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丑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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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录Contents兰台动态专稿01简讯05回忆有关档案工作的一次讲话赵之清06无怨无悔的年华——三十余年工作点滴回忆汪耀荣主办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馆)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68号邮政编码:100054联系电话:E-mail:Xczy8806@126.
com总第55期2015年3月出版准印证号京内资准字2006-L0013内部资料免费交流主编:副主编:编辑:摄影:题字:编委会李茂福金梅杨真许雪鹰张小丽张凤桐江成吴剑锋陈淑运爱新觉罗溥任封面:封底:银锭桥(010)83976501(010)83976494往事追踪08"抗团"学生刺杀周作人刘岳12梨园永固艺界荣光——梨园牌匾的那些往事杨薇21梨园公会与梨园牌匾刘嵩崑全国劳模杜德顺工作照西城文萃25什刹海(下)孙玉民36广济寺建制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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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本刊如有印刷、装订问题,编辑部予以更换西城旧景西城人物西城随笔43奉天会馆二三事金诚45忆双塔王湜华46深切缅怀北京民俗泰斗常人春先生张新占51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黄埔军人李石53遇波浪万丈看云卷云舒——记最后的格格金默玉杜习58留住与留不住罗雪村P46兰台动态P01P21西城区档案局(馆)与西城区文物研究所召开《西城追忆——文物保护专辑》发布座谈会2015年1月21日,西城区档案局(馆)与西城区文物研究所联合召开了《西城追忆——文物保护专辑》发布座谈会.
此书从2001年创刊至今的54期《西城追忆》中摘取了81篇有关文保方面的文章,分为"西城史略","府邸宅院","坛庙春秋","衙署会馆","园林景观","百年沧桑","历史名人"等7章,计57万字,详细介绍了西城区文物的历史、名人往事、地名趣闻等内容.
许伟、方彪、高巍等百余位来自北京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出席此次座谈会.
他们对《西城追忆——文物保护专辑》的出版表示衷心祝贺,也对这种跨部门、跨行业的合作编研方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西城追忆》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办刊质量,继续深入挖掘西城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弘扬区委书记王宁在区委专题会议上要求加快西城档案馆新馆立项建设3月2日,西城区委召开档案馆新馆建设专题会议.
区委书记王宁,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少峰强调,建设档案馆新馆是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的必然要求,要从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建设文化强区和服务人民群众的战略高度,认识档案馆新馆建设的重要性.
作为市委督办的重点文化建设项目,要加快推进步伐.
会议决定,成立由副区长陈宁、李岩为组长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选地、立项、建设等工作;确定新馆建设用地,有关部门抓紧做好规划调整、土地购买、资金统筹、功能需求设计、立项等相关工作,年内开工,2017年主体完工.
会议还明确了项目责任主体和代建主体.
区委、区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会议.
西城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打造"记忆西城、书香西城、艺术西城、时尚西城"做出更大贡献.
"档案记忆西城"系列文化公益讲座首次开讲西城区档案局(馆)积极开辟新渠道宣传档案文化,面向社会举办系列档案文化公益讲座.
首堂讲座于3月20日由北京市档案学会原副秘书长杨玉昆主讲"五子登科,魂断天桥——民国海军上校刘乃沂贪腐案",讲述的是抗战胜利后,一批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热衷五子登科(占房子、抢车子、夺金子、捞票子、玩婊子),搞得人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海军上校刘乃沂便是其中一个贪得无厌的接收大员,他是怎样贪腐的,又是如何暴露的,最终是被谁下令枪毙的讲座通过档案史料的揭示,讲述了一个贪官污吏的可悲下场,以及清查、惩治贪腐的历史借鉴.
参加讲座的有区直机关干部、团员、社区党员群众等.
档案馆今后将利用这些丰厚的档案资源和文化优势,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到档案文化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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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兰台动态兰台动态依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升档案利用窗口服务区档案局依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提高服务能力,推进档案利用公共服务工作.
一西城区查档利用成效显著西城区档案局(馆)积极践行"服务优先"战略,充分发挥档案的"资政惠民"作用,最大限度地挖掘馆藏档案资源,服务民生.
截至2014年底,全年共接待档案利用13441人次,利用档案14441卷1049件,出具档案证明14300份,复印档案2160页,数字化利用率显著提高,打印档案数字化20370页,比上年增长21%,充分发挥了档案局(馆)的公共服务职能.
传达学习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1月6日,西城区档案局召开局务会,传达学习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茂福主持会议,全局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区委书记王宁同志在全会所作的《坚定信心转变观念奋发有为在首都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进程中走在前列》工作报告和总结讲话精神,并结合档案工作实际提出要求:一要深入学习领会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明确方向,适应新常态,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好区委全会精神;二要结合区委全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努力做好2015年各项工作计划的修订和落实,圆满完成"十二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科学筹划"十三五"期间的档案工作;三要紧紧围绕"在首都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进程中走在前列"的目标,将"记忆西城"建设与留存城市记忆相结合,充分发挥"为党管档,为国守史"的神圣职责.
举办消防安全知识讲座日前西城区档案局举办消防安全知识讲座,特邀市消防中心培训处专业老师主讲,全局5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
专家就防火、灭火、逃生、自救四个方面进行了重点阐述,介绍了火灾的形成过程、逃生时的误区、自救逃生的方法以及灭火器的种类、操作使用方法等一系列防火安全知识.
局领导结合加强业务指导规范档案管理通过区属101家单位保管期限表的审核和审批共计20860条,并制发101份"业务监督指导建议书";完成64家立档单位测评,进一步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开展文书档案和数码照片档案归档指导工作,开展实地指导工作260次;积极培育家庭建档示范户,指导32个家庭完成建档.
西城区档案局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一是成立由区档案局局长李茂福任组长的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二是认真对照"十二五"规划执行情况,是树立全区服务窗口标准化的大局观念,不断完善大厅环境建设,在档案利用大厅安装LED显示屏,对查档时间、监督方式等予以公示,制作相关行政部门的电话公示,为利用者查阅档案后,办理相关事宜提供便利,打造公开透明的利用服务;二是在提高查档利用效率上下功夫,建立西城区档案查询利用管理系统,完成知青、婚姻、招工等全部民生档案的导入工作,实现档案查询自动叫号功能、查档人信息自动采集和档案跨库检索功能,改变人工填写利用登记表的接待方式,由系统自动采集利用者信息,档案查询与证明打印一次性完成,提高档案接待效率,提升档案利用信息化水平;三是不断扩充馆藏,科学整合各类档案资源,针对群众利用率较高的民生档案优先入馆,提供"一站式"的民生服务,利用编研、网络、展览等形式和手段,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常态化的档案服务.
馆藏档案数字化稳步推进区档案局着力建成以数字资源为基础、安全管理为保障、利用优先为目标的数字化档案馆,实现档案管理模式从以档案实体为重心向以档案信息为重心转变.
"十二五"期间投入815万元,计划实现馆藏数字化80%的目标.
2014年完成数字化加工501.
816万页,"十二五"完成了1498.
2101万页,累计完成1694.
1290万页,照片42391张.
截至2014年底,完成馆藏74%.
300余人参加文书档案归档培训为规范归档文件的整理,顺利完成2015年文书档案归档工作,2015年3月11日,西城区档案局举办2015年文书档案归档培训班,重点解读《西城区归档文件整理细则》和指导归档软件操作,详细讲解了书、实物、照片、电子文件备份等档案的收集整理方法,全区97家单位300余人参加.
本次培训标志着西城区档案归档培训活动的全面启动,确保档案人员熟练掌握立卷归档的有关原则、方法及实用技巧,保证各单位文书档案立卷归档工作更加及时、规范和顺利完成,为档案规范化整理夯实基础.
消防安全工作提出:消防安全工作责任重于泰山,要加强防范措施,防患于未然.
一要充分认识到档案馆防火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真正把讲座内容落实在行动上;二要认真组织开展火灾隐患的排查,坚决遏制、杜绝可能造成火灾事故的各种隐患;三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对各种电器设备等及时检查,保持警惕,将各种可能造成火灾事故的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确保档案馆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梳理出尚未完成的任务,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进一步分解任务,明确责任,确保"十二五"规划目标圆满完成,为编制"十三五"规划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印发《西城区档案局关于成立档案事业"十三五"规划领导小组的通知》,确定了全局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明确了各科室规划编制工作的具体步骤和进度安排.
成立领导小组和规划起草小组,明确具体的职责任务,由局长负总责,统一协调,分管领导牵头,抓好落实,各职能科室积极配合,主动作为,根据区政府的统一进度安排,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认真做好调研、起草规划思路研究报告、正式进行规划编制三个阶段的工作,确保区档案事业"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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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兰台动态聆听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管档案工作的领导关于档案工作的讲话,很受教育,我作了详细记录.
如今虽已过了20年,社会形势有了极大变化,重温讲话内容仍觉有教育意义.
现摘些要点介绍如下,供同行们参考.
报告人指出,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
"还说:"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事情和其它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从这两段话使我们懂得:要得到真知,就离不开间接经验,要办好事情就要了解事情的历史、全体、本质,否则就办不好.
我们党的历史,有两大转折点:第一,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5年七大,这十年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经验,批判了左倾路线,形成了第一个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党的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党又总结了建国3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使各项事业又有大踏步前进.
形成的两次决议,都利用了大量的档案.
回忆有关档案工作的一次讲话历史的东西是通过各式各样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档案的形式是占首要地位的,是作为历史的主要凭证,是重要的历史资源.
要总结历史经验,就离不开档案,搞好现在的档案工作,是为了搞好将来的工作.
如薛暮桥同志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就是利用了国家计委30年来的全部档案资料,加以研究、总结、概括,这本书完全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
档案是紧密联系现实的,如: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编史修志,写回忆录,编年谱等,都要用到档案.
档案是前人劳动成果的记载,有丰富的内容,前人丰富的经验,对后人有很大的用处,只有继往,才能开来,只有继往前人的经验,才能开辟今天的道路.
档案好比浩瀚的大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所以档案工作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除做好档案收集工作,还要做好利用工作、编研工作,它可以带动基础工作.
周总理号召档案工作者要向司马迁学习,档案工作要出书、出刊物、出学术论文.
希望大家自觉地站在历史角度上,有声有色地工作,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赵之清西城区档案局(馆)原馆长赵之清西城区档案局(馆)工作人员(1985年)我是一名老档案工作者,"文革"被迫离开了档案工作岗位.
1979年,我又开始从事我所熟悉的档案工作,直到退休.
1981年11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档案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档案学术讨论会,专稿统筹部署2015年档案工作任务3月13日,西城区档案局召开第一次全体会,会议传达了区县局(馆)长会议精神,统筹部署了2015年工作,布置了2015年折子工程,局领导班子与分管科室负责人签订了2015年目标责任书,通过逐级签订责任书的形式,明确岗位职责,实行逐级管理.
会上,李茂福局长提出,围绕大局抓落实,善于从全局的高度谋划和推进档案事业发展,做好"四个服务";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努力做好2015年各项工作的落实,圆满完成"十二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科学筹划"十三五"期间的档案工作;务实工作,钻研业务,加强依法治档,切实提高档案工作的整体水平;增强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主动作为,开创我区档案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故乡杂咏—李茂福曙光驱晨雾,轻车逐晓风.
盘桓舞玉带,人在画景中.
山重疑无路,岭过杏花红.
翠峰村边列,苍槐守古井.
灰墙覆青瓦,石板路无踪.
明钟缩墙角,若闻泣诉声.
芜草漫老院,深巷少人行.
偶遇儿时伴,面熟语陌生.
处处记往思,切切忆旧情.
每每不眠夜,时时梦稚童.
回望人生路,徒然岁月增.
物是人虽非,筵喜酒且浓.
宴罢别亲邻,依依难登程.
极目燕山外,雨后斜阳红.
参加西城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咨询活动1月13日,西城区档案局(馆)由局长、党组书记李茂福带队参加了西城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咨询活动.
活动中共接待区人大代表131人次,解答专业档案的接收保管和《西城追忆》稿件的征集、内容的选择、刊发的周期、发放的范围等相关问题40余个.
参会人大代表对于《西城追忆》和《西城往事》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既是深入了解西城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平台,也是传播西城历史文化的优秀载体,希望《西城追忆》能够继续保持水平,越办越好.
此次咨询活动共发放2014年出版的《西城往事》300册、《西城追忆》480册、《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馆)服务手册》2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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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我出生于旧中国一个生活较为优越的家庭,在教会学校念书.
我信仰共产主义,1949年担任学校团支书,1950年加入共产党,担任学校党支书,那年才17岁.
家里人希望我高中毕业后继续上大学深造.
然而为了自己的信仰,尽快为党工作,我毅然同家庭决裂,走上了工作岗位.
1951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四区组织部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
在旧中国,我亲眼目睹了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亲身经历过做亡国奴的日子,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抗美援朝的胜利更是令人欢欣鼓舞,我们浑身上下有着使不完的干劲.
都说五六十年代的人甘于奉献,可是和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前辈相比,我们多干一些活,多出一点力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当时学习和工作相当紧张,早上7点钟开始学习1小时,8点钟上班,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工作.
我们开展党组织工作非常深入细致,经常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参加基层单位党组织生活.
当时我分管学校的党支部工作,每一位党员的基本情况我都了如指掌.
由于工作太忙,自然顾不了家.
孩子2岁时就上了全托幼儿园,有时一个月才能接一次.
记得有回孩子被接回来,无怨无悔的年华——三十余年工作点滴回忆看到陌生的家不愿进,就连爸爸妈妈也不认识了,我难受得差点掉出眼泪来.
但是为了工作,我们从不愿意提及个人的利益,强调自己的困难,认为讲个人利益是耻辱.
当然,现在认识到谈正当的个人利益是合理的事.
如今,孩子们早已长大成人,他们也能理解我们那时的工作精神.
由于过去对孩子疏于照顾,反而练就了他们独立自主的能力.
当时的时代精神就是多贡献,少索取.
1955年以前国家采取的是供给制和薪金制并行的政策.
在供给制度下,国家给工作人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们每月领取6元津贴,每年领两套衣服,吃在单位食堂,生活得相当简朴.
1955年国家取消供给制,全面推行薪金制.
当时的工资制度和现在可不一样,很少有工资调级,即便有,也不是普遍调资,而是按照一定比例,只有一部分人能够享受到.
一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互相谦让,把名额让给家庭困难的同志,从没有争抢的现象发生.
工作中见到重活抢着干,遇到利益互相让;生活中互相帮助,不分你我.
那时候,同志之间存在着真挚的情谊.
为此,还闹过一个小笑话呢.
有一次,我工作太忙,实在没有时间到幼儿园接孩子.
汪耀荣西城区档案局(馆)原局长汪耀荣同志原西城区档案馆旧址库房专稿儿园.
虽然这个忙没帮好,可我的心里热乎乎的,十分感动,同志间的情谊让人难以忘怀.
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
领导的工作更加繁重,生活待遇却和大家一样.
领导非常关心群众的工作和生活.
记得1960年困难年,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不少人浮肿了还坚持工作.
领导想尽办法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嘱咐同志们要注意身体.
每到晚上,领导都在办公楼里挨个儿屋查房,把仍在加班的同志"轰"回家.
由于国家形势的动荡,我个人经历也几经波折.
"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农村4年,回城后到街道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才又回到了组织部.
当时国家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作为"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的组织部,其工作任务更加繁重.
为了树立党的威信,我们以满腔热情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等项工作.
我们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替那些平反的同志联系工作单位,解决生活问题,让他们对党恢复了信任,不再怨恨.
1986年成立区档案局,我担任局长同时兼任组织部的工作.
当时档案局的工作环境非常差,办公地址是原来的王爷佛堂.
一到夏天,潮湿的地面汪着一层水.
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办公.
尽管条件恶劣,但工作毫不放松,经常加班加点.
由于"文革"带来的后患,档案无人管理.
有的单位的档案文件堆了半间屋子,有些都已发霉,是档案局的同志们一点一点去抢救、清理、归档,使得国家的档案得以保存下来.
我现在早已退离了工作岗位,回想起几十年来走过的风风雨雨,始终支撑我的是一个信念: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不管道路多么漫长、曲折,我们要为实现它奋斗一生.
同时,党员干部更要有事业心、责任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精神就是要求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想,只要有了坚定的信念,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我们在任何困境,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会迷失方向,都能做到无怨无悔.
原西城区档案馆管理科办公室原西城区档案馆档案阅览室原西城区档案馆旧址——西单清郑亲王府王爷佛堂专稿好心的同事看孩子怪可怜的,主动把孩子接到自己家住.
可是小孩子不领情,一个劲儿哭着找妈妈.
没办法,大半夜的,这位同志只好把孩子又送回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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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往事追踪周作人是周树人的弟弟,周树人就是鲁迅.
鲁迅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而弟弟周作人在抗战时期沦为文化汉奸,天壤之别.
北京八道湾11号,是鲁迅1919年11月购买的新宅.
不久.
周作人全家也搬来同住.
在这里,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
1922年,二弟周作人与鲁迅绝交.
鲁迅带着母亲和夫人朱安,愤而离开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
从此,周作人成为八道湾11号唯一的主人.
1939年1月1日,八道湾11号发生过一起刺杀周作人的案子.
1月1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在八道湾周作人苦雨斋二进院西屋的客厅里,面色平淡的周作人,正在和前来贺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家住南锣鼓巷板厂胡同13号(老门牌)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聊天.
这时,工役徐田进来,递上一封信,说有两个学生来拜见二先生(即周作人).
周作人接过一看,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的衔头.
表面上性情恬淡的周作人,向来对来客都不拒绝.
于是,他马上请徐田让两位学生进来.
本来周作人和沈启无对桌而坐,因为要进来两个学生,沈启无便从桌子的对面,坐到周作人旁边的沙发上.
一个学生穿青色大衣、戴黑毛皮帽、足穿黑皮鞋,一个学生穿古铜色大衣、戴灰色毡帽.
见两个学生进了客厅,周作人站了起来.
就见一位学生对另一位学生说:"这就是周先生.
"只见离周作人只有一米远的学生,迅速从衣袋中掏出手枪,抬手就是一枪,击中周作人的左腹部.
无巧不成书.
子弹恰好打在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纽扣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冲击力,一方面改变"抗团"学生刺杀周作人刘岳周作人遇刺后的留影往事追踪退.
被击伤的周作人、沈启无和方秉贵,被周家人送到日华同仁医院救治.
周作人、方秉贵伤势较轻,敷了点药就回去了.
沈启无因子弹穿过肺部留在后背,伤势较重,住院治疗.
刺杀事件发生后,工役徐田11点左右到北平内四区17段报案.
伪警察接到报案后,一面赶赴现场,一面电传各区警察,对城门、火车站、汽车站及西北城区加强检查,缉捕凶手.
当天下午,日本宪兵就把周作人叫到宪兵队(今沙滩北大红楼)的一间地下室,足足询问了两个钟头.
从第二天起,伪警区署就派来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护,又是监视.
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
出门时,侦缉队员也不离其左右.
事件之后,周作人曾作打油诗以自遣,诗云:"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
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刺杀周作人案件,但日本人始终没有侦破.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夫子,为嘛引来杀身之祸呢事情是这样的.
1937年7月北平沦陷后,周作人没有南下,而是留在了北平,这让许多人为他担忧.
1938年8月,苦雨斋主人周作人收到一封由伦敦寄来的热情诗信.
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在诗信中写道: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臧晖是胡适的自称.
这是过去北京大学的同仁、也是老朋友的劝说,周作人应该懂得它的分量.
9月21日,周作人回诗一首: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起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并不是出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只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的意思是说自己因为要顾及家小,所以不能南下,只能躲入书斋作乱世中的隐士了.
其实不然,周作人并没有做隐士.
1937年底,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
周作人的同乡汤尔和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成了汉奸.
他请周作人鼎力相助,周作人没有理睬.
1938年4月,上海的杂志突然刊登周作人2月9日出席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照片和新闻文章.
照片上,长袍马褂的周作人,夹在一身戎装的日本特务、西装革履的汉奸文人中间.
文章和照片一经刊出,舆论一片哗然.
到1939年底,周作人的回信才辗转寄到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胡适手里.
此时,周作人已经先后出任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筹备员、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会员等伪职了.
1940年12月19日,汉奸汪精卫的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
此后,周作人又出任新民总会委员、华北综合研究所副所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华了子弹的轨迹,结果只是擦伤点皮,但周作人还是应声跌倒.
沈启无闻听枪声,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说:"我是客人".
学生以为他要反抗,又是一枪,射中胸部.
沈启无应声扑地.
学生得手后,赶忙向外跑去.
周作人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也站起来跟了进来.
躲在门外的工役徐田,以前在侦缉队混过差使,懂得一点格斗,就跟在行刺的学生后面,拦腰抱住,双方扭打起来.
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有几个人力车车夫在这取暖闲谈.
大家听见枪响,又看到徐田和学生打了起来,便进来协助,4个人扭成了一团.
没想到学生有后援,开枪相助,车夫方秉贵胸部中一枪负伤,车夫张启明腹部连中两枪当场毙命.
于是,3名刺客从容向西,从八道湾胡同西口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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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往事追踪北新报》理事及报导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安清道义总会顾问等伪职.
周作人顾及了家小,丧失的却是气节,成了一个文化汉奸.
到底是谁刺杀了周作人呢前后有5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伪警察局的报告中的说法.
1938年12月19日,《北京晨报》副刊曾刊载小文,批评周作人在《朔风》月刊上发表的文章有抄袭之嫌,但文字不是很激烈.
联想到周作人是个文化人,侦缉队就派了一名实习员,传《北京晨报》副刊总编辑到特务科,并追捕投稿人.
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第二种说法,日本方面派刺客干的.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在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面对检察官的发问,说"大概是日本人主使的.
"这显然是为他自己的汉奸行为开脱,站不住脚.
第三种说法,是卢品飞及其同仁刺杀了周作人.
1946年,一名中国人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ItisDarkUnderground》(中文名《黑暗的地下》),作者署名"LooPinFei"(中文译名"卢品飞").
作者在书中声称是他和另两个人当年刺杀了周作人.
对这一说,周作人生前断然予以否认,而且漏洞较多,学术界也大多不予采信,认为不大可靠.
第四种说法,是周作人的侄子、周建人的儿子周三丰(时为辅仁大学附中学生)的一位同学,知道周作人的矛盾处境后,为保全周作人的声誉而刺杀了他.
第五种说法,是"抗日杀奸团"的爱国学生干的.
根据当时参与刺杀行动的方圻、范旭同志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如下:1938年冬,传出周作人将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职的消息,天津抗日杀奸团认为周作人作为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出任伪职当汉奸影响太坏,决定派人来北平,对周作人执行死刑,也就是刺杀他.
刺杀周作人的行动是由"抗团"燕京小组的负责人宋显勇主持的.
刺杀行动实际有两次.
1938年12月下旬,天津"抗团"派李如鹏(原南开中学学生)来到北平,先将两只手枪藏在西直门内郑统万、郑昆仑(女)家.
因为兄妹二人是伪满洲国汉奸郑孝胥的孙子、孙女,其父是伪沈阳市市长,二人都是"抗团"成员.
当时郑统万在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三,郑昆仑在北平贝满女中就读.
第一次行动时,李如鹏、方圻、宋显勇先把枪转移出来,在西单一家叫亚北的食品店聚齐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
方圻坐在前排司机旁边,李如鹏、宋显贵坐在后排座上,还带了一小箱子弹.
车刚过西四牌楼,就遇到了日伪军警检查.
退回去是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开.
车停下来后,一个伪警察过来检查,大概看出了问题.
李如鹏、宋显勇手放在大衣口袋里,握着手枪.
伪警察可能怕吃亏,就把车放行了.
车一到报子胡同(今西四北三条),他们怕警察追上来,就赶忙下车,钻进了胡同.
一直到天黑,李如鹏走了,方圻、宋显勇把枪藏在一个与"抗团"有关系的人家,另找了一个地方过夜.
第二次行动,就是1939年元旦的那次行动.
宋显勇、范旭先查清了周作人住宅地形和门户情况,其他成员负责运送武器.
一切准备就绪,宋显勇前往天津,向"抗团"汇报.
没想到,天津"抗团"骨干李如鹏和赵尔仁在同一天来到了北平.
为了不延误时间,临时决定由燕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抗团"燕京小组成员范旭带路,立即行动.
1939年1月1日,范旭领着李如鹏、赵尔仁,从西直门内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的孙子、"抗团"成员郑统万家里,领出两只手枪,前往八道湾周作人家.
范旭、李如鹏进入周家客厅,而赵尔仁则在大门口巡风.
刺杀周作人得手后,范旭跑了出来,见李如鹏没有跟上,急忙返了回去.
看到李如鹏被周家的几个佣人按倒在地,就高声喊道:"九哥快来!
""九哥"是赵尔仁的代号,他在天津"抗团"排行第九.
赵尔仁立即赶来,对着周家的佣人开了几枪,使李如鹏脱了身.
三个人一同撤出,结果范旭的大毛围巾掉在了院子里.
往事追踪三个人出了八道湾胡同,向西又回到了西直门内,从郑统万家的后门进去,把手枪送回郑统万.
在里面坐了一会儿后,从前门出来.
李如鹏、赵尔仁返回天津,范旭傍晚回到了燕京大学,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宋显勇是1932年天津东亚公司创办人宋裴卿的儿子,东亚公司的"抵羊"牌毛线,就是取"抵制洋货"之意.
2006年12月,"抵羊"还被国家商务部授予了"中华老字号".
战后,宋显勇去了美国,在美写了一本回忆"抗团"的书,即《ItIsDarkUndergroung》.
另一名当事人方圻,1920年2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定远县,由于学业的关系,后来离开了"抗团",先后就读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1946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
1948年,方圻任职于北京协和医院;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副院长.
1956年,风华正茂的方圻接受了一项光荣的任务——为高干做医疗保健.
此后50多年里,他陆续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1974年12月23日,总理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方圻作为心血管病专家参加一个医疗小组,跟随前往.
周总理病重期间,他参与治疗.
周总理逝世后,他同医疗小组的成员一起,将周总理的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
至今,方圻家的客厅里,还端放着邓颖超送给他的一个周总理的遗物——一座金黄色外壳的小座钟.
方圻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1995年被授予白求恩奖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周总理赞誉"方圻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江泽民同志1996年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姜泗长、吴孟超、赵雪芳、方圻等一批白求恩式的好医生,至今仍在医疗卫生这个神圣的岗位上尽心尽责地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卫生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话题还是回到抗战上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北平光复.
1945年12月5日,戴笠以汉奸汪时璟的名义,邀请所有北平伪政权高级军政要员赴宴,汉奸们本以为要握手言欢,正待畅饮,戴笠却拿出蒋介石亲自审定的肃奸名单,一一点名,宣布对赴宴的汉奸们予以逮捕.
不过周作人并没有被"军统"第一批集体拘捕,他是从八道湾的家里被"军统"以查户口的借口单独拘捕的,先在北平炮局监狱里关了半年,后来才押往南京审判,并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近三年.
周作人先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并剥夺公民权10年.
周作人不服,申请复判,最终减少4年.
判决书云:"周作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年""惟查声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
1949年南京解放不久,周作人保释出狱,辗转回到北平.
新生的人民政权没有放过周作人的变节行为,他一直没有获得公民权.
后来他以生计无着,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信,希望人民政府能有使用自己的机会.
总理将信转陈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
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
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当时周作人服刑未满,政府自难安排正式工作.
但是全面考虑他一生的经历及其专长,仍然给予相当的照顾.
由文化部和出版总署出面,邀他以翻译家身份出来做事,并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不用周作人本名的情况下,可以出版他的译著.
后经出版社和他议定:周作人每月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定数量译稿,领取相应的酬资.
周作人在八道湾11号住了48年之久,直到1967年5月16日死在这里.
文学有历史的影像,历史含文学的精彩.
鲁迅、阿Q、锄奸、周作人,就这样被搅合在八道湾胡同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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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往事追踪秘书长奚啸伯先生负责管理这些牌匾.
1957年,牌匾被北京市文化局的文管会接收,之后又转交给了北京市文联管理.
文革时期,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牌匾,将它们送到当时由北京市文化局工程队负责管理的智化寺内保存.
如今,智化寺收藏的梨园牌匾共计71方,匾额年代从光绪十四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888-1946),镌刻了三千余位演职人员的姓名,是研究京剧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成为展示京剧艺术发展脉络的又一重要途径.
一、梨园公会与梨园牌匾提到这些梨园牌匾,首先要谈谈梨园公会.
从前各行业都有行会,譬如厨师的行会在灶君庙、木匠的行会在鲁班馆,行会内都供奉有本行成员集体敬献的匾额,戏曲演员当然也不例外.
旧时戏曲艺人为了维护整个梨园行的公共利益,供奉共同的行业祖师,而设立了梨园公会.
梨园公会是梨园同仁精诚团结、群则明训的行会组织,曾是北京梨园行繁荣一时的象征.
这种行会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外为广大艺人谋福利,对内解决戏曲艺人之间的纠纷,在整个行业内有着很高的认同度,梨园公会还承担着道德监督者的角色,除了恪守社会一般的梨园永固艺界荣光——梨园牌匾的那些往事道德准则外,更制订了成文的则例,来维护本行业道德规范,约束艺人的行为,使梨园行这样一个在当时社会地位低微的行业受到外人更多的尊重和理解.
在清代,北京梨园艺人的团体组织设在精忠庙.
精忠庙,原本是用来祭祀宋代名将岳飞的场所.
后来因为在正殿旁边,又建造了一座喜神殿,而"喜神"则是梨园行敬奉之神,加之梨园艺人在此设立了办事机构,使得精忠庙成为了梨园同仁带有行会性质的群众组织,行会首领称为精忠庙庙首.
精忠庙庙首是由戏曲界同仁推选行业内德高望重、技艺精深而又热心公益事业、能为同行排忧解难之人担任.
清内务府设有管理精忠庙事物衙门,并派旗人做堂郎中,负责传戏班进宫演戏以及向梨园界公布禁令等行政事务.
精忠庙庙首虽然是公众推选出来的,但必须向堂郎中呈请批准,方能上任.
精忠庙庙首统领梨园行很长一段时间,直至民国初年,成立了"正乐育化会",从而取代了精忠庙.
随后,梨园界的行会组织逐渐演变为梨园公会,会址在粮食店街,后来迁到樱桃斜街34号(今65号),名为"梨园新馆",以区别原来的老馆,并请梨园界书法家、著名老生时慧宝先生题写了"梨园新馆"匾额,悬挂于梨园公会大门之上,门簪上的"梨园永固"四字亦为时慧宝书写,至今仍清晰可见.
该院落为两进的四合院,前院南房为议事厅,悬挂梨园各行人名匾,这些匾额,有的是从老馆迁移来的,也有的是新馆成立后悬挂的.
东西房为办公用房,北房为客厅,东侧有门道可通后院.
后院正房供有祖师爷唐明皇以及其他诸神,梨园子弟定期在此举行祭祀活动.
从晚清时的"精忠庙"到民国时期的"正乐育化会",再到解放前夕的"北京梨园公会",虽然会址不断变更、会首轮换更迭,但正是这些行会组杨薇梨园公会大门梨园,粉墨登场,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的人生;牌匾,古往今来,记录着一段段尘封久远的历史.
梨园牌匾,则表达着梨园弟子们对京剧艺术的敬仰与热爱.
这些梨园牌匾最初都悬挂在正阳门外樱桃斜街的梨园公会之中,梨园公会解散后,由原梨园公会的往事追踪织,记录了一段段梨园界的春秋往事.
此匾体量巨大.
主体文字系从右向左刻楷书"梨园新馆"四个大字,右侧为"丙子年重阳月立",但是据《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记载:"民国十三年春,伶界好事者,复发起演剧筹资,设立公馆……馆额为时慧宝书……",推出此匾应立于民国十三年(1924),与梨园新馆成立时间相符.
因此,牌匾右侧应为"甲子年重阳月立".
因修复前牌匾年代残缺不全,致使修复时误将"甲子年"写为"丙子年".
牌匾左侧为"时慧书"及两枚印章刻款,第一枚印章刻款分别用楷书、篆书、隶书、行书四种字体书写"名利者能成人,名利者能害人.
贫乃一生之恨,富乃终身之忧";另一枚印章刻款用篆字书写"无义之人别交,无义之话莫听,无义之事勿作,无义之财不取.
"智化寺所藏的这71方梨园牌匾原来就是悬挂于梨园公会的,通过匾文就可以看出牌匾的敬献者是生、旦、净、丑哪一行当的演员,或是从事剧装、盔箱、音乐等舞台工作人员.
凡戏曲演员及舞台工作人员,都必须正式拜师才准搭班.
遇有集体献匾的机会,都积极参加署名,这样才不折不扣地成为梨园行的一员.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如今这些珍贵的梨园牌匾.
匾文的含义概括起来主要是对神的歌颂,或者是梨园艺人相互勉励、修身敬业一类的辞藻,匾文下方整齐地排列着献匾人的姓名.
这些梨园牌匾记录了北京戏曲从"花雅争胜"到"京剧一枝独秀"的发展历程,追忆了北京梨园界近60年的风风雨雨.
二、智化寺藏梨园牌匾概说智化寺收藏的这些梨园牌匾,内容涵盖了"七行七科",品类齐全;参与献匾的名人众多,群星荟萃,可以说这些牌匾真实地反映了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北京梨园行的发展状况,是很值得研究与观赏的.
(一)智化寺藏"七行"牌匾行当是中国戏曲特有的表演体制,简称"行".
京剧舞台上的一切都来源于生活,但又不是完全按照生活的原貌呈现的,而是根据所扮演角色的性别、性格、年龄、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等等,在化妆、服装各方面加以若干艺术的夸张,这样就将舞台上的角色划分为不同的种类,这些类型的专有名词叫做行当.
不同行当的演唱方法、表演艺术,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京剧脱胎于徽班,徽班分为九个行当,分别为末、生、小生、外、旦、贴、夫(即老旦)、净、丑;汉班则多一"杂",共为十门.
京剧形成后,参照了徽、汉旧制而有所变通,成为生、旦、净、末、丑、副、外、武、杂、流十行.
其中,生、旦、净、丑的内涵与今天大致相同.
因为老生行当的界定比较严格,专指以唱为主的,戴黑髯(黑胡子)的角色,因此出现了"末行"和"外行".
"末行",专指戴黪髯(灰色胡子)、以做为主的生行角色;"外行",指戴白髯(白胡子)、以做为主的生行角色.
此外,"副行"是指二花脸,是净、丑之间的角色;"杂行"是指扮演旗手、伞夫、车夫、船夫、家院等角色的演员;"武行"指扮演武戏中的庄丁、武士等,基本上只表演武打,很少开口;"流行"指扮演龙套、军士、衙役、宫女、太监等成组出现的群众角色.
后来,将末、外归入了老生,副分别归入了净和丑.
上世纪30年代北平的梨园公会设立了文武生行、小生行、文武占行(即旦行)、文武净行、文武丑行、武行、流行等七个行当.
在智化寺收藏的梨园牌匾中,这七个行当的演员所敬献的匾额均有体现,下文将按照行当逐一进行介绍.
原悬挂于梨园公会的"梨园新馆"牌匾门簪上的"梨园永固"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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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生行牌匾生行居京剧各行之首,扮演男性角色的行当,其中包括老生、小生、武生、红生、娃娃生等几个门类.
老生又名正生,表示严肃端庄之意,主要扮演中年以上的男性角色.
老生又称须生、胡子生,因老生均戴髯口(胡须)而得名.
因角色不同分别戴不同颜色的胡子.
有三绺的黑三、黪三、白三;有不分绺的黑满、白满、黪满.
严格来说,只有戴黑三的才可称之为老生.
但随着老生角色范围的不断扩大,也就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别了.
老生唱和念都用真嗓,一般分为文武两类,从表演形式上分为唱工老生、做工老生和武老生.
智化寺收藏文武生行同仁捐献的匾额共11方,年代跨度从1888-1944年,收录人员六百余位.
通过这些梨园牌匾中收录的人员,可以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正处于京剧发展的鼎盛阶段,参加献匾的人员不仅数量多,而且知名度也大.
这11方牌匾中即有"武生泰斗"杨小楼、艺术大师周信芳;还有一些梨园世家,如:叶春善、叶世长父子,李桂春、李少春父子,言菊朋、言小朋、言少朋父子等等.
正是由于他们精熟完美的表演技术,才使当时的京剧舞台上呈现出群芳竞艳,流派纷呈的局面,把京剧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
在这些匾额收录的人员中,有许多人即是表演艺术家,又是京剧教育家.
他们不仅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不朽的艺术形象,而且还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梨园新秀.
如:叶春善先生创建"喜连成"、"富连成"班科,俞振庭先生主持"斌庆社",李万春先生先组"永春社"后办"鸣春社",余叔岩等人发起"国剧传习所",马连良、高庆奎、李洪生等先生任教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为繁荣和发展京剧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的学生有的至今还活跃在京剧舞台上,为振兴京剧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此匾立于民国十六年(1927),主体文字系从右向左刻隶书"黄中通理"四个大字,右侧为"丙寅年十二月文武生行恭";左侧为"郭仲衡敬书"及印章刻款;四字之上正中有一"献"字,四字之下刻有人名78位.
此匾收录的人物大多是"富连成"科班的弟子,其中以高连甲、李盛斌等较为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哈宝山先生也收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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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行牌匾小生是指扮演年轻男性的角色,特点是不戴胡子,扮相比较清秀、英俊.
表演上的特点是唱、念都以真假声互相结合,与老生有所区别.
小生分为文武两类,文小生有袍带小生、扇子生、领子生、穷生等;武小生有长靠、短打两种.
在智化寺所收藏的这些梨园牌匾中只有"光艺囿荣"这一方牌匾是由"小生行"同仁敬献的,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黄中通理光艺囿荣此匾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主体文字系从右向左刻楷书"光艺囿荣"四个大字,右侧下为"庚辰年七月立",左侧为"时慧宝书"及印章刻款,并刻有"小生行";下列人名30位.
3.
旦行(占行)牌匾旦行是指扮演不同年龄、性格、身份的女性角色,可分为青衣、花旦、花衫、刀马旦、老旦和彩旦.
按照旧传统,青衣在旦行里占主要位置,青衣的扮相都是端庄正派的人物,表演的特点是以唱工为主;花旦则以做工和说白为主,表现性格活泼开朗的角色;武旦扮演的是精通武艺的女性角色,分短打武旦和刀马旦;老旦的表演特点是唱、念都往事追踪使用本嗓,又具有女性婉转迂回的韻味;彩旦又被称为"丑婆子",唱念用本嗓,说京白,重做工表演,化妆夸张,是以滑稽和诙谐表演为主的喜剧角色.
旦行流派的出现比生行晚许多年,尽管在"同光十三绝"时已有梅巧玲、余紫云等颇负盛名的旦角演员.
但是,当时旦角内青衣和花旦分工很严格,这就限制了表演技巧的发挥,因此在清朝末年,旦角仍处于配角地位.
直到清末民初,经过艺术大师王瑶卿的革新,才突破了青衣和花旦的严格界限.
在他的指导和扶植下,培养了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名角,这些人在长期的舞台生涯中,不断积累、创造、完善,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从此,旦行与生行平分秋色.
"四大名旦"的崛起,更为京剧艺术增添了异彩,他们精湛的表演,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
智化寺收藏旦角名伶所捐献的牌匾共6方,收录了演艺人员三百余人.
其中"荷荫怀德"牌匾中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脱颖而出的"四小名旦"中的三位,即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其中张君秋先生在演唱上吸取了梅兰芳的"甜",程砚秋的"婉",尚小云的"坚",荀慧生的"绵",合四家之长,形成了独特的刚健委婉、俏丽清新的演唱风格.
此外,在其他牌匾中还找到了黄桂秋、赵桐珊、赵君玉、黄玉麟、李金鸿、南铁生、臧岚光等一批优秀的演艺人员.
此匾立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该匾主体文字系从右向左刻楷书"荷荫怀德"四个大字,右侧无字,左侧为"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夏历菊月立",四字下方列人名80位,其中包括"四小名旦"中的三位,即张君秋、李世芳、毛世来.
4.
净行牌匾净行,俗称"花脸",在脸上勾画脸谱,扮演男性角色.
其扮演的角色大多是性格偏激、气质异常的人物,或是粗犷豪迈、或是阴险凶残,或是刚烈耿直,或是粗莽诚朴.
净行的表演特色是:音色洪亮宽阔,唱腔粗壮浑厚,动作大开大合、顿挫鲜明.
净行分为正净、副净和武净三类.
戏曲界素有"十生容易得,一净最难求"的说法,足见培养净行演员的难度之大.
智化寺收藏的牌匾中有5方是由净行演员敬献的.
这些牌匾献立的时间自1926年至1937年,这个时期正是京剧艺术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当时净行演员中涌现出一批知名演员,并且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派别.
如金少山开创了"金派",其演唱特点为:嗓音宽亮、实大声宏,以"铁嗓龙音"著称.
在这5方匾中,我除了找到金少山以外,还有裘盛戎、袁世海等大师的名字.
裘盛戎所创的"裘派"在上世纪50年代取代了"金派",形成了一统京剧净行30年的局面.
5.
丑行牌匾丑行,又名"小花脸"或"三花脸".
丑角都在鼻梁上用白粉涂抹一个粉块,这种粉块有多种形状,根据不同的人物,画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白粉快.
"丑"指的是容貌上不俊美,但不等于品质的丑恶.
有些丑角是扮演阴险狡猾、贪婪自私的人物,但更多的是扮演机警伶俐、幽默风趣,甚至很正直善良的角色.
在京剧传统戏里,一般社会地位卑下的劳动人员,如渔夫、农民、樵夫、酒保、差役、乞丐等,大部分由丑角扮演.
从性格上看,这些人物多半是滑稽、活泼、乐观、热情的.
丑行可分为文武两类.
智化寺一共收藏有丑行演员联合署名敬献的匾5方,献匾时间从1924至1941.
在这些匾中出现了王长林、肖长华、慈瑞泉、郭春山等人的名字.
这些人都是当时丑行非常著名的人物.
其中王长林、肖长华、郭春山这几位先生被视为丑行的一代宗师;郭春山、慈瑞泉、肖长华被京剧界赞誉为"丑行三大士".
他们创造出了自己在表演上的独特风格,如王长林的唱、念、做形成了"王派";肖长华则荷荫怀德往事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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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以念白流畅,富于美感而见长;郭春山嗓音响亮,念白讲究语气,动作稳健大方,表演冷隽富有幽默感;慈瑞泉则为刻画市井人物的高手.
他们不但自己的表演臻于完美,而且还毫不隐瞒地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传授给后人,让京剧艺术得以传承发展.
"义重流传"这块牌匾中同时出现了王长林、郭春山、慈瑞泉、肖长华等著名的丑行表演艺术家,是一块珍贵的梨园牌匾.
此匾立于民国十三年(1924),该匾主体文字系从右向左刻楷书"义重流传"四个大字,右侧为"光绪癸巳年端阳节本行公立",左侧为"甲子年重阳节文武丑行重立";四字下方列人名61位.
6.
武行牌匾武行也是京剧角色中很重要的一行,主要通过武打、翻扑去表现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又叫"筋斗行".
他们主要扮演英雄、打手、兵勇、喽啰一类的角色,俗称"打武戏"或"打英雄".
智化寺共收藏有两方武行同仁敬献的牌匾,匾文分别为"虎略龙韬"和"永重不朽".
7.
流行牌匾流行,俗称龙套,由于穿着各色的龙套衣而得名,分为"跑龙套"和"文堂"两种.
龙套不同于舞台上的"零碎儿",而是以集体形式出现的,一般以四人为一组,称为"一堂",在舞台上常用一堂或两堂龙套来表示人员众多,起到烘托声势的作用.
根据各个剧目的需要,龙套有各种不同的排场以及队形的变化.
在舞台上,龙套总是拿着各种旗子,跟着主帅跑上跑下,而且台上各种集体上下场的队形、各种舞台部位的变换,甚至舞台气氛、环境变化,都要靠龙套"跑"出来,故而也叫"跑龙套".
龙套的表演除了"跑",也有以静立为主的,这类龙套叫做文堂,他们往往是站着不动,以衬托主角表演,如兵士、衙役、侍从、宫女、丫环、车夫、船夫、刽子手等群众角色.
这些龙套演员自成体系,专为一行,为戏班配戏,一天可能要跑几个剧场,流动性比较大,因此就成为"流行".
智化寺共收藏有3块流行同仁敬献的牌匾,匾文分别为"坚固团体"、"国剧之光"和"永垂不朽".
此匾立于民国二十年(1931),此匾主体文字系从右向左刻"坚固团体"四个大字,右侧为"辛未年三月",左侧为"文堂行仝人敬献"、"时慧书",匾下部列举人名40位.
龙套在旧戏班里虽是不被人重视的行当,但在舞台演出中却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几乎每出戏里都有龙套.
扮演龙套能多方面锻炼演员的表演能力,所以在科班学员入科后,启蒙的舞台锻炼就是跑龙套.
无论学什么角色,必须经历这个阶段,先学会跑龙套,进一步再演配角、主角.
最早的京剧戏班没有龙套这一行当,发展到主角制时期,出现了龙套专行,并且有的还独立于戏班组织之外,何时需要,何时应演.
(二)智化寺藏"七科"牌匾在京剧戏班的组织体系中,不仅有戏台上流光溢彩的各行演员,还有大量后台服务及舞台协作的工作人员,他们为京剧艺术的发扬光大同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按照工作内容主要划分为七个类别,即经励科、剧装科、容装科、盔箱科、交通科、剧通科和音乐科.
"七科"中的每个人都要拜师学习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经验与技术后才能胜任.
"七科"虽不登台演戏,可里面的学问技艺,都得一点一点跟师傅学,绝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每当演义重流传坚固团体往事追踪出时,"七行七科"的人员必须各司其职,才能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
智化寺收藏的七科牌匾共30方,收录梨园弟子千余人,在这些牌匾中,其中除个别人外,大部分人物均无从考证.
1.
经励科牌匾经励科,指经办戏班各项事务的人,其职能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管理戏班、剧场及社会各方面的事务性往来,包括公布演出时间、演出剧目等;二是查堂,负责清点观众席人数,因为以前戏班在茶园或戏院演出时,茶园或戏院的收入要与戏班分成,为了防止戏院少报人数,戏班也要派人负责清点人数,以保证戏班的利益不受侵害;三是为戏班邀角请人,这就要求经励科对本班内和外邀角儿每个人的本领和拿手戏要了然于胸.
经励科的组织成员俗称为"管事"或"头儿",多为班主的亲信,在组织和人事方面具有相当权力.
在智化寺收藏的这30方"七科"牌匾中,有5方是经励科同仁敬献的牌匾,牌匾上记录了一些民国时期经励科的名人.
此匾立于民国十五年(1926),主体文字系从右向左刻"光被斯科"四个大字,右侧为"丙寅年冬月立",左侧为"经励科仝人公立时慧书",匾下部列举人名48位.
匾中所录田瑞山、梁华亭、赵世兴等皆为当时经励科成名人物,有一定的影响力.
2.
剧装科牌匾剧装科,负责管理衣箱和帮助演员穿卸服装,拿找道具,组织成员俗称为"箱倌",依管理范围分别成为大衣箱倌、二衣箱倌、三衣箱倌和旗把箱倌.
其中,大衣箱倌负责管理文人角色所穿的服装和女式服装,多数大衣箱倌都有二衣箱倌和三衣箱倌的经历,管理经验较为丰富,在技艺上和工作中,对二衣箱倌和三衣箱倌能给予指导和帮助;二衣箱倌负责管理武人角色所穿的服装,由于武戏角色较多,且扎靠除了需要技巧外,尚需一定的力气,故二衣箱倌多由年富力强者充任;三衣箱倌负责管理内衬衣物、堂衣和男女角色穿的靴鞋.
若遇角色较多的大型武戏,三衣箱倌要协助二衣箱倌工作;旗把箱倌主要负责管理大小帐子、桌帷、椅子、标旗、令箭、酒具、笔砚等砌末.
在智化寺收藏的牌匾中,有三方为剧装科同仁敬献的牌匾.
3.
容装科牌匾容装科,负责管理梳头桌和为旦角贴片子、梳头、化妆.
其成员俗称"梳头桌师傅".
如今,仅保留了两方容装科牌匾,尤为珍贵.
此匾立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主体文字系从右向左刻"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右侧为"梨园公益总会鉴",左侧为"容装同人公献中华民国十四年五月谷旦".
4.
盔箱科牌匾盔箱科,负责管理盔头箱(箱笼)和帮助演员戴、勒、卸盔帽,俗称"盔箱倌",大都兼擅修缮盔头.
各行角色头上所戴盔帽以及生净两行的髯口,都属于盔箱.
盔帽与髯口的管理尤其复杂,盔帽有纱、巾、发、冠、帽、盔等几大类,每一类又含数十种,再加上各种零碎头饰,不是行中之人根本摸不着门路.
在衣箱之外另设盔箱,足见盔箱之重要.
除了戴盔帽、挂髯口不许有错之外,盔箱倌还得具备勒头的手艺.
要遇到几十上百人登台的大戏,每人的穿戴,谁先谁后,非得具有真本领的盔箱师傅才能不出差错.
智化寺共收藏盔箱科牌匾3方,记录了一百余位盔箱科同仁.
光被斯科浩气长存往事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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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8195.
交通科牌匾交通科,负责在演出前告知演员戏码和角色,在演出中请人、催场,以及戏班中其他通信联络工作.
其成员俗称"催戏人".
在通信和交通不便的时期,大腕儿演员不到临开演是不到场的,这就要交通科事先把演出地点、演出时间准确地告知演员本人,以免误场.
此外,流行和武行演员的出场也要提前通知,以便及时配戏.
在智化寺收藏的"七科"牌匾中,交通科牌匾数量最多,共计9方,匾额年代跨度从1925年到1946年.
6.
剧通科牌匾剧通科,负责在演出中搬挪桌椅、拿递道具、喷洒火彩,以及协助演员穿、卸服装.
其成员俗称为"检场的".
凡在舞台上摆放桌椅、安置床帐、喷洒火彩等零碎事物,均由检场人负责处理.
舞台上的场次、设置、砌末等随着演出的进行而千变万化,桌椅的摆放更是要准确及时,并要保证稳当.
此外,检场人穿梭于舞台与后台、演员与乐队之间,类如暗递信息,甚至补漏救场等状况,也须担当起来.
因此,检场人必须由精通业务、并且富于经验和灵活机敏者充任.
在30方"七科"牌匾中,剧通科仅有两方,记录了剧通科弟子42位.
7.
音乐科牌匾音乐科,主要任务是在演出中为演员的表演伴奏,并演奏各种配曲.
京剧乐队是由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器称文场,打击乐器称为武场.
起初在演出时,乐队摆在舞台正中偏后的位置,起着支撑演出场面的作用,因此京剧乐队总称"场面",或"文武场".
旧时主要演员大多配备专门的鼓师和琴师,并视之为艺术上的左右手.
智化寺共收藏音乐科、文物场面牌匾6方,记录了音乐科同仁600余位.
此匾立于民国十四年(1925),主体文字系从右向左刻"协力精求"四个大字,右侧为"岁次乙丑七月谷旦",左侧为"文武场面同人公立",匾下部列举人名一百位.
此匾收录的人名中,有著名的鼓师白登云,他打文戏稳而不温,舒展细腻;打武戏强而不火,洒脱明快.
文场乐器主要包括京胡、月琴、二胡、三弦、笛子、唢呐、笙、萧等.
京剧文场伴奏以胡琴为主,操胡琴的乐师为主乐师,称为"琴师".
琴师对京剧音乐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京剧名家所取得的成就,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唱腔的谱曲和修改,都离不开琴师的创新和辅助.
琴师精湛的演奏,常常获得满场的喝彩.
许多著名的京剧演员都有专门的琴师,如谭鑫培有梅雨田,梅兰芳有徐兰沅、王少卿,马连良有李慕良,杨宝森有杨宝忠,张君秋有何顺信,裘盛荣有汪本贞等.
武场乐器主要包括有鼓板、大锣、小锣、铙钹、堂鼓、云锣、木鱼、梆子、碰钟等.
打鼓之人称为"鼓师",既是京剧乐队的总指挥,也是整台戏的总指挥.
鼓师不仅有高超的演奏水平,而且对剧目了如指掌.
鼓师熟知每一个剧目的情节、结构、台词、唱腔,以及表演、身段、舞台氛围、演员风格等等.
哪一出戏,哪个人物该上场,该下场,在场上有什么动作,小到眼神手势,大到武打交锋,都记得准确无误,通过鼓板的敲击声,遥控演员的表演,指挥乐队演奏,控制场上节奏,把握舞台效果.
京剧史上有名的鼓师有:鲍桂山、杭子和、白登云、裴世长、赓金群、谭世秀等.
三、梨园牌匾的重要价值智化寺收藏的这些梨园牌匾具有数量较多、门类齐全的特点,涵盖了京剧的"七行七科".
经过整理我们发现:在这些牌匾中,有京剧科班集体敬献的,也有京剧名家个人敬献的,有揭示梨园弟子生活的,还有反映剧团之间相互交流的,可以说这些牌匾是对梨园行台前幕后的一次全方位展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梨园牌匾记录了梨园弟子的艺术生涯1.
梨园牌匾记载了京剧科班的发展历程协力精求往事追踪科班是旧时培养戏曲演员的艺术教育机构,大多由私人自助或艺人兴办.
因经济匮乏,人员不足,随时都有解散的可能,能够长时间维持的不多.
京剧科班最早出现在清末.
当时的科班主要培训方式是"以班带班",即成年演员与童年演员结合演出,虽然属于师徒相传性质,但与传统的偷师学艺和艺学家传相比较,其规模和作用都扩大了.
随着京剧艺术的发展,清末民初以后,又相继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专门培养童年演员的科班.
这些京剧科班多以艺术造诣深、舞台经验丰富的艺人为主要师资力量,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培训方式.
招收对象均为幼年儿童,培训时间为7至10年,采用严格的教学与频繁的舞台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出大批的京剧艺术人才.
在智化寺所藏的这些梨园牌匾中,记录了包括"小荣椿科班"、"富连成"、"斌庆社"等著名的京剧科班,这些科班的弟子取艺名的时候,均按照固定的文字排名,因此在诸多的牌匾中便于识读.
此匾主体文字系从右向左刻"接续梨园"四个大字,右侧为"光绪戊子五月初三日敬立",左侧为"小荣椿班众学生叩".
四字上方居中刻一个"献"字,四字下方列举人名60位.
此匾立于光绪戊子年(1888),收录了小荣椿班部分学生的姓名,其献立时间恰与首班学生毕业时间相符,可以推测为小荣椿班首科学生所立.
此匾是研究京剧史较重要的实物资料.
2.
梨园牌匾展现了京剧名家的风韵风采在智化寺所藏的梨园牌匾中,不乏京剧名家所敬献的牌匾,这其中包括了马连良、赵君玉、金少山、奚啸伯等,还有的是梨园世家、父子联名敬献的匾额,如叶春善、叶世长父子;李桂春、李少春父子;言菊朋、言少朋、言小朋父子等等.
这些梨园名家通过献匾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京剧艺术的敬仰和热爱.
此匾立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该匾主体文字系从右向左刻楷书"优孟薪传"四个大字,右侧为"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榖旦";左侧为"马连良率徒王",以下文字缺失.
此匾立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该匾主体文字系从右向左刻楷书"发扬国粹"四个大字,右侧为"北京新民会首都导部国剧职业分会鉴";左侧为"李桂春率子少春敬赠,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榖旦吉立".
(二)梨园牌匾反映了梨园弟子的日常生活在智化寺馆藏的71块梨园牌匾中,有几方比较特殊的牌匾.
其中一块牌匾立于民国十六年(1927),主体文字系从右向左刻赫然书写着"谨言慎行"四个大字,右侧为"丁卯年三月十八日立";左侧为"违犯会规受罚人等殿佑臣、黄福祥、常德林、周建安"等7人.
从匾左首落款可知此匾为殿佑臣、周建安等人受罚时捐献的.
这块"谨言慎行"牌匾因其内容的特殊性,成为了研究梨园接续梨园优孟薪传发扬国粹往事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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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1弟子日常生活的较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些人究竟是违反了什么规矩而受到处罚呢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戏剧科班当然也不例外.
科班班规内容广泛,既包括演员、伴奏人员、后台服务人员的职责、义务、道德修养等方面,又涉及到演出纪律、戏班习俗、信仰以及经济收支等方面.
各种规矩、禁忌、规定都十分严格地执行,戏班成员都要小心遵守,一旦违反,将会受到严厉的谴责,甚至遭到处罚.
按梨园行的规矩,农历三月十八日为祭祖师爷的日子,而且不准演唱,凡是违反会规的梨园弟子都要受到惩罚.
从"谨言慎行"牌匾立匾的日期来看,正是"三月十八日",可见当时殿佑臣等人可能是在这一天搭台唱戏,以致违反了会规而受到惩罚.
事后,他们捐出了这块"谨言慎行"匾以警示自己日后切勿再犯.
除此之外,一块"受业尊规"牌匾,再度重申了作为梨园弟子要遵守规矩,踏实学艺;另一块"古来艺难"牌匾,则道出了梨园子弟的心声,揭示了他们从艺生涯的艰辛与不易.
(三)梨园牌匾揭示了梨园界内界外的艺术交流在智化寺所藏的梨园牌匾中,即有反映梨园界内不同地区的戏曲同仁相互交流切磋的,也有反映梨园界外的京剧爱好者捧场喝彩的,匾文的内容可谓异彩纷呈.
其中,在"榛苓远韵"这块牌匾的献匾人名中,我们发现了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政治家、军事家张学良将军.
这块牌匾是张学良将军于1931年赠献给北京梨园公益总会的.
"榛苓"指的是榛木与苓草,其意取自《诗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
"后来,"榛苓"喻指贤者各得其所的盛世.
这牌匾的四周围绕着镂空雕牡丹缠枝花卉,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学良将军通过献匾这种形式,来为梨园界捧场喝彩.
除了"榛苓远韵"这块牌匾之外,"龢声普惠"和"晋剧永存"这两块牌匾则反映了省际文化艺术的交流.
前者是"山东旅京同乡会"赠给"北京国剧职业分会"的牌匾,后者反应了京剧、晋剧的交流情况.
这一方方斑驳的匾额承载了梨园同仁对国粹艺术的敬仰,见证了戏曲艺术的发展壮大.
这些梨园牌匾成为了研究京剧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也给我们提供一个不同以往地了解熟悉京剧的途径,让我们从匾文的字里行间了解京剧历史发展的脉络,感悟京剧艺术的悠远绵长,体会梨园行艺人生活的酸甜苦辣.
我们应该发扬国粹、同辉祖业,继承并发展京剧艺术,也要保存好这些梨园界历史发展的见证物——梨园牌匾,同时应当加深对牌匾内容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地探索,从更深的层次研究这些梨园牌匾所展示的历史与文化.
参考书目:[1]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
梨园旧匾.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12[2]吴同宾周亚勋主编.
京剧知识词典.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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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张永和钮骠周传家秦毕生著.
打开京剧之门.
北京:中华书局.
2009.
2[4]王如宗编著.
图解京剧艺术.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9谨言慎行榛苓远韵往事追踪早年,各行不但有行规、有行会,而且均供奉有祖师爷.
如:木匠行会建在鲁班馆,厨师行会设在灶君庙.
梨园行会当然也不例外,为什么戏曲演员被称为"梨园行"因为唐明皇李隆基精音律、善歌舞,并开创以羯鼓(今"单皮")指挥其它乐器.
因此,戏曲界把唐明皇奉为祖师爷来供奉.
另外各行当还另有祖师爷.
因唐明皇常与后妃、皇亲和贵胄们于宫内广植梨树的园林娱乐,后来便把戏曲演员这一行称作梨园行,以纪念这位对戏曲事业起着推动作用的皇帝.
随着戏曲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逐渐出现了相应的管理机构,直至清朝,其管理机构仍承袭明朝教坊司(位于东城区本司胡同)的原制建立,是官办的机构.
自清乾隆年间徽班进京后,由于他们精湛的演技深受观众青睐,演员就在京师安家落户,他们多来自安徽、江苏和湖北等地,颇重乡谊与梨园事业,并先后购置了崇梨园公会与梨园牌匾文门外的安庆义园、春台义园,宣武门外的潜山义园、安苏湖义园等多处义地.
并建有梨园界自己的管理机构,约清雍正十年(1732)建于前门外陶然亭松柏庵附近,此外当年仅为义庄,并非会馆,后因年久而荒废.
至清雍正、乾隆时,梨园子弟集资购置了两处公所,一为前门外精忠庙,另为粮食店内惠济祠.
精忠庙位于前门大街南段迤东、山涧口东侧(早年俗称大市)精忠庙街45号.
此庙乃明、清以来祭祀精忠报国民族英雄岳飞的庙宇,因供奉岳飞故称"精忠".
庙前原有秦桧夫妇铸铁跪像,被人们啐唾沫、抛污物、痛骂卖国奸臣.
并于院内另制泥塑秦桧跪像,腹空为炉膛,用木炭烧红曰"烧秦桧".
庙会已成往事,因建光学仪器厂,庙被拆除,秦桧跪像存入历史博物馆,街名改称精忠街.
精忠庙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庙侧之天喜宫(即喜神殿),后梨园子弟将其购置成立"梨园子弟公所",因其设在精忠庙,故其会首称之为精忠庙庙首.
庙首是梨园同仁公推德高望重、艺术精湛,且热心公益秉公无私之人担任,选出后还须向内务府事务衙门二品顶戴的堂郎中呈报批准方能上任,庙首授四品顶戴,他要为梨园同仁谋福利,关心他们的演出、生活及生老病死事宜,凡遇重大事,均须呈请堂郎中请示批准.
该组织约建于清嘉庆九年(1804),时值徽班鼎盛时期,首任庙首为三庆班主高朗亭,其正值而立之年.
此后,迟财官、张二奎、程长庚、刘赶三、徐小香、杨月楼、王九龄、俞菊笙、时小福、余玉琴、谭鑫培、田际云等,相继担任精忠庙庙首.
惠济祠,位于珠市口西侧粮食店南口内路西,该祠建于明代,清乾隆嘉庆年间名伶魏长生曾寄居于此.
院中建有楼台,士大夫常于此小宴.
程长庚等,曾于同治中叶在虎坊桥东北五道庙街中路西,另置一梨园公所,约光绪九十年间,因该地基划规慈幼堂,为此,梨园公所仍设在惠济祠.
上述两处梨园公所,均供奉有梨园祖师爷神像,刘嵩崑梨园公会往事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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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23珠市口西大街天寿堂,天寿堂旧为梨园馆,明时为惠济祠但都未派人管理,精忠庙烦南药王庙道人代为司祝,惠济祠请火神庙道人代为司祝,凡香火等用资,均由两处道人到各戏园支取费用.
生须,各班因之不准进箱",披露李道人等事前将"白皙元须"的梨园祖师爷神像涂绘黑须,并否认同供"翼宿星君"像.
正乐育化会要求全体京梆演员不许到四明戏院演出.
因此,该戏院只有评戏演员来此献艺.
正乐育化会会长谭鑫培于1917年病故,副会长田际云老年丧子病体每况愈下,况"京梆两下锅"常发生矛盾.
京剧界于1924年,单独成立"梨园公益会",选举出为人正直办事秉公的王琴侬任会长,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为名誉会长.
会址选在前门外樱桃斜街中段路北34号(今65号),此为梨园公会的最后会址.
此宅原为与梅兰芳齐名的王蕙芳之房产,王长梅3岁,且为梅之伯父梅雨田之门婿,当年梅、王曾有"兰蕙二芳"之誉.
京剧界同仁利用义务戏收入九千金将此房产购置,并请梨园界书法家、名老生时慧宝书写了"梨园新馆"匾额,悬挂于新馆大门横楣上方,另于门楣四个柱头上书写了"梨园永固",此四字今依然清晰可见.
梨园新馆为两进的四合院落,两院格局相同,此房为上,与倒座南房均为"四破五",东、西厢房各为两间.
前院设议事厅、会客厅,悬挂梨园各行人名匾.
正房东侧半间辟为过道通往后院,但会规严格规定,凡为女性不论声望多大,一律不准进入后院,就连对新馆贡献颇大的孟小冬,亦不例外.
后院设"九皇堂",檐下悬挂梨园馆旧匾,堂内供有九皇神像,据传神像与八卦铁香炉为当年四喜班旧物.
香炉、蜡扦为名老生许荫棠之物.
馆内厅堂布置幽雅,梅兰芳特请前清文人书法家樊樊山(樊增祥)撰写多幅有关梨园之楹联,使新馆大为增色.
后院正房供有梨园祖师爷、翼宿星君(即老郎神)、武猖神、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地藏王、关帝圣君及容妆祖师爷观音普萨、箱倌祖师爷指天画地佛、音乐祖师爷李龟年等诸多神位.
凡参加梨园公益会者,均须在馆内挂匾,以示成为梨园界的一员.
匾额随时可挂,七行(老生、小生、旦、净、丑、武行、流行)、七科(经励、剧装、容妆、盔箱、交通、剧通、音乐)分行挂匾,除人名外,尚须烦人书写四个大字的匾文,诸如:梨园巩固、众志成城、艺贯全球、万古流芳等敬业互勉的辞藻.
公会给每位会员颁发证书与证章,证书上特印有"诸君免进四明戏院"八字警句,以示抗议李道人强占梨园馆改建戏院之事.
梨园永固往事追踪辛亥革命后,梨园界于1914年成立"正乐育化会",谭鑫培、田际云被选为正副会长,从而结束了精忠庙庙首的百年历史.
决定向原两处公所道人收回房产,一处用于会所,一处办育化小学.
精忠庙道人虽将闲房租与相邻的玻璃局,但当即腾交.
惟惠济祠道人李岐祥,早将闲房倒价成为天寿堂饭庄,李道人暗中活动,妄称此为庙产欲强占,后法庭竟以"无契约和碑记"为由产权判归道人.
当年《北京新报》曾刊载此案涉讼经过.
后来天寿堂因建有坐南朝北的舞台,便改为"四明戏院".
民国二十八年(1939)十二月北京《武德报》发行的《中国戏剧》刊文"天寿堂祖师爷忽一夜梨园公益会,前后院均有负责人于此办公,除日常工作外,每年九月初一至初九,均按时举办"九皇圣会"(又称"九皇大忏").
此祭祀活动早年曾于松柏庵举行.
九月初一前夕晚八时半接驾,把九皇神请出,九皇长须面善,戴道冠穿道袍,手执如意(一说九皇实为女神,即斗姥天尊),坐在由九个犇拉的辇上,神与辇均为纸糊极为精致逼真.
于法器声乐中把九皇像请出,坐南朝北安放,由大老道面向北跪献香,并由众小老道手持法器口念经文.
九皇圣会经文,曾于辛酉(1921)九月初一,由信士弟子余叔岩书写,现仍存于世.
当年应选扮大小老道者,据载有王长林、钱金福、杨小楼、朱文英、高德禄、姚增禄、朱湘泉、董凤岩、陆喜才、罗文瀚、姚佩秋、姚佩亭、钱宝森、王福山、王昆山、朱斌仙、钱富川等30余名家轮流值班.
礼成后,将九皇像请回九皇堂原位.
院中还设有数丈余黄缎高幡,上绣黑字"九皇圣会",四周为丈余高六小黄幡.
另有铁磬一座,中间上方横铸"九皇圣会",下铸"四喜班"字样.
左侧竖铸"光绪十五年九月立",右竖铸"会末弟子众等诚献"八字.
至今已逾126年,不知此物落于何处院中摆放纸糊香塔一座,塔内用线香盘成九层宝塔形,自接驾当晚,将塔端之香头点燃至九月初九晚送驾时,正好底层香烧尽.
香塔不但造型精美而且计算准确,为人们所称道.
此香塔孟小冬接连赠送数年,可见其虔诚之心.
自九月初一起,每日有"道士"来此念经三遍,尤其初三、初六、初九,此三天为主日,所供花糕、蜜供、干鲜果品均须更换新供物.
会员必须沐浴净身来此烧香参驾.
九皇堂内摆设之各种菊花均为会长王琴侬所献.
在此九天内,会员不管在家或在外,亦不论回、汉族,均不许动荤,直至送驾为止.
初九子时为送驾时刻,加供黏糕一桌,并于香塔中放入诸多苹果,焚塔后众人抢食苹果,据说能清音润喉消灾治病.
"九皇圣会"其本意在于因演戏在服饰、化妆、道具等诸多方面均有浪费,故办此圣会以示谢罪.
每年此会所需费用相当可观,名为浪费而请罪,实为请罪而浪费,而此浪费却在会员的虔诚下掩盖了.
除九皇会外,另有其它固定的祭祀日,均须向祖师爷烧香礼拜.
如:三月十八日,为"说行话"日,凡这天已接到红白帖子(白封套红签儿)者,均须到公会谈公事(即酬劳),说明已被聘用,梨园界内部称其为"说行话".
五月二十三日,为祭武猖日,此为武戏行的祭祀活动,所祭祖师爷武猖神为孙武、王翦、廉颇、李牧、白起.
尔后由武生、武净、武丑、武旦演员分工掌刀杀鸡、烹饪聚餐,表示团结互勉.
另有白猿,为翻跟斗的祖师爷,不在武猖之内.
六月十二日,为"靠箱会"日,是日所有管衣箱、盔箱的箱倌,来此祭祖师爷指天划地佛,祭祀后相聚交流并会餐,祝愿梨园永远辉煌续重留传.
1936年,市政当局曾以该会未办登记为由,责令改组,是年七月召开了"北平梨园公会"成立大会,原会长王琴侬已过世三年,现选出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于连泉(筱翠花)、余叔岩、马连良、高庆奎、王又宸、谭富英等15位任董事,程继先、侯喜瑞、周瑞安等15位任副董事.
尚小云任会长,具体负责人为沈玉斌、赵砚奎、于永利、薛长发四位.
1945年,梨园公会再次改组,尚小云任理事长,沈玉斌、陈少霖任副理事长,王瑶卿、萧长华任监事.
后因尚小云演出繁忙,并管理荣春社科班便辞去理事长职务,由沈玉斌接任.
1947年下半年,梨园公会改称"京剧公会",新会长叶盛章,副会长沈玉斌,常务理事李洪春、萧盛萱、叶盛长、白云生、沈玉才等.
当年梨园新馆内诸多轶闻已成往事,所挂匾额不计其数,除部分老匾外,多为新馆建立后之匾.
匾额早在宋代便涌现于民间,至明清时更是蔚然成风,梨园界颇为盛行.
自1946年中秋节交通科46位同仁所立"交通接续梨园往事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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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义重流传永存"匾额外,再未见到其它匾额出现.
从1888年小荣椿班所立"接续梨园"匾额至1924年丑行重立的"义重流传"匾额,其间隔长达36年之久,似应还有诸多匾额不知下落.
现存的71方梨园旧匾,是因"文革"时,位于东城区禄米仓的智化寺,曾是北京市文化局工程队仓库,旧匾从梨园新馆运来后堆放在院中的废木料中而幸存下来,去掉泥土污物整理干净置于室内架上,为研究梨园史料做出了贡献.
智化寺珍藏的71余方梨园匾额,收录了三千余位演职员的姓名.
现存最早一方匾额为清光绪十四年(戊子)五月初三,即1888年6月12日,此匾为前辈武生杨隆寿创办的"小荣椿"科班56位"椿"字科学生所立"接续梨园"匾,内有方椿仙、叶椿善、张椿斌(淇凤)、罗椿有(燕臣)、郭椿翠(际湘)、郭椿山、程椿德(继先)等诸多名家.
此匾正逢"青衣鼻祖"时小福(时慧宝之父)任精忠庙首之时,今已逾127年之久,堪称梨园珍宝.
另方珍匾是丙寅年(1926),余叔岩为文武生行144位名家书写的"管领霓裳"匾,内有杨小楼、尚和玉、余振庭、黄月山、马德成、周瑞安、迟月亭、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周信芳、王又宸、王凤卿、谭小培、时慧宝、郭仲衡、雷喜福、贯大元、李洪春、张春彦等诸多名家.
此匾当年曾于《北京画报》刊载.
除京师名家赵君玉于1927年敬立的"永赖神麻"匾,亦属珍贵外,它如1944年马连良率徒所立之"优孟薪传"匾、1925年盔箱科34位弟子所立"首善灵长"匾,以及张学良率陈兴亚、鲍贵卿、陈国权、陈国栋等军界要人于1931年所献"榛苓远韵",其意取自《诗经》,此匾黄底红字,四周镂空雕花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上述6方珍匾现于首都博物馆借用展览.
梨园旧匾中,内有一方为61位文武丑行于1924年重立的"义重流传"匾,内有王长林、王福山父子,萧长华、萧盛萱父子,罗文奎、罗文元昆仲,郭春山、慈瑞泉、傅小山、高世杰(四保)、艾云飞、董志斌、陆喜才、马富禄、茹富蕙、高富远、罗盛公、叶盛章、孙盛武、王盛如、贾多才、赵春锦、李一车等诸多名家的"丑匾",亦为珍贵.
1925年"群益社"科班49位"益"字科学生所立"群泽明训"匾,其人名排列别具一格,仅开始两位陆益林、宋益俊(即宋遇春)与最后两位刘益如、郭益成连排,中间每隔一位均不写"益"字,如:黄(益)安、霍(益)仲、梁(益)顺、梁(益)鸣、周(益)茂、张(益)吉、钱(益)贤等名家.
亦有违规受罚的如殿佑臣、黄福祥、于茂茹、常德林、周建安、李庆山等人于1927年所捐"谨行慎行"匾,为特殊的一方牌匾.
除行当、科班等集体匾额外,亦有个人的,如金少山于1937年由沪返京后组"松竹社"时所挂"艺界增荣"匾;奚啸伯拜李洪春为师组班"忠信社"后,于1938年所挂"艺界荣光"匾.
还有父子的,如李桂春、李少春于1938年组"群庆社"时所挂"发扬国粹"匾.
尤其梨园界书法家时慧宝,不仅受同仁委托书写了"梨园新馆"匾额,还为梨园各行书写了多方匾额存世.
如1925年为流行书写的"永垂不朽"匾、1926年为经励科书写的"光被斯克"匾、1926年为老旦行书写的"艺囿增光"匾、1937年为金少山书写的"艺界增荣"匾、1940年为小生行书写的"光艺囿荣"匾、1944年为文堂行书写的"坚固团体"匾,上述牌匾均极为珍贵.
智化寺内所藏梨园旧匾,曾于1997年展览过,并于同年底,由北京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梨园旧匾》一书,颇受梨园同仁和京剧史研究者、爱好者青睐.
时隔17年后的2014年5月16日,"梨园永固艺界荣光——智化寺藏梨园牌匾展",于智化寺内北京文博交流馆开幕,再次展示梨园旧匾,为期两月.
此次展出,从书记、正副馆长到全体工作人员,都极为重视,不仅精选出了34方各行牌匾,而且清理得干干净净,摆放得规规矩矩,不难看出展厅是精心设计、周密布置,可谓用心良苦,应该说此次活动是梨园界一件盛事.
往事追踪西城文萃(六)四季的交替变化,给什刹海带来无限风光,可惜小时候不会过多注意,唯有一次印象深:凛冽秋风中的河水被冲撞到石头岸上,激起一尺多高的浪花,砰砰有声,虽称不上"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但对久居城市的孩子来说也是震撼,引得我驻足良久,以至耽误了回家吃午饭的钟点.
冬天的什刹海风光迷人,当年的一些情形,在今天看来实在有味道:呼啸的北风从空旷的冰面上狂掠而过,扫得河边的干枯树枝发出凄厉的啸声.
急忙往家赶的路人无不行色匆匆,在路灯昏暗惨淡的黄光下紧缩了双肩,恨不得把整个人都裹进棉猴里,踏在残雪上的急促脚步吱吱响个不住.
这样的场面,只要亲身经历过,就一定会有种"意会"的感觉.
如果是下过雪后,树枝上被冻成冰碴的雪粉偶尔会随着呼啸的风打在人脸上,如洒来一片尖锐的沙粒,躲都躲不开.
打在衣服上的雪碴,发出微微的不大却清脆的声音.
有几次,我就在这样的情形下疾步赶着回家,满脑子都是红彤彤的火炉、热乎乎的棒碴粥、老腌咸菜和在炉盘上烤得外壳焦脆的馒头,倒也别有一种特殊的意境.
笔者对冬季什刹海印象最深的是打冰.
《燕京岁时记》说:"冬至三九则冰坚,于夜间凿之,声如磐石,曰打冰",明清两代,北京"每到三九、四九天,即有伐冰、藏冰之举,颇属盛事".
清代有"赐冰"制度,官冰窖每年阴历五月端午后开窑送冰,至立秋日止.
除供给皇宫外,还按规定数量供给官府衙门庙坛监狱,并赏赐给在京的文武官员,殿门外则设置冰汤供上朝、办事人员解渴.
除了官冰窖外,还有私人开设的冰窖和府邸自用的冰窖,一旦不敷使用,可按照工部规定向府第冰窖和商民冰窖购买.
民国后,窖冰行业"改制",官冰窖和府第冰窖或停或售或租.
在什刹海附近,有两家在清、民年间小有名气的冰窖——李广桥东宝泉什刹海(下)冰窖和白米斜街西口冰窖,它们分别从后海和前海伐冰,专做各饭庄肉铺的生意,一年四季随时开窖售冰.
积水潭附近也有冰窖,专做北果子市各果局子的生意.
中国人采冰和窖冰的历史不短,但北京民间用冰,是雍正十年(1732)以后才开始的.
夏季用冰是奢侈的事,与家庭经济条件有关,我有个同学家有个雕花镶银的碗橱,原来没怎么注意,后来他告诉我,那就是当年的冰箱(当时叫冰桶),现在据说已经挺值钱了.
这同学的爷爷曾给溥心畬当过管家,并将一子给小恭王做了义子.
改革开放后老爷子被什么人请了去,帮助某酒厂开发府里自酿的"某某"白酒,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且分文没给,但老头儿却乐得发挥余热,我那同学至今说起来仍耿耿于怀.
小时候我爱看打冰.
由棉衣棉裤棉鞋棉帽全副武装起来的健壮汉子,脚下毡靴(据说里面填着兀拉草),套着大棉巴掌的双手握着尖利的冰镩子,在光滑的冰面上奔跑如飞,冰面随着飞溅的冰末在他们手下划成块.
几个汉子同时把冰镩子插入冰缝,然后一齐发力,大冰块便从冰面上分离下来,再把它分成近一米见方的小块,用钩杆引向岸边.
我姥姥说,当年把冰从水里拉上岸并一直拉到冰窖全凭人力,拉一块冰只能挣几分钱,是个很苦的差事.
到我小时候,打冰已经实现了半机械化,冰块通过卷扬机控制的钢制传送带装到卡车上运走.
每到打冰季节,后海南岸路旁便堆满了碎冰,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地响.
胆大的孩子常趁打冰人无暇顾及跑到冰块上随水漂流,自称是划冰船,全"船"倾覆集体落水的事也发生过.
70年代初期打冰的地点迁到后门桥,再往后改用人造冰,打冰也就成为今天孩子们根本没听说过的事了.
冬季的坚冰因为天气原因有时会突然断裂,发出巨大而沉闷的声响,这种声音白天几乎听不到,孙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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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西城文萃夜间却因静寂而震撼人心,甚至会有几分恐惧.
作家刘心武给这种特殊的现象发明了一个专用词汇,叫"冰吼",还专门撰文述之.
此前笔者并没有听说过"冰吼"的说法,土著称这种现象为"炸冰",但以这个自创的词形容独特的声音和意境,确实贴切.
什刹海另一个宜冬的玩意儿是冰车,大型冰车叫冰床,曾是京城水道冬季的交通工具.
《明宫史》载:"冬至冰冻,可拉拖床,以木作平板……一人在前引拽,可拉二三人,行冰上如飞.
"《燕京岁时记》云:"冬至以后,冰泽腹坚,则什刹海、护城河、二闸等处皆有冰床,一人拖之,其行甚速,长约五尺,宽约三尺,以木为之,脚有铁条,可坐三四人.
雪晴日暖之际,如行玉壶中,亦快事也.
"早年间,坐在冰床上可以在三海和护城河畅通无阻地行驶,甚至能出东便门顺着通惠河直抵通州县城.
有清一代,冬季在禁苑三海——太液池、中海和南海要举行各种冰上校阅活动,名曰"大阅冰鞋".
清帝曾留下这样的诗:"太液冻坚冰,冰床胜画船.
随风疑解缆,跌坐俨乘仙.
镜面频回复,湖心任引牵.
澄清真可鉴,致远达前川.
"笔者小时候,作为运输工具的冰床早已消失,但什刹海附近的不少孩子都有冰车,这是用木板和铁条做成的玩具,跪在上面——几乎全是男孩子,用两根铁钎子一戳,冰车就如飞一般前进了.
稍微上点档次的用三角铁制作冰刀,角铁前端锉成锐角以便克服小的起伏,后端则锉出刹车用的直角槽.
高速行驶中将屁股向后一压,即可迅速停车,那种伴着"呲"一声的制动感觉很是刺激.
如果铁丝窝的打纸弹绷弓子和冰车组合,那就相当于火力和机动力结合的战车,冰面上以这种战车进行对抗是刺激的游戏.
现在什刹海冬天也出租改良的冰车,上面都装个小板凳供人乘坐,这样的形制当年就是有也不会被孩子们喜欢,因为它重心高,滑不出速度,也体会不到刹车瞬间的乐趣.
冰鞋也是什刹海冬季的玩意.
在没有新式冰鞋的年代,人们给鞋底装上铁条(北京人称"豆条")在冰上玩耍娱乐或者比赛,雅称"嬉冰".
据说有人为了展示神速与人打赌,居然用不了一个时辰就能到通州买来大顺斋的糖火烧或东路锅烧!
所谓"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
玩速度之外还有玩花样的,《燕京岁时记》说"冰鞋以铁为之,中有单条缚于鞋上,身起则行,不能暂止.
技之巧者,如蜻蜓点水,紫燕穿波,殊可观也".
笔者小时常在河边观看溜冰者,其技之娴熟,形之美妙,叹为观止.
每到冬季,什刹海游泳场便围起来改作冰场,冰场之外也不乏滑冰人,偶尔有人掉进冰窟窿里.
"文革"期间,冰场内外时有为争"婆子"或"拔份儿"引起的殴斗.
孩子们对什刹海的夏天情有独钟,因为可以游泳.
那时什刹海的河水尚属干净,河水污染的事倒是听说过,据初中化学老师讲,上世纪50年代附近有家制药厂,排泄的废水里含有砒霜成分,后来被周恩来下令关闭.
每到夏天,大人们喜欢到河边凉快,或闲谈,或棋牌,或闭目养神,或凭栏远眺.
孩子们更是以此为乐园,他们喊叫嬉闹,丝毫没有暑热的感觉.
当年,什刹海北岸最热闹的是劈柴厂一带.
闷热的晚上,水里像煮饺子,河岸人声鼎沸,从远处听去有如蛤蟆坑,不过人们还是趋之若鹜,至少可以使人在心理上感到凉快.
我的少年时期有很多夏天晚上是在河边度过的,借着地利,穿上游泳裤,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水中.
游泳可以持续到立秋后,之后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至于破冰冬泳者,那时并不多见,偶尔能在前海南岸和银锭桥附近看到.
"文革"中,每年7月16日,要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附近单位派出各自的队伍,组成工农兵学商等方队,着装整齐地推着浮在水面的领袖像、标语牌和旗子,以天然游泳场为起点,喊着口号在什刹海游上一圈.
"七一六"庆典在当年是件大事,虽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在文化生活枯燥的年代却颇有人缘,每到这天都会引得附近万人空巷,老人和孩子们更是一大早就拎着板凳马扎坐到河边等候,学校也曾因此放假让大家自行观看.
(七)当年的什刹三海流向和现在不同,积水潭的水并不直入后海,而是流入月河(俗称月牙河,德胜桥即架设在二者相接的德内大街上),向南而后折东进入西小海,再通过大堤中间的石桥进入前海,最后经银锭桥注入后海,所以银锭桥下的水流方向和整个水系是相反的.
这样的流向造成了与银锭观山齐名的独特景观,人们常把二者合起来说"银锭观山水倒流".
有人说,银锭桥下水倒流是因为民国年间前海淤塞,水回流到后海所致,这说法出于不了解什刹海水系改造前的情况,属于想当然.
当年,前海的水有三个去向,一是向南经西压桥流入北海,为御苑三海的水源;一是向东经万宁桥流入玉河,最终进入通惠河;一是向西北经银锭桥流入后海.
积水潭的水先入前海而非后海,是首先保证皇城用水的结果,也是形成银锭桥下水倒流的原因.
50年代初什刹海水系改造,月牙河被填平,其中一段成了柳荫街(早先叫李广桥南街),改造后积水潭的水通过德胜桥先入后海,再入前海,银锭桥下的水流方向得以和整个水系一致,水倒流的现象随之消失.
北京的天气,就全年来说算是宜人,但漫长炎热的夏天并不好过,尤其是伏天的闷热,于是什刹海成了避暑的所在.
每年从端午节到中元(旧历七月十五),前海就成了内城的第一消暑胜地.
据沈太侔《春明采风志》记载:"什刹海,地安门迤西,荷花最盛,六月间士女云集,皆在前海之北岸.
同治间忽设茶棚,添各种玩意.
"《天咫偶闻》则以寥寥几笔描绘出了一幅韵味浓郁的市井风情画:"都人游踪,多集于什刹海,以其去市最近,故裙屐争趋.
长夏夕阳,火伞初敛.
柳阴水曲,团扇风前.
几席纵横,茶瓜狼藉.
玻璃十顷,卷卷溶溶.
菡菡一枝,飘香冉冉.
"前海西边当年还有个西小海,两片水域间有一道土堤,这道土堤和北岸一带是什刹海夏天最热闹的地带,其中土堤如今被称为荷花市场.
不过,荷花市场的说法应该始于刘心武小说《钟鼓楼》,我问过不少老人,他们都说当年只听说过什刹海市场或临时市场的称呼.
解放后西小海被改造成游泳池,后来干脆填平与大堤连为一体,并在上面建了体育馆和其他设施作为业余体校.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重新兴建开放了什刹海市场,并请启功先生书写了"荷花市场"名匾,悬挂在前海西街口的牌坊上.
每到夏季,长堤上便会用杉篙、苇箔和竹席搭起凉棚——多向东侧以便赏荷,凉棚一半搭在堤上,一半搭在打进水里的桩子支起的平台上,大堤上有各种食品摊棚以及茶肆、书馆,可以品茗、听唱、饮酒、聊天.
"沿堤植柳入云霄"遮挡了太阳,大堤两侧全是荷花,坐在带栏杆的凉棚里,一面观赏荷花一面品尝美食,或者带上本闲书叫一壶香片,在暑热天里足以丢开烦躁,正像《道光都门记略竹枝词》说的:"地安门外赏荷时,数里红莲映碧池.
好是天香楼上坐,酒阑人醉雨丝丝.
"当年,在什刹海避暑消夏的同时能品尝土宜,这是什刹海吸引人的又一个原因.
什刹海的吃食是靠水吃水,既取材方便,又深得水的风韵.
上世纪50年代初什刹海改造后前海成了一片净水,连河草也打捞得干干净净,品尝土宜也就无从谈起了.
《帝京岁时记》说"帝京莲花盛处,内则太液池,外则城西北隅积水潭.
植莲极多",因此"都人结侣携觞,酌酒赏花,篇集其下",接着提到了莲藕,说京城的莲藕分为两种,太液池的为果藕,莲子"嫩而鲜,宜承露,食之益寿延年",而什刹海的为菜藕,"菜果皆宜,晒粉尤为佳品",莲子"坚而实,宜干用".
除莲藕外,还有"鲜菱角、芡实、芡菇、桃仁,冰稗下酒,鲜美无比",这里说的就是什刹海有代表性的夏季吃食——冰碗.
严淄生《忆京都词》的注释里说"宴客之筵,必有四冰果,以冰拌食,凉沁心脾".
冰碗的原料取自河中,新鲜莲子、鸡头米、菱角、藕(有的则配以桃仁、杏仁等)放在小碗里以冰镇之,加上白糖青红丝,又凉又脆又甜又鲜,可开胃醒酒,可惜,这独特的吃食后来消失了.
什刹海的几乎所有出名食品都讲究一个鲜字,比如八宝莲子粥和荷叶粥.
荷叶粥属于很平民的食品,是把上好粳米熬得粘呼呼的,再把荷叶置锅中盖上盖离火闷,使荷叶的香味完全融进粥里.
附近老百姓也十分喜爱这样的吃法,不过据老人说,要先把一片荷叶放在锅里,倒入熬好的热粥后再盖上一张荷叶,然后盖锅盖,这样味道更浓.
西城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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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9沁人心脾的吃食,加上水面徐徐的清风和微微的荷香,"柳碧午亭暗,荷香暑坐深",足以使人暂时忘记酷暑,难怪不少人无法忘怀这内城独一无二的好地方.
清朝的严辰回到南方老家后回忆起在京生活,感慨良多,写了数首《忆京都竹枝词》,一面无奈地忆旧一面发牢骚,其中一首是:"忆京都,赏夏绿河湾.
冰果登筵凉沁齿,三钱买得水晶山.
不似此间蒸溽暑,纵许伐冰无处所.
"当然,什刹海得以招揽顾客的食品绝不是仅有河鲜,也有切糕、扒糕、豌豆黄、小窝头、芸豆卷、灌肠、面茶、奶油镯子、杏仁茶、凉粉、驴打滚儿、豆汁、酸梅汤、刨冰等等北京人喜欢的食品,当然还有连居住附近的王爷贝勒也喜欢这里的萝卜丝饼和苏造肉,后来还引进了洋货——冰镇荷兰水(汽水)和冰淇淋.
中国人对吃向来是兼容并蓄的,加上附近还有接受了西方教育的辅仁大学辅仁附中的时尚学子,因此洋玩意儿照样好卖.
前海北岸有座会贤堂饭庄,是一幢精致的二层小楼.
笔者小时多次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先前是个饭庄子,而一翻资料更是惊叹,历史上它在北京城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
《燕都丛考》记载,会贤堂原址在前海南岸,而北岸的庄址原是张文襄公的家祠,并没有楼.
张府厨子辟为饭庄后,张之洞与之换房,且"筑堤通湖南",生意随之兴旺.
第二种说法是《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所云,这里原来是礼部侍郎斌儒的私邸,光绪末辟为饭庄.
从旧时文人描述和老照片中可以了解到会贤堂的模样,它和当年多数庄馆神似,门前飘扬着京式饭庄幌子,小楼及其北面和西面的院落掩映于水滨的绿柳浓荫之中,地利独一无二.
栅栏后有大铜牌子,上镌会贤堂饭庄字号,并有"包办满汉全席"、"供应应时小卖"的条幅.
进门影壁前是养着太湖石的巨大太平水缸.
小楼西侧有几进的四合院,后来成为卫戍区后勤部的家属宿舍,小学时常进去找同学上小组,印象院里房子做工细致,画栋雕梁.
和当时京师的绝大多数庄馆一样,会贤堂也是经营山东风味,不但用料讲究,技艺上乘,还为适合国人口味不断改进和使用河鲜作为食材,很快就出了名,于是,会贤堂名声大噪,门前华丽轿车络绎不绝,不仅当朝显赫经常来宴饮,连许多重要的国务活动、私下交易甚至龌龊的勾当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摄政王载沣多次在这里集会商议挽救王朝的残灯破庙,溥仪和内务府大臣宴请民国总统徐世昌也是在会贤堂.
很多文化界名人诸如梁启超、王国维、钱玄同、胡适之等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艺术界的"大腕"也时常来到这里,或唱堂会或聚友小酌,于是游人中便常会发出"看梅兰芳!
""看杨小楼!
"的惊叹,翁偶虹在《北京话旧》中曾有过详细的描述.
梅兰芳对吃食极为挑剔,可对会贤堂却赞赏有加,《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会贤堂"夏季另有掌灶的,水平和泰丰楼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消夏胜地,临河一排旧式的楼,可以凭栏赏荷,什刹海岸边高柳静垂,蝉声聒耳,湖中红莲清香远送.
吃炸笋鸡、新鲜的莲蓬、菱角、嫩藕,喝点陈黄酒,甜点心也好,琥珀莲子、枣泥酥盒都异常可口……"余生也晚,自然无法描述坐在楼上边观赏边饮乐的心情,只能靠前辈的记叙领略其中风采了:置身会贤堂上,湖水、荷花和柳荫尽收眼底,整个荷花市场一览无余,暑热天里,在这里或聚朋会友,或独自小酌,三五知己,先来一个冰碗,然后美酒河鲜,或山南海北神聊,或行令猜拳拇战,甚是惬意,难怪老前辈们说,置身这里能叫人流连忘返、忘却一切尘世的喧嚣与烦恼.
会贤堂最辉煌的年代是清末到民国定都南京的一段时期,那段时间,门前云集的,先是官员的绿呢大轿和有身份的人物带着他们梳大把头的福晋格格或学着西洋人卷发的夫人、姨太太、大小姐的红围子大鞍车,后来便是四轮双马、金银挽具闪闪发光的西式马车和被今天称为老爷车的福特、梅塞德斯轿车.
当然也一直有漫步而来、一看就知道非官员也非布衣的人物.
光顾会贤堂没有粗衣短打的普罗阶级,也很难想像窝脖儿、板儿爷或打小鼓的一旦光顾会是什么结果,但买卖家虽难免世故,却也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就是买卖不做,也绝不能叫照顾主儿尴尬,更不能一下子把人撅到南墙上而得个骂名.
据说,有一次一位中学老师带了群学生游什刹海,正赶上饭口儿,于是来到会贤堂.
掌柜的叫西城文萃准备了廉价的炒饼,并每人送高汤一碗,一时传为佳话.
这就是商家的精明:不但能给这些孩子留下个好印象——保不齐长大了就成了会贤堂的常客,还能利用这些孩子的嘴起到活广告的效果,不像现在的一些商家,蒙一个算一个,这,就是不厚道.
1930年,国民党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头面人物云集会贤堂召开党务会议,是这座饭庄子的"最后辉煌".
北平沦陷后,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会贤堂和多数买卖一样生意凋敝,直到抗战结束也没有缓上元气,没有等到坐着道奇吉普的接收大员和身上带着泥土气息的进城干部光顾就关门大吉了,真是"一抹寒烟笼野塘,四围衰柳带斜阳.
于今柳外西风满,谁忆当年歌舞场".
1948年,京剧艺术家郝寿臣的公子郝德元促成辅仁大学校友会买下了会贤堂的房产作为对母校的献礼,郝德元先生为此赋诗:"什刹海畔景色优,前人房地后人收.
昔日帝王堂前燕.
飞入辅仁校友楼.
"我与郝德元先生的公子同事,有一次闲聊提到这件事,他打趣说:此乃家父剽窃"王榭堂前"之作,不足为奇,说罢二人相对哈哈笑了一阵.
解放后,会贤堂一部分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的职工宿舍,另一部分则是驻京部队机关的宿舍.
什刹海的市场也是孩子的乐园,北岸一带有许多杂耍、游艺、小玩意摊子,耍猴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套圈的、玩马戏的、踢毽子的、摔交的、练把式的、唱小戏的、出售儿童玩具儿童食品的和小商品的、算卦的、写字作画的,还现场制作出售小孩子垂涎的各种手工制品:惟妙惟肖的面人,能玩能吃的糖人,草编的各色小动物和鸟虫、装在树枝上的草虫标本、蝈蝈、蛐蛐……没有一处不使人止步,且不用掏钱买门票,有钱多花,没钱不花,所谓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能使人人满意.
什刹海市场以民国初到日占之前最为繁盛,解放前夕已经衰落,但其热闹景象却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即以这里作为故事背景.
从张先生的小说中也能看到混迹游人中的恶棍身影,可什刹海的混混儿比起天桥那些黑旋风冯狗子们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老北京都说好人不逛天桥,虽也有好人不逛什刹海的说法,但始终没有流行起来,可见两处的流氓地痞不在一个能量级上.
什刹海附近住过不少文化人儿,名气大的且不说,《燕都丛考》记录了一个奇人,"南丰赵声伯卖字为生,小楷称当代第一,僦屋湖滨,疏帘竹几,望若神仙中人.
"以天下小楷之首,落得租房卖字为生计来源,可见旧时落拓文人的苦楚.
虽有入画美景,却不免时常为果腹事发愁,神仙中人也不免添几分哀凉,与附近会贤堂上的高朋满座、喧闹吵嚷、换盏推杯、猜拳行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换过来一想,这恐怕也就是大隐隐于市吧!
由于地处西北城,什刹海一带见到有身份或曾有身份华族贵胄并不稀奇.
清亡后,贵为天子父的载沣,时不常会溜达到荷花市场吃个萝卜丝饼.
就是我小时候,见到溥仪的妹妹侄子之类的人物也不算新鲜.
后来在海外大名鼎鼎的吴冠中,也不过和我同学住在同一个大杂院儿.
说不定,那位趿拉着鞋、端着碗豆浆上边架俩油饼儿的,就是前清的贝勒或者将军;那位骑着除了铃儿不响哪儿都响破自行车的,就是清史稿的一位编纂者;那位坐在门口小板凳上摇着大蒲扇、喝着大把儿缸子里酽茶的,就是北洋时期的某某次长局长……(八)每年七月十五中元节一到,就是荷花市场的最后的时刻.
七月十五既是中国传统古老的"关鬼门关"后的节日,又是道教《太上三官经》所说的解厄水官洞阴大帝的生日,也是佛教的"乌兰婆拿"即解倒悬之盂兰盆会.
民间旧时风俗,七月十五中元是与清明、十月初一并列的三大鬼节之一,各佛寺要办盂兰道场,放焰口,请求地藏菩萨超度亡魂.
《帝京岁时记胜》记载了道场盛况:"七月三十日传为地藏菩萨诞辰.
都门寺庙,礼忏诵经,亦扎糊法船,中设地藏王佛及地阎君绘像,更尽时,施放焰口焚化.
街巷遍燃香火于路旁,光明如昼".
这一天,要做法事,要烧法船、放河灯.
《燕京岁时记》说,"荷叶灯之制,自元明以来即有之,今尚沿其旧也".
有钱人的河灯是专门制作的,带莲花形木头底座,精致而美观,一般老百姓的河灯可以用半拉西瓜皮或苤蓝、南瓜甚至茄子插西城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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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1上蜡烛或梵香做成,民间儿歌说,"荷花灯,荷花灯,今儿个点了明儿个扔".
黑森森的河面上,无数的烛火香头星星点点,有如夜空中的闪闪繁星.
后海临近北城重要的佛寺广化寺,因此后海的河灯远比前海多.
什刹海一带盂兰盆会的重头戏在广化寺进行,传说该寺是一位高僧用毕生化缘得来的布施建造的,光绪年间重修,清代督抚徐继畲为之题写了碑文.
广化寺位于鸦儿胡同东口,有五进院落,规模宏大,且以一排房舍与银锭桥附近的尘世隔离开来,因此极为静谧.
宣统元年曾辟为京师图书馆,收集宋元明清皇家藏书,后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鲁迅曾负责这项工作——应当算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了.
"文革"时这里当然无法逃脱厄运,我就看见过斗志激扬的红卫兵在寺前广场上焚烧书籍.
"文革"后广化寺重新修葺,迁走了寺里的居民.
我有幸到广化寺参观了刚刚恢复的盂兰盆会道场(当时院里还住着一些居民),机会实属难得.
近些年来,旧风俗重新恢复,每到七月十五晚上,一片萤火妆点着河面.
虽然许多人颇觉新鲜,但我却没什么兴致.
作为旧时风俗,保留甚至恢复一些无可厚非,却未必一定要拘泥旧的形式.
寄托对死者的哀思,今人有今人的方式,比如网上灵堂,我以为就很得寄托哀思和与时俱进的真谛.
农历七月十五以后,天气渐凉,秋雨到来,秋风瑟瑟,荷花枝残叶败,而人们似乎也没有"留得残荷听雨声"的闲情逸致,于是,再没有人来这里赏玩,民间道是"雨来散",不无讥讽的味道.
前海大堤相传是由和珅出资修建的,故有和堤之称——大约和珅希望史上留名而仿效苏堤和柳堤.
老人们说,大堤西侧的西小海曾种植水稻,有资料说,什刹海里种稻子的历史始于明代,由内宫监负责种收,专供大内食用.
每至夏季,"桔槔之声,不减江南",旅居京师的南方官吏文人,每每至此闻得稻香,不免牵动莼鲈之思,怀乡之情油然而生.
解放前,种稻子的范围已缩小到仅限于西小海一带,西小海几乎干涸.
解放初,西小海被改造成什刹海人民游泳场,这在当年是件大事,市长彭真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等亲临落成开幕式.
上世纪60年代游泳场被填平,与大堤连为一片陆地,成为市业余体校,是许多著名体操、武术、乒乓球运动员走向体坛的起点.
游泳场因此挪到大堤东侧,二分钱一张门票,是附近孩子的乐园,也是附近学校组织体育课游泳的地方.
上世纪后期游泳场被取消,前海西岸经过修葺恢复了荷花市场,但和当年的临时市场不是一码事.
有老人还记得,每到冬天,前海大堤南边的冰窖会用凿空的冰和蜡烛制成冰灯当做幌子,有些小贩夏天里来冰窖批发碎冰,沿街叫卖,供平民使用,谓之"冰核(音胡)儿".
解放后这一带辟为花园,六七十年代时这里因僻静而使人恐惧,早期的流氓、"文革"的红卫兵和"文革"后期的顽主、圈子经常云集于此,为拔份儿或拍婆子大打出手.
80年代后情况有所改变,每天黄昏时,会有老年人三五而来,及至夜幕降临,或围着楚河汉界对阵厮杀,或戏友们自拉自唱,或云山雾罩的漫天神聊,倒也是怡然自得.
可惜的是,这里后来被围起来,改建成盆景奇石园和餐馆,附近的老北京也就不能再随意出入了.
冰窖东边的白米斜街有张之洞的私宅.
张之洞不仅有殿试时被钦点探花的出身,也有从清流名士、词臣领袖而出任封疆大吏的通顺经历,更具备不迂腐、不糊涂、清正廉明而有进取心的品质,在两广、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干得有声有色,最终成为晚清重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奉旨入京任大学士、军机大臣,便拿着湖北善后局下拨的两万两银子修缮费在白米斜街建宅.
与标准四合院不同的是,富有开明思想的张之洞在自己的两进院落里建了一幢临前海的五间二层楼房,能尽情观望什刹海风光,这不但吻合中国文人志在山水的理想境界,也表达了张之洞退隐山林尘世、颐养天年的意愿.
张宅今日还在,但遭到一定损毁,早已沦为大杂院.
在天津与宣统离婚的末代皇妃文绣,解放前后曾在白米斜街居住很短的一段时间,当地人称之为娘娘.
折而往东,又回到地安门、后门桥,继续向北的临河一带称一溜河沿——后来改称前海东沿,这一带在历史上曾风光过一阵子.
过去这里是一带漫西城文萃坡,沿水有粗大柳树掩映着的小径,老人们说,走那里要不断低头以躲过柳枝.
市井传云,严嵩被罢官后穷困潦倒,曾到义溜胡同乞讨,因不熟悉地势而从胡同西口跌倒并一路滚入前海.
严嵩在什刹海一带乞讨并无准确记录,但他的行踪与西北城联系似乎不少,小有名气的柳泉居的匾,传说也是在他失势后为换饭吃题写的.
一溜河沿向东有一条通向鼓楼大街的一溜胡同.
没有被拆除时,它算得上是北京城最狭窄的胡同之一了.
从一溜胡同出去向北一拐有家邮局,曾是70年代末期北城重要的自发集邮交易市场.
听老人们说,一溜河沿是当年也应该算什刹海市场范围,而且是卦摊集中的区域,戴着古香古色的眼镜、身着长衫、头顶瓜皮小帽的半人半仙们,占卦看相,指点迷津,摇头晃脑,煞有介事.
记得我小时候这里还留有几家小铺,有专门出售金鱼的,大木盆里养着各种各样的美丽的鱼,有的小铺里海摆着饮料.
读了张中行的文章才知道,原来这里竟不乏身怀绝技的老师傅.
清至民国,一溜河沿和一溜胡同聚集着的几家买卖,其中有名震四九城的广庆轩书茶馆、东和顺棋茶馆和集香居茶酒馆,最著名的是广庆轩.
北京是评书发源地,听众又是生活在皇上脚下的子民,多少都有些见识和知识,耳朵准确得近乎苛刻.
北京说书的公认,最犯怵东华门外东悦轩和地安门外广庆轩,因为这两处的听众最难伺候,偶一说错即遭批评指责,严重的甚至没法再吃这碗饭,何况,像书画巨匠溥心畲、大阿哥溥儁、末科状元刘春霖、九门提督江朝宗、《燕京岁时记》的作者富察敦崇以及清宫权宦小德张、四十八处总管太监李乐亭、京剧名角金少山等都是广庆轩的常客.
所以,敢来广庆轩献艺的都是评书界的佼佼者,哪个敢不尽心竭力地伺候各位爷当年要想偷点懒玩点儿假唱之类的花活,门儿也没有!
(九)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沿着前海转了一圈了.
如果从大堤位置向西而行,就是现在的前海西街,在恭王府前折而北上,到柳荫街,最终可达后海.
这个路线原来是一条河,名月河或越河,俗称月牙河,周边一带古称柳树湾.
月牙河上曾有不少小桥,其中两座很有些名气,一是越桥或曰三转桥,民间称三座桥.
古籍记载,当年这座桥附近曾经一派盛况.
元代马祖常诗云:"朝马秋尘急,天潢晓镜舒.
影园云渡鸟,波静藻依鱼.
石栈通罗汉,银河落水渠.
无人洗寒露,为我媚芙蕖.
"明朝胡俨诗曰:"浩荡东风海子桥,马蹄请蹴蠕尘飘.
一川清水冰初泮,万古西山翠不消.
何处水车联绣幌,谁家华馆拥金貂.
广寒宫阙红云近,时有天香下碧霄.
"三座桥为文人骚客咏吟,一是地理位置,二是本身的优美,三是附近有西涯十景之一"响闸烟云".
《宸垣识略》记"响闸在月桥东",水流经此闸时因落差从响闸轰然进入前海,故名.
不过现在三座桥桥已踪迹全无了,据老人们说,那是一座不大的单孔(也有人说是三孔)石桥.
三座桥西接"玉河"之水,南望宫禁之墙,东临荷花之池,因此附近多有王府和要员的宅子.
越河风光古朴清峻,味道深长.
古代书籍记载它"平湖远树","清流急湍,映代左右",《燕都游览志》说,"德胜桥下泛舟东行而南,得藜光桥,经僻岸无人行,古槐浓樾,覆荫如画".
明代李东阳就住在附近的煤厂,他称这里为"京城第一佳山水".
月河在解放前已经淤塞成了臭沟,污泥使河道越来越高,附近的污水纷纷排泄于此.
1952年市卫生工程局以下水管道代替河道,将明沟改造成街道,道路两侧种植柳树,后来定名柳荫街.
虽然这样的改造不无遗憾,但即便是填平河道,这里仍以幽静取胜,加之附近居民不多,显得格外安静.
80年代徐向前元帅为街道题名"柳荫文明街".
做为胡同游的重要景点.
随着月河被填埋,月河上另一座著名的桥也随之消失,这就是被叫做李广桥的明代古桥,今天,还知道这座桥的人已经不多了.
俊美风景的什刹海四周有许多大宅门,明代时,有镜园、漫园、别业园等,大多集于积水潭附近,清时则移至前海和后海一带.
这些宅子的主人并非一般的土财主.
贝勒贝子府邸自然不用多说,仅王府就有几家.
按清制,显祖以下儿孙曰宗室,用黄带(就是老舍《正红旗下》里大姐夫所说西城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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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的,要约几个黄带子来帮助教训一下二毛子、而且可以"往死了打,打死再说"的那几个朋友),疏者曰觉罗,用红带.
宗室封爵的,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下凡十二等.
亲王因爵位最高,府第最为尊崇,大门五间,门柱绘彩龙,九纵七横的门钉,有石狮子、大照壁.
正殿七间,脊有吻兽,基高四尺五寸,后殿五间,后寝七间.
正殿设有绘五彩金龙文的三座八尺屏风,还设有类似皇家的官吏,俨然一个微缩版的朝廷.
除了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若主人老死由其子继承,但按制爵位降低一等.
削爵或无嗣者由内务府收回.
谈及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今天人们知道的什刹海一带王府和其他挂爵人物的府第,其实主人是变换的,而今所说的,只是最后的主人.
月牙河向北拐弯处的路西的恭王府,曾是清重臣和坤的宅邸,其景色从和珅之子丰珅殷德诗句可见图画般的魅力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半池鸭绿水,几阵柳丝风.
缓步寻芳径,疑与桃源通.
啼莺断还续,人在画图中.
"和坤"集横、贪、奢于一身","宠冠朝列"20多年,在电视剧中被王刚演绎得惟妙惟肖.
嘉庆时抄了和大人的家,得到了差不多相当于清廷三四年财政收入的外快,还有不少连皇上老子也没见过的宝贝玩意儿,难怪民间说"和坤跌倒,嘉庆吃饱".
和坤的罪状有22条之多,其中之一便是私引玉河水;他家里的铜铸路灯和太平缸,也因不合规定而被没收,至今仍在紫禁城西路.
和坤一倒,这块风水宝地就成了抢手货,向往已久的嘉庆的哥哥成亲王得到了花园,庆郡王得到了府邸.
成亲王重新整建了旧园,并获恩准引玉河水——反正玉河水已经被引了,皇上索性做个顺水推舟的人情.
后来成亲王永璘政途失落,在家潜心书画诗文,且颇有造诣.
咸丰时,西太后将这里赐给帮助她铲除顾命八大臣有功的小叔子奕忻,对她没什么价值的成亲王迁出.
恭王府刚开放时,笔者曾经前往参观,并回忆起小时候的许多见闻.
当时一些同学就住在这座"公安部宿舍"里,他们时时邀大家去玩打仗的游戏,对奇山异水楼台屋宇并无更多的印象.
高中临毕业时,提及旧时风物的文字开始见诸报刊,《北京日报》上有连图带字讲恭王府的"豆腐块",1979年初某天,我们几个学生与教授地理的吴玉洲老先生下课闲聊,说到恭王府,老先生兴致大发,一同窗当即邀先生一游,老先生欣然带着我们几个弟子前往.
吴老先生身材消瘦,一头白发,不大爱讲话却学识渊博,颇有仙风道骨的神韵.
这次长了不少学问,今天想来历历在目,而吴老先生和当年教过我的许多老先生一样已为古人.
后来才知道,公安部宿舍不光是被居住者自称的所谓恭王府,还包括了与其紧邻的另一座王府——两府间原有一条细长的夹道(即府夹道),这座府的主人是蒙古阿拉善亲王,其中第三代阿拉善王罗卜藏多尔济(故其府被称为罗王府)娶了皇室格格娥掌郡主为妻.
罗王21岁始理旗政,戎马半生,军功显赫,曾进军伊犁平乱,因平疆战功而晋爵和硕亲王.
被现代影视作品叫做"鬼子六"的恭亲王曾被视为反派,实际上,相貌伟岸、见识不凡的奕是王室成员中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有见识的人.
奕在祺祥政变中帮嫂子成就了两宫垂帘的大事后,日子并不好过,民国后,他的后人也像绝大多数爱新觉罗后代一样,没有也不可能守住家产.
恭王府的房地产,像马其诺防线一样被零割碎售,解放后更是统统成为公产,府邸包括著名的天香庭院和九十九间半先卖给辅仁大学,解放后成为中国音乐学院,其他部分则集中了好几家单位.
初中时到北京风机厂学工劳动,厂房就是恭王府的一部分.
至于阿拉善王府,也随着民国后主人返回蒙古而被逐渐租借以至出售,最终成为机关宿舍,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腾退出来,并彻底成了大杂院.
幸运的是,一种传说使恭王府和罗王府没有被彻底毁坏.
有人说,恭王府是曹雪芹《红楼梦》的背景,当地居民特别是住在花园里的公安部家属更是坚信这里就是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
这种说法为清末民初的红学考据派重视——他们曾细致入微地"论证"了这里就是大观园.
反对者则称,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恭王府不是大观园,而大观园的描写却参考了恭王府.
这些争论引来了周恩来视察,他要求做好保护工作,因此即使是"文革"中,这里保存得也还算好.
西城文萃这一带还有著名的庆亲王府.
庆王因工于心计,没有几年就踏上了坦荡通衢的仕途.
庆郡王升为庆亲王后,其府迁到定府大街.
所谓定府,是指明初开国元勋、成祖朱棣的岳丈大人、死后封为定国公的徐达的府邸,据考证定府的面积很大,北边直抵后海.
清代时徐达府成为直隶总督、大学士琦善的宅子.
庆亲王大兴土木,经营多年,终于使他的新府以奢侈豪华而名冠诸王府.
清亡后,庆王府的主人跑到天津做了寓公,这里经过多次的闲置和占用,最终在日占时期出售,解放后成为北京卫戍区后勤部所在地,因改善办公条件的需要,庆王子辈所分的三个院落,有两个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建了楼房.
小时候我曾跟一位邻居多次到这里看电影,记得只有些老式房舍,还有一座戏楼,那位街坊介绍说,这是庆王府里最具有价值的建筑物,因为名气太大而没有被拆除,可惜上世纪70年代在一场大火中灰飞烟灭.
定府大街向西直达护国寺,按护国寺是元朝末相脱脱所建,寺内佛像即脱脱夫妇的坐像,可惜早已不在.
脱脱为挽救大都的危亡,曾经想了许多办法,开凿新和引水入京改善漕运,在京西种植水稻,变更币制发行至正宝钞,可惜这些举措没一个成功,以至于元末大都流传着一个《醉太平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
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
哀哉可怜.
"护国寺是当年北京几大著名庙会之一,老舍作品中多有提及.
定府大街还有梅兰芳故居,往西有宣统弟弟溥杰的住宅,稍北的棉花胡同有蔡锷旧宅.
什刹海一带并不缺水,但和当时全城多数地方一样没有自来水.
几乎每条胡同里都有水井,但多是苦水,民间传说是因为孽龙祸害留的结果.
一般收入的家庭用苦水洗衣服而买甜水做饭泡茶,甜水是由山东籍的"借光儿二哥"(也尊称为"三哥",背后则叫"水三儿")用水车从井窝子送来的,依例并不当场付费,只在门洞墙上画五个一组类似鸡爪子的图形,每月来数一次鸡爪子并据此要账,直到50年代中安装自来水管子.
小时候还见过胡同中部空地上有公用自来水管子,口渴时撅着屁股拧开龙头灌上一气,的确带劲,这大概就是北京土语"撅尾(音已)巴管儿"的来历吧.
这一带的房子,有极其规矩的四合院,也不乏小门小户的随墙门和解放后改造或新建的说不清属于什么形制的房屋和院子.
不过,只要从胡同里一走,还是随时能看见磨砖对缝的墙壁、如意大门和金柱大门、门楣和马面上精致的砖雕、门前造型精美的抱鼓石……今天,胡同里的四合院成了观光者眼里的宝贝儿,其实,十几年这一带的房屋大多陈旧破烂,居住条件也不怎么样,几乎每个院都是大杂院,居住拥挤,卫生环境差,居民自建的各式房屋更是彻底破坏了四合院原有的形制格局.
至于这些年为展示传统复建的那些"古建筑",不少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货色,很难和当年的老房子相比.
(十)漫步在什刹海,对于胡同游的"老外"——外国和外地人——来说,不过是走马观花,要真正领略北京的风韵,则须有长时间的实际生活体验,否则,可能连皮毛都了解不到,自然也不会被京味所感动.
当下人们爱把"京味儿"挂在嘴上,却很难把握它是什么,甚至进行曲解——比如以为老北京人个个都是提笼架鸟泡酒缸缸,甚至认为不骂骂咧咧带两句脏话就不是正宗的京味.
我不想沉醉于童年和少年时代,却希望借助下面这些记忆的碎片,作为什刹海"味道"的小注.
我从出生就住在一个极标准的中型四合院里,那是胡同路北三个院落中间的一座,三个院的房主没出五服.
我住的那院属于前清一位御医,回族,御医的儿媳活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常坐在大门槛上翻翻报纸批评两句,还时不常地念叨,烟袋斜街天合盛油盐铺有她家的股份.
据说御医并非今天影视作品那样神秘,清亡前,御医照例每天早晨要去点卯,没任务,聊会大天就走人.
民国后,御医不必再去太医院,改在地安门的药铺坐堂.
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一个扭曲的年代,许多记忆都带着荒诞主义的色彩.
院子里的垂花门,早在50年代大跃进时就已经拆毁,外院和内宅因此没西城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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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了界限.
院里有两棵极粗的大树,一榆一槐,"文革"中被锯断挖走填进了砖窑,成了深挖洞的材料.
记得1966年,一位"红五类",极其认真而充满义愤地用斧子将屋门和大门上的雕花一点一点砍去,好像是在捍卫永不变色的铁打江山.
一些深居简出的人会被突然"揪"出,在批斗大会的震天的口号和带铜头的腰带下用肩膀夹着脑袋瑟瑟发抖,一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忽然在某天早晨胸口挂上黑牌子扫街.
路过垃圾站,时常能看见一些从没见过的东西:穿旗袍女人的照片、整盒的象骨麻将、打破的极细的瓷器碎片、西洋化妆品和一些当时不知道名字的小玩意儿.
那时候,胡同里几乎没什么吆喝声,东西要自己去买,送来的只有煤、报纸和书信,先前还有牛奶,后来一度中断.
夏天偶尔有卖冰棍的老太太,但多是半软的货色.
上幼儿园的孩子,原先有专门接送的三轮儿童车,后来说是怕小孩子从小学会剥削而取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银锭桥一代的店铺不多.
银锭桥往北,烟袋斜街西口有家一间门脸的小酒馆(原是天合盛油盐铺),也兼卖油盐酱醋和定量供应的粉丝麻将淀粉火柴肥皂和凭票卖的食用油,里面靠东的柜台卖生活必需品,几位售货员都是老派,是公私合营时组合进来的,年纪都在50来岁,永远是一副不紧不慢的做派:不管排队的人多人少,总是慢条斯理地和顾客打招呼,不紧不慢地用竹提子和铁皮漏斗装酱油罐醋,用古香古色包着银头、乌木杆镶嵌着银刻度且秤盘子已经从圆形磨成几乎是三角形的秤约盐约糖,而且包糖一定是梯形纸包,包盐一定是三角形纸包,永远不乱,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风度.
靠北的柜台,专售散酒和小菜,柜台上是一排贴了价签的黑陶罐,上面紧塞着包了红布的盖子,还有一只带着刻度的喇叭形量杯,这是小店唯一的现代化器皿.
啤酒装在煤气罐一样的桶里,以兼做量具的塑料杯子散卖,一杯叫一升.
柜台下面摆放着装了香肠和熟肉的碟子,传出阵阵诱人的香味,和酒香混合在一起,是极诱惑的味道!
卖副食品的柜台同样有吸引力,玻璃柜子里,有三分钱一包的玉米花或四分钱一包的大米花,有五分钱一包的空心豆和一毛钱一包的榆皮花生,还有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和二分钱一块的牛奶糖或棍儿糖.
靠东墙有两张桌子,三五酒友,边喝边聊,兴奋之处,面红耳赤,大呼小叫,说得比喝得热闹,这些人多是喝用厚壁的白瓷杯子装的散白酒.
今天想来,这小小的酒馆,颇有旧时大酒缸的神韵.
小铺稍东是一家合作社,公私合营前是鑫钟酱园,专卖蔬菜肉蛋和油盐酱醋,兼营少量日用品.
因为货全,所以比小铺牛,运来蔬菜和猪肉,售货员可以公开留出一部分,坦坦荡荡地宣布这是给机关团体留的!
是否不得而知.
和小酒馆相对的鸦儿胡同口上,有家早点铺,每天早晨热闹非凡,单是门前排的长队就足以说明生意的红火,其实并不是他家的服务上乘或是货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当时的商业网点太少.
银锭桥北的空地上,是附近居民买冬储大白菜和白薯的地点,多少次在这里排队、领号、装车.
空地北就是烤肉季和一家粮店.
粮店里是一拉遛半人多高的木制粮柜,里面放着面、米、棒子面,赶上特殊供应时也有红豆、绿豆、江米等杂粮.
每个粮柜前面都装着一个铁漏斗,买粮的将面口袋套在漏斗下方,售货员就会抄起个很深的铁簸箕,撮起粮柜里的粮食倒入漏斗上口,随着"噗"的一声,漏斗里便会腾起雾状的面粉,手中的袋子便突然有了分量.
卖粮食的售货员手底下很有准,你要多少斤,他们就能准确地给撮出来,用大秤一称,最多差不了一小碗.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商业兴起了学习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的运动,学习内容之一就是热爱本职、技艺精湛,即所谓"一抓准".
其实,一抓准对北京老派售货员并非特殊的本事,而是长年累月操作的必然结果,在北京胡同深处的小店铺里,这样的售货员可谓并不少.
出烟袋斜街往南一拐,把口是一家食品商店,老人们称之为公和魁,后来才知道,那是开业于光绪二十年的老饽饽铺.
公和魁往南是家银行,小时候去过几次,第一次看见了柜台里的宝石和金银饰物,后来自然随着生活的革命化而取消了.
银行旁边有家小小的早点铺,早点铺只有一间极窄的门脸,里面是个很像夹道的细长条.
除了卖油饼、西城文萃豆浆、烧饼和豆馅火烧外,总有个四五十年纪的女人,穿着油污的工作服在门口用一大锅油煎鸡蛋,把撒了盐花的鸡蛋夹在火烧里卖.
早点铺往南的地安门百货商场,早先是一拉溜平房铺面,七几年建了楼.
对商场的记忆并不多,但有几件事印象却很深,一是老式货架上立着一排排整齐的布匹,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棉布香味.
二是售货员收款时把钱和票据夹在上方一块小木板的夹子上,然后挥臂一推,夹子便飞向收款台,动作流畅潇洒,后来改成电动传递了,那优美的姿势也就看不见了.
第三个记得清楚的,是商场里对孩子充满诱惑而对大多数家长来说是累赘的儿童玩具柜台,孩子们走到那里,绝对走不动道儿,我没少见在玩具柜台前蹲着躺着撒泼打滚的孩子.
烟袋斜街出口往北,把口是开业于民国初年的洪吉京纸店,公私合营后成为文体用品商店.
纸店很大的铺面分成三部分,最北专售体育用品,最南边卖纸张,中间卖文具.
虽然这里也有价格不菲的英雄金笔和整刀的纸,但大多是一块钱以下的买卖,比如一分钱三根自动铅笔芯或一个信封或两张信纸,六分钱一把削铅笔刀或三支铅笔或大半瓶蓝黑或纯蓝墨水.
卖纸的部分好象永远忙碌,一张大桌子上,售货员用镰刀一样的裁刀把整开纸割为小块,以备卖给学生.
纸店北边紧邻一家副食店,除卖菜外,这里是附近唯一一家卖牛羊肉和水产的副食店.
每到星期天,门口总有长长的队,买两毛五或三毛八或四毛二一斤的带鱼或五毛五一斤黄花鱼,或者端了盆、锅买几分钱一块的豆腐——大多是买卤水或石膏点的北豆腐,少有人买软绵绵的南豆腐,尽管它比现今的"白玉豆腐"强得多.
(十一)什刹海一带,充满了浓酽的人文精神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北京市曾经做过粗略的统计,文化名人中留下了与这里有关的诗文或其曾经在这一带活动过的或直接居住在这里的,不下数百位,从文豪曹植到今天尚在的画家吴作人,随便列举几位,都是大名鼎鼎:米万钟、刘侗、文徵明、袁宏道、查慎行、纳兰性德、刘鹗、张之洞、郑板桥、齐白石、鲁迅、梅兰芳、胡适、老舍、溥心畲、张大千、张伯驹、陈桓、梁漱溟、侯宝林,当代文化人中的杨沫、冰心、顾随、萧军、周怀民、田间等等,都和什刹海有着不解之缘.
什刹海附近的老人熟悉祖祖辈辈地流传下来的许多传说神话,那时候没有电视,文化生活枯燥,晚上坐在院里聊大天,是夏天消除暑热的好办法.
唐山地震前,虽然各家会在自己的门前种些倭瓜、扁豆、向日葵和一些草本的花木,但院子中间仍有大块空地.
院里有两位上岁数的最爱给孩子们说古,其中一位山东籍老头,浓重的胶州腔,嘴里净是狐黄灰白、柳大头鬼没脚怪,而那位满清一品的孙子媳妇,则喜欢从当时已经开戒的"四大名著"一直讲到《山海经》、《世说新语》和《阅微草堂笔记》.
当年,找个积古的老者,他便会指着鼓楼给你讲玻璃指头李二,遥望钟楼给你叙述铸钟娘娘要鞋来,告诉你当年残暴的皇上佬儿严刑拷打沈万三,出神入化地神聊宝庵的树精曾打算随乾隆爷下江南微服私访,宛如亲自经历过一样叙说哪院哪间房的底下有海眼……说到高兴处眉飞色舞,说到激昂处怒发冲冠,只是今天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少.
"文革"前有金寄水专门写了一本《北京的传说》,其中的几篇和什刹海附近的风物地理有关,小时候可读的书少,看这本书时,因为地名熟悉而兴致勃勃.
随着年龄增加,对北京的感情越来越深.
虽然当年的什刹海已经不在,我也常为此而叹息,可不经意地路过一些颇有历史却充满现代气息的大街胡同时,却突然感到,老北京的神韵风致,其实就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
郑重致歉:因作者录入原因,2014年第四期《西城追忆》上登载的《什刹海(上)》错将宣统二年的公历年份打成1900年.
在此向读者表示真诚的歉意!
西城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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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7西城文萃广济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25号,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
广济寺创始于金代,位于中都城外的西刘村,故以村为称.
元至元十三年(1726),忽必烈在中都东北兴建新城,曰大都,从而将西刘村寺纳入城内今址,后毁于兵燹(音xiǎn).
明成化年间在遗址上重建,并赐额曰"弘慈广济寺".
入清以后,广济寺屡蒙皇恩而达于鼎盛.
民国时期,广济寺再次毁于大火,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再度重建.
广济寺从乡村小寺,演变为城中大寺,再演变为皇帝敕额的寺院,屡建屡毁,屡毁屡建.
在朝代更迭与社会地位的变迁中,广济寺的建筑规模也渐进发展而形成了今之格局.
一、金元之际广济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25号,中国佛教协会驻此,是一座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著名寺庙.
据刊刻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敕建弘慈广济寺新志》记载,此寺"古名西刘村寺",为"金时刘望云所建".
西刘村位于金中都通玄门外北郊,其时有两个刘村,位于西侧的便冠以"西"字.
刘望云是西刘村人,自称是天台刘真人裔孙,一天,一个叫且住的僧人从西刘村经过,见到刘望云便喝道:"守天风为我吹万亿——广济寺建制考尸鬼,认得老僧么"说毕掉头便走,刘望云见状,立即追上去,拉着且住的手,恳请为其说法.
不久,刘望云出资建寺,以村为称,曰"西刘村寺".
⑴这就是广济寺的建寺之始.
贞祐二年(1214),金中都被成吉思汗的军队攻陷,但是成吉思汗并不想在这里久住,而是一把火将中都的宫城烧掉.
40多年以后,他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在金中都的东北建立大都,原来的郊区成为市区,西刘村寺便成为市区里面的寺庙了.
在这一时期,西刘村寺发生了哪些事件,由于史料缺乏而难以稽考,根据《新志》记载,仅仅知道,万松行秀"曾挂褡西刘村寺".
⑵万松行秀是金元之际的名僧,他的弟子耶律楚材是其时著名的政治家,师生关系很好.
在耶律楚材的文集中,留有不少送给万松行秀的诗.
其中有一首七绝:"风流彩扇出西州,寄与白莲老社头.
遮日招风都不碍,休从侍者索犀牛.
"称赞万松行秀是"白莲老社头".
耶律楚材随同成吉思汗西征时,万松行秀曾在信中与其谈论治国修身的道理,指出应该"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虽然只有八字,十分简略,但在中国历史上却非常著名,对于当时蒙古军队的杀戮政策,是一个有力制约.
万松行秀圆寂于蒙古定宗元年(1246),世寿81王彬广济寺(1961年)岁,僧腊67年.
其骨殖纳于塔中,据明人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记载,这是一座七级砖塔,额曰"万松老人塔".
⑶清乾隆十八年(1753)奉敕修葺,把七级加高为九级.
⑷民国十六年(1927),交通总长叶恭绰鸠工重修,并于东开辟一门.
1976年唐山地震以后,修缮加固.
近年,由于修建地铁,塔身微倾,又进行扶正修葺,并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治理.
万松老人塔距西刘村寺不远,《新志》谓:"建塔于西刘村寺前,今甘石桥北",这个地方在今西四路口西南,砖塔胡同东口.
塔与寺相距大约500米,二者之间或者有什么内在关系.
二、明朝西刘村寺,在明朝初年已经不存.
据万安撰写的《弘慈广济寺碑铭》记载,原来的寺址,在那时已然荒秽许久了,荒地中间是一个大坑,所谓"中为潴泽""广若干丈,深若干尺.
"景泰年间,有人在这里掘出"陶佛像、石龟、石柱顶、陶供器",⑸天顺年间,被从山西来的僧人普惠与徒弟圆洪知道了,立志要把这座寺庙修复起来.
尚衣监的太监廖平也前来参与,对圆洪说"屏上荷殊遇""欲得一福地构寺奉佛凭法,力图报大德于万一",现在机会来了,这岂不是上苍让"我与尔师徒共结此善缘耶"于是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凡上所赐白金亦自是辄以付洪".
寺庙的重建工程始于成化二年(1466),止于成化二十年(1484)的夏季,前后历时近20年.
在复建第一年的九月,修建了山门、钟鼓楼、天王殿.
第二年夏天,又修建了伽蓝殿、祖师殿、正殿与大士殿.
大士殿位于正殿之后.
其中,天王殿里塑有四大天王像;伽蓝殿里塑有给孤长者、清源妙道与崇宁宝德二真君像;祖师殿里塑有达摩、百丈、临济禅师像;正殿镂有释迦、药师与弥陀像,两侧分列十八罗汉尊者像;大士殿镂有观音、文殊、普贤三像.
这些佛像庄严宝像,"皆饰以金","廊庑门牖"也"点染丹雘,焕然一新".
同时也修建了"斋堂、禅堂、方丈、僧舍与夫庖湢、廪庾.
以及幡幢供器,寺所宜有者,无不必备.
"在建寺之初,廖平便为普惠的徒弟圆洪请牒,说明建寺之由,申请宪宗赐名,宪宗赐额曰:"弘慈广济寺".
寺建成之后,其时普惠已然圆寂,便授圆洪为"僧录司右觉义",不久升职为"右阐教僧","住持于内","日领僧众,酌水献花,仰祈国祚亿世,圣寿万禩,宫壸清宁,嗣德繁衍,下及臣民庶汇,并一切有生,均沾利益.
"寺建好以后,请万安撰写碑文,朱奎书丹,李东阳撰碑额.
万安,时任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官居一品;李东阳是明朝的著名诗人,茶陵诗派领袖,弘治年间,累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也是官居一品.
这些人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
成化二十三年(1487),圆洪的弟子又延请释思胤撰写了一方劝缘始末的碑文,其文曰:"敕赐弘慈广济寺者,乃今尚衣监廖公屏所建.
继得司设监太监曹公整疏屏报本之意,闻于皇上,遂荷累赐白金助工恩典.
又得前尚衣监左少监卢公仪,今兵杖局左副使王公景、右副使王公郊董成之.
"⑹说明在建寺的过程中,得到了尚衣监、司设监与兵杖局的太监廖屏、卢仪、王景、王郊等4人的支持.
自此,广济寺成为北京的一座大寺而至今未改其名,而普惠,也成为广济寺的开山祖师.
关于他的生平,余宾硕在《喜云惠大师传》记述道:普惠字喜云,为山西潞州人,"慧为明敏,性复沉静","机锋所触,犀利莫当.
"在他圆寂以后,成化六年(1470),宪宗派遣礼部郎中谕祭,称赞他是"早通释典,克持戒律",是一个能够严持戒律的高僧.
普惠的弟子圆洪,圆洪的弟子明仁与明宗"皆能祖述宗旨,一时称许.
有云:前有大海名不弱,后有二蛟未生角.
至今百余年,寺僧尚守其遗规云.
"⑺一百年以后,广济寺再次凋敝,以至"佛像斑驳,殿宇倾颓".
万历十一年(1583)夏,中军都督府彭城伯张守忠与后军都督府惠安伯张元善来到广济寺,在庑下休息,见到这个情形,"因感前人之创建,而弗能保将来之废毁",便萌生修缮之意.
不久,开始汇集同人捐资修缮,"易朽成坚,稍称完整""俾僧众梵修有赖""上祝圣寿无疆,皇图永固,更冀各姓福履延长,施为顺利.
"此次修缮从万历十二年(1584)的孟夏也就是农历四月开始,到同年六月竣工,历时三个月,为此,张守忠与张元善作《重修广济寺碑记》,且勒石于寺中.
⑻西城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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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9普惠圆寂后在玉泉山西麓二圣庵侧造骨殖塔.
广济寺的玉泉山塔院应该由此而始.
三、清朝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的部队进入北京,五月清军击溃李自成的部队,九月清世祖进入北京,十月宣布以北京作为清朝的首都.
这期间,广济寺著名的僧人有恒明与玉光等人.
恒明,北京人,本名性美,字恒明.
到广济寺以后,见庙里应酬杂沓,"不可做梵修之地",于是去玉泉山西麓的二圣庵,"闭户禁足,草衣木食,并日而餐,有达摩九年面壁之意.
"一天,清军路过玉泉山,见恒明是有道高僧,便让他看守被劫掠的妇女,恒明与"诸妇处凡数日,诵经不绝,略无乱意".
崇祯十五年(1642),兵燹以后,生灵涂炭,"腥秽熏天,过客触之皆病.
"看到这样的景象,恒明"悯然凄恻"而荷长锹,带着弟子复初掩埋尸体.
复初其时15岁,忍不住捂住鼻子,恒明很不高兴,批评他说:"此非人耶汝怪之也!
"一个月以后,复初不想做了,恒明责怪他:"作善事不了底,岂是好人!
"做完这件事以后,恒明又"建水陆大会四十九昼夜焰口",从此"四郊不复闻鬼哭矣".
清军进入北京以后,八旗的将领们占据了许多明朝贵族的府第,寺庙也被侵占了不少.
为此,广济寺的僧人去二圣庵,恳请恒明回来,希望借助他的声誉保住寺院.
恒明回到广济寺以后,"诸藩闻之,不曰此绝女色之恒大师,即曰此埋故骨之恒长老,……八王随喜,至见法师有加礼.
"⑼玉光,本名宽寿,是山西平阳洪洞人,精于戒律.
顺治五年(1648),玉光从五台山回到广济寺,恒明很高兴,"即请入方丈,执弟子礼,大众皆从师意,随侍之,尊其戒也.
"玉光性格古怪,"与人坐对无一言",但是,只要"其升座说戒",便"条理井井""一岁三期,共十三载,出其门者数千人".
广济寺从此成为京城著名的律宗道场.
顺治十三年(1656)冬天,世祖亲临广济寺,玉光并不前去迎接,而这时"龙辇已驻山门""侍卫传呼甚急,大众固请,师不肯行,强扶掖出天王殿,众皆蛇行匍匐,"独"师屹立.
"世祖回到宫里以后,派侍卫质问玉光:"不接圣驾出何经典"玉光抗声回答:"出梵网经菩萨戒中""以手抽经与侍卫进呈",世祖"展经叹赏久之",过了一天,便召玉光去椒园讲经.
"驾至,众知识皆变色长跪",只有玉光"卓然不起".
"上近师座处曰:'和尚好么'对曰'好'.
无他语.
斋毕,即拖拄杖出.
"对于玉光这个态度,世祖很是赏识,对其他僧人道:"汝曹当学此老.
"又"诏经筵大臣日讲梵纲经",讲官急于购买,以至于"经价腾贵".
闲暇时,世祖常说:"广济虽倔强,朕视之愈绝可贵.
"⑽由是,广济寺的声望日益隆盛起来.
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地震,"所在院宇倾圮,恒(明)老人旧建俱毁",复初这时是广济寺的监院,负责重建工程.
见到广济寺"前后梵殿瓦逢悉裂,画壁崇垣剥落无剩",复初很是伤心,乃"昼夜修行""时镇国将军,法名如髻"者,被复初的精神所感动,"发心重整".
复初以所募得的善款,"鸠工庀材",终于"修盖如故".
根据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刻的《京都弘慈广济志建制》记载,广济寺坐北朝南,分东西两路.
东路为主,西路为跨院.
东路的主体建筑从南向北依次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三间)、大雄宝殿(明五暗七)、普门殿、第一关与藏经阁(上下十间).
山门内东是云水堂(三间),西为澡影寮与延寿堂.
天王殿与大雄宝殿的东侧是书记寮(三间)、伽蓝殿(三间)、钟板堂(三间)、香积寮(三间)、库寮(五间),西侧是悦来寮(三间)、祖师殿(三间)、习戒堂(三间)、伊蒲寮(三间)、客寮(五间).
大雄宝殿后面是普门殿.
普门殿后面东有流云轩、馨生窝(三间),西有唤月轩和返照室(三间).
藏经阁前方辟围墙,在围墙中央的位置构筑大门曰"第一关".
门后的东侧是自镜堂(五间)、西是羯磨堂(五间).
藏经阁的两侧建有方丈室,上下各十间.
西路的主体建筑是大悲坛(十二间),其北是地藏殿(三间),其南是返照室(五间),再南是别室(五间)、啸轩(五间),以及静室、日更进、日且休、东观堂、西观堂等其他附属建筑.
广济寺能够在短时间内复建,与复初的关系很大.
复初不仅能干,而且做人也很有品德,"进茶时西城文萃必问曰,大众饮否莫使渴;进食时必问曰,大众斋否莫使饥.
有一果之鲜,必送众前,虽从不知味者无私啖,则又感化檀那之大概也.
"圣祖听说复初的道行以后,来到广济寺,"驻跸山门,游幸大殿,深嘉法地精严",而面"有霁色".
⑾三十三年(1694)初冬,圣祖再次临幸广济寺,见到一株美丽的树,很是惊异,问一个叫天孚的僧人,天孚说大家都说是桐树.
圣祖说桐树不是这样的,又问花朵的颜色,天孚说:"紫而蓝".
圣祖很感兴趣,嘱咐待花开之时入宫告之.
第二年春天,圣祖赏赐给广济寺八部《金刚经》.
初夏之时,圣祖再次来到广济寺,坐在绽放花朵的树下,"特赐帑金、寺额".
中元盂兰会,圣祖又赏赐广济寺"御书药师经十卷、十八罗汉赞十首、临米芾观音赞一首.
"当日,天孚和尚把寺内一株同样的树进奉给圣祖,种植在畅春园里,"团团青翠",圣祖很高兴.
⑿三十八年(1699)四月初八日,圣祖撰写了一篇广济寺碑文,由皇三子多罗诚郡王胤祉书丹.
圣祖在碑文中称赞广济寺是,夙称古刹,梵宇庄严,"莲花幢内,常明日月之灯;柏子香中,深入旃檀之海",以"利益群生为本""修持戒律为归",⒀给予很高评价.
四十三年(1704)六月十一日,圣祖又赐给广济寺一方御书"妙明圆通"的匾额,悬挂于大殿之上.
⒁在这一年,广济寺又刊印了一部《敕建弘慈广济寺新志》,根据《新志》"建制"篇中的描述,其时广济寺的格局是这样的:山门三楹,内供金刚像.
左右角门,康熙三十三年重修.
天王殿三楹,供弥勒尊佛.
左右列四天王.
北向供护法韦陀尊天.
东:云水堂三楹.
延寿堂三楹.
米库三楹.
钟楼一座.
煤炭库四楹.
向北,书记寮四楹.
西:澡影寮三楹.
磨房五楹.
马房三楹.
鼓楼一座.
菜房五楹.
西向北,客寮四楹.
鼓楼南有井,旧志云:初穿水苦,唯供浣濯,今康熙年间忽变而甘,大众茶汤赖之.
住持湛佑和尚题曰:"改过泉",居士余鸿客铭之.
大雄宝殿五楹,供三世佛.
两旁列十六应真壁绘诸天,内奉御赐宸翰药师佛延寿本愿经十部,香花供养.
古炉三座,成化年造.
古鼎、铜钟,万历年造.
月台前古槐树二株,时有神乌栖集.
东:伽蓝殿三楹,供伏魔大帝、给孤长者、清源妙道真君.
殿南米库二楹.
客寮一楹.
钟板堂三楹,内安禅侣.
殿主寮一间.
茶房三楹.
料库三间.
香积寮三楹.
西:来悦寮三楹.
祖师殿三楹,供达摩初祖、百丈大师、本宗临济大师.
职事寮三楹.
习戒堂三楹,以安毘尼大德.
杂用寮一楹.
行人寮三楹.
客寮五楹.
香积厨十楹,在客寮后,前有慧基泉,泉南圊房五楹,向北.
斋堂十五楹,在香积厨后,供宾头卢尊者,康熙三十八年建.
普门殿三楹,供普门、文殊、普贤三大士殿.
顺治四年,三韩辛大勋得外国白檀,造接引佛金身,供大士殿前.
古槐二株,盛夏扶疏掩映,观其叶之燥润以占晴雨.
总持堂五楹,在普门殿东,南向.
汇善堂三楹,在普门殿西,南向.
流云轩一楹,在普门殿后,西向.
馨生窝三楹,在流云轩后;月轩一楹,在普门殿后,东向;返照室三楹,在月轩后,西向;返照室五楹,对大悲坛,内供普眼菩萨像;别室五楹,在返照室后,向南即天孚佑禅师栖息地也.
阶前有奇树一株,人不知名,或曰桐之属,亦无考据,详佑禅师传.
客寮五楹,北向.
第一关在普门殿后,由此入藏经阁.
自镜堂五楹,在第一关,向西.
摩羯堂五楹,在第一关,向东.
大藏经阁五楹,詹事华亭沈荃题额,阁上贮大藏尊经六百七十七函,中供世祖章皇帝赐渗金释迦文佛像一尊,左右观音、普贤二菩萨,有洗浴僧施供佛牙,广长五寸.
阁下供三十二应观音相,莆田廖经画,绘染极为精工;中奉泥金多宝佛铜像.
阁前左傍定时针,以准刻漏,右设生台,以施鸟鹊.
广庭植海棠二株,方春花发,绚彩蒸霞,都人游赏,传为胜事.
世祖特延报恩大觉寺老和尚开炉结制,屡蒙圣驾临幸.
东:方丈五楹,额曰"最上乘",在藏经阁东;西:方丈五楹,额曰"高着眼",在藏经阁西.
东西各有楼与阁联绕,登高望远,云树郁葱,碧瓦朱甍,陆离璀璨,旭日初生,夕阳返照,诚燕市之大观,金台之胜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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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1坛前垂花门楹,游廊六楹.
东西配房六楹.
戒坛三楹,在第一关外东隅,南向.
石座三层,周遭栏槛并白玉石凿成玲珑花草、云涌兽攒,过于绘画.
上供阿育王塔一座,塔内供四大菩萨,梵僧舍利子一颗,御书金刚经八部.
坛前悬御书"持梵律"匾额.
游廊十二楹.
毗卢殿三楹,在戒坛后,内供渗金毗卢遮那佛像一尊,四围贮书本藏经,全部三百三十函.
阁东小楼一楹,供慈氏佛,阁西小楼一楹,俱康熙三十二年建.
大悲坛五楹,在第一关外西隅,南向.
内供旃檀佛像,向南.
大悲菩萨像二尊,向东.
又供释迦文佛二尊,观像弥陀一尊.
外坛左,韦陀尊天;右,武安王.
四面纱笼,香花幢幢.
庄严殊胜,甲于诸刹.
东观堂三楹,在大悲坛左.
西观堂三楹,在大悲坛右.
地藏阁五楹,在大悲坛后,康熙三十七年建,上供幽冥教主十殿冥王,下供伏魔大帝.
阁左静室三楹.
阁右静室三楹.
别室内供圣驾龙椅宝座,上赐御笔临米芾观音赞一轴有宝,又临赵孟頫大阿罗汉赞十首.
⒂总计殿堂房屋(含三座山门,一座垂花门与钟鼓楼)二百一十楹,游廊十八楹.
中轴线上的建筑,自南向北是: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普门殿与大藏经阁.
康熙二十三年,在山门两侧曾辟了连坐角门,将西跨院向南延伸,增加了客寮与香积厨,同时开辟了东跨院,构筑了毗卢殿与戒坛殿,以及其他附属房屋.
在新志中,有一副广济寺全景图,为考察广济寺的建制提供了可靠的直观史料.
其中,大藏经阁建于康熙二年(1663),为此广济寺曾被举报侵占官街,监院德光力争,称大藏经阁所占之地,原是本寺藏经阁旧基,且建阁之事"世祖皇帝皆闻之".
戒坛兴建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由天孚和尚主持施工.
为了建好戒坛,天孚潜心钻研,详考戒坛的样式与方位.
认为戒坛应该建在寺内东隅,因为这里是"善神"的"护持之地".
戒坛建好之后,"云水必至,缁素环列;祥光拥护,香气氤氲.
"到了乾隆年间,广济寺继续受到皇室垂顾.
乾隆十二年(1747),高宗驾临广济寺,撰写了一首《广济寺铁树歌》.
先是描述广济寺的环境:"石桥之北凤城西,庄严净域开招提.
"之后追溯这里的历史:"我来白昼考岁月,苔阶偶抚昔人碑.
石龟石柱出废址,如幻具足非然疑".
赞赏广济寺里的戒坛与曲廊精舍,戒坛是"戒坛左峙授摩羯,擘窠神迹辉云楣(戒坛内持戒律匾,圣祖御笔也.
)",曲廊与精舍是"虽城市也而幽奇".
诗末写道那株铁树是:"庭前倔强矗老干,摩挲不辨桐与榿.
轮囷盘郁戛霄汉,层层旌节排神之.
"僧人说这株树是铁树,高宗认为未必:"木疏稀见谁能知"不论是何种树,在诗的结尾处,高宗写道:"天风为我吹万亿,童童盖下聊依迟",⒃只要这样就可以了.
总之,在清代,广济寺与皇室关系密切,屡屡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临幸与护持.
据《敕建弘慈广济寺新志》述载,此时的广济寺,占地35亩,东望紫禁城西华门,西邻阜成门历代帝王庙,南临甘石桥万松老人塔,规制宏丽,殿宇辉烨,名冠京华.
除此以外,广济寺还拥有一处塔院、一处下院和多处饭僧之地.
塔院位于玉泉山西麓.
中央是一座历代方丈塔,"内建五十九龛".
左侧是普同塔、德光祥律师塔;右侧是开建律院恒明美律师塔、复初仍律师塔.
塔院中竖有一通石碑,设有一座祭台,其上是一堂五供.
塔院右侧有一座筑有围墙的小院,里面是天孚祐禅师塔.
塔院有七间南房,七间北房,一座垂花门和一楹大门.
塔院的南角有一座小楼.
塔院里有二百余株罗汉松,四周绕以石垣,"林木参天,盛夏暑气不侵.
"下院称二圣庵,在玉泉山西北,有"钟鼓楼二座,二圣殿三间,后大殿五间,东西禅堂六间,耳房四间,大厨三间,后观音殿三间,大锅一口.
"广济寺的僧人曾经到这里演律,"僧俗万指,大锅尚存,炊米二十四石.
"饭僧之地则有三处,一处在玉泉山二圣庵,有2顷20亩地;一处在昌平西南柳林村,是太监马化龙在拜见恒明大师时,作为贽见礼的舍地,有12顷地;一处在彰仪门外天宁寺东墙下,是广济寺的僧人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购置的,有菜园24亩,2口井和5间瓦房.
⒄四、民国民国期间,除例行佛事外,北京的寺庙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广济寺也是如此,在寺内创办了弘慈佛学院,培养僧伽人才,同时联络热心教育人士,开办了平民工读学校,推广普及教育,以使城市贫民子弟可西城文萃以读书,促进社会进步.
根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寺庙登记条款总表》记录,其时佛学院有五名教师,平民工读学校有四名教师,四十六名学生.
⒅这期间,广济寺的住持有现明与显宗.
这二人皆为道阶的法脉.
道阶,湖南人,曾经做过北京法源寺的住持.
由于这个原因,广济寺在那时也颇多湖南籍的僧人.
根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七日显宗呈报的《寺庙登记条款总表》与一月二十七日《寺庙人口登记条款表》的统计,其时广济寺有111名僧人,湖南籍贯的有26人,约占寺内僧人总数的四分之一.
⒆民国五年(1916)现明做广济寺的住持以后,与交通总长叶恭绰、教育部参事蒋维乔等人组织了讲经会,时常约请大德高僧莅寺讲学,民国十年(1921)太虚至广济寺宣讲《法华经》数日,便是极一时之盛的法会.
民国十九年(1930)六月,广济寺住持显宗向北平市社会局提交了一份广济寺的《庙产登记表》,绘有一份当时广济寺的地盘图,其时约为二十一亩八分五厘,相对康熙时期的三十五亩寺基缩减不少,但与今之寺院所占面积却大致相当.
其时,广济寺的殿堂房屋,根据民国十九年(1930)北平特别市社会局《广济寺动产不动产登记款表》,计有:后阁楼(上下)共十间,东西配楼(上下)共十六间,东西配房共十间.
大悲坛三间,东西配房共四间.
大殿五间,天王殿三间.
药师殿五间,延寿堂五间,(大小)厨房七间.
斋堂五间,(司库)房七间,伽蓝殿三间.
(东南)角配房六间,念佛堂五间,比丘坛五间.
(东西)厢房共六间,禅堂五间,后厢房七间.
(客书)寮房共七间,十方堂五间,祖师殿三间.
西南角配房共六间,(西院)北院(四合)共二十间,南院(四合)共十六间.
西院西(小院)共七间,西院灰房六间,念佛堂灰房四间.
(药师殿)灰房三间,(寮院)灰房一间,(钟鼓)楼灰房共八间.
山门三座,(东西)门房共六间,车棚二间,(钟鼓楼)各二间.
⒇以上共有殿宇房屋,以及山门、钟鼓楼在内188间,灰房31间,总计219间.
相对《敕建弘慈广济寺新志》"建制"中房间的数量增加了9间,但在这个登记表中,位于大殿后面的改为大悲坛.
此外,广济寺还有:位于阜成门外白堆子的塔院,为广济寺住持职事圆寂安葬之所.
塔院大约占地五亩,有房屋九间,由广济寺派僧人看管;位于天宁寺东墙外塔院,有一亩多地,房屋十四间.
作为广济寺住持圆寂的安葬之所,而这里所出产的菜蔬则是作为广济寺僧人使用与祭祀之用.
(21)昌平县新店村十亩,由广济寺租与租户承种,收租金十元,作为广济寺僧众经费;弘慈广济寺的附属房屋,占地大约一亩有余,有房屋19间,租给永义兴杂粮店和义成古玩局为商,月收租金20余元.
原是广济寺的破房空地,光绪年间抵押在外,民国八年(1919)由前住持现明出资赎回.
对照《敕建弘慈广济寺新志》中的记述,《广济寺承保庙产登记表》中广济寺的附属不动产发生了很大变化,清代的二圣庵、二圣庵附近的塔院、二圣庵与昌平西南柳林村的田地,以及彰仪门外天宁寺东墙下的24亩菜园,统统不见此时的记录,不知是什么缘故.
而此时广济寺内的佛像法器是:木佛像五十四尊,泥神像十二尊;铜钟两口,鼓两只;一部不全的大藏经;六座石碑和一口方缸.
对此,北平社会局负责核实的李光显与张世安认为,广济寺呈报的这个登记表,"佛像法物遗漏甚多,与原登记表中不甚相符.
"(22)民国八年(1919)到十年(1921)之间,"汪立元、夏同和等数十家为资冥福",在广济寺内设立了净业堂,为了给净业堂的僧人提供"养道之费",而在顺义县南白狼村等处购买了九顷零八亩土地,租与租户承种,每年收取地租九百余元,"常年给养修行僧众二十四人经费及每年岁例,清明冬至节定设普利道场之用".
白狼村的土地,汪立元、夏同和等人委西城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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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托广济寺代为管理.
(23)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七日,广济寺举办华严息灾法会,在上午11时余,僧众正在祈祷之时,肆虐的北风将大雄宝殿后面,追荐堂中的电线吹落,掉在炉火之上,从而引起大火.
据第二天显宗呈报北平市社会局,失火的经过是,先是从席棚烧起,"继则延烧大殿,又因此时风烈火猛,水不应手,遂至延烧五观堂、般若堂、大悲坛、延寿堂、药师殿、大藏经阁以及司房、厨房".
"幸蒙公安局长率领该管地方各机关及水会协力施救,于下午二时扑灭",才"得以保存戒堂、祖堂、东客厅、念佛堂、伽蓝殿、客堂、天王殿、山门、钟鼓楼、西院佛学院以及配房等处.
"(24)收到显宗的呈报以后,次日,北平市社会局第三科主任左树屏奉命去广济寺调查火灾及损失状况,认定广济寺损失如下:计烧去后阁楼十间,大悲坛三间,大殿五间,药师殿五间,斋堂五间,东南角配房六间,东西厢房六间,药师殿灰房三间,东西配楼十六间,延寿堂五间,司库房七间,禅堂五间,大小厨房七间,拆西南角配房六间,东西配房四间,烧木千手佛二尊,铜自在观音一尊,木接引佛一尊,铜准提像一尊,铜小佛像三十二尊,大小木像十三尊,小铜弥勒一尊,木华严临时坛场一座、木净光塔一座、木药师灯塔带木小佛像一座,铜典一个,木鱼一个,木五供一堂、大鼓一个、铁磬一个、铜香炉一个、藏经柜十二个、铁磬铜马各一个、明藏一部、观音纸画像三十二张,其中木质佛像法器、纸画佛像及经卷业成灰烬.
(25)此次大火凶猛,广济寺损失惨痛.
中轴线的主体建筑与其中的木制佛像、法器,除天王殿、钟鼓楼与山门外,几乎全部烧毁,计有:殿堂房屋93间,佛像52尊(含木药师灯塔带的木佛像1座),木华严临时坛场、木净光塔、木药师灯塔3座,铜典、铜香炉等法器8个(含木制的一堂五供),以及藏经柜12个,明藏1部,观音纸画像32张".
寺内所藏的契据、账簿等也全部付之一炬,另有一些铜质的佛像、法器因为房焚圮被堆压在土中,是否损坏,俟清理以后才可以知道结果.
据徐威《广济寺》记载,大火中"佛祖还收去了方缸""铁井"和位于大殿东侧的"七叶槐".
"据寺中知情人追述,在大火肆虐之中""现明老和尚悲痛欲绝,几次欲投入火海,与殿堂同归于尽,幸得正在北平隐居的吴佩孚闻讯及时赶来,将现明老和尚死死抱住,并竭力劝阻,方保住现明性命.
"(26)三年以后,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吴佩孚等各界名流檀越的资助下,广济寺将焚毁的殿堂重建于原址之上,而与今之格局大体相当.
注释:⑴⑺《弘慈广济寺资料汇编》(广济寺内部资料,2013.
1)第一册《敕建弘慈广济寺新志》"喜云慧大师传"90、91页.
⑵同上,"尊宿"188页.
⑶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1)180页.
⑷〔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10)卷五十,803页.
⑸⑹⑻《弘慈广济寺资料汇编》(广济寺内部资料,2013.
1)第一册《敕建弘慈广济寺新志》62—71页、76页.
⑼同上"恒明美律师传"92—99页.
⑽同上"玉光寿律师传"112—117页.
⑾同上"复初仍律师传"143—145页.
⑿同上"天孚佑禅师传"148—151页.
按:天孚禅师即《敕建弘慈广济寺新志》的作者.
⒀⒁同上,38—43页.
⒂《弘慈广济寺资料汇编》第一册《敕建弘慈广济寺新志》46—61页.
⒃〔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10)卷五十一,824页.
⒄同上,"塔院""下院"198—203页.
⒅⒆⒇(21)(22)(23)(24)(25)《弘慈广济寺资料汇编》第六册,83页、135页、58页、91、54页、67页、157页、167页.
(26)徐威著《广济寺》(华文出版社,2003.
1)39页.
西城文萃西城旧景北京的会馆盛于明清两朝,究其因由,科举制度使之然也.
清初,严格执行旗、民分城而居,分城而治的制度,故会馆均设于外城.
即今宣武门以南地区.
会馆中唯一特殊建于内城而无试馆、商馆之功能的则是赫赫有名的奉天会馆.
奉天会馆位于原西单旧刑部街12号,今西单十字路口西北角之中国银行西侧部位.
1918年9月,张作霖奉民国大总统冯国璋令,特任为东三省巡阅使兼奉天督军、辽宁省长.
随即安排晋京谢委.
公事办毕,轻车简从晋谒清逊帝溥仪,醇亲王载沣和贝勒载涛,然后在三贝子花园畅观楼接受在京东北同乡的洗尘宴会.
张作霖在京期间看望了原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原盛京将军增祺,并馈赠10万大洋为增祺做寿.
增祺作为老长官,将西单旧刑部街12号的这所院落,送给了张作霖作为回报.
这所宅院系三路三进的大四合院,有房250余间,占地20余亩.
1919年春,东北同乡会将会馆东部的花园和院中露天的华美戏楼改建为哈尔滨大剧院.
奉天会馆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甚巨,其附属剧场"哈尔飞大戏院"系旧京的当红舞台,西化水平、科技含量很高.
"哈尔飞"乃哈尔滨之误,见报之后也就将错就错,以成"浪漫",哈尔滨有东方小巴黎之誉,时谚"哈尔滨"与"时髦"为同义语.
言"你可真哈尔滨",即"你可真时髦".
九一八事变后,奉天会馆成为了"东三省同乡会".
实际上是流亡关内的东三省同胞聚集地,也是血战于黑水白山间的东北义勇军的"后援会",并且成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总部所在地.
一曲催人泪下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诞生在这个大院里.
姻亲著名老中医张绍重先生,曾随其父在此宅居住,存有其先严张济新书写的奉天会馆碑文拓奉天会馆二三事片.
此碑高1.
64米,宽0.
67米,镶嵌于奉天会馆正院环廊墙上.
济新老人书法结构严谨,用笔一丝不苟,取颜真卿、欧阳询之长,形成自己的风格,为馆阁体中之上品.
三四十年代曾名垂京师.
现街面上仅存西四南缸瓦市路东之"义达里"三字.
虽几经封毁,勾摩错位,然雄浑典雅之气仍令观者驻足.
张济新(1874-1952),旧名鼎铭、字庶询,辽宁省铁岭县人.
丁酉年(1897)拔贡,1918-1926年任浙江省会稽道尹,1927年先后任东北政务委员会总务厅长、河南省长、山西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财政部张多关税务监督、及北洋政府最后一任京兆尹.
此后在京寓居多年不参与政事.
解放后曾任第一届中央文史馆员.
张绍重先生系四大名医汪逢春、肖龙友之关门弟子.
琴棋书画无一不精.
曾供职于北京中医研究院,现虽已84岁高龄,然精神矍铄、体力康健,任兰州中医学院教授,甘肃省古籍鉴定专家.
人称快乐老神仙.
仅为保存史料,特将碑文录于后,供来者研赏之.
北平奉天會館碑記遼陽吳甌撰文鐵嶺張濟新書丹自元以來,北平數為國都,轂方輿,藪人文,欵關之學如市.
而集雅失張,淹候為苦.
明嘉、隆間,初有會館,至天、崇而極盛,郡邑往往分幟.
清制,非試館無得近內垣,故會館多處城外,接閭聯廛,或至縣設數館,館銜數巷.
於以敬恭桑梓,覆幬風華,甚盛事也.
吾鄉地廣丁稀,勝國之初,豐沛豪門固以靡煩選謁,其移殖之士,往往篤力田之風,高霧隱之志.
若李鐵君、石東村諸先生,皆幽棲高蹈,不應公車,蓋非絃歌獨後,其氣習然矣.
乾隆乙巳年,始有省館,在西珠市口,迄今二百餘年,簪纓浸盛.
改元以還,海內為一,鄉人士不私其有公館事於吉、黑二省,於是吉林宋鐵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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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5西城旧景楳先生大榜"東三省會館"於楣,昭其義也.
然地隘,無足以廣容吉林宿有專館,鄉人亦浸議更張.
二年癸丑春,前大元帥張公雨亭以師旅入告,陳介卿先生方司虣禁營,置酒為勞,相與述前型,思來者,輒慨然欲任其難.
嗣國會,期集鄉彥,萃止搢紳,絃索之士彌增,歲時往還,苦無以舉會同之禮.
而鄉邦多故,旅食諸君子方欲塞垤紓急,弭患於未來,叩闕呼庭,尤感集事之靡托.
乙卯秋,張公與馮師長閣臣再蒞都門,遂定募置之議.
丙辰歲首,鄉人大集於陳君橶門,選鄉望作始具疏啓冊據如制.
介卿先生與紳耆十三人者實為首事,以鮑霆九先生綜出納責.
議甫定,張公即以三萬金倡,桴皷交應,聲勢漸張.
復辟役終,張公以定難豐功,來都策國是,風雲際會,東人冠蓋滿京,相與治具那園,頌成功而張鄉宴,高歌雅樂,意氣甚豪.
介卿先生飛觥搦戰,已酣醉,猶剌剌語館事不能休,張公引滿,言曰:"某叨父老力,得濟忠於國,身世休戚與父老共,願蕆館事,以永今日之歡.
其費某獨任,有宿言,不敢以復煩父老.
"辭未竟,四座嵩呼,尊爵交集於公前,匉訇豪飲,忘於賓主之儀.
介卿先生跌踼曳歸,至一醉七日.
既而共與議曰:"公無私蓄而肩百用,夙昔不吝,其賢勞惠已厚矣.
置館百年事,忍以累於一人"於是唱導呼和,飛聲傳響,南訖湘澧,北暨龍沙,旌旗所經,聲徽所屆,自方帥聯城,下洎百里之寄、十夫之選,列版掛籍者,無不赴義輸誠.
未朞年,而醵足十萬.
嗚呼,盛矣!
增將軍瑞堂者,遺惠在東,於張公有故,其舊刑部街邸第,堂皇甲一方,周垣繚繞,可二十畝強.
知東人諏館之交相義也,讓值十之四,以六萬金為成,廳堂、室寮、罘罳、庖湢之屬無不備,橫三第,綜二百五十楹.
以八年己未夏六月一日,行開館禮,期而至者千餘人.
自是而籍有稽,業有息,困有歸,宴饗有集,而會同有所托矣.
鄉宿任覲楓先生,隱日下最久,且七十矣,謂垂老得與盛事,不敢以齒讓於仁,為規畫建除塗塈之宜.
起歌館華臺於東偏,采煥雕鏤,有加於舊,督役作,雖風雪無間.
越庚申秋九月,而工竣.
蓋自始議至斯,歷時八載,初感釣絲絞水之歎,繼有廻流停纜之虞,賴二三耆德堅持不墮,更變亂無所挫,卒以朞歲之力,成不世之功.
經始之難,作成之勇,可不思哉庚申抵今,又十有六年,人事滄桑,至靡可究詰,孑遺流走無長物,獨餘此館,以繋心目之思,悲夫!
今年春,主事者欲刊石紀事,相諈諉以文,且曰:"往者館寄於鄉,今鄉寄於館矣.
"余心諾而未以應也.
或曰:"奉天改遼寧而失寧,北京改北平而失平.
名弗祥歟人事之不臧歟未可知也.
今以失寧之民,寄失平之地,茫茫未知其所極.
子,鄉人也,義無以遲勒石之庸.
"余惟舉廢由人,而興衰有勢,方東人之盛也,力半天下,遠近為之奔走,抑何有於斯館今肩喙相承,喪其百有以流離於四方,館雖存,寧足以資覆蔭館寄於鄉,鄉果寄於館乎若夫時地流轉,先後同揆,孰名祥名,孰位正位,執是以為休咎,抑所謂刻舟以求劍也.
雖然,物有恆則事有定,性不蔽者金石,而常存者宇宙,則夫踵前休,發嗣響,因於斯,著於斯,以觀興於斯,雖館無其會,會無其人,千百年後,猶有所以永世者在.
余廁鄉人後,其何敢以不文辭是役也,張公雨亭最為功首;終始肩荷而未已者,蓋介卿先生獨任其勞.
增將軍之嗇己豐人,任先生之忘年尚義,並足以矜式來茲.
其紳耆十三人者與諸董事,暨嘗戮力於館事者,皆別有刊記,故弗詳云.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歲次丁丑春三月穀旦北平琉璃廠李月庭勒石西城旧景北京西城有好几座塔,而东城却一座塔也没有.
这一点往往让西城引以为豪,而藐视东城.
西城光说白塔,就有两座之多:白塔寺白塔与北海白塔,还有砖塔胡同的砖塔(万松老人塔),和西单东侧路北的双塔.
可惜,这双塔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给拆掉了.
当年为了"五一""十一"游行之便,就拆了东西三座门;为了扩展东西长安街,就毁了双塔.
至今思之,犹不无痛心.
那三座门中的砖似乎全用石灰所砌,拆时正值西风烈,石灰一直呛到东单以东的行人啊!
双塔之所在,以庆寿寺之名,最为世人所共知.
因有双塔的存在,多称之为双塔庆寿寺.
此地的历史记载,最早当追溯到金章宗时代,元代称大庆寺.
这两座塔,一座九级,其额上所题为"光忆双塔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之塔",这位海云法师是元初皇帝的师傅,故有"国师"之称;另一座七级,其额上所题为"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这位可庵大禅师当为海云的继承人,所以他只建了七级.
此二塔均为佛僧塔,故均不太高.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时,将元大都北部南缩至安定门、德胜门一线,而南边则南扩至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线,把元大都的南城墙拆除,成了东西长安街.
故后人要追寻元大都南墙遗址,往往就以双塔为依据,以双塔南多少步为准.
有关双塔寺的历史变迁,还颇为复杂,非此小文所能容.
金章宗时代初建寺时,它在金中都的东北郊;元初建元大都时,则将它包在了大都之内,离南侧城墙不远,两位国师级大禅师的佛塔就建在寺内,可见此寺之重要;而明初重要人物姚广孝谢绝为他建宅第,又就住到了这座双塔寺来,可见此寺在元明两代有多么的重要;而到了当今,却首当其冲地被拆了.
事物之显晦,命运之迥异,乃有如此者,真有些说不清道不白.
有两件事却是必须一提的,一、明代初年的大人物姚广孝.
他是燕王朱棣的得力谋士,劝燕王造反的就是他,改建元大都为明北京城的也是他,主持编修《永乐大典》的还是他,此人物对有明一代来说,实在十分重要.
二、明末有位大学士范景文,在甲申年明朝亡国时,他是跳双塔旁的井自杀的,故此处(井)又被称为"大学士范景文殉国处".
而今不少古建已略有重建,如子午线上的永定门、五牌楼等.
有些被拆的,还时时被人提起,深表遗憾,例如城墙等.
而有些则已被忘得一干二净,这双塔即是一例,好多年轻人听说北京曾有双塔,似乎在听天方夜谭.
看来我写此文,还真是有必要啊!
王湜华拆除庆寿寺(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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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7西城人物北京民俗泰斗常人春先生因患心力衰竭,医治无效,于2015年3月27日13时36分去世,终年82岁.
笔者在职分管《西城追忆》期间,与常先生接触较多.
《西城追忆》曾刊载常先生文章数十篇,从文章中看出,常先生对西城的一草一木充满了感情.
常人春先生潜心钻研北京史地民俗,对北京民间岁时年节、婚丧嫁娶、庙会集市、宗教信仰、戏曲杂技等,无不精通,无愧于"民俗泰斗".
七岁做了小道童常人春先生1933年10月26日出生,满族,本名常敏,字玉贵,人春是老先生道名.
虽是满人,但常先生一直没搞清自己满族原姓氏是什么,从姓常来分析,应属爱新觉罗氏.
常先生祖上跟着顺治帝入关,属镶黄旗,住安定门.
1927年搬到旧鼓楼大街.
1948年,家道中落,又搬到鼓楼东大街.
1949年底,租住在阜成门南顺城街.
常先生祖上官至刑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
祖父毕业于朝阳大学(民国时期的一所法律类大深切缅怀北京民俗泰斗常人春先生学),曾任京兆全区(北京老四城和外八县)侦缉处处长,后来在东北军张作霖督战队任司令副官长,退役后做律师和古玩商.
常先生祖父在世时,家道比较富裕,到了其父一代,家道开始中落.
常先生幼年体弱多病,7岁时,祖父发愿,将其送到地安门火神庙,让他皈依道教,拜华北道教总会副会长田子久为师,成为记名弟子.
因此,常先生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就这样,常先生成了道士,并被赐名"人春".
也许由于在道观里长大的原因,也许因为那时的娱乐生活太贫乏,说来也怪,常先生从小就喜欢看红白喜事.
早些时,家里条件尚好,他经常跟随大人参加大户人家的婚丧礼仪,每次去了都问这问那,回来还自己练着玩,找几个小伙伴,模仿吹喇叭,抬轿,很像回事.
上学后,经常逃课去看红白喜事,为此没少挨大人骂.
作为满族后裔,老一辈希望他能振兴祖业,将来当官,出人头地.
红白业算下九流,不上台面,当然会受到全家人反对.
为此,他和祖父、父亲经常闹别扭.
后来祖父拗不过他,就和嘉兴寺的提调打了招呼,有"棚事"时,给留个吃饭位子.
嘉兴寺位于现在北海宾馆的位置,离旧鼓楼大街不远,这样他经常去嘉兴寺.
早年间遇到白事,棺椁都要放庙里,叫"停灵暂厝".
一般情况下"停单不停双",至少7天,最多49天,庙里收费惊人.
常先生回忆说,其大舅的原配生孩子时死在协和医院,在庙里放了15天,向其爷爷要了1.
5万元,在当时能买三所房子.
由于经常去嘉兴寺,嘉兴寺的管事高阔亭问他:"你这孩子,干吗老来玩呀"常先生说是来学民俗的.
高阔亭说:"我学了半辈子还没学会呢,你能学会"常先生当场给他背了一段荐亡文书,高阔亭大吃一惊,荐亡文书是很复杂的,一般都是和尚拿着折子念,没想到他只看过几次居然能背下来.
高阔亭直夸赞:"你比那些和尚强多了.
"张新占常人春先生参观西城区档案馆展厅在四合院长大常先生在四合院出生,多半生是在四合院长大的,对老北京四合院有着挥之不去的情感.
常先生出生的时候,家庭实力还很强.
就在他出生的前6年(1927),他的祖父以5000元大洋,买下了旧鼓楼大街117号(今42号)的一所三进四合院.
该院的原主人是前清内务府管事黄致臣.
内务府负责的工作,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黄致臣,相当于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中层干部.
这是一个显然不很显赫,却非常实惠的职位.
这一点,从这所宅子的规模和质量上就可证明.
这所院落坐西朝东.
进门之后,经过一个小院才进入门洞.
小院两旁摆着红漆木架带釉的大瓦缸,内植水葱、慈菇、金丝荷叶,大瓦缸后有紫砂小盆的万年青草、山涌泉对称而放.
门洞顶端镶着木雕的五福捧寿三楹.
门洞南北各放一条两米长的大懒凳.
面对门洞有宫殿顶盖式的五彩影壁一座,前边设有大白瓷缸一口,种着荷花,缸的两旁有两米高的大霸王鞭对称而立,缸前是百子石榴、夜来香、玉春棒儿、晚香玉等花草.
三间北房是他祖父、祖母居住的地方.
北房外间中厅和东间是一通连的.
中厅正面挂着九门提督江朝宗所赠的大匾——"见义勇为".
两旁对联系教育总署厉俊峰题写的"常觉心中春意满,岂知世上苦人多".
大型紫檀架几案上,正中为一米多高的大广钟一座,两旁是古瓶、金玉辇一对.
架几案前有硬木八仙桌,上置精致文房四宝,桌旁有太师椅.
东边设两米高的穿衣镜,对面为硬木茶几、太师椅.
东间北墙是两间硬木多宝格,每格各陈唐、宋、明、清古瓷、玉器、陶瓦文玩,多宝格之间的墙上挂着他祖父、祖母、父、母四人的合影.
东墙上高悬着清宫内务府总管转赠的慈禧太后御笔"福寿"字.
贴墙仍为硬木架几案,正中大广钟一座,两旁为古瓷文玩,架几案前为一张镶嵌螺钿大理石金钱桌,上供明代瓷制财神一尊.
南窗下的小炕案上设有金钱桌、金钱柜,上有硬木架托的大果盘.
南窗下及财神桌对面檀柁上分别挂着"慈善为怀""乐善好施"的大匾,系颜玉泰、汤玉麟所赠.
北房西间为他祖父、祖母卧室,联曰:"世上南华秋水,屏间北苑春山".
室内北墙设大柜两架,东边为祖父的写字台.
前挂"清静怡然"的竖额.
东、西各有耳房两间,东耳房为厨房、餐厅,西耳房西间为佛堂.
西厢房三间,为常人春父、母与弟妹们一家人居住的地方.
外屋西面为他父母的写字台,对面有小架几案,正面为大台(台中为衣柜,两旁各五个抽屉).
大台上面放西洋钟一座,水仙花盆一对,大台两旁为竹制三角架.
北里间为卧室,临窗一铺大炕,对面是他母亲的梳妆台.
南里间,临窗亦一铺大炕.
炕上两边有樟木箱四只,对面为条案.
院内东、西约三丈开外,南北两丈有余,中间有甬路分东、西两区.
东为紫砂大缸二十余具,其中有五六缸金鱼,余者为莲花.
西为石榴树、夹竹桃、无花果、碧桃、仙人球、仙人掌等花卉.
院南墙下有杏树一棵,白海棠树一棵.
正面有高架大鱼缸一具,砖托鱼缸两具,周围四季有不同花草.
东耳房东边有跨院,东墙有钻天式大枣树四棵(墙里墙外各两棵).
储藏室两间,厕所一间.
上面的描述不难让人体会到,常先生家的条件,纵然不算是锦衣玉食,至少也够得上中上等的水平.
难怪胡同里的一般百姓,甚至是邻近的富户也要表示羡慕了.
1933年秋天,常先生就出生在这个古朴、工整、标致的四合院当中.
他在这里所度过的少年时代,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也可以说是这座四合院最辉煌的时代.
当然,这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连在一起的.
1928年首都南迁,北京改为北平,为特别市,北京剩下了一座空城.
一城市民,几十所学校,大批眷恋于旧都文化学术的学人,包括清朝的遗老遗少,及大批远涉重洋到欧美吸收了西方文明、西方学术的洋博士,聚守在这失去政治中心,只剩历史文化沉淀的古城中,服务于最好的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医院、各种研究机构……休闲于最好的厂甸、书摊、公园、饭馆、浴室、戏院、街巷胡同、四合院房舍……充足的经费、丰厚的收入、低廉的物价、便宜的工人……这一切,形成了北京往昔的文化精华.
这一时期,也正是老北京历史上的一段短暂的繁华时期.
如今,早已逾古稀之年的常先生,每忆及这段黄金岁月,言语中总是流露出无限的怀恋.
西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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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9谢家庭院残更立常先生和父母、弟妹合住的西厢房南里间,曾经长期住着一位旗人老太太,她的丈夫曾是内务府的总管,那在当时可是显赫的人物.
以后由于家道中落,为常先生的祖父母收留,沦为女仆.
说是女仆,实际上是客人,只做些轻体力劳动,如打油买醋,偶尔哄哄孩子之类的家务.
提起这位老太太,还有一段有趣的经历.
据说,慈禧活着的时候,老太太的丈夫在内务府,算是个普通官员.
她自己是专给慈禧做鞋的.
由于做鞋用心,曾被慈禧奖赏,被邀进宫去,陪慈禧吃饭、打牌.
她知道,只有攀上慈禧,才能全家享受荣华富贵.
于是,陪慈禧打牌时格外小心.
有一回,她发现慈禧在等一张牌,于是主动送过去,使慈禧一下子胡了.
慈禧夸她说:"你真够得上个一品夫人.
"慈禧话没落地,她急忙跪倒在慈禧面前,连称谢主隆恩.
慈禧太后金口玉言,于是她就成了一品夫人,她丈夫当然就不能是普通官员了,就这样,不久后成了内务府总管.
不出十几年,清朝灭亡,再后来宣统帝被驱逐出宫.
清宫庞大的服务队伍作鸟兽散,内务府总管和"一品夫人"沦为普通百姓.
再后来总管去世,老太太竟然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
不管是真是假,老太太的故事,是否寓意着什么呢到了1948年,由于连年内战,在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常先生祖父所经营的古玩业大受影响,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维持家庭生活的办法就是变卖家中的物件.
常先生清楚记得祖父将钱粮盆儿拿去变卖,钱粮盆儿是用于祠堂祭祖的,这个东西被卖,就标志着这家要遭到断香火之灾.
那时候,他已经是个小伙子了,他知道,这说明生活实在没法过下去了.
到了这年的7月,祖父终于将这所承载着常先生童年欢乐的大四合院卖了出去.
祖父随后又买了鼓楼东大街广发祥木器商行的铺面房(带后宅)一所,前面四间门脸,即鼓楼东大街81、82、83、84四个门牌,81号为一贫和尚所住,无力腾房迁居,祖父发善心,慷慨赠予贫和尚,以为施善.
82、83号三进六间,为常家全家所住.
后院有带廊的北房三间,西厢房两间,祖孙三代同住北房,西房租与一高姓人家.
后83号租与李润民开设裕民钟表铺,仅留82号铺面房为常家通往住宅的过道.
常家搬迁后,因住房面积所限,家具陈设被迫堆放于83号铺面房里.
匾额、字画均不再悬挂.
本打算开个古玩铺,可是由于时局紧张不能实现.
此年,凡属高档家具,均逐一变卖垫补生活.
1949年底,生活无法维持,再次将此处房产卖出,全家租住阜成门内南顺城街24号.
这时候,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北平也很快改回北京的称呼,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北京.
这次虽然是又一次搬家,但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常家已由有房户彻底变为无房户,靠租房居住.
在这次搬家中,不仅常家人心里悲痛,就连居住在81号的那位贫和尚也趴在地上直哭.
常先生的祖父乐善好施,不但让其在此居住,还经常周济他,常家一走,他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然而,此时的常家,连自己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实在无法顾及那么多了.
至于为什么要搬到阜成门南顺城街,这还得从南顺城这幢房子说起.
在早,这所房产属于一个韩国人,当他要离开中国,决定卖这幢房子时,耍了个花招,就是向买家提供的是假房契,而将真房契仍然攥在手里.
他用这种办法一连骗了好几家,以至在这些买主间发生了法律诉讼.
最后一次纠纷的双方,一方是国民党的官员曾荫槐,另一方是一位寡妇叫刘桂庭.
在这场民事诉讼案当中,搞过律师工作的常先生祖父,就成了刘桂庭的辩护人.
这场官司几乎是件无头案,多年扯不清,最后以曾荫槐随国民党逃往台湾,自动放弃所有权而结束.
尽管如此,双方仍然付出了可观的诉讼费用.
刘桂庭因欠常先生祖父律师代理费一千元,由于还不起,于是让他们一家来此暂住,名义上是看房.
该院的确切地址,是南顺城街24号(今已拆除),该房是个名不符实的"四合院",北房三间,南房三间,正面有廊.
西北角有一小套间,西南角有一厕所.
大门外表似乎像个大宅门,有宽阔的门道,但房屋院落都大不似原来的宽敞了.
自搬入此院以后,常家的生活就更以极快的速度走下坡路了.
事后回想起来,常先生调侃地说,这与此院不无关系,从曾在此院居住过的人们的命运发展西城人物来看,此院可算是一座"凶宅".
当年这院归韩国人所有时,经营的是白面房子.
那些染上烟瘾,却又因无钱买烟而困顿在这里的人们,大多因冻饿、染病而死去,其数量绝非个例.
在门道里,还发生过房主因与卖熏鱼的小贩发生争执,而将其砍死的血案.
搭上后来韩国人拿假房契骗人,这无疑是个藏污纳垢之地.
解放以后,凡在此居住过的人们,大多经历了重大变故.
一位叫张茂斋的租房者,在此居住、开设染布厂期间,因偷税,在"五反"运动中被捕.
又一家赵姓的女人曾在这里居住,其丈夫是国民党军官,已在解放前阵亡,其长子是三青团骨干,其次子是右派,均被人民政府管制,三子虽未受牢狱之灾,但呆傻,几乎是个废人.
常家刚搬来此,不祥的征兆就开始笼罩小院.
由于搬家中有七车的古玩,因而引起周围穷邻居,甚至派出所的注意.
残余的硬木家具和古玩文物,大型硬木佛龛、佛像等,都非一般家庭所能拥有.
夏天的院里紫砂大缸、莲花荷叶,一片花木葱茏.
这是城根底下的穷人们所没见过的.
有一回,一位掏粪工人掏完粪后隔窗向屋里一望,即惊讶地说:"他奶奶的!
趁老了!
"当然,此时的"趁老了",也只能是瘦死的骆驼,纵然比马大,可终究算是瘦死了.
自打常家搬进此院,不但常先生一家日益不及一日,连他自己的情况也颇有些王小二过年的意味了.
这时候,常先生已经成年,并参加了工作.
由于常先生秉性所致,对任何事物都不愿意随声附和,敢于公布自己的观点,再加上自己的出身,因此,其结果不言而喻.
当时刚过20岁的常先生,竟成了"胡风反党集团"的成员,这结果意味着什么,就不用多说了.
尤其是到了"文革"期间,对常先生的迫害尤甚,从此开始了20多年的流放生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曾住过的小院.
风物不再,人事更非,南顺城街24号小院,因修地铁而被拆除.
因无处安身,经房管局同意,在附近一座院子的空地上,盖了两间小房,一住又是20年.
就这样,当年旧鼓楼大街117号,到鼓楼东大街广发祥木器商行的铺面房,再到南顺城街24号小院,再到自搭小屋,这中间的变化,不禁令人想起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一首《罗敷媚》词:"谢家庭院残更立,燕宿雕梁.
月度银墙.
不辨花丛哪辨香.
此情已自成追忆,零落鸳鸯.
雨歇微凉.
十一年前梦一场.
"北京民俗泰斗初次见常人春老先生,给人的印象是位瘦小又显木讷的老头,由于年老时得了一次中耳炎,没及时治疗,使得听力受损,因此老先生在人前很少说话,只是静静地看别人议论,从说话的表情上猜测说话的内容.
待到和老先生交谈,你就可以立即领略到一个民俗大家的渊博知识,你立刻会被先生的知识底蕴所折服.
由于家庭环境的造就,更由于常先生自小的爱好,常先生青年时代即潜心钻研北京史地民俗,对以北京为主的中国北方民间岁时年节、婚丧嫁娶、庙会集市、宗教信仰、戏曲杂技等,对北京时代变迁、四九城历史等,无不精通,被业内人士誉为"北京通"、"北京民俗泰斗".
1998年至2001年,常人春先生曾被聘为北京民俗博物馆(东岳庙)文化研究室顾问,为修复东岳庙,开拓民俗博物馆献计献策,并无偿提供宝贵资料(如匾额、抱柱、楹联).
协助开发经营部策划各项有关民俗活动,组织民间工艺家、画家、书法家,成功地举办了1999年、2000年、2001年三届春节庙会.
设计民俗博物馆的展陈工作,接待各大报社、电视台记者参与拍摄有关电视节目,并撰写《东岳庙的传说》6万余字,为民俗博物馆进行宣传.
1999年、2000年两届中国传统文化夏令营担任"蒙学"老师.
常人春先生曾先后在北京各大报刊发表论文、纪事、文史资料达百余篇.
出版的著作有《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荣获1993年度北京市文教类优秀图书三等奖、2001年9月荣获中国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三等奖).
《老北京市的民俗行业》(荣获2004年8月中国文艺"山花奖"第二届学术著作二等奖、荣获北京市文艺界联合会授予的"优秀奖"一等奖).
此外,还出版了系列丛书《老北京的穿戴》,大型文献著作《近代名人大出殡》,短篇文集《老北京风情记趣》及其增订本《老北京风情》.
与同仁合著的《古都北京的民俗与旅游》、《老北京的年节》、《喜庆堂会》、《旧都百行》,西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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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1与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先生合著的《北京民俗史话》等.
常人春先生曾为中央电视台"夕阳红"专栏节目民俗顾问,先后参与拍摄、播放了《老北京的民俗》、《老北京的饭馆》、《老北京的招幌》等节目.
在中央一台"世纪回眸"专栏,参与拍摄、播放了"岁月系列片":《交往的故事》、《理发的故事》、《乘凉的故事》、《卫生的故事》.
在中央四台"旅行家"专栏,参与拍摄、播放了《我(国际友人)在北京过大年》等专题节目.
在北京电视台参与拍摄、播放《荷花市场》等节目.
北京广播电台曾录制、播放其《老北京的春节》(系列讲座)、《老北京的街头货声》、《老北京的曲艺》以及新年广播剧等.
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曾录制其《北方曲艺杂谈》等专题节目.
2003年,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曾拍摄以《北京风情》为题的访问记录音像带30盒.
2005年8月,因首都博物馆拍摄《古都北京》部分民俗宣传片,被聘请为摄制组顾问,连续拍摄了有关寿庆民俗的《古稀上寿福如海》,有关婚庆民俗的《洞房花烛美姻缘》,有关节庆民俗的《爆竹辞旧迎新春》三个篇目,并为此制作了部分道具.
2005年3月至2008年6月,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管理广播栏目邀请,每周日中午"茶余饭后话北京"节目中,连续主讲《北京的庙会》、《老北京的岁时节年》、《老北京的人生礼俗》、《老北京的各行各业》、《老北京的穿戴》等系列讲座.
常人春先生曾为中央电视台《曹雪芹》剧组、《老城》剧组演职员讲解《满汉礼俗》,为北京民俗博物馆讲《宗教与民俗》课,为2003年地坛庙会讲《人生礼俗婚嫁》课,为"老北京微缩景园"全体导游讲《老北京的五行八作》,为天马旅游学校师生讲北京民俗与旅游课,为昌平天寿陵园全体工作人员讲解《北京人的殡葬礼俗》.
常人春先生还经常应各大专院校的邀请,讲授传统文化课.
其中,1997年8月,曾应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给台湾夏湖基金人主办的,由台湾多所大专院校组成的台湾大专院校青年大陆访问团讲授中国民俗课,受到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荣获绣有"振兴中华,两岸同心"的锦旗一面.
老先生虽然一生坎坷,但终老有所成,成就了北京民俗文化的一代大家.
但老先生却始终保持一代学者的风范,对学术问题,老先生精益求精.
更难能可贵的是,老先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在这个烦躁的社会环境里,从来不做哗众取宠的事.
老先生对后人能够倾其所有,绝不保留什么,老先生每次参加《西城追忆》举办的座谈会总是像小学生一样和同仁探讨学术问题,同时,耐心地提出对《西城追忆》的意见和建议.
老先生对学术问题的严格是有目共睹的.
举一例,老先生曾在《北京西城往事》上发表了《旧鼓楼大街琐忆》一文,由于文章部分引用的是别人口述内容,其中涉及到北京名医王石清先生.
王石清先生的后人通过编辑部,说明文章与事实不符.
老先生知道后,马上查阅资料,重新修改文章(见本书《地安门琐忆》),同时诚恳地向王石清先生后人道歉,取得了谅解.
常人春先生现为中国民俗学会燕京民俗研究与开发专业委员会主任(即北京民俗学会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民俗工作委员会顾问、老北京网首席顾问、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学苑出版社"兔儿爷"老北京史地民俗丛书编委会主编.
2001年荣获"首届东方名人成就奖",北京民俗博物馆赠予"民俗人生"大匾.
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为表彰既成业绩,举行了"常人春先生七十诞辰贺会",并授予"当代北京民俗学家"称号.
老北京网授予"保卫民俗,终身成就"奖牌.
2008年10月,西城区档案馆举行了"常人春先生民俗学术研讨会".
2009年4月被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聘请为96156社区大课堂志愿讲师团民俗文化专家顾问团首批成员.
常人春先生的传略已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美国世界名人录》《世界华人英才录》《世界华人精英大典》《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世界人物辞海》《国际名人录》《国魂——中华新世纪兴国人才传略》《国魂——情系西部爱我中华中华英才爱心大典》《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中国人才世纪献辞》《中国世纪专家》《中国人才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辞典》《共和国专家成就博览》等多种典籍.
西城人物西城人物足以说明这份罪行有多大!
任何狡辩也不能洗刷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菜市口一带的南大吉巷胡同里曾居住过一位我熟悉的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老者,他就是石怀瑜老先生——黄埔军校第九期毕业生,抗战期间参加过上海蕴藻河、八字桥战役、河南开封保卫战、南京保卫战.
石老1949年起义,1964年退休后参加了民革,是原宣武区民革组织最早的筹备人之一,也是原宣武民革组织和宣武区黄埔联络组的创建人之一,曾任民革北京市委会文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黄埔同学会常务理事、原宣武区黄埔同学联络组组长,原宣武区第八届政协委员等职务.
石老喜欢做诗,而且水平很高,记得那年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60周年的座谈会上,石老回首往事,奋笔疾诗【满江红】:"萧萧西风,下江南,满目秋色.
登高望,烽烟四起,壮怀寥廓.
长剑挥舞白日暗,宝马嘶彻秦淮月,师一旅,气吞河岳,屠鲸鳄.
矢已尽,矛已拆,恨如炽,目呲裂,奋铁拳击碎鼹鼠肝血,漫云金陵王气终,岂知大和魂魄落,待王师,一举下江东,梨庭穴.
"石老生前一再教导身边周围的人要爱祖国、要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黄埔军人有骨气,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南京保卫战时,他任国军上尉连长,参加了保卫战的全过程.
石老是这样回忆那段历史的:"南京保卫战最开始是从上海打响的,当时,日寇妄想速战速决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消灭中国.
所以,在上海一线敌我集中了130万兵力在狭长的地带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战斗,日寇仗着武器精良、装备齐全、且有强大的空军掩护,虽然当时,国军无论是武器、装备都落后于日军,但凭着官兵高度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无比的牺牲精神,他们浴血抗击给日寇以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
粉碎了他们速战速胜的美梦.
1937年11月,日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占领了上海江湾,并突破了苏北阵地,使战争达到惨烈的程度.
"石老说:"当时,我军伤亡也很重,又无有力的增援,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
如果在此再决战就会更大地消耗兵力,势必影响战局.
为了保存实力有利于持久战,上边下达命令有计划转移到别处、占领其它有利地形,阻止敌军前进.
日寇在占领上海后就兵分三路对南京采取合围之势.
其右路沿京沪线铁路西进,企图直取南京沿江要塞,消灭我江防部队后,企图沿江而上直抵南京下关,隔断我军于江北的策略,阻止我军渡江撤退的目的.
当时,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由于历史原因,南京当时一直没有组建专门警卫首都部队.
'八一三'上海打响后,一部分部队又调到上海,1937年11月9日上海大撤退时撤到南京的兵力还不到5000人,此时,日寇已长驱直入快要兵临城下.
南京的机关、学校、工厂等都以开始撤退,除少数警察、宪兵外没有更多的部队能参加保卫南京的战斗.
当时,不到5000人的守军部队以大无畏的精神,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成功、便成仁'的誓死决心与李石石怀瑜在抗战时的照片南京大屠杀给渴望和平的人带来太多的悲痛,值得反人道者忏悔、全人类反思.
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12月在南京城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国内的众多人总是没有胆量面对,面对34万遇难的中国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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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3西城人物来犯之敌血战到底,南京保卫战从开始到结束始终我军就是以这样的决心去战斗的.
"1937年12月12日,石老所在的部队经过五天五夜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挫败了敌军多次的进攻,使敌军未能前进一步,但国军也遭受重大伤亡,没有援兵,无法反击,只能死守.
敌我形成了对峙状态,日落之前,紫金山一峰、二峰仍在国军的固守之中,固守中山陵、西山明孝陵的部队血洒阵地、白骨累累,他们已经过了五天五夜的浴血奋战,伤亡惨重.
但仍在顽强战斗、寸步未退,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接到撤退的命令下达后,部队只有渡江撤退一条路,虽撤退带伤的官兵大都不会游泳,但石老与官兵只有一个念头,誓死不降,宁为大江鬼,羞为敌人俘.
"就是淹死、也决不投降敌人!
宁可死而荣,不为生而辱.
"生死之间,选择分明!
大义凛然表现了中国军队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石老当时毅然决然跳到长江里游向对岸,到后来没劲儿了就在江中抱着一块木板,泅渡过了长江,上岸后看到南京城里火光冲天,这就是后来知道日寇占领后的南京大屠杀,这就是南京保卫战在石老一生中刻骨铭心的回忆.
他常常告诫子女:勿忘历史,勿忘国仇,要为振兴中华民族、建设祖国努力工作.
每到每年的12月12日,石老让全家素食一日,以表示为在南京战场牺牲和被敌人屠杀的34万军民志哀.
我与石老提起全家素食这件事,石老眼睛里含着泪花说:"素食算什么,我们多少中国人死在日寇的枪口下,我们这些过来的老兵,亲身经历了八年浴血抗战,很懂得立国治国的道理,只要一息尚存,就会念念不忘那段难忘的历史,永远不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痛苦,永远告诫我们的子孙!
"石怀瑜老先生晚年照石老1992年参加北京黄埔同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与文强、周梦萍的合影;左为石怀瑜、中为文强、右为周梦萍西城人物我,我怎么知道呀.
——他们让我写成分,怎么写呀中农、富农、地主,都不够啊,最后我给自己编了一个"封建没落大贵族".
——他们判我监禁的时候,我就跟老马离婚了(即金默玉的第一任丈夫、国画家马万里).
我不难过,我可高兴了,一身轻了.
他比我大15岁呢,以后没人照顾怎么办呢,离了婚他想干吗干吗去.
——在农场的时候,他们使劲欺负我.
那天在我们宿舍里,一女工说我们房间有一只苍蝇.
我还纳闷呢,那么冷的天,哪儿来的苍蝇哦,原来她们在说我呢.
随她们去说,我那么大的人能变成苍蝇吗她们欺负我,我又不掉肉.
我不回嘴,她们那样只说明她们低级.
——人有喜、怒、哀、乐,要把怒和哀搁到自己肚子里,否则人嫌狗不待见,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要留给别人快乐.
……这是金默玉2007年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采访时的一段读白.
人们很难相信,这位眼戴金丝眼镜、涂着鲜艳的红色的唇膏和指甲油、常爱穿着白色夹克和皮鞋的耄耋老人,说起这一生的坎坷遇波浪万丈看云卷云舒——记最后的格格金默玉磨难,竟如此的淡定、豁达.
她曾用四个字概括她的生活——"波浪万丈",历经家庭的变故、民国、抗战,又走进新中国,她从一个不谙世事的王府格格,蜕变为一个真正的女强人,靠着自己的肩膀,顶住了种种磨难,挑起了整个家族的重担.
金默玉说,人这一辈子,本来就有很多的起起落落.
生活的起落又何必埋怨,面对它就是了.
姐姐金璧辉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双十节"那天,一群国民党宪兵进入北平东四九条胡同三十四号搜捕川岛芳子(即女汉奸金璧辉).
当年赫赫有名、不可一世的川岛芳子,如今失去了日本这座靠山,只能束手就擒.
当时,喜欢睡懒觉的她还没有起床,身上只穿了一件浅蓝色睡衣.
当她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情.
她的秘书、日本人小方八郎不忍看她那样,便让女佣给她找了件上衣穿上.
小方八郎也同时被捕.
最初,川岛芳子被关在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后来被转移到北新桥炮局胡同北平陆军监狱(此处清代即为监狱,卢沟桥事变后为"日本陆军监狱",1945年后又改为"北平陆军监狱",解放后由北京市公安局接管).
在3平方米单身牢房中,川岛芳子受到一般在押犯享受不到的优待.
基于这种待遇,她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
那时戴笠的得力干将马汉三负责惩治汉奸的工作,担任北京肃奸委员会主任.
一天,一巨商登门拜访马汉三,带来十八尊金罗汉,恳求马刀下留人,释放川岛芳子.
马汉三财迷心窍,贼胆包天,竟真的偷偷释放了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走出监狱,急匆匆回到家,悄声对金默玉说:"马汉三准备把我遣送日本,你留在北平也不安全,不如跟我一起走吧.
"金默玉经过思想斗争,一口拒绝:"我又没有当过汉奸,没害过同胞,我不走.
"杜习金默玉——我在监狱里是班长(1958—1973年,金默玉曾在北京秦城监狱度过了15年的监狱生活),他们(监狱的工作人员)老是让我检举(同室的狱友们).
我跟他们说,那些人哭的哭、病的病、想家的想家,他们有什么念头,又不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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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5种手段,金璧辉奉日本养父之命回到旅顺,与蒙古巴布查布将军的儿子干珠尔查布结婚.
时年9岁的金默玉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这个姐姐.
虽然没有一起生活过,但是川岛芳子很疼爱这个比她小十几岁的妹妹.
川岛芳子结婚后有一段时间居住在长春,当时金默玉在长春新京高等女校读书,川岛芳子便在闲暇之时,常带着妹妹去郊游、踢球、跳舞,还教金默玉如何化妆和打扮.
哥哥们很快发现了这件事,为了避免金默玉与川岛芳子频繁接触,哥哥们于1934年将金默玉和她的小姐姐送往东京上学.
金默玉至今记得,在姐妹分别时,川岛芳子的眼睛是泪汪汪的.
后来,金默玉曾在她的日文自传《清代王女的一生》中这样记述道:"在我们出发去大连的前一天,她到吉林去了.
我送她到车站.
她抱着我亲了亲,说:'谁让你来的,快回去.
'嘴上口气很硬,但眼里充满了泪水.
"很难想像,有着男子一样刚强个性的川岛芳子,竟然也有温情款款、难掩泪水的时候.
但这一切,并没有让川岛芳子离开那条背叛祖国的不归之路.
两次婚事1954年,36岁的金默玉结婚了.
"大喜的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老马用毛笔写的.
"金默玉回忆说,"那一天,看着大红的喜帖,我忽然感慨,怎么这么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要是在过去,她或许早已像姐姐们一样,嫁给了某位蒙古王爷,因为她们是满蒙联姻的重要工具.
不过,金默玉从小就和她们不一样.
在北京的时候,她拒绝了家里人的提亲,冲着他们喊:"我的事,你们谁都不要管!
"这样的婚礼,或许潦草了些,却是她自己的选择.
丈夫马万里是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花鸟画家,他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位妻子因难产而死;第二位妻子因感情不和与他离婚.
遇到金默玉时,马万里还住在女儿家里,女儿家很小,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更别提画画了,他也曾因此而心灰意冷,有过自杀的念头.
金默玉的出现让他又有了生活的信心,也重新拥有了新的家庭.
可是没想到,政治风暴很快就到来了.
1958年2月,离当年的春节还有5天,金默玉突然从家中被带走,开始了她15年的牢狱生活.
罪名就是——肃亲王的女儿、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妹.
为了不连累丈夫,监狱中的金默玉申请了离婚,她决定独自度过漫长的刑期.
她写了一封信给丈夫的女儿,请她到监狱来一趟,商量与她父亲离婚的事情.
谁知,马万里却坚决不同意,说什么也要等到她出狱的那一天.
金默玉得知精神异常的丈夫如此信誓旦旦,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可是世事无常.
一天,金默玉被叫到队长室,一位自称是南宁法院的人拿出了一纸离婚协议,让金默玉签字.
她一看离婚书上不是丈夫的手迹,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她没有任何犹豫,立刻签了字.
原来,自从金默玉被捕后,马万里的精神状况一直不好,他在南宁的妹妹了解到哥哥的窘况,就向广西有关部门反映.
由于马万里是著名画家,因此经广西统战部出面,他被移居南宁.
在移居前,他的妹妹和他的女儿说服他与金默玉离了婚.
但是,离婚后的马万里在南宁也没有摆脱厄运的纠缠.
就在金默玉服刑期间,马万里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据说,马万里的家仍然一直保留着他和金默玉结婚后的房间布置,丝毫未改,但直到去世,两个人都再也没有见过面.
1973年,金默玉终于熬过了15年的铁窗生涯,重获自由.
刑满释放的金默玉来到天津茶淀农场种地、养鸭,成为一名农场工人.
然而,15年的铁窗生涯使金默玉的身体大不如前,小个子的她每天都举着一把比她还高的铁揪辛苦的劳作,费力地挖着苹果树下的冻土……很快,她就病倒了.
西城人物说起川岛芳子,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汉奸、间谍,是历史罪人.
但在金默玉的心里,她还是自己的姐姐,无论这种关系此后给金默玉带来了怎样的厄运,但在她早期的记忆里,川岛芳子只是一个漂亮而且亲切的姐姐.
金默玉和川岛芳子—金璧辉的母亲同是善耆的第四个侧妃所生.
金默玉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一个聪明漂亮的姐姐被送给了日本人.
1927年,作为政治联姻的一川岛芳子他的求婚.
婚后,夫妻在农场分给的小屋生活,养鸡、养鸭,度过了一段清贫但温馨的时光.
1979年,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的金默玉再也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了,但她不知道该如何改变.
想来想去,她提笔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信中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出身与经历,继而又表示,如今自己身体不好,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但头脑清醒,能够从事脑力劳动,希望能够给予相应的工作.
信寄出去之后,金默玉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但没过了几天,农场来了3名核实情况的同志.
几天后,她等来的是比一份工作还让她欣喜的消息——来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
直到此时,金默玉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从这一天起,她就再也不是末代格格了.
最后的格格1918年,金默玉出生于辽宁旅顺,原名爱新觉罗显琦,汉名金默玉,暗喻"墨玉",是美玉中的珍品.
父亲是清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努尔哈赤的弟弟后裔第十世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在八大世袭家族中居首位,身份显赫.
那时候北京有一句顺口溜:"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墙,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
"这座肃王府,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
由南向北依次是府门、银安殿、东西翼楼、神殿、后罩楼,王府的西面是花园,北面还有庙,整个肃王府环境优美、富丽堂皇.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曾要求将肃王府作为自己的使馆.
但因为肃王府是铁帽子王府,当时负责谈判的恭亲王不敢轻易答应.
几经交涉,法国人才勉强同意将使馆建造在纯公府(位于东交民巷与台基厂大街十字路口西北角),肃王府暂时逃过一劫.
可惜的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肃王府沦为日本使馆,后来在战火中被焚毁了.
后经重建,虽然也有二百多间房,建有寝室、书房和花园,但已不是按照王府规制建造的了.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肃王府被南京国民政府军方征用.
解放后,肃王府是北京市政府所在地.
肃王府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了新旧时代变迁的缩影.
肃亲王娶了一个王妃、四个侧妃,共生下38个子女,其中男孩21个、女孩17个.
年龄最小的四侧妃生了3个女儿:大女儿是爱新觉罗显叇,在女孩中排行十四,汉名金璧辉,暗喻"金碧辉煌",企望她今后能够大富大贵,后肃亲王将她送给日本人川岛浪速当养女,分手时给她起名东珍,希望她东渡日本之后,能被当做东洋的珍宝来对待,川岛浪速后又给她改名——川岛芳子;二女儿是爱新觉罗显碙;金默玉是最小的女儿,排行十七,哥姐们都叫她"十七妹"或"小不点儿";家里奶妈、佣人都尊称她为"十七格格".
可以这么说,她是中国最后一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格格.
论皇室辈分,她还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
金默玉没有赶上肃王府的鼎盛年代.
她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在东北流亡6年了.
虽然是流亡,但王室的生活与做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改变,家里规矩很多.
金默玉回忆说:"没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还在,逢年过节,一定要拜祭;同族的亲戚也还在,请安的时候,失了礼节,就成了大笑话.
"女孩子的规矩就更多了.
宴会上,金默玉和姐姐们甚至不会去夹远处的菜——那种不雅观的事情通常由奶妈代劳.
奶妈们会递给她们一个小盘子,一样菜夹一点在里面.
"这当然会吃不饱,但是不能流露出来,要坚持到回家去,由奶妈再给开小灶,"金默玉无奈地说.
漂泊的生活1922年,金默玉的母亲突然得病去世,一个月后,父亲亦染疾而终.
此时,金默玉同父异母的三西城人物和硕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此时,一位农场的土专家、讲北方话的上海人施有为走进了她的生活.
他将一把自制的小铁锹、一本日语版的《人民中国》,送给了手掌流着血的金默玉.
金默玉很快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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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657玉和姐姐显碙进入日本贵族学校学习院学习.
由于学校要求中国学生必须有日本人担保并做监护人,大哥便将小妹寄养在好友加藤男爵的家里.
谁知,这位男爵根本就不管金默玉的吃住,对她如同佣人一般.
她被大哥又送到了一位叫岩佐的日本人家.
可没过多久,她又被迫离开,而来到日本大学教授松宫家.
经过6年寄人篱下的生活,金默玉终于熬到了毕业,顺利地考进了日本赫赫有名的女子大学英语系.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
日本国内笼罩在一片战争硝烟之中,学校里不能再上课了.
仅读了两年大学的金默玉便与大哥一家匆匆回到了北平.
金默玉和哥哥一家仍住在自家的老宅子里,衣食无忧.
可是,面对着没落贵族的空虚生活,她愈发烦闷.
为了排遣,她进入一家日本人经营的针纺公司当顾问.
在公司里,她看到中国店员每天都得对日本老板点头哈腰,尤其是有些人还极力阿谀奉承时,感到非常气愤,便挨个告诉他们:你们是中国人,要有点民族自尊心.
这时,已是日本间谍的川岛芳子要金默玉陪她一起住.
金默玉对芳子的所作所为和她身边的那些人早已是不屑一顾,于是便坚决拒绝了.
为了尽量不和她见面,金默玉每天都躲在亲戚家里.
这下可惹恼了芳子.
一天,川岛芳子带人气势汹汹地闯进金默玉住处大发雷霆,让妹妹向她道歉.
见姐姐如此蛮横,金默玉与她吵了起来.
没想到,芳子竟大打出手.
最后,在大哥的劝阻下,芳子才坐车扬长而去.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肃王府被军方征用.
1948年秋,眼见国民党行将灭亡,大哥匆忙将日本妻子送回日本.
然后,又收拾东西准备去香港.
临行前,大哥拉着金默玉的手流着泪说:"我把孩子暂时托付给你,以后我会回来接你们的.
"金默玉安慰哥哥说:"你放心地走吧,只要我活着,绝不会让你的4个孩子饿死.
"大哥走了.
家中除了大哥的4个孩子外,还有二哥的两个孩子、大哥的老保姆和她的女儿,9口之家的重担立刻全都压在了刚过而立之年的金默玉身上,而家中只有大哥留下的一百块银元.
当时,肃亲王的产业,北平东四以及东北旅顺、大连的房产早已被她的哥哥们一点点儿地变卖了.
如今,除了这手中的一百银元,什么都没了.
面对现实,金默玉没有悲叹.
为了维持生计,她开始变卖家中的物品: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等.
这样的艰难岁月没持续多久,1949年初北平解放了.
1950年末的一天,金默玉收到大哥从香港寄来的一笔生活费.
她利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餐厅,取名"益康家庭食堂",先是经营西餐,结果无人问津;又改做"鸡素烧",仍然亏本.
后来,一个四川人主动找她经营"担担面",生意终于日渐兴隆起来.
小店名气越来越大,京城的很多名流都来这里吃面.
一时间,"益康家庭食堂"成了北京的名店.
1956年6月,经人介绍,金默玉考进了北京编译社.
这个编译社是周恩来提议创办的,主要从事各国文字资料的翻译.
金默玉以精湛娴熟的日语技能被分配到日文组.
为了能够做好翻译工作,使自己的日语有用武之地,她停办了餐厅.
这一年秋天,北京举办了首届民间日本商品展览会,金默玉作为翻译参加了展览会并结识了不少日本客人.
以后,陆续常有日本客人来拜会她,和她成了好朋友.
然而,这在当时是很惹人注意的.
就在此时,她平静的生活悄然地改变了.
1958年2月,她被民警带走;6年后,被判有期徒刑15年,成了正式的囚犯,被送往北京秦城监狱关押.
1979年,金默玉终于得以平反;1980年,她被聘为北京市文西城人物姐显珊在旅顺挑起了抚养金默玉的重担.
不久,她把金默玉送进旅顺第二寻常小学校.
在这所日本人开办的学校里,金默玉学习了英语、绘画、汉字、书法,尤其是系统地学了日语.
小学毕业后,金默玉顺利地升入旅顺高等女校.
1933年,在伪满洲国驻日"公使"丁士源的安排下,金默金默玉格格打扮的旧照联系到了金默玉.
于是,他们邀请金默玉到日本访问并会晤了大家.
见面后,金默玉向同学们讲述了她这几十年的生活经历.
大家听了,既为她遇到的坎坷遭遇而扼腕叹息,又对她在身逢逆境时始终能以乐观的心态面对困难而充满了敬意.
当同学们听说她的生活还很清贫的时候,都热心地劝她,希望她能定居日本,一来这里有她的亲朋故友,便于相互关照;二来日本较好的生活条件对于她的身体恢复也大有益处.
金默玉听了很感动,但是对同学们说,自己是中国人,虽然受了委屈,可毕竟过去了.
作为中国人,日本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国家.
况且,自己大半生都虚度了,如今国家正在好转,我应当为国家做点事情.
她还对大家说,当年在监狱的时候就曾想过,如果有一天出狱回到北京,一定要办一个日语学习班,培养中国的日语人才,为今后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做点贡献.
现在看来,有大家的支持,这件事情一定会办成功的.
就这样,从1992年创办爱心儿童日语班开始,她通过几年不懈的努力,于1996年5月在河北廊坊创办了爱心日语培训学校.
2000年,在爱心日语培训学校基础上,又建成了廊坊东方大学城并正式开学.
她当年的愿望实现了,欣慰之余,她还是那么平静.
说来也是,经历过荣华富贵,也品尝过草根味苦,得与失只不过是她人生哲学中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得何足喜,败亦何忧晚年的金默玉身患脊柱炎,很少下床,也很少外出.
我们文史馆的工作人员去探望她的时候,她偶尔也会陪着我们坐到窗边,轻轻地点上一枝烟,然后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似乎我们的存在,又轻轻地撩开了老人尘封已久的记忆——那些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海阔天空也好,波谲云涌也罢,不经意间又闪回到了老人的心际之中,空气变轻了,往事变近了,就连长久搁在老人心里的埋怨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问过金默玉:"金老,您的长寿秘诀是什么"她喃喃地说:"宽容.
"2014年5月26日,金默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金默玉曾说过,她这一生做过两件最正确的事,一是没去香港,二是在狱中没陷害过任何人.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的家庭教师告诉我,高尚不是别人笑的时候你不笑,它是一种品德,它朴实、大度、真诚,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在别人最需要鼓励的时候鼓励他,只要能给大家带来幸福,那就是最高尚的.
"最终,她用了大半辈子的生活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
向这位高尚的人致敬.
(注: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胡扬1998年著《末代王女金默玉的荣辱沧桑和世纪梦想》及北京电视台2014年11月档案栏目播出的"生逢波浪万丈——最后的格格金默玉".
有关金碧辉史料皆选自百度网中公开发表的信息编辑整理.
文章主要线索及内容均为作者根据日常生活中采访金默玉本人的素材及本文作者编辑出版的《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金默玉传》经过加工整理而成)西城人物金默玉19岁生日照片史研究馆馆员.
一瓣心香回到北京后,金默玉的生活便逐渐安定了下来.
没过多久,1982年10月,以前在日本学习时的同窗小坂旦子等人几经周折.
2015.
358西城随笔近来,一个词因习近平的提起而热起来,这个词就是——"留住乡愁".
我最初理解的"留住乡愁"是指对古村落的保护.
前些天,《人民日报》上一位政府官员说了一个中国古村落消失的统计数字,那个数字我没记住,但对古村落消失的惊人速度印象很深.
我生长在北京,也走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
当这些年听到、看到、感到城市的喜新厌旧、日新月异、千城一面时;当这些年不断翻阅《西城追忆》这本并不时尚,但如品芳茗的杂志时,就不免有点伤感,有点怀旧,就想说:城市也需要——留住乡愁!
我出生在东城,小时候住在东四七条.
我的姥姥、母亲民国时候住在西城一个叫义达里的胡同.
对儿时东四七条的胡同和住过的那个院子里发生过的故事,我存有好多亲切的记忆;而那个义达里,据说早年间跟清代什么王府有一些瓜葛,我说不清.
但我后来知道,那地方民国时曾叫"京租处",里面有"勤俭巷"、"孝贤巷"、"忠信巷"等7条小巷,抗过日的军阀、京城名医、当红歌妓、日本商人、地下党等等,都租住于此.
我就听我母亲讲过一些发生在义达里的故事,就觉得,那里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别样的抗日忠烈志,或有张恨水笔头的功力,还会写出义达里版的章回小说.
留住与留不住不过,当我重回东四七条寻找儿时的记忆时,胡同尚在,但那里原有的亲热的、安详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当我寻访义达里欲探秘民国往事时,才发现那里被罩上了崭新的外衣,一切旧时的印记早已了然无痕.
"留住乡愁"——一个美好的祈愿!
古老村落缭绕屋顶的炊烟没了,碾过无数日子的石磨没了……古老城市凹凸不平的街巷没了,城市上空的鸽子哨声没了……一切犹如《城南旧事》里那个已然远去的背影——"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留住乡愁"——留住的是他的——壳,留不住的是他的——魂!
不过,好在有这样一批人,像《西城追忆》杂志的编辑们,他们似在做着不大能引起轰动效应的事情,一天到晚坐着冷板凳,一期期编辑着一本朴素安静的杂志.
好在,还有一批人,他们并不热衷做那些吸引眼球可转瞬即逝的事情,一笔笔写下,一键键敲下他们对旧时乡村、昔日城市的记忆.
这些记忆是温馨的,就想起旧时一首歌里唱的:冬夜里吹来一阵春风,心底死水起了波动,虽然那温暖片刻无踪,谁能忘却了逝去的梦……人类有一个永恒的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好在,身边有这样一本《西城追忆》,它时常会告诉我,你是从那里来的……罗雪村罗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