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互易中国

中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朝韩系教授张敏zhjasmin@vip.
sina.
com严复译论"信达雅"探微------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起点纵观中国翻译史,前后发生了三次翻译高潮.
第一次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肇始于公元年初的东汉至唐宋时期;第二次是19世纪至五四运动前后的西学翻译活动;最后一次指大路解放之后迄今的网络时代的译学热潮.
期间,中国的译学者在梵文与汉文、英文与汉文、汉文与世界各国语言的互译过程中,一直将翻译看作一种文化事业,为了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借鉴与传播,在进行翻译活动的同时展开翻译理论的探讨研究.
19至20世纪期间,"译才并世数严林",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翻译大家,严复不仅有170多万字的西学译作,还在中译《天演论》中阐述了"信达雅"的翻译准则,其精辟之极,以至于被中国译界奉为近代中国译论"三字真经",迄今魅力悠悠,影响深远.
本文拟探讨严复的"信达雅"译论真谛及译史价值,以阐明其翻译理论对内的承续性特征.

"信达雅"的缔造者严复其人《天演论》是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的著作.
书中讲述宇宙中自然力量与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人类进化论问题.
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Darwin'sBulldog).
赫胥黎发表过150多篇科学论文,内容涉及动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和植物学等多方面知识.
1893年,68岁高龄的他应友人邀请,在牛津大学举办了一次有关演化的讲演,主要讲述了宇宙过程中的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的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根本问题.
这份讲稿经过整理,即为《天演论》.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译述的进化论著作.
1897年首刊于《国闻报》增刊《国闻汇编》上.
1898年4月22日,严复译著《天演论》出版,分别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出版和天津嗜奇精舍石印出版.

一、信达雅的出典严复(1854.
1.
8—1921.
10.
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今属中国福建省福州市).
1877年(清光绪三年),严复作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学英法的学员,赴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了两年半,成为该校"考课屡列优等"的高材生.
回国后,严复在福州马江船政学堂任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学堂做总教习,后任总办.
1905年,又任皖江中学堂校长.
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5月15日,中国第一所近代综合大学"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被任命为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

清朝末期,国家危亡悬于旦夕.
严复于1885年2月4日至5月1日,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文,疾呼变法,其惊世骇俗的议论,使之声名日响.
在《原强》一文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及其生物进化论观点,同时又介绍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优胜劣汰学说,并阐述了救亡图存的见解.
严复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求中国富强之道,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
1897年12月,中文版《天演论》在天津《国闻汇编》刊出,又于1898年4月22日(光绪二十四年)正式出版,以后销路日广,版本益多.
当时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858~1927)见此译稿后,称赞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序文后"译例言"中,严复曰:"译事三难:信、达、雅.
"这三个字高度概括了翻译的准则,此后'信、达、雅'成为一条不成文的翻译标准,一直被中国翻译界奉为金科玉律.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对于信达雅三字概念的含义界定不断有新的诠释.
严复首倡"信、达、雅",被后人称为译论"三字真经",表现了难以超越其极之境.
犹如诗人李白(701~762)在黄鹤楼前写下的搁笔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中国古诗《黄鹤楼》是唐朝诗人崔颢(704~754)在长江边上的黄鹤楼上题的一首七律诗,被列为唐人七律之首,诗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玻江上使人愁.
崔颢以子安乘黄鹤的神话为缘由,将读者引入远古,又回到现实,种种情思和自然景色交融,渲染出一种令人深深向往的气氛,让人百读不厌.
据说唐朝天宝三年,李白到黄鹤楼漫游,看到崔颢这首题诗,赞叹不已.
望着长江上下如画的风景,李白很想写一首题黄鹤楼的诗,但思来想去,总是跳不出崔颢诗的意境.
于是丢笔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便独自乘船离开,到江南一带漫游去了.
现如今,有严复译论"在上头",鄙人在下尝试发掘其"信达雅"三字真经的深意,道出"眼前有景"一二分,以求对近代中国译论做一客观评价.

二、信达雅释义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言:"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
'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
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
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
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
呜呼!
岂偶然哉!
"由此可知,严复翻译的重点是外文文字中所包含的"理"的极致.
人们看到的文字只是表面文章,其精华在于作者用毕生精力阐述的大义微言,那是翻译的价值所在,即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
宋朝的法云法师撰《翻译名义集》云:"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译所无".

译即易也,"易"传"异",翻译是在变易之中求不易之理,以确保翻译的根本使命---文化交易.
故"信达雅"之"信"指"翻转不易",是对原文"大义微言"而言的.
在翻译的时候,原文的意义不可改变,有不少人做不到这一点,严复认为原因有三:浅尝、偏至、少辩.
"信达雅"的"达"与"信"相辅相成,指文字表达的通顺易解;"雅"则是在"信"与"达"基础上发挥的艺术创造.
信"信达雅"三字"信"字为首,"信"讲究对原文本的忠实.
如果译者随心所欲、铺张扬厉,自做文章,那么翻译就不再是翻译,就会改变性质成为改写,翻译的价值便会大打折扣.
翻译之所以为翻译,就是因为现实存在着两个语言文字不同而内容一致的文本.
"诚信忠实"是维持翻译能够成为翻译的基本条件,忠实有信地传达原文本的内容和思想,被严复列为译者应恪守的第一准则.
中国《红楼梦》的英文译者杨宪益说:"翻译讲究信、达、雅.
所谓'信"就是不要和原文走得太远,如外国人觉得玫瑰很了不起,而中国人觉得牡丹是最好的,把玫瑰翻译成牡丹,这就是到了'达',忽略了'信'.
"严复翻译天演论严谨考究,字字深思熟虑.
在翻译过程中,他有感译文求信其大难,故将"信"在第一位.
一些学者因此认为信达雅以'信'为严复译论的中心理论.
有学者认为:"所谓信达雅,依我所见,其实留一个'信'字足矣.
假如对象不达不雅,译者是没有必要甚至没有权力非达非雅不可的".

在《天演论》的翻译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
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二)达严复求"达"的译法表现在《天演论》"译列言"第二段的释义中,曰:"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
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
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
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为了防止译文"不可通"或"意义有漏",译者须充分理解原文"全文神理,融会于心",方能提笔措辞翻译,使译文"自然互备","以显其意".
求"达"的目的是毫无疏漏地自然表达原文意义.
严复的翻译特点是不重句子形式,看重意义的正确转达和自然表达.
"信"与"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同等重要的,如果只顾其一,便"虽译犹不译也",故二者皆必备.
翻译不是机械地模仿原文,而是忠实地再现原文内容和思想及意境.
为此,译者不能逐字逐句、亦字亦句、斤斤计较地死守字词,而应该兼顾原文内容与形式,既不能脱离原文,又不能为原文语言所限,使用上下调解、前后互换,分解合并等方法,使译文表达通顺.
信达雅的"信"与"达"是并列关系,"雅"是"更高层次的准则.
严复说:"……,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如果只求信而不达,那么译还不如不译的好,"达"与"信"同样是翻译必须的.

严复将《天演论》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加了按语.
他在翻译中阐述进化论理论,同时联系社会实际,向国人提出若不振作自强便会亡国灭种的警告,特别在按语中说明:植物与动物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人类亦然.
面对中华民族的危机,他呼吁中国人不能妄自尊大.

(三)雅《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自1895年到1898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平常的3年.
其间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
《天演论》译文的出版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
以文名世的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1840~1903)先生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
激赏之余,他把《天演论》译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并亲笔为译书写序.
吴汝纶为天演论写序曰:"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
"中国传统人文学问重视诗赋文章,推崇至精之言,古来以文论道,讲究文质彬彬,道依托文而传承,文以载道.
至19世纪,古风依然.
严复讲究译文之尔雅,与此有关.
曰:"……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严复所说的"雅"就是使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不使"用近世利俗文字"进行翻译.
他认为只有经典文章的写作方式方能昭显精理微言,方为文章正轨,因此译文要用正规的文言文而非白话文写作.
他说:"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
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
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
'此天下至精之言也.
"严复为译文的写作提出了一个至高的崇古标准,他自己身体力行,在翻译《天演论》时,字字研磨,句句用心,这本译作迄今仍是中国读者保存研读的经典译作.
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不可比拟的.
之所以如此风行,其译笔古雅经典乃原因之一.

三、信达雅释源论及"信达雅"三字的来源,中国著名作家、文学家钱钟书(1910~1998)先生认为,在1700年前三国时期的翻译家支谦的《句法经序》中皆已见到.
"一般说来,翻译史家常将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东汉末年到西晋的草创时期、东晋到隋的发展时期、唐代的全盛时期以及北宋的基本结束时期.
"中国的翻译历史至迟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时,已经开始较大规模的译经活动.

伴随佛经翻译,汉字"翻译"二字并用始于公元384年(前秦建元二十年),"翻译"专指所有的口笔译活动.
而最早具有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当推支谦所作《法句经序》.
《法句经序》云:"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
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
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
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
仆初嫌其辞不雅.
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
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
"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明圣人意,深邃无极.
今传胡义,实宜径达.
"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译所不解,则厥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
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
"支谦的序文中出现了"信言不美","实宜径达","其辞不雅"之词,的确是"信、达、雅"三字俱全,但实属巧合,因为其含义与严复的信达雅大相径庭.
译经名家支谦生卒年不详(约三世纪),名越,字恭明,原为月支人,故姓支,于东汉时随父亲来华定居.
支谦授业于支亮,支亮授业于支谶,当时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说.
支谦博览群书并通晓六种语言.
东汉末年,洛阳兵乱,支谦随族人避战乱南渡到吴国,吴国统治者孙权拜他为博士.
当时统治中原北方的曹操不信佛,南方的吴国都城建业逐渐成为译经中心.

来自天竺国的维祗难和竺将炎与支谦是同时代的译经僧人.
《昙钵偈经》即《法句经》是天竺人习佛的基本读物.
支谦认为二人所译《法句经》"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故译文不雅.
维祗难则反驳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
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
"初期翻译佛经的译者大多是外族人,汉文水平有限,且经验不足,译文较粗.
而后汉人译经者渐多,再加上支谦这样一批具有较高汉文水平的译经僧人主张"曲从圣义,辞旨文雅",认为前人翻译"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
于是出现了"尚文"与"质直"派的论争,由此引起中国译史上的一场"文质之争".
质直派动用老子与孔子之言来支持维祗难的直译观点,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明圣人意,深邃无极.
今传胡义,实宜径达.
"最终,质直派以"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战胜了"尚文派"的"曲从圣义,辞旨文雅".
但是,支谦后来还是重新修订将炎译的《法句经》.
故而任继愈先生说:"这场争论,质派在理论上获得胜利,但实际的结果,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

这说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现象何时何地都存在.
有时翻译理论的兴衰也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
中国佛经的翻译是汉梵文化的一种交流现象,到唐代达到顶峰,宋朝取消了国家译场,之后走向衰落沉寂.
直到16世纪末,西方天主教传来,中西文化开始发生碰撞摩擦.
到清朝末期,资本主义贸易全球化展开,引进西方思想与科学技术,变革封建社会,成为时代的主要课题.
于是,西方各种学术、文学、科技书籍的翻译活动在中国展开,上继古代佛经翻译之后,又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
这一时期著名翻译家严复在1896年译完《天演论》后,在其序言《译例言》中提到了三条翻译准则曰:"译事三难:信、达、雅.
"这三条既是严复自己的翻译经验之谈,又是对古代佛经翻译理论的提升.
其中"雅"的概念意义与支谦的尚文思想相近,"信"与"达"的含义不尽相同.

四、"信达雅"褒贬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后人有褒有贬.
"一百年来中国翻译界出现的几场大的争论,都和'信达雅'的原则有关.
可以说,严复的这三个字左右了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引起争论最多的理论体系.
"严复的译论的确是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起点,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综合诸学者的见解,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特征可用"案本"——"求信"——"求雅"---"神似"——"化境"概念来概括.

首先是"案本".
道安(314~385)又称释道安,南北朝时期的名僧,为译经第二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于公元382年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被钱钟书评价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并说支谦的《法句经序》是"仅发头角"而已.
在道安看来,佛经翻译必须要"案本".
何为"本"道安认为,正因为人们不通异域之言,所以需要译者传达,使其通而晓之.
故传达原义是译事的目的,"本"指的便是经文原来的"大意".
"五失本"之"本"还包括内容、形式及文体风格.
一"失"指经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经文文体风格的改变;三、四、五失指经文内容的删简.
道安在对翻译之"本"的阐释中把内容、形式、风格和意义结合了起来,认为它们都是意义的组成部分.
这样,形式、风格、内容和意义的关系构成了翻译本体的论题.
道安属于"质直派",但实际上主张文质并举.
中国传统译论之初,直译论占上风.
为了传播圣人的思想,译经大师以"信"作为译经的标准.
然而大多未把握住语言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和双语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译经之"本"指的是佛经的意义,佛经翻译应以语义的正确无误传达为根本.
而且最初翻译佛经的译者本身是佛教信徒,对佛怀有虔诚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们的翻译观念以"求信"为主.
在"文质之争"中"质"派理论的胜利是必然的.
另一派"尚文""求雅",则在实际翻译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如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的高僧鸠摩罗什(344~413)反对直译,他说:"天竺国俗……凡见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但该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
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呕秽.
"他的翻译讲究辞藻典丽,保存了"天然西域的语趣",被称为"新作".
初唐时,高僧玄奘(602~664)调和两极,提倡直译意译兼顾.
"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中国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1873~1929)根据佛经的翻译经验,曾对翻译的演变规律做过总结,曰:"在启蒙时代,语义两未娴洽,依文转写而已.
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直译;稍进,则顺俗晓畅,以期弘通,而于原文是否吻合,不甚厝意,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意译.
然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
及兹业浸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
然而矫枉太过,诘鞠为病,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
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
此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级,而佛典文学之发达,亦其显证也".

汉译佛经或从梵本或从胡本,译语与原语显而易见的差别包括音、形、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存在内在有机联系.
但最初的译经者无法把握这种联系,只能分别地、孤立地观察双语之间的不同.
因此,在理论上,他们提倡直译"依文转写","尽从实录",甚至逐字译.
但在实践中,光靠直译无法传达佛经的真义,因此产生了文丽尚文的意译方法.

宋朝以后,佛经翻译渐渐沉寂,直到清朝末期,东西方文化相接触,西方各种学术、文学、科技书籍的翻译活动频繁,中国又一次掀起了翻译热潮.
严复在译《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到:"译事三难:信、达、雅.
"其"雅",讲究译文要用古文写作.
但此后中国国内文字改革,出现了汉字简化、文体白话的语言变化,翻译须跟随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
"除了对'雅'之外,后人对于严复提出的前两条翻译标准基本没有很大异议.
何为'信'何为'雅'我的理解就是翻译须随作者起舞……作者高雅,译者亦高雅;作者粗俗,译者亦粗俗;作者狂放,译者亦狂放.
"学者们提出的异议是在翻译的时候,有些原文不雅的文章是否一定要翻译得"雅",如果那样,是否会有悖于"信".
"所谓'信达雅'.
依我看,其实留一个'信'字足矣.
假如对象不达不雅,译者是没有必要甚至没有权力非达非雅不可的.
……但问题就在这一个'信'上,由于没有百分之百的'信',也便有了'似'.
而'形似'、'意似'、'神似'又往往难以兼顾.
""信达雅"理论提出以后,一些学者要么对其内涵重新诠释,要么在此基础上阐发新见.
"翻译理论研究家罗新璋先生从史入手,曾以'案本'-'求信'-'神化'-'化境'勾勒中国翻译理论的进化轨道.
但同时以史为经,实践为纬,诸家又从近代严复的译事'三字经'、扩展至'三似论':即'形似'、'意似'、'神似'.
"20世纪60年代初,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傅雷(1908.
~1966)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中,谈到了"形似、意似、神似"的三点翻译标准.
在这三点中,傅雷先生特别强调:"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21世纪,罗新璋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书中将中国传统译学标准归纳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所谓"化境",钱钟书认为"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种极高的翻译境界是基于对原文忠实的"求信"基础之上的,译文质量的高低评定取决于与原文的契合程度.
北京大学许渊冲教授是汉诗英译的大家,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代诗歌作品,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毛泽东诗词二十四首》的英译本序言中,首次提出诗词翻译的"三美"理论,主张从意、音、形三个层面上保持和传递原诗的神韵.
"译诗不但要传达原来诗的意美,还要尽可能传达它的音美和形美.
"后来又补充说三美之间的关系,意美是最重要的,音美是次重要的,形美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音美;在传达原文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形美;努力坐到三美齐备".
虽然后人对严复译论的三字经贬褒皆有之.
但道安的案本、求信说、严复的求雅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等成为中国译论传承的接力亮点,中国的现代翻译理论如三似论、三美论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信达雅三字经译论的渐进发展.

结论19至20世纪正是中国向近代转化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动向是中西文化通过翻译首次接触并发生摩擦.
一批著名翻译家如严复、鲁迅、瞿秋白等辈出,继佛经翻译浪潮之后,在中国又掀起一场大规模的西学翻译浪潮,催动了本国语言的改革、政治的变动与社会文明的进展.
严复翻译了英文本《天演论》,如胡适(1891~1962)所言,为中国"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通过翻译,严复向国人传播了富国强兵、适者生存、自立自强的近代意识.
他所译《天演论》产生的冲击波不仅在当时,而是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其译作与译论奠定了严复在中国近代译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

将原作者用毕生精力阐述的大义微言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严复认为这就是翻译的本义.
其文化的交流意义正是翻译的意义与终极价值所在,是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
只有在变易之中求不易之理,翻译才能确保其根本使命---文化交易的完成.
故"信达雅"之"信"指"翻转不易",讲究对原文本的忠实.
"达"是在"信"的基础上进一步经营,使译文"自然互备","以显其意",通过两种语言之间的调解疏通,达到译文文字表达的通顺易解.
那么,怎样的译文才能算是"雅"呢用现代语言来形容,"信"和"达"是对翻译的"硬件要求",具有科学精神,对错分明;而"雅"则是一种"软件要求",存有艺术感受的差别,佳劣可辨.

"达"与"信"相辅相成,"雅"则是在"信"与"达"基础上发挥的艺术创造.
或说"信"与"雅"是科学观与艺术观的两级,"达"在其间上通下达,发挥调解作用.
严复强调:"《易》曰:'修辞立诚.
'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
"可见"信"由修辞立诚中的"诚"演化而来;"达"指"辞达而已"达旨;"雅"指译文使用古文,求其尔雅;信达雅三者互为条件,又各自为独立标准.
严复之所以将译文抬举到一个极高的"雅"层次上去,是因为这一翻译准则基于一种极深的"文以载道"的理念.
他认为欧洲学术之盛与中国古人之学异曲同工,翻译转达西方学术,应重《易》、《春秋》式的表达方式,即先订主旨命意,而后挥洒为文,枝叶扶陈,畅达其旨.
严复的译文极为雅驯,使中国读者读起来像读中国古典一般.
鲁迅先生在1930年时评说:"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
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部自觉其头晕.
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不禁说是'足以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
……",也应了严复自己所言:"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
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
"中国传统人文学问重视诗赋文章,推崇至精之言,古来以文论道,文以载道.
故严复推崇经典文章式的译文,以昭显精理微言,成为文章正轨.
难能可贵的是,严复自己真正做到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其译作与译论三字经皆为后人"译事楷模".

"案本"→"求信"→"求雅"→"信达雅"→"神似"→"三美"→"化境",在中国这样一条翻译理论发展的进化轨道中,严复的"信达雅"译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信达雅"的概念并非直接源自佛经翻译理论,佛经翻译中的"案本-求信"质直派为主流,但严复的"雅"为其支流"尚文"派译论充值,使之具备了理论体系的本体价值及辩证关联性质,进而形成中国近代译论体系的雏形.
此后中国译论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迂回发展,如三条说、三似说、三美齐备说、化境说等译论百花争妍,优胜劣汰,竞相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