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卫生2018年5月第34卷第5期Chin

JPublicHealth,May2018Vol34No5.
专题报道.
男性吸烟者吸烟利弊权衡及其与戒烟意向关系李新宇,曹柠梦,陈海德,李伟健,高峻峰,宁佩翳【摘要】目的探讨男性吸烟者吸烟利弊的权衡及其与戒烟意向的关系,为促进男性吸烟者采取戒烟行动和改善戒烟效果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于2016年3—4月通过网络招募自愿参加调查的326名男性吸烟者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与吸烟情况问卷、尼古丁依赖评估量表、戒烟意向问卷和吸烟利弊决策量表.
结果男性吸烟者感知吸烟益处和吸烟危害得分分别为(2.
82士0.
66)和(3.
094-0.
61)分,感知吸烟益处得分低于吸烟危害得分(t=6.
37,P0.
05).
戒烟意愿较低的95名男性吸烟者中,13人(3.
99%)表示近期有戒烟计划,79人(24.
23%)表示近期无戒烟计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矿=47.
35,P<0.
001).
2.
4不同男性吸烟者吸烟利弊权衡及戒烟意向比较326名男性吸烟者中,感知吸烟危害高于吸烟益处者198人(60.
73%),感知吸烟危害与益处相等者38人(11.
66%),感知吸烟危害低于吸烟益处者90人(27.
61%).
感知吸烟危害高于吸烟益处者戒烟意愿和戒烟计划得分分别为(3.
41士1.
07)和(2.
59士1.
55)分,感知吸烟危害与益处相等者戒烟意愿和戒烟计划得分分别为(3.
00士1.
09)和(2.
39士1.
62)分,感知吸烟危害低于吸烟益处者得分分别为(2.
69士1.
07)和(2.
04士1.
47)分;不同类型男性吸烟者比较,三类男性吸烟者的戒烟意愿和戒烟计划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4.
75、3.
93,P<0.
05).
2.
5男性吸烟者吸烟利弊权衡与戒烟意向关系(表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吸烟者吸烟利弊权衡与戒烟意愿、戒烟计划均呈负相关(r=一0.
39、一0.
24,均P<0.
001).
在控制了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戒烟经历和尼古丁依赖程度等混杂因素后,多层次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男性吸烟者吸烟利弊权衡对戒烟意愿和戒烟计划均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万方数据642'中国公共卫生2018年5月第34卷第5期ChinJPublicHealth,May2018V01.
34No.
53讨论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吸烟者对吸烟危害和益处的感知程度差异较小,为(一0.
274-0.
76)分,提示男性吸烟者对于吸烟存在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吸烟者一方面能够认识到吸烟对健康带来的危害,认同戒烟[14-151;另一方面又对戒烟行为产生怀疑,认为戒烟有害[16】.
这种同时存在的积极和消极体验导致了矛盾态度的产生.
此外,吸烟矛盾态度的产生也受到他人不同吸烟态度和吸烟行为的影响[91,他人的劝烟、递烟可促进吸烟态度的改变和吸烟状态的维持[17】.
卢比孑L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从行为意向到行为实施的转化过程,包括前决策阶段、前行动阶段、行动阶段和后行动阶段4个过程.
前决策阶段,即"想"的阶段,思考利弊,考虑作出怎样的决策;而前行动阶段为"准备做",开始计划如何实现目标,计划方案等【6J.
多数男性吸烟者对于戒烟停留在"想要戒烟"的阶段,而对"何时开始戒烟、如何戒烟"缺少思考和准备.
本研究多层次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吸烟者吸烟利弊权衡对其戒烟意向和戒烟计划均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即感知到的吸烟危害程度越大于吸烟益处,越认同吸烟的危害,其戒烟意向越高,越有戒烟计划.
与谭天宇等[18]和贾晓蓉等[19]研究中吸烟危害认识程度可提高吸烟者未来戒烟意愿的结果一致.
卢I:L孑L模型指出在前决策阶段的个体持考虑型心理定势,个体综合所有信息对目标进行认知评价,而前行动阶段的个体则持执行型心理定势,个体会集中精力执行行为目标【61.
男性吸烟者对吸烟利弊的权衡促进其执行型心理定势的激发,进而影响对戒烟意向的执行.
综上所述,男性吸烟者对吸烟存在积极和消极的2种态度,且多数吸烟者的戒烟意向处于高意愿低计划的状态.
提示在日后戒烟干预中需要对吸烟者的矛盾态度提高重视,注重吸烟者对吸烟利弊的权衡.
在提高吸烟者对吸烟危害认识水平的同时,还要积极反驳吸烟所带来的益处,纠正吸烟者对吸烟益处所产生的误解,减少吸烟者对吸烟益处的错误理解.
此外,在强调和激发吸烟者戒炯意愿的同时,还应关注其戒炯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包括何时开始、何如进行、戒烟方案如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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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3—13(郭薇编校)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