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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免费交流经济学动态资料JINGJIXUEDONGTAIZILIAO图书馆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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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动态资料《经济学动态资料》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经陕西省新闻出版局行政许可的经济学连续性内部资料性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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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已经连续出版发行360多期,主要为读者转载推荐经济学研究动态资料、前沿观点、最新信息.
1经济学动态资料(月刊)2018年第9期目录编辑出版:《经济学动态资料》编辑部主编:高坐仓电话:029-82656621电子信箱:gzc-L@xjtu.
edu.
cn邮政编码:710061电子版网址:主管主办: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内刊刊号:陕新出内连印字第94056号2冯娟: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及现代意义4王中保: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内核、外围与节点6许光伟:《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规范8韩保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11徐荣: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的主要内容13何干强:"三驾马车"宏观经济调控方法已不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16张力红:资本逻辑下民生问题的焦点和难题18周健张桂文: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特殊性20马拥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特点23唐蓉等:社会主义经济体允许发展私有经济的基本依据24洪涛郄红梅: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消费升级27孙存一谭荣华:大数据支撑下"互联网+智慧税务"的基本理解28杨可方杨朝军:金融结构基本理论29欧阳彬: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与内在矛盾31贝多广:国际普惠金融的实践和发展历程35李猛:自由贸易港政策创新的现实意义与市场风险2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及现代意义冯娟一、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的关系关于消费的界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指出,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
消费既是"生产的消费",包括个体在生产过程中发展、支出、消耗自己的能力和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费又是"原来意义上的消费",正如人在吃喝这一消费形式中生产自己的身体一样,"消费的生产"是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
1.
关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马克思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两者的关系,一是"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两者具有直接同一性;二是"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动力和目的的提出来",两者互为媒介;三是"生产给与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两者互相生产着对方.
而从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来看,消费使生产的目的,是终点;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来看,消费是连接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是下一个生产过程的起点.
2.
关于消费与分配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出现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
说明分配是消费得以进行的基础,消费是分配的最终实现,两者相互作用.
而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来看,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因此,分配状况决定了消费格局,分配制度对于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3.
关于消费与交换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
交换在生产与消费之间起媒介作用,是消费的条件;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来看,"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通对消费起引导、改善作用,塑造一种消费方式,影响人们生活;"把再生产消费所造成的限制撇开不说,商人资本的周转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速度和规模的限制,因为商品资本中加入消费基金的整个部分,取决于这种速度和规模.
消费的速度和规模制约着商品流通的速度和规模.
二、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现代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群众的消费不足达到危机的地步.
而资本主义生产3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日益社会化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存,才使得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1.
个别生产与全社会生产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总产品按实物形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类,整个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和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
社会总产出从价值形式的角度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
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Ⅰ(v+m)=ⅡC,表明第Ⅰ部类新生产的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价值产品,必须在价值上与第Ⅱ部类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不变资本相等,在产品上互相满足消费的需要;而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表明两大部类的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要同步进行,同时也要维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
因此,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顺利实现,不仅要求各部门内部和之间保持一定数量比例关系,而且还需要各部门按该比例进行投资、生产、交换.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为此资本不顾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交换价值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界限;货币是生产界限;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生产界限,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
从总量上看,这种依托消费空间压缩和商品生产扩大的资本非均衡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宏观总量上的产能过剩;从结构上看,私有资本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盲目投资产生的结构性过剩必然会通过产业链与资金链的传导,演变为全局性过剩2.
消费领域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马克思指出:至于专门谈到生产过剩,那它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现有限制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限制,恩格斯也指出"并不是因为生产已经达到限制…而是由于生产的极限并不决定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决定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
由于社会总劳动所生产的社会总价值是有限的,资本积累利润的同时也导致了"贫困的积累".
一方面,工人要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必须将获得相当于自身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全部用于消费,即广大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而资本却获得全部的剩余价值,工人阶级作为社会消费主体的消费力受到限制;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不断提高,活劳动的需求也会逐渐降低,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活劳动竞争加剧,在直接路径上,各个资本会尽可能压低自己雇佣工人的工资,以直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在间接路径上,通过产业链传递和同业转嫁所形成的互相压制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力量,使得全社会的购买力日益相对萎缩.
3.
交换时空分离影响消费的实现.
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的供求关系上再现了下列关系:第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商品4和货币的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第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尽管二者可以由第三者即商人来代表.
"随着买和卖的分离,交换的总运动本身也同交换者、商品生产者相分离,形成交换的二重化一为消费而交换和为交换而交换.
其中为消费而交换是消费者为了直接占有所交换的商品,是消费这种商品;为交换而交换是商人为卖而买,为再买而卖,是谋取交换价值.
商人在交换中只受商品的买卖差额的支配;消费者必须最终补偿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尽管流通内部商人之间的交换与流通结局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是互相制约的,但受不同规律和动机的影响,彼此可能发生最大的矛盾,从而影响了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同一性和统一性,会造成商品到货币形态转换的失败,隐含了商业危机的可能性.
摘自《消费经济》2018.
2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内核、外围与节点王中保对经济危机具体原因的不同理论阐述,反映了"马克思究竟有没有一个完整的经济危机理论,还是有几个不同的经济危机理论"的争论.
克拉克认为,阐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面临三个困难:第一,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第二,如何确定马克思理论中不同成分的重要性;第三,马克思几乎所有关于危机的讨论都深植于其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中.
杨健生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演化史认为,"没有一个由马克思本人做出的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整表述;现有的文献中马克思本人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各种表述,理论上具有向不同方向阐发的可能性;现有的关于马克思本人经济危机理论的各种表述存在争议.
寻求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最正宗的表述,理论上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应看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危机具体原因的不同理论阐释,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认识.
虽然"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的论述具有理论上的多元性,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观点,也是这种多元中某一方面的阐述、放大,甚至是极端化",但不同理论阐释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而这些被揭示的矛盾又都是资本主义本身内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这一基本矛盾的显现.
正如杜冈指出的,"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之所以不能解决危机问题,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只是从社会经济的某一个别领域——生产、交换或分配领域中去寻找危机的原因.
实际上,危机是在社会经济各现象总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不能把危机只局限于社会经济的某一个别的领域.
"从危机理论的综合趋势也能看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问题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共生关系,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些矛盾和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
因此,马克思主5义经济危机理论本身就应是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体系.
从理论体系的视角看,资本主义内生的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或经济的私有产权制度是经济危机(包含金融危机)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根源,所以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源论处于马克思想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内核位置.
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个体企业生产虽然有计划和组织性,但从整个社会生产或市场看,国民经济整体和宏观经济却处于无计划和无秩序的盲目状态,产业结构、部门结构、供需结构、虚实结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等处于失衡状态成为常态.
如果这种失衡状态超过一定限度,造成普遍生产过剩进而导致普遍生产停滞,就会出现经济危机.
这是社会生产的无计划论和比例失调论的必然逻辑.
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供需失衡问题不在于需求大于供给,因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解决需求大于供给问题,还会因此促进宏观经济的良性发展.
问题恰恰在于供需失衡的另一而.
即供给大于需求并超过一定限度.
从供给侧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受到需求的限制而无法进行:从需求侧看,通常并不是一般居民合理的实际需求小于供给,而是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严重小于供给,导致社会生产与消费循环的普遍停滞和中断,从而出现经济危机.
这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论的理论逻辑.
观察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并不是说美国居民实际不需要那么多住房,而是美国房地产商提供的住房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住房需求,虽然先期通过次级贷款即把贷款贷给还房贷能力较弱的人以解决住房供需矛盾,但最终还是因为这些次级贷款人无法还贷而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并诱发了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
同样,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资本生产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满足需求,而是实现资本的最大增殖.
但资本增殖总是受到市场上竞争对手、上下游产业结构不协同、劳动者生存工资、劳动者有效需求等限制,所以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通过直接降低产品价格,或通过采用新技术并进行固定资产投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以降低单位产品价格、扩大市场规模;或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来压低劳动者收入等,以此获取竞争优势.
其结果一方面,表现为利润率下降趋势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最终还是受到有效需求的限制而难以为继.
当社会资本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积累超过一定限度,社会资本普遍不再进行投资和生产,就会出现经济危机.
这是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论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论的理论逻辑.
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因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各种矛盾得到强制性解决,经济结构和供需重新恢复平衡,伴随新一轮固定资本投资,经济得以复苏,又开始新一轮的资本主义矛盾的积累,直至下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
这是固定资本的更新论的理论逻辑.
可见,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源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内核理论,社会生产的无计划论、社会再生产6的比例失调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论、固定资本的更新论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论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包裹着内核的外围理论,它们不仅与内核理论之间紧密联系,需要以内核理论为基础来阐释,而且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相互阐释,与内核理论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主体架构.
至于资本家的贪婪、政府的监管不力、虚拟金融的过度发展、信贷消费过度、经济金融风险低估、市场信息不对称等经济危机的诱因,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枝节或节点,并与内核和外围理论一起构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
摘自《经济纵横》2018.
3《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规范许光伟政治经济学规范中的"规范"不是单指学科规范或方法规范,也不是单指研究规范或叙述规范,而是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总体.
显然,它由《资本论》所确定,而这决定于《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
《资本论》自诞生以来一直领航世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论》对现代性做出了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
同时,每一时代的《资本论》研究各具特殊性,并具有所处发展阶段的特质性内涵.
当前,我国《资本论》研究整体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建构性研究,这由《资本论》的理论性质和新时代政治经济学任务共同决定.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学科的性质来分析,它是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名称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者新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其性质自然应该姓'马',这点同时也是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
"这样看,《资本论》的研究本身具有两重性质一般性和特殊性,是二者具有原则高度内涵的工作统一;而把握好这种统一,就实质说则是对"政治经济学工作规范"的深入性研究.
首先,必须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规范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断"问题.
规范是实体与工具的统一.
简言之,它是有关"学科--科学规范"工作路线的一种技术标准、社会标准和文化标准.
现代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试图使经济学科"纯理论化",使其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知识,企图使经济学具有纯粹实证的研究性质,而这是将规范当作纯然的价值判断的工具.
实际上,根据上述规定,政治经济学规范是指使经济学科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那种规定性,是一系列的学科形成标准、方法原则、有关理论构型及其实施过程和逻辑形态的总称.
然则,可以说"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规范,并且作为工作规范,这一原则更多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7一致性及它们在内部关系上的对应性.
简单地说,世界观、方法论所建立的是一种"内部工作联系".
这种统一性强调方法论的客观存在性,以及方法论对世界观形成和传播的基础支撑作用,并限定了它的发展.
因而必须认识到,"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这种一致性在于,任何世界观都是方法论,都起着思维方法的作用.
并且这种"思维方法"必定是客观的,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也因此,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二者的高度统一.
换言之,它们是具体性规定.
为简明起见,说明政治经济学规范的内部形成与构造关系.
从政治经济学规范着手解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提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分的思想.
显然,区分并不意味着要在二者之间划界,而是要突出研究规定的工作领衔性,强调"研究方法"的主导性和综合化的内涵逻辑.
以此观之,政治经济学研究亟待从"遮蔽"中走出,走向理论构造的"实践态".
如果说对象决定了方法,那么同样道理,方法也从规定性上决定了研究对象,即方法论规范在政治经济学规范的形成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所谓研究规范指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相应的,所谓叙述规范指政治经济学的"形式".
内容决定形式,内容生成了自己的形式,由此产生"方法论→理论"生长规范.
方法论规范把握的是理论的来源规定和学科建设问题,可以考察它的基本构成:学科规范和科学规范.
具体说,它回答的是对象和研究方法乃至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实践统一问题.
因此,必须将"学科--科学规范"看作生成的结构,是生成互动的"运动的两极".
学科规范是始源规定,通过科学规范表现自身并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
换言之,如果说科学规范直接包含于方法论规范之中,那么对方法论规范的探讨势必要从学科规范开始,而又要从学科规范和科学规范必然建立起来的内在联系开始考察.
从理论形成的特质看,这其实就是将一定的世界观建立为"方法论"并用以指导理论建构的过程,所以"科学方法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同时也要认识到,"科学方法论是可能的,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现实的",它本质上又是发展的规定、发展的规范,因为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
"其次,将方法论规范当作政治经济学规范的"核心构件"看待时,其实是把辩证法视为最高意义的"方法规范".
换言之,就是以"批判"作为学科规范,从批判规定人手安排认识的生产和理论的构建.
从学科的源头思考理论逻辑,就会防止政治经济学的特殊逻辑遭到遮蔽,并据此寻找学科方法.
从批判出发意味着《资本论》的起点是商品,也并非是商品,因为"从商品出发依然是在权力框架之内兜圈子","商品不过是一种'形式',不应该是从商品这种形式出发,而应该持有一种形式批判的理念,并从表现的形式与非形式之间的'同一性'与'反同一性'的对抗这一视角出发",8并且"从商品出发所看到的将是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世界,我们只是受害者,是不可见的",最终从深层次观点看,"从商品出发则意味着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前停止行动,放弃梦想.
"归根结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范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依靠的学科工作基础是具有开放性内涵的历史学科综合体,所以不应将对逻辑起点的设定与对唯物史观的坚决贯彻机械地结合起来,而应采用一种辩证的联结方式.
马克思将唯物史观和批判的规定有机嵌入"商品规定"中,而以商品为总的叙述出发点,是为了坚持学科基础的统一性.
"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存在'的概述仅仅是为了引出'商品的本质',即从商品的表象的二重性中引出商品生产关系来.
从商品链接'生产力'(工艺学对象)和'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对象)看,这是事的科学的工作规定性.
由此,这是有关于大写逻辑的历史商品的'存在批判一本质批判一概念批判—精神现象学批判'.
"如同卢卡奇所指出的:"如果对象性是所有存在物的一个首要的本体论的特征,那么这里就必然包含有一个论断,即原初的存在总是一个动态的总体,是一个复合体和过程性的统一.
"它恰恰凸显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逻辑:以批判为规定的发生学工作逻辑.
这中间包含着矛盾的规定性,决定论和发生学是表达矛盾规定的两个最突出的工作用语,恰当地运用它们有利于展示矛盾发生作用的总体性的系统效果.
这样看来,方法论研究包含着对理论普世价值与特性关系的处理,并且从研究角度看,尤为强调了"特性研究",以此引出有限度的理论普适性.
摘自《经济纵横》2018.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韩保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次"新飞跃",极大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新实践而创立起来的,但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一脉相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充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充分继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同时注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营养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科学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和解决新时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9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
因此,《资本论》始终都是以实现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权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传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充分吸收和继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探索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展开、深化和拓展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同属一个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必然更直接地传承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发展思想的基本内核和理论要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承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传承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没有变"的科学理论判断,坚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演进发展的逻辑前提.
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抓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二是传承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和"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理论内核,坚守"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电心命10题.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和"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分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中心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核".
而"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更是我们党在实践中得出的领导人民破解社会主要矛盾,解决发展过程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有效方法和基本经验.
三是传承了"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发展使命,坚守"人民利益最大化"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取向.
我们党围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使命.
这其中蕴含着"人民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
四是坚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内涵.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改革开放实践的伟大创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不仅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论断,而且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
五是传承了"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坚守"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色.
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始终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是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的重要特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还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营养,不少观点和提法都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精髓.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绵延不断几千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丰富的治国理政和经济发展思想.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对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今中国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重要思想来源.
如《尚书》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政思想;《老子》中有"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分配思想;《管子》注重发展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主义;管仲提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和"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的经济发展思想;《中庸》更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说,倡导"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再如,儒家和道家均强调"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发展思想,等等.
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崇尚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注意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滋养和丰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11中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和"中国古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要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来阐释其"共享发展"理念.
习近平提出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要"蹄急而步稳",发展要"稳中求进"等,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味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吸收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教训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果.
2016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从范围来看,西方经济学涵盖了从17世纪中叶以来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多种流派.
从研究内容来看,西方经济学既包括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资源配置机制的微观经济理论,又包括研究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以及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内容的宏观经济理论.
西方经济学具有庸俗性,但也包含了体现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范畴,以及宏观经济干预和调控的政策和经验总结,这些内容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看不见的手"、市场失灵、现代产权及交易、法人治理结构、制度性交易成本、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出清和市场均衡等术语,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重要术语和理论范畴.
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
4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徐荣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科技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丰富、发展了对科技创新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
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l6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
"总的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12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领域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关键就在于,我们党长期以来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走自主创新道路是有优势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这条道路是有优势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引进、利用国外技术,虽然也能提高我国科技发展水平.
但是,只有实现自主创新,我国才能在科技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向"领跑者"的根本转变.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一味依赖技术引进,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们要将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搞所谓的技术创新,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状况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我们要营造以我为主、开放合作、兼容并蓄的创新文化,大力提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
在科技创新道路上,我们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条件,引进和学习世界先进科技成果,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赢得科技先锋.
习总书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
"二、突出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拥有一支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是科技发展的必备条件.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目前我国正处于科技创新的关键时期,我们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人才.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经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科技人才发展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例如,当前我国科技人才结构还有待优化、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需进一步融合等.
为此,国家有必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首先,要创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环境.
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要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
要做到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及时推荐人才.
要让"高精缺"人才拥有一定的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动权.
要加快分配政策改革,使各类人才在科技创新实践中有舒适的生活环境,更加投入地潜心于科技发展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相关政策,把创新发展的重点放在调动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上.
要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科技人才研究.
其次,要重视培养和激励青年科技人才.
青年人才,朝气蓬勃,富有创造力,他们是我国科技事业未来发展的主力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拘一格、慧眼识才,放手使用优秀青年人才,为他们奋勇创新、脱颖而出提供舞台.
"除此,还要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一直以来,中华民族有着尚贤爱才13的优良传统.
"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
如果人思想禁锢、心胸封闭,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外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在用好国内优秀人才的同时,要制定更加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计划,敞开大门,广招四方之才,从在13亿人中选人才转到从全球70亿人中吸引人才,吸引更多海外创新人才到我国工作.
三、重视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科技创新的关键在实践.
以往,我国在科技成果与现实生产力之间存在着鸿沟,因此促进科技和经济结合是当前科技创新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
首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推动经济发展由低端生产要素驱动向高端生产要素驱动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
在过去,我国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增长,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道路.
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以往的发展模式将难以持续.
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却可以实现质量更优、效率更高的发展.
从长远看,"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把重要领域的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实施一批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技项目.
"其次,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年来,我国科技研发利用效率较低,在科技领域一直存在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顺、不畅的问题.
"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针对科技体制改革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要坚持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要完善企业创新激励政策,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让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二要优化服务机制,完善科技评价体系;要从体系建设人手,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创新成果评价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杜绝科研经济"两张皮"现象,要打通科研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
摘自《科学管理研究》2018.
4"三驾马车"宏观经济调控方法已不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何干强一、"三驾马车"宏观调控方法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14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三驾马车"宏观调控方法通过实施一定的经济政策手段,调控投资、消费和外贸三个部分,以促使国内生产总值计量的宏观经济增长,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平衡.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这种宏观经济调控方法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片面性.
"三驾马车"调控方法只是着眼于GDP或价值产品即∑(v+m)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这就容易贯彻斯密教条,忽视生产资料∑c的补偿问题.
凯恩斯主义在分析宏观经济运动时,排斥Ic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换.
既然撇开了这种交换,也就不能解决社会再生产中Ic的补偿问题;而Ic的补偿不能解决,整个社会再生产将不可能正常持续.
二、把投资、消费和外贸看成分别对GDP独立做"贡献"的变量,容易破坏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三驾马车"调控方法把GDP看成是投资、消费和外贸三个变量相加的结果,这就把三个变量看成各自独立、彼此分割的因素,似乎其中每一个因素都能独立地对GDP做出"贡献".
然而,这三个因素的量实际上是社会产出的既定GDP分割的结果,而不同的分割比例必然会对社会再生产造成不同影响.
也就是说,每年全社会新创造的GDP或价值产品∑(V+m)只能是一个定量,其中某一因素涉及的价值量多,其他因素涉及的价值量就必定少.
尤其要看到,在既定的GDP中,投资、消费和外贸这些因素必须要有一定的结构比例,才能形成一定规模的社会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要实现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必须形成I(v+m/z+m/x)=Ⅱ(c+m/y)的基本比例关系,其中等式左边是第1部类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价值,等式右边是第Ⅱ部类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的生产资料的产品价值.
但"三驾马车"调控方法忽视了宏观经济运动客观要求的这种个人消费与生产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尤其忽视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内部的追加投资,需要服从I(C+m/y)=I(c+m/y)的比例关系,以及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内部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需要服从Ⅱ(v+m/z+m/x)=Ⅱ(v+m/z+m/x)的比例关系.
而忽视这些客观要求的比例关系,势必会导致宏观经济调控的盲目性.
三、将影响宏观经济运动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混为一谈有必要指出,"三驾马车"调控方法错误地把外贸这种涉及外因的作用,当成国民经济内因的直接作用,而这种混淆很容易导致国内社会再生产的结构失衡.
须知对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社会,国外经济是国内社会再生产的外部因素.
固然,对外贸易有助于国际间的商品互通有无;有助于取长补短,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运用得当也有助于解决国内宏观经济暂时出现的不平衡问题,例如多余的商品可卖到国外,不足的商品可向国外购买.
但从长远看,对外贸易必须以国内社会再生产内部的比例关系平衡为前提.
这是因为,在国际贸易平等交换的前提下,对外贸易在实质上是以外15国商品的使用价值物品替换本国商品的使用价值物品,不能直接改变本国用于外贸商品的总价值量,从而不能改变国内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已经形成的产品价值的结构关系.
假定国内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出现严重不平衡,企图依赖外贸来解决,那么一方面,即使国内过剩商品都能卖给外国,这些商品换回的货币在国内也可能成为闲置的货币而沉淀下来,不能在国内买到所需要的商品并完成商品流通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即使能到国外买到国内社会再生产所短缺的商品,由于货币流到了国外,这可能使国内的一些商品卖不出去.
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再生产的持续稳定运行.
因此,离开国内社会总产品的产品价值构成试图形成比例平衡关系,盲目发展对外贸易,反而有可能加剧国内产业结构失衡.
四、颠倒了宏观经济运行不同环节的因果辩证关系以"三驾马车"调控方法的"消费拉动"政策为例,该政策事实上违背了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的因果辩证关系.
唯物史观揭示,在社会经济运动中,生产对消费起决定作用,只有生产出物质产品才谈得上消费;当然,消费对生产也有反作用,这表现在消费能使生产的产品得以实现,有购买力的消费的增长会形成生产增长的需求动力.
但从源头看,有购买力的消费的增长不是凭主观愿望可以实现的,归根到底要由生产决定.
因为消费只能取决于收入,而收入来自分配,分配则取决于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即使提高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还要使这种消费需求的商品与生产供给的商品之间形成一定的供求结构平衡的比例关系,才能发挥消费增长对生产供给的促进作用.
这里必须指出,凯恩斯主义的"消费拉动"宏观调控政策,是以不改变私有制经济从而不改变初次分配关系为前提,它主要通过财政再分配手段实施福利政策,在保证资本家阶级利润增长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而这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这种"拉动消费"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缓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并不能真正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当政府解决"公平"问题的财政支出所占用的企业税收超过资本家阶级追求利润率允许的限度后,就会被认为影响了经济"效率",并迫使政府减少这方面支出.
而相关财政支出减少过多,劳资矛盾则又会凸显.
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往往徘徊在处理这种"公平"与"效率"问题之间.
西方经济学的所谓"效率与公平"理论就是由此产生.
因此,"拉动消费"在理论上违背唯物史观,在实践上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能解决两极分化这一资本主义的致命痼疾.
五、继续沿用"三驾马车"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危机进入新时代,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三驾马车"宏观调控方法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16与生产社会化的固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造成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不足,进而宏观经济运动中总需求不足而总供给过剩.
对此,凯恩斯主义一般通过追加政府投资、扩大基本建设和银行信贷,促进社会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并扩大出口,以此拉动内需和外需、促进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但由于"三驾马车"调控方法忽视了客观要求的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所以虽然政府追加投资和银行扩大信贷能暂时降低社会失业率,为工商企业提供货币或货币资本,缓解流动资本短缺、商品销售困难等问题,使工商产业资本循环得以继续,却把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掩盖起来并使其继续深化.
尤其是政府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前,会因工商企业经营困难而造成税收困难,从而面临财政收入降低;而为了避免危机爆发,不得不寅吃卯粮,靠赤字财政追加投资,这就必然要增发纸币.
这样,当宏观经济严重失衡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发生"滞胀"危机,即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和银行纸币信贷过量导致的通货膨胀同时爆发.
可以说,长期使用"三驾马车"宏观经济调控方法具有导致"滞胀"危机的必然性.
摘自《经济纵横》2018.
4资本逻辑下民生问题的焦点和难题张力红资本逻辑是现代社会运行总逻辑,资本市场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总市场.
不了解资本逻辑,不投人资本市场,根本无法自由生存;而陷入资本逻辑,沉湎于资本市场,只能在一种固化的模式下生存.
所以,资本逻辑下,民生问题的焦点是物质财富的极大发展和积累,以及现代民生需求的丰富化、层次化和解决途径多样化;其难点是如何在如此丰富的物质财富中获得自由生存,即物质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如何使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积极实现人生价值和体验生命意义.
首先,资本逻辑下民生问题的焦点集中于物质财富的极大发展以及民生需求的丰富化、层次化以及解决途径多样化.
作为经济范畴,资本逻辑统筹整个经济运行过程,资本不仅是经济生产要素,同时也是经济运行规律.
作为生产要素,它是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环节;作为规律,它支配着整个经济运行过程.
资本逻辑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它的增殖方式不再是传统的、封建的商品贸易,而是以劳动为基础,以资本为手段,以利润为目的的无限循环的增殖方式.
资本的货币流通,"G—W—G'"是"为卖而买",确切的说是"为贵卖而买".
在流通的终点,"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
货币和货币只有量的区别,这种量上的区别就是资本增殖运动.
资本逻辑通过这种无限循环的增殖方式,创造出极大的生产力和极高的生产效率,17创造超出过去几百年的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
正如马克思所说,"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
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
"资本逻辑的经济性为现代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其次,资本逻辑创造出新的商品交换方式和联系紧密的世界市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亦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
广泛而联系紧密的世界市场不仅缩短地理空间,也降低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时间成本,甚至改变经济交往主体结构.
这在一定程度促进现代民生需求丰富化、多样化和层次化,为民众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个人能力的提升,以及个人幸福生活的追求提供了多种途径.
而且,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现在的世界市场具有实时性和共时性.
不同国家的民众可以在同一时间,通过互联网获取远在万里之外的信息和资源以满足自身需要.
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逻辑的全球性活动拓展了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和获取幸福生活的方式.
最后,资本逻辑不仅更好地促进资本资源优化配置,而且细化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个要素.
资本要素细化为生产资本、金融资本等,金融资本又分为货币资本、股票资本、债券资本和一系列衍生金融资本等.
多种形式的资本对生产、生活领域的涉人程度不断拓宽和加深,增强现代经济运行的高效性和快捷性.
资本这种优化配置的能力和细化生产要素的行为,一次次突破资本自身的界限和范围,为民生问题的解决创造丰富的物质和多样的民生需求.
以上是资本逻辑下民生问题的焦点.
资本逻辑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为现代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物质基础.
同时资本逻辑的全球化活动,促使世界市场联系更加紧密,进一步丰富现代民生需求.
但是这种基础具有先天的局限性,资本逻辑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剧物质利益分化的严重性.
此外,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它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生权利的实现,这是现代民生问题的难点.
其一,"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资本逻辑是现代社会经济运作的最有效方式,但是这仅限于经济领域.
如果资本逻辑超出经济领域,将其原则和性质强行推广到对政治、社会领域,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是现代社会无法承受之重.
其二,"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不管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谁占有资本,谁就具有话语权和统治权.
具体论述如下:1.
资本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僭越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强制推行以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原则,以增殖为目的的资本运行规律,影响政治民生和文化民生权利的落实与实现.
政18治民主和资本增殖相关联,谁占有的资本多,谁的社会资源就多,获得的物质利益就大,话语权也就越大.
政治权力舍弃人的维度,为资本谋增长,寻求资本最大程度的发展.
文化被资本肢解得支离破碎:文化产品商品化,文化机构商业化,人文精神低俗化.
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崇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
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这些职业的神圣性被资本以金钱为诱饵彻底地世俗化,其精神信仰被资本逻辑肢解得破碎不堪.
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夹裹在资本浪潮中,期望通过职业便利获取足够多的金钱和权力.
另外,艺术美感的创造性被物质化、资本化,纯粹的艺术追求成为稀世罕见的行为.
带有商业目的的艺术创造还是真正的美感创造吗2.
人力资本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和维度,但是如果资本过度地开发人力,人的社会关系资本化超出一定的程度,那么,资本就成为束缚现代人发展的一条隐形锁链.
人在社会关系中追求的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不再是个人能力发展和提升,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诉求.
资本"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
"资本原则均质化一切社会存在,包括人的价值、意义和尊严;资本本性淹没一切神的、人的因素和存在,神被消灭,人被异化.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人们现在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人的存在、本质和能力被资本逻辑彻底开发和利用,成为资本增殖源源不断的源泉.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物质利益,没有其他内涵与价值.
民生权利的物质福利、精神信仰和政治民主诉求都被淹没在资本逻辑逐利的大潮中.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处于资本均质化的逻辑中,民生权利的个人维度、社会维度被消解.
但是,无论资本逻辑遭到多少诟病和批判,它却构成个人当下唯一现实的生存.
个人可以反抗这种生存,但所有的反抗都将被资本化.
了解、参与资本逻辑,除了获得个人当下的生存,还在于资本逻辑是人类当下的命运,人类所有的贪婪恐惧、嗔怒哀乐、痴狂疑惑、傲慢偏见都凝聚于此.
一方面,资本逻辑为现代民生问题的解决创造极大的物质财富;男一方面,资本逻辑也为现代民生问题带来新的难题.
如何在资本逻辑框架下,平衡量化的物质利益和民众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成为国家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课题.
摘自《学术交流》2018.
4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特殊性周健张桂文一、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新常态并行一般来说,在刘易斯转折区间,经济将会19保持高速增长,即使是二元经济转型完成后,在一段时期内经济也会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
但是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还没有完成,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下滑趋势,进入一个中高速增长阶段,也即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
经济新常态表现出来的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其将会在一定时期内给中国的就业、消费、投资等方面带来压力,各类隐性风险也会逐步显性化.
但其是挑战更是机遇,不能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注意力只集中在GDP的增长速度上,要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由此,经济新常态下,第一,经济发展以供给侧因素驱动为主,并实现供给侧因素和需求侧因素协调驱动.
一方面在需求侧驱动方面由投资需求驱动为主转变为消费需求驱动为主,实现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协同拉动;另一方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实现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第二,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实现绿色发展.
第三,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大力简政放权,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
这就使得二元经济转型面临劳动就业形势严峻、环境资源成本上升以及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等压力,但也不断分享着改革的红利.
由此,如何在克服压力的同时,实现与经济新常态相得益彰是二元经济转型面临的难题.
二、二元经济转型与人口老龄化并行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在跨越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后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中国在2004年前后才跨越了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
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就已经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这就使得二元经济转型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难题.
三、二元经济转型与体制转轨并行伴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国农业劳动力也开始了大规模的非农化转移和乡城迁移过程.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表现为非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
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分析,这种制度变迁的非均衡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与农村两大区域的改革来看,我国二元经济体制变革表现为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最后是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二是从二元经济体制不同组成部分的改革来看,又表现为先进行乡城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后进行二元资源配置体制、二元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这就使得二元经济转型面临制度变迁非均衡导致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相关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等改革滞后的约束.
摘自《经济问题探索》2018.
4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特点马拥军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的判断意味深长:首先,"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要求实现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
古语说"乍富不知新受用,乍贫难改旧家风",如果缺乏方位感,仍然用贫穷时代的思维方式看待"富起来"乃至"强起来"的时代,就会犯下保守主义的错误.
其次,"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要求我们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方向,充满信心地投人新时代的伟大斗争.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表明人类新文明已经在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我们必须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国际责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和新文明的创立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十九大报告用五个"是"阐发了新时代的时代特征.
其中,第一个"是"和第五个"是"表明了新时代的时问和空间方位,第二至四个"是"则是对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表明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新时代必须有新举措.
其次,"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表明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出天下史,融入世界史,天下的"中央之国"被边缘化后,正在化为人类新文明的中央之国.
再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体中华儿女勤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表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内涵更加丰富,它正在成为全世界的世界梦、全人类的人类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是"表呀了"新时代"的"新"不仅是对于经济来说的,而且是对子.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整体来说的;不仅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的,而且是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的.
笔者认为,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渐走向结束的阶段.
按照当初的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是"生产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间节点是"21世纪中叶".
但是以美元计,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PD、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21的前50%;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2015年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一.
单纯从经济指标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实现.
下一步是争取到2020年收入翻番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再用两个"十五年"到"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强"不仅意味着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而生产力由"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意味着"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意味着"全面小康"变为,"全面发展".
这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逐渐走向结束.
这是十九大之前习近平在"7·26"讲话中谈到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中最突出的特点.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过渡的阶段.
邓小平当初之所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不够格",是由于生产力水平太落后.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生产力水平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而1956年底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却连"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都没有达到.
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那个阶段的生产力水平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通往那个阶段的一条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水平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把中国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生产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中国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发达国家水平和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阶段,可以称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
目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超出"初级阶段"之后,将要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阶段.
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要跟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共存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中国具备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条件从而表现出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为止.
到那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从而开辟通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道路,然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共同进入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此前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期,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的第二个阶段.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第二个特点.
很多人纠结于"新时代"到底是个"大时代"概念(如革命的时代、建设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等等)还是个"小时代"概念(仅仅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半段),就是由于仅仅把视野局限于国内,没有注意到三个"意味着"的世界历史背景和第五个"是"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旦抓住了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是"所表明的特征,就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虽然开端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半段,但它的终端并没有确定;它既是一个"小时代"概念,也是一个"大时代"概念的开端环节.
22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人类新经济、新文明诞生的阶段.
在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过剩经济危机之前,人类一直处于短缺经济时代,人类的全部文明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都是为了解决短缺问题而建立的,由此导致对经济增长的崇拜和迷信.
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只能属于"经济的社会形态",即广义的"市民社会".
相形之下由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导致的相对过剩问题是1825年以后人类历史上新出现的问题,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这样的新问题.
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相对过剩的消灭与阶级的消灭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
恩格斯指出: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
……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马克思口中从"经济的社会形态"到"人类社会"或者恩格斯口中从"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到"一切社会成员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都是指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由前共产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从旧文明到新文明.
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处于短缺经济阶段,这就决定了它无法完全摆脱旧经济、旧文明的种种特征.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恰恰由于计划经济只适用于过剩经济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短缺走向过剩,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年起,中国开始出现产品过剩,一时间,关于"过剩经济"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
第二阶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不仅缓解了过剩,而且促进了产能的大幅度扩张.
于是"过剩经济讨论热"成为明日黄花,讨论"过剩经济"的学者讪讪而退.
第三阶段,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世界市场萎缩,中国进入产能过剩的时代,投资和出口均碰到天花板,不得不启动"内需拉动"政策.
到十八大召开时,内需也已基本饱和,于是"经济新常态"成为时髦话题.
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同落后的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用恩格斯的话说,新阶段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富足"和"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是"体力和智力的充分的自由的发展"的问题.
这要求用"全面生产"代替片面的物质生产,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非物质需要.
总之,新经济、新文明向马克思主义学者23提出了建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要求.
摘自《江海学刊》2018.
3社会主义经济体允许发展私有经济的基本依据唐蓉等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确实是不易之论,但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不能允许个人拥有私有财产呢个人拥有私有财产是不是就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特点相矛盾呢显然并非如此.
自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个人拥有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就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或缺的,即使以公有制为主导或主体的社会里也概莫能外.
首先,个人需求(自利)的满足需要必要的财产作依托.
个人需求可分为基本需求和个性需求,无论哪一类需求的满足,都一定会表现为对相关特定物品(或财产)的消费或消耗,而个人只有对这些特定物品(或财产)拥有所有权,才有权利使用这些物品(或财产)以满足自身的某种需求.
即使在原始社会,分割在每人手中的猎物,显然也具有排他的私有性特点.
其次,个人权利的行使需要必要的财产作保障.
任何个人都拥有一系列受法律保护的具有排他性的权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更是应该拥有更为广泛的个人权利.
任何一项权利的有效行使和现实体现都必须凭借一定种类和数量的经济资源.
因此,只要个人拥有必备的排他性权利,就理应同时拥有必要的排他性财产(即所谓私有财产).
没有财产权利的无产者,自身的权益不可能有任何现实的保障,他们不得不以潜在或显性的、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依附于拥有(或占有)财产的人(或组织),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维持.
马克思说过,"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l995)0第三,个人消费后结余的资本化转换.
每个人都不可能坐吃山空,或多或少总会有一定的储蓄(当个人劳动所得大于消费所耗,就产生亍剩余),在储蓄转化为现实购买力之前,追求储蓄的保值增值是人所共有的理性行为.
保值增值的实现有赖于储蓄转化为投资,即个人的收人剩余必须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这部分生产要素理所当然应为相应的个人所有(即私有).
我们不应当将"个人拥有私有财产"与"私有制社会"这两个概念简单地等同起来,就等于不能因为一个社会里存在一定数量的公有财产就认定该社会为"公有制社会"一样.
第四,公有制经济的有效率生存也需要来自私有资本竞争的"硬约束".
公有资本的非人格化特质注定了其"委托人"只能是"拟制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管动力和监管强度都相对弱于私有资本.
而私有资本的天然竞争性为公有资本的运营绩效提供了不可回避的持续性参照和动态性标尺,以外在竞争的强制24性硬化了对公有资本代理人可能的懒惰、卸责以及败德行为的制约,这比任何严格的考核更为管用.
需要阐明的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一论断,其经验基础在于当时的资本家主要是由旧时代的财富拥有者脱胎而来的,大多是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占有生产条件及绝大多数财富,而劳动者所得微薄甚至一无所有.
由此可见,马克思要消灭的是由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而绝大多数人一无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取代个人所有与个人劳动直接结合的私有制的产物,这种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只能间接进行结合的制度,在提高了资源流动性、分工效益和规模经济的同时也增大了二者结合的成本,而且这种严重不对称的所有制结构导致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劳动者的积极性不是源自于内在的自我激励而更多地来自于外在的资本强制,这必然导致劳动与资本结合效率的相对递减,甚至引致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间的对立和冲突,使生产力难以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更大程度的解放和发展.
因此,唯有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方式以"物归原主".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让无产者成为新型有产者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允许并鼓励私有经济发展,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有多个利益独立的消费主体、生产主体和投资主体,才会有交易及竞争产生),也是私有财富通过投资实现保值增值(个体自利的一种满足方式)的客观必然.
自改革开放以来,私有经济的充分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了强大活力和强劲动力,对增加居民财富、扩大就业、丰富市场、创新创业做出的贡献从最初的拾遗补缺到如今的举足轻重,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然,这需要以公有制占据战略制高点和关键产业龙头地位,并对私有经济所可能出现的垄断、非正当竞争以及对国家经济社会政治非法干预等情形保持严格规范和管控的制度环境为前提,应通过正式立法对私有资本及其企业与政府及其官员的互动关系、互动机制及互动行为予以清晰严格管用的规范,确保通道畅通、红线醒目、有规矩.
摘自《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18.
3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消费升级洪涛郄红梅一、消费进入新时代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变化时期,习近25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据相关数据统计,2016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
1%,接近联合国划分的富裕标准.
消费对中国的经济贡献率从2013年开始总体上也呈现上升的趋势.
2013-2016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的平均贡献率为55%,2017年为58.
8%.
二、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发展动能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发展正在由追求速度转向追求效益、由追求产量转向追求质量、由追求产品向追求品质、品牌以及服务.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消费经历了4次升级:第一次消费升级(改革开放前后).
改革开放前,由于我国产出供给品数量较少,这导致了供给不足,"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改革开放初期因供给的短缺导致价格上升,进一步地由于价格居高不下又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出现"高储蓄、低消费",另一方面人们的主观消费意愿普遍不高.
改革开放后生产的数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产品价格又不高,这也就导致了第一次消费升级的出现.
这一时期人民对于传统的"老三大件"购买形成时尚,"老三大件"即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
第二次消费升级(20世纪80--9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有所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和崛起,使得对于"新三大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购买成为时尚,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使消费量级上升到了"1000元".
"新新三大件"出现,"电话、空调、家用电脑"成为"新时尚".
第三次消费升级(21世纪以后).
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第三次升级,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的显著特点是追求较高端消费,以汽车、住房、保险、教育、旅游等为主导的享乐型、发展型消费潮流逐步形成.
第三次消费升级的理论基础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3年其论文中所提出.
他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第一个阶段属于温饱阶段和生存阶段,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
第二阶段为小康阶段也叫归属阶段,是社会需要和尊重需要.
第三阶段为富裕阶段或者说成长阶段,是自我超越需要.
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则是满足更高的需求层面.
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转型驱动着相关产业的增长.
在这一过程中,最新三大件是"房子、车子、智能家居".
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娱乐、文化、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住宅、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尤其是与IT产业、汽车产业以及房地产业相联系的消费增长最为迅速.
第四次消费升级(2017年以来).
在这一阶段,新商品概念出现,即商品由传统的实物商26品转变为新商品,新商品包括实物商品、服务商品以及体验活动.
由此产生了新消费,所谓"新消费"是指在网络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一些新时尚的消费行为及其话动.
与"新消费"相适应的群体是"新消费者",具有以下特点:(1)气新消费者是具有权利主体意识的消费者.
(2)"新消费者"知道自己的权利所在,也尊重他人的权利.
(3)"新消费者"是意识清晰的消费者,不崇洋、不崇贵、不攀高、不从众.
新消费领域十分广泛,现阶段我国居民新消费主要体现在健康、教育、文化、养老、旅游、交通等方面.
2018年春节时尚家电消费是"智能高清电视、烘干一体洗衣机、扫地机器人、净水器"新"四大件".
新消费集中表现为新基本消费、新品质消费、新特色消费"三期消费叠加",具体表现为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等品质消费.
在新消费背景下时尚消费,即指时代之风尚,是一特定时期中,社会之中的某一阶层或某一集团内部普遍流行的风气和爱好,是一种群体的心理状态,其成员通过对某一事物的追崇可以达到身心方面的满足感.
从某种程度而言,时尚是强加给人们的一种社会秩序,时尚瞬息万变,偶然性很大.
(二)时尚消费的内涵时尚消费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驱动消费的重大商业元素,能够创造出市场的商业价值,时尚消费是大众消费中最具生命力、最有情感因素参与的消费形式.
(三)时尚消费的意义时尚消费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时尚消费"蔚然成风企业和商家来说,无疑是一个空前的机遇,如何从营销情感心理学发生的角度理性地寻找出相应的对策,这是当前营销心理学的一个盲点.
另一方面针对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在设计中,把握住流行的趋势,进行时尚化的设计,毫无疑问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赢得商机.
时尚消费在整个消费中占据着很大的比重.
时尚消费在多种业态中都存在,包括无人店、无人车、无人机、无人仓、无现金结算,其中无人店包括无人超市、无人便利店、无人专卖店、无人专业店、无人餐厅、无人书店、无人果店、无人货柜、无人加油站等等.
(四)时尚消费的表现时尚消费还表现为绿色低碳消费和智能消费.
(1)绿色低碳消费:也称可持续消费,是指一种以适度节制消费,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行为和过程.
绿色消费,不仅包括绿色产品,还包括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物种环境的保护等.
(2)智能消费:指的是采取各种信息科技手段进行的具有一定科技含量费活动.
包括智能交易、智能支付、智能物配及快递、智能消费环境、智能再生资源回收等.
摘自《消费经济》2018.
227大数据支撑下"互联网+智慧税务"的基本理解孙存一谭荣华"互联网+智慧税务"是秉承开放、创新、互动的互联网思维,以金税三期为基础,应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互联网+"在税务领域的深度融合和广泛应用,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社会共同治税的信息共享机制.
推进"互联网+智慧税务"应遵循如下原则:一是"互联网+智慧税务"是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举措,要求在统一指导下,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安排税收信息化建设各项工作,避免自行其是.
二是"互联网+智慧税务"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与税收业务的高度融合,是以数据资产为核心进行全流程、全要素的管理,故须全局协调,整体联动,上下衔接,前后呼应.
三是"互联网+智慧税务"是相关主体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协同工作的整体,需要在纳税人之间,纳税人与税务人之间,税务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中介组织之间形成全方位的、开放的、融合的税务生态体系.
四是"互联网+智慧税务"从参与主体、业务内容、技术含量和影响程度来看都是复杂系统.
这个复杂系统要想顺畅运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要求,加强科学管理,确保在整个生命周期健康持续稳定运行,杜绝安全隐患,防范风险.
大数据支撑下"互联网+智慧税务"的建设内容"互联网+智慧税务",要求创新服务和管理理念,通过社会各方共同构建纳税服务和综合治税的新模式、新生态,贯彻风险管理理念,深化数据资产管理和利用,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形成一批有特色的税收风险管理体系.
在上述基础上,着眼于税务服务宏观经济决策、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综合治理,为政府公共管理提供可靠、有价值和高质量的数据,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形成"税务大数据话语体系".
总的来看,"互联网+智慧税务"主要是实施"一二三四战略":一个管理中心.
"互联网+智慧税务"目标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协同工作的整体,所以必须要构建一个管理中心,即税务大数据中心,承载税务大数据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职能,形成以数据资产为核心的全流程、全要素业务管理体系.
两个保障体系.
"互联网+智慧税务"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数据治理体系和数据安全保障体系极其重要.
数据治理体系涵盖了从前端事务处理系统、后端业务数据库到终端的数据分析,从源头到终端再回到源头形成一个闭环反馈系统.
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应体现预防与控制为主,结合大数据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以组织管理为保证,形成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28三个管理服务平台.
"互联网+智慧税务"必须要基于平台形成活动的、开放的、融合的生态体系.
从税务机关的核心定位看,应构建起"互联网+纳税服务"、"互联网+税务管理"、"互联网+综合治税"三个核心平台.
四个专业门户.
"互联网+智慧税务"最终要面向应用,形成不同活动主体的门户,包括:纳税人门户、税务人门户、领导与政府管理门户、综合治税门户.
依托大数据平台与核心业务系统搭建服务统一的共享应用与数据服务,创新和纳税人互动模式,为各级领导与政府管理者提供可视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决策管理应用,形成社会共治的税收大数据价值输出机制.
摘自《税务研究》2018.
4金融结构基本理论杨可方杨朝军Goldsmith发表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文,从结构理论的视角提出了经济体内"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总和"的概念,其中涵盖了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相对规模、管理特征和模式以及所有金融中介机构各个分支的集中度等.
日本学者铃木淑夫和Levine也沿用此定义.
此后针对金融结构的不同侧面又衍生出了许多变化,Carrington和Edwards将一个国家的金融供给结构划分为银行型和市场型.
按照相同的概念和路径,Pollin对银行关系型体系和市场"一臂之长"体系作了区分.
银行型和市场型通俗讲就是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为金融供给体系(简称金融体系)的定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对金融体系组成,则以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债券和银行三大结构为主体,风险投资作为股权市场的一部分,划入股票市场范围且单独讨论.
这一划分方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不同金融结构在信息、交易成本和风险上是不同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银行型与市场型金融结构孰优孰劣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纷争.
替代论认为资本市场将逐渐取代银行体系,两者是此消彼长的替代过程;互补论则认为资本市场与银行体系是互补的,两者虽然在效率和功能实现方面存在差异,但不一定是对立式地此消彼长,可以通过不同的成本一效率搭配,相辅相成地实现金融功能.
部分学者认为银行比市场能为发展更有效率地提供资金,尤其在国有银行占主体的体系下甚至可以克服市场失灵,并可对储蓄进行战略性配置.
例如,Gerschenkron研究德国金融结构时认为银行型金融结构使德国的银企关系十分紧密,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能更容易辨别有价值的投资,能更好地动员储蓄和帮助公司发展;Bhide认为银行型体系比市场型体系更能配置资源和实施公司治理.
还有学者利用历史数据证明了德国的全能银行比美国的银行效率更高,比如Calomiris认为在291870~1914年德国银行基本不存在系统性风险;Ajit则强调银行型金融体系在解决代理问题上有比较优势,原因在于银行在处理信息上的规模经济,并能更有效地动员资源和管理风险.
另一部分研究则支持市场型金融结构更优,该部分研究侧重于强调市场型的优势并指出银行型体系诸多问题.
Boyd和Smith基于各国金融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变化,认为经济越发达的时候市场型金融体系越占主导地位.
Allen和Gale认为美国规模巨大的股票市场为风险分散提供了更多机会,相比银行主导型的德国有更大的优势.
LaPorta和Shleife研究了部分体制转轨国家后认为国有银行一般会服从政府的政治偏好,做投资决策时对能够创造大量劳动力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予以照顾,未能很好地支持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创新型产业.
Levine和Ross认为规模大、流动性强且功能健全的资本市场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和利润激励,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实现风险管理以及多样化.
同时,Rajan和Zingales的研究认为银行在高技术产业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不同观点理论都在强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不同特征,关键是怎么看待优势和劣势,本文认为金融结构只有与具体经济体发展状况匹配上的优劣,适应性和阶段性更重要.
摘自《世界经济研究》2018.
4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与内在矛盾欧阳彬"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节的历史.
因此,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是当代资本主义为摆脱资本积累严重过剩困境,缓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而寻找到的一种新的矛盾修复与资本增殖机制,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行所做的新调整.
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日常生活金融化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一困境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危机,反而会以新的矛盾将经济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深化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生活方式危机、生态危机等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从而引发了日常生活政治层面的一系列金融抗争运动,预示着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已近极限.
如前所述,日常生活金融化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当代资本主义为克服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经济滞胀,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而转向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积累方式.
为了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困境,大量剩余资本不仅涌人货币金融领域,同时借助于信息技术、财经传30媒与金融知识生产等,更转向家庭与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以寻求更多利润来源.
可以说,除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化外,日常生活金融化实质上是当代金融垄断资本缓解自身积累的危机与矛盾、实现资本增殖的"修复一增长"机制的集成:通过股市、房地产泡沫实现居民收入虚拟化的财富增长机制、基于收入预期大举借债实现家庭消费债务化的民众负债机制、政府削减公共支出实现社会福利证券化的财政转移机制、依赖金融市场实现水、食物、土地等生活资源资产化的外部汲取机制以及凭借大众财经传媒与金融知识生产实现文化与生活方式符号化的认知清洗机制.
通过这些机制,日常生活金融化不仅致使劳动者赖以维生的生活基金遭受二次剥夺,巩固了金融寡头与新食利阶层对普通民众的权力地位与阶级统治,还建构出个体化的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借贷者形象以替代作为集体行动者的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从而在经济政治、社会关系与主体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再生产与合法化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从而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用以替代福特主义的新的增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如同资本其他修复一样,日常生活金融化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矛盾,反而以金融活动的社会化与金融资源占有的私有化之间的尖锐对立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从动力机制看,日常生活金融化是信息科技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
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一系列金融知识、技术、制度创新,而且也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机会广泛参与多层面的金融活动,满足全方位的金融需求,获得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从而大大提升了金融活动的民主化、社会化、日常化程度.
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金融资源、金融技术、金融财富的所有权依然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金融的社会化、日常化反而成为资产阶级在当代创造出来的进一步剥削劳动、牟取暴利的新方式和途径.
这必然在货币金融与日常生活两个领域激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一是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间的矛盾.
日常生活金融化是紧紧伴随着信息科技发展、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福利国家退却、金融技术过度创新等金融自由化浪潮而发生的.
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垄断资本流动的规模速度、结构层级、时空边界、场域效应的复杂性、多样性、交叉性、冲击性大大增强.
这就对资本主义国家监管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矛盾.
在日常生活金融化中,为迎合金融垄断资本利益需要,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资金被大量注入股票、债券市场用于金融投机炒作.
政府、银行通过次级抵押贷款创造过量债务用于购买各种金融资产.
这导致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迅速膨胀,实体经济严重萎缩.
三是劳资矛盾的日常生活化.
金融资本家利用房地产、股票债券、养老基金等金融手段使得劳动者个人收入与家庭资产金融化,通过金融掠夺方式将社会财富向金融资本家阶级进一步聚集.
华尔街金融高管拥有的庞大31的股票、债券、房产等金融资产与在日常借贷消费中负债累累的大众阶级形成鲜明对照.
四是金融风险的日常生活化.
当人们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都完全依赖于金融市场去满足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完全暴露在一系列金融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通胀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信用风险中.
统治金融世界的随机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常态.
正如斯特兰奇所描述的:"现在,不仅懒惰、能力不够或厄运都可能使你失业.
因一些难以预料的变化,如利率、商品价格改变或另一些过去被认为稳定可靠的因素发生变化,可能使人一生的积蓄付诸东流、使在国外的度假费用加倍或减半、使企业遭到破产的厄运.
"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内在矛盾不但使得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扩展为常态化的社会文化危机,而且还催生了一系列以"另类货币"为内容的反抗金融霸权的日常斗争形式.
一方面,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被认为不仅是自资本主义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更是危及政治制度、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其背后根源恰恰在于金融化及其内在矛盾已经全面渗透到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领域.
这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由周期化、局部化转变为常态化、整体化,同时也激起反制金融垄断资本霸权的种种日常抗争运动.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以轮换储蓄和信贷协会、地方交换与贸易系统、在地货币制度、时间货币制度、社区互助银行等为主要形式的"另类货币"运动正在欧美、墨西哥、阿根廷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涌现.
这些游离于全球与国家货币金融体系之外的,以满足于中下层群众日常生活需要,建立"和谐社会的经济"为目标的"另类货币"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仅仅执行交换媒介职能,而被剥夺了投资生息或投机套利的衍生功能,以此反抗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重新夺回普通人的生活权利.
可见,这种日常生活层面具有差异性、草根性、地方性的替代性金融抗争运动正在从根基处包围着、反噬着、动摇着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乃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5国际普惠金融的实践和发展历程贝多广普惠金融概念的兴起2005年,普惠金融体系(或称为包容性金融体系)在联合国"国际小额信贷年"被提出并得到推广.
它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尤其是那些被传统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通过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
32普惠金融已成为一种国际共识.
联合国为此制定了2020年规划.
然而,中国的普惠金融有其国情特征.
如正在中国兴起的小微金融包含了为中小科技企业创业创新服务的各类金融服务,比如支持大学生创业的小额贷款;又如在中国大小城镇活跃的消费信贷,虽不在正规金融之列,但主要是为低收入人群扩大消费能力.
由此可见,普惠金融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所以,也有入将这一外来语直接翻译成"包容性金融".
普惠金融的国际发展历程普惠金融的先驱最早都是以非政府公益性组织的形式开展活动的.
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越来越达成共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商业绩效与社会绩效双重目标的实现.
从国际经验来看,普惠金融的发展已经历了40多年的历程.
最早的微型金融模式出现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以及拉美的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家,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微型金融的探索,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比如,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尤努斯教授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从1976年拿到执照到现在已经42年.
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比较成功的微型金融机构开始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同时也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
2000年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专业的微型金融机构上市,比如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RI)和墨西哥的康帕图银行,目前这些银行的规模已经相当大,部分银行在当地国家排名前列,但它们仍然只是专业做微贷、小贷业务.
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2015年以来,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普惠金融理念得到广泛普及和推广,无论金融从业人员、政府管理人员还是学术研究人员,都对普惠金融日益关注,普惠金融对经济的正面影响、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日益得到认同.
二是普惠金融得到全面的实践,尤其在网络支付、手机支付、消费金融、网络信贷等领域,建立在可持续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正在彰显出普惠金融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三是2016年1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这可以被视作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里程碑意义.
《规划》提出,到2020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居于国际中上游水平.
中国普惠金融未来的发展空间比较大,但目前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二是金融基础设施薄弱,三是"最后一公里"问题比较突出,四是欺诈和误导盛行,五是金融知识教育比较欠缺.
包容性增长背景下的普惠金融发展战略为推进和实现《规划》中提出的战略规划和目标,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3一是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基本原则.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所有经济金融战略都要面临的问题.
政府和市场能否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通常关系到经济金融战略的成败.
基于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在包容性增长背景下发展普惠金融,应当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基本原则.
普惠金融需要政府的引导.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市场中的金融机构会出现覆盖不足甚至服务空白的状况一,部分群体特别是贫困人群和中小微企业不能获得足够的、合适的金融服务.
很显然,相比起其他经济领域,普惠金融的特点决定了市场机制在其发展过程中更有可能"失灵".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当发挥应有作用以改善市场失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包容性增长背景下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要"包容"市场,通过政府的引导让市场成为发展普惠金融的原动力.
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时,不能把市场排斥在外.
二是在中国特定国情下,协调普惠金融发展战略与国家经济发展整体规划的关系,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创业创新的手段.
提高金融可得性和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金融可得性的缺失突出表现在"最后一公里"上.
在普惠金融领域,金融产品和服务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被形象地称为"最后一公里"问题.
只有提高金融可得性,走完"最后一公里",才能让普惠金融真正地惠及各类社会人群.
发挥普惠金融在扶贫减贫方面的作用.
最早的普惠金融实践的主要目标甚至是全部目标就是减少贫困,这些"公益性"普惠金融项目往往由非营利组织发起和运营,主要运营小额信贷业务.
随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部分东南亚国家、南美洲国家为代表的普惠金融实践开始更加注重制度化.
实践结果证明,在实现商业可持续这一点上,制度性的普惠金融要远远优于公益扶贫性的普惠金融.
从普惠金融的实践历程来看,实现商业可持续是非常重要的.
促进贫困人群的能力构建.
普惠金融不是"授之以鱼",而要"授之以渔",解决贫困问题需要超越传统的"扶贫"思维.
只有全方位地改变贫困人群的生活、生产和观念.
才能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实现减少贫困的经济与社会目标.
建设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
《规划》要成为普惠金融的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有重点,对于中国而言,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比较薄弱.
这里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是广义的概念,包含支付结算体系、金融服务网点体系、移动金融和互联金融体系、金融监管体系、社会信用体系、消费者保护体系等"软件"和"硬件".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创业创新.
全球范围内,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市场主体的90%,并创造了50%的就业;而在我国,中小企业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完成了70%以上的发明专利,提供了34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虽然国内外对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由于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中小企业的发展还关系到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但中小企业却常常需要面对"融资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特色,也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推广数字化普惠金融.
数字金融的创新可以使得金融服务的范围涵盖偏远地区的人群,减少成本,一方面可以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商业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可降低金融服务的价格,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服务.
当然,在看到数字化普惠金融好处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其风险.
数字化普惠金融的风险主要与操作和技术有关.
随着数字化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监管被提上了日程.
除传统的监管措施以外,需要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重视消费者保护.
加强监管协调.
摘自《中国金融》2018.
11自由贸易港政策创新的现实意义与市场风险李猛政策创新是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内在驱动力量,自由贸易港是我国"先行先试"高标准、现代化、国际化自由经贸政策的重要载体,两者可谓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关系.
建设自由贸易港,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将对标和对接国际最高标准,政策创新无疑是该目标实现的主要路径.
尤其当前与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国际先进自由贸易港相比,我国自由贸易港虽有货物运输总量的优势,但在营商环境、制度建设和法治保障等方面依然相对薄弱,对此唯有通过政策创新,在自由贸易港内率先形成国际最高标准的投资贸易制度,成为制定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方能在世界众多自由贸易港中脱颖而出并最终胜出.
在进行政策创新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市场风险,两者可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尤其在监管方式上,自由贸易港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海关后撤到二线,自由港内部成为"境内关外",在该情形下如何实现有效监管,防范开放双刃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将来自由贸易港建设中需要认真思索的现实问题.
对此,应当针对不同的政策创新建立起与之相应的市场风险管控机制,例如通过精准监管模式防范由通关便利化所可能引发的逃税、避税、走私等违法犯罪风险.
可以说,市场监管体制的建立是各项政策创新顺利推行实施的必要前提和充分要件,也是我国自由贸易港能否成功建设的关键所在.
政策创新是推动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转型升级成为自由贸易港的核心力量,而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已在港内成功实践的各项政策创新,更将有助于我国尽快建立起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时期改革开放战略的向前发展.
然而,政策开放力度越大,对原有监管体制的冲击也会越强,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最大挑战便在于二线能否高效管住一线放开所带来的冲击,当危难来临时,是否有足够的技术设施、管理水平及专业人才避免或减少市场风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市场监管体制的建立以及面对危机时的处理能力无疑成为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必须面临的重大考验.
摘自《上海经济研究》2018.
5经济学动态资料2018.
9本期要目王中保: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内核、外围与节点韩保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何干强:"三驾马车"宏观经济调控方法已不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张力红:资本逻辑下民生问题的焦点和难题洪涛郄红梅: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消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