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查水表

2017年3月第19卷第2期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Southeast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Mar.
2017Vol.
19No.
2敏)[收稿日期]2016-10-12[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文化治理的机制及评价研究"(14YJAZH038)、"2011计划"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南京"历史文化传承与公共服务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季玉群,女,江苏江都人,管理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文化治理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社区治理,文化治理.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关系与信任构建——基于南京B社区戏剧工作坊的实验研究季玉群,邹玲燕,吴秋怡(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东南大学文化治理研究所,江苏南京211189)[摘要]具有国家治理功效的文化治理为信任研究提供了价值取向和分析框架.
选取戏剧工作坊对社区关系和社区信任进行实验研究,基于社区关系的组织度与联系度提出社区信任的基本模型,通过故事撰写、情景模拟、角色扮演以及工作人员在观演过程中的观察、记录,多重访谈,验证关于社区信任的三个基本假设和"远近正相关、梯度递减、制度依赖"等三个基本准则.
从制度信任这一原点出发,通过激活社区公共生活、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制度保障,可以构建社区信任,以和谐社会关系促进实现社会善治.
[关键词]文化治理;社区信任;社区关系;戏剧工作坊[中图分类号]C912.
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7)02-0036-07一、引言文化治理是"经由文化的治理",它一方面将文化领域视为"关乎规约、统治机制与知识型式之间的复杂丛结"[1]5-7,视为社会规约管理的一个独特治理领域;另一方面,将文化视为具有社会治理功能和特征的治理工具,"通过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其主体是"政府和社会","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参与共治"[2],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各方在公共事务参与过程中的协商与共治,形成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并以"合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为一体的价值取向"[3]和实践机制"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冲突,营造社会生活中和谐的行为关系.
文化治理的提出,是对政治发展、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时代所面临的深刻变革所导致的剧烈震荡中的失衡、失序的一种积极回应.
在文化治理的视角下,治理主体不仅是指政府和社会公共机构,还包括各种社会组织与志愿团体,其管理和运行不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强制,而是依靠利益各方参与协商、建立共识,最终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多种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4],达到非正式的、共识导向的和协商的社会公共领域的"文化善治".
社区戏剧工作坊是文化治理的一种实践形式.
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艾思林(MartinEsslin,1918—2002)说过,戏剧是对现实生活情境和行为规范的模仿,它通过设置一个情境并表现出结果,使参与者得到"高度精神境界的集体体验",并且由于它"或是重申或是强调某个社会的行为准则","或是鼓励效仿,或是提供必须防止和避免的行为的实例"[5,11-12],因而具有高度的社会—政治性.
本文中"社区戏剧工作坊"正是一种具有"社会—政治性"的戏剧实践,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由专业剧团或专业戏剧工作者发起的相互观摩、交流戏剧作品的"介于训练和排演之间的特殊表演阶段"[6]30的戏剧展演工作坊,而是指以社区为基础的,由包括非营利组织和志愿组织在内的社会工作机构发起季玉群,等文化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关系与信任构建37第2期的,由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通过排演社区故事再现"社区正在面对的问题或大家所关心的公共议题"[7]、使社区"零散的'我'成为具有整体意义的'我们'"[8]的"民有、民治和民享"[9]5的社区戏剧实践.
工作坊的重要内容是带领居民参演社区故事,引导参与者全过程投入、表达和参与讨论,因而在调整社区关系、重塑社区规范和再造社区公共生活方面,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聚焦当代中国新型城市社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信任问题,基本思路是,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信任是社会交往的逻辑起点,基于文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和社区关系的现实情境,通过戏剧工作坊进行社区实验,在工作坊引导员带领社区人"说自己的故事"、"编自己的故事"、"演自己的故事"、"评价自己的故事"的过程中,由工作人员观察、记录,多重访谈,探寻社区关系的现实状况,探讨社区信任的基本结构与层次,进而探求当今国家治理体系下社区营造的文化逻辑和社区信任重建的基本途径,以社区信任建设"完善社会自主协商管理的自治机制"[10],以文化治理促进实现社会善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社区关系与社区信任"社区"是聚集在一定地理空间的人们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是人们共同生活所依存的重要载体,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滕尼斯(FerdinandTnnies,1855—1936)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他认为社区是一种在"亲属、邻里和友谊关系"等基础上形成的"生机勃勃的有机体"[11]54.
鲍曼(ZygmuntBauman,1925—)进一步阐释这种"共同生活",认为它"是所有的和睦相处的"起点,是人们保持"根本团结"和"相互的、连接在一起的情感"的起点,是"那些寻求集体温暖、家庭感觉和平静安宁的人们度过其大部分时间的地方"[12][1-8].
良好的社区关系就是社区居民之间、社区居民与社区服务提供者之间、社区居民与社区组织和公共机构之间的从"亲属、邻里和友谊关系"到"根本团结"的合作关系的有序提升.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环节,除了具有鲜明的地域和地理要素特征外,还以其成员、心理、历史沿革、互动结构等具备鲜明的社会特质.
诚如雅斯贝斯(KarlTheodorJaspers,1883—1969)所言:"人是作为某种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而生活着的,他通过记忆和展望的纽带而与这种环境联系在一起"[13]35.
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彼此信任的社区关系对人的生活秩序以及和谐友善的社会风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将通过各种传导机制影响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效应.
但是由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也由于"单位制"下熟人社会向由房屋拆迁安置和商品房购买所形成的新型社区的转变,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各种矛盾与摩擦中,社区居民间原有的守望、互助、互信、互利的纽带被割裂,社区发展面临着公共精神匮乏、公共意识淡薄、公共空间变窄、公共生活失序的基本事实,这样的社区发展现实很难担负起社会善治的基本功能.
由此可见,提高社区信任水平与其说是社会善治的结果,毋宁说是社会善治的条件,如帕特兰(RobertD.
Putnam,1941—)所描述的"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并"使所有人受益"[14]151-213,社区信任的构建成为当下社会建设的重要前提和重要任务之一.
(二)模型及基本假设社区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他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15]19,因而可以具体分解为四种期待:对伦理秩序的期待,对被信任者承担相应的义务的期待,对社会秩序的期待,以及对公共机构支持能力的期待.
由这样四种期待,本文将社区信任视为一个有机的生物体,基于生物结构层次模型和社区关系的组织度与联系度,提出社区信任的基本模型,见图1.
根据图1(社区关系和社区信任的结构与功能模型),本文提出社区信任遵循如下三个基本假设:(1)远近正相关准则.
社区信任与伦理关系呈现出正相关,伦理关系的远近直接决定了社区人际信任度,从家庭、血缘关系,到邻里、熟人、朋友关系,再到物业、快递等社会服务关系,伦理关系越近,人际信任度越高,反之信任度越低;(2)梯度递减准则.
以个体为原点,从彼此熟悉的家人、邻居,到社38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9卷会服务提供者,再到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城市居民的社区信任总体呈现信任半径不断减小、信任强度不断下降趋势;(3)制度依赖准则.
制度信任对居民的信任程度影响很大,政府管理机构的服务效能、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等,可能使他们产生更强或更弱的信任感.
基于上述模型和基本假设,本文采用社区戏剧工作坊进行实验研究.
首先编排四个层次的社区故事,在角色扮演、评价和互动环节中,由研究助理进行观察、记录、多重访谈,辅以问卷填写,验证本文提出的三个基本假设,并找出影响社区信任水平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寻求重构社区信任的途径与对策.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一)研究样本本研究选取一个社会变迁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过程中的典型的新型社区,南京东部城郊结合地区马群街道B社区为研究对象.
该社区是一个经济适用房社区,占地400亩,由上水坊、春水坊、丽水坊、阅水坊、向水坊和秀水坊六个组团构成,共有78幢住宅楼,户籍总人口9360人(3458户),流动人口约1500人.
该社区从2003年开始建设,主要由原白水村刘家营、南湾营和姬家庄三个生产大队拆迁安置户组成,约两成居民之间有亲属关系.
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包括一位书记(兼任主任)、一位副书记、一位副主任、一位大学生村官(兼任主任助理)、两位党委委员(分别兼任主任助理和居委委员)和七位社工.
该社区有以下基础设施:教育设施(幼儿园和小学)、医疗卫生机构、文化体育设施、信息化指挥中心(监控马群街道)和商业设施(苏果超市等商业一条街).
该小区还获得"汇丰社区伙伴计划"的支持,拥有"爱满屋"芊城残疾人之家项目、"芊艺荟"社区文化提升项目、"夕阳红"助老服务项目和"阳光同行"青少年服务项目.
社区每月均有文娱活动,居民活动参与率比较高,每次活动约能吸引500到1000余人参加.
虽然小区内几乎家家户户都安装了防盗窗,但该社区曾经平均每年发生约30起盗窃案件.
自2014年在社区招募三百余名社区平安志愿者并于同年为每栋楼安装防盗门之后,小区的治安状况有所改善.
(二)研究方法我们采用社区戏剧工作坊的形式进行实验研究,首先邀请社区居民观看并参与以"信任"为主题的四个维度戏剧情境的演出,在每个演出段落结束后,进行相应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
基于本文信任模型的四个层次的戏剧情境设置如下:第一个社区剧《邻居的侄女敲门开不开》(见表1),探讨邻里之间的信任现状;第二个社区剧《快递员借厕所借不借》(见表2),探讨社会服务关系的信任现状;第三个社区剧《医疗保障可信否》(见表3),探讨医保、福利制度信任的现状;第四个社区剧《亲戚再三借钱借不借》(见表4),探讨当前家庭伦理关系的信任现状.
图1社区关系和社区信任的结构与功能模型(三)效果与评价有12位研究助理(来自南京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和东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管理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和26位B社区居民参与了2015年10月举行的本次以社区信任为主题的戏剧工作坊.
表1社区戏剧工作坊"信任研究"主题之一第一个社区剧《邻居的侄女敲门开不开》梗概:陈阿姨最近听说小区不太安全,因此备怀戒心.
今晚陈阿姨的丈夫和孩子有事外出,独自在家的她听见有人敲门自称是隔壁许峰的侄女,无法确定门外人身份的陈阿姨最终没有开门,最后却得知门外人确实是邻居的侄女.
在"是否遇到过故事中的情况"这个问题的回答上,约8%的受访者表示亲身经历过,约92%的受访者表示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身边朋友遇到过或新闻上看到过.
在回答"如果您是故事中的陈阿姨,您会做如何选择"这个问题时,100%的受访者选择"犹疑不定,不开门"这一选项.
在我们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到社区居民无奈与理性的心理状态致使他们做出如上的判断.
居民唐女士(1962年生,初中,秀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10年)表示,现在坏人太多了,什么入室抢劫啊,传销啊,这个是肯定不能开门的(苦笑).
居民薛女士(1956年生,初中,春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11年)表示,谁知道敲门的是不是真的邻居家的侄女,现在诈骗、搞传销的坏人那么多.
再说了,就算知道是邻居家的亲戚,也不一定敢开门的.
如果我一个人在家,万一那个邻居家亲戚起了歹心,那怎么得了.
居民王先生(1955年,初中,阅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5年)表示,社会骗子、坏人太多,对不认识的人不了解,肯定不开.
居民孙女士(1978年,高中,春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3年)表示,一来现在坏人太多了,防不胜防,根本不可能给他们开门,二来现在的人们也不太可能说是去邻居家坐坐,你怎么知道邻居家就是好人呢.
尤其是姑娘一个人在家,绝对不会开门.
居民臧女士(1974年,职高,出租屋,居住在百水芊城11年)表示,她选择不开门.
她说,现在人坏了,不像以前了,而且现在小偷多啊,动不动就在你家旁边踩个点,而且现在人又爱钱,所以肯定不会开门的,如果遇到这种现象,答应都不会答应,就装作家里没有人.
表2社区戏剧工作坊"信任研究"主题之二第二个社区剧《快递员借厕所借不借》梗概:快递员小吴给送快递,老林夫妻好心帮不在家的邻居签收了快递.
但之后当快递员提出借用他们家厕所时夫妻俩犹豫了.
老林认为这是小事,林阿姨却坚持不确定快递员身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不让快递员进家.
但在快递员走后,林阿姨也对自己的行为的对错迷惑了.
在"您更赞成老林还是老林妻子做法"这个问题的回答上,约12%的受访者表示更赞成老林的做法,如社区居民王先生(1955年,初中,阅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5年)谈到,因为上厕所这是人之常情,总会有这样的时候的,我会让他进来上厕所,但也会多留意下;约88%的受访者表示更赞成老林妻子的做法,如社区居民林女士(1951年,小学,春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11年)谈到,这个肯定不给他进来的,现在快递员什么样的人都有哦,怎么能让他们进来呢.
在回答"为何会对社会服务人员产生如此的信任危机"问题时,受访者罗列了诸多因素.
主要有如下的观点:居民唐女士(1962年生,初中,秀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10年)表示,这都是社会逼的,现在社会这么乱,大不像以前了.
谁还敢相信啊农夫好心救了蛇,最后被咬死的故事啊听过居民张女士(1957年,高中,春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12年)表示,现在大家警惕心都强,每天都能从电视、报纸上看到很多类似骗人的新闻,社会太乱,骗子太多,没有办法的.
居民殷女士(1937年,小学,阅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12年)说会让自己的朋友帮着在家门口做记号,观察有没有外人进入.
她说以前在农村的时候,每天都是前门后门都开着,大家都在院子里聊天,但那样就是没有坏人,但是现在没办法的,必须要心眼多,因为坏人太多.
然后就是因为大家有钱了,都怕别人惦记自己的钱,所以都很谨慎.
季玉群,等文化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关系与信任构建39第2期居民薛女士(1956年生,初中,春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11年)表示,现在煤气什么的我都是让送的人放门口的,绝对不会让他们进来的,太危险了.
现在查水表的,我也不敢让他们进家门的,都是隔着门我报给那些人具体数字的.
现在社会上的人啊,不像以前那样了.
鱼龙混杂的,还是小心为妙.
居民王先生(1955年,初中,阅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5年)表示,国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教育断层、道德文化培养上做得不够.
表3社区戏剧工作坊"信任研究"主题之三第三个社区剧《医疗保障可信否》梗概:退休的顾老太为治病住进儿子家中,而孙子此时有出国进修机会,家中所有的钱只勉强够老太太的治疗费或孙子出国进修,一家人为到底将钱花在老太治病还是孩子出国身上陷入了僵持.
在"就您个人而言,是否信任当前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这个问题上,57.
6%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当前国家的医疗体系,42.
4%的受访者表示信任当前国家的医疗体系.
在"您是否相信沉重的医药费用中,自费比例将下降"这个问题上,23%、42%和35%的受访者选择"相信"、"不相信"和"不确定".
并且,即使相信自费比例将下降的居民殷女士(1937年,小学,阅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12年)也指出,虽说国家报销的比例看似在增加,但报销范围受限和医药价格很高仍是老百姓看不起病的主要原因.
殷女士告诉我们:当前报销范围仍然很窄,她一直腿脚不好,用外国进口的药好起来快,但是这些进口药是不能报销的,她一个老太太舍不得花钱就不能用.
现在也是反反复复不见得好,很麻烦.
药品价格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直在涨,感觉虽然报销比例高了,花的钱却不见得少了,很苦恼.
在"对于社区医院和三甲医院,您更信任哪一个"这个问题的回答上,100%的受访者均表示信任三甲医院.
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生病,倾向于去社区医院还是三甲医院"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却有76.
9%的受访者表示优先选择社区医院,仅有23.
1%的受访者表示会优先选择三甲医院.
为什么明明所有的受访者都更加信任三甲医院,却会出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优先选择社区医院这个情况针对这个现象,我们进行了深度的访谈,居民们的回答如下:居民丁女士(1952年,文盲,秀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11年)表示,我们也都知道社区医院不好啊,那有什么办法呢,看不起病啊,就在社区医院看了.
像我平常有个小病的话,都是土方法自己治的(叹气).
居民殷女士(1937年,小学,阅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12年)表示,我腿脚不好,吃低保,也没有钱,知道这边的医生不好也没办法,自己命苦啊.
家里现在有两个孙子在读大学,开销也很大,能省就省吧.
居民孙女士(1978年,高中,春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3年)表示,现在生病生不起啊,一个感冒少说也要三四百,好多大医院一去就要一两千啊.
就拿我儿子来说,如果我要去专门的儿童医院看的话,单单门诊费就要三百,我们这点工资怎么看得起我们是不大相信社区医院,那里就只有一两个医生,但是便宜啊,挂瓶水只要三四十块钱就可以了.
表4社区戏剧工作坊"信任研究"主题之四第四个社区剧《亲戚再三借钱借不借》梗概:老家的舅舅找小张夫妇借钱,前两次借钱未还让小张夫妇不敢再借,但血缘、人情、面子和看似可信的理由让他们为难,夫妻二人在是否借钱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
在"是否遇到过故事中的情况"这个问题的回答上,约76.
9%的受访者表示亲身经历过,约13%的受访者表示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身边朋友遇到过或新闻上看到过.
在"如果您是剧中的小张家,您会做如何的选择"这个问题的回答上,73%、19%和8%的受访者分别选择"不借钱给亲戚"、"犹豫但是借钱亲戚"和"不犹豫直接借钱给亲戚".
大部分的居民都选择"不借钱给亲戚",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居民理性地看待亲戚借钱的问题,选择借或者不借的主要因素改为是否具有还款能力而非血缘亲疏.
如居民孙女士(1978年,高中,春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3年)表示,现在社会上很多都是杀熟现象,只认钱,也别指望亲戚看在40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9卷血缘的份上就一定要借会还的.
你看刚才演的,搞不好借钱的才是被骗的那个.
同样地,居民薛女士(1956年生,初中,春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11年)表示,她是不会借钱的,哪怕是自己的弟弟妹妹也不会随便借钱出去的,在借钱之前她会综合评估那个人的还钱能力,看他们家是不是有房子,有原始股之类的东西在手上,这样就表示那个人无论怎么样都会有能力把钱还掉,同时她表示在血缘关系的亲戚中和很好交情的朋友中,如果是朋友更具备还款能力,她会借钱给朋友而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哪怕是亲弟弟亲妹妹也是要明算账的,如果是实在要借的关系,就会借一点点,然后就不要他们还了.
居民王先生(1955年,初中,阅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5年)表示,自己就有亲戚再三借钱,到现在没还,以后坚决不借.
将近五分之一的居民选择"犹豫但是借钱给亲戚"和"不犹豫直接借钱给亲戚"这两项,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这部分居民是根据伦理的亲疏远近来决定是否借钱的,其信任基础建立在伦理和人情基础上.
居民陶女士(1960年,高中,春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11年)说,毕竟是亲戚,今天不见明天见的,还是借钱比较好.
吴女士(1986年,大专,秀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6年)说,自己家亲戚肯定还是要借的,别人知道不借给亲戚肯定会指指点点,影响也不好,而且毕竟一家子的,有困难肯定得帮.
但是说心里话,心里肯定是不开心的,搞不好家里为了这事还得吵架.
在四个环节的观演及讨论结束后,研究助理提出了预先准备的一些有关社区信任的进一步的问题,再次进行现场访谈.
在回答"如果是三十年前,您是否有演出中的忧虑"、"如果是二十年前,您是否有演出中的忧虑"、"如果是十年前,您是否有演出中的忧虑"和"当前您是否有演出中的忧虑"这个问题时,统计结果分别为7.
6%、19.
2%、65%和96%,不信任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在回答"您感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状况如何"时,76.
9%的受访者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状况越来越差,23.
1%的受访者表示信任状况差不多,没有受访者勾选信任状况越来越好的选项.
在回答"您觉得,可以信任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少还是基本不变"这个问题时,统计结果分别为0、92%和8%.
当最后问及"如何改善当前的信任状况"以及探究"为何会出现当前信任危机"时,居民们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居民唐女士(1988年生,本科,阅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4年)表示,我们如果相信别人,但是社会大环境还是这样的话,是害自己啊.
唐女士指出,这种事情肯定要国家好好反思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居民孙女士(1978年,高中,春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3年)表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信任危机啊我看是贫富差距,种种矛盾积累,随之而来各种犯罪的出现.
电视报纸也都每天宣传,人人自危啊.
像我现在完全不敢把孩子单独放一会儿,我们这边的菜市场丢了好几个孩子了!
说如何改善,我看这个难,还是要从国家制度整体改的,我们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呢居民薛女士(1956年生,初中,春水坊,居住在百水芊城11年)表示,她非常怀念曾经的村庄,家家夜不闭户,也没有什么小偷.
现在有钱的有钱了,没钱的穷死了.
有些人就开始动歪脑筋了,社会就黑掉了.
薛女士提到居民要提高防范意识,国家也要对犯罪分子进行严惩.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基于社区关系和信任研究的戏剧工作坊,在诊断社区信任现状的过程中,印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社区信任的远近正相关准则、梯度递减准则和制度依赖准则.
由此,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1.
社区信任涉及一种公共生活方式,既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公民道德问题.
要实现社区信任,必须发挥社区管理机构及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用文化治理的价值理念,营造和激活一种良性的公共生活.
2.
社区信任需要公共政策的奠基,应从制度信任的价值及实现这一价值的原点出发,完善社区的制度信任体系.
健康、有序的公共生活可以促进社区居民的相互交流与了解,成为拉长社区信任半径的一个有季玉群,等文化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关系与信任构建41第2期效起点.
通过社区信任研究中戏剧工作坊的实验研究,深化与提升了我们对文化治理功能与效应的认识.
在社区故事一的表演结束后,居民说:"你怎么知道邻居家就是好人呢"故事二的观演访谈中,居民说:"现在查水表的,我也不敢让他们进家门的,都是隔着门报数字的.
"而故事四的观演访谈可以看出,在面对借款时,选择借或者不借的主要因素已经变成看对方是否具有还款能力而非看血缘亲疏,当下的信任半径已经短无可短,回答"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追问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寻[16],都有赖于通过社区公共生活培养社区成员更为稳定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这就是文化治理的基本功能.
为此,必须发挥社区公共管理机构和各类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志愿者团体等力量,提供切实的社区生活的"可预见性"和"社会关心"[17]110,增强居民间的彼此熟悉、友好和信任,使所有社区居民都能"关照自己、关照彼此、关照这个地方"[18]10.
此外,社区制度建设应以秉持公共性和公共价值的社会政策为基础,使作为细胞的家庭关系、家庭信任上升到制度层面的系统关系、制度信任,实现文化治理的效应.
为此,需逐步完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避免故事三的观演访谈中居民"虽说国家报销的比例看似在增加,但报销范围受限和医药价格很高仍是老百姓看不起病的主要原因"、"药品价格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直在涨,感觉虽然报销比例高了,花的钱却不见得少了,很苦恼"等因为医药费和退休后的保障等方面的因素产生的烦恼.
此外,"'确信'和'放心'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信任,也不等同于对个人的信任,而是在有保障的制度环境下才能产生的一种安全无虑的心态"[19],法律制度的完善、社区行政管理部门的规范执法、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社区公众参与途径的增加、民主监督机制的健全等,都将是构建社区信任,提升社区善治水平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1]古明君.
改革开放脉络下的中国文物体制与文化治理[J].
当代中国研究通讯,2011(16):35-36.
[2]胡惠林.
国家需要文化治理[N].
学习时报,2012-06-18:第009版.
[3]季玉群.
文化治理的基础与形态[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41-145.
[4]俞可平.
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
南京社会科学,2001(9):40-50.
[5][英]马丁·艾思林.
戏剧剖析[M].
罗婉华译.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6][美]理查·谢科纳.
人类学与戏剧学之间的联系点[M].
王晓春译.
转引自孙惠柱主编.
人类表演学系列:谢科纳专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7]陆璐.
社区剧场的新视野:探访台湾应用剧场发展中心[J].
剧作家,2014(2):50-53.
[8][巴西]芭芭拉·桑托斯.
被压迫者戏剧与社区文化发展[J].
姚黎译.
戏剧艺术,2004(2):29-40.
[9]Service,Community.
CommunityDrama:SuggestionsforaCommunityWideProgramofDramaticActivities[M].
London:ForgottenBooks.
2013.
[10]王浦劬.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3):11-17.
[11][德]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2][英]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M].
欧阳景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3][德]卡尔·雅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王德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4][美]罗伯特·D·帕特兰.
使民主运转起来[M].
王列,赖海榕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5]郑也夫.
信任论[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16]樊浩.
"我们"的世界缺什么[J].
道德与文明,2012(6):5-15.
[17][美]托马斯·雅诺斯基.
公民与文明社会M].
柯雄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18][美]德鲁克基金会.
未来的社区M].
魏清江,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9]Yamagishi,T.
&Yamagishi,M.
TrustandCommitmentintheUnitedStatesandJapan[J].
MotivationandEmotion,1994.
Vol.
18(2):129-166.
(责任编辑刘英)42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