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超30万非洲人或丧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帝国之道:欧洲扩张400年:第六版/(英)拉姆齐·缪尔(RamsayMuir)著;许磊,傅悦,万世长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书名原文:TheExpansionofEuropeISBN978-7-208-16029-3Ⅰ.
①帝…Ⅱ.
①拉…②许…③傅…④万…Ⅲ.
①欧洲-历史Ⅳ.
①K500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97101号责任编辑黄玉婷邱迪特约编辑龚权范晶装帧设计COMPUS·道辙帝国之道(第六版)——欧洲扩张400年[英]拉姆齐·缪尔著许磊傅悦万世长译出版上海(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印刷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开本889*11941/32印张9插页5字数198,000版次2021年1月第1版印次2021年1月第1次印刷ISBN978-7-208-16029-3/K·2881定价58.
00元前言本书的最后一章,原为第五版(1935年)增加的部分.
在这一章里,我试图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与世界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
这种增写其实并不是必需的,没有人能保证这种类型的书籍始终跟上时代的发展.
但是最近这些年发生的事件使得世界范围内非欧洲地区出现的问题实质更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因此某些相关观点在新版本里可能并不那么切合实际.
自从一战爆发以来,大部分欧洲以外的国家似乎很顺从地接受了西方的统治,尽管反抗的迹象时刻存在;欧洲各国似乎接受了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权力分布.
无论是古老文明的国家,还是原始或落后国家,都对西方大国强大的军事、科学和经济实力大为赞叹,同时对这些国家在道义和政治上发挥的领导作用和因此而受到的助益印象深刻.
一战带来了观念的革新.
它似乎展现了西方文明中道德的沦丧,而战后的协议则反映了胜利者一直宣称的目标和他们实际在胜利中的谋求之间强烈的对比.
在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开始逐渐兴起反抗西方统治的运动,在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在土耳其、埃及、波斯,甚至在马来半岛都是如此.
这些反抗采取的形式深受西方世界负面特点的影响,充斥着越发强烈的仇外民族主义,追求物质上的自给自足,加剧世界经济体系的分离.
对于文明的国家而言,西方世界一味的统治与剥削显然已经再也无法忍受了.
这些国家有着古老文明,它们试着表达对臣服他者的厌恶之情,努力找回自尊,在它们和西方统治民族之间必须达成新的妥协,这是战后世界面临的首要问题.
第二大问题同样棘手.
尽管各个战胜国表面上粉饰得相当成功,但是对战败国家进行瓜分的行径难以掩盖.
它们将对落后国家的统治仅仅视为强权政治的问题.
事实上,它们还垄断了热带地区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对现代工业的发展已然变得至关重要.
对于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而言,它们仍然需要西方的引领;而对原始落后的国家而言,这种需要就更强烈了.
那么应该秉承什么样的态度来发挥引领作用呢如果用强权政治的态度,一定会给为首的西方强权国家带来激烈的对抗和接二连三的战争,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如此.
而这种对抗可能会阻碍落后国家的发展,因为伴随着苦难,它们会和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一样憎恨西方统治.
再者,如果落后国家的领土主权完全由管理它们的国家独霸,而这些国家将领土上的资源完全划归自己所用,那么西方很多其他国家就会发现自己无法与这些地区开展贸易,各个国家的贸易商和生产商之间的平等机会就得不到保障,这势必会带来仇视和战争威胁.
有没有途径回避这些难题呢西方国家之间能否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用委任统治的方式而非独占霸权的方式来实现对落后地区的统治呢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扩大对欧洲以外地区的统治提出的第二大难题.
这一时期,国际局势紧张,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威胁就足以让我们忧心忡忡,而涉及"殖民问题"主要是因为它影响着这种战争威胁.
很多人认为可以通过将殖民地的绝对主权交给这些心怀不满的国家来安抚它们,他们主张当今的殖民地主权分配是不公平的,事实确实如此,尤其是仅仅从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待殖民地政府的问题.
如此这般并非对待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
这两个棘手的难题从一战后开始显现,一个是西方强国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古老文明地区之间关系的问题,另一个是西方强国和需要它们引领的落后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
这些问题本身就至关重要,而并不是因为它们对欧洲内部的抗衡产生了影响.
为了在西方国家和古老文明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西方各国之间的统一一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正如为了防止战争的爆发,保障所有国家都能享有地球的丰富资源,西方国家需要共同行动一样.
基于相似的强烈认同,白里安和其他人士主张建立欧洲联邦,尽管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组建方法;许多人支持克拉伦斯·斯特莱特先生提出的民主国家联邦的构想,即根据人口比例,由所有民主国家的人民来选举组成一个统一的议会,由议会来管理联邦.
如果想要顺利实现一直以来既定的伟大目标,那么设想某种程度的结盟,并由此开展有序的统一行动,似乎是必要的.
但是整个世界,尤其是欧洲并没有准备好建立任何类似白里安或斯特莱特先生倡导的组织.
如果要建立任何联邦组织,只能是德国人口中的"邦联"(Staatenbund),即不同国家的联盟,而非"联邦"(Bundesstaat),即联邦制的国家.
就其本质而言,这正是国际联盟努力的方向.
但其创立者坚持国联不能限制或损害成员国的主权,这让整个构想成为一纸空文.
对于那些不负责任的国家,理应控制或部分限制它们的主权,这正是当今局势提出的要求.
除非这一国家间组织可以由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意志自行作出决定,并由此限制任何一个成员国可能对别国的战争,否则和平毫无保障.
除非它们利用关税战来对付他国并认为因此获得的权力不会无限膨胀,否则世界就永远无法享有可以达到的物质发展程度,而物质福祉恰恰是和平的最佳保证.
此外,除非对待臣服国家的方式,无论是对待文明的还是落后的臣服国家的方式,都能在国际范围内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否则就我们讨论的这些难题而言,想要找到公正理性的解决方案,希望渺茫.
国际联盟建立之时,设计者们似乎已经隐约看到这一问题,这一点在《协约托管条款》(theMandatoryClausesoftheCovenant)中得到了说明.
这些条款区分了两种被委任统治的国家,一种是(因为历史问题)之前被认为可以实行自治的,还有一种是过于落后在可预见的任何时期无法实行自治的.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受委任国必须让新臣民享有现代国家的制度,引导他们管理自身事务.
当它们具备不再被托管的条件后,自然成为国联的成员.
第二种情况中,受委任国必须保护被托管国家的各项权利,引导人民逐渐过上文明的生活,除了当地警方需要,严禁动用军事物资,同时保障所有国家的贸易商平等的贸易机会.
以上便是这两个问题的第一个大致解决方案.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条款仅限于从德国和土耳其收回的领土,因此其有效范围受到了严重限制:现存的殖民国家不可能考虑将自己占有的领土也置于这一条款之下.
再者,所有这些领土都由法国、英国和英属自治领统治.
这些统治国没有指望可以邀请诸如瑞典等其他强国参与义务共担;在委托统治的托管制度下,它们也未曾想到德国的民主政府其实完全可以继续履行其之前所占殖民地的政府职能,这样的处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德国一直以来耿耿于怀的怨愤,而这种忿其不公的情绪必将导致其民主制度的衰落.
简而言之,受委任的统治国原本手握重塑世界秩序的机会,却因强权政治而错失良机,反而加剧了世界领土和物质资源占有上的不公.
本书第三版(1921年)明确指出,唯一理想的制度,也就是能为和平奠定坚实基础的制度,是委任托管条款能够拓宽到所有非自治的领土,应该将现存殖民国家所有这种类型的殖民地纳入委托统治的范围之内.
这一点我甚至早在第一版(1917年)中就已经坚决地提出过,虽然措辞可能较为宽泛.
如果能够实现这一构想,那么西方各国家和前文提到的附庸关系就会以托管的形式成为文明世界的有机整体;同时,国际联盟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就能得到扩大和加深.
不幸的是,受委任的统治国受到强权政治的影响,拒绝考虑这一提议.
托管制度不仅没有提高国际联盟的影响力,实际上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因为托管的施行使得国联被视作为霸权撑腰的工具.
在某种程度上,国联确实被当作了延续凡尔赛不公正条约的手段;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心存不满的强国得以成功让自己的人民相信如果要一雪之前的冤屈就必须否定国联的合法性.
这就是战后的政治家们没能在西方国家和觉醒的古老文明以及落后国家之间建立维系关系的公正体制的根本原因.
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战后曾经燃起热切希望的用以维护和平的体制会瓦解,也解释了整个自由体制为何会掀起强烈的反抗.
责任就在战争结束时处于优势地位的那些大国,它们当时面临两个选择:其一,建立世界新秩序;其二,沿用将世界置于毁灭边缘的强权政治.
它们嘴上承诺建立世界新秩序,实际却仍然受强权政治思想的掌控.
如果西方文明世界想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建立稳定、永久和平和物质福祉,那么它就必须延续对欧洲以外的世界的领导,同时为建立未来的国际社会铺设道路.
显然这就需要西方各国之间的有组织的合作,正如构建国际联盟时设想的那样.
然而,这个组织必须在一个根本问题上与国际联盟有所区别.
它绝不应容忍其中的任何个体国家拥有永久的无限制主权.
基于此,无论如何,它必须在初始阶段,摒弃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纳入其中的尝试.
要将所有国家都纳入其中,其中一个条件便是必须在某些方面接受对其主权的限制.
首先,加入类似组织的国家必须放弃评断自身发展的权利和相应的发动战争的决定权;它们必须履行一旦受到攻击,彼此无条件提供防卫的义务.
其次,它们应该放弃无底线操控他国贸易的权利,普遍施行开放的贸易政策,以便所有的国家都能在丰富的地球资源中获得平等的机会.
再次,它们绝不能对臣服的国家行使绝对的主权,而应当就统治这些国家的原则达成一致的约束,无论是文明还是落后的国家.
所有这些条件都对主权存在明确限制.
如果能被接受,那么就意味着所有接受这些条件的国家都是这个联盟的成员;但是这种结盟意味着联盟组织内的各个强国都受到明确限制——这是"邦联",而非"联邦".
除非能够建立相应的制度,否则西方文明的衰落就会和希腊文明一样不可避免.
就希腊文明而言,先是雅典人,然后是斯巴达人、底比斯人,最后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无一例外都没有找到避免毁灭性战争的方法,因此阻碍了希腊文明在地中海世界的全面传播.
如今,有很多国家,主要是欧洲极权主义的国家,会反对限制其主权的构想.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方案就必须从那些愿意接受这些条件的国家开始,虽然成员国身份应该对所有准备好接受这些条件的国家开放.
在当今的形势下,或许可以从那些已经加入"和平阵线"的国家开始.
如果存在不愿意接受这些明确义务的国家(譬如,那些欧洲的中立国),那么它们可以构成一个外部小集团,在涉及世界政策的问题上可以考虑它们的意见,但在它们拒绝履行义务期间,它们的意见没有任何实质的决定权.
对于这种类型的组织,成员国身份的获得无须经过观点原则或"意识形态"考验:每个国家采取的政府形式或者社会制度必须由它们自己来决定.
成员国身份唯一的衡量标准必须是:(1)认可为抵制侵略建立防卫的必要性,解决国际争端采用和平而非战争手段的重要性,以及为此接受明确的义务条款;(2)认可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应为世界各个民族共有;此外,(3)认可所有的欧洲国家共担公正对待欧洲以外国家并引领它们逐渐直至完全进入文明世界的责任.
所有这些或许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即西方文明世界,中世纪被称为"基督教共同体"(theRespublicaChristiana)的世界,是一个道德统一体,无论其中有着多么复杂的多样性,同时,其发展依靠的应该是和平和公正的制度;这个庞大组织的最高责任便是保证世界其他民族也能与之建立伙伴关系,而且不以牺牲它们自己独有的特色为代价.
就以上对这个问题的专门探讨,似乎已经与本书的主题,即欧洲殖民主义的命运相去甚远.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无法解决世界组织的这些难题,那么欧洲的世界领导地位就会前途堪忧.
不受限的国家主权,无论涉及帝国世界还是其他国家,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都会带来无尽的毁灭.
因此从这样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出发,有关西方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关系,以及西方国家如何对待古老文明的国家渐盛的民族主义,我们还需要简要考虑一些细节问题.
如今,有关落后国家问题的解决办法比数年前简单,这主要有两个因素.
首先,欧洲对其中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始于最近,因此,现存的殖民地划分尚不具有稳固的基础.
1880年以前,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非洲海岸建立了不算大的殖民地,英法控制了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但直到1880—1900年这20年间,整个非洲以及太平洋群岛才被欧洲各强国占据.
这种占据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欧洲各国的大臣和部长们协定的结果,并由此在地图上画上了或多或少有些随意的分割线.
因此,只要决心坚定,对这些边界进行重新界定绝非难事;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地区的国家还没来得及对它们的统治者强加的现行秩序产生共鸣.
第二个因素就是,自从战后的权力重新分配以来,所有落后地区如今都处于民主国家的统治之下,如果它们有意为之,完全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创建一个更自由的新制度.
完全不必等到极权国家改变态度或者放弃不切实际的目标.
再者,在战争威胁下,民主国家的统治阶层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他们必将断然拒绝向极权国家交出领土,以防这些领土沦为侵略扩张的据点;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必须根据所有国家对热带资源的需求做出一定的让步.
哈利法克斯勋爵经过深思熟虑,于1939年6月29日所做的重要声明中指出,英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会考虑殖民地某种程度的国际化.
这是朝着接受国际或联邦的解决方案迈出的一步.
这样的方案不能推迟至激进的极权国家都同意参与建构新的和平制度;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一直深受帝国主义强国的绝对霸权迫害.
只要这些领土的实际统治者们达成一致,就应该立即推行这种新制度.
创立这一新制度的第一步,应该是所有拥有殖民地的强国达成一致,遵守与其殖民地相关的国际联盟或其他国际机构的托管条例.
这些托管条例应包括:(1)国际联盟的所有成员都应平等地享有与相关地区的贸易机会,受委任国家的公民不应享有任何贸易特权和特惠;(2)受委任国应该遵守所有国联可能做出的关乎殖民地本地民族福祉的条款;(3)除了当地警力必需,不应在殖民地臣民中招募军队.
这些就是现存的托管体系中所规定的条款,而这些条款的制定正是建立在英国的殖民体系实践的基础之上.
而新制度远不应仅此而已.
同时它还应该规定承包契约、煤炭开采和其他特许权对国联所有成员国的公民平等开放.
最后,国联应该有权重新调整被托管领土的边界,和国联范围内的托管国变更.
一直以来时而有人倡议所有殖民地应统一交由国联管理.
但这个建议过于极端;如果现有的殖民地所有国希望保留其殖民地的全部或部分管理权,那么它们就更容易接受失去绝对主权这一现实;国际政府能否保证政策执行的持续性,这一点值得怀疑.
未来这种制度的建立有赖于伟大的民主强国,通过国际联盟或前文中提到的热爱和平的国家的邦联来实现.
可以明确的是,这种制度提供的各种优势,如贸易自由,落后地区在普适政策制定上的话语权,分享托管领土管理权的可能性,只能由改组后的国联或邦联成员享有,同时它们应当履行全部义务.
古老文明地区的问题性质完全不同.
它们需要的是根据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而进行制度调整的自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需的指导与帮助,以及保护其免受外部干涉的力量.
类似的例子如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
它们统统希望能够摆脱西方强国的统治,而在中国这种统治是通过治外法权和欧洲"租界"来实现的.
在国际联盟建立之初,其中的国家都被允许全面参与其间事务.
或许应当要求它们都建立稳定的政府体系,愿意并能够承担正式成员国的义务,方可成为重组后的国联或其他替代邦联组织的成员.
但是它们可以先成为合作成员,以获得对抗外部侵略的必要保护和援助,以及政治和经济重组方面的帮助.
它们自然痛恨被托管在某个西方强国之下,但它们会欢迎国联作为一个整体给予的援助,正如其中几个国家那样,因为有了这些帮助,它们可以自我调整,发展壮大成为强国,做好成为正式成员国的准备.
其中一些国家,譬如土耳其,已经基本达到了这一条件.
其中还有一些国家会是例外,譬如印度,它已经在完全自治政府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两个世纪以来,它的命运已经和英国完全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在获得全面自治之前,任何制度上的改变都将是致命的灾难.
因其巨大的面积和人口,以及民族、语言、宗教和文明程度空前的多样性,印度自治政府问题的棘手程度独一无二.
因为和英国之间的联系,印度已经具备了获得自由的基本条件——政治统一、内部稳定、公正法律,而之前在它漫长的历史中这些都是空白.
英国自愿放弃其主权,将其变为属国,就已经为它确立了自治政府的目标,唯一要考虑的是捍卫自由的各种要素.
英国对印度复杂问题的考量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或邦联组织.
这似乎明确展示了印度作为英联邦平等成员的未来,而英联邦或许正是未来世界邦联的核心.
英国在帝国主义发展中还面临着其他一些棘手的难题,譬如埃及.
现在的埃及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它清楚自己需要保护以免受侵略.
而它的独立是由英国现存的联邦各国赋予的,它们保卫着苏伊士运河,保护着埃及领土上的欧洲人.
重组的国联或者邦联或许可以承担保卫作为重要河道的苏伊士运河以及保护欧洲人的责任:这与单一国家的统治相比,可能引起的怨愤要少得多.
无论是国联还是邦联的正式成员国或合作成员国身份,都能保证埃及的安全,同时不会让它心生从属之感.
但是现在我们并不需要详细地讨论细节.
在当今的形势下,我们关心的不是制定未来世界的管理方案,而是描绘我们努力方向的概要蓝图.
本书中提及的欧洲文明经过长期发展获得的世界范围内的支配地位对欧洲和世界来说都只能以毁灭而告终,除非它不再受到强权政治这根错误指挥棒的指挥.
西方强国之间必须用合作来代替冲突,针对这些国家所占地区的各国家的领导权,应该本着托管而非统治的精神来处理.
只要西方国家保持完全国家主权这一准则,而其他国家如它们的臣民或被征服的民族也就此借鉴,那么以上的构想都是不可能的.
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的理论,由16世纪的博丹首次清楚地阐明.
从这以后,它就成了摧毁文明的各种冲突的根源.
但在16世纪以前,西方文明倡导的是另一个更高层次的理想,即文明世界的团结.
罗马帝国是首先体现了这一理想的国家,驱动它的是哲学家的理想和建立霸主地位的野心.
但是这种大一统的统治不能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它遏制了自由,这种统治无论是谁来施行,都必将导致同样的结果.
在这之后,中世纪模糊不清而相互冲突的思想中也体现了人类团结的理想,但最终因为中世纪孕育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和自治机构的兴起而作罢.
这一切都使得国家主权的原则进一步得以加强,从而刺激了欧洲国家汹涌澎湃的野心,促使它们在对抗和冲突中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统治.
世界如今被纳入单一的政治体系和单一经济体系中,完全国家主权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在不损害个体国家的发展活力的同时,它完全可以受到限制,而限制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建立某种形式的邦联,该邦联的目的有三个方面:第一,结束战争(战争也已然被历史淘汰);第二,使得世界各国同时享有世界财富;第三,保证欧洲统治下的非欧洲国家得到公正的对待.
国际联盟是第一个认清这种需要的组织,也是第一个试图满足这种需要的组织.
它的失败主要因为以下两个方面:一、它没有努力应对国家主权的问题,而是宣称不会侵害任何成员国的绝对主权;二、它试图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国家,而不是将成员国身份仅限于承诺履行相关责任的国家,尤其是准备放弃三个主要方面主权的国家.
只有通过某种形式的邦联——各个国家之间的邦联而非单一的巨型联邦,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诸多问题,保证和平繁荣的未来世界.
但想要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联合体,并维持其有效运转,就必须实事求是地从有着明确目的的邦联开始,其成员身份只能向满足下列条件的国家开放:能够保证履行邦联责任,并且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坚决放弃国际事务中自己单方决断的权利;能够与他国合作来面对经济困境;能保护需要保护的其他国家;能共同发挥引领世界落后国家的作用.
这样的邦联一旦建立,就应该欢迎所有接受这些强制义务的国家加入.
联盟应该制定明确的制度,规定邦联的成员国在三个主要方面共同行使主权,除此之外,对它们的完全自主权没有任何干涉.
否认或者贬低类似方案的倡议者肯定会遇到的困难,是愚蠢的行为.
他们需要极大的耐心;他们必须按部就班推进方案的实施;最近数年里笼罩整个世界的梦魇会降低他们任务的难度.
还有其他方法阻止这种梦魇无休止地重复出现吗除非处于领导地位的西方国家自己能放弃三个主要方面的绝对和完全国家主权,除非能找到共同行使主权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否则本书中总结的欧洲的扩张最终只能以衰落和毁灭而告终,不仅是欧洲的衰落和毁灭,而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衰落和毁灭.
这一点难道还不够一目了然拉姆齐·缪尔1939年7月目录前言第一章帝国主义的含义与扩张动机第二章伊比利亚的霸业第三章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对抗(1588—1763年)一、开拓阶段(1588—1660年)二、殖民政策系统推进时期(1660—1713年)三、法英冲突(1713—1763年)第四章变革的时代(1763—1825年)一、美国独立战争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大英帝国在印度四、全新的大英帝国第五章欧洲与欧洲以外的世界(1815—1878年)一、新兴法兰西帝国的诞生二、俄国的扩张三、打开中国和日本之门四、中美和南美五、美国的发展第六章大英帝国的变革(1815—1878年)一、大英帝国持续壮大的原因二、帝国的新理论三、南非摩擦四、印度的新原则五、殖民地自治的发展六、相依而存的帝国七、印度政府第七章世界国家时代(1878—1900年)一、欧洲征服世界二、欧洲列国之争三、瓜分非洲四、其他地区的争霸五、新世界强国六、争端之源第八章群雄环伺中的大英帝国(1878—1914年)一、帝国的成长二、英国挺进埃及三、南非和布尔战争四、帝国主义情绪的滋生第九章步入劫难(1900—1914年)一、战争的深层次原因二、一战前夕的世界强国三、德国的野心四、势均力敌五、摩洛哥问题六、巴尔干问题七、避免战争的努力第十章世界大战及其与欧洲扩张之间的关系一、谁为大战负责二、大战的全球性三、战争对帝国的影响四、威胁欧洲霸权的反抗活动五、印度的反应六、战争带来的问题第十一章战后一、新的世界秩序二、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三、东方的激变四、印度的巨变五、战后的大英帝国第一章帝国主义的含义与扩张动机欧洲文明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一直是近代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
它构成了过去400年历史的重要内容,但令人奇怪的是,大部分历史学家对此并不重视,而是将重心放在本国政治、外交和欧洲战争之上.
"帝国主义"这个词源于欧洲各民族创立的诸多"帝国",其中有些分崩离析,有些得以留存,但它们都参与造就了今天的世界.
因此如今人们普遍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来指近代这种走向世界的精神.
"帝国"或"帝国主义"这些字眼有时听起来不太悦耳,总让人想起它们本身仅含的武力统治,还有一贯的压榨而导致的恶果.
这使得某些学派的学者们纷纷谴责和驳斥与帝国主义相关的一切,将其视为对被占领各民族权利的践踏、野蛮武力结出的邪恶之果.
他们拒绝研究它,也不想花费任何力气去理解它,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被谴责的帝国主义正如浪潮一样无可逃避,无法遏制,也一样会有不无裨益的浪花.
另一方面,一些有着不同想法的人们,会仅仅因为帝国主义这些词隐含的诸如统治这样的意义,而滋生一种不健康的自豪感,似乎帝国主义只是为了支配世界,并由此为其国力的膨胀而欢欣鼓舞.
他们并没有仔细考量动用国力的诸多目的.
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如果"帝国""帝国的"和"帝国主义"这些词让他们这样想,那它们确实是晦气之词.
这些词并不能确切表达欧洲文明走向世界文明这一进程的全部意义.
然而我们还是不得不使用这些词,因为没有别的词能涵盖其中所有的事实.
毕竟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完全准确的.
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们还处于野蛮未开化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多个世纪.
对于这些民族而言,他们发展的唯一机会便是接受先进民族的统治;欧洲"帝国"不仅赋予他们法律和正义,还让他们初识唯一值得拥有的自由的所有真谛,即建立在法律之上的自由.
此外,还有些民族人口众多,就某些方面而言,文明也发展到了较高程度,却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形式,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法律.
对于这些民族而言,即使是用武力强加,西方文明"帝国"带来的益处也会大大超过其弊端.
在这些情况之下,使用"帝国"这个词丝毫无损它真正的意义,不过也并非毫无愧意.
而这是放之世界大部分地区而皆准的.
"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来源于古罗马,罗马帝国征服世界和近代统一民族国家建立帝国,这两者构成了让人浮想联翩、振奋人心的类比.
罗马帝国在整个地中海扩张了其单一文明模式,而核心就是法律的主宰.
如今手握罗马之炬的帝国主义国家成功将法制的理念、单一文明的模式推广到全世界.
罗马让欧洲一统的生活成为可能,欧洲帝国的扩张使得未来的世界秩序成为可能,确切地说,成为必然.
鉴于此,我们或许有理由并且毫不犹豫地使用帝国主义这些词,前提是牢记先进民族强加于落后或组织松散的民族的统治,并非纯武力的扩张,而是权力外壳下西方文明生活中重要元素的扩张和传播,这些要素正是其力量的隐秘来源,也是馈赠世界的最佳礼物:公正健全的法律体系的权威,人作为个体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以及条件允许下的自治和基于共同利益的民族精神.
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特点,也是它们用来征服世界的理由(1),那么我们到底是推崇还是谴责那些与世界分享果实的帝国,就应该看它们是否实现了以上目标.
在过去的400年里,欧洲帝国的扩张活动主要有四个动机.
首要也是最强有力的动机就是通过统治组织松散的其他民族建立民族自豪感.
这种民族凝聚力让每个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欢欣鼓舞,如果条件具备,它们会禁不住想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左邻右舍(2),甚至谋求掌控整个世界.
欧洲最惨烈的战争都是因此爆发,欧洲各个帝国的殖民地也因此诞生.
所有强大的殖民地国家都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它们的扩张活动在民族自豪感最强的时候进行得最为如火如荼,这一点绝非偶然.
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和俄国都是强大的帝国,同时也是伟大的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丹麦和瑞典无论是在欧洲事务还是在欧洲以外的事务中都扮演了不那么强势的角色.
德国和意大利在19世纪完成了漫长的统一之后,才开始构想帝国伟业.
奥地利一直都不是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也没有成为殖民地国家.
民族自豪感,因其实现统治的迫切愿望,或许可以视作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主要动机.
扩张可能导致了某些民族丧失了独立自主,从而带来了不好的后果,但是这并不能一概而论.
譬如开拓无人居住的地区,教化原始、未开化的民族,或者为腐朽衰落的社会注入活力、固定根基,帝国主义的如此种种证明了它其实也是一种大有裨益的力量,但仅限于弘扬法律和自由这一点.
帝国主义扩张的复杂动机之二是攫取商业利益的欲望.
这一动机一直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在如今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总是夸大其辞,把它当作唯一动机.
毫无疑问,所有的帝国主义扩张活动中多多少少都有商业利益的存在.
但是直到19世纪之前,只有在谋求热带地区土地的过程中,商业利益才可能是主导动机.
只要欧洲依靠自己的土地和气候条件,能生产出所需的食物和工业原材料,它在同样产出的温带地区就没有那么迫切的商业动机来获取土地.
欧洲在这些地区的殖民一直以来被我们视作帝国主义扩张的最重要产物,但其起源和早期发展一定有商业利益之外的其他主因.
不过欧洲确实一直靠热带地区获取它大部分的奢侈品:很长一段时间内,来自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黄金、象牙和宝石,香料、糖和精美纺织品的运送队伍,沿着曲折的路线缓慢行进,最终抵达黑海和地中海之滨.
15世纪末之前,欧洲商人和这些珍稀商品产地并没有直接接触,这些商品的数量稀缺,价格昂贵.
直接接触产地、掌控供给,构成了殖民扩张的首要动机.
由此证明生机勃勃的热带地区非常值得开发,随后他们又引进了诸如烟草和茶叶等新的奢侈品,并且很快使其成为了生活必需品.
同时,这些贸易活动为相关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因此在这些利润丰厚的贸易中分一杯羹或者干脆获得垄断,成为了所有强大国家的首要目标.
19世纪,以温带物产而言,欧洲逐渐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于是力图控制世界其他类似的温带地区.
但在这之前,主要是在热带或者亚热带地区,商业动机才是独立统一帝国之间对抗的决定因素.
即使在当今,帝国之间的冲突还是在这些地区最为尖锐.
帝国主义扩张的第三个动机不容忽视,那便是政治狂热.
强悍的民族狂热地宣传它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
换言之,它们迫不及待地让别人接受自己对于文明(Kultur)的构想,并以此为理由将帝国大业强加给其他民族.
这个动机总是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存在着.
起初它以宗教的形式呈现.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继承了"十字军"的精神,而他们的历史就是一部对抗摩尔人的漫漫征程.
如果不是出于寻找前往亚洲新路线这一看似遥不可及的渴望,葡萄牙人在登陆非洲海岸之初,就没法坚持到最后,没法完成漫长而艰辛的重任.
同时他们也力图为基督教振臂一挥,希望找到祭司王约翰的神秘基督教帝国,然后和他携手打倒异教徒.
为了说服卡斯蒂利亚(3)的伊莎贝拉女王赞助自己疯狂的探险之旅,哥伦布用了两个诱饵获得了她的首肯:东、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唾手可得,并且她将成为将异教徒感化为基督教徒的圣人.
这两点构成了西班牙帝国早期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双面动机.
如果不是出于传教这个一直与民族自豪感、利益攫取如影随形的目的,法国在贫瘠的圣劳伦斯登陆之时,恐怕很难为了寥寥无几的利益继续下去.
法国在五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谷的开疆拓土既是为了猎人和商人的利益,也是为了狂热的耶稣会会士和其他神职人员实现传教这一崇高使命.
19世纪之前的英国殖民中,传教这一动机从未如此显而易见.
但后来取而代之的是两大并行的政治动机.
英国人的殖民活动中贯穿着这样一种信条,即他们是在传播自己深以为豪的自由体制.
不考虑帝国主义扩张中的政治宣传这一因素是既愚蠢又不科学的,但将它们的政治主张视作纯粹的虚伪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帝国主义扩张,和其他人类活动一样,其动机都是复杂的,而其中高尚的部分通常不那么明显,但确实是一直存在的.
假装只有或者主要出于崇高的动机,那都是虚伪的.
但完全否定它们的影响,也是彻头彻尾的吹毛求疵.
这两者之间,后者更糟,因为过分否定会强化和宣扬支配人类的复杂动机中较低级的部分.
帝国主义扩张的第四个主要动机是为殖民国家的过剩人口找到新的家园.
19世纪之前,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动机,因为当时人口过剩并不严重.
17世纪,很多英国政论作家都对整个殖民扩张持以警惕的态度,在他们眼中,它意味着排挤那些过剩的人口.
但就算人口并没有过剩,所有国家中也会有些殖民阶层,对他们来说,移民来到新大陆提供了一直渴求的机会.
他们热衷于探险,无法抵御做拓荒先锋的吸引力.
强悍的社会里,这样的人不计其数,一旦他们的人数开始减少,社会的衰落近在眼前.
近代帝国主义的扩张活动使得欧洲诸国的种族保持了勃勃生机,英国尤其突出.
类似的还有西班牙的征服者(conquistadores)、伊丽莎白女王派遣的水兵、法国派往北美的探险者、无畏的荷兰航海家等等.
此外,富贵家庭的年轻一代在故土可能机会寥寥,可是殖民地提供了契机,让他们可以带着佃户家的儿子们,像故乡的父辈们一样开拓土地和庄园.
例如,美洲弗吉尼亚的种植园殖民者、法属加拿大的庄园主(seigneur)、巴西的葡萄牙封建土地主,还有西班牙各个殖民地的统治阶级等.
当然,也有殖民国家政府一心想要驱逐的"不良分子",譬如囚犯、乞丐、政治犯,他们通常以契约奴仆的身份,被大批地运送到新大陆,在经年累月的劳役之后,和殖民地人民融为一体.
英国丧失了美洲殖民地之后,无法将其当作罪犯流放地,于是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地区来安置这些犯人.
这导致了在美国独立6年后,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早期殖民.
当时宗教派别争论激烈,这使得为数不少的宗教流亡者得以寻求新家园,以便能够自由地追随自己的信仰.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殖民者了,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
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4),奥地利的基督教摩拉维亚教会信徒(Moravians),德国遭迫害的巴拉丁教派(Palatines)和萨尔茨堡教派信徒(Salzburgers)几乎源源不断地大批前往殖民地.
他们一心想要在宗教信仰完全自由之地寻找庇护,这一点再自然不过.
譬如英国在美洲的一些殖民地和荷兰在开普敦的殖民地.
欧洲过剩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移民一直被视作原始社会人类迁徙的延续.
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与旧世界(指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民族早期的迁徙相比,如今这种迁移的目的性和组织性远胜从前,受外部环境影响的程度则远逊从前.
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带来人口激增的巨大压力之前,并不存在因为本国物资缺乏、难以维系而将大批殖民者送往新大陆的情况.
相反,当时的帝国主义扩张比早期任何漫无目的的民族迁徙都更加目标明确、自觉自愿.
强悍民族的统治意志和民族情结,攫取更多奢侈商品的欲望,将自己的文明模式强加给更多民族的狂热,西方世界中的不安于现状和永不停歇的精神,冒险家加上没有继承权的二代们,还有狂热的宗教信徒,这些都构成了这400年里帝国主义扩张的主要原因.
正是其原因的错综复杂,扩张的形式多样,所以我们需要也必须从更加全面的角度,以史实为依据,来研究帝国主义扩张的原因和形式.
(1)参见本书作者《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一书中的第一篇文章,文中试图阐明该观点.
——此类注释为原注,下同,不另标出(2)参见《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第60、64、104页.
(3)卡斯蒂利亚(Castile),西班牙中部和北部一地区.
——此类注释为译者注,下同,不另标出(4)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16—17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徒,多数属加尔文宗.
第二章伊比利亚的霸业中世纪的欧洲与外界的联系少之又少.
这是因为伊斯兰帝国构成了巨大的障碍,十字军东征对此并没有实质的改变.
商队带着亚洲国家的货物来到了黑海的港口、君士坦丁堡、叙利亚的港口和埃及,再由意大利的商人们接手,尽管如此,这些商人对于这些财富来源的国家并无直接的了解.
13世纪成吉思汗帝国虎视眈眈,对欧洲充满兴趣.
两位无畏的天主教托钵修会修士,卡尔皮尼和鲁布鲁克先后抵达了遥远东方的这个荒蛮之地,并带回了他们的见闻.
之后,意大利人,尤其是伟大的马可,历经更冒险和耗时更长的旅程,使得印度和中国对于欧洲人来说,不再那么虚无缥缈,并且激起了他们进一步探究的欲望.
中世纪后期的世界地图,譬如弗拉·毛罗地图(1459年版)(1)就采用了这一发现,大概描绘了东半球大陆的基本构成,不再像之前的地图那样极力虚构.
但是直到15世纪中期,地中海那边的世界对于欧洲来说基本还是陌生的,更谈不上受到欧洲文明的影响.
之后,15世纪航海技术的提升,迅速带来了帝国主义扩张活动的伟大时代,仅历经两代人的时间,就不可思议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这一奇迹或许可以通过两张地图的比较来一知究竟:1492年出版的贝海姆地图和1523年出版的斯楚纳地图.
贝海姆地图采用地球并非扁圆形而是球体这一理论,同时由于葡萄牙人的早期勘察,非洲板块的轮廓更加清楚.
除此之外,与弗拉·毛罗地图相比,并没有太多的改进.
但是斯楚纳地图清楚地显示了1523年人们对于东、西两大半球大陆板块的主体构成已经相当了解.
这令人惊讶的进步要归功于葡萄牙探险家们的勇气和雄心,譬如迪亚士、达·伽马和卡布拉尔,还有那些为西班牙服务的冒险家们,其中包括哥伦布、巴尔博、韦斯普奇和最伟大的麦哲伦.
这些探险家令人惊奇的诸多发现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了掌控其他地区命运的霸主,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第一阶段就是伊比利亚称霸时期,一直延续到1588年.
1493年教皇颁布的裁决判定欧洲以外的领土由这两大霸主分割,对于这一点,正统的(orthodox)教徒们必须接受,而且整整两代人也确实如是遵守.
除了北大西洋,他国的航海家们一概不能接近其他大洋.
在100年的时间里,这两大民族得以以任何他们想要的借口向世界其他地区展示自己的文明.
尽管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先驱,可是它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最终其对外统治没有巩固反而削弱了自己国家的地位,导致它们失去了之前的霸主位置.
葡萄牙在亚洲的统治则从未超越商业范畴.
除了在印度西岸的果阿,并没有众多葡萄牙人的殖民定居点.
而果阿只是印度和欧洲族群混血的唯一特例.
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无一例外地都非常残暴且毫不包容.
单凭十字军的精神,显然并不能和非基督徒的民族建立良好的关系.
葡萄牙人打破了阿拉伯商贩对印度洋的垄断,几乎拦截了阿拉伯人通过红海和波斯湾将货物运往意大利的所有通道,对于意大利商人也同样毫不留情.
毫无疑问,任何拥有16世纪早期葡萄牙地位的其他民族,都会禁不住建立同样的霸权统治,但是让葡萄牙走上巅峰的成功最终也给它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即使不是直接原因.
随之而来的便是其帝国主义扩张能力的极速下降,而当其他欧洲商贩出现的时候,印度王公们和香料群岛(2)的酋长们都已经迫不及待拍手欢迎了.
葡萄牙在西方譬如巴西建立了统一的殖民地,可以算是开枝散叶,那是因为当地并没有拥有早期文明的民族.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葡萄牙的殖民活动总是一直受制于本国政府过于严苛的掌控.
葡萄牙的统治者们急于充分利用良机在国家层面获得利益,却没有给予个人创业的自由.
这导致了葡萄牙本国、其在亚洲和巴西的殖民地都丧失了扩张的主动性,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这个勇猛的小国展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就烟消云散了.
1580年,葡萄牙和它强大的帝国最终屈服于西班牙,受尽腓力二世政府的残暴统治.
到17世纪中期,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沉重的锁链被切断之时,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就完全衰落了.
如今人们再也找不到葡萄牙殖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除了其在非洲西岸和东岸、印度海岸线上的两三个港口以及中国大陆之外的澳门岛上的势力范围.
西班牙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殖民统治有着不同的特征.
西班牙人意识到哥伦布开拓的远非通往亚洲的新航路,而是一个新世界,于是他们立刻将重心从寻求通商带来的财富转移到攫取稀有金属.
他们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岛)找到的稀有金属数量极少,而墨西哥和秘鲁却蕴藏丰富,这让他们很不高兴.
科尔特斯、皮萨罗、埃尔南多·德索托、奥雷利亚纳等西班牙征服者们仅仅经过一代人的艰苦奋斗便在中美和南美地区建立了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对于他们的胆量和勇气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的残暴.
究其原因,首先,毕竟殖民者是以一挡百.
此外,毕竟前有对异教徒的数次东征.
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征服热带地区民族的过程相对简单,这一点并不有损于他们的英勇.
在西印度群岛更广阔的范围内,他们遇到的是一个顺从的民族.
这个民族的人民在煤矿和种植园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很快就所剩无几,代替他们的是从非洲运来的黑人奴隶.
而到了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的殖民者们发现这两处的物质文明已经比较成熟,而一旦政府和政权被推翻,文明就会瞬间崩塌.
此外,当地的各个民族已经对奴隶制和新奴役习以为常.
必须指出的是,查理五世和他的继任者们试图保护被征服的各民族的财产和习俗,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免受征服者的剥削.
但这种对于已经注定沦为奴隶的种族的保护,和中世纪英格兰对于犹太人的保护一样,是对自身王权中宝贵一环的维护.
西班牙政府的政策没有阻止种族之间的融合.
和白人、黑人或者澳大利亚丛林居民不一样,西班牙人本身就来自亚热带国家,与墨西哥人或者秘鲁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海湾.
因此,中南美洲逐渐充斥着混杂的民族,说着西班牙语,主要是为了掩盖内心的自卑感.
而这一点或许阻碍了当地的进步.
另一障碍是他们对于稀有金属的过度关注,以及由此和因为雇用奴隶而对工业的忽视.
此外,西班牙政府试图推行本土政策,并且将稀有金属视为当地的主要物产,力图实行严密控制,同时西班牙本土的集权专制统治在当时达到了顶峰,因此殖民地政府享有的自由非常有限,而殖民者们的自由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西班牙垄断了殖民地的贸易,实行最严厉的控制,却并未开发整个帝国的自然资源,反而为了避免煤矿劳动力缺乏,阻止相关活动.
为了控制臣民的思想,西班牙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殖民地都限制了自身发展,以确保任何异端邪说或者自由思想无法染指自己统治领土的任何一个角落.
这些都导致了致命的后果,因此令人惊奇的不是西班牙帝国很快没落,而是它显示出的活力、韧性和扩张力.
直到19世纪所有的殖民地都摆脱了和西班牙的联系,这些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才得到迅速开发.
然而近三个世纪的保守和落后统治渗入了人们的血液中,使得他们无从面对刚刚获得的自由,也使得这些地区长期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中.
但愿西班牙人从没有到过美洲,这样说可能有点夸大其辞.
毕竟除了英国之外,在将欧洲生活方式植入欧洲以外地区这一点上,西班牙无人能敌.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统治并没有将西方文明以人们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播到异域,反而给本土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幸.
1580年腓力二世征服葡萄牙及其整个帝国,使得西班牙成为称霸世界的大国.
毋庸置疑,它的霸主地位一定会受到大西洋沿岸欧洲其他国家的挑战.
有三个国家与它一决高下,分别是英国、法国和荷兰,因为西班牙在欧洲显著膨胀的国力威胁了这三个国家的领土和其中两个国家的宗教.
正如后来的很多冲突一样,欧洲内部的冲突无法避免地延伸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
从16世纪中期开始,这三个国家就试图遏制、削弱西班牙的实力,占领对它们构成威胁的财富来源地,不过当时无论是在海上还是陆地上的行动,很长时间内都是由自发的志愿兵实施的,而并非政府行为.
英国的亨利七世派出了热那亚的卡伯特父子,之后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派出了威尼斯的韦拉札诺前往北大西洋的美洲沿岸探险.
但这些官方的行动并没有任何成果.
更有效的反而是冒险的海盗们在英吉利海峡劫掠西班牙与其荷兰领地之间的商贸往来,使其受到英、法、荷三国的夹击.
此外,更有效的是寻找通向东方的东北或者西北新航道,不再受西班牙领土的阻碍.
这些早期的探险活动带来了意料之外的丰硕成果.
譬如寻找东北航道的英国人詹斯勒,找到了通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路线,并开拓了和俄国之间的贸易.
为了寻找西北航道的法国人卡蒂埃,到达了圣劳伦斯河河口,为法国在其流域的殖民奠定了基础.
其中最有效的是深入西非和西印度群岛所属水域的走私活动和海盗劫掠.
之后,以英国为首的三国航海家们日渐勇猛,将活动拓展到太平洋最隐秘的偏远之处.
德雷克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壮举最清楚地阐明了受到打击的西班牙怎样一步步失去了自己的优势,也见证了打击者逐渐增强的无畏精神和航海技术.
从1577年德雷克环球航海开始,西班牙在南美西海岸一直经受着挑衅,明显已经无法维持其垄断地位,最终以无敌舰队的溃败而告终.
这场空前的胜利不仅为英国人,也为各国水手打开了海上贸易之路.
这场首捷让英国海军确立了商船在公海上的自由航行权,并使其成为之后三个世纪内这一权利的主要捍卫者.
1588年开始,没有国家再像西班牙和葡萄牙宣称自己独霸南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那样,梦想着攫取公海的霸权.
就这样西方世界帝国主义扩张的第一阶段,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霸权告一段落了.
与此同时,在西方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俄国人民正在进行一场浩大的东进扩张运动.
他们无声无息地穿过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虚拟屏障,在广袤的西伯利亚艰难行进,征服和同化为数不多散落的部族.
到17世纪末,他们已经抵达了太平洋.
这是一场没有艰苦斗争,当然也没有伟大胜利的征程,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完了半个大陆.
这个过程对俄国人来说反而轻而易举,就出身而言,他们混杂着西伯利亚散落的蒙古族人的特征,就行动而言,他们正好将成吉思汗在13世纪的征途反其道而行之.
同时由于当时俄国还没有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所以和臣服者之间也没有巨大的差异或分歧,同化的过程非常自然.
但对西伯利亚的开拓是循序渐进的.
18世纪早期,这一地区的总人口不超过30万,直到19世纪,才有了快速增长.
(1)该地图和文中提到的其他早期地图的简易版均收录在菲利普所著的《中世纪及当代历史地图册》(AtlasofMedievalandModernHistory)中,其中还包括诸多系列地图,标注了当时欧洲各国在欧洲以外领土的活动.
(2)香料群岛(SpiceIslands),印度尼西亚东北部马鲁古群岛别称,盛产丁香、豆蔻等香料.
第三章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对抗(1588—1763年)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第二个阶段便是荷兰、法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在不同阶段对抗西班牙,并最终摧毁其霸权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些民族如何以及为何比西班牙人更成功地将欧洲文明的要素推广到欧洲以外的地区.
这一漫长的对抗一直从1588年延伸至1763年,可以最简便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88年到1660年,可以称作试验和开拓时期,由荷兰人领导;第二阶段从1660年到1713年,即系统殖民时期,也是英法对抗日渐强烈的时期;第三阶段从1713年到1763年,主要是英法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时期,衰落的西班牙加入了法国阵营,而势力渐弱的荷兰则大抵依附于英国,最终以英国的空前强盛并称霸东、西方而结束.
一、开拓阶段(1588—1660年)17世纪前半叶引人注目之处便是三个新兴国家即将为建立欧洲以外的帝国而进行的贸易和殖民试验.
它们在每个区域都是竞争对手:西印度群岛、紧密联系的被奴役的西非殖民地、北美近乎荒无人烟的地区、远东的贸易实体等等,几乎无处不存在着原则和方法上的差异.
荷兰将之视为巨大的商业机会,与两位对手相比,从中获得了更加全面、直接的利益.
两大贸易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尽管是由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经营的,实际上是彻头彻尾国家扶持的企业,它们的股东来自各个省、各个阶层,七省联合组建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theUnitedProvinces)议会受利益驱使,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了它们一切支持.
其中荷兰东印度公司财力更加雄厚,也更具影响力,这是因为远东地区的贸易利润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无与伦比.
荷兰直接将目标瞄准最大利润的源头:香料贸易,在香料群岛以及更广泛的马来群岛建立了垄断的霸权,时至今日,仍然对这一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荷兰人的首要任务便是推翻葡萄牙的优势地位,所以乐于和英国的商人们合作.
不过当时大部分工作都是荷兰人完成的,因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实力相对比较弱,组织松散,而且没有得到政府持续的支持.
而荷兰人拥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长期的开销,因此大部分的要塞和组织有序的工厂都是他们建立的.
他们很纳闷为什么英国人也来分一杯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荷兰人千方百计要建立霸权.
最后英国人被武力驱逐出去了.
1623年安波那岛(1)大屠杀之后,英国商人在这些地区就杳无踪影,直到19世纪,荷兰人的霸主地位始终没有受到过任何挑战.
荷兰人实行的是严苛的商业垄断,当然从商业本身的角度来看,其管理模式还是相当智慧的.
商业控制带来的是对爪哇岛和诸多相邻岛屿领土主权的控制.
以贸易盈利为初衷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们行使着这一主权.
这是一种贸易独裁,不过在精明的管理之下,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公平和秩序.
而在印度大陆,荷兰从未获得相应的权利,这是因为各邦足够强大,能够掌控局面.
这一时期,与主要对手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比,荷兰东印度公司开设的工厂数量众多,经营更加如火如荼.
尤其是在锡兰岛(2)获得了与之前在东南亚群岛上同等的绝对优势.
此外,精明的荷兰人很快发现了在通往亚洲的路线上设立合适据点的重要性,于是在毛里求斯和开普敦分别建立了移民定居点.
这两个定居点并未被视作殖民地,只是属于贸易公司的据点,接受公司的严格掌控,不享有任何扩张的自由,甚至没有自治的形式.
如果说开普敦后来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或者宗主国的分支,那也是违背公司意志,更谈不上是受到公司的激励了.
而从头至尾,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这些移民定居者的关系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水火不容.
在开普敦,公司将与东方的贸易视为最高利益,对与之不相关的事情都置之不理.
而殖民者显然不是这样想的.
正是因为只强调商业目的,荷兰人没能利用探险者们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拓的上佳土地继续欧洲殖民.
尽管这些土地条件不错,却不能立即带来贸易利润,因而荒无人烟.
尽管荷兰公司在西方的商业活动影响相对稍弱,但和它在东方的活动一样,也以商业利润为唯一目标.
在西班牙占领的土地之外,英国和法国(数量更多)的冒险家们在西印度群岛上占有的土地相对较少,它们被用作劫掠西班牙贸易的基地.
而荷兰人凭着精明的直觉,早早摒弃了这一看上去没有什么益处的行当,转而干起了在西班牙本土的走私贸易,这一勾当更有利可图.
和英法占领的群岛不同,荷兰人获得的群岛(譬如库拉索(3)),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特定目的而精心规划的.
他们在圭亚那建立了甘蔗种植园,但他们主要的冒险活动是1624年攻占了葡萄牙占领的巴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但是在西印度公司的掌控下,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统治非常残暴,当地的居民虽然因为一直不满意葡萄牙政府,刚开始对荷兰的征服者们抱着欢迎的态度,但很快就奋起反抗,20年后将他们驱逐了出去.
在北美大陆,荷兰人建立了唯一的殖民地:新尼德兰,行政中心位于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的纽约.
他们的商业直觉又一次发挥了理智的指引作用,并由此找到了北美贸易的关键枢纽.
纵横的群山将大西洋沿岸地区隔离在北美中部的平原之外,而通过哈德逊河和其支流莫霍克河,纽约控制了能贯通其间的唯一路径.
这一移民定居点由西印度公司建立和控制,目的不是作为荷兰本国在海外分支的总部,而是作为其在内陆地区搜集皮毛和其他商品的贸易代理站.
在莫霍克和哈德逊交汇处的奥兰治(奥尔巴尼),荷兰商人从印第安猎人那里搜集了西部和北部的皮毛;新阿姆斯特丹则是出口港;如果说移民定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鼓励,那只是因为它为贸易往来提供了人力、物力和食物供给.
而西印度公司管辖该殖民地完全是出于这一考虑.
对于殖民地定居者来说,他们没有任何程度的自治权.
在开普敦殖民地,殖民者和操控公司之间的关系从没有令人满意过,因为殖民者觉得他们的利益完全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而法国在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活动的突出特点是依靠本土政府的支持和指挥,这是其近代建立的高度集权政府导致的必然结果.
法国通过私营企业成功进行殖民活动仅仅体现在一个方面,虽然是名声不那么好的领域,那就是在西印度群岛的海盗活动(buccaneering).
在那里,法国人比亦敌亦友的英国人还要积极活跃.
"buccaneer"这个词来源于法语:boucan的意思是柴火,海盗们用以烤干和烟熏肉类.
在人迹罕至的岛屿上,这些烧得很旺的火,可以警告来往的商船,避免显而易见的危险.
连接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交通要道上的托尔图加海盗岛(Tortuga)是最重要的海盗基地,而这条要道也是西班牙从墨西哥到欧洲的海上贸易通道.
尽管一开始这个岛为所有国家的海盗们共同使用,但很快就变成由法国独占,和后来与之毗邻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如出一辙.
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确实在小安的列斯群岛(4)中的部分岛屿上建立了甘蔗种植园,但是17世纪前半叶里,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为了拓展在东方的贸易和在西方的殖民,法国几乎完全依靠的是政府的扶植,尽管初期的亨利四世和后期25年里的黎塞留,都急切地提供最大的支持,但是因为当时法国内部的冲突太过频繁,以至于他们无法保证系统和持续的扶持.
因此法国在东方和西方建立的公司规模都比较小,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功.
所以当1664年,柯尔贝尔接手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时候,公司已经接近倒闭,更别提和荷兰甚至英国竞争了.
不过这期间法国在北美建立了两个殖民地:海岸线上的阿卡迪亚(即如今的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和位于圣劳伦斯河谷、以魁北克为中心的加拿大.
两地之间因为森林和山脉的阻隔,形成了几乎不可逾越的屏障.
这两大殖民地先后于1605年和1608年建立,几乎和英国在美洲大陆建立移民定居点时间一致.
它们在建立之初的50年里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因为移民人数很少,土壤贫瘠,气候条件恶劣,而区域内的印第安人,特别是南边凶狠的易洛魁人,比英国殖民地周边的土著要难对付得多.
在欧洲的殖民史中,再也没有比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更加充满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的阶段了,富含无可比拟的英勇业绩和献身精神.
当初,尽管人数稀少,困难重重,但法国的移民定居者们显示出了只有西班牙人才能匹敌的探险精神,在这一点上英国殖民历史也无法比肩.
一开始,伟大的探险家尚普兰已经绘制了更广范围的大湖地区地图,因此截至18世纪末,在英国人还未踏足前,法国人就进入了美洲大陆纵深之处.
当然部分原因是圣劳伦斯河和大湖正好提供了进入内陆地区的便捷通道,而更南边阿勒格尼群山被森林覆盖的山地构成了坚固的屏障,即使这样,也没有磨灭法国人在探险中的卓越表现.
欧洲殖民历史中也没有什么能超越法国传教士在印第安人中的英雄主义,他们为了在这些野蛮人中传播基督教,遭遇和忍受了难以置信的折磨.
而英国殖民者基本没有进行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传教,这一差异部分是由于法国政府当时对传教的鼓励.
因此,贫穷、人员稀少、英勇和传教热忱构成了法国在北美殖民的显著特征.
而在其他方面,殖民者们再现了法国本土的某些特征.
首先,法属殖民地的机构从性质上说执行的是严格的封建制度.
移民定居点和政府机构以领地(seigneurie)为单位,这是一种法国人凭出身占有的地产,由仆人耕作.
这些仆人要么是为了躲避劫掠的印第安人,要么是躲避其他危险来到领地寻求庇护.
不过仆人们住的不再是法式城堡(chteau),而是带栅栏的房子,正如他们的远祖为了躲避诺曼人的袭击躲在庄园主祖先的城堡里.
和法国本土一样,在这样的封建殖民地里,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建立了,挥舞着独裁的权力棒,但是绝对臣服于本国政府统治.
这个独裁的政府有权在需要的时候要求所有的臣民履行自己的义务.
正是由于法国殖民地这一集权的政府,以及小型封建主义社会的尚武好战、崇尚冒险的特质,它足以对抗毗邻的英国殖民地,尽管后者在殖民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但结构却相对松散.
其次,集权的独裁统治,封建的体制,对于法国国王个人意志和支持的绝对依赖,构成了法国殖民地的第二组特征.
它们可以称得上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因为它们完全再现了本国的制度特征.
与这一制度形成最深刻对比的便是同时期的英国殖民地采取的管理之道,那便是并无计划或清晰的目标,而是由当下的实际需要决定,同时也由自治人民根深蒂固的传统来决定.
英国殖民地公司从本国政府那里得到的直接支持非常微薄,但离开了本土的支持,它们发展得更好,毕竟,支持越少,干涉也更少.
在东方,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让步于荷兰对马来半岛贸易的垄断,它对缺少政府支持抱怨良多.
但它在印度海岸线上建立了几个中等规模的工厂,而且整体经营良好.
这段时期内,英国殖民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那就是在西方建立了和之前所有的殖民地都有所不同的一批殖民地.
它们共有的突出特征便是自治,正是自治使得英国所有的殖民地得到稳步的发展.
其他的欧洲殖民地都不曾享有过自治的原则.
除了英国本土、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瑞士,这些英国殖民地便是1650年唯一的自治之地.
第一个英国殖民地弗吉尼亚,是由特地组建的贸易公司于1608年建立的.
当时的捐助者包括几乎所有伦敦的公司,还有约700位来自各个阶层的个人.
他们有一部分是为了政治需要(让宿敌西班牙尝尝厉害),还有一部分是为了商业需求,希望借此找到金矿,以摆脱对波罗的海海上供给的依赖.
但利润从来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同时驱动他们的还有在海外建立新英格兰的欲望.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创造利润,却建立起了英国本土的分支.
年轻的乡绅和自耕农后代们组成了殖民地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愿意屈服于杂乱无章的管理,验证了他们如假包换的英国人本性.
1619年,贸易公司的总督在接到英格兰的指令之后,召集了一些代表,包括一位来自庄园的代表,共同商议殖民地的各种需求.
这是第一个在欧洲之外建立的代表机构,也表明了即将建立的英国殖民地将会具备的特点.
从此之后,这就成为了英国对殖民地一贯的管理方法,那就是通过总督和由英国国王或者国王代表指定的行政委员会以及对当地立法和征税拥有完全掌控权的代表大会行使权力.
1640年,弗吉尼亚代表大会指出,"能够获得每年举行代表大会的自由,并且所有民事刑事诉讼都能悉数通过陪审团进行法律审判,这两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目前的可取之处".
第二批被称为新英格兰的英国殖民地,位于弗吉尼亚以北很远的地方.
它们以更集中的方式体现了自治政府的特点.
于1620年之后建立的这批殖民地,是英格兰那些不满现状的清教徒们的成果.
这样商业动机就变成次要目的了.
这些殖民地确保了清教主义的教义和教规在当地的统治地位.
实际上它是在商业公司的掩盖下,确定管理殖民地的首领,公司则是为了让殖民者免受本土政府干扰而建立的,而总部在早期就挪到了新英格兰.
而英国国王并没有试图给他们的自由设限,反而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鼓励.
温斯洛普,殖民地的领导者之一,告诉我们他从枢密院成员那里了解到"国王陛下并不想将英格兰国教的繁文缛节强加在我们身上,因为正是这种自由驱使着人们来到这里".
这种自由与法属加拿大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上严厉的正统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深受启发.
这意味着新世界,只要是在英格兰的掌控下,就会成为那些不喜欢受限却不得不受限的人们的避难所.
1632年,罗马天主教信徒巴尔的摩勋爵创建的马里兰殖民地也是如此.
当时他建立殖民地,很大部分是为给他的教友建立庇护所.
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查理一世的肯定,巴尔的摩勋爵二世报告说他的父亲"在国王的统治之外,拥有绝对的行事自由,但是却得遵守英国有关宗教的法律.
这等于宣称如果能得到广泛的法律赋予的宽容,他们愿意在这个殖民地扎根".
因此,马里兰成为西方文明世界首个拥有完全宗教自由之地,新英格兰人的目的并非宗教自由,而是建立逃离本土严苛的正统统治的自由之所.
因此,这些首批英国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有着一个鲜明的特征:有目的地鼓励多样性的存在.
而本国的当权者们并不想也不试图在殖民地推行和英格兰一致的管理原则和方法.
在南方贵族的殖民种植园和新英格兰民主的农业殖民地之间,无论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都千差万别.
但是有一个方面存在着一致性:每个殖民地都拥有自治机构,并且把它们视作最重要的特权形式.
当然,新英格兰人将自治执行得最彻底.
他们以有组织的宗教团体的形式出现,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他们将独立行事的教会体系作为当地政府的根基,将教堂信徒身份作为公民身份的前提.
没有任何其他殖民地像新英格兰一样如此长期地行使选举总督的权利.
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英属殖民地,即使是西印度群岛上雇用奴隶的小型种植园,像巴巴多斯岛一样,没有建立起任何处理立法和征税问题的代表机构,而英国本土政府也从没想过予以干涉.
到了1650年,大英帝国和西班牙、荷兰、法兰西帝国之间的差别变得非常显著,它在殖民地建立了诸多形态各异的自治政府,但各个政府通过这种自由共享的体制团结在一起.
大英帝国能够繁荣兴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自治机构能够充分考虑当地的需求,所以吸引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殖民定居者.
二、殖民政策系统推进时期(1660—1713年)17世纪后半叶是英国和法国系统推进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时期,因为此时两个国家都意识到在利润丰厚的商业领域,荷兰已经占有了巨大的先机.
法国在经历了经年累月的内部动乱和对外战争之后,终于在路易十四当政期间建立了良好的秩序,并因此受益.
在欧洲所有的国家当中,法国已经超越了所有对手,变成了最强大的国家.
法国国王和伟大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决定在贸易和殖民扩张领域也赢得这种最高地位.
但毫无疑问,一切都要在中央政府的控制和指挥之下进行.
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前,没有哪个国家像这个时期的法国一样,整个国家处于高度中央集权之下.
在政府的指引下,法国东印度公司得以恢复生机,第一次成为印度贸易的有力竞争者.
它们为此试图征服马达加斯加,并将其变成向东拓展的基地.
此外,法属西印度群岛上的蔗糖产业得到了合理的鼓励和发展,尽管其整体的成效要等到下个世纪才能得以体现.
在西非的奴隶买卖和其他商品贸易中,法国也开始主动参与其中.
加拿大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繁荣时期,通过派遣精心挑选的移民,加拿大的人口迅速增长,法国的传教和探险活动也比以前更加大胆.
马奎特神父和拉萨尔爵士勘探出了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的水道航线.
在独占中部广袤平原的、散落的印第安各部落中,法国建立的贸易站很快脱颖而出.
法国占有这片至关重要的土地的欲望格外强烈,不仅因为它是美洲大陆最有价值的土地,而且还因为它能切断英国海岸殖民定居点西扩的可能.
这些伟大的探险为1717年在被称为"伟大之河"的密西西比河的河口建立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奠定了基础.
不过,这一时期法国进行的所有集中、成规模的帝国主义扩张活动都依赖本土政府的支持和指挥.
1683年柯尔贝尔去世后不久,法国所有的资源因为两大欧洲战争而耗干殆尽.
柯尔贝尔的全力扩张政策给法国带来的迅速发展因此停滞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中央集权的统治或许能够立即赢得巨大的成效,却无法带来顺理成章、健康稳定的发展.
与此同时,英国人开始意识到几乎是因为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英国已经变成了庞大帝国的中心,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必须让这个帝国的体制更加健全.
共和国的政治家们首先开始了对帝国主义体制的探索.
其中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富有魄力的荷兰人从英国殖民地的建立中攫取了大部分的贸易利润.
据说当时巴巴多斯岛上停留的荷兰和英国船只比例已经达到了10∶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651年,英国人通过了《航海条例》,规定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只能使用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船只.
对各种殖民问题颇有兴趣的人们总是会考虑帝国主义贸易垄断的合理性,而英国人的做法给了他们一个符合逻辑的答案,同时也为其与荷兰的贸易抗衡和战争拉开了序幕.
与荷兰的第一次战争由共和国发动,这是一场力量持平的战斗,但是确保了《航海条例》的顺利实施.
尽管克伦威尔急于和荷兰人讲和,但比起他在议会的那些前任们,他是个更加坚决的帝国主义者.
或许将他称作沙文主义先行者是比较公正的.
1623年,他要求荷兰赔偿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安波那岛大屠杀给英国造成的损失.
克伦威尔还无故对西班牙占领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发起了进攻,尽管没有占领该地,但在1655年通过夺取牙买加弥补了损失.
他一直奉行殖民地应对英国政府前所未有地服从.
在他的统治下,或许可以说帝国主义扩张首次变成了英国政府的统治目标之一.
直到查理二世统治期间,英国才开始出现为了推行明确的帝国主义政策而应运而生的专门机构.
在英国的帝国主义历史上,很难找到比这个时期更重要的朝代.
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家和廷臣,譬如鲁珀特亲王、克拉伦登、沙夫茨伯里、阿尔博马尔等都是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狂热分子.
他们在枢密院成立了贸易和种植园特别委员会(5)(committeefortheprivycouncilfortradeandplantations),任命当时最有才华的思想家约翰·洛克为该委员会大臣.
同时,他们推动了国内反抗荷兰海上霸权的斗争,发起了两次对荷战争.
受辉格党人对查理二世偏见的影响,史书一直将这些类似的战争定性为不光彩和胜之不武的,而将共和国对荷兰的战争视作正义和光荣的.
不过,事实显而易见:查理二世发动的第一次对荷战争使得英国于1667年占领了新尼德兰,即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同时也将新英格兰和南方殖民地连接起来.
英国人因此开始了系统的殖民,在弗吉尼亚南部的卡罗来纳建立了新的殖民地,并在他们占领的荷属殖民地上建立了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殖民地.
查理二世统治末期,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派殖民地建立,并且管理井井有条,令人刮目相看.
同时英国人还创建了哈德逊海湾公司,主营法国殖民地北部的皮毛贸易.
他们多方面鼓励东印度公司,如今该公司的业务比之前任何时期都要繁忙,并且在印度占领了第一块领土:孟买.
更重要的是,他们制定了新的殖民政策,直到1782年失去美洲殖民地之前,其核心部分一直作为公认的英国殖民政策得以沿用.
这一新政策的原则便是宗主国必须负责保卫其分散在各处的殖民地,因为这些殖民地实力较弱,容易在各个方面受到打击.
因此,作为回报,宗主国希望能保证自己在殖民地的贸易优势,也就情有可原了.
1660年《航海条例》的诞生,不仅确保了英帝国的贸易必须使用英国本土或者殖民地的船只,而且规定其中列举的货物,包括殖民地一些至关重要的物产都只能运往英国,这样就保证了英国商人将其销往别国的利润,和英国政府对这些货物收取的税款收入.
另一个法案规定殖民地的进口贸易只能从英国或者经由英国进行,换句话说,英格兰就此成为整个帝国的商业中心,帝国作为整体,其贸易由英国政府和议会来规范.
而整个帝国和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也自然必须由英国政府来主导.
当然整个商贸体系并非完全偏袒一方.
如果殖民地的主要物产都只运往英国,那么同时它们自身在英国市场也获得了垄断或者显著的优势.
过去一段时间内,种植烟草在英国一直是比较有前途的产业,后来为了防止和殖民地的同类产品产生竞争,被勒令禁止.
此外,针对他国及他国殖民地的竞争产品征收不同的税款.
简而言之,新政策是帝国特惠制的表现之一,旨在将英帝国整合成统一的经济体,而英国必须是行政和销售中心.
当时,英国的政策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殖民地政策并无二致,但和西班牙、法国或者荷兰掌控其海外属地的两大贸易公司相比,它赋予了殖民地更多贸易自由(譬如未列入《航海条例》的货物贸易).
换言之,英国人虽然也很急切地想要在贸易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帝国,但并没有丝毫想要改变殖民地自治现状的意图或想法,也不打算破坏其发展的多样化形态或方式.
这一时期的各个新殖民地代议政府执行的都是它们熟悉的组织形式.
以卡罗来纳为例,哲学家约翰·洛克受邀为这块殖民地设计组织机构范本,尽管他的方案可行性不高,但他受邀司此职这件事本身令人惊讶地说明了本土对殖民地政府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
这些年间,数个西印度的殖民地已经建立了自治机构.
1682年,佩恩在创建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时起草的《政府框架》中,指出"只要是法治之地,而人民也是法规的缔造者之一,那么其政府都应享有自由".
在此基础上,佩恩建立了他的殖民体系.
据此,英国所有的殖民地都享有自由,而且可以算是仅有的自由社会.
尽管当时本土政府和新英格兰殖民地之间一直有着冲突,但只要是研究这些冲突个中缘由的人就会发现新英格兰人的诉求经常是不合理的,而且不利于维护帝国的统一,而本土政府则是极其耐心和平和的.
最重要的是,查理二世殖民政策的最显著特征便是坚持在殖民地统一实行完全的宗教自由政策.
每张新颁布的特许状上都写有这样的条款以确保这一重要政策的实施.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性地按照之前对于殖民的理解来批判旧的殖民制度,将其视为18世纪里帝国消亡的原因之一.
这种观点有失公允.
正是辉格党人的偏见导致了现代英国历史的诸多部分被曲解.
在那个时代的政府中,沙夫茨伯里和同僚们所执行的殖民政策的开明程度简直无与伦比.
这是一场有趣的实验,可能是现代历史上首次调和统一和自由两者关系的实验.
不可否认的是,实验取得了成功:沙夫茨伯里的殖民政策施行后,英国殖民地以令人惊奇的方式迅速发展壮大.
而所有的事情都切实证明对于那些人口稀少、极端弱小落后的殖民地而言,这个殖民制度满足了它们的需求.
而其负面影响则是在之后殖民地势力逐渐增强、愈加独立的时候渐渐暴露出来,此时,自负的辉格党人没有想着如何来改革制度以适应新的形势,而是不断强化其中最令人反感的部分.
三、法英冲突(1713—1763年)在英法两国如火如荼地创建各自迥异的殖民体系之时,荷兰却满足于业已取得的殖民地,逐渐退居竞技舞台后方,与此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大帝国也停滞不前.
而新的竞争者开始挤入舞台的前方:殖民过程中被无限放大的财富积累导致了18世纪早期疯狂的投机——如法国约翰·劳(JohnLaw)的方案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事件"(theSouthSeaBubble),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其中分一杯羹.
奥地利、勃兰登堡和丹麦都竭尽全力成为殖民国家.
但这些国家的殖民势力从未真正壮大.
欧洲以外世界的未来似乎主要依靠英法两国,其实主要取决于两套殖民体系,强调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与鼓励多样的自治制,哪一种会更成功,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两套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注定冲突重重.
英国和路易十四的两次战争(1688—1713年)中,尽管涉及的问题主要在欧洲内部,冲突却不可避免地扩大到殖民地.
最终,法国被迫在1713年割让阿卡迪亚省(之前曾两次落入英国人之手)、哈德逊湾广阔的盆地和两国渔民都依赖的纽芬兰岛(Newfoundland),尽管英国一直声称对该岛拥有所有权.
但这些都是序曲,主要的冲突发生在《乌特勒支和约》签订后的1713—1763年.
在这半个世纪里,英国处于辉格党的寡头统治之下,对于殖民政策并没有明确的想法.
在重商主义阶层的影响下,辉格党人加强了对殖民地贸易的限制,制约了可能和本国竞争的行业的发展.
同时,因为惰性和胆怯以及以逸待劳(quietanonmovere,即不要扰乱已经确定的事务)的想法,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限制政策,他们都没有严格执行.
因此,尽管有《航海条例》和其他相关条例,新英格兰殖民地和法属西印度公司之间的走私贸易却越发兴盛,以至于任何正式的干涉都会引起满腔的怨愤.
后来辉格党人及其支持者反而因为他们的疏忽受到赞扬.
据称乔治·格伦维尔恰恰是因为读了美洲的急件而丢失了殖民地,他本来应该对这些急件和殖民地置之不理的.
但这正好证明了辉格党人的心虚.
如果说他们以书面的形式使得旧的殖民体系比以前严苛很多,而如今这样的体系已经不再奏效,那么必须对其进行修改.
但辉格党并未做出改变势在必行的表现.
变化迫在眉睫的迹象可不仅仅在于走私猖獗.
譬如,长期以来,殖民总督们和他们的议会之间的分歧,说明了他们的政治自由受到了限制,而经济自由的限制也使得殖民者们愈加恼恨.
所以,自治政府便是顺应了这普遍和必然的趋势而大展身手.
而辉格党人却从未考虑过殖民地政府的自治能否不破坏帝国的统一.
他们唯一的政治才能便是:不要理会那些急件.
当然,这也没有带来任何恶果,因为迫在眉睫的法国威胁保证了殖民者的忠诚.
本土宗主国也仍然负责殖民地的防卫,虽然作为相应补偿的商业优惠条件很多都没兑现.
1713年之后,英法两国处于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但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商业竞争,整体而言,似乎法国占了上风.
法国在西印度群岛上的甘蔗种植岛屿比英国的要高产得多,法国的经销商很快就垄断了北美中部平原诸多地区,引起了英国殖民者的警觉.
他们的各种阴谋诡计使得刚被占领的阿卡迪亚一直笼罩着不安的氛围.
而远在印度,在弗朗索瓦·迪普莱雄心勃勃的领导下,法属东印度公司成了英国与印度的贸易往来史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对手.
对政治家而言,帝国主义扩张中的问题不是权力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而因为忙于和法国之间的激烈对抗,英国反而低估了重新考虑殖民关系的必要性.
最后,两国之间的对抗发展成了两次战争.
第一次战争对于双方而言都有点敷衍了事.
而第二次战争(即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中,英国遭受了两年之灾,之后在自信果敢的皮特领导下,赢得了一系列空前的胜利.
法国的旗帜几乎从海平面上消失了.
而加拿大的法属殖民地也悉数被占领.
魁北克的陷落证明自治政府体系而非独裁统治更切合北美大陆的命运.
1763年,英国成了称霸一时的殖民帝国.
得到了霸权,但体制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战争一结束,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和紧迫.
在这两次战争期间和战争间隙,一系列与众不同的事件改变了这两个伟大帝国之间的对抗,欧洲政治思想开始逐渐传播到新世界.
印度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欧洲人原本很乐于一直在此扮演温和的商人这一角色,服从当地统治者的管理,并接受他们的保护,如今忽然发现印度是一个可以满足自己殖民野心的地方.
自从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出现在这些地区之后,在位于德里的强大的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下,北印度构成了稳固的帝国,其影响也辐射到了南部较小的王室.
然而1709年乃至1739年之后,莫卧儿王朝土崩瓦解,整个印度,无论南北,迅速陷入完全的无政府状态.
诸多无足轻重的统治者,包括无能为力的莫卧儿王朝那些有名无实的总督、流浪的冒险家和马拉塔劫掠者,让秩序和安全成为痴心妄想.
欧洲商人为了自保和维持贸易,不得不争取庞大的印度军队的支持.
历史证明,以欧洲方式训练的小型军队完全能够对抗那些追随印度统治者、散漫无纪的暴徒.
野心勃勃的法国人迪普莱想到可以通过这种军事实力上的优势来操控印度土邦王公们无止无休的争斗,最终在他支持的王公们那里建立控制权,以确保将英国对手驱逐出局,并建立基于政治影响的法国贸易垄断.
这个大胆的想法实行伊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英国人不得不效仿以自保,但在能力上却比迪普莱稍逊一筹.
1750年,受法国庇护的势力占领了印度南部最重要的海得拉巴,由布希侯爵领导的法属印度兵保护,并确保他们对法国忠心耿耿.
这支印度兵的经费则从法国属下的大邦(即法属北部大邦)收入中支出.
而在所有的欧洲商人都建有东南区总部的沿海地区卡纳提克,第二个受法国保护的势力差点击垮由英国支持的竞争对手.
但天才的克莱武奇迹般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扭转了局面.
当时的法国当权者深感这样的举动过于危险,下令停止行动,并于1754年召回了迪普莱.
这样,英国就开始名正言顺地施行迪普莱的创举了.
1756年,正值英法七年之战,法国因为后悔自己之前的决定,派出了大军,试图恢复在卡纳提克的影响力,却以惨败而告终.
此后,受英国保护的势力开始了在此地的统治,英国取代了法国在海得拉巴的地位,而本来用以支持法属军事力量的北部大邦收入,也交由其英国继任者管理.
与此同时,在较为富裕的孟加拉邦,则出现了更加戏剧化的一幕.
因为受到年轻的地方行政长官西拉杰·乌德-达乌拉的袭击,加尔各答的英国商人们被迫撤离了这一繁华的中心.
而有了卡纳提克的经验,克莱武带着马德拉斯的舰队和陆军,踏上了协助另一王储索取孟加拉邦统治权的道路,并且于1757年在普拉西为他的傀儡王公赢得了彻底的胜利.
1757年之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为了孟加拉邦的真正主宰,权力范围甚至超过了卡纳提克.
事实上,英国并未占领这两个地区的一寸领土,仅仅是成功支持了其傀儡王公夺取自己的领地.
理论上,当地的政府依然如故,东印度公司只是其附庸.
而实际上,这些富庶的大邦受其掌控,东印度公司没有选择推翻政府,只是因为它希望集中精力拓展其原本从事的贸易活动.
这样一来,到1763年的时候,英国已经取得了令人咂舌的双重胜利.
一方面,它摧毁了主要对手在东、西半球的力量,建立了英帝国的霸权,并在整个北美推行了英国的政府体制.
另一方面,尽管对这一变化会带来什么毫无概念,但英国就此开始了对广阔的南亚次大陆的统治,并逐步将庞杂的西方意识形态植入东方的土地.
这就是欧洲殖民史两个重要时期中第一个时期的最终结局.
由此,中美洲和南美洲处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极端保守、停滞不前的统治之下;北美洲的东海岸由自治的英国人控制;而加拿大虽然居住者都是法国人,却归属英国统治;爪哇和香料群岛,还有开普敦殖民地这样小型的定居点,处于荷兰人的统治之下.
此外还有位于西印度群岛上各色的欧洲殖民定居点,西非海岸沿线的一系列工厂;但英国开始在印度沿岸的两个据点上拥有统治地位.
而在所有扩张过程的参与者中,唯有英国依然保有着生命力和扩张实力.
(1)安波那岛(Amboyna),又译安汶岛,印度尼西亚东部岛屿.
(2)锡兰岛(Ceylon),南亚岛国斯里兰卡的旧称.
(3)库拉索(Curacoa),拉丁美洲西印度群岛中荷兰殖民地总称.
(4)小安的列斯群岛(LesserAntilles),南北美大陆之间的安的列斯群岛的一部分.
(5)该委员会直到1696年才正式成为永久组织.
第四章变革的时代(1763—1825年)"各个殖民地就像各种水果,"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杜尔哥如是说,"殖民地依靠宗主国这棵大树,直到瓜熟蒂落.
"这一概括代表了当时和随后的年代里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并在七年战争之后的60年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得到了广泛的验证.
1763年,法国几乎完全失去了它花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费力扩张的帝国版图.
它大获全胜的对手英国在扬扬得意了20年之后,被迫承认美洲殖民地的独立地位,由此失去了大英第一帝国的大部分版图.
尽管英国仍然占有近期攻占的法属加拿大省,但这些属地上的加拿大人似乎不会再满足于一直接受异族的统治:如果说他们并未加入美国独立战争,不是因为他们喜爱英国人,而是因为他们仇恨美国人.
法国大革命战争又带来了新的变化.
其中之一的后果就是荷兰人失去了开普敦殖民地、锡兰和爪哇,尽管爪哇岛在1815年又重新归属荷兰管辖.
第二个后果就是拿破仑1808年占领了西班牙.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不再接受殖民宗主国的统治,它们尝到了独立的甜头,甚至是贸易自由的好处,再也无法接受臣服的隶属地位.
1825年除了加那利群岛、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群岛,庞大的西班牙帝国版图所剩无几.
而葡萄牙帝国仅剩非洲和印度海岸线上破败的贸易站;荷兰帝国只剩下1815年重新归属于它的爪哇及其附属国;法兰西殖民帝国也仅保留了部分西印度群岛.
大英帝国的美洲殖民地如今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伟大的国度通过门罗总统向整个欧洲宣布它会坚决抵制任何在南美恢复旧殖民秩序的企图.
欧洲国家对欧洲以外地区的政治统治似乎都很短暂,而且波折不断.
至此,欧洲对于欧洲以外世界的影响开始转而主要通过被灌输了欧洲思想的新兴独立国家来实现.
对于这一代和下一代人来说,帝国之梦似乎即刻变得代价惨重而且徒劳无功.
一、美国独立战争在所有的殖民地独立革命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的战争了,不仅因为它产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佐证了脱离宗主国的殖民子国完全能够超过宗主国,更多是因为它证明了即使给了自治政府充分的权力,也无法保证殖民地永恒的忠诚.
确实,从实用政治(从实用而非道义或意识形态考虑出发的政治考量)的角度出发,就美洲的例子而言,自治政府可以被视为危险的创举.
在所有的欧洲殖民领地中,唯有美洲殖民地享有这一自治的权力,它也是第一个且是唯一竭尽全力完全摆脱和宗主国关系的欧洲殖民地.
法国和荷兰是因为战争才失去了自己的殖民地,如果不是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导致的突发情况,就连西班牙的殖民地可能也从没想过完全割离和宗主国的关系.
美国独立战争,无论是其成因、特点还是结果,在当时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揭示了帝国扩张的部分问题.
我们并不能将殖民地居民的反抗简单地归咎于压迫或者管理不善.
作为直接诱因的赋税微乎其微,对于贸易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负担;并且,这些税收是只允许在殖民地范围内使用的,着重用于补充殖民地的防御支出,而主要支出还是由宗主国来承担的.
如果殖民地居民能提出任何其他筹措所需基金的渠道,可能早就被采纳了.
这一点在争议的各个阶段都得以清楚阐明,可问题是另寻基金筹措渠道的请求并没有得到回应.
简单的事实是英国已经债台高筑,同时要负责殖民地的防御支出,这使得它比殖民地本身更难承受这一负担.
就直接导致反抗的原因而言,长期以来的殖民地贸易限制,和直接税的举措相比,相去甚远,因为这些条条框框,即使当初得以很严格地执行,比起其他殖民地,还是小巫见大巫.
同样,如果我们简单把这场独立战争完全归咎于风雨飘摇中的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也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一个比乔治·格伦维尔更圆滑的人,一个比诺斯勋爵更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个没乔治三世那么顽固的国王.
但换些人,就真能让这必然的历史推迟到来吗关于17、18世纪的英国历史,辉格党辩护者们灌输的观点一直致力于让大众相信但凡换上伯克、查塔姆伯爵和查理斯·福克斯,分裂的悲剧就不会上演.
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人(也许伯克除外)充分理解1764年必然发生的诸多问题的严重性和棘手程度,而无论谁当权,都无法避免这些问题.
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有能力提出可行的殖民政府新方案,以应对这些问题.
即使他们真的提出了这样的方案,也会因遭到英国本土的抵制而付诸东流.
当时的英国占主流的仍是旧的殖民体系中的观点和传统.
即使克服了这个障碍,新方案也很有可能被吹毛求疵、热衷诉争的精神所摧毁,这种精神由一系列的事件催生,尤其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居民中表现明显.
事件的根源在于旧的殖民体系,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的政治家们设计这一体系伊始,它尚能很好地满足殖民地的需求,然而当殖民地发展壮大成为自由民(非奴隶)享有的茁壮繁荣之地的时候,旧的体系就不再适用了.
殖民地享受的自治程度比英国本土之外的任何地区都要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英国本土的自由度都要高.
作为新兴的繁荣之地,殖民地享有自己的自然条件,其居民享有广泛得多的政治权利,远远超出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英国本土所享有的权利.
譬如,未经殖民地居民同意,不得向其征收直接税.
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也由他们自己制定.
他们也被灌输没必要对宗主国政府献媚,除了对出入港口、途经英格兰的货物征收间接税,而他们在英国本土市场享受的特权几乎可以抵消这一政策带来的不利,同时英国舰队为他们提供的保护更是带来了诸多便利.
除非出于自愿,殖民地甚至不必为了边境的防御自己供养军队.
主要的防御职责,甚至内陆的防线也都由宗主国来承担.
但作为英国人,自治政府的概念已经深入他们内心,殖民地居民们发现对自己事务的掌控在两个主要方面受到限制.
首先,执行法律的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不是由殖民地居民们自己确定,而是由英格兰国王来任命,换句话说,殖民地不拥有执行法律的权利.
其次,针对对外贸易的各项规定也不是由殖民地自己决定,而是由英国议会来确立:殖民地不能自主掌控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联系.
事实情况是这些行政管理人员和法官们的薪水依靠殖民地政府的拨款,如果任何官员不顾殖民地的想法而行事,就会发现自己站不住脚,所以殖民地居民们进行着间接但真正的管理.
他们接受商贸制度下的各项基本准则,从中获益良多.
但是对自治政府的公民来说,除非感觉对自身命运有完全的掌控权,否则他们永远不会满意.
既然不给他们对自己负责的机会,那他们就索性变得不负责任.
人们考虑到了官员的愚昧和宗主国当权者的错误,但必须承认的是十三个美洲殖民地的立法机构经常以一种极不负责的方式行事,难以应对.
仅仅因为法官是由英国国王任命的,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利,它们拒绝同意对法官实行固定的薪水制度,虽然这样做可能会破坏司法独立.
在与法国和印度同盟的战争中,它们多次拒绝为英国提供诸如军事小分队等支援,一部分是因为每个立法机构都怕比别人付出得多,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它们相信宗主国政府能弥补自己的亏失.
与此同时,它们却并没有任何要去确认这一点的举动,反而兴起大规模走私,这些贸易规定也等于一纸空文,尽管殖民地居民们原则上接受了这些法律条款,而这些条款也是针对殖民地防卫给予宗主国的唯一补偿.
如果因为这些举动来谴责殖民地居民和他们的立法机构,显然是不科学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英国政治家的提议而指责他们一样.
在自由、繁荣而极度自信的民族里,各种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便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
这恰恰证明西方文明中最伟大的政治抱负即自治的理想深深扎根在这年轻的民族之中.
不让其负责最终导致不负责,即使从未提出过《印花税法案》和《茶税法》,当时整个事件的状态也注定会导致矛盾升级.
不该忘记的是殖民地享有的各项民主政策和英国本土社会的贵族等级之间的强烈对比也使得矛盾更加突出.
在1764年格伦维尔提出新政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殖民制度已经明显无法发挥作用了;之前防止严重冲突的一个外在因素是法国在北部和西部的扩张使得殖民地居民们深感威胁.
殖民地拒绝为自己的防卫提供充足的保障,也不愿意和其他殖民地合作共同防卫,所以必须依靠宗主国维系安全.
但1763年法国造成的威胁一解除,殖民地就不再受限.
除非整个殖民地制度重构,否则尽管大多数殖民地居民都非常希望维持英联邦的成员身份,各种因素也必然会导致矛盾的升级.
因此1764年殖民制度的重建成为必然.
不能再延续辉格党人对问题视而不见、对相关急报熟视无睹的简单政策.
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灾祸的发生.
乔治三世和格伦维尔对此了然于胸,当然他们的重建计划与收紧旧制度下的政策无异.
贸易法规的履行就势必更加严格.
殖民地的官员和法官们也势必会因为固定收入的制度而独立于议会之外.
而对于宗主国本不应完全承担的防卫支出,殖民地居民们也理应自己负担其中的大部分.
如果殖民地居民能够用自己所许可的方法来募集所需的基金,那么大家都相安无事;但是如果不能募集,那么他们必须由帝国议会来行事.
既然现行体制很明显已经无法一直施行下去,那么就应该很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即使可能造成冲突,也强过让它悬而未决.
殖民地居民们对能拒绝服从议会向他们征税的要求(而同时他们也没有任何其他提议)心生自豪,继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挑战国王的权威,公开反抗贸易规定,这让英国的怒火越烧越旺.
对于英国普通民众而言,殖民地居民们想把每一项公共支出,甚至法官的薪水都全部推给已经因为殖民地防卫支出而负债累累的宗主国,却一再对自己该履行的义务视而不见.
如果说一种殖民制度下,殖民地独享权利却并无必须履行的义务,宗主国却只能履行义务而并不享受任何权利,这种制度显然是无法维持的.
对英国的绅士们来说,殖民地居民们想要极力建立的就是这种制度.
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也是无可厚非的.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洲,没有人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即自治政府一旦建立,就势必会争取自己的利益.
同时,这些英国的殖民地居民在自由的新世界享受了比英国政治传统更加自由的自治政府,除非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事务,否则他们是不会心满意足的.
即使对他们自己而言,他们看似争辩的是法律条文里的细枝末节,是对内关税和对外关税的差异,是宗主国要求援助的合法性等,其实问题的核心还是殖民地政府自治的程度问题.
完全责任自负的自治政府和帝国的统一之间能否协调一致能不能设计出一系列的方案,让那些自由联邦的成员既能完全掌控自己的事务,又能为了统一的目的有效地联合起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大英帝国的首要问题,也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看似相对简单,然而却从未在横亘大西洋的宗主国或殖民地得以客观对待.
宗主国和它的殖民地子女们很快就因为各自应享有的合法权益而针锋相对.
即使是朋友,一旦开始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发生争执,那友谊的破灭也为时不远了.
所以持续了11年(1764—1775年)漫长而乏味的拉锯战,这场争斗演变成了更加乏味的七年之战(1775—1782年),世上仅存的自治政府殖民体系就此在痛苦中分崩离析,这实在是一出悲剧.
如果能够有足以维持体系的各种条件,自由联盟中的伙伴关系就能够重组,那么世界上的自由解放之路就会更有保障.
这场战争让美国人成就了伟大的创举:建立了第一个以国家名义存在的完全民主的政府体系,同时也显示了自治政府能够让相互竞争的各个不同团体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联合起来.
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激励了新世界和旧世界里迫切的自由主义者们,它的成功建立组成了在全世界推行民主思想的最强音.
让人不悦的是,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让美国人将自己视作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存在,而且也完全不受其余毒的影响.
同时,他们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政治自由的首创者和独享者.
大片海域将他们与旧世界隔绝,同时他们因为英国而与旧世界建立的联系也不复存在.
面对比先前多得多的困难,他们并不明了、似懂非懂地跟随催生着新欧洲的自由精神,进行着复杂的斗争.
他们脱离了英国这一欧洲的伟大自由国度,同时因为自身的经历而坚信英国是个暴虐之国.
他们很难在认清了英国的所有错误之后,还能承认它真实的那一面:近代世界自由制度之母以及这种体制中他们引以为豪的各种自由的建立者和缔造者.
所有这些使得这个伟大而又崭新的合众国相信自己能够也应该远离世界上其他地区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并且对旧世界所关心的种种问题毫无兴趣.
这种态度作为当时各种条件的自然结果,将会持续不止一个世纪,也注定会很大程度上削弱世界的自由解放事业.
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1763年英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世界政坛的明显特点是美洲殖民地的反抗和欧洲国家帝国主义扩张野心在世界范围内的溃败.
这场分崩离析虽然带来了悲剧和耻辱,但是这一时期更加显著的特点是,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英国的帝国主义事业仍然得以强有力地推进,以至于到这一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英国掌控的新帝国疆土比之前失去的版图更广阔,不同地域的特点也更加多样.
之前没能解决帝国事业中的巨大难题,英国即刻又要应对一系列更加困难的问题,而且必须找到更可靠的解决途径.
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之初,北部的加拿大殖民地正处于动荡不安、一盘散沙的境地.
在沿海的新斯科舍和纽芬兰生活的是一小群英国人.
以魁北克为中心、靠近河岸的加拿大城区则仍然是法国人的天下,受到军事管制.
法国的殖民地居民们习惯了暴君的统治,对于英国的霸主地位也颇有不甘,显然不会接受自治政府.
但是1774年《魁北克法案》通过维护天主教和维持法国民法的地位,保证了这些法国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的忠诚.
这个法案第一次正式表达了帝国的意愿,即有条件地接受甚至欢迎各种不同文明的存在.
在新的大英帝国内部,不会再有所谓一体化的文明.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际,新的问题产生了.
为了保留自己的英国公民身份,成千上万的殖民地流放者不惜牺牲一切,涌入加拿大边境.
他们初次来到富饶的安大略省,大大增加了新斯科舍的人口,并开拓了新不伦瑞克.
英国对这些流放者深感亏欠,尽管自己财政极其紧张,还是投入了很多资金,提供各种途径,以确保他们在新家园有个不错的开始.
但即便如此,对于这些英国殖民地居民和后来很快加入的英国移民来说,要剥夺他们习以为常的自治权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当时的法属省份,他们的出现让种族关系出现了很大的难题.
或许他们一直被当作让早期法国殖民地居民洗脑以变得英国化的工具,公平地说,换作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都会如此行事,而众多殖民地居民也表示乐于参加这样的行动.
但如此行事并不符合英国崇尚自由与多样性的制度.
因此,1791年的法案将法国人独占的魁北克地区(又称下加拿大)从英国人占领的安大略地区(又称上加拿大)分割出去,这两个地区和沿海的一些殖民定居点都开始实行英国一贯奉行的自治制度,包括负责立法和税收的代表议会,被任命的总督和负责行政的委员会.
因此在占领属地18年之后,法国殖民地居民终于开始施行自治政府政策.
在失去原有在美洲的殖民地之后的9年里,一个新的自治美洲殖民地得以建立.
他们对这一制度非常满意,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挫败1812年美国的侵略,并给予了有力还击.
正当美国的纠葛持续之际,英国伟大的航海家之一库克船长正忙于他伟大的探险.
他是第一个考察太平洋列岛的人.
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真正的发现者.
尽管荷兰的探险者们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发现了这两个地方,但他们从来没有费力去完成自己的探险.
因此,一片极其适合欧洲殖民的广袤土地从此成了任由英国随意掌控的地域.
而英国也迅速占领了先机.
美国殖民地的损失使得英国失去了首要的囚犯流放地.
1788年,即承认美国独立地位的6年后,英国决定将这片新大陆用作代替品,尽管有着种种不利条件,由波特尼湾的罪犯流放地开始了对澳大利亚的殖民史.
三、大英帝国在印度英国在这一时期最重要、最惊人的成就当属在印度建立和扩张帝国版图,并在其中栽种了第一颗西方文明的种子:公正无私的法律及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是一项全新的艰难任务,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有过这样的创举.
所以在完全成功之前,有一段混乱困惑、管理不善的时期也并不令人奇怪.
这样的创举得以付诸实践是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最伟大奇迹之一.
到了1763年,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和卡纳提克两个重要的地区对其地方行政长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之后的一系列斗争表明这种影响力是无法摆脱的.
不过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强行吞并任何领土,也没有代替这些富庶的各邦政府履行责任.
作为英国在东方的代理人,它远离伦敦,因此很难得到有效的管理,于是享受了权力,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公司人员是享有特权的贸易商,当地政府不敢对其有任何限制,因此(正如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会如此行事)他们极度滥用职权,为自己大肆敛财.
在普拉西战役(1757年)之后的15年里,无法否认的是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政权对当地人民来说是场灾祸,而且导致了受影响的印度各邦本已腐朽的政府体系彻底分崩离析.
身处宗主国的东印度公司各位董事对实际执行人员的指责也无济于事.
要走出困境只有两种办法:其一便是公司放弃印度,这当然不是大家期望的.
另一个是既然拥有权力而无法置身事外,那么公司人员就应该在行使权力的同时,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为他们的属民建立公正有效的政府体系.
但是东印度公司并没有理解这一点.
它自己从没有想过要争取任何政治权力,却不由自主地成为了权力的主人.
它骨子里不喜欢用武力来对臣服的各个民族进行异族统治,这种感觉在英格兰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圈更为强烈.
东印度公司除了贸易别无他求.
它打理的是贸易商的业务,所以一心只想生意,不想过问其他事务.
这种脱离了责任的权力导致的恶果一直持续,1765年和1769年它曾两次试图对其有所弥补,但漫不经心的举动只是让事情进一步恶化.
1757—1772年的各种事件证明当西方先进的制度体系开始接触东方时,比起强行推进的武力统治,单独的贸易开发只会导致更加糟糕的后果.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引进西方的政体时按照东方的实际情况进行明智的改造.
英国就此发现自己面对的帝国主义难题显然是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这一难题在美洲殖民地危机达到顶峰的时候也到了最严峻的阶段.
英国议会和政府对此进行了干预,并于1773年首次为东印度公司的事务划分责任.
但它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印度的问题,说实话,谁规定它们必须要认清呢于是它们提出的第一个解决法案以失败而告终.
不过东印度公司很幸运地得以让18世纪最伟大的英国人沃伦·黑斯廷斯担任首任孟加拉总督(1772年).
黑斯廷斯给原来的地方行政长官发放养老金打发其回家,继而直接对孟加拉政府负责,并建立了司法体系,尽管并不完善,却是印度境内第一次实现通过法律治理国家.
他对其他印度内部势力毫不含糊、绝不手软的处理使得东印度公司的地位更加巩固.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时,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从英国那里获得任何支持,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印度各种势力,在法国舰队的支持下,让公司的权威岌岌可危.
黑斯廷斯足智多谋而富有创意的领导对付这些危机绰绰有余.
他不仅让东印度公司享受着因为战争而带来的声望,而且战争期间,没有任何敌军可以越过孟加拉邦的边界.
在印度连绵不绝的战争中到处一片荒芜,处于英国直接统治下的领土形成了保障安全和公正的岛屿,这就是黑斯廷斯无与伦比的贡献:建立了印度帝国组织的根基.
黑斯廷斯不是一个伟大的征服者,也不是领土的掠夺者.
尽管他本人极力为自己辩护,仇恨他的大多数人影响了在其统治期间对他唯一重要的认知,而同样的一批人在他领导的委员会里推翻了他,并且谴责他的狼子野心.
而他努力要做的是赋予英国的统治安定和公正,而非之前的暴政.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他之后的时代里,英国的统治得以飞快发展.
这种发展不是因为领导者的欲望,也不是因为宗主国政府的野心.
统治者们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保其发展,以此来逃避任何可能附加的责任.
他们甚至以法律的手段来禁止所有的领土掠夺,也禁止和印度的不同势力结盟.
(1)但是命运的力量对他们来说实在过于强大.
即使像康华里勋爵这样的总督,尽管自己是非扩张和非干预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最后还是陷于战争的漩涡,不得不踏上征服领土的道路.
非干预政策被印度的各种势力视为示弱的象征,也使得英国自己沦为攻击的目标.
非干预政策也给了法国人可乘之机,自从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以来,法国人就重拾殖民旧梦,重新对印度虎视眈眈.
当1797年波拿马全力征服埃及并将其作为去往印度的中转站的时候,法国派驻的代表们正忙着重组印度势力以对抗东印度公司.
1798年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联盟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这关键时刻,仿佛命运的召唤,印度出现了第二个天才式的人物.
在接下来的5年里,经过一系列令人称奇、速战速决的战斗,以及之后成功签订的各种条约,除了两个马拉塔王公,韦尔斯利侯爵破解了敌对阵营里的所有个体势力.
英国的领土扩大至之前的四倍,最有势力的印度王公成了东印度公司的附庸.
在德里的莫卧儿王朝虽然已经毫无权势,却一直被视为印度最高王权的象征,它也在英国的庇护下名存实亡.
1805年韦尔斯利离开印度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在萨特累季河和印度河东南的印度地域已经掌握了绝对霸权.
马拉塔王公们仍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不同的宗主国不允许有任何干涉其事务的行为,尽管他们明显地保护那些在英国属地上为非作歹、蹂躏众生的武装袭击者.
如今是马拉塔人自己打破平静,接着是他们的权力也被摧毁.
1818年,英国成为了印度的主权统治者.
这一切距离普拉西战役确立了英国的影响力仅仅60年的时间,尽管这种影响力只限于印度的某一个邦,也并没有建立英国的统治权.
距离沃伦·黑斯廷斯回到英格兰也仅30年左右的时间,当时他留下的只是局限在一个邦的帝国.
如此神速的扩张,历史上没有什么能跟这一成就相提并论了,而且几乎前进中的每一步都绝非出于自愿,这样一来,取得的成就显得更加伟大了.
不过,这令人称奇的权力体系最让人印象深刻之处并非造就它的速度之快,而是它最终带来的结果,毕竟这一体系涵盖了相当于半个欧洲的领土和近六分之一的世界人口.
建立于腐朽和压迫之中,最终成长为正义、秩序与和平的代名词,这一权力体系日益壮大.
到了1818年,英国终于实现了在印度的统治,在这块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给为数众多且相互冲突的种族、宗教和社会阶层带来三件极为有用的东西:它们不了解的政治一体化;内部战乱肆虐之后的安全感;以及最重要的也是西方理应呈现给东方的至上礼物,即用永恒不变的法治来代替反复无常的君主意志.
这是历史中绝无仅有的成就,单凭这一点就能为西方强加给东方的统治辩解,尽管开始似乎只带来了罪恶.
这些都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欧洲在海外扩张的帝国都处于全面瓦解的阶段,同时由于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戏剧化的此起彼伏,英国在印度的扩张几乎被视若无睹.
四、全新的大英帝国印度帝国的建立本身就足以让这一时期值得铭记,但在这一辉煌时期里英国的帝国主义扩张道路并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在战争中与法国结盟,荷兰在开普敦的殖民地被英国占领.
第一次占领发生在1798年,1801年又短暂地被荷兰收回,1806年再次被占领,最后在1815年通过条约形式确定了英国的统治.
实际上,开普敦是英国通过这一条约为自己带来的最重要的收获.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诸多纷纷参与推翻拿破仑的强国毫不犹豫地占有价值连城的广阔领土之时,自始至终都未曾偃旗息鼓的英国向荷兰支付了200万英镑,作为开普敦这一人烟稀少的殖民地的补偿金.
英国之所以努力获得开普敦主要是因为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它作为中转站的重要价值.
但这也给英国自身带来了帝国扩张进程中的一大难题.
在加拿大,英国不得不对付拥有欧洲出身和骄傲传统的异族,而在开普敦种族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何处理占多数并且不断增长的黑人群体.
在这样的土地之上,如何建立公正、和平、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就在整个世界都认为殖民帝国无法长久、不值得尝试的情况下,英国却建立了令人称奇的新帝国.
这是一个大陆和次大陆构成的帝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非,还有散落在世界各大洋中不计其数的岛屿和贸易站,它们要么从之前的朝代一直延续至今,要么是为了能够作为海军基地而被占领.
这一新帝国的领土广泛地遍布全球各个角落,涵盖了各种土壤、作物和气象类型,居住其间的民族也是千差万别,政治和种族问题不一而足.
到了1825年,印度成了当时唯一位于欧洲以外由西欧的传统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帝国.
19世纪伊始,在欧洲以外建立的帝国纷纷退出历史舞台.
而以英国之前的政治能力,没能解决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即找到一种组织形式使得美洲和宗主岛国之间关系紧密.
于是此时帝国主义扩张中最重要的问题变成了英国能否为这让人称奇的新兴帝国结构找到有效的形式,同时确保所有的成员都享有自由和发展的多样性,而这些在美洲是以分裂的代价才得到全面保障的.
(1)参见1784年《印度法案》.
第五章欧洲与欧洲以外的世界(1815—1878年)在漫长的法国大革命之后,1815年欧洲各民族远离了战火,他们发现了诸多问题,但很少有欧洲人会将欧洲文明在尚未征服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视为问题.
人们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思考以何种方式确保永久和平:这似乎变成了最重要的问题,而且有段时间,似乎1815年的和平联盟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
但这种和平是短暂的,因为又出现了诸多复杂的问题.
首先是民族性的问题:分裂之后的民族或是臣服的民族对于统一和自由甚嚣尘上的呼声.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从不了解政治自由的民族中逐渐响起争取自治政府的广泛呼声.
自治的体制被英国各民族证明是可行的,转而经由法国人的推崇和宣扬成为了狂热的信仰.
自由和自治这两大目标使得1815—1878年欧洲陷入诸多战争,每个国家的民族都四分五裂、忧心忡忡.
这些年间,工业主义加剧使得这一问题愈加复杂化,每个文明社会中的生活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并由此产生了全新而又极度棘手的社会问题.
纠结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治家和国民根本无暇顾及欧洲以外的世界.
一直以来他们这种习以为常的忽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之前发生的事件证明殖民帝国刚开始显露其价值的时候,似乎注定会分崩离析,所以花费诸多金钱和精力来维持它是一件非常不值得的事情.
然而,1815—1878年欧洲文明在欧洲以外世界的扩张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成效.
主角便是英国,环顾四周,它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值得一提的对手,因此可以放开手脚,大力拓宽和发展1815年占领的庞大帝国,同时解决帝国带来的各种疑难杂症.
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中英国独占鳌头,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英国垄断时期.
考虑到跨洋的各种殖民活动,这一提法还真是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不过,能和大英帝国的发展和重构相提并论的也有不少.
在讲到英国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同样可圈可点的发展.
一、新兴法兰西帝国的诞生法国必须是首先提到的国家.
法国没有因为早期帝国的衰败而灰心,也没有因为常年经历的战火和国力消耗而一蹶不振.
这段时期内,法国开始建立自己的第二个殖民帝国,在很多方面,都优于之前的帝国.
在拿破仑倒台后的15年里,法国的旗帜一直飘扬在阿尔及尔的上空.
非洲的北部海岸,从锡德拉湾(1)到大西洋,在当代被划分为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地区,横贯阿特拉斯山脉的群峰造就了它的特色.
这一地区不仅被阿特拉斯山脉隔断,世上最难逾越的地理屏障也坐落于此,那便是撒哈拉大沙漠,所以它和非洲其他地区的联系被切断.
与其说它是非洲大陆的一部分,不如说它是属于欧洲的领土.
这里富饶的山谷曾是诸多文明的家园:迦太基帝国的中心,之后成为了罗马帝国最富饶最文明的省份之一.
到了5世纪,毁于汪达尔人之手.
公元7世纪末,被穆斯林占领之后,这一地区只得到了短暂和局部的复兴,之后这个曾经的幸福之所逐渐衰败,变成了荒蛮之地.
到了现代,这个地区主要以残酷无情、涂炭生灵的海盗而知名,老巢便在阿尔及尔,仅在名义上对土耳其的苏丹效忠.
16世纪早期,从海拉丁巴巴罗萨时期开始,欧洲各国就一直试图控制海盗们的势力,可惜都徒劳无功.
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路易十四都曾打击过他们,却都只取得了短暂的胜利:海盗还是继续肆意地袭击地中海的贸易活动,扣押贸易船只,劫掠西班牙和意大利沿海地区,奴役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徒.
回忆起来的话,鲁滨逊·克鲁索也是其中一位受害者.
于是1815年各国在维也纳达成一致,共同对付这些海盗.
1816年,海盗遭到英国舰队的攻击,1819年,则是英法舰队的联合攻击.
但所有这些暂时性的措施都是不够的.
解决这个顽疾的唯一办法就是攻占海盗头领们的老巢,并以文明政府取而代之.
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法国肩上,虽然它有些不情愿,起因是1827年和1830年海盗们对法国国旗的一系列侮辱事件.
一开始,征服者的目标只不过是占领并管理位于海盗主要活动点上的几个港口.
但后来证明一切都是徒劳的,毕竟这意味着和内陆那些无法无天的部族宗派之间无休止的战争.
因此,整个阿尔及利亚是一点点循序渐进地被占领和构建的.
整个过程持续了近20年,直到1848年才完成.
在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上,再也找不到任何一次征服比它更有正当理由的了,无论是导致其发生的原因还是随之产生的后果都是如此.
这个过去几百年都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迎来了和平和法治.
野蛮的部落人摆脱了一直以来的混乱局面,并被教化去接受文明生活的方方面面.
自从罗马人统治以来,被忽视的丰富自然资源终于得到了开发.
对于这些成就的缔造者法国而言,再多的溢美之词都显贫乏.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欧洲国家占领的省份里面,阿尔及利亚是唯一一个真正融入宗主国的省份,它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并且在法国议会里也有自己的代表席位.
就事物的特征而言,征服阿尔及利亚并无突出之处.
阿尔及利亚东临突尼斯、西接摩洛哥,之间仅有边界线而已,过去的无政府状态一直苟延残喘,只要两边的任何一个地区处于混乱和战争状态,那么想在这块自然区域的中间部分建立起秩序和和平就是难上加难.
1844年,法国觉得有必要对摩洛哥宣战,因为它支持一位造反的阿尔及利亚族长.
而这一事件证明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的紧密联系.
这一目的一达到,军队就从当地撤离了.
法国还没开始规划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再往阿尔及利亚以东和以西两个方向拓展.
这是下一阶段的工作.
在非洲南部偏远的地方,法国拥有之前帝国留下的遗迹,即西非海岸线上的派驻点,其中以塞内加尔最为显眼.
正是从这里开始,法国英勇的探险家和贸易商们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于是法国人开始筹划在北非建立伟大的法兰西帝国这一宏伟蓝图.
但是理想的实现属于下个时期.
同样,在远东法国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从1787年开始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法国已经在安南站稳了脚跟,此处的法国传教士们继续在印度支那人那里辛苦传教.
这些传教士一些偏颇的做法导致了1858年与安南的战争.
到了1862年,安南王国最南端的交趾支那省被割让给了法国.
最终,通过1842年吞并塔希提岛和马克萨斯群岛以及1855年吞并新喀里多尼亚,法国在太平洋地区有了一个立足之地.
但1878年,除了阿尔及利亚,法国在欧洲以外地区的统治都不值一提.
和它一直以来的对手英国庞大的帝国相比,这点成就确实没有那么重要.
二、俄国的扩张在这一时期,比法国扩张幅度大得多的是本已辽阔的沙皇俄国.
19世纪的俄国历史见证了一系列的更迭,当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向西方靠拢倾斜时,就会迎来相对自由主义的政权,而当政府试图推行所谓的"国家"政策或者纯粹的俄国政策时,就会接受反动政权的统治,并隔绝一切西方影响.
在漫长的反动统治期,民众的注意力就会向东方转移;而恰恰主要是在这些反动政权统治时期,俄国完成了在高加索、中亚和远东三个方向的扩张.
在完成扩张之前,庞大沙皇俄国的边界一直是相当分明的(除了西边波兰境内).
高加索地区将俄国与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帝国隔绝,形成了让人望而生畏的自然屏障;中亚的沙漠地带将它与希瓦汗、布哈拉、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阻断;阿尔泰连绵的山脉和戈壁沙漠将其人烟稀少的东西伯利亚省阻隔在大清帝国之外.
在边远的东部,它的海岸濒临冰封荒凉的海洋.
这一切构成了这样一个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帝国,除了与欧洲接壤的部分.
即使与欧洲接壤,绝非内陆国家的沙皇俄国也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加难以深入,它与中欧之间被森林和沼泽地带隔开.
因其在拿破仑战争以及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发挥的作用,俄国与欧洲之间的接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通过1815年条约,俄国占有了波兰和芬兰这两个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国家,加深了它与欧洲的接触.
俄国表示必须维持本国自身特点和组织形式,这似乎暗示着它也有可能发展成为包含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帝国,和大英帝国有着类似的发展模式.
不过这个想法对俄国人来说毫无吸引力,对俄国政府来说更是如此.
反动或者说坚持纯粹俄式道路的人,抵制所有的外国势力,毋庸置疑会对此采取敌对的态度.
因此,在反动统治和东进时期,1815年的条约内容并没有得以执行.
波兰保留了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国家政权,虽然只有短短的15年时间.
芬兰维持的时间长一些,可能只是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孤立,而且人口稀少,毕竟"俄国化"指日可待.
对于西方影响的排斥,俄国本身地理位置上的与世隔绝,加上完全禁止自由和多样化发展,这些就构成了长期反动统治的主要特点.
俄国的东进扩张一定程度上是在推行以上的政策,将民众的眼光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同时用专制下的版图来替代对自由的向往.
因此,对俄国人来说,帝国主义扩张与自由无法共存.
但同时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这一阶段俄国在亚洲三条主线上的领土扩张使得它跨越了自然的障碍,不再是与世隔绝而又自给自足的帝国,和其他文明之间发生的联系驱使它开始扮演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
俄国早在1802年就试图征服荒芜的高加索地区,在一系列漫长的战争之后,终于在1878年控制了卡尔斯地区,完成了对整个高加索的占领.
这使得它随即和土耳其帝国的亚美尼亚省发生了联系;从那之后,俄国从东、北两个方向对土耳其产生了威胁.
同时这也使得它建立了和波斯王国之间的联系,从1835年开始,直到英国干扰之前,俄国的政策对波斯的影响愈加深远.
除了使其和两个最大的穆斯林政权的关系更加紧密之外,因为高加索地区的一些部族信仰伊斯兰教,它也得到了数量不小的伊斯兰教臣民.
同时,对中亚的占领使得俄国逾越了吉尔吉斯沙漠.
这一贫瘠地区游牧民族的生计主要依靠抢掠驼队,袭击邻国;而他们销赃(赃物也包括俄国俘虏)的主要场所是布哈拉、希瓦汗、撒马尔罕和浩罕的集市,它们位于沙漠南部和东南部,是由穆斯林的可汗统治的相对富饶之地.
俄国试图控制土库曼劫掠者,并因此陷入与伊斯兰边远居民点的矛盾冲突.
经过1848—1876年一系列冗长的战争,这一地区几乎全部被俄国占领.
这些征战(横扫了东西1200英里、南北600英里的地域范围)使得俄国成为强大的国家,同时也让俄国与阿富汗产生了正面接触.
从1838年开始,俄国派出的人员就在阿富汗开展工作.
沙皇俄国广泛的影响力既波及波斯和波斯湾,也扩展到了印度边界的山区,自然对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直接促使其在1839—1849年从印度河挺进印度西北部,直到驻扎在构成自然屏障的边界山区.
英国对俄国一直疑虑重重,进而定下了英国在这一阶段对外政策的基调.
俄国这些征战的另一特征便是与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英国占领印度一起,形成了欧洲文明对广袤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深远影响.
一直到当时,臣服于穆罕默德的中东地区成功击退了西方的所有进攻企图.
和任何其他地区相比,伊斯兰教信徒有着更坚定的信仰,同时在忠诚度上有着更严苛的要求,因此1000多年以来,他们极其成功地抵御了其他文明的影响.
从十字军东征开始,伊斯兰世界一直是西方文明棘手的对手.
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伊斯兰世界停滞不前、毫无发展,它不仅拒绝西方的直接统治(时至今日早就颇具合法性),也隔绝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试图推翻土耳其旧政权、不计其数的改革方案悉数以惨败而告终;这片古老文明土地的觉醒似乎只能依靠西方帝国主义或民族起义来推翻旧体系了.
只有在19世纪,俄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才最终使得伊斯兰的抵抗力量开始屈服于欧洲的影响.
俄国扩张的第三条线路在太平洋沿岸.
1858年、1860年,它从清政府处获得了阿穆尔河(2),还有重要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
虽然几乎是不毛之地,但占领该地区使得俄国成为了太平洋上重要的势力,变成了中国的紧密近邻,也进入了西方的海上强国一直试图强行打开的封闭市场.
同时俄国也开启了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之后也甚有成效:1875年,日本被迫割让了萨哈林岛的南部半岛,或许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对俄国的疑虑成了日本政策中的主要基调,并维持了很长时间.
因此,尽管俄国在欧洲极力断绝与外界的接触,但它在亚洲三个方向的扩张使得自己在世界政治洪流中涌现出来.
尽管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辽阔的沙皇俄国还是构成了单一政权统治下范围最广的地域,面积共计800万—900万平方英里.
这使得接下来的世界权力对抗时期见证了这个巨型权力机构是如何超乎人类想象力,并成为隐忧的.
三、打开中国和日本之门西方文明影响逐渐加深,甚至比沙皇俄国的扩张更让人印象深刻,其中一个表现便是这一阶段影响了远东的中国和日本两大古老而又根深蒂固的帝国,并打开了它们的大门.
英国通过1840年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清政府手中获得了香港,并为欧洲贸易在中国境内开设了一系列的通商口岸.
随后1857—1858年英法联军之战(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又通过条约的形式允许欧洲旅行家、贸易商和传教士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为条约签署国的使臣们赢得了在北京宫廷里的永久居住权.
所有欧洲国家都争先恐后来瓜分特权,中国的西化进程拉开序幕.
这一进程并非一蹴而就,程度上也不是非常彻底,而是伴随着严重的动乱,有名的譬如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在英国将军戈登的协助下得以平息.
尽管这一进程速度缓慢,还是于1878年得以最终完成.
几乎所有参与的欧洲国家都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一杯羹.
欧洲和美洲的传教士和教育者们都在人口最稠密的省份里忙碌工作.
上海演变成了一个欧洲风格的城市,并成为世界大型的贸易中心之一.
中国政府试图效仿欧洲模式改建自己的军队,并仿照欧洲风格成立自己的海军,但行事松懈、成效甚微.
蒸汽船开始在长江上乘风破浪,铁路开始修建.
中国学生也开始成群结队地前往西方的院校学习.
尽管中国人相对保守,西化的进程比较缓慢,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拥有众多人口,民众有耐力、聪明而又勤奋的国度注定将走进西方文明的轨道.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对西方文明更加漫长而顽固的抗拒之后,日本下定决心要以闪电的速度彻底地转变.
美国准将佩里1853年和1854年的到访,使其对欧洲贸易开放了一些港口,开启了日本与西方的早期联系.
但之后突然掀起了迅速的反抗(1862年).
英国使馆遭到袭击,一些英国国民被杀,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的联合舰队展示了西方武器的威力,日本出于自卫的需要,开始考虑借鉴这些入侵外族的方法.
始于1866年的日本国内革命的来龙去脉在此无法一一赘述,毫无疑问的是,这场革命带来了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变化.
日本从它长年累月的封闭和对自己古老而又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的心满意足中醒来,它意识到未来有赖于西方那探索不止、锐意进取的文明.
举国上下都展现出前所未有、无可匹敌的决心,日本清楚地知道绝对不能等着被征服,为了自身利益,必须吸收新想法和新方法,与此同时,如果可能的话,不要摒弃太多自己的古老传统.
带着这样强烈的变革愿望和为了体制不懈的努力,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同时也保持着一贯的创造力.
它采用了议会制,但同时保留了对日本天皇虔诚的崇敬;它借鉴了西方的军事体制,但同时保留了武士阶级制度中尚武和绝对忠贞的精神;它设计了西化的教育体制,但同时保证了深邃东方特色思想的发展.
就审慎程度、发展速度和改变的彻底性而言,日本的这场变革可以称得上令人惊叹,而对任何西方人而言,可以说是相当匪夷所思.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对这场变革的真实性心存怀疑.
但是1878年,在所有基本的层面,变革已经完成,这唯一一个欧洲以外的国家毫无波澜地在西方的制度和道路中有所取舍,在漫长帝国主义群雄逐鹿岁月的晚期,足以扮演和欧洲国家旗鼓相当的角色.
四、中美和南美在研究新的大英帝国发展道路之前,帝国扩张活动尚有一处没有考量的区域:在新世界的第一批殖民帝国废墟上冉冉升起的一些独立国家的扩张.
就中美和南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势力而言,和其相关的国家无需多言.
这些国家在1815—1825年获得了自身的独立.
但由于西班牙不良的传统长期以来的负面影响,它们对自由无所适从,中美和南美革命此起彼伏却毫无成果.
美国门罗主义的推行,使得欧洲国家无法实施干预以结束混乱的局面,或许这一点值得庆幸.
而美国自身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行动来控制局面.
直到最近这些年,这片地域才出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其他欧洲国家的较大规模的移民,使得大量的自然资源得到了欧洲力量和资本的开发.
于是到了1878年,更加富饶一些的国家,譬如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因此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成为了世界贸易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其文明的进展也由此步入更加稳固的轨道.
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一成就(尽管主要发生在1878年之后的时期)构成了19世纪欧洲民族在欧洲以外地区活动的最丰硕成果之一.
而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依靠的不是政府,甚至也不是政府的鼓励,而是个体商人和资本家的公司.
英美贸易商和定居者在这些企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南美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欧洲一些民族得以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比较著名的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而这些人原本在世界政治事务中的作用相对较弱.
五、美国的发展这一时期更让人瞩目的是美利坚合众国近乎奇迹般的扩张.
当美国于1782年获得独立以来,其领土范围局限在密西西比以东,不包括当时仍处于西班牙统治下的佛罗里达.
只有东部沿岸地区定居人口较为稠密,总数不超过200万,其中大部分为英国血统.
1803年,为了实现对密西西比以西土地的巨大却指向不明的需求,美国通过与拿破仑签订条约,购买了法属路易斯安那.
同时,从东部各州来的移民以及数量相对少一些的欧洲移民,开始涌入阿勒格尼山,占据了广阔的中部平原.
到了1815年,人口总数增加到了900万,其中大部分仍然是英国血统,不过也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法国人和德国人,还有非常多的黑奴.
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里购买了佛罗里达.
1845—1848年,得克萨斯革命(革命之火随后烧到了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和之后与墨西哥的战争,使得美国得以吞并从墨西哥湾到太平洋沿岸的大片土地,包括天堂般的加利福尼亚.
1818年和1846年美国与英国签订的条约确定了其北部各州的边界,1867年它以145万英镑的价格从俄国手中购买了阿拉斯加.
因此,在新世界民主社会里,和在欧洲君主国一样,帝国主义精神都无法遏制地发挥着作用.
不满足于占有广阔、人烟稀少的地域,帝国主义者将疆土的范围从一个洋拓展到另一个洋,建立了自己的帝国,虽然确实比不上沙皇俄国幅员辽阔,结构却更加坚实,资源也丰富得多,是高度文明开化的人们更理想的栖身之所.
于是,拿破仑战争一结束,欧洲人开始像洪水一样涌入这块辽阔的土地.
到了1878年,美国的人口上升到了五千万,超过了除俄国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
一个建立在新世界基础上的一流国家诞生了.
而这一切是由欧洲各民族共同缔造的.
英国人,特别是爱尔兰人在这一时期仍然占了绝大多数,但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而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捷克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也逐渐组成了相当重要的部分.
这是一个不同民族的大熔炉,对于早期英国殖民者植入的各种传统,必须进行再次锻造,才能融合成一个国家.
公平地说,还没有哪个社会像美国一样,被命运赋予如此艰难的任务:将这多种族的社会打造成统一的国度.
这一时期,这一伟大创举可谓相当成功.
在艰苦卓绝的美国内战(1861—1865年)中民族感情和自由传统得到了充分展现,这场战争以巨大代价维持了受到威胁的合众国的统一,解放了黑奴.
内战使得亚伯拉罕·林肯成为了民族英雄,国家精神和理想的典型代表,可以和华盛顿平起平坐.
林肯治理下的美国旗帜鲜明地代表着自由和正义,这也是西方文明的核心理念.
但在这伟大的熔炉式的自由传统里,也存在着一个狭隘、模糊的因素.
美国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脱离了和旧世界的联系才获得了自由,所以它倾向于将自由视为它独有的东西,是旧世界衰败的君主国不曾也不能完全理解和享有的.
因此自由变成了免除它对自身以外世界义务的理由,也变成了它从不协助、维护其他地区自由的借口.
在这一片繁荣景象的幸运之地,自由似乎只能与确保物质富足相关,对于自由的热爱变成了仅仅对自身利益的关注.
合众国远离欧洲特别是欧洲国家之间的纷争,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和足以应对所有袭击的社会安全保障更是加强了这种情感.
当旧世界的各个民族为了自由和正义而痛苦挣扎、艰苦斗争之时,或者是绞尽脑汁为了和世界上落后的种族分享自己的文明之时,他们努力奋斗的余音微弱地回响在美国人的脑中,像是在温暖如春、灯火通明的房子里隔着百叶窗依稀听见街边嘈杂的声音.
对于中西部特别是边远西部地区的居民而言,尤其是当他们忙于开发那些从未开采的巨大资源时,外部世界的事务就理所当然显得遥远而不足轻重了,尽管他们的报纸会零星介绍一些遥远世界发生的事件.
自然而然地,合众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似乎就是打理自己的花园,同时为那些世界各地因为被压迫或贫困而涌入的难民提供庇护所.
因为19世纪欧洲革命的接连失败,或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的暴君而来到新世界的移民数量巨大,于是这个想法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对于旧世界的这种冷漠态度,甚至是不屑,或者说好听些是无动于衷,因为美国人在撰写历史时的一贯做法而加剧.
他们笔下的历史中浓墨重彩的自然是与英国的决裂,而这恰恰是合众国独立的开始,也是和旧世界政治唯一的直接关联.
对于这次冲突的看法就这样通过教科书、每年7月4日的庆祝仪式和长篇累牍的媒体报道被刻在了国民的脑子里.
人们普遍将美国内战视作一场口角,而非自由联盟的家族纷争;战争双方都有错误,却被视作一方是正义的,像是自由的人们反抗邪恶暴君的史诗.
这个观点被美国一些历史学家修改过,他们最近30年的研究已经改写了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描述.
如今这种片面的观点只存在于英格兰那些装腔作势的书籍中.
我们只能依靠美国学者来获得更科学、更中立的历史.
但这种更加明智的新观点却没有在教科书和报纸中得以体现.
如果说英国这一当代世界的政治自由之母,自由民继承自由之精神并因此而坚持扩张道路之楷模,还被描绘成暴君之国的话,怎么能指望并不熟谙世界政治的美国民众能够跨越自己国度的限制,满怀悲悯之心追随自由的进程大部分美国人都是以这样传统的态度来看待欧洲的战争和冲突,对于欧洲扩张的庞大进程也是如此.
所有的这些都无法得到他们的关注.
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事件都是伟大的合众国因为发展而摈弃的思想和动机所促使的,一如我们所见,而且未来也一定还会见证,合众国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展到摈弃这些思想的地步.
这种传统的态度一如既往,越来越强烈,自然阻碍了大部分美国人认清世界政治中的各种问题对于他们和对于其他民族一样极其重要,没有任何一个自由国度能够对于全球范围内自由的走向置身事外.
而在这一时期之初,这种狭隘的世界观似乎即将被摈弃.
1815年的欧洲各国和平联盟(3)在1822年成为了暴君同盟,镇压了革命苗头.
它们还干预了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爆发的革命,并授权法国进入西班牙境内,以摧毁1820年该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
只有英国对这些干涉行为表达了抗议,宣称每个国家都应有解决自己政府问题的自由.
1822年坎宁退出了和平联盟,因为它已经成为压迫的工具.
臭名昭著的是西班牙被打败之后,各国君主们一心想要重新占领揭竿而起的位于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
英国无力在欧洲本土发动针对其他所有欧洲国家的战争,但它能够阻止它们在美洲的指手画脚,坎宁明确指出英国舰队将阻止任何类似的行动.
为了加强力量,他向美国大使建议美国在必要时采取一致行动.
直接的结果便是门罗总统在1823年递交给国会的著名咨文,宣布美国接受不干涉原则,同时会坚决抵制任何欧洲君主国想要在新世界建立反动政权体系的企图.
这实质上是支持英国的宣言.
门罗最重要的顾问托马斯·杰斐逊如是认为.
"大英,"他写道,"是能给我们带来最大伤害的国家,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所有国家联合起来相比都是如此,因此和它站在一边,就无须害怕.
所以我们应该无比珍惜和它的良好关系.
没有什么能比再次为了同一目标并肩作战更能建立我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了.
"为了同一目标而并肩作战,这一目标便是建立和保障世界自由,这对民主党人杰斐逊而言是值得奋斗的.
这一点似乎也是门罗主义推行的主要政策,它的目的是为了组成捍卫自由的联盟,而非置身事外的宣言.
至此美国开始履行强调法律和自由之国的职责,并不局限在本国,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很快门罗主义就被视作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但受到之前我们提到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影响,它的意义逐渐变味.
在普通大众眼中,它并非意味着伟大的合众国不能对自由的进程漠不关心,进而在任何可以合作的形势中与英国结盟捍卫自由,而是代表着美国与旧世界的政治毫无关联,绝不允许旧世界的国家插手美洲大陆的任何事务.
文明世界由此势必被分成绝对对立的两个部分,而非浑然天成的一体.
不过即使是这样被狭义地曲解,门罗主义整体上还是带来了好的变化,它帮助南美洲免于沦为欧洲各国对抗的战场之一.
但即使这一主义得到了清楚准确的阐释,它能否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是令人心存怀疑的.
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无敌的英国舰队的保驾护航,门罗主义或许无法经受所有的挑战.
在最近的这一个世纪里,世界各国都非常清楚,但凡挑战这一原则,但凡对美国发动袭击,英国都会出面.
因此世界政治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便是英美之间这种不言而喻、单方面的结盟.
不言而喻是因为彼此并没有任何协约甚至没有明确的非正式协议.
单方面是因为美国民众对英国的普遍不信任,使得他们对英国政策的理解相当负面,所以他们无法弄清英国在其他地区所作所为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而另一方面,英国一直以来深知美国代表着正义和自由,因此无论两国关系偶尔会变得多么艰难,英国始终拒绝考虑和美国断绝同盟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美国政策都给予了坚决支持.
1898年英国海军中队在菲律宾沿海采取的行动,静悄悄地将自己横在虎视眈眈的德国枪炮和美国舰队之间,这就是典型的英国态度.
这使门罗主义得以在挑战中生存下来,同时间接促使美国坚信在当时变化的条件下,可以将自己完全隔绝在其他国家的政治斗争之外.
1815—1878年,欧洲大部分国家对欧洲以外的事务仍然漠不关心,而美国已经发展成推崇自由和法制的大国.
这个巨大的熔炉在自由传统的锻造下,正逐渐将不同民族融合在一起,打造成一个崭新的国度.
但它的地理位置、传统中的既定因素导致它刻意回避甚至拒绝在打造文明发展的共同命运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尽管自身的国力、人口、自由以及与所有欧洲民族共同的传统,已经清楚地赋予了它这样的使命.
当然,无论一些美国人有着怎样的想法,这种主动置身事外的状态都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注定会在下一个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中终止.
(1)锡德拉湾(theGulfofSyrtis),史称大流沙地带.
(2)阿穆尔河(Amur),即黑龙江.
1858年,清将奕山在俄方压力下被迫签订《瑷珲条约》,其中规定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
1860年,订立中俄《北京条约》时清政府始予认可.
(3)参见《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第155页.
第六章大英帝国的变革(1815—1878年)一、大英帝国持续壮大的原因正如上一章所介绍的欧洲文明在其他地区的伟大成就一样,19世纪的前七八十年时间,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也主要是由英国主导的.
那时的英国正在开辟新大陆和次大陆,它为"帝国"一词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最重要的是,它在一知半解的状态下为制度奠定了基础,该制度力图在崭新而未开发的土地上,在其最古老的文明民族里,即刻实现自由,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它探索着将迥异的自由国家以一种和平与相互尊重的手足之情联系在一起.
新的时期里,欧洲帝国主义历史中没有哪一个章节比英国作为多族裔帝国的发展和结构更有趣的了.
表面上看来,这种壮大是相当偶然的,而且没有成熟的理论或政策指导.
的确,英国的政策从来不是由理论支配的,而是由一种有秩序的自由传统来打造.
这一时期,英国没有诞生一流的帝国主义政治家,帝国问题也没有在议会的审议中占主要篇幅.
事实上,大英帝国和其制度的成长是自发的、零散的;它们唯一的向导(事实恰恰证明这是一个好向导)是自治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民众中广泛传播;殖民者、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当政者所扮演的角色远比殖民地大臣、东印度公司董事、国内的议员和政论家所起的作用要重要得多.
因此,这件事不是笼统的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英国几乎垄断了所有海外事务,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英国可以在自认为合适的地方自由扩大领地.
然而,它的政治家们并没有进一步扩张的渴望: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凭着已经承担的责任足以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进行征税,不管这个国家多么富有,也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口.
但是,尽管他们有这种想法,仍然无法阻拦势不可挡的扩张过程.
若干个原因促成了这一结果.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英国贸易的空前增长,这些年来英国贸易支配了整个世界;有其贸易的地方,地域扩张就会如影随形.
另一个原因是国内经济不景气和国内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导致大规模的移民;在19世纪早期,极其严苛的刑法造就了死刑,不计其数的罪犯通常都以流放刑替代,这一人为因素也有力地推动了人口的迁移.
在广袤而未经探索的新国度里,这些殖民者的不安现状和冒险精神为扩张提供了另一个动机.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印度,吞并似乎具有政治必要性.
因此在进行的扩张中,即便拥有最强的意志,国内当局也发现无法有效地克制自己;已经无比庞大的大英帝国疆域继续扩大.
毫无疑问,遗憾的是,在这一时期,其他欧洲国家除了将移民送到美国或英国的殖民地之外,无法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欧洲以外世界的发展.
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领土的扩张无论如何都并非由于有的放矢的政策或其政府的贪婪,相反,英国政府在其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力量来遏制这种扩张.
在印度,俄国的威胁似乎使之有必要对西北部的独立国家采取政策,这些国家在1839—1849年将边界扩大到形成印度天然边界的山脉;而缅甸一系列令人无法忍受的无端侵略也导致了一系列的战争,这些战争造成其东部和东北部大片领土被吞并:1825年的阿萨姆、阿拉坎、丹那沙林;1853年的勃固和仰光;最后,1885—1886年缅甸帝国的全部其他地区.
在北美,殖民者们穿过洛基山脉、巴拿马地峡到达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使其于1858年形成了不同的殖民体系;1811—1818年形成的红河殖民地在1887年成为马尼托巴省,其殖民化也促成了广阔中部平原的开发.
在南非英国人与卡菲尔人的边境战争以及布尔人不间断的迁徙,扩大了开普敦殖民地的范围,吞并了纳塔尔,暂时占领了奥兰治河和德兰士瓦;但所有这些并非心甘情愿的.
奥兰治河殖民地和德兰士瓦很快就恢复了独立,尽管前者无论如何都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
在澳大利亚,选派的新殖民者在新殖民点的开疆扩土导致了在1825—1859年形成六个不同的殖民地组织;这意味着整个大陆被完全吞并.
新西兰于1839年被吞并,只是因为当时英国商人已经在岛上定居了下来,但与当地人的关系不愉快,所以必须加以控制.
二、帝国的新理论大英帝国的历史在这一时期虽然引人瞩目,但其更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帝国领土的扩张,而在于它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的政府纲领.
在这个时代逐渐形成的新殖民政策完全脱离了过去的先例,在帝国政府中如同一项了不起的实验,其来源需要认真分析.
它的形成与英国及其殖民地中诸多不同的因素和观点密切相关.
首先,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英国也有许多人抱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的殖民地一旦强大到渴望独立的时候,就一定会要求并最终获得独立;作为独立的国家,当它们依附于英国的时候,它们对于宗主国来说可能是有利可图的,特别是当殖民地的独立不会伴随着任何苦痛之时.
因此,英国所奉行的最明智的政策就是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便利,不在自治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使它们能尽早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实际上,对于19世纪中叶的殖民来说,这并不是普遍的甚至不是大多数人的态度.
但是,这种情况很正常.
它发生在最出人意料的国度,正如迪斯雷利所说殖民地是"沉重的负担",或者如《泰晤士报》在头条文章中主张把加拿大交给美国,理由是被这一伟大的共和国吞并是该殖民地不可避免的宿命,而且这种移交的最好方式应该是和平友好,而非冲突.
今天我们很难意识到,那时的人们竟然会有这样的观点.
但是这些观点当时很盛行;至少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观点的盛行与认为英国在这个时代主动采取扩张吞并的政策是不相符的.
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各方都有)对任何增加国家负担的事情都满怀憎恨和警惕,并且要求确认每一次新的领土吞并都不仅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
导致对殖民地态度转变的第二个因素是新的经济思想学派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即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学派,他们的想法早在20年代就已经开始影响到国家政策,那时赫斯基森就迈出了自由贸易的第一步.
在30年代,大部分的贸易和工业阶级已经成为这些思想的皈依者,这些思想在1843—1846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预算方案以及他的门徒格莱斯顿的预算方案中得以体现.
这个学说的中心思想,即旧的殖民政策的核心之一便是政府对贸易的规范,这实际上并未带来多少优势,反而只是阻挡了它的自由发展.
对于一个当时被英国占领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可否认的.
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压倒性优势使得所有的潮流似乎都在朝着有利于它的方向前进,而去除了原本设计用来引导潮流的人造礁堡,使得英国能够顺应潮流发展的进程.
唯一反对这个经济理论体系的是那些希望保护英国农业的人.
但是这个观点(在这个时期)对殖民地贸易没有影响.
自由贸易学说的胜利意味着早先限制殖民地自治的主要动机——为宗主国争取商业利益已经不再起作用.
旧的殖民主义制度的核心思想被亚当·斯密的门徒破坏了;而宗主国要控制殖民地的财政政策,已经没有了正当理由.
采用这一新的经济学说的一个更重要的结果是,所有英国政府努力为英国贸易商争取英属殖民地贸易垄断的动机都不复存在.
从此以后,即使在宗主国的直接控制下,所有殖民地对其他国家的商人和英国本土的商人一样开放.
大英帝国在落后地区的殖民地(除非是完全自治)拥有了和平和法治.
在这些地区,它采取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以称为文明使者而非垄断者的态度.
这一政策恰到好处地解释了为何其他文明国家对其领土的迅速扩张并没有多少眼红.
如果其他殖民国家采取同样的政策,即使不在宗主国内部,而只是在它们占有的殖民地,那么殖民地的争霸动机就会大大减少,当争霸时期开始时,各殖民国家对殖民领土的诉求也会容易调整得多.
这些都是消极的力量,只能导致殖民主义旧理论被放弃.
但是也有积极和建设性的力量.
首先是明确的新理论的出现,即殖民地应该在文明世界的整体经济中发挥作用.
它们的功能不再是(像在旧理论中那样)为宗主国提供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就贸易而言,这个国家是殖民地国家还是独立国家似乎并不重要.
但是,这个观点中殖民的主要目的是有计划地处理旧世界中过剩的人口.
仅仅依赖时机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
而占有殖民地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使其宗主国能够科学地处理过剩人口,防止各种不利条件在新地域的滋长,而如果允许这些移民漫无目的地四处漂泊,无法对他们如何在新条件下站稳脚跟提供正确指导的话,这种情形就容易出现.
这个殖民主义理论的忠实倡导者是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其《殖民的艺术》(1847年)完全称得上帝国主义历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
他不拘泥于理论,而是不懈地进行实践.
威克菲尔德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公司,重新采用了17世纪的一些殖民之道来从事殖民活动.
南澳大利亚殖民地,新西兰北岛的第一个大规模殖民地,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和奥塔哥的两个规划和操作良好的殖民地都是其方法的具体例证:除了北岛殖民地,其他的都非常成功.
类似这样组织和协助移民的例子绝非仅此一处.
1820年,在开普敦殖民地东部进行了英国政府资助的一次重要移民安置,地点位于格拉姆斯敦和伊丽莎白港地区,这使得第一批相当数量的英国居民进入南非,而之前几乎全是荷兰人.
而另一个不成功的移民案例发生在澳大利亚西部斯旺河.
英国在这一时期对系统殖民和科学殖民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支持者看来,英国作为文明使者被赋予了管理最有价值的无人居住地区的使命,这些地方得到合理的利用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们的稍许努力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如果不继续一定会后悔万分.
不过他们当时是依靠王室来掌控这些未曾开发的土地.
随着殖民地的全面自治,过去通过内阁各部和议会行使的王室职能如今已经移交殖民地政府各部和议会;这种变化使得集中的移民组织和引导变为泡影.
在此期间,第二个强有力的建设性因素是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已经成为英国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或许在1806年废除奴隶买卖的过程中,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
从那时起,反对其他地区奴隶买卖成为英国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废除了奴隶买卖之后,人道主义者开始主张在整个大英帝国内完全废除黑人奴隶制.
他们在1833年获得了胜利,在这一年,英国议会宣布整个帝国内的奴隶制不合法,并表决用2000万英镑从奴隶主手里购买所有帝国境内的奴隶还其自由,而此时英国财政仍因拿破仑战争而举步维艰.
这种做法很高尚,但也许有点太突然了,从而带来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在西印度群岛地区,当地的发展因此严重受损.
而在南非则与蓄奴的布尔农场主发生了严重的摩擦.
尽管如此,它展现了对那些一直被帝国主义国家残忍压榨的落后种族的新态度.
这种新态度的表现之一就是设立西非海岸塞拉利昂殖民地(1787年),为那些重获自由、希望返回其父辈土地的奴隶们提供避难所.
这种新观点主要通过传教士的活动得以体现和发展.
英国有组织的传教活动可追溯到18世纪末,但其影响的范围在这一时期得以迅速扩大.
无论这些传教士去哪里,他们都把自己视为当地族群的保护者和拥护者.
他们与欧洲商人和殖民者打交道,但经常不受他们待见.
但是,通过其强大的国内组织,他们对舆论和政府政策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力.
宗教团体和传教士团体举行会议的"埃克塞特大厅",其代表的权力在19世纪中叶达到最高峰,以至于即使政客们有意为之,也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在如此影响力的支持之下,人道主义得以成为制定大英帝国政策的原则之一,即英国政府有责任保护殖民地本土种族免受欧洲移民的剥削,并以和缓的方式引导他们进入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周密而人道的原则.
但凡国内政府的当权者认为可行,这条原则一直得以切实执行.
英国管辖的落后种族的臣民无论是数量还是类别都堪称世界之最,压迫和剥削手无寸铁的臣民的机会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贸易国能比.
然而,严重滥用这些机会的情况并不多见.
当代英帝国扩张的历史上曾经偶尔有过不公正的现象,比如太平洋上被强制的卡纳卡劳工,但没有刚果的暴行,没有普图马约的罪行,没有佩克纳的奴隶丑闻,也没有像德属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遭遇过的那样无情的屠杀.
三、南非摩擦不过,保护落后民族的原则有时也会对殖民政策产生不利影响;这其中没有哪个殖民地比南非更糟糕了.
在这里,布尔农场主仍然保留着17、18世纪所有欧洲人民所特有的对土著的态度:他们把黑人视为生而为奴的劣等人.
布尔人和传教士相互并无好感,这并不奇怪:传教士是黑人的保护者,受传教士影响,英国人对整个布尔地区群情激愤.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幸的结果,造成南非内部长期不睦,并由此产生了对峙的两大种族.
长期以来,认为布尔人不能公平对待当地人是促使英国政府保持对布尔人控制权的主要原因,即使布尔人远离了开普敦(1836年),并定居在奥兰治河和瓦尔河之外.
这种动机与避免任何额外殖民职责的愿望之间形成了冲突,也与下列想法相悖:如果布尔人不喜欢英国的制度,那么他们最应当自由地拟定制度.
这解释了该时期英国在此问题上政策的摇摆不定.
起初,这些四处游荡的布尔人无忧无虑;随后,他们占领的土地被吞并了;接着,他们的独立地位获得了承认;最后,在这个时期末,他们似乎在祖鲁人和其他土著部落中挑起了一种危险的过激情绪,德兰士瓦又一次被吞并,结果爆发了起义,打响了马尤巴战役.
此外,对土著人的温和处理使得英国在殖民地组织结构上所做的几次新尝试无功而返.
对纳塔尔吞并推迟了很长时间,因为有人认为这个地区应该形成一个本土的保护区,但限制欧洲人在这个空旷肥沃的土地上殖民的数次努力付诸东流.
还曾试图设立一系列英国保护下的本土区域,将白人殖民者排除在外.
曾经的英属卡弗拉里亚、东格里夸兰和西格里夸兰就是这个政策的实例,时至今日,巴苏陀兰(1)保护区依然是这个政策还算成功的代表.
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处理南非本土问题的实践弊大于利.
究其不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南非是一个适合成为白人家园的国家,即使最有活力的土著种族班图族(包括卡菲尔人、祖鲁人、马塔贝列人等),和白人比起来都更像新移民.
由于其好战性和迅速增长的人数,长期以来班图族人形成了非常可怕的威胁;传教士和国内当局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事实.
本土摩擦问题导致了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疏远,除此之外最糟糕的结果可能就是南非自治机构的建立严重滞后.
国内政府迟迟不愿让殖民者完全控制其内部事务,因为它不相信他们能正确地对土著人行使权力,开普敦和纳塔尔甚至分别直到1854年和1883年才建立了所有英国殖民地正常的机构.
但是,即便对落后种族的新态度导致了一些不愉快的结果,它的精神源头却是完全令人钦佩的,其日渐壮大的力量也部分地说明了在不适合大多数欧洲殖民者的地区,英国政府取得的成效.
这种精神俨然已经成为当代英帝国主义的突出特征之一.
四、印度的新原则人道主义精神并不仅限于对待落后民族的态度,在印度高度发达的文明政府中也是如此.
在这个时期,英国开始动用自身实力结束野蛮或不人道的行为,而这些行为都得到了印度宗教信仰或古老社会习俗的支持或默许.
先前的英属印度统治者不曾干涉过这样的行为,如图基教暗杀(thagi),或人祭(meria),或杀害女婴,更有甚者是殉夫(sati),因为他们害怕干涉会被认为是对印度习俗或宗教的侵犯.
现在,这些行为受到严厉抨击,并实际上被废除,而没有产生不良后果.
除了勇于采取这种受西方道德观念支配的新举措,在这个时期,英国还勇于表达对印度文明未曾有过的尊重、学习和理解印度文化以及保护其特质的愿望.
在沃伦·黑斯廷斯的热情鼓励下,威廉·琼斯和纳撒尼尔·哈尔海德爵士在18世纪开始研究早期的印度文学、法律和宗教哲学.
但是,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黑斯廷斯此举体现的政治观念领先于他那个时代;不过普遍的想法是,对印度来说最好能够借鉴英国的方法.
这就导致了这样的荒谬现象:1773年成立了最高法院来对印度人执行英国的法律.
它还导致了康沃利斯解决孟加拉土地问题上的巨大失误,即试图把印度的土地制度同英国的土地制度同化,它不幸地造成了村落社区的弱化,而这原本是印度农村生活最有益的特点.
19世纪,尊重印度传统和体系的精神以及保留和加强其突出特征的愿望取代了这种态度.
这种新态度在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的所作所为中得到了最佳体现.
他是一个出色的管理者、印度历史资深学者,也是印度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观察家和推崇者.
但是这个时代杰出的政治家们也体现了这样的精神,当然埃尔芬斯通亦是其中之一.
他们认为,英国确实有义务改造印度,但是应该根据印度自己的传统来改造.
最重要的是,这一代政治家的原则非常清晰明确,印度和其他伟大的附属国一样,必须以本国人民的利益为本进行管理,而不是为了统治民族的利益.
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老生常谈了.
但在18世纪或更早的任何时期,就连欧洲扩张似乎都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在早期的各个帝国中,宣扬这样的原则似乎都是荒谬的.
1833年,英国议会提交的一份正式报告载有这样值得注意的话:"无论是宗主国和殖民地在任何方面的竞争,都要优先考虑殖民地当地臣民的利益,而不是欧洲人的利益,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则.
"在所有有关帝国主义的记录中,很难找到与此相类似的其他统治民族的最高政府对这一政策的公开表述.
这样的声明一出,表示"帝国"一词的意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每个人在读到这一时期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时都会感觉到,尽管有不少小的偏差,但这就是它所追求的理想.
五、殖民地自治的发展在英国新的帝国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最有力的建设性因素是坚持自治思想,这种信念不仅在道德上是可取的,而且实际上是有效的,这也是这个时代的英国政界人士的共识.
在整个近代历史上,自治一直是英国对待不同民族习惯性、实践性的态度,现在变成了理论和信仰.
由此,对殖民统治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8世纪美洲殖民地问题的出现,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需要对内部事务进行全面和绝对的掌控:实际上,英国人对这一要求的反应是(尽管他们从未清楚地分析过),自治是一件可以接受的好事情,但参照美国人所提要求的程度,它将对帝国的统一造成致命的影响,而帝国的统一必须放在首位.
面对19世纪的类似问题,英国人的反应一般是,完全的自治是所有条件适合的人的权利,也是解决政治问题最令人满意的可行办法.
因此,此项权利必须得以保障,而帝国的统一则必须由它自己来保障.
毫无疑问,这种态度很容易被采纳,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殖民地迟早会切断与宗主国的联系.
同时,这一态度也得到了持相左意见人士的充分认同,还有那些坚信维护帝国统一是可能也是可取的人.
例如,韦克菲尔德,一个坚定的帝国主义拥护者(如果这样的人真的存在的话),还有那个伟大的殖民地管理者乔治·格雷爵士;以及达勒姆勋爵和约翰·罗素勋爵,他们对新政策的采纳功不可没.
他们的信念和希望就是,共同享有种族自由制度事实上能够成为他们共有的土地之间最有效的纽带.
这一希望在1852年的讲话中得到了有力的阐述,罗素在该讲话中提出相关法案,赋予澳大利亚殖民地近似独立的自治权.
时而会有这样的论调,即殖民地自治机构的建立是因为宗主国当局漠不关心且准备好结束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这些年的新政策其实是有意而为之;虽然议会接受这样提案,是因为不相信帝国的统一能够永恒延续,这样似乎更好理解,但是对于有责任心的人而言,这一切却是源于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精神.
(一)加拿大加拿大见证了新殖民主义政策经受的最严峻考验,同时也成了其功效的最有力证明.
19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精准地重现了美洲殖民地反叛的情形.
1791年加拿大殖民地建立的自治机构与独立战争前美洲殖民地的非常相似:它们赋予众议院掌控税收和立法的权力,但既不管理行政机构,也不对其负责,于是产生了类似的结果.
自治机构自身功能的实现使得部分自治开始大行其道:否认责任导致不负责任.
总督与议会之间,总督与代议机构之间摩擦不断;而且议会拒绝履行明确的公共义务,同样也非常无理.
这种冲突在各殖民地变得越来越尖锐,魁北克省最为严重.
在魁北克,种族冲突加剧了宪政冲突,掌控行政机构的是英国人,而议会里绝大多数是法国人;这给两大种族之间造成了非常危险的疏离.
法国的殖民地居民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为得以维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而怀有的感激之情,其中有一股不小的力量,一心想要公开反抗,并希望能够在圣劳伦斯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法兰西社区.
这股鲁莽暴躁的力量占了上风,他们的煽动在1837年的帕皮诺叛乱中达到高潮.
在其他的殖民地,特别是在上加拿大,情势同样凶险;当魁北克的帕皮诺反叛时,威廉·麦肯齐在安大略也领导了起义以示支持.
这种情形和1775年的美洲殖民地的情形一样令人担忧.
确实,这些起义很容易被镇压下去.
但是,单纯的镇压并不能解决问题,否则1775年如果英国取得了胜利,当时美洲殖民地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意识到这一点,辉格党政府派出了其党派成员之一的达勒姆勋爵来负责处理并反馈这一情况.
达勒姆是英国最开明的自由民主人士之一,他信奉自治,并且身后还跟着两位科学殖民的最有力倡导者: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和查里斯·布勒.
达勒姆的管理工作并不成功:他对一些反叛领导人的高压驱逐遭到了强烈的谴责,很快就被召回了.
但他因此有时间研究和了解相关情况,并且撰写了深刻的《加拿大报告》,这是英国帝国主义历史上的经典之一.
他对加拿大政治中不满情绪的解释是,并不是(如一些人想说的)殖民地居民被赋予了过多的自由,而是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自由.
必须使他们认识到对其所采纳的法律的运作以及整个社会的福祉方面,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至于种族之间的冲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必须让双方保持合作伙伴关系,共担共同命运所赋予的责任.
达勒姆勋爵的建议得到完全实施,部分在1840年的《加拿大法案》中得到落实,尤其是直接向总督发出指令:各部成员必须以英国的方式选出,理由是这样才能确保他们得到民选的多数支持;且总督们自己必须考虑他们的建议.
新政策受到的一个重要考验是在1849年,当时的部长和议会多数提议对1837年被摧毁的财产进行赔偿.
在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是对反叛者的赔偿,愤怒的帝国主义追随者迫切要求总督埃尔金勋爵否决这一提案.
埃尔金勋爵坚决拒绝这样做,这就为双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如今的加拿大人民通过其代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如果他们选择投票支持不负责任且危险的计划,他们一定会意识到自己要为此承担后果.
因此,在两省爆发叛乱的几年内,反叛者被赋予了充分的权力.
这是一个大胆的政策,只有对自治政府的高度自信才能证明其正确性,而它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加拿大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摩擦就此停止了:如果在加拿大事务中有理由申诉的话,加拿大人现在必须怪罪他们自己的部长,因为补救办法掌握在自己手中.
结果是什么呢20年后,如同1775年之前曾经相互猜忌的美洲殖民地一样,各殖民地开始讨论建立联盟的可能性.
在宗主国政府切实的赞同和支持下,它们制定了一个《加拿大自治领》方案,包括偏远的英属哥伦比亚省以及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的沿海殖民地;这个计划于1867年得以实施,使加拿大从各个孤立的殖民地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之后,宗主国政府将西北部境内广袤富饶的所有土地都交予这个国家,这样半个大陆的命运就在其掌控之下了.
这是一个需要担负的责任,其重要性和难度使得加拿大人只能竭尽所有,发挥最大的政治才能;而一直以来他们从未有辱使命.
加拿大宪政发展的一个特点仍然值得注意.
或许人们曾经预料,加拿大人会试图追随他们伟大邻国美国的政治模式.
如果他们的发展是以与宗主国摩擦为代价,那么他们肯定会这样做.
但他们更喜欢追随英国模式.
美国制度的关键在于权力分工: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分工、相互制约;在通过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州和联邦政府中,行政和立法之间相互独立.
而英国制度的基调是行政部门对立法机关负责,从而导致履责的集中化.
加拿大人采取了英国的原则:那些之前特点鲜明的殖民地,不是"州"而是"省",变得完全隶属于最高中央政府;无论在联邦制还是在省级制中,都已经牢固确立代表机构对政府的控制权.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引进,它与英国体制保持完全一致.
这意味着,宗主国和加拿大自治领的政治习惯是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的政治合作比其他国家要容易得多,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展现了这一灵活关系的价值所在.
(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对待加拿大政府的问题相比,在对待澳大利亚同样的问题上,英国也是一样热情慷慨.
在这里,所有殖民地都在最早的时候建立了惯行的代议制政府,而非责任政府.
尽管不乏迹象,但它并没有出现像加拿大那样严重的摩擦.
但在1852年,英国议会采取了惊人的一步: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被授权选举单议院制宪议会,以决定它们想要的政府形式.
它们决定在各方面尽可能地复制英国的制度:两院制立法机关,各部对其负责.
这样一来,如同在加拿大一样,澳大利亚的子民们感受到其机构与宗主国是共同体,并增进了亲密关系,提高了轻松合作的可能性.
两年后的1854年,新西兰被赋予了同样的制度.
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英帝国疆域中,只有南非尚被排除在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展之外.
我们已经解释了这种排斥的原因,其后果将在后文论述.
非常明显,在这样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帝国已不是一个陈旧意义上的帝国——对不情愿的臣民进行武力统治.
那个已经被用烂了的旧词,正被赋予一个全新的含义.
它是指自治的人民自由合作,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共同的情感和拥有同样的自由机构来维系.
六、相依而存的帝国然而,从最充分的意义上来说,这个新的帝国概念只适用于伟大的自治殖民地群体.
在1878年之前,还有很多其他的地区属于大英帝国,但是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将那些在18世纪出现的落后种族居住的地区纳入广袤的保护地.
如英属洪都拉斯、英属圭亚那、塞拉利昂和海岸角城堡等热带殖民地;西印度群岛诸岛;零星地块如毛里求斯、香港、新加坡和海峡殖民地等;还有直布罗陀、马耳他、亚丁、圣赫勒拿等驻军城镇或加煤站.
这些都不是完全的自治政府机构.
其中一些拥有没有责任部门的代表机构;另外一些殖民地的总督由任命的议会协助,旨在表达当地声音,但不是由居民选出的;而还有一些则由总督专制统治.
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政府的最终控制权都保留在国内本土政府手中.
南非殖民地就在此列.
为什么存在这些区别为什么那些慷慨地满足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自治要求的英国政治家们,却在此处突然终止并拒绝执行自己的原则英国人政治的特点是,他们从来不是纯粹或完全按逻辑办事,即使是在某些政治理论看上去拥有最充分的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他们也绝不会在条件不足或没有反证的情况下实施.
已经确立的完全自治的实例是由诸多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在这些先例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对完全自治的实质要求;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对自治没有要求的任何地区施行这些政策,可能最终都不会有成效.
其中一些被占领的地区只是军事哨所,如直布罗陀和亚丁.
其他的太小太弱,无法真正享有特权.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经过更加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一个突出的共同特征.
几乎所有这些领土都位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其英国居民不是永久的殖民定居者,而纯粹是为了贸易或其他剥削之目的.
大部分人口是落后的民族,他们的传统和文明无法使他们有效参与公共事务.
在这种情况下,给予那些只占少数而且并不固定的小部分白人完全的政治权力就会给诸多罪恶留下空间;且仅凭一种理论就全然剥夺大部分人口的权利,结果将会更糟糕.
它会使这些地区的命运如同美丽的海地岛那样凄惨,获得自由的黑人奴隶构成的自治只带来了无政府状态和穷困潦倒.
在这样的情况下,稳定的法治是白人殖民者和有色臣民的最大福音.
而最终的权力无疑属于立志改革的宗主国政府,因为英国的舆论早已要求按原则维护落后民族的权利.
在这个制度下,法律和真正的自由是有可能的.
而在自治理论的教条应用下,这两者都将消失.
七、印度政府这一时期对印度广袤领土的占领依然存在,但其形式不属于任何一种类别.
虽然诸多人口的社会中有许多原始落后的要素,但也有这样的民族和种姓:他们的成员在思想上能够平等地与西方的任何一个统治民族的成员分庭抗礼.
然而在此期间,当大规模的自治扩展到大英帝国的主要地区之后,作为大英帝国最大统治区的印度,却连即使是最小规模的代议制也没有得到.
这是为什么呢这并不是因为统治种族对这个想法怀有敌意,或者仅仅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
相反,在英国以及印度大多数英国官员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英国在印度保留权力的唯一最终理由是,在其引领下,印度人民能够逐渐获得自治.
早在1824年,彼时欧洲彻头彻尾的反动统治正处高峰,盎格鲁—印度最伟大的官员之一托马斯·蒙罗爵士就强烈主张这一观点,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担任马德拉斯市长官.
他写道:"我们不应把印度视作暂时的领地,而是需要永久维系的领土,直到土著人放弃了他们大部分的迷信和偏见,变得足够开化,建立能正常运作的政府,并管理和维护它.
无论这一时刻何时到来,英国应逐渐交出印度的控制权,这对两国都是最好的选择.
预期的理想变化可能数年后才能在印度发生,但我们没有理由对此绝望.
这种变化在英国本土也曾经一度和现在的印度一样看不到来临的希望.
当我们反思国家特性在多大程度上一直受到政府特征的影响时,曾经最有教养的一些人就完全陷入了野蛮状态,而其他一些原本最粗鲁的人却已经达到了文明的最高点,这时,我们就会没有理由怀疑,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采取适当的措施,势必能及时地改善印度臣民的性格,使他们能够管理和保障自身发展.
"换句话说,自治对印度来说和其他地方一样,是其追求的理想目标.
但在印度,工作的效率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障碍,只能慢慢克服.
首先,印度在种族、语言和宗教方面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分化更为严重,从几近野蛮的比尔人到教养良好、出身高贵的婆罗门人、拉杰普特人或伊斯兰教首领.
巨大的地区差异与欧洲国家无异.
此外,印度严格和不可改变的种姓差别,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与印度的混乱情况相比,奥匈帝国的种族混乱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它为如下事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如果在四分五裂的不同民族中建立议会制度,将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最有活力或最有组织的民族所利用,以达到种族支配的目的;并且,这样容易形成非常残酷的暴政,一如奥匈帝国那样.
这很可能会导致印度过早建立一个全代议制度.
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里,当各方的冲突变得尖锐以至于任何一方都不能指望另一方行使正义时,就会选一个外国城市的市长来做公正的仲裁者,这种做法日渐兴起.
在印度不同民族及宗教发生冲突时,英国就起到了类似这个市长的抑制和调解的作用.
但是,需要再次指出的是(这一点甚至更为根本),印度数千年的历史一直充斥着各种统治种族的征服和暴政.
长期以来,谁手握武力谁正确,以至于热爱正义的人要追求正义,必须把自己从世界中隔绝出来,放弃所有的社会关系,为了精神生活而牺牲肉体,就像中世纪的苦行僧.
而作为终极解决方案的法律始终是强者的意志,而不是公平正义的法令.
长期以来,当权种族、掠夺团伙、统治集团预期接受的,且大众惯于给予的,就是屈膝投降;而这些习俗很难克服.
"在英格兰,"托马斯·蒙罗爵士说,"人民反抗压迫,正是这种精神赋予了法律效力;在印度,人民很少抵制压迫,因此旨在保护他们免受压迫的法律不能获得他们的任何支援……告诉他们,法律站在他们一边,并支持他们拒绝遵守未经授权的苛求,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
给他们的一切劝告都被轻而易举地扔到一边,听完所有的建议之后,他们第二天还是会悄无声息地屈服于敲诈勒索.
"试问代议制度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运行这里缺乏执行的牢固基础:尊重法律,执法时公开合作.
因此,印度政府可以为人民提供的最佳服务是建立和维护法律的统治以及法律所庇护的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代议政府带来的很可能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状态和新一轮目无法纪的压迫.
尽管在这个时期代议制并未也不可能向印度延伸过去,但是在把印度真正转变为自治国家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
它不再被视为只是为了其征服者的利益而存在的被统治的领地.
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一直是其宿命;在英国统治的第一个时期,吞并了这个惊人帝国的贸易公司自然地首先将印度视为利润来源.
1833年,公司被禁止从事贸易,盈利的目的不复存在.
股东们仍然继续从印度的收入中获得固定红利,但这可能类似固定的债务利息,即过去每年投资的回报;当公司在1858年被废除时,红利就没有了.
除此之外,执政当局从没要求印度进贡其他任何东西.
印度甚至都不需要为维系保护它的正规海军支付任何费用,也不需要维持和其利益攸关的外交部门.
它承担守卫边界的小型军队的支出;但是,如果有任何一部分被借用到国外去服务的话,其全部的费用和其他相关支出都是由英国来承担.
印度支付相关英国政府官员的工资和养老金,但与他们取代的本国王公们的奢侈开支相比,这是一笔相当微薄的费用.
印度已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其全部资源利用完全依照其自身的需要,而且是以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最精心的保障措施来进行的.
此外,印度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大部分是为其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这一点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段更加突出.
高效的警察,良好的道路,比任何其他国家都便宜的邮政服务,精心规划的铁路系统,最重要的大面积灌溉系统把沙漠变成了可以耕作的良田——这些都是印度在此期间获得的益处.
究其原因,部分是它财政上量入为出的管理,部分是英国资本的慷慨支出.
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见证了大众教育体系的建立,其中英语成为主要的载体,因为印度众多正式使用的方言中没有一种拥有必备的文学作品,或者可以作为传授现代科学的媒介.
1858年三所大学成立.
虽然在伦敦大学模式的不良影响下,它们的制度设计不周,但越来越多接受了现代职业教育的年轻毕业生开始进入印度社会,并且改变了大众的观点.
他们都用英语交谈和书写,都受到同样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具备了相似的观点,并在印度各种族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联系.
这一庞大而不断壮大的阶级,受过一定程度的西方教育,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已经形成了印度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元素,他们能够批评政府的工作;他们也形成了衡量政府工作的标准;而且,由于英国体制赋予了新闻界巨大自由,印度人开始营造一种明智的公众舆论,在其最初阶段,这种做法是不明智和轻率的,但如今却是一个不错的进步.
受过教育的新阶层应该一直持有批评的态度,甚至应该激起公众不满,这绝不意味着对政府制度的抨击,因为恰恰是这种制度使得以上种种成为可能.
相反,它证明了这种体制起到了振奋人心的效果.
不满的存在和表达是生命力的标志;这意味着,人民身体和灵魂双重奴役的完全驯服已经结束了.
印度从来没有比在大战前的时期更繁荣,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自己的制度是如此公正;这些都足以让它为自己的统治者感到自豪.
但印度可能更为自豪的是,在其全部的历史中,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坦率地、不间断地批评它的政府;而子民对未来的期望如此大胆.
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新阶层的出现促成了英国政府旨在鼓励的另一项事业:让印度人参与自己土地的管理.
《1833年法案》将其确定为一个基本原则,即"所述领土的所有本地人……都不得仅仅因其宗教、出身、血统或其中任一原因而被剥夺拥有土地、办公室或工作的权利".
绝大多数的次要管理岗位一直由印度人担任;但是1833年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为维护英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就需要将高级岗位保留给统治阶级的成员.
这个限制现在被废除了;但是直到教育制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训练有素的人,新的原则才能产生可观的结果;即使这样,一套不成熟的培训体系,再加上印度政府必须始终铭记的种族和宗教之间的钩心斗角,使得担任更高岗位的印度人数量并没有迅速增长.
尽管如此,这项原则已被确定下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施.
这也是迈向自治的重要一步.
1878年,按照根据印度习俗制定的法典,印度由一小部分英国官员统治,但印度人中的领导人物逐渐取代他们的位置,一群下级官员代表他们尽职工作,这些人不分种族或信仰,几乎全部是印度人.
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整个资源都用于满足其自身的需要.
它彼时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实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统一;获得了公平公正的法律这样的最佳馈赠,管理上没有偏向也没有畏惧,而且也已经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没有受到任何外来敌人的攻击.
在这里,正如在完全自治的殖民地一样,大英帝国的成员国身份并不意味着服从于宗主国的利己统治,或殖民地的根本利益对宗主国统治者利益的屈从.
这意味着在接受西方文明馈赠的人口大国中建立了理性的法律以及法律庇护的自由.
帝国不仅意味着为了自身利益而实现统治,而且意味着拓展文明的使命.
在其实际垄断时期(1815—1878年),大英帝国的性质就此发生了非常显著的转变.
它的发展程度、面积、人口和自然资源大大增加,比任何历史上最大的帝国都要强大.
但是它的组织是极端松散的,没有真正的共同政府;它的主要成员由共同的制度与观念而不是由任何正式的纽带维系.
而且,与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政治体系相比,它呈现出更加惊人的种族、宗教和文明等级的多样性.
大英帝国的发展使得西方文明的理念得以广泛传播,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政治自由制度的深入推广.
但是,这个不同国家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集体是否具有真正的统一性,或者能够承受多大的考验,仍有待验证.
1878年,英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大多数观察家都倾向于对这些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
(1)巴苏陀兰(Basutolan),莱索托旧称.
第七章世界国家时代(1878—1900年)一、欧洲征服世界1878年的柏林会议标志着欧洲民族主义革命和战争的终结.
此时,所有欧洲国家都已经实现了宪政体制上的稳定性.
可以同样肯定地说,这一年也标志着欧洲帝国主义新时代的一个开端:一个迫切瓜分世界上仍未被占领地区的时代.
在此过程之中,偏远国家的问题突然变成了欧洲强国们的头等大事,而世界和平却由于一些和欧洲相距甚远的国家而变得岌岌可危,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暹罗,摩洛哥还是苏丹抑或太平洋群岛.
欧洲对于非欧洲国家的控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得以完成和确认.
由此引起的众多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欧洲世界强权的行使原则是遵循殖民国家一直推崇的文明之间的互信,还是仅仅奉行人类文明之间早已存在的、残忍至极的倾轧和征服.
在这个充满痛苦的历史进程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世界上的欠发达地区不是被这个或那个西方强国吞并,就是被迫采用西方的制度,而不管这种制度是否有效.
但是比在地图上划分权力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不管是新归顺的国家还是之前已经处于欧洲国家半占领状态的自治领国家,都已经由欧洲商人和官员广泛渗透.
他们以发展工业和贸易为目的,带着铁路和轮船,对这些国家进行兼并和剥削.
这个成就迅速得惊人,又近乎彻底.
其结果不仅加强和巩固了欧洲国家对于世界落后地区的政治控制,而且整个世界也因此变成了一个经济和政治的联合体,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独善其身.
这本来意味着也许我们可以接近于建立某种世界秩序,但是不幸的是,有些参与其中的国家意志使之变成了苦难和仇恨的根源,并且将世界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和痛苦之中.
这种能量的巨大爆发的原因多种多样.
主要的推动力还是经济需求而不是政治方面.
但是没有战争的介入,这个充满了变革力量的年代的经济需求也许依然可以得到满足:抑或甚至可以减少战争的威胁.
正是由于立足于一个不良的政治理论来阐释这些经济需求才导致最终的灾难.
总的来说,欧洲文明征服世界最终得以完成,并且确实是不可避免的进程.
19世纪欧洲文明物质上所取得的巨大发展、科技进步赋予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不断掌控、科学技术在制造业发展和新型通信模式上的日益应用以及现代金融业的灵活和精细等,都极大促进了这一进程.
这些变化早在1878年之前就已发生,并且一直在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1878年之后它们不断加速,以至于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革命性变化的意义.
人们被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几乎很难对道德和政治思想进行调整,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过去两代人的巨大物质成就主要是由于人作为"思想上的人"和"行动上的人"的职能的急剧集中和分工.
但是,其结果是很少有人尝试从整体上去认识我们的文明运动的重要性,也很少努力去确定我们从以前的时代继承下来的政治理念是否适用于新形势和新变化.
在这种巨大的时代洪流之下,政治力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国家的政治思想也因为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而充满困惑和不解.
对此,部分是因为我们在卷入这场浩劫时缺乏远见和洞察.
只有通过世界大战的怒火,我们才看清那些一直塑造我们命运的巨大力量和事件的真正面目.
将来,如要防止人类亲手创造出来的,背离灵魂的巨大战争机制失去控制而反噬自身,我们必须放弃对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一贯蔑视;我们必须意识到将过去的成就和当下问题进行分析和关联研究至少和知识的积累同等重要,更不用说在有限的思想和行动领域极其狭隘地积聚危险的力量了.
与此同时,哪怕是浅尝辄止或不够深入,我们也必须审视令人目不暇接的科技和工业进步如何影响到欧洲文明征服世界的过程,以及为何它们带给我们的不是友好和幸福,而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浩劫.
科技和工业发展,首先使得对世界的征服和改造变得容易.
在欧洲扩张的初期,物质发展上的优越性无疑为其政治思想和制度能够在新国度施行提供了一种手段.
跨洋轮船的发明、航海指南针的应用、地圆说的发现以及火器枪炮的发展都促使了欧洲建立第一批帝国成为可能,尽管仅凭这些物质优势可能无法赢得什么稳定的结果.
除非具有真正政治才能的人才出现,才能运筹帷幄,很好地利用这些优势.
同样,在对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的快速征服和改造中,现代工程技术的巨大成就功不可没;西方武器装备的精准杀伤力使得西方国家所向披靡;西方医学的飞速进步大大克服了阻碍白种人进入地球其他地区的疾病障碍;现代金融手段通过集结整个社会的信贷能力也为这样耗资巨大的工程提供了资金支持.
接下来,之前被认为用处不大,主要在不发达地区生产的许多商品得益于科技发展而有了用武之地.
其中有些商品,例如橡胶、硝酸盐、矿物和植物油等,快速地变成不可或缺的物资并且大规模地为工业化国家所消耗.
因此,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越高,其就越依赖于从世界其他地区攫取来的物资供应.
这不仅包含食物供应来维持其拥挤的人口,更为重要的是维持其工业物资的供应.
欧洲甚或美国,可以自给自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让这些基本物资供应不会中断,那些生产它们的地区必须得到更为高效的政权治理.
原始部落的落后的无政府状态不能阻挡新的世界经济寻求这些必需物资的道路.
一些人,出发点虽好但过于感情用事,认为入侵这些原始地区侵犯了其居住者不可侵犯的权利,是不可饶恕的邪恶,但是这样的观点是徒劳的:善也好,恶也罢,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一个经济共同体,而且这个进程不会由于考虑到那些长期落后的、未开化部落的某些风俗习惯而停止.
当然,我们有责任去保证他们得到公正对待,得以引导进入文明社会并且得到保护,不会如我们在一些地区不得不看到的那样,受到残忍的剥削和压迫.
但是,西方文明已经拿起驾驭世界的缰绳,并且不会轻言放弃.
经济需求驱使它去改造整个世界.
我们政治上必须确保的原则是:西方文明统治世界,既要有利于其自身利益,也要施惠于被统治者.
科技产业的发展已经使得文明政权在目前欧洲控制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必然.
尽管如此,从上述前提条件中并不一定能得出大欧洲国家要占领这些国家的结论,其实它们并没有控制很多欧洲以外的地方.
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说,只要它们和其他邻国一样,平等地、自由地获得它们所需的资源,就已足够.
就如事实展现的那样,一个欧洲国家在对不发达国家不施行政治控制的情况下,也能获取所需的原材料和在当地销售其工业制成品,并且获得工业领域的成功.
挪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并没有在其国境之外获取任何一个港口,也创建了一个宏大的海运产业.
瑞士虽然没有任何殖民地,其制造业也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德国尽管殖民地很少且其对财富积累贡献有限,仍然建立起了生机勃勃的大规模现代工业.
德国的企业家和资本家发现最有利可图的领域并不在于自己的殖民地,而是在中美洲、南美洲、印度和大英帝国其他的广阔领土上.
那里的市场对于他们来说和对于英国商人一样开放和自由.
欧洲工业繁荣所要求的不过是资源供给的来源应该受到高效的管理,且资源的获得应该保持开放.
事实上所有这些条件都得到了满足,直到大家一哄而上,对地球更广泛的区域巧取豪夺.
如果1878年当所有欧洲国家突然意识到欧洲之外的世界的重要性时,能够就平等对待这一原则达成共识,欧洲和世界的命运将会何等不同啊!
如果当时就将这一原则定为国际法,规定不管受哪个欧洲国家管辖,"门户开放"政策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欧洲国家,而且在受托管区域建立独立的财政和政权体系之前都保持效力,工业领域的危机感将不会那么迫切,小国相比大国也同样如此.
况且,由于在这样的条件下,某个欧洲国家的领土吞并将不会影响到垄断范围的形成,而是意味着一个文明要承担的责任.
这样,在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产生的嫉妒和龃龉很大程度上将不复存在.
1878年这样的解决方案实施起来,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当时唯一控制大片不发达地区的国家只有英国,而且就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英国从本国利益出发认可了这一解决办法,并且就是按照上述平等开放的原则对大英帝国内那些没有自治权的国家进行管辖.
为何这个办法或者某些接近于此的办法并没有被采纳,或者没有机会被采纳这是由于一些欧洲国家仍然受一个政治理论的主导,而这个理论禁止它们采纳这样的观点.
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一理论称为"强权主义".
这个理论主张每个国家的最高职责是旨在扩张其权力范围并且其他考虑都应为这一职责让路.
没有人比德国政论家特赖奇克更为坚定地支持"强权主义"了,他的影响力在欧洲国家对外扩张时达到了顶峰.
"强权主义"的倡导者,不会也不可能满足于机会均等:他要求霸权和垄断;他旨在自我满足并且将竞争对手视为潜在的敌人.
如果说这个理论只在德国影响深远则有失公允.
它无处不在,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时代,帝国主义被人推崇备至,无所不用其极.
英国在19世纪最后10年的快速扩张时期用到了它.
它也是法国极力建立广阔非洲帝国的动机所在,同样是俄国独裁政权的根本.
但是在德国它尤其根深蒂固,因为德国的现代历史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为清晰地表明:对强权的坚定追求是通往国富民强的正确道路.
当时人们阐释新型科技工业的需求正是基于这个理论的这方面考虑.
受此理论的困扰,欧洲的政治家们意识到欧洲之外世界的重要性时,他们首要考虑的并不是自己国家的经济需求,因为这些需求基本已经得到满足.
忽略了欧洲以外的世界,他们就将丧失增加自己霸权的大好机会,这才是令他们捶胸顿足和难以想象的.
二、欧洲列国之争当西欧和中欧国家终于不再纠结于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的问题而把眼光转向整个世界时,形势好像已经发生变化.
恰如15世纪人类文明突然从城邦制或大封建公国制转向民族国家,现在尽管欧洲各国人民仍然为各自的民族性困惑不已,文明看起来好像已经先行一步,而且是一大步,踏入世界国家的体系.
因为欧洲的东面雄踞着广阔的沙皇俄国,从中欧穿过亚洲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西边美利坚合众国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绵延3000多英里;在此之中且成包围之势的还有大英帝国,存在于地球上几乎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和每一个大洲.
和这些强大的帝国相比,欧洲的民族国家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就像16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和西班牙及法国的新型民族国家相比肯定会感到形单影只一样.
因此,力求达到世界国家的标准,使自己民族能够控制广阔的自治领、人口和领土,成为了大多数欧洲强国的雄心所向.
此时,一个新的政治抱负已然占据了欧洲人的大脑.
这些强大动机的产生当然也和欧洲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有关.
首先,1878年之前欧洲主要国家已经放弃了自由贸易,尽管自由贸易在前面几代人的时候有加强的趋势.
其次,它们还采取了财政上的保护主义政策,主要是想遏制英国在工商业领域的优势.
信奉保护主义主要是为了在经济领域实现国民经济的自给自足.
但是,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于任何一个已经发展了现代工业的欧洲国家来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只有通过广阔的对外扩张,尤其是在热带国家,这一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但是当一个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开始攻城略地的时候,对它会利用强权去排挤甚或破坏其他竞争对手的贸易活动的担心也会与日俱增,这就使得其他国家只有通过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来自保.
英国倡导自由贸易,抑或正是由于倡导自由贸易,这种担忧很大程度上才促使它在很多其贸易活动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进行大肆扩张.
欧洲列强之间紧张的竞争关系也导致了迫切的殖民扩张.
欧洲此时已经进入建立强大国家军队的时期,普鲁士一马当先并因此引来很多怨恨,带动所有欧洲国家开始武装自己.
它们都学会了用现有的人力来衡量自己国家的力量大小,同时想要增强军事力量储备的雄心又助长了殖民扩张的动机.
首先,如果一个国家人口富余而允许人口移民外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人口数将出现下降.
因此,发生大规模人口外迁的大陆国家开始希望能拥有自己的殖民地.
这样,外迁人口仍然能得到控制并且要履行兵役义务.
德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注重战斗力量的强弱,受此动机影响较深.
这也成为其政客和记者中主张殖民派的主要论调并且一直持续到其外迁人口比例已经下降到很小的时候.
相比较而言,意大利受此动机影响较少.
其次,落后种族被征服的人口战时也能派上用场.
这一动机主要对法国有很强的吸引力.
它的本国人口比较固定.
法国对其强大的邻国一直惴惴不安,对于邻国人口和军队数量的快速增长也忧心忡忡,因而它希望能够通过武装自己殖民地的人口来和邻国保持军事力量的均衡.
因此,欧洲的政治形势对于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
欧洲政治此时占主导地位的非德国莫属,虽盛名之下,影响力空前,军事力量可以傲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但是它仍不满足,继而建立起了欧洲历史上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军事联盟(1879—1882年)并主导欧洲政治.
法国1870年普法战争失利后失去了欧洲领导地位,没有比再爆发一场欧洲战争更令其担心的了,因为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必定卷入,必定遭到灭顶之灾.
因此,法国努力从殖民扩张中为其受伤的自尊找到一丝补偿并成为这一时期最热衷于此的欧洲国家.
俾斯麦也鼓励法国采取这一政策,部分是希望法国能够忘记将阿尔萨斯割让给德国的耻辱,部分是为了离间法国和英国,因为英国的殖民活动威胁到了德国的利益.
俾斯麦自己对于殖民问题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可以作为一个手段来离间各个欧洲国家,从而巩固德国的欧洲霸权地位.
所以他并没有试图利用德国的霸主地位来获得更多欧洲之外的版图.
但是德国的年轻一代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他们决心要让德国成为一个世界帝国,于是在1884年之后,他们迫使俾斯麦去吞并更大的地区,虽然此时已经时机稍晚,因为大多有吸引力的领土都早已名花有主,被他国占领了.
俾斯麦下台之后,支持殖民扩张的政党在德国政治中占据上风,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成为威廉二世和其幕僚们的首要目标.
德国的强大实力不仅系统性地用来保持在欧洲的霸权,而且用来在世界其他地区获得控制权.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除动用武力无其他选择,而此时的世界已经几乎瓜分完毕了,德国十分自然的、新的雄心给世界政治秩序的维护带来了新的问题.
在参与到瓜分世界的大国中,俄国继续追寻之前的三个扩张方向中的两个:在东南方挺进中亚地区;在东方进入中国.
这两边都拨动了英国的神经,同时施加在中国身上的压力也帮助日本迅速跻身世界军事和侵略强国之列.
但是俄国无意占领世界上更多偏远的地区.
奥地利对此也没有兴趣,尽管有迹象表明奥地利传统上向东南扩张逼近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的雄心正在死灰复燃.
意大利刚刚取得国家统一并跻身欧洲强国之列,既然在欧洲以外拓展版图看来已经是国家实力的标配,此时它也不甘落后于其他国家.
因为争夺突尼斯失败,意大利这才转向红海沿岸地区寻找补偿.
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的辉煌虽然已经不再,但是身处这样你争我抢的大形势中,依然磨刀霍霍,想要分一杯羹.
即便是美国也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急于加入这场瓜分世界的狂欢.
最后,作为羽翼已丰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国很不情愿地也被卷入这场瓜分大战.
由于相比其他竞争对手,英国起步较早,步伐更大,所以比任何其他国家攫取的新领土都多.
就如其他国家一样,英国这些年事实上正在步入帝国主义阶段.
其他国家对于海外扩张的重视唤醒了英国人心中对自己国家拥有广阔殖民地的自豪感.
迪斯雷利在升任首相期间,一改往日自己的殖民地无用论,转而为建立大英帝国而背书.
帝国联邦协会于1878年创立.
英国以前在殖民地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现在也慢慢开始接受现实.
其他国家,尤其以法国为代表,在以前英国影响力强势的地区大肆扩张,引起了英国的不安,而这里的酋长们曾经跪求英国的保护,它都不以为然.
奉行殖民主义的国家海外扩张的勃勃野心迫使英国采取进攻政策,尤其是在南非和澳大利亚.
总之,现在急于殖民扩张的欧洲列强都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这引起了英国的恐慌,担心有朝一日英国商人会被排挤出那些英国曾经一手掌控的地区.
考虑到英国现有殖民地的安全,其他欧洲强国的代理人表现出来的好战和侵略性也触动了英国的神经.
因此,英国在一段犹豫期过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积极地进行扩张.
在此期间,英国的主要对手就是法国,因为法国在世界每个角落的新殖民地都和英国产生利益冲突.
这种对立关系产生了急剧的摩擦,且强度上与日俱增,最终于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中达到顶峰.
即使这个事件过后,影响也没有完全消除,并一直持续到1904年英法才彻底解决彼此之间遗留的问题.
要说英国刻意防止或遏制法国快速的殖民扩张,这是不对的.
事实上,在法国热衷扩张的很多地区,英国的贸易利益早已根深蒂固,而法国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促使这些欧洲邻国及其姊妹国家之间的对立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式.
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殖民野心,英国则更为宽容.
三、瓜分非洲这一时期风起云涌,诡谲多变,很难用简短的篇幅来清晰概括.
但是我们可以依次考虑那些列强争霸的地区,这样也许更为简单.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非洲,它距离欧洲较近,吸引力较大,也是世界上唯一面积较大的且绝大部分还没有被占领的地区.
这里,所有的强国,除了俄国、日本和美国,都有其利益所在.
西亚是第二个群雄争抢的地区,这里只与俄国、德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的利益直接相关.
远东坐落着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已然日薄西山,走向没落,但是问题也更为棘手.
最后,还有太平洋岛国,这里的争抢也广泛存在但是相对不那么剑拔弩张.
奇怪的是,非洲大陆虽然是欧洲人最先发现并完全绘制完整地图的欧洲以外地区,却是最后一个置于欧洲文明有效接管的地区.
这是由于非洲海岸大多异常凶险,不宜居住;而它的内陆高原不是被沙漠阻隔,就是沼泽遍布,疟疾丛生;甚至非洲的大江大河也不能吸引探险者们再往前走,因为它们的水流离出水口不远就会遭遇湍流或瀑布,从内陆高原流向沿海平原,一泻千里,险象环生.
一路上的土著民族,骁勇善战且对于现代文明无欲无求,没有任何商机可以挖掘.
因此八代欧洲水手们都绕过非洲大陆,不曾真正尝试进入非洲中心地带.
除了最南端的英国和荷兰定居点、北部法属阿尔及利亚以及法国在西海岸建立的一些贸易中心、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建立的一些零星据点之外,1878年的整个非洲大陆仍然等待着欧洲的扩张和剥削.
除了埃及、阿尔及利亚和西海岸的一些老的法国据点附近的区域之外,非洲贸易主要受制于英国商人.
海岸线沿岸的绝大部分地区的原始部落和酋长们只认英国的影响力.
他们中很多人,例如桑给巴尔的苏丹和喀麦隆的酋长们,多次乞求英国保护,都遭到英国拒绝.
经过1878年前的两代人之后,非洲大陆的内陆地区才逐渐为人所知.
法国和德国探险家们在北非和东北非比较活跃,除此之外主要是英国人加深了人们对于非洲内陆的了解.
非洲探险家中青史留名的有利文斯顿、伯顿、斯皮克、贝克、卡梅伦以及斯坦利等,这些都是英国人.
当然,这不足以使得早已占据天时地利的英国独享整个非洲大陆,但是自然而然会给予英国相当大的话语权.
上述这些因素使得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扩张显著不同于他们在其他欧洲以外的世界.
它不是渐进式的,而是一蹴而就的.
它不是基于多少年的积累才宣称直接接管,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照不宣,即欧洲列强理应建立欧洲以外的帝国,因为欧洲文明更为先进和强大.
非洲天然地分为两大块地区.
北部海岸一直从大西洋延伸到红海,中间大片内陆为广阔的沙漠带阻隔,因此比起其他非洲地区,和加勒比海国家更为亲近.
历史上,北部沿海地区大多隶属于西方或亚细亚文明,而不是古老的含的子孙的野蛮统治.
在古迦太基文明和罗马帝国时期,从埃及到摩洛哥的所有土地,都是一片高度文明的景象.
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历史上,它们和其他非洲大陆都截然不同.
它们名义上属于土耳其帝国,任何来自欧洲国家对于其事务的干涉都会在欧洲政坛和巴尔干地区引发震动.
这一时期有两个国家倒入欧洲的怀抱,每一个在欧洲政坛引起的震动都不容小觑.
1881年法国在俾斯麦的怂恿下,向突尼斯派军,并将这一片疏于治理的区域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
法国如此做,理由非常充分.
因为它在突尼斯不仅有大范围的商业利益,而且突尼斯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早期自治领不过一墙之隔,突尼斯的动乱不免威胁到其经营多年的有效统治.
但是意大利在突尼斯也有利益诉求.
意大利在突尼斯的居民大大多于法国人,突尼斯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隔海相望,中间不过一条狭长的海域.
意大利此时刚刚萌发殖民野心,在此之前没有借着地利之便将突尼斯明确纳入其势力范围.
结果,这两个拉丁国家渐生龃龉.
由于法国吞并了突尼斯,意大利于次年(1882年)被劝加入三国同盟.
法国自知引火上身,开始对某些地区的殖民扩张有所忌惮,尤其是在欧洲国家眼皮底下的地区.
四面楚歌、自身难保又对德国永远缺乏信任的法国,此时难以承受再次卷入欧洲冲突的危险.
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法国在埃及问题上摇摆不定的原因.
在埃及,自从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开始(或者可以说是自从拿破仑时期开始),法国的政治影响力就达到顶峰.
而政治影响力本就与贸易和经济利益如影随形.
法国在埃及贸易中举足轻重,借给当政的埃及帕夏的资金比除了英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多.
法国还设计并运营苏伊士运河.
但是,这条水道自运营之初,主要还是为开往印度、澳大利亚和远东的英国商船所用.
因此,这条运河已然成为英国的战略要塞.
尽管英国起初反对挖掘运河,但是现在反而迫切寻求从破产的埃及赫迪夫(1)政权手中大批购买运河的股份.
因此英法在埃及的利益旗鼓相当,份额比其他欧洲国家加起来还要多.
在埃及本土政府1876年陷入破产之后,英法联手建立起某种"共管机制",即两国共同管理运河的财务情况,以确保埃及能够偿还亏欠两国国民的利息.
赫迪夫政府破产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政治混乱.
很明显要避免富饶的埃及大地陷入无政府状态,欧洲必须进行直接干预.
英法两国决定采取联合行动,欧洲他国对此也表示同意.
但是土耳其的苏丹,实为埃及的宗主,威胁说要破坏联合行动.
因为害怕由此产生的并发症并决心避免触发另一场欧洲战争,法国在最后一刻退出联合干预,英国只能单刀赴会.
尽管英国希望并相信自己能够尽快在这一地区恢复秩序,接着从这个国家全身而退,但是最终却身陷重建的泥沼,无法自拔.
下一章将详细论述英国如何占领埃及,这是该阶段英国成就的一个部分.
与此同时,其直接结果是英法自此之后摩擦不断.
法国因为痛失机遇而不能原谅英国.
由于埃及问题而产生的怨恨持续了整个时期,一直到1904年《英法协约》的签署才得以解除.
它加深并恶化了英法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对立;它让英法彼此互生芥蒂,无法心平气和看待对方的行为.
对于自尊受到伤害和内心愤懑的法国来说,英国对于延误撤出埃及给出的相当中肯的解释看起来不过是掩盖贪婪本性的一种伪善.
对于英国来说,吵吵闹闹又蛮不讲理的法国简直不可理喻,而且法国在其他领域的每一次行动都动机不纯,特别是在东苏丹和尼罗河上游的行动,简直是在攻击和削弱英国的影响力.
因此,埃及问题和突尼斯一样,展现了欧洲政坛在欧洲之外地区的大国角力.
德国得利最多,不仅通过拉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巩固了自己的力量,还通过殖民问题成功离间法国和邻国的关系而削弱法国.
事实上,俾斯麦心中只关心欧洲大局问题,殖民问题可有可无.
就像他自己直到去世都不断重申的那样,他不是一个"醉心殖民的人".
但是时代的发展迫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一观点.
因为非洲热带地区的富饶已经开始令欧洲垂涎欲滴.
在对热带非洲的殖民扩张中,法国一马当先,最为热衷.
法国很早就在塞内加尔站稳了脚跟,19世纪70年代末期又长驱直入,进入尼日尔河的上游.
往南法国著名探险家布拉柴沿着法国沿海定居点一直深入腹地,北进到刚果河.
同时,探险家利文斯顿和斯坦利深入非洲腹地,让世界得以知晓非洲大陆的广阔和富饶.
1876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布鲁塞尔召开国际会议,商讨对非洲进行共同开发和定居的可能性.
会议促成了国际非洲联盟的成立,并在主要国家都设有分会.
但是从一开始,这些国家的分会就撕下了国际合作联合开发的伪装.
只要这些国家在当地有些影响力,这些分会就沦为纯粹为自己国家利益而攫取最大范围领土的组织.
而这个联盟的总部,在组织了几次不成功的探险活动之后,实质上决心归入国王利奥波德二世麾下,旨在在他的庇护下于中非建立一个中立国.
1878年H.
M.
斯坦利结束其刚果探险归来,就立即被利奥波德国王奉为座上宾,从而为他发起的这个联盟占领刚果盆地做准备.
斯坦利为此于1879年再次踏上探险的道路.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与法国探险家布拉柴领导下的探险活动有所冲突,而布拉柴已经从西北方挺进刚果河谷.
同时,葡萄牙也希望复兴昔日强国的辉煌,宣称刚果属于葡萄牙.
1884年柏林会议的召开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些争端.
与此同时,各国也在非洲其他地区疯狂地抢夺地盘.
不仅在刚果河,还有几内亚河沿岸及其腹地,法国的活动都非常猖獗,并且已经威胁到英国早已在此建立的一些据点.
英国一群商人组成了非洲国民公司(NationalAfricanCompany),在这个公司及其领导人乔治·陶布曼·戈尔迪的带领下,施加了广泛的影响,并对法国的扩张攻势予以积极顽强的抵抗,才避免英国在尼日尔河谷的利益受到损害.
他本人后来因此授勋为爵士.
法国在马达加斯加同样雄心未灭.
尽管英国在岛上的贸易和传教活动一直胜过法国,法国在马达加斯加岛东北部的扩张势头却更劲.
这直接导致1883年法国和当地土著部落霍瓦人(Hovas)爆发战争,并于1885年以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获得间接承认而收场.
意大利也于1883年在厄立特里亚获得一席之地,这是一个濒临红海的国家.
德国也突然决心建立殖民帝国.
1883年德国不来梅商人卢德里茨出现在非洲西南部,这里有一些德国的传教点和贸易中心.
卢德里茨占据了大片范围,这是俾斯麦被说服同意接管,纳入德国保护的领土.
这个地区至此只是名义上属于英国势力范围,尽管当地酋长和传教士们,甚至普鲁士政府1868年都请求英国正式建立起一个受保护国,但是英国都没有答应.
1869年另一位德国特使纳赫蒂加尔博士受德国政府委派调查德国在非洲西海岸的贸易利益.
德国政府正式告知英国政府他的使命并要求英国给予协助.
当纳赫蒂加尔和多哥兰国王签署协议之后,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才为人所知.
多哥兰是几内亚河沿岸国家,通过这个协议同意成为德国的附属国.
一周之后,德国与喀麦隆的一些土著部落酋长也签署了类似的协议.
在这一地区此前英国的影响力一直显著,酋长们也多次请求英国保护,但是都被英国拒绝了.
不久臭名昭著的卡尔·彼得斯在几位同伙的陪伴下,伪装成工程师,进入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
其实他是受德国殖民协会的委派,来非洲争权夺地,扩张势力范围的.
在桑给巴尔岛,英国一直一方独大,而对这块大陆享有统治权的苏丹,多次要求英国政府将这些地区纳入英国的保护国之列,但是屡次遭到英国的拒绝.
彼得斯来非的行李中大半是已经起草好的协约文本.
他成功地和许多非洲土著酋长们签署了保护协议,将大约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置于德国的控制范围,尽管这些酋长们通常并不了解他们签署的协约有何意义.
柏林会议召开的时候,德国政府并没有批准将这些土地纳入德国的受保护国.
1885年才正式批准.
而英国政府对此不仅没有反对,德国在东非的权力扩张事实上还得到了英国的欢迎.
英国时任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写道:"英国政府支持这一协定,这将有助于欧洲文明向那些欧洲影响力仍然缺失的地区延伸.
"当一群英国商人开始进一步向非洲北部进发的时候,即进入后来的英属东非地区——这一地区彼得斯并未有所作为,英国政府在批准他们行动之前竟然还征求了德国政府的意见.
因此,在柏林会议召开之前,德国已经为在非洲建立殖民帝国打下基础;法国在北非的殖民轮廓也已初步显现;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湾建立的耐人寻味的自治领也已开始初现雏形.
1884年12月—1885年2月召开的柏林会议标志着瓜分非洲第一阶段的结束.
如果柏林会议能够通过努力制定好欧洲列强兼并欠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则,这个会议还是大有裨益的,但是事与愿违,会议在这方面毫无建树.
会议制定了建立殖民帝国的游戏规则,规定所有欧洲国家接管受保护国必须正式通知其他国家并且规定不得兼并还没有"有效占领"的领土.
明显地,"有效占领"这个用语模糊不清,可以任意解读.
会议还规定在刚果湾和尼日尔河应保证航行自由,在刚果湾和其他管辖权界定不清的领土应保证贸易自由.
但是,对于其他非洲地区却没有类似规定;它还削弱了之前达成的成果,即明确约定如果这些地区为一个独立国家兼并之后,对于贸易控制的限制自行失效.
会议承认了奴隶贸易的非法性并且明确了殖民国家有打击奴隶贸易的责任.
这一规定在英国的要求下,于1890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次会议时得到了加强和补充,事实上只有英国孤军奋战,强烈反对人口买卖.
即便如此,会议也没有试图界定殖民地国家的原始权益、保护殖民地人们的传统文化或者禁止任何国家寻求大于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的力量.
总之,柏林会议没有意图制定规则,来保证对于欠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只是代表其人民和文明的一种托管关系.
非洲殖民范围的划定,在欧洲列强之间竟然没有爆发公开战争,并且柏林会议的议题能如此轻松、和平地达成共识,此时看起来的确是一个好迹象.
但是会议定下来的基调实在不能说高尚或健康.
1884年之后,欧洲列强在殖民探险、兼并和开发上变本加厉.
在很多之前英国利益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广阔地区,英国现在才开始真正意识到四面楚歌.
也正是这些年奠定了英国在非洲扩张的重要基础:南部的罗德西亚和中非、东部的东非和索马里以及西部的尼日利亚和大片处于其半保护国状态的地区.
意大利在这一时期作为殖民大国的崛起确定无疑,但是也不是一帆风顺.
1883年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获得一席之地;1885年在英国的协助下,吞并和扩大了原埃及控制的大片领土,但是在其痛失苏丹之后又不得不被放弃.
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的扩张也导致了和周边邻国阿比西尼亚(2)的冲突.
尽管在1887年的道加里(Dogali)一役中突遭惨败,意大利还是在这场冲突中成功坚守并于1889年和阿比西尼亚签署条约,宣称后者愿意成为意大利的附属国.
但是阿比西尼亚人民对此进行反驳,并于1896年再次爆发战争,意大利在阿杜瓦之战中遭遇惨败,不得不承认阿比西尼亚的完全独立.
阿比西尼亚也是目前为止在欧洲扩张压力之下唯一坚守不屈的非洲本土国家.
与此同时,意大利自1889年开始,再一次和英国一起,在索马里划分出一块新的领地.
1884—1900年,之前遭到吞并的领地得以急剧扩张和兼并,尤其以法国为代表.
90年代,法国在非洲的自治领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几内亚海岸,而法国仍然野心勃勃,希望打通非洲东西两岸.
这也导致了英法之间一场新的、更为激烈的冲突.
英国在重新占领埃及控制下的苏丹和尼罗河上游之后,坚决不容许在尼罗河上游出现另外一个对手,或者让他国占领这一地区的任何属于它的领地.
因此,当英勇的探险家马尔尚历经两年的艰苦探险,于1898年在法绍达插下法国国旗时,立马遭到克其纳的阻挠,被迫撤军.
克其纳此时刚刚从推翻哈里发,再次征服喀土穆的战争中乘胜归来,势不可挡.
此时形势剑拔弩张,在瓜分非洲的过程中,欧洲从未离战争如此之近.
但是,这场争端最终以1898年英法签订协议而告终,这也可以宣告欧洲列强在非洲划分势力范围落下帷幕.
这是1878年以后长达20年间最为重要的一个条约,直接导致了除摩洛哥、的黎波里和阿比西尼亚之外的非洲在主要欧洲大国的你争我抢中四分五裂.
四、其他地区的争霸非洲是欧洲列强争霸和对抗的主战场.
至于其他地区,不妨简单在此讨论一下.
欧洲在中亚和近东的扩张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俄国在东南亚的稳步推进,这立即引起了英国有关印度问题的警觉,也导致其在印度西北部部落采取了"挺进政策".
第二个是德国对土耳其逐渐地、悄悄地渗透.
虽然没有势力范围的划分,也没有吞并,但是德国变成了土耳其政治上的保护国;对土耳其军队进行了整编;获得了巨大的贸易优惠条件;收购了土耳其的铁路;排挤了英国和法国在土耳其铁路行业曾经控制的利益并且建设了新的铁路线.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巴格达铁路项目,德国在这一时期结束前将其收入囊中.
这个项目的政治意义大于其商业利益.
尽管如此,1900年的中东问题还不是最令人心焦的.
土耳其帝国仍然保持完整,波斯帝国也一息尚存,虽然这两个帝国都已苟延残喘,日薄西山.
这部分是由于它们各自政府的朽木不雕,部分是由于欧洲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带来的打压.
即便如此,中东的这两个帝国看起来好像形成了一个相对不受欧洲影响力控制的地区.
但是这只不过是表象.
欧洲的影响力时时刻刻都在起着作用.
而且要避免帝国政权的瓦解和更替,某种程度上欧洲的政治护航确实不可避免.
远东地区的中国虽幅员辽阔,但是丧权割地来得迅速又不可避免.
中华文明虽历史悠久但发展乏力.
19世纪中叶中国成功阻挡了西方文明的侵袭,不至于政权瓦解,但是它并没有像日本一样,成功地审时度势,适应新形势和新变化.
在其被迫允许入境的欧洲商人、教师和传教士的渐渐影响下,中国的社会体系慢慢土崩瓦解.
欧洲列强中法国抢得先机.
法国早已在越南的交趾支那获得一席之地,又于19世纪80年代的殖民大潮中试图将越南的安南和东京纳入麾下.
早在1874年法国就和安南王签下条约,并据此宣称是安南的宗主国.
安南王对此予以否认并坚称安南是中国的臣属国.
中国也坚持这一观点,长期的谈判破裂之后,法国和中国之间还是爆发了战争.
这场战争持续了4年且耗时耗力.
战争于1885年结束,中国正式承认法国在安南的宗主国地位,中国之后也进一步走向衰落.
10年后中国大败于新晋帝国日本,其速度之快再一次有效地证明了中国的羸弱,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方帝国早已破败不堪,而日本却跻身新兴帝国之列.
这次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割让台湾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从而使得日本成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
本来日本还想获得辽东半岛,成为朝鲜的宗主国,但是欧洲列强一方面惊诧于中国的衰落,一方面可能也想渔翁得利,纷纷介入中日纷争,禁止日本吞并这两个地方.
俄国、法国和德国联合介入,英国作壁上观.
尽管日本万分不情愿,仍然做出让步并因此将俄国视为导致日本遭受如此耻辱的始作俑者,开始为不惜再来一战做足准备.
中国在战后不免心灰意冷,但是很快就意识到欧洲列强的好心和热情并不单单是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统一.
1896年中国被迫允许俄国修建满洲铁路,在华南给予法国"边界重定"和修建云南铁路的权利,而云南距离法国控制的越南东京地区非常近.
瓜分中国此时已然一触即发.
英国和美国强烈要求其他列强在中国保证欧洲贸易享受"门户开放"的条件下,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内政.
但这不过是徒劳,其他列强置若罔闻.
1897年,中国即将被瓜分的日子好像不远了.
德国先是借口两名德国传教士在中国被谋杀,抢得先机,占领了地理位置优越且对于中国沿海战略意义极为重大的胶州湾.
德国为了以后在中国进一步扩张,还重金打造了胶州湾,并进行加固和装备配给.
俄国紧随其后,占领了旅顺港和辽东半岛并加紧对于满洲的控制.
英国预计接下来在中国领土上会有一场血雨腥风,而自己的利益势必受损,因此在中国沿海租借威海卫以建立海军基地.
这样,所有欧洲列强都盘踞在衰落的中国周围,呈虎狼之势.
尽管英美不断抗议,各欧洲大国已经于19世纪末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但是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起到了延缓欧洲列强急速瓜分中国领土的趋势.
这个运动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中国人民痛恨外国列强的干预和压迫.
1902年,当英国和日本为了保持东亚现状,组成联盟后,这两个强国的海军力量联合起来,令欧洲几乎再也难以瓜分中国.
而中国也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此时只有俄国可以从陆路攻击中国,但是1904—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也为中国消除了这一威胁.
这样,远东得到了保持独立的机会,才能自主地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最后一个等待欧洲吞并的地区是太平洋上的诸多群岛.
自库克船长开始,英国就在这里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
在19世纪的前75年里,英国兼并了一些岛屿,但是总的来说,坚定拒绝了很多岛屿要求成为其被保护国的请求.
法国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之前就获得了喀里多尼亚岛和马贵斯群岛,但是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十分有限.
西班牙是其他欧洲列强里唯一在太平洋地区拥有领地的国家.
它占领了广阔的菲律宾群岛并对周边无数小岛(大约600多个)宣称拥有主权.
这些岛屿又称为密克罗尼西亚.
当80年代欧洲殖民风潮兴起的时候,德国也认识到太平洋地区有利可图,接连吞并了俾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的东北部.
这直接对英属澳大利亚构成威胁,英国担心在澳大利亚海岸线周边看到如此可怕的邻国,因此吞并了新几内亚的东南部岛屿.
剩下的则早已由荷兰占领.
19世纪90年代,对太平洋岛屿的瓜分尘埃落定,主要参与的国家有德国、英国和美国.
美国在这个世纪最后一刻加入这场帝国主义殖民争夺,实在是让人意外,耐人寻味.
美国1898年吞并了夏威夷并于1899年和德国一起平分了萨摩亚群岛.
1898年因为古巴问题美国不得不与西班牙开战,这也使得它不得不背离其传统上采取的不参与世界政治的政策.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获胜,西班牙帝国在新大陆和太平洋地区的最后一块领地也荡然无存.
古巴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制国家.
波多黎各为美国吞并.
太平洋上原从属于西班牙的密克罗尼西亚为德国接管.
德国本来还打算吞并菲律宾群岛,但是美国也决心要接管菲律宾.
如此一来,美国就背离了原来的不殖民政策,因此获得的殖民地使得美国和远东地区关系更进一步,也使得它认识到将西方体制引入欠发达国家的困难.
在这个全球殖民热潮高烧不退的时刻,殖民主义者的热情就像曾经席卷欧洲那样,在美国燃烧开来并且成为门罗主义新的注解.
1895年委内瑞拉争端期间,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尼提出:"美国实际上就是这个大洲的君主(意指包含北美和南美在内),而且美国的意志对于其美洲属国来说就是法律.
"从来没有哪个欧洲殖民大国夸下如此海口.
这也给欧洲列强带来了一个近乎逆反的挑战.
可以说,这一论断不能代表所有美国国民的意见.
但是,19世纪末的美利坚合众国看起来确实已经从不干涉美国之外的外交政策中觉醒,开始自然而然地参与到西方在世界各地播撒文明的任务中来.
如果美国能再开诚布公一点,如果它能澄清自己已经意识到整个世界的共同利益和不可分割,也许美国的影响力能消除一些接下来一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纷争,并且震慑那些导致一战浩劫的破坏力量.
但是美国不干涉外部事务的传统过于强大,在90年代短暂的殖民热潮过后,它又回到之前的孤芳自赏中去了.
19世纪的最后25年,欧洲殖民热潮汹涌澎湃,以上的论述不过是浅尝辄止,流于表面.
这一时期,整个世界都被少数列强瓜分殆尽而全球都被置于以欧洲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下,并依赖于这一中心的发展走向.
很少有地区能够摆脱欧洲列强直接的政治摆布,即便能够成功摆脱一个强国,这些地区也会在不经意间落入另外一个或多个大国的构陷.
例如,德国控制了土耳其;俄国和英国瓜分了波斯.
不仅如此,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地区几乎不受欧洲体系的影响.
西方文明已经完成了对整个星球的征服.
世界国家的利益纠葛在世界每个角落里相互交织,以至于很难在各大国之间保持势力均衡,就像18世纪的欧洲一样.
世界国家的时代已然来临.
但是,秉持怎样的精神来进行全球治理以及如何保证可持续性都还有待探索.
这两个问题实则殊途同归,因为任何体系,如果根植于压迫、剥削和不仁不义,注定不会长久.
五、新世界强国下面我们将讨论这后四分之一世纪里通过巧取豪夺而新崛起的世界国家.
不管是从殖民扩张的范围还是从重要性上看,领先的当属法国.
它总共占领了500万平方英里的领地,在面积上排名第三,仅次于老牌殖民帝国俄国和英国.
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法国早期占领的、范围较小的地区以及1830—1848年占领的阿尔及利亚.
它们都是法国在其他欧洲列强还没有开始想到要在欧洲以外地区建立帝国的时候就已经抢先占领的.
事实上,法国也是第一个建立世界帝国的国家.
这主要是由于法国过去的传统以及法国人希望在其他地区重塑它在欧洲失去的光辉.
因此,法国的殖民扩张旷日持久,大小通吃,对此其他欧洲国家望尘莫及.
总的来说,法兰西帝国的殖民范围中大部分纳入其麾下时间不长,其治理的体制也在萌芽之中.
在建立一套殖民地治理体制的过程中,法国殖民者沿用了其殖民祖先18世纪在美洲和印度对付当地土著人的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计策.
他们的传统还真的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啊.
虽然法兰西帝国通过侵略战争获得了绝大部分领地,但无论在北非、马达加斯加或者远东,其统治都没有遭到太多暴动和反叛.
但是法国在殖民统治方面有两个特征为将来埋下隐患.
一方面,法国拒绝在其殖民地施行门户开放政策,不留一丝余地.
除了美国,没有哪个殖民帝国奉行过如此排外自大的经济政策.
如果它们的政策遭到其他国家仿效,欧洲的扩张就彻底无望了,欧洲国家之间也没有什么"利益均沾"了.
另一方面,法国殖民的初衷是想从臣属国获得军事资源,不仅用于欧洲以外的扩张,而且如果有必要,也可以用于帮助法国处理欧洲内部的纷争.
因此,法国强制要求臣属国的人民都要服兵役并且训练他们.
到最后,这些武装力量在人数上大大超出了当地警察和防御的要求.
当然,当时机来临,他们都可以大批用来应对欧洲的冲突.
法兰西殖民帝国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最为重要的是其北非帝国,从阿尔及利亚一直延伸到刚果河口,从大西洋横跨到尼罗河.
第二重要的是物产富饶的马达加斯加.
第三个地区就是由越南的安南和东京组成的东部帝国,历史上法国在这一地区的殖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
除了这三个主要地区,还有太平洋和西印度洋上几个早期占领的可有可无的岛屿、迪普莱时期留下的几个印度的城镇以及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位于南美的法属圭亚那省.
接下来要论述的是耐人寻味的刚果自由邦,它占据着非洲大陆的富饶的核心地带.
名义上它是一个公认的中立地带,不附属于任何欧洲强国.
但是实际上它一直被视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专属领地.
刚果遭遇的国际限制是非欧洲世界里最严密的,手无寸铁的刚果原住民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是最不堪的,这也是欧洲帝国主义历史上最难以启齿的一页.
即便有国际条约的保护,原住民面对当地政府治理权的滥用也无能为力.
唯一真正能够限制权力滥用的只有政府的良心和执政精神.
对于刚果人民身上所遭受的种种暴行,利奥波德二世难辞其咎,并为后世唾骂.
1908年,当他终于决定将刚果纳入比利时政府和议会直接管辖时,当地的治理才终于得到改善.
意大利在建立世界国家的过程中是最不成功的.
这个过程险象环生,令人唏嘘不已.
意大利吞并了红海和索马里海岸大约2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是这些领地大都炎热异常、干旱贫瘠、寸草不生.
意大利甚至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机会来显示自己如何承担治理这一大片帝国的责任.
在非洲新兴殖民帝国中,德国在某些方面最为可圈可点.
它只用了3年时间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帝国,而且不费一兵一卒,也没有造成严重的摩擦.
虽然德国领地在面积上相对较小,只有不到100万平方英里,还不到法国自治领面积的五分之一,但是这也已经达到德国本土面积的五倍,并且总的来说,要比法国的殖民地富饶.
德国殖民面积较小,实际上是由于德国是最后一个加入这场圈地竞赛的.
1883年之前,德国没有一丝殖民扩张的意愿,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上的殖民步骤.
如果德国早个10年就开始的话,并且它也有这个能力,德国无疑会获得更大面积的非洲土地.
德国在对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帝国的治理过程当中,投入了德意志民族典型的严谨和认真,决心在殖民领域也要表现出德国在其他领域一贯表现出的科学和系统的精神.
德国人仔细研究当地民众的语言、习俗和民族构成,而这种执着的精神只能令其他殖民国家望其项背.
他们调查了热带地区的卫生问题,在其殖民地设立了一套其他殖民国家无法比拟的医院系统.
他们规划出港口和城镇,建造了公路和铁路.
他们大范围设立了学校,决心在原住民当中培养出可以在殖民政府中担任普通管理职位的可造之才.
他们还想方设法吸引白人来这里定居,特别是到东非和非洲西南部,并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居所.
但是这一举措成效不大,因为德国外迁人口的数量已然枯竭,而且即便有想要移民外迁的,也较偏向于更加自由的美国和英国的自治领地区.
所有这些举措都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在德国建立殖民地的前20年里,德国财政部为此拨款达1000万英镑.
而当一战来临的时候,只有多哥兰一个德国的殖民地能够偿还因此产生的费用.
德国政府为此花费巨资被认为是为了德国的将来而投资.
德国和法国在非洲激烈竞争,其殖民帝国和法国建立的具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但都对德国非常有利.
德国收取的关税都是纯收入税,并不是保护性关税.
也就是说,实际上所有国家的商人都可以平等地进入德属新兴市场.
由于德国是一个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这个政策本来不太可能会成功,但是德国政府当时足够聪明,意识到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是满足殖民地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次,尽管德国在其殖民地招募和建立了本土军队,但是其数量却控制在仅仅满足当地的治安和防御目标,而且也没有建立强制性的兵役制度.
当一战来临的时候,其他殖民大国警惕心也随之增强,唯恐德国会像在欧洲一样,在非洲也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
这种担忧是正常的,但是公平地讲,1914年之前德国在其任何非洲殖民地上都没有实现这一点,而法国却早已在其殖民地建立了武装力量.
即便如此,与其他殖民对手相比,德国在某一方面严重地处于下风,尤其是在德国开始殖民扩张的前20年.
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帝国如此连续不断地遭遇到当地原始居民发起的战争和反抗.
这可能是由于德国官僚的固执呆板和不知变通的统治方式、处理殖民地问题经验的不足以及他们急切希望按照德国严谨有序的标准建立起当地治理体系等原因.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德国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态度以及对于当地民众福祉和权利的广泛漠视.
在东非曾发生强烈的反抗,最终以德国出兵残酷镇压而收场.
在喀麦隆,当地部落一心希望欧洲国家在当地建立强势政权以至于多次请求英国保护,为此据记载1891—1907年德国向喀麦隆派遣远征军多达46次之多.
但是德国殖民史乃至欧洲殖民扩张史最黑暗的一页发生在非洲西南部.
这一地区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但是所有的部落都被逼反抗德国,进行了艰苦卓绝、惨绝人寰的战斗.
为此,德国不得不出兵两万,耗资1500万英镑,并损失5000名德国士兵.
当地土著人口一开始总数达四万户,在双方停战后减少了一半.
赫雷罗人是反抗部落里最坚定的一支力量,最后被赶尽杀绝.
"赫雷罗人必须离开这块土地,"德国将军冯·特罗塔在1904年打击反抗运动前的一份宣言中说道,"如果站在前线反抗德军,每一个赫雷罗人,不管他是否手握武器,也不管他是否牵有牛羊,都会被射杀;我也没有照管妇女和儿童的责任,他们应该被遣返到他们自己的部落.
"尽管这一宣言为德国政府所否认,但事实上德军就是按照其中的原则行事的.
一万人因此而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他们被驱赶到一个缺乏水源的沙漠地带,几乎无人生还.
一些人逃亡到英属殖民地,还有一些人在反抗运动结束后被安排栖身于德国殖民地内的一些土地贫瘠的保护区,除此之外,赫雷罗人近乎灭绝.
这些反抗事件在欧洲影响深远,它们最终成为德国在欧洲外建立的殖民帝国内施行暴行的借口,同时也给其他欧洲政府留下了对于德国帝国主义的负面印象.
事实上,在德国内部,同样也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1906年,在德国国民议会的要求下,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以调查那些玷污德国声望的殖民暴行,并且调查结果也公布于众.
一方面德国和殖民地的战争不断,一方面很多德国的殖民暴行也被不断揭露出来,其目的就是为了试图洗刷贴在德国殖民体系上的罪恶标签.
在德恩堡的领导下,殖民地进行了很多改革,他于1907年履职成为德国的殖民大臣.
尽管此时说德国殖民初期的罪恶都已洗刷殆尽还为时尚早,但1907年之后德国殖民地和其他欧洲殖民地相比,在对待当地土著居民这一点上,至少不会处于下风.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可圈可点,譬如说在对一些热带疾病的科学治疗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六、争端之源20世纪之初,世界各地都在庆祝人类跨入了一个新时代,迎来了人类进步的新曙光.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事件就是欧洲列强瓜分世界,建立世界国家的过程已经接近尾声,白人文明已经主宰了人类的命运.
欧洲文明带来的物资设备,使得落后地区的技术装备正在快速地进步.
很多热带疾病得到研究,战胜它们也指日可待.
即便在最为偏远的地区,学校、教堂、法院和市场都在兴起.
轮船、公路和铁路等迅速铺开.
这些交通枢纽将殖民地的原材料源源不断输入西方工厂、变成工业制成品并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世界一体化的过程日新月异.
但是这一片歌舞升平背后却因为一个潜在威胁而阴云密布.
新兴的世界列强们,在瓜分世界的过程中得以解决它们的冲突,因为世界看起来好像广阔到足够满足它们的狼子野心,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然结束.
它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虎视眈眈,充满嫉妒地对视着彼此.
它们也明白哪怕是一点点小冲突,彼此的竞争都有可能演化为一场世界大战.
它们因此而疯狂地扩充武器装备,为可能到来的大战做好准备.
它们在1899年的海牙会议上未能就停止这一危险而又破坏性极强的竞争达成一致.
这一危险因为主要世界大国已经在欧洲急剧分裂为两大紧密的阵营而逐渐升级,而且它们看起来都希望背水一战.
一方面,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了三国同盟,就欧洲来说,这是结盟时间最长,关系最为稳固的一方.
另一方面,针对德奥意三国同盟,法国和俄国随即在19世纪末的最后10年里成立了两国同盟.
面对这些对立同盟的出现,英国和美国仍然坐山观虎斗.
而日本还不足以成为一个世界国家.
但是即便如此,一旦这两个欧洲同盟开战的话,它们之间的冲突必定会殃及世界其他地区.
它们经常有背水一战的各种诱惑:光在欧洲就有各种发生摩擦的土壤,而且它们彼此都加紧备战也使得局面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两个同盟都希望能够抢得先机,一举制胜,从而结束这种持续对立状态所带来的难以忍受的压力.
但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在这个建立世界国家的争夺战中,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以德国为主导的德奥意三国同盟在欧洲明显更为强大,一旦开战,其中心地位必然为其赢得优势.
但是在欧洲之外的话,三国同盟相对优势就不明显了.
在瓜分世界的过程中,三国同盟的成员国获得的份额几可忽略不计:奥匈帝国没有任何殖民地,意大利只获得了一些干旱贫瘠的沙漠地区,即便是德国也不能与其他老牌殖民主义列强同日而语.
反过来,俄国和法国,在建立世界国家的规模上排名第二和第三,仅次于英国建立的大英帝国.
如果它们有充足的时间为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来充分调动手上大量资源的话(法国迫切希望能够动用其非洲殖民地的黑人力量而俄国能够派出参战的军队数量也不容小觑,如果不受武器弹药和人员运输限制的话),俄法两国同盟必定能够最终战胜实力更为强大的德奥意三国同盟,除非与此同时这种势均力敌出现了某种变化.
欧洲一旦开战必然会引起这样的变化,因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帝国,尤其是法国或俄国的殖民地的命运必然要听命于欧洲母国的运势走向.
很明显,在此形势之下,德国肯定具有开战的巨大诱惑,因为德国的国民传统就是事关权力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拔刀相向,弱肉强食.
如果说按照腓特烈大帝或者俾斯麦的行事原则,有一种形势会让他们采取铁血无情的战争手段的话,此时此刻的形势投入一场战争简直水到渠成,因为此时世界已经瓜分完毕,而德国却没有获得和它的体量对等的份额;而法国和俄国作为德国曾经的手下败将,现如今却建立同盟,枕戈待旦,并且在欧洲以外捞到了广阔的殖民地,其中很多领地都是德国梦寐以求的.
回想19世纪德国的历史和传统,其国力不断壮大和增强的每一步无一不是通过穷兵黩武实现的.
自然而然在德国国民当中,有一种不断增强的声音认为德国要继续发展壮大就必然要展开另外一场战争,而且如果形势所需,他们也愿意推波助澜.
不足为奇的是,1900—1904年,世界上普遍担心德国会引起一场浩劫.
奇怪的是,这场预期已久的浩劫竟然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发生.
许多个因素相互作用推迟了这场浩劫.
一方面,德国再也没有在其国力上升早期时出现的腓特烈大帝或者俾斯麦那样冷静果敢、肆无忌惮又目光长远的领导人了.
德国现在处于一个爱慕虚荣、装腔作势却又奸诈无比之人的领导之下,他喜欢聚光灯下的光环,却又纠结于自己是要做"身披闪亮铠甲的战神"还是要扮演"和平的使者".
德国当时也没有什么二号人物能够力挽狂澜,让他在这两个角色中做出选择,砥砺前行.
另一方面,德国当时正处于繁荣的扩张期,其商业利益集团一想到战争可能带来的难以预测的风险就不寒而栗.
再者,20世纪初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和进程(后续详述)令战争的风险显得无比巨大,也深深改变了接下来冲突发生的条件.
而推动这些变化的,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英国.
此时的英国也进入了历史的拐点,有关这一点下一章再行论述.
南非战争终结了英国大张旗鼓的帝国主义时代,一想到英国因此所要承担的巨大的责任以及英国一直追随的"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所带来的风险,它的脊背也不由自主地发凉.
总的来说,1870年之后一代的绝大部分时期德国在欧洲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因为用俾斯麦的话说,德国是一个"知足的大国",特别是当德国已经实现了民族统一的宏愿并且在欧洲被公认为是首屈一指的民族国家.
但是,自1890年之后德国变成了制造动乱和战争的国家,因为德国已经不是一个"知足的大国".
一个比实现民族统一更大的宏愿已经紧紧抓住德国的心和整个欧洲的心,即建立一个世界强国.
此时的德国定然不会感到满足,因为德国所瓜分的份额和它在列强中强大的地位简直不成正比.
德国为自己达成的成就而自豪不已,因而确信即便欧洲上演着诸侯争霸,德国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不论在维护和平的手段上还是发动战争的艺术上,德国都当仁不让,无与争锋.
因此,虽然造化弄人,德国也绝不甘心在殖民扩张上处于劣势.
德国加入殖民扩张的时间较短,但这不是它自己的过错,而是由于1870年之前的六个世纪里,德国一直处于一盘散沙的残酷状态.
等到德国终于实现了国家统一,却发现地球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都已经快被瓜分殆尽了.
既然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为建立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如果德国在殖民扩张上不处于第一梯队,它是绝对不会得到满足的.
如果不能跻身第一梯队,德国看来将会落得和荷兰及丹麦一样的下场:它可能会像这些小国一样永远富裕,但是置身于周围的大国之间,它会自惭形秽,在世界大会上它的声音也会倍感渺小.
但是一个符合德国的国家地位和军事传统的世界强国的诞生,必然不会像俄国、英国或者美国那样,以一种缓慢而自然增长的方式.
此时的世界已经瓜分完毕,这种可能性已经被排除.
要在欧洲以外仍然保持优势,只能以牺牲已经占有殖民地的国家的方式.
对于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以坚定的意志力、高效的组织能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迅速建立欧洲霸权的德国来说,同样的手段再用一次,应该没有拒绝的道理.
尽管如此,要说德国政府或者日耳曼民族中的某些控制性因素处心积虑地策划了这个宏大而又可怕的目标,或者1914年的战争是在几十年前就有人有意识且冷静地做好准备了的话,这完全是对历史的误读.
但是,德国要取得和自己地位相配的殖民范围,按照新标准建立世界强国的目标是非常自然的.
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只有通过战争手段.
此时的德国人民坚强自信,勤劳勇敢,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无敌状态之后,民族自豪感已经达到了近乎自大的白热化状态,很容易被误导并忽略一场世界大战可能带来的梦魇.
看待战争的态度不是冷静和客观,而是希望和狂热.
德国国民存在的这种心理是新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上许多最为可怕和最具威胁性的心理之一.
甚至早在20世纪未开端之前,1890—1900年的10年里,德国人民和德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四面出击,迫切寻求海外扩张了,而这些雄心也导致了新世纪开始后全世界范围内不安情绪的产生.
这些年的一些谋划和项目尽管不是那么明显,也有必要讨论一番,因为如果对于它们一知半解,接下来世界政坛的压力将变得难以理解.
但是,如果认为这些谋划都是德国举全国之力系统而长期地促成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这些计谋对于德国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吸引力.
有些人迫切渴望了一段时间,就慢慢淡忘,尽管很少彻底放弃.
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些谋划的背后,德国人中存在着一种不安分的雄心壮志,可又没有清晰界定的目标,同时又有一种想要尽力打开局面,扩张势力范围的急迫心理.
这对于一个像德国一样如此强大、勤奋和坚定的民族来说,构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意识框架.
尽管德国在非洲的殖民扩张成果令人失望,德国的殖民狂热分子仍希望能在非洲改天换地,扳回颜面:如果能够获得比利时治下的刚果,再或者葡萄牙能够同意将非洲东部和西部海岸沿线的大片领地卖给德国,德国就能在热带非洲建立起一个伟大的殖民帝国.
事实上德国人从未放弃这一梦想,并且这还是一战期间很多宣传册上刊载的主题.
19世纪90年代,德国貌似希望在南非利用英国和布尔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挑起事端.
德属非洲西南部为这些行动提供了便利,这里部署了价格高昂的战略铁路体系,甚至在水平上要远远高于这块殖民地上的商业铁路.
无疑克鲁格总统确信他会得到德国的帮助:1895年詹姆森突袭事件发生之前,克鲁格公开宣布"是时候在德国和德兰士瓦之间建立起最亲密的友谊关系了,就像父子一样自然亲近的关系".
1896年詹姆森突袭事件发生之后,克鲁格总统收到德皇的电报,恭贺他在"没有寻求友邦的帮助下"击退了入侵者.
1897年德国和奥兰治自由邦正式签署了友好和商业往来条约,据此德兰士瓦和德国缔结了永久联盟条约.
但是当危机来临时,德国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
德国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英国的舰队正严阵以待呢.
这样的话,南美再次给予德国扩张以新的希望.
那里有数以万计的德国定居者,特别是在巴西南部地区,泛德联盟曾经不遗余力地组织这些德裔定居者并且通过学校、书籍和报纸煽动他们的爱国热情.
但是美国的门罗主义阻碍了德国在南美的扩张行动.
也许德国是在试探美国的底线,毕竟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所有殖民强国中最弱的.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美德开战,英国舰队必定会来协助美国.
为了在南美扩张而招惹如此强大的敌人,对于德国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没有丝毫便宜可占.
而在远东,由于中华帝国好像正在分崩离析,直接进攻的前景看来对于德国更为有利.
1897年德军占领胶州半岛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良好开端.
但是1902年英日同盟的建立对于任何想在这一地区大肆攫取的国家来说,形成了严重的阻碍.
英国舰队再一次隐隐之中成为德国对外扩张的绊脚石.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遐想虽然经常为好事者在宣传册中提及,但是从未被德国政府所采纳,那就是从属于荷兰的马来群岛应该由德国接管.
按照所有泛德联盟的政治民族学家的说法,荷兰应该被纳入日耳曼帝国,成为其中一个部分.
这样的话,荷兰本土以外的殖民地理所当然应当接受其宗主国一样的命运.
但是这一遐想仅限于遐想,从未被公开讨论过.
土耳其帝国是接下来德国发现在实际上采取行动更加可行的一个地区.
也就是在这里,德国在这一阶段最为系统性地深耕细作,进行扩张.
德国建立了柏林—巴格达体系,作为德国建立世界强国的基石,在新世纪开局前已经初具规模.
理论上来说,德国接管土耳其帝国治下的大片管理不善的荒原和沙漠真不啻为人类文明的真正的进步,而且相比英国对于埃及或者印度的控制,也不是那么不合情理.
这种心理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其他列强对于德国在土耳其建立影响力基本持默许态度了.
但是,1890—1900年这个10年里,不管是宏大的柏林—巴格达项目,还是各种其他的遐想和展望,都没有被德国政府真正地付诸实践.
德国还处于四处试探、积极战备以及在军事和工业上积累资源的阶段.
也许这一阶段从众多试探中得出的主要成果就是在每一个节点,不断扩大的大英帝国始终都是德国扩张的拦路虎.
因此,德国日益深信,扳倒这个又肥又壮的巨人,或者至少建立一支可以和英国舰队平起平坐的德国海军,是建立德意志世界国家的必要前提条件.
这是现代德国主要政治导师特莱希克鼓吹的理论,他于1896年去世.
他生前不遗余力地宣称英国是一个腐败老朽的国家,大英帝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只要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打击,它就会崩溃.
大英帝国得以形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悖论,因为它从来没有像日耳曼帝国一样直接诉诸武力.
特莱希克的哲学观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不基于强权,而是基于共识而存在,为什么不像普鲁士一样由政府主导建立而是由当地居民自发地实行自由自治,且结局难料,不受掌控.
特莱希克及其追随者们只能推定由于大英帝国不是凭武力建立,那么一定是凭着一些卑鄙伎俩.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英国政治家们数个世纪以来一直追随的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对外政策,即通过一种称为制衡的狡猾手段使得欧洲国家之间互生龃龉,而在这些幼稚易骗的国家背后,英国则坐收渔人之利,无耻地攫取地球上最令人垂涎欲滴的地区.
按照这一观点,正是因为英国神秘般地背后使坏,才使得法国和德国交恶,并且使得俄国也疏远了德国这个从古至今的天然盟友.
但是算总账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届时英国的这些雕虫小技将失去作用,骄纵跋扈、自私自利且过度扩张的英国将不得不面对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穿着闪亮盔甲的德国军队.
接着,随着第一声枪响,印度就会应声反叛,荷属南非就会投入德国解放者的怀抱,那些英国给予一定程度独立的大片殖民地(其他任何强大的政府都不会允许)都会揭竿而起,抖掉身上最后一片屈膝臣服的碎片.
这样,本就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就会四分五裂,而德国就会以胜利者的姿态,放手追寻自己的伟大抱负,在强权、体系及"健康的自大心理"的基础上,创立一个长治久安的世界强国,而不是基于合乎自由和正义的"非理性的多愁善感".
这就是《现实政治》这本书当中所宣扬的理论和谋划.
它们在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重要领导层里影响广泛.
这些影响与19世纪末德国政策的显著改变有着必然的联系,此时德国拒绝考虑1899年海牙会议上提出的裁军协议.
这时,1898—1900年的德国海军法案已然将德国海军提升到严重威胁英国海军的程度,德意志皇帝也宣称德国的未来在于海上,德国要做大西洋上的统帅.
预见一场冲突即将到来让全世界惴惴不安.
刚刚从1870年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的法国,对此心知肚明,有些法国领导人怀揣可以借此一雪前耻的希望:如果冲突爆发,也许法国还可以收复失地.
俄国由于在巴尔干地区受到德国的威胁,日益意识到大战即将来临,它也希望通过这一战可以占领君士坦丁堡,从而实现隔离欧洲的夙愿.
独有英国后知后觉,反应较慢.
1898年,约瑟夫·张伯伦先生还在倡议由英国、德国和美国组成联盟来维持世界和平.
当塞西尔·罗德斯计划将牛津大学变成所有大英帝国内部自由国家的青年人的训练基地时,如同为美国学生一样,也为德国学生提供了便利.
英国也许是所有大国之中唯一在新世纪到来时还没有意识到一场世纪浩劫即将袭来的国家.
(1)赫迪夫(Khedive),等同于欧洲的总督.
(2)阿比西尼亚(Abyssinian),埃塞俄比亚旧称.
第八章群雄环伺中的大英帝国(1878—1914年)一、帝国的成长自1878年各个大国开始群雄争霸,图谋建立世界帝国开始,大英帝国在规模上继续增长,同时在特征和组织架构上也发生了稳步的变化.
在对非洲的瓜分中,尽管英国已经在殖民扩张中占领了大片领地,其所取得的份额之大仍然令人吃惊.
纳入英国保护范围内的英属东非、乌干达、尼日利亚、尼亚萨兰(今马拉维)和索马里将英国的新黑人殖民人口增长了2500万,再加上英国在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的老殖民地人口,英国的殖民面积至此大为增加,殖民人口在数量上超过了法属非洲殖民地人口的总和.
但是,除了这些热带殖民地之外,英国还在非洲获得了另外两块重要的地区,我们不得不另外赘述:一个是埃及,另外一个就是辽阔的南非地区.
瓜分非洲结束之时,英国得到的总殖民面积已经超过350万平方英里,殖民人口达5000万,并且这些都是非洲大陆最好的地区.
大英帝国单单在非洲的所得,就是德国在非洲殖民面积的三倍多,而德国殖民地几乎仅限于非洲.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英国在已经建立了幅员如此辽阔的帝国之后,还要在欧洲列强瓜分最后一个大洲时占领如此大的份额毫无疑问,这部分是由于帝国主义情绪在这一时期的英国甚嚣尘上,愈演愈烈.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为深厚的原因.
首先,1815—1878年,英国在除非洲内陆地区之外都建立了广泛的影响力和贸易关系,其他大国没有一个能和数量如此众多的本土部落建立这样稳固的关系,而许多部落正希望能得到某个大国的保护,通过制定某些特定的原则,从而确保他们的很多权利和习俗得到维系.
其次,英国是唯一一个在非洲早已建立殖民地的大国,有很多欧洲人在那里定居和淘金,这些定居者的活动在英国的非洲殖民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再者,由于欧洲大陆国家都采取了财政保护主义的政策,要是它们其中任何一个强国占领了其他国家,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所有贸易活动都将受制于或专属于这个欧洲强国.
因此,英国的利益集团面临着在之前已经打开交通和贸易关系的大片区域遭到排外的可能性,自然迫切希望英国能够在尽可能多的区域保持优势和霸权,从而确保这些地区的贸易对他们保持开放.
英国进行殖民扩张的主要考虑正是为了打开和拓展新市场,而不是占领之后就对其他国家进行关闭,占为己有.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英国占领如此广阔的地区才没有遭到其他贸易大国的反对.
大英帝国的扩张事实上对于所有非帝国主义国家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特别是对于一些贸易繁忙的国家,例如意大利、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美国.
如果英国改变其传统的贸易开放政策,在纳入其保护范围内的广阔殖民地上仅仅保持贸易对英国本国商团开放的话,难道我们不该预期整个世界将群起而攻之,抗议英国吞并和自己国土大小如此不相称的份额而向其他贸易大国行敲诈勒索之实只有英国在其殖民地内对世界所有国家保持门户开放政策,其鲸吞海量才不会招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反对和抗议.
尽管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在殖民地的管理上都更有经验,但是这一时期在其获得的新保护国内,英国却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难题:如何对于落后国家的人口进行公正有效的管理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本土种族,也有少数欧洲定居者,其中很多白人不能在那里永久定居,他们的到来仅仅是为了商业开发.
然而,这些国家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当地人不喜欢迁徙到陌生的土壤,而且他们的需求又少,很容易就可以赚得生活所需,过着无需劳作、悠闲自得的日子.
因此,奴隶制是非洲大地保持重活、脏活得以完成的传统方式,但是欧洲文明早已和奴隶制一刀两断了.
部落首领们从古至今用来保证自己权利和责任得以执行的不变法则,原始社会能够保持社会统一的传统习俗,又一次和西方文明格格不入,并且在和西方工业文明接触后就将土崩瓦解.
如何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保证殖民地土著居民的合法权益如何改变他们的传统习俗来适应他们新主人的法律思想如何教育这些头脑简单的人们养成勤劳一生的习惯如何开发他们国家的自然资源而不干涉他们的产权和传统使用权这些问题都是极为错综复杂的问题,也是建立了新殖民帝国的所有欧洲列强面临的问题.
企图强势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仅仅从保证统治者的利益出发,其结果都是倒行逆施,无辜流血:例如在刚果发生的暴行以及之前已经论述过的在德国殖民地上发生的持续的暴乱和战争.
由于英国殖民历史较长,经验丰富,英国自治领上的土著居民得以免于承受这些暴行中的大多数.
但是,我们也不敢断定在英国的殖民地上绝对没有发生过这些邪恶的行为.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英国殖民地政府一直以保护土著居民权利为己任,从而避免这些部落社会体系的崩溃,因为只有这些部落体系才能避免整个殖民社会的瓦解.
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也许它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至少这些英国治下的土著居民并没有被赶尽杀绝,且感觉到自己总的来说还是受到了较为公正的对待.
"让我来告诉你,"一个赫雷罗部落的人据说从英属南非写信给他在德国殖民地的同胞时说道,"英国的殖民地是一个很好的国度,因为这里没有虐待.
白人和黑人一律平等.
这里有活干,也有钱赚,你的白人监工不会打你,如果他打了你,他就破坏了法律并且要受到惩罚.
"在英国的自治领内总的来说实现了持久和平,而在德国的殖民地历史上战争不断,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英国于1815—1878年形成的保护殖民地本土权利的传统以及在此期间获得的经验,使得英国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因此,在一战期间,在英国新近占领的殖民地上没有发生严重的反叛行为;反而一些酋长及其人民主动要求帮助、保护英国军队并自愿提供价值不大但数量众多的礼物,如此种种构成了战时最令人动容的一幕.
这些自治领问题众多,还处于人类历史长河的昨天,要为它们摆脱贫困和愚昧找到一个完美的办法,路艰且长.
但是诚恳地说,这种互信互助的关系,而不是倾轧和压迫,应该是殖民地管理的原则,并且这也为殖民地人民所认可,尽管在应对如此复杂的问题时所有人类政府都有可能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有关殖民地治理更为复杂的一个问题出现在英国占领埃及和苏丹以及南非期间,这几块也是面积最大的.
这几个地区上的问题比英国任何其他自治领上的问题引起了更多的争议,其结果也更具特殊性,因此对于讨论英国帝国主义的原则和方式提供了不同角度,也更有指导性.
下面我们将进行详细论述.
二、英国挺进埃及英国对埃及的控制发生得毫无征兆,令人始料不及,即便是遍寻大英帝国的历史也很难找到先例.
当时的埃及虽然在名义上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是要向土耳其的苏丹纳贡,但是数量极少且金额固定.
这种情况自阿尔巴尼亚传奇探险家穆罕默德·阿里在1806年法国占领埃及混乱之际趁乱成为帕夏之后就一直如此.
作为帕夏,穆罕默德·阿里雄心不减,他创立了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队,征服了苏丹的大片沙漠地区并且建立了苏丹首都喀土穆.
他还差点成功推翻了土耳其帝国以取而代之;1825—1840年他在欧洲政治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尽管他本人近乎文盲,他却将西方文明引进到埃及.
但是他骄奢无度的政策给埃及的小农阶级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横征暴敛维持军队开支,以残酷镇压维持首都的虚假文明.
生活上骄奢淫逸,对待农民敲骨吸髓,穆罕默德的继任者们更加变本加厉.
这不可避免地使整个地区更加贫困.
政府不得不在欧洲大把举债来填补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欧洲的债权国渐渐发现有必要坚持将埃及的特定财政收入截流用来支付它们的利息,同时还要求对埃及政府的财政状况进行监督.
苏伊士运河的建设主要是由法国发起并于1869年开始营运,这为埃及的持久繁荣带来了希望.
但是这也意味着一笔不小的开支.
从这一历史时期一开始,埃及就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因此埃及赫迪夫被迫出售他手上的苏伊士运河股份,而时任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精明果敢地从他手上收购了这些股份.
但是埃及面对的不仅仅是财务乱局,还有行政混乱,这点丝毫没有因为欧洲国家的各种团体得到允许在此驻扎并享受特殊管辖区域而有所改善.
埃及的军队,军饷中断且军纪涣散,已经准备哗变;更为重要的是,已经被榨干的农民阶级束手无策,但还是要受政府官员无情和任意的盘剥.
他们挥舞着鞭子,将农民的财产像剪羊毛一样侵吞殆尽.
所有贸易国家都深受埃及这个贸易中心的无政府状态的影响,所有埃及的债权国都虎视眈眈.
其中英国和法国是最为担忧的两个大国,因为它们手握的埃及债权最多,在埃及的贸易量也最大.
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埃及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埃及现在控制着通往印度的主要通道.
阿拉比帕夏1882年成功领导了军事政变,这给结束埃及的无政府状态带来了更大的阻碍,法国和英国决定介入来恢复社会秩序,而其他大国也对此表示同意.
但是法国在最后关头退出,只剩下英国单枪匹马收拾乱局.
英国很快推翻了阿拉比政权,但也面临着重建埃及政治经济局面的重任.
英国的本意是希望速战速决,这样才能从这个并不讨好的烫人火炕中尽快抽身,特别是因为这使得英国和其他觊觎埃及的列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履薄冰.
但是全身而退并不容易.
埃及的战后政权重组比预想的要更为艰巨和复杂;特别是当马赫迪鼓吹的宗教狂热主义席卷苏丹之后,形势愈演愈烈,引起了社会动荡,并导致埃及占领军的覆没.
英国此时不得不面临对于反叛地区进行重新征服还是放弃的两难抉择.
重新派军征服的话,光凭军纪涣散的埃及军队肯定无法成功;若要成事,英国必须出兵.
但是这样一来,不仅意味着带来一笔无利可图的军费开支,还将英国在埃及的占领不定期延长,而英国却希望尽可能早地结束对埃及的占领.
戈登因此被派往当时的苏丹首都喀土穆,负责将剩下的埃及军队撤出苏丹.
然而戈登拥有浪漫主义的英雄情怀,当他到达苏丹的时候,就断定局势并非不可挽回,而且也没有采取撤离措施,而是尽可能地拖延和摇摆,虽然事实证明这很危险.
最终戈登在喀土穆被围,在援兵到来之前,受到马赫迪部下的伏击并丧生.
马赫迪领导下的狂热宗教主义的这次胜利增加了对埃及的威胁.
只要这一威胁一天不清除,或者埃及军队一天得不到重整,英国就不能让埃及独立自主.
因此,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只能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
这种局面事实上极不寻常.
埃及当时是土耳其的一个省,由一个半独立的埃及赫迪夫统治.
而英国驻埃及的最高官员在形式上不过是一个外交代表.
但是埃及的存亡却取决于英国的驻军及那些对埃及军队进行重整的英国军官们的努力.
并且埃及将来的稳定也有赖于英国文官、资本家、法学家及工程师们的努力.
正是他们在努力让这个国家恢复秩序,步入正轨.
这些官员,在艾弗林·巴林爵士的领导下,工作极不好做.
一方面,他们要和埃及本土政府经常性地打交道,这已经够困难的了.
但是除了这些,他们还要对付其他欧洲列强的代理人,这些人代表着各欧洲债权国在埃及的利益,有权干预几乎一切的埃及财务问题,并且可以让任何即便是合理的财务调整,或者为了复苏埃及经济繁荣所作出的任何财务变通,变得难以实施.
尽管如此,在短短几年里英国就令人难以置信地实现了埃及经济的复苏和政府的重整.
经济稳定得以重建,与此同时税收也得到减免.
农民的强制性徭役被废除,他们再也不用遭受鞭挞和剥削,农民还获得了永久的土地,并通过新修的灌溉系统提高了生产力.
英国还帮助埃及组织建立了公正的司法体系,而这自罗马帝国垮台以来在埃及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英国军官还帮助埃及整编了军队.
大量中高等教育机构也得以建立.
总之,此时的埃及才开始呈现出富裕祥和的现代国家的景象.
而这些成就几乎大半都是在仅仅15年间取得的.
与此同时,苏丹的暴虐统治甚嚣尘上,耸人听闻.
几乎难以用语言来形容马赫迪政权的荒唐和可恶.
暴政在整个尼罗河上游盆地地区造成恐怖氛围,使得这一地区近乎荒芜,人口也由原来的1200万降到200万,尽管具体数字现在已经无从查证.
马赫迪暴政最十恶不赦的结果是阻碍了对尼罗河的科学治理,而这才是尼罗河的生命之源.
科学的灌溉方法已经在埃及创造了奇迹,提高了生产力.
而为了避免因为尼罗河水量减少造成的饥荒,对于上游水域进行治理是十分有必要的.
因此,为了避免埃及再次遭受暴政的困扰,避免马赫迪军队卷土重来,不断骚扰埃及,也为了营救落在马赫迪手上的长期遭受非人折磨的囚犯,作为埃及重建的一个后续工程,重新征服苏丹已然显得不可避免.
于是,英国在1896—1898年的战役中出奇高效地做到了这一点,并让当时的军队将领克其纳一举成名.
那些再次征服的城邦名义上处于英国和埃及的联合统治之下.
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里多年的文明建设完全都是由驻扎在当地的英国文职人员和军官承担的.
对苏丹的占领也使得英国长期占领埃及成为必然.
事实上这样的长期占领无论如何都是情有可原、不可避免的.
因为这对于当地的司法、行政管理、经济建设以及该国资源的整合都是有益无害的,而这些在过去的半代人时间里都是混乱无序的,使得民不聊生.
因此需要小心培育和认真监管才能确保长治久安.
事实上,要不是英国的照看和扶持,如果英国突然全部从这里撤出,这里刚刚建立起来的秩序恐怕早已土崩瓦解.
但是,埃及因此而来的日益繁荣以及更多的由于西方教育在这里的传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政党,他们自然不满英国这个域外国家在埃及的统治,从而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自治政府.
在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过程中,支持它的阶级并不是埃及人口中的大多数,即法拉欣(fellahin,古埃及的农夫、种植者),他们从法老时代开始就不断遭受历代统治者强加在这个国家身上的剥削和压迫.
这个以农民为主的阶级从英国统治中获益最多,他们在英国的统治下,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应该得到正义、自由和有机会享受自己辛苦劳动换来的果实,而不是平白无故遭受暴政的侵袭.
尽管如此,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发出自己的呼声.
他们已经习惯了多个世纪以来的奴役和臣服,不论收成好坏、主人有无良心,总是习惯了逆来顺受,心甘情愿接受神给他们安排的命运.
法拉欣们还没有开始考虑如何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是否有权利控制自己的人生命运.
只有当他们得到公正的对待,得以培育自尊和自立的信念时,他们才能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在埃及民族主义运动中日益壮大的阶级其实是那些过去一直养尊处优、权力在手的统治阶级:其中有征服过埃及的民族留下的后裔、阿拉伯人或者土耳其人,他们接二连三地统治埃及;许多来自不同种族的小商人和店主;还有一些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
在20世纪早期,一种危险的情绪在他们当中发酵,甚至一度倾向于发展成密谋推翻英国统治和暗杀的行为.
这极大地增加了英国驻埃及代表在这种棘手而又不同寻常的关系中处理各种事务的难度.
其中,和外国的摩擦是尤为棘手的,如果不是1904年和法国订立了协定将这些涉外纠纷大部分解决,英国可能更难以在埃及立足.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需要为埃及问题找到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也已经日益明显.
就像我们接下来看到的那样,一战使得大刀阔斧的改变刻不容缓.
三、南非和布尔战争南非殖民地的纠纷,是1878年以来大英帝国历史上最棘手、最关键、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或许这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困难的问题.
1878年的南非有四个截然不同的欧洲城邦,与像巴苏陀兰一样的受保护的本土居住区比邻而建.
这四个欧洲城邦都是在开普敦的原始英—荷殖民地基础上兴起的.
在其中的两个城邦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那里,英国人和荷兰人两个欧洲民族比邻而居,前者荷兰人占多数,后者英国人占多数,但是在这两个地方由于还有很多有色人种杂居,造成了关系的复杂化.
这些有色人种不仅包括南非本土人口霍屯督人、卡菲尔人、祖鲁人等,还包括大量的亚洲人和马来人,他们是在英国征服前由荷兰人带到南非的.
还有大量最近才来到南非的印度人,他们主要集中在纳塔尔地区.
英国在当地的政府官员和荷兰定居者对待这些有色人种的不同态度一直都是这两个欧洲民族之间摩擦不断的主要根源,也是这些城邦长期不能或延缓实现自治的原因.
另外两个城邦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在1878年的白人居住者,几乎全部是荷兰人.
这些城邦里的本土人口也不再以奴隶的身份生活,但是他们被当作臣服的对象和二等公民对待.
德兰士瓦的一条法律就写道:"白人和黑人在教会和国家政治层面不应平等.
"因此,对原始土著居民的殖民所导致的白人殖民者和黑人之间的互相不信任仍然存在.
布尔人和英国传教士之间的互相鄙夷和怨恨使之日益加剧.
当英国传教士英雄利文斯顿向英国当局汇报布尔人对他们造成的困扰时,英国政府就对布尔人更为不满.
在两个布尔人的共和国中,奥兰治自由邦自1854年开始就彻底实现了独立,之后与英国征服者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严重的摩擦.
但是德兰士瓦从一开始就动荡不安、蠢蠢欲动,于1878年为英国政府吞并,主要是由于它似乎正滑向和祖鲁人决一死战的深渊.
结果,英国被迫卷入和祖鲁人的战争并且损失不少.
但是当这个危险的部落最终被征服之后,德兰士瓦又反叛了.
布尔人在马尤巴打败了一小部分英国军队.
此时,英国政府没有继续和对方纠缠,而是下定决心采取高姿态,同意给予德兰士瓦彻底独立(1881—1884年)的地位,条件是德兰士瓦同意英国保留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
即便是这样退让,也未能达成和平.
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对于世界之大知之甚少,以为自己打败了英国,因此在保罗·克鲁格的带领下,开始谋求创建一个完全由荷兰人统治的南非,将英国推向大海,赶出南非.
克鲁格本人充其量只是一个精明的农民,他所采取的领导策略也是独裁式的一人专断.
他不过是想要实现民族专制,而不是民族平等.
从当时的各方面形势考虑,这个诉求无可厚非,非常自然,但是这却构成了接下来各种祸害之根源.
本来在开普殖民地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已经在学习如何共处,这么一来,不可避免地会在这里激发一场同样的反叛运动.
布尔极端分子也开始四处寻找盟友,并伺机希望得到德国的帮助,此时德国在非洲西南部已经站稳脚跟.
德兰士瓦人尽管已经拥有一个人口稀少、富饶广阔的国家,却自鸣得意,开始向外扩张,尤其还威胁到了位于贝专纳兰的贫瘠地区的原住民部落,这些地区介于德兰士瓦和德国殖民地中间.
为此,英国在原住民酋长的请求下,回复说要在贝专纳兰(1884年)建立一个保护国:其目的并不是针对或者怀疑德国,因为这种怀疑是不存在的,而是仅仅为了保护那些原住民.
如果纯粹依靠人口稀少又分散的布尔农民,克鲁格那含糊不清的建立荷属南非殖民地的宏图霸业也许不会造成多少焦虑和恐慌.
但是,在南非尤其是在德兰士瓦的兰德区相继发现了大储量钻石和黄金的消息使得形势急转直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些大储量贵金属的发现引来了欧洲矿工、资本家等各色人等的急剧涌入,使得德兰士瓦在短短几年内就建立起一个非常富有且人群聚集的社区,并在其中心地带建立起如今约翰内斯堡新城(1884年建立)的雏形.
这些来自很多国家,但主要来自英国的新移民改变了德兰士瓦的形势,以至于看起来好像英国人很快将要成为白人中的大多数了.
克鲁格领导下的简单原始的政府管理,用来满足布尔农民们的需求绰绰有余,但是对于不断膨胀的新兴人口,明显力不从心,因为这从本质上确实带来了许多管理上的不利因素.
新增的矿业人口自然希望有个管理上更为现代化的政府以及在有关自己的事务上有着更多、更为有效的控制权.
而这恰恰是克鲁格领导下的布尔人不愿意看到的.
他们下定决心要捍卫布尔人在德兰士瓦的优势,因此拒绝给予新移民公民身份,甚至不允许他们参与到约翰内斯堡本地事务的管理.
与此同时,克鲁格对于开矿业及其从业人员课以重税,从中他得到大笔收入,可以用来减轻布尔人的税负,支付政府开支和建立军事力量,希望借此可以最终实现他的宏愿.
因此,这些被称为"外侨"的新移民在这里不断创造财富,但是又被布尔人当作下等民族对待.
他们几乎承担了布尔政府的支出,却在政府管理中毫无话语权.
种族优越的政策很少会以这样危险和令人反感的方式推行.
我们几乎都能理解布尔人希望保持民族优越的心情,毕竟这块土地是他们首先征服的.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布尔人自己也是移民过来的,德兰士瓦的整个定居点的年龄也不比保罗·克鲁格大几岁.
南非新近发现的钻石和黄金催生了一种新的力量——巨大财富的力量,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他们中不乏肮脏龌龊之人,为了金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追求财富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但是他们之中也涌现出一位奇人,他不仅仅家财百万,更胸有大志,他获取财富不过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获得权力实现自己的抱负.
这就是塞西尔·罗德斯,他是资本家和理想主义者的奇特结合.
他有时会为了挣钱耍些不得已的手段;他的理想有时会因他的钱袋显得粗俗,但无论如何,理想是他一生中的主导力量.
他梦想着建立一个大南非合众国,一个属于英国人的南非.
这个国家必须是英式的管理,不能是克鲁格所希望的荷兰人的南非.
就像在所有英属殖民地一样,所有白人种族之间应该得到平等对待.
他梦想着一个相亲相爱的大英共同体,在英国的价值观指引下,将世界联系在一起,或者统治这个世界(罗德斯有着沙文主义的倾向),从而实现世界和平和自由.
作为一名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热血青年,他在南非大草原长期的游历中,悟出了一种奇特又有点孩子气的精神哲学,一种政治体系,或者对于他自己来说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他得出结论:大英民族总的来说相较于其他民族更能成功担起领导世界的重任,他也因此决心在有生之年要将英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为此,他系统性地建立起了自己的财富帝国以便自己有足够的资源来实现这个志愿.
他脑海里充满着浪漫诗意和沙文主义的奇怪混合,但追根溯源是他对自己在牛津度过的青年时光的不变的怀念和敬仰,而牛津大学对于他来说代表着英国所有的辉煌和荣光,也是他道德本质的体现.
在他过世之后,人们发现他在南非这个穷乡僻壤的殖民地上,经过一辈子的打拼赚钱和阴谋算计,却把自己的大半财产不是捐赠给了自己只待了短暂时间的母校,就是用来资助那些来自英国各地或者美国和德国的优秀年轻人到牛津学习,因为他认为美国和德国是英国的姐妹国家.
这样,这些年轻人就可以在牛津共同畅饮英国文化的琼浆,而牛津正是他自己精神的殿堂.
他的当务之急其实还在南非,在这里从他踏足公共事务开始,他就成为英国人的领袖,对阵代表荷兰人利益的克鲁格:一个是精明能干又有理想主义的百万富翁,一个是顽固不化的农民,两者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一个代表所有白人种族平等基础上的南非大团结;一个也主张团结,却是建立在一个白人种族优越于其他种族的基础上的团结.
在开普殖民地的政坛上罗德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和这里的荷兰政党及其领袖霍弗迈尔结为朋友.
霍弗迈尔对于罗德斯的抱负一直十分支持,并长期任命他担任总理一职.
这为南非的种族合作政策开了一个好头.
罗德斯最了不起的成就当属成功收购了马绍纳兰和马特比利兰的肥沃高地地区,后来为了纪念他命名为罗德西亚(Rhodesia,今津巴布韦).
在收购的过程中,他长袖善舞,难免运用了一些资本的把戏才得以收购成功.
虽然刚开始历经了一些困难,但是最终定居点在查特德公司的筹备下得以顺利设立,而这个公司正是他为此特别组建的.
收购完成之后,现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罗德西亚北边与德兰士瓦相接,又与贝专纳兰之前连纵,因此将两个荷兰共和国孤立分割起来,而这两个荷兰人所在的地区目前呈被包围之势,只有东边与英国殖民地相连.
从开普敦,穿越贝专纳兰和新获得的地区,罗德斯建立了漫长的铁路线.
本身这就是一笔很大的生意,但是这对于他来说还是一个宏大的设想、一个帝国的连纵,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沿着尼罗河北上,穿越苏丹的炎热沙漠,到达开罗.
罗德斯最后一次,也是最不愉快的一次冒险是试图用武力解决德兰士瓦问题.
他希望南非的外侨们能够通过一场革命推翻克鲁格政府,或者也许能与那些更为温和的布尔人共同创建一个各民族平等相处的政治体制.
如此一来,与其他英国殖民地的合作就容易多了,或许还可以将所有南非国家团结起来组成一个联邦.
实际上他过于心急,没有能够让事态平稳过渡,水到渠成.
他鼓动了1895年的詹姆森突袭来强行推进这个过程.
而此事件,正如所有一厢情愿的暴力事件一样,只会火上浇油,让事态变得更糟.
这疏远并激怒了德兰士瓦那些更为温和的布尔人,而他们本来对英国外侨的境遇是持同情态度的.
这也引起了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的愤怒,激发了那里的种族对立的情绪.
这同样将英国本来正当的做法推向了反面,让全世界都对此产生了误解,却让布尔人看起来好像是面对强大的大英帝国的残忍围攻而不屈不挠、英勇还击的弱小民族.
这极大增加了英国政府与德兰士瓦就改善英国外侨待遇进行谈判的难度.
这也使得克鲁格及其政党更加挺直了自己的脊梁.
德国皇帝为此还向克鲁格发去贺电,祝贺他在"没有友邦援手"的情况下击溃了这次突袭,并且暗示如果有必要,德国政府会施以援手,这让布尔人更加坚信在与英国的对抗中德国的支持是可以依赖的.
所以,英国提出的所有给予英国外侨的优惠待遇都被克鲁格政府固执地拒绝.
经过3年多毫无结果的谈判之后(德国的武器弹药在此期间涌入德兰士瓦),南非战争爆发.
针对这个问题如果给予一定的耐心,战争本可以避免的.
也有可能是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情绪高涨导致当局采取了这一本不需要如此高调的论调.
但是即便如此,英国既不是因为贪婪也不是因为专制而引起冲突,英国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南非白人各民族实现权利平等而已.
战争打响后,各方局势都是针对英国的,整个世界都在谴责英国的贪婪和侵略.
这就好像《圣经》中歌利亚大战大卫的那场战争一样: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攻击两个渺小的共和国,但是处于弱势的那一方并不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表面上看起来这场战争好像是为了争夺金矿的所有权,但是实际上英国从未希望从这些矿产中获得哪怕一分钱的利润,英国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都从未改变这个立场.
这场战争背后其实是资本家和淘金者与相对简单和率直的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即便是这样,资本家也有自己应有的权利,而农民也可以无视公平.
事实上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
这是保持一个民族的优越与促进各民族平等之间的矛盾,而英国由于恪守自己的历史传统,选择了促进各民族平等.
这是实现各民族自治与某个民族既得统治利益之间的冲突,毫无疑问英国会选择站在民族自治的一边.
不管世人如何评说,那些已经实现了民族自治的殖民地,不管它们认为合不合适,是否施以援手,对此也没有疑问.
结果它们都派遣军队参加这场战争,因为它们知道自己是为了坚守根本性原则而战.
这场战争打得旷日持久,兵困马乏,布尔人表现得英勇异常,侠肝义胆,因此获得了他们敌人的由衷赞叹和钦佩.
人类走向战争总会带来唏嘘和悔恨,但有时战斗也可以赶走心头的阴霾,让两个死敌在学会互相尊重后更加容易化干戈为玉帛.
在双方达成和解4年后,大英帝国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都纳入其征服过的自治领版图之中,并且英国政府在这两个城邦都建立了完整意义上的、负责任的自治政府.
就像60年前的加拿大一样,这两个种族不得不学会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因为现在他们的命运完全由自己掌握.
但是,当初允许加拿大实验建立这样的自治政府,要冒险得多,也显示了英国政府对于自治政府实现各民族和解的信心.
但是结果如何呢经过大约5年的时间,1878年还分歧不断、相互分隔的四个城邦合并组成了南非联邦,采用英国及其殖民地上广泛使用的社会及政治制度.
在给予现在的南非共和国无条件自治权的时候,英国出于必要的考虑给它们预留了一个头疼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当政的种族与那些相对落后的种族或异族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一个困扰南非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最为棘手的问题的根源,同时也延缓了南非实现完全自治的步伐.
这个问题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在南非展现得如此突出和紧要,因为这里的人口不仅包括绝大多数的黑人——多是身强力壮的班图人,还有大量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印度,是英女王的子民,因此自然要求得到一些特权.
南非必须依靠自己找到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答案,而它至今没有找到.
但是,通过建立联系,英国已经且将会继续从两个方面帮助南非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说英国政府之前主要由传教士主导的南非政策,过于狭隘地强调了原住民的利益并且将这些利益进行放大解读而阻碍了南非殖民地的发展的话,它至少建立起了一个反对残酷剥削的传统.
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建立绝对平等不仅现实上不可行,实际上对彼此都有害.
但是在绝对平等和建立在对黑人无情剥削基础上的白人至上主义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可能的道路:以道义为基础的白人引导黑人走向文明,允许他们保留原住民文化习俗的合理的自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南非一直在摸索前行.
"一种模式正在南非成长,"一位著名的南非政治家说道,"通过给予黑人原住民和白人一样选择各自政治体制的权利,它们并行不悖,互不干涉.
也许通过采纳这种原则我们可以解决其他方式不可能解决的难题.
"这种尝试呈现出几种不同的形式.
在巴苏陀兰、贝专纳兰以及斯威士兰这三个原住民保护国内,原住民在酋长的领导下,享受着完全自治,他们只受一名常驻代表的监督,这位常驻代表并不听命于联邦政府,他只向代表英女王的高级专员汇报工作;这些城邦内的各民族对于自己由此而来的特殊地位非常重视,也不喜欢受联邦政府的控制.
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部落制度以及土地的共同租赁制度.
因此,他们的土地产量极低,人口的抚养压力很大.
在位于南非东南部的特兰斯凯地区,部落体系也得以幸存下来,这是一个土著人保护区,受开普殖民地政府的管辖,但是在民众基层设立了一个代表性组织,这样殖民地的高级官员就能与原住民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诉求.
酋长们的权利因此而逐渐瓦解,并且已经在尝试慢慢地实现以土地个人私有制来取代原先的部落公有制.
在祖鲁兰地区,原住民保护区和白人定居点相邻而建,但各自分开,互不干扰.
在上述这些地区,部落里的人们走出部落去为白人工作,获得工资收入,但是他们每半年就迫切要回家一次,重温他们的本族习俗和生活方式.
经验表明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免受因为突然和生养他们的本族文化传统和道德体系相脱离所带来的道德上的负罪感.
这样,原住民就可以在自己的土壤上保持属于自己的传统,他们感觉要幸福得多,生活得也更好.
相比较而言,那些完全湮没于白人文明中的原住民(正如南非联邦中其他地方发生的那样),不免沦为白人奴役践踏的对象.
这些经验使得人们相信解决原住民问题的真正出路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
但是,说永远比做更为容易,很难找到一种既公正又可行的方法来实行种族隔离,特别是它经常被人利用来消除黑人劳动力与白人在就业竞争上的问题.
总的来说,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执政的白人少数群体和日益壮大的、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被统治阶级之间如何相处,仍然是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我们也不能假装南非已经在白人和印度移民之间建立起一种可行的相处之道.
这些印度移民已经扎根南非两代人时间了,并将这里视为自己永远的家园.
之前一直强加于这些所谓"亚洲人"身上的限制性措施在印度引来了急剧的不满,并且给印度政府的统治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难题.
但是,南非共和国和印度同属于英联邦国家体制内的成员国,这一点至少增加了公正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成功概率.
这也至少促成了1914年的临时性调整.
将来也许能够有助于确保在解决这样棘手的跨种族问题时,考虑到公平公正,不管是用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
上述这些事件以及很多将要发生的事件推动了南非战争的发生,同时也为南非问题的解决打开了一条出路,而这自英国征服南非以来就一直是个心腹大患.
通过英国实行的种族自治和权利平等政策,这些得到了解决.
20年或50年前,谁能够预见到南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呢历史上的哪次事件在重要性上能够和南非战争相提并论呢在这场战争中,布尔人的领导层既是南非联合政府的统领,又是军队的统帅,先是挫败了受德国鼓动的那些更为愚昧的布尔人的反叛,后又英勇不屈地领导一支布尔人和英国人各占一半的军队,成功抵抗了德国在非洲西南部的入侵.
对于此时的大英帝国来说,南非战争是它不得不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
但是,就像1782年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后那样,英国非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在涤荡了国内滋生帝国主义情绪的土壤之后,得以重生并坚定了自己的立国之本.
不仅如此,当英国的根本原则和势力范围在此次战争中遭到威胁的时候,所有自治领殖民地在第一时间都站出来,自发出兵出力,施以援手.
除了1885年从澳大利亚派出过一支规模很小的特遣部队到苏丹之外,事实上,英国殖民地从未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派遣军队远赴海外参与战斗:这并不是由于它们的直接利益受到了威胁,它们是为了捍卫自己坚守的一种理念.
正因为此,南非战争不仅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而且在整个欧洲帝国主义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
四、帝国主义情绪的滋生英国帝国主义情绪的蔓延和扩张目标贯穿于整个欧洲争霸时期,并且不断增长.
毫无疑问的是,不管在英国内部还是在它的殖民地内,对于建立殖民帝国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他欧洲大国都迫不及待地在欧洲以外攻城略地、极度扩张.
英国政坛的帝国主义情绪恰在这一历史初期崭露头角.
1878年,帝国联邦协会得以成立,与此同时迪斯雷利正致力于成为新帝国主义精神的喉舌,虽然他曾经将殖民地比作"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
约翰·西利爵士伟大的著作《英国的扩张》显然对这一波帝国主义情绪的增长贡献很大.
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事实,但这本书从全新的视角叙述了前四个世纪英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并且认为大英帝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更是英国最令人瞩目的成就.
要说这本书的缺陷,可能就是过于关注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外部因素,而很少探讨英国政治体制的内部因素,忽视了英国自治政府的根本性影响和力量,而这才是英国历史上最为强劲的决定力量.
这本书的影响力从其他著作中也可以得到显现并得到加深,例如历史学家弗劳德的《海洋帝国》和查尔斯·迪尔克爵士的《大英帝国》等.
这两本著作的书名本身就是一种帝国扩张的宣言和预言.
这种情绪还在接下来举行的帝国仪典中得到了加强,活动规模空前,先是由分别于1887年和1897年举行的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和60周年的庆典活动开始,接下来举行此类活动的场合还有:维多利亚女王和爱德华七世的葬礼、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的加冕仪式以及印度藩王接见仪式.
这些庄严的仪式意义非凡.
另外,大英帝国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国民、自治领和英语语言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
比这些仪式更为重要的是因此而成长起来的帝国政治家和他们参加的会议.
英国殖民地的总督们能够和英国本土政治家坐在一起,共商国是.
会上有关议题的讨论刚开始相当随意,缺乏权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更为熟络起来,会上达成的决定也更为重要.
他们的会议中最为重要的当属1907年及其以后召开的会议.
这些会议是特别召集的,而不仅仅是帝国仪典时顺带召开的.
通过这些会议,大英帝国内的政治家们得以完全知晓欧洲一触即发的危险局势和战争即将爆发的可能性.
他们完全知道局势的紧张,以至于危机来临时知道如何应对.
而且,在会上他们可以充分讨论帝国防御和帝国内资源整合的问题,从而为战争做好准备.
当一战的考验来临时,整个大英帝国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以及各自治领内部在一个军事系统调度下的高度协调性,都要归功于这些前期会议上的讨论和协商,同时也标志着帝国发展的关键一步.
自然,在这样快速扩张和日益统一的时代,帝国的问题在英国议会重新得到了严肃的对待,而处理这些问题的部门和职位也不应该再像过去一样,是为二等政治家预留的了.
这种态度上的转变,1895年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约瑟夫·张伯伦在这一年特意选择了英国殖民大臣这个位置.
他是同龄人中最为优秀的政治家,也有能力挑选自己最心仪的位置.
他就任殖民大臣期间,可能在殖民政策上没有带来什么长远的世人皆知的建树,虽然他在热带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上也引进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改进措施.
他更为人熟知的是,成功地在英国国内外引起了人们对于帝国扩张的广泛关注和兴趣.
他在南非战争之后发起的行动,包括成立帝国关税同盟和建立殖民地特惠税率制度,结果都失败了,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是铸成大错,因为这样的制度安排意味着回到以攫取殖民地物质资源为主的旧的殖民帝国核心体系,在美洲殖民地产生了许多不愉快的后果.
但是,这至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希望实现更为彻底的帝国统一.
无论这些观点是否可以促进帝国问题的最终解决,至少促进了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在这个方面确实是件好事情.
这一历史时期还有另外一个特征也不容忽略.
那就是在大英帝国各成员国中都普遍兴起的民族精神.
对此,有些帝国成员国在这些年所达成的政治统一功不可没,极大推动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加拿大自治领的民族情愫自1867年加拿大建立联邦自治开始就应运而生.
1900年澳大利亚自治联邦的成立最终实现了澳大利亚的统一,这虽然没有直接促成类似的澳大利亚民族性,却极大地起到了促进作用.
南非的民族性,虽孕育于布尔人和英国移民的种族对立之中,但有可能是南非联邦最为喜人的结果了.
印度的民族性也开始萌芽,虽然印度国内民族分裂极为严重,但是英国统治期间遗留的政治统一、和平共处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这是英国留给印度的最好的礼物,但是也有危险的一面:印度政府可能太急于实现国家统一而仅仅通过决议宣布印度国民性已然形成,却没有认识到这种愿望首先必须动机纯良.
从表面上看,大英帝国成员国内兴起的国民性不利于实现帝国的统一;但是这种担忧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即便如此,这种危险也必须面对,而国民性也是一种宝贵的精神,不能加以约束.
国民性和民族自觉是英国体制所到之处所倡导的自由和合作精神的必然结果.
为了不让它损害到帝国的统一而去压制它,将和过去限制殖民地的自治一样是短视和缺乏远见的,因为这也将威胁到帝国的统一.
英国体制的精髓是各个成员国顺其自然的自由发展和对发展体制多样性的倡导.
帝国发展的方向也不是为了寻求建立一个高度统一和集权的国家,而是实现各个成员国的互助互爱,它们统一在共同的理念和制度下,为了许多共同的目标而合作,但是每个成员国又遵循符合国情的自然的发展道路.
这是帝国的概念,不同于地球上任何其他的构想.
当一战的严酷考验来临之前,帝国早已在英国共同体内部悄然形成并且即便是帝国最坚定的拥护者也难以预计,它竟然完全扛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人世罕见、残酷异常的考验.
第九章步入劫难(1900—1914年)一、战争的深层次原因20世纪早期的前几年,正如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一样,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总是阴云密布,预示着灾难将至.
而这个对于时局的判断所言不虚,尽管生活在这些年的人们对于头顶的乌云密布关心甚少,就像当年生活在庞贝城的人们对于即将到来的毁灭性地震一无所知一样,顶多是偶尔投之以不安的一瞥,之后该怎样还怎样,又回到原来的生活和享受中去了.
本章主要分析欧洲强国的帝国主义野心在一战灾难到来前几年的战备中所扮演的角色.
而这几年特别关键.
有关这一点,争议颇多.
一战之后分析其爆发原因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
很多作者对于战争爆发前两个星期白热化的外交行动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分析和叙述.
但是他们都没能够成功打破由当时非常权威的观察人士做出的论断:如果德国或者奥匈帝国愿意的话,它们都可以在保全尊严的情况下,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但是它们都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而当时其他的谈判国家手中都没有做出这种选择的筹码.
人们对于一战之前的外交文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章和著作.
结果表明所有欧洲国家的外交部门都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惴惴不安,为此所有大国都在疯狂地进行军事战备;并且大家都很害怕在没有完成战备之前战争就提前爆发了或者很多国家倾向于促进战争的爆发以便自己可以趁机获得经济上的优势.
这其实是欧洲分裂成两大对立集团的结果.
为此,有的人归罪于协约国的成立,或者视之为早期法俄联盟的结果.
但是也有大国结盟并不是因为共同的利益,而是出于它们对于强大的三国同盟的共同的恐惧以及对于主导同盟国的德国的无尽扩张野心的担忧.
如果说欧洲分裂成两大对立集团导致一战爆发,那么早在1882年就在德国控制下成立的同盟国应该被视为决定性因素,因为这使得另一个对立集团的建立不可避免.
在此情形之下,很自然在所有的武装强国之中,尤其是在士兵之中,他们期待着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他们不为此而害怕,反而欢欣鼓舞,谋划着可以从战争的胜利中获得什么好处.
他们玩弄着自己同胞的恐惧,以刺激他们的战争心理:在德国,他们编造"被包围"的恐惧;在法国,他们翻动着人们1870年普法战争时残存的记忆并不停警告人们德国政府这些年不可抑制的野心.
此时法国和俄国的一些有权有势的公众人物坚信战争必将来临,从而形成了一种思维态势并对此泰然处之.
例如,从时任法国总理庞加莱和俄国驻巴黎大使伊斯沃斯基1911—1913年的信件往来中就可以一见端倪.
尽管我们可能会热衷于批判他们的这种态度,但是由此认为他们是这场战争的元凶就完全有失公允了.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在德国尤为甚嚣尘上:除了德国,没有任何其他国家会出现甚至是热烈欢迎伯恩哈迪将军的《德国和下一场战争》这本书,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参谋长.
在这本书中,他预言了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的许多主要特征,坚持德国必须背水一战以保证"世界大国"的地位和避免"国运下滑",谴责了主张和平派的妇人之仁和丧失血性,并鼓吹战争才是对民族强大的终极考验,也是大自然在民族之间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
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内部存在着这种战争情绪,就能导致战争发生的话,德国肯定要为这场战争承担全部责任.
此时的欧洲无疑情况非常危急:除非所有国家的政治家们和公众都采取负责的态度,保持克制,否则战争的火药桶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对此表现出最少克制力,最不愿意在野心面前悬崖勒马的国家,在此情形之下,最有可能带来使得战争不可避免的许多因素.
如果麻烦的只有欧洲问题,如果欧洲国家长期争霸是唯一的危险因素的话,有关国家表现出来的必要的克制因素已经足够.
但是,还有很多比欧洲问题更为棘手的问题涌现.
有关建立世界强国的标准已然成形,这个新的理想使得欧洲争霸这个老问题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截至1900年,世界已经被力争建立世界强国的多个国家瓜分殆尽.
而当天下大势已定的时候,德国这个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在欧洲以外获得的份额最小.
它的竞争对手,不管是东边的英国还是西边的法国,都获得了最大的份额.
随着它们的帝国的不断发展和整合,它们必须要变得更为强大,或者至少看起来必须要显得比人强大.
鉴于此时有关国家强大程度的衡量标准已经建立,对于德国来说能否在这个时候抓住机遇,建立一个实质上的世界帝国,就显得生死攸关、至关重要.
这肯定就是伯恩哈迪和其他人士一直坚持德国要选择破釜沉舟,建立世界帝国的原因:德国要不建立一个相当规模的世界强国,要不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沉沦为一个二流国家.
坚信这种观点使得1900—1904年的德国躁动不安,可以说,这也是一战的真正潜在原因.
19世纪末的几年里,德国从总体来说一直是欧洲和平的堡垒,因为早先德国满足于自己在欧洲一家独大的地位和在欧洲事务中明显享有的霸权.
但是后来,德国逐渐沉溺于建立世界强国的雄心不能自拔,它在对非洲领土的吞并中渐渐得到一些满足,并且希望在远东也能建立一个帝国.
但是当1900年世界瓜分完毕之后,当德国在远东的雄心大门由于1902年成立的英日同盟被迫关闭之后,它的脾气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
德国为此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四处找寻能够发泄这种情绪的出口和势力扩张的渠道,并且成为时局动荡的主要根源.
但是德国无论走到哪里,都处处碰壁,除了东南方向.
在那里,它谋求建立一个能够将势力从柏林不断延伸到巴格达的宏伟工程.
渐渐地,德国不得不思考通过战争来谋求建立世界强国的必要性.
所以当1914年时机来临时,它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尽管也许并不是刻意推动战争的爆发,但是在这个对它有利的时机至少德国并不是不愿意利用这个机会.
如果上述有关这些年各方角力的观点正确无误的话,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终极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本章正在探寻的世界强国们的成长和对抗,以及欧洲最强大和最自豪的民族在对外扩张上的慢人一步和拒绝接受这是比赛终局的态度.
而这个国家正是德国.
从这个角度出发,一战前的所有战争威胁和限制因素就不言自明了,德国在危机爆发最后阶段的行为也说得通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对这些年的波澜壮阔和痛苦挣扎给出一个公平交代的话,最好还是要对欧洲强大帝国的特征作一番梳理,毕竟它们在规模上都要大于古代的罗马帝国,每个欧洲国家的实力在整体上或者部分上都来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而世界的政治命运也最终落入这些国家的手中.
二、一战前夕的世界强国如果仅仅从面积、人口和自然资源占有量来衡量的话,在这些新兴复合型世界国家之中,大英帝国应该是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强大的.
它占地达1200万平方英里——将近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英国本土4500万人口的财富、精力和技能积累的基础之上,当然也包括五个新加入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近1500万的人口资源,而这些国家都是自愿加入英国,成为其中一分子的.
但是这样一来,英国的国之根本就很薄弱.
尽管它占地最广,但是也是所有这些帝国中联系最为松散的.
这是一个由不同文明程度的多个国家组成的合伙制企业,而不是一个组织有序、资源整合的自治领.
它的五个主要成员全部处于自治状态,一旦发生危机它们是否承担共同责任还有赖于它们的自觉.
剩下的成员国基本上各自为营,虽然一般意义上也受制于英国政府的管辖.
这些国家的资源仅供它们自己用来改善福利和民生.
它们一不向英国政府纳贡,二也没有任何提供军队的义务,除了一些最基本的用于防御和保证国内秩序的军事安排之外.
总之,大英帝国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为了军事目的而筹建的.
它没有任何像样的陆军,因此也没有能力威胁到任何现有竞争中的欧洲强国.
英国的防御,首先取决于自身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因为除了海上,英国没有可能遭到外敌攻击的地点.
因此,英国主要依靠的是海军力量,而牢牢把控住连接其成员国的海路对它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
英国只有通过海军力量才能威胁到它的邻国或竞争对手,而海军在防御上通常处于弱势.
长达四个世纪以来,英国的海军在战时曾经用来抵御其他强国的倾轧和威胁,但是在和平时期从来没有用来限制其他任何民族的争取自由的行动.
恰恰相反,由于英国海军的胜利才保证了航行的自由,并且追溯到英国海军发展的上升期,它就一直致力于这一点.
英国的生命线是贸易;维护和平也是它至高无上的利益所在.
英国历史上所确立的建立帝国的意义并不在于为了征服而征服,或者为了满足征服者的欲望而去剥削被征服者的利益.
相反,这意味着建立一种信任,特别是在19世纪的时候.
在此信任基础之上,征服者执政首要是为了臣服的国家谋福利,其次才是为了整个文明世界造福.
这并不是仅仅秉持某种理论或理想,而是一个既定事实和一种践行,并有以下两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可以佐证.
首先,大英帝国内各成员国不仅无须纳贡或提供人力支持,也不要为皇家舰队的维持提供任何资金支持,虽然它们的安全有赖于皇家舰队的保护.
其次,在这个庞大帝国内的每一个港口和市场,虽然同属于英国中央政府的管控,但是都向帝国内的每一个成员国自由开放.
最后,对于帝国内各个成员国社会体系上的庞杂不一,英国政府从未试图用整齐划一的体制或法律制度来强制约束必须遵守.
恰恰相反,英国政府不仅允许,还培植甚或推崇国家体制的多样化,并且很大程度上也相信各个国家实现民族自治的可能性.
正是因为这些原则也体现在英国的行政管理之中,大英帝国的实力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大得多.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战前准备和战斗力的组织是它的弱项.
由于英国视和平为珍宝并且帮助实现了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内和平,它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难度上过于乐观.
如果帝国间的冲突到来的话,它终将惹祸上身.
世界帝国中历史悠久排第二位的,当属沙俄帝国了,或许它说不定也是历史最长的,在面积上就占据了850万平方英里.
沙俄的优势在于它所占据的广袤疆土都铁板一块,紧密相连;人口构成也比其他竞争对手更为统一整齐:四分之三的统治人口不是俄罗斯民族就是相近的斯拉夫民族.
它的劣势是自己是一个纯陆地国家,其绵长的海岸线不是人迹罕至,难以到达,就是一年中有一半时间都是冰雪覆盖.
而且沙俄政权还没有采用现代政府管理模式,基本上还处于专制统治,靠一个效率低下、残酷暴虐和腐败无能的官僚阶级来维护政权.
一旦欧洲战争爆发,俄国将不得不面对通信条件落后和大军调度上车马劳顿的困难;在工业机械和应用科技的使用上俄国也远远落后于其他竞争对手,而这些都是现代战争所仰仗的,没有这些拥有再多的兵力也是于事无补.
20世纪刚一开局沙俄仍在施行向东扩张的计划,意图吞并中国的东北,而其他西方列强碍于英日同盟不得不放弃这个地区.
由于沙俄可以在陆地领土上对中国施压,俄国政府并不惧怕英日同盟在海军力量上享有的压倒性优势,并且仍然幻想着能够控制满洲地区并挟制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
但是这些战略目标让沙俄和日本产生利益冲突,而日本自1895年就一直在为日俄战争做准备.
于是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以俄国惨败收场.
这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导致俄国内部爆发革命,也显示了巨人看起来高不可攀,其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沙俄的官僚政府腐败无能、不堪一击.
这使得沙俄无法在接下来的年代里有效影响世界大事的进程,特别是无法制衡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扩张.
日俄战争后俄国多年的不振无疑给予德国很大的鼓舞,它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痛下决心、大干一场.
如果仅仅从占据的地域面积来衡量的话,排名第三的帝国当属法国.
它占领了大约500万平方英里,将近地球陆地表面的十分之一.
其中有些部分领土面积很小,来自18世纪法国早期殖民帝国的遗留;还有一个可贵的行省,即阿尔及利亚,是在19世纪上半叶获得的,已经被纳入法国并且在法国议会享有席位.
但是,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大部分都是刚刚纳入法国的麾下,最早只能追溯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
其主要部分是由大块紧凑的土地组成,从北非的西边延伸到地中海和几内亚湾.
法兰西帝国的少数民族还包括北非的柏柏尔人和印度支那的一些民族,他们在过去都曾显示出文明社会的迹象.
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对于原始部落的压制关系,其中有些民族男性人口众多,可以成为法国军队的征兵对象,有效弥补了法国人口日益减少的劣势——这使得它很难和德国军队相抗衡.
另外,法兰西帝国内很少有殖民地适合白人居住和定居,法国也没有多余的人口派往国外.
因此,法兰西帝国比其他竞争对手更高度依赖本土国家,其人口约为3900万,并且在逐年下降.
如果按照以上我们已经探讨过的用地理面积衡量的标准的话,美国只能排在第四,因为它占地不过360万平方英里,其中300万平方英里属于美国本土.
美国和俄国一样,其领土连绵不断,十分紧凑,但是不像俄国,美国领土几乎都很肥沃,物产丰富,非常适于白人安家落户;同时由于美国东西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连绵的海岸线又分布着很多条件优厚的海港.
因此美国很快就吸引了很多欧洲国家的精英人口移民到此落户安家,在这一点上没有其他白人国家可以在移民人数和国家财富上与之媲美.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之时,世界上将近四分之一的白人人口都变成了美国居民.
尽管只占世界总人口的8%,它却拥有世界小麦产量的25%和相当比例的其他财富以及煤炭、铁矿、石油和棉花产量.
从物质实力的各个方面来说,美利坚帝国都可以傲视群雄.
如果美国民众选择投入战争的话,他们应该会所向披靡.
但是他们不需要其他帝国所争抢的那些落后国度的资源.
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于非欧洲世界治理承担的责任可以忽略不计,当然欧洲列强对此也不是很上心;美国人还倾向于隔岸观火,保持中立.
和欧洲相距3000英里,也没有对手如鲠在喉,美国人静观其他世界帝国你争我抢、尔虞我诈,并且得以逃脱军备竞赛的负担.
但是美国本身来自欧洲的移民较多,又不可能完全抽身事外.
不过这也是另外一个美国不想插手欧洲争霸的原因.
在过往的一代人当中,主要是来自欧洲北部、东部和东南部的大量移民涌入美国,他们人数众多,种族各异,民族融合和团结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且他们和上一辈移民不同:他们倾向于和其他种族隔离并且建立属于自己的社区,这对于美国的民族统一是非常不利的.
这些有组织的群体的存在使得美国有时很难在欧洲列强争霸的问题上保持非常清晰坚定的立场,因为美国移民中有很多人都是来自这些欧洲国家,他们自然是支持自己的母国.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忌惮,美国才在本土以外的事务上又退回到隔岸观火的态度,尽管在19世纪末这种立场已有所松动.
虽然美国从19世纪90年代也开始致力于跟随帝国主义的步伐,但对于欧洲的帝国主义争霸,美国人民的总体态度不是充满鄙夷就是不加分辨地一味谴责.
美国对于欧洲事务不置可否的态度此时仍然非常得势,也可以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性因素.
它还没有能够完全抓住我们即将步入的世界经济新时代所带来的政治结果.
事实上,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天下大事谁又能未卜先知呢因此,美国也不能预知即将到来的帝国间的巨大争斗和欧洲国家之间已有的旧恩怨性质截然不同,因为不管结果是好是坏,这都将影响到全世界.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美国仍然固执己见地相信应该维持作壁上观的立场.
这个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半之后,美国才改变这个政策来正视一战所带来的生灵涂炭和血流成河.
除了英国、俄国、法国及美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世界大国能够和这四个帝国相提并论.
虽然荷兰还对马来群岛上73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拥有主权,但是它也不期望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葡萄牙也没有这个心思,虽然在热带非洲它拥有10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比利时同样没有这种奢望,虽然刚果湾内的大片富饶土地落入它的掌控之中;由于刚刚赢得了民族团结统一,意大利自信心爆棚,期待着能跻身殖民帝国之列,但是它仅仅在红海沿岸勉强获得20万平方英里的炽热土地,实际价值不高,因而也无法与英、俄、法、美殖民四巨头平起平坐.
即便是德国,这个欧洲势力最大,民族自豪感最强的民族,也不得不接受只瓜分了150万平方英里领土的结果.
因此,德国觉得自己在英俄法美四巨头面前相形见绌.
它觉得这个国家很快就会沦为世界二流甚或三流国家,除非能够建立一个和自己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相匹配的世界帝国.
它因此强烈要求世界承认其"核心地位".
德国深信日耳曼民族比欧洲其他民族都要更加严于律己和勤劳刻苦,对于知识和科学的严谨和尊重也要优于他者,而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德国也意识到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要远远多于那些在瓜分世界的竞赛中孤立自己的竞争对手,因此它更加下定决心要纠正世界瓜分中的不均,使之对自己更为有利.
德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沦为世界二流国家.
它这样想是很自然的.
同时,鉴于德意志民族优良的传统及其目前所处的世界地位,如果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雄心,想通过武力来一展抱负,也是很自然的.
要在海外扩张,增强海军力量显然十分必要.
1899年德国着手创建一支可以睥睨群雄的海军队伍,目标是可以打倒任何现有的敌对海军.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调配,德国得以在短短12年间成功于一战爆发前将德国海军舰队的作战能力和效率提升到超过英国皇家海军的水平.
当一战开始时,德国海军已经可以和英国海军平起平坐了,就像日德兰海战中呈现的那样.
严重依赖海军力量立国的英国被迫加入军备竞赛,而谁也不能劝说德国停止或者延缓其如火如荼的强军措施.
德国的军事作家和海军官员们坚信挑战英国海军是接下来实现民族振兴的必要一步,对此他们也从不掩饰.
德国皇帝自己曾经公开宣称德国的未来在于海上,即通过打造海上力量来建立世界国家.
由于未能对德国挑战的严重性进行正确的判断,英国不得不被迫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
在做出巨大的努力之后,英国脱离了之前一直秉持的隔岸观火、避免卷入欧洲冲突的政策,现在不得不逐渐和一些反对德国的国家熟络起来,意在共同御敌.
与此同时,德国也在他处找寻新的目标,穷尽各种方式来实现它所追求的"太阳底下的核心位置".
德国的这些扩张行为和遭遇到的反抗,充斥于自19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年代.
无论何时何处,由于受建立世界强国的野心的驱使,德国都是一个扰乱和平的因素.
三、德国的野心在上述章节里我们已经简要论述了浮现在德国殖民狂热分子脑中的众多计谋和筹划.
到目前为止,这些谋划都还是镜花水月.
但是它们并没有被放弃,因为德国的间谍们正在世界各地积极隐秘地将它们付诸实施,他们等待的是时机成熟,一举成事.
但是在20世纪初期的几年间,德国越来越寄希望于一个更为宏大、更有前途的谋划,即建立一个从北海横跨到波斯湾的连绵不断的殖民版图.
这个谋划取决于和奥匈帝国建立密切的联系:一个比共同防御联盟关系更为紧密的同盟,共同控制衰落中的土耳其帝国并对巴尔干小国充分施加影响来确保海上航行的畅通.
因此,这个谋划的成功不仅仅有赖于征服和连纵,更加依赖于外界影响力和经济渗透.
要说这个宏大的工程经由事先精心策划和事后系统实施的话,未免太夸大其辞了.
它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觅得先机,逐步成形的.
由于事态发展对于德国有利,并且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呈现出巨大的可能性,这个工程成为德国政治家们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的热门项目.
如果把从北海到波斯湾的土地全部联合起来,纳入德国的领导之下,总面积将会达到250万平方英里,总人口达到1500万.
如果成功的话,这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帝国或者令人生畏的国家联合体,地域面积紧凑不分散,占据古代文明国家的核心地带,一边威胁到沙皇俄国,另一边威胁到埃及和印度.
这将打开德国进入北海、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通道,而德国的补给线和通信将不再受制于海洋大国.
如此动人的前景自然逐渐抓住了很多德国人的想象力,并且看起来值得奋力一搏,即便是做出牺牲也在所不惜.
德国的目光也日益转向东方.
对于俾斯麦来说,巴尔干地区好像不值得浪费一兵一卒.
但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其价值被抬得如此之高,甚至于都值得为此冒险和整个世界为敌.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和巴尔干问题息息相关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战爆发前几年这项模糊却又宏大的工程逐渐浮出水面.
首先,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联盟变得更为紧密,哈布斯堡帝国几乎沦为德国的一个臣属国.
俾斯麦把和奥匈帝国的联盟当作一个维护和平的手段,为此他还和俄国订立了一个《再保险条约》,以此让这两个帝国都觉得在没有经过德国允许的情况下,不能在巴尔干地区采取任何侵略行为.
事实上,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地区一直是竞争对手.
但是,《再保险条约》于1891年被废止.
因此,奥匈帝国认为它可以在德国的支持下在巴尔干地区采取推进政策.
奥匈帝国内的统治阶级(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和匈牙利的马扎尔人)的地位优势受到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特别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斯拉夫人,他们好像正和塞尔维亚的斯拉夫兄弟民族日益亲近.
要维持奥匈帝国的统一,征服塞尔维亚人几乎成为一种必然,而这也成为1903年之后奥地利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
一个温顺的塞尔维亚对于德国的对外扩张大计来说也是同等必要,因为通往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铁路必须经由塞尔维亚.
德国逐渐将奥地利的对外政策置于自己的影响力之下,这是一战爆发前10年里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
针对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德国也获得了主导性地位,并且要高于19世纪所有土耳其保护国在土耳其所获得的礼遇.
19世纪末,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暴虐统治下,土耳其和欧洲的关系恶化,因为阿卜杜勒·哈米德对亚美尼亚人进行大屠杀,其残忍程度堪比70年代对保加利亚人滥施的暴行,为此很多欧洲国家表示谴责和抗议.
1897年德国介入调停土耳其和欧洲大国之间的争端,从而赢得了土耳其政府长久的感激.
自此之后,德国在土耳其再无障碍.
土耳其军队在德国主导之下进行了重组并由德国将军统帅.
大多数土耳其铁路也由德国公司购买和运营.
谋划已久的巴格达铁路业已提上建设日程,目的是对亚洲部分的土耳其进行经济和军事重整,而这一切都在德国的领导和管理下如火如荼地进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条铁路几乎完工了.
成为土耳其实际意义上的保护国使得德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类似于伊斯兰教护法的地位,因为土耳其的苏丹实际上是伊斯兰教的首领.
1898年和1904年,德国皇帝两次发表高调演讲,号召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众把他视为他们的保护人.
问题是奥斯曼帝国之外的绝大多数穆斯林都臣服于英国、法国和俄国.
190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被青年土耳其党人赶下台.
这次革命一度对于德国地位震荡不小,当时奥匈帝国在德国的鼓励下,已抓住机会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这两个国家名义上还是土耳其的城邦,尽管主要居民是塞尔维亚的斯拉夫人.
但是制约是暂时的.
青年土耳其党人如他们的前任一样腐败堕落且容易为外部势力所左右.
他们的领导人恩维尔和塔拉特充满了军事野心并且深深崇拜德国的军事技术,很快又成为了德国的臣属.
对德国影响力的第二次冲击来自意大利——同盟国中沉睡的一个.
1911年意大利对土耳其的一个城邦的黎波里突然发动攻击并占领了这个地区.
德国极力从中斡旋,约束意大利,但是无功而返.
土耳其对德国的忠心因为这次事件已经紧绷到临界点.
但是在下一年形势发生了逆转,此时土耳其在欧洲的力量几乎被巴尔干同盟消灭殆尽,除了德国和奥地利,土耳其也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指望来成为其保护国.
当一战来临时,尽管德国在土耳其的影响力仍然捉摸不定且不是绝对的权威,但也足以让土耳其在一战中站在它一边.
要在巴尔干地区建立和在土耳其一样的影响力要困难得多.
因为土耳其人是所有巴尔干国家世俗的敌人,奥地利也反对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民族主义的雄心.
所以,要将这些巴尔干小国和它们的宿敌有效地联合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尽管如此,最后它们还是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
在四个主要巴尔干国家中,有两个都是由德意志亲王把持王位:在罗马尼亚是霍亨索伦亲王;在保加利亚是科堡亲王;在希腊,王储君士坦丁和德国皇帝的妹妹进行了盛大的联姻.
西方国家的人民可能会认为裙带关系使得国家政策偏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巴尔干国家都已经实行了民主的议会立宪制.
但是对于大多选民都还处于文盲状态,大多专业政客对于腐败受贿都还习以为常的巴尔干国家来说,国王仍然位高权重.
因此德意志国王在这些国家仍然可以很有效地施加影响.
罗马尼亚的卡罗尔国王就在不和议会成员商量的情况下和德国秘密签订了联盟协议.
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最终也使得国民同意和土耳其达成联盟协议来共同对抗俄国,虽然土耳其曾屠杀过他们的父辈,而俄国曾使他们免于覆灭.
希腊的君士坦丁国王成功使得希腊免于卷入战争(虽然希腊政府迫切希望加入同盟国),为此给同盟国在萨洛尼卡的军事行动制造了各种麻烦.
但是国王们也不是无所不能.
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试图阻止巴尔干同盟的成立,这是1912年由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三个国家共同发起的组织,目的是共同对付土耳其.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土耳其在欧洲影响力的突然下滑,极大地损害到德国谋求的和土耳其的联盟关系,而这是德国建立世界帝国的希望所在.
如果巴尔干同盟能够坚持下去的话,巴尔干国家应该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更加幸福的时代,但是当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帝国结盟形成一个危险的独立集团时,这一切都化为泡影.
巴尔干同盟因为利益划分意见不一而最终解体,这对于巴尔干国家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坏事一桩,但是对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帝国野心来说是绝对利好.
这个同盟的解散是因为奥地利的介入使得三个国家的原始协议无法付诸实施.
保加利亚和刚刚达成同盟的塞尔维亚和希腊开战,结果却战败了.
战败后倍感孤立和耻辱的保加利亚现在决心不计代价恢复国家的地位,因此投入了德国的怀抱.
巴尔干同盟因此于1913年解体,这恰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
如果巴尔干同盟没有解体的话,一战也许根本不会爆发.
在这件事之后,塞尔维亚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并且控制着巴尔干国家的主要铁路线网,因此成为德国和奥地利同盟国连纵的一个主要的绊脚石,特别是它对奥地利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奥地利一直想着要攻打塞尔维亚:1909年、1912年和1913年差点就要打起来,奥地利甚至提前准备好了开战的相关文件和战书.
每一次都是德国压制了奥地利的开战冲动.
1914年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新的机会来临了.
本来德国应该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来约束奥地利,但是这一次德国没有选择这样做;也许因为推翻塞尔维亚的政权对于德国建立世界帝国是必要的一步;也许是因为德国的战备已经比以前更为完备,或者是由于其他所有竞争对手此时都是国内麻烦不断,因而对于塞尔维亚的倾覆撒手不管、作壁上观.
无论如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主要还是由于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的问题对于维持德国利益越来越重要了.
我们必须细细考虑宏大的柏林—巴格达谋划,虽然这个计谋还处于初始阶段,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可能部分是由于这些年它为德国的期望和野心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部分是由于它展现出德国希望能与四大殖民帝国一较高下使其采取了一种威胁到世界和平的政策;部分是由于它显示出这些年世界各国的焦虑情绪也为一战的爆发提供了实际条件.
但是仅仅这样来看的话,未免过于主观,而忽略了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因此有必要回到这些搅动历史神经的事件本身来作一番探讨.
四、势均力敌德国决心建立世界帝国,位列世界一流国家的雄心是1900—1914年形势的主导因素.
但是由于世界已经瓜分殆尽,德国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让现有的其他殖民国家有所割舍,这自然使得这些国家出于自保而联合起来.
这些国家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就像德国不断加强对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控制一样,是这一阶段最具标志性的时代特征.
俾斯麦倒台之后,他之前实施的限制国家扩张的政策也被逆转,法国和俄国因此于1891年建立了同盟关系.
但是它们的联盟关系一开始并不是特别紧密.
只是当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意识到自己的劣势和看到德国正在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活动之后,它和法国的联盟才日益紧密起来.
法俄双方都预计战争即将来临,它们开始为此制定联合行动的详细计划.
其实这一时期更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应该是英国渐渐从传统的孤立政策中慢慢走出来并且逐渐和法国及意大利建立同盟关系.
这是一个显著的改变.
一直到19世纪末英国对待德国都是非常友好的态度,189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曾提议英国、德国和美国结成三国联盟.
另一方面,英国一直视法国和俄国为最危险的竞争对手.
英国一直密切关注俄国在中亚的活动及法国在非洲和印度支那的扩张活动,而英国所有的海军军力都是基于法国和俄国的联合海军力量而设置的.
但是,现在英国的对外政策突然发生了转向.
这种改变的原因不言自明.
这是由于德国在建设强大海军力量上的处心积虑以及德国上下公开表明其试图建立世界帝国的决心.
不仅德国的重量级政府官员这样表示,就连德国皇帝自己都曾说过德国的未来在于建立海上霸权,德国必须赢得"大西洋上的海军统帅"地位,必须"手握海神的三叉戟(1)".
英国实际上掌握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海上霸权,如果这支"三叉戟"被其他国家夺去,这将威胁到大英帝国的存在,甚至是英国列岛民众的生存.
没有什么挑战比威胁到英国视作生命线一样的海上霸权更能激起英国的愤怒和决心了.
德国对英国海洋霸权的挑战并没有使得英国与德国的敌人立即正式结盟:英国是等到一战爆发以后才这样做的.
但是英国明智地感到应消除一些摩擦的诱因,这些曾将它孤立于其他大国.
因此,英国于1904年和法国订立协议或者"协约国"关系,并于1907年又和俄国订立同样的协议.
至此,这三个最大的世界强国终因惺惺相惜走到了一起.
事实上,这些协议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结盟,即便是防御同盟也算不上: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它们都不包含任何将来进行军事合作的协议;也不包含任何有关德国入侵的担忧,尽管三国是因此而聚集在一起的.
它们聚集在一起,完全是想消除现有摩擦的根源.
它们和德国达成谅解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事实上英国曾经努力想要和德国达成类似的谅解.
以法国和英国订立的协议为例,这两个国家因此还解决了在纽芬兰长达200年的捕鱼权争端.
其中主要的条款是: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主权,因此结束法国对英国在该地区事务中的一贯的反对态度,而这极大影响到埃及的重建;相应地,英国承认法国介入摩洛哥事务的优先权,而在此之前英国也是持反对态度.
作为英法两国达成谅解的一部分,它们同意签订一个仲裁条约,而这个条约也成为接下来多个有摩擦的国家签订几十个条约从而达成和解的范本.
同样,俄国和英国签订的条约也是旨在解决两国在亚洲的摩擦:俄国承诺不干涉西藏事务,而俄国间谍之前在西藏的活动令印度深感不安;同时俄国和英国在波斯划分一条中立地带,以此区分各自的势力范围.
这个有关波斯的协议是在没有和波斯协商的情况下商定的,本身并不怎么理想,后果也非常难堪,但是至少终结了两国之间非常危险的对立状态.
重要的是,这些协议都是有关欧洲之外的领土.
这些世界帝国之间通过订立这些协议,消除了彼此之间产生冲突的一些确定的风险.
不管它们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这一点是明确的:至少目前来看,它们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
不管怎么说,这些协议都使得三个世界大国之间得以开展友好的外交合作,正是这一点赋予它们深意.
如果这些大国没有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这些协议也不可能签订,虽然这仅限于外交层面.
对德国政策的共同不信任是让它们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协议可以说是针对德国的,尽管协议里并没有包含任何为此而要采取共同行动的条款.
至此,英国、法国和俄国事实上已经或多或少在外交领域展开了一致合作;并且三个国家都感觉到彼此反对德国的扩张.
它们认为,并且有正当的理由认为它们结盟仅仅是为了维护和平,事实上,它们也确实成功阻止了几场危机接二连三的爆发.
但是,如果德国认为三个已然瓜分世界的强大帝国意图通过这些协议剥夺自己这个后起之秀合理的扩张雄心,也是无可厚非.
不管是和法国还是俄国订立协议,英国都没有承诺以任何外交或军事形式来支持自己的新盟友,而且在接下来结盟合作的年代里英国对此都小心翼翼,避免做出这样确定的承诺.
英国是如此如履薄冰以至于当危机来临时,法国和俄国都不太确定是否可以依靠英国的帮助.
尽管它们都企望英国能宣布站在它们一边,尽管它们都知道英国的支持对自己至关重要,法国和俄国甚至都未曾暗示过英国有这个义务来帮助它们.
但是英国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两个国家具有某种道义上的责任,尽管这种责任不是体现在协议的约束力,而是彼此承诺的相互合作:如果法国和俄国不背信弃义且遵守约定的话,英国不可能临危退出、见死不救.
当然,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受条约的约束.
如果俄国在波斯的地位受到德国的挑战(庆幸的是,这并没有发生),按照协议英国将不得不站在俄国一边.
如果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也遭到实际挑战的话,英国同样有义务支持法国.
这种情况时常出现.
当摩洛哥问题带来战争威胁的时候(历史上有两次,分别是1906年和1911年),法国和英国的军方相互协商,制定了一旦需要就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
每一次这样的冲突将要发生之时,英国都十分注意表明自己并没有做出百分之百的承诺一定要参战,除非得到议会批准,英国不会允许自己深陷战争的泥沼.
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之时,为避免引起法国政府的误会,这些主张和立场在英法两国政府的正式照会中都有所体现.
但是不管这些立场的宣扬如何言辞诚恳、毫无疏漏,两国之间的合作必然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道义责任.
对于英国来说,承担这些责任是否正当和安全,长久以来一直争议不断.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其他两个问题的回答:一、一旦战事爆发,英国是否有可能保持完全中立或者维护自身安全;二、在万不得已、不得不战的情况下,英国是否仍然可以避免参战,即便英国对于这场战争的结局来说举足轻重.
随着形势不断地发展,情况越来越危急,英国发现自己不断被迫承担更多的义务,远远多于原来预想中的义务.
即便是这个时候,英国仍然认为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不是协议上白纸黑字具有约束力的义务.
1912年德国海军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英国海军的主要力量不得不集中于北海地区,而在地中海地区英国几乎没有军舰可以驻扎.
通过和法国订立的一个广为所知的协议,法国军舰填补了这个空白,集中驻守在地中海地区.
这也是一个不可能隐瞒的计划.
要保护海上航行,这个安排被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并且一旦法国遭到入侵袭击,英国所要承担的保护法国海岸的道义责任最小.
同时,这也确保法国会注意不越雷池一步,率先侵犯他国,从而辜负英国海军舰队所承担的对法国的保护义务.
无论如何,1904年和1907年英国所订立的这些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外交合作,比之以往都将英国更多地牵涉到欧洲国家之间的纠葛之中.
随着德国日益膨胀的权利欲望和扩张雄心,四个欧洲强国中的三个都连纵起来决心联合挫败德国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
接下来一场大国博弈的大戏就要上演了.
不确定的是,这场冲突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避免;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国面对其他国家对其野心的限制变得暴躁不安,避免这场冲突的概率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这些年里主要有两场国家间的冲突出现,每一场都一次又一次地将世界拖至战争的边缘.
在这两场冲突中,德国蠢蠢欲动的扩张野心都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作用,企图从中寻找到权力膨胀的发泄口,使得德国占据更大的"阳光下的核心位置".
一场冲突发生在摩洛哥,主要涉及法国的利益;另外一场发生在巴尔干地区,主要涉及奥地利和俄国.
这两场冲突都涉及建立世界帝国的欧洲国家对于非欧洲世界控制权的争夺.
对这两场冲突分开论述应该更为方便,尽管它们各自在时间上又互相重叠.
五、摩洛哥问题摩洛哥位于北非的山区地带,而法国在此控制着除摩洛哥以外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
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民族相对单一,但是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逐渐接触到法治文明的影响时,摩洛哥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
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分开的不过是一条公认的分界线,这条线一边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部落民族和另外一边接触到法治文明的民族肯定相处得不是特别愉快.
法国不止一次因为阿尔及利亚,不得不介入摩洛哥的事务.
这个富饶而又腐朽的内陆国家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用什么词语来形容都不足为过.
它确实是世界上现存最无法无天的国家:当萧伯纳希望为自己的戏剧寻找一个场景时,摩洛哥看起来是世界上唯一适合取景的国家.
在这部戏里,男主人翁是一个土匪头子,带着一帮来自各个国家的强盗、骗子和非法之徒打家劫舍,无恶不作.
由于某些特定原因,摩洛哥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日益恶化.
这不仅仅是由于这个国家物产丰富,理应国富民强,还由于摩洛哥和一些文明大国是邻邦,同时是进入地中海商船的必经之处.
大量的欧洲商船途经摩洛哥的港口,但是由于这个国家法治匮乏、社会动乱,港口的管理实在是不尽如人意.
1905年,在摩洛哥港口的股份份额中,法国商人控股39%,英国商人控股32%,德国商人控股12%,西班牙商人控股5%.
很明显,为了维护文明的利益,这一地区最好能建立法治,消除混乱.
欧洲大国之中和摩洛哥利益直接相关的当属法国,它的殖民地与摩洛哥相邻并在摩洛哥有大量的贸易利益.
排在第二位的应该是英国,它在摩洛哥也有贸易利益和战略利益;排在第三位的是西班牙,它的国土直接面对着摩洛哥的海岸线.
而德国在摩洛哥只有商业利益,只要它的贸易利益得到满足,应该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抱怨的合理诉求.
如果必须要有大国出面介入,很明显非法国英国莫属.
另一方面,因为摩洛哥是现存还没有被瓜分的几个国家之一,德国瞅准了这个机会,认为吞并摩洛哥可以满足自己建立世界帝国的雄心.
此外,德国也不希望摩洛哥为已经非常庞大的法兰西帝国所吞并.
因此,德国理直气壮地做出结论,法国介入摩洛哥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吞并这个国家.
1900年法国曾经就摩洛哥的混乱无序提醒欧洲国家注意,并且提议通过外部介入来恢复秩序.
法国还表明自己无意吞并摩洛哥或者干涉其他国家的贸易权利.
有些国家同意了,德国没有答复,也没有表示反对.
但是由于英国的反对,法国没有采取任何介入行动,因为英国当时和法国交恶并且担心法国这个老对手控制住通往地中海的门户.
下一年,摩洛哥的混乱局势急剧恶化.
通过1904年签署的协议,英国撤回反对法国进入的意见并且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政治优先权,条件是必须保留现存的摩洛哥政府,法国保证不吞并摩洛哥的领土并且对所有贸易国家保持"门户开放"政策.
但是,当然也有可能甚至是非常有可能,当前的摩洛哥政府不会因为法国介入而变得更为高效.
如果这样的话,又将如何呢这样的可能性必须由理智的政治家进行考虑并且提供一些预防措施.
但是,如果在国家之间一份公开的条约中这么规定,就等于在这个条约还没有生效之前就宣判其无效.
因此,相关国家秘密达成协议让西班牙也加入进来,为的就是避免将来出现上述的情况.
它们在协议中约定:如果上述约定失效,法国将摩洛哥变成了自己的被保护国,那么摩洛哥北部海岸的关键地带将由西班牙接手进行控制.
有关这个协议的公开部分,对于相关欧洲大国也是利益相关的,各个大国都没有提出异议,德国首相也告诉德国议会德国利益不会受到这个条约的影响.
法国因此制定了一个摩洛哥政府的改革计划,并且邀请苏丹对此表示接受.
但是在他接受之前,德国皇帝突然乘坐游艇来到丹吉尔(摩洛哥港口城市)和苏丹会谈,督促他拒绝法国的要求并且发表公开演讲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
德国皇帝还主张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在摩洛哥享有特权并宣布自己决心支持摩洛哥的"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
在没有和法国事先进行沟通的情况下,是什么让他突然干涉摩洛哥事务呢主要的原因是法国的盟国俄国已经为日本挫败重创,显然不会再参加一场欧洲战争.
因此,法国看起来将孤立无援,应该也不愿意在此次事件上冒险掺和.
因此,1904年建立的协约国关系可能就会瓦解,法国的影响力就会削弱,此时维持摩洛哥的无政府状态就有可能为以后德国吞并它留下机会.
但是,德国的小算盘并没有得逞.
协约国竟然坚如磐石.
英国给予法国坚定的支持,毕竟这是英国的道义所在.
最后协约国国家决定在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召开会议商讨这个问题.
在会议上,与会国家正式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政治优先权,但是也一致同意应该维持苏丹政府的存在和维护所有国家在摩洛哥享有平等的通商权利.
而这恰恰是英法条约得以订立的基础.
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否决了法国一直在筹谋的逐渐吞并摩洛哥的计划.
无论怎样,德国都把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结果视作德国外交的失败,因为德国痛失了将摩洛哥纳入囊中的机会.
一个节点又一个节点,德国都因为其他欧洲大国的投票而落败,甚至它自己的盟友意大利也抛弃了它.
但是德国并不是徒劳无功,其介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苏丹因此拒绝了法国对摩洛哥政府的改革计划.
摩洛哥的动乱分子受到鼓动,相信有德国帮他们撑腰,同时德国间谍在摩洛哥的活动也加强了这种认识,他们觉得有德国保护.
结果,摩洛哥的无政府状态日益恶化.
1907年,哈利·麦克莱恩爵士被一个土匪头子抓住,为了帮他获释,英国政府不得不支付两万英镑作为赎金.
同年,负责修建卡萨布兰卡港口的一些欧洲劳工被当地部落杀害.
法国因此派出一支部队,经过一年的战斗,才恢复这一地区的秩序.
1911年,苏丹在其首都(那里还居住了很多欧洲移民)遭遇反叛部落分子的包围,最终在劝说之下接受了法国军队的救援.
也有的人认为苏丹并没有遭到真正的威胁,法国不过是利用这个借口好制造机会再次企图控制摩洛哥.
德国就这样认为.
在此情形之下,德国重新看到了插手摩洛哥事务的机会.
摩洛哥再也不"独立"了.
阿尔赫西拉斯协议也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此,德国重新拾起自己在摩洛哥的雄心.
突然之间,德国"黑豹"号炮艇就出现在阿加迪尔(2).
这意味着德国拥有和法国一样介入摩洛哥事务的权利.
并且德国提出要求:如果法国想要德国在摩洛哥罢手,必须获得德国的批准.
摩洛哥事件就此变成了法国和德国两者之间的纠纷.
1904年签署的《英法协约》和1906年的相关协议中规定的英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远远比德国的利益更为重要),以及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中规定的其他大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就此归零了.
德国此时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但是,德国也愿意法国用其他地方的租界来进行交换:前提是英国不能从中作梗,要完全废除1904年的《英法协约》.
这几乎是毫不掩饰地在英法两国之间插入一个楔子,以此离间它们.
结果,德国的企图并没有得逞.
英国坚持在摩洛哥事务上拥有知情权,一度甚至有开战的危险.
最终法国将自己在刚果的大片领地割让给德国,换取了德国在摩洛哥的退让,这笔交易暂时换来了大国之间的和平.
但是摩洛哥因此名正言顺地成为法国的受保护国,而德国希望在这里一展拳脚的雄心也再度受挫.
很有可能德国也并没有认真考虑为了摩洛哥而开战,尽管1906年和1911年两次都几乎兵临城下.
但是摩洛哥事件影响深远,加速搅动了一战爆发的暗流.
另一方面,德国对待其他国家的专横跋扈和敲诈勒索使得很多竞争对手联系更为紧密,并且感觉面对德国日益膨胀的力量,很难和它保持友好相处.
1906年和1911年连续遭遇两次外交失利(至少德国这样认为)给德国国内的主战派提供了口舌.
在他们看来,很明显世界列强们已经抱团起来,竭力在每个地方阻挡德国对外扩张的步伐.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不惜一战才是唯一的出路,像以前在扩张道路上前进的每一步一样,只有重新拿起武器,才能获得胜利,才不会贻误战机.
一战爆发前夕,德国政府内部也有非常重要的维和派,其中包括德国首相(他的意识更为清醒)和皇帝.
他们憎恶战争并且希望德国可以通过谈判和对竞争对手进行渗透而避开战争.
德国议会中的大部分人很可能是会支持维和派的,如果德国皇帝能够熟稔对外政治的话.
但是维和派的观点也会动摇,特别是他们也主张德国的扩张权益应该得到保障,而除了战争手段之外这一点几乎难以得到满足.
他们不希望开战,但是他们又给自己定下了不得不通过战争才能达成的宏伟目标.
而且德国内部的主战派总是对于维和派的犹豫不决缺乏耐心,他们急于拔出刺刀,一展霸业.
这其中就包含德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众多成员,他们的主张也得到许多德国社会群体和报纸的支持.
1911年发生的摩洛哥事件正中这些主战派人士的下怀,正是从这一刻起德国才开始紧锣密鼓地在军事上为一战做准备,而这也加速了一战的爆发.
1911年德国先是通过了一系列的军队法案,用来增强已经非常庞大的德国军队、增加军事装备和加大杀伤性武器的科学研究.
紧接着在1912年和1913年又为了同样目的通过了两个进一步扩大军备的法案.
1911年还出版了伯恩哈迪将军的著作,这本书对德国未来的行动做出了限定和描述,很好阐述了德国由此必须尽全力追求的目标:建设世界强国还是走向没落.
六、巴尔干问题没有必要再去详细论述巴尔干地区发生的具体事件.
这里是一战前那些多事之秋里引发纷争的第二个主要源头,三次(1908—1909年、1912年及1913年)差点将欧洲带入战争的泥沼.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它们和德国追求建立世界强国的雄心之间的关系.
德国于1908年全力支持奥地利罔顾国际协议,非法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和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表现的如出一辙.
德国这样蛮横称霸的态度,使得协约国成员深信这个欧洲中部强国已经准备好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要踏平所有障碍.
而这一点让战争变得几乎不可避免.
这让协约国之间的外交合作更为紧密,也让德国确信它们已经决心要阻挡德国对外扩张的每一步.
1908年的奥匈帝国通过讹诈称霸得以吞并波黑.
但这也仅仅是由于俄国仍然未能从对日战争的战败中恢复元气,加上国内爆发了革命,它不得不对此暂时忍气吞声.
可是这样的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俄国已经决心加强军事调整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
因为不得不舍弃塞尔维亚这个斯拉夫小国,俄国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而奥地利吞并这些塞族人口也在当地引起了民族主义的仇恨情绪.
但是塞族抵抗运动也让奥地利,或许还有德国,深信塞尔维亚比较危险:对于奥地利的威胁在于这可能引发奥地利之前吞并的塞族省份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伟大的柏林—巴格达计划有所威胁是在于塞尔维亚控制了沿线主要的铁路设施.
奥地利1909年就谋划对塞尔维亚发起攻击,并准备好了伪造的文书来为开战找个正当的理由.
德国对此予以否定因为和平协议在柏林仍然占据上风.
即便这样,让塞尔维亚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源头的主导因素已经在发酵.
继在摩洛哥风波中落败和意大利占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动摇了土耳其人对德国的忠心之后,1912年和1913年发生的事件影响颇为深远.
巴尔干同盟的形成和成功及土耳其的倒台都威胁到伟大的柏林—巴格达计划,这可是德国现在主要的希望所在;德国怀疑是俄国的影响力在背后促使了巴尔干同盟的成立.
尽管巴尔干同盟于1913年解散改善了德国的前景,但失败的保加利亚使得塞尔维亚比以往更为强大.
就如1909年一样,奥地利分别于1912年和1913年谋划攻打塞尔维亚,可是都被德国否决了,因为奥地利仍受德国的约束.
但是也许此时不能攻打的原因是时机尚未成熟,因为1914年危机发生的时候就没有人站出来否决说不能开战.
时机尚未成熟,这是因为此时德国的战备还没有完成,自1911年以来德国一直忙于大范围的军事战备,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论述过.
德国的主战派已经占据上风并且正在准备对其竞争对手发起战争.
这样的战争一旦爆发,德国将不得不对付英国海军.
为此德国不得不将基尔运河(3)加深以便德国新型的"无畏"号战舰可以在北海和巴尔干地区自由安全地游弋.
一直到1914年6月,基尔运河工程才完工:离德国允许奥地利攻打塞尔维亚仅仅还差一个月.
与此同时,德国的敌对大国也在忙于积极备战.
由于得到了法国的贷款,俄国此时正在建造战略铁路以便战时能将兵力运往德国的边境.
战争爆发时,这项工程并没有结束,虽然位于比利时边境的通往德国的战略铁路已经完工.
法国强制性地将全民兵役年限从2年延长到3年.
甚至比利时也于1913年匆忙施行了强制兵役制度.
英国则对自己的小型专业陆军进行了重整,创建了一支殖民地武装部队并且在所有的大学和公学里开展广泛的军官训练.
英国无意施行强制兵役制度,如果英国这样做的话,也许早就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此时的欧洲明显已经接近战争的边缘.
除去可能在1914年发生的任何其他因素,欧洲的局势,特别是德国没能满足自己谋求建立世界强国的雄心,使得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七、避免战争的努力但是我们也许应该问一问,或者将来的历史学家应该会问一问,欧洲大国当时是否做过什么来减少它们之间的摩擦,它们有没有尝试去满足德国似乎合情合理的雄心.
当然我们承认德国在外交上恃强凌弱并且对于其他大国的感情和雄心缺乏足够的尊重,但是德国有所怨言也是在所难免,毕竟德国在海外扩张、瓜分世界中获得的份额和它的国家地位不成比例.
而现在是否建立了一个"世界强国"依然是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很自然德国也想成为一个世界帝国.
也许这种评判国家强大的标准错误至极,有违天理,但是对于在瓜分世界的过程中得到最大份额的三个帝国来说,它们恐怕不这样认为,而现在正如德国认为的那样,它们正联合起来阻碍德国抓住任何机会来扳平这一局,扭转乾坤.
没有证据表明协约国曾就这个宏大的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即便这样的问题被提出来,它们的自然反应也应该是认为德国的力量每增加一点点,战争的危险就多一点,德国的专横独断也会受到更多的鼓励.
即便如此,可以肯定的是,英国已经尽全力去减少军备竞赛的升级、打消德国认为自己被敌国包围的疑虑和寻找满足德国合理扩张雄心的可能性,以免一旦开战导致世界鸡犬不宁.
1906年之后英国多次试图劝说德国接受相互裁军或延缓海军建设的步伐.
但是英国的这些努力得到的是德国充满轻蔑的否定;也许德国认为这是懦弱的标志.
1912年,当战争的乌云已经开始笼罩世界的时候,英国做出了更为确切的举动.
当时德国的报纸充满了英国对德国采取了"包围"政策以攻打和消灭德国的报道,它们认为这个政策主要是由爱德华·格雷爵士制定的.
这种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法俄联盟1891年就建立了,当时的英国和法俄两国都是敌对关系,而后和这两个国家订立的协议也不过是为了消除彼此之间的一些陈年恩怨.
但是德国人很明显相信英国和法国及俄国成立协约国就是为了包围德国,并且协约国之间稳定的外交合作也更加坐实了他们的这种观念.
或许德国政府也相信这一点英国决定要澄清误会,消除德国的这个疑虑.
为此英国于1912年委派霍尔丹勋爵前往德国,他受英国议会的授权,带着一份措辞明确的正式声明,澄清英国无意为了对抗德国而和其他国家结盟,意在得到德国的谅解.
如果这样的话,德国就不用担忧英国进犯,两个欧洲大国为何不互相减少彼此的海军军费支出呢德国的回复是德国不可能停止自己的海军项目,但是工程可以延缓,条件是英国和德国签署一份由德国起草的正式协议.
在协议中,英国和德国互相承诺如果对方参与到任何欧洲战争,自己都保持绝对中立;双方都承诺不再缔结新的盟约.
但是这个协议不影响双方现有的盟约和因此产生的义务.
德国的这个提议明显是一个陷阱,提出这个协议的德国大臣们显然低估了英国政治家们的智商,如果他们认为英国有可能会接受的话.
因为如果英国同意签署这个协议,这将使得德国和奥地利随时拥有攻打法国和俄国的机会.
虽然这个协议不会终结以英国、法国、沙皇俄国为主的协约国,但是英国目前没有欧洲盟国,这个协议签署生效就会让英国投鼠忌器,手脚被缚,一旦欧洲爆发战争英国只能按照协议保持中立、无所作为、坐以待毙,等着德国来收拾自己.
例如在最近的一场战争中,如果英国和德国签署了这个协议,德国将会托词说自己必须参战,因为德国和奥地利签有盟约在先,但是英国就不得不保持中立.
因此,英国意欲安抚德国的企图本身就注定不会成功.
平心而论,尽管这些年和德国交恶,双方龃龉不断,英国政府仍然能够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保持真诚,竭尽全力寻找机会来满足德国合理扩张的雄心.
英国为此同意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工程,而这是德国对外扩张的重要抓手,而且德国在这一地区势力范围的增长可能会被认为将对印度构成威胁.
英国还和德国通过谈判达成了殖民条约,其中规定如果葡萄牙和其他国家愿意放弃它们在非洲的殖民地,应该保证德国对于这些殖民地享有优先占有权.
这项条约原定于1914年6月确认生效.
英国在条约中如此坦诚地认可德国的殖民主张,以至于德国殖民狂热主义者保罗·罗尔巴赫在看到这份条约时都承认这足以满足德国的任何合理要求.
最终没有签署的原因是德国政府拒绝将之公之于众并且爱德华·格雷爵士拒绝在没有英国议会批准的情况下签署任何条约.
这种条约的条款在本质上具有假设性,也许此类条约根本满足不了德国的雄心.
即便1914年6月这份条约得以签署,也已经为时已晚.
德国的军国主义者已经人在马上、蠢蠢欲动;德国内部已经将和平协议推翻.
一战前夕英国政府在与德国紧张的谈判中还做出了最后一次尝试.
爱德华·格雷爵士恳求德国政府为了和平提出任何可能的提议,而且他承诺都会事先予以支持,但是他没有收到德国的任何答复.
他还承诺如果德国提出任何合理的建议为法国或俄国反对的话,他就会终止和法国或俄国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德国的任何答复.
爱德华·格雷爵士估计德国仍然深陷俾斯麦所说的"结盟的梦魇",可能因为担忧将来时局对自己不利而现在匆忙发动战争.
为此,他许下承诺,只要德国动动嘴皮子,主动言和,他会不遗余力劝服欧洲各个大国达成谅解,以扫除反德联盟成员国的担忧.
但是这还是无济于事.
德国的回复是英国应恪守中立,让德国经由比利时(而英国和德国事先都和比利时签有防御条约)攻打法国,然后在德国战胜法国之后,再由德国吞并法国的整个殖民帝国.
英国一旦接受这些条款,将是莫大的耻辱.
而且如果英国为了一时的和平同意德国这么做的话,它知道这不仅会给自己带来耻辱,随着自己的盟友一个个在德国的铁骑下倒下,最后自己也会是同样的下场.
德国日益膨胀的野心和建立世界强国的企图迫使整个世界都陷入疯狂的争斗之中.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爆发过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全球的命运都牵扯其中.
(1)三叉戟(Trident),即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手握的象征海神至高权力的三叉戟.
(2)阿加迪尔(Agadir),摩洛哥西南部的一座港市.
(3)基尔运河(KielCanal),又名北海—波罗的海运河,是沟通北海与波罗的海的重要水道.
第十章世界大战及其与欧洲扩张之间的关系一、谁为大战负责如果我们对上一章中的种种原因和事件分析无误的话,那么可以认为,1914—1918年那场可怕的冲突,那场几乎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险些将文明毁于一旦的冲突,最终是某一国家的野心没有得到满足而导致的.
但实事求是地讲,它也是那段持续超过四个世纪的漫长过程的最高潮,在此过程中,欧洲文明征服了整个世界.
在这场战火的衬托下,这一过程带来的种种结果和问题都被凸显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战是整个欧洲帝国主义运动的结果,因此有人坚持认为,我们不应悉数将罪责推给德国.
尽管德国表现得更加残忍决绝,但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野心并无不同,它们全力以赴,相互竞争,疯狂掠夺欧洲以外的资源.
难道其他欧洲强国不需要承担责任吗帝国主义国家将大半非欧洲版图置于欧洲统治之下,难道不是它们疯狂的举动导致了这场文明的灾难吗如果欧洲各国从这场激烈的竞赛中退出,如果它们愿意放手,同意让欧洲以外的世界掌握自身命运,那么世界大战根本没有必要爆发.
这些论述给人的感觉像是老生常谈,再清楚不过,但却无法帮助我们对一个已经改变并且依然正在塑造人类命运的伟大历史进程做出理智的判断.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陈述这个问题.
假如为了避免冲突带来的危险,尽管世上仍有大片尚待开垦的蛮荒之地,但人口过剩、蒸蒸日上的欧洲国家却甘心将子民限制在国境之内,让他们因缺乏足够的生活资料而自生自灭,或者至多允许那些过剩的成年劳力进入那些蛮荒之地自寻生路,而不给予只有有组织的政府才能给予的必要支持和指导;假如为了相同的原因,锐意进取的西方工业企业甘心放弃使用欠发达国家储备丰富的原材料,或者任由这些企业任意滥用这些资源而不加以监管(即使是一个糟糕的政府也能做到);总之,假如欧洲刻意避免与非欧洲世界进行各种直接的政治性接触,那么世界大战就一定不会发生.
但这个假设实在荒谬至极.
基于这种假设,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补充:即使世界大战不会发生,世界统一的局面也不会出现.
但正如我们所见,世界统一的局面正在一步步形成,这是欧洲民族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活动的结果.
发生这场灾难,不去追究直接责任国的责任,不去问责那些只要改变心意就能避免灾难的国家,而是归咎于已经持续四个世纪之久的宏大进程,这的确是缺乏说服力、感情用事的宿命论,同时也放弃了我们建立明确的道德判断的责任.
这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或者正确引导那些正在塑造我们命运的各方力量.
诚然,如果欧洲没有将贸易和影响力延伸至非欧洲世界,没有将全人类纳入单一政治体系,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
这就如同说,如果没有降雨,就不会发生洪灾一样.
但即使是生活在受灾地区的居民也不会从这种陈词滥调中找到任何安慰,也不能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的家园.
必须承认,所有致力于征服和文明教化的民族总会变得贪婪残忍、暴虐成性,没有哪一个民族是毫无道德污点的.
不可否认,命运之神让德国失去了本该属于它的海外份额,但无论是其他国家的缺陷,还是德国的时运不济,都无法为1914年的罪责开脱,突然爆发的世界大战本来可以避免.
尽管欧洲帝国主义空前高涨,并由此引发了摩擦,但如果德国政府能够保持最基本的克制,对其他国家合情合理的主张保持最基本的尊重,毕竟其他国家都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
世界大战是欧洲文明征服并统一全球过程的结果,但并非必然结果.
同样,世界大战也是大力投入科学研究的结果,但并非必然的结果.
科学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人类掌握了进一步征服自然的能力,自身不断增长的能力既可以摧毁一切,也可以造福苍生.
人类未来的领导者有责任做出合理安排,让我们在这些神圣而宏伟的进程中趋利避害.
二、大战的全球性这场蓄力已久的风暴终于爆发,对世界半数国家来说,它不过是欧洲两大强国阵营之间的冲突,20年间,双方虎视眈眈,武装对立;在现代历史进程中,欧洲列强为保持势力均衡,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它不过是为这些冲突画上了句号,尽管这次冲突最为激烈;大战伊始,但凡能置身事外的国家悉数选择中立,如果有可能,还想从战争中获利.
但是,随着19世纪新崛起的世界国家卷入战争,这场冲突必然开始带有世界性特征,这大大有别于早期的其他欧洲战争.
形势逐渐变得明朗:地球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对此问题置之不理;并且,随着战事的进行,一个又一个国家卷入进来,直至几乎整个世界都深陷其中.
在初始阶段,这只是德国和奥地利一方与俄国、法国、英国协约三国之间的战争,比利时和塞尔维亚两个小国之所以牵涉其中,是因为它们先后成为德国和奥地利的受害者.
但是德国、俄国、法国和英国都是世界国家,它们的战事牵连甚广,包括亚洲、非洲、澳大拉西亚(1)和美洲等全世界大半地区.
日本遵守与英国订下的盟约,很早就向德国宣战,于是战争延伸到远东地区.
土耳其则被拉到德国阵营,整个近东地区也卷入这场战争.
保加利亚已将自身命运与德国联系在一起,为同盟国提供了连续的战线.
与此同时,意大利舍弃了三国同盟,因为它认识到战争对世界的威胁,于是倒向协约国一方;不久后,东部的罗马尼亚和西部的葡萄牙也将自身的命运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由于德国对希腊国王的支持,希腊参战的时间稍有延迟.
战争开始两年后,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卷入其中:除几个惶惶不安的中立国之外的整个欧洲,除波斯、中国和暹罗(2)以外的整个亚洲,整个澳大拉西亚地区和所有太平洋岛国,除阿比西尼亚和几块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西班牙属地之外的整个非洲.
只有美洲各国置身事外;但即使在美洲,战争也波及加拿大、英属和法属西印度群岛、圭亚那以及福克兰群岛.
战火席卷了全世界.
然而,事态还在进一步扩大.
德国为战争做了长期准备,战术素养极高,加上自身与盟国的领土布防紧凑,易于防守,即使敌对阵营的成员国数量越来越多,享有广阔的资源,德国依然能与之抗衡,丝毫不落下风.
在1916年底,它看起来依然不可战胜.
但根据德国军事统帅鲁登道夫(3)的供述,当时德国的形势已非常危急.
它孤注一掷,发动无限制潜艇战(4),并将其视为自身安全的唯一希望.
不料这却将美国引入战局,大部分未受战争袭扰的中立国家也紧随美国加入战事.
看起来,命运之神似乎已经做出最后的裁决:全世界必须勠力同心,唯有如此人们才能明白,全世界各国祸福相依,荣辱与共.
必须要让每个民族都明白,为了共同的幸福,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袖手旁观,也不可能从遍布全球的关系网络中抽身.
在观望两年半之后,美国最终于1917年参战.
由此,大战的全球性特征以及它在人类历史中的重大意义均显露无遗.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是最坚守"远离国际纷争"传统的国家;在所有国家中,美国也是唯一能采取这种态度且能独善其身的国家.
当这个强大的传统被打破,当美国人意识到新大陆无法与旧大陆分割,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宁是每个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坚定的守卫者,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到来了.
紧随美国之后,中国、暹罗、巴西以及一批中南美洲共和国也相继参战,这更加凸显了美国参战的意义.
对于战争的进程而言,它们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它们的行动表明,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单一政治实体.
尽管带着战争的丑陋与痛楚,但这确实是世界大战给世人上的精彩一课:它明白无误地展现出欧洲扩张为世界统一所做的贡献,以及全球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紧密程度.
欧洲历史上一连串漫长的战争标志着欧洲扩张的不同阶段,战争范围在逐渐扩大,卷入战争的国家和民族也越来越多,它们的命运在战争中彼此紧密相连.
路易十四时期的战争波及欧洲之外的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然而它们仍几乎全由欧洲民族发动;七年战争波及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和统治印度的土邦王公,但这些民族却未曾体会这些战争之于它们的意义,他们未能看到自己的命运已然同欧洲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拿破仑战争将北美和南美的民族卷入其中,改写了南美的历史,将埃及和叙利亚纳入了欧洲政治体系,在爪哇岛和马六甲海峡引发了冲突,并将印度的各方势力都牵涉其中,几乎促成了那片广袤地域的政治统一.
上述事件的意义不可能完全被忽视.
19世纪初,欧洲与非欧洲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表现在拿破仑向英国发动的大型贸易战争中.
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不能充分认识其中的意义:或许世界大半地区的人们都对拿破仑战争闻所未闻,对这场战争产生的影响也浑然不觉.
19世纪迎来了快速的发展,整个世界都处在欧洲的影响之下.
此后世界大战爆发,对世界的每个角落产生了直接而又显而易见的影响.
或许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详述大战的这一方面.
全世界人们直接并有意识地关心某个事件,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人类的每一个种族、每一个部落都认识到——尽管认识程度不同——全世界各国的命运无一例外地濒临险境.
尽管最激烈的战斗集中在欧洲,但世界上每一块大陆、每一片海域都牵涉其中,要么是战场,要么是辛苦的劳工为战争提供物资的场所.
非洲的开普殖民地、德属西南非洲、喀麦隆、刚果、多哥兰和东非都是固定的战场;摩洛哥、的黎波里以及利比亚沙漠地区也发生了部族军事行动;埃及边境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所有的非洲部落都不可能无视这场巨大的冲突,所有的部落都已经意识到自身命运也牵涉其中.
整个亚洲也受到了直接影响.
自从图拉真时代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第一次有白人的军队涉足;巴基斯坦和叙利亚卷入了比十字军东征规模更大的战争.
阿拉伯半岛各部落也涉足战场,这是自四大哈里发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小亚细亚诸民族都被迫卷入战事.
在亚美尼亚的群山之中,一个古老的民族遭遇了悲惨的结局;波斯饱经战祸,面目全非.
印度史无前例地向世界各地派驻军队.
在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每一个人、每一匹能负重的牲畜都被征召为战争服务.
在中国,日本、印度和英国的军队进攻胶州湾的驻防要塞.
印度洋上,劫掠商船和狂轰滥炸的场面屡见不鲜.
太平洋上的舰队虎视眈眈,征服者的军队登陆萨摩亚、新几内亚和俾斯麦群岛.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年轻人都应征入伍,上了前线.
就连美洲各国也不能置身事外.
科罗内尔和福克兰群岛打响了海战,一支筋疲力尽的德军舰队被驱赶到荒凉的鲁滨逊·克鲁索岛(5)海岸,只能听天由命.
船只在纽约港附近被击沉.
南美和北美的所有工厂和农场都在为军队提供补给和军火.
从堪察加半岛到秘鲁,从新地岛到福克兰群岛,全世界都卷入了战争的漩涡;对于那些无法以其他方式感受战争压力的人们来说,他们也能从普遍上涨的物价以及欧洲作坊和工厂的产品供应不足感受到战争的压力,在之前的半个世纪中,这些产品已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必需品.
在世人眼中,能够体现"分裂中的统一"的最令人心酸的证据莫过于那些严阵以待,一眼望不到头的战线,这些战线横跨整个欧洲,从多佛海峡到加里波利,从波罗的海到黑海.
当欧洲的骑士在尼科米底亚(6)集结,准备进行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时,沙特尔的富尔彻(FulcherofChartres)将集结的民族登记分类,士气极度高涨,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足以证明基督教徒的团结.
当拿破仑为莫斯科战役招募士兵时,他让多个民族听从自己的调配,这颇能迷惑世人.
但若要与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汇集在历史悠久的欧洲大陆,准备打响世界大战的那些军团比起来,这些真是微不足道.
一方是德国人、澳大利亚人、马札尔人、捷克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其广阔的军事要地被困,他们把守着各条战线;另一方是无数的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俄国人、葡萄牙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罗马尼亚人,他们临时拼凑军队,初时装备极其简陋,一次次阻击受困军队的突围.
这些是欧洲民族,他们在保卫自己的家园.
除此之外,还有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南非人、新西兰人、纽芬兰人和美国人,他们横跨数千英里的海洋,为这场战役献身.
他们之所以将其视为自己的事业,是因为它关乎整个世界.
说到底,他们毕竟还是欧洲人的后裔.
但究竟是怎样的神奇力量让下面这些军队也加入进来的呢包括来自旁遮普炎热平原上的锡克教徒和多格拉人(7),来自德干高原上的马拉塔人,来自印度沙漠绿洲中的拉吉普特人,来自喜马拉雅崇山之间的廓尔喀人,从遥远的新西兰赶来的勇敢的毛利人,来自尼罗河上游的苏丹人,来自阿特拉斯山间皮肤暗沉的柏柏尔人,来自塞内加尔的黑人战士以及来自安南和柬埔寨高颧骨的游牧民族士兵.
此外,在大后方为战争后勤忙碌的还有中国人、不同种族的黑人以及来自远东的缅甸人和阿萨姆人.
不可否认,所有这些民族聚集在一起意图毁灭,这的确是件糟糕的事情.
但至少这些遍布全球大陆和岛屿,来自不同种族、操不同语言的人们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的.
整个世界相互依存关系的局面已经形成;世界大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无法改变.
绝大多数民族已经逐渐意识到这场战争的全球性.
然而在早期阶段,最有意义的事情是英联邦各民族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英联邦,这个奇怪而松散的多民族组合体,尽管它的成员国分散在世界各地,却通过其共同的核心与欧洲大陆产生联系,相较于其他团体,它与世界运动的联系更加紧密.
英联邦的自治成员国没有义务非要卷入争端;如果它们想置身事外,完全可以那么做.
如果允许我们用伯恩哈迪的预测来判断,当时德国也认为它们会这么做.
但战争刚刚打响,这些成员国就领会了战争的意义,无一例外地全力支持,毫无保留.
"一旦英国陷入战事,加拿大必然参战""澳大利亚举全国的人力和财力支持帝国的事业",这些宣言都是出自远离欧洲纷争的自由团体,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不仅仅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而且是所有的自治领,它们实实在在地行动起来,并非喊喊空话.
英联邦让它们懂得为对方负责的意义,而它们也真正明白,世界历史上重要时刻的意义.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印度土邦王公和各民族的反应,他们与这项共同事业并无直接渊源.
土邦王公们并非被逼无奈,而是心甘情愿地提供大量物资和后勤保障;印度招募了数十万名士兵,特别是从西北地区,派他们到遥远的国家服役,远到他们的父辈都未曾听说过的地方.
同样,马来亚的王公、太平洋岛屿上的民族以及非洲原始部落的酋长们都急于表现他们的忠诚,竭尽所能提供物资和人员保障,他们已经隐约意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也是全世界的事业.
能做的让步都已达成,现在该是展现各民族的合作和彼此间的支持的时候,尽管它们的历史和传统鲜有共同之处,但它们之间的合作和支持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自发合作要完全归功于英联邦的架构和传统.
如果不是维系各民族伙伴关系的无形纽带足够强大,德国无疑会在战争的第一年就大获全胜,世界历史也将因此改变.
英联邦的自由构架使得分散在全球各地文化迥异的民族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团结意识,这种团结意识让文明免遭涂炭,为世界其他各国调动兵力争取了时间.
假如当时的情形和民族传统能让欧洲以外的文明民族像英联邦成员那样迅速掌握形势,那么战争的时间就能缩短一半,数以百万计宝贵的生命就能被拯救,正在困扰我们的经济崩溃也能够避免.
英联邦的架构时刻提醒成员国要相互负责,由于缺少这种架构,美国和其他欧洲以外的民族长时间抱有置身事外的想法,认为即使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它们仍有可能"独善其身".
1918年9月,威尔逊(8)总统向世界宣告,美国在适当的时间加入了战争,当时问题已经很明朗.
没错,对美国来说确实如此:美国耗时两年半向公众解释这些问题,而同样的问题,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早在1914年8月就意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
如果美国、巴西、智利、阿根廷、中国和暹罗当时能够结成任何正式的伙伴关系来提醒它们如今看来显而易见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的关系,或许它们也会在1914年8月就能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那么这个世界也可免遭灾难.
这是世界大战的教训之一.
让这个世界成为一损俱损的整体还远远不够,更需要一种看得见的提醒机制,让人们认识到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正如英联邦向其成员国提供的架构一样.
三、战争对帝国的影响这场战争让所有的世界强国都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如果我们还记得,有些强国的大部分领土——对某些国家来说是全部领土——刚获得不久,我们不禁要惊叹,它们居然没有在压力之下四分五裂.
恰恰相反,总体而言,它们顶住了巨大压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它们的属地少有骚动或反叛.
最能有效抵制压力的是英联邦——世界国家中最大且最松散的组织.
正是由于它组织松散,总部缺少强大、有驾驭力的权力机构,德国似乎预计帝国的资源在战争中派不上用场.
德国指望着印度、埃及和南非能爆发大规模的叛乱,并从旁煽风点火,它希望土耳其的参战能让大英帝国的伊斯兰属地发生叛乱,但所有的这些期待都落空了.
英联邦每一位成员国的热忱和忠诚不仅让英国的友国感到吃惊,也让敌国感到意外.
但是,最能体现英联邦实力的还要数那几个互有不满情绪的成员国,德国曾盘算利用它们之间的不满情绪.
在世界大战前的十几年,荷兰和英国曾在南非爆发过战争;政府实际掌控在指挥布尔人部队的将军手上,而且由于毗邻德属西南非洲,阴谋一直接连不断,只要发生叛乱,德国就会给予援助.
一些荷兰极端主义者看准这种形势,孤注一掷,试图发动叛乱.
但在英勇的博塔(9)的指挥下,他们很快就被他们的荷兰同胞镇压.
此后,荷兰人和英国人和平竞争,在那场征服西南非洲的伟大战役中,同仇敌忾.
接着,军队从南非出发,被派往协助另一位布尔人将军——史末资征服德属东非殖民地,他们同样在法国战役中表现英勇.
再也没有什么比南非更能说明英联邦的建邦原则了——自由的伙伴关系是实现统一最坚实的基础.
同样具有说服力的是印度一直以来的忠诚;尽管战前印度爆发了一场要求扩大政治权力的激烈骚动,但印度的忠诚在战争过程中有增无减.
虽然伊斯兰教的领袖苏丹敌视印度伊斯兰教徒,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忠诚;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巴基斯坦和埃及,他们毫不犹豫地对抗土耳其军队.
驻扎在新加坡的印度军队确曾发生过暴动,孟加拉也曾爆发过无政府主义者运动,德国曾试图给予军力和财力援助,但最后却一无所获.
当时旁遮普地区还面临着一场更为严重的动乱的威胁.
但这些都无关大局,总体上不会影响印度一直以来的忠诚,也不会妨碍不断增长的新兵招募人数,尽管有时印度会遭到英国军队的剥削.
战争期间,埃及也没有发生大的麻烦,尽管和平托管之后曾经发生过政治骚动,并且事态还进一步扩大.
在广阔的英帝国领土上,其他地方没有发生反叛,甚至没有出现怠慢的情况,各地有的都是自发的忠诚、热忱和牺牲.
其他强大帝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在广阔的法属非洲领土上,除了深处苦难之中的摩洛哥——大战前夕刚刚纳入法国统治,其他地方都未曾发生明显的动荡.
尽管在更为好战的法国行省,人力资源逐渐消耗,但情况也大致相同.
当比利时全境几乎被德国占领时,尽管曾受尽利奥波德政权的迫害,但比属刚果殖民地人民非但没有试图挣脱比利时的控制,反而为进攻德属东非殖民地提供物资.
意大利人在的黎波里遇到了一些麻烦.
但如果我们还记得,的黎波里是在1911年才被意大利占领,其后不温不火的反抗持续了一段时间,然而反抗却没有扩大到最大范围,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些国家刚刚获得帝国地位,尽管这场大战为叛乱提供了机会,但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们的臣民们并没有打算摆脱它们的统治,而是担心帝国崩溃之后可能带来的混乱.
德国领地的情况也是一样.
事实上,在征服萨摩亚、德属新几内亚、多哥兰和喀麦隆的过程中没有遇到太大困难,甚至在西南非洲也是如此:尽管那里做了充分的精心准备,但靠着博塔的能力,也被迅速攻克.
并且,在这些殖民地境内,甚至在反抗更为持久的东非地区,当地民众很容易接受宗主国的变更,其中不乏欢迎的情况.
但当地人从来没有自发地组织任何强有力的反叛;在东非,著名德国领导人莱托-福尔贝克(10)还从英勇的非洲土著民兵那里获得了有力的支持.
总之,考虑到欧洲各帝国的建立模式,它们比想象中要稳定得多.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各帝国的建立所带来的秩序与和平,以及对无休止的野蛮无政府状态的终结,总体上可以视为一种恩惠.
我们也有充分理由做出如下推测:那些对暴力习以为常的民族并非如欧洲批评者认为的那样,对那些让帝国面上无光的恃强凌弱、残忍无情的行为深恶痛绝.
撇开印度和埃及这些更加文明的民族不谈,对于落后民族来说,看起来他们无心追求"民族自决",否则战争带来的反抗机会就不会被轻易放过.
即使在那些自治理想正在酝酿的地区,保留世界强国也必不可少,因为只有在强国的保护下,才有可能实现自治的理想.
实际上,大部分世界强国能够在战争风雨中屹立不倒,这本身就证明了它们拥有实力,注重实效;尽管自身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这些品质成为它们维持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条件.
不过,有一个世界国家没有经受住战火的考验.
将这个国家的命运与其他帝国做一比较可能更有启发意义.
最为重要的是,它是仅次于美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统一领土面积的帝国,而且是世界上种族同一性最高的国家——沙俄帝国.
但即使在这个国家,它的消亡也不是因为殖民地民族的叛乱,而是因为中央政权的缺陷:根源不在于土耳其斯坦或者高加索,而在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
帝国之所以崩溃,首先是由于俄国政府一直是一个领导无能的专制政权,没有公平公正的法律,也没有政治自由.
其次,俄国民族落后无知,政治上一窍不通,不能认识无政府主义的流弊,极易形成空谈的风气.
帝国彻底崩溃,一度处在战争分裂状态,直到新政府的出现,实现了统一.
如果俄国社会组织化程度更高,像西方工业社会一样,那么其崩溃将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饥饿将会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潦倒.
俄国的革命再次表明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一个社会不够团结,缺乏充分的自我意识,缺乏共同利益感的激励,无法为政权提供坚实的自主基础,那么要想团结整个社会就只能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强大到足以无视那些摇摆不定的愚蠢的公众舆论.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社会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它们既不够团结,也没有足够的共同利益感,无法为政权提供一种自愿基础.
这正是世界国家存在的最终理由.
它们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提供维持高度组织化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手段;它们让落后和进步的民族为彼此的福祉做出应有的贡献,不管程度如何.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帝国无一例外对臣服于它们的民族的统治都不负责任.
但只要统治民族日益加强责任感,产生普遍的公众意志,它们就能够充当真正的教化力量.
俄国在旧制度下缺乏这种防护力量.
虽然俄国政府能够将沙俄帝国境内涣散的民众团结起来,但它还是不能承受战争的压力最后崩溃,原因就在于此,在同样的压力之下,西方帝国却挺了过来.
四、威胁欧洲霸权的反抗活动尽管绝大多数世界国家抵抗战争实际压力的能力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但大战催生了很多力量,意欲削弱它们的政权,其中有传统力量,也有新生力量;而且这些力量的运作似乎正在开启欧洲与非欧洲国家关系的新纪元.
首先,西方民族的优势主要在于经济实力,但其经济实力却在战争压力下大幅下降.
在大战爆发的4年中,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非但没有创造新的财富,增加储备,反而不断制造破坏,破坏的速度快于创造;它们挥霍储备、抵押资源——借此创造未来财富.
抵押资产落入那些完全置身战争之外,或者只在战争中担任次要角色的民族手中;欧洲损失的经济实力转移到美国,后者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利用欧洲大量流出的资源创造财富;或者转移到日本,这足以让日本摆脱日俄战争留下的负担,并促使它的海外贸易迅速攀升;或者流入南美共和国;甚至以某种形式流入印度,印度仅仅承受了战争所带来的轻微财政压力.
经济是国力的基础,但欧洲各民族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却逐渐丧失,甚至有人开始怀疑,欧洲民族是否能够继续履行代价高昂的帝国责任.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给非欧洲各民族,特别是东方民族带来的心理影响.
难道西方文明带来的就是一场残忍而又毁灭的"嘉年华"吗西方文明一直享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但却带来如此结果,它还有权享有这种权威吗战争提出质疑,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诸如此类的问题,问题的提出已经开始削弱欧洲对非欧洲世界的思想掌控,并有助于打破欧洲施在非欧洲世界想象力上的魔咒.
早在战争开始前的几十年里,印度就出现了反抗欧洲统治的思潮,并开始推崇和赞扬拥有精神层面元素的古印度文化,而这种精神层面元素似乎正是欧洲文明所欠缺的.
战争加剧了这种趋势,因为这似乎为蔑视西方"物质至上主义"提供了依据.
绝大多数印度知识分子开始将印度式精神至上的信条奉为圭臬,于是滋生了对西方的反感态度,从而大大加强了印度民族主义政治运动.
在伊斯兰世界,对欧洲思想和方法统治地位的反抗体现在自我意识和自信心的觉醒.
作为一股政治势力,伊斯兰教原先在整个19世纪都几乎悄无声息.
除了衰微而颓败的土耳其帝国,几乎所有其他奉行伊斯兰教的地区均被置于欧洲强国的支配或影响之下,这个过程没有引起仇恨.
然而,战争让伊斯兰世界大为震撼.
作为最后一个穆斯林强国,土耳其加入德国一方作战,它的苏丹被尊为"哈里发",意即穆斯林信仰领袖,虽然土耳其参战的动机完全与宗教无关,但德国方面竭尽所能希望唤醒穆斯林沉睡的宗教狂热.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德国还希望唤醒古老的"吉哈德"(11)精神.
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在麦加谢里夫的带领下奋起反抗土耳其人的控制.
这些事件给整个伊斯兰世界带来了迷惑、兴奋和动荡.
它从漫长的沉默中惊醒.
在英军进攻巴基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前,土耳其政权已经完全崩溃,各地伊斯兰教徒都意识到,最后的穆斯林强国已不复存在,成为基督教国家的鱼肉,这在印度、埃及和中亚诸民族中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土耳其帝国存在的时候,伊斯兰教众对它漠不关心;但当它垮台后,似乎就像伊斯兰世界的顶梁柱突然坍塌.
穆斯林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他们一向不愿臣服于西方统治;而现在,他们的屈从已转化为发自内心的憎恨.
最终,协约国一方宣称自己是理想的守卫者,并用种种口号表述这些理想,给许多从属国带来了深远而又令人不安的影响.
它们宣称自己是在对抗军国主义,对抗穷兵黩武的大国,难道它们不是靠武力建立和维持自己的帝国吗它们宣称支持诸如比利时和塞尔维亚这样的小国或者弱国追求自由的权利,但它们自己不是也统治着许多民族吗它们坚持表示,自己是在捍卫民主的事业,捍卫所有民族的民族自决权,那为什么它们不给予自己的从属地这些权利呢它们发明或者采用"民族自决"这个含糊而又响亮的术语,来总结它们为之奋斗的理想:让这个名词传遍整个世界,让它吹响动荡的号角.
通过这些方式,大战酝酿着新的思想,它对历史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
我们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才能真正认识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但新思想酝酿的一个突出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尽管种种迹象显示,人们正在反抗西方政治霸权,但这些煽动性行为的主要特征是要求政治权利,而这一要求的核心理念正是源于欧洲.
它要求政治自由体制,要求平等;尽管某些国家的整个社会制度与这种要求并不相容,但依然对这种要求表现得非常迫切,这本身就证明欧洲文明已经征服了世界.
五、印度的反应在战争期间,也主要因为战争,在东方这个旧酒瓶里,西方思想的新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酵得更快;由此产生的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印度在战争期间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胆、最大型的政治试验:在印度古老的社会体制下,仿照英国模式,突然建立责任政府体制,体制虽不完整,但却有模有样.
在印度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英国的统治者首次给予印度政治上的统一和安全的和平.
在英国统治下,以印度惯例为基础的平等法律代替了过去的专横独裁统治;政府体制是众所周知的"官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官员只能获取固定的工资,严禁官员以权谋私,官员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必须向上级官员汇报进程,其最终控制权归属英国议会.
这确保所有税收资金都被列入预算,专门用于社会福利,不用上缴给宗主国:印度皇帝(12)是历史上唯一不从臣民口袋中拿走一分钱的君主.
这种制度也为印度多语言民族中的受教育阶层提供了共同交流的媒介,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他们提供相互理解、共同行动的机会.
此外,它还鼓励印度引入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引入媒体和公共会议等有力的工具,借此讨论和传播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思想.
这些条件产生了如下影响:首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印度统一意识.
其次,在西方受教育的阶层要求,政府机构应效仿西方国家,由公众掌控;这项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在印度早期历史上是无法想象的,这本身就是西方征服印度的明证,不仅是领土的征服,也是思想的征服.
作为对这些要求的回应,印度的自治市和地方委员会早早引入了地方自治这一核心理念,并且在印度国家立法委员会和主要省立法委员会中增加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理念.
这些试验的效果并不好,但印度的批评人士把失败归因于特权不足,他们认为,由于特权有限,那些选举出来的机构还不能明确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因此,那些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甚至早在战前就曾要求扩大自治权:作为英联邦的自由成员国,印度要求享有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同样的地位.
战争产生的思想动荡进一步强化了这些要求.
要求完全责任自治的声明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提出.
情绪更为激动的人群认为,印度种族的苦难在不断增长,他们否定英国的统治,认为它没有给印度带来任何利益,甚至还有人明确表示,印度所受的一切苦难——农民的贫困、工业的落后、频繁的饥荒和瘟疫的蔓延都是拜"撒旦"政府所赐.
英国人居心险恶,一心要毁灭印度民族.
在有些地区,对欧洲影响的反抗愈演愈烈,甚至要求摒弃一切西方影响,重新回到原始印度的理想化状态.
虽然英国统治印度长达一个世纪,并且带来了诸多变化,但印度生活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吸收了西方的文化和理念:99%的印度人对于现下的政治理论都表示难以了解,别的原因暂且不谈,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语言中没有那些用以阐述西方理论的词汇.
印度大陆呈现出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丰富的人类种族多样性,从最原始低级的到最高级的,一应俱全,就像一座活生生的种族博物馆.
印度人使用138种语言,而在欧洲仅为65种.
他们由于宗教差异彼此隔离,其程度之深远非欧洲人所能理解.
对于大部分信奉印度教的人来说,一个基本的生活事实是:存在一种复杂而严格的种姓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不同种姓之间禁止通婚和社交;约五千万人被贴上"贱民"的标签;这种制度依托于一种至关重要且无法改变的信仰:高级种姓的人比低级种姓的人优越.
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的核心;在漫漫历史岁月中,在无数次的征服中,正是这种制度保证了印度社会的正常运转.
种姓制度在本质上与民主理念不能兼容.
这两个概念不可能同时存在,一方迟早会摧毁另一方.
印度比世界上最大的自治社区还要大出数倍,而且印度缺少西方社会自治体系赖以生存的社会同质性,所以要想设计一套合适的自治体系,必定是一项异常艰难的任务.
它不能套用现成模式,也不能纯粹模仿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逐步健全起来的制度.
众所周知,如果政治制度与这个国家建立的社会制度不能相容,那它就无法运作.
如何创造一个与印度社会环境相容的体系——面对这个问题,即使是最有胆量的政治投机者也会束手无策.
然而,创造这种制度的重任却落到了英国政府的肩上.
为回应大战引发的动荡,英国政府在大战最危急的时刻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当时所有人都一心关注那些攸关生死的迫切问题.
1917年8月10日的议会上,在回应某一问题时,这项宏大的实验计划被偶然宣布实施.
国务大臣对印度进行了为期数周的访问,在此期间,计划开始实施.
客观来说,当时考虑的问题不是也不可能是找到一个与印度社会秩序相适应的政府机制,而是要探明在条件完全不同的西方孕育出的政治体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于印度复制.
在此基础上,一套新颖独特的机制被设计出来,并在一份翔实的报告中加以详细阐述.
战争结束时,英国和印度开始致力于实施这项宏大、复杂而又新奇的实验.
此项机制的主要特点在于,让印度各主要邦省——每个邦省的人口数量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中央政府,并被赋予英国责任议会政府体系,仅仅保留了一些重要权力(主要是外交政策、军事事务、治安和金融方面的权力),这些权力由政府直接指派的官员掌握,而且他们不对立法机构负责.
这种"双头政治"体系或称权力分割,是由一位睿智的政治思想家首创的,他在印度待了一个冬天.
这是对管理体制的一次全新实验,而结果表明这套机制并不适用.
于是,在占世界总人口近五分之一的国家,战时状况导致了管理体制划时代的变革.
它企图在短时间内强行调整西方制度,以适合印度迥异、复杂的情形——从很多方面来看,印度的情形要比其他任何人类社会的情形都要复杂.
印度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这一机制,有时近乎歇斯底里.
反对者一致要求,应当立即建立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责任管理.
很少听到有人批评说,新的机制构成太过依赖西方模式,没有考虑印度的实际情况.
这一点非常关键.
因为这意味着即使在极度反感西方的圈子里,西方的理念仍然占上风.
没有人提出其他具有可操作性的备选方案替代西方的政治机制.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印度可以并且需要调整自身以适应这个西方机制的要求.
显然,没有人认真思考过如下的结果:要么代议民主体系必然垮台,要么在经历了痛苦的失败后,历史悠久的印度社会制度必定发生完全转型.
西方获得了完胜.
它迫使印度进行政治考量;甚至当它自认为在抵抗西方影响的时候,它也只能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政治考量.
六、战争带来的问题显然,世界大战是那场宏大历史进程的最高潮,欧洲文明在此进程中逐渐掌控了世界.
这一进程促成了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充分显示了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相互依存、彼此负责的关系.
有史以来,地球上的所有民族和部落第一次意愿鲜明,有意识地参与这次大战.
它用炮火检验了聚集在欧洲国家周围的世界国家的实力,正是凭借这样的实力,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才得以完成,它表明欧洲国家的结构比想象中更加稳固.
它表明欧洲特色政治理念——相信法律,相信依托法律的自由——已经在这些帝国的支持下,在欧洲以外的世界扎下了根,并催生出那些只有在欧洲政治体制下才得以实现的要求.
它表明,即使是那些有意挑战欧洲权威的人也无法摆脱欧洲思想的支配.
以这些如今已被普遍接受的原则为基础,它向世界领导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已有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合理的世界秩序架构.
只有在绝望的战争中依旧保持思考的人才能明白这种机会和责任的重要性.
在1917年夏季出版的早期版本中,本书曾试图分析当时所表现出的问题.
那个残酷而高尚年代的见解或许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当我们回顾此后达成的协议以及遗留的相关问题时,我们要将这种见解牢记于心,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要做的那样.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在此重述1917年那些让人深感不安的推测.
"当我们思考与未来和平相关的问题时,我们很容易将几乎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欧洲,如果我们确实将非欧洲世界考虑在内的话,我们要么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仅仅是权力问题,要么会轻率地以为那些指导我们解决欧洲问题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地区.
这两种假设都很危险,因为它们都忽视了过去的教训,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研究的课题.
""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这仅仅只是权力问题,并将非欧洲世界当作战利品分配给战胜国,那么,我们确实可能已经被我们所极力反对的精神所征服.
世界将被一群庞大的帝国瓜分,那些次要的国家一直活在帝国的阴影里.
而这些帝国将继续用猜疑和恐惧的目光注视彼此,继续将臣服于自己的民族当作单纯提供毁灭性战争工具的地方.
和平时期进行你死我活的商业竞争;战时则主要凭借人力和机器.
如果我们所有的痛苦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那么帝国民族背负的沉重负担以及令未来不堪的预测,都将让帝国承受沉重的压力,很可能最终导致帝国的解体,同时将终结四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对世界的支配局面.
这很公平,因为西方文明不再代表公正与自由,而是象征着不公与压迫.
如果非欧洲世界的和解协议完全被一些敌对国家的野心操控,那么上述结果将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受某些狂热的自由分子的蛊惑,让我们相信如此行径的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相信必须永远终结一国对另一国的支配;相信为了未来的和平,必须在欧洲内外奉行相同的原则——民族自由与自治,让所有国家都能自由掌控自己的命运.
但这是对事实的误读,和上一种形式的误读一样致命.
欧洲各民族通过各种帝国行动将欧洲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上述论调完全没有考虑到此项工作的价值.
这种论调也没能认识到,欧洲开始征服世界之前,欧洲以外的世界从没真正拥有过理性法律和政治自由,即使到了今天,它们的统治地位还远没能得到确保,仍然需要欧洲各民族持续的指引才能维持其统治.
这种论调同样没有意识到,现代世界的经济需求必然要求保留西式文明政权,而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区域,只有通过欧洲民族的政治把控才能确保实现这一点.
最关键的是,这种论调并没有抓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国家和自治的观念都是现代理念,它们起源于欧洲,只有在政治高度发展的民族中才能实现;国家意识的产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用种族或语言来任意定义;自治的能力需要长期培养,而且只会存在于这样的民族中,即由具有强烈认同感的情感共同体维系,拥有忠诚于法律的习惯和本性.
当然,欧洲和美国有责任将这些卓有成效的概念传播到那些已受其影响的地区.
但这个过程必然非常缓慢,必须在指导下才能实现.
正是由于欧洲国家对非欧洲世界的控制,整个世界才变成了统一的经济实体,纳入了单一政治体系,进而有可能建立一种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是过去最大胆的梦想家都不敢想象的.
这种控制不能突然撤销.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些我们曾目睹其崛起的世界国家,仍然是欧洲政治创新和物质文明走向世界的渠道.
世界国家是新兴事物,我们还没能在政治哲学中为它们找到一席之地.
但我们必须为它们定位,并从它们的角度思考,否则将来我们会面临可怕的危险.
""假如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较为落后民族的政治发展,我们确有必要保留欧洲民族的宗主权,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才能消除帝国间敌对的噩梦呢它让我们现在身处灾难之中,而且似乎将来还会带来更大的毁灭.
我们唯有下定决心,确保将来欧洲对外部世界的政治控制不仅要维护宗主国的利益,也要符合宗主国国内的公平原则,给予各民族最大限度使用自身权力的公平机会,正如我们在重要的和平协议上所保证的那样.
但是,假如我们在欧洲所信仰的民族主义和自治等概念并不适用欧洲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我们又将如何找到这些原则呢获得指引的途径只有一种:我们以往的经验.
我们有400余年的经验,本书所着力探究的也正是这些经验.
""尽管不可否认的是,欧洲国家的帝国活动一直都表现出对权力的纯粹欲望,但视权力欲望为唯一动力显然是不正确的(正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
在它们的长期经历中,殖民国家已经制定出一些原则处理从属民族的相关问题,它们应该对我们有用.
大英帝国的经验最详尽,也最多样:它是最古老的世界国家,它统治的区域类型也最为多样,有欧洲殖民者聚居的新大陆,也有像印度这样拥有古老文明的王国,还有聚居着落后和原始民族的区域.
要说大英帝国的方法堪称完美、无懈可击,那是无稽之谈.
但它们确实多样,非常奏效.
从相关记录看,英国人的试验提供了最清晰的指导.
有鉴于此,我们着手研究他们的方法,特别对这些方法的后续发展展开了集中研究,所以成果格外丰硕.
在经验的指引下,大英帝国究竟制定了哪些原则我们难以用统一的公式表达,因为原则视其适用区域的状况和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但是首先,丰富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欧洲移民者居住的区域,由于移民带来了欧洲传统,所以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首先是在完全自治权上做出让步,这些移民知道如何行使这些权利;此外,就是激发他们拥护统一的情感,我们称之为国家精神.
这里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国家性不能单纯依靠种族和语言来定义,但国家性有可能出现在,并且也应该被鼓励出现在种族分离的社群中,如加拿大和南非.
企图以种族诠释国家概念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毁灭性的.
""其次,我们知道,在那些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里,数世纪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世袭阶级已经习惯于剥削它们的国民.
欧洲所能提供的最重要的恩赐就是保证内部和平以及坚定实施平等的法律,这将有可能逐步提升团结意识,逐步培养人们的生活习惯,从而使自治成为可能.
至于多久能实现国家统一,多久能够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治,这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然而,上述目标的逐一实现确实是也应该是在这些国家执政的欧洲国家所要实现的最终目的.
同时,英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等到这些国家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它们应被视为真正的政治实体对待;它们不需要进贡;它们所有的资源都应用于自身发展;不应期待或要求它们拥有超过自我防御的军事力量.
同时,当权者不应为其公民争取特权,应当放开这些区域的国内市场,向所有国家平等开放.
简而言之,当权者不应以主人身份行事,而应该扮演委托人的角色,不仅代表他的臣民,也代表文明.
""再次,在落后的地区,统治者的职责包括以下两点:一、保护原始臣民免受残酷的剥削,保护质朴的风俗,只禁止那些不道德的行为,教会他们如何逐步摆脱野蛮状态;二、开发这些区域的经济资源以满足工业化国家的需要,以现代化的通信方式打开他们的国门,与所有国家建立平等关系,不向本国公民提供任何优惠.
""尽管错误和缺陷在所难免,但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上述原则确实是出自大英帝国19世纪的设想,并运用在行政管理上.
这些原则并非含糊不清、不切实际的理想,它们是实践的产物.
如果它们可以为某个世界国家而且是最强大的世界国家采用,那么为什么不能为其他国家采用呢如果这些原则成为通行原则,那么引发战争的诸种因素就会被消解,强国之间灾难性的战争也能避免,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所以,可以将欧洲世界对非欧洲世界必要而有利的保护,世界国家的持续存在,与消除长久以来的战争恐惧以及逐渐培养非欧洲民族接受欧洲政治手段等方面结合起来;同时,那些在欧洲以外没有领地的较弱小的国家也不再感到自身发展受到阻碍,或者在经济上过度依赖强大的邻国.
唯其如此,我们追溯的长期发展所带来的益处才能落到实处;唯其如此,欧洲民族对世界的统治才可能代表公正,才可能为所有民族带来充分行使自身权力的契机.
"这些都是一位不知名的观察者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着眼未来时所做的反思、所产生的忧虑和所抱有的希望.
事态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证实或者推翻了他的预言现在断言还为时尚早.
不过,战后确实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和解.
下一章我们将试图讨论——尽管观点还不成熟、不确定——战后事态的发展将会如何影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1)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一般指大洋洲的地区,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邻近的太平洋岛屿.
(2)暹罗(Siam),泰国旧称.
(3)鲁登道夫(Ludendorff,1865—1937),一战时德国将领.
(4)德国海军部于1917年2月宣布的一种潜艇作战方法,即德国潜艇可以事先不发警告,而任意击沉开往英国水域的商船,其目的是对英国进行封锁.
(5)鲁滨逊·克鲁索岛(RobinsonCrusoe'sIsle),又叫鲁滨逊漂流岛,位于智利海港瓦尔帕莱索以西670公里的南太平洋上,是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中的第一大岛.
(6)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即现在的土耳其城市伊兹密特,建于公元前712年或前711年,最初是希腊城邦墨伽拉的殖民地.
(7)多格拉人(Dogras),或作"多格拉族",为分布于南亚的北方印度雅利安人种族,生活于印度克什米尔查谟地区及其接邻的印度旁遮普、喜马偕尔和巴基斯坦东北部.
(8)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
(9)博塔(LouisBotha),南非军人和政治家,南非联邦首任总理.
(10)莱托-福尔贝克(Lettow-Vorbeck,1870—196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属东非殖民地总督.
(11)吉哈德(jihad),伊斯兰宗教学概念,代指"圣战".
(12)该称号即指英国国王.
第十一章战后一、新的世界秩序在1919年1月举行的凡尔赛和会上,一项重大抉择摆在了面前.
随着世界强国的发展,世界各民族似乎被纳入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
是否要建立一种能够反映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新的世界秩序或者一心只想着复仇,将所谓的和平强加给那些战败国,又或者如此前的和会一样,在战争巨变之后重新调整欧洲的政治地理格局和会的性质表明,本次会议希望达成世界范围内的和解.
因为尽管与会国仅限于对德国或其盟友宣战的国家,所有战败国和中立国都被排除在外,但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集会相比,这次会议更能代表所有种族.
在条约首先提及的五大强国中(它们同时也是会议的掌控者),有两个国家,即美国和日本,在欧洲没有直接利益,它们为新大陆和远东地区发声;其他三个国家——大英帝国、法国和意大利,则是欧洲以外世界的主宰者.
在英国代表团中有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和印度的独立代表,也就是说,有来自美洲、非洲、澳大拉西亚和亚洲的代表.
与会的还有包括来自亚洲的中国、暹罗、希贾兹王国(Hedjaz,阿拉伯半岛),来自非洲的利比里亚,以及不少于11个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共计22个次要国家的代表.
此次会议大大有别于历史上的其他集会.
出席此次会议的政府为超过全球四分之三的人们发声.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各国代表远赴巴黎竟然只是为了与德国和它的盟友做个了断.
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讨论欧洲和解方案的细节以及对德国的惩罚.
欧洲以外的领土争端仅仅是这个主要问题的附属品;尽管土耳其和解方案对非欧洲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也被推迟到最后,直至1920年签订短命的《色佛尔条约》时,才在匆忙中拼凑出来.
在和平协议中,只有一个章节承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这就是附在每项条约之前的《国际联盟盟约》(1).
盟约建立了一个国际中心权威机构,专门处理全人类的共同事务,联盟代表了每个自治的国家.
之所以建立这个全新的机构,用协商而非战争的方式解决分歧,维护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
每一个独立的国家,即使像利比里亚和危地马拉这样的小国家,都可以与英国和法国一样,在联盟的讨论中发声.
这一事实让人看到了削弱世界强国统治力的希望,它们在上一代就已经难以应付.
在此,我们并不关心国际联盟的构成和运作,我们关心的是它对欧洲和非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
在这方面,联盟体系有三个特别值得考虑的特征.
第一,它提供了或者似乎提供了唯一可行的方法,使得世界免遭世界大国之间新的冲突所导致的灾难,这些大国几乎将地球领土瓜分殆尽.
在世界各地,这些大国的利益相互交织,一旦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几乎肯定会波及全球,就像在世界大战中那样.
要想避免这种危险,只能通过提供和平解决分歧的手段,并确保和平解决机制的实施,如果确有必要,还可以组织全世界的力量.
通过建立国际法庭,说服成员国诉诸普遍仲裁制度解决非法庭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搁置,它们最终就是这么做的),由联盟出面调停等方式,联盟能够建立和解的机制,如果上述方法均告无效,联盟还可强迫成员国履行禁止使用武力的义务.
换句话说,通过建立这些制度,联盟让那些认可其体系的国家找不到任何借口发动战争.
但在另一方面,即合全世界之力确保机制有效实施方面,却并不那么成功.
诚然,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国际联盟所有成员国都承诺与拒不履行义务的国家断绝经济和财政关系,并在必要时出兵确保这些规定的执行.
但除非所有大国都同意加入,否则根据第16条发起的行动不会收到任何效果:如果有大国表示拒绝,例如决定实施封锁,它们没有参与其中,同时封锁又妨碍了它们的贸易,这很可能会导致不愉快的结果.
美国和俄国,作为两个大国,从一开始就置身国际联盟之外;缺少了它们的加入,几乎不可能实施有效的联合行动.
在监督较弱国家的侵略行为方面,联盟体系可能而且也确实偶有奏效的时候.
但能否制止大国的侵略活动却一直存疑.
1923年意大利进攻希腊并占领科孚岛(2)时,问题已经表现出来,但还没有确定.
这一问题在1931年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日本公然无视《国际联盟盟约》的义务,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并占领了中国的几个省份.
联盟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派出委员会汇报情况,委员会一致签署了有关谴责日本行为的报告,但却没有按照盟约第16条的规定采取任何措施.
这条规定强行规定的义务被完全无视.
这次的失败更加明显,因为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美国和俄国都密切关注,急于阻止日本的侵略活动:它们原本可以参与联合行动,但事实上,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
这次失败后果惨重,它表明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联盟体系并不能阻止任何胆大妄为、残忍无道的大国实施暴力行为.
一个或多个世界强国有可能采取上述暴力行为,正是这种可能性威胁着世界和平、安全和安康,因此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在联盟体系得以重组和加强之前,联盟体系无法消除对文明的威胁,这种文明是随着一批世界帝国的崛起而建立的.
只要这种情形依然存在,欧洲扩张带来的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就不会给世界带来益处,而只有危险.
《国际联盟盟约》中另一个影响非欧洲世界的部分是第10条:"国际联盟成员承诺尊重并保护所有国际联盟成员的领土主权,反对外来侵略.
"这似乎意味着所有强大的世界帝国的现有领土都得到了永久的保障.
在有些国家,国家边界已经明确标明国家区域,在这种情况下,此项承诺似乎很合理:在解决欧洲领土问题时,以国家间差异为依据划分政治版图,这种尝试虽不尽如人意,但也算得上严谨.
但对于欧洲国家在非洲或其他地方建立的殖民帝国来说,边境线的划定却没有这么神圣不可侵犯,通常都是欧洲国家彼此协商划定,并没有与原住居民进行协商.
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边境线都只是任意划定的直线,分割了各部落的领地.
第10条似乎想将这些分界固定,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国际联盟的授权下,某些有关重新调整边界线的条款可能已经制定.
如很多理想主义者期盼的那样,如果整个热带地区以及当地的所有原始民族都能纳入国际联盟的保护之下,这将是可行的.
如此安排确实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如果是这样,也就不必为这些广袤地区建立一个实际上并不十分有效的国际管理体系.
但这也可能意味着,从此以后,在没有能力自我治理的落后地区,那些统治这些地区的国家将接受国际联盟的委托实施管理——也就是代表整体文明实施管理.
受托管理国必须遵守由联盟制定的一些管理原则,同时定期报告它们的管理工作.
这样的筹划将会方便将来势在必行的对领土的重新调整,这也会更方便组织海、陆、空交通以及相关区域的整体经济发展.
但是相关国家——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从未想过放弃在新近征服领地的独立主权.
原始民族应该接受国际联盟的委托管理,这一理念的确在《国际联盟盟约》中有所体现.
但它只适用于从德国获得的殖民地以及从土耳其获得的亚洲领土.
战胜国效仿威尔逊总统,否认它们一心只想着帝国主义式的征服.
托管制度既能让它们看起来一直在坚持这项声明,又能彼此协商瓜分战败国的领地.
正如盟约22条所规定的那样,托管制度没能完整地表达一个全新的理想——落后民族和它们的土地不应被视为征服强国的"财产",而应被视为文明整体的一部分予以保护,而强国则代表文明,担任托管人的角色.
这个全新的理想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原住民的利益应该得到充分保护;使他们免遭残忍剥削、奴隶制度、毒品交易、精神药物和毁灭性武器的摧残;除必要的治安需要外,不应以军事目的建立组织为统治者服务.
其次,以贸易为目的的资源使用权应向所有国家平等开放.
这些是英国热带殖民地上的主要执政原则.
我们本应有充足的理由将这些原则推广到所有热带殖民地.
第22条规定承认了委托管理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与如下的社区类型有关:"该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暂时认定为独立国家,在能够独立之前,仍然需要受委托管理国的行政指导和帮助.
"从土耳其获得的区域被归入此类.
此类托管没有制定有关平等贸易权的条款.
这是为什么第二种类型与如下的社区类型相关:社区仍处于原始阶段,没有足够能力实现自治.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在中非),委托国必须参与政府管理,但必须允许自由公德心的存在,必须阻止诸如奴隶、酒类以及武器贩卖等不良行为,不允许建立防御工事或训练国民保留除治安以外的武装,给予与所有国家平等贸易的机会.
第三种类型与如下领地有关:该领地最适宜作为受委托管理国的一部分进行管理,遵守托管国的一般法律,必须服从一些必要的保护国民权利的规定.
此类情况也没有制定有关平等贸易权的条款.
所有托管国须向联盟提交一份有关托管领土行政管理的年度报告.
这些都是十分合理的规定.
在有些国家,提交给联盟的报告揭露并解决了被托管地的恶行——尤其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西南非.
如果殖民强国能够下决心将自己现有的财产投放在这样的政府中,它们非但没有任何损失,还会收获颇丰,文明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未来关系将能得到极大缓和.
托管体制体现了极好的想法,但由于殖民帝国刚愎自用、目光短浅,实际上这个想法并未得到实施.
这个体系仅限于从德国和土耳其获得的领土.
即使在这些地区,托管也并非由联盟指派,而是由战胜国自己决定,它们把广袤的领土强行瓜分,完全没有顾及那些有可能分担这些责任的其他国家.
在非洲,德国殖民地分给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
英国拿到了德属东非全部领土,德国殖民地中最好的部分——除了西北部一块地方——并入了比属刚果.
此外,英国还拿到了德属喀麦隆的一部分,将其并入尼日利亚,多哥兰的西部被并入几内亚;南非得到了德属西南非殖民地;法国得到了多哥兰大部分领土和几乎全部喀麦隆领土.
德国在南太平洋的领地分给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澳大利亚拿到了德属新几内亚和俾斯麦群岛,新西兰拿到了萨摩亚.
德国在西美战争中获得的分散在北太平洋上的岛屿,除了富含硝酸盐的瑙鲁岛被英国占有外,其他悉数划归日本.
根据1920年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土耳其帝国被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瓜分.
然而,亚美尼亚的托管权被授予美国,但美国没有接受.
我们应当讨论一下目前这些土耳其领土的命运.
当我们重新审视领土的整体分配情况时,很难将其与之前的"帝国主义兼并"区分开,尽管协约国曾郑重宣布摒弃"帝国主义兼并".
唯一的不同是托管体系为它披上了一件体面的外衣.
1919—1920年建立的新世界秩序影响了非欧洲世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它包含了很多还未考虑成熟的新原则的萌芽.
当然,这种新秩序还慷慨到放任正在进行的反西方统治运动.
事实上,战后非欧洲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化并不是来自这些和平缔造者非凡的智慧,而是来自对这些和平缔造者计划的反对,来自对西方无上权威的反抗.
我们将继续追踪这种反抗,首先是伊斯兰世界,然后是中国和远东,最后是印度.
二、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伊斯兰世界由西亚和北非的广袤地区构成,那里要么全民信奉伊斯兰教,要么教徒的人数占绝大多数.
这些地区包括阿富汗、波斯、中亚大部分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阿拉伯、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在先知死后(公元632年)的一个世纪里,受先知教义的鼓动,从阿拉伯半岛涌入的教徒征服了所有这些辽阔的土地.
这场征服的持久性比征服的速度更加引人注目.
阿拉伯人发现,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在波斯地区确立了下来:这种信仰除少数帕西人外,早已在地球上销声匿迹.
他们发现,基督教在整个西亚(事实上这里是他们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地方)以及北非所有省份都有强大的根基:对于这些地区的民族来说,祖先的信仰已经淡出了它们的记忆,只剩下少数的遗存,譬如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亚述基督教徒、黎巴嫩的马龙派和埃及的科普特人.
没有哪次征服比这次更彻底,因为它不仅是军事上的征服,更是精神上的征服.
它不仅为受其影响的民族带来了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且为他们带来了统一的法律体系和基于《古兰经》的社会习俗以及统一的宗教和文化语言:阿拉伯语之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就如同拉丁语之于中世纪欧洲一样,甚至犹有过之.
所有这些将整个伊斯兰世界统一起来,几乎消除了种族和语言的差异.
这种统一的象征是哈里发帝国——拥有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它的职责是守护信仰.
在整个现代,哈里发的头衔均为土耳其的苏丹所有,这个攻无不克的亚洲民族替代了阿拉伯人,统治了伊斯兰世界.
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伊斯兰国家和拉丁基督教国家之间不断爆发战争,拉丁基督教国家并没有占据上风.
但到了18世纪(19世纪更是如此),随着强大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拉丁基督教国家不完美的统一被打破,它们开始进犯伊斯兰国家.
英国征服了印度,虽然穆斯林在印度只占少数,但他们却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利;英国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建立了据点.
当时的埃及虽然仍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下,但英国确保在那里实施非常规的统治.
法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并自称叙利亚基督教徒的保护者.
俄国征服了中亚的穆斯林,并与英国共同成为日益解体的波斯帝国的保护国.
在世界大战前夕,意大利占领了利比亚、罗德岛及其附近岛屿,并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亚洲西南部的小亚细亚.
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民族逐渐获得了自由,并且几乎将土耳其人赶出了欧洲.
虽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用尽计谋,试图挑拨那些相互嫉妒的欧洲强国之间的关系,但收效甚微;他力图复兴伊斯兰,并让自己成为泛伊斯兰运动的核心,但结果同样徒劳;在阿拉伯中部地区的瓦哈比派教徒和利比亚的赛努西教团中,尽管人们对宗教日趋狂热,但同样无济于事.
伊斯兰的统一政权似乎注定要失败.
它无法与西方民族国家相抗衡.
同时,它不仅受到埃及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虽然在战前表现得并不明显)的威胁,更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的威胁,这些阿拉伯民族构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它们一致对土耳其人没有好感.
阿拉伯民族绝不仅限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带,尽管那里曾是它们霸业开始的地方.
叙利亚沙漠本质上是阿拉伯半岛向北部的延伸,新月沃地环绕着这片沙漠,从西奈半岛边境穿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直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波斯湾.
有史以来,这片沙漠边缘的肥沃地区一直遭受沙漠地区贝都因人的掠夺,包括沙漠和新月沃地在内的区域一直是闪米特人的家园,甚至早在战前,对土耳其统治的怨恨和不满就已经在这片广袤的地区慢慢累积,建立独立阿拉伯国家的民族愿望也正在悄然孕育.
这场战争让伊斯兰世界各国深陷危机之中.
德国从未占领过任何伊斯兰教地区,德国皇帝在战前曾宣称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他希望利用对土耳其的影响,宣传圣战思想,其含义大致等同于十字军东征,同时唤醒整个伊斯兰世界对抗统治他们的主人,包括英国、法国和俄国.
然而圣战无果而终:穆斯林士兵对协约国军队忠心耿耿.
另一方面,协约国利用阿拉伯各民族中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感对抗土耳其.
英国代表和主要的阿拉伯酋长,尤其是与希贾兹省(阿拉伯半岛西部的省份,包括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市)的埃米尔·侯赛因签订了友好条约.
侯赛因本人来自神圣的古来氏部落,先知是这个部落的后裔.
他野心勃勃,想成为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他从英国那里得到含混不清的承诺:答应会满足阿拉伯人的要求,并会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于是侯赛因抛下对土耳其的忠诚,加冕称王,并集结了大量的阿拉伯非正规武装,交由他的儿子埃米尔·费萨尔和劳伦斯上校率领.
在艾伦比将军经由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进行征服的过程中,这支军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间接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支持了英国军队.
两次军事行动以土耳其军队大败告终,土耳其军队被赶出了包括叙利亚沙漠和新月沃地在内的整个阿拉伯地区.
此时,侯赛因国王以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其他阿拉伯地区的阿拉伯领导人都期待着阿拉伯人即将到来的自由.
埃米尔·费萨尔前往大马士革,宣称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
然而与此同时,协约国正在筹划如何处置土耳其帝国.
战争伊始,英国即宣布成为埃及的保护国.
英国发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3)(1917年),借此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族家园,尽管阿拉伯人将巴勒斯坦视为主要的阿拉伯领地.
根据1917年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4),英国和法国达成协议,法国拥有叙利亚,而英国拥有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
有关小亚细亚地区的划分,协议如下:希腊获得包括士麦那(5)在内的西海岸地区,自荷马时代以来希腊人就居住在那里;意大利拥有西南部的大片领地;法国持有东南部的西里西亚;如果能够找到保护国,东部的亚美尼亚将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
根据上述安排,留给土耳其人的只剩下小亚细亚中部的一小块地区.
向希贾兹的侯赛因许下的含混承诺与上述安排很难调和.
(二)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受协约国控制,强迫他接受包含上述条款的《色佛尔条约》(1920年)并非难事.
不料,这个条约迅速激起了土耳其人的民族情感,他们找到了一位强大的领导者——穆斯塔法·凯末尔(6),他是一名士兵,运气颇好,作战英勇.
凯末尔没有狂热的宗教热情,他只想团结土耳其人,效仿欧洲国家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在他的领导下,安哥拉的土耳其人罢黜了苏丹,宣称建立共和国,正式宣布放弃全部非土耳其阿拉伯领土的所有权,但坚持声称小亚细亚地区是土耳其民族的国家领土,坚决要求维护该地区的完整和独立.
尽管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土耳其人一直饱受战争之苦,他们仍出兵进攻被派驻到小亚细亚西部的20万希腊军队,让他们溃不成军,他们大行杀戮,将希腊军赶到海上.
这突如其来的复兴让协约国大吃一惊.
法国急忙从西里西亚撤军并与凯末尔签订和约;意大利对土耳其的要求保持沉默;一小股英军在查纳克守卫达达尼尔海峡,身陷险境,若不是英国政府匆忙与土耳其人签订和约,他们恐怕难以脱身.
根据和约,双方将齐集洛桑,商讨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而非强制的方式达成谅解.
会议结果是:欧洲世界承认土耳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领土包括君士坦丁堡和全部小亚细亚地区.
但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边界仍然悬而未决.
随后,在土耳其人中爆发了革命,这是自19世纪70年代日本突然决定彻底西化以来,最为彻底的革命.
土耳其共和国首先宣布,将宗教权力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这极大地违背了伊斯兰传统.
随后,土耳其政府发现,哈里发精神是一种阻碍,于是宣布废除哈里发权力——这严重打击了伊斯兰世界的精神统一.
从瑞士和意大利借鉴来的全新民事和刑事法规取代了以《古兰经》为基础的民事和刑事法律体系.
这种半修行式的伊斯兰基础被废除.
全新的世俗教育体系建立起来.
在伊斯兰世界的土耳其,通用的阿拉伯文字被拉丁字母代替;女性从长期的隔离中解放出来;甚至土耳其人特有的红色无边毡帽也被禁戴,法令规定,所有土耳其人必须戴有帽檐的帽子,这项规定大有深意.
在清真寺礼拜时,礼拜者头部被包裹着,他们必须跪下,叩头时前额着地,而戴着有帽檐的帽子就无法这么做.
这些根本变化影响了整个土耳其的法律、社会及宗教习俗.
然而,它们几乎没有遭遇土耳其人的反抗.
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已然代替宗教成为维系社会的黏合剂.
伊斯兰世界的统一被打破,正如中世纪末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打破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统一一样.
(三)与此同时,民族精神依然在阿拉伯国家发挥作用,尽管方式没有那么极端.
在国际联盟的授权下,英国和法国在国际联盟提交了它们有关托管分配的方案,并继续付诸实践,这时它们遭到了激烈的抵抗.
在叙利亚,法国不得不出兵将埃米尔·费萨尔逐出大马士革,这让法国成为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特殊敌人.
接着,法国又将叙利亚分裂成至少四个独立的国家,这招致了更多的不满.
这四个国家分别是:黎巴嫩(法国在此依靠基督教马龙派的支持);沿岸地区的新国家阿拉维(Alawiya);中部的叙利亚国;为好战的德鲁兹派教徒建立的南部小国.
但不久爆发了公开的反抗,德鲁兹教派国家和大马士革周边尤为激烈;起义遭到野蛮镇压,大马士革古城遭到两次轰炸,沦为废墟.
国际联盟托管委员会对这些事件进行了调查;尽管在应对大国时需要注意礼节,委员会还是确定无误地发出了谴责.
但法国对叙利亚的掌控仍在继续,为叙利亚自治所做的准备(这是受委托管理国在托管授权下必须完成的任务)是否正在急切地向前推进,谁也不能妄下断言.
英国在自己的托管领土上——包括巴勒斯坦地区、外约旦和伊拉克,或者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麻烦不断.
1920年伊拉克爆发公开反抗,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几乎没有流血事件.
希贾兹王国侯赛因之子,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埃米尔·费萨尔被赶出叙利亚后,在英国支持下来到伊拉克,并成为伊拉克国王的候选人.
他在选举中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同时组建了议会.
伊拉克感到需要保护,因为北方的土耳其人正虎视眈眈,他们宣称对摩苏尔省拥有主权,而伊拉克人仅凭一己之力无法与土耳其人对抗.
很快,英国开始急于想甩掉这些无利可图的责任,尽快离开伊拉克.
它与伊拉克签订了同盟条约,并承诺尽快让伊拉克加入国际联盟,这将会终结托管.
但这只有在伊拉克和土耳其两国边境问题解决之后才可能实现,无奈土耳其态度坚决.
最终,这个问题提交给了国际联盟,国联派出特别委员会对此事展开调查.
委员会主张摩苏尔应归属伊拉克;但由于该省仍有相当数量的亚述基督徒,所以委员会敦促英方托管期限再延长25年,或持续到伊拉克成为国际联盟成员国为止,这样受委托管理国就能确保基督徒的安全.
土耳其人对此解决方案表示抗议,但最终做出了让步.
英国与伊拉克签订了新的同盟条约.
1931年,伊拉克成为国际联盟成员国,英国的托管从此结束.
如此一来,伊拉克成为继土耳其之后另一个伊斯兰新兴民族国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抱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在约旦河沿岸之外的广袤沙漠地区,即如今称为外约旦的地方,侯赛因的另一个儿子也建立了君主国.
相对来说,这个小国并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
它一直心甘情愿地受英国的托管,因为它需要保护;沙漠贝都因部落的战乱,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动乱(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都威胁着它的安全.
为了防止好战的瓦哈比派的入侵,英国军队(特别是空军)经常被征调到此地.
无论到什么时候,这个小国缺少了他国的保护,都无法存活.
不过至少它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也多少实现了阿拉伯人的抱负.
在巴勒斯坦,英国作为受委托管理国,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它必须协调两种几乎相互矛盾的义务:一方面,要建立犹太人家园,鼓励犹太人移民;另一方面,尽量对非犹太(主要是阿拉伯人)公民及其宗教权利不存偏见,不伤害他们的情感.
阿拉伯人将巴勒斯坦视为自己的领土,受世界各地犹太团体的资助,大量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让阿拉伯人非常不满.
英国需要足够的智慧、耐心和坚定应对这种情形,尤其是阿拉伯人自发组织了抵抗运动,而犹太人则获得许多国家强大势力的支持.
暴乱时有发生,国际联盟一度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托管情况.
但总体来说,问题还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将近10万犹太人在此定居,给这个国家带来新的繁荣,阿拉伯人也从中获益;但犹太人仍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
在这样一个严重分化的社区,究竟是否有可能建立起有效的自治体系,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巴勒斯坦可能永远也不会是一个纯粹的犹太国家或阿拉伯国家,种族冲突的危险将永远存在;一旦一方占了上风,将会发生种族迫害的危险.
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来自外部的控制都将是必要的.
虽然困难重重,起码英国驻巴勒斯坦的军队可以减少到最小规模,不像法国必须在叙利亚维持大规模驻军.
阿拉伯半岛地区没有被托管,而是得以保持独立.
但多年来,这一地区都存在着严重动荡的隐患,还有可能出现宗教狂热的复苏.
阿拉伯半岛中部有一位精明强干,善于掌控局势的统治者,内志(7)之主——伊本·沙特,他是瓦哈比教派中实力强大的苦行派信徒的领袖.
他征服了大部分各自为政的酋长,眼看就要以公平的方式将整个阿拉伯半岛统一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他向希贾兹国王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宣战,并取得了胜利.
在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主要就是和侯赛因家族合作,并向他们许下了含混的诺言,答应阿拉伯独立.
这位瓦哈比派酋长迅速占领并征服了侯赛因的王国,并于1925年取得了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控制权.
但危险随时可能会发生,因为阿拉伯人可能会从阿拉伯半岛倾巢出动,入侵伊朗和外约旦,特别是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是战败的国王侯赛因的儿子.
能够化险为夷,首先要归功于伊本·沙特的准确判断力,以及英国(伊朗和外约旦的受委托管理国)的成功斡旋:它安排签订边境条约,明确划定了阿拉伯半岛的疆域.
英国确实是唯一一个在阿拉伯半岛拥有据点的欧洲大国:除了作为三个阿拉伯国家的委托管理国外,它还控制了亚丁,是其内陆贸易区的幕后主宰,同时长久以来,英国还被认为是位于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科威特的保护国.
不过大体而言,阿拉伯半岛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四)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甚至比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的更为激烈.
从本书的前几章可知,自1882年之后的一代,埃及在英国的指导下摆脱了破产,恢复了繁荣;埃及苏丹曾一度被马赫迪攻占,重新回到了野蛮状态,后来在英国和埃及共管的名义下,其实是在英国行政人员的领导下,苏丹主权重被夺回,并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但英国在埃及的地位一直处于非常规状态:埃及一直是自治国家,直到1914年它仍是法律承认的自治国家,其宗主权归属土耳其,尽管克罗默勋爵(8)和他的继任者只是埃及政府形式上的顾问,但事实上,他们控制着事态的发展.
在战前,反对英国权力的声音已不绝于耳,但只限于受过教育的阶层;而从英国政权受益良多的农夫或农民却是心满意足,毫无怨言.
当战争来临时,埃及的地位有些尴尬:由于宗主权归属土耳其,从法律上讲,每一个埃及人都是英国的敌人.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英国政府(1914年12月)宣称英国是埃及的保护国,并宣布土耳其的宗主地位就此结束.
但这意味着埃及人失去了独立,成为英国皇室的臣民.
这导致了反英情绪的高涨,民族主义运动向农民阶层蔓延.
战争期间,这种新型而又狂热的民族主义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埃及到处都有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军队.
但战争刚一结束,民族主义就突然爆发,当得知英国人已许诺阿拉伯人自由,民族主义变得更为高涨.
如果阿拉伯人能拥有政治自由,为什么埃及人不能这场运动由能力出众、热情高涨的萨德·扎格卢勒(9)领导,他是埃及王国前首相.
他提议派代表团(又称华夫脱党)赴英,要求英国放弃保护国的身份,承认埃及独立,同时派代表出席和平会议,将埃及的不满公之于世.
由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华夫脱党应运而生,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
英国政府拒绝接待代表团,并将扎格卢勒驱逐至马耳他.
于是,1919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英国的统治者几乎失去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土耳其的征服者艾伦比勋爵,作为高级专员被派往埃及平定局势.
他成功平息了起义,并释放扎格卢勒,后者前往巴黎,向和会陈述了埃及的主张.
但由于其他大国均承认英国的保护国身份,扎格卢勒并未取得成功,他随即返回埃及组建自己的政党.
然而艾伦比勋爵强烈敦促英国政府:想要避免混乱局面,避免武力镇压,就必须放弃保护国的身份,承认埃及的独立,然后与埃及政府签订和约,以保护英国的权利.
于是,英国政府派出以米尔纳勋爵为首的委员会,报告总体形势(1920年).
但该委员会受到埃及领导层的一致抵抗.
不过,委员会还是对形势做出了公平公正的评价,明确建议应该承认埃及的独立,但双方应协商达成协议,保证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通行安全,保护外国在埃及的利益,确保苏丹政府的有效职能.
为实现以上几点,英国承担了明确的责任,为履行这项责任,英国必须在埃及驻扎军队.
英国还声称要控制埃及的外交政策,保证埃及免受外国侵犯.
但这些条件使埃及的"主权独立"成为空谈.
扎格卢勒和他的朋友拒绝接受任何条件,他们拥有足够实力,埃及政府不敢无视他们.
1921年12月,扎格卢勒再一次被驱逐,先是塞舌尔群岛,然后是直布罗陀;但这么做只会增加他的知名度和追随者的暴力行为.
针对英国政府官员的暗杀行动在埃及时有发生,甚至连那些持较温和观点的埃及人也不放过.
尽管局势混乱,(1922年)英国政府发布了"单边声明"(因为无法达成和约),称其取消保护国身份,承认埃及的独立,但同时宣布,有关上述四点,现行状态必须继续保持,直到以协议的形式加以解决.
英国政府有关上述四点的要求并非没有道理.
很明显,在民族主义高涨时期,埃及的外国居民需要保护.
他们以前享有特权,有自己的法庭,之所以被废除,是因为英国权力能够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这种保证不会轻易撤销.
拥有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不仅对大英帝国的交通至关重要,而且对世界贸易的安全也同样重要.
埃及人宣称苏丹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们占领苏丹仅有半个世纪的时间,由于当时埃及的管理严重不当,苏丹爆发起义,马赫迪随之崛起.
随后,苏丹再次被英国征服和重组:不能再让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
从苏丹流入埃及的尼罗河对埃及的生活至关重要,它有可能会被控制苏丹的势力插手;但这有可能,而且最终也确实是通过协约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不能向国际联盟提交这些问题,特别是埃及的和平涉及许多国家的利益.
如果当时提交国际联盟的话,就能使埃及人实现和解,而且不会伤害到英国.
1923年,埃及政府颁布了一部新的民主宪法;在随后的大选中,华夫脱党大获全胜;萨德·扎格卢勒从流放地归来,当选了新体制下的第一任首相.
1924年,他前往伦敦,试图与英国达成协议;但是他害怕因妥协而失去声望,所以这次访问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暗杀行动还在继续.
1924年,英国人李·斯塔克爵士被暗杀,他时任埃及军队的总司令(指挥官)兼苏丹总督,这标志着暗杀行动达到高潮.
于是,英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坚定的行动.
它向埃及政府再次表示,该事件让它在全世界蒙羞,并要求埃及支付巨额赔款,立即起诉并惩戒罪犯,镇压所有的恐怖组织,撤回所有埃及驻苏丹的军队.
埃及政府拒绝对其中几点要求做出让步,于是英国军队占领了亚历山大港的海关(埃及的大部分税收都从此处获得).
至此,埃及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
萨德·扎格卢勒这时已经辞职,他无法忍受那些让他名誉受损的质疑,同时他也让他的支持者们产生了无法实现的期望.
埃及国王一度在没有议会多数议员的支持下实施统治;虽然在后来的选举中,萨德·扎格卢勒再一次获得议会多数派支持,但他无力回天,很快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直到1934年,英国和埃及之间的关系都没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埃及的议会制实际上已经瓦解,埃及被国王的提名者所统治.
尽管英国专员声称,他有权干预外国人被虐事件,但他已不再干涉埃及的内政.
英国军队仍驻扎在埃及保护苏伊士运河.
苏丹就像英国的领地一样被统治着.
在尼罗河的上游河谷,大型灌溉工程已经启动,埃及和苏丹已经就蓄水的分配问题达成了工作协议.
虽然人们不时抱怨埃及管理不善,但并未引发新的动乱.
虽然埃及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非被托管国或被保护国,但埃及却不能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也不能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
尽管如此,埃及的民族抱负还是得到了部分的满足,它的处境虽非常态,但确实意味着伊斯兰世界的分裂进入了下一阶段.
(五)在战后的几年里,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动乱已经从老土耳其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了整个北非地区.
1911年,利比亚被意大利兼并,此后对抗意大利的战争从未停歇;抵抗军的主力是狂热的塞努西教团,他们控制着中部的绿洲;直到墨索里尼精心组织了一系列战役,意大利才控制了沿海为数不多的几处要地.
突尼斯自1881年以来一直受到法国的保护,由当地官员行使管理权.
受埃及民族运动的激发,突尼斯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民族运动;法国虽不情愿,但也被迫引入更多的民主制度.
这些让步是否会满足突尼斯的民族主义运动,要等待时间去证明.
但同样的让步并没有在印度产生多少效果.
最后,在幅员辽阔的摩洛哥(名义上由摩洛哥苏丹统治),其北部海岸建立了西班牙保护区,而其余地区则属于法国保护范围.
里夫部落(位于北部山地,法国和西班牙交界的边境)在年轻的阿卜杜勒·克里姆(10)的领导下,震惊了世界.
他们先是成功地将西班牙军队赶到海上,然后又成功地与法国和西班牙联军周旋了一段时间.
利用从敌人那缴获的西方军需品,阿卜杜勒·克里姆一度成功地将北部山区的所有部落联合了起来.
如果他当初将阿特拉斯山脉附近所有未被征服的部落全部联合起来,他很可能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实现摩洛哥柏柏尔人的完全独立.
因为对于厌战的法国人来说,想要说服他们撑到这场战役的结束并非易事.
事实上,里夫人的异军突起是伊斯兰民族反抗西方支配力量和区域民族主义运动发展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在统治5年后,阿卜杜勒·克里姆于1926年被推翻.
在其统治期间,他英勇的反抗行动极大鼓舞了叙利亚、埃及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表明,西方列强同样可以被西方的武器打败.
伊斯兰王国的最东端也爆发了类似的运动.
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之前,波斯就似乎注定要被俄国和英国分割.
俄国长久以来在其北部和里海附近人口稠密地区确立它的影响力.
在1907年签订的《英俄协约》中,俄方接受对它"势力范围"的划定,同时英国在波斯东部的沙漠地区得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英波石油公司也在其西南部获得了巨大的石油开采特权,并且给数以千计的波斯工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战争期间,波斯国内一片混乱,北部强大的俄国军队和南部的英国军队共同控制着波斯.
1917年沙俄政府垮台后,一股英军接替了俄国军队,在里海附近行使职能.
战争临近尾声,整个波斯看起来几乎成为了英国的受保护国.
1919年,英国和波斯达成协议,波斯政府承诺雇用英国的军事、金融和科技等方面的专家.
19世纪80年代,正是通过任命英国专家和顾问的方式,英国势力在埃及确立.
如此看来,波斯在战后似乎也像当年的埃及一样,受到英国的影响.
然而随后却爆发了反抗运动.
1921年,波斯出现了一位领导人,类似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
他叫礼萨·汗·巴列维(11),曾是俄国军队里的一名小兵.
当沙俄军官被遣散后,礼萨领导了这支军队,行至德黑兰时发动政变,建立了波斯议会,性质类似凯末尔建立的土耳其议会.
1923年,礼萨自称国王.
他的目标与凯末尔的一样,希望效仿西方重组自己的国家,从西方列强手中获得独立,在全国每一个地区确立中央政权的权威.
他聘用美国专家帮助恢复经济;组建强有力的军队;强迫全国各地所有半独立部落的酋长实际上服从于他;他见证了最后一支外国军队(英国军队)撤出波斯;不久后,他感觉自身足够强大,能够迫使英波石油公司同意修改其享有的特权,并同意增加上交国库的款项.
礼萨使国家摆脱了国外的控制,并将它转变成一个高效、有组织的民族国家.
最后,阿富汗也加入民族独立的大军中.
多年以来,因为与英属印度签订的条约,阿富汗不得与他国建立关系,作为回报,它每年都会得到财政补助.
该制度是为防止俄国插手阿富汗.
战争期间,在位的埃米尔·哈比布拉一直信守协议,纵使德国和土耳其使者试图说服他,但总是徒劳无功:因为他不太可能冒险同时惹怒英国和俄国.
战争后期,俄国方面的威胁似乎已不复存在,阿富汗人渴望摆脱对西方列强形式上的隶属关系,此时他们的愿望有望实现.
1919年,埃米尔·哈比布拉被谋杀,他的儿子,也是王位继承人阿马努拉表达了决心,誓要实现阿富汗的完全独立.
他突然出兵印度,并寄希望于印度穆斯林的支持,后者不甘心土耳其的没落.
但是第三次阿富汗战争(约定俗成的叫法)持续时间很短:战役持续几天之后宣告结束,阿富汗战败,被迫同意和解.
事实上,这场入侵所造成的动荡导致了印度和瓦济里斯坦诸部落之间漫长而又耗资巨大的战争,这些山区部落生性好战,位于阿富汗边境的印度一侧.
但对于阿富汗而言,虽然战败,但却收获了不亚于胜利所带来的利益.
由于印度政府再也不用担心俄国的威胁,于是宣布放弃一直以来对阿富汗外交权的控制,同时取消由此支付的财政补助.
阿富汗重新获得了完全的民族独立.
本着凯末尔和礼萨的精神,阿马努拉努力用现代国家体系武装阿富汗,同时强迫那些不守规矩、不服从他统治的属地服从他的管理.
他专横跋扈,甚至有时行为反常,于是反抗之声四起,最终不得不退位.
但是,作为最偏远落后的伊斯兰国家,阿富汗已经开始在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运动中扮演角色,运动已经遍布从大西洋到开伯尔的伊斯兰世界.
阿马努拉的成就之一就是和新土耳其签订了条约,该条约中的一些表述值得记录下来.
条约写道:"这次多亏了全能的真主,东方世界的觉醒正在日益得到关注";条约"承认所有东方国家的解放";条约"承认它们的绝对自由和享有独立的权利".
这些短语表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可以说,伊斯兰民族正在否定欧洲的政治主导地位,程度深浅不一.
但与此同时,它们正在舍弃伊斯兰的传统而接受欧洲的方式与理念.
历史悠久的伊斯兰精神纽带被打破,正如中世纪末拉丁基督教的精神纽带被打破一样,甚至打破的方式也如出一辙——民族国家的崛起.
在10年战争期间,伊斯兰世界共建立了六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土耳其、波斯、埃及、伊拉克、阿拉伯和阿富汗;而其他一些国家,如叙利亚诸国和外约旦也正在孕育之中;还有一些,如摩洛哥、突尼斯和利比亚努力从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赢得自由.
它们向欧洲的世界强国统治发起了挑战,并屡见成效.
在当下这种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谁又能预言这些国际社会的新成员们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三、东方的激变(一)战后,远东地区也正经历着动荡,并不比伊斯兰世界太平.
荷兰在马来群岛上的殖民帝国以爪哇岛为中心,可以说是伊斯兰王国的延伸,因为它的大部分居民都已皈依伊斯兰教.
它深受土耳其革命以及争夺圣地战争的影响;它也同样受到来自中国和印度反抗的影响,这一点我们还需进一步探究.
荷兰政府发现自己深陷激烈的反抗运动之中,被迫在自治权利上做出巨大让步.
自1898年开始,菲律宾群岛一直处在美国的统治之下,同样受到动荡浪潮的冲击.
其中,最大的岛屿——吕宋岛上信仰基督教的菲律宾人要求完全自治;稍小的棉兰老岛上信仰伊斯兰教的摩洛人反对菲律宾人的统治,就像印度的伊斯兰教徒不愿服从印度教徒的统治一样.
美国人曾承诺,只要他们有能力自治,便会立即撤出菲律宾群岛,如同英国曾承诺从埃及撤出一样,而菲律宾人似乎也如埃及人一样,团结一致,要求立即独立.
但美国的观点倾向于认为,撤军会使农民受主人控制,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
许多英国人对埃及和印度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发生在这些地方的运动就如同我们上文探讨过的伊斯兰世界中的运动那样:当地人民反抗欧洲民族的政治霸权,这些反抗的声音,要么要求建立欧洲特色的政治体制——民族独立和代议自治;要么要求建立更为全面的西方工业体系或者施行共产主义(在更为革命的人群中).
然而,没有一个地区要求回到欧洲统治前的原始体系.
因此,这些反抗欧洲霸权的声音本身就表明了欧洲文明的胜利.
(二)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像叙利亚和摩洛哥一样),这些运动并没有产生十分显著的效果,因为它们必须应对组织严密的政府.
然而在庞大的中华帝国,那里的人口占人类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影响则有显著不同.
中国的动乱以及由此产生的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对历史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为它们注定要左右太平洋地区的事态发展.
显然,正如大西洋地区是过去四个世纪的冲突中心,地中海是古典和中世纪时期的冲突中心一样,太平洋地区正在成为人类冲突和竞争的中心.
众多世界强国排列在太平洋沿岸:大英帝国(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马来亚、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不远的印度和缅甸)、美国(包括菲律宾、夏威夷,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泛美联盟中的拉丁国家)、法国(包括其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俄国,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正在崛起的日本.
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国的未来对它们至关重要.
中国或许会处于日本统治下,如此一来,一个黄种人的帝国或许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它可能会按照西方模式重组,日本之前就是这么做的.
那样的话,世界力量均势将会永久改变,太平洋或许会成为文明中心,因为中国拥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财富.
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被西方文明打开了大门.
但两国的反应大相径庭.
中国屈服于武力,对蛮夷的鄙视态度从未改变,对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也从未放弃,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存在了3000年(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仍在继续).
中国被迫向欧洲商人开放沿海口岸,并允许他们在沿长江数千英里的内陆地区开展贸易;允许欧洲人在这些城市设立属于自己的"租借地",并建立自己的自治政府;允许欧洲人建立自己的司法体系;允许欧洲的传教士在全国传教,允许传教士创立学校,这不可避免地将会影响中国后世对其传统习俗的忠诚;中国被迫将海关税收交到外国人手中,甚至连进口贸易的关税也由外国制定.
但直到大战前夕,中国才仿效日本,模仿西方入侵者的政治体系,按照西方人的方式调整社会和经济生活.
同时,很多中国人远赴欧洲和美国;还有更多的中国人在传教士创立的西式学校里学习.
他们不再满足以传统方式学习中国经典,只有本国统治阶级仍将这些知识奉为金科玉律,他们想以西化中,想把在西方国家学到的政治和经济方法引入中国.
1911年,辛亥革命突然爆发,清朝统治被推翻,完整的民主体系建立起来(以文件形式).
辛亥革命中最出色的领导人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孙中山博士.
他宣扬三重革命的必要性——实现民族独立(包括废除西方入侵者享有的特权);以民主制度代替皇帝和其官员的绝对权威;以西方的、社会主义的(如有可能)经济模式代替中国一成不变的经济模式.
但中国没有像日本武士那样古老而又根深蒂固的统治阶级,他们控制并引导了日本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巨大变革;中国的官员和军事将领一心只想着将新的政体变为谋私的手段.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无法理解新思想.
结果,辛亥革命让整个国家陷入混乱.
新设立的议会从一开始就只不过是摆设而已.
不久,新议会在大战期间解散;原先的统治势力和士大夫阶层拥护袁世凯为总统,控制了北京政府;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创立了国民党,在广州建立政府与北京政府对峙,但势力相当弱小.
尽管国民党的追随者遍布全国18个省,但广州政府只控制了其中的一两个.
大多数省份均落入军阀之手,他们之间连年内战.
中国沿海以及主要河流沿岸海盗出没,内陆地区盗匪猖獗.
这就是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将要结束时中国的状况.
中国仍是一个整体,尽管这个整体将要破裂;北洋政府(在名义总统的领导下)仍可以代表整个国家发表声明,仍能从欧洲人管理的港口获取大量的关税收入;欧洲人依旧享受着他们的特权,继续着他们的贸易,其中英国所占份额最大;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的生活几乎未受到国内混乱局面和军阀混战的影响,其对外贸易实际上还在增长.
尽管国民党人的理念仍在全国传播,孙中山一派迫切的改革者却只在中国东部一隅——广州有一个立足之地,民主和议会政府已名存实亡.
此时的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孱弱和混乱之中.
相反,日本并没有鄙视外国人,而是下定决心向他们学习,一直按照西方的模式彻底重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军事制度.
由日本旧贵族领导的这次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1895年,日本轻易地挫败中国北洋水师,得到了朝鲜的控制权和台湾的领土;更出人意料的是,它击败俄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日本在满洲获得了据点,满洲是个富庶省份,人口稀少,原本一直处在俄国的控制之下.
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盟,这让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成为可能,并且使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对日本来说,世界大战的爆发似乎是天赐良机.
趁着欧洲强国集中全部力量投入战争,无暇顾及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日本可以坐收这些国家大部分的贸易,以此大大提升它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
此时俄国的竞争已不复存在,尤其在1917年俄国政府倒台之后.
就连美国也无法干预,自1917年以来,美国卷入大战,在此之前,它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
作为英国的忠实盟友,日本加入了反对德国的联盟,占领了胶州湾的港口和要塞以及中国的富庶省份山东,德国正是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混乱无序的中国落入日本之手.
沙俄帝国的西伯利亚地区似乎也是如此.
战争临近结束,日本一度占领了西伯利亚东部的大片区域,它显然希望拥有这片领土.
1915年,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这使日本几乎能够控制中国的经济生活,特别是能够完全掌控富庶且人口众多的山东省——孔子的出生地.
协约国在无奈之下只得同意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最终将此条纳入《凡尔赛条约》,因此中国政府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北洋政府提出抗议,但却无计可施,不得不接受日本的要求.
但此举让日本在中国大失民心,也让那些了解时局的人大失所望.
简而言之,日本从战争中崛起,财富、权力和声望与日俱增.
它似乎正成长为太平洋地区的主宰力量.
菲律宾、中国香港甚至澳大利亚都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它成为战后促成世界和解的五大强国之一(其他四国为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新的地位得到承认.
它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敌意,但这似乎无关紧要;因为中国人无能为力,尽在它的掌控之中.
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三)但此后不久,这次大胜就迎来了考验.
日本在1921年的贸易萧条中遭受重创,一场可怕的地震几乎将东京摧毁.
1922年,美国在华盛顿召集会议,集中处理两大难题:海军裁军和太平洋问题.
这是战后最成功的一次会议,可以说史无前例.
在海军问题方面,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现在:首先,确定并通过了裁军的可靠标准;其次,英国放弃了它400年来所享有的海军霸权,接受与美国"平起平坐".
这两个英语国家是世界公认的海上霸主.
而日本被明确认定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这三国都是太平洋国家.
新协议还包括一项条款:任何大国都不得在太平洋岛屿上建设新的防御工事.
此条款的初衷是为保障和平.
但这确保了日本在东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安全,因为在其海岸线的射程内,不允许修建任何海军基地.
会议的政治成果比裁军成果更重要.
1902年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已被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美国、日本及法国签订的《四国条约》,旨在维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在有礼有节的劝说之下,日本放弃山东权益——这个人口与英格兰相当的大省,并且还与四国金融家组成的财团分享了它在中国的商业特权.
最终,上述四国以及其他五个关注太平洋的国家(中国、荷兰、意大利、葡萄牙和比利时)签署了《九国公约》,公约保证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并承诺支持和帮助中国进行重组.
对各国贸易"门户开放"的原则将得以保留.
中国向其他国家保证,不会在沿海地区设立任何租界.
各方一致同意,应当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关税问题;其他国家承诺帮助中国完善法律体系,以便取消欧洲各国建立的治外法权.
简而言之,日本紧攥猎物的手指被悄悄地掰开;各方都鼓励中国人民进行重组,不用担心他们的领土会被其他国家瓜分.
但不幸的是,当事态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时——各大强国已准备好帮助中国,并放弃它们的特权,同时,来自日本的控制也有所放松——1922年在中国北方,却突然爆发了军阀之间的内战,派系相互争斗,意欲夺取对北洋政府的控制权.
我们不必回顾这场混战的过程,也不必重述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和其他军阀的目标和行为.
可以这么说,短短的几年之内,北洋政府已经失去了权力和存在的意义;按照华盛顿的各项协定,有关关税和治外法权的会议准时召开,但却在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的情况下被迫休会.
同时,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将目光瞄准中国.
他们活跃在中国的很多地区,主要寄希望于广东与南方的部分国民党.
苏联特使米哈伊尔·鲍罗廷在国民党的一些成员中影响巨大.
他们开始组织针对西方商人的罢工,特别是针对英国人,因为英国被认为是西方影响力的代表,它在中国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比其他西方大国的总和还要多.
许多地方——尤其是广州和香港——罢工严重,几乎使英国贸易在1924年和1925年停滞不前.
抵制英货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27年.
冲突也时有发生;公共租界的市政警察曾两次开枪,这必然让人们变得更加激动.
这一切也让一些中国商人警觉起来,他们和西方商人一样,安全受到威胁;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也开始慢慢加深.
北方军阀连年混战,国民党认为这是扩大自身势力范围的好机会,于是暂时搁置了这些日益增长的分歧.
1926年国民党决心北伐.
在中国当时最有能力的将军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取得的成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们一路凯歌抵达长江,甚至更远的地方,赢得了南方大部分省份的拥护.
这极大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每个省都有许多追随者,尤其在学生群体中.
学生对军阀的破坏和掠夺深恶痛绝,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和民主理想为统一和重建中国的唯一希望.
一路攻城略地,国民政府首都转移到位于中国中心地带的大城市汉口.
同时,蒋介石挥师东进,争取占领富裕大省江苏.
位于江苏的上海是西方贸易——尤其是英国贸易——的中心,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富裕的港口之一.
这里的银行和商行将成为纪律涣散、精神亢奋的中国军队的战场,这座伟大的城市面临如此前景,着实令人感到不安.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随着国民党军队不断推进,反西方情绪特别是反英情绪不断高涨(12).
军队进入武汉时,欧洲人租借地遭到了攻击和洗劫,许多人丧生,白人定居者不得不匆匆迁往上海.
类似的场面也发生在长江下游的另一个通商口岸——九江.
数十艘军舰不断地行驶在长江江面,努力(但并非总是成功)保护大量来来往往的欧洲货船——特别是英国货船;商船甚至军舰经常遭到岸上火力的袭击.
英国驻北京大使馆试图与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达成合理的协议,但没有成功.
人们普遍认为,国民党是现在中国最强的势力;英国比其他任何西方政府都更快认识到,面对这种空前高涨的民族情绪,想要继续保持欧洲商人享有特权已经不现实.
面对这种情况,英国政府决定向上海派遣一支强大的防御部队,保护公共租界.
多亏有这样一支部队,蒋介石的大军进入上海时,才没有重蹈汉口覆辙,出现混乱场面(13).
国民党内的分歧变得日益尖锐.
北伐统帅蒋介石认为对国民党来说,疏远中国商人和欧洲强国是致命的.
孱弱的北洋政府——或许是希望抹黑它的敌人国民党——突袭了北京的几栋苏联建筑物,发现并公开了一系列文件.
这一事件让国民党内两派的争执达到了顶峰.
于是,鲍罗廷和其他苏联特使被驱逐出境,国民党内的蒋介石一派毫无疑问占了上风.
他们建都南京,但党内的部分激进成员仍留在汉口.
无论如何,南京国民政府比存在很多年的其他政府都更像是一个全国政府:除遥远的北方以外,它打破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1928年,国民党军队联合北方的两个军阀,进驻北京——清朝皇帝的首都,并将其定为直辖市,改名北平.
这时,中国似乎终于要统一了.
看来,中国的重建工作终于可以启动了.
国民党(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和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所有的权力,但声称这只是中央政权建立前的暂时性安排.
蒋介石成为中华民国的主席.
他不久即宣布皈依基督教.
他的妻兄宋子文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
他也是一位基督徒,就像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一样.
他们聘用了大批外国顾问协助大规模的重建工作:德国的军事官员、英国的海军官员、美国的金融专家以及来自英国的政治顾问(弗雷德里克·怀特爵士).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新的统治者对外国人的仇恨正在逐渐消弭.
他们现在希望得到西方的帮助和指导,他们是国际联盟的坚定支持者,为免受日本的侵略,他们向国际联盟寻求保护.
政府仿照西方模式,迅速起草了新的法典.
与欧洲强国的谈判重新开启,主要是修改欧洲各国享有的特权,它们与中国民族独立的身份并不协调.
而欧洲各强国,尤其是英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满足中国的要求.
1928年,中国的前景似乎比1911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有希望.
(四)但是这一承诺并未兑现.
很快,国民党与那些已被国民党军队收编的军阀之间又爆发了新的战争.
虽然蒋介石能够削弱军阀的势力,但他却永远无法在更偏远的省份行使中央政权.
国民党内部的敌对派系之间斗争激烈,早已让人民失去了耐心.
各地盗匪猖獗,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同时阻碍了贸易发展.
长期内战之后,饥荒接踵而来,席卷了满目疮痍的大地,在一些省份,数百万人死于饥饿.
1930—1931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几乎毁掉了中国的外贸,对外贸易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中国的货币价值是白银本位,受白银价格下跌的影响尤为明显.
因此,就连中国也遭受了这个相互依存世界中经济混乱的影响,就像它遭受政治混乱的影响一样.
所有这些不幸造成了种种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快速发展.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已经成立了共产党政权,尤其在长江沿岸,汉口的上游.
1930年长江爆发了洪灾,堤坝被冲垮,大片区域被淹没,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于是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寻求帮助,国际联盟派出了一位杰出的英国人——约翰·霍普·辛普森爵士来到中国.
在他的指导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短短数月,驻堤设防,建成了一座6英尺高、6英尺厚的圆形堤坝,长江洪灾得到了有效控制.
所有难民被集中在难民营,灾后余生.
所有这些都是由中国劳工完成的,尽管强盗经常发动攻击,但这充分表明在得力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的忍耐、忠诚和勤奋可以战胜一切.
这些不幸还没有结束,中国突然又面临新的危机:日本的侵略计划卷土重来.
自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以来,日本由自由党派组阁,一直遵守当时达成的协议.
日本没有试图利用中国的分裂,而是与欧洲大国合作,采取措施抵制混乱局面,试图与中国达成协议.
从日本的表现看,它似乎是国际联盟的忠实成员国.
日本似乎已经放弃了侵略的野心,并且已经决定通过和平贸易的扩张,而非征服新领地,来解决人口不断增长的问题(每年增长近100万).
但是1930年的经济崩溃以及随后几年的形势却令日本发生了突然转变.
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遭受了重创.
当时,所有受影响的国家几乎同时采取了一种疯狂的行为,它们开始试图通过关税和配额破坏与他国的贸易,从而改善自身的处境.
日本眼看无法拓展贸易,不得不重新回到老路,征服一个自己专属的帝国,它可以垄断贸易,并且解决日本人口过剩的问题.
这种机会唾手可得,那就是人口稀少的中国满洲省份,或是东西伯利亚更为空旷的苏联领地.
时机对日本很有利,因为美国和欧洲大国都麻烦缠身,无暇分神,不可能对日本进行干涉.
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不仅加深和延长它们自身的苦难,也是东方国家新麻烦的根源,这些麻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
日本的军队领导人一直对政府奉行的太平洋政策心存不满.
经济困境为他们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他们私自采取行动,现在来看,当时日本对中国满洲的占领,其实是日本军队领导人的独立行动,日本政府根本无法控制.
自由党派内阁被推翻,1931年12月由保守党派内阁取而代之;1932年5月,海军和陆军将领又取代保守党派内阁,开始控制政府.
与此同时,年轻的军官也对两党的政治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暗杀行动.
事实上,当中日冲突日益激化,欧洲大国正在热议如何遏制这种冲突时,日本正在经历一场夺权的军事政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侵占了中国满洲的省会城市——奉天(14).
接下来的三个月,满洲三省被占领.
中国人几乎未做抵抗,而是求助于国际联盟.
联盟和美国要求日本政府做出解释和保证,日本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借口,做出了许多泡沫承诺,同时将责任完全推给中国混乱的局面.
联盟通过的解决方案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中国政府小心翼翼,避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以免在舆论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在日内瓦的代表在与日本发言人的辩论中始终占据上风.
中国人自行采取行动,宣布抵制日货,此举非常奏效,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几乎处于停滞;原来日本与中国的贸易约占日本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作为回应,日本派兵进攻上海,这里是当时抵制运动的中心.
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认为,炸弹和子弹是劝说中国人购买日货的最有效方法.
因为中国军队不敢进攻公共租界,日本人在此处用飞机和大炮轰炸了拥挤的中国人聚居区.
他们甚至轰炸了一个由国际联盟组织资助的洪水难民营.
日本人的这些行径不仅毫无道理,而且还直接违背了以日本名誉做担保的《国际联盟盟约》《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
其他国家同样以名誉做担保,签署了这些法律文件.
如果缔约各国不采取行动维护条约——如果它们像日本那样不顾自己的职责——它们将和日本共担罪责,维护世界和平的公共体系将会崩塌.
而且不止如此.
筹备多时的裁军会议将于1932年2月举行.
假如日本的案例表明,我们不相信国际联盟能保护其成员国,那又怎么能指望有国家会同意裁军呢不仅中国的权利无法保障,就是一度被认为是解决和平问题最佳方案的世界新秩序(尽管并不完美),也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世界都被经济萧条分散了注意力.
然而,当时的形势非常有利于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发起坚定而无声的行动.
因为当时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在谴责日本的行为.
美国和苏联作为两大强国,虽然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但是也和其他成员国一样,密切关注如何遏制日本的侵略行为.
它们至少会欣然参加联合抗议,也很可能会加入联合行动.
军国主义者还没有完全控制日本,自由主义的传统依然存在.
中国抵制日货的行为给日本贸易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暴力产生的恶果正逐渐显现.
如果当时整个世界都愿意采取联合行动,哪怕只是联合抗议,结果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1932年1月,即日本袭击上海之前,美国政府曾向日本发出照会,拒绝承认由武力违反《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中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条款所带来的任何变化.
美国非常希望英国政府也参与进来:如果英国这样做,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都会效仿——几个月后,国际联盟确实就此通过了一项决议.
但英国政府立即做出回应,称并没有打算与日本做此类交涉,因为日本做出承诺,满洲对外贸易仍然奉行"门户开放"政策.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门户开放"问题,而是藐视《国际联盟盟约》的侵占领土行为,此举违背了每一个联盟成员国所做的承诺.
不久,"门户开放"的承诺起到了效果.
日本在满洲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满洲国"以"主权国家"的姿态出现,只有承认其为"合法政府"的国家才能享受贸易特权.
英国政府的行为暂时破坏了实施有效联合行动的可能,并且拆了国际联盟的台.
而英国辩解的理由是,如果惹恼了日本,它可能会攻击香港,进而引发一场大战——日本将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世界.
国际联盟已经派出了一支包括五大国代表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李顿调查团)到东方.
1932年10月,调查团提交了一份意见一致的报告,报告用温和但令人信服的措辞谴责了日本的行径.
调查团还为未来的"满洲国"政府拟了一份计划,计划既能满足日本所有合理的要求,又能被中国接受.
在计划还未实施前(但日本政府已经看过),日本正式"承认"了"满洲国"的地位,因而拒绝考虑调查团的建议.
1933年10月,《李顿报告》(15)提交国联大会.
如果不是日本的反对,报告便能得到一致支持.
日本随即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联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我们对上述事件详加论述,力求全面,因为这些事件不仅对中国和远东地区影响深远,而且对整个世界的未来同样意义重大.
它们让中国仍旧四分五裂、混乱不堪,让其在无耻的邻国面前孤立无助,丧失了对西方世界正义或美好信仰的信心,它以前总是愿意寻求西方世界的帮助.
显然,这些事件已经让日本变得欲罢不能,它相信自己可以不用理会其他国家的想法,俨然以东太平洋的霸主自居,只要自己认为合适,就可以进攻香港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附属地;既然联合制度没有在满洲事件中遏制它,又怎么会在其他侵略行动中遏制它呢这些事件预示,太平洋地区迟早会爆发战争,可能是日苏之间,也有可能是美日之间;而这场战争很可能会牵连整个世界.
这些事件将联合体系和国际联盟彻底摧毁,使其失去了全世界的尊重.
当欧洲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抵抗个别欧洲强国的霸权时,这些事件摧毁了它们对欧洲国家能力的尊重,它们不再相信欧洲能带领世界建立有序的和平体系.
1932年的一系列事件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决定性,也最具灾难性的转折点.
四、印度的巨变(一)战后数年,印度的反西方霸权运动与我们先前所研究的发生在伊斯兰世界和远东地区的类似运动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这场运动只牵涉到一个欧洲强国——英国;而且印度必须应对一个拥有上百年历史,高度组织化的管理体系.
毫无疑问,如果英国愿意的话,它完全可以通过武力镇压整个运动.
但这必然带来长期的高压政治,英国舆论将不能容忍;而且从长远看也收效甚微.
长期以来,印度自治的稳步发展一直都是英国政策的既定目标;自1880年以来,已经不断取得进展,扎实地迈出了第一步.
印度的英国政府和急不可耐的印度国民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最终目标,而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速度.
其次,印度在建立一种有效的自治制度之前,需要克服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的困难.
正如中国的情形一样,首要的困难是其辽阔的国土面积和众多的人口,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都堪比整个欧洲.
如果每一位代表必须为100万人代言,那么代表制根本无法实施,但是在中国,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多数人口具有同质性——他们通过延续了2000多年的共同传统和相似的生活方式而达成统一.
但就印度而言,它拥有太多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明等级,常常让人感到困惑.
印度的种姓制度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而中国却没有.
在印度,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长期以来,山地的尚武民族与平原地区的崇文民族相互鄙视.
此外,印度的政治问题因存在大量世袭君主统治下的土邦而变得异常复杂,而中国却不存在类似的问题.
中国的18个省份自古以来就被相同的官僚阶级以同样的方式管理着.
就智力水平而言,印度和中国的受教育阶层并不次于西方国家的受教育阶层;但在印度,受教育阶层与普通百姓之间存在种姓制度严格的等级区分,而中国或欧洲却没有这样的情况.
基于以上原因,在印度建立国家自治制度要比在中国困难得多.
这也比在伊斯兰国家建立国家自治制度困难,伊斯兰教赋予信徒统一的信仰、法规和社会习俗,但印度却没有.
如果印度在迈向自治的进程中,缺少坚定、耐心同时又认可其目标的政府的指导,必然会造成无政府状态,而且比中国遭受的状况更加糟糕.
(二)我们已经看到,英国政府在战争临近尾声时如何做出承诺,保证一步步帮助印度实现完全责任自治.
为履行这一承诺,英国政府试图在《蒙塔古—契姆斯福宪政改革报告》中建立"双头政治".
在这种政治体系下,权力两分,一方是由选举产生的代表,而另一方是官员,他们最终分别对印度政府和英国议会负责.
这个方案体现在1919年底通过的《议会法案》中,并于1920年开始实施.
然而事实上,这个新体系是英国当局强加给印度的;这足以让印度更为激进的改革者对法案敬而远之.
此外,法案生效时的外部环境也让法案失去了公平实验的机会.
大战刚刚结束,西方文明的威望大大降低,同时协约国宣称,它们一直在为所有民族捍卫民主和民族自决的权利,这似乎比《蒙塔古—契姆斯福宪政改革报告》中的方案更值得期待.
印度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充满了动荡.
一直以来,印度穆斯林都是印度政坛最保守的分子,他们对土耳其政权的崩溃感到不安和激动:1919年,阿富汗威胁印度边境,一些穆斯林领袖甚至宣称他们愿意帮助侵略者.
最重要的是,1919年和1920年的骚乱让印度人民情绪激动,几近疯狂,当时新的体系即将生效.
在战前和战争初期,某些秘密团体实施了一系列的刺杀活动,特别是在孟加拉地区,这让印度政府不知所措.
参与这场阴谋的只有极少数人,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但难就难在,目击者不愿出庭作证,他们害怕幕后黑手的报复.
通过行使战时紧急权力,政府可以在战争期间将阴谋策划者囚禁在他们的家乡,这样就能免除上述的麻烦.
但战争结束后,战时紧急权力已不存在,情况又会怎样呢当局指派委员会汇报这一问题,该委员会由英国法官罗拉特先生率领,其成员均为英国和印度的资深律师.
他们汇报说,此类案件应由三位法官在无陪审团的情况下非公开审理.
然而,这些建议刚写成提案向印度立法机构提交,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一法案的条款被好事者和媒体曲解得面目全非,好像印度人民的生命和自由都会被置于政府和警察的掌控之中.
1919年,在好战的旁遮普地区,一场严重的暴乱似乎已是箭在弦上:铁路和电报线路被切断,此时所有可以用来镇压暴乱的军力都在边境,英国当局高度警觉.
在锡克教圣城阿姆利则,发生了数起可怖的谋杀,局势看起来十分严峻.
戴尔将军手下只有陷入暴民包围的少量士兵,他向手无寸铁的大群平民开火,当时他们正聚集在一处禁止集会的场地内.
这一事件造成很多人丧生.
这次可怕的事件有可能遏制日益严重的暴乱.
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此举点燃了全印度近乎疯狂的激动情绪;虽然英国当局针对此事开展了调查,戴尔将军也被解职,但革命运动和反英运动却被煽动起来.
正是在这种疯狂亢奋的气氛下,甘地走上了印度政治的前台.
只有在印度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宗教观念的国家,甘地才有可能在随后几年掌握领导权.
他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圣人、苦行僧.
在接受西方教育之后,他在南非尽心为自己的同胞服务;看到他们在那个国家的遭遇,他对西方的霸权产生了怀疑.
他放弃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并尽可能摒弃西方的思想.
他生活极为简朴,他的目标是带领他的同胞回归传统.
他不仅想摆脱英国统治,还想摆脱西方文明;他想彻底摆脱西方的影响,回归简朴的生活和简单的信仰,他相信这种生活和信仰曾存在于早期印度;他坚持认为,印度人必须重新纺线、织布,穿上他们自己的手工服装,这种坚持更多来源于他的上述理想而非企图破坏英国贸易.
他痛恨使用武力,痛恨阿姆利则事件,但也同样痛恨印度人使用暴力.
为了实现他隐约想要的巨大变化,他提倡"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没有暴乱,没有刺杀;但每一个爱国的印度人都应断然拒绝承认政府的存在,无视政府命令,拒绝纳税.
如果人们能集体实施他的计划,无疑将使政府停止运转,带来整个社会秩序的大混乱.
在阿姆利则事件之后的混乱中,领导印度民族运动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说,他是托尔斯泰和威廉·莫里斯(16)的混合体.
但圣人没有能力依靠他的圣徒地位管理复杂的政治事务,就像他不能依靠他的地位启动飞机或机车;尽管甘地赢得了大批印度人的支持,但他对印度政府管理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建设性贡献.
他的目标之一是将5000万印度"贱民"从堕落中解救出来.
但在这个问题上,他需要对抗的不是英国政府(在这一点上,英方完全支持他),而是他所属民族自身的偏见和传统.
他没能为那些贱民阶层争取到任何东西,这应该能让他明白,如果想以纯粹理想主义的方式解决政府管理问题,这些偏见和传统仍将是最大的绊脚石.
因此,1920年的印度局势非常严峻.
甘地宣扬以"非暴力不合作"对抗"撒旦政府",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英国的商品,尤其是棉布,遭到大规模的抵制.
尽管宣扬"非暴力"思想,但联合大罢工或一般性罢工仍偶有发生;暴力骚乱频发.
印度的穆斯林将土耳其政权的崩溃归咎于英国,对英国怀有敌对情绪,他们和印度教徒第一次结成了联盟.
第一次有穆斯林加入的印度国民大会党积极要求完全自治.
新的政府管理体系必须在这种局势下投入运行,可想而知效果很不理想.
它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行,只不过是因为甘地的追随者不想跟它产生瓜葛,而且进入立法机构和执政的印度人都是温和派.
但这一政府体系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否定,即使是温和派也乐意给它制造点困难,哪怕只是为了表明他们不是政府的傀儡.
总督里丁勋爵耐心又不失智慧,虽少言寡语却内心坚定,全是靠着他在此种艰难时势中苦苦支撑,局面才得以维持.
但完全不合作无法实现,因而很快就被搁置.
此外,1921年,西海岸的穆斯林民族莫普拉人也起身反抗.
他们自然将枪口对准自己的世仇——印度教徒,这导致生命和财产损失严重,最终由英国政府出面阻止.
这不仅打破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同盟关系,同时也表明,如果没有管控力量,他们之间仍有发生冲突的危险.
这种事也玷污了甘地政策的名声.
1922年,当局在确认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将他逮捕,随后也没有因此发生任何暴乱.
(三)虽然暴乱在不断减少,但新的政府体系运转得并不理想.
新的政府体系并未得到国民的认可;没有得到认可的政府体系——哪怕只是稍有异议,而不是明显的反对——算不上是健全的.
1924年,印度立法委员会指派委员会报告体系的运作情况.
委员会提交了两份报告.
代表印度温和派的少数派报告彻底否决了这一体系,并要求除外交政策和国防以外的完全自治.
即使是代表官方意见的多数派报告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提倡进行实质性的变革.
最初的计划是打算检测体系的运作方式,或许10年后会扩大其适用范围.
但很显然,在那之前必须做些改变.
1927年,在约翰·西蒙(17)爵士的主持下,英国政府任命新的议会委员会重新调查这个问题.
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议会所有政党的代表,但却没有印度人.
这足以让所有的印度人深恶痛绝.
西蒙委员会的任命的确再次激发了旧有的激动情绪,而且委员会在访问印度期间,受到了印度人的联合抵抗.
经过在印度和英国国内为期两年的调查和研究,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对整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分析,它建议对印度人期望的自治做实质性推进.
但西蒙的报告不可能被看作一部新宪法的基础:印度的领导人,包括温和派和激进派都与这部宪法毫无关系,因为印度人没有参与起草这部宪法.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英国政府在伦敦召开了圆桌会议.
与会代表包括除激进派以外的所有印度舆论发言人;圣雄甘地本人也来到伦敦,并参与该会议第二年的讨论.
印度的命运不仅由英国政府在议会上讨论,而且由英国人和印度人在公开会议上讨论,这一事实改变了问题的性质.
土邦王公的发言人宣布,如果条件可以接受,他们愿意加入联邦体系,于是问题有了新的转机.
这次会议的讨论持续了3年多,印度各种族和宗教的成员被召集在一起,为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案,问题的难度可想而知.
有些困难几乎无法解决,差点让会议不欢而散;最后,英国政府负责起草一份能够体现长期讨论结果的方案.
这个方案被称为白皮书,它是英国两院委员会进行进一步长期讨论的基础.
这距德里立法议会要求制定新宪法已有10年,随后宪法草案准备颁布.
无论这部宪法最终通过何种形式颁布,对于印度来说,政府的新方案都将是而且一定是一种妥协,它不会让所有人都完全满意.
但至少,这将是一系列漫长而认真讨论的结果,在这些讨论中,印度各主要方面的观点都将被考虑在内.
或许它不会运转得非常理想,但肯定会在经验的指导下对它做进一步的修改.
或许仅凭讨论无法制定出有效运转的政府体系,尤其是在像印度这样广阔且多样化的社会,众多种族、宗教、种姓和文明等级并存,且要求和利益存在冲突.
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印度人对政治自由的渴望变得强烈,英国政府就不能违背3.
2亿人民的意志对他们进行统治.
这些旷日持久的讨论已经证明,英国人和英国政府已经认识并接受了上述事实,并意识到印度不能仅仅被视为英国的"囊中之物".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时期为建立一个安全的自治体系奠定了基础.
英国的统治为印度提供了三项基本利益——政治的统一、稳定的和平和平等的法律,这在印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其中任何一项,甚至所有三项都可能被轻易摧毁,正如中国当代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而一旦被摧毁,就不能轻易地重建.
历史强加给英国一份新的责任,即确保印度自治的发展不会危及或摧毁这些必要的基础,从而使印度免遭姊妹国——中国遭受的灾难.
五、战后的大英帝国大战以来,受战争的影响,大英帝国的版图急剧扩大.
这改变了勉强维持的主要成员国之间以及自治领之间的关系;对一直奉行的有关落后种族中的附属民族政策做了实质性的调整.
但对于那些还没有正式加入帝国的地区,英国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
(一)帝国版图的扩张帝国版图的扩张是因为原属德国和土耳其的领土划给了英国.
这些处在国际联盟托管下的领土与其他领土性质不同,不过出于实际目的,它们也是帝国的一部分.
在非洲,两块最有价值的德国殖民地归入英国名下.
德属西南非洲由南非自治领托管,在适当时间它将并入南非.
德属东非,即今天的坦噶尼喀,由英国亲自托管,这便将南边的尼亚萨兰和北边的肯尼亚、乌干达连在了一起,这有可能实现塞西尔·罗德斯的梦想:从开普敦到埃及,修筑一条横穿英国领土的铁路.
有人一直建议,这四块殖民地或许能以某种联邦形式联合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广阔的东非自治领.
但由于坦噶尼喀是被托管领土,这阻碍了计划的实施.
如果将乌干达、肯尼亚和尼亚萨兰都纳入托管,或许能解决这一问题.
这样可以确保公平对待原住民,并保证对所有国家的贸易实行门户开放.
但这个提议从未被认真考虑过.
既然英国已经开始强制殖民地优先与帝国开展贸易,这项提议已经失去了可操作性.
的确,这项新政策使得实施建立东非联邦的计划变得困难重重.
在坦噶尼喀的北部和南部边境设置关税壁垒已变得势在必行,这样一来,从坦噶尼喀开放口岸进口也无法逃避特惠制度的税收.
在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得到托管德属(即东北部)新几内亚和俾斯麦群岛的授权,英帝国的版图得以扩大.
澳大利亚已经控制了英属(即东南部)新几内亚.
这个巨大岛屿的东半部现已都在澳大利亚的控制之下,而西半部则是荷兰帝国的一部分.
新西兰以同样的方式托管萨摩亚.
最后,英国在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地区承担了新的责任,这使得英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紧张.
战争临近尾声,有人期待在这些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大英帝国,一面与埃及(1914年已成为英国的受保护国)连接,一面与波斯(1919年签订协议后,几乎成为英国的受保护国)和阿富汗(其外交政策已受到英国的影响)连接.
这样一来,英国的版图就覆盖了整个西南亚(从印度到埃及)和东非地区(从尼罗河口到好望角).
但即使有心实现这些宏伟的理想,我们先前探究的高涨的民族情绪也很快就证明这些想法不切实际.
托管伊拉克不仅代价高昂而且麻烦不断,英国急于制定政策,尽快将它摆脱.
1931年,国际联盟接纳伊拉克为成员国,终止了英国对伊拉克的托管,这使英国松了一口气.
英国在波斯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很快就被礼萨·汗·巴列维的崛起所终结.
在埃及,英国早在1920年就被迫放弃对它的保护,尽管英国仍在那里保留着特殊的地位.
1919年,抵御阿富汗入侵成功后,英国主动放弃已掌握了半个世纪的阿富汗外交权.
同样,它屈服于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放弃了威海卫港的租约,以及在汉口和其他贸易中心的租借地.
法国一直坚持自己在叙利亚、摩洛哥和中国的统治权,而英国自从放弃了1918年那些狂热的梦想后,似乎一心只想减少自身的责任.
在整个广阔的西南亚地区,英国的地位一度至高无上,然而很快,英国就只剩下难以应付的任务:不顾阿拉伯人一直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顶着时刻受到阿拉伯贝都因部落袭击的危险,托管半荒漠的外约旦.
正如赔款和战争债务问题一样,在殖民相关问题上,或许可以说,英国比其他大国表现得更为现实.
英国最早意识到,欧洲的政治霸权地位将一去不复返,也是第一个调整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的国家.
战后帝国内部结构和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可以追溯到帝国内外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
这既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政治领域.
(二)新经济政策在战后的几年中,尤其是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战争导致的狂热民族主义让每个国家都在疯狂追求自给自足;关税、配额、汇率限制以及其他用以达成这一难以实现的目标的手段,给英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繁荣更需要依赖自由国际贸易.
这导致了约瑟夫·张伯伦观点的复苏,他在20世纪初提出:通过经济纽带加强英国国力,为了恢复英国的繁荣,可以将整个大英帝国转变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系,在其领域内施行自由贸易,而对所有其他国家征收关税.
这是要回归曾经导致美国革命的政策.
它一度以帝国自由贸易的名义被大肆鼓吹.
所幸自治领经济民族主义让这一计划搁浅,因为自治领都想实现自给自足,就像其他疯狂的世界一样,不愿让英国商品自由进入自己的市场,但却想让自己的商品自由进入英国市场.
它们的确给英国商品以"优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优待是向英国征收高额的关税,同时向其他国家征收更高的关税.
或许,大英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确实可以及时实现真正的自给自足,因为仅靠英国一己之力无法实现;但是对于只想实现自身自给自足的自治领来说,这个想法毫无吸引力.
英国市场向全世界开放,这一直以来被认为阻碍了它和自治领之间的关税协定.
1931年和1932年,英国放弃了"自由贸易",采用贸易保护体制,这让新的关税协定成为可能.
英国政府并不希望建立完全的帝国自由贸易体系,也不奢望英国商品进入自治领市场与自治领商品进入英国市场的条件完全平等.
但是英国确实希望,自治领为确保自由进入英国市场,应对英国贸易做些让步,同时也希望帝国各成员国能够互相减税,在经济如此萧条的时期,能够互相帮助,给世界其他地区做出榜样.
为商讨这一计划,1932年夏天在渥太华召开了会议.
在会议召开前,各自治领——尤其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大大提高了对英国商品的关税.
会议很快表明,英国的期望可能要落空.
自治领明确要求,英国应当对它们的商品免税,不仅如此,为提高它们的优势,英国还应当大范围新增或提高对外国商品的关税,而英国议会考虑到本国人民的利益,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它们还要求,在没有得到自治领同意的条件下,不得废除或减少这些新增关税,以此限制英国议会以自治领议会不认可的方式随意处置关税的权力.
作为对这些特权的回报,自治领同意为英国在其市场的贸易提供更优惠的条件.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承诺仅仅意味着外国商品的关税会增加,而英国商品的关税不一定会减少;随后,澳大利亚政府在议会前宣称,对英国商品的关税没有减少;无论如何,不会给予英国贸易此次会议之前3年的优惠.
因此,渥太华会议未能达成既定目标,自治领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感起了阻碍作用.
有关依附帝国的领地,渥太华会议做出重大改变.
会议决定,非自治殖民地应当通过提高外国商品关税的方式,给帝国商品优惠.
这与英国长期奉行的原则背道而驰,长期以来,英国坚持其他国家可以与殖民地平等贸易——这是国际联盟采取的原则,并体现在盟约的托管条例中.
殖民地一直受惠于这项政策.
它让其他国家不再抗议英国对大片领地的兼并;它为处理落后民族地区事务提供了更有效的模式.
从英国殖民政策的宗旨看,这项改变是严重的倒退.
(三)大英帝国的政治重组战前,自治领土对自身事务享有完全的自治权,一直以来自愿让宗主国掌管其外交关系和国防事务,承担几乎所有国防费用.
但那场浩劫之后,它们不可能再接受这种情况.
它们比一些出席和会的"主权国家"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承受了更大的牺牲.
因而,它们派代表参会理所应当.
事实上,它们以双重身份行使代表权——一是作为大英帝国的成员,在此名义下,它们是"主要协约国及相关国";二是代表各自国家.
这导致了一种反常现象:英国除作为大英帝国的成员国外,根本没有以独立国家身份派出代表.
国际联盟成立之初,也出现了反常安排:大英帝国作为国联理事会的一员出现,代表可由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或南非人担任;但各自治领也作为单独的国家出现在国联全体大会上,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作为非重要联盟国被选入国联理事会——实际上,加拿大真的当选了.
而英国又一次没能得到自己的代表席位.
在和会和国际联盟中,各自治领和印度与其他主权国家一道行使单独代表权,在某些人眼里,这似乎暗示着大英帝国作为统一政治实体的解体.
而实际上,这正展现出大英帝国的特点:时而是一个国家,时而又是多个国家,这种情形令政治理论家感到非常费解.
此外,这种安排似乎为帝国的外交政策难题提供了解决办法.
如果真如所愿,国际联盟能够成为讨论国际事务的主要场合和防止战争的手段,那么这些自治领就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并就将要采取的"路线"向自己的宗主国"大英帝国"咨询.
事实上,能够有效运行的国联为解决帝国外交政策管理问题提供了唯一的解决办法.
还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确实也出现过(虽然不是通过国际联盟的正常机制,但毫无疑问是在其主持之下):迫切需要商讨的国际问题与自治领没有直接关系,但可能最后需要它们承担自身义务,采取军事行动.
自治领时常发现自己被排除在这种讨论之外.
当主权国家被排除在外时,很难说服其他国家接受这些自治领的代表权(因为这将使英国的意见占优势).
在战后的几年里,这种情况出现了四次.
大英帝国是1922年旨在维护太平洋和平的《四国条约》的签署国之一,也是旨在保障中国统一的《九国公约》的签署国之一;尽管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太平洋国家,却并没有像签署《凡尔赛条约》那样,单独签署上述条约.
它们是否一定要承担这些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同样在1922年,土耳其人对希腊人发起猛烈进攻,驻扎在查纳克的一支英国军队险些卷入其中,这最终导致《色佛尔条约》被废止.
如果随后英国和土耳其就此爆发战争,各自治领是否已自动卷入其中英国政府曾发出紧急电报,要求它们予以协助,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当英国在洛桑与土耳其签订一项新的条约时,自治领并没有代表参加.
协商规定,英国承担维护海峡两岸非军事区的特殊责任:如果将来发生战争,自治领是否会自动卷入其中最后,在《洛迦诺公约》中,英国承诺,如果法国或者德国有一方违反公约,英国将给予另一方援助.
但英国外交大臣明确表示,这项义务仅适用于英国,不涉及自治领.
这项免责声明的价值何在如果英国王室陷于战争之中,王室的臣民怎么可能免于承担后果以上这些难题产生了如下的理论(部分人似乎很认同):自治领可以被动卷入战争,但不能主动加入战争.
毫无疑问,它们可以放弃派遣军队,但是它们的公民将可能被对方视为敌人,它们的财产将可能被敌国充公,它们与敌国之间的贸易将会被终止.
这些因"在战争中保持被动"而导致的后果,人们不会容忍太久,摆脱这些结果的方法只有两种——要么变被动为主动;要么相关的自治领脱离帝国.
考虑到国际联盟可能有望在地球上消除战争,这一关键问题的不确定性似乎变得无关紧要.
但当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世界(如1934年),战争可能随时会爆发时,它将变得异常重要.
就在1934年的夏天,史末资将军宣布,如果英国卷入战争,南非将不会参战,除非南非自己决定这么做.
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位著名的加拿大政治家宣称,如果英国参与战争,加拿大也会参与战争.
或许南非的意思只是,如果不是出于本国的意愿,南非将不会参与战争;或许加拿大的意思只是,当英国参与战争,加拿大就会被动地卷入战争.
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意义却相同,这并不难做到.
但结果是,无论是其他国家,还是英国,或是自治领都不知道,英国卷入战争后,局势将会如何发展.
自大战以来,共进行了三次帝国会议(1921年、1923年和1926年),会上,帝国成员国的政治家们主要就帝国的构成进行了讨论.
与会的两个自治领代表一直急切地强调本国的国家自由,认为帝国的联系最为松散.
爱尔兰自由邦在1924年获得了自治地位,但这只是无奈之选;它本来或者至少是国民中那些最有权势的人,还是更倾向于完全独立.
自1924年开始,南非国内的荷兰裔占据了上风,克鲁格一度想要建立独立的荷属南非的野心又开始复苏,有关脱离帝国的言论不绝于耳.
以上两则事例表明,狂热的民族主义正席卷全球,并将有可能毁灭这个世界.
其他自治领也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一听到有人宣称宗主国地位优越,就情绪激动地表示憎恨.
在这种情况下,宣布宗主国和自治领之间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已经成为一系列帝国会议的必然结果,先是在1926年的会议上发表了宣言,后又在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令》(18)中得以体现.
大英帝国因此被公认为历史上第一个没有中央集权的帝国.
的确,除了每隔几年召开一次的首相会议外,它没有任何的协商机制.
印度正在朝着这种完全自由的方向转变.
严格按照"帝国"这个术语的意义来看,落后民族居住的广阔领土仍旧是"帝国"的一部分,因为它们直接由宗主国控制,并以宗主国的利益,而不是整体文明的利益接受管理.
但对自治领而言,英帝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松散、非正式的联盟,尽管成员关系很亲密,但联盟盟约并未以任何条约或宪法的形式体现,联盟的纽带仅仅是成员共同享有的自由,对英国王室的忠诚,以及帝国统一的象征.
各自治领甚至没有受到明确而具体的义务约束,而它们加入国际联盟时却有相关的约束.
难免有人会认为,一个内部联系如此脆弱的帝国似乎正处于瓦解的边缘.
但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这个结论流于肤浅,是个错误的看法.
帝国和它的体系得到了发展,而且仍在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是自发、自然的,并非通过严格执行理论家的计划来实现.
它懂得如何维护统一中的自由.
即使享有更大的自由,但统一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说,自由度越高,统一越紧密.
史末资将军确实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达到了权力下放的极限,现在是时候制定更有效的合作方法了.
毫无疑问,他是对的.
现在,中央集权已经行不通——或许以前行得通.
但就共同利益关注的问题,组织有效、持续的协商应该可行,正如国际联盟为更大和更小的统一民族关系而成功组织的协商一样.
如果大英帝国真的走向瓦解,不管是对于帝国成员,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将是怎样的悲剧!
因为这个不可思议的民族团体为世界提供了最好的模式和最大的希望——让人们看到,以和平方式理顺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世界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它占世界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占人类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这片广阔的疆域上,各民族相安无事——和平的局面并非以武力维持,因为这个帝国不依靠军事力量,它的军队数量不及许多欧洲国家.
不仅各民族之间相安无事,而且谁都不会相信,这个不同民族团体中任何成员之间会爆发战争,实际上,各成员国之间一旦发生任何争端,都是通过协商而非武力来解决.
这的确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存在模式.
如此看来(其他原因暂且不谈),如果帝国瓦解或者它的根本性质发生了任何改变,那将是对文明的沉重打击.
成员国是否享有主权,与此有关的司法问题我们没必要过度担心,因为这个了不起的政治结构不属于任何现成的政治科学范畴.
它既是一个帝国,也不是一个帝国;它既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国家,它是由多个不同民族和国家组成的超级国家.
它不是人类运用智慧可以设计出来的结构,也不是因为某个政府有目的的行为而创造出来的结构;它是自然发展的,它是无数个人和集体自发行为的产物,这些个人和集体来自那些在历史上不断追求自由,一贯容忍差异,并将这些融入自身血液的民族;它是一系列偶发事件的产物,虽然无法预测,但是对于那些习惯自治的人来说,却可以通过无穷的智慧将它转化成优势.
它的体系源自无数临时举措和尝试性试验,因此缺少逻辑和一致性;然而,在所有这些偶然中存在着一致性,因为它们都由自治的本质统领.
它散播在每一块大陆上,被每一片海域冲刷,裹挟着由大自然散播在每一片海域中的岛屿的灰尘,由上万艘来来往往的船紧紧连接.
从澳大利亚的布须曼人到敏锐而哲思的婆罗门人,从非洲的矮人到现代工业的主人或高等学府的学者,它遍布几乎所有种族和宗教,涵盖了文明发展的每一个等级.
几乎所有我们所知的社会组织和管理形式都尽数包括在这个复杂而多样的结构中.
它包括一些众所周知的自治程度最高的社群,其中四个掌控着广阔空间的未来,这些广阔空间将要有白人来此定居.
它为高度组织化的种姓制度找到了空间,让数百万印度人团结在一起.
它保存了朴素的非洲部落组织结构.
面对性质不同的领地,帝国呈现出不同面貌.
对于自治领来说,它意味着自由国家的兄弟关系,通力合作加强防御,协力传播普遍理念和制度.
对于印度、缅甸和锡兰等文明古国来说,尽管这个帝国免不了犯错,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但它带来的却是和平而不是混乱,是法制而不是武断专制,是统一而不是无序,是正义而不是镇压,是发挥自身能力和个人想法的自由,是稳步提升民族团结和政治责任的希望.
对于落后的种族而言,它意味着对无休止的屠杀行为的镇压,奴隶制度的废除,为对抗残酷剥削而设法保护原始、朴素民族的权利和习俗,让它们可以逐步发展,最终脱离野蛮状态.
对于所有人——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居民——而言,只有在它的庇护之下,才可能建立法律秩序和自由制度.
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在自身实体内实现了现代社会的三大政治理念.
无论在新兴国家的年轻社区,还是享有悠久历史的垂暮之国,它都唤醒了民族意识,给予自治制度前所未有的发展自由.
同时,它将众多迥异的民族联合起来,实现了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从而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实现了国际主义的理想,并且为未来建立有组织的自由联合体树立了榜样.
大英帝国的组织结构如此伟大,如此多面,富于变化,又岂是普罗克汝斯忒斯(19)式的政治科学分类能够囊括的.
它像生命一样,复杂多样,充满变数.
它追求一个又一个宏伟的目标,它的忠诚信念经历了重重考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相信,它注定会分裂成若干毫不相干,甚至有可能相互敌视的国家.
尽管以它的名义犯下了很多错误甚至罪行,但它将继续存在下去,就像一棵参天的榕树,随着生存条件的不同而改变自身的形态;纵使主干日渐枯萎,但它依然存活的树干会建成一座教堂,它依然是摆放在教堂正中央的那座神龛.
在其漫长而曲折的历史中,英国一直致力于建立世界统一,这个由自由民族构成的英联邦将永远是世界统一的核心.
(1)《国际联盟盟约》(CovenantoftheLeagueofNations),简称《国联盟约》,《凡尔赛条约》的第一部分,为建立国际联盟而制定的规则.
(2)科孚岛(Corfu),又称克基拉岛,属希腊克基拉州.
(3)《贝尔福宣言》(BalfourDeclaration),英国政府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是世界主要国家正式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宣言.
(4)《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Agreement),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与法国签订的瓜分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的秘密协定.
(5)士麦那(Smyrna),土耳其西部的一座港口城市.
(6)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phaKemal),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第一任总统兼武装力量总司令、元帅,被誉为土耳其人的国父.
(7)内志(Najd),又称纳季德或中央高原,位于阿拉伯半岛中部,且为阿拉伯半岛的中心地区.
(8)克罗默勋爵(LordCromer,1841—1917),原名艾弗林·巴林,英国行政官员和外交家.
(9)萨德·扎格卢勒(ZaghlulPasha,1857—1927),埃及政治活动家.
(10)阿卜杜勒·克里姆(AbdulKarim,1882—1963),摩洛哥民族英雄,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11)礼萨·汗·巴列维(RizaKhanPahlavi,1878—1944),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创立者.
(12)当时,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引起了英帝国主义的恐慌.
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殖民权益,多次进行武装挑衅,千方百计地干涉中国革命,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激发了震惊中外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
(13)1927年初,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被国民政府收回.
为防止上海租界出现同样情况,英国政府派1.
6万名士兵到沪,在愚园路兵营设英军上海司令部.
(14)奉天(Mukden),今天的沈阳市.
(15)《李顿报告》(LyttonReport)由国际联盟的李顿调查团在1932年发表的报告,用以协助调查及解决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
(16)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19世纪英国著名设计师、诗人及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他也是"拉斐尔前派"的重要成员.
(17)约翰·西蒙(JohnSimon,1873—1954),英国政务活动家,内维尔·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支持者.
(18)《威斯敏斯特法令》(StatuteofWestminster),英国议会1931年12月11日根据1926年和1930年两次帝国会议的决议制定的关于处理英联邦内部关系的重要法律.
(19)普罗克汝斯忒斯(Procrustean),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一个强盗.
西方多用其比喻强求一律的做法.
TableofContents书名页版权页前言目录第一章帝国主义的含义与扩张动机第二章伊比利亚的霸业第三章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对抗(1588—1763年)一、开拓阶段(1588—1660年)二、殖民政策系统推进时期(1660—1713年)三、法英冲突(1713—1763年)第四章变革的时代(1763—1825年)一、美国独立战争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大英帝国在印度四、全新的大英帝国第五章欧洲与欧洲以外的世界(1815—1878年)一、新兴法兰西帝国的诞生二、俄国的扩张三、打开中国和日本之门四、中美和南美五、美国的发展第六章大英帝国的变革(1815—1878年)一、大英帝国持续壮大的原因二、帝国的新理论三、南非摩擦四、印度的新原则五、殖民地自治的发展六、相依而存的帝国七、印度政府第七章世界国家时代(1878—1900年)一、欧洲征服世界二、欧洲列国之争三、瓜分非洲四、其他地区的争霸五、新世界强国六、争端之源第八章群雄环伺中的大英帝国(1878—1914年)一、帝国的成长二、英国挺进埃及三、南非和布尔战争四、帝国主义情绪的滋生第九章步入劫难(1900—1914年)一、战争的深层次原因二、一战前夕的世界强国三、德国的野心四、势均力敌五、摩洛哥问题六、巴尔干问题七、避免战争的努力第十章世界大战及其与欧洲扩张之间的关系一、谁为大战负责二、大战的全球性三、战争对帝国的影响四、威胁欧洲霸权的反抗活动五、印度的反应六、战争带来的问题第十一章战后一、新的世界秩序二、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三、东方的激变四、印度的巨变五、战后的大英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