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英语词典哪个好

翻譯《行政》,第八冊,第二十九期,1995No.
3,701-708翻譯:中文名字的西譯與拼音*MariaTrigoso**拼音的重要性拼音,字面意思是"按音拼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於五十年代中期正式推行的,以羅馬字母書寫中國官方語文的一種方式.
眾所周知,中國稱其官方語言為"普通話",它的基礎是中國北方地區方言,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說這種話.
拼音的前身是於二十年代出現的所謂"拉丁化"或"羅馬字",那是應群眾要求速度與效率下提出和施行的一種民主選擇.
通過傳統的書寫方式是不可能達致快速的目的,按提倡用字母寫中文的人的說法,學習傳統書寫方式的難度和所需的時間,使漢字歷來成為少數知識淵博的學者才能企及的文字.
魯迅是當時的一位學者,他站在爭取用字母書寫方式取代漢字的鬥爭的前列.
當時有過一場饒有趣味的討論,毛澤東本人也有份參加,他甚至在1949年之前就曾斷言,現代化的中國將來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種用字母拼寫的文字.
*改寫自"翻譯研討會"上發表的一篇論文,研討會由澳門理工學院語言及翻譯學校主辦,於1995年6月5日舉行.
**澳門大學葡文學院講師所謂的"文字改革"同時推行了拼音和簡化漢字,這遠遠超過了那些學者的目標和建議,而在鞏固新政權的時代,這兩個方案至今仍可能被認為是太激進了.
然而中國採納了拼音,在全國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同時學漢字和拼音.
除了便利與外界聯繫尤其在教授外國人學漢語(漢字的讀音完全由拼音代表,使漢語的教學變得較為容易)方面的重要作用外,在對內方面,拼音還使編輯按字母排列的字典變得可行,而且也便利了在此基礎上學習西方語言.
總之,今天拼音已在中國扎根,種種跡象表明它將與漢字並存.
但如果拼音與漢字平起平坐,或取而代之,那恐怕就成了有爭議的問題了.
由本世紀初開始關於甚麼樣的文字最適合未來中國的討論將不會停止,況且現今在一個不太為人關注的方面也展開了這樣的討論.
字母化之前的方式在中國的傳統語言學裏(當然已有幾千年的歷史,遠在我們到中國之前),說、學和通過文字表達漢字的讀音,以前都是求助於他人的發音.
而我們西方人要用文字表達一個像"to"這樣不認識的詞的讀音時,我們或許可以用如下方式加以描述:讀音為"ta1"的前一部分讀音加上"mo"的後一部分讀音.
傳統的漢語語音學顯然只局限於內部用途,即對本國的語言使用者而言,他們已知道漢字的發音,而漢字的偏旁就作為發音的符號,不大嚴格地用作學習傳統漢語語音學.
及至很後期,那些希望學習漢語,或者有需要在他們本國文字中表達漢語語音的外國人創造了首批的漢語字母化體系.
在世界上有超過二十種類似的方式中最為人認識並仍在西方使用的有耶魯(Yale)式、韋德吉爾斯(Wade-Gilles)式及遠東法文學校(EscolaFrancesadoExtremo-Oriente)式.
這些方式率先以系統的方法介紹了漢語的語音;而漢語在西方稱為"mandarim",意為官話.
無論是始於二十年代的字母化方式還是後來的拼音均是中國人自行創造的,與過去的方式相比都有區別.
表面上區別很小,但實質是巨大的;如拼音首先採用了一個源於本國,旨在超越諸多歐洲語言特點的體系.
另一方面,該體系是由不僅在漢語歷史和傳統語言學而且在西方語言學理論方面都有造詣的語言學家制定的,其實用性方面的取捨(值得一提,其目的是為了文字的書寫)基於盡可能適應漢語結構的理論觀點和定義.
其中一些是首次基於漢語本身的語言學體系而擬定的.
在拼音裏首先要確定的是詞,然後再確定有幾個音節構成該詞,這種情況是傳統書寫法所沒有的——所有漢字的大小及它們之間的距離都是一樣的.
一些西方漢學家用尖刻的言詞批評拼音受俄語語音的影響,因為蘇聯的語言學家對拼音的制定曾給予幫助.
儘管如此,一些德高望重的西方漢學家認為,拼音是眾多字母化方式中理論性最堅實、實用性最經濟容易的方式.
無論是學習還是使用都是如此.
用字母表達普通話的拼音如果中國不是這麼多方言,問題可能已經在中國內部解決了.
台灣的創造——在那裏官方語言被國民黨稱為"國語",與共產黨稱為"普通話"("共同語")的語言是同一語言——是使用語音符號(即"注音符號",為人熟悉的"玻坡摸佛",它明顯受日語影響),似乎沒有大前途,事實上,它是一種更為複雜的方式,因為用以代表音節的語音符號是漢字的筆劃.
眾所周知,中國是個方言(及次方言)眾多的國家,而它們在某些語音上的差別是很大的,以致有時不能溝通.
這種語言情況之所以沒有對語言本身構成威脅,是因為書面語一直擔當著真正的國語角色!
總之,自公元前三世紀秦始皇的文字改革統一了國家和漢字書寫後,就一直如此.
任何一種字母化方式永遠都只能適用於中國八大方言中的一種(已故蓋拉神父〔PadreGuerra〕的創作,或說是其幻想除外;他企圖創造一個可以閱讀任何一種中國方言的方式).
認為不存在我們可能稱之為"中國語言"的東西而引發的問題,已遠遠超過語言學的範疇.
相反,在漢字書寫方面則變成了一個單純的領域,由各種方言共享之,但任何一種方言都沒法真正擁有其所有權.
讓我們進一步看看這種書面語.
一方面大家意識到(並經常倡導要對虛無飄渺的事物作出提防的必要性)中文與其他文字一樣以語音基礎為根基.
另一方面,承認在漢字書寫中可由多種方法或多種語音音韻方式讀出漢字的這種特性,這與第一個方面並沒有抵觸.
這並不是萊布尼茨(Leibniz)憧憬的那種通用的邏輯語言(明顯這是眾多口頭語的書寫,而不是無聲的文字),用漢字書寫的中文,正是由於本身不同語音基礎的方言過多才作為一種閱讀方式,才作為一種可以用多種語音閱讀的虛擬方式,它可由不同方言的讀者作出調整.
至於澳門的翻譯,在實踐方面,我們或許可以作如下的歸納:一篇"用普通話撰寫"的文章,可由一位操廣東話但一點普通話也不懂的澳門人翻成葡萄牙語.
譯者用"他"的漢語讀文章,再從"他"的漢語裏直接將意思翻成葡萄牙語.

"然而"這個詞總是免不了的,如果不是人名地名的翻譯存在困難的話,那麼拼音問題就不會提到翻譯的議事日程上來.
誠然,翻譯名稱的困難是存在的.
面對名稱的翻譯,譯員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淪於荒謬(荒謬在澳門並不意味著不可能或不可見),要麼翻譯出一些不可能翻譯的東西或按已有的模式翻譯.
姑娘確實被葡萄牙同事稱為"香女",而法國這個國名的拼音被解釋成"法律之國".
這兩種情況之所以發生,只是因為所有的漢字都是有意義的,讀者可以"讀出"它們的意義,甚至在"法國"這種情況也毫不例外,儘管它作為讀音時已失去了原有的字義.
本人相信,葡萄牙這個國名的中譯名翻譯方法,與被中國人和葡萄牙人稱為"葡萄書"(封面上佈滿了葡萄)的一本廣為人知的葡萄牙語手冊的畫面設計有關.
葡萄牙這個國名是由三個漢字組成的,頭兩個音節或漢字在漢語裏是一個詞,意為"葡萄",對應於葡萄牙語的"Por"和"tu",最後一個漢字是牙齒的"牙".
它是由中國人聯想創造出來的,他們很多時賦予那些空泛無意義的詞以某種意義,而聯想是有邏輯的,如果我們考慮到葡萄牙是個盛產葡萄酒的國家,我們就會這樣認為.
當然我們還要解釋"牙"的來由,因為喝葡萄酒顯然是不用牙的……*幸而另外一種選擇已經被廣為使用了,即中文語音的脫離詞義和字母化的翻譯方法.
如果所涉及的是葡萄牙語和葡萄牙文化中並不存在的名稱,顯然必須這樣做.
那麼,在任何一篇中文文章的翻譯中,我們再也不對作者和著作地點加以定位,我們所要做的只是脫離字面意義的翻譯.
從細節上來說,這意味著不可避免地要選用一種中國語言(在澳門這可理解成"不用別的").
*可能"牙"的廣東話語音較接近"gal"這個音節.
只有在政治、情感和社會等方面首先作出選擇之後,才談得上從語言學方面加以選擇,而第一種選擇是使用何種語音拼寫——普通話或廣東話.
政府部門(澳門社會不僅需要翻譯而且也是一個卓越管理的社會)大概已以相當於官方的形式頒佈拼音,即選擇普通話的語音.
然而,大部分譯員操廣東話,或者說沒有正式學過普通話,再進一步說,沒有把普通話作為外國語言來學.
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必要通過拼音的途徑掌握漢字.
在某些情況裏,他們甚至不知道拼音體系,或者說,對之只有一個朦朧的印象.

鑒於這種困難,有些一心一意要解決問題的部門提出了所謂"語音拼寫規定"的東西.
拼音本身並不是本文的對象,至於通過制定某些規定而對拼音的書寫加以教授或規範的不可能性,這裏不會花時間去分析它,這些規定倒是易於複印散發.

對那些列在複印件上的貨真價實的胡言亂語,這裏亦不予理會.
有必要強調的是,對那些沒有學過普通話也沒有學過拼音的澳門華人譯員來說,這"一打"的規定(有關"規定"載於附表中)實在沒有甚麼用,而少數學過的人並不需要這些規定.

字母化的一個實例誰都沒有過錯,歷來如此.
讓人制訂規定的人沒有錯,顯然他是不願意看到一個荒謬的規定,制訂規定的人也沒有錯,因為他們確確實實已盡其所能.
而不得不照章使用一種不屬於自己語言的譯員,以及那些沒想起教他們拼音方式的人,就更沒有過錯了.
讓我們依據上述規定尋求解決"澳門"這兩個漢字的語音拼寫問題.
讓我們一步一步地循著譯員的思路探索,首先是語言方面的選擇,其以文化及政治為選擇的基礎.
葡萄牙語裏的"Macau"可以翻譯成兩個不相連的漢字"澳門";但亦可選擇地區主義或國家主義色彩的,在葡文文章中更多地翻成廣東話"Oumun"或普通話的"Aomen".
規定並沒有談及用甚麼方法去轉換第一個漢字的元音,根據葡萄牙語的讀音,它可以是"o"也可以是"u";第二個漢字也一樣,它可以是"a"或"e".
令人費解的事並不是到此為止.
兩個音節的漢字的書寫表達方式,在中文裏總是分開的,而在葡萄牙語裏則是可分可合.
在普通話詞法方面,又面臨一個絕非簡單的決定.
在上述這類情況裏(還有較之複雜得多的),譯員不必是專門學語言學的,但又不得不對甚麼是詞甚麼不是詞作出決定,而在中文裏這種概念的確定尤為困難.
然而,在這種情況裏,該規定第八條對譯員是有幫助的,儘管其表達不妥,第八條是這麼斷言的:"國名要連在一起".
在這裏給出了並不是國名的所謂國名"北京",我們不知道是否足以說明構成名稱的音節要連在一起的意思.
下面要說的另外一個例子是一個人的名字.
這個人確有其人,而且是個名流.
他在澳門出生時被取名為"KaiCheong".
這很有意思,因為是用字母書寫的,所以寫這兩個音節時不能不涉及上面提及的所有決定.
在口語上,這些決定可部分地消失.
父母為兒子在有關行政部門登記的這兩個漢字的名字,是用羅馬字母書寫的,也許是求他人代寫的.
無論是誰寫的,他都是用廣東話形式書寫的,即分開成兩個音節.
這位人士姓"Fok",這是他的祖姓,因此這位人士的全名是"FokKaiCheong",根據中文名的順序,第一個漢字是姓,而且幾乎都是單音節的,而後是名,是雙音節.
歷史學家及教授Fok用上述名字在香港和美國上完了大學.
不知道甚麼時候他的名字變成了"K.
C.
Fok",然而這並不重要,事實上名字第一次被改變時,如果說不是他自已這麼做的,那麼起碼也是得到當事人的同意,目的顯然為了方便他的名字在西方名字體系裏的流傳,而西方人的名字次序是與中國相反的.

那麼,澳門的譯員應如何翻譯上述名字的三個漢字呢如果知道指的是誰,而且知道"Fok"這個名字已為許多葡萄牙人所認識,是眾所周知的歷史學教授,那麼自然就會寫成"F0K".
如果不知道這個人物,不知道葡萄牙社會認識他,那麼就可能採用官方或台灣的方式,循拼音方案選擇普通話的音.
譯員就可能將之譯成"Huo",這樣,沒有一個葡萄牙人而且也沒有多少個中國人能明白到底指的是誰.
協議是不可能的.
如果出於地方主義或謹慎行事而選擇了廣東話的音,那麼就不能使用普通話的音去翻譯"fok"這個音節,因為普通話裏沒有"fok"這個音節,北方地區方言已經不再把"p""t""k"這三個輔音放在音節的最後(而在廣東話裏仍然保留著這種作法).
對澳門的譯員來說,只餘下一種選擇,即按人名的讀音翻譯,亦即本地傳統的翻譯方法,在這種情況下譯員所採用的方法與當事人自己的寫法吻合.
至此,無論如何譯員已經兩次違反了官方的規定,具體來說違反了上述規定的第一條"所有的語音拼寫須遵循北京的拼音方式".
現在我們和譯員一起看看下面這個問題:如何翻譯本名的兩個音節呢拼音規定它們必須連在一起,而本地的傳統作法是分開的,本地的人名實際情況也是分開的.
如果按照第七條規定,則須將之合在一起,這就在書面上與廣東話名字的文字和精神形成了對立.
如果將之分開,便違反了第七條的規定,同時上述的情況可能導致一篇文章末的名單互相矛盾,即一部分的中文名字用一種方法翻譯,而另一部分又用另一種方法翻譯.
面對這樣的問題,澳門的譯員作出了特別實際的回答.
他們確認用拼音翻譯"中國的"名字,用本地的"體系"翻譯澳門的名字.
這是本地使用的規則,是專用型的規則,然而從實際角度來看,尤其是在行政翻譯工作中(其他領域的情況更糟),就要有職員專職告知誰是甚麼人.
當然這要求譯員從一開始就知道被翻譯的人的國籍.
這是澳門模式的又一個更新(霍教授的名字一直與本文的文字和宗旨聯繫在一起……).
即"一種翻譯兩種拼寫方式"的中國原則.
不同性質的困難我們現在可以對澳門譯員的困難作一個系統的歸納.
這些困難可分成兩類,本人在這裏基本上只談其中一類困難,而不談另一類困難,它的情況很不同,容易解決,因為只是學習方面的問題.
第一類困難是所有從事中譯葡工作的人都面臨的困難,無論是華裔還是葡裔的澳門人都無一例外,與此相反,第二類困難只是華人譯員面臨的困難.
在中國,小孩在開始學習漢字或之前,學寫拼音時實際上就被"掃盲";與此相反,在澳門,上學讀書用的是廣東話,孩子們絲毫沒有接觸適用於他們語言的字母表.
如果將來學習英語或葡萄牙語,或許會學習字母表.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台灣,只要上的不是漢語專業,那麼上大學在這方面對學生是沒有絲毫幫助的.
書寫用的是漢字,學生們只學普通話,拼音則一點也沒有教他們,因為完全是不必要的,對他們所學的專業來說尤為如此.
土生葡人的情況則不一樣,他們只會說廣東話而不會寫中文,他們不得不學口頭的和書面的普通話.
書面文字的學習和拼音是並行的.
這樣,(不會閱讀中文的)土生葡人譯員所遇到的首要障礙,似乎變成了相對於華人譯員而言的一項有利條件.
今年,我對葡語水平相等的兩班學生作了多個測試,一班是華人學生,另一班是土生葡人.
正當土生葡人學生按官方拼音方式所做的譯文,完全沒有出錯時(只有一位男同學把"Guang"誤寫成°Kuang"),華人學生的譯文在相同名字拼寫中郤出現了不同的版本.
另外有些例子是關於只在華人學生的班級所做的練習,其中一份——自一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報章中翻譯一篇有關中國傳統教育的一篇短文;首先是孔子這個名字的三種不同的拼寫方式:(1)"翻譯"成葡萄牙語,顯示了對葡萄牙文化語言有較深的造詣.
(2)或許是一種過分追求正確的現象,根據拼音正確地寫成了"KongZi",但是譯員沒有作必要的詮譯說明是甚麼人,而詮譯是必需的,因為"KongZi"這個方法只忠實地譯出了它的語音,也許他覺得"Confúcio"這個名字葡萄牙人不認識.
(3)拼寫成了"HongChi",顯然是個方言語音,它不是拼音,也不是葡萄牙語,也沒有說明說的是誰.
孔子的另外一個名字,它被正確地用拼音拼寫成"Qiu",或被拼寫成"Iao".
而同一人物的第三個名字則寫成"ChongNi"、"ChongLei"、"ChongNei"、"ChuongLai"等不同的形式.
而思想家"王陽明"以幾近正確的方式拼寫成"WongYangMing",也有拼寫成"WongIeongMeng",對拼音來說這是錯誤的,而根據本地的習慣卻可能是正確的.
哲學家朱熹這個名字則出現了兩個不同的拼寫方法,"ZhuZi"和"ChuHei",第一種方法系依據拼音,但其中一個聲母錯了,而第二種顯然是本地方式.
大體情況就是如此,一些人循拼音,或成功,或失敗,另一些人用廣東話拼寫,其形態是飄浮不定的.
中文文章,無論是史料還是其他知識領域的,尤其是文學作品,其難度就已足夠令人生畏的了,而西方人還不得不時刻去弄清那撲朔迷離的名字,弄清到底指的是誰,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人使用好幾個名字,尤以學者為甚,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後都是如此.
如果我們的譯文不是幫助讀者弄清事物,而是重新命名人物,那麼,只能是在各處佈下迷宮.
同樣的問題可以從相反的角度來看.
在一些由西方的非漢學家甚至不懂漢語的作者寫的文章裏,在中國地名、出處及作者(有時已經多次引用)這些方面經常出現混亂.
這種情況確實是葡譯中的譯員最頭痛的.
本人甚至認為,在某些情況下,譯員甚至不知道用西方語言撰寫的文章說的是中國的甚麼地方甚麼人物(可能文章作者本人也不清楚……).
當無法弄清時,其原意就迷失在謬誤的大森林裏,而我們的譯文大部分篇幅就成了這謬誤的大森林,譯員要麼略去弄不清的那一部分,要麼特意在幾個與葡萄牙語的書寫形式可能表達的讀音相似的漢字中作選擇.
但大部分是這樣的情況下做了選擇——西方語言形式的名字可能是用甲語音體系拼寫的,而我們的譯員所使用的卻是乙語音體系.
結語前景似乎黯淡無光,也許這是誇大其詞,但大家將理解到這一點.
本人想講述一個故事,證明澳門在翻譯方面是一個相當差勁的社會:本人有一位朋友為剛購買的一棟愜意的中國式房子所座落的街道名稱——氹仔的仙女巷——而喜不自勝.
我給他潑了一桶冷水,對他說意為"女巫巷"的葡文巷名翻成了中文的"仙女巷",而兩種文本就放在一起.
事實上,這兩種文本的意思是完全對立的,儘管在某種意義上它們是互補的,此外它們所說的都是超自然的事情,也許兩個社會所記載的超現實只有通過在澳門的翻譯途徑才能恰巧相遇.
事實上,對大部分迄今為止擔當著各種(無論在行政或文化範疇)領導責任的人來說,所有這一切以前是,現在仍然是艱澀難懂的.
如果用另外的方法,將是困難的,因為現實就是現實,而不是我們所期望的那些.
然而,現實(包括人和事物)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因此,我們現在首次看到了新時期,開始一個推行或強制某些規定並更嚴謹地運作的時期.
我認為,那些無論是通過中葡文抑或僅通過葡文每天與澳門現在及未來的譯員打交道的人,應該提醒他們使用拼音的必要性,學習拼音的重要性.
以廣東話為母語的他們無須固步自封亦不須無謂的地區主義,因廣東話有其本身的價值,並在中國官方語言字母化方式中沒有受到人名及地名拼寫的威脅.
我們也要請華人學生注意,這是他們的利益所在,同時也是澳門地區的利益所在,他們應該學習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