役制.
普王很受鼓舞,欣喜地说:"既然如此,我的责任就是设法同您一起继续斗争",表示"不退位了".
次日,威廉一世临时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出生在勃兰登堡阿尔特马克的申豪森庄园的一个容克家庭.
1817年随家迁至波美拉尼亚的克尼普霍夫庄园.
俾斯麦的家庭就其经济地位而言,算是一个中等容克.
中学毕业后.
1832年在格廷根上大学.
1835—1838年在柏林和亚琛法院工作.
1838年离职回克尼普霍夫和申豪森庄园.
1847年为普鲁士联合邦议会议员.
1849—1850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直到这时的俾斯麦还是一个保守的忠于普鲁士君主主义的容克,当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按照中世纪容克的方式,用火与剑攻击它们.
1848年革命时,俾斯麦宣称:"我是个容克,我一定要压倒革命.
"他甚至准备筹集军队前往柏林勤王.
他公开声言: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他的普鲁士君主情操.
他的祖国是普鲁士,他永远不会离开这个祖国.
对外,俾斯麦主张亲俄、法、奥这些德意志分裂势力的主要支柱.
1851年起,俾斯麦政治生活和政治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年,他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议会的公使(曾在即将离任的公使特尔多尔·冯·罗霍夫手下当3个月副手).
1859年从法兰克福被调回,出任驻圣彼得堡公使.
1862年出任驻巴黎大使.
这些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改变了他的政治观,使他养成了从全欧洲看问题的习惯,成为有远见的政治家.
这期间,俾斯麦的政治态度明显地在两方面发生变化:一是反对囿于普鲁士一邦利益的感情用事政策,提出从现实出发的政治见解;二是反对奥地利为首的割据势力,提出强化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主张.
可以说,这时的俾斯麦就其思想观点和政治见解,已成为资产阶级化容克的政治代表了.
具体表现在:他倡导改造落后的农奴制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梅林写道:"这个穷容克在富庶的贸易市场法兰克福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虽然用一切可恶行为使一个真正的容克心惊胆战,可是它也提供了一个十分迷人的前景,这种前景使得在易北河以东的不大的土地上对人的封建压迫,看来好像是一种非常可怜的生计.
"俾斯麦认为:农奴制的"基石不过是腐朽了的木块.
"他公开呼吁:"骑士应自愿放弃其领主的权力",因为"任何一次伟大的时代转折点都必须从上面彻底漂清不完备的创造物.
"1848年革命失败后.
当普鲁士宫廷党竭力争取他时,他毅然拒绝,鄙夷他们"最希望把时代的车轮拖回到1788年.
"他谴责分裂,希望统一.
俾斯麦总结19世纪以来的德意志历史时指出:这个"哥德式的巨型怪物",其所以"成为一个软如海绵的、无抵抗能力的联合体,成为拿破仑手上的一件玩物",其根源在于"德意志诸侯们对(国家)主权无法无天的侵犯".
在联邦议会任职,使他目睹"德国的分裂状态对于资本主义造钱机器的运转起了重大的阻碍作用".
他清醒地看到,实现国家统一的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统一是无法阻止的,它只不过是延期而已.
他力主建立强权政治,扩展武力,打击阻碍德国统一的主要势力.
在法兰克福任职时,使他亲身感觉到奥地利是实现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最大障碍,多数小邦都慑于奥地利的强大而倾向于承认奥地利是现行制度中的领导力量.
在法国任职时,他对拿破仑军事独裁的实质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把波拿巴主义看作是用暴力压制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而又发展了资产阶级的巨大生产力的现代专制主义的典型形式.
用俾斯麦的话来说,这叫做"不舒服的有利政策".
在俄法任职时,还使他从外交舞台的一幕幕闹剧中看到了彼得堡宫廷和凡尔赛当局的明显意图,左邻右舍的两大强国都是把阻止德意志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基本方针.
因此,德意志只有加强自己,以武力为后盾,才能在大国中间周旋,争取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动权.
俾斯麦就是这样怀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强权主义的观点,走马上任.
"铁血政策"俾斯麦对资产阶级的"宪法统一"极为鄙视和不满.
他不相信宪法的任何一个条文会有使人超生的力量,他说:"假如确实成功地按照这条新的、正在走的道路争得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的祖国……那我可能会对这个国家新秩序的创始人表示我的感谢;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确信,普鲁士的荣誉并不取决于为了那些正在生病的议会著名人士在德国到处扮演唐·吉诃德","德国的统一和在议会的讲坛上作报告的权力不是同一类问题.
"俾斯麦轻蔑地说:"一个议会比一支军队更容易被动员起来.
""通过议会的辩论,通过11票之多数是不可能对这些原则作为一种判决的.
"当然,俾斯麦除了把宪法统一视为毫无用处外,还敏感到议会宪政对普鲁士容克统治的危害.
在他看来,议会的民主政治思想,始终是一种有可能被街垒战士掌握统治权的威胁,说"这可能把民主政治的毒药撒进纪律严密的普鲁士.
"俾斯麦强烈地主张:"要对这个(德国)问题作出决定,根本就不是在我们的议院中,而是在外交以及战场上",德国的统一"只能通过同反对者进行战争的道路来实现.
"因此,他始终把一个国家的军事上的强大看作是决定这个国家价值的要素,竭力主张建立强大的武装,认为:"没有普鲁士的军队,并且是一支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德意志民族的观念根本就不会实现.
"有个语言学家叫马克·梅勒的曾向俾斯麦抱怨道:"现在每一个欧洲人都是士兵,我们甚至就像猛兽一样生活在史前时代.
……如果在欧洲大陆上,某一个国家没有许多大炮就会感到非常不安全,那么作为邻国应该对它说些什么呢"对此,俾斯麦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含糊的人道主义!
"这个早就立志要"以训练新兵的军刀刀刃为乐事"的"烈性容克"决心"要用火或刀"治好德意志的衰败懦弱病.
1862年9月30日,即他任首相后的一个星期,他出席了议会预算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与会的只有20多个委员).
会上讨论了关于1863年拨款的决议草案.
俾斯麦在发言中,开始时还以和缓的口气表示他是多么重视政府与议会共同解决预算问题.
接着,他把话锋一转,直截了当地提出他对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基本见解:"普鲁士必须积聚自己的力量并将它掌握在手里以待有利时机.
""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
维也纳条约所规定的普鲁士国界是不利于健全的国家生活的.
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错误——,而是要用铁血来解决.
"这就是被后人所概括的所谓"铁血政策",俾斯麦也因此被冠以"铁血宰相"的美名.
在议会里所发表的"铁血"演说,俾斯麦原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说出了政治生活的事实.
但它却招来了舆论大哗.
整个内阁,除了陆军大臣罗恩外,没有一个阁员支持他.
就连起用他的普王此时也深感忧虑,一度闪过念头:是否应当在俾斯麦能给朝廷造成更多损失之前就把他免职10月5日,威廉一世在从巴登返回柏林的途中会见俾斯麦时懊丧地说:"我完全可以预见这一切将会如何终场","在歌剧院广场前,我的窗子下,他们将会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我的头.
"普王悲观地将俾斯麦和自己喻为英国的斯特拉福伯爵和查理一世.
面对层层的阻力和重重的障碍,俾斯麦不却步.
"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奋斗".
他劝说普王:"我们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我自己是在为我的国王的事业和陛下奋斗.
"俾斯麦终于用他坚定果敢的态度消除了威廉一世内心的保留态度,把对俾斯麦原先的临时任命予以正式确认.
于是俾斯麦便放胆挥动"铁血"利器,推行"军事大国政策".
宪法冲突1862年10月7日,众议院再次宣布,政府使用未经批准的预算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俾斯麦玩了一个手法,把军事预算计划交付上议院讨论通过,然后再以两院意见不一为藉口,由国王裁决.
10月13日,他以国王名义,宣布邦议会休会.
由此,普鲁士军事改革的争执演变成宪法冲突.
1863年1月27日,议会复会,议员重又提出批准预算权限问题.
俾斯麦决心证明,普鲁士国王完全可以越过议会进行统治.
他毫不退让地宣称:"普鲁士的王权尚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它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当作你们宪法大厦的纯粹装饰品,还不能作为一个死的部件装入议会统治的机器中去.
"当众议院提出免去他的职务时,俾斯麦奚落道:"这里不是英国.
我们当大臣的是国王的仆人,而不是你们的仆人!
"自由派报纸发出怨言,表示对政府的不满,俾斯麦下令禁止已遭两次警告仍再犯的报纸发行,并逮捕和撤消8名反对派议员.
众议院向普王递上请愿书,俾斯麦则鼓动要"最坚决地、充满信心地加以拒绝".
1863年10月,他进而下令解散议会.
之后,1864年1月,俾斯麦公开表示哪里有钱,就在那里挪用.
1865年8月28日,俾斯麦越过议会与科隆—明登铁路公司签订契约,把过去只属于政府的股票收买权给予公司董事会,政府由此获3000万塔勒归自己支配.
这使俾斯麦政府得以缓解财政危机.
恩格斯评论说:"如果契约没有被通过,或者它的通过受到议会批准的约束,俾斯麦先生大概就要完蛋了",正是"科隆那些猪猡"把俾斯麦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俾斯麦摸透了资产阶级的底细,断定他们决不敢把宪法纠纷超出议会范围之外.
不过,俾斯麦在压服资产阶级就范的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只要实现资产阶级渴望的统一国家的"民族纲领",资产阶级就会径直拜倒在他这个给他们带来良辰美景的"铁血宰相"膝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他现在再一次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去实现德国统一,那末,冲突就会自行清除,而俾斯麦也必然会像他的原型——路易·波拿巴那样,变成资产阶级的偶像.
"于是,俾斯麦在压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同时,便按照他的强权政策,积极策划统一德意志的王朝战争.
第三节统一战争德丹战争德丹战争是德意志实现自上而下统一的第一个重要步骤.
战争是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引起的.
荷尔斯坦因的居民多数是德意志人,石勒苏益格的居民多数是丹麦人.
两地的归属,一直纠缠不清.
数百年来,多数的时间受丹麦统管,即使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1815年维也纳会议认可了这一既成事实.
但是德国人一直认为这是个"耻辱".
40年代末,丹麦曾正式将这两处划入其版图,引起德意志各邦的强烈反对.
为解决争端,1852年5月8日,英、法、俄、普、奥、瑞典6国签订了一个伦敦议定书,确认在保留荷尔斯坦因的传统特权的前提下,丹麦仍领有这两个公国.
1863年11月15日,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死后无嗣,由其堂妹夫克里斯蒂安·冯·格里克斯堡亲王继位,是为克里斯蒂安九世.
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两公国居民不愿拥戴新王,因为按照萨利克法兰克人古老法典规定,"土地遗产不得传给妇女".
他们认为两公国应由16世纪初统治过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三世的直系后代奥古斯滕堡公爵继承.
对此,克里斯蒂安九世不予理会,并正式宣布前任国王于1863年3月底发布的总宪法生效.
宪法取消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的传统特权,实际上是将之并入丹麦王国.
德意志国内大哗,举行了几百个民众大会,谴责丹麦违反古老法规,无视德意志主权.
荷尔斯坦因人也拒绝宣誓效忠丹麦国王,呼吁德意志联邦议会承认奥古斯滕堡公爵为石、荷两公国的大公.
对由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引起的德丹矛盾,俾斯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如他事后表述过的:"这两个美丽的省份确实对我们的雄心有巨大的诱惑力.
"他要把这场纠纷作为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整个进程的一个步骤.
同各中小邦统治者、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想法不同,俾斯麦有他的意图:首先,以解决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的"法律权利"问题,来表达普鲁士的"德意志民族精神".
俾斯麦深深懂得,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最能够树立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的威信的,莫过于举起"民族主义"大旗.
因为,千百年来,特别是拿破仑战争以来,处于欧洲列强股掌之中的德意志各邦的人民,对"维护民族主权"至为敏感.
石—荷问题正是俾斯麦挥动这面旗帜的大好时机,他决意牵头"夺回"石、荷两公国,使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面前,在全德人民的心目中,成为"德意志弟兄们"的希望.
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度里,比起那些狭隘的邦君,俾斯麦能站在维护"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为普鲁士争得"民族"地位,这确是高人一筹.
其次,以此显示普鲁士在"德意志联邦"中的独立性和普鲁士推行强权政治的果敢精神.
石—荷危机发生后,德意志各邦和联邦议会均认为解决争端的途径,就是支持奥古斯膝堡公爵为石—荷的合法继承人.
议会为此还作出专门的决议.
普鲁士的一些当权者,如驻巴黎大使戈尔茨伯爵也主张普王顺应"德意志感情",支持这一方案.
俾斯麦不以为然,不支持这种"追逐德国虚伪名望"的民族感,而且他认为这是考验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中的份量的衡量器.
假如能用普鲁士的"铁血"手段而不是联邦的法权手段获取石—荷,就可造成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普鲁士是作为一个大国而不是作为"联邦成员"行事,普鲁士必须领导别人,而不是追随别人;而这一举措的成功,又可向全德证明俾斯麦的基本政治路线的正确,即德意志"力量的加强不可能来自(联邦)议会政治与新闻政治,而只可能来自基于实力的强权政治.
"最后,以此缓和"宪法冲突".
俾斯麦虽则蔑视议会,并对其采取强权压制的手段.
但兵役期和军事预算问题一直未决.
1863年冬,即石—荷危机发生的当年,众议院又在1864年的预算中勾去整编军队的经费.
而欧洲的金融巨头,只办理有三方面签字的期票贴现,如果在期票上签字的除了政府以外只有贵族院,没有众议院,或者是由冒名顶替者组成的众议院,那末金融界就会把这样的期票当作一张空头支票而不予认可.
因此,俾斯麦深知,要使这些裤带里栓着国家钱柜钥匙的自由派就范,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他们的"爱国自豪感",他的石—荷政策取得的胜利越大,与众议院自由派的矛盾就会缩得越小.
事态的发展证明,俾斯麦的估计是正确的,当普军在对丹麦战争中攻克迪佩尔要塞后,原先支持奥古斯滕堡大公的柏林自由派,便从责难俾斯麦转而签名上书普王,支持俾斯麦路线.
对外,俾斯麦利用英、法、俄在国际争端上的矛盾,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稳住,同时卓有成效地争取到奥地利与其一致行动.
1864年1月初,俾斯麦向奥驻普大使卡罗利正式建议普奥联盟,立即获维也纳的响应.
1月17日普奥于柏林威廉街签订盟约.
奥地利许诺:要是丹麦国王不撤销总宪法的话,奥军将支持普军去对付丹麦.
就在普奥拟就盟约的当天,两国联合向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提出最后通牒:限于48小时内宣布已公布的总宪法无效.
丹麦拒绝,1月下旬和2月上旬,普奥军队进入石—荷.
3周后,整个日德兰半岛便为普奥军队所控制.
战争的进程如俾斯麦之所料,丹麦向英、法求援,列强作壁上观.
丹麦完全孤立,向普奥求和.
5月12日,缔结停战协定,丹麦答应让出石—荷.
1865年8月14—20日,普奥签订了分享战利品的加斯坦因专约,规定:石—荷为普奥共有,但分别管理.
奥管南面的荷尔斯坦因,普管北面的石勒苏益格;荷的首府基尔港的防务委托普军担任,鄂尔登堡由普奥军队联防;普鲁士有权建筑经荷尔斯坦因境内的铁路,设置电报以及开凿北海通波罗的海的运河.
又是"共有",又是"分管";又是南,又是北,为什么要弄得如此复杂呢维也纳的政治家曾称专约是"没有谜底的谜语".
其实,俾斯麦的用意很清楚,他在为普奥冲突埋下伏笔.
试想,奥地利地处南德,荷地处北德海边,中间横着普鲁士,奥要真正掌握荷,会有多大麻烦奥管荷,普管石,由普至石必经荷,普鲁士就不能利用"共有"、"过道"制造事端吗因此,这个"谜底"在俾斯麦那里早就有了.
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张遮盖裂缝的糊墙纸",俾斯麦曾写道:"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问题,是只要欧洲的政治形势许可便可随时用来作为发动(对奥)战争的借口的问题.
"只要时机一到,他就会捅破这张"糊墙纸",打一场"兄弟阋墙"的、决定德意志命运的战争.
普奥战争解决了石—荷危机,俾斯麦立即把搬掉最大的政治障碍物奥地利列为他的政策重心.
然而,俾斯麦要真的推行这个战略决策,并非易事.
普鲁士王室和容克保守派坚持君主主义原则,始终不能忘情于神圣同盟所确立的正统主义秩序.
在他们看来,与奥地利决裂,就是违反这个原则,破坏这个秩序,因而竭力主张与奥和解.
威廉国王和王室大臣也深恶痛绝这兄弟阋墙的战争,不肯批准俾斯麦的对奥敌对行动.
国内的阻力,在俾斯麦看来是不难克服的.
因为这个多民族的、正统的奥地利帝国是个庞然大物,内外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有虚可趁;它的笨重的战争机器,扩张军备所需要的时间比普鲁士要长一倍.
因此,俾斯麦成竹在胸,他表示:要竭尽自己的天职,"即使这会把他送上断头台也在所不惜.
"俾斯麦终于用自己的忠心和决心说服了威廉国王,挫败了王室内部保守派的破坏.
在对奥战争的问题上,使俾斯麦最感麻烦的还在于欧洲大国的态度.
奥普一旦冲突,就不像石—荷问题那样简单了.
对欧洲各大国来说,谁都明白:石—荷危机是德丹疆界的划分和部分领土的纠纷问题;普对奥开战,则意味着德意志将统一在"普鲁士尖顶盔"之下的问题.
对此,它们均有威胁感.
因而对这个关系到德国统一的关键性争端,列强绝不肯坐视.
德意志统一任务能否完成,小德意志方案能否实现,关键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争取到俄、英、法的中立态度.
当时在普鲁士各派政治势力中,在与俄英法的关系问题上都有各自的立场.
容克保守派始终信赖命运与共的沙皇制度,敌视"扩散革命"的法兰西,主张与俄国维持"传统友谊",与法保持敌对伏态.
资产阶级自由派从其工商业利益出发,主张亲近英国、敌视俄法,建立一个英—普—奥的"中欧轴心"以对付俄法.
俾斯麦不受任何教条主义的传统约束,不执着任何一成不变的外交目标.
他坚持:"普鲁士在一切方面都必须自由行事",要"推行一种多面政策,以为自己打开一切门路.
"只要能达到孤立奥地利的目的,什么"原则"他都可以"灵活处理".
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英国的态度较为温和.
俾斯麦看到,普鲁士在欧陆权益尤是巴尔干问题上与英尚无利害冲突,相反,一个强大的德国却是维持欧陆均势的一块砝码.
普鲁士如能从英获得"柏拉图式的友好",则彼此相安共处是完全有可能的.
为此,他对英略表亲善,与之建立关税同盟,降低关税.
对亚历山大二世,俾斯麦的态度也颇乐观.
彼得堡对柏林在1863年波兰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至今仍感激不尽.
同时,俄国国内财源枯竭,波兰及俄国内部的局势又很动荡.
更主要的是它在东方问题上与英法奥纠葛很深.
亚历山大此时不会也不可能出面阻碍普对奥开战.
最令俾斯麦忧虑的就是拿破仑三世,因为一个强大的普鲁士德国的崛起,对于法国及其欧陆霸权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小拿破仑绝不肯坐视奥地利的崩溃、普鲁士的强盛以及德意志统一在普鲁士周围.
而且强大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一旦动作起来,亦非此时的普鲁士王国所能抵御得了的.
但是法国也面临内外交困的境地,争取法国的中立的可能还是存在的.
俾斯麦说得很明白:"绝不应忽视波拿巴所提供的这种暂时的、失算的支持而不加于利用.
"基于这种状况,俾斯麦便把外交活动的重心放在对法关系上.
1864年10月,1865年10月、11月,他三赴法国休养地比亚里茨拜谒拿破仑三世.
在与法皇的会谈中,俾斯麦探明了巴黎方面的意图:一是讹诈,法想获得比利时、卢森堡和莱茵左岸土地.
对此,俾斯麦回答得很含糊,答应只要拿破仑三世让普鲁士在"德国放手去干",对于法国"在讲法语的地区"扩充其疆界,他都予以承认.
他这种空头许诺(没有立下任何凭据)是看准小拿破仑的兴奋点还在于其二,即坐取渔利,让普奥在争霸战争中消耗国力,丧失军事大国的地位,以获取其所需要的东西.
对此,俾斯麦也有良策.
第三次会见法皇返回后,他便制订了明确的行动计划:对奥战争速战速决,在拿破仑三世醒悟之前腾出手来,准备好在莱茵河的军事行动.
为达此目的,俾斯麦采取了一项一箭双雕的措施—与意大利订立军事同盟——既转移法国的注意力,又可迫使奥军在未来的普奥战争中于南北两线上同时作战(北挡进军维也纳的普军,南拒进军威尼斯的意军).
经过艰苦的外交活动,俾斯麦打开了通往亚平宁半岛的路.
1866年4月8日,普意签订同盟条约,双方保证在对奥战争中不得单独缔结和约.
在推行铁血政策的年代,俾斯麦的这些"多面外交"确是次次获胜:英国愿守中立.
俄国对普的"传统友谊"深信不疑.
意大利直接绑在他的战车上.
法国默许普鲁士的行动,表示绝不"让自己紧靠着一个靶子站着".
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后,俾斯麦便开始捕捉战机,对奥开战.
1866年1月23日,奥地利驻荷尔斯坦因总督路德维希·冯·加布伦茨批准在荷的行政中心阿尔托纳举行支持奥古斯滕堡大公的群众集会.
三天后俾斯麦向维也纳发去抗议照会,威胁要"终止两国政府的合作",要"保留普鲁士政策的行动自由".
奥相门斯多尔夫回答:别人不得干涉奥地利管理荷尔斯坦因的权力.
普奥之战一触即发.
2月28日,普鲁士国王召开御前会议,政府全体成员、太子、普驻法大使、总参谋长、国王军事顾问等出席.
俾斯麦就1815年以来的普奥关系作了分析和总结,并得出结论说:"对普鲁士来说,当前德国和欧洲的形势还从来没有这么有利过.
除太子外.
御前会议一致确认,普奥之战在所难免.
3月29日,威廉下令增强普鲁士边防部队,表示他不能忍受奥地利的"伪善的假面具",决心要把它撕破.
此后,随着普意同盟条约的签订,俾斯麦加快战争步伐.
6月1日,俾斯麦以破坏加斯坦因专约为名下令曼陀菲尔越过石、荷的界河艾德河进军荷尔斯坦因.
6月10日,俾斯麦在柏林公布一个《联邦改革纲要》,提交联邦议会讨论.
奥地利控制的议会6月14日表决时以9票对6票的多数否定了《纲要》.
俾斯麦进而指示普鲁士代表宣读声明,否定联邦议会的表决,要求解散联邦议会.
6月15日,普向萨克森、汉诺威、黑森提出最后通牒,要它们接受《纲要》并让普军过境,三君主拒绝.
次日,普军开进萨克森、汉诺威和黑森—卡塞尔.
6月17日,普军进入奥地利的捷克地区,普奥战争爆发.
交战双方,一方是奥地利、汉诺威、萨克森、黑森—卡塞尔、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大部分德意志中等邦国;另一方是普鲁士、汉撒城市、北德小国和意大利.
战争在三条战线上进行.
西南线—意大利战线,奥意作战.
奥地利投入7.
5万兵力,6月24日在库斯托查大败意军.
北线—德意志战线,普与北德各邦作战.
普投入5万兵力,6月27日,在朗根萨尔沙击败汉诺威军并逼其投降,北德大部分地区落入普军之手.
东南线—波希米亚战线,普奥作战,是主战场.
奥地利投入28.
3万兵力,普鲁士运用铁路运输和电报指挥迅速组织3个军(25.
4万兵力)于6月22、23日,分三路进攻波希米亚.
普军旗开得胜.
奥军总司令贝德克自感难于取胜,致电维也纳宫廷建议议和.
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寄希望于一次主要的战役而打败普军.
这就发生了7月3日的萨多瓦决战①.
这一次,普王亲临前线.
俾斯麦身穿后备军少校制服,头戴骑兵铁甲盔,身披灰色长大衣,骑马随同普王登上一个离奥军不到12公里的小山头督战.
他完全清楚,这一仗是他的政治赌博.
有人说他甚至怀揣毒药,准备在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中,普军失败时自杀.
清晨,决战开始了,双方共投入44—46万兵力.
俾斯麦对能否取得这决定性的胜利,心中无数,正像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道的:当时感到好像在玩扑克牌,把不属于自己的100万塔勒孤注一掷.
就在俾斯麦疑云满面的时候,参谋总长毛奇向普王报告:"陛下不仅赢得了这个战役,而且也赢得了整个战争","维也纳将俯伏在陛下的面前.
"到黄昏时,奥军最后被击溃了.
此仗奥军死伤2.
4万人,被俘1.
3万人.
奥地利无力再战了.
奥皇电告拿破仑三世,愿将威尼斯让于法国,请求法皇出面调停.
俾斯麦原可以乘胜追击,直捣维也纳,拒绝和谈.
但这位上半年还在费尽心机制造普奥危机的铁血宰相,此时却骤改策略,急于熄灭战火,在德国恢复和平.
他毅然接受拿破仑三世的调停,心甘情愿地把普鲁士的势力限定在北部德意志.
北德意志联邦萨多瓦战役后,普军通往维也纳的大道已打通了.
威廉国王和他的将军们劲头十足,要进军维也纳,要在哈布斯堡的京城提出和谈条件,要完成祖辈的未竟之业.
但,俾斯麦却唱起低调来.
7月10日,他叫驻俄公使向亚历山大二世保证,结束这场战争,普鲁士的条件仅此二项:改革德意志联邦、最终解决石—荷问题和把奥地利从德意志排除出去.
只要奥地利接受这些条件,他立即"向左后转弯"而"凯旋回国.
"对此,为胜利所陶醉的普王责备俾斯麦是剥夺普军已得的荣誉,剥夺普鲁士胜利果实.
将军们怒斥俾斯麦是在破坏"普鲁士的利剑所赢得的"东西.
他们坚持进攻维也纳.
①确切地说是在易北河和奥得河汇合处的柯尼希格莱茨要塞西北约12公里处.
对这种鼠目寸光之辈的荣誉感,俾斯麦大为恼火,此时彻底摧垮奥地利,其结果不是壮大而是削弱普鲁士,不是有利于而是大大有损于德意志的最终统一.
首先,继续战争正中拿破仑三世的下怀.
普军再向前推进,可以很顺利得手.
但小拿破仑正可趁此出兵莱茵、后顾之忧如何解俾斯麦在一次军事辩论中责问将军们:"要是敌军放弃维也纳,向匈牙利撤退,我们是否还要去追击我们一旦越过多河……,就失去同后方的联系;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王国,让普鲁士听天由命.
"因此,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以低条件迫使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后,使普军"凯旋归国",加强莱茵,使路易·波拿巴无计可施.
而且在法国于7月5日出面调停的情况下,普仍我行我素,正给巴黎找到出兵干涉的口实.
俾斯麦告诫威廉:"国王军队的辉煌胜利将迫使波拿巴放弃他迄今持有的保留态度(即中立政策).
"其次,在普鲁士羽毛未丰的时候,过份削弱奥地利而刺激欧洲大国,是很不明智的.
俾斯麦7月7日在给他夫人的信中写道:"我有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要做: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使大家明白生活在欧洲的不光是我们自己,而且还有三个憎恨妒忌我们的强国.
"将苛刻的条件加给奥地利,逼使它没有退路,会使它成为"法国或其他敌人的同盟者.
"相反,如果此时给奥地利体面地结束战争,普奥两国由于历史的和地域的原因在对付欧洲大国的时候还有拉手的可能.
俾斯麦就是这样盘算的,他说:"我们应当保留使我们现时的对手再度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应当把奥地利看作是欧洲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还有,奥地利正是民怨鼎沸的时候,此时进军维也纳有可能使民族矛盾激化为尖锐的阶级矛盾,在这个正统主义的国度引起革命,这将极大地动摇普鲁士这个中欧君主国.
反之,不使奥地利屈辱,避免伤害其民族感情,于日后改善两国关系是极为有利的.
俾斯麦说:不应在"对手身上留下难以平息的感情","普军得意洋洋地进入敌国首都,自然会给我们的士兵留下愉快的回忆",但"它将会在奥地利的自尊心上留下伤痕……在我们未来的关系中增加不必要的困难.
"出自以上原因,俾斯麦竭力阻止进军维也纳,甚至不惜以辞职相威胁,终于迫使国王屈服.
威廉御笔批道:"因为我的宰相要在我面对敌人处于困境的时候丢掉我",所以"在维也纳的大门前,我不得不痛心地在军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之后逆来顺受,接受一个耻辱的和平.
"俾斯麦明智地插剑入鞘,竭力避免以拿破仑式胜利进入维也纳,为德国的最终统一和日后的国际事务中保留了"欧洲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7月22日,普奥签订停战协定,8月23日正式签订布拉格条约.
俾斯麦确实宽大为怀:奥地利帝国的领土除威尼斯让与意大利外,不割一地;石、荷一切权利归普;奥地利承认"没有奥地利帝国参加的新的德意志组织",德意志联邦解散;奥赔款300万英镑,普鲁士保证在条约批准后,三个月内将军队撤出奥地利.
普奥战争就这样以奥地利被排除出德意志而结束.
因为这次战争前后仅进行了7周,史称"七星期战争".
普奥战争结束后,原站在奥方的北部4邦——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和法兰克福被并入普鲁士版图.
普鲁士王国从此连成一片,领土增至34.
7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占全德的1/3.
资产阶级在俾斯麦为他们争得一个比以前更统一的德意志市场,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后,便对丧失政治权利也不再计较了.
持续了4年的普鲁士宪法纠纷结束了.
恩格斯说:在波希米亚战场上,不仅奥地利,而且德意志资产阶级也输给俾斯麦了.
新选举的议会,进步党遭到失败,绝大部分党员分裂出来后建立民族自由党,成为俾斯麦的支柱.
9月3日,议会以230票对75票的多数通过法案:免于追究未经议会同意而拨款的责任.
议会还向普王主动建议,奖给俾斯麦40万塔勒(他用这笔款购买了波美拉尼亚的瓦尔青领地).
1867年4月,通过北德意志联邦宪法.
由美因河以北24邦国(包括3个自由市)组成的北德意志联邦在法律上得到确认.
普鲁士在北德联邦中居于绝对领导地位.
普法战争北德联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德国民族任务的完成.
南德4邦(巴登、巴伐利亚、黑森—达姆施塔特和符腾堡)尚独立于联邦之外.
一条美因河,隔开南北两个德意志.
这分离局面的主要支撑者就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路易·波拿巴.
在巴黎当局的眼里,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将是法国在欧陆优势地位的潜在威胁.
而且,此时的法皇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地步:对内无限制地强化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引起工农和民主力量的反对;对外穷兵黩武,侵略阿尔及利亚,争夺意大利,远征中国、墨西哥,国力耗尽,国际地位下降.
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小拿破仑深知,出路只有一条:阻止德国统一,恶化两国关系,进而用战争手段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转移人民视线,巩固波拿巴的统治.
俾斯麦也深知,要在美因河上架起桥梁,完成统一大业,对法一战在所难免.
但俾斯麦强调:"要选择正确的时机",在普奥战争结束不久就挥戈上阵对法开战,非普鲁士之力所能及.
他在给慕尼黑韦特恩男爵的信中写道:"出于纯粹主观上的原因擅自干预历史的进程,就好比摇落不成熟的果实……在某种形势已在变化的时候能进行等待,这种能力是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
"他首先巧施手段,在"领土报酬"的纠葛上稳住小拿破仑.
普奥战火刚熄灭,小拿破仑便上门讨债,1866年7月21日、27日和8月8日、16日,不断通过普驻巴黎大使霍尔茨伯爵和法驻柏林大使贝内狄德向普索取"领土报酬".
所含内容有三:"(一)法取得莱茵河左岸地区直至美因兹(兰道省和萨尔布吕肯).
(二)卢森堡并入法国.
(三)承认法国对比利时的占领.
俾斯麦对在比亚里茨许下的诺言早已丢在脑后,他下决心:什么也不给.
不过,他做得狡猾而又得体,使法皇的领土要求难以得逞.
普法关系遂之紧张起来.
接着,俾斯麦开展有效的外交活动,使法在未来的普法战争中孤立无援.
英法关系在60年代后半期已十分冷淡,法国正在加紧开凿苏伊士运河的举动,使英国大为敏感和不安.
认为这是对英国印度洋势力的威胁.
因此,俾斯麦断定:任何削弱法兰西的冲突都不会引来英国人的干涉.
相反,普鲁士的增强倒是抑制强大的法国的一种有用的力量,用欧洲大国之间的自行调节欧陆均衡比它英国亲自出马干涉要有利得多.
而且,有迹象表明,在法普冲突中,英可能作出有利于普的行动.
如在1866年8月法提出要善承认它兼并比利时后,英国政府便令英驻巴黎大使向拿破仑三世面询.
当法皇向伦敦发出照会声明并无此事时,英使又将照会向普驻巴黎大使透露,实际上是暗示英在普法关系中的立场.
所有这些表明,普鲁士对法开战,不会引来英国方面的干预.
这是俾斯麦最为放心的.
奥地利才从战争中脱出,正忙于稳固刚建立的奥匈二元帝国,要插手于欧洲事务非它力所能及.
而且俾斯麦的宽宏大量,对两国密切合作留下了很大的余地.
加上俄奥关系的牵制,奥地利不会轻举妄动.
事情正是这样的,1868年8月,奥皇与法皇会晤于萨尔茨堡,所获结果是礼节性的交换,并无达成任何不利于普鲁士的书面协议.
此后,1868年,1870年,双方也继续接触,但一谈到反普鲁士的实质性问题时分歧更大了.
因此,俾斯麦并没有把奥放入他的外交视线之内.
俄国的态度,事关紧要.
沙皇宫廷对普鲁士的军事胜利和日益强大甚为焦虑.
德意志联邦的瓦解,一大批德意志小君主国的消灭和普鲁士领土的不断扩大,都深深地刺激了沙俄当局.
特别是哥尔察可夫正注视着普鲁士的外交成就,他为俄国的军事改革迟缓而邻国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忧虑着.
萨多瓦战役刚结束不久,俄便急不可耐地串联英、法抗议俾斯麦正在策划中的废除德意志联邦和兼并北德各邦的行为,并动议举行国际会议加于干涉.
此举虽未得逞,但却吓坏了俾斯麦.
法俄一旦实现联盟,普鲁士再强大也无法对付左右夹击的局面,德意志的统一大业非但不能完成,还会重新陷入30年代战争后任凭列强宰割的田地.
于是俾斯麦便利用英法反映冷淡,奥法接近的机会乘虚而入,示好和拉拢俄国,扩大法俄距离.
他选择了一个突破点,准备以巴尔干为诱饵引俄法脱钩.
在俾斯麦看来,如能促使沙皇把注意力集中于"东方问题",必引起法英奥的反感,他就可以利用这笔"现实的政治财富"顺顺当当地在中欧完成他铁血政策的最后一个步骤.
为此,俾斯麦派遣以曼陀菲尔为首的特别使团前往彼得堡.
他指令曼陀菲尔:对俄国要求废除巴黎和约禁止其在黑海保有舰队的那些条款,"要给他一个友好的答复",要向俄国明确保证,"普鲁士将不会给他设置任何困难",甚至可以进而表示:如果俄国"得到自己家门的钥匙①,那德国是会高兴的.
"俾斯麦摇动这串叮作响的黑海门户钥匙,确是打动了沙皇的心.
俄普的"传统友谊"因此发扬光大.
1868年春,双方签订一项秘密规定:沙皇派军驻扎奥匈边界,以在普法开战时牵制维也纳;普鲁士在俄国受到奥地利威胁时增强莱茵兰的兵力.
但俾斯麦坚持双方维持如1868年波兰问题时的"露水夫妻"关系,不签订书面协定,他只想得到俄国在普法战争中的中立保证,并不想承担任何正式结盟的义务,而且他更不愿意将一个与俄国粘得很紧的真凭实据捏在沙皇手里,丧失外交活动的主动权.
还有南德四邦,这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阻力.
俾斯麦深知,这里有着一股强大的反对派力量,不肯拥戴普鲁士为盟主,而且这里的工业不如北部发达,资产阶级对形成全德统一市场,建立强大海军、夺取殖民地等的要求并不强烈.
因此,南德四邦对发动一场对法战争、建立德意志中央集权统治并不感兴趣.
相反,如处理不当,有可能驱使它们同法联成一气共同反普.
所①对两海峡的控制权,一直被认为是"俄国走进家门的钥匙".
以在60年代后半期,俾斯麦竭力约束参谋部的急燥情绪,在同南德携手之前不在西方进行战争.
当然,俾斯麦同时看到南德四邦的弱点:它不能无视日益壮大的北德联邦;南德在军事上对北德的依赖甚大,普鲁士的军事学院协助培养南德的军官,普的参谋官正在帮助训练南德的情报工作人员;南德的经济生活如糖、酒的生产和销售与北德关系密切.
因此俾斯麦又认为与南德结盟可能性更大.
他小心翼翼地处理南北关系:首先是解怨,对南德在七星期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边不予计较,消除双方的紧张状态;其次是耐心,不勉强南德加入北德联盟,以避免"普鲁士化"之嫌,听其自然,俟到时机成熟,自然是水到渠成;第三是拉拢,针对南德葡萄酒业因法国竞争而不景气,1868年5月,俾斯麦公开号召保卫德意志的葡萄酒贸易,终于打动了南德"真正的德意志之心";最后是挑拨,把拿破仑三世对莱茵河左岸的吞并野心原原本本告知南德各邦政府,使他们看清法国的叵测之心,同时又以此激发南德人民的民族情绪,增强对法的离心力.
俾斯麦的这些努力的结果是经济上密切了南德和北德的关税同盟;军事上订立了秘密的攻守同盟,商定:南德四邦在发生战争时有义务将自己的军队并入北德联邦的军队.
法国在南德的间谍向巴黎报告说:一旦发生普法战争,这些邦的大部分居民一定会不顾分离主义集团的影响而倒向北德联盟一边.
解除了"家内"的后顾之忧,造成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到60年代末期,俾斯麦认为摘取胜利果实的条件成熟了.
他怀着与法决一雌雄的心情,捕捉着诱发战争的时机.
1868年9月,西班牙爆发革命,女王伊莎贝拉二世逃往法国,王位空缺.
1870年春,执政普里姆将军派萨拉查·伊·马萨雷多博士前往柏林,邀请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卡尔·安东亲王的长子利奥波德任西班牙国王.
俾斯麦视此为刺激法国挑起战争的绝好机缘.
他费尽口舌,成功地说服威廉予以接受.
不料霍亨索伦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消息被西班牙报纸披露出来.
消息传到巴黎,政府报纸沸沸扬扬,怒气冲冲的评论连篇累牍.
外长格拉蒙特向议会发表演说:"这种行为同法兰西的利益和荣誉是无法统一的",并表示不惜与普一战.
面对法国的挑衅,威廉却退让了.
7月12日,他对贝内狄德表示: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的人继承西班牙王位.
利奥波德也跟着声明,他不接受西班牙的邀请.
但波拿巴并不想就此罢休,他要继续寻衅.
7月13日晨,法使在德意志西部的埃姆斯竭见了正在那里休养的威廉,转达了拿破仑三世的挑衅性的要求,希望普鲁士作出永久不让霍亨索伦家族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保证.
威廉虽感到莫大的耻辱,当即拒绝,但还是对法国大使作了安抚,表示他的堂兄弟"不会再怀有恢复这一资格的意图.
"在临离开埃姆斯时,威廉又通过侍从副官通知法使:此事还可在柏林从长计议.
当天下午,普王把与法使会谈的内容和经过从埃姆斯给柏林首相府发出了一份秘密急电.
接到普王电报后,俾斯麦把电文作了一番修改,特别是将最后一句"从长计议"的话写成"陛下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以此蔑视的语气来刺激法皇.
俾斯麦得意地对在场的毛奇和罗恩说:这个电文将起"红布对高卢公牛的作用".
当晚,俾斯麦把电文交付柏林报纸,并致电各驻外使馆,使之公诸于众,法国因此而蒙受耻辱.
7月14日,正是法国国庆日①,"威廉侮辱法皇"的消息立即引起沙文主义者的愤怒"打到柏林去"、"普鲁士忘了耶拿"等的叫喊声响彻巴黎.
15日,法国议会批准战争拨款.
高卢公牛真的被逗怒了,7月19日,法向柏林外交部递交了正式宣战声明.
俾斯麦政府从容应战,他的"铁血政策"推进到了高潮.
战争爆发后,普军迅速在西部法德边境集结.
7月31日威廉偕同俾斯麦离开柏林亲临前线指挥.
普军分三路迎击法军:在摩泽尔河方面的德军由斯坦麦次率领.
帕拉提纳特方面军由弗里德里希·查理亲王指挥.
这两路军进窥法军要塞麦茨.
在莱茵河上游太子弗里德里希指挥的德军,主要是进窥斯特拉斯堡.
法国原计划迅速推进到美因河,把南德和北德分割开来,并促使奥地利加入反普战争,一举打败普鲁士.
但开战才半个月,普军便挫败法军急速侵入德国的战略计划,转入进攻,使法军处于挨打地位.
8月4日、6日,普军越过边界,在维桑布尔和维尔特击败由麦克马洪元帅统率的南线法军,迫使麦克马洪离开阿尔萨斯.
8月6日,普一、二军团在施皮歇恩高地会战中,击败由巴赞元帅统率的北线法军.
8月16日,普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从麦茨的撤退!
并截断了它的退路.
8月18日,在格拉费洛特和圣普里再败巴赞军,随后将其团团围困在梅斯要塞.
麦克马洪奉命驰援,又被普军阻截.
普军将其逼到色当展开决战.
法军惨败.
傍晚,拿破仑三世派人呈信威廉,表示愿"将他的佩剑交到陛下手中".
9月2日,拿破仑三世、麦克马洪元帅,连同10万军队,418门大炮和无数军需辎重都落入普军之手.
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丧钟敲响了.
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帝制,宣布共和,成立以特罗胥为首的国防政府.
普军长驱直入,国防政府未作积极抵抗.
普鲁士的防御战争遂蜕化为掠夺战争.
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
法国人民民族情绪高涨,开始组织国民自卫军.
10月27日,巴赞率军投降.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成立.
28日,德法签订停战协定,法国投降,正规军武装被解除.
3月18日,巴黎工人革命,随之建立公社政权.
俾斯麦一方面表现了对工人革命的仇视;另一方面又利用这"红色梦魇"要挟凡尔赛让出更多权益.
为了换取普鲁士扼杀巴黎公社的剌刀,梯也尔政府终于不惜丧权辱国,与俾斯麦签订了最后的和约.
5月10日,双方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和约,规定: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连同战略重地麦茨要塞并入德国;法国赔款50亿法郎,在凡尔赛政权恢复后30天支付5亿,年底支付10亿,1872年5月1日前支付5亿,余30亿于1874年3月付完,所欠款项法政府应付5%的年息;在赔款付清前普军继续驻守法国领土,一切供养费用由法国负责.
俾斯麦这次对法国的惩罚就不如1866年对奥战争那样宽容了.
他如此掠夺,消弱法国,在欧洲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恶名昭彰的印象,成了各大国统治集团嫉恨和恐惧的对象.
恩格斯说:俾斯麦掠夺法国,"在这里他就犯了他的第一个大错误".
俾斯麦这个一向善于从欧洲局势考虑德意志问题的精明容克对掠夺法国引来的外交上的严重后果,当然是一清二楚的.
但,一想到德意志帝国这个初生儿的日后命运,他就只好顾此失彼了.
因为:第一,同①尽管第二帝国政府禁止庆祝大革命的节日,但人民每年还是自发的举行国庆活动.
法国睦邻,绝不可能.
在俾斯麦看来,普法战争"仅只是德法之间将要发生的许多次战争的第一次",因而必须充分利用这次战争的胜利把与法为邻的西南边界"修整"得最不利于法国而有利于德国的地步.
实质上,俾斯麦的防患法国是幌子,抑制德帝国称霸中欧的对手才是他的真意.
第二,阿尔萨斯和洛林于法德双方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法国人可据此保有一块从西南部进攻德国的前哨阵地.
德国人占有它,则可掌握孚日山脉(南)和阿登山脉(北)之间的大平原——"孚日空隙",在最好的作战方向上进击巴黎.
俾斯麦是在为将来的法德战争创造最有利的战场.
第三,南德诸邦的离心倾向仍十分严重.
这里多信奉天主教,反普情绪很激烈,是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最薄弱的一环.
它紧连法国,终是隐患.
因此,从政治上考虑,俾斯麦也认为必须将法国人挤到孚日山脉的另一边,使一河(莱茵河)一山(孚日山脉)把这个不可靠的地域隔开来.
第四,从国内政策的需要考虑,60年代高涨的德国工人运动使容克资产阶级极为忧虑,俾斯麦竭力想强化军事官僚机器,尤其是加强军国主义统治.
因此,他有意激发对法关系的紧张状态,左邻有一对血红的眼睛死盯着德国,这"民族威胁感"就使他有足够的理由来实现其对内政策.
打败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德意志最终结束了民族分离的状态,一个统一的德国诞生了.
第五章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第一节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结构帝国的建立色当战役的胜利,使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在德意志人面前展现了辉煌的战果,同时也震慑了南德诸邦,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黑森先后派代表团到达凡尔赛,同普鲁士进行关于国家统一的谈判.
俾斯麦根据南德四邦对待统一的不同态度采取不同对策:拉拢巴登和黑森两个小邦国,向巴伐利亚让步,孤立符腾堡.
11月15日巴登、黑森加入联盟.
23日,巴伐利亚获若干自主权后也加入联盟.
两天后,孤立的符腾堡只得就范.
至此,美因河南北的两部分德意志联成一片了.
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呼之欲出,然而在皇帝称号问题上,俾斯麦又陷入两难境地.
太子继位心切,竭力促成一个新的"自由德意志帝国"的诞生.
国王威廉一世则不愿"同老普鲁士分离",认为接受德意志的皇帝称号等于"把老的普鲁士称号撂下",因而不肯接受在"普鲁士国王"以外的新的称号.
这父子俩,一个急于建立,一个不愿建立新的帝国,动机都是一样的,即想把德意志溶化于普鲁士.
而这一点正是俾斯麦所忌讳的.
为了做到既可使统一的德意志普鲁士化,又能消除南德各邦对普鲁士化的疑虑,他耍了一个计谋,用重金收买独立性最强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及其大臣,让他们上书普王,以德意志诸侯的名义请求威廉一世重建德意志帝国并接受皇帝称号.
在俾斯麦的安排下,普王终于勉强改变初衷,于12月16日接受了由30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呈递的"劝进书".
1871年1月18日,即普鲁士国王加冕170周年纪念日,在凡尔赛宫72米长的镜厅举行盛典,普王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因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后,故又称之为第二帝国).
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包括4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6个大公国:巴登、黑森、麦克伦堡—施威森、麦克伦堡—施特雷利茨、萨克森—魏玛和奥尔登堡;5个公爵领地:不伦瑞克、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阿尔腾堡、萨克森—可堡(图林根城名)—哥达、安哈尔特;7个侯爵领地:施瓦茨堡—鲁多斯塔特、施瓦茨堡—宗得斯豪申、瓦尔德克、罗伊斯(老系)、罗伊斯(新系)、绍姆堡—利珀、利珀;3个自由市:吕贝克、不莱梅、汉堡;另有一个直辖地:阿尔萨斯—洛林.
最大的邦为普鲁士,人口3000万,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
最小的邦国为罗伊斯(老系),人口6.
2万,面积316平方公里.
帝国宪法1871年4月16日,新选出的国会通过帝国宪法,确定德意志"缔结为一个永久的联邦".
各邦可以保有一些自治权,如教育、宗教、部分司法、征收直接税、水上运输,南德诸邦还可以独立管理邮政、电讯、征收啤酒、烧酒消费税.
军事、外交、海关和银行立法、间接税、度量衡、货币、民法刑法等都在帝国政府的权限之列.
德国从政治上完成了真正的统一.
帝国宪法以北德联邦宪法为蓝本,它保证了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
宪法宣告帝国是君主立宪制的联邦国家,帝国元首是"德意志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集中了国家的巨大权力:(1)任免国家官吏权.
宪法规定:"由皇帝任命帝国首相","皇帝任命帝国官吏……可决定其免职".
(2)"皇帝有权签署和公布帝国法律并监督法律的实施","当联邦领域内的公共安宁受到威胁之际,皇帝可以宣布某一地区进入战争状态".
(3)统帅军事.
"帝国的全部陆军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在战时、平时均由皇帝统帅".
"帝国舰队系在皇帝最高统帅之下的一支统一的舰队.
"海陆军高级军官均由皇帝任命.
(4)决定帝国的对外政策.
"皇帝在国际法上代表帝国,以帝国名义宣战媾和".
(5)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力.
"皇帝有权召集、召开联邦议会和帝国国会,以及使议会延期结束".
首相是帝国唯一的大臣,主持帝国政府.
"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议会选举.
首相有权在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发起辩论,提出法案.
表决失败,不能投不信任票迫使他辞职,因为他只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
其任期长短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愿.
首相在内阁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各部都不是独立的机构,"部长"不是该部负责的政治人物,是首相的助手,称为"国务员".
因此,只要取得皇帝的赏识,首相便是帝国全部权力的化身.
从1871年起到1890年,俾斯麦一直就是这个"帝国的监护人".
立法权属帝国国会和联邦议会,议会的实际权力很小.
联邦议会由加入帝国的各邦代表组成,共58名议员.
各邦的代表数不一,普鲁士占决定性票数.
代表由各邦君任命,均由保守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出任.
联邦议会虽为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有立法权(未经联邦议会同意任何法律都无效)和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权,可否决帝国国会通过的议案,然而帝国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命议会主席、召开和解散联邦议会.
帝国议会按照普遍的、直接的、秘密的选举制选出.
但25岁以下的男子、25岁以上领取贫民救济金的男子、妇女、军人均无选举权.
在普鲁士等几个邦甚至仍采用三级选举制而不是直接普选制.
这自然是保证了容克、大资产阶级在帝国议会中的优势.
宪法规定,帝国议会是立法机构,行使立法权.
然而,它未能组成代议制的政府,不能自行通过任何一项对政府不利的法案,因为一切法律和其他决议都必须取得联邦议会和皇帝的同意方能生效.
帝国议会对政府也没有任何行政的监督权,无权要求政府作政务报告.
唯一对政府起压力作用的就是批准预算.
主要的资产阶级、贵族政党在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后,资产阶级、贵族的政党也逐渐形成.
主要有:德意志保守党,代表着普鲁士的容克、军官、富农和新教僧侣的利益,主要在易北河以东的政治上落后的东西普鲁士、波美拉厄亚、西里西亚(农业区)和勃兰登堡等地区有影响.
其基本纲领是:巩固君主制,保卫容克特权.
为此,拥护作为王朝支柱的军队,反对扩大帝国权限,认为帝国权限的扩大是对普鲁士的轻视,会把保守主义的普鲁士"溶解"掉.
为了拉扰选票,他们还迎合小资产者的要求,主张恢复手工业行会组织,限制百货商店,排斥犹太人.
反动的"十字报"是该党机关报.
德意志帝国党,1866年从保守党中分化出来,代表着部分大地主、大工业家,即那些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和以克虏伯(军工)、施图姆(莱茵、萨尔的煤矿主和冶金厂主)、卡尔道夫(德国工业家协会的创始人)为首的重工业资本家.
他们无条件拥护帝国,支持俾斯麦政府,是俾斯麦铁血政策的主要支柱,充任政府的大部分阁僚,被称为"真正的政府派".
民族自由党,1867年从进步党分化出来,代表着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大资产阶级,是自由派的右翼.
在德国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后,它成了垄断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
开初,口头上主张实行彻底的代议制,如公民平等,民主自由,议会政治等.
但很快便放弃以上纲领,满足于俾斯麦的局部改革,从自由主义蜕化为同容克结成联盟.
直到70年代末,它同帝国党一起,是俾斯麦政府在议会中的主要支柱.
进步党(1884年改名为"自由思想者党")和德意志人民党,代表着中小城市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自由派的左翼.
它们坚持推行自由主义原则,反对扩充军队、增加军事预算和保护关税.
这是帝国议会唯一的反对党.
但它们也绝没有超出纯粹议会反对派的范围.
中央党,50年代初出现于普鲁士邦议会里的一个天主教政治派别,60年代中获得罗马教会的明确支持.
1870年11月,普鲁士邦议会选举时,提出有关政治和社会的教会纲领,获57席.
一个月后组成中央党.
1871年3月,在帝国国会选举中,在382席中得63席,成为国会中仅次于民族自由党的第二大党.
这个党代表着德意志天主教区域的中小邦的贵族,联合着对普鲁士领导帝国不满的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大批破产了的手工业者、南部和莱茵省的农民,落后的天主教徒工人.
在它的纲领中,明确要求:维护帝国宪法的联邦制特征,反对一切中央集权主义的倾向,主张各邦在帝国内部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天主教不受制于国家.
这是一股分离主义的势力,它与保守党一起,构成了俾斯麦政府的敌对派核心.
由于德意志的统一和向资本主义转化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和大小邦国妥协的结果,因此帝国建立后,所出现的政党就不像多数欧美国家那样,愈来愈明显地形成单纯的资产阶级两党制,而是同时存在着代表各有产阶级利益的众多的政治党派.
不过,从这些党派的成份、纲领和活动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容克是这个国家政权的支柱.
德意志这个中欧大国,当它兴盛之时,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开始衰败之日,资产阶级再不能也不敢用民主手段管理国家了.
加之德国在完成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时候,非但没有削弱容克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反而加强了他的地位,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反民主的普鲁士军事官僚专制统治便获得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帝国的政治体制虽是资产阶级性的君主立宪,但"君主"是实,"立宪"是虚;虽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但容克地主为主,资产阶级居次.
马克思在总结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制度的特点时指出:这是"一个以议会形象粉饰门面、混杂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实质上就是一种极权统治的波拿巴主义的形式.
容克资产阶级就是按照这种政治体制统治着德意志帝国,卵翼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节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统一后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德意志帝国成立后便以迅猛的势头步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70—80年代打下坚实的基础,90年代经济起飞,到20世纪初便成为欧洲头号的工业国.
它的崛起是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的.
民族的统一和帝国的诞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政治障碍.
1871年德意志容克资产阶级联合专政最终形成,改变了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了德国在中欧的地位,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安定环境.
同时,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利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推行有效的对外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了坚强的后盾.
并且,一系列经济法规的制定,彻底消除了经济上的分离状态,德国变成了一个经济统一体.
所有这些,终于造成了能够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
扩充军事,大大刺激了与军火生产有关的重工业部门的发展.
帝国军事专制制度造成了军费支出扩大,1879年军事支出为4.
3亿马克,1899年上升为9.
3亿马克,1913年达21亿马克.
这直接导致了克虏伯、施图姆等军火企业的扩展.
同时,军事上的需要使铁路和海运也获得迅速发展.
1871—1914年,铁路从2.
1万公里增至6.
2万公里,轮船吨位由8.
2万吨增至510万吨.
交通运输和军火工业的膨胀,又带动了钢铁、机器制造、冶炼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发展.
正是出自军事上的需要,所以在德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特别突出.
表现在:制定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设立铁路基金,确立铁路方案(国家对铁路实行严密监督),推行保护关税政策,建立中央银行为首的银行体系.
德国的统治者们,利用国家统一的有利条件,利用来自人民复兴国家的民族意识,因势利导,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国家干预是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要原因.
注重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素质.
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
70年代完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
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
这使德意志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
全德的文盲率,1841年是9.
3%,1865年是5.
52%,1881年为2.
38%,1895年降至0.
33%.
在这基础上,还调整了中等学校的体制,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改革高等教育.
19世纪中期后,德国的教育令世界瞩目.
"打起你的背包,到格廷根去",是当时有志于教学研究者的一个时髦口号.
国家同时组织许多科学研究机构,如1873年的国立物理研究所,1877年国立化工研究所,1879年国立机械研究所.
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夫妇请西门子到皇宫作电学演讲.
1885年俾斯麦50大寿,曾从国民捐赠的250万马克中拿出120万作为学位补贴.
德意志统一后很重视利用最新科学成就.
德国工业发展较晚,统一前,蒸汽机的使用还较落后,这使得它无需更新旧设备,而集中力量投资于最新的科学技术部门,在电气、化工、炼钢、光学等现代化的工业部门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必须指出,德国人在吸取最新科技成就的时候,突出地表现了自己的创造力.
19世纪后半期,德国在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即科学研究向应用的方向转变,把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与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起来,彼此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重大的科学发现很快就能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生产力.
同时,生产的发展和应用科学的进步,又推动基础科学的研究.
正是重视这种互相作用,使19世纪很多重大的科技发明,开花在英法,结果却在德国.
普法战争的胜利,为德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矿产资源、资金来源和工业基地.
根据法兰克福和约,德从法掠得阿尔萨斯—洛林,该处拥有150万居民,丰富的钾盐矿藏,特别是洛林的铁矿与鲁尔的煤田联合起来,构成了德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
1873年,法国以公债形式筹资,提前付清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
德利用这笔巨款巩固了金本位制和偿还了国债.
同时,数十亿法郎流入德国,使德国证券市场空前活跃,形成了一股创办企业的热潮.
此外,帝国政府奉行稳健的外交政策,也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19世纪晚期,正是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瓜分和再瓜分的激烈斗争之时,特别是在近东舞台上,英俄法奥的角逐愈演愈烈.
俾斯麦从德国的现实出发,执行着"大陆政策",不谋求海外殖民地、巩固德在欧陆之所得.
他开展均势外交,合纵连横,维持外交平衡,避免了德国过早地卷入大国争端的旋涡,为德国争得了20年和平发展的时间.
工业革命的完成和生产技术的新发展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德国完成了工业革命.
它仅用了4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英国走了80年的路程,并且迅速地、彻底地改变了德国的经济结构.
首先是改变了德国的工农业的比例.
直至19世纪50年代,德依然是个农业国,全国7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
真正称得上是工业地区的地方屈指可数,大城市更少,全德1016个城镇,不足万人的有998个.
经过70—80年代的发展,到90年代,德国最终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
1895年,全国工人及其家属达3500万人,占总人口的67%.
其次是改变了德国的轻重工业的比例.
重视重工业是德国工业革命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德国工业生产的重心从消费资料转向生产资料,时间很早,周期很短.
1841—1850年生产资料的增长为76%,消费资料的增长为40%.
不过10年的光景,轻重工业生产的比重,两大部类的经济结构就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70年代后,德国的工业生产就是沿着这一趋势迅速发展的.
从60年代末到一次大战前夕,德生产资料增长了8倍,消费资料仅增长3倍.
工业品输出中,生产资料的比重日增:1880年占27%,1890年占28%,1900年占39%.
德国工业发展的特点还在于注重新兴工业,尤其是电力、化学、钢铁工业的发展.
一、电力工业.
对德国电业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是威尔纳·西门子(1816—1892).
西门子是普鲁士炮兵军官,精心于电力的研究.
1847年,还在服役时,他就成功地在柏林与波茨坦之间修建了一条电报线.
1849年6月,西门子退伍,同机械师奥尔格·哈尔斯克在柏林创办了一个"电报机械所".
机械所生意兴隆,名声大振,成了欧洲颇有影响的电力企业.
1869年架设了伦敦——普鲁士——俄国——波斯——印度的电报线路.
1866年,西门子在英国人法拉第(1831年)发明的电磁感应作用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成了一架大功率直流电机.
186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第一批样机.
这样,西门子就首次完成了把机械能转换成为电能的发明,从而开始了19世纪晚期的"强电"技术时代.
1879年,西门子又发明了电动机,在柏林工商博览会上展出一条小型电车轨道,1880年在巴黎展出这种有轨电车.
1881年5月1日,柏林第一次通行了电车线路.
电动机的发明又实现了一个突破,即把电能再转换为机械能.
1882—1885年,匈牙利工程师代里等3人首创变压器.
1890年,德国人米夏埃尔·冯·多里沃一多勃鲁沃尔斯基制成一架三相电流变压器.
1891年,慕尼黑人奥斯卡·冯·米勒在法兰克福世界电气博览会上宣布:他与多里沃合作架设的179公里长的输电线,可把225千瓦的电流在3万伏的电压下从内卡河畔的劳芬送到法兰克福.
远距离送电的成功,不仅使电力的应用范围大大地扩大,而且使发电站的建设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水流被称为"白色煤炭"),还可把所有的电站连结一起组成电力网,互相补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中部的大型电厂戈尔帕一乔尔纳维茨电厂,用负荷10万伏的电缆向柏林供电.
电能的使用,电气工业的兴起,同蒸汽工业的兴起一样,是一场划时代的深刻变革,它揭开了工业化的新纪元.
过去是唤出"地下幽灵"——煤炭,现在则由"天上之火"——电火花来唱主角了.
德国大的企业除了西门子的电气工业外,80年代又出现了埃米尔·拉特瑙创立的通用电气公司.
这两个公司成为当时世界的电业巨头.
1910年,德已有195家电气公司,资本总额达12亿马克.
德国电气工业的总产值,1891年—1913年增加了28倍.
二、化学工业.
1871年,俄国学者门捷列夫首创"元素周期表",奠定了化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德国利用这些成就,在19世纪最后30年内发展了化学工业,使之领先于其他国家.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1803—1873)为此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其著作《有机化学在农业化学上的应用》被视为有机化学的经典著作,他设在吉森大学的示范实验室成了当时各国青年化学家朝圣的地方.
李比希因而被誉以"有机化学之父".
他的研究为德国的肥料工业开辟了道路.
氯肥、磷肥的生产开始发展起来.
从此,化学工业开始从纺织工业的一种附属的辅助的工业,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生产部门.
1855年德国建成第一座过磷酸肥料工厂,19世纪晚期德国的人造肥料便大批生产了.
1856年,英国年青的化学家威廉·亨利·珀尔金利用炼焦油首次合成生产了一种苯胺染料.
但由于英国当时可从广大的殖民地获得天然的植物染料,对发展人造染料并不热衷.
这一成果被德国利用.
在伦敦化学学院当教授的德国学者,李比希的学生威廉·霍尔曼1864年返回德国,在波恩、柏林从事化学染料的研究,为德的染料工业奠定了基础.
德国第一家染料厂弗里德里希—拜耳公司染料厂,90年代已是举世闻名的企业.
1876年,海因里希·卡洛制造出"真正的红色染料".
两年后,哈·鲍姆发明了酸性猩红染料.
而随着焦油染料工业的繁荣兴旺,酸碱和其他无机副产品的生产也得到了推动.
19世纪晚期至一次大战前,德国的焦油染料工业完全取代了天然染料.
1877年,世界合成染料的产量德国占了一半,1913年占80%.
染料的使用范围也随之扩大,被纺织、皮革、油漆、皮毛、造纸、印刷等工业广泛使用.
19世纪对有机化学理论的研究和实验作出杰出贡献的韦勒、杜马、李比希等13人中,有7个是德国人.
德国在世界化学工业中一直独占鳌头.
三、炼钢工业.
1811年,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在人口仅有3000多人的埃森城建造一个小熔铁炉,发明了一种生产铸钢的新方法.
1826年老克虏伯去世后,长子阿尔弗里特·克虏伯继承父业,逐步把小企业发展成为一个铸钢厂.
1851年,他在伦敦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一件铸钢炮筒.
1859年,普鲁士政府一次向他订购300门野战炮.
因此,克虏伯的钢材世界闻名.
1862—1863年,他建立了欧陆上第一家酸性转炉钢厂.
随着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铺设铁路,制造蒸汽机车,建造轮船,架设电讯电缆,生产近代武器等,对钢铁的需要量激增,一种能在8—10分钟内把铸铁炼成钢的贝塞麦转炉应运而生.
70年代后德国引进了这一新技术,80年代又采用托马斯—吉尔克莱斯碱性转炉炼钢法.
此后,高炉建筑不断改善,轧钢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合金钢、不锈钢、型钢等开始生产,一个冶金工业体系形成了.
德国钢铁工业迅速发展,并把英法两国远远抛在后面.
到一次大战前,英、法、德的钢产量分别为773万吨、469万吨、1833万吨.
在被称作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19世纪后半叶的钢铁时代,德国脱颖而出,跃居欧陆之冠.
凯恩斯在评述德国迅速发展钢铁生产的意义时指出:"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血与铁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煤与铁之上更真实些.
"在交通运输部门,德意志帝国亦取得重大的进展.
德国地处中欧大陆,不能像英国那样利用大海来解决内陆运输问题,它的河流多为南北流向,也难以形成河网运输.
1835年德国建成第一条铁路.
帝国建立后,出现了修建铁路的高潮,到80年代,就形成为铁路网,铁路长度在中欧与西欧首屈一指.
1870年1.
9万公里,1913年增至6.
1万公里.
直到1870年,全德半数的铁路都为较大的邦国所有,私营铁路亦受各邦国节制.
从1879年起,俾斯麦开始分段实行铁路国有化,到一次大战爆发,所有铁路都合并为"德国国有铁路".
铁路网的形成,把沿海与内陆,原料产地与工业中心,城市与乡村都沟通起来了,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统一市场,刺激了钢铁工业、机械业、冶炼业的高速发展,从而全面推进了19世纪晚期德国工业的发展.
1845年,在杜伊斯堡制造的第一艘德国轮船"希望"号下水,沿莱茵河而下驶往南美洲.
1879年,杜伊斯堡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口,为鲁尔地区输入矿砂和粮食,输出煤和钢铁制品.
海运方面,80年代起,汉堡、不来梅两个港口扩建,不断开拓海外新航线,1880年汉堡的轮船总吨位为9.
9万吨,不来梅为5.
9万吨.
20年后,两个港口的轮船吨位已分别增至74.
6万吨和37.
5万吨,由这两个城市外航的航线分别为12条和4条.
德国轮船行驶于世界各地,成为自从蒸汽时代以来第一个能与大英帝国一争高低的船队.
90年代,德国开始大规模发展造船业,使船队总吨位猛增.
1870年不到百万吨,1900年近200万吨,1910年已达300万吨.
航运业,尤其是远洋运输业的发展,为德国开拓了广阔的市场,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起飞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工业革命的完成,旧工业部门的改造,新工业部门的成长,德意志帝国已在新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便以其飞速发展的态势跻身于欧洲工业强国的行列.
1850—1900年,国民生产净产值从105亿马克增至365亿马克.
工业生产的绝对值增加了近6倍.
德国已成为欧洲头号的工业强国.
第三节德国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全德工人联合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意志工人运动也蓬勃兴起.
一些城市的工人团体在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推动下,要求建立脱离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政治组织.
1862年秋,50名德国工人去伦敦参观世界博览会.
回国以后,他们多次在公开集会上进行鼓动宣传.
柏林、汉堡、莱比锡、纽伦堡等地工人遂即筹划召开一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
10月7日,莱比锡工人组成一个25人委员会,筹备成立全德工人大会.
10月底,经过同柏林工人协商,莱比锡筹委组成筹备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
其成员有弗里茨舍和瓦尔泰希等10人.
11月中旬,中央委员会根据莱比锡、柏林、纽伦堡工人大会的决议精神,发表了由瓦尔泰希起草的告全体德国工人书,要求建立各地区委员会,一俟条件成熟便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
经过一系列磋商和筹备工作,1863年5月28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成立.
莱比锡、汉堡、哈尔堡、法兰克福、科隆、杜塞尔多夫、巴门、埃尔贝费尔德、佐林根、美因茨、德累斯顿等11个城市的12名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
此外还有数百名莱比锡工人参加.
拉萨尔以贵宾身份出席大会.
联合会的会章规定;每个工人可自由人会退会,理事会有权接受和开除会员,理事会由1个主席和24个理事组成(其中设司库和书记各1人),理事会处理联合会事务,书记处处理日常行政工作.
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联合会存在的期限定为30年.
拉萨尔当选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瓦尔泰希当选为书记.
汉堡的《北极星报》被定为联合会临时机关报(后定为《社会民主党人报》).
到第二年的8月,联合会已拥有4000多名会员.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德意志工人阶级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它的成立是工人组织上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个重要步骤,显示了无产阶级已逐渐成为统一的力量.
按照德意志工人(特别是一些共产主义者同盟老盟员)的愿望,这个联合会应当成为反对普、奥统治,为争取国家统一和民主而战斗的中心.
然而,这个良好愿望未能实现.
联合会并没有发展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相反,由于拉萨尔占据着联合会的要职,终使联合会日益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出生于德波交界的布勒斯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
1843年至1846年,拉萨尔在布勒斯劳和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学.
1846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拉萨尔成了杜塞尔多夫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同马克思、恩格斯结识.
后被政府逮捕,坐了6个月的牢房.
革命失败后,他一方面致力于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婚姻诉讼案,一面从事著述.
到50年代末期,拉萨尔的哲学观和社会政治观已基本形成.
它包罗了各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杂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希特的折衷主义、再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潢门面.
60年代初的德国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但又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真正的了解,使拉萨尔主义在工人中很有影响.
1862年6月,拉萨尔发表了他的小册子《工人纲领》,开始了他的政治鼓动.
12月全德工人联合会筹委会请拉萨尔为大会拟订一个纲领.
次年3月中旬,拉萨尔写了《公开答复——致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
3月17日,莱比锡中央委员会以6票对4票通过了以《公开答复》作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纲领基础.
在《公开答复》和《工人纲领》中,拉萨尔提出了一整套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解放工人阶级的唯一道路,即废除"铁的工资规律"的唯一道路是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实现"公平分配".
而这只能通过争取普选权,进行普遍的直接的选举,由工人阶级掌握议会多数才能实现.
为求得政府的帮助和实现普选,拉萨尔竭力支持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自上而下统一德意志.
从1863年5月至1864年夏,(从已发现的材料揭示)拉萨尔与俾斯麦的书信来往有36件,秘密会谈5—6次.
俾斯麦则利用他控制工人运动,钳制自由资产阶级.
他向俾斯麦献策,实施普选权,取得工人拥护,共同对付资产阶级;他甚至向俾斯麦透露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状况,工人运动现状,目前计划和今后打算.
拉萨尔的背叛行径,使他威信下降,进而厌倦政治.
1864年7月赴瑞士休养,8月,与情敌决斗,死于日内瓦.
拉萨尔死后,他的继任者施韦泽、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继续推行拉萨尔主义,越发把联合会变成了一个效忠俾斯麦政府的工具,严重地分裂了德意志工人运动.
埃森纳赫派德国的工人阶级对拉萨尔主义并非一致赞成,就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后的两周,迈恩高、柏林、开姆尼茨、加塞尔、纽伦堡和杜塞尔多夫的工人发起召开新的联合大会.
6月7—8日,48个城市的54个协会的110名代表聚会法兰克福,成立了"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新联合会指责拉萨尔纲领背叛了德国工人代表大会的理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首次亮出了拉萨尔主义反对派的旗号.
然而,新成立的联合会组织上非常松散,思想上仍保留着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批判,对清除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主义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60年代的德意志,国家的统一是政治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与拉萨尔主义的分歧也就集中地表现为工人阶级关于民族统一运动中的策略原则.
当时的德意志政治形势,国家的统一依然存在着两条道路,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和普鲁士领导的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道路.
尽管普鲁士的力量正在急速膨胀,实现王朝战争道路的可能性日增,但马克思、恩格斯还是认为,有可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不断加强民主力量的联合,反对普鲁士王朝的兼并战争,通过人民革命斗争,消灭一切封建割据势力,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
而两条道路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又取决于容克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三种力量组合的情况.
针对拉萨尔片面地攻击自由资产阶级、同容克结盟的错误方针,1865年2月底,恩格斯撰写了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恩格斯从德意志国情出发,阐述了解决民族统一问题的无产阶级的纲领、战略和战术.
他指出:工人阶级绝不能支持普鲁士政府,因为"反对派的每个胜利都会阻挠社会的发展并且必然推迟工人的胜利";必须尽可能地支持资产阶级进步党的真正进步,促使它加强反容克专权的斗争,因为一旦资产阶级从容克那里争得了普选权、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无产阶级也就得到为取得彻底胜利的必需的武器";在参与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以特殊的独立政党的姿态出现,因为"它有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独立的未来".
许多民主报刊和工人报纸都刊登了这个小册子出版的消息,有的地方的工人组织还认真讨论了恩格斯的这一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正确的策略原则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反对派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给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白拉克、倍倍尔等优秀工人活动家以莫大的启迪和帮助.
威廉·李卜克内西1850年当选为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主席,被瑞士当局逮捕后驱逐,此后流亡伦敦12年.
1862年回国,1863年加入全德工人联合会.
但他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批判拉萨尔主义,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对派.
1865年被拉萨尔派开除出联合会.
在莱比锡结识了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领导人倍倍尔.
此后,全德工人联合会内的反对派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一起,反对和抵制拉萨尔路线.
他们纷纷要求团结起来,反对寄民族希望于普鲁士国家,主张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1866年,两个组织的会员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共同举行了群众大会,倍倍尔在会上大声疾呼:工人联合起来.
大会决定为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而进行联合鼓动.
由于施韦泽支持俾斯麦,反对进行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的鼓动,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另拉山头,重组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
反对派力量与之针锋相对,1868年9月5—7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在纽伦堡举行联合大会.
150名代表出席,代表着93个协会的约1.
3万名会员,还邀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会以及奥地利、瑞士的工人代表参加.
倍倍尔任大会领导.
在这以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不断克服施韦泽等的分裂破坏,竭力争取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广大工人共同战斗.
1869年5月,工人协会联合会理事会发出《致联合会和党的同志们》的通告信,正式宣布要把联合会理事会改组成"社会民主党".
理事会恳切要求:"除我们组织的成员外,还邀请一切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同我们的观点一致的人,参加讨论建立新组织.
"6月22日,在马格德堡全德工人联合会反对派领袖白拉克等同工人协会联合会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会谈.
会谈后,白拉克等人发表了一份呼吁书,号召广大会员脱离施韦泽,并主张"尽快召开一次全德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党组织".
这个呼吁很快得到了不伦瑞克、法兰克福、马格德堡、布考、沃尔劳比特尔等地广大反对派会员的支持.
1869年7—9月,全德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埃森纳赫召开.
工人协会、职工联合会、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及国际工人协会德国支部等的代表,聚于一堂,正式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基本上遵循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
这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真正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群众性政党,也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第一个在一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人党.
统一的工人党的建立1871年德国统一后,政治形势要求消除工人运动的分裂状态,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也迫切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德国工人阶级继续分裂为社会民主工党(埃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已为形势所不容.
70年代初期,建立统一的工人党的条件也已完全具备.
国家的统一,使埃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逐步消失.
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任务,已不是民族统一的问题,而是如何在统一的民族国家里完成民主改造,铲除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封建残余.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德国也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严酷镇压社会主义运动.
政府罗织罪名迫害工人领袖和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
1872年莱比锡刑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两年要塞监禁.
无数党员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监禁和罚款,104个案件中总共被判了211个月的监禁.
政府制造借口,处心积虑地置工人组织于非法地位.
1873年4月,俾斯麦在联邦议会上声言:对付国际党(他常这样称呼德国工人党)也要像对付世界性的神甫党(中央党)一样,有用严厉的法令的必要.
各邦政府闻风而动.
萨克森政府开始图谋全面取缔工人运动,甚至建议同巴伐利亚、普鲁士政府一起,在整个德国取缔工人党.
不少地方事实上将此付诸行动了.
1874年8月15日纽伦堡和哥尼斯堡两地党组织被当局取缔.
8月15日柏林的党组织被取缔.
8月25日埃尔福特的党组织被勒令解散.
8月29日汉诺威的党组织也被解散.
从1873年到1876年,俾斯麦政府先后提出出版法草案、新的出版法草案、破坏契约法草案、修改刑法法典草案等等限制工人的活动.
《人民国家报》编辑经常因"违反法案"被捕入狱.
政府的行动教育了两派工人,必须团结起来,并肩战斗.
梅林写道:对两派严酷的迫害,"清除了仍然堆积在社会民主党这两派之间的一大堆陈年垃圾.
"在1872年6月埃尔福特工会代表会上,代表着1.
1万多会员的52名代表一致呼吁:克服德国工人运动的分裂,全体工人联合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之中,两派工人在罢工时互相支持,在工会中一同工作,为反对共同敌人而进行实际斗争.
1873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南德人民报》就是两派合办的.
由于埃森纳赫派把拥护国际工人协会写在自己的纲领上,在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事件上坚持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并一贯同俾斯麦政府的压迫政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加之它有着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这样一些优秀的活动家,因而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高.
1874年选举中,埃森纳赫派的候选人得票比1871年增长了4倍.
1874年上半年,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有8700多名,到1875年5月合并前已增至9100多名.
拉萨尔派却在现实斗争中不断碰壁,越来越不得人心,1874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有2.
1万名,到1875年5月只剩1.
5万名了.
联合会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内部公开分化出一个强大的、富有影响力的反对派,著名的白拉克就是其主要的领导人之一.
随着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反对派力量的不断壮大,联合会的拉萨尔派也产生裂痕,互相攻击,在1874年5月底联合会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壁垒分明的两个集团,以哈森克莱维尔、特耳克为一方,以哈赛尔曼、赖默尔为另一方.
面对这分崩离析的局势,拉萨尔派的首领们纷纷改换调门,高唱统一.
他们企图主动抢先把两党合并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获得渴望统一的广大联合会会员的支持,并以此使对方陷入窘境,巩固自己的地位.
于是,拉萨尔工人联合会的两派,都竞相声明"脱离拉萨尔主义".
10月10日,特耳克在莱比锡拜访李卜克内西;翌日,哈赛尔曼跟踪而至,提出合并的建议.
这些,固然是拉萨尔派领袖们为摆脱危机的违心之举.
但它也清楚地表明,拉萨尔派确已是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况.
这就为实现全德工人组织的统一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对社会民主工党来说,重要的是不被拉萨尔派领袖们的虚假许诺所蒙蔽,而要坚持原则,切实帮助联合会的广大工人彻底摒弃拉萨尔主义,达到真正统一的目的.
在1874年7月召开的科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口号:"要统一,不要合并.
"然而,由于社会民主工党还很不成熟,不善利用拉萨尔派的矛盾,错误地坚持只同"作为整体的联合会"谈判,对拉萨尔派首领的所谓"让步"信以为真,加上多数干部害怕招来分裂的斥责,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的合并.
就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对于克服拉萨尔主义的艰巨性也没有足够的认识,低估了在两党成员中展开思想斗争的必要性,甚至没有将合并的打算通报全党,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
因而有史以来第一次联成一体的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工作,便在匆忙、无原则的妥协下进行着.
1874年10月中,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举行预备会,进行合并谈判问题.
在拉萨尔派表示愿作出"重大让步"后,埃森纳赫派便放弃科堡代表大会的口号,同意立即进行会谈.
11月2日,两派代表在柏林举行首次合并会谈.
12月11日,两党中央机关报发表了内容相同的关于合并的声明.
12月15日,在柏林举行第二次会谈,成立纲领起草委员会,着手拟定统一纲领草案.
1875年2月中在哥达举行合并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
会议为合并制定了纲领.
拉萨尔的宗派主义组织原则得到克服,但却承认了一个包括拉萨尔主义观点和庸俗民主主义观点的妥协纲领,这就是哥达纲领草案.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是支持的,同时一再告诫埃森纳赫派领导人:两派合并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要警惕那些"团结的狂信者".
但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盖布、奥艾尔等人非但没有接受这些告诫,而且合并谈判的进行亦未告诉马克思和恩格斯.
直到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发表纲领草案4天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知道这一既成的事实.
他们对这样一个"会使党堕落的纲领",表示极大的愤慨.
3月18日,恩格斯写信给不同意纲领草案的倍倍尔,说明马克思和他否定纲领草案的态度.
5月5日,马克思把《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寄给白拉克,请他阅后交李卜克内西、盖布、奥艾尔和倍倍尔过目.
马克思就纲领草案的要害问题——国家学说,作了原则性的批判,精辟地论述了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与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辩证关系.
第一次阐述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思想,从而帮助德国工人阶级制定科学的战略和策略.
李卜克内西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担心马克思的批判会影响两派合并,因而向广大党员隐瞒了马克思的意见.
1875年5月22—27日,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代表大会在哥达城蒂沃利饭店大厅举行,正式成立了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大会一致通过了新的党纲和党章,拉萨尔的宗派主义组织路线被废除,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思想却被接受了.
大会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设执行委员会于汉堡,设监察委员会于莱比锡.
从此,德国工人阶级长期分裂的局面结束了.
德国工人党尽管在哥达大会上通过了一个错误的纲领,但统一后的工人运动一开始便以巨大的合聚力顶住俾斯麦政府的政治迫害,展开反非常法的英勇斗争.
第四节俾斯麦政府的对内政策保护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措施帝国建立后,俾斯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消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中世纪残余.
统一币制.
1871年在德国流通的货币有126种硬币、108种银行钞票和42种国家纸币.
针对货币的繁杂情况,1857年各主要邦国同奥地利签订一个协定,各签字国永久实行银本位制.
新帝国政府建立后,便着手统一币制.
1873年7月公布货币法,规定实行帝国金本位制,1874年开始收回银币.
1875年1月1日帝国马克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同时将普鲁士银行改建为德国皇家银行,规定其职能为:控制全帝国的纸币发行权;为帝国保管主要的现金储备;为整个帝国的金融业务提供方便.
统一经济法规.
在70年代上半期,帝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商业法、营业自由法、统一的度量衡法、民权和迁徙自由法、保护国外的商业法、货币法、关税法,以及对铁路、水路、邮政、银行等事务的管理法.
使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了法律的保证.
统一铁路管理.
70年代起,德国铁路发展的速度很快,但铁路的管理却非常复杂,有帝国铁路线、各邦铁路线、私营铁路线、私人所有由各邦经营的线路、各邦所有由私人经营的线路等.
70年代后期,由于俄国谷物经由德国东部的铁路廉价输入,严重地冲击了国内市场;俄法靠拢使铁路的战略意义日益明显;利用德国的有利地位吸引欧洲的过境贸易,为保卫关税,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一项工作.
为此,俾斯麦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创立"帝国铁路局",控制全德铁路的建设、装备和营运.
二是国家购买,扩大国有铁路的比重.
保护关税.
帝国成立时,基本上奉行着北德联邦的贸易制,实行自由贸易.
70年代末期,这种状况难以维持.
因为187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德国,据1875年的统计材料,556家股份公司股票的价值,由1872年底的67.
7亿马克降到1874年底的44.
25亿马克.
实行自由贸易制正好给各大工业国在德倾销产品提供有利条件,对基础薄弱的德国工业是个沉重的冲击.
于是俾斯麦政府着手改自由贸易制为保护关税制.
1878年12月俾斯麦向帝国国会提案,请求同意实行关税改革,规定对粮食和工业品征收高额进口税.
1879年7月,帝国国会以217票对117票通过保护关税法,同时制定了新的关税法则,不断提高税率.
1880年每公吨小麦、燕麦征10马克进口税,1890年提高至50马克.
工业方面采取的原则是:进口的原料免税,制造过程中处于第一阶段的商品(半成品)低税,以后各加工阶段的物品(成品)分别征税.
以棉纺织业为例:棉花免税,棉纱低税,棉布重税(50%).
俾斯麦以他的"谷物法"和保护关税法维护了容克地主和工业主的利益,极大地稳固了帝国政府的统治基础.
1879年以后,大地主、大工业家都全力支持他.
所以有人说:现在俾斯麦"不用过去的'铁和血'的口号了;首相政治生涯的最后10年打的是'铁和谷'这一不那么激烈的旗号.
""文化斗争"普鲁士的统一德意志,并不能完全制服各邦的分离势力.
例如以北德联邦宪法为基础的帝国宪法,在巴伐利亚遭到公开的抵制.
巴伐利亚宪法关于定居和结婚的条文规定:巴伐利亚国民在普鲁士或萨克森结婚,如果没有得到巴伐利亚国王批准,将来他的婚生子女在巴境内将被视为私生子女.
由于罗马教廷把普鲁士这个领导着德意志的霸主视为新教国家,担心随着普鲁士——德意志国家政权的集中和增强会削弱教会的政治影响.
早在北德意志联邦成立的时候,各教会报纸就对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大唱反调.
从70年代起,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的分离主义者,还有波兰和阿尔萨斯的天主教徒聚集在天主教中央党的周围,与帝国政府作梗.
1871年3月,中央党在刚刚开幕的帝国议会上提出:帝国政治应该支持梵蒂冈教皇庇护九世.
实质上是要新教的德国屈从于罗马天主教,败坏普鲁士的声望.
12月,巴伐利亚教士公开在布道时攻击俾斯麦的政策.
天主教会青年运动成员库尔曼甚至刺杀俾斯麦(未遂).
天主教中央党的反对活动,使俾斯麦大为恼怒.
不过,俾斯麦并不感情用事,他敏感到:天主教的反对活动带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是对刚建立起来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极大威胁.
他要利用对天主教的斗争来巩固帝国的统治.
1871年6月19日,《十字报》秉承首相旨意,撰文对天主教"宣战",声言帝国政府将不仅仅局限于防御,而且将转入对内对外的反抗.
这意味着,不仅中央党,就连罗马教廷本身都将成为攻击的对象.
7月初,俾斯麦取消普鲁士文化部的"天主教处".
当中央党领袖对此大加责备时,俾斯麦尖刻地驳斥道:不可能把国家分割成"每个教派都将分得一定份额的各个教区".
鉴于耶稣会会士在东普鲁士学校提倡波兰文化及阿尔萨斯—洛林的神父支持其信徒反对普鲁士的统治,11月,俾斯麦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公布法令:把一切学校,包括私立的教会学校在内,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学监应特别注意天主教学校的宗教课.
12月,颁布帝国法令,规定教士如在教堂中谈论国事,就应受逮捕或监禁的处分.
1872年初,反俾斯麦教会政策的温和保守派人士,普鲁士文化大臣海因里斯·冯·米勒被撤职,继任者为仇视天主教的自由理性主义者阿达尔贝特·法尔克.
6月,取缔耶稣会,并采取强硬措施,逮捕科隆和波森大主教及其两个辖区的主教,撤掉了1300个教区的教士.
1873年5月,颁布四项反教权法令,规定教士必须在国立大学学习,以作为从事这项职业的准备,国家对教士的授职有否定权.
1874年12月,俾斯麦在帝国国会作了六次长篇演说,以挑衅的口吻迫使中央党应战.
1875年5月,进而颁布法令,规定一切教团和类似教团的团体都在取缔之列.
俾斯麦反教权主义的斗争,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
民族自由党人鲁道夫·菲肖夫甚至把俾斯麦和教会的斗争冠之以"文化斗争"的美名,称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搏斗.
俾斯麦对这种掩盖其真实目的的称谓格外赞赏.
于是,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初期发生的这场俾斯麦政府与中央党的斗争便以"文化斗争"载入史册.
其实,它与"文化"毫无关系.
这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所进行的普鲁士容克统治帝国和反普鲁士容克统治的斗争,是普鲁士强邦与西南中小邦争夺德意志的权力之争.
威廉·李卜克内西说道:中央党反俾斯麦政府"仅仅是为了在进行阶级统治时争得应有的一份而同帝国政府争吵";"俾斯麦想把普鲁士大兵尖顶帽戴到天国宪兵的头上,可是天国宪兵更多地只是想把这笔生意记在自己账下.
"但由于普鲁士的统一德意志是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这种斗争又一定程度上带有统一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性质.
到70年代后半期,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迫使俾斯麦将这场"文化斗争"草草收场.
1875年俾斯麦错误估计形势,挑起德法危机,引来了英俄的强烈不满,弄得他狼狈不堪,躲到瓦尔青闭门思过;此时国内经济衰退的迹象又使他忧虑不安;东方危机的爆发还使俾斯麦急切希望腾出手来利用这有利的国际纠纷为德谋求中欧的权益;而且使用警察手段压制天主教,反使中央党获得更多的同情,1874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央党从(1871年的)63席增至91席;加上国内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迫使俾斯麦联合一切敌视工人阶级的力量——民族自由党人、保守的容克和罗马天主教徒等,维持国内政治派别的平衡,以稳固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统治.
为此,俾斯麦认识到,他"必须至少走一段去卡诺莎的路.
"中央党也深感工人运动的威胁,愿意妥协.
他们警告说:"如果你们剥夺工人在彼世的天堂,他们就想要地上的天堂了.
因此,耶稣会士永远会成为'国际'的最积极的反对者.
"从1876年起,俾斯麦便改调门了.
1月,他提出一项立法议案,规定法院可将一切号召阶级斗争和违反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人逮捕入狱.
这意味着天主教和新教在反社会主义的共同要求下开始和解了.
从这时起,俾斯麦政府就停止制定反天主教的法律了,在"文化斗争"时期颁布的反教会的法令也大都随之废弃了.
俾斯麦因此而获一枚教皇勋章.
在进行"文化斗争"的同时,普鲁士各省又进行了行政改革.
根据1872年12月13日普鲁士政府通过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兹南、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诸省专区法"规定:取消地主在村社和乡区中的世袭的警察权和司法权;村长由选举产生;乡和县的首领由普王从地方选举会议提出的候选人中委任.
这一改革,把容克依靠世袭的政治特权改为受政府委任,把普鲁士农村中的容克政权置于中央政府的统制之下.
这也是巩固统一的一项重要措施.
当然,这仅是部分地剥夺了少数容克的特权.
从整体上看,容克的政治统治大大加强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单个人的封建政权被废除了,但是与这种特权相联系的无限权力却转到了整个阶级手里.
"加强军事建设与法国敌对的紧张关系,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恐惧,使俾斯麦政府更加感到加强军队建设的重要性.
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军事建设一直是其政策的重心.
国家的财政支出,军费是重头.
从法国得到的50亿法郎赔款,绝大部分用作修筑要塞、扩大陆海军和扩大军火工业.
1874年,帝国国会以214票对123票通过帝国军事法,将常备军的数目从36.
7万人增加到40万人,军费开支从2.
7亿多马克增至3.
1亿多马克,并批准了全国非常后备军的法案.
此外,为摆脱羁绊,加强军事,帝国政府又千方百计想越过国会自行其是.
1873年,威廉的军事顾问为皇帝起草了一项法案,试图使陆军兵力的扩展不受限制,使军事预算的批准数流于形式.
但很快遭到帝国国会的否决,用俾斯麦的话来说是,"军官们由于缺乏政治上辨别方向的能力,在议会的浅滩上搁浅了.
"俾斯麦尽量避免60年代宪法纠纷的重演,他竭力使军事建设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联在一起.
终于在民族自由党的支持下,他使帝国国会批准了一个"7年军费法案",即议员要隔7年再对军事预算和陆军兵力进行一次新的辩论.
1880年4月,俾斯麦在掌握了议会的多数拥护后,使议会以186票对96票批准了军事法补充条例,把7年法再延长7年,并使军队数量从40万增至42.
7万人.
1887年3月,帝国议会又通过第三个7年期限法,把现有的常备军再增加到46.
8万人,为扩充兵员持续额外支出1900多万马克,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支出5400多万马克,为军事目的扩建铁路网支出6700万马克.
三个军事法的执行,使政府的军事扩张政策不受制于帝国国会,强化了普鲁士—德意志的统治支柱,使德国军国主义体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巴黎公社失败后,德国成了工人运动的重心.
1875年埃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利用合并后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工人运动,到1877年,已建立起251个地方组织,党员近4万名;26个工会联合会,5万会员;拥有56种报刊,订户60万.
这一年的帝国国会选举,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的选票从1874年的17万张增加到近50万张,议席由6个增至12个.
面对日益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容克资产阶级恐惧万分,进步党领袖欧根·里斯特尔大声疾呼:"同反对派斗争是次要的事情,同社会民主党斗争是主要的事情.
"俾斯麦不失时机地镇压社会主义运动来强化他的波拿巴统治体制.
1878年5月11日,在柏林菩提树街,流氓无产者赫德尔开枪刺杀威廉一世未遂.
9天后,6月2日,又有诺比林向德皇行刺,威廉受重伤.
这两件事原与社会民主党毫不相干,但俾斯麦却诿过于德国工人党,大肆宣传"赤色危险".
当他在弗里德里斯鲁庄园获悉赫德尔刺杀威廉时,便立即电示:"颁布反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
"并很快制订出一个法令草案——"防止社会民主党越轨的法令".
这个草案法令交付帝国国会讨论时,于5月24日以25票对57票被否决.
6月11日,按照俾斯麦的要求,联邦议会决定解散帝国国会,于7月30日重行改选.
10月19日,为俾斯麦所操纵的新的帝国国会,在第三读时以221票对149票通过由联邦议会提出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非常法).
21日起法令生效.
非常法共30条,规定:(1)"以危害公共安宁,特别是危害居民各阶级的和睦的方式,为旨在破坏现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企图服务"的协会、各种团体、出版物以及会议和募捐,各地警察署有权禁止.
(2)违反禁令而参加被禁止的团体、继续出版和散布已被查封的出版物,将处以巨额罚金和重刑.
(3)各地警察当局有权禁止一切"违法者的逗留,有权撤销与违反非常法有关的出版商、书商、书室、店主等的营业执照.
(4)对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使治安受到威胁的地区,各邦有权实行至少为期1年的小戒严;戒严期间,非经警察当局批准,不能公开贩卖出版物和集会.
非常法最初的有效期是两年半,后延至1890年春.
俾斯麦政府利用这个法令大施波拿巴式专制的淫威.
戒严、查禁报刊、封闭工会、解散集会、大兴冤狱、逮捕、监禁、判刑、流放、驱逐,到1879年中期,不到一年的时间,政府一共发出了627项禁令.
企业主联合会大批解雇拥护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蓄意把他们推向贫困的深渊.
甚至罗马教皇也跟着发布通谕,把反对"社会主义的瘟疫"作为"教徒职责".
在非常法施行的12年里,有900名社会民主党人被驱逐,1500名党员受到不同期限的监禁和徒刑,150种报刊、1200种出版物被查禁,320个各种工人组织被取缔.
白色恐怖充斥全德.
社会主义工人党面临着突如其来的袭击,多数领导人茫然失措.
在非常法生效的当天,党的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便决定党自行解散,并要求地方党组织也作出相应的决定.
失去了领导机构,随即引来了党和工人队伍的思想混乱.
以约翰·莫斯特为首的一些人在《自由报》上撰文,反对进行合法斗争,颂扬赫德尔和诺比林的个人恐怖,主张立即进行暴动,甚至筹划组织新的"社会革命"党.
与此同时,流亡在瑞士苏黎世的卡尔·赫希柏格、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即所谓"苏黎世三人团"),1879年用三个星花署名在他们创办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
他们把非常法的施行归咎于党的"过火行为",要党声明"走合法即改良的道路",主张党不应是无产阶级的特殊政党,而应当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
反动派逞凶肆虐,机会主义者推波助澜,党的领导动摇混乱,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1879年9月,恩格斯得到马克思的赞同,给白拉克、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通告信》,严厉谴责"三人团"的投降主义路线,指出这个机会主义集团"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了莫斯特等的左倾盲动,斥责他们的《自由报》"没有任何革命内容,而只有革命空谈".
两位革命导师同时对党的领导采取容忍机会主义分子的调和主义政策进行了批评,并为德国无产阶级制订了反非常法的斗争策略.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党的领导人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逐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着手恢复和健全党组织.
1880年8月20—23日,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瑞士苏黎世的维登堡宫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心议题是党的处境和应采取的策略.
大会一致决定,把党纲中关于党将"采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改为党有责任"运用一切手段",表明党将引导全体党员和工人阶级采取革命的策略,即把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议会内的和议会外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
代表大会还决定,在非常法时期委托帝国国会中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领导党的工作,《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这些决议指导党度过了动摇和混乱的困难时期,加强了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地位.
维登堡代表大会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战胜非常法奠定了基础.
在非常法迫害之下,工人党的领导中心已无法在汉堡继续公开存在下去了,它事实上已秘密迁往莱比锡.
工人党通过秘密运送到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发出各项号召书、宣言和传单,及时指明斗争的方针策略.
工人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了秘密地方组织,形成了一个战斗堡垒群.
1888年10月21日,非常法颁布10周年之际,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柏林、开姆尼茨、德累斯顿、埃尔贝费尔德、曼海姆等都同时飘扬着红旗,《社会民主党人报》贴满了所有广告柱.
工人党巧妙地以个人名义参与竞选,把自己的议员选进国会,利用议会讲坛展开合法斗争.
在1881年那样艰难的境况下,工人党在大选中仍得30多万张选票,把自己的12名代表送进国会.
工人党还正常地召开代表大会,1882年苏黎士代表会议、1883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1887年圣加伦代表大会等都一再作出决议,要"丢掉幻想","勇往直前".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白拉克等,坚持不懈地进行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反非常法期间,仅在党报上,李卜克内西发表的文章和著述不下百篇.
他们身先士卒,利用一切场合开展有效的斗争.
国会讲坛成了他们揭露反动统治、表明党的果敢精神和唤起民众抗击暴政的战场.
甚至当他们身陷囹圄、被困铁窗,仍然忘我战斗.
1880年6月,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莱比锡横遭驱逐,他俩在联名发布的呼吁书中写道:"请确信,不管我们遭到什么事情,我们总是坚定地忠诚地站在我们为之流放的旗帜之下.
"广大工人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建立大量的伪装组织,诸如互助储金会、教育俱乐部等等,以此替代那些遭到禁止的社会主义者协会和工会,1886年按行业建立的松散的中央组织有35个,地方组织2300多个.
他们举行秘密集会,散发党的传单和小册子,为党筹集资金.
更为突出的是,工人的罢工斗争持续不断地开展着,到1889年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据普鲁士商业大臣统计,从1月至4月,普鲁士10人以上的罢工共1100多次,罢工者近40万人.
5至6月,鲁尔、西里西亚、亚琛、萨尔等矿区,接连爆发了矿工大罢工,钢铁、纺织、建筑等工业部门的工人也都卷入了这一浪潮.
罢工人数达30万人.
事实证明,俾斯麦依靠非常法根本无法消灭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1890年1月25日,帝国国会以169票对98票否决了延长非常法的提案.
2月2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工人党获得140万张选票,35个议席,成为得票最多的政党.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反非常法斗争的历程,以德国工人运动的"英雄时代"载入史册.
社会立法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工业生产中的伤亡事故频繁,工人的健康恶化,老年工人生活境况日差等.
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人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随之迅速发展.
容克资产阶级深感工人运动的威胁.
俾斯麦政府在推行"皮鞭政策"的同时,又辅以"甜面包"政策.
恩格斯揭露道:"俾斯麦先生说,要粉碎社会主义,仅仅采取镇压手段是不够的.
还必须采取种种措施以消除社会混乱现象,保证工作的秩序,防止工业危机以及其他等等.
他答应要提出为社会谋福利这种'积极措施'的建议".
1881年11月17日,俾斯麦向帝国议会宣读了由他起草的《皇帝诏书》,开始实施他的社会立法计划.
1883年6月公布疾病保险法,规定:对工业工人和年收入低于2000马克的职员实行强制保险;保险费由工人负担70%,业主负担30%;设立工业企业的疾病保险基金和地方疾病保险基金,负责向被保险者提供免费的诊治和药物、病假津贴以及平均日薪50%的疾病保险金.
1884年7月通过了事故保险法,其主要内容有:保险对象为特别危险企业内所有工人和部分职员;保险费全部由业主承担;向事故不幸者所付的保险金分为死亡安葬费和家属抚恤金、丧失劳动力的工资损失和医药费、终身残废的养老金(最高额为当时平均工资的2/3);设立帝国保险局作为裁决监督机构.
1889年6月公布老年人与伤残者保险法,据此,对全体工人及年收入低于2000马克的职员实行强制保险;保险费由工人和业主对分,政府对每笔保险金提供50马克的国家津贴;伤残者必须连续交纳保险金满5年,老年人必须连续缴纳保险费满30年并年满70岁,方可领取养老金.
进入90年代后,威廉二世先后颁布了"工商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劳动立法:实行每周6天工作和8小时工作日制、禁止妇女做夜工和井下工作、禁止妇女分娩前后工作、禁止使用不足14岁的童工等等.
俾斯麦的社会立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开了先例,赢得了"德国是争得社会立法的第一个国家"的骄傲,他的《皇帝诏书》则被誉为"社会保险的大宪章".
这一创举,表现了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的适应能力,促进了德国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
当然,社会立法并没有损及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总体利益.
相反,它的实际效应则是把工人引离阶级斗争的轨道,用俾斯麦的话来说,在恢复帝国健康的菜料中"加几滴社会主义的油".
所以从对付工人运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立法实际上是《非常法》的补充.
第五节大陆政策俾斯麦外交方针的制定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在他任期内一直奉行着一个稳健的外交方针——"大陆政策".
其核心思想就是,避免德国过早地卷入海外殖民的争端,避免同时与俄法为敌,招来东西两面的夹击,集中全力巩固和发展德国在中欧的强国地位.
这位铁血宰相为了贯彻他的大陆政策,布下了一个外交棋局:联合奥地利,拉拢俄国,疏远英国,孤立法国.
为此,他协调俄奥关系,挑起英俄交恶,加深英法对立,离间俄法关系.
正是按照这个大政方针,俾斯麦利用每一起国际争端,细心编织着他的外交政策网络.
他向俄国频送秋波,对俄国要求解脱1856年巴黎和约加于它的三个枷锁(即黑海地区保持中立,封闭两海峡,多瑙河置于国际监督之下)一再表示关切,在沙皇的近东扩张政策上推波助澜,以此把英法注意力引向东方,消弭德国东西两面的威胁.
他协调俄奥矛盾,不仅使德国免于在东西的两个大君主国之间"选定一个",而且进而能维持柏林—维也纳—彼得堡宫廷的密切关系,用三皇结盟这个"欧洲盾牌"去防止和对付俄奥或俄法可能结成的同盟.
他格外谨慎地处理对英关系.
德国既不去踩英国殖民霸权的老虎尾巴,又切忌绑在英国的战车上而不能自已;对俄英关系则不失时机地进行挑唆,使"熊和鲸"交恶.
他怂恿和默许英国在北非渗透,加剧英法矛盾,把争夺欧陆霸权的两个大国敌对关系的弦绷得紧紧的.
他纵横捭阖,充任"诚实掮客"的角色,玩弄"五球不落"的把戏,使作为19世纪欧洲外交中心的"东方问题"一直处于沸点状态,而德国则以"局外人"身份超然于上,驾驭局势.
在确定德意志帝国初期的外交方针上,一些容克、资产阶级曾激烈主张,"为了德国的威望",跻身殖民行列.
俾斯麦不为狂热的"民族感情"所动,坚持己见:"我们不为'威望'所愚弄","应该有勇气放弃迄今为止所流行的'感情政策',而奉行一种'现实政策'".
他明确表示,他是受"现实的委托"为德国创建一个国家的.
俾斯麦的这个"现实"是:首先,以普鲁士为中心统一起来的德国,内部的分离主义倾向十分严重,因而初生的德意志帝国不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外部,而应放在内部,把这个松散的、不稳定的联邦逐渐改造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不是追求更多的殖民地,而是巩固获得的东西.
其次,推行新的殖民政策,必然与"统治着波浪"的大英帝国为敌.
这首先得有强大的海军,而在这方面德国是很微弱的.
俾斯麦在1873年6月2日给德皇的报告中写道:坚持不谋取欧洲以外地区的政策,是"建立在这么一种信念上:我们的海军在战争情况下,仅能完成其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的一半,如果它同时想保卫在国外的全部占领地的话;……这种占领将给德国带来的肯定不是强大,而只能是削弱",他警告说:如果这时的德国让殖民地问题缚住了自己,那"就会陷入波兰小贵族的境地,他们虽有黑貂皮大衣,但是没有衬衣".
再次,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一度沉寂,但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却蓬勃兴起,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心.
这使俾斯麦敏感到,德国在这时介入殖民争夺,会由此引起大国间的战争.
而"这场战争,不管其成败与否,都将在许多国家导致革命.
"推行保守的外交路线也正是为了用它来对付国内鼎沸的革命情绪.
最后,德意志帝国立足和控制中欧尚未得手.
战败的法国举国上下卧薪尝胆,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复兴;俄国始终不愿明确表态支持德对法的新战争;英奥也都不肯坐视一个过于强大的德国的崛起.
因此,德意志帝国要在中欧站稳脚跟并非易事,它的孤立状态和招来东西两面夹击的危机并未彻底解除.
俾斯麦正是从以上德国的"现实"出发制定了帝国政府的大陆政策,在19世纪晚期复杂而又微妙的国际局势下,俾斯麦合纵连横,搞均势,走钢丝,使德国成为欧洲外交天平上一块举足轻重的砝码.
三皇协定帝国建立伊始,在对外关系上俾斯麦首先注重的是使法国无法找到反德的同盟力量.
很长一段时期,"同盟的梦魇"缠得他坐卧不宁.
"形势要求我们,至少和列强之一通过条约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以便把可能出现的反德同盟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俾斯麦说,"这个选择只能是奥地利和俄国.
"关于德俄关系,俾斯麦认为:两个国家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相反,作为邻邦却有共同的利益,"如瓜分和奴役波兰;"传统的王朝友谊、共同稳健的君主制政体,以及固有的政治上的一致",恰是建立新的神圣同盟的基础;更重要的是,70年代的俄国,由于不彻底的农奴制改革招致了政局不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正欲从外交上寻求摆脱国内困局的途径.
因此俾斯麦认为,俄国完全有可能成为德国的"现实的政治财富".
关于德奥关系,俾斯麦充满信心.
因为:(1)奥匈帝国刚成立不久,整顿内政及平息民族矛盾是其当务之急,若有来自外部的一臂之助,稳定其国内局势和国际地位,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2)1871年下半年,奥曾谋求英奥联盟共同对付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扩张,英国政府踢回短球,支持奥的反俄政策,却不承担同盟义务.
这给德国趁机伸手提供了方便.
(3)德国在1866年萨多瓦战役所显示出来的军事力量和俾斯麦的宽宏大量,哈布斯堡王朝记忆犹新.
而1871年10月短命的反德集团——霍亨瓦尔特内阁垮台,亲德的自由派掌权,又极大地增添了德奥亲善的有利因素.
俄奥关系,使俾斯麦颇费心神.
奥匈图谋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使其成为奥匈帝国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变二元帝国为三元帝国.
沙俄则筹划建立受制于它的"自治"的大斯拉夫帝国.
俄奥两国在巴尔干利害冲突非常尖锐.
不过,俾斯麦看到了俄奥两国的弱点.
要采取一种激烈的巴尔干政策和外交上的强硬行动,沙皇俄国此时在军事上还缺乏足够的准备,它的力量不足于同时与土、英、奥作对.
相反,实现俄奥联盟,可使奥地利脱离英国,确保在英俄一旦开战时,俄国西部边境的安全.
维也纳政府则很清楚自己这个多民族帝国的内部弱点,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它也不可能冒然在巴尔干问题上推行严重损害俄国利益的强硬政策.
此外,专制统治原则和镇压波兰的共同要求,又使三君主国休戚与共.
因此,俾斯麦充满信心地估量到,俄奥会"和睦相处".
他要竭尽全力,把三皇的决心和行动统一起来.
1871年8月,威廉一世和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在伊施尔会晤.
期间,俾斯麦和奥相博伊斯特也在加施坦因和萨尔茨堡举行会谈.
这次会晤成了三国君主频频往来的开端.
1872年8月,威廉和俾斯麦在伊施尔再次会晤奥皇和奥相.
9月,柏林邀请弗兰茨·约瑟夫及新任首相尤里乌斯·安德拉西前往访问,观看德国陆军的秋季演习.
威廉的侍从施奈德将这个信息函告彼得堡宫廷,并附上了他自己的建议:希望亚历山大最好作为皇帝会晤的第三个参加者来出席.
沙皇心领神会这种"非官方"的邀请.
就在奥皇一行去柏林的前半个多月,亚历山大在检阅波罗的海舰队时用探询的口气向德国大使问道:柏林"在会见奥皇的同时是否也愿意会见我呢您认为这会使德皇高兴吗"威廉和他的首相岂止"高兴",他们把俄国皇帝的到来视为是对法国的示威,因而欣然发出邀请.
1872年9月5日至12日,三位皇帝会聚德国首都.
在盛大的欢迎会、宴会、舞会之外,三国的大臣——俾斯麦、哥尔察可夫、安德拉西进行紧张的谈判.
但谈判是双边的,从未三方一起讨论过.
俄奥就巴尔干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商妥:维持巴尔干现状;如现状变化,两国恪守"不干涉"的原则.
德俄就两国的军事合作达成协议,拟定缔结正式军事专约的方案.
柏林会晤为三皇同盟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873年5月初,威廉在俾斯麦和毛奇陪同下,到彼得堡进行国事访问.
与此同时,德国皇太子去维也纳作正式访问.
5月6日,毛奇同俄国元帅贝尔格正式签订了一项军事专约.
第一条载明:"如果两帝国之一遭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攻击,另一帝国应立即以精锐军队20万人予以援助.
"在附加声明中规定:军事"费用由取得援助的国家负担".
同一天,两国皇帝批准了这项专约.
一个月以后,沙皇偕同哥尔察可夫去访问维也纳.
6月6日,在维也纳附近的舍恩布龙,俄奥皇帝签订协议:两国出现分歧时,"要进行磋商",以使分歧不致扩大;遇有第三国进犯时,"不需寻求或缔结新的同盟",应立即商谈,议定"共同的行动方针".
俾斯麦对此协议深表满意.
10月29日,威廉抵达维也纳,在同意加入舍恩布龙协议的文书上写明:"对上述协议中所列各条款在任何方面都表同意.
"这就是所谓"三皇同盟".
实际上,与其说是同盟条约,还不如说是协商公约.
它仅是三君主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系,并且彼此间的戒心都还很重,加上德俄在对待法国的态度上,俄奥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分歧甚大.
因而这种外交组合堪称是貌合神离.
尽管如此,对德意志帝国来说,"同盟"的产生还是有作用的:它显示出联成一体的君主政体与西方议会政体的差异,只要维也纳和彼得堡重视这三皇同盟,奥地利或俄国向共和制的法国提供援助的危险就会大大减少.
"战争在望"危机在缔结君主同盟、孤立法国的同时,俾斯麦政府加紧谋划,企图以新的对法战争相威胁,彻底制服法国.
俾斯麦在给巴伐利亚国王的信中写道:"我们和两个帝国都保持着友好的努力,并取得了成功.
迄今为止,我们和英国的友谊也未受到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外交政策应把全部注意力转向西方的火山(法国).
"俾斯麦深知,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并不可能完全摧垮法国.
1875年春,法国议会通过改组军队的议案,把每个团队步兵营数从3个扩增到4个.
俾斯麦政府决意抓住这一事件,大造舆论.
4月5日,《科隆报》首先发难:法国改组军队是进行战争的一种准备;帝国的这个"天然敌人"企图组成一个欧洲天主教国家来反对新教的德国.
文章作者是俾斯麦新闻办公室的负责人.
两天后,4月8日,同柏林威廉街关系密切的《邮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战争在望吗》的文章.
作者在文中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把一切原因归咎于法国的重新武装.
同时,半官方的《北德意志汇报》也撰文提醒人们:危险愈来愈明显地来自法国.
俾斯麦通过这些御用喉舌连鸣三枪,竭力制造一个1870年7月战争阴云重新浮现的可怖景象,在国内外掀起一场反法运动.
德国陆军参谋总部更是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
5月2日,参谋总长毛奇在与英国驻柏林大使奥多·罗索会谈中道出一个"先发制人"的观点:不是首先拿起武器的国家,而是煽动战争的国家才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
4月21日,德国外交部有影响的官员拉多维茨在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有法国大使出席的宴会上说得更露骨:法国以后将会发展经济,扩充军备,寻找同盟,发动复仇战争,夺回失去的土地.
为什么我们要等待这么久而不先它一着军界、政界、舆论界的这些"战争在望"煽动,虽非完全出自俾斯麦的授意,但却道出一个事实:俾斯麦政府确是在发出"战争警报".
从军事观点上看,德国在1875年对法作战是占有明显的优势的.
新军事法的推行,装备的更新,法军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武器上都大大逊色于德军.
然而,此时的俾斯麦并不希望爆发战争,他的用心是企图以军事上的压力取得外交上的胜利:让巴黎注意德国的军事实力,向欧洲表明帝国的团结一致,为大陆政策的顺利推行扫除障碍.
岂料,法国并没有因咄咄逼人的警告而惊慌失措.
法国外长德卡兹反俾斯麦之道而行之.
他把德国的"先发制人"的言论,官方的和传闻的,统统搜集起来送交欧洲各大国政府和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
欧洲舆论大哗,列强纷纷抗议.
事情正如英国驻巴黎大使莱昂斯勋爵所预言的那样:德国"挑动法国并把它打垮,这并不难,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能够不在其他国家引起风暴吗"奥地利先作出个小小的反应.
早在1874年2月13日,安德拉西陪同奥皇访问彼得堡时,在俄国首都同哥尔察可夫一起访问了法国大使,向他表示:他们的政府将谴责俾斯麦的挑衅行径.
英国态度强硬.
1874年接替格莱斯顿任首相的迪斯累里,仍从维持"欧洲均势"的基本国策出发,不断向柏林施加压力.
英国报纸掀起猛烈的反德宣传.
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向德国发出照会,断定"法国不怀任何侵略意图",希望消除"误会",英国不能容忍1870—1871年事件再现.
迪斯累里还试图纠集奥匈和意大利共同对德采取行动.
他甚至与哥尔察可夫携起手来反对俾斯麦,说:"俾斯麦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波拿巴,对他应当加以遏制.
"1875年4月15日,正当柏林沸沸扬扬,大肆反法之时,俄国亚历山大二世亲切地接见了法国大使勒佛罗,安抚法国政府"不必惊慌",明确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两国政府的关系"总是和现在一样良好和友善".
俾斯麦派遣特使,表示要在近东问题上"坚决维护彼得堡和柏林之间最美满的和睦关系",企图换得俄国对德国的支持.
哥尔察可夫咬下鱼饵,却不上钩,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东方问题上.
5月10日,正当俾斯麦政府向巴黎加压之时,沙皇和哥尔察可夫抵达柏林.
沙俄君臣俨然是大国发言人和法国保护人,要求俾斯麦保证永远不对法国发动战争.
俾斯麦犯愁了,事态的发展竟使德法冲突"国际化",这是他最为忌讳的.
于是,他立即鸣金收兵,又是发表和平演说,又是递交备忘录,忙着为自己的行动辩解.
他向英俄说:一切谣言都是交易所的经纪人为赌空头而耍的鬼蜮伎俩;毛奇是政治上的"黄毛小儿",拉多维茨是个"第二杯酒下肚后舌头就会控制不住"的人,他们"先发制人"的话不值一听云云.
一场"战争在望"危机就这样平息下去.
5月13日,哥尔察可夫离开柏林前夕,向俄国各驻外使馆发了一份电报,称:皇帝离开柏林时,"和平的维持已经有了保证.
"电文并在报上公开发表,给人的印象是:只是由于俄国的外交努力,才维持了欧洲和平和防止法国重蹈色当覆辙.
这是给俾斯麦政府的难堪.
1875年5月事情应该说是帝国首相外交上的一次失策.
他把大陆政策的成功,主要地寄希望在同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上;如今这个关系已出现断裂,怎不令他沮丧!
5月底,俾斯麦向德皇递上辞呈,在被拒绝后,6月5日离开柏林前往瓦尔青闭门思过,为他的大陆政策寻找新的支撑点.
东方危机与均势外交1875年夏天,巴尔干半岛的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爆发反土耳其苏丹的民族起义,很快又得到塞尔维亚和门得内哥罗的支持.
继之保加利亚也揭竿而起.
俄奥共同进行干涉,但它们同床异梦.
俄国主张巴尔干诸国"独立""自治",以便其操纵;奥地利主张实行"行政改革",以防止他人染指东南欧.
俄奥难以"协调一致",英国则宣布反对重新干涉土耳其,支持奥斯曼政府持强硬态度.
列强抢夺土耳其"欧洲病夫"遗产的角逐重开战局,这就是1875—1878年的东方危机.
在整个东方危机的过程中,俾斯麦把自己装扮成和事佬的角色,一再声明:在东方问题上他不过是一个"诚实的掮客".
其实,"诚实"非矣,"掮客"是也.
他打算在近东这个交易场上为德意志帝国经营一笔买空卖空的生意,捞回德国在"战争在望"危机时的损失.
俾斯麦政府在协调俄奥关系的同时,竭力怂恿沙俄在巴尔干扩张势力.
在俾斯麦看来,巴尔干问题上"熊和鲸,即俄国和英国从来不会走到一块",只要让熊肆虐于奥斯曼领土,必引鲸出动,让两股相向的扩张洪流在两海峡相碰,不断恶化近东局势.
早在1875年2月,俾斯麦就令外交官拉多维茨赴俄向沙皇当面表示:德国在重大问题上附合俄国的意见.
1876年5月,柏林作东,促成德俄奥三皇会谈,通过"柏林觉书",公开支持俄国伙同奥地利干预巴尔干问题.
11月,俾斯麦再次训示德驻俄大使施魏尼茨:在会见亚力山大皇帝时,"可以再次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态度与俄国在1870年时的态度是相似的.
"柏林当局的暗示,无疑是给俄国"调整(1856年以来的近东)均势"放出绿色信号.
彼得堡放胆行动了.
10月,在塞尔维亚参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作战失利后,俄国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
11月,俄国在向土耳其的军事威胁奏效后,试图兵不血刃地捞取近东利益,向英摇动橄榄枝.
俾斯麦料定英俄的近东争执绝难休止,因而决意在俄土冲突上再加一把火.
12月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土耳其有英国撑腰,会议流产.
俾斯麦趁机鼓动沙皇向土开战.
1877年4月,当土耳其苏丹以"违反土耳其国家的声望"为由拒绝接受要土实行改革的伦敦协议书时,俾斯麦遂批准德国银行借给俄国1亿卢布以应军需.
沙皇终于在4月24日签署了对土战争的宣言,俄土战争正式爆发.
"鲸"被引出来了.
5月6日,英国照会俄国,不允许改变海峡现状.
6月8日,俄国回照称:如军事行动的进展认为必要时,俄国的舰队可能临时通过海峡地带.
7月,俄军向巴尔干以南进犯,直逼土京.
7月27日,英相比康斐尔决定建议土耳其苏丹"请"英舰队开进海峡.
此后,随着俄军的进展,俄英的外交战愈益激烈,东方危机的闹剧就这样在鲸熊相斗中紧锣密鼓地演开了.
俄土战争打到1878年3月,俄军节节胜利,最后俄土签订圣斯特伐诺协定,俄国取得了对保加利亚的控制权.
然而,俾斯麦于此时却突然改变策略,"劝告"俄国和谈,因为:(1)英国态度强硬,派军舰直抵海峡,停泊于君士坦丁堡附近,并声明与俄断交.
俾斯麦忧虑这东方动乱,引起大乱,导致一场欧战,德国难守中立,从而有可能丧失1870—1871年间所得的利益.
(2)奥地利不愿意巴尔干半岛上一个大斯拉夫国家的出现,使其在东南欧的霸权地位受到影响,也向俄国发出警告,并准备召回驻俄大使.
俄奥反目,必导致三皇同盟破裂.
(3)俄国已精疲力竭,陆军、财政、外交大臣均表厌战,再打下去,英奥参与,败多胜少.
如俄国失败,欧洲战略均势就会改变,德难于安然立足中欧.
有鉴于此,这位东方危机的挑唆者摇身一变为和平的天使,以公平的仲裁人身份出现在解决东方危机的柏林会议上.
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在柏林拉齐维尔故宫召开了国际会议,英、俄、奥、法、意、德和土耳其的代表出席会议,巴尔干各国的代表前往柏林,但被拒之门外.
俾斯麦主持会议,规定议程,说明例行问题,主持辩论,归纳分歧点,会外协商,会上议决,俨然是国际冲突的评判官.
在俾斯麦的调解下,大会通过了"柏林协定",规定"保加利亚继续维持在苏丹陛下统治下自治的和附属的公国地位";巴尔干山脉以南地区成立一个省,取名"东罗美尼亚",政治和军事仍受土耳其苏丹直接管辖,行政自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应由奥匈帝国占领和治理;保加利亚临时政府应由俄国指导;土耳其政府将亚洲的阿达罕、喀尔斯和巴统等地区让给俄国.
英国在会前从土耳其手中获得的塞浦路斯岛得到确认.
这样,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势力受到了一些压抑,英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圣斯特伐诺协定后偏重于俄国的巴尔干局势又重新得到"均衡".
由上可见,俾斯麦在东方问题上的心态是,唯恐天下不乱,又怕天下大乱.
因此,欧洲列强在东方舞台上开演的争霸闹剧,德国不是以剧中人的身份参加进去,而是充分利用自己与东方问题"无瓜葛"的主动权,操纵着近东的局势.
保持均势,保持摩擦,使东方问题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让德国在中欧顺顺当当地巩固和扩展自己的利益.
德奥同盟和三皇协定的恢复柏林会议以后,欧洲的外交格局发生新变化.
此中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德俄关系骤然紧张.
俄国把在柏林会议上被迫吐出口中食归咎于德国为了奥英的利益而出卖了它.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抱怨说:柏林会议是一次"俾斯麦侯爵领导下的欧洲反俄联盟".
自1870年以来亚历山大二世一直期望德国会对俄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态度作出酬谢,但他非但没有得到,相反,在俄国困难之时德国却落井下石.
这简直是"忘恩负义"!
莫斯科报刊发动了对俾斯麦的猛烈攻击.
德驻彼得堡大使施魏尼茨1878年夏向柏林报告,强调沙皇对德国政策,特别是对首相已"日益不满".
俄国外交当局竟然要求东方问题委员会中的德国成员,在诸如巴尔干的邮电管理制度、边界争论、锡利斯特拉大桥的位置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上,跟随俄国一起投票,粗暴地胁迫德国同俄国一起对奥地利持敌对的立场,并进而警告:如德国拒绝,"就必须最终承担由此引起的使两国关系恶化的一切后果.
"俄国还进行了大量的准备,把军队的平时编制扩大到近40万人,同时加强波兰境内的许多军事设施.
这无疑是针对德奥两国的.
此外,经济上的矛盾也是造成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的重要因素.
70年代开始的世界农业危机,加剧了抢夺粮食和原料市场的斗争.
俾斯麦政府为维护容克地主的利益,于1879年1月,以兽疫盛行为理由,禁止俄国牲畜进口.
继而又对农产品征收进口税.
这使依靠对德出口畜物和谷物的俄国地主大为不满,加剧了俄国国内的反德情绪.
与此同时,俄国的资产阶级也因德国的工业品在俄占有优势而忿懑,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沙皇应此要求,从70年代后半期起,转而采取强硬的,而且逐年加剧的保护关税制度.
于是,俄德关系日趋恶化.
哥尔察可夫和俾斯麦放纵各自国内报刊,彼此大张挞伐.
1879年8月15日,亚历山大二世致函威廉一世,谴责俾斯麦对俄国采取"系统的敌对行动",恐吓"此事后果对贵我两国都是极其有害的".
事态发展已使俾斯麦越发感到,三皇体系已趋破裂,必须调整德对俄的政策,建立新的外交联盟,以防止再次出现的被动局面.
8月24日、31日、9月5日、7日,俾斯麦在休养地加施坦因,就沙皇的信连续四次以备忘录的形式给威廉呈奏折,阐发他此时外交上的策略思想:(1)俄国是德国推行中欧政策的不可靠的同盟者.
(2)同奥地利建立新的同盟.
(3)同英国取得谅解,寻找德国立足中欧的新的平衡器.
威廉皇帝执意反对他的首相的这个新方针.
对他来说,自反拿破仑战争以来同俄国建立的这个友谊是他先王的"神圣遗产",同沙皇破裂,这是不可想象的,因而对俾斯麦的反俄联奥建议置之不理.
但俾斯麦并不因为德皇的反对而沮丧,他继续走在已选择了的道路上,由巴伐利亚贵族霍因洛厄从中调停,说服威廉让步,同意与奥缔结军事同盟.
皇帝提出条件,不该针对俄国,而应是针对法国.
9月21日,俾斯麦抵达维也纳.
在与安特拉西的会谈中,他试图说服奥地利缔结协定:"在它们之中任何一方为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家所进攻时,它们就要联合打退这种进攻.
"显然是要同奥建立既反俄又反法的军事同盟,但遭安特拉西的反对.
维也纳只想建立一个针对俄国的同盟,却不愿意负有反对法国的义务.
尽管如此,俾斯麦还是接受了安特拉西这个降低了价值的同盟方案.
为排除德皇的反对,俾斯麦从维也纳返回后,于9月26日召开了普鲁士内阁大臣会议.
经他的煽动,会议一致同意,若不与奥结盟,全体阁员辞职.
10月3日,担心会失去自己的首相和整个普鲁士政府的威廉被迫让步,10月5日,同意签订德奥军事协定.
1879年10月7日,安特拉西和德国大使赖斯在维也纳签订德奥同盟条约(1888年2月3日初次公布).
规定:盟国之一受到俄国进攻时,另一方应以"全部军事力量"给予援助;缔约国一方"遭到另一个国家进攻",另一方应保持中立,如"进攻的国家得到俄国的支持",则上款内容自行生效;缔约国双方对本条约"应保守秘密";条约的期限"暂定为批准日后5年"①.
不难看出,德奥同盟条约的矛头所向是俄国及其盟友.
但俾斯麦却竭力加以掩盖.
他在为威廉起草的致亚历山大的信中,报告了德奥缔约的消息,却隐去条约的真实内容,当首相从维也纳返回加施坦因休养地回答俄使询问时,竟把他的维也纳之行诡称是为了警告奥地利不要对俄国抱任何敌对情绪.
必须指出,从大陆政策的整体思想看,俾斯麦既不想公开同这个东方邻国彻底决裂,也不愿意把自己套在奥匈帝国争霸巴尔干的战车上.
他暗里亲奥疏俄,明里却打算继续维持三皇体系.
不过,这一次俾斯麦要的是"曲线政策"的手法,即示好英国,逼俄靠拢.
就在柏林同维也纳频频接触、洽谈结盟的时候,1879年9月26日,俾斯麦指使德驻英大使明斯特于休亨顿会晤英相比康斯费尔德就关于在俄德冲突时"英国将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进行磋商.
比康斯费尔德误为俾斯麦想缔结"英德联盟",因而给予模糊的回答.
其实,俾斯麦并无与英结盟的念头,他此举被称作是一次"宣传活动",是做给俄国人看的,旨在使沙皇意识到德俄关系恶化,德英靠拢了.
此时的沙俄内外交困——国内形势紧张和财政枯竭,国际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整个南方一直处于英国的军事威胁之下(筹建中的黑海舰队一直到1885年第一批战舰才下水).
沙皇正欲离间英国同它的潜在盟国的关系,①1883、1902两次续订.
1902年续订时规定,缔约国之一未在两年前通知废约,该条约就继续有效.
这个条约一直存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并通过同维也纳和柏林重修旧好的方法来寻求摆脱孤立的出路.
德奥同盟及柏林——伦敦来往频繁的消息传来,亚历山大二世格外警觉.
他立即行动,向威廉表示,完全理解德奥需要保持的友好关系,并把主张德俄亲善的沙布罗夫从内定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改任驻柏林大使.
俄国果然靠拢上来了.
9月28日,即明斯特同比康斯费尔德会谈后两天,俾斯麦在基辛根会见沙布罗夫.
大使以沙皇的名义向德国首相申明,俄国今后的政策仅仅是防御性的,除了执行柏林条约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
沙布罗夫并提议重新恢复三皇同盟.
俾斯麦眼看他的曲线政策成功在即,遂于10月8日以比康斯费尔德政府的态度不明朗为理由通知明斯特,结束同英国的谈判.
俾斯麦重开三皇同盟的谈判走过了一段艰苦的历程.
他斡旋于俄奥之间,费尽口舌,协调两国矛盾,历时一年半,终使三皇协定于1881年6月18日正式恢复.
新的协定规定:如缔约国之一和第四国作战,另两个缔约国"应对它保持善意中立";维持土耳其的现状,三国"彼此照顾各自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利益";承认封闭海峡的原则.
在推行与东邻结盟政策的同时,俾斯麦又把自己的外交注意力转向西南和南面,挑动法意冲突,相机扩大自己的同盟圈.
他曾伙同奥地利怂恿意大利占领突尼斯,暗地里却鼓动法国去摘取突尼斯这个"已经成熟了"的"梨子",终于导致意法反目.
1881年5月,意大利敌不过法国而向柏林讨救兵时,俾斯麦又轻易地获得了一个盟友.
1882年5月20日,德奥意三国同盟在维也纳签字,彼此协定在对付俄法时互相援助.
俾斯麦虽不怎么青睐意大利,但正如他所说的:"只要在阿尔卑斯山冈上出现一个打三色旗的意大利鼓手",就可大大减少陈兵德国边境的法军实力.
三国同盟的建立标志着俾斯麦的欧洲结盟体系达到了高峰.
这样,自1879年以来,俾斯麦又大展其外交才能,踌躇满志地为德意志帝国谋求立足欧陆的天地.
他通过德奥同盟紧紧地把哈布斯堡君主国拴在德国的一边,通过恢复三皇协定成功地为自己保留了通往彼得堡的道路,又通过三国同盟有效地确保了西南边境的安全.
这一切,使东方危机和柏林会议上一度失去平衡的大陆政策,现在又滑行在它原来的轨道上.
西南非洲殖民长期以来,俾斯麦对海外殖民一直持谨慎的态度.
任凭列强瓜分世界狂潮的冲击和国内殖民狂热的鼓噪,他仍不为所动,坚决排除在欧洲以外去谋求领土.
然而,在80年代中期,俾斯麦却骤改初衷,顿时成了德国商人海外殖民的积极支持者.
1883年,不来梅烟草商阿道夫·吕德里茨在南纬20°—28°之间的西南非英辖沃尔菲施巴依和好望角之间的安格腊—贝肯地区登陆,以200枝旧式步枪和2000马克的代价向当地部落酋长换得了350平方公里的领土,作为自己的"商栈".
之后,他请求帝国政府予以保护.
俾斯麦遂即向伦敦发出问话:格莱斯顿政府对这一地区是否有领土要求.
英国在拖延了9个月后回话:整个南非沿海地区(即安格腊和好望角之间的约1000公里长的地带)均为其合法的领土要求.
次年4月24日,俾斯麦电令德驻开普敦总领事通知英国殖民当局:安格腊—贝肯及其附近海岸已处在德意志帝国的保护下.
当英国军舰"波阿狄西亚"号奉命从开普敦驶往安格腊—贝肯时,飘扬着德意志帝国国旗的炮舰已停迫在这个港口了.
7月5日,德国把非洲奴隶海岸的一处领地处于"保护"之下.
7月14日,德国又宣布喀麦隆河下游地区归它"保护".
10月15日,俾斯麦政府正式宣布,德国在西南非洲、多哥和喀麦隆建立殖民地.
短短一年时间,德国在非洲取得殖民地100多万平方英里.
俾斯麦这种"一反常态"的热衷于海外殖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内政方面的动机在起作用.
1881年帝国议会选举,作为政府统治支柱的民族自由党、保守党和帝国党第一次败于反对党中央党和进步党.
1884年夏,进步党联合一切激进党人合并为一个"德意志自由党",得到皇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支持(被称为"太子党").
87岁的威廉一世已是风烛残年,同俾斯麦持不同政见的太子党之继位,指日可待.
为避免政治上的颓势,俾斯麦要借支持西南非殖民来提高他的政府在帝国国民中的"民族威望",于是指使御用报刊大肆宣扬殖民主义,指望在这农业慢性危机和工业趋于停顿的时代,积极支持海外殖民,再次使自己成为"德意志弟兄们"的希望.
他要借此使亲英的自由党招来"缺乏民族感情"之指责,使它在即将来临的帝国议会的选举中陷入困境.
他还想借此给激烈主张海外殖民的太子的上台设置障碍,使其在一开始便处于同英国对抗的麻烦之中.
对此,俾斯麦在会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直言不讳地承认:德国的殖民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在皇太子和英国之间打入楔子.
同时,欧洲外交关系的变化,也是俾斯麦进行西南非殖民的重要因素.
1880年英国内阁改组,自由党执政.
首相格莱斯顿宣称,其外交政策的基础是:支持"欧洲协同体".
他要把各大国的"声音汇合在共同的欧洲大合唱里".
这就是说,格莱斯顿内阁要更彻底地奉行英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维持欧洲均势,为英操纵.
按照这个方针,格莱斯顿摒弃了他的前任缔结的英土同盟和英奥合作.
外长格兰维尔通电驻俄法普奥意五国大使,阐明英政府在巴尔干问题上接近俄国的观点.
伦敦当局进而准备伙同彼得堡强制土耳其人履行他们在巴尔干的义务.
英奥疏远和英俄接近,使俾斯麦精心布下的欧洲政治棋局有被打破的危险,必须采取对策,阻止英俄改善关系,给予格莱斯顿的"欧洲大合唱"掺入不和谐的音调.
俾斯麦从两个方面迂回出击.
首先是取悦于法国,主动与之谅解.
1884年6月底,俾斯麦在帝国议会的一次演说中,对法国费里政府大唱赞歌,希望德法友谊"畅通无阻".
之后又对法国大使巴龙·库策尔说:"1871年以来我总希望法国能原谅色当,就像它原谅了1815年的滑铁卢一样",并且在埃及、刚果等问题上一再表示和法国"紧密合作",以此摆出一副德法亲善的态势.
其次就是介入瓜分西南非的殖民活动.
此举既可打击英国建立一个从好望角延伸到赞比西河的南部非洲殖民地计划;又可引起英国国内舆论哗然,使自由党政府在恼怒的国人面前进退维谷.
可以说,对西南非这个海岸陡峭、开采不易、水源缺乏的不毛之地,俾斯麦并无多大兴趣①,他的真实用意就是,通过对不来梅商人的撑腰,第一次将德国国旗插上海外殖民地,让格莱斯顿内阁知道:这个正在崛起的中欧帝国不会老是踞守欧陆,英国必须①当殖民公司第一年大量亏损向政府求援时,俾斯麦仅派去一名专员敷衍了事.
重视它的存在,尊重它的意见,必须注意到在巴尔干英俄合伙损害奥地利所引来的严重后果.
俾斯麦对自己这一举动会不会引来英德冲突,是成竹在胸的.
他相准80年代的格莱斯顿政府已陷入外交困境,料定英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与德冲突.
因为,1882年,英国出兵占领埃及,使法国极度不满.
法国利用"埃及国际管理处"不断给英国制造麻烦.
英法争夺埃及的矛盾十分尖锐.
保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这条通往印度和远东的"生命线",才是"英国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其二,1884年2月,英国为阻止法、比对刚果河的渗透,同葡萄牙订约,企图通过它的附庸控制中非贸易的主要交通命脉.
这又引起法国等的愤慨.
11月召开的柏林会议,通过"最后决议书",确定刚果河流域为自由贸易区.
英国在刚果问题上也陷入了麻烦.
其三,1881年爆发的、于今仍在猛烈进行的苏丹马赫迪反英大起义,以及爱尔兰问题等也使格莱斯顿内阁应接不暇.
被外交争执所困扰的伦敦当局,果然对俾斯麦插足西南非殖民地表现了极度的宽容.
当柏林宣布安格腊—贝肯为德"保护"时,1884年夏,格兰维尔在会见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时就表态:英国人完全善意地顺应德国的殖民意图.
格莱斯顿说得很慷慨:"如果德国要成为殖民大国,我能说的话只能是:愿上帝使它成功.
"9月,格莱斯顿在他的苏格兰选区的演说中,非但没有谴责不来梅商人在西南非的殖民活动,反而对德国在这些地方的扩张活动"表示满意、欢迎和高兴.
"10月,在俾斯麦政府宣布喀麦隆、多哥为其保护区,并在报刊上对英在尼日尔河上的殖民扩张大加抨击后,伦敦仍保持缄默.
次年3月,格莱斯顿亲切地接见了俾斯麦的儿子,再次表示:他将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以满足德国的任何要求.
这些充分说明,英德在西南非殖民地问题上,并没有酿成纠纷,引起冲突,更没有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
其实,俾斯麦不愿为谋取海外殖民利益而与英国冲突,他的西南非殖民是在欧洲外交关系发生新变化时的一项策略措施.
其真缔就是:胁迫英国同俄国拉开距离,维持巴尔干半岛上的均势,挫败格莱斯顿创立的"欧洲六国音乐会"的计划.
因此,从俾斯麦的外交整体思想看,这个西南非殖民同他的"现实"的外交路线是相一致的,它充其量也只能是大陆政策交响乐中的一段稍稍变了调的小插曲.
正是俾斯麦在其从政期内,始终固守大陆政策这块阵地,使他越发为大地主、大资本家所不容.
第六节俾斯麦的下台"再保险条约"三皇协定在恢复后的头三年里还算平静,1884年3月又续订了三年.
这期间,德俄关系依然在"三皇政策"所规定的范围内摆动.
1885—1886年的保加利亚危机,使三皇结盟趋于破裂.
1885年9月,保加利亚人民起义,推翻了土耳其总督,宣布南北两个保加利亚合并,亲奥的亚历山大·巴滕堡自立为统一的保加利亚大公.
沙俄一改柏林会议上的立场,否定保加利亚的统一,并图谋将保加利亚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英奥断然声明:不许俄国单独干涉保加利亚的事务.
在它们的支持下,土保达成协议,土耳其实际上承认南北保加利亚的再统一.
1886年8—9月,保加利亚的亲奥集团粉碎了沙俄策划的政变,镇压了亲俄的反对派.
就这样,俄国丧失了自柏林会议以来在保加利亚的政治地位,俄奥关系再度紧张,三皇协定寿终正寝势在必然.
在再次面临亲奥还是帮俄的"二者择一"的棘手问题时,俾斯麦的政策十分矛盾,他一面声明,对"多瑙河下游的偷羊人"不感兴趣,指使驻土大使把保加利亚问题"一笔勾销",强调"只要还有一根线,就要把三皇同盟织下去";一面却支持奥地利的强硬态度,损伤俄国的利益,自己挖了三皇协定的墙脚.
1887年6月,三皇协定期满,沙皇拒绝续延.
在俾斯麦的外交链条中,稳住东面的俄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当时的外交局势又加重了这一环节的份量.
首先,俄国正在限制德国工业品的输入.
80年代经济萧条,俾斯麦政府为德国重工业寻找销售市场作了很大的努力,诸如向土耳其、中国、塞尔维亚等兜售克虏伯等公司的军火.
但对德国来说,俄国市场尤为重要.
沙皇迎合国内工业家的要求,一再提高关税,1885年又打算提高煤、铁等的关税率.
这使主要依靠对俄出口的克虏伯、西里西亚煤炭和冶金大王等重工业台柱深受威胁.
其次,俄国国内反德情绪日增,尤其是在保加利亚危机中德国扮演两面派角色,使俄国大为恼怒.
沙皇的代言人甚至公开在《莫斯科新闻》上煽动,反对以三皇协定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要求与德国决裂.
"只有通过勃兰登堡的大门,才能到达君士坦丁堡"这一主张,越来越为俄国军界所接受.
还有迹象表明,彼得堡正在谋求俄法接近.
最后是法德矛盾激化.
1885年秋,法国"温和派"在议会选举中失败,形形色色的复仇主义势力抬头.
1886年7月14日,新任国防部长布朗热利用攻打巴士底狱纪念日举行的阅兵式对德挑衅,之后又着手加强军队建设.
面临这严峻的形势,俾斯麦只得孤注一掷,背着维也纳,同沙俄单独盟的.
1887年1月,沙皇在亲德派的影响下派员前往柏林.
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同沙皇的代表舒瓦洛夫兄弟举行了会谈.
沙皇使者自作主张地建议续订没有奥地利参加的协定,而这个双边条约的基础应是:在发生德法战争或俄国为夺取海峡而进行的战争时,双方保持友好的中立.
俾斯麦得悉之后,欣然批示:"我认为这是可行的,不必顾虑到对奥地利完整性的担保.
"在接见舒瓦洛夫兄弟后的第二天,1887年1月11日,俾斯麦在国会发表长篇演说,踌躇满志地宣扬他与俄友好,同法敌对的方针,声称:"对我们说来,俄国的友谊比起保加利亚的友谊以及保加利亚在我国的一切朋友的友谊更为重要.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彼得堡音讯杳然.
沙皇反对德对法自由行事,直到俄相吉尔斯危言耸听地谈到俄国即将孤立时,亚历山大三世才同意重开德俄会谈.
5月,俄国大使带着条约草案抵达柏林.
俾斯麦准备妥协,他认为,即使接受沙皇的协定条件,也比俄德决裂要好得多.
只是在对奥关系上,俾斯麦以披露1879年德奥同盟条约的方式,请求俄国谅解,他不能答应俄对奥自由行事,但可以接受俄国的其他要求.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德俄密约终于在1887年6月18日由俾斯麦和舒瓦洛夫签订.
条约规定:缔结国双方在任何一方同第三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必须保持友好的中立,但俄对奥、德对法的战争,"不受本条约约束";德国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的"优越的决定性的势力的合法性";重申封闭两海峡的原则.
根据俾斯麦的建议,条约附有特别议定书,说明:如俄皇认为有必要"负责保卫入口"以"维护帝国的咽喉要道",德将提供道义上和外交上的支持.
对俾斯麦来说,似乎签订了德奥同盟而保险德国不受俄法的进犯,如今再与俄国缔结协定又保了一次险,因而这一条约被称为"再保险条约".
其实,再保险条约恰恰表现了俾斯麦在其执政后期对外政策上的混乱和自相矛盾.
在"保险"条约中,他答应哈布斯堡君主国如遭俄国进攻就予援助;在"再保险"条约中,他向俄国人保证如发生俄奥战争德善守中立.
而俄奥在巴尔干的利害冲突又是在所难免的,因此,俾斯麦的"保险"与"再保险"的矛盾终难共存下去.
再说,再保险条约也未能促使俄德真正接近.
沙皇对俾斯麦压根就不放心,他知道,这位首相既可欺骗奥地利皇帝,也会以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
沙皇兄弟弗拉迪米尔对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说得很明白:"沙皇承认你父亲的天才,但他始终担心会受到他的欺骗.
"彼得堡并不打算受制于这项条约.
事实上,德俄关系一直很冷淡.
1887年5月,双方谈判期间,沙皇颁布旨在对付德国的禁止外国人在俄拥有地产的诏令.
夏天,即再保险条约签订后没几天,俾斯麦指示德意志帝国银行和普鲁士国家银行抵制俄国的有价证券.
11月,亚历山大三世访问哥本哈根取道柏林对俾斯麦的热情回之以冷面孔.
12月,舒瓦洛夫到了柏林,俾斯麦向他出示了陆军元帅毛奇的一份备忘录,告知总参谋部建议立即(在冬季)向俄国宣战.
这些说明,传统的俄德友谊如今"就像冰在炎热的六月份马上化为水一样,瞬即消失".
"保险"、"再保险",实际上很不保险.
俾斯麦再作调整.
1888年2月,他在国会演说中强调:"我们不能跟在别人后面跑.
"为把哈布斯堡君主国紧紧地拴住,他同时公布了1879年的德奥同盟条约,向世界表明中欧两大君主国的紧密关系.
此外,俾斯麦又把友谊之手伸向伦敦.
1887年11月他在致英相索尔斯伯里的私信中写道:"我们的政策要达到的目标必须是,为自己争取能够争取到的同盟者,这是考虑到存在着这么个危险,即德国可能不得不同时与我们的两个强大的邻国作战.
"14个月以后,1889年1月,当俄德关系已冷到最低点时,俾斯麦干脆去掉含糊的外交辞令,指示他的大使哈茨费尔特向英国建议:缔结一个对付法国的英德同盟条约.
索尔斯伯里看出俾斯麦的用意,表示英对德充满善意,却拒绝正式结盟.
俾斯麦的最后一项措施再告失败.
至此,他的大陆政策已走到了尽头,他的政治地位也发生了动摇.
"政党联盟"同外交上的不顺一样,俾斯麦内阁在国内也面临困局.
1886—1887年,威廉一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国君更迭已经迫在眉睫;而皇太子的登基,则意味着一个"格莱斯顿内阁"的上台,这令俾斯麦倍感忧虑.
他急切需要有一个驯服的帝国议会多数派,借以控制政局.
1886年11月,俾斯麦故意提前12个月,要求议会延长1888年春天才到期的7年军事预算拨款.
次年1月,议会在草案二读时,只同意3年而不是7年的军事预算拨款.
俾斯麦于是宣读了威廉签署的命令:解散帝国议会,并定2月21日封斋节举行新的选举.
首相重演故伎,利用布朗热的活动大肆宣传来自西部的危险威胁.
政府报纸以《决定关头》的社论制造耸人听闻的消息,发出法国备战进攻德国的假警报,公布法军在边境烧杀掠掳的假消息,并提出"战争还是和平"的蛊惑人心的口号.
在一片沙文主义的呐喊声中,俾斯麦的党在帝国议会的397席中占了220席,获得了议会的多数.
为了强固自己的势力,俾斯麦把德国保守党、德意志帝国党和民族自由党结成一体,即所谓"政党联盟".
这是一个大地主和大工业家联盟,用俾斯麦的话来说,是东部的封建容克地主开进了帝国要塞,西部的自由派市民为此大吹喇叭.
由于"联盟"垄断了议会的多数,故帝国议会被称之为卡特尔议会.
俾斯麦充分利用帝国议会中的这个多数,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容克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
1887年3月11日,帝国议会以227票对31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7年军事法案,并且同意每年增加烧酒税1亿多马克,食糖税约4000万马克,再度提高粮食进口税.
11月,议会同意面包税由3马克增至5马克,立法时期由3年延长到5年,把《非常法》的有效期延长5年.
1888年2月,议会同意俾斯麦的军队改革法,决定延长服役期限,立即进行后备军和民军的征集工作,所有45岁以下的男子在战时均要应征入伍.
据此,兵员将增加70万人.
同时,议会又通过为实行新兵役法发行公债的法令,规定用2.
1亿马克来填补增加的军事费用.
通过这些措施,内外交困的俾斯麦内阁一度振作.
中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纷纷脱离自由党而支持"政党联盟".
俾斯麦在有产阶级的心目中威望倍增.
1888年2月6日,当他为说服议会通过军事改革法声泪俱下地演说之后,拥戴首相的人群簇拥着俾斯麦的马车回到威廉街,直到深夜,欢呼声响彻首相府四周.
然而,这只是俾斯麦行将结束的政治生命的回光返照,因为"政党联盟"中的各派政治力量各怀鬼胎,利害冲突甚烈,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扩大市场,容克地主关心的是提高关税.
加之议会所制定的这些法令使生活费用急剧上涨,增添了劳动群众的不满情绪,罢工浪潮席卷全国.
俾斯麦使尽糖饼和皮鞭等手段均无济于事,其专制统治已摇摇欲坠了,而威廉一世之死更加速了他的垮台.
俾斯麦下台1888年3月9日,威廉一世逝世,弗里德里希·威廉继承了普鲁士王冠和德意志帝国皇位,称弗里德里希三世.
自由党对新皇表现了无限的忠诚.
不过它在议会的席位还不足1/10,对俾斯麦内阁尚不能构成太大的威胁.
事实上,弗里德里希三世已病入膏盲,登基99天便一命呜呼.
30岁的太子继位,是为威廉二世.
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反映着经济正在膨胀的大工业家、大地主的要求,在内政外交上与保守的俾斯麦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威廉二世决定亲自过问外交.
从夏天到秋天,他出访彼得霍夫、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维也纳、罗马、雅典和君士坦丁堡.
其对英、俄、法的态度使俾斯麦捉摸不定,以致首相抱怨说:"皇上像只汽球,不把线抓紧,就不知道过一会儿他会飞到哪里去.
"其实,此时的俾斯麦已不可能"抓"得住皇帝了.
威廉二世不断从新任参谋总长瓦德西那里获得与外交部提供的相反的情报,认定对俄国采取友好政策是不现实的.
他在1889年4月接见德驻土大使时说:"如果俾斯麦不愿和我们一起反对俄国人,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了.
"7月,威廉二世强令俾斯麦制止俄在德出售证券.
更有甚者,皇帝与瓦德西同持一个观点:对俄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在内政方面,特别是在如何对待德国工人运动的问题上,皇帝与首相的分歧也很大.
德国的政治现实越来越表明,俾斯麦以《非常法》这种强硬的镇压手段,非但不能制服社会主义运动,反使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反非常法的斗争中不断壮大,日益威胁着帝国的统治.
1889年5—6月,鲁尔等地区15万煤矿工人的大罢工宣告了俾斯麦暴虐政策的破产.
为了有效地瓦解工人,从根本上维护有产阶级的利益,威廉二世决意摒弃俾斯麦的大棒政策,主张怀柔手段,宣称他不愿意"用工人的鲜血染红他执政的最初年月",而愿意做一个"乞丐的国王".
5月14日,威廉以国王身份出席普鲁士内阁会议,指示大臣,迫使矿主满足工人要求以平息罢工.
皇帝提出一个社会改革的计划,诸如禁止周日开工,限制童工女工的劳动强度,加强劳动保护等,把德国的社会立法由社会保险推进到劳动立法阶段.
俾斯麦固执己见,对工人的罢工斗争继续镇压.
10月,政府向议会提出一个草案,主张把1878年"非常法"每隔3年讨论一次的时间界限取消,使之成为永久性制度.
1890年1月24日召开的御前会议,内阁大臣提出了这个议案,威廉二世大发雷霆,他在离开枢密院时大声嚷道:"他们简直不是我的大臣,而是俾斯麦侯爵的大臣.
"翌日,帝国议会以169票对98票否决了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提案.
2月4日,《帝国新闻》刊登了皇帝关于实行劳工保险法和在柏林举行讨论社会立法的国际会议的谕旨.
这是自帝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发表的没有首相副署的圣谕.
威廉二世开始要踢开俾斯麦了.
2月20日,帝国议会选举,"政党联盟"惨败,所得议席从上届议会的220席降为135席.
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席位成倍的增加.
尤是社会民主党共得142万多张选票,占选票数的20%.
2月20日选举表明,俾斯麦的基础瓦解了.
俾斯麦并不善罢甘休.
他想策划新的政党联盟,从保守党和中央党中间组织一个新的多数,然后重演1862年的宪法冲突闹剧,使小威廉同样陷入当年老威廉的困境之中.
然而今非昔比,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动,使这位保守的容克再也抖不起当年"铁血宰相"的威风了.
当威廉二世得知俾斯麦接见中央党领袖温德霍斯特策划新联盟时,怒不可遏,他甚至怀疑俾斯麦准备图谋不轨,说:"当我看到一个火车头朝我开来时,我不应站在路上,而是跳上去驾驶它.
"3月4日,威廉二世下谕要俾斯麦禁止实施任何反社会主义者法令.
3月16日,皇帝得到了关于乌克兰俄军调动的报告,给首相发了一急件,斥责他没有提请皇帝注意"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并逼俾斯麦离任.
分道扬镳的时刻已到来.
3月18日,俾斯麦正式递上辞呈①.
3月20日,威廉二世在报上发表恩宠信,以"不安和沉重"的心情接受了首相的辞职.
3月24日,俾斯麦告别威廉街官邸,回到他的弗里德里斯鲁庄园,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8个春秋.
1898年7月30日逝世.
俾斯麦在统一德意志和巩固统一的成果上,起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他在主持国政的20年中,坚持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避免德国过早地卷入列强殖民争端的旋涡,为德国争得了20年和平发展的时间,使德国从一个落后①威廉二世不予公布,直至俾斯麦去世那一天,才公诸于世.
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中欧强大的工业国.
作为普鲁士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和德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极端仇视人民,仇视工人阶级,仇恨社会主义,他扩展普鲁士军国主义势力,严酷镇压工人运动,窒息人民民主,实行地地道道的波拿巴式的专制独裁统治.
俾斯麦以其敏锐的政治目光登上统治宝座,又因为治国有术博得了有产阶级的崇尚.
他过于自负,坚信自己的大政方针的正确性,他的大陆政策、鞭子政策都因不能适应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而一一破产,终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抛弃.
德国的历史也因此而跨进一个新的阶段.
第六章威廉二世的内外政策第一节威廉二世的对内政策工业的发展和垄断资本的形成德意志帝国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经济迅猛发展.
9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90年代后期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已是中欧工业强国了,它以迅猛的增长势头赶超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从1870年到1913年,德国工业生产增长4.
6倍,英国仅1.
3倍,法国为1.
6倍.
1880—1910年,生铁和钢产量,英国分别从780多万公吨和370多万公吨增至1000多万公吨和760多万公吨;法国从170多万公吨和135万公吨增至400多万公吨和285万多公吨;德国则从270多万公吨和150多万公吨猛增至1400多万公吨和1300多万公吨.
商船吨位,1871年德国还不到百万吨,1914年达到320万吨,商船船队的拥有量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
电气工业总产值,1891—1913年增28倍.
1913年,德国化工产品销售额达24亿马克,占世界合成染料总产量的90%,占世界化工产品出口总额的28%.
德国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产生了显著的变化.
1870—1913年,各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比重,英国从30%下降到14%,法国从10%下降为6%,德国则从13%上升到16%,跃居欧洲之首,世界第二.
德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新兴工业部门一开始就以兴办大企业的态势出现.
而由于大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因而直接引来了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
到20世纪初年,占企业总数0.
9%的3万多个大企业占有3/4以上的蒸汽动力和电力,其中586个最大的企业几乎占有蒸汽动力和电力总数的1/3.
生产的高度集中就是垄断组织产生的基础.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底子薄,市场小,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有了第一块海外殖民地.
这使它一走上世界市场竞争舞台时就遇到很大的困难.
特别是8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工业萧条,价格跌落,更使微弱的德国工业难以在国际市场上立足.
为了尽快凝聚资本,集零为整,增强竞争力,垄断组织在德国迅速形成.
此外,德国国家干预经济的历史传统对促进和保护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亦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从70年代末起,帝国政府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排除外来商品的竞争,帮助本国工业资本控制国内市场.
国家还采取特别措施,以扶植和加强垄断组织,诸如给予高利润的军事订货,实行出口津贴,制定专门法律以加强垄断组织的势力.
可以说,德国的垄断机构通常是在政府的扶植下组织起来的.
在这些条件下,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推动,德国的垄断组织便率先发展起来.
早在50年代末,德国就出现了第一个垄断组织卡特尔,到1870年这种组织已有6个.
不过它的作用尚不显著,而且很不稳定.
1873年经济危机以后,卡特尔迅即增加.
1879年有14个,1890年增至210个,经过了1900—1903年危机,1905年猛增至385个,1911年达500—600个.
20世纪初年,垄断组织已成了德国经济生活的基础,德国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
德国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卡特尔,因为工业企业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在国家保护的条件下,协定保持价格的有利,稳定和划分销售市场,共同控制国内的流通领域,增强对外竞争能力.
因而卡特尔不仅在矿冶和化工等生产高度集中的部门中得到广泛发展,而且也在生产集中程度较低的部门中蔓延开来.
到1900年时,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不出现卡特尔,从制针、造缝纫机到铜器、肥皂、皮革、纺织、印染等等无一不有.
有些较大的卡特尔还进一步将价格规定与生产规定联系在一起,即逐渐发展为辛迪加.
1893年组成"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炭辛迪加",集中了该区产煤总额的86.
7%.
10年后,这个垄断组织便控制了全德煤炭生产的50%.
1910年组成了"钢铁联盟",翌年,联盟已包括了克虏伯等30个大钢铁企业,垄断了全国钢铁产量的98%.
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也都分别为两大垄断集团所操纵.
航运业中的大部分汽船集中在汉堡——美洲邮船公司和北德——罗伊特汽船公司手里.
军火工业则为克虏伯公司占统治地位.
工业资本的集中引起了银行资本的集中,出现了少数控制金融信贷的巨头.
德意志银行、贴现银行、达姆施塔特银行、德累斯顿银行、沙夫豪森银行、柏林商业公司、商业贴现银行、中德信贷银行、德国国家银行等,1909年共有资本约113亿马克,集中了德国银行资本总额的83%.
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资本同时高度集中,二者相辅相成,紧密结合,支配着全国的经济.
1903年柏林6大银行的经理和理事掌握着不同工业部门的751家公司的领导权,而有51名工业家是这6家银行的董事.
到一次大战前夕,统治德国的实际上是与容克地主结成联盟的300个财政资本巨头.
容克与资产阶级的结合德国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封建遗产"原本就很沉重,向资本主义演进又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的,所以它未能像英、法那样较彻底地摧毁封建关系,充分地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有益成果.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依然保存着浓厚的封建残余.
容克地主虽然在农奴制改革中失去许多以前的法定特权,但普鲁士把重要军官职位和政府官位赐给他们作为"补偿".
容克在军队、政府、司法和外交上都占有决定性的地位.
60—80%的高级文官,50%的将校军官和40%以上的外交官都来自容克.
司法权也几乎为他们所把持.
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尤其是农业经营上,容克的优势更为明显.
他们利用保留的特权,在危机的年代,兼并小农,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地产.
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各省,容克地主集中了全部耕地的一半左右.
德意志帝国完全是普鲁士王国的扩大版.
帝国的一切要害部门都由普鲁士控制.
宪法规定:普鲁士的国王、首相、外交大臣同时就是帝国的皇帝、首相、外交大臣.
普鲁士还操纵着立法机构.
它一方面通过首相控制联邦议会(因为宪法规定帝国首相为联邦议会主席);另一方面占有联邦议会的决定权.
在全部58个席位中普鲁士控制了17席,而每项议案只要有14票反对就被否决.
很明显,整个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构造就是容克领导普鲁士,普鲁士领导德意志.
德国是在普鲁士的兵营里取得自己的统一的,这导致了军事制度、军国主义传统扩展到整个德国.
威廉一世的参谋总长毛奇在普法战争胜利后就道出了在全帝国推行军国主义的决心,说:"我们在半年内用武器取得的东西,我们要在半个世纪中用武器保护它.
"因此,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军事越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成了国中之国.
一些军国主义的机构,诸如"宫廷军事委员会"、"军政室"、"民政室",集中了很大的权力,对帝国的总政治方针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黩武主义、军国主义在社会生活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甚至连高级官吏、科学家都以获得军衔为荣.
卡尔·李卜克内西说:"正因为任何人也不能模仿我们普鲁士军队中的尉官,所以迄今仍没有人能够完全模仿我们的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
这种军国主义不但是国中之国,而且简直是国上之国.
"地主经济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融合为一,容克阶级与资产阶级密切结合,构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又一显著特点.
德皇既是大地主,同时又是大军火企业克虏伯公司的股东.
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购置地产、谋取爵位、挤进贵族行列,以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依靠容克国家的卵翼,保证对工人的超经济剥削,保护国内商品的高价出售,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资产阶级同容克休戚相关地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在"同一个帝国主义屋顶下"相依为命.
因此列宁指出:德国帝国主义是一个"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
它具有特别强烈的扩张性和掠夺性.
镇压和怀柔相结合的双重政策非常法废除后,德国工人运动更加活跃,罢工浪潮迭起.
1890年汉堡工人的"五月战斗",1.
7万多人参与罢工.
1891—1892年,全德共举行罢工226次,参加者近4万人.
在工人罢工热潮的推动下,又引起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活动.
威廉二世为了稳住统治宝座,恩准让步,在卡普里维将军执政期内(1890—1894年)奉行着"缓和政策".
1890年5月,帝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工商业管理条例修正案的立法草案》,规定:星期日不劳动,禁止雇用13岁以下的童工,缩短女工的劳动时间,同时对签发劳动证件、制定工厂安全章程、解雇雇员、劳动条例和监察工商企业等都作了规定.
次年5月,议会又通过了工商管理补充条例,对以上的法令作了详细的规定:实行星期日和节日休息制,取消实物工资、实行货币工资,尽"工厂所能"保证工人"生命安全",禁止13岁以下童工入工厂劳动、13岁以上的童工劳动日不得超过6小时,16岁以下的青工劳动日为10小时、妇女11小时,禁止女工、童工和未成年男工的夜班制.
这些标志着德国的社会立法从社会保险进入到劳动立法的新阶段.
它被视为威廉二世内政上的"新路线".
然而,帝国政府的微小改革远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如规定理想的劳动日,制定对企业主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惩处条例等,因而工人斗争并没有止息.
1893年和1894年的罢工均在百次以上.
1893年建立了全国职工会联合会,使工会有了统一的机构和领导中心.
社会民主党重建了合法组织,并广泛开展工作,在1893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近180万票,拥有44个议席.
统治阶级意识到,仅用缓和政策并不能导致社会矛盾的缓和,必须加上强硬手段.
1894年10月,在内政外交上被认为镇压不力的卡普里维和普鲁士内阁总理冯·欧伦堡成了替罪羊,阿尔萨斯——洛林占领区总督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埃—谢林侯爵(1819—1901)接任帝国首相.
威廉二世抛掉"明君圣主"的外罩,实行暴虐统治.
他们重又捡起俾斯麦的武器,于1894年12月制定了《刑法典·军事刑法典和出版法修改补充法令草案》,即所谓"防止颠覆法案",规定:只有"颠覆企图"没有颠覆事实也要判处监禁;凡公开对宗教、君主、婚姻、家庭或财产进行诽谤者应判处两年以下的徒刑.
威廉二世竭力强化镇压机器,矛头直指社会民主党.
他在给标洛首相的信中写道:"只有首先取缔社会(民主)党人,加以斩首,必要时进行血洗,使其不能危害,然后才能对外战争",还说:"假如在对外部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有一半的兵力不得不在国内对付总罢工的话,那我们就要失败了.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人流放到加罗林群岛的法令".
1897年1月,普鲁士政府向众议院提交被称为"小反社会党人法"的结社法补充条例,规定所有"触犯刑律的,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太平的"集会和结社均由警察予以解散.
法案遭议会否决,但这已充分表明威廉二世决意强化警察统治制度.
12月,帝国内务部颁布密令,要求各邦政府为制定"苦役监禁法案"献策.
次年6月,这项法案以"保护工商业劳动状况"为名正式向帝国国会提出.
按照法案,将取缔工人的罢工权和结社权,从严解释刑法条例,提高对罢工工人的惩罚标准.
这些法案尽管在人民的强烈抗议下,为国会所否决,但在一些邦事实上已在实行.
1908年4月,国会通过帝国结社法,以普鲁士的反动结社法为蓝本,对政治性结社和集会严加限制,赋予警察广泛的权限.
在推行警察统治,迫害社会民主党的过程中,大大加强了容克同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
他们沆瀣一气,加紧压榨人民.
1909年7月,帝国国会不顾人民的反对通过了帝国财政改革的新税法,每年增加税收5亿马克.
这期间工人的平均周消费为31马克,周工资仅28马克.
政府扩充军备的债款就是这样转嫁到广大劳动群众身上.
与严酷镇压相伴而行的是,威廉政府的怀柔政策.
统治者深知,仅有"暴力政策"和"特别法令","只会给社会民主党的磨坊浇水,只会使其内部得到加强和巩固,只会得到类似非常法的结果".
普鲁士的古斯塔夫·施莫勒尔教授1904年5月13日在普鲁士上院的演说道出了推行"双重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他说:现在的形势已不同于1878年和1890年",社会民主党中的年轻一代"没有一个还睁着两只眼睛相信马克思的教条,旧的一代正在消亡.
"因此他认为:必须在"镇压任何起义和制止任何革命运动发生"的同时,"用公正的手向工人表示,政府会关心他们的幸福",让他们感到"帝国是一个公正的道义的最高权威","没有这种双重政策,和解的目标就无法达到".
施莫勒尔主张:"继续推行社会改革的政策".
在"双重政策"思想的指导下,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软化措施.
对社会民主党,继续让其获得合法的地位、并不断扩大它"参政"的机会.
1898年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是56个,1903年则增至81个.
对工人,尽量使他们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20世纪初,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都有了增长.
第二节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争夺"日光下的地盘"俾斯麦下台后,威廉二世推行"新路线",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上仍按俾斯麦的方针继续滑行,着眼点还是巩固帝国在欧洲的地位.
但在具体做法上,两者又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对俄国和英国的立场上.
卡普里维认为俾斯麦的防止两线作战的方针是不现实的,德国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以对付俄法同盟的进攻.
1890年,德俄再保险条约期满,俄国提出续订.
威廉二世决定不再延长.
俄德关系正式拉开距离,并日趋恶化.
为了迫使俄国降低关税,威廉将俄国商品的进口税提高了50%.
沙皇以牙还牙,从1893年夏天起,两国展开了关税战,双方的贸易关系几乎陷于停顿.
之后,德国政府曾一度试图与俄重修"传统友谊",1894年缔结了德俄贸易条约.
但两国关系始终未能根本改善.
来自东面(俄国)的威胁日益增大,以致年近垂暮的俾斯麦于1896年10月在《汉堡新闻》上公开披露1887—1890年德俄再保险条约,谴责新政府反俄政策给德国带来的麻烦.
德俄的疏远,推动了停滞不前的俄法两国的接近.
1893年,俄国舰队示威性地访问了土伦的法国海军,并于这一年12月缔结了俄法军事条约.
两国协定:如果德国,或在德支持下的意大利进攻法国,则俄国应全力对德作战,如果德国或在德支持下的奥地利进攻俄国,则法国应全力对德作战;一旦开战,两国指定的"军队应尽速全部参加战斗,使德国不得不在东线和西线同时作战.
"就这样,在欧洲又有一个强大的集团势力在同三国同盟相对峙,德国已开始卷进大国争端的旋涡,俾斯麦时代帝国那种超脱的"局外人"角色再也扮演不下去了.
德意志帝国既准备两线作战,就需要建立一个在力量上超过俄法的大国集团.
这就使得威廉二世把结盟的目光移向英国,他表示在东非殖民地问题上,德国政府准备向英国的任何要求作出让步.
1890年7月1日,德同英签订了《赫耳哥兰——桑给巴尔条约》,德国放弃它在东非的要求,承认英国对桑给巴尔和奔巴的保护权,作为交换条件,德国获得了赫耳哥兰岛.
1891年7月,威廉二世访问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明显表示三国同盟与英国友好的愿望.
同时,外交大臣马沙尔在与英相索尔斯伯里的会谈时,也一再表明英德联手对付俄法的要求.
1893年7月,英法印度支那冲突,柏林当局对来自伦敦的合作建议欣然应允.
然而,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对殖民地扩张的强烈要求,英德携手难以持久.
8月,英相和德皇就近东问题磋商失败.
次年1月,威廉二世对英国在南非进袭失败,给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发去贺电,表示:如果布尔人自己不能取胜,"友邦"就会援助他们.
贺电在报上公开发表,英国群情激愤,《泰晤士报》等掀起了反德宣传,伦敦的德国商店被砸,英国人对德国这个咄咄逼人的竞争者的多年积怨骤然爆发出来.
克鲁格电报使英德对抗完全尖锐化了.
在德意志统治集团中,围绕着固守欧陆还是海外殖民这一根本方针,产生了皇帝与内阁的矛盾.
威廉二世对过去10年来内阁未能采取步骤加快海陆军建设的"愚蠢政策"深为不满,决心起用心腹,加强君主的权力.
1897年,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1847—1930)出任海军大臣,狂热鼓吹对外扩张的伯恩哈德·冯·标洛(1849—1929)为外交国务秘书(1900年接替霍亨洛埃任首相).
此外,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1832—1904)和外交部官员霍尔斯坦因等都是圈中人物.
德意志帝国急不可耐地跃上殖民角逐的舞台,这一转折性的变化正是德国垄断资本急速膨胀的结果.
德国是在世界已被列强基本瓜分完毕时走上世界舞台的后起帝国主义国家,它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富有强烈的侵略性.
1900年2月11日《泛德意志报》一篇"20世纪的德国"的文章吐露了德帝国的哀怨,说:"德国因本身殖民地拥有的不充分而不得不依赖于从南美和亚洲土耳其取得补充,从而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
"帝国军事将领弗·冯·伯恩哈迪在一本《我们的未来》小册子中也悲痛地承认:"我们在各方面仍显示不出世界大国的威望,德国只能在地球上的少数几个地区,即以前经英国认可的、目前还占据着的少数几块殖民地上自由行事.
……这种殖民地的占有状况,无论如何既不符合我们作为有文化的民族而具有的价值,也不能满足我们的经济需要.
"他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来观察一下英国、法国,甚至小小的比利时所拥有的殖民地面积,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在地球的分配中,我们自己早犯了严重的错误,吃了大亏".
泛德意志联盟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在《假如我是皇帝》一书中则直言不讳地写道:"如果说某一个国家有理由关心如何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这个国家就是德意志帝国……我们需要工业品的销售地区和工业原料产地.
"很显然,德帝国主义已急切从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根本转变了.
标洛在1897年12月6日帝国国会论证德国在东亚的殖民政策时指出:"各民族在争夺统治大有发展前途的地区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不应当把德国排斥在外.
德国过去曾有那样的时期,把土地让给一个邻国,而自己只剩下纯粹在理论上主宰着的天空,可是这种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在日光下的地盘.
"侵占中国胶州湾1894年7月,日军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并很快获胜.
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得到了包括辽东半岛和台澎列岛在内的土地和巨额赔款、通商等特权.
俄国不愿坐视日本在华势力的剧增,准备干涉.
4月8日,对俄关系冷淡的柏林当局一改常态,对来自彼得堡的探询作了明确的回答:德国政府同意立即联合俄国同时对东京采取外交行动;即使英国不参加,也要这样干.
德帝国急不可耐,其主要用意是为自己在太平洋攫取海军基地打下基础.
特别是在与俄国的交易中,靠牺牲中国捞到好处.
威廉在给沙皇的信中说得很露骨:"我希望,正像我愿意帮助你顺利解决俄国尽可能吞并领土的问题那样,你也应该善意地对待德国,让它在'不妨碍'你的不论什么地方得到一个港口.
"4月23日,德国和俄、法驻东京代表一起访问日本外务省,并分别递交照会,对日本割占辽东半岛提出异议.
俄、法两国均表示从"诚实的友谊"出发,进行"友好的劝告".
唯德国口气强硬,责成日本政府"断绝永久领有辽东之念".
在口述的备忘录中,德国代表威胁说:"日本以俄法德三国为对手,最终总不会得胜,立即采取听从我国忠告的态度,才符合日本的利益",并摆出"立即诉诸武力"的架势.
当时,德巡洋舰"玛丽"号和"阿尔科纳"号已进抵芝罘.
5月5日日本答复俄德法三国公使:"决定抛弃永久占领辽东半岛.
"5月10日,日本政府声明:辽东半岛归还中国.
三国干涉还辽,德帝国是不遗余力的.
事后日本报纸在评论此事时指出:"三国干涉的主动者虽然是俄国……实是德国所为.
"三国干涉还辽协定墨迹未干,9月,威廉政府就向中国政府提出租让胶州湾的要求.
清政府以"史无前例"为由断然拒绝.
于是柏林当局决定用武力威逼.
1897年11月1日,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庄,当地人民联络"大刀会"成员,杀死两名德籍教士.
威廉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悍然采取军事行动.
11月13日下午,德远东舰队的军舰驶进胶州湾.
翌日上午,以"借地操演"之名派陆战队登上青岛,很快就占领了军械库、弹药库以及俯瞰炮台和镇军衙门的高地.
接着遣使通牒青岛镇守军官,以"炮火相见"要挟中国军队撤出青岛.
至11月16日,德国已有8艘炮舰泊于青岛海面.
腐朽的清政府慑于外强威力,电令"全军忍辱,力顾大局","以免衅自我开".
就这样,德国侵略军兵不血刃地踏上了它的远东第一块殖民地.
11月20日,柏林通过其驻华大使海靖向清政府递交照会,提出将山东巡抚革职、在被害者地点建教堂立匾、惩办凶手、永保无此等事发生、赔偿军费、准许德国承办山东铁路和开矿等六项要求.
中国政府则坚持:必先"胶澳退兵",才"彼此照约商办".
德国决定扩大军事行动,任命德皇的弟弟亨利亲王为远东第二舰队司令官,率舰驶往胶州湾.
在舰队启行之日,12月15日,威廉亲临基尔军港检阅,在为亲王举行的送别宴会上发表演说:"倘若有任何人竟想破坏我们的正当权利,或者损害我们,那就立刻起来用你们的铁拳去对付他.
"面对德国的压力,清政府屈服了,1898年3月6日,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规定:中国把胶州湾周围半径50公里范围内的领土(包括青岛港)租让给德国,为期99年;德国有权在山东修筑和经营铁路;德国臣民有在铁路两旁开矿的权利.
这样,德国实际上已将山东变成它的势力范围.
此后,德国又积极参加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并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攫取了中国大量的权益.
侵占中国胶州湾是后起的德国帝国主义"争夺日光下地盘"作出的第一个实际步骤.
德英矛盾激化德国帝国主义"要求日光下的地盘",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令列强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倍感威胁.
俄法捐弃前嫌,英国放弃"光荣孤立"同两个宿敌取得"谅解".
1904年英法协定,1907年英俄协定,连同1894年的法俄协定,在欧洲形成了与德奥集团相对峙的三国协约.
海洋霸主英国一心想保持"日不落"帝国的地位,扼杀自己的竞争者;由欧陆而全球的德国则力图抢劫"世界工场"的地盘,取而代之.
双方都深知,欲达目的,只有扩展军事实力.
标洛在1899年12月11日的帝国国会上公开宣称:"对我们来说,没有巨大威力、没有强大陆军、没有强大海军,而要获得幸福,那是万万办不到的;只有在我们懂得这一道理的时候,我们才能站到高峰而不坠.
"1872年至1912年间,德国的军事开支增加了335%.
1913年,德国的军备开支达21亿马克.
为筹集战争资金,威廉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战争储备金从1871年的1.
2亿马克增至1913年的2亿多马克①,国家黄金储备从1910年的不到8亿马克增至1914年7月的11.
5亿马克.
此外,还设立战时贷款银行,授权发放借贷银行证券,使扩军备战摆脱了法律的掣肘.
1899年3月16日,德意志帝国国会以222票比132票通过一个军事法案,将兵员从59.
9万人增加到61.
2万人.
以后又不断扩充.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陆军野战部队达230万人.
柏林当局深知,要重新瓜分世界,首先必须打破英国"统治着波浪"的局面,大力发展海军.
威廉宣称:"海洋对德国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在海洋问题上,在它的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如果没有德国,没有德国的皇帝,决不允许作出任何重大的决定","定叫海神手上的三叉戟掌握到我们手中".
1897年6月17日,强烈主张海外扩张的蒂尔皮茨接管帝国海军部,11月向国会提交海军法案.
1898年3月24日,帝国议会以218票比139票通过第一个海军法案,据此,到1904年,德国海军舰队应有主力舰19艘,海防装甲舰8艘,巡洋舰42艘,所需费用4.
8亿多马克.
两年后,1900年6月12日,又通过第二个海军法案,规定17年中把舰队数量翻一番,即38艘主力舰、14艘重巡洋舰、38艘轻巡洋舰和约100艘鱼雷舰,需耗资18.
6亿马克.
"海上霸王"英国岂容德国海军实力无限扩展.
为保持优势,英国加快海军舰船的建造.
1906年英第一艘新型装甲舰"无畏舰"下水.
德国不甘示弱,就在这一年通过第三个海军法,决定建造无畏舰.
到1908年,德英无畏舰的比例已是3比4.
此时,德又通过第四个海军法,规定自1908年至1911年每年建造4艘无畏舰.
英国坚持"双强标准","以2舰比1舰"的办法每年建造8艘予以反击.
虽然在1912年德英两国重开谈判,共商裁军,但双方都想借此限制对手、膨胀自己,毫不相让,"裁军"成了各自加剧扩军的烟幕.
至此,以德英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矛盾已趋白热化了.
第三节急速走上扩军备战的道路摩洛哥危机20世纪初非洲是列强再瓜分的一个对象,也是外交场上进行政治交易的一个筹码.
1904年4月,英法协定,均衡了两国在北非的权益,英控制埃及,法"维护"摩洛哥.
次年2月,法在英的支持下,提出一个"突尼斯化"的改革计划,试图将摩洛哥变成像突尼斯那样完全从属于法国的殖民地.
然而1880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有法、德、英、西等14国参加的国际会议,订立公约,规定,在摩洛哥境内不得授予任何一个外国以任何优先权.
德国本来对自己在非洲所得的一小杯残羹已是愤愤不平,早就想改写非洲的殖民地图.
英法此举更激起德国的强烈不满,最终酿成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地中海旅行"抵达摩洛哥的丹吉尔港,①1871年俾斯麦在法国的战争赔款中提出1.
2亿马克兑成黄金,储于施潘道要塞的朱理安钟楼内,以作战争储备金.
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上,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演说:他准备保卫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并且懂得应该怎样保卫德国的权利,希望法国能尊重德国的权利.
紧接着,标洛建议,所有马德里条约的参与国举行会议,按"门户开放"、"一视同仁"原则调整各国在摩洛哥的地位.
当法国犹豫不决时,德国又加大压力.
以战争相威胁.
柏林向巴黎发去信号:"如果法军越过摩洛哥边境,德国也就立即越过法国边境",警告法国"不要玩火".
标洛甚至准备缔结德——摩同盟.
其实,威廉政府醉翁之意不在酒,它想在摩洛哥纠葛上给实力较弱的法国一点脸色看,再施以利益,诱使法国脱离英国而依从它;同时,又利用日俄战争,俄军陷入困局拉拢俄国,从而建立起以德国为中心的反英大陆联盟.
初始,此举确有成效.
法国被逼得节节让步,俄国因海军在对马海峡覆灭而愿意靠拢德国,签订了比约克条约.
岂料,局势急转.
英国跳出来撑了法国的腰.
伦敦警告:不许6000万人的德国对4000万人的法国进行战争威胁.
5月24日,英法交换正式文件,约定:如法遭到侵略,英就准备同法一起采取必须采取的措施.
俄国方面也因为美国从中斡旋而从战争中解脱,于8月签订了结束日俄战争的朴茨茅斯条约.
比约克条约成了一纸空文.
德国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论,德国是难于应付战争局面的.
威廉二世在1905年除夕给标洛的信中写道:1906年"进行战争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炮兵和步兵都刚开始重新装备;许多作战工事和炮兵阵地尚未完成;社会民主党反战,国内无法招兵.
因此,他严令首相:"尽一切可能,无论如何要避免作出战争决定".
面对英法俄的一致行动,德国只好软了下来.
威廉故伎重演,罢免了总参谋长施里芬,以此推卸了事.
1906年1月举行马德里条约参加国会议,英、俄、美、意均站在法国一边,德国除了奥匈有气无力的支持外,十分孤立.
根据签订的阿耳黑西拉斯条约,法国仍保证其在摩洛哥的优势,德国一无所获.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就这样平息了.
但德法在摩洛哥的冲突并未结束.
正像1909年接任帝国首相的贝特曼·霍尔维格(1856—1921)所说的:摩洛哥在我们与法国的关系上,"是一个继续溃烂的创伤".
阿耳黑西拉斯条约之后,德法都加紧向摩洛哥渗透和扩展自己的势力,摩擦时有发生.
尽管双方于1909年2月又达成协议,协调它们在摩的利益,但终是面和心不和,不久,又发生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1911年4月,摩洛哥首都非斯郊区爆发起义,法国以"保护臣民"为借口于5月出兵占领非斯.
7月1日,德国炮舰"豹"号开抵阿加迪尔.
威廉和他的外交幕僚们满以为,这豹子一跳,就能安心等待法国的补偿了.
7月15日,柏林向法国大使亮了底:德国必须得到整个法属刚果.
法国为德国的胃口如此之大而愕然.
就在这当头,英国却直接了当地警告柏林:英国不允许德国在直布罗陀之滨立脚.
7月21日,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发表公开演说.
他声明:英国"愿作重大牺牲以维护和平",同时,英国海军进入战备状态.
同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一样,柏林当局耍的还是军事威慑的把戏,德国根本没有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
威廉一开始就动摇不定,贝特曼私下透露:"将'豹'号派往阿加迪尔,看来是一种冒险的策略".
因此,面对英国的干预,德国插剑入鞘了.
贝特曼赶忙声明:"我们从来没有想在摩洛哥夺得土地","我们正在和法国讨论摩洛哥问题,英国的利益还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经过一段时间的外交协议后,11月4日签订德法协定,德承认法在摩洛哥的特权,作为交换条件,德取得法属刚果的一小部分,那就是把德属喀麦隆同刚果河连接起来的两条窄长的沼泽地.
结果,德国在军事上、外交上付出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却是"一堆池沼".
两次摩洛哥危机表明后起的德国帝国主义再瓜分世界的急切心理,充分反映了国际关系舞台上,新老帝国主义之间的水火不相容.
国际局势也因列强的角逐而日趋紧张.
巴尔干危机1878年《柏林条约》规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由奥匈帝国代管,名义上仍属土耳其.
1908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国内局势动荡,奥匈乘机将波、黑并入自己的版图,引发了一场国际冲突,史称"波斯尼亚危机".
塞尔维亚向奥匈提出抗议,并进行军事动员,同时向俄国求援,俄国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争端.
在这场冲突中,德国站在奥匈一边,柏林当局认为德国若能在巴尔干问题上扶奥匈一把,加强德奥同盟,则可使之在德法冲突中作为对付俄国的后援,以及德国向东南方向发展的侧翼掩护.
因此,德国国内舆论普遍认为:"德国在巴尔干政策问题上,再不能如同俾斯麦在柏林会议上扮演'不感兴趣的''中立的'仲裁人角色".
1909年2月,亲德的土耳其政府在德国影响下,以250万英镑的代价放弃了波、黑两省的名义上的主权.
3月,标洛在帝国国会上发表演说,要求俄国敦促塞尔维亚承认奥匈兼并波、黑两地的既成事实.
由于俄国尚未从日俄战争中缓过气来,加上国内革命形势高涨,被迫让步.
波斯尼亚危机使巴尔干的矛盾,特别是德奥与俄国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1912年3月、5月,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门的内哥罗签订协定,结成旨在摆脱土耳其压迫的巴尔干同盟.
10月,同盟各国对土耳其采取了战争行动,爆发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11月,土耳其在军事上惨败,其在巴尔干的属地只剩下君士坦丁堡、盖利博卢半岛、亚得里亚堡、亚尼纳、斯库台五处.
土耳其被迫请求列强出面调停.
欧洲各大国,尤其是俄奥纷纷插手,将巴尔干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纳入它们争霸世界的轨道.
俄国认为保加利亚占领君士坦丁堡将威胁它在两海峡的利益.
奥匈则不能容忍塞尔维亚涉足亚得里亚海,它甚至调重兵于塞边境,以防俄出兵援塞.
德国巴不得巴尔干激化矛盾,削弱协约国.
威廉写道:"为什么我们应该阻止战争的到来呢难道只是为了让俄国进行战争准备吗不,趁着俄法英三国现在处于困境时,就让战争爆发吧!
"11月22日,德国皇帝威廉、首相贝特曼、参谋长小毛奇(1848—1916)在柏林接见了来访的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和总参谋长舍莫阿将军.
柏林当局鼓动维也纳切不可在塞尔维亚问题上让步,并明确表示:德国全力帮助奥匈武装进攻塞,即使是酿成欧战也在所不顾.
11月28日,塞尔维亚军队占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都拉斯.
奥匈再次施加压力,要求塞军撤离.
没隔几天,12月2日,德国首相贝特曼在帝国国会发表演说,公开宣称:"德国已决定,如果奥地利的利益受到威胁,那么,我们将忠于我们的同盟义务,坚决站在它一边.
同时,我们将为了维护我们自己在欧洲的地位……进行决斗".
法国认为贝特曼的演说"是针对三国协约所进行的挑衅".
英国通过政治家格雷对德国大使暗示:"如果发生一场德国和法国参加的欧洲战争,英国也不可能保守中立".
面对英法的强硬警告,德国软了下来.
当奥匈仍坚持军事行动时,威廉便以"过于冒险"为理由予以阻止.
12月中旬,欧洲6大国大使和交战国在伦敦分别进行谈判.
围绕土耳其欧洲领土的边界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913年1月,土耳其国内发生政变,新政府在德国支持下,态度强硬,谈判破裂,战事再起.
4月,土耳其因战事失利,再次求和.
5月30日,土耳其和巴尔干四国签订《伦敦条约》,从而结束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实际上,巴尔干问题上的各种矛盾仍然潜伏着,战火并没有完全熄灭.
巴尔干同盟在瓜分战果时产生矛盾,1913年6月,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这次战争以保加利亚为一方,以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和土耳其为另一方.
这一次,德国正面临着再一次扩充军事的棘手问题,抽不出手来进行军事干预.
7月5日,德皇告诫奥皇:在这种时候重复上次巴尔干危机的做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加之,土耳其站在反保的一方,保加利亚战事节节失利.
奥地利接受了德皇的劝说,没有直接介入战争.
在打败保加利亚之后,1913年8月10日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结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战后,巴尔干诸国原先的反土同盟不复存在了,代之以两个集团: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为一方;保加利亚、土耳其为另一方.
在其背后有三国协约和三国同盟在操纵.
奥匈帝国在吞并波斯尼亚后,力图兼并塞尔维亚.
俄国为了遏制奥匈并夺取土耳其控制的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鼓动巴尔干国家反对奥匈帝国和土耳其.
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巴尔干成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库.
民族沙文主义宣传德国在推行"世界政策"和大肆扩军备战的同时,一批民族沙文主义团体随之兴起.
在统治者利用、操纵下,民族沙文主义宣传甚嚣尘上.
1891年4月,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者组成日耳曼总同盟,1894年改组为泛德意志同盟.
这个组织是由克虏伯总经理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发起的,其成员多为上层资产阶级、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包括大垄断资本家、知名的议员、律师、主要报刊的所有者和主笔、政府官员、军官、牧师和教授.
同盟的纲领为:(1)复苏民族意识,同一切阻碍民族发展的流派进行斗争.
(2)在所有邦国培植和支持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并联合地球上一切德意志人为维护他们的民族特性而斗争.
(3)支持政府在欧洲和海外推行强有力的政策.
为此,同盟坚持:必须敌视德意志帝国世界政策道路上最大障碍的英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作为殖民扩张的手段;必须确立德国在欧陆上的统治地位.
泛德意志同盟是德国帝国主义进行沙文主义宣传的工具,在国内外有27个下属组织,其中较大的有:海军协会、陆军协会、殖民地协会、国际协会、德国东部边境学会、青年德意志同盟等.
所有这些组织,名为"群众团体",实际上都为政府所扶植.
它们的政治主张和蛊惑人心的宣传也都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形成一个各党派以外的"社会力量第二体系".
鼓吹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的著作在德国纷纷应运而生,主要有:克拉斯的《假如我是皇帝》、《西摩洛哥是德国人的!
》《19年的法国末日,未来一瞥》、《从毁灭中拯救德意志帝国》,伯恩哈迪将军的《我们的未来,给德国人民的一个忠告》,艾森哈特的《德国在觉醒》、《'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既是世界和平的前兆又是为德意志而战》.
还有《泛德意志报》等御用工具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沙文主义的文章,宣扬"地缘政治学"、"生存空间论"、"人种优劣论"、"武力决定论"等学说和理论.
伯恩哈迪哀叹:"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不得不悲痛地承认,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地位无论如何与德意志民族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不相称",这无论如何"不能满足我们的经济需要".
克拉斯则直接了当地呼喊:"我们需要工业品销售地和工业原料产地","可以说,自俾斯麦离职以来,在我们的舆论界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即德国满足的话已不再流行了,发展和需要证明,我们的肚子又饿了,渴望得到土地".
《柏林最新消息报》写道:"我们欧洲的地盘对我们来说是太小了.
但愿那些主宰我们命运的大人物能够使德国在太阳下面争得一块必需的地盘.
"为了给"争夺日光下地盘"制造理论依据,地理学家拉策尔在他的《政治地理学》(1897年)中写道:"我们的德国完全应从它的地理上非常值得自豪的优势中取得好处".
按照拉策尔的命题,国家和政治生活不是取决于经济因素,而是地理因素,因而帝国主义的"空间"扩张是"自然的发展".
崇尚黩武精神、实力政策、战争万能是沙文主义宣传的又一重要内容.
伯恩哈迪明确指出:"不是称霸世界,就是衰落——这是历史发展使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口号.
第三项解决是不可能有的!
"《泛德意志报》在一篇题为"推行世界政策的决心"的文章中大声疾呼:"没有实力就无法推行世界政策".
国务秘书冯·德尔布吕克在《普鲁士年鉴》中写道:"我们建立舰队……不仅要保卫我们的海外贸易,而且也应使我们在世界统治中占有应有的一份.
"为使政府的造舰法案顺利施行,1899—1900年冬季,海军协会在全国举行了3000次拥护建立强大舰队的演讲会,这些沙文主义者杜撰了各种战争有理论、战争万能论,称战争可以消灭"过剩人口",可以免除经济危机,战争能促进人类发展,能使人类"优生".
骑兵将军哈蒂甚至公然说:"战争是万事之父……战争不仅是一种生物规律,也是一种道德规律,因而是文明的不可缺乏的因素.
""德国人的气质将会再次使世界复兴",这种宣扬德意志民族优越的语句几乎成了威廉皇帝的口头语.
在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心目中,他们的民族"在精神方面所创造和拥有的一切都具有世界意义,德意志的衰落意味着全部文明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自路德、康德、席勒以来,没有一个民族如此认真致力于建设一个精神独立的有道德的世界".
他们说:"人类的本质及其更高的使命要求文明民族统治世界",而这个"世界"还没有让最优秀的民族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这是很"不公平"的.
通用电力公司董事会副主席瓦尔特·拉特瑙在他的《复仇女神的蒙难者》一文中写道:"我们时代的最大不公平在于,这个地球上最有经济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坚强的思想和最强大的组织能力的民族却不能对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担责任.
"因此,用火和剑去剿灭异族,让德意志这个"治人"的民族"成为欧洲和世界上开创新风气的典范",这是天经地义的.
沙文主义者煞费苦心地把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融化于全民族利益之中,以此诱使人民集合在民族沙文主义的大旗之下,拥护和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曾引用塞西尔·罗得斯的一段话来表现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理论:"我的神圣的主张是解决社会问题……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
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
"他们攻击社会民主党的反战宣传是违反民族利益的.
《泛德意志报》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如果所谓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反对德国的世界政策,他们就最严重侵犯了对他们寄予信任的同胞的利益.
"在泛德意志同盟等民族沙文主义组织的鼓噪下,在修正主义者的帮腔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意志上空弥漫着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的阴霾,毒害着各阶层的人民.
在一个具有严重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历来对民族问题至为敏感的国度里,这种猖狂的沙文主义宣传无疑对发动侵略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七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意志帝国覆亡第一节德帝国与大战爆发德国的战略设想从大陆的一隅扩向全球,建立幅员辽阔的殖民帝国,这早在19世纪末年起就已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重心.
1899年12月11日标洛的国会演说对此作了明确的表露:"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外国,任何国外的主神向我们说:'怎么办世界已分割完了!
'……我们要求建造大德意志帝国.
"第二帝国的扩张狂们欲壑难填,勾画着一幅幅殖民蓝图.
独霸欧洲是大德意志帝国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柏林当局看来,德国主宰欧洲的日子已经到来,欧洲霸主非我莫属.
因此他们设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荷兰、丹麦,以及瑞士、比利时和法国东部都应并入大德意志帝国的版图,特别是加莱海峡沿岸地区更应囊括在内.
哈曼在《新路线》一书中指出:"法国的三色旗在敦刻尔克、里尔、阿尔特赖特以及在南锡、吕内维尔、图尔和凡尔登尚未落到德意志鹰的脚下之前,德意志帝国是不会感到满足的.
"他们还妄图以组织关税同盟为名,把中欧的奥地利、巴尔干半岛上的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等作为自己的附庸,他们认为:"正如1834年的关税同盟创建了德意志帝国的基础一样,这个同盟也将创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的基础.
""向东推进",跻身于东方角逐舞台,控制奥斯曼版图,不仅是对付俄国之必须,而且对建立大德意志帝国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上可为德国提供粮食和原料.
政治上,这是德国伸手俄英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基地.
因此标洛主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同(土耳其)苏丹结成联盟.
"关于非洲大陆,德国首先计划建立一个自大西洋直抵印度洋的中非殖民地,包括德属西南非洲、葡属安哥拉、比属刚果的一部分、德属东非、葡属莫桑比克(直到赞比西河).
这个势力范围一旦得手,将不仅为德国提供大量的农作物资源、矿产资源和投资场所,而且可拦腰切断英国纵贯非洲的开罗—开普敦殖民体系,并以此为阵地南北伸展,进行非洲大陆的再瓜分.
德国还通过对南非布尔人共和国的支持,不断给英国制造麻烦,迫其就范.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德国更是急于拥有一席之地,特别是给自己在太平洋上建立一个海军基地.
为此,它把目标盯在萨摩亚群岛上.
此处从1889年起实行美、英、德共管,现在德企图攫为己有或独占一部分.
1898年7月,德趁美西战争之机,正式向美国提出:结束三国对萨摩亚的共管,将之移交德国单独占有,同时打算取得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属地加罗林群岛.
美国断然拒绝.
次年,德国利用英布战争之机,在群岛内挑起内讧,抬出傀儡政府,然后恫吓英国,以断绝两国外交关系相威胁.
结果英国被迫让步,1899年签订协定,德国取得了萨摩亚群岛中的两个岛屿.
为实现"大德意志帝国"的计划,早在1905年德国参谋本部就制订了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因主持制订该计划的是当时的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伯爵(1833—1913),史称"施里芬计划".
它的战略设想是: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应集中优势兵力,用速战速决的方法,先在西线分左右两路给法军以"坎尼式"①的围歼.
由79个师组成的右翼,越过比利时和卢森堡,进入法国北部;由8个师组成的左翼留在法德边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这样,德军就以梅斯为枢轴,像一扇巨大的旋转门,将一直横扫到法国沿海地区,南北包围巴黎,"6周内把法国解决掉".
然后移兵东线,击溃俄国,3个月凯旋而归,以摆脱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局面.
从1908年起,接替施里芬的小毛奇便按此方案着手部署兵力.
只待战机一到,德军便可挥戈西进.
萨拉热窝事件1914年6月28日,意欲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为向塞尔维亚炫耀武力,特选塞尔维亚"哀悼日"②这一天到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③检阅军队.
大公和夫人被受塞尔维亚支持的波斯尼亚大学生普林西刺杀.
对刺杀一事是否采取强硬措施,奥地利迟疑不决,它征询其盟国德国的意见.
德国决意抓住这次机会对俄国挑战.
照德国总参谋部估计,俄国要在1916—1917年才能完成军备计划.
英国则一直想避免一场欧陆大战,这次必定取中立立场无疑.
所以即使对俄国开战也仅是一场有法国参加的局部战争而已.
德国决定赶在俄国战略准备完毕之前先发制人.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威廉二世表示坚决支持奥匈采取行动,并说:"要么现在就算账,要么永远不算","必须清除塞尔维亚人,就在现在.
"7月6日,首相贝特曼在给德驻维也纳大使的指令中说:"陛下将根据盟约和古老的友谊,忠实地站在奥匈一边.
"随后,德皇召集首相及军政要员,部署战争动员.
针对奥地利主和派的温和立场,德向奥威胁性地暗示:"如果奥对塞尔维亚妥协(谈判),那就会被人解说为示弱.
这将影响到奥匈帝国在三国同盟中的地位和德国今后的政策.
"在得到德国履行同盟义务的明确答复后,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发出了条件苛刻的最后通牒.
7月25日,奥匈断绝同塞的外交关系,奥皇签署了军事动员令.
就在这一天,德国海军奉命加速装煤,从国际航行中调回公海舰队,所有军官取消休假,立即归队.
欧洲强国谁都知道,局势发展的关键在柏林.
英国人建议由德方设法使维也纳放弃那些无法答应的要求,并连续4次呼吁,由英、法、德、意4国"调停俄奥之间危险的紧张事件".
伦敦当局甚至发出警告:"整个塞尔维亚问题已尖锐到使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进行实力较量的程度",奥如踏入塞的国土,则有爆发欧洲大战的危险.
柏林错误估计了伦敦的态度,置这些呼吁和警告于不顾.
7月27日,在德国的催促下,奥皇签署了对塞宣战书,翌日11点,奥正式向塞宣战.
德国的如意算盘是,奥对塞挑战,引来俄国介入,促使俄、奥、德军事①公元前216年,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率军同罗马执政官在坎尼会战.
汉尼拔以两翼包抄战术围歼罗马军.
②1389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人及其同盟者同土耳其奥斯曼人发生大战,塞败.
从此土统治包括塞在内的巴尔干国家达500年之久.
塞人民为雪国耻,定这一天为全国"哀悼日",每年举行纪念活动.
③萨拉热窝于1908年被奥匈帝国占领.
动员,最后导致德的头号战略目标法国的卷入.
这样,俄国承担战争罪责,英国保持中立,德国便可利用自己的优势打赢这场局部战争,调整巴尔干和地中海的势力范围.
7月29日俄国进行局部动员.
德向俄发出警告:"俄国人的动员如再继续下去,则将迫使我们也进行动员.
"俄国置之不理,7月31日进行总动员.
至于英国的态度,德国失算了.
7月30日,英国就明确表态:与协约国一致行动.
德驻伦敦的海军武官报告说:"如果我们对法国发动战争,英国就将立即用其海军在海上进攻我们.
"这使柏林当局大为震惊.
然而,已走到这一步的德国欲罢不能了,迅捷的军事行动已把它推入战争的深渊了.
参谋本部以每10分钟开出1列军车的速度,在15条复线上,总共运行1.
1万列军车,把40个兵团的200万人运往前线.
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
同日,德国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遭到拒绝.
8月3日德对法宣战.
同一天,德国向比利时发出假道西进的最后通牒,遭拒绝后,德军越过比利时边界.
8月4日,英国向德国发出尊重比利时中立的最后通牒,实际是正式对德宣战.
5日,萨拉热窝事件的主角奥匈帝国在德国催促下,向俄国宣战.
随后,英法先后对奥匈宣战.
意大利、罗马尼亚先取中立后加入协约国集团,保加利亚、土耳其参加同盟国集团.
一场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世界大战就此爆发.
第二节1914—1916年战争和德国的战略转移施里芬计划的失败开战以后,德国基本上按施里芬计划行事,挥戈西进.
在比、法两国边境集结了7个集团军.
左路第六、第七集团军16个师,中路第四、第五集团军20个师,右路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34个师,总共150万人,在300英里长的西线战场上同156万英法联军对峙.
德皇坐镇统帅部,小毛奇出任总司令,大本营从柏林移往距边界100公里的科布伦茨.
8月4日,德军进攻比利时的列日要塞,8月6日攻下列日直逼布鲁塞尔,并于20日占领布鲁塞尔.
随后,西线大军向法国北部推进.
同法军展开了剧烈的"边境交战".
法军一时难以抵挡德军的闪击战,被迫从凡尔登西北全线撤离.
9月2日,法国政府迁往波尔多.
仅10天,德国就占了法国的里尔、苏瓦松等10个城市和一些煤铁矿、小麦、甜菜产区.
德统帅部由科布伦茨移往卢森堡,帝国列车滚滚西进.
柏林当局断定,法军已被击溃,下令乘胜追击,直捣黄龙,把施里芬计划付诸实现.
岂料,法军的撤退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它的主力并没有被摧毁.
法军总司令霞飞及时改变了错误的作战计划,避开德军预定的包围圈,调右翼兵力于左翼,并加强巴黎的防卫.
9月5日,法军主力在巴黎东面的马恩河一带反击德军,这是自开战以来协约国军队的首次战略性进攻.
双方投入约200万兵力,大炮6600多门.
在宽180公里的战线上双方恶战了8天,各伤亡25万人.
9月12日,德第一、二集团军撤退到马恩河以北至凡尔登一线.
协约国在作战中向前推进了60公里.
马恩河会战是开战以来德军的一次严重受挫.
毛奇在德军撤退的当天给他妻子写道:"战争开始时给我们的巨大希望已经粉碎.
"从此,德国便从以歼灭对手为主旨的运动战,变成了从阿尔卑斯山到北海的消耗性阵地战,闪电战略行将破产了.
9月14日,德皇以患病为由免去小毛奇的参谋总长职务,由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汉继任.
转战东西两线的失利鉴于西线的失利,法尔肯汉为打开局面,便将战线向北延伸,企图占领法国北部沿海地带,进而控制拉芒什海峡,使法交通陷于瘫痪,给英国以沉重打击.
联军看出德国意图,采取相应对策.
于是从9月16日至10月15日的30天内,双方展开了"向海跑"的角逐.
德军虽于10月10日占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但仍未能突破联军的防线.
这样,从10月中旬起,双方都转入防御.
在以凡尔登为中心,向两边延伸,形成从瑞士边境到北海海岸的700多公里的战线,双方进入相持状态.
1914年的战事表明,德国要在这次大战中战胜两条战线上的敌国是不可能的了.
总参谋部作了战略调整:集中兵力于一条战线,即"更要害的战争目标"西线.
为此,柏林谋求对俄单独媾和.
按照法尔肯汉的设想,与俄国媾和,法国就会让步,英国如不顺从,则对之实行封锁,迫其屈服.
德国人通过各种渠道向俄国作了试探,但沙皇虑及英国的报复,一再表示不愿"背叛协约国".
在这种形势下,以外交副大臣齐默尔曼为首的主战派力主以东线的军事胜利迫使俄国媾和.
1915年5月,意大利参加协约国作战,形势更不利于德国.
德军开始向东线的俄军防线进击,企图以军事胜利迫俄媾和.
当月德军在(波兰境内的)塔诺夫和戈利策发动一场向俄军中央防线的攻势,并获得了成功.
夏天,德军占领了立陶宛、库尔兰和波兰,夺回加里西亚.
8月,攻占华沙.
10月,占领塞尔维亚.
俄军伤亡、被俘达170多万人.
捷报频传,柏林的国会宣布了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解放",还筹备成立东线军管区,俨然以战胜者的姿态,等候俄国上门求和.
然而,俄军的主力并没有被摧垮.
9月5日,英法俄三国协议不单独媾和.
8月,英国对俄国正式许诺,君士坦丁堡"是你们的".
俄军全力以赴,终于挡住了德军的攻势.
到年底,在从波罗的海的里加湾到罗马尼亚边界的900多公里的东线上,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德国非但未能迫使沙俄单独媾和,反而不得不扩大东线的战争规模,越来越深地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
东线僵持后,法尔肯汉又把战事目标移往西线.
1915年圣诞节前夜,他在给德皇的备忘录中阐述了自己的战略设想:"德国的主要敌人仍然是英国,英国在大陆的主要武器是法国,集中攻击法国,英国手中最好的武器就会被打落了",而后利用潜水战逼迫英国就范.
法尔肯汉同时估计,俄国在1915年遭到了巨大消耗,一时难以复苏,德国无须顾虑东线.
他选择了巴黎西北入口处、被称作圣地的凡尔登为攻击点,扬言要在这里"使法国把血流尽.
"凡尔登是协约国防线的突出部,是通往巴黎的强固据点和法军阵线的枢纽,对德军威胁很大.
为此,法尔肯汉从东线调来50万大军,在凡尔登要塞之外的8英里战线上集中了1400多门大炮.
1916年2月21日清晨总攻开始,德国炮群以1小时10万发的速度,连续对凡尔登三角地区进行了10个小时的轰炸.
之后,双方展开要塞争夺战,法军顽强抵抗.
从2—7月,德军共发动了3次进攻高潮,并首次使用了毒气窒息弹,也未能取胜.
到6月底,德军已损失45万人以上,攻势开始减弱.
与此同时,从6月24日起,协约国发动了索姆河战役,历时5个月,英军首次使用新发明的坦克.
德军顽强抵抗,守住了阵地.
但同盟国的军事形势更加恶化.
法尔肯汉的错误判断同样使德国把血流尽.
8月28日,他被解除参谋总长职务.
次日,德皇任命陆军总司令保罗·贝内克多尔夫·冯·兴登堡(1847—1934)为参谋总长,东线方面军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为副手.
人们寄希望于他们会为德国找到通往胜利的道路.
然而战争已使德国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了.
第三节国内政治危机和人民反战运动国民经济军事化和经济恐慌开战一年多,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部队规模不断扩大,军用物质消耗甚巨.
仅凡尔登一役就倾泻135万吨钢.
自1915年1月起,德军每个师的炮兵连由9个增至12个,工兵连由1个增至3个.
机枪、重炮、工程技术器材的配套也成倍地增长,刚研制、生产的新式武器、飞机、坦克、化学武器源源不断地投入运往前线.
此外,还得给盟友输血,因为柏林当局深知,只有靠德国的武器、弹药和借款,才能稳固中欧集团和拉住联盟伙伴.
这些,使本来并无打持久战、全面战准备的德国深感物质准备的不足.
为了进一步调动国内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德国只得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战争轨道,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家加强对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控制,设立了一系列的特别机构,以对经济实行计划和调整,控制运输和对内对外贸易.
早在1914年就成立了"战时工业管理委员会"和"战备物质管理部",下设59个"军需公司",统一控制矿石、金属、石油、棉花、皮革和油脂等原料的征集和分配,这个机构实际上是经济领域中的军事执行机关.
1916年建立了军事管理局(合并了战备物资管理部)控制着德国本土、被占领区和一部分盟国的战时经济.
这一年,普鲁士成立"战争局",担负着统一指导经济工作的一切职能.
此外,针对食品的短缺,还成立了一系列专门组织,诸如"战时粮食公司"、"中央饲料局"、"中央马铃薯局"、"战时动植物油脂管理委员会"、"中央水果蔬菜局"等等.
这种国家干预生产和经济的措施,实际上是变自由的私人经济为国家控制的需要经济.
而几乎所有的战时经济机构成员都是巨亨大贾,如战备物质管理部的领导人就是通用电气公司的经理瓦·拉特瑙,法兰克福五金股份公司的理·梅尔通、克虏伯经理左尔格等人都占据着军事管理局的重要职位.
这又使国家机器同垄断组织进一步结合起来,为少数垄断资本家盘剥国民、发战争财提供有力的保证.
克虏伯军火公司1916—1917年资产增加了3倍.
劳动组织实行军事化,运用军事专制手段对劳动力调配、劳资纠纷、劳动日和劳动条件等,实行强制措施.
早在战争爆发不久,国防部就下令,应着手建立战时委员会,统管劳动力的调配,规定工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等.
1914年底,通过"关于为祖国志愿服务法",规定所有17岁到60岁的未应征入伍的男子都应参加"祖国志愿服务".
军火工业、农业、医疗和其他对战时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部门都在"志愿服务"之列.
开足马力,发展军需生产.
开战后不久,德国就有7500个以上的大企业(包括冶金、机制、汽车、化工、厂矿)改为生产军需产品.
仅制造大炮的工厂就有182家,生产步枪零件的有150家.
1915年,其军工产品产量超过了其他大国.
到1916年,德国的兵器生产量提高了50%—100%,机枪和火炮猛增了两倍半.
1918年月产机枪近1万挺.
1915年的武器生产国家步枪机枪炮管飞机德国1155000800040004500法国800000600012004489英国613000606434004598俄国74000042502106870沉重的战费负担,加剧了对国内人民的搜刮;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极大地破坏了城乡的生产力;英国的海上封锁,切断了德国向外获取原料和粮食的渠道.
德国出现经济恐慌.
粮食和食品匮乏.
大战之初德国还能从比利时、丹麦等国掠夺粮食.
一年后,当局不得不实行定量配给.
1915年实行面包凭证供应,柏林每人每周2000克面包或1400克面粉,儿童减半,婴儿不供应.
到1916年冬,连最低标准的粮食、食品供应也难保了,蔓菁成了主要食品,人们把这一年的冬天讥之为"蔓菁之冬".
随之而来的是黑市猖獗,投机盛行,粮价和食品价格猛涨.
同战前的一年相比,每公斤马铃薯从7马克6分尼涨至13马克4分尼,黄油从269马克涨至532马克,小麦粉从48马克涨至92马克,大麦从42马克涨至102马克.
1917年德国的粮食产量仅为战前正常年景的一半.
人民忍饥挨饿,怨声载道.
工业原料严重短缺.
尽管德国自己有丰富的煤铁矿,但多数的工业原料均依靠进口,钨、铬、锑、镍、铅、锡、锰等贵金属,硝酸钾、硫、橡胶、油脂等化工原料,棉、毛等纺织工业,更是完全依赖外国.
如今,随着每天成百吨、成千吨的钢铁在战场上倾泻,军工生产成倍增长,从国外进口的渠道一条一条地被堵死,原料的供应日显枯竭.
虽然大力开展研制代用品,如纺织纤维、人造橡胶,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到后来连纺织品下脚料、废纸张、甚至教堂钟和门把手都被收集起来以应军需生产.
民用需要则受严格限制.
劳动力不足.
两线作战,使德国的兵力损伤甚大,官方统计,到1916年2月中旬,已战死67万人,受伤164万人,被俘或失踪32.
3万人.
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又加剧了国内劳动力的紧张,不少工厂开工不足或停工,一些工厂只得依靠妇女、儿童、残废者和俘虏作为劳动后备力量.
为了把战费转嫁到国内人民身上,统治当局又大量发行公债、征税和增加货币发行量.
在总共战费1600亿马克中,靠发行公债就筹集了980亿.
1916年起开始征收的战争赢利税收入仅够支付公债的利息.
纸币发行额从1914年6月的180亿马克增加到1918年底的250亿.
这些又极大刺激了通货膨胀,加剧了经济混乱和恐慌,加深了国内的政治危机.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派"《非常法》被废除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890年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并制定《社会民主党1891年纲领》,消除拉萨尔主义影响,但仍存在机会主义错误.
1895年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
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左、中、右三个派别,中派不断向右派妥协,1913年右派首领艾伯特等人实际上掌握了党的领导机关,控制了大多数党组织.
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鼓吹护国主义,支持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他们进行沙文主义宣传,歪曲战争性质,蒙骗工人.
德国工会总委委员威·杨松在他的《工人的利益与战争的结果》文集中竭力证明:德国进行的战争符合德国无产阶级对幸福和社会安定的要求.
党的主席胡·哈阿兹在8月4日的声明中宣布:"我们不会在危急关头将祖国弃置不顾".
他们甚至蛊惑人心地惊呼德国将遭受哥萨克人的入侵,给战争披上民主政治反对野蛮的沙俄专制政治的自由战争的外衣.
就在德对俄宣战的第二天,8月2日,为修正主义者控制的德国自由工会理事会决定:支持帝国政府在总动员期间采取的措施,停止反资斗争,工会联合会的财力和组织机构应为战争服务.
就在德对法宣战的当天,8月3日,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以74票对14票决定在次日召开的帝国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无条件地同意给帝国政府的数十亿战争拨款.
两天后,党的执行委员会公开号召党员支持战争.
在与政府的谈判中,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爱·大卫甚至表示愿意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民族民主"党.
所有这些表明,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集团已从修正主义进而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了.
然而,右派领导的背叛并未能改变工人阶级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正确态度,拥有100多万成员和占全国成年人口1/3的400多万选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社会民主党左派首先从理论上批驳了"保卫祖国"论和"阶级和平"论,如卡尔·李克卜内西的《进行反对战争的阶级斗争》、《主要敌人是在国内》、《反对军国主义》,梅林的《战争的本质》,卢森堡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等等.
这些论著有力地论证了战争的根源和性质,揭露了帝国主义政府的罪恶政策,戳穿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左派同时从组织上与右派决裂.
就在右翼集团"8·4"背叛的当天,他们聚会卢森堡住所,决定另行召开党的代表会议.
9月21日,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发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彻底改组"的共同呼声.
10月,在柏林、不来梅、汉堡、开姆尼茨、法兰克福、莱比锡等各大城市纷纷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左派小组.
1915年3月5日,社会民主党左派在柏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形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国际派"①.
1916年1月1日,在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蔡特金等的努力下,国际派在柏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
大会通过由卢森堡起草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提纲》,谴责机会主义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背叛行径,规定把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明确提出"以战争对付战争"的革命口号.
会议决定定期发表《政治书信》,①因其主办的杂志取名《国际》而得名.
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第一封通信于1月27日发表.
因发行人匿名为"斯巴达克",史称这次代表大会形成的政治组织为"斯巴达克派".
随着战事的发展,民族沙文主义的外衣不断被剥开,以及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积极活动,人民不断觉醒,反战浪潮不断高涨.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成员投票反对军事预算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增多.
1914年8月第一次军事预算有14人投反对票,第二次(1914年12月)有17人,第三次(1915年3月)22人,第四次(1915年8月)36人,第五次(1915年12月)达43人.
成千上万的劳动大众响应斯巴达克派的号召,积极反战.
柏林、德累斯顿、西里西亚、汉堡、耶拿、莱比锡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工人纷纷罢工,走上街头示威,"打倒战争"、"打倒政府"、"缔结和约"、"我们要面包"、"和平万岁"等口号响彻全德.
市民把反战与反饥饿、反涨价结合起来,他们甚至袭击不法奸商,捣毁食品店.
妇女聚集在国会大厦前,高呼"召回我们的丈夫".
在前线,多次发生德国士兵同交战国士兵携手联欢事件.
在后方,军火工业部门的工人使机器停转.
仅普鲁士,自开战以来,特别军事法庭审理的近8万起刑事案件中,80%都是违反战时禁令的.
兴登堡—鲁登道夫军事专政开战初始,统治集团为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尚能推行立宪政治,接受社会民主党右派提出的所谓"民族民主主义"新路线.
如在1914年7月25日,普鲁士国防部明令:人身、新闻、集会结社等的自由应继续保持,尽量限制建立和运用军事法庭,社会民主党报刊可在军队内部发行.
按照贝特曼的说法:若不与组织起来的工人合作,德国就无法进行这场战争.
议会的权力(尽管是有限的)仍起作用,议员的豁免权得到尊重.
然而,战事的一再失利与国内的反战情绪,使"民族民主主义"新路线和帝国宪政再也难以维持了.
兴登堡、鲁登道夫执掌军权以及"兴登堡纲领"的发布,标志着在德国公开实行军事专政.
1916年8月底,最高统帅部以发布战事命令的形式公布了鲁登道夫起草的"兴登堡纲领".
其中心思想是,实行"军部独裁".
纲领规定:推行"强制措施",加快军火生产,增加劳动强度,抽调工人上前线.
为保证《兴登堡纲领》的实施,1916年11月1日建立了由格伦纳中将领导的军事管理局,控制德国本土、被占领区和一部分帝国盟友的经济.
这是最高统帅部企图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干预、对全国人民的专制统治来保证最高军事纲领的贯彻.
在这种"军部独裁"统治下,军事首领具有内政外交政策的决定权.
1916年底,围绕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一事,首相与军部意见相悖,帝国国会议决:"帝国总理在作出他的决定时,必须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意见.
"副总长鲁登道夫甚至直接负起政治行政职责,如保障国家安全、新闻和通讯检查、保证粮食供应和劳动安排等.
战争初期人民仅有的一点点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
1916年12月2日的"关于为祖国志愿服务法"规定:每个17到60岁的德国男子都有为战争服务的义务,在不直接为战争服务的机关和工厂工作的人都被强制为战争服务,取消自由选择工作和自由迁徙的权利.
鲁登道夫同时严令:不准为工人提高工资,不准罢工,违者一律以叛国罪论处.
无数的社会民主党反战分子惨遭迫害,李卜克内西就是被此"罪名"判刑送往前线的.
整个德国,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到经济活动,活像一座大兵营.
正如斯巴达克派所揭露的:兴登堡—鲁登道夫的军事专政"是要把德国无产阶级赶到兵营中去,是要实行中世纪的劳役和强制劳动,是要把全国变成一座监狱.
"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想用刺刀维持危机四伏的政权,以保证德国的总体战战略.
但结果与愿望相反,军部独裁终把帝国导向毁灭.
第四节帝国覆亡协约国阵营扩大凡尔登战役以后,两大军事集团的厮杀仍激烈地进行,双方都想"彻底击溃"对手,从大战的困境中解脱.
但战争却使各交战国越发陷入泥脚之境.
德国的景况尤甚.
1916年6月开始的索姆河战役,德军投入95个师,仗打了5个月,飞机也开始用于实战,结果却损兵67万,毫无所获.
鲁登道夫哀叹:"军队已经战斗到停顿不前,现在完全筋疲力尽了.
"1916年5月底进行的大战以来首次海上决战——日德兰海战,德军出动各种战舰160艘,结果损失1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实际吨位6万多吨),伤亡3000多人,德国仍未打破海上被动局面,制海权依然为英国所控制.
1917年初,法国发起"尼韦尔的进攻".
此时西线的德国军事实力已大大小于对方了.
协约国在此处的总兵力有400万人,大炮1.
1万门,飞机1000架,坦克200辆.
德军仅有兵力250万人,大炮2000多门,飞机600多架.
德军只得退守"兴登堡防线",依靠密布的坚固的地面工事抵御敌人的进攻,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此外,在1917年6月的伊普尔战役,8月的里加战役,还有空战、潜艇战、毒气战、坦克战等,德军虽时有获胜,但终因兵力分散、战线太长、后方不稳、物质奇缺而难有进展.
为扭转困局,柏林当局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谋求单独乃至全面媾和.
早在1915年,德国就通过丹麦向俄国作和谈试探.
接着,又通过俄国皇宫的一女侍官向沙皇接连递信.
1916年7月起,德俄双方在瑞典首都频繁进行非官方的外交和谈.
德国试图与俄国单独媾和,以分化协约国集团,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
只是因俄国受制于英法俄三国协约,以及国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德俄单独媾和未获成功.
1916年下半年,随着各交战国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加剧和阶级、民族矛盾的激化,人民和平呼声日高,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也积极活动.
德国抢先提出和谈,以缓和国内外矛盾.
12月12日,德国政府以自己及其同盟国的名义向协约国发出照会,建议和谈.
但没有提出具体条件,只是泛谈"和平与和解".
贝特曼踌躇满志地以为协约国的答复"将不会是拒绝".
然而他对形势的估计又错了.
在协约国阵营中,主和派的力量尚不足以左右政府的政策.
法国的白里安政府视德国的和谈为"陷阱",英国刚上台的劳合·乔治则是带着一个争取全面胜利的方案执掌政权的,俄国不敢单独行动.
12月30日,协约国集团以"赎罪、赔款和保证"的前提条件回答了德国的和谈建议.
在德国国内,关于媾和的条件,社会民主党等一些政治派别主张立即实行"不割地和不赔款"的谅解媾和;军人集团则谋求德国欧洲霸权和殖民霸权地位的胜利媾和.
两种媾和方式的较量中,后者明显占了上风.
泛德意志协会、东疆协会、海军协会、国防协会、6大工农业经济团体以及各种绅士贵族团体等沙文主义组织发表联合请愿书,竭力反对"放弃战争目标的媾和",强调"唯独有赔款的、能扩大势力和领土的媾和,才能永远确保我国人民的民族生存、世界地位及其经济发展的自由".
主战派的压力和协约国的强硬态度,使贝特曼政府的和平攻势遂告破产.
德国要挽回败局,实现"胜利之后重建",就只有再回到战场上了.
根据海军上将蒂尔匹茨"用强有力的尽可能残酷的潜艇战"去剥夺"英国岛国的便利形势"的建议,1917年1月9日,德皇召开御前会议作出决定:"恢复无限制潜艇战".
2月4日柏林当局发表声明,宣布下列各区为航行危险区:整个英吉利海峡、北海(荷兰和挪威沿岸除外)、爱尔兰以西400海里以内的大西洋水域、整个地中海(西班牙东南两面小片水域和希腊近海狭窄走廊除外).
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初期确见成效,1至4月共击沉协约国和中立国船舶1000多艘、200多万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潜艇共击沉敌国船舶6000艘、1500万吨).
同时,它也招来了美国的参战.
从2月至4月,有10艘美国船只被德国潜艇击沉,当时,德正拉拢墨西哥、日本结成反美联盟.
因此当3月18日3艘美国商船被击沉、大批美国人丧生的事件发生后,美国便大造舆论,在国内掀起反德浪潮.
4月2日,美国提前举行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于4日和6日通过对德宣战的决议案,拨款70亿美元以应军需.
美国参战,直接影响了巴西、加拿大、暹罗、澳大利亚等中立国的态度.
1917年共有23个国家投入协约国行列.
5月,美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先后动员了275万人加入正规军,将200万兵力陆续派往前线.
与此同时,美国完全中止了对同盟国的军火供应.
面临危局,德国军部认为这状况均系贝特曼无能所造成的.
7月中,威廉二世批准了贝特曼辞职,普鲁士副财政大臣兼粮食特派员格奥尔格·米哈埃利斯接任首相.
"兴登堡防线"的崩溃1917年4月,德国最高统帅部为避免决战,把西线军队撤到兴登堡防线.
该防线于兴登堡上台后始建,1917年初完成.
整个防线精心设计,工事密布.
重要部分防御纵深达15公里,分主要地带、中间地带和后方地带,各配有铁丝网障碍、堑壕钢筋混凝土碉堡.
1917年下半年和1918年初,德军凭藉这条坚固防线抵御了协约国军队的几次攻势.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俄前线士兵反战情绪增强,俄军全线溃退.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府宣布退出战争,1918年3月3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德军减轻了东线的压力,军部便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在西线作最后一搏,以求赢得胜利.
鲁登道夫写道:"1917年至1918年岁序更迭时,陆上情况由于俄国退出战争而变得对我们比一年前较为有利.
如同1914年和1916年一样,我们又能给自己提出以陆上进攻来解决战争的任务.
"德国决定趁大批美军抵达欧洲前打败英法联军,于1918年3月—7月连续发动五次大规模进攻.
1918年3月21日,德军的178个师在西线125英里战线上摆开.
向圣康坦以南的英法两军防线结合部发起攻击.
这是本次大战最大的一次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近180个师.
德军以猛烈的炮火摧毁敌阵地,迅速推进,至3月27日进抵距巴黎仅32英里的蒙迪迪埃镇.
可是,德军缺乏快速部队,人力严重不足,无法扩大战果.
打开的缺口很快被封闭,进攻速度骤减.
统帅部目睹有"被拖进一场消耗战中去"的危险,于4月5日下令全线停止战斗.
在这次战役中,德军虽获一些战绩.
但以伤亡了24万人的代价却未能达到突破联军防线、分割英法军队并将之各个歼灭的预定战役目的.
4月9日,德军在从拉巴塞运河到奥莱贝克宽约36公里的进攻正面上,集中了29个师、2000门大炮和400多架飞机,向英军发起攻击.
打了20天,撕开了联军一些缺口,推进了18公里,又由于同样的原因无法扩展战果.
损兵8.
6万,击溃英军并攻占沿海地带的战役目的又落了空.
连续二次失败,最高统帅部并不甘心,鲁登道夫强令:"我们必须保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主动权,并且在第一次大突击后,一有可能就实施第二次突击.
"于是,在5月27日至6月13日,德军又分别对谢曼代达默和贡比涅的法军阵地发动了两次进攻,结果死伤、被俘了12万人,又一无所获.
兴登堡过高地估计了前几次战役的战果,决意再攻,使德军从阵地战的僵局中摆脱出来,并赢得胜利,或者迫使协约国同意缔结体面的和约.
7月15日再次发起马恩河突击战.
然而此时的德军已锐气大减了.
在联军强有力的狙击下,仅打了2天,强渡马恩河的部队只得北撤,又一次失败,德军终于停止了进攻.
经过在西线的几次攻击,德国的战略态势已大大恶化了:整个兴登堡防线暴露了亚眠、佛兰德、马恩河等突出部,不但增大了战线的总长度,而且留给敌方从翼侧实施反击的有利地域;几次大战役共损失近百万人,兵源枯竭,每月需补充16万人,却仅能满足6万人;西线的力量总对比,协约国已优势在握,拥有200个步兵师和10个骑兵师(约360万人)、2万门大炮、5000多架飞机和1500辆坦克,德军仅有200个步兵师(230万人)、1.
8万门大炮、3000架飞机.
战略的主动权开始转到协约国手中.
7月12日至8月4日,协约国在马恩河约135公里宽的正面发起进攻,将德军击退40公里,解除了巴黎的威胁.
8月8日,联军发起亚眠战役,经过5天激战,在75公里的正面上推进了10多公里,保障了协约国战略上的主动权.
鲁登道夫供认:8月8日是德军的"黑暗日子".
在以后的两个月中,联军又陆续发动进攻,兴登堡防线土崩瓦解.
德国投降和帝国覆亡亚眠战役失败后,最高统帅部已意识到无法战胜对手了.
8月13日,鲁登道夫在最高统帅部会上总结战争形势时指出:德军再也无力攻垮敌人,必须进行和平谈判来结束战争.
第二天,威廉召开御前会议,决定通过荷兰女王提请协约国和谈.
然而,握有军事主动权的英法联军,此时计划着的却是对德国进行毁灭性的战争.
8月20日,协约国军又发起进攻,逼得德军不断后撤.
9月3日,协约国指挥部决定,以全部兵力同时在北海至马斯河420公里宽的正面上,沿向心方向实施全面进攻.
到10月下旬,德军全部被赶出热尔芒、根丹、布伦吉利达、克里姆吉利达阵地.
德国败局已定.
战争不断教育了人民,俄国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人民.
进入1918年,德国的工人阶级又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
1月28日至2月4日,爆发了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月罢工",柏林5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立即实现无兼并和无赔偿的和平.
很快就波及到帝国的所有工业中心,全国100多万工人投入罢工行列.
6月至9月,又掀起全国性的罢工浪潮.
德国人民认识到,不推翻德国的容克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便不可能实现普遍的和平.
斯巴达克派在《决定性的时刻》等传单中提出:争取和平的口号应同推翻帝国主义、实现德国彻底民主化的口号结合在一起.
10月7日,在柏林召开斯巴达克派秘密代表大会,号召无产阶级推翻军国主义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
士兵厌战情绪日益增高,"我们不可能打胜"成了9月以来士兵寄回的家书的基调.
10月29日威廉港海军哗变,11月初北德基尔、布龙斯比尔、汉堡和库克斯等北德各个海港的海军都哗变了.
起义烈火燃遍全国.
统治集团一片混乱.
首相一再易职,早在1917年11月1日米哈埃利斯就被巴伐利亚的国务大臣冯·赫尔特林所取代.
一年不到,1918年10月3日,巴登亲王麦克斯又取而代之.
月底,鲁登道夫被德皇撤职,做了战争败绩的替罪羊.
10月28日,帝国国会通过修改宪法的法令,决定向议会政体过渡.
在此同时,政府不断发出呼吁,请求停战.
10月3日和12日,两次照会美国总统威尔逊,表示愿意以他1月8日的"14点方案"作为和谈的基础.
帝国政府想以对内的"政治改革"和对外的停战和谈来挽回自己的灭亡.
但为时已晚了,军事上的惨败、国内沸腾的革命形势以及同盟国集团的土崩瓦解,使它们的所有挣扎都是徒劳的.
协约国拒绝德国的任何有前提的和谈.
11月8日,德国组成了以文职人员为首的代表团到贡比涅森林的雷通达车站接受联军司令福煦的停战条件:德军在14天内撤出所有的占领区,协约国军占领莱茵河左岸,德国立即放还全部战俘,德军交出武器、车辆、舰艇、潜艇,对德封锁暂不撤销.
德国代表团必须在72小时内答复.
帝国政府别无选择,于11月11日(除以"布尔什维克主义危险"为由在交出武器上稍作讨价还价外)签字接受停战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1月9日,在德国工人和士兵革命威力的震慑下,巴登亲王宣布德皇逊位,威廉二世逃亡荷兰.
统治德国近半个世纪的霍亨索伦王朝寿终正寝,德意志帝国随之灭亡.
第八章魏玛共和国第一节十一月革命柏林起义和人民代表委员会十一月革命的爆发,既是一次大战期间德国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又同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关.
1918年11月3日基尔港水兵反对同英国舰队作战,举行起义,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揭开了十一月革命的序幕.
革命浪潮迅速向全国蔓延.
在短短的几天里,吕贝克、汉堡、不来梅、汉诺威、马格德堡、不伦瑞克、奥尔登堡、什未林、罗斯托克、科隆、德累斯顿、莱比锡、慕尼黑等地相继革命,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
但对全国政局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柏林的革命.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为了控制群众运动的发展,11月7日,社会民主党领袖艾伯特和谢德曼根据社民党执委会的决议,向马克斯首相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皇帝和皇太子立即退位,并扩大民主的范围.
但遭到威廉二世断然拒绝.
社民党宣布退出政府,并决定9日上午8时发动总罢工.
11月9日早晨,几十万工人士兵响应号召,从各城区和郊区涌向市中心.
起义者解除警察和军官的武装,占领警察总局等重要建筑物,到中午时分已控制了柏林.
中午12时,马克斯首相见大势已去,不等威廉二世明确答复,就擅自宣布皇帝及皇太子已决定退位,随后把首相职务移交给艾伯特.
威廉二世逃往荷兰.
艾伯特接任首相后,立即发表公告,允诺组织一个各政党都支持的"人民的政府",其目标是"尽快地给德国人民带来和平,并牢固地建立其已获得的自由",同时要求民众离开街道,"维护秩序".
他希望尽快举行普选,召开制宪国民会议.
由会议来决定政治大事,包括采用何种政体问题.
11月9日下午起,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组阁谈判.
独立社民党根据李卜克内西的意见,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遭到社民党拒绝后随即作出妥协,同意不触动旧的国家机构和军队,不驱逐原政府部长,并在革命成果巩固后召开制宪会议.
11月10日上午,双方达成协议,成立名为"人民代表委员会"(亦译"人民委员会"或"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临时联合政府.
人民代表委员会由6名委员组成,即社民党人艾伯特、谢德曼、兰茨贝格,独立社民党人哈泽、迪特曼、巴尔特.
艾伯特和哈泽任主席.
社民党领袖把实现国内政治经济生活平稳运行放在首位,因此政府各部除内政、军粮、经济三部改由社民党或独立社民党人任部长外,其余各部都由原部长留任.
部长以下的官员也都暂留原职.
11月10日下午5时,柏林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由巴尔特主持.
会议宣布德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属于工兵苏维埃,同时以压倒多数批准人民代表委员会为临时政府.
会议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在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德苏维埃执委会的职权,对临时政府拥有监督权.
11月12日,人民代表委员会公布施政纲领,宣布"由革命产生的政府的政治领导是纯粹社会主义的,它以实现社会主义纲领为己任".
纲领规定:取消戒严状态和对集会结社的限制,人民享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释放政治犯并撤销对政治案件的起诉;废除奴婢制度及针对农业工人的非常法令;保障个人自由和安全,保护私有财产免受任何个人的侵犯;最迟从1919年1月1日起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恢复劳动保护制度,由国家和市镇出钱救济失业者,扩大就业机会;改革选举制度,实行男女公民平等、秘密、直接的选举制和比例代表制,选民的年龄下限从25岁降到20岁.
在执政过程中,人民代表委员会曾推动全国雇主协会和工会之间原先已开始的谈判,促使它们于11月15日签署了《雇主协会与工会合作协定》.
协定规定维护雇工的利益,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劳资双方对等地成立中央理事会议保证协议得到履行.
同时,临时政府还改革疾病保险法,将保险范围扩大到雇工和仆役,并对失业者实行社会救济.
人民代表委员会还于11月24日成立了考茨基为主席的"社会化委员会"以研讨"社会化"问题.
但由于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都把缓和劳资矛盾和恢复生产作为主要任务,以提高生产率作为衡量社会化是否成功的标准,因此除了表示煤、钢工业实行社会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外,没有及时提供有关社会化的建议和设想.
为了阻止革命运动在农村蔓延,11月12日,人民代表委员会号召组织"农民苏维埃",由大地产占有者、小农和农业工人的代表共同参加.
同时,政府宣布农民不许对农村的"所有权和生产关系"进行"非法"干涉.
这样,原应成为革命组织的苏维埃成了维护旧秩序的工具,农民自发兴起的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遭扼杀.
在民众起义的浪潮中仓促执政的人民代表委员会没有可资依赖的军事力量,由于柏林驻军士兵苏维埃的反对,它也放弃了组建赤卫队的打算.
为了尽快恢复国内"秩序",镇压斯巴达克同盟鼓动的革命运动,艾伯特采取了同旧军官团合作的对策.
11月10日晚,艾伯特和军官团首脑人物格罗纳达成一项协议,政府允诺恢复秩序,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维护军官团的权力,军队则保证支持艾伯特政府.
在外交上,艾伯特政府惧怕苏俄对德国民众的革命影响.
企图以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敌视苏俄等行动换取协约国对德国的宽大处置,采取了亲协约国、排斥苏俄的政策.
人民代表委员会号称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府,以实现社会主义纲领为己任,尽管它承认了人民群众在革命过程中争得的民主权利,但其政策基本上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的范畴.
它基本上保留了第二帝国时期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旧的司法系统几乎原封未动.
1918年12月16—21日,全德工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
在出席的485名代表中,社会民主党的代表288名,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87名,斯巴达克同盟当时还是独立社民党内的一个派别,它的代表仅10名.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没有被选为代表.
一些代表两次提议让他们列席会议,但遭到否决.
会议开幕那天,斯巴达克同盟组织25万工人群众在会场外举行示威游行,并派出代表,冲进会场,向大会提出"宣布德国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全部政权归工兵苏维埃"等口号.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艾伯特、迪特曼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
会议否决了关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提案,规定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国会会议选举;在国民会议作出决定之前,全德苏维埃把立法权和行政权都移交给人民代表委员会.
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行使对政府的"国会监督权".
独立社会民主党对"监督权"的细则有不同意见,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
德国共产党成立和柏林一月战斗十一月革命爆发后,独立社民党的右翼领导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合流,一起组成联合政府扼杀革命,使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斯巴达克派认识到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划清阵营的重要性,11月11日,斯巴达克派改组成"斯巴达克同盟",由13人组成的同盟"中央"作为最高领导机构.
由于卢森堡等许多成员反对退出独立社民党,希望从该党内部扭转党的发展方向,因此同盟作为一个整体继续留在独立社民党内.
随着社会民主党控制的人民代表委员会采取排斥左派、仇视苏俄的态度越来越明朗,斯巴达克同盟在提议召开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以制定革命政策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决定退出该党,同"不来梅左派"联合,组建德国共产党.
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德国共产党举行建党代表大会,会议以卢森堡起草的纲领性宣言《斯巴达克同盟想要做什么》为基础,制定了党纲.
德国共产党要求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要求由全德苏维埃中央委员会行使最高立法与行政权,废除艾伯特政府,反对由国民会议决定国家前途.
同时要求苏维埃组建工人民兵队和赤卫队,解除全部警察、军官及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的武装.
由于艾伯特政府宽容反苏维埃的部队,竭力排斥怀有革命情绪的人民海军师,引起独立社民党人不满并退出临时政府,一部分左翼独立社民党人倾向并接近新成立的共产党.
艾伯特政府调集政府军队和"志愿兵团"①共约1万人,屯驻柏林南部和西南部.
1919年1月3日,普鲁士内政部以独立社民党人已退出内阁为由,要求左翼独立社民党人艾希霍恩辞去柏林警察局长职务.
艾希霍恩拒绝辞职.
翌日,普鲁士政府将他免职.
当晚,为抗议艾伯特政府免除艾希霍恩的职务,柏林革命工长组织执委会召开会议,独立社民党大柏林组织执委会成员和共产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皮克出席会议.
大部分与会者主张号召工人举行武装示威,使用暴力手段推翻艾伯特政府.
次日,组成了包括李卜克内西在内的53人"革命委员会".
柏林的工人和士兵响应号召,从1月5日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随后按照革命委员会的部署,陆续占领《前进报》社、警察局、火车站等重①即Freikorps,一译"自由团".
一次大战结束后由反动军官召募退伍军人、冒险分子、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失业青年组成.
各地"志愿兵团"之间无统一指挥机构或固定联系.
它们以镇压革命、反对民主、反犹排犹、复辟君主政体为己任.
曾被艾伯特政府和魏玛政府用于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和东部民族运动.
要据点,使总理府等少数地方几乎成为孤岛.
1月6日,革命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艾伯特政府已被推翻,革命委员会担负起政府的全部职能.
但是,全德工兵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宣布支持艾伯特政府,并授予它镇压起义的非常全权,柏林苏维埃执委会也以12票对2票赞成将艾希霍恩解职.
独立社民党右翼领导人主张同政府举行谈判,并获得大部分革命工长组织领袖的赞同.
政府利用谈判所赢得的时间,组织力量准备实行镇压.
卢森堡等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对起义的条件是否成熟抱冷静的态度.
但是,当工人士兵响应革命委员会的号召展开夺权斗争时,德共中央则力求推动斗争取得尽可能大的胜利.
1月8日,德共发出关于保卫革命成果和武装无产阶级的号召书,赞扬工人士兵的起义行动,告诫群众"不要依赖会议和谈判",呼吁起义者解除反革命的武装,组建武装赤卫队,"把革命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同日,德共中央举行会议,约吉希斯和卢森堡谴责独立社民党领袖同政府举行谈判,并从革命委员会中召回李卜克内西和皮克.
1月8日,艾伯特政府中断谈判,柏林地区总司令诺斯克指挥军队进攻工人占领的据点.
独立社民党领导机关重新号召工人拿起武器进行战斗,但难以扭转局势.
1月10日夜,政府军开始进入市中心,13日控制整个柏林,并逮捕了约吉希斯等人.
政府军和"志愿兵团"对起义群众残酷镇压,肆意杀戮.
15日晚,"自卫民团"根据社民党"国会团"密探的报告,在秘密住处逮捕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把他们解送到近卫骑兵师指挥部.
该师反动官兵对他们进行审讯和毒打,然后在押往监狱途中以"企图逃跑"为借口击毙李卜克内西,又把卢森堡枪杀后抛尸于兰德维尔运河.
事后,政府虽审理了屠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一案,却没有严惩凶手.
柏林一月战斗是李卜克内西、皮克等共产党领导人和部分独立社民党左翼领袖在面临艾伯特政府挑衅时,试图推翻政府、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尝试.
但是,当时推翻艾伯特政府的条件还不成熟,部分工人士兵满足于刚刚开始的"民主时代",城乡小资产阶级迷恋私有制,许多人站在政府一边,而德共刚刚成立,没有能力领导一场大规模的夺权斗争,独立社民党主要领导人反对起义,热衷于同政府谈判,因此,起义很快遭到失败.
在柏林一月起义的影响下,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鲁尔区、不来梅和中德各地的工人士兵也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建立苏维埃政权.
1月10日,不来梅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3月上旬,柏林工人再次举行罢工和起义,要求政府履行全德工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
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在政府军队镇压下这些斗争相继遭到失败.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十一月革命浪潮中,巴伐利亚民众推翻维特尔巴赫王朝,成立了以独立社民党人艾斯纳为首的巴伐利亚共和国.
艾斯纳政府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范围内,并在1919年1月中旬组织了邦国民会议选举.
选举结果,巴伐利亚人民党和社民党取得议会绝对多数,独立社民党遭到惨重失败,艾斯纳也被人暗杀.
根据选举结果,邦议会授权社民党人霍夫曼组建政府.
但是,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
4月7日,以独立社民党人和社民党人为主体的工农兵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由无政府主义者兰道尔和慕尼黑独立社民党主席托勒尔组织政府.
共产党人以条件不成熟为理由拒绝参加政府,并称该政权为"虚假的苏维埃共和国".
霍夫曼政府遵照艾伯特的指示逃往班贝格,仍以"合法政府"自居.
4月12日—13日,霍夫曼策动慕尼黑"保卫共和国同盟"和驻军在巴伐利亚首府发动大规模暴乱.
共产党人领导工人士兵用武力平息了暴乱.
4月12日晚上,慕尼黑各工厂委员会和兵营委员会宣布原慕尼黑工农兵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已不复存在,全部立法和行政权转交给由15名共产党人、独立社民党人和社民党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
行动委员会又选出以共产党人勒菲内为首、包括左翼独立社民党人的四人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真正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建立了红军和赤卫队,武装了3万多工人.
采取了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工人接管企业、银行社会化等措施.
但是,当时慕尼黑民众中改良主义情绪还相当浓厚.
在4月26日召开的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上,托勒尔等独立社民党领袖要求撤销苏维埃政府的部分革命措施,允许资产阶级报纸出版,重新雇用旧警察.
代表大会接受了这些提议,并决定成立"本地的"政府,要求一切非巴伐利亚人退出.
由于很多慕尼黑共产党领袖不是本地人,共产党人被迫退出行动委员会.
4月28日,组成了以托勒尔为首的新的行动委员会.
4月30日,霍夫曼政府调动了诺斯克的部队和志愿兵团6万人包围慕尼黑.
尽管共产党人退出了行动委员会,但还是领导红军顽强抵抗,5月5日,战斗基本结束.
勒菲内被谋杀,许多工人被杀害,6500人被监禁.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被镇压,标志着十一月革命的结束.
十一月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十一月革命的重要成果是推翻了君主立宪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共和国,加速了德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这次革命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地位,使容克——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变为资产阶级——容克的联合专政.
民众在革命过程中赢得了集会、言论、新闻自由和普选权等民主权利,废除了农村中半封建性的特殊法规如奴婢制度等,重新在法律上确定了8小时工作日制.
十一月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场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是1848年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但是,引起这场革命爆发的原因主要是德国在一次大战中的失利;革命前没有掀起大规模的、深入人心的民主宣传运动,大部分民众是为了摆脱生活困境、维护切身利益,而不是追求某种理想加入革命斗争的.
在革命过程中,社会民主党领袖把阻止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放在主要位置上,致使革命没有触动旧的国家机构和军队,留任大批帝国的官员和将军,没有触动容克贵族的地位.
以致于革命后诞生的国家成了"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
在国家稳定发展时,大部分人士能够接受民主共和政体,但是在遇到政治经济风浪时,崇尚权威和专制、崇尚武力和战争的潜意识就会在一部分人的灵魂中急剧膨胀起来.
当时德国已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十一月革命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影响,因此德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了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客观条件.
但是在主观条件上,最大的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其领袖坚持改良主义政策,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独立社会民主党内虽然有不少真诚的革命战士,但是该党的思想不统一,其领袖在关键问题上总是妥协动摇,倒向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成立时间短,缺乏成熟的领袖人物,因此没有能力领导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革命运动.
大部分工人士兵处于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下,工兵苏维埃基本上控制在这两个政党的领袖手中,致使社会主义的尝试未能成功.
第二节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资产阶级政党的分化组合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德国的政治形势和政治气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为了适应新形势,很多政党实行了改组.
天主教中央党曾一度改称基督教人民党,但很快就恢复原名.
它是一个以宗教教派和宗教利益为凝聚力的政党,成员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但主要代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资本家、南德大地主和天主教教士的利益.
十一月革命初期,该党对革命持反对态度,认为帝国末期马克斯亲王政府进行的改革已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组建魏玛共和国的过程中,它逐渐采取合作的态度,成为共和国的支柱之一.
20年代前期,该党的领导权掌握在埃茨贝格尔和维尔特等左翼人士手中,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则由右翼人士卡斯和布吕宁等人司掌.
巴伐利亚部分天主教徒不赞同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紧密合作,另行组建了巴伐利亚人民党.
然而在政治活动中,巴伐利亚人民党是天主教中央党的盟友.
1918年11月20日,原进步人民党改组成德意志民主党.
该党吸收了一部分左翼民族自由党员和大量自由派知识分子,主要代表中小工商业资本家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
初期除瑙曼主席外,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神学家特勒尔奇、历史学家迈纳克等著名人物也是该党领导人.
该党追求资产阶级民主,要求扩大社会福利,但竭力反对工人政党单独执政.
随着1919—1920年瑙曼和韦伯相继去世,该党的激进倾向日渐减弱,其创建人之一沙赫特同希特勒实行合作.
同年11月23日,原民族自由党改称德意志人民党,由斯特雷泽曼任主席.
该党代表加工工业和大商业资本家的利益,早期反对民主共和制度,赞成君主制,但主张实现"民主、普遍、平等和不记名的选举权".
它的主要竞选纲领是实行个体经济、自由经营企业、在国内外实行民族主义政策.
魏玛共和国建立后,该党逐渐采取承认现实的态度,拥护共和政体.
同年11月24日,原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合并组成民族人民党,并吸收了原基督教社会党和人民自由党的部分党员.
该党政见保守,谴责十一月革命,鼓吹种族主义和保存私有制,追求正统的基督教教义,倾向于恢复君主立宪制.
该党党员来自各个社会阶层,但主要支持者是重工业垄断资本家、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
它还得到泛德意志协会、德国店员协会和基督教新教部分成员的支持.
1918—1924年,由奥斯卡·赫尔格特任主席.
除政党外,一些政治性或准军事性团体在德国政治生活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十一月革命期间成立的全国性准军事组织是"钢盔团"(全称"前线士兵联盟钢盔团").
该组织1918年12月23日由预备役军官泽尔德特和原总参谋部军官迪斯特贝格创立,成员多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退伍军人和抱有沙文主义思想的青年,集会时着灰色军制服.
该组织反对革命,鼓吹复辟霍亨索伦王朝和对外扩张,在实际活动中经常同民族人民党合作.
国民议会和魏玛宪法艾伯特政府执政后,把召开国民会议置于重要位置.
1918年11月25日,代行原联邦参议院职责的各邦政府联席会议批准举行新的选举并召开国民会议.
12月中旬,全德工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1919年初举行国民会议选举.
1919年1月19日,国民会议选举如期进行,83%的选民参加投票.
社会民主党得票37.
9%;独立社民党得票7.
6%;共产党没有参加选举.
工人政党共获得国民会议44%的席位.
其它政党,中央党得票19.
7%;民主党得票18.
55%;民族人民党得票10.
3%;人民党得票4.
4%.
2月6日,国民会议在图林根邦的小城魏玛召开,由中央党人费伦巴赫任主席.
会议开幕当天,全德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委员会即把权力移交给国民会议.
2月11日,会议以277票(总票数379票)选举艾伯特为临时总统(1922年10月22日,国会通过决议延长其任期至1925年6月30日).
13日,任命谢德曼为总理,负责组织政府.
由于社会民主党只获得总数中1/3强的席位,需要和独立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但它要求独立社民党放弃暴力革命、接受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为先决条件,遭独立社民党拒绝,于是社会民主党同中央党和民主党合作,组建联合政府.
这三个政党的合作被称为"魏玛联盟".
从此,魏玛政府取代人民代表委员会,在德国行使政权.
国民会议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制订宪法.
早在1918年11月15日,人民代表委员会就委托民主党人、内政部长普罗伊斯主持起草宪法.
翌年1月20日,经有关方面修改的宪法草案向全国公布.
2月24日开始,国民会议及其宪法委员会对宪法草案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审议.
7月31日,宪法最后定稿以262票对75票在国民会议获得通过,8月14日公布生效.
宪法共181条,分3个部分,内容分别为:德国政体、制度、政府组成及其权限;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经济生活.
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德国为共和国",正式宣告废除帝制.
因此新国家一般被称为"德意志共和国"或"魏玛共和国".
国旗是象征1848年传统的黑、红、金三色旗,由于一部分人不愿意割断同第二帝国的联系,宪法规定商船旗帜采用黑、白、红三色,但必须在左上角增添新国旗的颜色.
1922年8月11日,又规定《德意志高于一切》一歌为国歌,该歌曲是诗人法勒斯勒伯尔于1848年根据约瑟夫·海顿1797年为奥地利帝国国歌所谱的曲子重新填词而成的.
关于中央政府同各邦的关系,普罗伊斯的原稿强调中央集权,对各邦的自治权作了较大限制,并主张将最大的邦普鲁士分为几个小邦.
但这些条款遭到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邦的坚决反对.
宪法定稿时将双方意见折衷,规定德国实行联邦制,各邦有自己的议会、政府、宪法和警察,并保留相当的自主权利,特别是在教育和税收方面,当公共秩序和安全遭到严重危害时还有权动用军队;各邦必须采用共和政体,实行普选制和比例代表制,其外交、国防、殖民、货币、关税、财政、邮电等权都归联邦政府;联邦立法高于各邦立法,总统有权使用武力迫使各邦政府遵守联邦宪法和法律,联邦政府有权变更各邦疆域或设立新邦.
宪法完全取消了普鲁士邦的特权.
立法机构由上议院(参议院)和下议院(国会)组成.
国会由年满20岁的男女公民根据"巴登制度"型的比例代表制原则直接选举产生.
该选举制度不确定议席总数,每6万张选票设一个议席,议席总数由投票人数决定;各政党在各邦所获选票的尾数可以相加,最后剩余的选票满3万张即可增加一席.
国会的权力比帝国时期大为扩展,它是最高立法机构,有权宣战和媾和,有权否决总统颁布的紧急法令,也可以采用由2/3成员中2/3赞成票通过决议的办法修改宪法,总理及各部部长必须对国会负责并得到国会信任.
参议院由原联邦参议院改组而成,它由各邦政府选派代表组成,每个邦至少有1名代表,大邦则每100万人增派1名代表.
为了限制普鲁士的地位,宪法规定任何邦所占的席位都不能超过总席位数的2/5,而且普鲁士所占的26席中,邦政府选派的代表只能占13席,另13席由其所辖的地方省摊派.
参议院有权批准或否决法律,如果国会与参议院意见不一致,国会有权以2/3多数票重新通过该项法律,使之生效.
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7年,可以连选连任.
在总统选举中,如果无一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则举行第二轮选举,并允许新的候选人参加,由得票最高者当选.
总统在任期内,可由国会2/3多数提请公民投票予以免职.
总统有权任免军官并统帅军队,但他对军队发布的命令必须由总理或部长副署.
如一项法令草案在国会和参议院表决结果不同时,总统可以下令举行公民表决.
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总统有权解散国会,但出于同一原因,仅得解散一次.
新选举最迟应于国会解散之第六十日举行之".
第四十八条规定,"如某一邦不履行其依照联邦宪法或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时,总统有权使用武力强制它履行.
如德国境内的公共安宁和秩序受到严重扰乱或危害时,总统为恢复公共秩序和安宁,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需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并宣布宪法规定的某些个人权力无效.
总统有责任将有关法令通知国会,国会没有必要批准这些法令,但它可以经过表决废除它们.
第五十三和五十四条规定,"总理,以及由总理推荐的联邦政府部长必须由总统任免",但是,他们为行使职责,必须取得国会的信任,当国会对其中之一明确表示不信任时,该官员必须立即辞职.
"与其它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相比,德国总统的权力是比较大的.
宪法制定者的初衷,是希望在不指定具体人选的国会比例选举制度之外,增设一种投票给特定人选的总统直接选举制作为均衡因素,在作为各政党和利益集团纵横捭阖场所的国会之外,设置一种超然于党派利益之上的国家权力来互相制衡.
在这些条款中,除了国会对总统紧急权力的制约存在一个时间差以外,总统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加强,使国家在处于危急状态或党派斗争激烈时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是具有某种合理因素的.
然而,德国民众的君主意识和集权意识比较浓厚,魏玛民主共和政权的社会基础比较薄弱,并缺乏稳定而强有力的政党支柱,当各种反民主的因素处于一种最佳组合状态时,总统紧急权力就会成为野心家阴谋家摧毁民主制度的工具.
奥匈帝国崩溃后,奥地利临时国民会议曾于1918年11月12日宣布成立奥地利共和国,并吁请德国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实施德奥合并,成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
德国国民会议开会期间,奥地利政府派遣特使卢多·哈特曼与会,参与制宪工作.
宪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德奥合并,"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在并入德意志国家后,将获得参加全国参议院的权利,其席位数由人口数决定".
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部分中,宪法规定"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法特权和由出身或等级所造成的不利地位,概行废止;贵族的衔称仅作为姓氏的一部分,而且今后不再颁给.
"宪法还保证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根据宪法规定,选民拥有立案权,一项提案获得1/10选民的赞同后即可提交国会,如果该提案遭到国会否决,必须就此进行公民表决.
在"经济生活"这部分中,宪法保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每个公民拥有经济上的自由权,国家有权资助失业者的生活,实行社会保险政策.
宪法允许工厂委员会继续存在,但规定其职权仅限于经济领域.
1920年2月9日生效的《工厂委员会法》进一步明确规定,拥有20名以上工人的工厂均可成立工厂委员会,委员会由3—30名成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维护企业内的劳资和平关系,并有权了解企业的经营和决算情况.
此后,全国有34万家企业成立了工厂委员会,1920年10月,举行了全德第一届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
尽管共产党人指责工厂委员会法是苏维埃制度的"死亡证明书",但资本家仍不愿意将它付诸实施,他们阻挠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董事会,不许代表全面监督企业的经济状况.
在国民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的同时,政府下令各企业的资本家和工人代表组建"工作组",用以监督和调节商品的分配,并同工厂委员会一起,参预决策,共同承担责任,构成所谓"公共经济自治机构"的基本要素.
这些工作组在德国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为调节各方利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久就瘫痪和解体了.
社会化问题是十一月革命过程中悬而未决的难题,在国民会议内外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1919年3月4日,谢德曼政府发布一项宣言,宣称"社会化已经到来".
但是,该宣言所称"社会化",并不是指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是"旨在建立公共经济以代替过去那种毫无约束的私人经济",也就是对私人企业的生产和产品销售加以一定程度的国家监督和干预.
由于德国具有政府控制公用事业和大规模参与工业活动的传统,因此同月23日,国民会议通过了社民党人、全德经济部长维塞尔主持起草的"社会化法案"和"煤炭业公共经济组织法案".
前者的内容基本上同3月4日宣言一致,规定限制企业主的自由支配权,同时也限制工人的罢工权.
后者规定成立全国煤炭委员会,由资本家、雇工、消费者和国有企业的代表组成,任务是管理全国的煤炭开采和销售.
一部分社民党人和独立社民党人认为这些法令离开社会主义的要求太远.
在1919年4月8—14日召开的全德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两党的大部分代表认为,社会主义要求的核心部分是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苏维埃是实现社会主义化的理想机构,如果把苏维埃的职责仅限于拥有公共经济内部的参预决定权,就是变相地放弃社会主义化.
但是,由于苏维埃已经交出了权力,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尽管批评"公共经济"计划的目的是"想让工人和资本主义妥协,想让工人对人民受剥削一事共同负责,想把工人的注意力从对企业主拥有主宰一切的权力所进行的斗争上吸引开去",但他们把社会主义事业寄托在争取国会多数上面,因此工兵苏维埃根本不可能对社会化问题施加有效的影响.
资本家则竭力抵制国家对企业的监督和干预.
国民会议经过讨论,在宪法第一百五十六条和一百六十五条中规定,把全国划分成若干经济大区,区内各类经济企业联合成自治机构(即公共公司),由企业主和工人的代表共同决定生产、价格和分配等问题;在联邦一级组建全国经济委员会(1920年5月4日通过任命的方式组成),该机构拥有建议起草经济法律的权力,但没有决定权.
在实践过程中,宪法所规定的"劳资共决"原则并没有得到实现.
魏玛宪法一方面确认了人民群众在十一月革命中争得的各种自由民主权利,在德意志帝国崩溃的废墟上组建起以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德国从君主立宪制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的发展.
第三节《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制裁《凡尔赛条约》的制裁德国签订停战协定后,就一厢情愿地希望以威尔逊的"和平十四点"为基础缔结和约.
在德国代表团受邀参加巴黎和会前夕,1919年4月21日,德国政府向代表团下达了德国和谈方针.
德国要求设立一个中立的调查委员会,以追究挑起世界大战的责任者;希望拥有经济上的平等权和保留殖民地;要求根据公民投票的结果处理割让领土事宜;坚持赔偿应限于重建战火破坏地区的费用;要求德国的裁军行动应成为各国均衡裁军的先导;建议加强国际联盟的权力,实行强制仲裁权,必要时由国联全体会员国强制执行裁决,而德国应是国联的平等一员.
然而在法国的坚持下,巴黎和会采取了排斥和严厉制裁德国的方针.
1919年4月18日,会议商妥了对德和约的初步条款,并于5月7日交给德国代表团.
战胜国不允许德方代表对和约条款进行口头谈判,只允许德方在两周内就条约内容书面提请会议作解释,然后由会议确定德国政府作最后答复的期限.
和约草案的内容传到德国后,群情激愤,柏林举行了抗议示威.
在5月12日的国民会议上,艾伯特总统、谢德曼总理、国会主席费伦巴赫、独立社民党领袖哈泽和德国和平协会主席克维德教授都以激烈的词句抨击和约.
谢德曼指责和约是"可怕的、谋杀性的魔锤",并诅咒"谁签署这个条约,他的手就会烂掉".
会议结束时,全体与会者起立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
5月29日,外长布罗克多夫—兰曹向和会主席提出德方反提案,同意实行裁军、以公民投票为基础割让部分领土、向国联交出殖民地、缴付1000亿金马克作为赔款,但要求加入国联并分享对殖民地的委托统治权,特别主张成立一个"公正的委员会"调查战争责任问题.
6月16日,和会向德国代表团递交和约修正稿.
在修正稿里,法国放弃对萨尔区的行政管理权,并规定上西里西亚将由公民投票决定归属.
附送的照会强调:对于"今天这一条约文本,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如德国在5天内不作出答复,协约国将废除停战协定,以武力实施和约条款.
德国代表团回国商议.
内阁中6人赞成接受和约,8人反对,谢德曼声称自己不能领导一个在和约上签字的政府.
6月20日,谢德曼内阁辞职,翌日,组成以社民党人鲍威尔为总理的新内阁,社民党人赫尔曼·米勒任外长.
艾伯特总统也想辞职,被党内同僚劝阻.
政府征询军方意见,格罗纳同兴登堡商议后,明确回答:"重新开战虽然最初能在东线获得短暂胜利,但最终决无成功的希望.
因此,我们必须在包含敌人强加条件的和约上签字".
6月22日,国民会议就签署和约问题举行表决,结果237票赞成,138票反对,5票弃权.
内阁委托米勒和交通部长、中央党人贝尔前往凡尔赛签约.
6月28日,德国代表在凡尔赛宫镜厅同其他27个国家的代表一起签署了《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凡尔赛条约)》.
同日,德国各右翼报纸都在第一版加上了表示哀悼的黑色镶边,并号召准备复仇.
《前进报》和自由资产阶级报刊劝告人民冷静地接受严酷的现实,自强不息,争取国家复兴.
7月9日,国民会议以209票对116票批准和约.
在凡尔赛条约中,德国除了被剥夺全部殖民地和海外属地外,本土也被割去13%,人口损失10%.
其中,上西里西亚地区经过公民投票,约60%的投票者赞成归属德国,后经国联裁决,按人种比重数分割,结果大部分产煤区和工业区归入波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地区经公民表决归入丹麦;欧本—马尔梅迪地区实行一种特殊的表决法,即赞成继续留在德国的人可以在公开的表格上签名,结果6万名居民中只有271人赞成留在德国,该地区遂归入比利时;但东普鲁士南部、西普鲁士维斯杜拉河以东的马林堡和马林威德地区经公民投票,几乎百分之百的赞成归属德国;阿尔萨斯—洛林未经表决就划归法国;波美拉尼亚部分地区、大部分西普鲁士地区和东普鲁士的索尔道县未经投票划入波兰;梅梅尔地区归协约国管辖,1923年1月起归入立陶宛;西里西亚拉蒂博尔县的忽尔钦地区未经投票划归捷克斯洛伐克;萨尔煤矿开采权归法国,行政权交给国联,15年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归属;但泽及其周围地区成为国联管辖的"自由市".
另外,卢森堡退出德国关税同盟;卢森堡和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被废除,以后比利时成为法国的盟国.
德国在敌国的资产全被没收,在中立国的投资也大部分被没收.
随着领土的割让,德国丧失15%的耕地面积和75%铁矿藏,洛林的矿产和鲁尔区的煤炭之间的联系被割裂,全国铁的生产能力降低44%,钢38%,煤26%.
另外,德国还必须以现存的煤产量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法国煤矿因战争遭到的损失,再拿出每年2500万吨代替现金赔偿.
这样,德国自行支配的煤炭从战前每年13900万吨猛跌到6000万吨.
和约中止了一次大战结束后德奥两国合并的过程,和约第八十条明确规定德国应"承认并切实尊重奥地利的独立,承认奥国的独立非经国际联盟理事会的许可不得变易.
"军事条款规定莱茵河以西领土由协约国实行军事占领,作为德国履行和约的保证.
如果德国切实履行和约,协约国军队将在和约生效后5年、10年、15年分区撤出.
占领区内由法、英、比、美四国代表组成"莱茵河流域协约国高级委员会"作为最高代表机关,它所发布的法令具有法律效力,民政事务仍由德国当局管辖.
莱茵占领区、莱茵河以东50公里以内的地区和赫耳果兰岛上的堡垒要塞,以及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海上工事都必须拆毁.
德国必须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代之以志愿兵役制.
到1920年3月底,陆军必须削减到7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以下,总兵力不得超过10万人,其中军官不得超过4000人(签约时德国大约拥有陆军40万人).
条约规定德国必须解散总参谋部及其它类似组织.
此后,总参谋部以"军队管理局"的名称继续存在,由泽克特任首任局长.
为了表示履行和约,1921年3月23日德国颁布新兵役法,规定军队改称"国防军",以志愿兵役制为基础.
关于海军,和约只允许德国拥有6艘轻型战斗舰,6艘轻型巡洋舰,12艘驱逐舰和12艘鱼雷艇,所属兵力不得超过1.
5万人,其中军官不得超过1500人.
和约规定德国不许拥有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不许拥有重炮、坦克、潜艇、军用飞机等,不得在学校和体育组织中进行军事训练,不得向国外派出军事使团,德国公民不得在其他国家服役或接受军事训练.
为保证军事条款的履行,和约规定设立"协约国监察委员会",驻留德国联邦政府所在地,并有权前往任何地区履行公务.
和约明确宣布,德国的裁军是"普遍限制一切国家的军备"的开端.
和约规定德国必须赔偿战胜国的一切损失,赔偿总额由"赔偿委员会"商定.
和约制定者把全部战争罪责加到德国头上,把制裁、勒索德国和满足私利作为首要目标,将德国置于受掠夺和奴役的屈辱地位,激起了德国国内强烈的民族复仇情绪.
但是,由于各战胜国之间利益不一致,以及国际社会舆论的制约,它们又不可能把德国削弱到彻底丧失复仇能力的程度.
此外,德国的军国主义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基本上没有被触动.
这些都为以后德国走上法西斯专政的道路和国际局势的恶化埋下了祸根.
另外,德国的投降并不是协约国直接占领的形式完成的,而是德国根据战争形势和国内的革命形势作出的选择.
而代表德国接受凡尔赛条约的是十一月革命后产生的魏玛民主共和政府,因此十一月革命、魏玛共和国和屈辱性和约这三者之间似乎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极右反动势力趁机混淆视听,散布"十一月罪人"等诬蔑性言论,这样,战胜国对德国的勒索和奴役就缩小了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基础,降低了民主共和政权在国内的威信.
赔偿问题巴黎和会没有确定德国的赔偿总额,但规定了赔偿原则.
据凡尔赛条约有关条款规定,德国的赔偿范围是广义的,即不限于各战胜国遭到战火损害地区的重建费用和这些国家战争开支的部分补偿,还包括所有伤亡人员的退休金、养老金和家属赡养费,在德国被迫从事强迫劳动的交战国平民的损失费,以及1918年11月11日以前比利时向其它战胜国举借的债务及其利息.
条约规定德国在1921年5月1日以前以黄金、外汇、商品、船舶及有价证券等偿付200亿金马克,以后将按照赔偿委员会制定的计划支付赔偿,支付期限大致为30年.
1920年7月召开的协约国斯巴会议确定了协约国各方分配赔款的比例,但仍未确定德国的赔偿总额.
1921年1月下旬,战胜国召开巴黎会议,会上确定了赔偿总额和期限,规定德国头两年每年缴付20亿金马克,第三—五年每年缴付30亿金马克,第六—八年每年缴付40亿金马克,第九—十一年每年缴付50亿金马克,其余31年每年缴付60亿金马克,这样,总额为2260亿金马克,分42年付清.
同年3月1日,德国在伦敦会议上提出反要求,声称德国已经偿付了200亿金马克,以后只有再支付300亿金马克的能力.
3月3日,协约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德国如在3月7日以前还不承认巴黎决议,协约国将采取必要的制裁措施.
德国政府保持沉默.
3月8日,战胜国出兵占领了莱茵河东岸的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和卢罗尔特三个城市,①并在莱茵地区设立关税壁垒,对输入该区的德国货物加抽重税.
4月29日至5月5日,战胜国举行第二次伦敦会议,会议采纳了赔偿委员会提出的新方案,规定德国赔偿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分66年付清,同时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规定德国政府接受赔偿计划并履行凡尔赛条约其他条款,否则协约国就要出兵占领鲁尔区.
德国政府在最后通牒期满前两小时,接受了全部条件.
在实际赔偿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汇划问题.
一次大战结束不久,德国曾向战胜国移交过900艘远洋轮船、5000辆机车、15万辆火车车厢、5000辆载重汽车和约5400万吨煤.
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相继恢复,战胜国除了继续需要德国的煤炭、木材和其它少数几种产品外,开始拒收实物.
德国政府必须将工业品卖给农业国,换取外汇或黄金,或者向国家银行贷款,到国际金融市场购买外汇,作为赔款支付.
后一种做法直接推动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二是非货币形式赔偿的估价问题,德国政府认为1922年底以前总计赔偿达420亿金马克,而赔偿委员会的账目记载只有100亿金马克,但据华盛顿特区经济研究所和凯恩斯个人的估价,赔偿数额约为260亿金马克.
由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轨和凡尔赛条约的处罚,德国经济从1919年初开始发生战后第一次较大的波动,该年工业总产量比上年减少约1/3.
但是,这次波动持续时间不长,从1919年底开始,到1922年末,全国工农业生产又有了明显恢复.
然而,沉重的赔偿负担,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持续赤字预算和国际支付逆差,使得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政府为了减少赤字,从1920年6月开始向工人和职员征收薪金10%的附加税,只是由于害怕引起民众不满,才不敢进一步扩大税收范围.
面对施廷纳斯、黑尔费里希等垄断巨头的反对,政府出于保护重工业的目的,也不愿对企业增收直接税.
因此在1919—1923年期间,国库收入只达到预算支出的1/4,赤字部分只能依靠举借内债和增发货币来弥补.
而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又使税收的实际价值降低,并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这样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如果以1913年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00计算.
1920年1月就猛升到1256,1922年1月又上升到3665,同年7月进一步升至10059,7月以后,马克的贬值如脱缰野马,到鲁尔危机爆发时,上述指数已上升到278500.
通货膨胀刚发生时,垄断资本家和大商人大为得利,他们利用贷款抢购机器和原料,按原来的标准缴纳税款和支付工资,而以急剧上升的价格出售产品.
同时他们还利用自己强大的实力和中小企业的困境,廉价收购这些企业的股票或直接吞并它们.
这个时期,德国出现了一些投机性的规模庞大的新康采恩和卡特尔,其中比较著名和典型的是施廷纳斯、沃尔夫、波雪等巨头所拥有的康采恩,前者拥有1220个公司,所属企业分布在矿山、电气、铁道、造纸、陶瓷、水泥和其他部门.
容克地主和富农也得到好处.
他们利用日益贬值的纸马克清偿了对银行和政府①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占领军于1925年8月撤出.
的180亿马克巨额债务.
然而,城乡民众的银行储畜日益贬值,依靠房租、养老金和保险金等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其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沦为无产者,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小农经济受到沉重打击.
通货膨胀造成社会动荡,民心不稳,社会风气不正,魏玛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地位进一步下降.
鲁尔危机1922年底,德国在赔偿委员会允许的延期偿付范围内尚拖欠1.
6%的现金,12%的煤炭,50%的木材,即10万根电线杆.
在赔偿委员会中起支配作用的法国以此为借口,不顾英国的强烈反对,于1923年1月11日和比利时分别照会德国,决定派遣一个技术专家委员会进入鲁尔区,监督德国履行赔偿义务.
同日,法比8700名官兵开进鲁尔地区.
一年之内,占领军增至10万多人.
1923年1月13日,德国总理古诺在国会发表演说,表示:对于法国破坏凡尔赛条约的行为,德国不可能进行积极的反抗,但是,"德国政府没有能力制止人民的消极抵抗……".
国会以283票比28票通过了这项政策性声明,于是,鲁尔区民众自发兴起的"消极抵抗"成了官方政策.
"消极抵抗"包括以下措施:召回驻法、比两国的使节;停止偿付赔款和实物;指令鲁尔区的官员、工人和全体居民不得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不得为占领者服役并提供物资供应,指令被法国占用的矿井、工厂和铁路停工停产,损失部分由政府给予资助,规定凡遭法国占领当局解雇和驱逐者,政府都给以较高的经济补助.
法比占领当局采取措施加强军事管制.
它封锁鲁尔区,颁布戒严令,解雇18万名消极怠工的德籍雇员,接管了行政职权.
同时成立"铁路管理局",使用本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铁路员工,并以优惠措施吸引数万名波兰工人到鲁尔区工作,逐渐恢复了矿井铁路业务.
还发行了名为"管理局法郎"的新货币.
鲁尔危机给德法两国都造成很大的损失.
由于法比占领当局禁止鲁尔区的煤、钢、铁以及其他重要原料和燃料运往德国其他地区,致使德国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22年已恢复到战前水平80%的工业产量再次下降到40%.
资助消极抵抗的费用主要通过增发货币来解决,以致本来已经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恶性发展.
马克币值暴跌,1923年6月中旬,10万马克兑换1美元,到8月8日已跌到500万马克兑换1美元.
在内外交困中古诺政府下台.
人民党领袖斯特雷泽曼组成大联合政府,并从国会获得制定非常法令的全权.
期特雷泽曼政府首先于1923年9月26日公开宣布放弃鲁尔区的消极抵抗政策,为和平解决赔偿问题创造前提条件.
随后又着手改革财政、稳定货币.
10月15日,根据政府法令建立了"地产抵押银行",11月15日起发行"地产抵押马克",该货币以全部农业可耕地和工业资产作基础,与战前马克或金马克等值,即1美元等于4.
2地产抵押马克,或1万亿纸马克兑换1地产抵押马克.
为了避免发生新的通货膨胀,政府规定地产抵押马克的最高发行量为32亿马克,其中政府贷款额限制在12亿之内.
但是,在地产抵押马克发行初期,币值仍不稳定,直到1924年4月道威斯计划提出后,才稳定下来.
斯特雷泽曼政府几次要求同法国政府直接谈判,均遭法国拒绝,于是支持煤业辛迪加同法比等谈判.
11月23日,双方签订协定,煤业辛迪加重新开始向协约国交付煤炭.
鲁尔危机暂告缓和.
《道威斯计划》为了防止德国经济的彻底崩溃,寻求解决德国赔偿问题的新途径,1923年11月30日赔偿委员会决定成立两个专家委员会,由美、英、法、意、比五国代表组成.
第一委员会负责研究稳定德国货币和平衡德国预算问题,由美国芝加哥摩根银行经理道威斯任主席,故也称道威斯委员会.
第二委员会负责研究德国外流资本数目及追回的途径,由英国金融家麦克纳任主席.
1924年1月,两个专家委员会开始工作.
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作为德方代表参加有关会议.
同年4月9日,道威斯委员会拟定一项解决赔款问题的计划,即《道威斯计划》.
4月16日,德国政府通知赔偿委员会,认为专家们提出的计划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谈判基础.
同时,斯特雷泽曼接连发表文章和演说,表示德国必须首先重新恢复国际信誉,大量吸收美英资本,用以复兴经济,同时以局部让步来创造条件,以便能够重新采取政治行动.
从1924年7月16日到8月5日,英、法、意、比、日等债权国召开伦敦会议,讨论批准道威斯计划的事宜.
尽管德国政府多次强烈要求与会,还是遭到与会各国的拒绝.
直到会议基本达成协议后,德国代表团才被准于8月5日前往伦敦,参加后续会议.
伦敦会议批准了道威斯计划,还通过了有关决议案.
道威斯计划及伦敦会议决议案规定:1.
在德国国家银行之外,另设资本为4亿金马克的"兑换银行",负责发行新币和收回业已丧失信用的旧币.
新币与"地产抵押马克"等值,40%以黄金或外汇为担保,余数以贸易期票为后盾.
同时规定把德国国家银行体系和全部货币流通业务置于协约国特设机构的管理之下.
2.
计划生效后5年内德国赔偿数额为:第一年(即1924/25年度)10亿金马克,第二、三年各12亿金马克,第四年17.
5亿金马克,第五年起每年偿付25亿金马克.
对赔偿总额和最后期限未作规定.
3.
德国赔款的来源:50%为政府预算收入中的关税和砂糖、烟草、啤酒、纺织品、鞋类等消费品的间接税收入;11.
6%为运输税收入;26.
4%为铁路公司的国有红利收入;12%为工业企业的国有红利收入.
为此,德国铁路由政府移交给赔偿委员会,改为股份公司,由协约国派人主持.
4.
为了稳定德国的通货,实现预算平衡,由美英两国向德国贷款.
第一批贷款称为"道威斯贷款"或"赔款贷款",数额为8亿马克,其中美国提供55%,英国提供45%.
这批贷款用于满足双重目的:保证新银行的黄金储备;为在1924—25年实现计划所规定的重要目标而支出的国内付款.
5.
法、比两国在一年之内自鲁尔撤出占领军,作为德国接受"赔款计划"的条件.
同时规定以后若要实施对德制裁,必须得到赔偿委员会一致同意,如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应将问题提交由美国人任主席及争论双方派代表参加的三人仲裁委员会复审.
从而剥夺了法国的制裁权.
6.
为了监督德国对赔款计划的执行情况,规定设置"赔偿事务总管",下置"拨送赔款委员会",由美、英、法、意、比五国代表组成,帮助管理和掌握作为赔款担保的税收、铁路运输、铁路公债及特设银行等事务.
在实施道威斯计划期间,德国支付的赔偿数额,按德国政府方面统计为79.
93亿马克,按赔偿委员会方面统计为75.
53亿马克.
其中1928/29年度偿付的25亿金马克,占德国当年国家开支的12.
4%,国际支付账目的12.
5%和国民生产总值的3.
3%.
赔偿分实物和货币两种形式.
货币赔偿用德国马克支付,用记账形式转入德国国家银行受款国代表的账户上,然后在债权国汇兑委员会的掌握下进行转账汇兑工作.
道威斯计划的执行,稳定了马克,对20年代后半期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国内的矛盾.
但该计划并未能从根本上调整使德国人民感到屈辱的凡尔赛体系.
《杨格计划》1928年,德国赔偿问题再次成为有关各国关注的中心,战胜国要求将赔偿问题"商业化",即向国际股票市场出售专项公债券,将所得现款一次性偿付给各国.
道德国政府拒绝.
1929年,德国政府声称财政陷于崩溃,无力实行道威斯计划,要求重订赔偿计划,确定赔款总额和年限.
1929年2月11日,英、法、比、意、日、美、德七国组成由美国经济专家杨格为主席、13名专家参加的专家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会议,商订最终解决德国赔偿问题的方案.
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代表德国参加了专家委员会.
4个月后拟成了"杨格计划"初稿.
同年8月6日,有关12国的部长举行海牙会议,审议和修改赔偿计划.
1930年1月20日正式签字.
第二次海牙会议结束后,德国国会于1930年3月12日批准了杨格计划.
杨格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确定德国赔偿总额为1139亿马克,分59年付清,在1930—1965年的36年中每年平均偿付20.
5亿马克(比道威斯计划每年少4.
5亿马克);(2)规定每年支付的赔款分无条件赔款和有条件赔款两类,前一类赔款约占1/3,无论德国有何困难都不得拖延,后一类赔款约占2/3,如德国经济困难,在取得债权国同意后,可延期两年;(3)规定以实物抵付赔款的年限为10年,其数量逐年递减.
(4)取消对德国财政经济的国际监督,撤回德国国家银行理事会14名理事中的7名外国人士,成立"国际清理银行"以处理赔偿方面的一切事务.
1929年8月29日,德、英、法、比4国达成莱茵区撤兵协议,在英国的压力下法国被迫同意于1930年6月底以前撤出全部军队.
此外,法国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上曾要求保留对德实施制裁的权利,遭到德国代表断然拒绝.
以后有关各方达成协议,规定如德方违约,由海牙国际常设法庭负责处理.
杨格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德国的赔款负担,但该计划实施不久,德国就卷入了世界经济大危机.
在德国政府请求下,美国总统胡佛于1931年6月20日发表"缓债宣言",建议延期1年支付各国间的赔款和债务.
随着经济危机日益加深,1932年7月有关各国签订了《洛桑协定》,规定德国分数次支付30亿马克就能了结赔偿事宜.
1933年1月希特勒执政后干脆取消了赔偿义务.
德国自承担赔偿负担以后所支付的现金和实物总额,据德国政府统计为531.
55亿马克,据赔款委员会方面统计为199.
93亿马克.
第四节魏玛共和国初期的动荡卡普暴动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初,经济濒临崩溃,各地无产阶级不断发动起义,反革命暴乱也时有发生.
德国的君主势力在十一月革命中遭到削弱,但没有被铲除.
当时这个势力主要聚集在民族联合会(1918年夏成立)、军官团、旧官吏、民族人民党和人民党内.
随着革命运动渐趋低落,以及魏玛政府对它们采取宽容和合作的态度,这股势力再度活跃起来.
它们煽动反犹浪潮,利用民众仇恨凡尔赛条约的心理,图谋推翻民主政体,复辟君主制或建立独裁政权.
部分右翼政党试图通过新的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来改变政权机构中的力量对比.
1920年3月9日,民族人民党和人民党在国民议会中提议重新举行国会选举,并通过全民选举选出总统.
右翼政党在征得退位皇帝赞同后,酝酿推出兴登堡作为总统候选人.
3月10日,国防部长诺斯克为执行协约国监察委员会的裁军要求,正式下令解散埃尔哈特和勒文弗尔德指挥的两个海军旅.
柏林驻军司令官吕特维茨宣称决不允许解散这样的精锐部队,并于当天同其他高级军官一起谒见艾伯特总统和诺斯克,要求解散国民议会,由全民投票选举总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内阁,并停止裁军.
艾伯特和诺斯克拒绝了这些要求,并警告吕特维茨不得干涉政治事务.
于是,右翼军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军事叛乱.
3月12日夜,埃尔哈特率领5000名海军旅士兵从驻地柏林附近的德贝里茨出发,向柏林进发.
艾伯特急忙召开内阁会议,要求军队当局采取措施制止叛乱.
当时只有两名高级军官愿意服从政府指挥,以泽克特为首的军官团主体把维护军队团结置于保护政府安全之上,声称"国防军不打国防军",拒绝镇压叛军.
政府随即迁往德累斯顿,3月14日又迁往斯图加特,仅留下副总理欧根·席弗尔和少数部长留守柏林.
3月13日,海军旅叛军从勃兰登堡门开进柏林政府区.
同日,东普鲁士行政长官沃尔夫冈·卡普博士和吕特维茨等也率领8000名陆军士兵进攻柏林.
叛军占领了所有的政府建筑物,宣布废除魏玛宪法,推翻鲍威尔政府,解散国民议会,废除一切民主权利,成立以卡普和吕特维茨为首的新政府.
卡普政府得到德国东部和柏林地区驻军的支持,但德国西部和南部地区的驻军声明支持魏玛政府.
低级官吏和公务员也拥护魏玛政府,反对叛乱.
工人群众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反击叛乱.
社民党、独立社民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号召举行总罢工,保卫民主共和国.
3月15日,总罢工扩大到全国,总计约有1200万工人和职员参加.
在柏林、莱比锡等许多地方,工人们展开了武装斗争.
叛乱地区的铁路、报纸、交通和工业活动都陷于停顿,城市生活完全瘫痪,城市同农村的联系彻底断绝.
16日,德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布号召书,表示支持工人阶级举行反对暴动的总罢工,并要求卡普政府立即下台、解除反动军队的武装、组建工人武装和选举工人委员会.
号召书同时反对鲍威尔政府重新执政.
各共产党地方组织和广大党员同其他党派的工人联合战斗.
3月17日,卡普政府在广大群众的反击下被迫辞职,卡普乘飞机逃往瑞典,后死于狱中,吕特维茨逃往匈牙利.
鲍威尔政府很快迁回柏林,并立即着手平息罢工运动.
鲁尔地区的工人曾在反对叛乱的斗争中建立起一支10多万人的"红色鲁尔军",并于3月19日控制了鲁尔全区.
3月23日,鲁尔区专员卡尔·泽韦林同工人代表举行谈判,允诺工人的要求,但要工人复工并放下武器.
罢工工人和红色鲁尔军履行了协议,政府却派遣国防军开进鲁尔区,进行残酷镇压.
3月26日,鲍威尔内阁因遭广大民众反对被迫辞职,翌日社民党人米勒组成新的内阁.
因允许大量反动分子进入国防军,遭到谢德曼和工会领袖猛烈抨击的诺斯克也于3月22日辞职.
米勒内阁未委任国防部长.
1920年6月6日,德国举行国会选举,结果社民党得票数降至21.
6%;独立社民党得票数升到17.
9%;共产党也参加了竞选,得票2.
1%;民族人民党得14.
9%;人民党得13.
9%;中央党得13.
6%;民主党得8.
3%.
选举结果表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急剧下降,左翼和右翼反对派的地位大为增强.
6月8日,米勒内阁辞职.
25日,中央党人费伦巴赫组成中央党、民主党、人民党联合内阁,民主党人格斯勒任国防部长(直至1928年1月).
1922年10月,国会通过决议,将艾伯特的总统任期延长到1925年6月30日.
1921年"三月起义"1920年12月,以多伊米希为首的左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
合并后的党全称"德国统一共产党",拥有约35万名党员.
独立社会民主党原拥有约89万名党员,其中参加共产党的约30万人.
共产党规模和影响的急剧扩大助长了党内左倾盲动情绪.
1921年3月17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影响下,过高地估计了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程度和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力,提出"推翻魏玛政府,与苏俄订立攻守同盟,解除反革命武装并武装工人,增加工资和薪水50%,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废除国债"等口号,并决定在3月27日发动反政府的群众起义.
费伦巴赫政府决定挫败共产党的起义计划,选择了共产党影响最大的中部工业区作为突破口.
3月19日,萨克森首脑、社民党人赫尔辛派遣保安警察部队开进中部工业区.
拥有重武器的保安警察"百人团"占领该地区,解除了工人的武装并全面侵犯工人的社会和政治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德共中央和一些地方工会负责人决定提前发动起义.
3月19日当天《红旗报》号召全国工人举行总罢工并发动武装起义.
但是,部分德共中央领导人在左倾盲动情绪指导下,否定了这次行动的防御性质,提出了所谓的"进攻理论",即不惜一切代价,把德国工人阶级引向革命进攻的道路,争取夺取全国政权.
个别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借口要唤醒处于"昏沉的麻木不仁状态"的工人群众,甚至提议在公共场所和发电厂制造爆炸事件,然后归罪于反动势力.
中部地区的工人群众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举行总罢工,并同前来镇压的警察和国防军展开武装搏斗.
汉堡、劳齐茨、鲁尔区、图林根和其他地区的群众也举行了罢工和抗议示威.
3月24日,艾伯特总统宣布萨克森处于戒严状态,并任命赫尔辛为民政专员.
赫尔辛一面增派武装力量进入中部地区,一面派人封闭共产党地区机关报《阶级斗争》和《曼斯费尔德人民报》,并禁止出售《红旗报》.
3月底,保安警察部队便完全平息了中德地区工人的武装抵抗.
4月1日,德共中央决定停止总罢工.
"三月起义"使德共领导机构发生分裂,克拉拉·蔡特金和多伊米希等人宣布退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普通党员也有一半以上退党.
以保罗·莱维和多伊米希为首的反对派组成"共产主义协会",不久该组织并入独立社会民主党.
1922年9月,独立社民党并入社民党.
汉堡起义共产党在1921年"三月起义"失败损失较大,但到1922年秋,党员人数又回升到约22万人.
1923年2月起,各地开始组建工人自卫组织"无产阶级百人团".
到10月初,全国已建立了800个"无产阶级百人团",团结了约10万名工人.
其中约650个系由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员、无党派人士和工会会员联合组成.
法比军队占领鲁尔后,德共中央要求德国人民进行两条战线即反对法国和德国资本家的斗争.
但是在1923年8月以前,以布兰德勒为首的德共领导集团在实际行动中是把反对法国占领当局放在主要位置,而以"推翻古诺政府,建立工人革命政府"的口号作为宣传动员群众的手段.
1923年春,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还处于零星和分散的状态.
5月起,群众性的抗议斗争在全国此伏彼起,在许多城市,无产阶级百人团第一次走在示威队伍的前列.
到8月份,工人运动进入了开展全国总罢工的新阶段,推翻古诺政府、建立工人政府的口号已成为罢工工人的实际要求.
古诺政府在内外交困中下台后,斯特雷泽曼政府停止了"消极抵抗"政策,着手同西方国家协商平息危机,同时为了恢复国内"秩序",开始镇压共产党和工人运动.
德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推动下,决定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魏玛政权,并通过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政府.
以后,德共成立了常设军事委员会,负责具体制定起义计划.
该委员会考虑以萨克森和图林根两邦作为革命的根据地,共产党员参加邦政府,推动社会民主党部长武装工人,加强无产阶级百人团,然后在两邦发动全面起义,控制中德地区,并从萨克森出发向柏林进军,从图林根出发向巴伐利亚进军,夺取整个德国.
为了转移敌人注意力,他们要求汉堡首先起义.
10月10日,萨克森成立由2名共产党人和5名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组成的工人政府.
同月16日,2名共产党人与5名社会民主党人组成图林根工人政府.
但是这4名共产党部长把自己的行动局限在魏玛宪法和邦议会允许的范围内,没有着手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并武装工人.
10月20日,德共中央下达决议,要求汉堡等地按原定计划发动武装起义,要求全国举行总罢工.
翌日,萨克森政府同各地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共400余人在开姆尼茨举行会议,讨论武装起义事宜.
共产党人要求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但遭到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格·格劳佩甚至声明,如果通过总罢工的决议,社民党代表就要退出会议.
最后,会议迫使德共中央撤销了10月20日的决议.
但是汉堡的共产党组织没有接到通知,仍在10月23日举行武装起义,以台尔曼为首的300名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出其不意地袭击工人区的警察哨所,夺取武器,然后攻击城内的敌人.
没有参加战斗部队的共产党员则前往各区从事宣传鼓动,争取劳动群众支持.
但是,由于共产党人在企业中扎根不深,未能鼓动起广泛的罢工和武装起义.
只有数百名成员的战斗部队同20倍的优势军队对抗了3天,终因力量悬殊,于10月25日夜有秩序地撤出战斗.
早在10月21日,德国政府便下令国防军开进萨克森.
汉堡起义失败后,斯特雷泽曼政府要求萨克森工人政府解散,遭到拒绝后,艾伯特总统于10月29日动用宪法第四十八条,委派人民党人海因策接管萨克森政府.
11月12日,共产党部长被迫退出图林根工人政府.
起义失败后,军警大肆逮捕,有千余人被判刑.
12月21日,政府下令取消8小时工作日制,这样就剥夺了十一月革命的一项重要成果.
纳粹党成立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获得快速发展,加剧了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亡和小生产者的分化破产,特别是在一次大战期间,政府为了便于控制生产,大力扶持大企业,中小企业相应地受到排挤或吞并.
战后初期,各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下层民众在通货膨胀中深受其害,工人大量失业.
这样,在一次大战结束前后,资本主义国家内中下层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情绪.
在战后国际新格局形成的过程中,战败国受到了严厉惩罚,部分实力不足的战胜国也没有分得预期的战利品,在这些国家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情绪.
另外,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害怕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因而积极纵容和支持反苏反共势力,而一部分中下层民众则害怕社会主义制度会消灭私有制,因而投奔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鼓吹民族复兴和扩张而又主张保存私有制的社团.
诸多因素的结合,使得一次大战结束后,法西斯运动在一些国家内不同程度地发展起来.
在中欧,则兴起了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运动.
1918年4月,奥匈帝国境内1904年建立的"德意志工人党"恢复活动,并改名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卍作为标帜.
奥匈帝国瓦解后,该党分裂成奥地利、波希米亚和上西里西亚3个分支组织.
为了协调和统一各国的民社运动,3个分支组织又联合组成了"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国际局",并竭力敦促德国的类似组织参加活动.
1918年3月,慕尼黑机车厂机工德莱克斯勒以本厂同事为主要成员,成立了拥有几十名成员的"独立工人委员会".
同年秋,德莱克斯勒又和报社记者哈勒一起组建了"政治工人集团".
不久,德莱克斯勒不顾哈勒反对,于1919年1月5日将独立工人委员会和政治工人集团合并,组成了"德意志工人党".
该党追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空想,其活动宗旨包括"联合一切劳动者反对借贷资本和"利息奴役制",使劳动者得以分享红利;将熟练工人从无产阶级队伍中分离出来,列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同时牺牲大资本的利益来扩大和加强中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学说,反对犹太人,要求结束阶级斗争.
1919年9月,希特勒加入德意志工人党,并成为领导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该党的发展方向随即开始变化.
希特勒出身于奥地利没落小资产阶级的家庭,曾在维也纳和慕尼黑流浪,1914年参加德国军队,在西线作战.
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共偏见.
1919年底,德意志工人党开始制定党纲.
弗德尔、罗森贝格、希特勒、迪特里希·埃卡特、德莱克斯勒等人都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最后由希特勒和德莱克斯勒执笔起草,形成了《二十五点纲领》.
纲领具有两个重点:(一)强烈的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
要求建立"民族国家",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实行对外扩张政策.
主张"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国","要求得到领土和土地(殖民地)来养活我国人民和迁移我国过剩的人口".
(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要求.
这有着强烈的反垄断资本和反大地主的倾向,但又要求保存私有制,属于一种带有封建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自耕农式的社会主义空想.
希特勒对这种"社会主义"改革要求是不感兴趣的,但迫于党内的普遍情绪,未便反对,而是一有机会就试图修改或重新解释,将之纳入"国家主义"和反犹的轨道.
1920年2月24日,希特勒在一次集会上将党纲公之于众.
1920年4月,德意志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①对"民族社会主义"一词,纳粹党内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解释.
一种意见认为"民族"与"社会"两个概念不可分割,"民族社会"即"德意志社会",亦可称作"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是德国特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
在这种社会中,没有阶级分野,没有犹太人.
党内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奥托·施特拉瑟强调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曾对希特勒说:"民族社会主义是由两个词汇组成的,其重点是'社会主义'一词.
……根据德文的语法,组合词的第一个词是第二个词——主要概念的修饰词".
希特勒却对"社会主义"作了独特的解释:"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利益之上的理想;任何人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
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主义加集权主义,而且只是"民族主义"的从属和补充.
希特勒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不仅旨在抵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是为了利用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潮流,网罗更多的支持者.
1920年夏,纳粹党又推出分别代表"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红底白圆心、中间镶嵌黑卍的党旗.
12月,该党用6万马克收买了一家反犹小报《人民观察家报》作为党报,初期每周出版两期,1923年2月改为日刊,日发行量约7000份.
纳粹党初期继续实行集体领导制,由德莱克斯勒担任主席.
1921年夏,该党领导委员会大部分成员感到希特勒有独裁倾向,趁他前往北德联络民族主义分子之机,策划撤销其职务.
但未能成功.
经过党内两次特别会议,希特勒攫取了主席职位,并修改党章,在党内确立了"领袖原则",撤销领导委员会,自任党的"领袖"①.
希特勒在"强者即胜利者"的思想支配下,积极筹组党的武斗组织.
1920年,他纠集部分退伍军人和志愿兵团成员组成纠察队,用以保护本党集会,对付其他政党,特别是对付共产党.
1921年10月,该组织改名为"冲锋队",①德文简称"纳粹党"(Nazi-Partei).
①Fhrer,又译"元首".
因队员着褐色制服,佩卍臂章,又得名"褐衫队".
1919年秋,德意志工人党只有55名党员,1922年初,纳粹党发展到6000名党员,到1923年11月,增至5.
5万名.
其成员的主体成份,是以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的中下层民众.
综观纳粹党员的社会成份以及二十五点纲领的内容,可以确认,早期的纳粹党是一个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
啤酒店暴动1923年鲁尔危机发生后,纳粹党决定趁着国内局势动荡,着手推翻魏玛共和政府.
2月初,它同"德国旗帜"、"下巴伐利亚战斗联盟"、"慕尼黑爱国协会"和"高地联盟"4个武装的"爱国团体"结成"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由希特勒担任政治领导.
5月1日,纳粹党及其联盟者借口要破坏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的示威游行,准备发动武装暴乱,后因军方反对未遂.
9月2日,在纽伦堡举行了庆祝德国在色当战败法国53周年示威集会,会后,德国各信奉法西斯主义的团体和军国主义团体结成了"德国人战斗联盟",由希特勒任政治领导.
由于《人民观察家报》连篇累牍地刊登反政府的煽动性文章,自9月26日起已受权执行"紧急状态法"的陆军首领泽克特下令巴伐利亚政府取缔该报.
巴伐利亚邦全权代表卡尔和驻守该邦的第四师师长洛索夫将军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并同邦警察局长赛塞尔一起策划使巴伐利亚脱离德国.
他们为了利用"德国人战斗联盟"的力量,着手同希特勒合作,并考虑让希特勒在未来的政权机构中担任"政治旗手".
但是,希特勒向往的是"大德意志国",反对分离主义,另外也担心卡尔和洛索夫最终会把他抛弃,于是决定仿效墨索里尼的"罗马进军",着手首先夺取巴伐利亚的统治权,然后以此为基地,向柏林进军,在全国建立纳粹统治.
11月8日晚,希特勒在鲁登道夫的支持下,率领武装的纳粹党徒闯入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店,宣布实行"民族革命",扣留在那里出席集会的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逼迫他们一起组织新政府.
希特勒向集会者宣布推翻魏玛政权,在慕尼黑成立全国临时政府,自任政府首脑,鲁登道夫为全军总司令,洛索夫为国防部长,赛塞尔任全国警察局长,卡尔任巴伐利亚执政官,并声称临时政府将向罪恶的渊薮柏林进军,"拯救德国人民".
这一事件史称"啤酒店暴动".
然而,当晚卡尔等三巨头逃脱,遂即声明同政变者划清界线,并勒令取缔纳粹党、高地联盟、德国旗帜等团体.
随后,巴伐利亚政府迁往累根斯堡.
希特勒为了挽救败局,在鲁登道夫的劝说下,于翌日中午组织了"德国人战斗联盟"部分团体的二三千名成员,向慕尼黑市中心行进,打算占领城市.
队伍在统帅府大楼附近遭到百余名武装警察的阻拦,双方发生枪战.
希特勒及其党徒在混战中逃散,鲁登道夫被捕.
"啤酒店暴动"是纳粹党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夺权尝试.
由于当时德国统治阶级不希望改变政体,纳粹党的规模和影响也比较小,政变缺乏群众基础,而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对纳粹党的政治态度又不甚了解,因此政变很快遭到失败.
不久,希特勒被捕入狱,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内被取缔.
第五节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时期经济的恢复和繁荣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政府进行货币改革,稳定了马克,使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源源流入,德国经济开始恢复和繁荣,1924—1929年魏玛政府进入相对稳定阶段.
据统计,1924—1930年,德国共获得外国贷款和投资326亿马克,其中长期信贷108亿,短期信贷150亿,其他投资68亿,尽管贷款利息较高,年率约达6.
5—10%,但它解决了德国经济恢复中资金奇缺的难题.
据统计,在上述时期内,外国长期贷款及投资相当于全德新固定资产投资额的40%.
随着金融秩序的逐渐稳定,德国企业重现活力,为了节省劳动力,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大批资本家和工程师横渡大西洋,去美国学习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
各企业纷纷实施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采用新式机器、流水作业法或传送带作业法,改善"泰罗制",使用工时测定法.
生产专业化和产品规格化、标准化也在全国推行.
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德国经济自1924年起即迅速恢复,到1927年工业已接近战前水平.
1925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为597亿马克,1926—1929年分别为614亿马克、675亿马克、705亿马克和702亿马克.
若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1925年为913马克,1926—1929年分别为940马克、1048马克、1120马克和1107马克.
在工业内部,重工业的恢复发展快于轻工业,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比重1925年为54.
5%,1928年增加到58.
5%.
农业的比重日益下降,工业的比重日益上升.
一战后,德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遇到了较多的困难.
由于《凡尔赛条约》,德国领土的13%被割让,人口损失10%,导致东部地区农村人口稀少,农业经营粗放,因而全国主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和收获量,以及牲畜存栏数,迟迟达不到战前水平.
政府曾设法资助农业经济,设立一种称为"东援"的特别基金,但这笔基金没有得到合理使用,大部分被贪污挪用,成了"用来收买官员的资金".
此外,政府还致力于向农村疏散人口,从1919年至1932年间,通过国家援助和私人移民公司,解散了约1/6无力偿清债务的大庄园,相应地建立了57000多个移民农场,共占地150万英亩.
同时通过发放低息贷款,鼓励农户采用机器,实现农业机械化.
但是,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效果不明显,而且导致农产品成本较高.
为了解决国内粮食及工业原料不足的困难,政府降低进口税率,从国际市场上输入粮食和原料,在1930年以前,德国每年需要进口40亿马克的农产品,结果影响了外贸收支平衡.
特别是1925年以后,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普遍下跌,严重地冲击高成本的德国农产品,造成国内农产品销售困难,农民状况日益恶化.
到1928年底,东部2/5农庄是负债的,其中许多农庄的负债额高达本身资产的2—3倍.
20年代德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是外国贷款的源源流入,德国自身金融力量薄弱,银行业的基础也非常脆弱.
一次大战前,德国银行自有资本与存款的比例是1:3—4,29年代降为1:15—20.
一旦存户大量提款,银行很容易倒闭.
另外,外国贷款半数以上是6个月期限的短期贷款.
因此,20年代德国的经济非常脆弱.
魏玛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自近代以来,德国就有政府控制公用事业和大规模参与工业活动的传统.
魏玛共和国建立后,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所增强,他们反对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主张对私人经济加以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干预.
同时,以一次大战时期的战时经济为依据,一部分资产阶级人士如拉特瑙和雅费,也提出了所谓"公共经济"的理论,主张将社会生产和消费置于公共监督之下,根据国民经济的总体计划调节生产,由国家调节企业主的利润率和工人的工资额,由企业主、工人、国家和消费者一起,组成各级经济自治机构,干预经济生活.
在诸种因素的影响下,20年代德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干预经济生活.
完善劳资仲裁制度.
根据魏玛宪法,各经济大区曾组建过经济公共公司、联邦曾建立过全国经济委员会,然而,这些机构的设立并未实现"劳资共决"的原则.
作为弥补性手段,20年代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仲裁制度.
如果劳资双方在谈判中僵持不下,由政府任命的调解委员会或调解人就可以进行干预.
调解部门作出的决定只要被一方接受就能生效.
如果双方都不接受调解,调解部门或劳工部长就可以根据劳工部提出的统一规定,就工资、劳动时间、假期等问题作出裁决,双方必须服从.
1927年,全国从地方到联邦,建立了统一的劳资争议法庭系统,以裁决劳资纠纷.
"全国最高劳资争议法庭"是该仲裁系统的最高一级机构.
劳资仲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减少了劳资纠纷.
但同时,该制度使政府包揽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弊病,一旦经济运行失调,资本家和工人都会怪罪于政府.
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1926年,德国的失业救济制度改为失业保险制度.
该制度规定,工人刚失业时,从保险金账目中支取保险费.
该账目的资金来源由劳资双方按工资的一定比例对半提供,发放额也按失业者原来的工资额分成几等.
失业较长者改领危机救济金,该项资金4/5由国家提供,1/5由地方提供.
长期失业者改领由地方支出的社会救济金,数额大为减少.
参与住宅及公用事业的建设.
20年代,魏玛政府直接参与了住宅建设.
1925年到1930年间,德国新增住宅总数中,私人投资者建造了50%,公益生产合作社建造了40%,国家建造了10%.
国家还负责制订住宅建筑计划,并通过向房屋抵押贷款债务人征收房屋利息税,拨出6%的公共事业开支,补贴私人建房者和建房合作社,以资鼓励.
同时政府又严格控制房租上涨,一定程度上保护承租者的利益.
此外,国家还建造了很多学校、医院、体育场、剧院和图书馆等公共建筑,扩大并改善了电力、煤气、自来水和城市交通等公共事业.
扩大国有企业的数量.
一次大战期间国家兴办的同军火工业有关的工厂,战后继续归国家所有.
1923年,联邦政府建立了"联合工业企业股份公司",普鲁士政府建立了普鲁士矿山和冶金股份公司",负责经营全部国有企业.
道威斯计划生效后,国家铁路改组成国家所有的独立经济企业.
到20年代中期,德国发电能力的77%,炼铝业生产能力的70%,制盐业生产能力的41%,炼铅业生产能力的35%已为国家所拥有,在铁矿、采煤和机器制造业中国有企业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国有企业的资产高达数百亿马克.
全部国有企业都以私人企业的方法经营,并与私人资本集团竞争,这已成为政府参与工业活动的一种手段.
垄断资本实力增强在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德国的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托拉斯化急速发展.
从1926年到1929年,拥有500万马克资本以上的大企业在全德企业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37.
6%增至41.
4%.
一批托拉斯企业在化学、冶金、采煤、电气、造船等重要工业部门崛起.
1925年12月成立的,由数家德国大垄断企业联合组成的化学康采恩"法本工业公司",控制了德国全部染料和人造汽油的生产,还掌握着德国80%的氮、40%的药剂、25%的人造丝、大部分摄影器材的生产,还建造了"不来梅号"和"欧罗巴号"等高速豪华远洋客轮.
该企业控制了国内约400家企业,在国外也有约500家商行.
1929年该公司拥有12万名工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大的化学垄断组织.
1926年,德国6大煤钢垄断组织合并成"联合钢铁公司".
该公司是欧洲最大的黑色冶金托拉斯,拥有8亿马克的自有资金和17.
7万工人,德国1/4的煤、1/2的生铁和2/5的钢由它生产.
如果包括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和银行,它所控制的资本共计有66亿马克.
此外,电气工业中的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军火工业中的克虏伯公司,航运业中的汉堡——美洲轮船公司等,都是拥有数亿马克的资本和几万名工人的大型垄断组织.
随着垄断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大垄断资本家的地位进一步增强,蒂森、西门子、沃尔夫、克虏伯等10多个工业和金融寡头成为德国经济和政治的真正主宰者.
资本家为了抵制工会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组建了各种团体,其中有"德国工业联合会",重点从事经济政策研究,以及"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重点研究社会政治问题.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垄断资本获得巨大发展,一部分中小企业被吞并,业主或者破产,或者丧失了往昔的独立地位.
职员的失业率在20年代后期也一直保持在2.
4%左右.
手工业者在通货膨胀时期摆脱了债务,但同时也失去了积蓄,由于他们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也就失去了应急的手段.
在经济稳定时期,德国手工业的结构发生变化,陈旧的部门如桶匠、车轮匠和织布工,从业人数有所下降或消失,新的部门如汽车技工、电工、金属板和水泥板技工,从业人数迅速增加.
衰退部门的小资产者的地位急剧恶化,他们渴望国家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维护他们往昔的地位.
农民在20年代后期面临外国廉价农产品的冲击,负债越来越重,不得不把牲畜、农具甚至庄园充当抵押品.
工人的地位也有所下降,失业者的人数还是相当多,1923年底全国失业人数曾高达150万,1924年降至40万,1925年进一步降至20万,但1925年底再次猛增到200万,以后一直保持在50万左右.
宪法规定了每周48小时工作制,但直到1926年,全国仍有半数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超过限额,1/4的工人的周工作时数高达54小时.
自通货膨胀结束后,工人的实际收入逐年上升,但直到1929年,才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
尽管工会组织有所发展,但在劳资对抗中,工人的地位往往比资本家软弱.
除1925年和1928年外,因资方关厂而损失的工作日明显超过了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
魏玛共和国的政府更迭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初,主要由社会民主党人主持政府,历经谢德曼、鲍威尔、米勒三届政府.
然而在1920年6月的国会选举中,支撑魏玛共和国的联盟丧失了多数地位,改由中央党人费伦巴赫和维尔特主持政府.
1922年11月,无党派人士古诺组成无党派政府,在1923年危机中,被人民党人斯特雷泽曼领导的大联合政府接替.
但是,斯特雷泽曼领导的政府对萨克森邦和巴伐利亚邦采取了不同对策,用武力逼迫萨克森工人政府辞职,但拒绝镇压巴伐利亚的分离运动.
这一做法引起社民党左翼的不满.
1923年11月23日,社民党国会党团提议举行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民族人民党也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提案,但没有陈述理由.
斯特雷泽曼为争取主动,要求国会对政府表示信任,但遭到社会民主党和民族人民党的拒绝.
于是斯特雷泽曼政府辞职.
1923年11月30日,中央党人威廉·马克斯接任总理职位,以中央党人和民主党人为主体,组成资产阶级联合政府.
马克斯政府把平衡预算和稳定币制作为首要任务,大幅度裁减政府公务员,增收房产附加税,提高其它税收.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利益.
由于社民党在国会里反对马克斯政府,马克斯在征得艾伯特总统同意后,于1924年3月13日解散了本该在当年改选的国会.
同年5月4日,举行第二届国会选举,结果社会民主党得票20.
5%,获100席,比上届减少2席,如把原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席位亦计算在内,则减少86席;民主党得票5.
7%,人民党得票9.
2%;都比上届大幅度下降;中央党得票13.
4%,几乎与上届持平;民族人民党得票19.
5%,比上届增加;共产党得票12.
6%,比上届有大幅度增加;纳粹党以"德意志人民自由党"名义首次参加竞选,得票6.
5%.
选举结束后,马克斯再度任总理,组成资产阶级联合政府.
由于第二届马克斯政府仍然没有取得议会多数,1924年12月7日举行第三届国会选举,结果社民党得票26%,民主党得票6.
3%,人民党得票10.
1%,都略有回升;中央党得票13.
6%;民族人民党得票20.
5%;共产党得票9%,有所回落;纳粹党以"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的名义参加竞选,仅得票3%.
选举结束后,无党派人士汉斯·路德受命组阁,他以民族人民党人为主体,组成了资产阶级右翼联合政府.
路德政府执政期间,实行了税收改革.
由于德国经济开始恢复,税收收入超过了预算,政府一方面降低所得税,对多子女家庭实行税收优待,征收社团税时照顾小公司,对较大数量的遗产实行更高的累进税,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国内资本的形成,又在财产税中降低累进税,降低资本流通税,购进地产税和汇兑税以有利于商业往来.
外贸政策方面,在凡尔赛条约给予战胜国5年关税优待期满之后,政府对工农业产品都实行保护关税制.
1925年底,路德政府发生内阁危机.
民族人民党部长们原先同意签订洛加诺条约,但该党的各邦联合会议以战胜国没有立即撤出莱茵区并撤销凡尔赛条约中的战争责任条款为由,迫使部长退出政府.
1926年1月20日,路德再次组阁,他以民主党人、中央党人和人民党人为主体,组成资产阶级联合政府.
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曾允许商船在航行中除悬挂黑红黄三色国旗外,可继续使用象征旧帝国的红白黑三色旗.
第二届路德政府执政期间,同兴登堡总统一起颁布了"国旗条令",规定德国驻外使领馆也须同时使用红白黑三色旗.
社民党、民主党、人民党等政党一致反对该条令,并通过国会推翻了路德政府.
1926年5月16日,马克斯第三次组阁,他继续以中央党人、民主党人和人民党人为主体,组成资产阶级联合政府.
同年底,社民党人在国会内批评国防军同苏联红军有联系,并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
1927年1月29日,马克斯第四次组阁,以民族人民党人、中央党人和人民党人为主体,组成资产阶级右翼联合政府.
1928年5月20日,举行了第四届国会选举,结果社民党得票率再次回升,达29.
8%;民主党得票4.
9%,人民党8.
7%,中央党12.
1%,都有所下降;民族人民党得票率急剧下降,为14.
2%;共产党得票略有上升,为10.
6%;纳粹党得票略有下降,为2.
6%.
选举结束不久,社民党人赫尔曼·米勒受命组阁,他以社民党人和民主党人为主体,组成了大联合政府,一直执政到1930年3月27日.
进入世界性经济危机时期,德国政局再次动荡.
魏玛共和国经历14年动乱,内阁更迭达20次之多.
1925年总统选举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基础是薄弱的,由于没有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普鲁士容克贵族仍占有大片领地,军官团的军国主义势力没有被铲除,旧的文职人员大量转入共和政府机构,这些文职人员能够为共和政府服务,但同样准备为独裁政权效力.
司法部门则公然对共和制度表示敌意,法官们经常宽容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政治暗杀活动,但对左翼分子的判决往往非常严厉.
由于十一月革命没有伴之以深入持久的资产阶级思想宣传运动,一般民众也仍然崇拜等级和地位,不愿使用诸如"公民"、"先生"等体现民主平等的称呼.
很多人称魏玛国家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消退和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减弱,右翼势力进一步上升,政治气候出现了"从左向右摆"的状态.
兴登堡当选总统则是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再次崛起的标志.
根据1922年10月的国会决议,艾伯特总统的任期至1925年6月30日期满.
但是,随着右翼势力抬头,资产阶级报刊从1924年底起掀起了一场反对艾伯特和谢德曼的浪潮,指责艾伯特在1918年1月参加过柏林军火工人的罢工活动,从而犯下了叛国罪.
艾伯特出庭受审,为自己辩护,最后被判无罪,但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于1925年2月28日在任内病逝.
同年3月,德国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在竞选初期,民族人民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和纳粹党结成"帝国联盟",分别推出雅雷斯、黑尔德和鲁登道夫作为候选人.
社会民主党、人民党和民主党结成"人民阵线",分别提出普鲁士总理布劳恩、马克斯和黑尔帕赫作为候选人.
共产党单独推出台尔曼参加竞选.
3月17日举行第一轮投票,结果雅雷斯获1041.
7万票,布劳恩获780.
2万票,马克斯获388.
8万票,台尔曼获187.
2万票,黑尔帕赫获156.
8万票,黑尔德获100.
7万票,鲁登道夫获28.
6万票.
由于无一人获得多数票,按魏玛宪法规定,决定举行第二轮选举.
在第二轮竞选中,社民党撤回布劳恩,与中央党和民主党一起提出马克斯为候选人;帝国联盟为了与之对抗,也撤回原候选人,共同推出兴登堡作为总统候选人;共产党候选人仍为台尔曼.
4月26日第二轮投票,结果兴登堡获1465.
6万票,马克斯获1375.
2万票,台尔曼获193.
1万票.
尽管兴登堡的得票数,仍未超过半数,只占48.
3%,但按宪法规定得以当选总统.
兴登堡当选总统后,毫不掩饰自己的君主主义立场,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和君主势力进一步抬头.
《拉巴洛条约》德苏两国都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处于受排斥被欺侮的地位,两国从不同的指导思想出发,都希望打破这个体系,重建国际新秩序.
魏玛共和国和苏维埃俄国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当德国国内的革命运动趋向于高潮之时,魏玛政府往往会以不安乃至仇视的心情注视革命的根据地苏俄.
然而,战胜国帝国主义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把德国的强国之梦打得粉碎,激起了德国国内的强烈的民族复仇情绪.
当德国不可能通过乞求获得国际平等地位时,便希望改善同苏俄的关系,摆脱孤立的局面.
此外,经济上沙俄和东欧各国曾是德国工业品的传统出口市场,此时苏俄仍是一个农业国,德苏经济合作的前景广阔.
还有,德国人民要求同苏俄人民友好交往.
部分德军将领希望同苏俄实行军事合作,破坏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
俾斯麦时代的联俄政策给德国带来过裨益,甚至以卡尔·豪斯霍弗尔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学家们鼓吹的理论,即建立一个从莱茵河到黑龙江长江的欧亚集团来对抗英国这个"统治海洋的世界强国"等等诸种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德国政府的对苏政策.
在泽克特的推动下,1919年秋德国军方开始同苏联军方接触,1920年起,两国开始了小规模的军事合作.
1921年5月6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临时通商协定,规定德国承认驻柏林的苏维埃代表机构为俄国唯一合法的代表机构;缔约双方均应放弃反对对方的敌对行动或措施;不得在本国境外进行任何官方的直接或间接反对对方的宣传活动;双方同意不建立和不保持对对方任何形式的封锁,并立即消除一切障碍,恢复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该协定表明德国实际上已承认苏俄,并为两国继续谈判打开了通道.
1921年5月10日,中央党人维尔特接替费伦巴赫担任总理,组成魏玛联盟政府.
1922年1月31日,原复兴部长、民主党人拉特瑙改任外交部长.
维尔特和拉特瑙推行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对战胜国实行"履行和约"政策,试图通过合作以求得宽待;对苏俄则适度加强合作,并准备恢复两国外交关系.
1922年1—2月间,德苏两国在柏林开始了缔约谈判,并拟就了协议草约.
同年4月1日,参加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途经柏林,两国又进行了签订协议的谈判.
4月16日,德国在要求战胜国减少赔偿数额的希望落空,又害怕苏俄同协约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在热那亚近郊的拉巴洛小镇与苏俄代表团签订了《拉巴洛条约》.
条约规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的贸易、经济和法律关系享有最惠国待遇;两国互相放弃对战费、战争和非战争损失的赔偿要求;苏俄放弃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从德国获得赔款的权利,德国不再要求归还被苏俄收归国有的德国企业和财产.
与此同时,德国军方多次派人到莫斯科举行两国秘密军事协商,商定了军事合作的措施,德国向苏俄提供军备工业的技术援助,苏俄则负责为德国制造武器,提供坦克、军用飞机和化学武器的试验场.
拉巴洛条约的签订是德苏两国的外交胜利,它不仅促进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也使苏俄突破了帝国主义图谋建立的反苏统一战线,同样有利于德国摆脱外交孤立的处境.
斯特雷泽曼外交和《洛加诺公约》斯特雷泽曼1903年加入民族自由党,1917年任该党主席,兼国会党团主席.
1918年主持成立人民党.
1923年8月出任大联合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
直到1929年10月去世,斯特雷泽曼一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因此这一时期的德国外交被称为"斯特雷泽曼外交".
斯特雷泽曼的外交政策宗旨是:利用苏联同美、英、法等国矛盾,搞东、西方平衡外交,摆脱外交孤立,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
1925年,斯特雷泽曼给前德国皇太子写了一封密信,概述了其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信的结束部分表示:德国对外政策应该像1809年以后梅特涅所做的那样:善于应付,并避免作出重大的决定.
由此,人们对斯特雷泽曼的外交动机产生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两面派,是披着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外衣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有人认为他的愿望是真诚和光明磊落的,即为欧洲谋取和平.
但其实际的外交活动,还是围绕着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目标展开的.
斯特雷泽曼力主德国政府接受道威斯计划,此后即根据法国急于尽快解决欧洲安全保障问题,准备以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领土要求为代价,同法国缔结保障两国边界现状的"莱茵保安公约",并以此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
1925年1—2月,德国政府根据英国政府的具体建议,向欧洲大国递交备忘录,提出与莱茵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缔结莱茵公约的建议,受到欢迎.
莱茵公约规定在英国的担保之下,所有同莱茵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共同保证维护莱茵地区的领土现状,保证用和平手段解决彼此间的争端.
斯特雷泽曼认为,签订这样的公约既可以阻止英法之间或法苏之间缔结联盟,为战胜国提前撤兵莱茵区创造条件,又可以使莱茵问题"国际化",阻止法国在发生德波冲突时袭击德国.
1925年10月,英、法、德、意、比、波、捷克斯洛伐克7国在瑞士洛加诺举行会议.
路德总理和斯特雷泽曼外长代表德国参加洛加诺会议,签订了以莱茵保安公约为主要内容的《洛加诺公约》.
洛加诺公约生效的前提之一是德国加入国际联盟.
德国希望借此举修改凡尔赛条约,解除自己的战争责任,取得殖民地委任统治权,恢复军备方面的平等权利,恢复大国地位.
英法等国则要求德国无条件地接受国联盟约第十六、十七条,即实际上要求德国在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参加对苏经济制裁,甚至允许法国军队通过德国领土.
德国政府从自身利益考虑,奉行"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策略,予以断然拒绝.
斯特雷泽曼以德国缺乏武装力量和防范革命为由,坚持德国有权自己决定是否参加对所谓"侵略国"的共同制裁.
1926年9月,德国在坚持保留条件的前提下,正式参加国际联盟并担任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洛加诺会议前后德国政府也注重同苏联发展关系,以保持外交平衡.
在洛加诺会议召开前,德国政府曾多次向苏方表示重视德苏关系的发展,建议两国"根据拉巴洛条约的精神"加强合作.
洛加诺会议召开期间,德苏两国于1925年10月12日在莫斯科签订一项经济条约,该条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一般通商条约的范围,由一般条约和若干专门协定构成,其中包括:关于居住和一般法律保护协定、经济协定、铁路协定、税务协定、通商航海协定、商事仲裁法庭协定和保护工业财产协定等.
洛加诺会议结束后,德国政府又于1926年4月24日与苏联签订了为期5年的友好中立条约,进一步保证了德国的中立地位.
与此同时,斯特雷泽曼为了进一步消除德法之间的隔阂,加强了同法国外长白里安之间的个人联系.
1926年9月17日上午11时,斯特雷泽曼和白里安两人避开新闻记者,秘密离开日内瓦,来到靠近日内瓦的法国小城图瓦里举行秘密会谈.
双方达成了所谓的"图瓦里协议".
在这一口头协议中,法国允诺结束对莱茵区的占领,向德国归还萨尔,撤销对德国的军事管制,德国则同意向法国支付10亿金马克赔款以缓解法国的货币危机.
由于两国政府其它高级官员的反对,图瓦里协议未能实施,但两国之间的和解气氛却大大增强.
在1926年国联年会期间,斯特雷泽曼与白里安两人一同泛舟日内瓦湖上.
这一行动进一步增强了欧洲乃至世界的缓和气氛.
20年代中后期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德国的外交努力,使德国调整了与东西方各国的关系,恢复了国家尊严,跻入与英法等国平起平坐的大国行列.
魏玛时期的文化和教育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文化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这期间,柏林第一次能以欧洲文化都城的地位同巴黎和伦敦并肩媲美,各种思潮和艺术流派在德国涌现.
魏玛时期,德国社会科学领域始终贯穿着民主共和派与反民主共和派之间的对立.
一大批民主共和派学者纷纷著文颂扬共和,反对帝制.
作家托马斯·曼原是帝制德国的辩护士,后转向共和,1922年10月发表《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说,从阐述魏玛共和国的生存规律着手,表示拥护共和制度.
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信奉国家政治实用主义,认为魏玛共和国为复兴德国提供了机会.
新教神学家和历史学家恩斯特·特勒尔奇从抑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目的出发,要求共和国比以前更自觉地去寻找同西方启蒙运动传统的联系.
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纳克拥护共和制度,但在20年代后期看到议会制度已陷入"党派利益的纠缠",难以完成实现社会协调和政治妥协的任务,因而建议实行"立宪民主制",扩大民选总统的权利.
反民主共和派学者认为魏玛文化是令人憎恶的东西,广播、音乐等现代文明是没有灵魂的新式文明的表现,它们加速人的异化,使人更加脱离自然,疏远他人.
《行动》、《德国革新》、《普鲁士年鉴》等杂志报刊是反民主共和派的喉舌.
作家范·登·布鲁克于1923年出版了《第三帝国》一书,鼓吹帝国是一种理想的未来制度,它对内实行领袖原则和阶级合作政策,对外为保护边境周围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和"东进"而斗争.
历史学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产生更大的影响.
该书认为在欧洲文化的黄昏中迎来了凯撒的时代,并强调普鲁士精神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一种军事化的国家,在那里每个工人和业主都成了国家的公职人员,在严明的纪律和普鲁士式的严峻环境中为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工作.
作家恩斯特·荣格尔激烈抨击国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西方国家对德国的影响,认为自我牺牲、严格纪律和军国主义精神才是未来模范德国的组成部分.
魏玛时期社会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魏玛德国的社会学往往比较注重哲学问题,例如:科隆大学的维泽学派重点研究人际关系("关系学")、海德堡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韦伯重点研究文化社会学;阿尔贝特·萨罗蒙在家庭社会学、特奥多尔·盖格尔在社会阶级社会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然而,该时期最出色的社会学家当数马克斯·韦伯,他不仅精通历史和法学,而且精通国民经济学、哲学和神学,他力图搞清现代社会是怎样形成并运转的.
1922年,其名著《经济与社会》发表,书中提出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与讨论.
魏玛时期的文学也有一定的成就,格哈特·霍普特曼和托马斯·曼是魏玛时期的两大文豪,代表了魏玛共和国的精神.
霍普特曼是自然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很畅销,不仅创作了许多艺术性很高的童话、喜剧、悲剧、心理描写小说,还创作了哲理史诗.
托马斯·曼于192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魔山》,达到了其艺术成就的顶峰,1929年为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此外,托马斯·曼为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增添了新体裁的作品,即富有诗意和哲学味道的长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抽象的科学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和美学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小说中人物思考和谈论的主题,而且成了故事情节本身和塑造形象的直接基础,成了主人公命运和性格发展的动力.
埃利希·玛利亚·雷马克在1929年出版的《西线无战事》一书是反战文学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20年代的最畅销书之一,曾被译成数十种语言.
通过描述战壕生活和无谓、痛苦地死亡的真实可怕情景,有力地批判了相互残杀的战争,但由于作者看不到反对战争的真正方法,因此作品充满着伤感色彩.
魏玛时期,德国历史学界围绕帝制时代的评价,出现了传统派与民主派的分歧.
马尔克斯、舍费尔和贝洛等历史学家认为,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没有大的错误,一次大战主要是德国的敌人造就的.
这些历史学家颂扬国家和实力,把战争和占领看作是民族发展过程中受欢迎的现象,对民主与共和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而另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如迈内克、翁肯和欣策则转而同民主派历史学家如格茨、特勒尔奇和迈尔抱同样态度,反对把威廉德国理想化,认为帝国的垮台是由一连串悲剧事情引起的,体现了德国历史的延续性.
20世纪前半期,欧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思想大变革,德国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德国经济走向繁荣,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也大幅度增加,各实验室获得了所需的资金,科技人员又成为社会的重要一员.
物理学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继普朗克发现光电发射—量子—光子的规律,从而确立了量子力学的理论后,爱因斯坦又创立了相对论.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纷纷汇聚到德国.
20年代中期,爱因斯坦开始致力于场论研究,青年物理学家则纷纷开拓新的领域,如布罗格利研究物质波,施勒丁格尔致力于波动力学,并于1933年获得诺贝尔奖,海森贝格探索测不准原理,于1932年获诺贝尔奖,博尔致力于互补性原理.
化学方面的进展从整体上说较为逊色,但其中有机化学方面的成果不容忽视.
内恩斯特进行了物理化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埃尔利希发明了现代化学疗法.
雅默斯、弗兰克、维兰德和温道斯先后在1926、1927和1928年获得诺贝尔奖,他们的重大发现对药理学和合成材料生产很有实用价值.
在心理学方面,德国兴起了"形态心理学"(即"格式塔心理学"),其基本原理是"一个整体大于其各个部分的总和",因此认为追求一个"完美的格式塔"(完形)或模式、结构是大自然的一个基本规律,只要找到现存环境下可以达到的最简单、最有规律、最对称的结构就是很大功劳.
该学派的著名心理学家韦特海默曾对意象的心理活动等进行过有趣的试验;屈勒在大西洋加纳利群岛和非洲度过战争岁月,在那里研究过黑猩猩的行为方式;科夫卡从自己和韦特海默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正好与当时"测验心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子论倾向相反.
在形态心理学崛起的同时,心理分析法在德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到20年代,柏林已取代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成为这个新学派的中心.
随着民主共和政体的确立,教育领域也开始了民主化进程.
魏玛时期教育领域的民主化进程在中小学和高等院校有着不同的内容.
中小学首先面临学校非教会化问题.
十一月革命前,德国除巴登和黑森之外,小学绝大部分是教会学校,地方和区一级的学校监督权也多半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
魏玛共和国建立后,大部分小学教师要求取消神职人员对学校的监督,并以不分教派的学校或非教会学校取代教会学校,社民党人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在魏玛制宪会议上,社民党主张建立非宗教学校,不开设宗教课,民主党主张建立教派混合学校,即宗教课程分开上的公共学校,中央党则要求保留教会学校.
各派力量妥协的结果,魏玛宪法宣布废除神职人员对学校的监督,规定宗教信仰绝对不能成为学校录取学生的标准,但允许地方上建立教会学校.
宪法颁布后,全国约4/5的小学仍保留其教派性质,在巴登和黑森两邦,则仍以教派混合学校为主.
随着右翼势力日占上风,1927年马克斯政府试图制订学校法,把教会学校、教派混合学校和非教会学校定为三种平等并立的国民学校,但遭到社会民主党、人民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一致反对.
德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另一项任务是废除入学特权,向人民大众的子女敞开校门.
魏玛宪法正式规定,全国开设公共小学,连同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向所有的人开放,只有"天赋和爱好,而不是父母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或宗教信仰"才是孩子升入高一级学校的标准.
与此相应,宪法规定实行八年义务教育制.
魏玛时期的高等学校仍像一次大战以前那样,是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堡垒.
政府为改变大学的政治空气,作了一定的努力.
科隆和汉堡创办了两所新型的大学,招聘一批进步和开明的学者前去执教.
在原有的大学中,政府鼓励新兴势力进入学术领域,使一批社民党人、犹太人和妇女学者走上讲台.
但从总体上说,魏玛时期高等院校仍然是保守的,反共和气氛浓厚.
一部分右派民族主义教授虽然从共和政府那里领取薪水,但在讲台上却攻击共和国.
他们人数不多,能量却特别大,他们把持了很多学校的评议会,以反对大学"政治化"为借口,破坏政府要求大学的等级结构民主、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努力.
从20年代初期起,一部分教授转而支持民主共和制度,同魏玛政府合作,但这种合作大多半心半意,人们谑称为"与共和国喜结姻缘,可是没有爱情".
1926年,迈内克组建了"大学教师拥护共和国协会",但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
大学生中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种族思想也很流行.
魏玛时期,德国的戏剧处于黄金时期.
以乔治·凯泽和施特恩海姆两位戏剧家最为著名.
慕尼黑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托勒尔在服刑期间写下几部有名的戏剧,如《转变》、《机器破坏者》、《战争残废》等,强烈地控诉了战争及战后社会中种种丑陋现象,被一部分人称作"20年代最伟大的戏剧天才".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曾是一颗表现主义后期的明星,20年代后期逐渐摆脱了表现主义的影响,创立了"叙事戏剧"的理论,并认为这种戏剧是反映现实和表达革命思想的完美形式.
他最有影响的剧作是《三个铜子的歌剧》.
德国电影出现于1895年,大大落后于其它各国.
魏玛时期德国无声电影正处于从观看画面到形成艺术的发展阶段,但已经取得了一些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痕迹的成就.
这些年里获得世界声誉的著名导演有卢比奇、朗格、耶斯纳尔等,他们的作品成功感人、饶有风趣,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对艺术电影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20世纪初开始,轻歌剧开始繁荣,到20年代,德国已成为轻歌剧的中心.
鲍尔·林克谱写和指挥的轻音乐曲,曲调优美、悦耳、活泼,许多作品很快成为流行曲.
爵士音乐从外国传入后,深受德国听众的欢迎.
风行于柏林酒吧的诙谐的小调,内容多半反映日常生活,政治性很弱.
此外,魏玛初期,德国画坛出现了神秘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沉重与绝望心情.
20年代中期出现的与现代派相对立的新现实派,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希望破灭后,顺从天命的心情.
第九章经济大危机和纳粹党执政第一节大危机袭击下的德国布吕宁政府的反危机措施《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给魏玛共和国以巨额贷款,缓和了德国的赔款危机,大量外资涌入,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然而德国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也越来越大.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德国经济迅速下滑,到1932年8月,德国工业生产指数降低了40.
6%,其中生产资料生产指数下降53%,消费品生产指数下降25.
3%,失业人数达600万.
危机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执政党之间的争夺也日益激烈.
1928年6月上台的米勒大联合政府在危机爆发前就面临税收减少和财政赤字上升的难题,通过向国内发行1.
8亿马克公债,并向瑞典大资本家克罗格尔筹措一大笔私人外债,才勉强摆脱困境.
1929年秋,社会民主党人在内阁建议增加工矿企业的税额,人民党人坚决反对,从而显露出内阁分裂的端倪.
1930年初,大联合政府内部的政策分歧进一步加剧.
全德工会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要求维持并增加失业救济金的数额,所需经费由政府、资本家和工人三方共同承担.
资本家集团和人民党要求缩减失业救济金,以摆脱国家保险公司的困境.
中央党和民主党建议采纳中央党议会党团领袖布吕宁提出的妥协方案,即仍按以往的比例向各方征收保险基金,另由政府提供一笔为数1.
4亿马克的补助金,如果仍不敷所需,则开始消减失业救济金的数额.
人民党表示赞同.
为此,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意见分歧,总理米勒、内政部长泽韦林和经济部长施密特赞成妥协,劳工部长维塞尔站在工会联合会一边,坚决反对.
1930年3月27日米勒内阁倒台.
3月30日,布吕宁召集米勒内阁中所有非社会民主党人部长,组成由中央党、民主党、人民党、民族人民党等资产阶级政党成员构成的内阁.
布吕宁在一次大战期间曾任前线指挥官,参与镇压十一月革命.
1920—1930年任基督教德国工会联合会执行主席.
1924—1933年任中央党国会议员.
1929—1930年任中央党议会党团领袖.
经济大危机期间他认为多党制国家已面临深刻的危机,建议加强魏玛宪法中的专制成分,逐步重建君主政体.
1930年7月16日,布吕宁政府以宪法第四十八条为依据,依靠总统的紧急权力颁布自1925年以来的第一项紧急法令,以紧急法维持政局,开始摆脱议会的制约,强化行政权力.
①布吕宁政府信奉传统的财政政策,认为经济危机是一种净化剂,可以淘汰以往一哄而上的不健康企业,而通货收缩是一剂良药,可以将经济引向健康的道路,认为缩短危机时间的最好办法是让经济自行发挥其自我治疗的力量;他拒绝采取措施来缓解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认为该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整个经济的复苏.
布吕宁政府顽固坚持过时的财政政策,主要原因是对时代的发展要求和凯恩斯的反危机理论缺乏敏锐的感应能力,同时也受制于其它①1930年政府颁布5项紧急法令,而国会通过的法令达52项;1931年政府颁布41项紧急法令,国会只通过19项法令;1932年政府颁布的紧急法令达60项,国会通过的法令只有5项.
因素.
1923年德国曾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激烈动荡,日后各届政府都将通货膨胀政策视为洪水猛兽.
此外,杨格计划曾规定重新审查德国的生产能力以评估其支付能力,但先决条件是德国必须保持货币稳定,从另一方面说,德国的外债是以外汇结算的,马克贬值势将加重德国名义上和实际上的债务负担.
布吕宁政府上台后,强调要维持国民经济的骨干企业和重要生产部门,向垄断组织提供贷款和补助金,其中受惠较多的有联合钢铁公司和各大银行.
1931年7月,德国发生挤兑风潮,引发了全国的货币信用危机,几天内柏林一大批银行陷入困境.
国家黄金储备由23.
9亿马克减至13.
63亿马克,整个金融系统濒于总崩溃的边缘.
政府匆忙宣布为期2天的"银行休假日",并向银行发放10亿马克的贷款,收购了全国私人银行70%的股份.
此外,政府还通过国家订货、强制卡特尔化等措施扶助垄断组织.
1931年,政府拨出40亿马克以"东援"遭受困难的农业部门,结果96.
8%落入占地20公顷以上的农户之手.
与此同时,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大量开征新税,几度颁发减薪、紧缩社会福利开支的紧急法令.
新增的税目大多由劳动人民承担,遭削减的社会福利开支有残废救济金、年老退休者救济金、孤寡救济金和失业者补助金.
另外,政府还裁减了约1/3的政府职员.
这些措施不仅减少了德国社会对商品的"有效需求",进一步深化了危机,而且打击了中下层民众,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
民众生活状况恶化在经济危机和布吕宁政府反危机措施的打击下,德国中下层民众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劳动人民的工资收入下降.
由于政府以延长劳动日的办法降低工人工资,或者减少计时工资,一个产业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由1929年的40.
2马克减少到1932年6月的22.
1马克.
1932年,德国约500万职员和公务员人均月薪只有150马克,70%的医生每月收入低于170马克.
工人的失业人数和失业比例骤增.
1929年全国失业人数189.
2万,占职工总人数的9.
6%,1932年猛增到557.
5万,占30.
8%,其中1932年2月的失业人数达612.
8万.
除此之外,全国还有一定数量的半失业者.
失业救济金微薄,1929年,德国每个失业人员的救济金为每周6—10.
5马克,由于布吕宁政府削减政府开支,1932年的失业救济金大城市每人每月为16.
44马克,中等城市为14.
36马克,小城市13.
14马克.
14%的失业者,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得不到国家的任何补助,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对现状也更为不满.
手工业者和中小企业主破产达几十万家.
政府职员、教师、工程师和文艺工作者的失业人数有10万之多,仅工程师和化学技师在1930年至1932年失业人数就增加了5倍.
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经济地位素来比较稳定的政府职员和知识分子阶层因为没有不动产,完全依靠工资收入过活,全部的财产和希望都集中在银行储蓄上,在信用危机的打击下,积蓄荡然无存,经济地位一落千丈.
农民则受到日益增长的税收和高额佃押金的重压.
从1928年到1932年,他们的债务增加了10亿马克.
政府"援助东部"的40亿马克救济金,96.
08%落入占地20公顷以上的大农户手中.
农民只有破产一途,强迫拍卖土地的事件剧增,从1928年到1932年,被拍卖的农民土地达36万公顷.
雇农的报酬也急剧下降.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中下层民众的心态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们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
正如自由派时事评论家利奥波德·施瓦茨席尔德当时描述的那样:"从每一次谈话中,无例外地会从谈话中感到,像有一股毒气向你扑来似的情绪,忧虑、不安、疲惫、反感、愤慨和歇斯底里构成的六千万倍的混合物,这种无法言状的也难于描述的情绪本身就是一个祸根","一种要求变革的炽热愿望"遍及整个德国.
①同时,他们迫切希望得到国家强有力的保护,不论这个国家是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独裁体制.
由于德国的经济惨状与凡尔赛条约和战后赔偿直接相关,民众还强烈要求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使德国重新加入列强的行列.
资产阶级的分化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德国资产阶级对内政外交的总方针的基本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获得美英两国的大量援助,繁荣了经济,政治也比较稳定,因此资产阶级对一个能实行和平外交同战胜国合作,以民主政治调和国内各阶级关系的民主共和政权是支持、拥护的.
但是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战胜国组织起英镑集团,美元集团、金本位集团等区域性经济和货币集团,堵住了德国经济向外渗透的缝隙,丧失全部殖民地的德国外贸量一落千丈.
1929—1935年德国出口总额降低69.
1%,进口总额降低70.
8%.
此外,危机期间民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日益强烈,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激烈动荡.
这时,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从整体来说希望找到一把双刃剑,对外能迅速调整国际秩序,使德国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并进而夺取势力范围,对内能控制深怀不满情绪的中下层民众,稳定社会秩序.
但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对内政外交具体方针的要求相差甚远.
一次大战结束以来,决定着德国经济政治生活的是两大垄断集团.
一个由以加工工业部门和输出工业部门为主的垄断组织集团及有关的银行组成,其核心人物包括当时最大的输出商和制铁工业家奥托·沃尔夫、西门子电气公司财主卡尔·冯·西门子,德国工业协会第一主席及法本工业公司监事会主席卡尔·杜伊斯贝格等.
另一个集团由鲁尔区的重工业巨头组成,其首脑人物包括著名的煤钢大王基尔道夫、蒂森等人.
前一个集团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且同国际资本,特别是英国和比利时的工业家有着广泛的联系,因而在对外政策上主张接近西方,在对内政策方面则把人民党和中央党作为其利益代表者,并利用社会民主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他们拥护魏玛共和国,不想作冒险的尝试.
后一集团是德国财政资本中最具有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要求的派系,其利益因凡尔赛条约丧失了阿尔萨斯—洛林、上西里西亚等主要工业原料基地而受到较大损害,所以他们公开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赔偿义务,要求立即着手全面武装德国.
这个集团中的蒂森和①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中泽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6页.
基尔道夫等,较早就同希特勒建立了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纳粹党.
在经济危机打击下,鲁尔工业集团逐渐把希特勒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政治代理人.
1930年11月27日,蒂森在德国工业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公开呼吁发挥纳粹党的领导作用.
不久,基尔道夫利用自己在矿山联盟中的地位作出一项决定,规定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所属企业自1931年1月1日起,每售出一吨煤就提取5芬尼资助纳粹党.
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开始支持纳粹党,其中包括沙赫特和德国金融界著名报纸柏林《交易所报》经济编辑瓦尔特·丰克等人,形成了以鲁尔区重工业巨头为核心的"纳粹工业集团".
同年秋,凯普勒联合愿意帮助纳粹党夺取政权的资本家组建了"凯普勒集团",从经济和政治上策划扶助纳粹党上台执政.
但是,加工工业部门和输出工业部门资本集团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较少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因而仍希望维持国际关系现状,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疏导国内危机,政治上仍支持魏玛政权,反对让纳粹党执掌国政.
然而,随着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该集团内部围绕应付危机的决策问题产生了新的分化.
1931年冬,高失业率已成为直接威胁资产阶级统治的严重社会问题,全德工会联合会建议发展公共事业以解决就业问题,即要求国家贷款,发展道路建筑、住宅建造、土壤改良等公共事业,以较高的工资接纳失业工人.
这一建议得到德国市镇代表大会主席京特·格雷克教授和国防军将领施莱歇尔等人的呼应.
格雷克曾任民族人民党国会议员,1930年起成为基督教民族农民党国会议员,经济危机期间主张用"创造就业"的改良手段缓和危机的破坏力.
1932年3月,他提出了接近工会建议的就业计划,在得到一批资本家支持后,于同年8月作为政府的正式政策提出.
这样,在加工工业部门和输出工业部门资本集团内部,就分化出被称为"左翼凯恩斯主义"的资本集团,其成员有克虏伯、沃尔夫等.
以杜伊斯贝格为首的资本家断然拒绝格雷克的方案,他们主张扩大私人经济的生产,使其自发地繁荣市场,同时反对实施工资协议,建议推行薪金低于协议工资的"自愿生产服务".
这样就形成了被称为"右翼凯恩斯主义"的资本集团,其成员包括西门子等.
第二节纳粹势力的崛起纳粹党的重建啤酒店暴动被镇压后,魏玛政府宣布取缔纳粹党.
巴伐利亚当局以阴谋推翻政府罪逮捕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等人.
1924年4月1日,慕尼黑法院判处希特勒5年徒刑.
鲁登道夫、罗姆等人被无罪释放.
希特勒在服刑期间,口授《四年半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后经人整理、修改,重新定名为《我的奋斗》,由埃耶出版社出版.
该书臃肿冗长,结构松弛,除自传性章节外,主要宣扬反动种族论,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主宰民族",应用武力去夺取"生存空间".
该书后来成为纳粹党的纲领性文件.
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被假释出狱.
在总结暴动失败的教训后,他决定在努力扩大纳粹党的群众基础的同时,全力争取权势集团,即垄断资产阶级、军官团和容克的支持,走合法斗争的道路.
出狱不久,他即去谒见巴伐利亚邦总理,向他保证恪守法律,在政治上与政府合作.
1925年2月,巴伐利亚政府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刊的取缔令,但仍禁止希特勒作公开演讲.
然而在纳粹党被取缔后,其成员分裂成若干集团,其中有以反犹主义者施特莱彻领导的"大德意志人民团体",以及施特拉瑟兄弟领导的热衷追求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的"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
他们的政治主张没有越出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如反对国际贸易和银行资本,要求维护私有财产等,但他们强烈要求坚持并扩大二十五点纲领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要求,主张将大工业、银行和大地产收归国有,使工人有权参与企业行政管理;重新分配土地,使农民可以获得"世袭采邑";外交上主张与苏联和反帝的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联合,共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国际联盟的奴役.
他们声称要追求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社会连带主义"①.
他们在纳粹运动中的影响急剧扩大,逐渐形成了"北方派"(亦称"激进派"),试图扭转纳粹党的发展方向.
1925年11月,北方派在汉诺威召开纳粹党北部地区大区领袖会议(通称"汉诺威会议").
与会25人中,除莱伊和弗德尔两人支持希特勒外,其余的人都要求施特拉瑟兄弟拟订新的党纲,更加突出"社会主义"要求,以取代"二十五点纲领".
有人甚至提议将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
会议还决定抵制希特勒的意见,支持德共提出的就无偿没收前王公财产给劳动人民的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的建议.
希特勒出狱后,伺机实行反击.
他巧妙地利用北方派内部围绕新纲领出现的意见分歧,挑选了大部分北德大区领袖不能与会的工作日,即1926年2月4日,在远离北方派根据地的南德班贝格召开纳粹党全德领袖会议(通称"班贝格会议").
由于北方派出席人数极少,希特勒在会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经过长达5小时的辩论,会议否决了施特拉瑟兄弟拟订的新纲领,通过了反对没收前王公财产的决议,并确认了希特勒的领袖地位.
班贝格会议是纳粹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以希特勒为首的狂热民族扩张主义者扭转劣势,压倒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使纳粹党最终走上同垄断资产阶级勾结,成为垄断资本实际利益代表者的道路.
1926年5月,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宣布"二十五点纲领"永久不变,并垄断对党纲的解释权,以防止其向"左"偏移.
1928年4月,他又以党的名义发表声明,重新解释党纲第十七条,强调纳粹党维护私有财产,"土地改革"主要针对犹太人的投机公司,"无偿没收"必须限于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希特勒加紧纳粹党的重建工作.
首先,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在领袖之下设立由18人组成的"全国指导处",每个成员分管一个方面的事务.
将中央机构分为两个部,第一部由格·施特拉瑟领导,下辖外交、新闻、渗透活动及建立党小组3个部门,负责对付和破坏魏玛政府;第二部由希尔领导,下辖农业、司法、国民经济、种族与文化、内政、劳工、工程等部门,负责培训未来的国家官员.
其次,扩建地方组织,将纳粹党的网络撒向全国.
他们将全国划分为9①即Solidarism,该理论认为利益相关的社会组织是以社会成员的相互依存为基础的.
个地区(Landes),下辖36个大区,各设地区督察员和大区领袖,以下逐级设分区、分部、支部和小组,各设一领袖.
再次,增设党的分支组织和附属协会,用以增强战斗力和扩大影响.
1925年成立了"党卫队",初时规模较小,共约200名成员,隶属于冲锋队,主要任务是保卫纳粹党及其领袖.
1929年1月希姆莱担任该组织的全国领袖,开始扩充队伍,规模迅速扩大.
党卫队队员穿黑色制服(原为褐色制服),系戴黑领带、黑肩章、饰有骷髅标志的黑色大沿帽和镶黑边的卍字臂章.
1926年成立了"希特勒青年团",作为争取和控制青年的工具.
以后,又相继成立了民族社会主义教师协会、民族社会主义法学家联盟,德意志文化战斗同盟和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医生联盟等组织,用以网罗各阶层人士.
纳粹势力的发展由于纳粹运动的群众基础主要是不满现状的各种社会破坏力量,因此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纳粹党的势力难以迅速发展.
1925年底,纳粹党员只有2.
7万.
希特勒重组纳粹党后,为了抑制党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势力,把纳粹党的宣传重点放在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方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纳粹党对群众的吸引力.
在1928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只获得81万票,比1924年减少9万票.
施特拉瑟兄弟趁机敦促希特勒加强"社会主义"宣传,以避免纳粹党走入死胡同.
希特勒也需要中下层民众的选票,没有这些选票,他就丧失了同权势集团进行政治交易的资本.
1929年8月初,纳粹党党代会决定成立"民族社会主义企业支部",作为影响企业工人的分支组织.
世界经济大危机发生后,希特勒趁机接过党内"激进派"要求,利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困境,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他组织数千名纳粹宣传员和"演讲学校"学生前往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并到处举行各种群众集会,演讲会、青年集会和火炬游行等活动,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广告和标语,制造声势,以致于有些地方一时看不到空白的室外墙壁.
纳粹党头目在拉拢群众的过程中,一方面利用自己出身下层的有利条件,同中下层民众一起坐车和用餐,介绍自己的身世,努力缩短同群众的距离;另一方面则以集会和游行的方式显示纳粹党的实力和权威,向渴望得到"国家保护"的民众展示纳粹党的关心.
纳粹集会大多规模巨大,四周布满纳粹党旗,冲锋队员组成仪仗队和吹奏乐队,并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纳粹头目在党徒的簇拥下出场,整个会场笼罩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军国主义气氛.
同时,纳粹党还使用新式的宣传工具,在会场上使用扩音器,在各地广场上放映希特勒和戈培尔进行竞选演说的电影,向拥有唱机的家庭寄发灌有纳粹头目演讲录音的唱片.
纳粹党针对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心情,攻击民主政体,攻击魏玛政权,颂扬独裁制的优越性,许诺纳粹政权将向全体公民提供强有力的国家保护.
纳粹党向失业工人许诺要消除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和面包,并进而保证"要打破占有的特权,要把德国工人的解放扩充到分享红利,分享所有权和分享领导权.
"纳粹党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许愿是:"提供充分的工作岗位,使在劳动岗位的劳动者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保障工作和赢利";"保护中等阶层","限制垄断资本的利润来源".
1930年,纳粹党提出了"商店——分店税收法"和"定货法"等提案,要求"保护日益受到大企业严重威胁"的个体商贩,"国家或地方的定货,国防军的定货,以及私人企业的大批定货,尽可能由手工业和中小工商业承担.
"1932年,纳粹党提出了《迅速提供就业——战胜危机纲领》,并成立了"工商业中产阶层战斗同盟",提出接管大百货公司,统一商店和消费合作社价格的主张.
1930年3月,希特勒任命农业部专家瓦尔特·达雷为纳粹农民领袖.
达雷于1929年和1930年出版了《农民是北方种族的生命之源》和《土地与血统产生新贵族》两本书,宣扬农民的血是生命的源泉,生命滋生不息,祖国乃得昌盛;土地为农民耕种,生产人们的衣食之需.
他主张在不改变财产制度的前提下,国家通过贷款帮助农民建立"世袭田园",使他们成为"血统与土地"的新贵族.
希特勒竭力推崇达雷的理论,宣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将取代容克组成新的社会力量"是错误的,未来的统治层应由"经过斗争筛选的不同来源的人士所组成".
达雷就任后,拟订了一个取悦于农民的《农业纲领》,大搞"农民崇拜".
纳粹党还利用全体民众痛恨凡尔赛条约,希望民族自强的心理和要求,进一步扩大民族复仇主义的宣传.
希特勒利用一切场合重复他在《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中的复仇主义叫嚣,声称要使战败和混乱不堪的德国在阳光下占有比以前更加伟大的地位,必须建立一个新帝国,这个帝国以日耳曼人种为基础,确立领袖的绝对权力,为成为"地球的主人"而奋斗.
遭到经济危机沉重打击的中下层民众,各自在纳粹党的宣传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于是大批涌进该党.
从1928年到1933年,纳粹党员人数从10万逐年上升到35万、80万和100万.
1930年7月16日,布吕宁政府以总统紧急权力为依据颁布紧急法令,18日,该法令遭国会否决.
同日,布吕宁经兴登堡授权,宣布解散国会.
同年9月14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结果,纳粹党获票18.
3%,一跃成为国会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获票24.
5%;尽管仍为国会第一大党,但减少了10个议席;共产党获票13.
1%,增加了23个议席.
希特勒在拉扰中下层民众的同时,积极地同权势集团勾结.
但在经济大危机的前期,只有鲁尔区部分重工业资本家支持希特勒,其他资本财团继续扶持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对纳粹党持观望和怀疑的态度.
1930年10月,纳粹党议员格雷戈尔·施特拉瑟、费德尔和弗立克以纳粹党名义,向国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求降低银行利率至4%以下,无偿征用"银行和股票交易所"以及所有东方犹太人的全部财产,并将大银行收归国有.
希特勒唯恐得罪资产阶级,立即进行干预,强迫他们撤回这项动议.
从1931年夏天开始,希特勒决定有步骤地争取全国各行业的工业巨头的支持.
据纳粹党新闻发布官奥托·迪特里希回忆,"在继后的几个月中,他走遍整个德国,同杰出的人物私下会谈.
选择的约会地点,不是在柏林就是在各邦,不是在凯撒霍夫饭店就是在某个偏僻的森林空地.
保守秘密是绝对必要的,绝不能让报界有捣乱的机会,否则就会影响到会谈的成功"①.
同时,①艾伦·布洛克:《希特勒,暴政的研究》,企鹅图书公司1962年版,第167页.
希特勒接受沙赫特的建议,由资本家所信任的丰克取代费德尔担任自己的经济顾问,1931年12月,又以资本家凯普勒取代丰克.
1931年10月11—12日,纳粹党同民族人民党、钢盔团等政党和组织在不伦瑞克邦的哈尔茨堡温泉城举行全国反对派大会,希特勒、胡根贝格和沙赫特先后在会上讲话.
会议要求布吕宁政府辞职,在全国和普鲁士组建右派政府.
会议结成了"哈尔茨堡阵线",但不久因各方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和策略分歧,以及纳粹党和民族人民党争夺领导权而解体.
希特勒据此进一步加强了同资产阶级右翼的联系,扩大了纳粹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
1931年6—7月,鲁尔重工业集团联络一些组织呈文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但没有引起兴登堡的重视.
同年8月,基尔道夫多次邀请数十名资本家到其庄园,结识希特勒并听其演讲,帮助希特勒扩大同资本集团的交往.
随着德国货币信用危机的爆发,对政府失去信心的资本家把目光转向希特勒,逐渐形成了"纳粹工业集团".
1931年12月,希特勒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本家,接受了蒂森的建议,取代丰克亲自到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向300多名资本家及其代表作演讲.
他精心准备了演说内容,从分析个人之间存在差异着手,强调保存私有制和企业家主权的合理性,歌颂独裁制,鼓吹德意志民族向外扩张,去奴役"劣等种族";他声称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控制苏联,并"将逐渐震撼整个世界",如果不尽早让纳粹党上台执政,该主义将赢得50%的德国民众,然后把德国推入灾难;他还保证掌权后要扩充军事力量,训练800万后备军,使德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夺取新的生存空间.
希特勒的演说长达2个半小时,博得了资本家的热烈掌声.
奥托·迪特里希曾在《跟随希特勒十二年》一书中指出:"1932年1月27日将永远是德国纳粹党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这一天,希特勒成功地在德国西部工业巨头中间打开了缺口".
①纳粹党与国防军的关系一开始并不融洽,国防军军官团成员大多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①通常站在代表传统、保守和正统的势力一边.
纳粹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矛头指向合法政府,使用的手段是煽动、街头暴乱,甚至政变,其成员大多出身下层,举止粗鲁.
国防军成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之蔑视,甚至心存疑虑.
1923年11月希特勒发动"啤酒店政变"时,国防军作为整体来说并未支持纳粹党,反而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国防部长格斯勒下令取缔攻击政府的纳粹喉舌《人民观察家报》,当驻守巴伐利亚邦的陆军第四师师长洛索夫跟随巴伐利亚全权代表卡尔暂时与纳粹党合流,拒绝执行国防军镇压暴动的命令时,国防部解除了洛索夫的职务.
此后,纳粹党同国防军的关系一直不佳.
希特勒尽管希望得到国防军的支持,但是为了控制冲锋队,却又禁止冲锋队同陆军发生联系.
国防部则不准陆军招募纳粹党员,或者雇佣他们在军火库和补给站工作,并要求军队不过问政治,超然于党派之上.
希特勒曾就纳粹主义与军队的问题发表讲话,抱怨德国陆军没有像意大利陆军那样同法西斯运动合作.
然而纳粹党与国防军具有先天的血缘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希特勒原来就①保罗·汪戴尔:《德帝国主义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①据1932年的统计,有23.
8%的军官出身贵族,其余为军人世家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
见罗伯特·奥尼卡:《德国陆军与纳粹党,1933—1939年》,纽约1966年,第6页.
是个陆军政治"调查员"和大部分冲锋队员和一部分纳粹党员都是退伍军人,更主要的是在仇视凡尔赛条约、扩军备战、崇尚武力和民族扩张主义宣传方面,纳粹党和国防军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希特勒清楚地看到,纳粹党要在德国执政,没有国防军的支持则绝无可能.
1930年春,乌尔姆卫戍部队中尉施林格、卢丁和温特因在军队中从事纳粹宣传并发展纳粹势力而被捕,被提交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审.
希特勒抓住这个机会,争取陆军的支持.
9月,他亲自出庭作证.
他的发言包含3个重点内容:保证陆军拥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维护陆军的完整,"任何想要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解释成立冲锋队是为了在宣传时保护纳粹党,决无一点军事性质和取代陆军之意;保证使用合法手段获取政权,开除党内"革命"分子.
希特勒作此表态之后,一部分军官,如参谋部军官约德尔、乌尔姆第五炮兵团团长贝克等,公开拥护纳粹党.
对大部分青年军官来说,除了希特勒的保证外,纳粹党关于扩军备战的许诺使他们看到了晋升的希望.
1931年1月,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施莱歇尔废止了关于陆军不得雇佣纳粹党人在军火库和补给站工作以及不准纳粹党人加入陆军的禁令.
不过,经济危机期间纳粹分子尤其是冲锋队员街头闹事的行径,以及1932年希特勒同军人心目中的偶像兴登堡竞选总统的举动,阻碍了国防军同纳粹党进一步合作.
特别是身为国防部长兼内政部长的格罗姆和陆军司令库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继续蔑视和厌恶纳粹党,直到1932年,格罗纳还明确下令镇压武装纳粹分子的暴行,并积极主张取缔冲锋队.
只是在1932年连续的政府危机中,国防军领导层进一步分化,才使纳粹党有机可趁.
纳粹党内的矛盾冲突随着纳粹党加强对中下层民众的宣传,党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再度活跃起来.
1929年7—9月,纳粹党同民族人民党、钢盔团等结成"民族反对派".
同年12月,纳粹党在图林根的邦议会选举中获得11.
3%的选票,于是同资产阶级政党一起组织联合政府.
这些行动遭到施特拉瑟兄弟的反对.
格·施特拉瑟在纳粹党会议上告诫希特勒:纳粹党如此同反动派沆瀣一气,同资本家、容克、旧将领和高级官吏密切合作,会招至丧失群众支持的危险.
奥·施特拉瑟则惊呼:希特勒已背叛了社会主义!
"如此下去,民族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任务……是否还能维持"一部分冲锋队员也认为"阿道夫背叛了我们无产者".
1930年4月,萨克森邦工会宣布罢工,奥·施特拉瑟不顾希特勒的反对,在自己控制的报刊上宣布全力支持.
希特勒在得到蒂森等资本家的警告后,于5月21日赶到柏林,同奥·施特拉瑟展开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争论.
奥·施特拉瑟指责希特勒"为了用合法手段执政同资产阶级右翼政党进行新的合作,企图扼杀社会革命",要求纳粹党坚持实行工业国有化的方针.
希特勒则认为工人需要的只是面包和马戏,根本不懂得什么理想.
他指责奥·施特拉瑟实际上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
希特勒强调德国只需要进行种族革命,不需要进行政治、经济或社会革命,再次肯定了垄断资本的私有权.
在此期间,戈培尔秉承希特勒的旨意,先后在《进攻报》上发表4篇文章,指责奥·施特拉瑟"只在书桌旁拼凑革命理论,不考虑现实的可能性",是"膨胀的激进主义精神病患者,手持匕首在大街上疾走",号召"开除所有奥·施特拉瑟的追随者,结束这种路线".
希特勒以国会议员之职和18万马克引诱奥·施特拉瑟,要求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同时大力清除其追随者.
奥·施特拉瑟拒绝了希特勒的利诱,1930年7月,联合26名北方派领导人发表退党声明,并呼吁"社会主义者离开民社党!
"以后,退党者成立了"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战斗同盟"(后简称"黑色阵线"),公开反对纳粹党和后来的第三帝国.
1935年,该组织迁往捷克斯洛伐克境内,1938年又转移到美洲继续活动.
纳粹党党内矛盾的另一表现是部分冲锋队组织的反叛活动.
由于经济危机期间冲锋队向队员提供食宿,大量失业工人和青年涌入该组织,致使其成员中底层群众的比例比纳粹党高得多.
在少数野心家的挑动下,部分不满于希特勒投靠权势集团行为的冲锋队组织向纳粹党领导集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
1930年8月,施滕纳斯任队长的柏林冲锋队提出7点要求,呼吁希特勒放弃"合法"路线,以暴力行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提名冲锋队领袖为国会议员候选人,缩小党的大区领袖的权力,并给冲锋队为党的集会维持会场秩序支付报酬.
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该队在国会选举中消极怠工,并于8月29日袭击纳粹党柏林大区指导处,砸坏大部分办公用具.
希特勒亲自赶到柏林,用安抚的手段平息了事态,随后于9月2日撤换冲锋队全国领袖扎洛蒙,自任冲锋队最高领袖,并规定全体冲锋队员必须宣誓对其个人无条件效忠.
1931年1月,希特勒任命罗姆为冲锋队参谋长,隶属于全国最高领袖的领导.
罗姆曾任冲锋队首领,20年代中期希特勒想把该组织建成纳粹党的政治宣传工具和打手别动队,罗姆进行抵制并坚持冲锋队相对独立的准军事组织性质而与希特勒发生冲突,辞职前往玻利维亚.
这时,希特勒为了转移冲锋队的政治兴趣,遂重新起用他.
罗姆到任后,立即着手再次加强冲锋队的军事性质,模仿德国陆军的组织机构,设立总参谋部、司令部和训练学院,并设地区总队、旅队、区队、旗队、突击大队、突击队、小队和小组,一般都由前军官担任头目.
1931年4月1日,施滕纳斯等人再次起事,纠合了勃兰登堡、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地区冲锋队的领袖,发动第二次叛乱.
不久,德国北部和东部的冲锋队组织也起而呼应.
起事者谴责希特勒的"合法"夺权路线,指责他任人唯亲,要求澄清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并宣布废黜希特勒的领袖地位.
希特勒一面在《人民观察家报》和《抨击》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施滕纳斯一伙是钻进纳粹党内的"沙龙布尔什维主义和沙龙社会主义的小丑们","将一系列严格说来是属于共产党不断煽动所需要的概念引进冲锋队内";一面调动党卫队平息叛乱.
希特勒的行动获得国防军领导层的赞扬.
1932年期间,格·施特拉瑟同希特勒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
格·施特拉瑟自1926年起担任纳粹党全国宣传领袖,1932年又兼任全国组织领袖,成了党内地位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号人物.
纳粹党班贝格会议之后,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直到1932年5月,他还在国会演说中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示"为了获得他们自己的生存权",人民要求"同黄金、世界经济、唯物主义这些恶魔断绝关系,同输出统计和银行利率的思想习惯断绝关系,……恢复正当劳动的正当报酬.
"但是,1929年底以后纳粹党在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他对如何处理同旧势力的关系问题也有了新的看法,认为在坚持民族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同保守势力结盟比举行暴力革命"更为可靠".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批评了奥·施特拉瑟在1930年的行动,表示"社会主义不可能由宣布过激的理论词句加以推进,而是有朝一日通过某一民族社会主义的劳动部长颁布必要的法律来实现".
1932年11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得票数下降,格·施特拉瑟认为希特勒的"合法路线"已陷于破产,如果纳粹党进一步向右偏转,广大党员将投奔共产党.
因此,他主张纳粹党"应原则上改变路线","回到原来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路线上来","避免下降为一种反犹主义的经济党".
他还认为,使纳粹党免于瓦解的另一途径是立即执政,如不能单独执政,参与组阁亦可.
当时希特勒既坚持要自任总理,更拒绝改变纳粹党的既定方针.
1932年12月7日,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翌日,格·施特拉瑟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前往意大利"疗养".
纳粹党内以施特拉瑟兄弟为首的反对派就此消散.
第三节1932年,处在十字路口的德国总统选举1932年,德国政治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随着经济危机达到最高峰,失业人数也升到顶点,劳动人民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更加强烈.
阶级斗争的激化进一步加剧国会内外的党派斗争,一年内国会被解散两次,政府三次更迭.
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纵横捭阖,频繁地分化组合,德国政治生活处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独裁的十字路口.
1932年第一次大的政治斗争是总统选举.
1932年,兴登堡总统任期届满,3月将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当时兴登堡年迈体弱,不打算连任.
但资本家"杜伊斯贝格集团"要求他争取连任.
布吕宁总理和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施莱歇尔也认为他是"唯一能击败希特勒的候选人",劝说他参加竞选.
社会民主党采取"取小害(兴登堡)而避大害(希特勒)"的对策,不提自己的候选人,支持兴登堡竞选.
"纳粹工业集团"则推出希特勒参加竞选.
希特勒经过一段时间犹疑之后,同意竞选.
但纳粹党避免攻击兴登堡,反而试图利用他的威望来争取群众,他们提出"尊敬兴登堡,投票希特勒"的口号.
民族人民党推出钢盔团第二号人物特奥多尔·迪斯特贝格为候选人.
共产党候选人为台尔曼.
3月13日举行全国投票,结果兴登堡获票49.
6%;希特勒30.
1%;台尔曼13.
2%;迪斯特贝格6.
8%.
由于无一人获得绝对多数票,按宪法规定,将举行第二轮投票.
在第二轮竞选中,迪斯特贝格宣布退出竞选,要求支持者投票给希特勒.
希特勒则租了一架飞机,每天在四五个城市发表竞选演说,演说重点从攻击现行体制转向描绘美好未来.
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是:"谁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谁选举希特勒,就是选举战争!
"4月10日举行第二轮投票,结果兴登堡获票53%;希特勒36.
8%;台尔曼10.
2%.
兴登堡再度当选总统.
在第一次全国投票日,即3月13日,冲锋队参谋长罗姆以传闻社会民主党的防卫组织国旗社将用暴力阻止希特勒合法掌权为借口,下令冲锋队在突击地点集合,并处于"紧急戒备状态".
同时,"政变"这个字眼也在冲锋队内广为流传.
3月17日,普鲁士警察搜查了纳粹党大区办事处和冲锋队中心,找到一些冲锋队组织打算在希特勒获胜后采取暴力行动的材料.
布吕宁和国防部长兼内政部长格罗纳应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等邦的要求,决定取缔冲锋队,以消除内战的危险.
4月13日,再度当选总统的兴登堡签署《保障国家权威性的总统法令》,正式宣布取缔冲锋队及其下属组织党卫队.
翌日,国旗社理事会认为"兴登堡当选为总统是宪法和民主制度的一个胜利,消除了德国内战的直接危险",因而宣布解散自己的核心组织"保卫团".
格罗纳查禁冲锋队的行动引起了国防军大部分高级军官的反对,他们担心此举会破坏国防军利用冲锋队防守东部边界的努力,施莱歇尔呼吁兴登堡收回总统法令,或者对等地取缔国旗社.
尽管兴登堡于5月3日签署《保障国家权威性的第二号总统法令》,规定一切武装政治团体都要置于内政部长的监督之下,从而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旗社的行动,但施莱歇尔等国防部官员仍以辞职相威胁迫使格罗纳于5月13日辞职.
布吕宁邀请施莱歇尔出任国防部长,然而对布吕宁政府的政策不满,自己又怀有政治野心的施莱歇尔回答说:"我愿意出任,但不是在你的政府中.
"巴本执政与"巴本政变"随着德国政治局势日趋复杂,施莱歇尔要操纵政局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他制订了一个所谓"驯服"方案,打算对冲锋队开禁,邀请纳粹党参加政府,以此扩大政府的国会基础,同时把冲锋队、钢盔团、国旗社和其它准军事组织合并,组成一支由国防军控制的民兵部队.
他希望选择一个个性较弱的总理在前台执政,自己在幕后操纵局势,因此竭力劝说兴登堡撤换布吕宁.
布吕宁政府为了缓和日益严重的农业危机,于1932年5月20日拟定了一项新的垦殖法令,打算强制购买不再具有偿还能力的东部庄园,向迁徙农民提供土地.
大庄园主对此极为不满,纷纷向兴登堡请愿,指责布吕宁"已完全倒向农业布尔什维主义".
在各种势力的压迫下,5月30日,布吕宁被迫辞职.
6月1日,兴登堡任命由施莱歇尔推荐的巴本为总理.
巴本出身天主教贵族兼大资本家家庭,曾在总参谋部任职,1920年参加天主教中央党.
由于他参加了推翻中央党提名的总理布吕宁的幕后活动,又违背该党领袖的旨意,因此被迫脱党,巴本内阁属纯总统制内阁,以资本家"右翼凯恩斯主义"集团为后台,主要由保守的贵族分子组成,没有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因此被称为"男爵内阁".
施莱歇尔出任国防部长.
6月4日,巴本越过国会,直接向报界发表政府声明,声称必须结束"议会民主的混乱管理",最终制止"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停止"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腐蚀".
巴本政府在政治上反对议会民主制,鼓吹独裁统治,遭到了包括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基督教工会、原布吕宁政府阁员在内的各种政治集团的反对.
在经济上,巴本政府前期基本上延用传统政策,增加捐税,削减社会保险,颁布法令允许资本家将法定工资削减一半,实行有利于大地主利益的农业定额分配制.
从8月起,开始放弃通货紧缩政策,试图用"引爆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
如向增加劳工雇佣数额的企业发放税收有价证券,资本家可以此充当税款.
同时通过分配国家任务和削减企业税收来刺激私人经济,间接解决劳工就业问题.
与此同时,巴本政府还规定实行"进口限定制",以保护国内市场.
这些措施首先使资本家得利,因而引起了工人的强烈反对.
早在巴本政府执政前,即1932年4月24日,普鲁士举行了邦议会选举,结果纳粹党赢得约38%的选票,比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所获选票的总和还多,成了议会第一大党.
但是,该邦邦议会的议事规程规定,任免邦总理必须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的赞同.
当时普鲁士中央党拒绝同纳粹党联合,因而社民党人布劳恩继续留任总理.
布劳恩政府素有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堡垒"之称,右翼势力和国防军一直将它视作眼中钉.
当社民党失去大量议席后,国防军军官团便要求德国总理以全国总督身份用国家管制的名义接管普鲁士政府,但遭到布吕宁拒绝.
巴本执政后,便与施莱歇尔一起策划摧毁普鲁士政府.
1932年7月20日,巴本政府以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同共产党人举行会谈为借口,指责布劳恩政府的财政"仍然未上轨道",反共产主义斗争"不得力",其权威已经"极度动摇".
巴本以兴登堡签署的《关于恢复普鲁士邦地区安全和秩序的法令》和关于延长大柏林市和勃兰登堡省戒严状态的法令为依据,宣布解除布劳恩等社民党部长的职务,自任驻普鲁士总督,接管邦总理的大权.
这一事件,史称"巴本政变".
自布吕宁政府下台后,社民党即放弃容忍政策,重新采取反对党的立场.
"巴本政变"发生时,布劳恩政府下辖的邦警察约有9万人,钢铁阵线拥有300万人.
普鲁士内政部长、社民党人泽韦林提议动用警察力量,在钢铁阵线支持下进行抵抗,但大部分社民党领导人要求"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决不放弃宪法规定的法律基础".
7月20日,共产党向社民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发出建议,要求共同组织总罢工来粉碎政变,迫使巴本政府辞职.
但社民党执委会和工会组织却向工人发出呼吁书,要求工人保持冷静和纪律,不参加总罢工,通过国家法院和国会选举来挽救局势.
事后,普鲁士政府向国家法院提出控告,而法院的裁决是:如果总统暂时将普鲁士邦的主权移交给全权代表行使,而该邦在全国参议院,国会和邦议会的代表权仍掌握在普鲁士政府手里,这并不触犯宪法.
"巴本政变"的成功为纳粹党上台排除了一个重要障碍.
两次国会选举巴本政府上台后,即履行曾同纳粹党达成的口头协议,于6月4日下令解散国会,定于7月31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并于6月14日取消对冲锋队及其下属组织党卫队的禁令.
纳粹党自信能在选举中获得大胜,故以此作为容忍巴本内阁的先决条件.
纳粹党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竞选活动,希特勒乘坐飞机,15天内到50个城市发表演说.
解禁不久的冲锋队以10倍的疯狂对政敌制造流血事件,企图控制所有宣传和演说的场所.
投票结果,纳粹党获37.
4%的选票,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共产党获14.
6%;社民党获21.
6%,第一次降为国会第二大党.
其它政党,中央党获12.
5%;巴伐利亚人民党获3.
2%;民主党获1%;人民党获1.
2%;民族人民党获5.
9%.
纳粹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希特勒即要求担任总理,并要求给纳粹党人保留内政、农业、教育、司法和航空五个部的部长职位.
兴登堡很害怕在总统任期内爆发全国内战,他认为纳粹党嚣张闹事,举止粗鲁,希特勒缺乏执政能力,因而拒绝任命纳粹党党魁担任总理.
他要求希特勒同巴本一起组织联合政府,在巴本手下当副总理.
希特勒拒绝接受.
纳粹党旋即同仇视巴本的中央党联合,8月30日,两党议员一起选举纳粹党头目戈林任国会主席.
巴本得不到国会支持,就企图解散国会,推迟举行新的大选,抛弃议会民主制.
9月12日,共产党国会党团领袖托格勒向国会提出一份不信任巴本政府,要求取消一切"紧急法令"的提案,纳粹党立即附议,最后,提议以512票赞成、42票反对、5票弃权得以通过.
但巴本抢在议案生效前解散了国会.
在大多数内阁部长的坚持下,巴本政府被迫同意在11月6日举行第二次国会选举.
在第二次国会选举前,从巴本政府的政策措施中得利的资本家拟出一份由339名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企业主签名的号召书,呼吁选民把选票投给支持巴本政府的政党.
11月选举的结果,纳粹党获票33.
1%,仍为国会第一大党,但得票数有所下降;社民党获票进一步下降,仅20.
4%,为国会第二大党;共产党的得票数进一步上升,为16.
9%.
其它资产阶级政党的得票数大致同上次选举持平.
民族人民党获票8.
8%,略有上升.
纳粹党的选票之所以下降,一是因为希特勒同垄断资本家勾搭的消息不断被披露,一些群众逐渐看出该党的宣传包含欺骗的成份;二是在11月初共产党领导的柏林交通工人罢工中,一部分纳粹党员因不满现状也积极参加,戈培尔害怕丧失工人群众的支持,对罢工持支持态度,该事件使一些资本家不愿资助纳粹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纳粹党的竞选能力;三是纳粹党徒的暴行日益引起民众的不安.
"纳粹工业集团"为纳粹党上台竭尽了全力,从1932年6月起,凯普勒纠集一部分资本家,在每月的第一个周三定期聚会,以商讨就业和财政问题为名,策划扶助纳粹党上台.
纳粹党在11月选举中失利后,该集团加快了扶植希特勒的步伐.
11月中旬,大企主代表沙赫特、黑克尔、凯普勒同党卫队头目希姆莱一起拟定了一封致兴登堡总统的请愿书,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认为只要"委托全国最大集团的领袖负责领导一个由具备实际能力和个人才干的人士组成的总统制内阁,就可消除一切群众运动所必然带有的弱点和缺陷,并且把至今仍在袖手旁观的千百万人吸引进来,变成积极的力量.
"请愿书由凯普勒转发给约50名资本家征集签名,最后沙赫特、施罗德、蒂森等20人在上面签了名,垄断资本家弗格勒出于"不想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原因"没有签名,但表示赞同其中的内容.
11月19日,请愿书正式呈交兴登堡总统.
施莱歇尔走上前台巴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得到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拥护,但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
11月国会选举后,政府仍得不到国会多数的支持.
经施莱歇尔提议,11月17日巴本辞职.
11月19日,兴登堡总统应部分资本家的请求,召见希特勒.
兴登堡向希特勒提出,如果他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政纲,并得到国会多数的支持,就能担任总理,否则只能当一名副总理.
希特勒难以获得国会多数票,因为民族人民党拒绝同他合作,中央党虽然同意给予支持,但先决条件是不实行独裁统治.
这样,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愿望还是未能实现.
12月1日晚,兴登堡同时召见巴本和施莱歇尔,商讨组阁事宜.
巴本提出的执政方案是:关闭国会半年,依靠国防军和总统的全权实行独裁统治,随后重新制定宪法.
施莱歇尔不反对实施独裁统治,但认为这种统治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他主张建立一条横贯所有政党并集合全国社会政治方面活跃力量的"横向阵线",由一个为国防军所支持的总统内阁来掌舵.
事先,施莱歇尔曾同纳粹党施特拉瑟派和部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作过交涉,因此知道自己能获得国会的多数.
面对这两种方案,兴登堡决定支持巴本.
然而第二天,包括施莱歇尔在内的几乎全部内阁成员都不支持巴本,兴登堡转而任命施莱歇尔组阁.
施莱歇尔以资本家"左翼凯恩斯主义"集团为后盾,基本上留用巴本内阁阁员,组成总统制内阁.
但是由于原同意出任副总理的格·施特拉瑟在纳粹党党内斗争中失败,他组织"横向阵线"的计划夭折.
施莱歇尔试图消除前两届内阁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缺陷,声称自己既不赞成资本主义,也不拥护社会主义,意在成为一名"关心社会问题"的军人政治家.
他上任不久,向全国作了一次广播演说,宣布"本政府的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创造就业".
该政府执政期间,在经济上不增加新的税收并控制物价,取消巴本内阁削减工资和救济金的规定,废除农业定额分配制,在东部实行补贴无地农民定居的庞大计划,同时决定耗资5亿马克,发行特别期票,用以扩充劳动就业岗位.
格雷克提出一个劳动就业纲领,建议设立部长级的劳动就业专员一职,在市镇机构的协助下,以国家债务形式筹集经费,利用社会委托订货的办法来扩大就业机会.
该纲领被施莱歇尔接受,格雷克则受邀担任中央劳动就业专员,他将全德工会联合会、基督教工会和冲锋队的代表吸收进专员办公室,试图沿着所谓的"工会轴心"扩大社会基础.
施莱歇尔则准备把格雷克的做法扩大到政治领域,打算邀请各派工会的领袖担任政府部长,再次组建"横向阵线".
在外交上,施莱歇尔打算同苏联进行谈判,延长1926年德苏条约,并扩大两国贸易关系.
但是,施莱歇尔在政界经营时间不长,根基尚浅,即使在军界也因资历欠深和喜欢弄权术而缺乏有力支持.
其干预经济的措施还未来得及见效,就已引起"巴本派系"垄断资本集团的恐惧,认为其政策具有一种"布尔什维克的危险".
西门子甚至表示:与一种布尔什维克的危险相比,希特勒只能算小巫见大巫.
这就给希特勒提供了进一步争取垄断资本集团支持的可趁之机.
1932年7月曾当着蒂森的面拒绝付给纳粹党任何竞选费用的杜伊斯贝格,年底同意向纳粹党资助10万马克.
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支配下,支持巴本的资本家集团迅速向纳粹工业集团靠拢,同意让希特勒上台执政.
希特勒就任总理巴本被施莱歇尔搞下台后,一直伺机报复.
1933年1月4日,经科隆银行家施罗德男爵牵线,他与希特勒举行会晤,商讨倒阁事宜.
巴本力争自己当总理,给希特勒保留副总理职位,或者成立两人的"双头政权",希特勒意在担任总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1月10日和18日,巴本和希特勒两次会晤,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同月22日,经里宾特洛甫提议,巴本、希特勒、戈林等人与兴登堡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及总统府国务秘书梅斯纳一起举行协商,成效仍然不大.
民族人民党主席胡根贝格曾于1932年12月20日表示支持希特勒出任总理,并愿意在希特勒内阁中担任经济和农业部长.
1933年1月中旬,他又向施莱歇尔表示,愿意入阁担任统一的经济与农业部长.
施莱歇尔拒绝了这一要求,胡根贝格遂积极加入倒阁运动.
按照预定计划,新国会将于1月31日召开会议.
施莱歇尔预计自己得不到国会支持,遂于1月23日进见总统,要求解散国会,并推迟几个月举行下届的国会选举.
兴登堡要求他履行上台时的诺言,设法争取国会多数的支持.
施莱歇尔无力办到这一点,于1月28日辞职.
此时,国防军领导集团内部也发生了有利于希特勒的变化.
自1932年5月格罗纳被迫辞职后,国防军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就进一步公开化.
以陆军首领哈默施泰因为代表的一批军官蔑视纳粹党,反对该党单独执政.
施莱歇尔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也反对纳粹党单独执政.
从1932年年末至1933年年初,两人的关系愈益密切,经常在一起商议总理人选问题,结成了一股势力.
然而,尽管他们都不希望纳粹党单独执政,但特别担心纳粹党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引起国内政局动荡,招致波兰向德国发动"预防性进攻".
他们认为一旦巴本与胡根贝格联合执政,必然会导致内乱.
1933年1月下旬,哈默施泰因等人几次向兴登堡陈述意见,重点是反对再次任命巴本担任总理.
在当时德国政治斗争的特定条件下,他们的行动客观上有利于希特勒上台.
以驻防东普鲁士的第一军区司令勃洛姆贝格及其参谋长赖希瑙为代表的一派,则竭力主张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
勃洛姆贝格曾于1927—1929年担任军队管理局局长,30年代初又兼任日内瓦裁军会议德国代表团团长,在军内拥有一定的地位.
由于施莱歇尔是几乎没有上过前线的"办公桌军官",在军内威望不高,客观上有利于勃洛姆贝格等人扩大自己的作用.
1933年1月下旬,勃洛姆贝格和赖希瑙受召与兴登堡总统商讨组阁事宜,勃洛姆贝格以国防军不足以同冲锋队和党卫队相抗衡为由,要求组建以希特勒为总理的民族阵线政府.
同月29日,兴登堡任命勃洛姆贝格为国防部长.
这在客观上加强了希特勒和军内亲纳粹派的地位.
同日晚,施莱歇尔和哈默施泰因向希特勒和戈培尔发出建议,要求逮捕正在向兴登堡施加影响的巴本、奥斯卡·冯·兴登堡和梅斯纳(即"兴登堡集团"成员).
纳粹党却迅即把该消息通报给兴登堡集团,使局势进一步朝有利于纳粹党的方向发展.
1月24日,巴本与戈林、弗立克和里宾特洛甫等纳粹党徒商定,争取组建一条包括所有右翼政党的"民族阵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民族集中内阁".
但是,希特勒坚持要自任总理,而兴登堡和巴本还在组建希特勒—巴本内阁抑或巴本—胡根贝格内阁之间犹豫.
当传闻军内可能发生政变的消息后,兴登堡和巴本迅速打定主意,同意让希特勒担任总理,但同时两人坚持认为,副总理必须由巴本担任,希特勒晋见总统时必须由副总理陪同,纳粹党只能占据内阁少数几个职位,不能司掌外交、国防、经济、财政等重要的部.
巴本很有信心地认为:"在两个月内,我们会使希特勒向隅而泣.
"1933年1月30日中午,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
这一举措表明,在十字路口徘徊的德国终于迈向了法西斯独裁的道路.
第十章纳粹体制的建立第一节"一体化"与纳粹政治体制国会纵火案和《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法令希特勒担任总理之初,德国的政治体制离他的独裁目标相距甚远.
当时,国会拥有立法权,纳粹党虽是国会第一大党,但仅占1/3的席位,未达到过半数的优势,尚须受到其他政党的制约.
司法机构拥有独立司法权,不受纳粹党控制.
就是在内阁中,希特勒也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内阁不是一个总统制内阁,而是一个必须取得议会多数支持的内阁;在内阁11个部长职位中,纳粹党仅占3席,除希特勒外,其余两个都是较次要的部.
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和外交部长牛赖特都是兴登堡直接遴选委任的.
但是,他依靠担任总理的有利条件,继续骗取广大民众的支持,进一步投靠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在不公开废除魏玛宪法的前提下,开展所谓的"一体化"运动,将魏玛共和体制逐渐演变成纳粹独裁体制.
"一体化"运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领域,但其核心在政治领域.
希特勒一上台,即全面拉拢国防军和垄断资本家.
1933年1月31日,他亲自到柏林各兵营,向士兵作关于"新德国"的演讲.
2月3日,他借勃洛姆贝格召集集团军和军区司令聚会的机会,向高级军官作了为时2个小时的演说,许诺恢复义务兵役制,扩大国防军,对内批判和平主义并彻底根除马克思主义,对外夺取销售市场和新的生存空间.
他还吹捧"国防军是国家最重要的、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成部分",保证尊重其"非政治性和超党派性"的独立地位,不同冲锋队合并.
同年2月20日,希特勒经沙赫特牵线,在戈林的国会办公室会见25名大资本家,许诺要取消议会制,结束"党派争吵",解散工会,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建立一个不搞"社会主义"实践,优先扩充军备的专制国家,克虏伯、杜伊斯贝格等垄断巨头当即向纳粹党认捐了300万马克的竞选费用.
与此同时,希特勒以反对共产主义为名,逐步取消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2月4日,颁布了《总统关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法令》,该法令授予国家机构较大的权力,禁止在所谓"至关重要的"企业里举行罢工和各种政治集会与游行;以及在"可能导致对公众安全有直接危险"的情况下,没收并在限定时间内禁止"其内容涉及危害公众安全和秩序"的印刷品.
法令的初衷是防止共产党领导工人举行总罢工,但在实际运用中,却能广泛地限制反对党在竞选中的宣传活动.
2月17日,戈林以普鲁士内政部长的身份颁布一项命令,指示各警察局"以最强硬的手段对付与国家为敌的组织的活动",必要时可使用枪支,"执行此项任务时使用枪支的警官不论其所造成的后果如何均将受到我的保护;反之,凡因错误的照顾而执行不力者,则将追究其失职的刑事责任.
"所有邦的政府都接到了该项命令.
5天后,戈林又下令起用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作为"辅助警察",协助警察"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
2月27日,纳粹分子策划了耸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
当天晚上,柏林冲锋队长恩斯特带领一群冲锋队员,从戈林官邸通向国会的暖气管道中潜入国会,洒下汽油,纵火焚烧国会大厦.
并将当时在现场的荷兰共产党人范·德·卢贝作为纵火犯逮捕.
戈林、希特勒和戈培尔先后赶到现场,一口咬定国会起火是共产党武装起义的信号,是推翻现政府的烽火.
希特勒对外国记者说:"这是上帝的旨意,现在谁也无法阻挠我们用铁拳消灭共产党人了!
"2月28日兴登堡颁布《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法令,废除魏玛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抽掉了法治国家的基础.
紧急法令取消了魏玛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民的人身、新闻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
准予政府干预通信、邮电、电报和电话秘密,准予搜查住宅等等.
紧急法令还授权全国政府在各邦政府不采取"为恢复公共秩序和安全所必需的措施"时,暂时接管该邦的权力,同时修改刑法规定,把叛国罪和纵火罪的惩罚由无期徒刑上升为死刑.
于是希特勒政府下令逮捕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人士,查封德共和社会民主党报刊,封闭德共办事处.
德共主席台尔曼和德共议会党团主席托格勒亦先后被捕.
3月9日纳粹又以"纵火犯同伙"逮捕了正在德国的共产国际执委、保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
《授权法》和《国家重建法》希特勒要控制国会,必须获得国会的多数支持,但纳粹党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并未获得压倒多数.
1933年2月1日,兴登堡下令解散国会并规定在3月5日重新选举.
纳粹党利用资本家捐助的数百万马克的竞选费用,和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有利条件,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竞选攻势.
一批受过特别训练的纳粹演说家组成宣传队,到全国各地进行宣传鼓动;广播电台奉命转播所有内阁成员的重大竞选演说,从而向希特勒和戈培尔提供了面向全国的讲坛.
党卫队则对选民实行恐吓和监控,利用国会纵火案以转移舆论、打击共产党.
然而选举结果,纳粹党得到43.
9%的选票,获总议席647席中288席,仍没有超过半数.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数尽管有所下降,但仍占总票数的18.
3%和12.
3%,分别获120席和81席.
其它政党的得票数都略有下降.
为了获得新国会中2/3多数的支持,3月9日,希特勒违反宪法,宣布取消共产党的81个国会议席,并逮捕了一些共产党议员.
3月14日,希特勒政府正式取缔共产党.
同时,纳粹党答应中央党领导人提出的:尊重各邦政府与教会之间的现存约法;保证基督教在学校和教育中的影响;维护总统的权力;保持不准撤销法官职务的制度;维持并扩大与梵蒂冈的关系等条件,从而得到了中央党的支持.
3月23日,希特勒要求国会通过《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即《授权法》.
该法规定:政府有权制定国家法律;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如不以国会和参议院的组织本身为对象,可以同宪法相异;政府与外国订立涉及国家立法事务的条约,无需获得国会同意;国会放弃审议国家预算和监督政府信贷与公债政策的权力.
实际上该法使政府获得了立法权,魏玛宪法被废除,国会名存实亡.
共产党被取缔、国会议席被取消,因而不能参加投票.
社民党集体投了反对票.
该党主席奥托·韦尔斯在发言中说:"在社会民主党经历了最近一个时期的迫害以后,谁也无法要求或希望它对这里的授权法投赞成票.
……自从德国有国会以来,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对公共事务的监督在目前这种程度上和由于新的授权法在更为严重的程度上被取消,是从来没有过的.
政府拥有如此无限的权力,不仅必然要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使人民失去任何活动自由.
"但是,由于其他政党的议员都投了赞成票,最后该法以444票对94票被通过.
至此,魏玛共和国彻底灭亡.
授权法的有效期原定4年,但在纳粹党操纵下国会两次延长授权法,一直到纳粹政权覆亡为止.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说过:"要取消议会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议会中的议员届时实际上将只提供建议……不论国会和参议院,都不进行表决".
自从内阁获得立法权后,国会很少开会,除了在1934—1935年"制定"过《国家重建法》和三项反犹的《纽伦堡法》外,其它会议的内容都是聆听希特勒的演讲并批准他的声明.
1933年7月14日起,德国实行一党制,国会选举制度也改为按纳粹党提出的统一名单作全民"认可性"投票.
1933年11月12日,1936年3月29日和1938年4月10日,纳粹德国曾举行过三次国会"选举".
由遵循"领袖原则"的纳粹党徒组成的国会,连对政府的监督权也无力行使,成了点缀"民众意志"的装饰品和希特勒公布政策意图的讲台.
授权法通过后,希特勒立即策划削弱邦政权的势力,将国家结构由联邦形式的复合制改为中央集权的单一制.
1933年3月31日,政府颁布《各邦与国家一体化法》,规定除普鲁士邦外,各邦的议会必须按照3月5日国会选举的得票比例重新组织,这样就剥夺了共产党在各邦的议席,并使纳粹党在各地都占据多数席位.
法令还授权各邦政府颁布法令,整顿各邦的行政机构,而无须邦议会的批准.
同年4月7日,又颁布了《各邦与国家一体化的第二个法令》,规定总统驻各邦的专员被正式任命为各邦行政长官,负责监督全国总理提出的方针政策在各邦贯彻执行的情况,他有权解散邦议会,任免邦政府和颁布法令.
这样,各邦的议会政体即被废除.
1934年1月30日,国会和参议院通过《国家重建法》,规定取消邦议会,各邦的最高权力移交给中央,邦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邦政府首脑受全国内政部长管辖.
之后,由各邦代表组成的参议院随之解散.
中央集权制最终确定.
一党制的确立共产党被取缔后,希特勒把矛头对准以维护民主共和国为首要任务的社会民主党.
早在2月4日《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法令颁布后,希特勒政府便经常勒令社民党主要报刊停刊,甚至其机关报《前进报》也由于发表该党的竞选号召而被迫停刊3天.
该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就是遭到冲锋队的破坏.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社民党虽然还能在国会中进行有限的活动,但日益遭到政府的打击.
3月,许多社民党人被捕,黑森地区社民党领导人乌利希在集中营里被折磨致死.
仅在1933年3月23日国会会议之前,就有9名社民党议员被监禁,大部分社民党报刊被勒令停刊,社民党的集会常常遭到禁止,钢铁阵线和国旗社被取缔.
社民党议员对《授权法》投反对票后,该党为争取能合法地存在下去,采取容忍和退让的政策.
3月24日,社民党执委会派代表同戈林举行谈判,要求允许社民党报刊复刊,戈林提出社民党报刊复刊的先决条件是外国社民党报刊停止报道希特勒政府迫害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恐怖行为.
同月底,该党一些领导人分别到捷、丹、英、法、荷、奥和瑞士等国进行游说,试图说服这些国家的社民党减少或停止报道德国的法西期恐怖行为.
3月30日,韦尔斯宣布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以表示德国社民党不同意该机构对希特勒政府采取的较强硬态度.
1933年5月初,随着工会被解散,社民党执委会决定派遣韦尔斯等部分领导人到国外建立流亡领导机构,以防万一.
5月17日,国会举行会议,希特勒在会上发表对外政策声明,提出修改凡尔赛条约和扩充军备的要求.
以保罗·勒贝为首的社民党国会党团投了赞成票.
但是,流亡国外的社民党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如果不立即放弃妥协政策,就会给党的威信带来更大的损害,并会失去其它国家工人政党的支持,因而他们要求国会党团投反对票.
以勒贝为首的国内领导人拒绝这一决议,并于6月19日召开所谓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宣布脱离流亡领导机构的领导,另建以勒贝为首的执行委员会.
这样,社民党便告分裂.
3天以后,即6月22日,内政部长弗里克便发布命令,以"反对国家及其合法政府的叛国罪"为名取缔社民党.
7月7日,社民党在国会、邦议会、市政厅和各种代表机构中的代表资格全部被废除.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近3000名社民党干部被逮捕.
在取缔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后,希特勒紧接着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政党.
5月3日,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改称"德意志民族阵线",6月21日,它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被警察和冲锋队占领,6月27日,胡根贝格被迫退出政府,该阵线也随之解散,其议员进入纳粹党国会党团.
6月28日,从1930年起已更名为"德意志国家党"的人民党宣布解散.
7月4日,德意志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自行解散.
7月5日,布吕宁被迫解散天主教中央党,该党议员被允许列席纳粹党国会党团会议.
1933年7月14日,希特勒政府凭借授权法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规定:纳粹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凡维持另一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新政党者,如其罪行不触犯其它规定而须受到更大的惩罚,则处以3年以下的徒刑或6个月至3年的拘禁.
同年12月1日,希特勒政府又颁布《党和国家统一法》,规定:纳粹党是德意志思想的体现者,是国家的领导和推动力量,与国家不可分离地联系着,它的机构是人民权力的一部分;为保证纳粹党和冲锋队的机构同国家机关实行最密切的合作,纳粹党领袖的代表和冲锋队参谋长均为政府成员;纳粹党和冲锋队成员如果损害所负义务,不受国家司法机关审判.
这两个法律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一党制,保证了纳粹党凌驾于国家政府机关之上并不受国家法律制约的地位.
为了保证纳粹党更有效地控制国家,该党的中央组织机构再次作了改组.
新设了"领袖办公室"负责处理党内日常事务.
任命鲁道夫·赫斯为领袖的代表,设立"领袖代表办公室",负责领导全国指导处和健康、种族、家庭调查三个办公处,并管理纳粹党的整个组织机构.
但是,"领袖代表办公室"最重要的职责是干预国政,它负责在政府机关中维护和坚持纳粹党的旨意,保证一切国务活动不违背该党的政策和纳粹主义理论,执掌政府官员的提名权和最终审批权,有权代表纳粹党参加起草并最终批准德国法律.
1934年8月,作为纳粹党领袖的希特勒兼任国家领袖(原总统一职),在最高领导层造成党政难分;在"一体化"过程中,纳粹党大区领袖全部兼任地方行政首脑,在中级领导层内保证了以党代政;1937年1月25日颁布的《文职人员法》规定所有的政府官员包括一般文职人员必须由纳粹党员充任,进而从基层保证了纳粹党对行政机构的绝对控制.
清洗冲锋队广大中下层民众在经济危机期间积极参加或支持纳粹运动,成为纳粹党上台的重要社会基础.
纳粹党执政后,他们希望纳粹党按其所宣传的去实行"社会主义",使他们能得到"纳粹革命"的成果.
纳粹党内反映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情绪的一派,也纷纷提出相应的建议.
党内元老费德尔认为,纳粹党执政后,就应该开始实施"二十五点纲领"的经济条款以及关于国有化、分红制、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废除利息奴役制"等诺言.
纳粹农民领袖瓦尔特·达雷建议大幅度降低农民债务的资本价值,把利率降低到2%.
"工商业中产阶层战斗同盟"头目奥托·瓦格纳被任命为"全德经济院"全权代表后,即要求接管全国的大百货公司、统一价格商店和消费合作社,并控制垄断资本家的组织"德国工业全国公司".
冲锋队继续充当争夺统治特权的急先锋.
队员们在反犹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掀起了抵制大商号、交易所和消费合作社的运动.
冲锋队头目们则大肆攫取地方政府官员职位.
到1933年底,普鲁士邦的市、镇长中只有14.
3%留任,其余都成了冲锋队头目的"战利品".
几乎所有普鲁士大城市的警察局长都由冲锋队领袖担任.
冲锋队的特派员还掌管了部分行政部门,控制了市政府、新闻教育单位和市民大会.
希特勒面临这股浪潮的冲击,为了保证其政权的群众基础,尽量在宣传上对中下层民众采取安抚政策.
1933年5月,希特勒和德意志劳动阵线头目罗伯特·莱伊先后向工人发表讲话,表示要保护工人免遭资本主义的剥削,扩大工人的权利.
但是,在涉及中下层民众和垄断资本之间利益分配的实际问题上,特别是当两者不能兼顾时,希特勒基本上维护了后者的利益.
1933年3月12日,政府颁布《保护零售商法令》,规定1934年7月1日以前不得开设新的零售商店.
同年5月和7月,戈林和赫斯分别发布命令,禁止"工商业中产阶层战斗同盟"和纳粹党员对经济事务或大工商企业采取任何干预行动.
同年8月,"战斗同盟"被迫解散,成千上万的小资本公司转化为大业主或大股东领导的公司.
工人农民的利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1933年7月,希特勒多次发表讲话,要求纳粹革命告一段落,转入对"千百万人进行教育"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瓦格纳被解职,由凯普勒接替.
小资产阶级中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陡涨,1933年夏秋起,纳粹党内出现要求实行"第二次革命"的口号,而冲锋队则是呼叫这一口号的中坚力量.
该口号的含义是:纳粹党获取政权是"第一次革命"或"民族革命",紧接着应该实行"第二次革命"或"社会革命",接管大企业,整肃政府机关,用暴力手段打击垄断资产阶级和旧官僚机构,完全控制德国的政治经济机器.
1934年,柏林、汉堡等8个城市,都发生了冲锋队骚动,要求希特勒实现关于社会问题的诺言.
与此同时,冲锋队与国防军的关系也逐步恶化.
希特勒对国防军非常重视,多次表示尊重其"非政治性和超党派性"的独立地位,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插手其内部事务.
勃洛姆贝格则在坚持国防军的独立地位、不允许纳粹党直接插手军内事务和不准许军官加入纳粹党的前提下,采取了同纳粹党全面合作的态度.
然而,冲锋队的规模急剧膨胀,从1932年的40万人发展到1934年的250万人.
它既羡慕国防军的声望和地位,又不满其政治上对纳粹"革命"的保留态度,罗姆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希望以冲锋队取代国防军.
1933年2月,冲锋队和国防军围绕青年组织的管理权问题首次展开争夺,在希特勒干预下双方各作让步.
同年8月,冲突再起,罗姆提出以冲锋队为基础组建新的"人民军",把国防军降到掌管士兵训练事务的地位.
1934年2月,罗姆的要求再次加码,在内阁会议上提议成立新的政府部,负责领导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钢盔团、退伍军人组织等一切武装组织,并要求自任部长.
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曾是希特勒上台的重要筹码,冲锋队更是他攫取政权的重要工具,罗姆被认为是希特勒的"亲密战友".
面临冲锋队同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的冲突,希特勒试图在不损害同后者进一步合作的前提下,以一定的让步来平息由冲锋队反映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势力的不满情绪.
1933年12月1日,政府颁布《确保党和国家团结法》,任命罗姆为政府不管部部长.
1934年初,希特勒致信罗姆,从头到尾使用"你"这个亲密称呼,颂扬冲锋队在确保"纳粹革命"胜利和纳粹国家及人民的生存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年2月,政府又颁布《关于国家运动战士供应法》,规定在国家运动的政治斗争中患病或受伤的纳粹党员或冲锋队员,将同一次大战中受伤的人员一样,能得到国家的抚恤金或补助金.
但是希特勒很清楚,无论是对内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确立独裁大权,还是对外扩张侵略和夺取世界霸权,都必须取得垄断资本和国防军的全力支持.
因此,当罗姆和冲锋队同垄断资产阶级及国防军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或者说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不能再容忍纳粹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呼声时,希特勒便决定清洗冲锋队,压制"第二次革命"的要求.
1934年6月初,希特勒假意同罗姆商定,准许冲锋队在7月份休假一个月.
6月30日,在国防军、戈林和希姆莱的支持下,希特勒以罗姆准备在柏林和慕尼黑发动政变为借口,亲自赶到罗姆等人度假的维西小城,逮捕并处决了罗姆.
同时,党卫队奉命清洗冲锋队,屠杀了1070人,逮捕1120人.
希特勒还趁机排除政敌,杀害了施莱歇尔及其助手布雷多、格雷戈尔·施特拉瑟,以及巴本的两名助手.
这一屠杀事件被称为"长刀之夜".
冲锋队遭清洗后一蹶不振,其地位由党卫队取代.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希特勒在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的支持下,颁布《国家首元法》,正式确立独裁统治体制.
法令规定将德国总统和总理的职位合并为一.
希特勒就任国家领袖兼政府总理,拥有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权.
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在建立和巩固纳粹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希特勒建立了一系列特务恐怖组织,其中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是纳粹党进行恐怖统治的重要工具.
党卫队刚成立时仅为希特勒的卫队,隶属于冲锋队,规模很小.
1929年起由希姆莱领导,趁着经济危机之机,急剧扩展势力,从1929年初的300来人发展到1933年初的5.
2万人.
1934年参与清洗冲锋队后,地位进一步上升,同年7月26日脱离冲锋队,升格为党内独立组织.
以后,它的势力逐渐渗入党、政、军、财、文各部门,监视和镇压一切敌视纳粹党和政府的活动,参与迫害犹太人,成为纳粹党的主要情报、恐怖和军事组织.
随着规模的扩大,其下属组织分为三支.
第一,普通党卫队,即原党卫队主体力量.
其正式队员要求具有雅利安血统(普通队员查溯到1800年,领袖查溯到1750年),体态匀称,18岁起经过预备队员和临时队员两个阶段,再经劳动服役和军队生活,方能转正,授予队员短剑.
普通党卫队的组织建制自上而下分别为地区总队、旅队、区队、旗队、突击大队、突击队、小队和小组.
第二,骷髅队,即集中营看守组织.
纳粹集中营设立之初,分别由"守卫队"、"守卫先锋"、"守卫部队"和"守卫兵团"4种组织看守,1934年4月,希姆莱统一了全国的集中营看守组织,任命西奥多·艾克为"全国集中营和党卫队看守组织总监".
因看守组织成员的黑色制服上饰有骷髅白骨标记,1936年正式命名为骷髅队.
第三,武装党卫队,即党卫队的武装部队.
1933年3月,希特勒曾建立"柏林党卫队本部警卫"作为其私人卫队,同年9月又扩充成"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
与此同时,各地党卫队的武装小组改组成"政治戒备队",以后陆续扩展到营、团建制.
为了发展纳粹党本身的武装力量,1934年底希特勒指令希姆莱将党卫队武装组织合组成"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1938年8月又改名为"武装党卫队".
武装党卫队初时拥有4个团,二次大战期间急剧扩充到39个师,近100万人,其中包括16个坦克师或摩托化师.
党卫队名义上归内政部长领导,实际上由希特勒直接指挥.
党卫队的主要下属机构包括:保安处;种族和移居处,负责保卫整个党卫队组织的所谓"血统纯洁",战争期间主管移居到东欧各占领国的党卫队员的居住和福利事务;巩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负责实施国外德意志人移居德国的计划,并在占领区奴役其它种族.
在上述机构中,最令人恐惧的是党卫队保安处.
该机构成立于1931年初,早期曾称"党卫队IC部门"和"党卫队新闻和情报处",1931年改称"党卫队保安处",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领导.
初期主要负责监视和惩罚党内外政敌,纳粹党执政后,其规模和任务进一步扩大,成为纳粹德国一个重要的镇压机构.
1936年,海德里希兼任德国保安警察总处处长之后,党卫队保安处同保安警察开始互相渗透,逐步实行统一领导.
党卫队保安处主要负责控制民众的思想意识,建立纳粹党和政府高级官员的绝密档案,向盖世太保提供采取镇压措施的情报.
纳粹统治初期,德国的警察名类繁多,有负责打击谋反事件的政治警察,有从事监视和收集情报的保安警察,有打击叛国的谍报警察,还有刑事警察和风纪警察等等.
1936年6月希姆莱就任德国警察总监后,改组警察指挥系统,形成保安警察、治安警察(又译风纪警察)两大分支.
治安警察包括巡警、行政警察、水上警察、海岸警察、消防队等.
保安警察包括"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
盖世太保系德文"秘密国家警察"缩写的译音,它是德国警察系统中最得力的镇压工具.
盖世太保最初产生于普鲁士邦,是1933年春戈林接管该邦警察局后以政治警察为核心组建起来的.
以后希姆莱逐渐控制并统一了其它各邦的政治警察,为全国盖世太保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936年10月1日,全国所有的政治警察统一取名为秘密国家警察,受保安警察总处下辖的秘密警察处领导.
盖世太保共有3万多名成员,自己拥有监狱和集中营,可以利用发布拘留令和送押集中营的特权,任意恐吓、逮捕、监押、拷打和杀害政敌、犹太人和其他无辜者.
党卫队保安处和保安警察在海德里希的统一领导下,互相渗透,但在执行任务时经常发生冲突.
为了更灵活地协调行动,同时解决前者活动经费较少的困难,1939年9月27日,两个组织合并成"德国中央保安局".
但是,纳粹党领袖代表赫斯坚决反对将党的机构和国家机关合并成新的超级机构,因而中央保安局从未公开对外亮牌,两个组织也分别在其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
中央保安局下辖6个处:第一处,行政和法律;第二处,世界观研究;第三处,德国生活领域或国内治安;第四处,镇压反对者(即盖世太保);第五处,打击犯罪活动(即刑事警察);第六处,国外情报或国外保安.
其中第一、四、五处属国家机关,余者为纳粹党的机关.
1940年第一处分为两个新处,即人事处和组织行政法律处,原第二处改为第七处.
集中营是纳粹镇压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纳粹独裁专制的特色之一.
集中营在纳粹的官方宣传中被称为"国家劳动改造营",是纳粹政权关押、虐待和屠杀政敌、战俘和其他种族人民的场所.
第一个大型集中营是1933年3月开设的达豪集中营,同年还开设了阿沙芬堡集中营和科尔迪茨堡集中营,以后逐年增添,1936年开设了萨赫森豪森集中营,1937年开设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二次大战期间集中营数量急剧增加,达到30多座,另有1000多个拘留站和灭绝站.
达豪集中营、萨赫森豪森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德国三大中心集中营.
集中营的监禁者被分成4类:政敌,包括反纳粹政党或团体的成员,被开除的纳粹党党员,破坏外汇管理者,收听敌台者和发牢骚者;"低等种族"分子,其中主要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刑事犯,内分"有期预防性拘留者"即有前科累犯者和"保护性拘留者"即正在服刑的囚犯;"懒惰分子",其中包括同性恋者.
各类监禁者在左胸和右裤腿佩戴不同标记:政治犯,红色三角;刑事犯,绿色三角;懒惰分子,黑色三角;同性恋者,粉红色三角;吉普赛人,褐色三角;犹太人,黄色六角星,其中触犯种族法者佩戴镶黑边的绿色或黄色三角.
外国人以字母代替.
数百万无辜人士在集中营里遭受饥寒、酷刑、超负荷体力劳动的折磨,还被用作残酷的医学试验,直至被屠杀.
战争期间,一部分集中营改建成"灭绝营",专门用于屠杀犹太人.
纳粹德国的司法机构也失去了独立性,成为镇压机器的一部分.
法官几经清洗,并被迫加入"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协会",在审理案件中基本上按纳粹党官员的旨意行事.
1933年3月21日,纳粹政权在各邦高级法院内设立了"特别法庭",用于审理所谓"阴险地攻击政府"的政治案件.
该法庭由3名纳粹党员法官组成,没有陪审团.
1934年3月,德国最高法院在"国会纵火案"审判中因证据不足被迫释放季米特洛夫等3名共产党人,4月24日,纳粹政权即成立"人民法庭",取代常规法院镇压反对纳粹政权者.
该法庭设在柏林法院内,由7名审判官组成,其中只有二人是职业法官,其余5人为纳粹党、党卫队和武装部队的官员,法官席背后不放置国徽,代之以弗里德里希一世和希特勒的胸像及3面纳粹党党旗,审判结果由纳粹党预先决定,被告大多数被处以死刑.
第二节战争经济体制的形成政府干预经济和德国经济总会纳粹党执政后,开始对德国国民经济进行控制和改组,逐渐建立起战争经济体制.
改组工作的指导思想,既是为即将来临的战争提供经济保证,又是履行所谓纳粹主义的经济原则.
由于纳粹主义理论本身就把发动战争置于主要位置,因而纳粹经济体制的主导面是战争经济体制.
希特勒就任总理时,德国经济已走出了危机的谷底,但是失业人数仍高达600万之多.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纳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解决就业问题.
1933年6月和9月,政府先后发布了"第一项莱因哈特纲领"和"第二项莱因哈特纲领",用强制手段减少失业人数.
首先,政府拨款10亿马克,并发行短期的劳动国库券,筹措到50亿马克的资金,用于实施国家就业纲领.
其次,政府兴办公共工程和军事工程,修筑道路和高速公路,改良农田土壤,兴建飞机场,建造兵营,用于刺激需求,增加就业岗位.
纳粹政府曾规定,在工程建设中尽量以人力代替机器操作,替换下的旧机器必须销毁,以免被变相使用.
再次,限制已婚妇女就业,鼓励妇女离职专营家务.
1933年6月,政府规定向年轻夫妇提供婚姻贷款,只要女方保证婚后不就业,生满4个孩子后,贷款便毋须归还.
第四,大力扩充国家和纳粹党的官僚机构,实行劳动义务制,规定男女青年必须服劳役半至一年,以吸收剩余劳动力.
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1933年底德国失业人数减少了1/3,1935年3月起实行义务兵役制后,军队又吸收了数十万劳动力,1936年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
在解决失业问题的同时,希特勒政府开始着手组建法西斯经济控制体系.
1933年7月15日,政府成立了"德国经济总会",作为全国经济决策机构,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制定经济法令.
该机构由克虏伯、西门子、蒂森等12名大垄断资本的代表和5名纳粹分子主管,以下控制着7个全国性经济团体,23个经济协会,100个工商协会和70个手工业协会.
同年11月27日,政府颁布了"德国经济总会"起草的《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用以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
条例规定德国原有的企业联合会或地方商会成为国家机构,所有的企业主必须加入,在此基础上,设立按部门和地区两条系统的经济调节机构,用以控制全国的企业.
部门调节机构的组织形式是4级经济集团,最高一级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业、动力经济和手工业6个最高集团,下属44个经济集团,350个部门集团,640个专业集团;地区调节机构为18个省经济厅及其下属市、区分支机构.
两类调节机构都具有政府机构的权力,负责人由上级任命,统一归中央经济部下设的"全德经济院"管辖,在有关的中央专业管理局的协同下,同时对国民经济实行自上而下的双重交叉控制.
控制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原料分配、订货和劳动力分配干预企业的生产.
纳粹政府还通过强制实行卡特尔化来加强对企业的控制.
1933年7月,政府颁布法令,强令尚未实行卡特尔制度的中小企业加入义务共同体,组织新的卡特尔,或同大企业签订保证合同,以此来促进企业合并.
法令还规定卡特尔有权合并其他企业和禁止建立新企业.
1937年10月,政府又颁布《股份公司改革法》,规定凡资本不足10万马克的股份公司应予淘汰,并禁止创办资本在50万马克以下的新公司.
这样,绝大部分中小股份公司相继倒闭,垄断组织控制着全国70%的工业.
1934年1月20日,政府又颁布《国民劳动秩序法》,将行政领导原则应用于经济企业内部,对工人实行法西斯控制.
条例规定德国企业主是企业的法定领袖,是所辖企业的最高上司,有全权决定企业的上下班时间、奖金的种类及发放时间、罚款的数额和种类,规定工人是企业领袖的法定下属,必须对其保持基于生产利益一致的忠诚,不得过问企业事务.
1935年2月起,德国又开始实行"工作簿制度",规定每个工人必须具备一本记载其种族、技能和职业经历的工作簿,作为寻求职业的基本条件.
这样,雇主或政府当局就可以通过扣押工作簿阻止工人离职.
1938年6月起,当局禁止军工企业的工人离职,1939年2月全国实行强制劳动服役制,规定工人必须到官方就业处指定的岗位工作.
德国粮食总会和《农田继承法》1933年9月13日,德国成立了"德国粮食总会",作为政府控制农业的一种手段.
该机构的任务是对全国农业实行法西斯控制,保证德国粮食自给,稳定农产品的价格,以保护农民的利益.
由纳粹农民领袖、德国食品与农业部长达雷主管.
粮食总会下辖劳力总管理处,农场总管理处和市场总管理处.
通过地区性和职能性下属机构,控制农业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它有权颁布法令,调节农业的生产和分配,规定工资和价格,以及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
同年9月29日,达雷颁布了一项关于土地继承问题的《农田继承法》.
该法令规定,凡占地7.
5—125公顷的农户地产均为"世袭地产",该地产必须保持完整,不得出售、分割或抵押,也不得因债务无力清偿而被没收;世袭地产的户主称为"农民",其它家庭成员不能获得这一荣誉称号,只能称作"农人"或"农业经营者";户主死后,世袭地产必须按当地习惯传给长子或幼子,如户主无直系后代,亦可传给最近的男性亲属,但继承人必须具有1800年以来的纯德意志或同种血统.
当时德国约有60万户此类农户,拥有的土地占耕地总数的40%.
通过该法令,德国的富农阶级得到稳定,成为纳粹政权在农村的政治经济支柱;不能继承农田的富农子弟成了"缺少空间的人",成为军队的后备力量,他们在"东进"宣传的影响下,幻想到东欧各国去占据新的"生存空间".
当时德国粮食不能完全自给,1932年全国"食品热量"的自给率只达75%.
为了节省进口粮食所需的外汇,并建成"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纳粹政权除了扶植大农业外,还通过其它措施来提高农业产量.
其一,利用价格杠杆.
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同时大量降低化肥价格,减少农业税收,降低农业贷款的利息,以促进和扩大农业生产.
从1933年1月至1934年12月,德国谷物收购价提高了19.
9%,牲畜收购价提高22.
3%,牛奶、鸡蛋和奶油的收购价提高22%,饲料收购价提高23%,蔬菜收购价提高26.
2%.
其二,稳定和扩大农业人口.
1934年5月,纳粹政府颁布法令,限制农业生产劳动力流入非农业性企业;翌年2月,政府又强迫凡从事过农业生产的人都回到农业中去.
此外,政府还推行"移住计划".
其中的"区域整理计划"是在各邦内设置"垦区",配合以"德意志人民到农村去","与大自然亲近"等宣传,鼓励民众"移住"人口较少的农业地区.
"郊外移住"则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在小城市周围设立"田园城市",鼓励城市过剩人口到那里建造廉价住宅并耕种田地,二是实行"助耕制",由劳动部门指派2—3人为一组的失业工人到郊外农场"助耕",由农场主负责供给膳宿,并鼓励助耕者与农场主的儿女们通婚,定居郊外.
各种措施实行后,农产品总产量有所增加,食品自给率从1936年的81%上升到1939年的83%.
德国经济纳入战争轨道纳粹政府把经济纳入战争轨道的工作大致分二个阶段,1933—1936年是为准备战争而全面改组德国经济的阶段,1936—1939年是为直接进行战争而强制发展战争经济的阶段.
为了筹措更多的经费发展军事经济,1935年德国开始使用由沙赫特设计的"梅福票".
该票的全称是"冶金研究股份公司(缩写Mefo)期票",由发行公司支付给军火承包商和军火生产商,最后由国家银行保证到时贴现.
从1935年至1939年9月,全国共发行"梅福票"约120亿马克,占同期军费开支的1/5.
在一般情况下,梅福票在5年后开始贴现,这样就能暂时缓解战前预算支出的负担.
与此同时,国家还发行其它长期或短期公债.
1933年国家负内债129亿马克,1938年上升到315亿马克.
政府还用控制民众消费和干预投资的办法来推动军事经济的发展.
经济危机期间,魏玛政府为了推行通货紧缩政策,大量开征新税,纳粹政权不仅沿袭了高额税收政策,还进一步提高税额.
结果,全国税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32年的25.
4%提高到1938年的29.
5%.
这样,尽管由于实现充分就业和延长劳动时间,全国工资总额大幅度上升,从1933年的136亿马克上升到1939年的294亿马克,但通过税收调节,一部分工资收入退出了消费市场.
为了迫使企业将盈利用于再投资,政府规定利润的分配限制在6%以下.
1934年以后,为了限制私人资本投入政府不希望扩大的领域,规定组建重要工业企业和扩大原企业均需获得国家批准,同时还通过管制原料分配和劳动力加以干预.
结果,全国的工业投资从1933年的55.
7亿马克增至1939年的443.
2亿马克,其中投入生产资料部门的比例从53.
5%上升到81.
1%,消费品生产尽管未作大幅度削减,但发展速度远远低于重工业.
1935年5月21日,纳粹政府颁布《国家防御法》,其中规定设立"军事经济全权总办"一职,由沙赫特担任.
军事经济全权总办受命主管除军事工业以外的经济事务,负责和平时期的备战工作和战争时期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战争服务".
由于1934年和1935年农业歉收,政府被迫耗费大量外汇进口粮食.
1936年,其军事工业又严重缺乏原料,影响了战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希特勒为了解脱困境,于1936年4月指示戈林组建班子,着手研究改善原料和外贸状况的办法.
同年8月,他向戈林提出备忘录,要求其班子制订新的计划,保证"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做好战争准备,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做到能够应付战争".
戈林属下以弗立茨·勒布为首的研究班子根据希特勒的指令制订了第一个"四年计划".
9月,纳粹党在纽伦堡全国党代会上宣布了该计划,为了隐瞒了其真实意图,会上只宣称"在四年之内,德国必须摆脱对所有外国原料的依赖,这些能由德国的才能、我们的化学和机器工业以及我们的矿山来提供.
"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军工生产,改组经济结构,争取达到经济"自给自足".
戈林受命担任"四年计划全权总办",他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协调各机构的工作,统一管理全国的经济资源.
"四年计划中央办公室"下辖天然原料和合成原料生产和分配办公室、农业生产办公室、劳工办公室、价格管理办公室和外贸办公室等.
在实际运行中,"四年计划全权总办"和"军事经济全权总办"常为争夺经济控制权而发生争执,由于戈林在纳粹党内身居高位,在争夺中日占上风,至1939年12月,"军事经济全权总办"仅有权插手有关经济部和国家银行的事务,全权总办办公室也被撤销.
为了达到所谓的"自给自足",纳粹政府重点着手解决矿产品和战略物资短缺的难题,利用掌握的财政权力,拨出巨额款项,开采和提炼贫矿,生产合成原料,挖掘国内潜力.
1937年7月建立的"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既是纳粹党党棍成为新财阀的典型,也是纳粹政权组织"自给自足"经济的代表性产物.
该企业公司原是为了开采萨尔茨吉特的贫铁矿而建立的,70%的股票由政府收买,其余由资本家认购.
在德国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它的实力急剧膨胀,下辖企业划分为3个康采恩,即冶金业康采恩、军火业康采恩、机器制造业及内河航运业康采恩,原本部机构改为中央控股公司.
到1942年,它在德国本土和占领区共拥有177家工厂,69个采矿和冶金企业,156个贸易公司,46个运输企业,15个建筑企业和几十个其它企业.
经营着煤铁矿、冶炼工场、武器和广播器材厂、化学工厂、轮船运输公司、饲料批发商店和不动产公司.
总资本额从1938年的4亿马克增至1943年的60亿马克.
对外贸易也被纳入战备的轨道.
1934年9月,纳粹政府发布所谓的"新计划",规定对全部进出口贸易实行监督与控制.
在纳粹当局的严密控制下,对外贸易的重要变化之一是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变化.
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不断上升,进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和农产品的份额不断下降,战略物资的份额上升.
变化之二是外贸对象改变,同德国邻近的北欧和东南欧国家所占的比重愈益增大,到二次大战全面爆发时,德国已经完全统治了东南欧国家的市场.
由于外汇储备有限,为了扩大外贸额,纳粹政权从30年代中期起大力推行被英语国家指责为"沙赫特主义"的双边结算协议,绕过外汇市场同别国开展贸易活动.
借助该手段,德国向东南欧各小国大肆购货,而且一再要求以新的交货作为对积累债务进行部分结算的前提,使自己成为这些国家最大的供应者和主顾,也使这些债权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逐渐依附于德国.
社会统制与德意志劳动阵线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纳粹政权加强了社会统制,并推行一部分社会经济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
纳粹党在执政以前,就曾组建过一些外围组织以增强自己的力量.
执政以后,它继续保留这些组织,作为实行社会统制的工具,还大量增设新的社会团体,将控制网络伸向各个行业和各种年龄层次.
根据1935年3月作出的决定,这些团体从结社法的角度看,可分为纳粹党的"分支组织"和"附属协会"两种.
分支组织属于纳粹党的组成部分,计有:冲锋队、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女青年团、民族社会主义司机团、民族社会主义妇女团,民族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和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协会等等.
附属协会拥有自己的法人地位,计有:民族社会主义医生联合会、民族社会主义律师协会、民族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救济会、德国公务员联合会、民族社会主义技术协会等等.
1933年4月24日,戈培尔受命向全国发表号召书,呼吁国民"克服阶级仇恨和等级观念,尊重劳动和劳动者,在勤奋劳动中愉快地肯定生活.
"他还宣布将5月1日定为"民族劳动节",作为法定的全民性节日.
5月1日那天,资本家根据纳粹政权的旨意同工人一起参加庆祝集会,希特勒发表演说.
5月2日,"保护德国劳动界行动委员会"根据4月21日纳粹政权的命令,用暴力占领工会机构,逮捕工会干部,进而取缔所有的工会组织.
5月10日,"德意志劳动阵线"在柏林宣告成立,由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莱伊担任头目.
该阵线首先合并了全国的工会组织和职员协会,1933年11月实行改组,开始吸收企业主参加.
1934年10月24日,颁布了有关劳动阵线的法律,规定阵线是"有智力和体力创造性的德国人的组织",其目的不是保护工人,而是"创立一个由全体德意志人组成的真正社会性和生产性的社会",并根据纳粹党的总政治目标和正在修订的劳动法规精神对其成员进行教育.
在实际运行中,该组织向成员灌输纳粹思想,调解劳资纠纷,用经济资助、提供教育和住宅、稳定工资和组织娱乐活动等方式欺骗和控制全国工人和职员.
为了笼络工人和稳定社会秩序,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每年有约30万幢住宅交付使用.
劳动阵线最主要的下层组织是名为"力量来自欢乐"的娱乐组织,它控制国内旅游区,拥有部分游船,向工人提供廉价旅游,它还拥有交响乐队,经常组织工人观看廉价的话剧、歌剧和展览会,参加体育活动,接受成人教育,其目的是控制工人的业余生活,缓和阶级矛盾.
魏玛时期所存在的工厂委员会参与工资谈判的做法被废除.
工厂委员会被解散,代之以由纳粹企业支部决定候选人名单的"信托人委员会","咨询性"地协助企业主决定工资等企业事务.
劳动阵线任命13名"劳动托事",主管全国13个经济区,劳动托事是调解企业主和雇工矛盾的最后裁决人.
在纳粹统治时期,计时工资额被限定在1932年的低水平上,但由于实现了充分就业和延长劳动时间,工人收入总额从1933年的136亿马克增加到1939年的294亿马克,而从1932/34年至1936/38年,私人消费价格指数仅增长了4%.
但是,工人实际收入的增长幅度低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工人收入在总赢利额中所占的比重下降.
第三节文化专制主义文化统制纳粹党执政后,立即利用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
1933年3月13日,政府新设"人民教育和宣传部",由纳粹党全国宣传领袖戈培尔任部长.
1934年5月1日,又增设"科学、教育和国民教育部",由纳粹党徒鲁斯特任部长.
全国报刊每天刊登的主要内容,都由人民教育和宣传部决定.
1933年9月22日,在纳粹政府控制下,德国成立了半官方的文化控制机构"德国文化总会",由戈培尔任会长.
总会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7个协会.
当时规定,只有具有雅利安血统并在政治上同国家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参加这些协会,只有会员才能从事文化工作.
德国文化总会是纳粹政权控制文化领域的得力工具.
除了政府系统外,纳粹党的"全国宣传指导处"和新闻办公室,罗森贝格领导的"纳粹党世界观学习教育监察局"和"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也参与文化统制事宜.
纳粹政权将文化划分为"德意志文化"和"非德意志文化"两类.
1933年5月,当夏季学期开学时,"希特勒青年团"和大学生组织在许多大学举行了焚书活动,凡被认为是"非德意志精神"的书籍均抛入熊熊烈火之中.
被焚毁的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梅林的著作,还有德国著名作家和科学家如海涅、托马斯·曼与亨利希·曼兄弟、爱因斯坦等人的书籍,以及外国著名作家高尔基、杰克·伦敦等人的著作.
戈培尔在焚书之际宣称:"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
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在清除"非德意志文化"和"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下,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被斥之为"犹太物理学".
鲍豪斯派建筑、表现主义和抽象派绘画、爵士乐和无调性音乐、"马路文学"都被指责为"蜕化艺术"而遭禁止.
一批为纳粹分子所反感的学者,如爱因斯坦、托马斯·曼等,被迫流亡国外.
所谓的"德意志物理学"、"德意志化学"、"本族数学"等得到大力推崇.
种族学、政治教育学、军事科学等可以直接为纳粹主义作注释的学科得到较快发展.
生物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内容被改写,为此成立了"新德国历史研究所"、"犹太人问题研究所"和党卫队"遗传研究所".
在文学中强调"血统与乡土"、民族与战斗;绘画题材必须取自"人民",如"德意志工人"、"德意志农民"、"德意志士兵"、"德意志家庭";雕塑要高大雄伟,象征国家是不可抗拒的力量.
纳粹政权对内宣传的重点,基本上遵循了纳粹主义的理论,为扩军备战政策服务.
纳粹分子把种族理论当作法西斯统治及其意识形态的依据,鼓吹种族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攻击凡尔赛和约使德国人民成为"缺乏生存空间的人民",并号召人民"不要把自己束缚在狭隘的小天地里,应该把思想转向辽阔宽广的空间,转向各大洲和海洋,跟着领袖向这条大道迈进!
"报刊、电台、文学、艺术大力散布军国主义精神和当兵至高无上的思想,推崇暴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纳粹政权还标榜自己是"西方文明的堡垒",有义务保护欧洲其它国家免受"布尔什维主义威胁".
众多的"东方"研究所不仅出版大量书籍和杂志为"东进"政策制造"科学"根据,还为未来的侵略战争和占领政策提供各种方案.
魏玛时期曾相当繁荣与兴盛的德国现代文化,被纳粹政权引入歧途.
纳粹教育政策纳粹政权将德国的教育完全纳入了培养纳粹接班人的轨道.
1933年11月6日,希特勒在讲演中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
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
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
1937年5月1日他又说:"这个新国家将不把它的青年交给任何别的人,而是自己管青年,自己进行教育和抚养.
"尽管高等院校在魏玛时期还充斥着反对民主共和与信奉狂热民族主义的气氛,但纳粹党在执政五年内还是解雇了约2800名不合意的教师,占教师总人数的25%.
同时缩小高等教育的规模,招生人数减少一半以上.
各高校校长和系主任改由科学、教育和国民教育部部长任命,大学的领导体制也改行"领袖原则",评议会和各系仅仅保留咨询权.
课程设置按照文化"一体化"的内容作大幅度调整,符合纳粹主义理论的课程得到大幅度扩展.
然而,尽管有700多名教师在1933年11月"德国大学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声明书"上签名,很多教师出于无奈也试图把自己从事的学科纳入纳粹主义的轨道,在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和文艺领域用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民族观念对纳粹主义进行解释,但政府仍经常指责教授们没有积极参加纳粹运动.
纳粹政权一方面通过"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对高校教师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发动大学生对教师的学术观点和讲课内容实施监督,直至把"不受欢迎"的教师从讲台上赶下来.
在中小学教育方面,私立学校逐渐被取消,国家加强了对全部教育事业的控制.
从1935年起,纳粹政权要求取消教会各教派开办小学的做法,至1938年,这些学校基本上改成了不分教派的公共小学.
在中等教育中扩大双轨制,大力发展专科学校,技工学校和工程师学校等职业教育.
职业技术比赛的优胜者可以同高级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一样升入工科大学深造.
在课程设置方面,突出纳粹主义政治思想教育,减少并取消宗教课程.
教材全部改写,如历史教科书重点叙述德国历史,并突出反犹主义、反民主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纳粹党为培养可靠的行政官员和专业技术干部,设立了下述三种类型的特殊学校.
"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是培养纳粹干部的初级学校,1937年以后全国共设立10所,其中著名的有不伦瑞克的"预科学校".
这类学校由希特勒青年团主管,学生从该团所属少年队内12岁儿童中间选拔,主要审查项目为种族血统,具有白肤、金发、碧眼外形的儿童具有优先权.
该校学制6年,除学习必要的文化知识外,还从事军事训练,培养党内外从事领导工作的能力.
学生18岁毕业后有资格上大学.
"民族政治教育学校"是培养专业技术干部的学校,1933年4月设立3所,1938年发展到23所,大战爆发前达到31所,其中3所女校.
学生由党卫队地区总队长选拔,入学标准是"体格健壮、性格坚强、思想灵活",纳粹党徒的子女、希特勒青年团员和原军官子女具有优先权,实际上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劳工家庭.
课程大致与高中平行.
"骑士团城堡"是培养纳粹官员的高级学校,全国共4所,各有不同的训练重点.
克罗辛泽城堡的训练重点是拳击、骑术和滑翔等体育运动,松特霍芬城堡为登山和滑雪,福格尔桑城堡为体格训练,马林堡城堡为纳粹思想强化训练,每所城堡可接纳100O名学生.
城堡内气氛神秘,纪律严明,训练严格,目的是为纳粹党高级领导层培养坚韧、残忍、专制和对上绝对服从的后继人.
学生被称为"容克",由纳粹党高级机关直接挑选,大多是前两类学校的优秀生,在"国家劳动服役队"从事两年半体力劳动,再从事四年党务工作,一般在25岁左右入学.
学制6年.
纳粹政权还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手段.
1935年,希特勒曾在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宣称,一个德国青年应该"像猎犬那样敏捷,像鞣过的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工厂生产的钢那样经受过锻炼".
纳粹党执政后,即把外围组织"希特勒青年团"改造为对青年"进行民族社会主义精神的体、智、德育教育,使之具有强健的体魄、顽强的斗志和残忍的性格"的组织,并为之设立"学龄团员"(6—10岁),"少年队"(10—13岁)、"巡逻服务队"等下属组织.
女性青少年则有"德国女青年团",该组织的宗旨是培养团员成为"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载体,为同志和事业献身",在体格上为成为母亲作好准备.
它下辖"学龄团员"(6—10岁)、"少女队"(10—13岁),"忠诚与美丽"等组织,后者是为17岁的女青年准备的,成员在其中接受家政科学和生活美化等方面的训练,为婚姻作准备.
1935年6月26日,政府颁布《国家劳动服役法》,规定18—25岁男青年必须在"国家劳动服役队"从事为期半年的低报酬劳动服役,18—21岁女青年则必须到农村家庭从事家务服役1年,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并参加田间劳动.
纳粹宗教政策纳粹党在宗教问题上的最终目标是用纳粹主义信仰取代宗教信仰,但是希特勒在口授《我的奋斗》一书时就已看到"在以往的全部历史经验中,一个纯粹政治性的党派要进行宗教改革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的.
"纳粹党执政后,其首要任务是获得教会和天主教中央党对纳粹"一体化"的支持,并进而控制教会,以所谓"积极的基督教"即无须接受教会教义束缚的基督教概念取代原有的概念,使教会成为其巩固国内统治的一种特殊工具.
德国天主教会在经济大危机期间曾对纳粹运动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纳粹党执政后,它为了求得生存,开始谋求同政府合作.
1933年3月23日,希特勒在国会审批"授权法"之前发表演说,赞扬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国民族灵魂的要素",宣称其政府的"志向是谋求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融洽协调",改善同罗马教廷的友好关系".
当天,天主教中央党投票支持"授权法".
从4月份开始,中央党前领导人卡斯代表罗马教廷同纳粹政府商讨签订契约之事.
7月20日,德国代表巴本和梵蒂冈代表红衣主教帕切利在罗马签订宗教协定.
协定禁止天主教神职人员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在此前提下,纳粹政府同意教会有权"独立安排和管理自身的事务,并在其职权范围内向其教徒颁布具有约束力的法令和规定.
"然而,希特勒利用这一协定达到加强集权统治的目的后,即开始干预和控制天主教会,警察以个别教士从事外币走私或有同性恋行为,逮捕了数以千计的教会人士,禁止数十种天主教出版物发行,并破坏忏悔室的神圣性.
1937年3月14日,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布题为《焦虑不安》的通谕,指责纳粹政府"规避"和"破坏"了宗教协定,并指出纳粹主义和天主教教义在解释世界和生活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此后,纳粹政权对天主教会的压制进一步升级.
纳粹政权同新教教会的关系和新教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混杂在一起.
德国的新教徒除少数属于浸礼教会和监理教会等独立教会外,大多分属于28个邦教会.
这些邦教会不是信仰路德教便是信仰东正教,或者是两种信仰的联合.
德国新教和天主教不同,与魏玛政权的关系一向比较疏远.
随着纳粹运动的泛滥,追求所谓"本民族"基督教的"德意志基督徒信仰运动"也发展起来,该运动以希特勒的信徒、东普鲁士军区随军牧师米勒为领袖,拥护纳粹党的种族学说和领袖原则.
同这一运动相对立的是"明认信仰教会",该教会由马丁·尼默勒领导,尽管他们支持纳粹党执政,但不接受纳粹种族理论,并反对使新教教会纳粹化.
1933年7月,全国各新教教会实现联合,制定了教会章程.
在希特勒和纳粹党徒的压力下,"德意志基督徒"在全国和各地的教会会议中占据了多数席位,米勒当选为全国主教.
该派在教会选举中得胜后便企图以自己的主张改造全国教会.
1933年11月13日,"德意志基督徒信仰运动"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群众集会,主讲人建议摒弃作为"犹太畜生和乌龟之书"的旧约全书,使耶稣的教导"完全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的需要",要求全体牧师宣誓效忠于希特勒,主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信仰",并要求把犹太人驱逐出教会.
此举使新教徒再次分裂,约6000名牧师在尼默勒呼吁下组成"牧师非常联盟".
在1934年5月和10月举行的全国新教第一、第二次教义会议上,"明认信仰教会"和路德派教会主教签署一项神学声明,表示"拒绝这种错误的学说,即国家似乎应该并能够超越其特殊使命成为人类生活唯一的和全面的制度,也能够完成教会的天职",并拒绝"违反圣经精神,把世俗的领袖原则引进教会并据此要求无条件服从.
"第二次新教教义会议还公布《教会非常法》,据此成立"明认信仰教会"的最高机构"兄弟会".
1934年11月,兄弟会和汉诺威、符腾堡及巴伐利亚教会主教决定,设立"德国新教教会临时管理处".
面临全国新教教会的分裂,纳粹政府于1935年7月增设宗教部,由亲纳粹人士克尔任部长,以加强对宗教人士的控制,同时寻衅逮捕包括尼默勒在内的1000多名牧师,没收"明认信仰教会"的经费并禁止其收集捐款.
从1936年秋天开始,对所有基督教会的迫害都加剧了.
二次大战期间,身为"纳粹党全部文化哲学教导事务领袖私人代表"的罗森贝格为"德国总教会"拟定了"三十点纲领.
"纲领规定德国境内的全部教会都是"民族性教会",必须根绝"各种异己的外来的基督教信仰",停止出版和传播《圣经》,从供坛上清除一切耶稣受难像、圣经和圣徒像,各教堂必须撤除基督十字架,代之以纳粹卍符号.
纲领还宣称《我的奋斗》一书"不仅包含了最伟大的伦理,而且体现了对德国民族目前和将来的生活最纯粹和最正确的伦理",必须和剑一起放置在教堂的供坛上.
纳粹种族政策和纽伦堡法纳粹理论荒谬地认为种族间的生存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并把世界上各人种划分为文明的创造者、文明的承袭者、文明的破坏者三大类.
鼓吹雅利安——北欧日耳曼人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是文明的创造和维护者,具有高贵的血统、优美的体形和健康的心灵.
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则是劣等种族和文明的破坏者,他们缺少真正的文化并破坏宿主的机体.
他声称,优等的种族要保持统治地位,必须保持自身和种族纯洁,避免同劣等种族杂交而破坏种族素质的稳定.
为此,优等种族必须获取足够的生存空间以利于种族的健康发展,同时征服并利用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继续创造高级文化.
他还说在同样的生存和繁殖条件下,劣等种族在数量上发展得更快些,最终会把优等种族排挤到次要的地位.
而犹太人具有较强的内聚力,2000多年来在内在素质和性格等方面很少发生变化,但从未拥有过自己的国家,一直像寄生虫和细菌一样在优等种族的国度内蔓延滋生,妄图利用民主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征服全世界,因而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限制犹太人的数量.
纳粹党执政后,为了缓和国内矛盾,稳定国内政局,除了把纳粹国家描绘成没有阶级矛盾的"民众共同体"外,还希望通过反犹来转移内部视线,将较富有的德国的犹太人的财产收归国有,并进而强迫犹太人从事奴隶劳动.
这些因素与种族理论相结合,纳粹德国掀起了反犹排犹的狂潮.
当时德国有50余万犹太人.
纳粹党执政后的第一年,即掀起第一个反犹高潮.
1933年3月,冲锋队员对犹太人实施血腥暴行,甚至冲进布雷斯劳法院殴打和驱赶犹太法官.
4月1日起,纳粹分子发动了不到犹太人商店购买商品的有组织抵制活动,冲锋队员每天上午10时起在犹太人店铺门前阻拦顾客购物.
4月13日,各大学公布一份题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的大学生十二条守则,其中声称"犹太人只会像犹太人那样思维,他如果写德语,那就是在撒谎","德语书刊只许德意志人使用","要求根据德意志精神思想上是否可靠来选择学生和教授.
"6月30日,政府颁布《雅利安条款》,该法律除确认已付诸实施的禁止犹太人经商的规定外,还宣布禁止犹太人担任政府机关职员、教师和军人,并限制其从事自由职业.
法律还命令没有2—3代雅利安家谱的新教徒(在纳粹德国被称为"犹太—基督徒")退出教会.
纳粹分子的反犹活动使数万名犹太人在两年之内离开德国,其中包括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
1935年9—11月,纳粹政权颁布了通称为《关于公民权和种族的纽伦堡法》(简称"纽伦堡法")的3项反犹法律.
"纽伦堡法"规定"犹太人不得成为德国公民,不得行使投票权和担任公职,犹太官吏应于1935年12月31日前退职;禁止犹太人同德意志人或其同种血统的人通婚或发生非婚的性关系;禁止犹太人升德国国旗或出示象征德国的颜色;违反者将处以罚金,管教或劳役监禁.
此后,在该法律的基础上又颁发了13项补充法令,规定犹太人只能使用依地语,严禁使用德语进行书面表达.
"纽伦堡法"的颁布标志着纳粹政府已开始系统地履行其种族理论.
在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离乡背井,迁往美国和巴勒斯坦等地.
德、波两国的排犹活动使波兰籍犹太裁缝格林兹本丧生,其子为父复仇,于1938年11月7日枪杀德国驻法使馆三等秘书拉特.
戈培尔为了提高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乘机煽动纳粹党徒和狂热分子迫害犹太人,制造了"全国砸玻璃窗之夜"(因那夜碎玻璃满街,又称"水晶之夜"或"晶莹透明之夜").
据纳粹政权粗略估计,1938年11月9日晚至10日晨,15小时内摧毁815家犹太人店铺,砸碎7500家商店的橱窗,焚烧和捣毁195处犹太会堂和171家犹太人住宅,杀害和打伤犹太人各36名.
这一周内共逮捕3万多名犹太人.
趁着这股反犹狂潮,纳粹政权将反犹排犹政策进一步升级.
1938年11月12日,纳粹高级官员召开专门会议,决定剥夺犹太人的全部企业和财产,以证券形式给予若干补偿,但业主只能动用证券的利息,不得动用本金.
这样,犹太人就被彻底剥夺了经商或开办工厂的权利.
此外,会议还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六角黄星标志,不得进入学校、娱乐场所、浴室和公共交通工具.
当年,纳粹政权在已侵占的维也纳设立"犹太人出境中央办事处",翌年2月又在柏林成立同名机构,统一主持驱赶犹太人事宜.
1938年,约有5万名德国犹太人外迁,1939年剧增至8万人.
纳粹政权在排挤和驱赶所谓"劣等种族"的同时,还着手"淘汰"德意志人内部的"无生存价值的生命".
包括遗传病患者和懦弱、不合群、无能的人,并鼓励健康的民众多生育子女,在质量和数量上进一步增强所谓"优等种族"的力量.
1933年7月14日,当局颁布了《预防遗传病新生儿法令》,声称国家应对民众的生活、婚姻和家庭拥有决定权,规定某些不可治愈的遗传病,如躁郁症、癫痫症等患者,应该实施绝育手术.
法令颁布后,全国有约30万人被迫接受手术.
1939年,当局又开始实施"儿童行动"计划,将新生儿中痴呆和畸型的"无生存价值的生命"以"治疗"为名杀死.
为了鼓励健康的德意志人多生育,当局除在宣传和经济待遇方面给予生育者诸多优待外,还设立"德意志母亲荣誉十字奖章".
该勋章分铜质、银质、金质三等,分别授予生育4、6、8个以上子女的女性.
党卫队则开始实施"生命之源"计划,该计划提倡党卫队员的家庭至少生育4个子女,并鼓励种族和政治方面可靠的党卫队员让经过挑选的未婚德意志少女怀孕,然后送入12个特别产科中心给予精心护理.
第四节毁约扩军和征服中欧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和制定国家防御法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撤销总参谋部,禁止拥有空军,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海军仅有轻型舰只等.
为了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重整德国的军备,1926年,陆军曾拟定代号为"A"的扩军计划,要求以1934年为期,把德国7个步兵师秘密扩充到21个师.
但是在凡尔赛体系的约束下,德国无法获得足够的武器装备,1932年陆军只得修改计划,把完成A计划的期限推迟到1938年3月.
1932年2月国际联盟召开国际裁军会议上,德国提出"军备平等"的要求,遭到法国的反对.
希特勒上台后,继续参加第二阶段国际裁军会议,要求各大国给予德国"军备平等"的权利.
英国政府试图调和各方面的要求,提出"麦克唐纳计划",建议5年内法、意、波的陆军兵力削减到20万,德国则可扩充到20万.
该计划意味着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等国将拥有同等规模的军队,也说明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裁军义务将被取代.
基于以上考虑,德国表示原则接受.
然而,纳粹党在国内实施"一体化"行动,尤其是反犹暴行,日益引起世界舆论和各国政府的反对.
法国趁机要求修改"麦克唐纳计划",将5年限期延长到8年,前4年为试行期,其间德国将以短期兵役代替长期兵役,并建立起军备监督制度和制裁制度;第五年开始正式裁军或扩军.
该建议得到其它大国的赞同,但纳粹政权以德国不能容忍差别对待为由加以拒绝.
1933年10月14日德国宣布退出裁军会议,19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从而摆脱了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的束缚.
这是希特勒毁约扩军的第一个冒险行动.
1933年12月,勃洛姆贝格主持拟订新的扩军计划,规定未来德军在和平时期总兵力为30万人,战时扩充到63个师,其中野战部队33个师.
该计划原定1938年完成,但希特勒下令提前到1934年秋完成.
由于当时尚未实行义务兵役制,兵源缺乏,只得将原来三个三营建制步兵团和一个三营建制炮兵团组成的步兵师,改为二个四营建制步兵团和一个二营建制炮兵团组成.
1935年3月,法国政府把恢复2年服役期限并把服役年龄从21岁降到20岁法令提交议会.
希特勒决定抓住这一时机,进行第二次冒险,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
1935年3月10日,纳粹政府航空部长戈林对英国记者宣称,德国已解除了凡尔赛条约关于不得建立空军的义务.
以此探测各国的态度.
然而各国并未作出强烈反应,希特勒勇气倍增.
3月16日德国正式颁布《普遍义务兵役法》,规定国防军的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和平时期德国陆军由12个军36个师共50万人组成.
5月21日,纳粹政府又制定《国家防御法》,该法令授权希特勒可在国内实行戒严、总动员和宣战等问题上作出个人决定.
并规定改组武装力量,国防军(Reichswehr)改称武装部队(Wehrmacht),由陆、海、空三军组成,希特勒担任最高统帅;国防部改组成军事部,前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改任军事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三军设有各自的总司令和参谋总部,陆军总参谋部名称被恢复,原用的"军队管理局"名称被废除.
这一法令奠定了纳粹德国扩军备战的基石.
从此德国加快了扩军备战的速度.
1936年8月,德国陆军当局提出了"八月计划",规定以1939年10月为期,和平时期总兵力要达到83万人,战时扩大到462万人,其中野战部队102个师.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陆军的财政拨款增加到每年近90亿马克,比1935年增加2倍多.
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拥有空军,因而纳粹党执政前国防军内只有550名飞行员和180名飞行观察员,10余架军用飞机.
航空工业也十分薄弱,1931年仅生产13架飞机.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立即任命戈林为航空专员,4月28日又增设航空部,由戈林任部长.
同年4月,希特勒委托蒂森召开航空会议,确定大规模发展军用飞机的方针.
5月,国防军的空中防卫办公室并入航空部,军用和民用航空统一归戈林掌管,当月戈林就组织人员进行大规模发展空军的研究.
纳粹德国的空军发展计划不断更新,指标数成倍增长.
1933年底,希特勒曾要求在1935年10月以前把德国空军第一线飞机增加到1600架,翌年1月的"莱茵兰规则"又把这一数字扩大到3715架,同年7月再追加到4021架.
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追加的指标实际上无法达到,1935年戈林正式对外宣布德国已拥有空军时,德国实际上只有2500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800架.
为了加快扩充空军,纳粹政府优先向航空工业供应所需的原料和资金.
到1939年9月,德国已拥有第一线飞机4093架.
海军建设虽排在陆空军之后,但发展速度也很快.
1935年6月签订英德海军协定时,德国军舰的总排水量为11万吨,1939年战争爆发时增至35万吨.
然而,德国在扩军备战中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包括兵源和武器装备严重不足,缺乏足够数量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官等.
因而直到1939年,它在军事上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对西方国家的战争,它的优势在于较早地确定了"总体战"战略和"闪击战"战术,并在临战准备方面比西方国家先行了一步.
进军莱茵非军事区在打破凡尔赛条约军事条款的同时,希特勒又着手收回德国对萨尔区和莱茵非军事区的主权来破坏凡尔赛体系.
凡尔赛条约规定萨尔区煤矿由法国开采,行政由国际联盟代管,15年后进行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
纳粹党上台后,在萨尔区发展各种军事组织,建立"德意志阵线",组织集会游行,使用暴力、恐吓等手段确保德国在公民投票中获胜.
法国表示对公民投票不关心,英国、意大利则袖手旁观.
1935年1月13日的公民投票结果,赞成萨尔区并入德国的人占绝大多数.
3月1日,萨尔区正式并入德国.
这个结果大大刺激了德国打破凡尔赛体系的信心.
1935年5月2日,德国军事部长勃洛姆贝格在希特勒授意下向三军总司令发出绝密指令,要他们准备实施代号为"训练"的进军莱茵区行动计划.
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莱茵区为非军事区.
希特勒为了消除向外扩张的后顾之忧,决心重新武装莱茵区.
1936年2月,希特勒指示勃洛姆贝格正式命令德国武装部队实施"训练"计划.
3月7日,德军19个营和12个火炮连共3万人,出其不意地开进莱茵区.
由于当时德国的军事力量弱于法国,外交部长牛赖特以及勃洛姆贝格、沙赫特等人都主张推迟行动.
对此,尽管希特勒也心存疑虑,但还是决定行动,以此试探法国、英国等的态度,同时他也决定万一遇到法国抵抗时立即撤兵.
在希特勒这个赌徒面前,法国畏惧不前,英国也采取怙息态度,国联尽管确认德国的行动侵犯了莱茵区非军事化规定,但也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
希特勒在度过了他"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后,终于得逞了,他由此宣布"凡尔赛和约的精神已经被摧毁".
此事刺激了德国侵略者的野心,促使他们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霍斯巴赫备忘录和改组军事领导机构纳粹政权对外扩张的目标是统治全世界,然而统治全世界的最终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希特勒和纳粹政权一系列书籍、指示、侵略方案和行动中,可以把这个侵略扩张计划概括为3个阶段.
首先建立一个囊括中欧的"大德意志"作为核心,这主要包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波兰的但泽走廊等有大量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
其次是打败法国和消灭苏联,夺取欧洲大陆的霸权,以此作为统治世界的基础.
第三,向海外扩张,战胜英美两国,称雄全球.
一言蔽之,"先大陆,后海洋".
在这一侵略扩张计划中,首先利用民族问题侵占中欧诸国,以初时相对较弱的国力迈出对外扩张的第一步.
而"先大陆后海洋"的步骤,既是一个世纪以来德国容克和资产阶级向外扩张的一种经验总结,也是纳粹德国所处战略地位的产物.
希特勒要改变威廉二世首先同英法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海洋政策,同时继承和发展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把欧洲大陆作为德国首先要夺取的"生存空间".
此外,当时德国被剥夺了全部殖民地,海外军事基地随之失去,海军力量受到严重限制,不可能取得制海权,大规模建造军舰不仅为凡尔赛和约所禁止,而且巨舰重炮耗资甚巨,德国经济难以承受.
而欧洲大陆上的很多国家,经济比较富裕,拥有不少殖民地,本土防御力量相对较弱.
德国能够利用一次大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有限的资金和资源制造出先进的坦克和飞机,佐之以闪击战战术和分而取之的外交策略,就能以初时有限的军事力量夺取欧陆霸权.
1937年,德国已瓦解了凡尔赛体系的抗德阵线,并与日本、意大利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组成了法西斯侵略集团,作好了对外扩张的准备.
1937年11月5日下午4时15分到8时30分,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出席者有军事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勃洛姆贝格、陆军总司令弗立契、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空军总司令戈林和外交部长牛赖特.
希特勒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宣布了他的侵略计划.
他首先声明,该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四年半执政经验的结果",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万一他死去,应视为遗嘱.
他强调,"德国的未来,将取决于能不能解决空间不足的问题",而"各个时代—罗马帝国和英帝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只能用粉碎抵抗和大胆冒险来实现扩张","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来解决.
"向谁动手呢希特勒认为,"德国的政策必须考虑到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它们是不会容忍屹立于中欧的德国巨人的",但作为第一步,"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反对西方的行动中排除我们侧翼的威胁.
"实施扩张计划的时间"最迟在1943—1945年",但是,如果法国发生内讧,或者深深地卷入同另一个国家的战争,则可以提前采取行动.
希特勒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担任会议记录,5天后把原始记录整理成秘密备忘录,史称《霍斯巴赫备忘录》.
面对这一冒险的侵略计划,戈林和雷德尔表示赞同,而弗立契、勃洛姆贝格和牛赖特认为军事冲突很难控制在局部的范围内,而德国又没有能力同英法等大国全面对抗,他们担心该计划会导致德国的灭亡,因而表示反对.
纳粹党执政后,军队在勃洛姆贝格控制下,一直对纳粹政权采取合作的态度.
清洗冲锋队和希特勒担任国家领袖后,勃洛姆贝格主持全体官兵重新宣誓,规定国防军官兵效忠于希特勒个人,而不是国家和宪法.
1934年2月接替哈默施泰因担任陆军部长的弗立契尽管对纳粹党持保留态度,但他既不足以影响整个国防军的政治态度,又在扩军备战问题上同政府积极合作.
但是,当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在侵略步骤问题上同希特勒发生分歧后,地位已经巩固的希特勒决定寻找机会撤除他们的职务,并趁机改组军事领导机构,确立对军队的统帅和指挥权.
1938年1月下旬,希特勒利用勃洛姆贝格的新婚妻子曾当过妓女和盖世太保炮制的所谓弗立契搞同性恋的把柄,制造了"勃洛姆贝格—弗立契事件",将两人免职,同时还免去16名高级将领的职务,将另外44名高级将领调往低级指挥部.
同年2月4日,希特勒颁发《关于德国武装部队统辖权的命令》,宣布亲自接掌整个武装部队的统辖权,自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并规定取消军事部,原该部武装部队局改组成"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接管军事部的职能.
原军事部武装部队局局长凯特尔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主任兼参谋长.
命令还规定取消三军总司令一职,陆军总司令由勃劳希契担任.
这些措施被纳粹政权称为"将一切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高度集中于领袖手中"的根本措施,实际上是希特勒实施扩张计划前强化国内独裁统治,特别是直接控制军权的重要一着.
为侵略扩张服务的纳粹外交纳粹外交是为其侵略扩张的政策服务的.
希特勒上台之初,德国受凡尔赛条约束缚,军事力量孱弱,外交上处于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同盟体系的包围中,十分孤立.
德国要称霸全世界,必须排除法国可能进行的干涉,扩大武装力量,恢复军事主权;同时,瓦解以法国为首的对德包围圈,寻觅朋友,建立法西斯同盟体系;随后,还必须排除主要大国的干预,通过局部战争或和平解决的手段侵占中欧,为进一步争霸欧陆作好准备.
所有这些任务,都必须借助于明确的外交战略目标和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才能完成.
因此,当纳粹的侵略政策还处于毁约扩军的阶段,以牛赖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旧式外交官还在为纳粹外交服务时,希特勒就开始插手外交事务.
他不仅主持外交决策,而且在外交部之外设立由其亲信里宾特洛甫主持的"里宾特洛甫办公室",作为他直接控制外交活动的工具.
该办公室位于柏林威廉街外交部的对面,原普鲁士外交处所在地,拥有300多名工作人员.
由于牛赖特在1937年对"霍斯巴赫备忘录"提出异议,翌年2月被免去外长职务,由里宾特洛甫接替,该办公室才撤销.
此后,希特勒在纳粹党内又设立了由罗森贝格主持的外事局.
从1933年初到1937年底,纳粹德国的外交重点在于排除各国可能进行的干预,迅速恢复军事主权,瓦解对德包围圈,实现法西斯国家的初步联合.
在这一阶段里,纳粹政权对英国实行"和解"外交,即在竭尽全力扩军备战的同时,利用英国不希望看到法国的过分强大,而采取扶德抑法政策,全力同英国搞缓和,力争与英国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以求在英国的绥靖政策下作好侵略准备.
德法关系不同于德英关系.
法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通过凡尔赛和约获得许多利益,它十分害怕德国东山再起进行复仇.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法国积极争取同盟者,结成防范德国的同盟体系,由此出现了以联苏抗德为主要内容的巴尔都外交,和以利用意德矛盾来牵制德国为主要内容的赖伐尔外交.
德国则力图破坏以法国为首的抗德同盟,它对法策略是又拉又打,以拉为主.
在法国的东欧盟国中,纳粹政权重点着力于拉拢波兰,以便排除法国干涉德国的助手,瓦解法国的对德包围圈.
1934年1月26日,德波两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出于纳粹主义理论的反共反苏本性以及掩盖其侵略本性的策略考虑,苏联成了纳粹政权内外宣传的主要打击对象.
尽管德苏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经济和军事联系,希特勒也经常通过各种途径向苏联传递友好信息,但在公开的宣传中,纳粹政权每做出一个冒险举动,除了大摇一阵橄榄枝外,就是大叫一通"布尔什维克威胁".
为了摆脱外交孤立状态,德国从30年代中期起加紧拉拢其它法西斯国家,力图组织起侵略集团.
随着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后遭到国际联盟的制裁,它同英法等国的矛盾日趋激化.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德国随同意大利公开进行干涉,支持西班牙法西斯势力,进一步缩短了德意之间的距离,加剧了意大利与英法之间的矛盾.
在对日关系方面,尽管德国无暇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内部各部门在对亚政策上也有分歧,军事部和外交部比较倾向于把对华关系作为重点,而里宾特洛甫及其办公室希望重点发展对日关系,但由于德日之间没有大的利益冲突,更容易在反共的旗号下联合起来.
1936—1937年,德国先后同日本和意大利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完成了法西斯国家的初步联合.
从1937年底到1938年9月,纳粹外交重点是加紧拉拢日意两国以牵制英法的力量,排除英法的干涉,对奥捷两国实行"不流血的征服",建立中欧霸权.
1938年1月2日,里宾特洛甫提出一份关于外交政策的备忘录,分析了德国所面临的外交任务,提出了加强同意、日两国的关系,使英国面临可能在"东亚、地中海和欧洲同时作战"的危险,以此牵制英国,迫使英国容许"中欧发生有利于德国的变化".
该设想为希特勒所接受.
1938年5月,希特勒亲自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意大利,打算同它缔结同盟条约.
由于意大利的军事实力本来就有限,经过侵埃战争和武装干涉西班牙,消耗严重,不愿意与英法交恶.
另一方面,张伯伦推行"把德意两个独裁者分开"的方针,以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为诱饵拉拢意大利,因此墨索里尼不愿在此时公开投向德国而疏远英国,便以一份使德方条约草案成为一纸空文的"修正案",婉言拒绝了德国的建议.
1938年初,德国也向日本提出了缔结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的建议.
但是日本还没有正式决定跨出南进的步伐,因而不愿意缔结以西方国家为敌的同盟条约.
由于德国当时还无力同英国发生正面的武装对抗,在德日意三国的结盟谈判没有成效的情况下,希特勒在侵略奥捷时把避免同英国交战放在主要位置上.
从1938年10月到德波战争爆发,纳粹外交战略是破坏1939年英法苏外交谈判,使苏联中立,避免军事上东西两线作战,同时排除英法对德波战争的干预.
在这一阶段里,德国根据意大利急于缔结三国军事同盟而日本不愿卷入德意对英法的战争的具体情况,为了尽快达到牵制和威慑英国的目的,于1939年5月22日签订了德意《钢铁盟约》.
从1939年3月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向苏联发出友好信息,4月,开始了德苏之间的直接接触.
与此同时,为了向苏联施加压力,破坏英法苏谈判,阻止英国援助波兰,于1939年6—8月同英方进行秘密谈判,要求缔结保证英国不援助波兰的德英互不侵犯条约,但未获成功.
在预定进攻波兰的日期到来之前,希特勒果断地向苏联作出较大让步,于1939年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避免了开战初期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
吞并奥地利早在1935年秋,德国国防军就开始制订代号为"红色"的对法作战计划、入侵奥地利的"奥托"方案和进占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
但在1937年11月5日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希特勒确定最迟在1943—1945年实施其侵略扩张计划.
然而张伯伦当英国首相后推行绥靖政策,1937年11月,派哈里法克斯访德,与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会谈.
希特勒提出改变凡尔赛条约确定的现状,承认德国在欧洲的大国权利的要求.
哈里法克斯表示:凡尔赛条约酿成的一切错误必须加以纠正,但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属于"注定要发生的欧洲秩序变更问题",英国只是希望通过和平演进的方法来实现这一改变.
英国的态度壮了希特勒的胆,促使他决定提前行动.
奥地利地处中欧心脏地带,战略地位重要,纳粹德国颠覆奥地利的行动从未停止过,1934年策动法西斯分子刺杀奥地利首相陶尔斐斯.
1936年强迫奥地利签订《德奥协定》,要求奥地利承认自己是"一个德意志国家",并让德奥法西斯党徒参加政府工作.
此后,德国通过奥地利纳粹分子一再制造事端,为其出兵奥地利寻找借口.
1938年1月25日,奥地利政府对纳粹分子的挑衅忍无可忍,便采取行动,查抄了奥地利纳粹组织机构.
希特勒认为时机已到,于2月12日把奥地利首相舒士尼格召到伯希特斯加登,迫使其答应取消对奥纳粹党的禁令、释放被捕的纳粹分子,任命奥地利纳粹分子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
对德国的举动,张伯伦宣称,当德国占领奥地利时,奥无法指望其他大国的援助.
美国也表示"完全理解"德改变欧洲地图的计划.
法国也无意干涉奥地利事务.
舒士尼格被迫接受.
这一行动激怒了奥地利人民,在人民的压力下,舒士尼格宣布就这一问题进行公民投票.
3月11日,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取消公民投票.
于是舒士尼格辞职,赛斯—英夸特任总理.
接着,德国以应奥地利政府请求的名义,出兵占领整个奥地利.
3月14日,德国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奥地利并入德国,成为德国的一个省.
德国侵捷和慕尼黑会议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就对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形成了钳夹形包围的态势,希特勒希望趁此势头,在年内一举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走完全球扩张计划的第一步,同时通过实施一场局部战争来练兵,在军事上积累起从事闪击战的经验.
他一方面利用捷国内的民族问题,要求德意志人聚居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党"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制造德国进行干涉的借口,另一方面于4月21日指令总参谋部着手编制侵捷"绿色方案"的细节.
1938年4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以捷克苏台德区德意志人遭受捷克人迫害为由,指使苏台德德意志人党提出苏台德区"自治"的要求.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德国在德捷边界集结军队,5月20日捷克宣布实行部分动员.
于是出现"五月危机".
因为苏联重申支持捷克人民对抗侵略,英法也作出某些强硬姿态,希特勒不得不有所收敛.
"五月危机"过后,希特勒于5月30日正式签发"绿色方案",规定三军的全部力量必须从1938年10月1日起作好全面进攻捷克的准备.
但是,当时德国的实力还不足以同大国发生正面对抗,希特勒在6月18日签发的战略指令中强调:"只有像占领非军事区和进入奥地利时的情况那样,我坚信法国不会出兵,因而英国也不会加以干涉之时,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
""绿色方案"则规定要等待或制造一个"使德国忍无可忍的挑衅事件"来欺骗世界舆论,排除大国干预.
然而,张伯伦的"全盘解决"计划只允许德国以和平方式占领苏台德区,而不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在"九月危机"里,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在同捷克政府交涉中,以及希特勒在同张伯伦的交涉中,都一次次地抬高要求,但当张伯伦表示要中止会谈,英德两国不惜兵戎相见时,希特勒不得不作出让步,放弃一举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决定暂时先占据苏台德区.
1938年9月15日,张伯伦赴德同希特勒会谈,表示英国"承认苏台德区脱离的原则".
之后英法对捷施加压力,迫使其同意割让苏台德区.
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慕尼黑举行国际会议.
30日,签订《慕尼黑协定》.
捷克的苏台德区和与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
英法以牺牲捷克为代价与德妥协,并未能换来和平.
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希特勒"显然是情绪低落,对整个议程都显得暴躁不安",回柏林途中还在对党卫队官员说:"张伯伦这家伙使我进不了布拉格,真叫我扫兴!
"①并发誓要完成这一计划.
1938年10月21日,希特勒发布《给武装部队的命令》,要求军队随时作好准备,占领捷克国家的残余部分和默默尔.
翌年3月中旬,希特勒压服捷克斯洛伐克新任总统哈查放弃抵抗,指挥军队兵不血刃地占领布拉格,在捷克的残存部分建立"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同时鼓动斯洛伐克独立,并派兵"保护".
至此,德国完成了"霍斯巴赫备忘录"中规定的建立中欧霸权的步骤.
但泽危机和进攻波兰的"白色行动计划"1939年3月,希特勒在德国军界、经济界和纳粹党的重要人物会议上宣布了下一步扩张步骤:在1940年以前,德国要确立对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统治.
"到1940年和1941年,德国将一劳永逸地同自己的宿敌法国进行清算.
""当法国被打败时,德国就将很容易确立对英国的统治,而那时就可以支配英国在全世界的财富和领地.
"希特勒在建立中欧霸权后,把扩张目标转向波兰等东欧国家,因为控制东欧地区,不仅可以解除西进的后顾之忧,在小范围内避免两线作战,还可以获得日后东进的前进基地,并取得粮食、煤炭和石油等急需的战略物资.
然而,为了能尽早地征战法国,希特勒在一段时间内曾希望通过诱逼东欧各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使之成为德国附庸国的途径来控制东欧地区.
为此,德国要求波兰在继续拥有铁路和经济方面便利的基础上把但泽归还德国,并允许德国穿过"波兰走廊"建造一条属于德国的公路和享有治外法权的多轨铁路,以便连接德国本土和东普鲁士.
德国则同意把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延长25年,保证两国"在反共公约的基础上对俄国执行一项共同的政策",希特勒甚至答应把苏联乌克兰的一部分地区划给波兰作为补偿.
但是,波兰坚持在德苏之间维持"等距离外交",不肯成为德国的附庸,也不愿意放弃对外贸易的"咽喉"但泽.
3月21日,里宾特洛甫以最后通牒形式对波兰驻德大使提出上述要求.
波兰政府不予同意,德国则以武力相威胁.
波兰的态度也更加强硬,外长贝克声明:如德国单方面改变但泽现状,波兰将视其为开战的理由.
波兰向东西邻国之外的第三国即英国寻求支持,英国决定给予波兰单方面的安全保证.
1939年4月6日英波签订了临时互助协定.
至此,希特勒决定使用武力征服波兰.
1939年4月3日,他下令制定①见《纳粹主义文件集,1919—1945年》,伦敦1974年版,第549页;尼维尔·汉德逊:《使命的失败》,第191页.
进攻波兰的"白色行动计划",要求军队加紧准备,做到"从1939年9月1日起任何时候都可以实施军事行动".
4月11日希特勒签署该计划.
6月—8月25日,德军完成了进攻波兰的军事部署.
影响希特勒冒同英国对抗的危险,作出进攻波兰的决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经过慕尼黑会议,希特勒看透了张伯伦等人害怕战争的心理,认为他们是"小蛆虫","太懦弱",不敢发动进攻.
而对自己,则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成功感,自认是绝对正确的"超人",认为自己和墨索里尼的存在是轴心国发动战争的有利因素.
但同时,对自己又有一种政治危机感,害怕生理上的最佳年龄期会流失,甚至害怕被人暗杀或推翻,因而希望尽早完成称霸大业.
国内经济困难的压力.
纳粹德国军事型的国民经济结构,只有在战争中方能发挥优势并得以维持和发展.
1939年,希特勒多次强调"四年计划是最后的一着棋",德国的现实问题是要保证自己拥有繁荣所必需的"生存空间","如果不入侵其它国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军事因素.
德国的军事潜力同它的侵略野心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当时德国的军事优势,在于已确立了闪击战的战术,以及在临战准备上比英、法等国先走了一步.
张伯伦的"外交革命"使希特勒看到,一旦英、法最终从绥靖过渡到对抗,一旦它们完成了临战准备,其军事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德国已取得的某种相对优势就会丧失殆尽.
此外,希特勒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并破坏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果断地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暂时中立了东线,只有不失时机地侵占波兰并征服法国,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外交决策的作用.
第五节德国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斗争社会民主党的反法西斯斗争魏玛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民主党一直把捍卫民主共和国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在它执政时,尽一切努力维护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
虽然处在在野党地位时,社会民主党也经常、猛烈地攻击执政党,但当纳粹法西斯崛起,共和国生死存亡关头,它还是会抛弃政见,起而保护共和国的.
布吕宁政府执政初期,社民党作为在野党,反对布吕宁政府的政策.
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和法西斯势力的急剧膨胀,社民党开始调整对布吕宁政府的态度.
它认为,布吕宁政府虽然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专政,但实行的还是议会民主制度.
与法西斯纳粹党相比,它选择了布吕宁政府,"如果推翻这个政府,那么继它之后的另一个政府将会更坏.
"据此,社民党在1930年9月到1932年5月这段时间,对布吕宁政府采取了容忍政策.
根据1931年6月社民党莱比锡代表大会的解释,容忍政策的目的是抵御法西斯的进攻,阻止议会政府解体,制止政变和内战,保卫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的堡垒.
会议认为,要保住民主制度,只有容忍布吕宁政府,防止它依附于纳粹党,或者避免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取而代之.
这种容忍不是最佳选择,但在当时别无它法.
容忍政策使社民党陷入一种无所作为的境地,由于社民党的支持,布吕宁政府才不至于垮台,然而社民党本身却被布吕宁政府捆住了手脚.
由于害怕布吕宁政府辞职,社民党不得不支持那些不为群众所欢迎,并遭到本党拥护者反对的紧急措施和紧缩政策,不得不接受那些为大地主利益服务的法律.
1931年11月,布吕宁政府提出一项削减工资、废除罢工权利、削减社会养老金、提高社会保险率的紧急法令,社民党不得不表示赞同.
与此同时,社民党认为大量群众之所以支持纳粹党,原因之一是经济状况恶化.
因此,要战胜法西斯主义,治愈资本主义的疾病,必须从拯救德国的经济入手.
但是,在如何拯救德国经济的方法问题上,党内出现了意见分歧.
一部分人要求采取措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包括建造新的街道,扩大邮政和电讯设施,更新铁路设备,修建铁路和公路,为100万失业工人提供工作机会.
同时加强保护工人的权益,限制延长劳动时间.
以希法亭为代表的一批人反对这一方案,认为此举会加剧通货膨胀,因为无处筹集大批资金来应付如此庞大的建设开支.
他们建议采用节约和合理分配开支等手段来克服经济危机造成的财政困难,首先降低军费开支,节省政府支出,减少高养老金和高薪阶层的薪水,规定退休金和待聘官吏薪饷的限度,如还不能满足预算的要求,就提高高薪阶层的收入所得税,增加新的预算收入.
在两种方案中,后一种方案逐渐在党内占了优势.
但由于遭到纳粹党议员的反对,共产党议员也坚持本党的主张,社民党的方案未能在议会形成决议.
当右翼势力于1931年10月结成"哈尔茨堡阵线"后,社民党执委会同全德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工人体育组织的领导和"国旗社"代表于同年12月16日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旨在"战胜法西斯危险"的军事战斗组织"钢铁阵线".
该阵线的主要战斗力量是国旗社,该社1932年7月时拥有300万成员,其核心组织"保卫团"约有成员16万.
钢铁阵线成立初期,曾受到社民党影响下的工人群众的支持,但其无所作为,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失望.
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取缔共产党,解散社会民主党,建立法西斯一党独裁专政.
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大多数成员陆续流亡国外,最后在布拉格建立起以韦尔斯和福格尔为首的流亡执委会.
广大工人党员和基层干部在严酷的现实中纷纷觉醒,要求执委会改变路线.
执委会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孤立境地和组织领导社会民主党抵抗斗争的要求,于1934年1月发表了自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和1925年海德堡纲领以来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布拉格宣言.
宣言提出"在反对纳粹专政的斗争中,没有妥协、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的位置",认为"专制制度的垮台,如果不是外部灾难所致,就只能在暴力的胜利之中实现,只能通过革命斗争的胜利来实现.
"宣言还展望在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以后,德国将建立一个由工人革命群众支撑和监督的强有力的革命政府,"该政府不仅要将国家机器变成人民群众的统治工具,还要实行"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
流亡执委会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宣传工作,同时为国内反法西斯抵抗组织筹措经费,提供宣传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它先后在布拉格、巴黎和卡尔斯巴德等地出版了《新前进报》、《社会主义行动报》、《社会主义杂志》、《消息报》等5种报刊,并印制散发了大量传单.
为了同国内的社民党反法西斯抵抗组织进行联系,沟通信息,它在德国的7个邻国建立了16个"边境秘书处".
边境秘书处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将流亡执委会的文件、报刊、宣传材料等印刷品通过秘密渠道转送到国内社民党抵抗组织和党员手中,由它们在群众中散发,另一方面收集来自国内的各种情报,汇总转发给布拉格流亡执委会,供它评估自己的政治措施,采取相应的对策.
但是,流亡执委会始终没有放弃敌视德共的态度.
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德共面临的任务是巩固自己的队伍,加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1924年4月,德共召开"九大",批判了布兰德勒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布兰德勒、塔尔海姆等人的领导职务.
但是党的领导权落入了菲舍尔—马斯洛夫极左集团手中,他们反对在革命低潮时期实行必要的退却,反对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
以德共副主席台尔曼为首的广大党员抵制这条极左路线,并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于1925年8—10月撤销了菲舍尔等人的领导职务,选出了以台尔曼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
在魏玛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动荡年月里,右翼准军事组织"钢盔团"和纳粹冲锋队喧嚣一时,社民党为保卫魏玛共和国,在人民党、中央党协助下建立了"国旗社".
但在实际活动中,国旗社却把反对共产党和制止群众运动放在重要位置.
为了应付法西斯势力和右翼分子的挑战,共产党于1924年夏建立了"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由台尔曼任主席.
该组织负责在工人集会和游行时担任保卫工作.
1926年其成员发展到近10万.
1928年5月1日,德国工人举行了自十一月革命以后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引起政府的恐慌.
1929年"五一节"前,米勒政府禁止柏林人民游行,5月中旬,又宣布取缔红色前线战士同盟.
在纳粹党施虐面前,政府不自觉地排除了一支反法西斯的劲旅.
1930年8月,针对人民群众对现状的日益不满和纳粹党的宣传纲领,德共发表《德国人民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纲领》作为领导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总路线.
纲领指出,布吕宁和希特勒的道路必然导向战争和灾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改善现状.
纲领批评了社民党领袖的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妨碍了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威信,因而是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大灾难.
纲领阐述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将实施的政策:废除凡尔赛强盗和约和杨格计划,把大企业、银行和大商业收归人民所有,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给缺地的农民,实行广泛的社会保险、消灭失业、提高工资、降低房租以及煤气、水、电和交通工具的价格,给妇女和青年以平等权利,等等.
纲领最后呼吁全体劳动人民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团结在德共周围,建立反对金融资本和纳粹党的广泛的斗争阵线.
德共以这个纲领为基础,开展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在成千次集会上散发和讲解这个纲领.
当时大部分德国民众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并希望得到国家保护,该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愿望.
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德共得票数比上届选举增加了132.
73万票,议席也从54席增加到77席.
由于共产党的防卫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在1929年被取缔,德共中央在1930年9月国会选举后立即组建合法的反法西斯群众组织"反法西斯战斗同盟".
该同盟在企业、居民区和失业救济机构中的基层组织是八人小组,若干八人小组合组成工厂战斗队、失业工人战斗队或居民战斗队,其任务是在遭到法西斯袭击时进行自卫.
此外,德共还通过"反法西斯地方行动委员会"和"反法西斯代表会议"等形式建立和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德共的这一纲领虽然在防止法西斯专政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未把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反对纳粹党作为主要任务,仍把社民党视为主要敌人,对纳粹党迅速攫取政权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缺乏充分估计.
1930年9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德共认为这一现象纯粹是"资产阶级阶级力量的重新站队",对工人阶级的命运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1931年11月,《红旗报》还表示:"布吕宁的法西斯主义丝毫也不比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逊色……我们的主要打击目标针对社会民主党.
"直到1932年2月,德共中央通过的一项决议还认为"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专政不仅是具有同一阶级内容的两种形式……而且在表现方法上也相互接近……并交织在一起.
"德共还认为,社会民主党容忍布吕宁政府,进一步证明了自己是"法西斯主义的走狗",成了名符其实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没有反社会民主党斗争的胜利,就不可能击败法西斯主义.
"此外,党内部分领导人还提出了"法西斯主义是革命的跳板"的错误理论,认为一旦纳粹党上台,在德国这样一个国家就会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对法西斯危险掉以轻心.
德共高估了当时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程度,高估了人民群众的实际觉悟程度,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主要的斗争目标.
这样,它既没有针对当时中下层民众迫切需要工作、面包和民主自由权利,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希望保存私有制的具体情况,提出切合实际的主张,致使大量中下层民众倒向纳粹党;又把所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士和党派都视作敌人,影响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制造国会纵火案,取缔共产党,逮捕德共主席台尔曼(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秘密枪杀).
德共转入地下,政治局转移到巴黎.
为了适应地下活动,德共改组了组织机构,成立了一批灵活机动的秘密小组,进行秘密的无线电广播、印发报纸和小册子,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法西斯斗争.
德共在希特勒上台后逐渐改变了对社民党的态度,向社民党建议开展两党联合的反抗活动.
1933年2月7日,台尔曼在中央会议上指出,"击败希特勒—胡根贝格—巴本是当务之急,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反希特勒统一战线.
这是首要任务.
"他要求全党向群众揭露希特勒政府的实质,全力加强与社民党工人们的联合行动.
1934—1935年,黑森、法兰克福、汉诺威、中巴登和上巴登、鲁尔区和柏林等地,共产党和社民党组织达成了关于统一行动的协议.
然而,部分德共领导干部还抱有宗派主义情绪,仍然把同社民党工人的统一战线看作是吸收这些工人参加德共的策略方法.
共产国际"七大"确定新的反法西斯战略策略路线后,德共于1935年10月3—15日在莫斯科附近举行代表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新路线,要求与社民党建立新的关系,组成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恐怖独裁的战斗统一战线,同时团结城乡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会后,国内许多地区和侨居国外的流亡者中开始试图建立德国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1936年底,柏林地区的共产党、社民党和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小组联合组建了"德国人民阵线".
该组织的"十点纲领"要求:推翻和消灭希特勒独裁;在一个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新国家里,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停止军备竞赛;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允许农民自由迁移,大规模建造农民住宅;对银行、重工业及能源经济实行国有化.
但是,由于纳粹政权的残酷镇压,社民党流亡执委会的拒绝合作,该组织未能开展成功的活动.
与此同时,流亡国外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也开始商讨合作事宜.
1936年,在巴黎成立了以亨利希·曼为首的"德国人民阵线筹备委员会".
在这个委员会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工会工作者、作家和科学家决定采取共同措施,以反对法西斯恐怖,反对奴役德国人民,揭露希特勒政府的战争准备.
同年12月21日,该委员会发表了《建立德国人民阵线、争取和平、自由与面包的号召书》,提出了人民阵线的要求和推翻法西斯以后必须实施的措施,但没有规定如何进行反希特勒的斗争以及如何支持国内的斗争.
1937年4月,该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有广大反法西斯运动代表参加的会议.
这次会议较多地注意到国内的斗争任务,如工资和工会问题,政治犯及其家属的救济以及保卫和平的问题,并要求希特勒政府的部队和军舰撤出西班牙.
会议通过了一份《告德国人民书》,号召德国人民同舟共济,组成人民阵线,为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德国而奋斗.
第十一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纳粹政权覆亡第一节初战胜利进攻波兰和入侵北欧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签署关于实施"白色行动计划"的第一号作战指令.
当天晚上,一队身穿波兰军装的党卫队队员,袭击靠近德波边境的德国电台,用波兰语发表反德广播,为德军入侵波兰制造借口.
9月1日凌晨,德军57个师约150万人、2500辆坦克、2300架飞机和6000门火炮从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对波兰发动"闪电式"进攻.
大量的德国坦克、摩托化部队在航空兵掩护下迅速突破波军防线,波兰的机场、交通枢纽、桥梁、军事设施和指挥机构遭到猛烈轰炸,波兰空军在48小时内被摧毁,陆军也失去了抵抗能力.
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进攻波兰的战争中,德国使用闪击战战略,以每天30—50公里的速度实施钳形突击围歼波军,波军伤亡20万,被俘42万.
9月27日攻陷华沙,波兰被迫停止抵抗.
德国攻陷波兰后,一面作出和平恣态,一面将主力调往西线,伺机进攻西欧国家.
英法虽然向德宣战,实际上是宣而不战,从宣战日起到1940年5月德国进攻西欧前,双方在法德边境集结大量军队互相对峙,没有发生过一次真正的战斗.
史称"奇怪战争".
与英法静守马奇诺防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不同,希特勒正加紧准备进攻西欧各国.
1939年10月9日,希特勒签发第六号作战指令,即入侵西欧的"黄色方案".
方案的目标是尽量歼灭法国作战部队和法国同盟国部队.
具体作战路线是德军主力穿过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对法国北部实施闪电式进攻,并占领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沿岸港口.
进攻日期原定1939年11月12日,后由于各种原因,诸如部队在德波战争后需要休整,弹药不足,坦克等重武器需要修理等,其中主要是天气因素,一再延期.
苏芬战争爆发后,英法两国计划向芬兰派遣志愿军,既能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边境,也可借运兵之机占领瑞典铁矿区和全部挪威,断绝德国的铁矿石供应,并从北翼威胁德国.
希特勒看出英法的意图后,从1939年12月中旬起开始考虑入侵挪威和丹麦,保住铁矿石运输线,占据挪威西海岸建立威胁英国的海空军基地.
1940年3月1日,希特勒签发关于"威悉河演习方案",下令武装部队作好准备,以尽可能少的兵力占领丹麦和挪威.
4月9日凌晨,德军装甲部队越过丹麦日德兰半岛防线,德国轰炸机和伞兵出现在哥本哈根和各战略要地上空,德国军舰占领丹麦港口,4小时后,丹麦政府宣布投降.
德军以死2人,伤10人的代价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丹麦.
与此同时,德军伞兵部队和登陆部队在挪威吉斯林为首的纳粹分子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挪威首都奥斯陆和主要城市、重要港口.
挪威人民进行了顽强抵抗,英法统帅部也派4个师的军队进行援助,直到6月10日,德军才占领挪威全境.
曼斯坦因计划和法国投降"黄色方案"制定后,德国A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施坦因有不同看法,竭力主张修改该方案,将原主攻方向改为佯攻,以庞大的装甲部队绕过法军防御严密的马奇诺防线,突破法军防御最为薄弱的阿登山区,出其不意地打击英法军,直趋英吉利海峡,截断英法军队的退路.
希特勒采纳了这个计划.
德国进攻法国首先必须穿过中立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而进攻这些国家主要是为了吸引英法军队的注意力,使英法产生错觉,认为德军将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从比利时南下法国.
1940年5月10日凌晨,几经延期的入侵西欧的战事终于打响了,德军3000多架飞机轰炸了荷兰、比利时、法国北部的机场.
接着空降兵和装甲部队猛烈进攻荷兰、比利时,吸引英法军队主力,5月15日荷兰投降,5月28日比利时投降.
然而在进攻荷兰、比利时的同时,德国主力装甲部队迅速通过卢森堡,绕过马奇诺防线,进入比利时南部的阿登山区,5月12日越过法比边界,5月14日渡过马斯河,撕开了法军防御线的口子,以每天20—40公里的速度直插英吉利海峡,5月20日,攻占亚眠和阿布维尔,把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的英、法、比军队与法国中部的部队分割开来.
到6月4日,完成"法兰西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肃清了分割线以北的法英军队.
6月5日起,德军3个集团军群互相配合,很快突破法军仓促构筑的"魏刚防线".
6月14日,占领巴黎.
6月22日,法国正式投降.
英伦空战根据希特勒预定的全球战略,德国打败法国后就将东向进攻苏联,然而,当时英国并没有如希特勒预计的那样,因法国战败而屈膝投降,因此,希特勒一方面于1940年7月31日指示陆军总司令部制订进攻苏联的军事计划,另一方面则争取同英国媾和,以保持西线的平静.
1940年6月14日,希特勒第一次向记者透露了欲与英国和谈的意图.
6月底至7月初,他又通过瑞典国王和罗马教皇向伦敦作和平试探,但是都遭到丘吉尔政府的断然拒绝.
"和平攻势"失败后,希特勒决定诉诸武力,以战逼和.
1940年7月16日,他发布《关于对英国实施登陆作战的准备》的第十六号指令,要求有关部队在8月中旬以前完成实施对英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以便通过"海狮"作战计划,"消除英国本土作为继续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予以全部占领".
但是,德军在实施战役准备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其中包括缺乏运送登陆部队的船只,海军无力控制作战海域,部队缺乏实施两栖战役的经验等等.
8月1日,希特勒一面将完成"海狮"作战计划的准备日期推迟至9月15日,一面签署《关于对英国进行空中和海上战争》的第十七号指令,命令空军突袭英国,夺取制空权,为实施"海狮"作战计划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或者通过破坏英国的军事经济潜力和行政管理系统来迫使英国退出战争.
从1940年7月开始到10月底,德国空军出动数千架飞机轰炸英国的港口、机场、雷达站等战略要地,企图一举击溃英国空军,掌握制空权.
然而遭到英国空军的顽强抵抗,德国空军损失飞机1733架,英国损失915架.
德国夺取制空权和登陆英伦的计划已经无望,希特勒只好推迟实施"海狮"计划的日期.
从11月起,把轰炸重点改为城市和港口,以期摧毁英国的工业和人民的斗志,然而英伦空战尽管使英国遭受巨大损失,100多万幢房屋被炸,4万人死亡,4.
6万人受伤.
但德国掌握英吉利海峡制空权和摧毁英国工业的目的未达到.
"巴巴罗萨"计划和入侵苏联尽管德国对英国的战事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侵占西欧后,希特勒认为进攻苏联的时机已经成熟.
苏联自战争爆发后,调整西部疆界,组建"东方战线"特别是苏军进驻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逼近罗马尼亚油田,使希特勒大为不满.
德国为了强化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通过维也纳仲裁把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一部分割让给匈牙利,又通过克拉约瓦条约把罗马尼亚的南多布罗加地区割让给保加利亚,这些做法导致罗马尼亚国内政局动荡,国王卡罗尔被迫退位,亲铁卫军的安东内斯库将军担任首相.
1940年10月8日,德军开进罗马尼亚,又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拉进法西斯侵略集团.
苏联向德国提出抗议,认为德国违犯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希特勒为了进一步搞清苏联的意图,邀请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访德.
在1940年11月12—13日莫洛托夫访德期间,希特勒要求苏联参加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组建"四国联盟",共同瓜分世界,特别是分割大英帝国崩溃后留下的"遗产",同时鼓吹苏联应该向印度洋波斯湾方向扩展势力,打开通向不冻港的通道.
莫洛托夫以沉默拒绝了希特勒的建议,要求德国从芬兰撤军,并表示苏联政府希望扩大自己在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的影响.
德苏会谈结束后,希特勒立即着手审订对苏作战计划.
1940年12月18日,他发布代号为"巴巴罗萨计划"的第二十一号指令,命令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战争结束之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联.
整个战役计划6—8周结束,原订1941年5月开始实施进攻.
由于巴尔干战事,进攻苏联的日期被推迟了.
在实施"巴巴罗萨"计划之前,为夺取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1941年4月6日,德军同时向南斯拉夫、希腊发动进攻.
4月13日,德军占领贝尔格莱德.
15日,占领南斯拉夫全境,南军停止抵抗.
希腊则在23日投降,27日,德军开进雅典.
残余的希腊军队和英国远征军逃往克里特岛.
直到6月2日德军才完全占领克里特岛,巴尔干战事结束.
希特勒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苏联了.
德军入侵苏联前,最高统帅部内部围绕进攻的方式,特别是如何使用坦克兵团的问题,展开了争论.
以古德里安为首的坦克专家主张使用已在法国战场取胜的战法,即坦克兵团应快速切入苏方纵深,径直向莫斯科挺进,最早也要到第聂伯河一线才实施包抄,对在各坦克兵团之间的苏军的包围任务应留给步兵军.
然而更多的高级将领却力主使用常规的战法,即坦克兵团必须同步兵军紧密配合,从边境地区出发,逐个实施钳形包抄,步步向纵深推进.
最后希特勒采纳了后一种战法,但也吸取了坦克专家的部分意见.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190个师(其中19个坦克师和14个摩托化师)约550万人,4300辆坦克、4.
7万门大炮、4980架飞机,分三路向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
中路是包克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经明斯克、斯摩梭斯克,进攻莫斯科.
北路为北方集团军群,负责沿波罗的海进攻列宁格勒.
南路的南方集团军群则进攻基辅和顿巴斯.
中央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首先在巴拉诺维奇完成第一个合围,两个主力装甲兵团则于6月27日在明斯克附近完成更大的合围.
7月初,该集团军群又以坦克兵团为先导向斯摩棱斯克方向推进,攻占斯摩棱斯克,基本上肃清了沿途的苏军部队.
此后,希特勒下令中央集团军群分出部分兵力,北上与北方集团军群合作,进攻列宁格勒,南下与南方集团军群协同,争夺乌克兰.
9月6日,希特勒又发布实施"台风"作战计划的指令,命令以中央集团军群为主,北方和南方集团军群一部分部队协同作战,向莫斯科发动主攻.
德军在这次战役的初期取得一定的胜利,曾于10月6日在维亚兹马对60多万苏军完成合国,并进抵莫斯科城下.
但在莫斯科,德军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其进攻势头被遏制住了,希特勒的闪击战亦告破产.
第二节纳粹"欧洲新秩序"1936年3月,希特勒在进军莱茵非军事区后宣称"欧洲应该出现一种新秩序".
随着大战爆发,德国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欧洲大部分地区沦落纳粹德国之手.
为了控制占领区人民,掠夺占领区的财产,纳粹政权推行一系列措施,着手建立"欧洲新秩序".
综观纳粹政权在占领区的行为,所谓"欧洲新秩序"可概括为:改变欧洲原有版图,合并所有德意志人居住区,建立"大德意志国";以"大德意志国"为中心,建立一个统一的,由纳粹政权控制的欧洲;以德意志人为主宰,将各民族按人种划分等级;设立集中营,镇压共产党,消灭犹太人,在占领区实行恐怖统治;控制占领区经济,掠夺其财产;强制推广德语,摧残各国文化和民族语言等等.
对占领区的行政管理纳粹德国攻占大部分欧洲国家后,将其控制地区划分成合并区、民政长官管辖区、附属区、占领区、作战区五大类进行统治.
其中合并区和民政长官管辖区属"大德意志国"的组成部分.
合并区,由德国直接统治,以德国新行政区,或德国的邦、行政区或省的增添部分的形式并入德国.
在这些地区德意志人居多数.
大战爆发前成为合并区的有:奥地利、苏台德区和梅梅尔区.
原属波兰,大战期间成为合并区的有: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瓦尔塔兰行政区;并入西里西亚省的卡托维兹专区;并入东普鲁士省的泽希瑙专区;并入东普鲁士贡宾南专区的苏道恩专区;并入东普鲁士阿伦施专区的佐尔道地区.
原属比利时的合并区有:圣维特市、欧本市、马尔梅迪市.
在合并区内,最高权力由接受内政部长全面监督的行政长官兼总督行使,其中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和瓦尔塔兰行政区,由于官方规定"所有行政部门"都归行政长官兼总督管辖,所以该官员又兼任诸如司法、财政、铁道和邮电等"特殊行政机构"的首脑.
民政长官管辖区,在海关、邮电和铁道管理方面,完全被当作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未完全并入德国.
它还需要在地名、居民姓氏和语言方面进一步"德意志化",这个过程约需10年.
这类地区包括:并入东普鲁士行政区的原波兰比亚威斯托克省;并入施蒂里亚马克行政区和卡恩滕行政区的原南斯拉夫下斯蒂里亚地区和上卡尔尼奥拉、米埃斯塔尔和西兰乡地区;并入威斯特马克行政区的原法国洛林摩泽尔省;并入巴登—阿尔萨斯行政区的原法国阿尔萨斯上莱因和下莱因省;并入摩泽尔行政区的原卢森堡国.
在民政长官管辖区,最高权力由民政长官行使,然而在很多地方,民政长官往往由上级行政区的长官兼总督兼任.
民政长官只接受政府总理希特勒的指令,并对区内除邮电,铁道和海关以外的所有行政部门实行全权管理.
附属区包含:波兰总督辖区、乌克兰专员辖区、奥斯兰专员辖区(内含白俄罗斯地区、爱沙尼亚地区、拉脱维亚地区和立陶宛地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
按照德国政府的声明,总督辖区既不是德国的一部分,也不是大德意志国的一部分,而是大德意志国的"附属地区",但经过改造,可以成为大德意志国的一部分.
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直接对希特勒负责,同时领导着全部由德国人组成的总督辖区政府,在区内实行全权统治.
乌克兰专员辖区和奥斯兰专员辖区的地位一直不很明确.
主管这两个地区的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罗森贝格曾设想让乌克兰成为一个同德国紧密结盟的自治国,让奥斯兰成为一个殖民地式的"保护国",由来自各日耳曼民族国家的合适移民在那里定居,使其德意志化.
但结果乌克兰成了殖民地区,而奥斯兰的大部分地区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当地原有的行政机构保留了一部分管理职能.
驻乌克兰和奥斯兰的德国专员科赫、洛泽是当地最高民政首脑,但隶属于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领导.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比较特殊,它不是总督辖区,有名义上的自治政府,但它是"德国关税区"的一部分,并受德国法律的管辖,大体上属于附属区的性质.
它同总督辖区一样,经过"德意志化",可以成为大德意志国的一部分.
驻该保护国的德国保护长官牛赖特(1943年8月由弗里克继任)是希特勒的直接下属和"唯一代表",直接接受希特勒的指令,但德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可以独自在该地设立行政办事处,不受保护长官的管辖.
保护长官的职责主要是监督"自治"政府的运行.
占领区,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受德国控制,但并不并入大德意志国.
属于这类地区的是除上述三类地区之外的所有德军控制区,包括:比利时、法国被占领区、荷兰、丹麦、挪威、希腊、塞尔维亚.
其中,挪威和荷兰由德国专员特波文和赛斯—英夸特统治,两国原有的政府机构继续保留;丹麦,自1942年10月起由德国全权代表通过外交途径干涉其内政;其余地区,都由德国军事司令官在文职人员协助下进行统治.
"作战区",指意大利向盟国投降后被德国接管地区.
有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和阿尔卑斯地区.
这两个地区分别归卡恩滕行政区和蒂罗尔——福拉尔贝格行政区管辖,行政区的长官兼任"作战区"的最高专员.
作战区的首要任务是阻止盟军进入,填补政治真空.
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二战全面爆发后,德国的经济也从备战经济进入战时经济阶段,整个国民经济都要受战争需要的支配.
但在战争初期,也就是1941年底以前,纳粹德国并没有实行总动员.
希特勒认为依靠闪击战能迅速取胜,战争不会延续很久.
因而纳粹政权依靠掠夺占领区的粮食、石油、工业品、劳动力、武器装备等资源,来补充战争消耗,实行"以战养战",其经济实力有了相当的提高.
纳粹德国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国家,先后成立了"东方信托总局"(隶属德国政府)、"中央电业局"(隶属四年计划办公室)、"全国票据交换所"(隶属经济部)、"军备检查指挥所"(初隶属于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局,1942年归军备弹药部领导)等机构来专门处理占领区的经济事务.
德国对占领区经济管制的方式,根据各占领区在政治新秩序中的不同地位,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已经或即将并入德国的地区,这类地区完全纳入德国本土经济的的轨道.
第二种是德国直接进行经济管制的地区,包括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波兰总督辖区、苏联被占领区和巴尔干诸国.
纳粹政权把这类地区视作经济掠夺对象,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生产能力.
第三种是德国进行间接经济管制的占领区,包括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法国和意大利北部.
这类地区的日常经济管理工作仍由当地经济管理部门负责,但纳粹政权在其之上设立相应的机构加以监督,左右其决策;同时还控制重要经济部门,接管为德国服务的企业和犹太人、敌侨的产业.
由于纳粹当局忙于战争,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有效地组织占领区的经济、常常采取杀鸡取卵式的野蛮快捷的经济掠夺,以应付战争的急需.
占领区的经济资源和战略物资是纳粹当局重要掠夺对象.
德军控制欧陆大片土地后,仅缴获的武器装备就可武装100多个师.
其余还有数百万辆各式交通工具,15亿美元以上的黄金外汇,大量的工业制成品.
德国的原料和燃料也主要通过对占领区的大量掠夺来补充,仅铁矿石一项,1942年德国就从被它占领的洛林和卢森堡等地掠夺了1730万吨.
在农产品方面,仅粮食一项,就解决了德国战时需要的1/7到1/5.
德国新老垄断集团通过没收、征用或贱价收买股票等办法,把占领区2/3以上的大企业据为己有.
大批地主富农涌进波兰、捷克等地,强夺农民的土地,建立起自己的庄园.
1940年,希特勒以保护文物为名,委派罗森贝格设立"罗森贝格特别工作处",负责征收法国和其它占领国的艺术珍品.
据罗森贝格的报告,从1940年10月至1944年7月,该机构征收的各种文物共21903件,其中绘画10980幅,手工艺品5825件,雕像数百尊,17—18世纪的家俱2477件.
仅从法国掳掠的文物就价值10亿美元.
这些文物中的精品归纳粹头目私人占有,其余分发给德国各博物馆.
德国占领当局还以维持占领军所需款项为由,向被占国家勒索占领费用.
据估计,整个大战期间德国共搜刮到600多亿马克的占领费.
其中法国缴纳近300亿马克,荷兰70多亿马克,比利时近50亿马克,希腊近40亿马克.
据估算,纳粹德国在占领区的掠夺总额至少2000亿马克,占战时德国总支出的1/3.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德国大批强劳动力被征入伍,军需部门对劳力的需求也日益增多,为了摆脱困境,纳粹当局对占领区实行了大规模抢掠、搜捕居民到德国充当劳工.
1942年3月,希特勒任命图林根行政长官绍克尔兼任"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从占领区,特别是波兰和苏联,强征数百万劳工.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占领当局往往强迫占领区居民就地参加为德国战争经济服务的劳动,主要是修建防御工事和军事设施.
从1940年春夏开始,实行了把东方占领区的劳动力强行运往德国的制度.
在西欧占领区,表面上以自愿的原则招募工人到德国当劳工,然而真正"自愿"去德国的工人还不到20万.
纳粹当局还违反日内瓦公约,强迫战俘从事同作战直接有关的劳动,甚至逼迫他们去给轰炸机装炸弹、运送军火或挖战壕.
劳工从事的是繁重的奴隶式的劳动,生活条件却非常恶劣,得到的粮食往往少于最低限度的需要.
据统计,战时德国强征占领区劳工总数在1000万左右.
"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希特勒上台后,疯狂迫害德国犹太人,公布剥夺犹太人公民资格的法令,把犹太人赶出欧洲.
在建立"欧洲新秩序"时期,纳粹法西斯的反犹暴行进一步升级,把国内的反犹排犹政策推行到广大占领区.
1939年10月底,纳粹政权在卢布林西南划出一块长50英里宽60英里的地方作为"犹太人保留区",打算把全欧的犹太人都赶入这块居留地.
后因纳粹政权内部争权夺利,居留地内流行病丛生,被迫放弃.
以后改为在各占领区设立较小规模的保留区,其中一部分就设在中世纪犹太人隔离区的遗址上.
保留区名义上由"长老委员会"或"犹太人委员会"管理,实行犹太人自治,实际上完全受党卫队控制.
比较著名的保留区有"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和罗兹的犹太人区.
"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设在华沙市内,占地6.
5平方公里,四周用高墙隔离.
最多时共居住50万人.
他们只有极少量食物和野草汤维持生命,每天要为德国军火工厂服苦役.
自犹太人保留区建立后,德国本土的犹太人也被赶往这些人间地狱.
德国侵占北欧和西欧诸国后,当地大批犹太人开始逃亡,但大多没能逃出纳粹的魔掌.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遭到勒索和抢劫后,被押往东欧各地的集中营.
1940年6月纳粹在波兰克拉科夫以西的偏僻小镇奥斯维辛建立了集中营,该营规模逐渐扩大,直至下辖主营、比克瑙、布纳三大区,共拥有33个小集中营.
以后又在波兰占领区建立特雷布林卡、马依达内克、日尔根—贝尔森等集中营,在捷克占领区建立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
随着反犹政策的升级,1941年夏天起,占领区内很多集中营改造成"灭绝营",设置了毒气室和焚尸炉.
在增建集中营的同时,一部分纳粹党徒提出了"马达加斯加计划".
该计划准备趁法国战败的机会,迫使它交出马达加斯加岛,然后将全部欧洲犹太人迁入该岛的犹太人保留区,在德国监督下从事奴隶性生产劳动.
但是,由于德国海运能力不足,该计划未能实施.
在入侵苏联的过程中,纳粹当局使用了更野蛮的手段来对付苏联境内的犹太人.
党卫队组建了A、B、C、D4个"特别行动队",分别跟随各集团军群进入苏联,大肆屠杀犹太人.
每个"特别行动队"拥有500—1000名成员,主要由武装党卫队员、治安警察、盖世太保、刑事警察、党卫队保安处成员组成.
"特别行动队"所到之处,很多地方成了"无犹太人区".
然而,这样局部范围的大肆杀戮还不能令纳粹当局满意.
1941年7月,希特勒通过戈林正式提出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简称"最后解决")的设想.
中央保安局局长海德里希根据希特勒的设想制定了具体计划,并于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近郊主持召开"汪湖会议",该会议有总理府、内政部、司法部、外交部、东方事务部、中央保安局、四年计划办公室和波兰总督府的重要官员共15人参加,重点讨论处置犹太人的问题.
会议通过了海德里希制定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计划,规定由西向东彻底清理欧洲,将全部犹太人送往东方占领区,组成劳动大队从事繁重劳动,直到他们耗尽体力,够得上"最后解决"的条件为止.
不适宜劳动的人和妇女儿童则直接被送进毒气室.
此后,毒气室和焚尸炉得以推广,由法本化学公司提供专利,特奇—施塔本诺夫公司和达格希公司生产的高效杀菌杀虫剂"齐克隆—B"是毒杀犹太人的主要药物.
在具体实施"最后解决"计划的过程中,波兰、匈牙利、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国的犹太人大部分在毒气室遇害,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和比利时的犹太人半数遭杀,丹麦和保加利亚的犹太人在当地民众的保护下大部分幸存下来.
据统计,在实施"最后解决"计划中被害的犹太人达600多万.
仅奥斯维辛一地就有350万人被杀.
第三节盟国的反攻和纳粹政权的崩溃斯大林格勒会战和苏德战场的失利苏德战争开始后,德军取得一系列胜利,一举攻到莫斯科城下.
然而在苏军的顽强抵抗下,德军始终未能攻占莫斯科.
1942年1月起,苏军发起反攻,经过3个月鏖战将德军击退.
在莫斯科会战中,德军损失50万人,首次遭到重大挫折.
希特勒被迫放弃全面进攻的计划,1942年夏,德军集结重兵于苏德战场南翼,向斯大林格勒实施重点进攻.
7月17日,战斗打响,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作战的B集团军群,有71个师,经过激战,9月12日,苏军外围防御地带丧失殆尽,退守市区.
德军一度攻入市区,双方浴血奋战,苏军守住了斯大林格勒.
11月开始,苏军调动强大兵力开始反攻,包围德军22个师33万人.
1943年2月,苏军全歼被围德军.
整个会战,德军损失累计达150万人、3000架飞机和3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
德军遭到战争以来的最大失败,从此德军失去战略主动权.
希特勒不甘心失败,于1943年7月在库尔斯克再次发起进攻,以图粉碎苏军主力,夺回战略主动权.
双方投入总兵力400余万人,共出动坦克和自行火炮1.
3万多辆,作战飞机近1.
2万架,这是二次大战中最大的坦克兵团会战.
然而经50天激战,德军损失50万人、1500辆坦克、3500架飞机.
苏军损失也很大.
通过会战,德军彻底丧失战略进攻的能力,转入全线防御.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军发起连续突击,逐步向西推进,围歼德军有生力量.
1944年秋,德军基本上被赶出苏联领土.
盟军反攻和德军全线崩溃在德国入侵苏联后,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将美国及美洲、大洋洲许多国家卷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力量不断壮大.
1942年10月,英军在北非发动阿拉曼战役,打败1941年2月为增援意军进入北非的德国非洲军团,迫使德军退入突尼斯境内.
同年11月8日,美英盟军又在西北非登陆,占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并进逼突尼斯.
希特勒命令德意军坚守北非,但无济于事,1943年5月13日,25万德意军全部向盟军投降.
盟军肃清北非德意军后,于1943年7月10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
7月25日意大利国王罢免墨索里尼,任命巴多里奥为首相,9月8日,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
希特勒即令驻意德军包围罗马,解除意军武装,并占领意大利北部地区,迫使巴多里奥政府退入南部盟军占领区.
同时,希特勒派遣突击队抢回被意大利新政府监禁的墨索里尼,扶持他重新建立"法西斯共和党"和"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以维持其法西斯同盟.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至1945年5月,相继解放法国,比利时、卢森保、荷兰、挪威、丹麦、意大利.
德军退守法德边境一线.
与此同时,苏军在东欧战场先后解放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国内各阶层民众的反战活动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国内各阶层民众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战抵抗运动.
在战争初期,德国在军事、外交上的一系列胜利,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反战抵抗运动很难开展,规模很小.
斯大林格勒会战后,德国在战场上的失利使战争陷入长期化,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使其经济日益困难,各种矛盾迅速加剧,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因而地下抵抗活动日益活跃,并逐渐形成高潮.
1939年9月2日,德共流亡政治局发表声明,反对扩大战争,呼吁为迅速结束战争并召开解决争端的国际会议而努力.
以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不断发表声明,抗议德国进攻北欧和西欧各国.
但是,流亡领导机构受共产国际新路线的影响,在抨击法西斯侵略行径的同时,也指责了英法政府和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
国内的共产党地下小组因同外界联系不畅,并受到纳粹政权血腥镇压,一直未能建立起全国性的地下领导机构.
直到1942年5月,下莱茵和鲁尔区的地下组织才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联合向民众发表一份《呼吁书》.
社会民主党执委会也谴责纳粹政权的战争罪行,呼吁德国人民起来推翻希特勒,打倒纳粹制度,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与自由.
但是,党内右翼力量把苏联和共产国际视为敌人,将粉碎希特勒暴政的希望完全寄托到英美法等大国的军事胜利上,并拒绝与德共合作.
党内左派小组尽管反对在战后建立苏联式的国家,但对西方大国的军事实力不抱过高的希望,很多社会民主党人在实际斗争中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
大战前期较活跃的地下反纳粹反战组织"舒尔策—博伊森——哈尔纳克抵抗组织",是在苏军情报人员协助下建立.
主要领导人舒尔策—博伊森上尉在德国航空部供职,哈尔纳克是一个经济学家,任经济部高等参事.
其成员有艺术家、作家、职业军人、记者、大学生和工人,其中部分是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
纳粹司法机构称之为"红色乐队".
该组织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分别设立了"西梅克斯公司"作为工作据点,同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康采恩等重要军工企业和德军领导机构中的反法西斯小组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与埃森、多特蒙德、莱比锡、汉诺威、慕尼黑、汉堡、卡塞尔、科隆、马格德堡等地的反法西斯小组建立了联系.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情报,经设在德国本土和西欧占领区的100多座秘密电台发送给苏军情报部门.
从1940年至1943年,共发出约1500份重要情报.
同时,该组织还以德、俄、波、捷、法、意等各种文字出版名为《内部战线》的刊物,从事反法西斯反战宣传.
1942年8月,该组织100多名成员被盖世太保逮捕,遭受严刑拷打,但都宁死不屈.
在大战后期,随着抵抗活动的兴起,更多的抵抗组织开展了活动.
"泽夫科夫——贝斯特兰——雅科勃地下抵抗组织"是该时期国内最大的反纳粹反战地下组织.
该组织的三位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
他们将大战期间许多分散的反战小组合并起来,组成了全国性的抵抗组织.
该组织的宗旨是反对纳粹政权和反战,争取建立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组建全国性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它在柏林的30家大工厂中拥有基层小组,还同各地的抵抗小组建立了联系,其活动范围广及陆军总司令部、空军后勤部、军事工业部门、监狱和集中营.
曾参与谋划1944年7月20日高级军官谋刺希特勒事件,并因此遭到纳粹政权镇压,损失了100多名成员.
1944年9月18日,泽夫科夫、贝斯特兰、雅科勃三位领导人被纳粹当局处死,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蹶不振.
1943年7月12日,由德共领袖皮克和乌布利希发起,一部分德共党员、德国战俘和侨居苏联的德国反法西斯人士在莫斯科附近开会,成立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著名的工人诗人埃利希·魏纳特任委员会主席.
该组织的宗旨是争取尽早结束战争,推翻纳粹政府,成立民族民主和平政府,逮捕和审判战争祸首,在德国恢复民主自由.
得到许多人的拥护,国内和旅居西欧南欧各地的德国人纷纷参加.
该组织派遣成员到德占区向德军官兵和德籍侨民宣传反战思想,深入前线阵地用无线电广播同德军官兵对话,激发其反法西斯情绪.
战争末期又在国内许多地区和城市成立了地下活动小组,其中较著名的有莱比锡小组,埃斯勒本小组和格米福斯瓦尔小组.
在盟军向德国本土进军时,他们配合盟军瓦解德军士气,号召人民保卫工矿企业和市政设施,协助盟军解放当地城市.
1943年12月,被俘的德国中高级军官成立了"德国军官联盟",并很快加入"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他们致力于向前线的德军官兵进行反战宣传,瓦解他们的斗志.
承认"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宗旨的其他组织还有:1943年11月在法国成立的"德国侨民联盟",其成员为德军官兵、德国侨民和托特军事工程公司的工人,该组织出版了地下刊物《西线士兵》,还曾倡议组编"自由德国"军队,加入法国抵抗运动部队作战;"自由德国反法西斯委员会",由在希腊的原德军官兵组成,曾出版地下刊物《地中海士兵》.
"克莱骚集团"和"白玫瑰小组"是其他社会阶层组建的抵抗组织中较有名的两个.
"克莱骚集团"形成于1933年,领导人是赫尔莫特·冯·毛奇和彼得·冯·瓦尔腾堡,有成员20多人,包括军官、学者、保皇党人、自由主义者、社民党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因聚会地点设在西里西亚克莱骚的毛奇庄园而得名.
该集团主张推翻纳粹政权,建立民主共和的新德国,1943年8月9日,它拟定了题为《德国新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纲领,要求恢复社会道德,保证信仰和职业自由,抛弃极权主义,保护家庭,实行人民自治等.
"白玫瑰小组"是反纳粹反战的大学生地下组织,1942年由慕尼黑大学学生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兄妹及哲学教授库特·胡贝尔发起成立,以"白玫瑰通信"的方式在城内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号召德国人民推翻纳粹政权,尽早结束侵略战争.
该组织的规模逐渐扩大,在汉堡出现分部,活动范围从南部城市波及到北部城市.
斯大林格勒会战后,该小组加紧活动,发动慕尼黑的大学生上街游行,但因此被纳粹政权镇压,朔尔兄妹在遭受严刑拷打后被处绞刑.
军内密谋集团与七二谋刺希特勒事件1938年起,武装部队中一部分中高级军官形成了松散的团体,试图暗杀希特勒,用军事政变的手段结束纳粹统治,该松散的团体被称为"军内密谋集团".
曾任陆军总参谋长的贝克是密谋集团的精神领袖.
密谋集团成员大多主张恢复德国在1914年以前的国际地位,在国内复辟霍亨索伦皇朝的君主政体.
他们害怕希特勒的疯狂和冒险会遭致西方大国的强有力的反击,并在战后实行严厉报复,使德国的民族利益遭受严重损害.
他们中的一部分成员从人道主义或宗教教义出发,对纳粹当局在占领区实行的血腥暴行极为愤慨,另一部分成员则不满于1938年2月希特勒改组军事领导机构、自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行动,认为此举表明希特勒夺了军官团的权,纳粹党凌驾于军队之上.
这种情绪实质上是军官团同纳粹党的矛盾关系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表现.
军内密谋集团形成之初,第三军区司令维茨勒本、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助理奥斯特等人是该集团的核心人物.
1938年捷克危机期间,该集团积极活动,准备在求得英国政府的支持后,逮捕或刺杀希特勒,组织新政府,避免与英法两国正面对抗.
1939年下半年,由于担心德国进攻波兰会导致英法参战,最终会导致德国灭亡,集团成员又多次尝试谋刺希特勒,但都未成功.
自1940年6月部分西线军官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失败后,密谋活动曾一度停顿.
德军进攻苏联,美英《大西洋宪章》的发表又使一部分军官感到国家前途渺茫,军内密谋集团重新开始活动.
这时,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长特雷施科夫成了该集团的核心人物.
1943年起,德国在各条战线上步步失利,战争前景黯淡,密谋分子加紧活动,一年中6次谋刺希特勒,均未成功.
在这一年的活动中,掌握部分兵权又能见到希特勒的国内驻防军司令部参谋长施陶芬贝格成了密谋集团的关键性人物.
1943年底,密谋集团拟定了代号为"女武神"(一译"伐尔克里")的新的行动计划,准备再次谋刺希特勒.
计划规定在行刺后的两小时内切断希特勒大本营同各地的通讯联系;夺占柏林的电台、电报局、总理府和政府各部;解除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武装;然后通电全国,宣布陆军接管政府,成立以贝克为国家元首、前莱比锡市长格尔德勒为总理的反纳粹政府;同西方国家进行和平谈判,结束战争.
1944年夏,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苏军在东线发动强大攻势,德国的处境每况愈下,希姆莱又加强了对密谋分子的监视和逮捕.
为了不使暗杀计划败露,密谋集团加快行动步伐.
同年7月中旬,施陶芬贝格先后两次企图行刺,俱因希特勒改变活动日程而未得手.
7月20日中午,他再次奉召前往腊斯登堡大本营,参加希特勒举行的每日军事汇报会.
他寻机将一个装有英制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会议桌下面,希特勒脚边,随后离开会议室.
不料.
另一名与会者为了看清地图,把碍事的皮包提到橡木桌子厚底座的外侧,由于厚厚的橡木挡住了炸弹的威力,希特勒保住了性命.
留在柏林的密谋分子不知谋刺是否成功,未按原定计划在首都采取行动,直到施陶芬贝格返回后才仓促行动,因而丧失了有利时机.
在进占政府各部的过程中,一部分政变参与者闻知希特勒未死而倒戈,致使政变失败.
事后,希特勒下令成立"七月二十日事件特别委员会"惩罚参与者,先后处决了包括贝克、格尔德勒、施陶芬贝格、隆美尔等在内的4980人,其中的核心人物都被用钢琴琴弦加肉钩子绞死.
军内密谋集团就此消失.
七二政变表明希特勒已众叛亲离.
纳粹政权的覆亡1944年秋冬,盟军逼近德国本土,纳粹政权濒临灭亡.
希特勒决定孤注一掷,趁西线盟军攻势减弱之机,在英美盟军防守最薄弱的阿登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从而扭转西线不利局势.
1944年12月16日,德军集结25个师共25万人,在预定地点实施突击.
盟军猝不及防,德军顺利突破盟军防线,向纵深推进,至12月25日,先遣坦克部队已突击到离马斯河仅4英里的地方.
盟军急忙抽调兵力加强防守,并从12月22日开始实施反突击.
阻止了德军的进攻.
1945年1月初,德军又对阿尔萨斯地区的美军部队两翼实施突击,3天内向前推进约30公里.
但该地盟军随即转入反攻.
1月底,实施阿登突击的德军部队全部被赶回到原出发阵地,希特勒的企图彻底破产.
1945年1月12—14日,苏军应丘吉尔的请求,提前8天在东线对德军发起强大攻势,以增援西线盟军的反击行动.
2月底,东线德军已退守奥得河一线.
同年2—3月,西线盟军在莱茵河以西肃清德军,开始强渡莱茵河.
4月2日,盟军兵分3路,以中路为主要突击力量,向东推进.
4月25日,苏军和美军在托尔高地域的易北河上会师.
希特勒眼看末日来临,一面唉叹:战争已经证明德意志民族是地球上的弱者,而且该民族中的优秀者已经战死,剩下的都是"劣等货";1945年3月19日,下令"必须破坏德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用的交通、通信、工业和后勤补给设施以及其它重要设施"①.
只是由于部分下属消极抵制,盟军快速推进,才使该阴谋未能得逞.
4月10日,希特勒为了负隅顽抗,把德国尚未被占领的地区分为南北两个行政作战区,北部地区由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指挥,南部地区由原西线总司令凯塞林指挥.
4月16日,苏军发动柏林战役,希特勒在总理府地下室,指挥德军顽抗.
然而,此时戈林逃到南方山林中,希姆莱则背着希特勒与盟国秘密谈判.
26日起,苏军强攻市中心区.
希特勒眼看大势已去,于29日口授了政治遗嘱,在遗嘱中号召全体德国人"决不放弃斗争"、"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宣布将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党,任命邓尼茨为德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戈培尔为政府总理.
30日,希特勒在总①《希特勒战争密令,1939—1945年》,第70号文件,联邦德国科布伦茨1983年版.
理府地下室开枪自杀.
第二天,戈培尔也自杀身亡.
5月1日,邓尼茨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希特勒已"阵亡",号召国民拯救德国"使它不致遭受向我们进攻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破坏".
他企图利用盟国间的矛盾,单独向美英军队投降.
但遭到美国的拒绝.
邓尼茨政府被迫接受总投降.
5月8日,德国宣布向苏美英法四国无条件投降,并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
5月23日,盟军逮捕了邓尼茨政府全体成员,苏美英法四国接管德国最高权力.
第十二章战后德国简况第一节苏美英法占领下的德国四国分区占领在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国正式通过了以英国方案为基础的四国分区占领德国的协议.
协议规定在1937年12月底的德国边界内,除被调整的领土之外,分成四个占领区:苏联占领区在东部,占地108178平方公里;英国占领区包括西北部各地,占地97697平方公里;美国占领区在西南部,面积100745平方公里;法国占领区在西部,面积40215平方公里.
柏林作为德国首都,也由四国分区占领.
1945年6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驻德占领军总司令经各自政府的授权,代表四国在柏林签署并发布了《关于击败德国和接管德国最高权力的宣言》,宣布"盟国代表将按照他们自己的决定,在德国的任何部分或全部,驻扎部队和设置行政机构",接收德国的一切最高权力,但四国声明,"承担这些权力,并不构成对德国的吞并.
"根据规定,四国总司令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全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委员会的决议需四国代表"一致同意",即每一国的代表都拥有否决权.
管制委员会下设"协调委员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协调委员会由四个占领区的副总司令组成.
盟国管制委员会从1945年7月30日开始工作,到1948年3月20日结束,其间曾就对德军事管制的各方面问题,诸如民主改革鲁尔区的管辖、赔偿等问题,进行了商讨研究,并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令,决定和命令.
然而,随着美苏冷战和两大阵营全球对峙局面的形成,管制委员会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各个占领区实际上成了独立的政治实体.
由于各占领区区界的划分与德国原邦界的划分并不一致,为了履行波茨坦决议关于"德国行政事务的管理应以政治结构分散及发展地方权限为原则","德国全国各地应按照民主原则,在符合军事安全和军事占领目的之下,尽速恢复地方自治"的条款,各占领区都重新调整了内部的地方行政区划,作为组建地方政权的基础.
其中在苏占区内,普鲁士邦被解散,全区划分成5个州.
各占领区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了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区级最高权力机构则为各占领国的军事管制机构,这些机构由各占领区的总司令主持,仅对本国政府负责.
纽伦堡审判和非纳粹化纽伦堡审判和非纳粹化是战胜国惩办纳粹头目和主要战争罪犯、推进德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步骤.
纽伦堡审判的惩戒对象是国家级的纳粹罪犯,非纳粹化意在彻底清理德国社会的法西斯影响,铲除纳粹残余.
但是,在两大阵营全球对峙的大背景下,两项工作的结果均有不尽人意之处.
早在1941年底和1942年初,苏、美、英等11国就提出要惩罚战犯.
1943年10月20日,英、中、法、美等17国在伦敦成立"联合国家战罪委员会",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正式签署《关于严惩战犯的宣言》,规定战争胜利后将把战犯押到犯罪地点进行审判.
欧战结束后,苏、美、英、法四国于1945年8月8日在伦敦签订《关于追究和惩办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决定由四国各派一名法官和一名预备法官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对德国战犯和犯罪组织进行审判和惩处,并拟定了法庭宪章,由英国大法官劳伦斯任庭长.
纽伦堡法庭根据以下几方面的罪行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即:破坏和平罪(包括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战争罪和参与实施战争的共同计划罪);战争罪行(指违反战争法规和战争惯例);违反人道罪(指对平民的屠杀,灭绝和奴役等).
被提起公诉的有戈林、里宾特洛甫、赫斯、凯特尔、沙赫特、邓尼茨、赛斯—英夸特等24名被告和德国内阁、纳粹党领导集团、党卫队、盖世太保、冲锋队、德国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6个组织和团体,其中纳粹党领袖助理马丁·鲍曼未缉拿归案,受到缺席审判,德意志劳动阵线头目罗伯特·莱伊在审讯前畏罪自杀,古斯塔夫·克虏伯因病经医生确诊,暂缓受审.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从1945年11月20日开始,历时10个多月,1946年10月1日结束,戈林、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等12人被判处绞刑,赫斯等3人被判处终身监禁,施佩尔、邓尼茨等4人被判处10—20年徒刑,沙赫特、巴本、德国宣传部广播处处长汉斯·弗里切3人无罪释放,纳粹党领导集团、党卫队和盖世太保为犯罪组织.
苏方法官向法庭提出书面"不同意见",表示不能同意将沙赫特等3人无罪释放,认为对赫斯量刑偏轻,并主张将德国内阁、德军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定为犯罪组织.
在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束后,各占领区在本区范围内也进行了稍低级别的审判.
美国占领当局从1946年到1949年在纽伦堡举行了12次审判,其对象为医生、法官、垄断资本家、外交部官员、最高统帅部成员、个别军事将领和党卫队高级官员.
法占区审理了萨尔区资本家赫尔曼·勒希林的案件.
英占区审判了陆军元帅凯塞林和曼斯坦因等高级军官.
在苏占区,除了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外,管制委员会还发布了第十号法令,对一些特殊案犯进行处置.
在西方占领区总共判处了5025名被告,其中806人被判死刑.
"非纳粹化"是大战末期苏美英3国首脑一致确定的对德原则.
波茨坦会议通过的《管制初期处置德国的原则》规定:"纳粹头目、有势力的纳粹支持者、纳粹机构和组织中的高级官员以及其它危害盟国占领或其目的者,均应加以逮捕和拘留","一切不是仅仅在名义上参与纳粹党活动的纳粹党成员以及敌视盟国目的者,不得担任公职或半公职,不得在重要的私人企业中占据负责职位.
"然而在具体实行中,各占领区的做法各不相同.
在苏占区,铲除法西斯残余的工作同实行民主改造紧密结合.
1945年7月,经德共倡议,四个主要政党结成"反法西斯民主联盟",这个联盟在团结广大民众完成一般民主任务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纳粹党积极分子和其它反动官吏被清除出各级行政机构,战犯和纳粹罪犯的企业被没收,纳粹积极分子被赶离企业岗位,经公民投票表决,狂热的纳粹分子、战犯、纳粹党和政府所拥有的财产全部交归人民自治机构管理.
土地改革摧毁了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重要支柱容克地主的经济基础.
这些措施不仅废除了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且为德国东部地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美占区的"非纳粹化"工作前后起伏较大.
占领初期,美国占领当局试图整肃全部纳粹党员,规定凡1937年5月1日以前加入纳粹党的官员必须在1945年夏辞职,所有纳粹党员都不得在私人企业中就业.
然而,这样做涉及到的人太多,以致行政和经济管理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紧张,当局于1946年3月颁布《德国消除民族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法》,开始缩小清洗范围.
根据法令规定,美占区内18岁以上的德国人都必须填写"登记表",表内有133个项目,涉及职业和政治经历等.
当局从1300万份登记表中筛选出约300万人作重点审查,按不同情况将审查对象分成5类:重犯;一般犯;轻犯;胁从者;免于追究者.
然后根据不同分类,分别给予10年和10年以下徒刑、强迫劳动、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剥夺选举权、向纳粹受害者赔偿损失等惩罚.
最后,美占区内有93万人受到处罚,其中约60万人是罚款.
英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基本上按司法程序进行,而且对审查对象的判决较宽.
法占区当局不信任所有的德国成年人,故而对"非纳粹化"不太热心,注重于通过改造学校来教育青少年.
战后德国政党的重建与改组纳粹政权崩溃后,原被纳粹党取缔或转入地下的政党重新恢复活动,其中一部分以原有的形式重整旗鼓,另一部分则经过分化组合,以新党的形式出现.
此外,又有不少新党成立.
这些政党大部分是全国性政党,在各占领区都有其基层组织,然而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紧张,这些党的苏占区和西占区部分逐渐独立.
1945年6月10日,苏占区军事行政当局颁布命令,准许成立民主政党和团体,准许原有的民主政党和团体恢复活动.
6月11日,德共发表声明,分析了战后德国的状况,指出德共的任务是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根除纳粹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和地主所有制,建立真正民主的国家管理制度.
在人民民主革命阶段,共产党要求与社会民主党联合乃至合并,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地位.
当时社会民主党内部存在着三个派别.
一派是苏占区的奥托·格罗提渥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战时,他们在柏林坚持领导地下斗争.
战后,他们认为必须修改社民党原有的指导原则和方针,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同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
另一派则是西占区汉诺威的库特·舒马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局",他们反对柏林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拒绝同德共统一行动.
他们认为"阶级斗争的思想粗暴化简单化",强调忽视阶级内容的自由、民主、人权,要求保护商业和农业中产阶层,分散大土地所有制,把大工业、大财团、动力经济和交通事业国有化.
1945年10月,舒马赫邀集西占区内的拥护者,在汉诺威附近的文宁森修道院举行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把柏林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局限在苏占区,而把"舒马赫常设局"的职权扩大到西方三个占领区,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西部占领区中央委员会.
"以埃里希·奥伦豪尔为首的前社会民主党执委会中的流亡者形成第三派,该派力量较弱,政治主张同舒马赫派相似,也反对同共产党联合.
1945年6月19日,苏占区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工作委员会.
同年12月,两党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对实现两党统一达成了原则性协议.
1946年2月,两党全权代表一致批准特别委员会事先拟定的建立统一工人政党的基本原则和目标.
同年4月19—20日,在柏林分别举行了德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社民党第四十次代表大会.
同月21—22日,根据两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两党举行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统一社会党.
"成立之初有130万党员,其中原社会民主党员68万人,原共产党员62万.
威廉·皮克和格罗提渥共同担任主席.
党的纲领规定党的目标是"摆脱任何剥削和压迫,摆脱经济危机、贫困、失业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实现社会主义.
西占区共产党和社民党的地方组织也试图实现统一,但受到舒马赫集团的阻挠.
由于占领当局的干预,西占区共产党未能改称统一社会党,仍保持原名,由马克斯·雷曼任主席.
随着东西方关系的恶化,该党同统一社会党总部的联系日渐困难,1948—1949年逐渐独立.
1946年5月11日,西占区社民党在汉诺威举行战后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舒马赫为党的主席,奥伦豪尔为副主席.
同年10月,该党发表《社会纲领》,要求保证工人全部就业,提高工资,冻结物价,实行同工同酬,改善粮食和燃料供应,实行12天休假制等.
该纲领使社民党的影响扩大,到1946年末,党员人数已超过社民党鼎盛时期的1931年,达71.
1万人,其中主要是工人和职员.
除社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原天主教中央党的活动家在战后创建了"基督教民主联盟".
该名称一是强调基督教的整体意识,争取团结各个教派的力量,二是避免使用"党"这个字,以吸引各个阶层的人士.
1945年12月中旬,各地的基民盟组织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举行第一次超地区性会议,会议统一了各地组织的名称,并成立了一个各占领区间的联络委员会,会址设在法兰克福.
但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1947年2月,各占领区的基民盟组织又在柯尼施泰因举行代表大会,但仍未实现统一,只推举了一个"工作组"和"五人委员会"作为临时协调机构.
直至1950年10月,该党才在戈斯拉尔会议上实现统一,由康纳德·阿登纳任主席.
基民盟成立初期,曾提出一些激进的政治主张,如1947年2月英占区的基民盟提出的《阿伦纲领》,宣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不符合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切身利益",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加以革新",私人资本拥有无限统治权力的时期已成为过去,必须建立"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新关系".
但1949年的《杜塞尔多夫纲领》就有所后退,以"社会市场经济"的要求来取代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主张.
1947年2月,由约瑟夫·米勒担任主席的巴伐利亚州的"基督教社会联盟"与基民盟签订协议,决定两党在议会活动中合而为一,取名"基督教民主社会联盟.
"1947年基民盟—基社盟的党员人数共65万,其中苏占区约25万.
以原人民党和民主党成员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党的基层组织从1945年6月起陆续在各占领区出现,1948年12月西占区的自由民主党建立中央机构,特奥多尔·豪斯当选主席.
该党代表中小企业主、官吏、职员、上层知识分子、部分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利益,坚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力主企业自由经营和竞争,拒绝任何"社会化"和"经济民主"的思想.
除上述较大的政党外,在苏占区,1948年成立了"民主农民党"和"国家民主党",前者以农民、同农业有联系的职员和知识分子为基础,后者以中等阶层为基础.
在西方占领区,一部分前天主教中央党人恢复了中央党.
原"德意志汉诺威党"改组成"德意志党".
地方政党有"巴伐利亚党"等.
四国占领时期的德国经济概况1944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提出处理战后德国的方案,称"摩根索计划".
计划设想在政治上肢解德国,经济上削弱德国,强调剥夺德国的工业,使它成为农牧国家.
计划遭到美国国务卿的反对,他认为肢解、削弱德国有利于苏联,不利于美国.
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确定了处置德国的政治、经济原则.
根据"波茨坦会议"精神,苏美英法四国管制德国的经济原则主要是消灭垄断组织和限制工业发展消除军事潜力等.
1946年3月,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了"限制工业计划",规定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要降低到1938年水平的50—55%,全国生活水平降低到1932年的水平.
该规定把德国工业分为三类:造船业、飞机制造业、无线电器材制造业、轴承制造业、重型机床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合成燃料生产、丁钠橡胶等14项可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工业要予以禁止;化学工业、钢铁工业、电气工业和汽车工业等12项能够用于军事但基本上还是民用的工业要加以限制;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的工业则听任自由发展.
当时西方国家尽管已放弃了"摩根索计划",但仍然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欧洲,一个虚弱的德国"的局面.
根据"限制工业计划"的规定,西方占领区预计要拆除1800个工厂企业.
然而,随着美苏冷战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对德政策略有转变,为了将西部德国改造成"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他们开始停止削弱西占区的政策.
1947年8月,美英两国发表"修正的工业限制计划",规定允许两国占领区的工业水平提高约1/3—2/5,使其允许的工业生产能力达到1938年水平的70—75%.
与此同时,两国开始调整占领区的经济政策,重点恢复基础工业的生产能力.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从1947年起西方占领区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
如以1936年德国工业生产指数为100,1946年美、英、法占领区的指数分别为41、34、36,而苏占区为44,到1949年,美英占领区达到86,法占区达78,苏占区为68.
西方占领区在履行"非垄断化"原则的问题上,前后做法也有变化.
战后初期,占领当局没收了克虏伯、弗利克、罗希林等公司的所有企业,以及鲁尔的全部钢铁工业和法本工业公司.
1945年底和1946年8月,英国占领当局又无视四大盟国共同管制德国工业的原则,把鲁尔的煤矿和钢铁工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以后,三个占领区成立了"清理委员会",准备着手解散银行业、化学工业和重工业三大集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的康采恩和卡特尔.
然而,随着西方国家改变对德政策,美国代表在盟国各管制机构里发起了一场"什么是垄断组织"的争论.
西方占领区实行"非垄断化"的结果,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这三大银行被分成30家银行,钢铁托拉斯、克虏伯、西门子、蒂森、麦尼斯曼等康采恩进行了改组,即从中分出一些新的股份公司,其中大部分股票仍保留在原业主手中.
法本工业公司于1953年被分散为赫希斯特染料公司、拜耳股份公司和巴登苯胺及苏打公司,但实际上这些公司之间联系仍很紧密.
1946年9月,美国占领当局颁布《关于向居民提供土地和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翌年,英国当局发出《关于分配大土地所有主的土地》的指示.
西方占领区各地方当局根据有关指令制定了土改细则.
然而,土改的结果,西方占领区的大地产基本上未受触动,1949年,占总数55%的农户只占有10.
9%的农业土地,占0.
7%的大农场却拥有29.
7%的土地.
在苏占区,发展经济是同经济领域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结合在一起的.
1945年7月,区内即开始组建国营银行网.
同年9月,图林根州开始接管一切矿藏资源和矿山企业,以后其它各州也采取相应行动.
10月,苏军占领当局没收了纳粹积极分子、战犯、纳粹国家和纳粹党组织的财产,翌年经公民投票表决,这些财产转归德国地方政府所有.
1947—1948年,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苏联推动下,开始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1947年6月,苏占区在统一社会党的倡议下成立了"德国经济委员会",在苏联驻德军事行政当局领导下集中管理区内的经济事务.
在该委员会的管辖下,加快了国有化的进程,私人经济的生产和销售逐步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商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合作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1945年8月,苏占区颁布了土改法令.
法令规定没收战犯和纳粹党与国家拥有的土地,以及超过100公顷(即250英亩)土地的私人农庄.
根据法令,苏占区共没收约11500个庄园,合计土地300万公顷.
这些土地1/3交由公用事业机关使用(后来在这些土地上办起了500多个"人民农庄"),其余的按每人5—8.
5公顷分配给21万名农业工人和来自东方的移民,或者分配给少地的农民.
按照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规定,德国应向同盟国赔偿200亿美元.
其中苏联的赔偿要求,将以没收苏占区的资产和相应的德国国外投资予以满足,除此之外,苏联还可在西占区拆运10%的机器设备作为赔偿,再拆运15%作为向西占区提供煤、粮、石油、木材等产品的交换物.
美英和其他国家的赔偿则以没收西占区的财产和相应的德国国外资产予以满足.
战后初期,西占区付出的赔偿金约合51—64亿美元.
1952年以后,联邦德国又向其它国家付出约77亿美元的赔偿费,以弥补1933年后纳粹政权实行政治迫害所引起的损失.
然而,西方占领区从1946年5月起,即以苏占区不提供食品和原料为借口,停止向苏联提供拆迁的工厂设备.
至1948年初,苏联从苏占区拆走了1900家工厂,其中1700家是完整的工厂.
但是,工业设备尤其是精密机械在拆迁过程中损失严重,到苏联重新组装后往往难以达到原有的生产水平.
从1946年6月起,苏联政府开始采用将赔偿企业就地收归苏联所有的办法,将213家较大的工厂改组成苏联的股份公司,这些企业约占苏占区工业生产能力的1/3.
50年代初,苏联股份公司的财产逐渐被民主德国政府赎回.
德国的分裂战后德国由苏美英法四国占领,但是,各占领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四国占领当局把德国问题的处置纳入本国战略体系,盟国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各占领区实际上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实体.
1946年秋,西占区部分州的政府首脑提出由全德各州政府首脑组成"各州委员会"充当全德行政机构,以避免分裂.
而苏占区自由民主党和基民盟领袖主张由政党和国民大会来决定全德政府问题,西占区基民盟—基社盟同意苏占区两党的建议,但西占区社会民主党领袖却以苏占区禁止社民党活动为由,拒绝与统一社会党合作.
德方的内部意见分歧进一步削弱了它对统一问题的影响力.
就四大占领国的态度而言,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不可能把全德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情况下,对德国东西两部分的分治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
1946年12月2日,美英两国合并占领区,成立"双占区",并声明"两国政府的宗旨是要在1949年底以前为这片领土建立自给的经济".
双占区设"经济委员会"作为立法和行政机构.
针对美英的举措,苏占区于1947年6月成立"德国经济委员会",在苏联驻军当局领导下管理全区经济事务.
同年12月,又在柏林举行了第一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西占区部分人士也参加了大会,会议主张维护德国经济和政治的统一,由所有政党的代表组成德国中央政府,会议还选出了以皮克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
1948年2月5日,美英占领当局同德国有关部门协商后颁布了新的"双占区章程",构筑起未来国家结构的雏形.
章程规定加强经济委员会的立法权,由其选举产生的各管理部门主任组成"行政委员会",行使政府职能,另由每州派出2名代表组成"各州委员会",按上院的方式参与立法.
此外,双占区还成立了"德国高级法院"和"德国各州银行".
2月13日,苏军占领当局也宣布扩大苏占区德国经济委员会的权力.
1948年2月下旬至6月上旬,美、英、法、比、荷、卢6国在伦敦举行会议,具体商议成立西德政府事宜.
会议决定:法占区并入双占区,组成"三联占区";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西占区参加"马歇尔计划";由伦敦会议参加国组成国际管制机构对鲁尔区实行国际管制.
伦敦会议使德国走上了政治经济全面分裂的道路.
苏占区立即进行反击.
1948年3月17—18日,苏占区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成立了有西占区代表参加的"德国人民委员会"作为全德代表机构.
德国人民委员会立即开始主持起草全德的宪法草案.
同年3月20日,苏联宣布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从而使管制委员会宣告结束.
3月30日,苏联通知美方:从4月1日起,苏方将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的美国人的证件,并检查所有货运和除私人物品外的一切物品.
同时,苏联还宣布实施为时10天的西占区同柏林之间的交通限制.
1948年6月18日,西占区根据伦敦会议的决定实施币制改革.
规定从6月21日起发行新的"德国马克"(又称"B记马克"),与原马克的兑换率为1:10.
为应付最初的过渡期,规定每一个居民按人头可以1比1的折合率兑换40—60马克,同时工资、房租、利息和养老金按1比1付给新币,所有银行存款贬值到原价值的6.
5%,债券贬值到10%.
币制改革有利于西占区的经济发展,但也加剧了东西占区间的分裂状态.
6月22日,苏联决定在苏占区也实行币制改革,发行加上特别印记的"D记马克",以保护苏占区经济不受西占区币制改革的影响.
新旧马克的兑换比率也是1:10,每个居民按人头可以1比1的折合率兑换70马克,银行存款在优待小存户的原则下按等级比率给予兑换.
从6月24日起,苏联全面切断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由此产生柏林危机.
美英法对苏占区和东柏林实行反封锁,并用空运来解决西柏林的供应问题.
但双方并无武装冲突的决心,经过一系列会谈,终于1949年5月达成协议,取消一切封锁.
柏林危机虽然平息了,但德国的分裂不可逆转.
1948年7月,西方3国授权西占区德方人士起草西德宪法.
为此,西占区各州根据本州法律由议会进行代表选举,组成全区的"议会委员会",各州总理会议成立了"宪法问题专家委员会"(简称"宪法会议"),共同负责起草宪法.
但德方人士坚持,由于立宪活动局限于西部领土,权限也受到战胜国的限制,未来的宪法具有临时性,因而应称"基本法".
1949年,德国正式走向分裂.
6月23日,西占区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又称《波恩宪法》).
8月14日,西占区举行联邦议院选举.
78.
5%的选民参加投票,结果,基民盟—基社盟获得31%的选票;社会民主党获得29.
2%;自由民主党获得11.
9%;共产党获得5.
7%.
9月15日,联邦政府成立,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
苏占区也于1949年5月29—30日召开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同年3月经德国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宪法草案.
10月7日,德国人民委员会通过成立临时议院的决议,并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两个德国最终形成.
第二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概述政治结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
因其处于德国东部,人们又称之为东德,最高权力机构是人民议院.
1949年5月15—16日,苏占区举行普选,候选人名单由各政党和群众团体按商定的比例协商产生,其中统一社会党占25%,基民盟和自民党各占15%,民主农民党和国家民主党各占7.
5%.
1950年10月,民主德国举行第一次人民议院选举,98.
53%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99.
72%赞成"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委员会"①提出的候选人名单.
除人民议院外,宪法规定成立"州联议院",参与立法工作,但仅拥有否决权.
州联议院的成员由各州议会选派.
民德建国初期共有5个州,1952年7月,修改行政区划,将5个州改组成直接受中央领导的14个专区和首都东柏林区,专区以下设县和乡,州联议院随之解散.
民主德国总统由人民议院和州联议院选举产生.
第一任总统由统一社会党主席威廉·皮克担任.
1960年9月皮克逝世后,人民议院通过决议,决定实行集体领导,成立"国务委员会",作为人民议院的执行机构.
一般由各个党派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各阶层民众的代表组成.
第一任国务委员会由24名成员组成,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任主席.
民主德国的政府机构是"部长会议",由主席、副主席和各部部长组成.
宪法规定,部长会议主席必须由人民议院中最大党团的成员担任.
首届部长会议主席由统一社会党主席格罗提渥担任,内阁成员包括三名副总理和十四名部长,其中各党派的比例是8名统一社会党代表,4名基督教民主联盟代表,3名自由民主党代表,1名民主农民党的代表,1名国家民主党的代表和1名无党派人士.
1950年11月,政府计划部改组成相对独立于部长会议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负责执行各项经济发展计划.
此外,根据1952年5月一项政府法令,还设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政府决议的情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旗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样,都采用黑、红、金黄三色旗,即魏玛共和国的国旗.
1959年,民德在国旗上增添了铁锤、圆规①1950年2月3日,由统一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民主农民党和国家民主党联合组成.
和谷穗图案.
政治经济发展概述二战前,德国东部地区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
全德出铁量东德仅占1.
3%,煤占2%,钢占7%.
经过二战的破坏,东部经济更加支离破碎,加上沉重的战争赔偿,东德经济十分困难.
按规定,苏联从东德索取了100多亿美元的赔款,大批工厂设备被拆除运往苏联.
据估计,每一个东德人为赔款、设备的拆除等而负债2500马克,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由于"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投资,每一个西德人得到了140马克的补助金.
东部的重建工作困难重重.
1949—1950年,东德执行了建设和平经济的两年计划.
经过努力,该计划提前完成,在可比的领土范围内,1950年7月东德工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的8.
9%,劳动生产率达到1936年水平的93.
8%.
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用以提高劳动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水平.
1949年12月12日颁布了一项雇农保护法,使雇农的生活得到基本的改善.
1950年2月8日,又颁布了有关法令,要求各级政府吸收更多的青年参加全国新生活的建设工作.
同年8月,党和政府提高了某些主要工种工人的工资,降低了商品销售价格,年末还取消了主要食品的配给制.
1950年7月,统一社会党提出了发展国家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计划预定大幅度提高工业总收入,工业总产量要比战前增长1倍,农业产量提高25%,国民收入提高到1950年的160%以上,同时还要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在这一前提下有倾向地分配基本投资额.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政府注重于国民经济的结构改组和技术改造,重点投资重工业部门,兴建基本原料工业工厂和生产资料工业工厂,组建远洋船队.
经过努力,"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工业产量方面的任务完成了105%,在1955年的工业总产量中,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所占比重达80%以上.
从1952年春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稳步发展,到1955年已有约20万户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拥有的土地占可耕地的25%以上.
1952年7月,统一社会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民主德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新任务,要求将有计划建设社会主义基础作为全国的主要任务.
但是,由于"一五"计划的头两年偏重对重工业的优先投资,影响了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人民生活水平低于联邦德国.
党和国家某些机关在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因而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
聚集在西柏林的反动势力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煽动一部分人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1953年6月17日,柏林发生了罢工和骚乱事件,并迅速席卷各工业区.
据东德总理格罗提渥承认,共有272个乡和30多万人卷入罢工.
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冲击办公大楼,并把东德部长会议副主席奥托·努施克绑架到美国占领区.
最后由占领国苏联出动大批坦克才平息了事态.
事件过后,统一社会党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在经济政策上犯错误就会脱离群众.
1953年7月14日统一社会党的三届十五中全会通过《党的新方针和任务》的决议,提出要根本改善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1954年3—4月,统一社会党召开"四大",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工农联盟,加强国家机关同劳动群众的联系,发扬党内民主.
会议还取消了党的主席的设置,由1950—1953年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3年起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瓦尔特·乌布利希为党的主要领导人.
1956年东德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
该计划强调用最新技术改造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以确保技术革新,并对工农业产量、劳动生产率等提出了具体指标.
1956年,一些东欧国家出现政府机关与群众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的现象,东德从10月份起也出现了小规模的反政府骚动,一些人号召举行罢工并杀害党的积极分子.
由于东德政府措施果断,事态在萌发状态即被制止.
与此同时,国内各报刊在苏共二十大后也开始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倍伦斯和贝纳利等人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在计划中更多地运用价值规律的主张.
1958年,东德政府跟随苏联之后,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进行较大改组,贯彻地区管理原则,取消7个工业部,在同类企业较集中的地区建立企业联合公司,具体管理过去由中央工业部管理的企业.
但是,由于仓促行事,出现了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同时,企业日常领导重心移到地方后并未有效解决企业自主权问题,因而改革未见成效.
1961年,政府又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来加强对工业和建筑业的集中统一领导.
1958年7月,统一社会党"五大"提出了到1961年在人均占有重要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联邦德国的口号.
1959年10月,政府宣布停止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另行实施旨在赶超联邦德国的1959—1965年"七年计划",预定在计划实行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为每年7%.
然而,实际情况同预期相反,由于主客观原因,东德国民经济从1959年后持续下降:195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约11%,1960年降为6%,1961年为4%,1962年为2%,1962年夏,东德政府被迫放弃七年计划.
由于民主德国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于西部德国,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和国际局势的恶化,东德居民大量逃亡西德,据统计,从民主德国建立之日起到1961年6月30日止,逃往西德的东德居民约有260万(一说350万).
其中近半数的人是从东柏林逃往西柏林的.
因为西柏林位于民主德国境内,东西方关系紧张后,东西德边界线实行封锁,而东西柏林之间只有一条分界线,人们往返并无多大阻碍.
为了阻止外逃,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对整个西柏林边界实行封锁,并开始筑起一道长161公里的柏林墙.
柏林墙的构筑阻止了逃亡人流,稳定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秩序.
东德在执行"七年计划"的过程中遇到挫折后,统一社会党内很多干部和理论界学者都主张实行改革,认为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有碍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充分发挥,违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为此,统一社会党中央成立工作小组,准备实行体制改革.
1963年1月,统一社会党召开"六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是党的战略任务,要在高度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根据本国具体条件和可能,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发展国民经济.
同年7月,政府通过《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新体制的准则》,决定从1964年起在全国实行.
新体制的主要内容是:扩大联合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使它成为一种"康采恩";在坚持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广泛利用经济杠杆,推行经济核算制;实行工业品价格改革;改革国家投资拨款制,推行以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为主的企业投资制.
1964年2月,乌布利希在统一社会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又一次强调,民主德国的经济改革应当体现自己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特点,表明民主德国不能走苏联的老路.
改革初期,效果较明显,1967年肉、奶、蛋等副食品基本达到自给,工业生产增长率也有所提高.
但是,新体制是在经济结构不平衡、经济杠杆不完备的情况下推行的,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困难.
特别是1967年统一社会党"七大"以后,政府强调工业内部的"结构改革",集中力量发展电子、电气、科学仪器、化工和机器制造等尖端工业,认为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忽视了动力等基础工业和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失调,日用品缺乏.
此外,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投资方向偏离国民经济发展目标.
统一社会党内原本不赞成改革的人士认为这是没有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下平衡机制原则的结果,把困难归咎于新经济体制.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后,东德停止推行"新经济体制".
1970年6月,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否决了经过政府同意的继续发展新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并在管理体制方面采取了一些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
1971年5月统一社会党七届十六中全会解除了乌布利希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昂纳克接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宣布停止执行"新经济体制",并针对前一阶段计划与市场调节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了"纠偏"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
但是从总体上看,70年代初期东德仍保留了60年代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没有完全回复到50年代那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德经济管理体制的内在矛盾又开始尖锐,于是统一社会党又把"完善"经济体制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集中管理的原则,建立大型的托拉斯式的企业,减少中间层次,发挥联合企业在科研、生产和销售方面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1978年,统一社会党中央和政府作出关于改组和新建联合企业的决定,首先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进行改组.
到1981年底,工业、建筑业已基本联合企业化.
4029个工厂企业合并组成133个大型联合企业,建筑业组成28个联合企业.
每个联合企业一般由20—40个企业组成,拥有职工6—8万人,享有广泛自主权,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其总经理由部长直接任免.
此外,还有专区领导的联合企业93个.
这项改革被认为是民主德国30年来生产关系方面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对促进生产力发展有重大作用.
1981年4月统一社会党"十大"制定了以广泛有效地利用科技革命成果,实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内容的80年代社会经济战略,效果极为显著.
1981—1985年东德国民收入每年增长4.
4%,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7.
6%.
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已成为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一.
其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10—11位,国民收入总额占世界第12位,劳动生产率居世界第6位,人均国民收入6440美元,远远超过苏联,比英国还高.
人民生活水平在东欧国家中居于首位,人均住房面积23平方米,每百户居民中有小汽车42辆,电视机111台,电冰箱118台,全国粮食已基本自给.
第三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概述政治结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
因其地处德国西部,人们又称之为西德.
联邦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外交、国防、货币、海关、铁路、航空、邮电属联邦管辖,其余由联邦和州共管或由各州自治.
这种联邦和州的分权原则体现了饱尝纳粹法西斯集权苦头的德国人民不希望有一个权力过分集中的中央政府的心理,也符合占领当局不希望看到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德国的意图.
根据基本法,联邦议会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联邦议院选举办法采用直接选举与比例代表制选举相结合的程序,即议员一半通过直接选举,一半按名单选举产生.
每4年改选一次.
为了防止联邦议院中小党派众多,从而难以形成必要的多数,有关法律规定一个政党至少必须获得5%的选票,或者在3个选区获得多数票,才能进入联邦议院.
联邦参议院是各州在联邦一级的联合机构,其成员由各州经间接选举产生,各自代表本州政府.
各州在联邦参议院中的席位不等,居民人数超过600万的州占5席,不到200万的州占3席,其余各州占4席.
各州代表无权独立活动,必须根据州政府的指示在联邦参议院内同本州其它代表投一致票.
联邦参议院拥有参与立法权,即联邦政府的所有法律提案在送交联邦议院审议之前必须先提交联邦参议院,但联邦参议院一般只有推迟性的否决权.
凡被联邦参议院否决的提案,交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各派11名成员组成的"调解委员会"处理.
如果调解不成,联邦议院可以不顾联邦参议院的反对重新表决通过.
联邦德国元首是总统,总统的权力比之魏玛时代有很大削弱,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性代表.
总统由联邦议院全体议员和人数相等的各州议会代表组成的"联邦大会"选出,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届.
基本法废除了魏玛共和国时期总统所拥有的"紧急权力".
如果联邦议院拒绝联邦总理的信任案,联邦总统又不使用解散议院的权利,在此情况下政府一项标明"紧急"的法案得不到议院同意时,便出现了"立法紧急状态",这种状态的有效限期为6个月,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联邦参议院的同意便可通过法律.
1968年,议会批准一项法律,规定在战争时期或发生全国性大灾难的时期建立"应急政府',其中2/3成员来自联邦议院,1/3成员来自联邦参议院,其权力包括:指派军队执行治安任务,接管通常由文职官员行使的职责,管理运输业务,征募年满18岁的男子参加"防务部队"等等.
联邦总理由联邦总统根据议会中党派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提名,经联邦议院选出.
联邦政府的活动实行总理原则,部门原则和内阁原则,即:总理不仅是政府成员的头号人物,而且发挥着实际领导作用,他拥有决定政府指导原则的权力,并有权向联邦总统建议联邦部长的任免事项;在政府总的指导方针的范围之内,各部部长必须独立掌管本部门,总理不能干涉各部事务,不能绕过部长直接向各部门的官员下达指示;如果部长间发生意见分歧,总理不能独自解决纠纷,必须同整个内阁一起解决.
根据魏玛共和国的教训,基本法规定了"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原则,即"联邦议院必须根据多数议员的意见选出一名继任人,并在请联邦总统罢免联邦总理时,才可对联邦总理表示不信任.
联邦总统必须根据联邦议院的决议任命新当选者.
"原政府在新政府产生前必须坚持工作.
基本法制定者以吸取魏玛共和国失败教训为由,在基本法中对政党作了一定的限制,规定政党在组织纲领和活动等方面都应受基本法的监督.
联邦德国的国旗延用原魏玛共和国国旗.
首都波恩.
国歌选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曲调和第三段歌词.
1949年8月14日,联邦德国进行了第一次普选,基民盟—基社盟获31%的选票,社会民主党获29.
2%,自由民主党获11.
9%.
基本上形成了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加上一个较小政党(自由民主党)的格局.
第一届联邦政府由基民盟—基社盟和自由民主党等联合执政,基民盟的康拉德·阿登纳担任总理,自由民主党的弗兰茨·布吕歇尔担任副总理.
第一任联邦总统由自由民主党创建人之一特奥多尔·豪斯担任.
1953年秋和1957年秋,联邦德国分别举行联邦议院大选,基民盟在选举中都取得胜利,阿登纳政府继续执政.
在1961年秋的议会大选中,基民盟丧失了多数地位,获241席;自由民主党取得很大进展,得66席;社会民主党得190席.
基民盟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继续执政,仍由阿登纳任总理.
作为联邦德国的主要执政党的基民盟基本上奉行亲美的政策,鼓吹"收复德国东部领土"、"重新统一"德国,强调加强北约组织及联邦德国的军备,重视德法联盟,主张欧洲联合,拒绝承认民主德国以及东德与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
1955年宣布"哈尔斯坦主义",即除苏联外,同任何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断交.
阿登纳以反共著称,1956年以德共旨在推翻宪法为由,宣布其为非法组织(1969年德共才被允许活动).
他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态度也比较强硬.
在国内社会经济政策方面,该党奉行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
认为:市场经济是基础,要坚持自由竞争,但也不能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自流,国家的任务是保护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并为其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国家也要干预收入分配和劳资关系,以确保"经济人道主义"的实现.
德国曾经历过纳粹专制的浩劫,作为对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否定,"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强调维护经济的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让经济按市场规律运转,因而联邦德国没有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改革.
1951年,阿登纳政府实行的比较引人注目的改革是颁布《共同决定法》.
该法缘起是英国占领当局为了防止鲁尔工业巨头逃避控制和监督,让工人参加公司董事会,并享有平等地位.
后来工会要求将该做法推广到全国.
在工会压力下,阿登纳颁布了矿业的《共同决定法》,规定:凡拥有1000名职工以上的矿山和冶金部门实行对等的共同决定制度,即监事会由资方和职工各选派5名代表组成,董事会由监事会选举产生,内设劳工经理,由工会代表担任.
但同时,政府在一项关于修改刑法法典的法令中又严禁企业生产委员会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1952年,阿登纳政府还通过《平均负担法》,通过征税办法,援助在大战中损失严重的普通居民.
在社会保险制度方面,政府通过补助失业工人,给予工人及其家属以免费医疗,以及多子女补助和养老金等,使人们得到最低的生活保障.
1963年10月,由于基民盟和自民党内实力人士的反对,阿登纳被迫辞去总理职务,由路德维希·艾哈德接任.
1965年9月举行全国大选,社民党取得重大进展,议席从190席增至202席,基民盟—基社盟从242席增至245席,自民党席位从67席减至49席,基民盟和自民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执政,艾哈德留任总理.
1966年,联邦德国爆发结构性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基民盟内部的矛盾也随之尖锐.
是年7月,在作为基民盟重要据点的北莱因—威斯特伐利亚州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基民盟遭到重大失败,党内一部分实权人物趁机要求艾哈德辞去总理职务.
10月,自民党人反对艾哈德关于大幅度增加税收的决定,宣布退出联合政府.
11月,基民盟和基社盟遴选符腾堡—巴登州首席部长库尔特·基辛格为领袖,艾哈德被迫辞去党的领袖和联邦总理职务.
12月1日,基辛格就任联邦总理,组建包括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和自民党成员的大联合政府,社民党领袖维利·勃兰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1969年9月的议会大选,社会民主党获得大胜,所得议席从202席增至224席,基民盟—基社盟从245席降至242席,自民党从49席降至30席.
基民盟第一次成为在野党,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勃兰特担任总理,自民党领袖瓦尔特·谢尔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巴特戈德斯贝格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原则性纲领",宣布彻底"同马克思主义决裂.
"新纲领声称该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在民主中实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民主".
纲领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宣布该党是"社会不同阶层的、持有不同观点的男子和妇女的思想共同体.
"在经济方面,纲领宣布放弃国有化政策,维护私有制,保证"自由竞争和企业主的行动自由",但同时也要实行社会经济改革,确保人人享受社会福利和正确分配财富和利润,以保证"阶级和平",调和劳动与资本的利益.
在对外政策方面,纲领宣布社民党愿意执行同政府一致的路线,支持联邦德国参加北约组织,但同时也主张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巩固国际缓和局面.
该纲领表明社民党在改良主义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该党的群众基础.
50—60年代自由民主党以中等企业主、中级官员和职员为群众基础,党员中政见差异较大,既有要求实现国内政治生活自由化和缓和"冷战"局势的部分资产阶级,又有最保守的民族主义路线的拥护者.
从1968年弗赖堡代表大会起,党内以谢尔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逐渐压倒了以埃里希·蒙德为首的保守势力.
1969年自民党纽伦堡代表大会要求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加入更多的直接民主,实现劳资对等共管企业、扩大工会影响、提高遗产税和实施计划经济,对外放弃"哈尔斯坦主义",缓和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勃兰特政府在内政方面通过了内容广泛的"内政改革计划",继基辛格政府大幅度提高工资和民众消费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之后,决定在实现企业共同管理、改革税制、实行财产合理再分配、实行退休、家庭、健康保险、改革教育机构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
1971年11月,政府颁布了《企业内部条例法》,要求扩大劳动者的权利,使他们能更广泛地参加工作,从而改善劳动者的生活.
但是,由于联合政府在议会中仅占微弱多数,自民党对社民党的施政方针也不尽赞同,内政改革计划基本上没有实行.
相比之下,勃兰特政府在外交上的成就较明显.
在"西方政策"方面,政府一如既往,尽力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并推动西欧联合.
在处理东欧关系方面,政府正式推行"新东方政策",把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东欧各国关系正常化,暂时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作为东方政策的三重目标.
1970年8月,勃兰特访问苏联,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联邦德国政府承认战后所有欧洲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其中包括作为德波边界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线,苏联方面保证不反对德国通过和平手段完成重新统一.
同年12月,勃兰特访问波兰,签订两国友好合作条约,双方保证尊重彼此领土完整并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分歧,德方再次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线.
访问波兰期间,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区纪念碑前亲自下跪,表示民族忏悔,该举动对改善联邦德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后,联邦德国先后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1970年3月起,勃兰特多次与民主德国政府举行会晤,1972年12月,两个德国签订"基础条约",双方同意"将只用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并且将放弃用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同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相互之间的正常睦邻关系.
"由于勃兰特政府在内政改革上成效较小,国内出现了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和大学生动乱等问题.
在外交事务上,国内一部分人对"新东方政策"也表示怀疑,认为该政策给予东方国家的让步太多,却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回报.
他们反对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区纪念碑下跪的做法,认为这种外交方式过于"感情用事".
1974年春,勃兰特的随从记者纪尧姆被发现是民主德国的间谍,勃兰特被迫辞去总理职务.
由于社民党在1972年秋的大选中获得大胜,所得票数在战后第一次超过了基民盟—基社盟,故仍由社民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担任总理.
在施密特政府执政期间,联邦德国比之西欧其它主要国家都要顺利地度过了1974—1975年经济危机.
在1976年和1980年两次大选中,社民党和自民党连续获胜.
但由于自民党和社民党政见不合,突然转向和基民盟—基社盟联合,1982年10月向议会提出对社民党内阁的不信任案.
1983年3月,举行联邦大选,基民盟—基社盟在大选中得票48.
8%,社民党得票38.
2%,自民党得票7%.
基民盟成员赫尔穆特·科尔同自民党人组成联合政府执政.
科尔政府重新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调整经济政策,紧缩财政开支,控制通货膨胀,外交上立足西方联盟,但又坚决维护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时积极谋求对苏缓和.
在科尔政府执政时期,联邦德国的经济走出谷底,连续4年保持稳定增长(1983—1986年分别增长1.
3%、2.
6%、2.
4%和2.
5%),通货膨胀率从1982年的5.
5%下降到1986年的-0.
5%,预算赤字由1982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
3%减少到1986年的不足2%,使马克成为西方最坚挺的货币之一.
1986年底,联邦德国再次举行大选.
结果基民盟—基社盟得票44.
3%,社民党得票37%,自民党得票9.
1%.
以科尔为首的执政联盟以53.
4%的绝对多数击败最大的反对党社民党而继续执政,科尔连任联邦总理.
经济发展概述战前,德国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地区而言,工业比较发达,全德78%的矿山、84%的冶金、铸造产品出自西部地区.
然而,由于二战的破坏,德国许多城市成了废墟,约30—40%的工厂不能开工,工业生产值直线下降,1946年西占区工业生产只及1938年的22.
9%.
为了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联邦德国成立后,推行"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的办法来推行福利国家政策,逐步建立社会保险体系.
在联邦德国恢复经济的过程中,"马歇尔计划"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提供了食品和原料,缓和了供应紧张状况.
艾哈德说:马歇尔计划的基金是德国经济复兴的最初动力.
1950年联邦德国经济已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5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为8%,超过美、英、法诸国.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自由经济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1966年4月,联邦德国早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结构性的大规模经济危机.
与1952年5月和1958年4月的两次危机性生产下降不同,这次危机是一次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大、时间长、部门多.
危机从1966年4月到1967年6月持续了15个月,期间工业生产下降幅度达7.
6%,一些一直保持上升势头的新兴工业部门也第一次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失业人数从1966年6月的10.
1万人猛增到1967年2月的67.
4万人.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主张加强国家干预的社会民主党开始参与执政.
1967年初,政府通过一项刺激经济的纲领,增加对铁路、邮政和公路建设的支出.
联邦银行将贴现率从5%降至3%,以鼓励投资,另一方面扩大货币投放量达10.
4%.
1967年6月,政府颁布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简称"稳定法"),规定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同时达到物价稳定、高就业状态、外贸平衡和经济持续地高速度增长".
为达到这一目标,政府运用公共开支对经济的发展过程作有力的干预,遇到社会需求空缺时,就以信贷的方式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公共开支,相反,如果社会总需求超过生产能力,就增加税收,降低支出总额,将未曾支出的经费作为"景气平衡剩余"存放在联邦银行里,法律颁布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经济状况好转,包括向企业大批定货,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实行优惠的税收率,扩大政府投资等.
从1968年起,全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
3%,失业率降至0.
8%,1969年该两项指标分别为8.
2%和0.
5%.
在石油危机的诱发下,1974—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较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联邦德国也卷入其中,从1974年5月至1975年7月所有工业部门生产持续下降,总幅度达12.
3%,失业人数1975年和1976年持续两年超过100万人.
为了克服危机,施密特政府决定对新投资给以7.
5%的投资补助费,并对中小企业给予财政援助,对雇用失业工人的企业发给工资津贴费,动员失业工人更换劳动地点和职业部门.
但是,在1974—1975年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保守主义的政治潮流和经过改造的旧经济学派理论,这一趋向也影响到联邦德国.
一些经济学家则提出凯恩斯主义已行不通.
1982年,主张减少政府财政负担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基民盟重新执政,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再次向传统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回摆.
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比较快的.
从1951年到1971年,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5倍多,平均每年增长6.
1%,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日本.
但是,联邦德国经济发展速度前后并不一致,增长率呈现出先快后慢的趋势.
从1950年至1982年,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经历了6个周期,每个周期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第一周期,1950—1954年,8.
8%;第二周期,1955—1958年,7.
2%;第三周期,1959—1963年,5.
7%;第四周期,1964—1967年,3.
6%;第五周期,1968—1975年,3.
8%;第六周期,1976—1982年,2.
5%.
其中50年代经济发展呈现飞跃状态,被国内外誉为"经济奇迹".
1950—1977年联邦德国工业生产增长34.
04倍,平均每年增长6.
2%.
由于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在各个生产部门大量涌现和普遍运用,民众的消费构成也发生不少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产品和新的工业部门,因而全国工业的部门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1950年,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是整个工业中最大的两个工业部门,而到1976年,化学工业、电子电器工业、汽车工业和公共动力部门所占的比重则大大提高,其中化学工业和电子电器工业成为居于第一、第二位的最大工业部门.
联邦德国的农业在建国初期十分落后,很多农产品都依赖进口.
1958年西欧经济共同体成立后,六国内部实行共同农业政策,统一农产品价格,联邦德国农业落后,农产品成本高,势必使法国等国的廉价农产品充斥联邦德国市场,引起很多国内问题.
为此,联邦政府从50年代中期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5年9月,联邦政府颁布《农业法》,规定推行农业结构改革,加速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集中.
全国农户的平均规模,从1948年的8公顷上升到1976年的14公顷.
政府还大力推行国家贷款和财政补贴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农业贷款主要用于推进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同时与改革农业结构联系起来.
到70年代初,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在各种因素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较快发展,1950—1977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2.
2%.
到70年代中期,农产品自给率达到80%左右,除主粮、蔬菜和水果、鸡蛋需要相当数量的进口外,牛奶和食糖完全自给,肉类自给率达到90%.
联邦德国农业发展中伴随着一种现象,即自60年代以来,农业经济中"农工综合体"的组织形式有了迅速发展.
所谓农工综合体,是指把农业与包括工业、贸易、信贷、交通运输、服务性行业等相邻部门紧密结合起来,实行纵联合,并做到专业化.
农工综合体的发展,固然使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的农户越来越依附于工商业资本家,但它对改进和提高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销路,提高工商业为农业服务的质量,都有积极作用.
第四节两德统一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两德对统一问题的不同立场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之日起,对统一问题的立场就是两国政府各自的重要国策之一.
50年代,民主德国主张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统一.
建国那天,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发表宣言,提出了全体人民争取重新统一的斗争纲领.
从60年代起,随着苏联将德国问题搁置起来和两德力量差距拉大,东德开始强调两个德意志国家将长期并存.
1963年,统一社会党"六大"宣布"统一是不现实的",从而放弃了统一的口号.
1971年该党"八大"又提出"两个民族"的理论,称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的民族",联邦德国是"资本主义的民族","'德国统一'永远不可能.
"1973年两德同时加入联合国,成为该组织第133和134个成员国.
1974年民主德国修改宪法,删去了所有有关"德意志民族"和"重新统一"的提法,强调:两个德国都是主权国家,互为外国,它们之间的边界是国界,民主德国公民有自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德国问题已经以德国的最后分裂而获解决,德国的分裂成为欧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保证.
联邦德国建国之始就把统一德国作为最高政策目标.
《基本法》序言规定:"全体德国人民仍须在自由的自决情况下实现德国的统一和自由.
"但西德政府借口东德政府是在没有反对派作为候选人的情况下选举出来的,"缺乏法律基础",因而声称自己代表全德,拒绝承认对方.
针对1955年赫鲁晓夫首次作出"两个德国"的提法,联邦政府宣布了以外交部国务秘书哈尔斯坦命名的"哈尔斯坦主义",声明除苏联之外,任何国家如同民主德国建交,联邦德国即与之断交.
因此,当时联邦德国所追求的"重新统一",实际上是将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即其自称的"收复东部失地".
1969年,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承认在德国土地上存在"一个民族两个国家".
1972年12月21日,又同东德签订两国关系基础条约.
但同时联邦德国政府坚持认为,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只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它们作为德国的两个局部国家是互相独立的,但不互为外国,东、西德关系是德意志内部关系.
在附属于基础条约的"联邦政府关于统一的公开信"里,联邦政府强调应使"德国人民能够自由地通过自决重新获得统一.
"自德国分裂以来,两德政府和四大战胜国曾几次提出关于德国统一的倡议.
1950年11月底,东德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向联邦政府发出有关德国统一的建议信,放出第一个试探性的信号.
东德政府建议:首先成立一个双方对等组成的全德制宪委员会,然后由它筹备自由选举,召开全德大会,协商订立和平条约并筹组政府.
联邦政府不愿直接与东德政府发生联系,1951年1月15日通过记者招待会提出关于统一问题的反建议,要求先举行自由选举产生全德大会,由全德大会制订宪法,然后举行议会选举,产生政府.
从表面上看,双方的分歧在于统一的步骤不同,实质是双方都想用自己的政治构想来统一德国.
1954年初,苏、美、英、法四大战胜国的外长在东柏林举行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外长会议,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
英国外长艾登代表西方三国提出了"统一的五点计划",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针锋相对地提出"四点计划".
艾登的"五点计划"为:全德举行选举;召开全德大会;制订宪法和准备和平条约谈判;在和平条约谈判的基础上通过宪法并组成政府;缔结和平条约.
莫洛托夫的"四点计划":吸收东德和西德代表共同参与制订和平条约;通过东德的人民议院和西德的联邦议会组织临时政府;由临时政府实施全德选举;组成全德政府.
由于东西方阵营都力图用自己的方式使统一后的德国进入自己的体系,因而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
1957年2月,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又提出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过渡性方案",方案建议两德建立联邦,其执行机构是由双方各自选出的代表对等组成"全德管理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并准备组建统一的管理机构并在双方同意的选举法基础上举行选举.
由于乌布利希方案的出发点是两德地位平等,与联邦德国和西方阵营的政治路线相背,因此又遭到联邦政府拒绝,同时,联邦政府声称只有自己才有权代表整个德国讲话.
1959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分4个阶段重新统一德国的建议.
该建议设想首先统一柏林,尔后由25名联邦代表和10名东德代表组成混合委员会,负责起草选举法草案,并最迟在2年半以后根据选举法规定选出全德大会,经四大国批准后成立全德政府,最后缔结永久性和约.
该建议很快遭到苏联和东德政府的拒绝.
1972年两德签署"基础条约"后,统一的前景显得更为渺茫.
两德完成统一80年代中后期,东西方关系发生转折.
美苏双方经过长期的军事对抗和大规模的军备竞赛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政治困难,需要缓和国际局势,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东西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缓和时期.
欧洲局势受其影响,集团意识淡化,欧洲整体意识抬头.
联邦政府抓住时机,开始积极而谨慎地调整东方政策,利用苏联放松控制东欧的现实,大力发展同东德的政治、经济关系,并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打"经济牌",引诱东德在统一问题上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1989年秋冬,东欧一些国家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内部发生很大变化,共产主义政党或失去对政权的全面控制,或改组成社会党.
东德的国内局势也发生动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连续更迭.
1989年10月18日,连续18年担任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昂纳克辞职,同日由埃贡·克伦茨担任总书记.
10月24日,克伦茨又接替昂纳克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但是,仅仅一个多月以后,克伦茨于12月3日和6日先后辞去这两个职务.
8日,自由民主党人曼弗雷德·格拉赫被指定为国务委员会代主席,9日,格雷戈尔·居西担任统一社会党主席.
16日,统一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决定将党名改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
自1964年9月接任部长会议主席达25年之久的维利·斯多夫于1989年11月13日被莫德罗接替.
随着领导人的更迭,东德方面对统一问题的立场也发生变化,从反对统一、坚持两德并存,转到主张建立两德之间的"条约共同体",乃至最终建立联邦.
1989年11月9日,东德部长会议发言人宣布开通柏林墙和两德边界,从而实际上迈出了走向统一的第一步.
东德方面的种种变化使联邦德国政界人士欣喜万分,纷纷出马抓住这个"从未有过的有利时机",在统一问题上采取积极进取的步骤.
1989年11月28日,科尔总理在联邦议院发表讲话,提出实现统一的十点计划.
计划放弃了原先推行的"小步政策",设想分三步实现德国的统一:第一步是联邦接受东德关于建立"条约共同体"的设想,在经济、交通、环保、科技、卫生和文化方面建立共同委员会;第二步也即关键的一步是发展两德的联邦结构,建立一个经济协商和政治协调的政府联合委员会,一个共同的议会机构和一些共同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步是逐步向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过渡,形成统一的德意志联邦.
此外,联邦德国政府还积极筹划统一德国的具体步骤,如筹建两德货币和经济联盟,成立以科尔为首的"德国统一委员会"等.
外交上广泛开展活动,力争苏、美、英、法四大国对德国统一的理解和支持.
科尔计划刚出台时,一度遭到东德方面的拒绝.
东德舆论指责该计划无视两德基础条约和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规定的两个德国的主权与独立性;认为重新统一还提不上议事日程,东西方都不希望改变目前欧洲的均势,两德关系的稳定是欧洲安全和稳定的前提.
但仅隔两个月,东德的态度发生很大的变化.
1990年2月1日,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提出一个分四步实现德国统一的方案.
第一步是缔结一个有关合作与睦邻关系的条约共同体;第二步是成立应有共同机构的两德邦联,组建议会委员会、州议会和负责某些方面工作的共同执行机构;第三步是把两国的主权转让给邦联权力机构;第四步是通过邦联内两个部分的选举组成德意志联邦式或德意志联盟式的统一德国.
就统一步骤和途径来说,莫德罗方案同科尔计划基本上吻合.
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举行第十届人民议院选举,这次选举被西方人士称为民德建立以来第一次"秘密和自由"的大选.
选举结果,基民盟由于得到联邦兄弟党的鼎力支持,获得大胜,得到40.
91%的选票,以它为首的"德国联盟"(包括"德国社会联盟"和"民主觉醒党")则获票48.
15%;1989年10月7日成立的社会民主党位居第二,获票21.
84%;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年2月4日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改名而来)得票16.
33%;由自由民主党、自由党和德国论坛党组成的"自由民主联盟"(1990年3月改组成自由民主党)得票5.
28%.
根据选票结果,由基民盟主席洛塔尔·德梅齐埃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德梅齐埃政府执政后为东德按联邦德国要求并入联邦奠定了基础.
莫德罗方案提出后6天,即1990年2月7日,科尔立即作出反应,正式提出尽快建立两德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建议.
2月13日,莫德罗亲往波恩会晤科尔,双方决定成立共同委员会来商讨两德建立货币联盟和经济共同体事宜.
东德德梅齐埃政府执政后,两德政府之间开始了实质性谈判.
1990年4月18日,两德的内政部长首先讨论内部安全问题,商定加强两个部门协调合作和人员交流,并在当年夏季休假以前取消两德之间的边界检查.
紧接着,双方的财政、劳工、农业、交通、邮电、环境和发展援助等部的部长分别举行会晤,商讨有关事务.
从4月24日起,科尔和德梅齐埃之间也开始了直接会晤.
在实现统一的进程中,遇到了影响统一的一系列"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
"内部问题"由两德政府间协商解决,"外部问题"由两德加上美、苏、英、法所谓"2+4"会议来处理.
1990年5月18日,两德政府签订关于建立两德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第一个"国家条约".
该条约于同年7月1日生效.
通过条约,双方建立了以下三个联盟.
(1)货币联盟.
以西德马克统一两德货币,废除东德马克,联邦银行同时成为主管东德货币和货币发行的银行,东德延用联邦德国在金融、货币、财政和信贷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东德公民的工资、养老金、奖学金、各种租金及规定限额以内的现金和存款,按1比1发行或兑换西德马克,其余的原则上按2比1兑换.
(2)经济联盟.
"社会市场经济"成为两德共同的经济基础,东德应促进企业私有化,运用竞争机制鼓励自由竞争,实行价格自由以及劳力、货物、资本等方面的自由流动.
(3)社会联盟.
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在东德实行联邦的劳动法规,如允许职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有权结社、罢工、参与管理和不受解雇等,二是在东德引进联邦的养老、疾病、工伤事故和失业四大保险,建立社会救济制度,逐步组建一套独立于国家财政预算的社会保险体制.
1990年8月31日,双方又签订了关于两德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
统一条约规定,两德和平自主地通过民主与自决的方式实现统一,东德将在同年10月3日加入联邦德国.
为了统一行政区划,东德应恢复1952年7月前的5个州建制,东、西柏林合并成一个州.
统一后的德国首都为柏林.
"外部问题"之一是统一后德国的联盟归属问题,即德国能否成为北约成员国的问题.
西方国家一直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应归属北约.
苏联原先主张德国中文化和非军事化,接着主张暂时成为两大联盟的联系国,后又提出5年过渡期的建议,期内德国同属两个联盟,并履行两个德国所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
但这些主张均为西方所拒绝.
1990年7月中旬,科尔再次访问苏联,苏联政府出人意外地作出最后让步,同意统一后的德国将享有"充分的主权",可自行决定其联盟归属,而科尔则明确表示"统一的德国将成为北约成员国".
科尔和戈尔巴乔夫达成的协议内容还包括:德国统一后,苏美英法四大国在德国的责任及权力将完全取消;苏军在3—4年内撤出东德地区,在苏军撤出前,北约军队不延伸至东德地区;未来德国军队的最高限额为37万,未来德国不得制造、拥有和支配原子、化学和生物武器.
"外部问题"之二是德波边界问题.
在两次"2+4"会议之后,1990年7月17日举行了邀请波兰外长出席的第三次"2+4"会议.
由于这次会议是在科尔访苏后举行的,因此进展十分顺利.
会议就解决德波边界问题达成5点协议:统一后的德国领土只包括目前的联邦德国、东德和柏林市;两德保证修改联邦宪法,排除扩大领土的可能性;统一后的德国对任何国家不提出领土要求;两德保证在统一后同波兰签订双边条约以确认现有边界;四大国注意到两德的诺言和确认德国的最后边界.
波兰外长对协议表示满意.
在内外部问题获得解决后,1990年10月3日两德正式实现统一.
统一德国的国名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原联邦德国的国旗、国歌和《基本法》都继续沿用.
根据两德议会于1990年8月9日通过的"选举条约",同年12月2日德国举行统一后的第一次全德大选.
选举举行前,两德同名政党完成了合并,有些政党和组织组成了选举联盟.
参选政党和组织达41个.
选举结果,基民盟—基社盟获票43.
8%;社会民主党获33.
5%;自由民主党获11%;民主社会主义党获票2.
4%.
1991年1月17日,科尔受命担任第一届全德政府总理.
翌日,科尔组成由11名基民盟成员、5名自民党人、4名基社盟成员构成的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联合政府.
1991年6月20日,新的联邦议院讨论是否将政府和议会从波恩迁往首都柏林的问题.
议员们打破党派和朝野的界线,分成柏林派和波恩派.
以科尔、外长根舍和前总理勃兰特等人为主的柏林派慷慨陈词,力主柏林为议院和政府所在地,以议长聚斯穆特等人为首的波恩派针锋相对,认为议院和政府仍留在波恩为上策,另外还有不少议员提出了议院和政府分设柏林和波恩两地,以及其它的折中方案.
在长达11小时的辩论中有107名议员发言,最后表决的结果,337票主张迁往柏林,320票主张留在波恩,柏林派获胜.
两德统一使战后德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