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美国删除疫情数据

34法学前沿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数据治理许可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成为关乎各国人民的安危,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
如何应对这场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为"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我们面对的最大考验",需要凝聚人类社会的共同智慧.
在本次疫情中,中国既采取了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所言的"古老围堵策略",更将智能服务机器人、大数据分析系统、智能温测设备等数字技术运用到疫情监测分析、人员物资管控、医疗救治、复工复产等多个场景中.
在各种数据技术中,2020年2月由腾讯、阿里开发的健康码大幅提高了人员信息核验效率和精准度,通过数据流牵引带动真实世界中人流、物流、商流的复苏与回归,不但避免了重复、多次填报信息的繁琐程序,也避免个人信息过度收集和不当泄露.
然而,中国数字抗疫实践并不只是赞扬的声音,反对者援引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那些放弃基本自由而求得短暂安全的人,既不配有自由也无法享有安全",质疑中国数字技术的过度使用损害了公民权利,甚至可能陷入全面"监控国家"的境地.
为回应这一争议,本文尝试以"数据治理"为观察棱镜,探索其背后的逻辑,展示其潜力,并反思其有效性与正当性,进而提出可能的完善之道.
一、数据治理的的三重范式在初始的意义上,"数据治理"原指一种以"公司治理"为摹本的资产管理,是一个关于数据的组织过程和结构,指向一个战略性的长期过程,它建立对数据的责任,组织工作人员通过系统地创建和实施政策、角色、职责和程序来协作并持续地改进数据质量.
不论是其中的元数据管理、主数据管理、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抑或数据应用创新,均以最大化数据价值为依归,以数据风险管理为底线,并考虑到国家法律和社会化对数据利用过程的约束,具有私人性、营利性和管理性的特色.
随着世界的数据化转型,人们日益发现,数据早已超出了"企业"的樊篱.
2015年,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数据的分析和使用为有效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手段,一个"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亟待建立.
"数据治理"由此演化为"用数据治理",成为提升行政效率和管理效能的政府管理新方向.
作为政府管理的数据治理本质是"电子政府"的升级版,其不但与"政治—行政二分法"、理性官僚制和科学管理原理的现代行政观念合若符契,而且以实现公共数据的高度共享、政府部门间实现无缝合作的"整体政府"为宗旨,使政府自数据"收集者"转为"分析者"、从数据"被索取者"转为服务"推送者"、由"决策预报"转为"决策实报",最终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
然而,仅仅将数据视为政府资源,不免忽视了现代社会中数据与人的复杂关系.
人类正不断地从"自然人"迈向"数字人",这改变了普罗大众对自我和对隐私的观念,塑造了人与人交往的方式.
数据和人格的交叠使得"数据"不再是无知无觉的资源,而是"数字人格"和"生命政治"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将政府作为治理的唯一主体,无疑窄化了治理的内涵.
"数据治理"毋宁是由政府、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等各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治理过程,它不再是企业价值或政府管理的工具,而是在数据利益攸关者之间铸就相互依赖关系、发掘数据自身价值的基础性架构,以跨越私营部门和公共机构的二元对峙,最终实现公共领域的"数据善治"(goodgovernanceofdata).
35法学前沿二、作为政府数据管理的数字抗疫:"有效性"反思(一)以数据为驱动力在疫情防治中,数据具有决定性意义.
健康码等数字技术以KYC(知晓你的用户)为目的,通过关联内外部数据库进行交叉核验,精确识别人们的身份特征,回归到疫情防控的本质,从而"不以地域论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基于疫区、民族、种族的歧视.
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健康码的成败与数据质量息息相关.
只有基于完整、一致、准确、有效和及时的数据输入,才能有有效的数据化治理.
健康码中的关键性数据由个人自行输入,准确性有待核验.
不同地域、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问题,不但令健康码可能出错,而且使其难以跨地域、跨场景的使用.
这迫切要求遵循"整体治理"的逻辑,以核心需求为治理导向,以数字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整合、责任为治理机制,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既要推动数据在政府内部的跨部门、跨地域共享,亦应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社会力量发掘数据多维度价值.
(二)以数字设备为载体在数字社会中,数字素养、技能和设备决定着社会新的权力关系、财富结构和阶层等级,健康码同样如此.
美国知名智库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智能机普及率不足70%.
对此,不妨将这次疫情视为助力"剩余之人"融入数字社会的契机,通过政府补贴、企业捐助、个人承担资讯费用的方式,为其免费提供智能手机以及2小时左右的快速教学,帮助他们迈出"数字第一步".
同时,政府还应积极引导企业开发面向老人、用户友好的健康码APP和其他应用场景,以保障数字生活的可持续性.
(三)以政企协力为组织形式如同电子政府,在数据治理中,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合作模式已成为普遍实践.
一方面,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第一责任人",是数据治理的发起者和维系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数字治理依赖于高质量、高标准的软件系统、数据分析和安保措施,科技企业在项目规划、方案设计、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应用开发、运维服务、公共数据利用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
作为孵化于互联网企业政务服务的系统应用,健康码亦是政府和企业协作治理的典范.
拥有最先进技术和最广泛用户的大型科技企业,已成为综合性、立体化、多层次数据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三、作为数据公共治理的数字抗疫:"正当性"反思(一)目标:数据效率与数据正义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数据正义同样人言人殊.
在西方,数据正义多围绕着个人数据保护权利、信息隐私权、言论和交流自由等基本权利展开.
这部分解释了为何西方对于健康码等数字技术广泛使用的抵制.
但正如斯诺登事件所揭示的,数字正义不仅关乎个体的权利,还和群体画像及其社会排序有关,进而与实质性社会经济的诉求相联系.
正因如此,在探索全球正义的过程中,人们日益发现权利语言并非正确的工具.
我们有必要立足《宪法》"人格尊严"条款,通过借鉴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理论,立基于"人的可行能力"而非"经济效用",将"数字技术自主选择"、"数据使用透明度"和"数据非歧视"作为数据正义的核心要素.
一旦将数据正义价值注入到健康码中,我们就能发现,"健康码是新的自动化监控形式"的批评固然看到了健康码在数据效率和数据正义之间的失衡,但却忽略了健康码对民众的赋能.
作为一种通用科技,数字技术有着鲜明的多面性: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均能从中获益.
但另一方面,在数据正义的视野中,是否使用以及使用何种数字技术,应当尽可能尊重个体的选择.
实际上,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目前已存在多种数字技术,任何方案都非完美无缺,国家应当采取开放态度,鼓励不同数字技术的发展,并交由个体比较权衡后,作出妥当选择.
36法学前沿此外,"数据使用透明度"和"数据非歧视"对健康码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在疫情面前,个体权利当然可能受到一定限制,但"若要设定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就必须同时设定对这些限制的限制",正当程序、比例原则、禁止不当联接等原则仍应坚持,个人对其信息的知情权、更正权、删除权和获得救济的权利亦不得因疫情而遭到克减.
(二)治理主体:政府、民众与企业"只有利害相关人共同承担责任并共同参与,在个人自由与社会需求之间,才能有平衡的关系.
"数字抗疫的治理,亦需政府、民众、企业参与其中.
政府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的同时,应遵循其他利益攸关者的行为逻辑,充分发挥分工合作和制衡作用.
(三)治理规则:应急状态下的数据规则现代化治理是"依规则的治理",数据治理概莫能外.
个人数据保护与挽救生命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即此又彼的权衡.
在数据收集环节,"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构成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依据.
但是,这种授权并非没有边界,而应受到三重制约:一是收集机关的制约.
二是收集透明度的制约.
三是收集范围的制约.
在数据使用和共享环节,个人信息权益应受到更多的尊重.
最后,就企业向政府报送数据而言,需要进一步确立如下规则:其一,有权要求报送的政府机关应限于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及其授权机构;其二,报送的数据以匿名化数据优先,在匿名化数据不敷适用时,可报送假名化数据,未脱敏的个人数据仅在其他方式穷尽后方可提供;其三,报送数据的主体限于确诊者、疑似者、密切接触者,报送数据的类型限于防疫所必需的范围内,并向社会事前公开;其四,非匿名化数据的报送呈现出一体两面的性质:对企业而言,其属于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应向个体告知行政机构的名称、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种类以及处理目的和方式;对行政机构而言,其属于间接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履行与企业同等的处理者义务.
在对外披露环节,应当禁止将"可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披露.
为满足社会一般公众对疫情状况的知情权,仅公开流动人员统计数据以及确诊者、疑似者人数、大致年龄段、确诊日期、发病症状即可.
为了提请民众关注接触情况和采取相应防控措施,可以将确诊者、疑似者的活动范围、行动轨迹等无法识别个体的信息片段公开.
在数据删除环节,既然健康码旨在防疫,那么在"存储时间最小化"下,相关个人信息的储存时间不得超过实现其防疫目的所必需.
针对个体健康诊疗信息和行踪轨迹信息等敏感信息,存储期限不得超过一个月(潜伏期加少部分时间余量).
针对其他一般个人信息,存储时间限定在疫情结束之后的12月.
至于具体结束时间,可以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三级响应终止之日,即由"重大突发事件"降为"较大突发事件"之日计算.
四、结语可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顺利渡过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核心并不在于文化或政体类型,而在于国家的能力.
健康码所代表的中国数据治理能力,恰恰是中国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关键.
那种将其视为"反乌托邦"梦魇的人,不免陷入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幻觉.
另一方面,我们也毋庸讳言,在数据治理的审视下,数字抗疫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依然面临种种挑战,尚待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和治理规则层面力臻完善.
最后,作为应急时期的应急措施,健康码以消除非常状态、恢复正常状态的目的,在应急状态结束后,健康码也应结束自由通行证明的使命.
从纳粹德国到拉丁美洲,历史一次次表明:紧急状态的权力如同吗啡,用之一时为良药,用之长远为毒品,将紧急权力常态化,终将戕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信任正是国家能力之基.
(本文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暨南学报》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