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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北京第一编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921年7月—1923年6月)第一卷目录第一编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921年7月-1923年6月)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一、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二、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国政治…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环境…第二章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五四爱国运动…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三、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四、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章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活动…一、中央局工作的逐步展开…二、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三、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四、党对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五、党在创立初期的自身建设…第二编党在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第四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三、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四、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章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一、五卅运动和全国的反帝怒潮…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三、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四、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五、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第六章北伐战争和革命力量的发展…一、北伐前的形势…二、党为北伐做准备…三、北伐的胜利进军…四、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五、党在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第七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一、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二、蒋介石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和大革命的局部失败…三、武汉政局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大革命的失败…第三编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第八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二、各地的武装起义…三、"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及纠正…四、井冈山的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第九章党为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斗争…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四、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五、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制定…六、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第十章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和红军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及纠正…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三、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第十一章事变后的国内政局和革命运动的挫折…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二、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危害…三、红军继续进行反"围剿"斗争…四、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五、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六、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第十二章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一、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二、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四、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第十三章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转变…四、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六、党为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而斗争…七、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第四编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第十四章争取实现全面抗战路线…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三、实现全面抗战的努力和国共军队配合作战…四、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五、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第十五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三、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四、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五、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六、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第十六章巩固抗日民主阵地…一、1941年以后的战略格局…二、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四、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五、党在沦陷区的斗争…六、整风运动…第十七章争取人民抗战的最后胜利…一、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三、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四、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五、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五编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第十八章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二、争取和平建国…三、调整战略部署…四、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兴起…五、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六、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第十九章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一、从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二、战略防御作战的重大胜利…三、加强解放区建设…四、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第二条战线的发展…第二十章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二、土地制度改革运动的发展和整党运动…三、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制定和实施…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五、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进一步展开…第二十一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一、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二、夺取全国胜利…三、筹建新中国…结束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后记…附图1—26上册目录第一编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921年7月-1923年6月)第一章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一、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鸦片战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起…二、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国政治…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各阶层群众的反抗斗争…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创办…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意义…五、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和欧亚革命浪潮的兴起…第二章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五四爱国运动…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新思潮的涌现…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论争…三、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党的早期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四、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的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第三章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活动…一、中央局工作的逐步展开…二、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认识…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三、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工人罢工斗争的蓬勃兴起…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四、党对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农民运动的新局面…青年运动的新态势…妇女运动的新面貌…五、党在创立初期的自身建设…第二编党在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第四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三、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国民党的新变化和黄埔军校的建立…国共合作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反击国民党右派和平定商团叛乱…四、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章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一、五卅运动和全国的反帝怒潮…席卷全国的五卅风暴…省港大罢工…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三、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北方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争取冯玉祥国民军和发动"首都革命"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四、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制定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新政策…反对西山会议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五、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第六章北伐战争和革命力量的发展…一、北伐前的形势…北方反奉斗争的失败与两广统一…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二、党为北伐做准备…三、北伐的胜利进军…两湖战场的作战…赣闽浙苏战场的作战…民众的支援和北伐军的政治工作…国民军再起和泸顺起义…四、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湘鄂赣地区的工农运动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五、党在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第七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一、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帝国主义的干涉与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表面化……………………共产国际在北伐过程中对中共的影响…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二、蒋介石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和大革命的局部失败………………三、武汉政局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东征北伐之争和第二次北伐…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党的五大…四、大革命的失败…革命危机的加剧和五月紧急指示…大革命的失败及经验教训…第三编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第八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建立及其内外政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发展…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二、各地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其他武装起义…三、"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及纠正…四、井冈山的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第九章党为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斗争…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斗争的开展…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湘赣、湘鄂赣根据地的开辟…湘鄂西、鄂豫皖根据地的开辟…其他根据地的开辟…四、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海陆丰、井冈山等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政策的发展…五、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制定…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古田会议…六、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第十章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和红军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及纠正…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三、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反"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的反"围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红军的建设和作战原则的基本形成…第十一章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局和革命运动的挫折…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九一八事变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二、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危害…三、红军继续进行反"围剿"斗争…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的失利…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六路围攻的胜利…湘鄂川黔等根据地的开辟…四、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党的建设…五、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六、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查田运动…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十二章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一、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遵义会议…二、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争论…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四、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第十三章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华北事变…《八一宣言》一二九运动…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瓦窑堡会议…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实现…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转变…刘少奇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策略思想……………………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恢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四、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六、党为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而斗争…促进国共合作抗日的努力…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七、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附图1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分布图附图2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略图(1925年2月一1926年2月)附图3北伐前夕国内政治形势略图(1926年6月)附图4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路线示意图(1926年1月一1927年6月)附图5南昌、秋收(湘赣边)、广州起义及向井冈山进军示意图(1927年8月一1928年4月)附图6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形势略图(1930年夏)附图7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形势图(1930年12月一1931年1月)附图8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形势图(1931年4月一5月)附图9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形势图(1931年7月一9月)附图10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形势图(1933年2月一3月)附图11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1934年10月一1936年10月)附图12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示意图(1934年秋一1937年秋)附图13东北抗日联军活动区域示意图(1936年2月一1937年7月)第一章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是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演变,特别是20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鸦片战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
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
17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
资产阶级经过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如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等等①.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
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
正如列宁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人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
"②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了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市场.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一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②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年底—1899年1月),《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7页.
清王朝统治者此时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狄蛮貊",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
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全面滞后,却又虚骄、傲慢、冥顽不化.
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陷人危机四伏的境地.

落后就要挨打.
1840年,急于向海外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
腐朽落后的清军虽有数量上的优势,又在本土作战,却抵挡不住英军坚船利炮的猛烈进攻,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上海、镇江相继失陷.
1842年8月,英军直逼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屈服,订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洋银"2100万元.

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从此,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穷凶极恶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对中国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妥协就范,把中国一步一步地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清王朝的首都北京,纵火焚毁了中国皇家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圆明园,将园藏历代文化珍宝洗劫一空.
侵略者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极大地扩充了列强在华特权.
俄国则利用这次战争的时机,先是通过武力威胁,强迫清政府于1858年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据为己有;后又通过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1864年,沙俄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法国侵略军在中越边境和东南沿海相继挑起战端,中国福建水师虽全军覆没,但冯子材率领的清军却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战局,并直接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
然而,昏聩透顶的清政府却在有利的形势下向侵略者屈膝求和,订立了新的不平等条约.

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中国新式陆海军完全溃败.
根据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弃台湾;向日本支付2.
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其中3000万两是作为赎回辽东半岛的偿金);日本还得到了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①谭嗣同的诗句,喊出了那时中国有识之士的悲愤.
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吴玉章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
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
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②甲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迅速把中国推向濒于瓜分的境地.
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③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先后攻陷天津、北京,清廷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狼狈逃往西安.
侵略军所到之处,进行野蛮的烧杀淫掠,北京城尸横遍地,遭受空前的洗劫.
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不平等条约体系完整化.
沙俄除参加八国联军外,还派出大量军队攻占中国东北三省,妄图变东北为俄国的殖民地.
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人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除上述几次大的战争外,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还有:1874年日军侵犯台湾的战争,1888年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1903年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战争,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本同俄国为争夺在华权益,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

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
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
几十年间,这些国家对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
英国割去了香港,日本侵占了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了中国东北、西北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
不计由外国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仅支付战争赔款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含利息),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白银.

①谭嗣同:《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0页.
②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1961年9月),《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955页.
③即奥匈帝国.
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活动,是以享受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基本特征的.
它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许多重要特权.
如设立港口、"租界",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商行,建造教堂,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
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国,使中国在列强无尽的索取面前寸步难行,动辄得咎,而列强则据此为所欲为.
它们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大量地倾销其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金融资本成为决定各大国内外政策的支配势力.
与此相关联,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手段.
除在华企业投资外,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争夺"势力范围"和左右中国政局的工具,在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它们通过其在华银行,竟相揽夺对华贷款.
清政府为筹措对日赔款,三次举借巨额外债,列强看准这个机会,纷纷向清政府提供苛刻的贷款,除指定关税和部分盐税、货厘作抵外,还附加许多政治条件.
帝国主义通过对华贷款,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把经济侵略的触角从中国的通商都市一直伸到穷乡僻壤,并在中国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

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
外国侵略势力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以传教为中心的文化侵略活动.
欧美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沙俄的东正教,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外国来华的传教士达3200多人.
他们中的许多人披着慈善的外衣,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在"传教"的名义掩护下进行多方面的侵略活动.
他们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霸占房屋田地,侮辱妇女,鱼肉乡里.
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是在中国各地收集情报的间谍.
与此同时,外国列强在中国开办许多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学校、医院和其他文化设施,企图从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从心理上征服中国民心,培植为他们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服务的势力.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每签订一次不平等条约,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就加深一步,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就加速一程.
到20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完全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
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此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
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相继兴起,建立起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企业.
其中,民族资本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经济成分.

然而,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使中国成为它们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以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
为此,它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勾结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以农业为例,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村经济虽然进一步商品化,但这主要是由西方列强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引起的,因此,这种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导致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而且使广大农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更重的盘剥和压榨.
同样,西方列强把大量资本输入中国,在中国经营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的中国;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又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若干基本特点.
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司法和行政的统一不复存在.
领事裁判权作为一种政治性的侵略,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法制的独立性,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在华攫取各种经济特权和巩固各种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
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中国行政法律的管辖和制裁.
尤其是在这种治外法权庇护下的"租界",更无异于"国中之国".
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列强的操纵和控制,各大国驻华公使馆事实上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
在外国列强实行"以华治华"方针的情况下,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则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在经济上,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
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并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
中国农村存在着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完全用旧式的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
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明显的优势.
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日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
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多重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落后.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
在两种异质文化不断冲突、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变化.
由于近代社会是被扭曲的社会,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既有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等带有殖民地色彩的种种表现,也不乏抱定"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封建卫道者顽固守旧思想的种种反映.
但从根本上看,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着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中国社会这一主题而展开.
中国古代文化精华所铸就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仍然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奋起救亡、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诸如:"爱国如思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精神;"头可断,志不可屈"的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救世思想;"等贵贱,均贫富"、建设"大同世界"的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君子自强不息"的执著追求与奋斗精神;不屈不挠反抗外敌和强权的斗争传统,等等,一直支撑着国脉民魂.
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向西方学习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全盘西化",种种救国主张和方案相继提出;由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屡遭外国侵略,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屈辱附从的政治关系.
弱国无外交.
中国在外交上虽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权利和地位上是绝对不平等的.

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实际上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则是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支柱.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些矛盾的加剧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这两大任务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个任务,然后才能解决后一个问题.
于是,就有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

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起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各地人民反抗英、法和沙俄入侵的斗争,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接连不断的反洋教斗争,甲午战争后台湾人民反对日本割占台湾的斗争,到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广大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奋起救亡、锐意变法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到矢志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显示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反压迫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在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
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反抗性,他们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了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鸦片战争开始后,在1841年至1849年的几年间,各族农民起义即达110次之多,到1851年,终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马克思在当时就曾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
"①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市,在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的这一土①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4页.
地纲领虽因带有很大的空想色彩而在实践中难以施行,但它反映了干百年来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对于发动和鼓舞广大农民起来参加反封建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太平天国运动规模之大,发展之快,组织制度之完备,斗争威力之大,都达到了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巅峰.

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有狭隘和落后的一面,但其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
他们凭借最原始的大刀长矛,以异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同拥有最先进武器的八国联军进行殊死搏斗,使本来把中国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帝国主义者,做梦也没想到中国社会底层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
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此"民气坚劲"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①.

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科学的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他们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悲剧有力地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固然是一支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

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19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这一新生的社会力量虽然还很弱小,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②首先奋起,以"救亡图存"为号召,于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
他们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实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在短短的103天中,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了lOO多道变法诏书、谕令,内容包括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废除八股文、兴办学校、裁汰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准许组织学会和开设报馆、给予出版言论自由等.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力量的弱小,加之他们所要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无实权,变法维新运动最终被封建顽固派所扼杀.
谭嗣同等戊戌六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②即资产阶级改良派,又称立宪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派别,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使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权,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君子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血洒京城菜市口.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这一时期,与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共命运的,还有一些富于忧国忧民传统的有识之士.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死水一潭的中国封建社会激起轩然大波.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
"①严酷的现实,不能不引起这些有识之士的反省.
面对资本主义入侵这一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和中国的落后分不开的.
不但古老的刀矛弓矢根本抵挡不住外国坚船利炮的轰击,古老的思想文化也根本抵挡不住"西学"的传人.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西方.
自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力图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路.

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和深化的过程.
首先是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抵抗西方侵略者.
接着,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洪秀全明确支持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
当然,他并未能将此纲领付诸实施.
其后,洋务运动鼓吹"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和"求富"相标榜,先后创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对刺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洋务派的强国方案,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即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用",来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体",也就注定了这一方案失败的必然性.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马关条约》签订后,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事变之亟》等四篇轰动一时的政论文章.
在最后一篇《救亡决论》中,他痛苦地发出了"救亡"的呼号.
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过来,意识到摆在面前的问题已不是一般地谈论什么"自强"、"求富",而是要直截了当地起来"救亡".
戊戌维新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高潮的.
在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内,"救亡"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奏起的最响亮的旋律,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①马克思:《中国记事》(1862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
心目中最具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口号.
敢于对中国的制度、文化进行反思,对封建文化的纲常名教发起批判,进而把"师夷之长技"推进到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这一更深层面的,是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如谭嗣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
他们都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崭露头角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
他们在从事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的同时,都曾努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
如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后,在知识界、思想界曾掀起巨大波澜,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代热血青年.
"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①.
进化论、"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君主立宪制以及民主共和制等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

中华民族是背负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跨进20世纪门槛的.
这时,中国已经完全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并且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
"救亡图存"的呐喊,回荡在世纪之交的中华大地上,显得格外痛切.
然而,此时统治中国的腐朽的清政府却已成为彻头彻尾的"洋人的朝廷",无耻地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在这样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下,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
谁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谁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二、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国政治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早在19世纪末,几乎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轫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从事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斗争.
这一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他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①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1906年5月),《民报》第2号.
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
1894年,他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清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并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先后在各地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如:湘赣边界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著名的广州起义等.
这些起义虽然从实质上说大多是一种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行动,因而很快失败,但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在全国民众中不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
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新政府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政策和法令,推行了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
其中包括:改变中国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开始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等等.
这反映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除旧布新、矢志共和的革命精神.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这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辛亥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
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各种名目的政纲、政论、宣言遍布报刊.
过去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严禁的政党组织,这时竟相宣告成立①.
这无疑有利于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有利于培养人们的民主精神和现代公民意识.
从此,中国开始走出家族统治和王朝更替的封建社会形态,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加快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
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不出一个足以广泛动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也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力量异常强大,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②政府所取代.
因此,从根本上看,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作为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起点,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之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仍然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巨大冲击,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民对革命的追求绵延不绝.
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从而为中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并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其间仅相隔10年.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
辛亥革命的成功,曾使他们欢欣鼓舞,激励他们继续奋斗;它的失败,又给他们以深刻的启迪.
他们从辛亥革命未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一事实中,逐渐觉悟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正如林伯渠(林祖涵)后来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①民国初年政党林立的状况,据谢彬《民国政党史》(1926年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印行)记载:"综其数目,殆达三百有余.
"但大多数政党即生即灭.
当时出现过的主要政党有同盟会、统一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公民党、大中党、民宪党、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中华民国自主党、中华进步党、公民急进党、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等.

②北洋军阀,即袁世凯建立的军阀集团.
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
1901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所建军队称北洋军.
袁世凯培植这支军队的首领作为自己的党羽.
辛亥革命后,形成了控制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政治集团,史称北洋军阀时所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的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①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
辛亥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先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拥护共和"的高调骗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协,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继而玩弄权术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攫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打着中华民国的招牌,以北京为首都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掌握政权后,立即向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1912年8月成立)开刀,并派人于1913年3月将极力主张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暗杀.
袁世凯还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获得以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军费.
这时,孙中山等才警醒过来,认为"非去袁不可".
这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不久遭到失败,他本人被迫流亡国外.
袁世凯不但下令解散国民党,还解散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标志的国会.
随后,他又授意制定赋予他个人独裁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用以代替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处心积虑地为复辟帝制做准备.
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竟然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②.

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称帝.
他的倒行逆施,很快遭到各派反袁力量和全国民众的坚决反对,这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不得不草草收场.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实际控制北京政权的则是北洋军阀的另一个头目、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
1917年6月,①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②该草案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是要求控制中国的山东、东北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控制当时中国最大的包括铁矿、煤矿和钢厂在内的重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第四部分是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湾和岛屿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部分是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共同训练警察和合办军械厂等.

原驻徐州的军阀张勋利用段祺瑞同黎元洪之间的矛盾带兵进入北京,并于7月导演了拥戴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称帝的又一出复辟丑剧.
在举国声讨下,原想利用张勋倒黎的段祺瑞,以武力粉碎这次复辟,并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执掌北京政权.
但他仍拒绝恢复民国元年的《I临时约法》和国会,而用他自己炮制的御用国会装点门面,假共和之名,行军阀专政之实.

这时的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
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
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掌握北京中央政权,并统治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
以冯国璋和他的继承人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则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统治直隶(1928年改称河北)、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并同皖系争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统治东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扶植下,逐渐把势力扩张到关内,同直、皖两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
此外,各地还有一些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阀.
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产,凭借手中的武力实行军事专政.
官僚、政客和土豪恶霸则是他们所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
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并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派军阀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这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政府,都受帝国主义列强操纵.
北京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
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公开或秘密举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银元8亿元以上.
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捐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
帝国主义国家则通过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政治性贷款,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北洋军阀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
北京政府先后颁布《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惩戒国贼条例》等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的自由权利.
军阀们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遍布各地.
不仅社会最下层的工人罢工、农民反抗要受到严厉"制裁",就是上层人士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也随时有被加上"乱党"、"国贼"等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危险.
中央和地方的军阀都竭力扩充军队.
全国陆军1914年为45.
7万人,1919年增至138万人.
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
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支付对外国的"赔款"和外债本息,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各级政府任意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并滥发公债,滥铸铜币,滥发纸币,对人民进行变相掠夺.
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加上军阀战争造成的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各阶层群众的反抗斗争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激起社会各阶层群众的不满和反抗.
虽然各阶层的利益、要求不同,政治态度各异,其斗争方式、性质及其结果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1913年反袁失败以后,继续坚持革命.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组织反袁的武装斗争.
但是,中华革命党没有能提出足以动员群众、领导革命斗争的新纲领,其斗争方法也主要是联络旧军队和帮会,组织暴动和暗杀,而不是着眼于发动广大群众,因而他们组织的反袁暴动均告失败.

1917年7月,当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时候,孙中山又举起护法的旗帜.
在取消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名义后,他联合一部分赞成护法的国会议员和军事力量,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
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大元帅,宣布护法讨段.
护法运动虽然反对篡权窃国的北洋军阀,但是没有触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对广大群众仍然没有多大号召力.
孙中山所依靠的滇、桂军阀,虽然多少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其总体上并未脱出封建买办军事集团的窠臼.
他们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很快就同北洋军阀妥协,转而排斥和打击孙中山.
1918年5月,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之职返回上海.
他所领导的护法斗争遭到挫折.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先是依附于袁世凯,在袁世凯准备称帝的野心暴露后,转而从事反袁活动.
1915年12月,梁启超策动其学生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起护国战争.
这场战争反对复辟帝制,维护共和制度,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在客观上形成了同盟.

在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后,改良派又依附于段祺瑞.
他们组织宪法研究会(被称为研究系),幻想在军阀庇护下实行政治和社会的某些改良,使资产阶级获得一些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但是,封建军阀对资产阶级的任何改良主张都是不容许的.
段祺瑞同袁世凯一样,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给这些改良派的名流以某种官职作为装饰品,而在利用价值消失之后,很快就将其抛弃.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遭到失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工人的斗争也得到较大的发展.
工人群众已经从实践中逐渐学会运用罢工这个武器.
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50余次,超过辛亥革命以前数十年的总和,而且,类似同盟罢工性质的规模较大的罢工逐渐增加.
在这些日益增长的罢工运动中,有一些是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政治斗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11月,在天津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势力侵吞连接法租界的老西开地区的斗争中,工人成立工团和工团事务所,指挥罢工和领导游行示威.
这场斗争坚持几个月之久,迫使法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完全侵占老西开的企图.
但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工人群众的组织也还处在秘密结社和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之下.
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

这个时期,农民阶级也自发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19年间,农民的抗捐、抗粮、抗税等斗争在200起以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各省.
除了经济斗争外,也有一些以护法讨袁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以白朗为首领的起义,高潮时曾发展到约两万人,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省.
但是,农民群众的这些斗争,都因组织形式落后,又缺乏正确的领导而归于失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新式学堂不断发展,并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出国留学,由此出现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接受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教育,又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卖国,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改造社会的责任感.
他们中很多人从爱国走向革命,成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们中的多数人仍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致力于民族和国家的复兴事业.
其中有的主张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有的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各种形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或者进一步寻找改造社会的方法.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和军阀政府卖国求荣之时,青年学生异军突起,走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的前列.
他们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斗争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1918年5月,在反对段祺瑞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中,留日学生决定组织救国团,罢学回国,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请愿和各种联络活动,得到国内学生的积极响应.
5月21日,北京大学及北京各专科学校的学生2000多人,共同发起向总统府的游行请愿,要求废除中日秘密军事协定.
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地的学生,也都举行集会、请愿或罢课,要求废除卖国条约.
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游行请愿运动,对其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辛亥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点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状况仍然发生了若干变化,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军阀和官僚代替原来清王朝的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
商人、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也纷纷大量购买土地.
随着这些新兴地主的出现,土地占有呈现更加集中的趋势.
民国初年,政府采取的一些鼓励垦荒的措施,刺激资本主义土地经营的发展,促使新式资本主义农场在辛亥革命前垦殖公司的基础上有了扩展.
据有关资料统计,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南、吉林、山西、察哈尔①八省区在1912年有农垦公司59家,资本为286万元;至1919年增加到100家,资本为1244万余元②.
虽然这些农垦公司数量有限,而且在经营上仍带有较强的封建性,但是,近代资本主义因素毕竟开始冲破封建制度对农村经济的桎梏,在曲折的道路上艰难起步.
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种进步.

20世纪初叶,中国近代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外国资本占绝对的优势.
外国在华的商行垄断中国80%的出口贸易和几乎全部的进口贸易;在华的银行垄断中国的外汇,操纵对中国的政府借款和工商业投资,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市场.
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着中国的海关、90%以上的铁路和70-80%的内河航运轮船吨位数,垄断着全部远洋航运.
它们的在华资本还控制中国的一些主要重工业部门,如煤、铁、电力等,在纺织、食品和卷烟等轻工业中,也拥有很大的实力.
这种状况,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延续下来.

帝国主义各国还凭借由不平等条约获取的特权,竟相通过在中国的强制性投资,进行经济剥削和赤裸裸的掠夺.
到1914年,各国在中国的资本总额达16.
72亿美元(不包括庚子赔款),比1902年的8.
13亿美元(不包括庚子赔款)增长了一倍多,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额为7000多万美元.

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本国资本包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两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往往互相渗透和转化,但性质上又有区别.
官僚买办资本是依靠反动的国家政权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附庸而存在.
辛亥革命以后,官僚买办资本大力发展银行,走上了以银行为中心来扩张经济实力的发展道路.

民族资本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小资本,同帝国主义势力联系较少,发展十分缓慢.
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南京临时政府不失时机地颁布许多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清政府时期束缚民族资本发展的障碍.
与此同时,在革命势力活跃的上海、湖北、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地方政府也制定一些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为民族资本①旧省名.
1914年设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
1952年撤销,所辖地分别划入河北、山西两省.
②此处"元"指民国初年的银元.
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氛围.
因此,民国初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办实业的热潮.
民国初年所掀起的振兴实业的热潮,是辛亥革命的硕果之一,体现了辛亥革命对解放社会生产力所起的积极作用.
正是由于有民初所开创的民族资本发展的有利局面为其先导,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中国民族工商业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加之全国为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的有力推动,使得1912年至1922年的10年间,民族资本发展的势头持续高涨,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无论从设厂数目、投资规模看,还是从增长速度方面看,都是其产生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
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
从1913年到1920年,民族产业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
54%.
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

从行业看,民族资本在工业方面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和面粉工业.
此外,卷烟、火柴、水泥、榨油、造纸、制糖等业的发展也相当可观,制造业、矿冶业和轮船航运业也有较大发展.
就地区而言,除上海外,天津的民族工业获得长足的发展.
武汉的纺织、面粉、矿冶、航运等业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的工业企业,大多数集中于以上海、天津、武汉和广州为中心的沿海、沿江通商大埠.

与民族工业资本的发展相适应,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也很快.
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在全国,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商业公司,1914年有169家,1915年发展到206家,到1916年发展为220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民族工业仍有发展,但是,随着西方列强卷土重来,外国资本的比重又迅速回升.
1922年以后,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出现危机,许多企业由于竞争不过外国资本的企业而停产歇业,有一些被外国资本吞并或控制.
一些民族资本家在经营工业失败之后,转而从商业、金融业的投机中寻找出路,结果反过来又增加了工业的危机.
这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即使有偶然振兴的机会,最终还是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就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这时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
192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59.
28亿元,其中近代工业产值为9.
8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
2%,只有手工业总产值44.
45亿元的22.
2%.
而且,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分布,在地区上极不平衡,绝大部分近代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少数大城市.
在民族工业中,主要是纺织、食品等轻工业比较发达,重工业极为薄弱,同时绝大多数企业规模狭小,资金短缺,技术设备陈旧,企业管理落后,不仅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对外国资本有很大的依赖性.

近代工业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促进了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资产阶级有所发展的同时,中国无产阶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无产阶级是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中国无产阶级最早产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民族资本企业中.
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刀人a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
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
无产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它的社会基础也更广泛一些.

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产业工人这一主体之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农业雇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普通职工等,其总数估计约为4000万人左右.

中国无产阶级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消灭一切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制度,使全人类由阶级社会过渡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从阶级性上说,它是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的阶级.
无产阶级也最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富于团结协作精神,最少保守思想,最具革新进取精神.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无产阶级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除具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共同的特点和优点以外,还具有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特点.
其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
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一般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有的长达16小时.
在尽可能延长劳动时间的同时,中外资本家还经常采用提高劳动强度的方法,诸如增加劳动定额、加速机器运转等,来加强剥削,结果导致中国工人健康状况普遍恶化,有的竟被活活累死.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比,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低,劳动条件恶劣,而且缺乏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
各工矿企业还普遍保留着各种封建性的剥削制度和野蛮的管理方法,如包工制、监工制、包身工制、养成工制等,使工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种种限制.
中国无产阶级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生活极端困苦,社会地位低下,具有改变自己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

其二,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虽少,但由于近代工业的布局和结构不平衡,产业工人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
如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等地,分别集中了十余万乃至数十万的工人.
据1894年的统计,仅上海、广州、武汉三市的工人,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7%以上.
产业工人这种集中的状况,加上广大非产业工人与之结合,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革命力量,从而便于在工人集中的大城市中,形成相对强大的斗争力量.

其三,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因而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劳动人民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痛苦和要求,便于发动和组织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建立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广泛的革命联盟.

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优点和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革命性很强、特别能战斗的阶级.
它从诞生时起,就没有间断过斗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中国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较早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
辛亥革命后,中国无产阶级随着自身队伍的壮大和罢工斗争的高涨,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并成长起来,并很快登上政治舞台.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身上.

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发挥自身的革命作用的.
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无产阶级自身难免带有一些弱点.
它除了人数少之外,还受到封建的宗法思想、行帮观念、宗教迷信及其他种种封建意识和习俗的侵蚀,受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的影响较深,接受现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意识,等等.
因此,无产阶级要充分体现和发挥自身的革命性,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还必须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建立与农民、旧式手工业工人和江湖游民的组织截然不同的新的阶级组织形式——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现代工会,从而由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

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创办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为此,孙中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
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也曾实行过.
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①.
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却都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
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
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人黑暗里"②.

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
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
社会上,孔教会、————————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②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25年12月29日),《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页.
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社会上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
与此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
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
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
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
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
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
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
《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并不表明它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其作者明确认识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
他们反对IH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
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他们不愿就事论事地议论现时的政治问题,而力图通过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

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意义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他上任伊始,即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
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钱玄同、沈尹默等此前已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
这些改革的实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风,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猛发展.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基本口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们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他们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①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他们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有两层涵义.
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
这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自由民主权利等内容.
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
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有两个方面的涵义.
它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

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
新文化运动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特别是被袁世凯所尊奉的孔教.
先进的思想家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揭露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吃人的礼教",坚定地表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①这些"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空前的反封建运动.
他们深刻地指出,封建伦理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拥护共和国体就必须反对封建伦理,从而透彻地阐述了新制度与旧文化绝对不可调和的道理.
他们把这个认识称作"吾人最后之觉悟".

应该说,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于孔教的这些批判,不仅是极其勇敢的,也是充满理性的.
诚如李大钊所指出的:"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②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较系统地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鼓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示声援.
他响亮地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便把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通行于世,是文学革命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显著成果之一.
1918年5月,鲁迅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这篇小说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成为把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相①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
②守常(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
结合的典范,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文学革命.
除了《新青年》以外,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还有《每周评论》、《国民》、《新潮》、《少年中国》、《建设》、《星期评论》、《改造》、《晨报》、《京报》等.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全面出击,引起封建卫道士们的仇视和围攻.
他们攻击新文化运动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等,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哀叹"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
面对封建旧势力的挑战,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理直气壮地予以反击.
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坚定地表示: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赛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①.
李大钊在《晨报》发表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针对旧势力借小说塑造一位封建卫道者"伟丈夫"来发泄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的行径,义正辞严地指出:"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②通过这场新旧思潮的激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与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

初期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主要仍是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的思想水平和在斗争中所致力的侧面各有不同,后来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发展道路也有很大差异.
总的说来,他们在思想上一般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
他们号召人们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目的是要"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以求适今世之生存"③.
但是,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给中国人民指出真正解放的道路.
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黑暗混乱的状况,有些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是否适合于中国,开始考虑中国是否还有别的出路.

①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②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晨报》,1919年3月4日-5日.
③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勇猛冲击,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①.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些反封建的勇士们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
如:他们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造就新国民,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没有揭示根本改造中国现存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表现为在某些问题上否定中国的一切,而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区别,而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简单化的处理,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能力,等等.
尽管如此,但他们的斗争,毕竟方向是正确的,态度是坚决的,因而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这就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美国、德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一些生产部门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工业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高,并赶上和超过英、法等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俄、日、意、奥等原来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经济实力也有明显增强.
其中,俄国和日本经济发展迅速,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跻身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随着经济实力消长的变化,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求打破原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由于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原料产地及输出商品和资本的市场,因而竞相掠夺和侵占殖民地,或从别国手中夺取殖民地,就成为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争斗的焦点.

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殖民地问题上矛盾的激化,它们之间从1914年开始,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
这场世界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即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日本、美国随后加入)与德、奥、意(后退出)为首的同盟国集团之间,为争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所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战争的结果是,德、奥两国遭到惨败,被迫投降;英、法、俄三国的实力大为削弱;只有美、日两国在战争中得到不少好处.

这场战争改变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格局.
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场厮杀,暂时放松对中国侵略的时机,夺取了德国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并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
1915年,日本政府向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死后,日本又扶植段祺瑞政府,并通过"西原借款"①和其他一笔笔巨额贷款,获得了过去连袁世凯也不敢让与的许多特殊权益.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先后签订旨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规定日军可以在"共同防敌"的名义下,大批开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并可以指挥有关的中国军队.
在此期间,段祺瑞政府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并由日本派军官训练中国军队,使日本在华侵略势力迅速膨胀.
这就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加深了日本同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也加剧了国内军阀之间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和弊端暴露无遗.
战争的空前残酷,欧洲参战国在战后的种种衰败和混乱景象,人民群众生活的极端痛苦,人们精神的极度空虚和颓废,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完美优越的神话破灭.
在战争期间,西方列强为了战争的需要,加紧掠夺中国的资源和战略物资,并征集大批人力到欧洲战场充当劳工.
因此,中国人民也直接遭受到这场大战所造成的痛苦.

①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向日本政府公开或秘密举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借款的总称.
因日方由西原龟三为代表经办,故称"西原借款".
通过这场战争,中国的先进分子强烈地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失去光明的前途,并对西方文明价值产生怀疑和动摇,由此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
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①.
他们还进一步表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②这种反思,为中国先进分子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创造了有利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和欧亚革命浪潮的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唤起了各国人民群众的觉醒,推动了各国革命运动的迅速高涨.
在俄国,工人和士兵于1917年3月(俄历2月)发动武装起义,推翻统治俄国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但国家政权最终落入由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组成的临时政府手中.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的领导下,彼得堡的工人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反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第二天,全俄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其他一系列维护工农利益决议案.
随后,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各地相继建立.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
它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开始汇合,如海潮汹涌,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堤防.
从此,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新格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掀起一场革命风暴.
从1917年11月开始,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相继爆发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和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批地方性的工人苏维埃政权.
在罗马尼亚、南斯拉①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6月7月),《言治》季刊第3册.
②陈独秀:《本志宣言》(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
夫、波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
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人运动迅速高涨.
与此同时,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人罢工运动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也蓬勃展开.
仅在1918年,美国就发生1500多次罢工事件,日本工人进行了400多次罢工斗争.
同年,因米价暴涨,日本还爆发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自发斗争"米骚动",持续时间达50多天.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也迅速高涨起来.
朝鲜汉城几十万群众利用参加国王葬礼的机会,于1919年3月1日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印度先后爆发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
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伊朗、伊拉克等国,也爆发大规模的反帝斗争.
在土耳其,基马尔领导的民族独立斗争在苏维埃俄国的支持下获得成功,赶走外国侵略者,废黜国王,宣告成立土耳其共和国.
土耳其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树立了敢于斗争、以弱胜强的榜样,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很大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
俄国地大人多,在沙皇统治时期政治腐朽,国情与中国有近似之处,而且与中国有漫长的边界相接.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明显感觉到,俄国工农大众敢于冲破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不再是孤立无援的.
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由此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
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而又茫然无措的中国先进分子,则由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
俄国十月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敏锐地感受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并且很快在实践中得出向俄国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①的结论.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欧美革命风暴的掀起以及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对各国革命斗争进行协调和指导.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承担起筹建这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任务.
1919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筹备建立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的会议.
3月2日,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
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共52人出席会议.
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两位负责人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名义,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
列宁主持大会,并在会上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成立共产国际,并通过列宁所作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共产国际章程草案》和《共产国际宣言》等重要文件.
这些文件规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组织原则.

共产国际成立后,在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也开始密切关注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情况,帮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并积极支持和推动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

总起来看,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一步一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的先进分子历经千辛万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尝试过种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
这些探索和斗争,虽然每一次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却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辛亥革命后,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迫切需要发动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
而这场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特别是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的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冲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欧亚革命浪潮的高涨,则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而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必然性,则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实现的.

第二章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
从1919年1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这实际是一次由此时世界五强,即英、法、美、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为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拒绝.
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又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
但日本代表却无理地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殊权益,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
4月29日至30日,英、法、美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
这样,日本夺取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的"既成事态",便被明文肯定下来.
中国代表指出,"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并对和会的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但是,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中国人民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的进程.
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立即在人民群众中,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
5月3日晚,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代表,集会于北大法科礼堂,报告巴黎和会的情况.
会场上群情激愤.
一位学生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
与会者声泪俱下,热血沸腾.
大会当场议决:(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不顾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及警察的阻拦,到天安门前集会.
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和"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接着,学生们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
受阻后,游行队伍不顾军警的阻挠,转奔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
学生们在愤怒之下冲入曹宅,虽没有找到躲藏在暗室的曹汝霖,却遇到另一个卖国官僚章宗祥.
他们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
北京政府急忙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

5月5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学生宣布实行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营救被捕学生.
学生们在斗争中迅速联合起来.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北京政府虽然在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逼走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并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
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
他们组织"十人团",走上街头向群众讲演,发行《五七日刊》,扩大爱国宣传,并开展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护鲁义勇军等活动,继续坚持斗争.

6月1日,北京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这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
他们从6月3日起重新走上街头演讲.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拘,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
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多达5000余人.

正当学生们顽强坚持斗争的时候,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以日资棉纱厂工人带头,上海许多行业的工人以及店员等纷纷参加罢工,高潮时达到lO多万人.
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
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
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也相继罢工.
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
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
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这样,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运动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工人罢工呈扩大的趋势,使资本家和政府当局惶惶不安.
天津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指出:"查棲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恐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
"①北京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威力,于6月7日被迫释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胜利.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同李大钊、高一涵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宣言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撤销警察机构、市民组织保安队、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条关于内政外交的最低要求,并表明:如果政府不顾市民的愿望,拒绝市民的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暗探逮捕.
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发出通电,抗议北京政府的这一暴行②.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6月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悍然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全国学联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
工人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坚决.
他们表示:"若卖国首领未诛,卖国条约未废,亡国之祸终难幸免";"签字而山东亡,山东亡而全国随之,亡国大难迫于眉睫.
吾同胞忍坐视家国之亡而甘心作奴隶乎"③他们提出"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
他们强烈要求,对于卖国贼,不仅要"斥退",而且要"永不起用"④.
6月18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各界代表80余人进京请愿.
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市民群众继续开展坚决拒签和约的斗争.
在巴黎,旅法华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于和约签字前一天的6月27日,包围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的住地,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
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又一个胜利.
①《晨报》,1919年6月12日.
②在全国各界的营救下,北京政府被迫于同年9月16日释放陈独秀.
③《工界中之热心国事者》,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28日.
④《新闻报》,1919年6月7日、12日.
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
尽管运动中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斗争的目标是反对西方列强所强加的巴黎和约,所以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
这场群众运动遍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
在运动中,各地组织了学生、教职员、工商界、妇女界等群众团体,并共同组成各界联合会.
随着运动的发展,又先后成立了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
由于各界群众的联合行动,这场运动获得了胜利.
而从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到拒签和约的成功,无一不是群众运动作用的结果.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
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
运动爆发前,北京等地成立的以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为宗旨的社团,如救国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其成员大多参加了这场运动,成为运动中的骨干.
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青年密切联系,积极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这一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
虽然工人的罢工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工人运动本身也逐步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
这对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因此,它虽然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的发生,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因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

烈火一经点燃,便孕育着燎原之势.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新思潮的涌现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
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
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以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
当时,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先后出现400多种.
这些刊物的绝大多数都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有的还在文章中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因此,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
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新思潮来势汹涌,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
当然,潮流涌来时难免泥沙俱下.
五四时期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
这时的情况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①.
但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
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②,并不十分清晰.
对这些主义和学说,他们正在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能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①《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5页.
②《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在1919年底曾经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
他们遵循工读互助主义的学说,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一类小团体,过起"共产的生活",并希望把工读互助团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
然而,这种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好景不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类组织都因遇到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解体.

与实践"工读互助"相类似,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也在中国进行"新村"试验.
同工读互助团的命运一样,这些中国的"新村"也是昙花一现.
"工读互助"和"新村"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们,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
许多参加"工读互助"和"新村"活动的青年开始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①.
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
这就为一批进步青年认识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谬误,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
但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他们的介绍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②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①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②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
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①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
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
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除李大钊外,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几位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
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
一年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②.
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
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对国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杨匏安从日本回国后,于1919年10月至12月间连续发表文章,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及其创始人的生平进行了介绍.
他在同年11月至12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
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①Bolshevism,即布尔什维主义.
①李达:《什么叫社会主义))(1919年6月),《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一篇比较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此外,李汉俊回国后也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①.
苏俄政府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吸引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关注苏俄的内外政策.
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此前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
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周评论》在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内容时,编者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
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②到这时,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
有人描述这种情形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
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③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
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就是这个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
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①苏俄政府后来并没有将宣言中的承诺全部付诸实施.
②《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
③《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25日.
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别的队伍——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
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和比利时.
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
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推求,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
同时,一些原来由学生和华工组成的以"工读"、"互助"等为信条的勤工俭学组织,也转向信仰共产主义.
其中在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学世界社,于1920年12月底召开大会,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
在唯物史观方面,他们介绍了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动等观点.
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着重阐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定义,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同的观点,以及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等基本思想.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着重围绕资本的本质,介绍了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点.
此外,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也进行了介绍.

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同时,他们又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他们的介绍和传播,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极大兴趣.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
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
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
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
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实践,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批先进分子中,李大钊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
陈独秀过去主张仿效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时抛弃了这种主张,认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人幸福,简直是妄想".
1920年5月,他在上海积极组织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
9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即英文Democracy之音译,意为'民主'——引者注)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这些言论和活动表明,他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从事革命活动.
同年,他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五四运动后,他主编《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
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
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
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
在北京和上海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
到1920年冬,他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以宣传群众,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
他作为天津学生的代表,两次进京请愿,与北京学生一起进行斗争.
1919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
在1920年1月29日为抵制日货所进行的请愿斗争中,他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
在被拘留期间,他向难友们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
其内容有: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
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
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经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抛弃旧的主张,同样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青年学生的思想转化方面,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起了重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前后,各地新生的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有281个,1920年又有所增加.
这些社团大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弘扬民主和科学为己任,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研究和宣传新思想.
它们摆脱中国旧式会党的组织方式,实现了在传播新思潮基础上的联合.
由于信仰的不同,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同,人员构成的不同等原因,众多的社团后来发生了分化,其成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
这样,就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

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论争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
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
他们给它加上"过激主义"等罪名,竭力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
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发布命令或张贴布告,要求"严防"和"查禁""过激主义",并查封不少进步报刊,但这并未能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胡适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实际上是在这种说法之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改良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革命就能够解决他所说的一个个问题.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社会阶级斗争才有这种学说的产生.
他后来自己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①.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
他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他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
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
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
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
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
它在其他一些团体内也进行过,在不少出版物上也有反映.
许多进步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但赞同胡适或者具有类似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少.
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
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①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5,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45页.
起了积极的作用.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
1920年,张东荪在陪同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过程中,发表文章,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
梁启超于1921年2月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
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
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①,赞成社会主义理想,但又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
张、梁两人提出的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他们只是消极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的发展,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达到国家富强的道理.
他们抱着恐惧的心情,极力反对在中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是错误的.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著文,反驳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言论.
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
中国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
"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
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②.
在中国,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的团体,建立共产党,不仅有必要,而①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自英国,它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需要的,依靠职工的行会组织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
这是一种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欺骗工人阶级的思想.
基尔特是英文Guild的译音,意为"行会".

②《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
且有条件.
他们还指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
"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①.
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
以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名而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既无法说明在中国当时条件下如何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又无法抹煞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事实.
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只能败下阵去.

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
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在矛盾激化中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强调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
这些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他们在论争中也有弱点,如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
他们不懂得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时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
为反驳这种观点,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弊病,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是不够的,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国情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提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主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不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步得到了解决.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时,还批驳了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
①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921年3月20日),《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具有反抗旧的社会制度的愿望.
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适合他们的口味.
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
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方面,在帮助人们了解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过程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并在反对中国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
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
这种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等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他们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他们论证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指出对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彻底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则必须巩固和加强,这是由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者既肯定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又批判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指出这种糊涂观点只能使他们在革命中走入歧途.
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并着重驳斥他们的"绝对自由"的主张.
他们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次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规模较大,除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进行外,还在一些社团和进步青年中展开.
许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是有强烈的革命愿望的.
他们的错误是在探索过程中的认识上的错误.
经过这场论争,除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抛弃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论争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这场交锋,已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
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选择何种"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

三、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这时的陈独秀已将关注的主要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从进步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
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
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他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
他指出,劳动运动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
中国劳动者的觉悟目前处于第一步,但要启发工人第二步的觉悟,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
陈独秀除了到工人中进行调查外,还约请北大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
这个纪念专刊共发表28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反映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的状况,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
陈独秀本人撰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文章.
《劳动节纪念号》的编辑发行,是中国先进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同年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
他受到工界团体的尊敬和拥戴,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
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
此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
此外,俞秀松等一批进步青年深入到工厂中做工,调查和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
俞秀松还提出,可先在上海组建一个"工人俱乐部",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他们的旧思想,灌输新知识,然后再组织各种工人团体,开展劳动运动.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
陈独秀在发动和组织工人,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并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中发现建党的骨干.
1920年春,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①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与其同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人.
维经斯基一行①维经斯基(1893—1953),俄国人,俄文原名r.
H.
BoilTHHCKH自,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
1920年4月率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华,1921年春回国.
大革命时期数次来华.
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
在李大钊等人的安排下,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
然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
在北京和上海,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
他们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
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
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
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
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和筹划下成立的.
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
这个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讨论、组织出版工作等,把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其成员也发展很快.
它既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
李大钊在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去上海后,与陈独秀通信相商,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进程,并同时在北方和南方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
后人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形象地说明了他们在建党过程中所起的倡导、推动和组织作用.

为了了解工人群众的生活,唤起工人的觉醒,积聚工人阶级的力量,早在1920年1月,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北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
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使他们大为震惊.
北京《晨报》报道说:"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
"①同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有500多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他称赞俄国苏维埃政府取得的成就,宣传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把"纪念五一节当作我们引路的一盏明灯".
何孟雄等人走上街头,分乘两辆汽车,挥舞写有"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口号的旗帜,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等小册子和传单.
这一天,邓中夏等还赶到北京郊区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联系工作.

同时,李大钊等人还积极联络北京、天津等地的先进分子,努力促成进步团体的联合.
1920年8月16日,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及天津觉悟社的代表20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
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张申府在会上发言.
李大钊认为各团体有表明本会主义的必要.
他指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对外尤不足以与其他组织进行联合的行动.
会议决定五个团体组合成"改造联盟",并制定联盟的宣言和约章,促进各进步团体的协调和统一.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
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
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不久,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
党组织吸收一批新的成员.
内部分工是:李大钊负总责,并主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张国焘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黄凌霜、陈德荣编辑并发行《劳动音》周刊;罗章龙、刘仁静等负责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1月,北京党组织内发生意见分歧,并影响到实际工作的开展.
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自由的联合,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
他们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
经过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

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随后,又陆续发展一些成员.
到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
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指导下成立的.
为了发动工人,提高工人的觉悟,早在1920年春,武汉的先进分子就深入产业工人中进行调查,撰写了《汉口苦力状况》、《武昌织布、纺纱、铜币、银币、麻布五局工人状况》等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1920年夏,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后又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
刘伯垂从上海带回了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
同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
参加成立会议的人除刘伯垂外,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
刘伯垂在会上介绍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有关情况,与会者传阅了上海党组织起草的党纲草案,研究武汉党组织日后的工作安排.
由刘伯垂提议,会议推选包惠僧任书记.
到党正式成立前,参加武汉共产党组织的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建立的.
1920年夏,在酝酿筹备建党期间,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
这两个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对毛泽东产生很大影响.
1920年7月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的问题.
蔡和森从法国来信,提出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
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毛泽东回信说:我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①;同时通告说陈独秀已在国内开始建党活动.
1920年秋,新民学会已经拥有100多名会员,是一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
其中一些先进分子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
到1921年7月,长沙党组织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
上海党组织建立后,陈独秀曾为在广州建党之事,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发起组织.
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
因这些俄国人是经参加北京党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的,所以他们到广州后即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取得联系,并于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
参加这个组织的共九人,除两个俄国人以外,七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拒绝加入这个组织.
同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达广州.
不久,他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这个组织进行讨论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
陈独秀等与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
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
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②.
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袁振英、李季等.

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这一组织开始时是公开的学术研究团体,不久,反动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宣布予以取缔.
此后它又半公开地活动了一段时间.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会员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分歧.
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中国国内先后有六个城市①《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②《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5页.
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也在逐步地增加.
据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
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
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
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53个成员.
"①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
党的一大后,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发展到10多人.
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1921年成立.
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

上述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以及国外建立的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
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党的早期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工人运动,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
上海的党组织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的主张.
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建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
这个宣言没有散发到社会上去,但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如武汉有《武汉星期评论》,济南有《励新》半月刊,广州有《广东群报》,长沙有俄罗斯研究会等.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其中,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全译本.
这部重要著作的翻译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

与此同时,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采取多种方式,有计划地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出版工人刊物,如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和广州的《劳动者》等.
这些刊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具体事例,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刊登工人来稿,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外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诉说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引起广泛的共鸣.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时,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把创办各种劳动补习学校放在重要地位.
北京的党组织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上海的党组织在小沙渡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其他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也分别创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
它们从提高工人的文化程度着手,进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宣传工作,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注意培养工人骨干,为成立工会组织打下了基础.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号召工人积极团结和组织起来.
《劳动界》发表文章指出:工人是替世界上谋幸福的人,"这样神圣不可侵犯的工人,竟被资本家压迫了!
真是可恼!
我们此时应当要去抵抗他,我们此时就应该要有团体.
但是团体,不是挂块招牌就是团体,必须以公共集合的团体,做公共的事情"①.
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
这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
机器工会会员、其他工人团体的代表和来宾近10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等到会祝贺并讲话.
大会通过工会简章,决定出版《机器工人》刊物,并同北京、天津等地的机器工人建立联系.
世界工人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给上海机器工会来信表示支持.
12月,上海印刷工会成立,会员有1300多人,并创办《友世画报》对工人进行宣传.
画报的主笔和投稿人都是印刷工人.

①《劳工组织团体的重要》(沈玄庐讲演),《劳动界》第20册,1920年12月26日.
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庆祝大会,通过组织工会的决议.
5月5日,汉口人力车夫为反对车行加租,在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举行罢工.
罢工工人散发传单,提出"奋斗、争自由、争人格"的口号.
长沙、济南、广州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建立工会,逐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建团工作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中开展.
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党组织创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吸收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入学,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同时参加一些革命活动.
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团员有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等,后来他们被送到苏维埃俄国留学.
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发出青年团章程,要求各地建团.
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成立.
它组织团员、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天津、唐山的工矿中开展工作,努力同工人阶级相结合.
后来,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多方面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利用欧洲的方便条件大量收集、阅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劳工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
旅法的共产党组织成为联系旅欧各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中心,并于1922年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旅欧支部.
旅欧的党组织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其中有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向警予、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蔡畅、聂荣臻、李维汉、邓小平等.
他们后来成为党的杰出领导人.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所开展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革命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发生深刻的变化,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从中也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
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四、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的召开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①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②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
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
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
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
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
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
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
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
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
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
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
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
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结果一无所获.
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
于是,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①.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
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纲领还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
关于党员条件,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均可接受为党员,但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新党员入党后为候补党员,接受党组织的考察,考察期满经党员讨论和党组织批准,才能转为正式党员.
党纲还规定,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

同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大会要求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
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
大会决定,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党应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

这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只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总体形势出发,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
他们还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灭一切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以为在半殖民①目前史学界对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
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对在中国这国这种带有很大特殊性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重大问题,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认识清楚,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继续探索来解决.

党的一大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
除了大会会场一度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
但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20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的不同性质的政党都未能提出正确的纲领并发动人民群众,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一步加深和封建军阀统治日益残暴和腐败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
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先进分子则又一次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介绍和传播国外的各种新思潮,从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各种新方案.
他们在反复进行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是"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①.
至于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无法用它们来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因为社会改良的方案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发展教育、科学和实业等以改造社会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也"永世做不到".
只有"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
故最宜采用"②.
这样,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处于发起的地位,这与两个城市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工人运动发展较快,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较多有关,同时,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联系和帮助也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成立前后,与共产国际以及与上海、北京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展开建党活动.
1921年夏,湖北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在三天的讨论中,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即将成立的组织称做"波社"("波"即布尔什维克之意).
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该团体很快停止活动,恽代英等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1月,四川的吴玉章、杨訚公等20余人,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创办《赤心评论》作为党的刊物.
1925年2月,当吴玉章在北京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有相当了解后,即提出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其成员"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③.
这些事实说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①《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3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②此为毛泽东在1921年1月2日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改造中国问题时的发言.
见《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③《吴玉章谈在四川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时中国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
它所提出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
因此,它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坚定的信念为中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
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第三章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活动一、中央局工作的逐步展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注重实际斗争.
中央局依据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领导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各项工作.
党成立后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尽快健全中央的组织机构和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
被党的一大选为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根据中央的意见,辞去在国民党广东政府内担任的职务,于1921年9月返回上海,随即主持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党、团组织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和宣传工作等问题.
此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已经掌握陈独秀的一些政治活动情况,准备寻找机会对他采取行动.
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以《新青年》宣传赤化为借口,逮捕陈独秀.
经多方营救,陈独秀于10月26日被保释出狱.
他出狱后,继续致力于党的工作,多次与马林、李达、张国焘等人商议,拟订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计划.
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签署,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这是中央领导机构成立后下发的第一份文件.
通告对近期党、团组织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宣传出版工作等,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要求.

中央局和各地党组织根据这个通告的计划和要求,积极开展工作.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中央局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出版.
在一年多时间里,该社先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等著作以及"共产主义丛书"五种.
为配合实际斗争的需要,上海党组织编写和印发了揭露华盛顿会议、纪念马克思诞辰和卢森堡遇难、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等内容的小册子数万份.
1922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上海地方党组织根据陈独秀的提议,发动党员、团员100多人走上街头开展贺年活动,沿途散发贺年帖6万张.
租界巡捕房惊呼:"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党组织也因地制宜,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

在工人运动方面,为加强统一领导,中央局于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担任书记部主任,办事机关设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
这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
8月16日,张国焘等26人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宣言分析了中国工人的悲惨景况,强调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重要性.

为了扩大宣传和联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8月20日出版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由李启汉、李震瀛负责编辑.
《劳动周刊》声明自己的任务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
并表示:"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拿材料供给这个惟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惟一的言论机关.
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相继在各地建立分部.
在北京建立北方分部,由罗章龙任主任,工作范围包括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及东北三省,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北方地区的铁路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
在汉口建立武汉分部,包惠僧、林育南先后任主任,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湖北各地和京汉、粤汉铁路工人.
在长沙建立湖南分部,由毛泽东任主任,工作重点是湖南各地以及江西安源路矿工人.
在广州建立广东分部,谭平山、阮啸仙先后任主任,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机器工人.
此外,在济南建立山东支部(后与北方分部合并).
1922年8月,总部从上海迁往北京后,在上海也建立了分部.
各分部在本地区开设工人夜校,创办工人刊物,领导罢工斗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更加激烈.
1919年的巴黎和会没有提出解决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的方案.
美国因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获得预期的利益,遂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幌子,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发起召开一次新的国际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日本、中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九国.
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限制军备问题;二是讨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主要是讨论中国问题.
在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中国政府首席代表提出了维护中国主权的正当要求,但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意放弃已到手的在华利益,使许多问题未能解决.
只是由于美国为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扩大它自己的在华势力,才使日本被迫于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同意将它所攫取的山东部分主权归还给中国.

会议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的条约(草案)》(简称"九国公约"),其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
所谓"机会均等",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应得到同样的好处;所谓"门户开放",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能关闭它在中国所控制地区的门户而不让其他国家进来.
其实质是在确认美国所占优势的基础上,由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联合统治和共同控制,并限制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防止英、日两国结盟的可能性.

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列强都极力扩大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从经济上、政治上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
各国输入中国商品的净值指数,以1913年为lOO,1921年增至158.
9,1922年又增至165.
8.
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金额,1918年至1922年的短短几年内,竟增加三倍以上.
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新设立的工厂、银行,也迅速增加.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的加剧以及国际格局的新变化,给中国政治局势带来重大的影响,由外国列强分别操纵控制的中国各派军阀之间抢夺地盘的纷争更加激烈.
1916年以后,北京中央政权一直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军手中.
1920年7月,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发动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的主力,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
日本为了夺回控制权,极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掌握中央政权.
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奉军大批进入山海关内,企图消灭直军.
1922年四五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失败,被迫退回关外.
从此,直系军阀独占北京中央政权,差不多控制了华北和华中的全部省份,并野心勃勃地把它的势力向南方扩张.
中国的政局陷于内争迭起、战乱绵延的境地.

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各派政治势力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
在统治阶级方面,控制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鼓吹"武力统一",各省地方军阀则要求"自治"或"联省自治".
这两种对立的主张,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各派军阀自身的利益,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
在资产阶级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改良主义者主张建立"好人政府",以为用不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军阀统治,只要有所谓的"好人"进入政府,中国就能得救.
至于这些"好人"如何才能进入政府,以及进入政府后是否能起作用的问题,则是他们所不能答复的.
孙中山虽然仍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但却提不出足以动员群众奋起斗争的革命纲领.
1920年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粤军逐出广东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树起"护法"的旗帜.
1921年4月,孙中山被在广东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他打算依靠陈炯明的武力,以广东为基地举行北伐.
陈炯明虽是国民党人,表面上支持孙中山的事业,甚至还标榜奉行社会主义,但他暗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策动,并和直系军阀相勾结,于1922年6月公开发动武装叛乱,终于暴露出他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反动面目.
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他的护法运动至此完全失败.

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许多爱国志士为此而苦恼、彷徨和忧虑.
正在此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
当中国共产党人抱着为推翻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信念,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的时候,他们很快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由于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大部分近代工业,无论是上海、长沙、香港日益高涨的罢工斗争,还是其他城市的工人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
即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很容易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
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总是互相勾结,千方百计地破坏以至武力镇压这些群众斗争.
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的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
中国共产党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斗争目标上有着某些一致的地方.
这种从实践中产生的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推动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确定现实的奋斗目标和相应的斗争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的过程中,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
这对党正确把握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起了重要作用.
列宁和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在1920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
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
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
"①在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如分配土地等.

列宁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十分中肯地指出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出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华盛顿会议进行侵略扩张的面目,广泛传播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由44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员14人,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以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这次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及其瓜分中国的图谋,总结和交流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
会议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讨论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强调吸收农民群众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
这次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
他十分关心中国革命问题,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这一时期,党一方面通过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一方面接受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并开始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逐渐酝酿和形成了一个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
党首先向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
1922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这个文件着重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
文件批判了在时局问题上封建军阀所散布的反动论调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持的错误主张,指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
文件还指出,为了完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
它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
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

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大会通过的决议.
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
它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着重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
"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
宣言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这表明党的二大宣言坚持了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

二大宣言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这就是: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
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
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

党的二大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具体联系作了初步分析.
二大宣言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
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
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
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
"中国共产党人估计民主革命的前途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如果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民主革命中发展得很大,民主革命胜利后便能够即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是,民主革命胜利,资产阶级"从封建夺得政权",无产阶级要经过一个长时期使自己的力量壮大之后,才能实行第二步奋斗.
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是初步地发动了工人运动,还缺乏革命的经验.
有些人受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经验的影响,对民主革命的前途更多地考虑的是后一种可能.
也有些人从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考虑的是从民主革命很快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一种可能.
但是,在中国这样有着复杂国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达到这种前途,他们还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它的一面旗帜.
党的二大提出的革命纲领,既坚持和包含了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又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行动方针和革命任务,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初步地认识了实际上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
这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反映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指明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九个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
这样就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
这是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
它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和《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等文献中,在阐明党的性质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组成的政党.
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大会提出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且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①.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
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
与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相比,它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大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
大会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抉择.
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持.
但是,在中国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依靠本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而不能由别的国家或某一个国际中心来指挥.
然而,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
这不能不给中国革命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
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①《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宣传、组织工作.
党的二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22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
它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舆论宣传和政策指导的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党的二大后,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中央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1919年10月由国民党改称中国国民党以后,其成员有所增加,但并没有从组织上统一起来,没有举行过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制定过统一的行动纲领.
孙中山和他的一些同志是国民党的主导力量.
他们在屡遭失败后仍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为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所不容.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①.
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乱,是孙中山所遭受的一次最痛苦的失败.
与此同时,他从美、英、日等国得到援助的幻想也宣告破灭.
这使离开广州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不得不重新寻求革命的出路,寻找新的革命同盟者.

正当孙中山在寻求新的革命同盟者的时候,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多次派代表,同他磋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研究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
苏联②政府表示要给予孙中山和国民党以经费和物资的援助.
1923年1月,孙中山会晤苏联政府代表越飞③,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确立国民党的联俄政策.
这时,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赶走陈炯明部.
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3月成立名为"大元帅大本营"的广州革命政府.
孙中山就任大元帅.
此时,广东的局势并不稳定,外有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①《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②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联邦、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自俄罗斯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③越飞(1883—1927),苏联人,俄文原名A.
A.
иоффе.
1917年6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俄共(布)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在苏俄政府从事外交工作.
1922年8月以苏俄密使身份来中国.

的威胁,内有滇、桂军阀的干扰,孙中山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
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使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同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新兴力量.
五四运动和正在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具有辛亥革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特点.
他还看到中国共产党虽然人数不多,但朝气蓬勃.
这些都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
孙中山决心同苏联政府合作,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并且整顿和改组国民党.
从此,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在此之前,党的二大虽然确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原则,但是并没有解决国共两党采取什么形式进行合作的问题.
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由共产党单方面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开始主张两党实行党外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
二大以后,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试图利用这种群众团体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没有成功.
此时,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不接受党外联合的办法.
曾经同孙中山会谈过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应当正视现实,接受孙中山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不赞同马林的主张,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进去,就有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危险.
共产国际在听取马林的汇报以后,批准了他提出的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根据马林的建议,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
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起初,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赞成马林的建议.
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并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

西湖会议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但是党内大多数人对于这种做法仍有疑虑.
直到一年以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贯彻执行.
在国民党内,孙中山、廖仲恺等领导人积极主张改造国民党,以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
他们从陈炯明叛变的教训中体会到,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吸收新鲜血液.
这是孙中山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主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除了因为自身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其决定外,还因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懂得进行民主革命必须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联合战线,以壮大反帝反封建的阵营和力量.
这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比中国国民党年轻得多的政党,党员数量也少得多,并处于秘密状态,活动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
如果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就有可能使国民党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为革命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因此,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并作出党内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

三、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工人罢工斗争的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
在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上海、武汉、广东、湖南、直隶等省市和航运、铁路、采矿等行业相继爆发工人的罢工斗争.
1922年1月,长沙华实纱厂2000多工人在黄爱、庞人铨的领导下举行罢工,遭到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的镇压,黄爱、庞人铨被逮捕杀害.
黄爱、庞人铨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在党的教育下,于1921年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他们是全国最早被军阀残杀的工人运动领导人.
他们的英勇牺牲,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
湖南党组织为此发起驱逐赵恒惕运动,得到湖南人民和全国各地群众的广泛支持.

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续时间达13个月之久.
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以上.
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的.
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这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是香港海员大罢工.
香港中国海员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工资微薄,中国海员和白人海员做同样的工作,工资待遇却不及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
中国海员还要受资本家及包工头的剥削,并随时受到无故开除的威胁.
他们过着非常艰难和痛苦的生活,心中积压着对英国殖民者的怒火.
他们航行于欧美各国港口和国内各港口,受到当时如火如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国内工人运动的影响,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反抗斗争的积极性不断高涨.
海员中的先进分子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于1921年3月6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这是中国海员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
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苏兆征、林伟民是从工人中产生的优秀人物,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海员工会在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后,于1921年9月正式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工会有权介绍职业等要求,但遭到拒绝.
同年11月,海员工会第二次向资方提出上述要求.
这时,各轮船上的外籍海员增加15%的工资,而海员工会提出的要求却又被拒绝.
中国海员对此感到极大愤慨.
1922年1月12日上午,海员工会第三次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限令24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就举行罢工.
资本家对海员工会的最后通牒仍置若罔闻.
中国海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开始举行罢工.

为了扩大罢工的声势,香港罢工海员积极联络和争取香港运输工会举行同情罢工,给予港英当局和资本家以更大的打击.
罢工使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
由于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拒不答应海员的要求,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工人于2月底举行总同盟罢工.
3月初,罢工人数迅速增至10万以上,罢工浪潮席卷整个香港.
随着交通运输的中断,香港出现生产停顿、商店关门、日用食品日益匮乏、物价暴涨、市民大量抢购的现象.
这充分显示了香港海员罢工的威力.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极为关注和重视.
中共广东支部在罢工开始后不久,即发出《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表示全力支持他们的罢工斗争.
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大量的支援罢工斗争的工作,包括向罢工海员捐款、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等.
党还派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赴香港慰问罢工的海员.
李启汉与其他代表一起,与港英当局企图招募新工人以破坏罢工的阴谋进行了斗争.

国民党广州革命政府对香港海员罢工也表示支持,在罢工开始后每日借出数千元给海员作罢工的经费.
在内地,长辛店工人首先发起组织"北方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
上海、湖北、河南等地和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津浦等各铁路线的工人积极响应,纷纷在本地组织香港海员后援会.
京汉铁路工人不顾反动当局的迫害,在火车头上挂起写有"援助香港海员"六个红色大字的大旗.
这面大旗飘扬在北京与汉口之间的列车上.

港英当局及资本家对香港海员罢工采取高压、恐吓、欺骗、调停、利诱、分裂等手段进行破坏.
3月4日,港英当局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在离香港6公里的沙田地区向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扫射,当场打死4人,打伤几百人,后因伤势过重又死去2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广大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义愤,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
港英当局走投无路,不得不于3月8日接受罢工海员提出的恢复海员工会原状、增加工资、抚恤死难工人家属等要求.
这场罢工斗争坚持56天,终于取得胜利.
喜讯传来,工人们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举行庆祝大会.
在香港,当港英当局的代表把海员工会的招牌重新挂起时,10余万工人把街道围得水泄不通,"工人万岁"的欢呼声震动整个香港.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此后,长江船员和上海邮务工人、纱厂工人,以及苏州、无锡等地工人相继举行罢工.
在这些罢工斗争中,共产党员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并使广大工人摆脱黄色工会的控制和影响,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5月上旬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
到会代表来自12个城市,共173人,代表着110多个工会和34万有组织的工人.
大会总结以往工人运动的经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把反帝反封建作为工人运动的基本目标.
大会讨论并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和《惩戒工界虎伥案》等10项决议案,并公开发表《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
宣言分析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痛苦的根源,指出摆脱痛苦的道路,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削平行帮,消除隔阂,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少,联合成一个阶级战线,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的总通讯机关,并负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于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

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党的二大对工人运动给予密切关注.
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要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组织产业工人工会,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工会等;工会工作必须把工人阶级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工会应该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努力;同时还必须领导工人开展政治斗争.

党的二大后,工人运动继续高涨.
在此期间,工人运动表现出以下特点:(一)工人阶级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觉悟迅速提高,罢工从主要是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发展到主要是为争自由、争民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而进行的政治斗争.
(二)工人的组织程度明显提高,出现了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
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政治力量.

1922年8月,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宣称要重开国会,制定宪法.
党利用这个机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劳动法大纲,要求国会通过,并且动员全国工人广泛开展劳动立法运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大纲,包括劳动立法的四项原则(即保护工人政治上的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对工人实行劳动补习教育)和劳动立法大纲19条(主要内容有: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等权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等).
劳动法大纲得到各地工人的热烈拥护.
这次劳动立法运动,对推动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2年下半年,罢工高潮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
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1922年8月从上海迁到北京,主任为邓中夏)和各地分部所在地为中心,形成几个罢工重点地区.
其中,北方区、武汉区和湖南区的工人运动发展迅速,成绩比较显著.

北方区的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原来的交通系内阁倒台.
吴佩孚为了笼络工人,标榜"保护劳工".
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积极进行合法斗争.
吴佩孚为了清除其政敌交通系的势力,在北方六条铁路设立稽查员,调查交通系的活动及其骨干人物的情况.
党组织选派党员担任稽查员,以此为掩护积极开展工人运动.
此后,罢工风暴很快席卷北方各条铁路线.
其中,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铁厂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路工人罢工,都取得了部分胜利.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继续帮助各厂矿企业的工人组织工会外,开始着手组织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
首先成立的地方总工会是武汉工团联合会,不久扩展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它由28个工会组成,共有3万多名会员.
随后成立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由14个工会组成,会员4万人.
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最大的产业总工会,由汉冶萍公司所辖汉阳、大冶、安源各个厂矿企业的工会组成,有会员3万多人.

在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产生了重大影响.
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由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的合称.
该企业是德国、日本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共有工人1.
7万人.
工人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劳动条件差,生活非常困苦.

湖南党组织非常关心安源路矿工人的疾苦.
1921年秋冬,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调查,向工人进行宣传.
年底,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等到安源开展工作.
1922年2月,建立了中共安源支部.
到7月间,党员发展到10余人.
同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被推选为俱乐部主任.
9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对罢工作了部署.
接着,党组织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加强对罢工的领导.
9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开安源支部会议,并成立罢工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
同时,还成立侦察队等组织,以负责维持罢工期间的秩序.

经过充分的准备,安源路矿工人于9月14日举行大罢工.
俱乐部发表《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等17项要求.
这次罢工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工会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安源路矿当局在工人罢工后,极为恐慌,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对罢工进行破坏,甚至悬赏银洋,密遣暗探,阴谋刺杀李立三.
工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后,发誓"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当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同时加强戒备予以保护,使路矿当局的阴谋无法得逞.
路矿当局迫于工人罢工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于9月18日派出全权代表,同工人俱乐部的代表正式签订有13款内容的条约,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

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完全的胜利.
条约签字的当天,工人俱乐部举行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和游行.
俱乐部在发表的上工宣言中表示:"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
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
""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
"罢工的胜利,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
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

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对全国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为仇视,伺机进行镇压.
1922年10月,开滦五矿工人举行大罢工,遭到英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联合进攻.
开滦五矿包括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和唐家庄等五个矿区,原由中国官僚资本兴办,后借用英国贷款,改为中英合办,实际上完全由英帝国主义者控制.
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和最早采用新式技术开采的煤矿,矿工共约4万人.
这样一个设备比较先进的煤矿,对矿工说来却是人间地狱.
矿工们工资很低;工作时间很长,每天要劳动16小时以上;工作环境恶劣,矿井缺乏起码的安全设施,以致塌顶、起火、中毒、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

1921年冬,中共北京地委曾制定唐山地区同盟罢工计划,准备在1922年秋,发动唐山、丰润、滦县、滦南和秦皇岛等五个地方的铁路、矿山和工厂的工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罢工.
不久,中共北京地委成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等人,先后深入到唐山和开滦煤矿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举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并很快建立唐山京奉路制造厂职工会,由邓培任会长.
1922年8月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在视察开滦煤矿工人的罢工准备工作后,立即决定派人加强对罢工的组织和指导.

1922年9月间,开滦五矿先后成立工会.
10月15日,中共唐山地委召开由各厂矿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组织联合斗争以及罢工的策略问题.
10月16日,在开滦五矿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下,唐山矿、林西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码头工人的八位代表,向矿务局递交请愿书,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六项要求.
10月19日,在中共唐山地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委员会.
它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中共唐山地委成员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等人,以及各矿工人代表20多人组成.

开滦矿务局对工人提出的要求采取"坚不退让"的拒绝态度.
但又害怕工人罢工,便采取"一手持棍,一手持糖"的两面策略,企图用武装威胁和小恩小惠诱骗工人的办法,实现破坏和扼杀罢工的目的.
10月22日,当工人俱乐部正在召开各矿代表会议讨论罢工的具体问题时,林西矿的六名工人代表因请愿被矿方无理扣留.
代表们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怒,决定从10月23日起,举行五矿同盟大罢工.

10月23日晨6时,唐山矿、林西矿、唐家庄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码头的工人同时宣布罢工.
随后,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纱厂以及马家沟矿的工人,举行同情罢工.
参加罢工者近5万人.
罢工开始后,罢工委员会以五矿俱乐部的名义向全国各界发表总罢工宣言,控诉英国资本家虐待工人的行径,述说工人的悲惨生活,呼吁全国工人和社会各界对罢工予以声援和支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迅速发动各地工人团体以发表通电、捐款捐物等形式,对开滦五矿的工人罢工斗争予以支持.
在中共北京地委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同时发表宣言,组织人员上街募捐,举行示威游行.
各地工会纷纷发表通电,对这次罢工予以声援.
到罢工结束时,各地工人和各界人士的捐款累计达3万多元.

罢工爆发后,矿务局和军阀政府勾结,急调军警3000多人实行武力镇压.
英帝国主义派出武装直接参与镇压.
10月26日,军警向罢工工人开枪,制造了重伤7人、轻伤57人的流血惨案.
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会随即被查封.
罢工领导人有的被逮捕,有的受到监视.

开滦五矿大罢工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再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这次大罢工是继香港海员罢工之后,又一次规模很大的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人斗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铁路工人是一支主要的力量.
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对于目前实际问题的计划》指出,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铁路工人、海员、矿工是"三个有力的分子",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要先成立这三个产业的联合组织,作为工会运动的中坚.

在这时建立的铁路工会中,以京汉铁路沿线工会的工作基础较好.
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经建立起16个工会分会,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
在这种形势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1923年1月底,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和来宾全部到达郑州.
出席大会者除京汉铁路各工会分会的代表65人外,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的代表60多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人,北京、武汉的学生代表和新闻界人士30多人.
中共中央及党的有关组织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派出负责工人运动的成员出席这次大会.
其中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特派员张国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潭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包惠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等.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
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当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不利于他的统治时,吴佩孚终于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以"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为借口,下令禁止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出大批军警准备对成立大会进行阻挠和破坏.

2月1日上午,郑州全城戒严,军警荷枪实弹.
前来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进入会场——郑州普乐园剧场,立即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与会者情绪激昂,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
这时,武装军警把会场严密包围起来,企图强行解散会议.
代表们与之进行斗争.
会议持续到下午4时,被迫结束.
代表们冲破重围离开会场,回到住宿的旅馆后又被包围.
反动军警强行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把室内什物抢劫一空后加以封闭,并勒令全部代表立即离开郑州.
代表们受此凌辱,十分愤怒.
为此,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于当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实行总罢工,号召全路工人"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同时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至汉口江岸.

2月4日上午,江岸机器厂工人首先罢工.
到中午,全路2万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党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为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引起外国列强的恐慌.
他们直接出面进行干涉和破坏.
各帝国主义国家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
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湖北省督军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
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调动两万多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二七惨案.

2月7日,京汉全路罢工工人遭到武力镇压.
在江岸,全副武装的军警将工会包围,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被杀害.
在长辛店,机车厂铆工、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等6人被打死.
在郑州车站,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惨遭酷刑而牺牲.
在江岸、涞水、高碑店,被捕后死于狱中的工人有4人.
此外,罢工工人被捕的有40多人,被开除的达1000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军警的迫害与洗劫.
在同敌人斗争中,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表现得无比坚强.
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连砍数刀,但他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
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也于2月15日凌晨被吴佩孚的爪牙萧耀南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脚下.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
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民众,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
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也发表宣言,支援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
这次大罢工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
它虽然遭到失败,但却以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明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

四、党对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主要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派出力量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使之呈现出新的面貌.
农民运动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关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共产党》月刊曾发衾《告中国的农民》一文,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
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
"该文指出:革命者应面向农民,"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觉悟";并号召农民"集合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东西",抢回你们被抢的田地.
"你们一起来,自然有共产主义来帮你们的忙的","共产主义就能使你们脱出一切的痛苦"①.

党的一大结束不久,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开始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等地区逐步兴起.
1921年9月,浙江萧山衙前村建立起反抗地主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协会.
此事很快在浙江各地引起轰动.
在萧山发动和组织衙前农民协会的,是早期共产党员沈玄庐.
1921年夏,他回到家乡萧山县衙前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
这年暑假,在上海、杭州等地求学或教书的萧山籍人宣中华、杨之华等也回到乡里,热情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使萧山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

经过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衙前村农民大会于1921年9月27日召开.
大会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并按章程规定选出6名①《其产皆》月刊第3号,1921年4月7日出版,第3、6、7页.
农协委员,推举贫苦农民李成虎为领导人.
至此,中国第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正式成立.
衙前农民协会成立的消息,迅速传遍四周的农村.
1921年冬,绍兴、曹娥等县方圆150公里内的几十个村庄的农民,纷纷行动起来,以衙前农民协会为榜样,先后建立80个农民协会.
这些农会把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维护农民的利益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

同年12月中旬,萧山的官吏和地主向省府告状,浙江省长下令严行"惩治"农会.
反动军队包围萧山衙前,对正在召开减租大会的农民进行武力镇压,逮捕衙前农协领导人李成虎等,强行解散农民协会.
衙前农民的斗争被迫转入地下.
李成虎虽经多方营救未能获释,于次年初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衙前农民十分悲痛,立碑纪念这位农运领导人.

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建党初期范围广、影响大的一次农民运动,开创者是后来被人们誉为"农运大王"的彭湃.
1922年6月,彭湃回到自己的家乡海丰县赤山约①,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
7月,成立了赤山约第一个秘密农会.
一个月后,赤山约农会发展到30多人.
到10月下旬,农会活动范围扩大到赤山约所属20多个村庄,会员发展到500多人.
10月25日,赤山约农会在龙山天后庙召开成立大会,宣布了赤山约农会的宣言和章程.

随后,彭湃又辗转奔波于海丰县的其他乡村,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会,为自己的利益开展斗争.
1922年11月中旬,又成立了守望约农会.
到1922年底,海丰县已有12个约、98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发展到2万户,自然人口近1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成立大会在海丰县城隆重召开.
彭湃在会上介绍了海丰总农会筹办的经过,各农会代表报告了当地农运发展的情况.
会议通过海丰总农会章程,选举彭湃为海丰总农会会长.

海丰总农会成立以后,彭湃又先后到陆丰、惠阳两县从事农民运动.
由于有海丰农民运动的声势和经验,陆丰、惠阳两县的农会得到迅速发展.
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共有70多个约、1500多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
在1923年的五一劳动节,三县农会举行庆祝大会,发表《海、陆、①"约"是清代南方农村的行政建制,相当于后来大的"乡"一级建制.
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①.
农会的发展壮大,农民运动的兴起,必然引起地主阶级的仇视和反扑.
他们勾结当地反动政府对农会进行镇压.
农会在斗争中几遭挫折,骨干被捕,组织被迫解散,转入秘密活动,彭湃也不得不离开海丰.
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虽然暂时遭到挫折,但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埋下火种,提供了经验.

这个时期,湖南衡山岳北白果地区的农民运动也很有声势.
该地区靠近水口山矿区.
1922年11月,水口山矿工举行罢工时,该地区的农民受到鼓舞,曾自动组织起来支援工人的斗争.
1923年初,湖南党组织派两名党员到白果地区开展农民运动.
经过半年多深入细致的工作,于当年9月成立湖南第一个农运组织——岳北农工会.
到年底,它发展了数万名会员,并组织农民进行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出境的斗争,在湖南造成了较大的声势和影响.
不久,当地土豪地主勾结军阀赵恒惕对农工会进行武力镇压,打死打伤农工会一些负责人,逮捕农民群众70多人.
岳北农民运动被迫转入秘密状态.

青年运动的新态势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十分重视,把它作为党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一大后,青年运动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青年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恢复并加强青年团的工作.
1921年8月,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随后,他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根据青年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的决定,负责对已停止活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并于同年11月重新制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
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局的要求,选派一批党员投入整顿和重建青年团的工作,使各地青年团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到1922年5月,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广州、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安庆、杭州、潮安、梧州、佛山、新会、肇庆共17个地方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团员总数约5000人.
在整顿和重建的过程中,党吸取过去的教训,首先从抓思想建设人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以研究马克①《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海、陆、归三县,"海",指海丰县;"陆",指陆丰县;"归",指惠阳县.
惠阳旧称归善.
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
为了加强对团员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于1922年1月15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先驱》.
1922年5月5日至5月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15个地区的代表25人.
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出席并指导大会.
会议选择在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纪念日召开,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
在大会上,施存统作青年团临时中央的工作报告.
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六个决议案,选举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为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任书记.
这次大会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国内建团的同时,旅居法国、比利时、德国勤工俭学学生的代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等18人,也于1922年6月3日在巴黎郊区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担任书记.
不久,他们在得知国内已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及时与国内的党、团组织进行联系.
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

这一时期,党还曾在青年中开展非基督教运动,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许多青年在党、团组织引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之中,进一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因而使青年运动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妇女运动的新面貌中国共产党把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项主要内容,并把组织和领导妇女运动列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党的早期领导人很重视妇女运动,多次发表谈论妇女解放的文章,如李大钊的《现代的女权运动》、陈独秀的《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李达的《妇女解放论》等.
这些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号召人们起来改造旧社会,争取妇女的解放.

1921年8月,党组织帮助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并在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上登载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造宣言和新的章程.
为了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上海党组织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上海平民女校,由李达担任校长,大部分课程都由共产党员讲授.
平民女校主要招收渴望追求革命真理和有志于妇女解放的女青年或贫穷家庭的失学女子.
平民女校不仅学习文化知识,而且还注重社会实践,组织学员深入工厂,接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
通过学习和社会实践,学员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生活能力得到全面提高,其中不少学员成为党的早期妇女干部.

党组织为了推动妇女运动,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的形式创办《妇女评论》,由陈望道任主编.
后又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出版《妇女声》半月刊.
各地党、团组织也创办一批妇女刊物.
广州党组织创办了《劳动与妇女》.
在天津,由邓颖超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女星社,创办了《女星》刊物.
妇女刊物的出现,特别是妇女彻底解放的新思想广为传播,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作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
决议分析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妇女的不同地位,指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妇女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五年功夫所得的自由和平等,远过于妇女们在欧洲资产阶级专政/:T@过--世纪奋斗的结果.
这便可证明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
决议还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任务是"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保护女工和童工的利益",还要"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

党在领导妇女运动的过程中,还十分重视女工问题.
1922年4月,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的3000名女工举行罢工,取得胜利,使广大女工受到很大的鼓舞.
党组织为了开展女工运动,从办女工夜校、女工俱乐部人手,进行无产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女工灌输马克思主义.
同时特别注重对女工领袖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她们领导女工斗争的能力,以推动女工运动的发展.

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广大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觉悟明显提高,群体意识大为增强,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五、党在创立初期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加强自身的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来的.
虽然在创建初期党的大多数成员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人党员很少,然而,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主要不是看党员的成分,而是看它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面貌出现的政党;它以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
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党为了把自身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在创立时就规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将党章的内容和党纲的内容合在一起.
到二大时,党制定了第一个正式的章程,分六章二十九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系统,以及党的组织原则、纪律和其他制度.
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的一切决议均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它要求从党的中央到基层组织都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要有集权精神与铁的纪律,避免无政府的"乌合的状态";无论何时何地,每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每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
每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不能以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观念来看待党内的纪律与集权,而"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
党的二大还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群众党",既不是学会组织,也"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
"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①.

上述规定,对于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集中统一的无产①《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2页.
阶级政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正因为"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地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因此在我们党内公开提出系统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是还没有的".
"就这方面说,我们走了直路"①.

党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行严格的纪律,对违犯纪律、不符合标准的党员予以严肃处理.
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过程中曾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但不久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党毫不留情地将这样的人清理出去,因而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建党初期,党的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迅速在各地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发展党员尤其是发展工人党员.
1921年11月,中央局发出通知,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本年内,至迟于1922年7月召开大会前,都应发展到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彻底依党纲成立正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到1922年6月底,已发展和扩大了许多地方组织,计有: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1921年11月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5月成立)、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夏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1921年秋成立)、中共武汉(湖北)区执行委员会(1922年1月成立).
地方支部等基层组织主要有:安源煤矿支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支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支部、湖南自修大学支部、长辛店机车厂支部、唐山制造厂支部、山东支部、郑州支部、徐州支部、铜山站支部、旅莫斯科支部、旅德支部、旅日党小组、四川党小组等.
到党的二大召开前夕,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其中上海50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州8人,四川3人,留俄8人,留日4人,留法2人,留德8人,留美1人.
内有女党员4人,工人党员21人.
项英、邓培、张浩、王荷波、史文彬等一批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被发展为党员.

党成立后,注意深入群众,深入实际.
同时,很多知识分子党员通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思想感情和工作作风发生了很大转变,成长为合格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党的自身建设在创建时期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使党能①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36页.
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迅速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获得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信赖.
这为以后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近两年里,开始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探讨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目标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实现了党的战略和策略的第一次转变.
同时,党又积极投入到发动、组织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扩大了自己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很快开创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先进性,表明它能够真正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责任.
党虽然幼小,却已成为任何敌人无法压倒的新生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尚缺乏革命斗争的经验.
在领导工人运动,特别是在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过程中,党对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激化的形势估计不足,对于反动军阀可能制造流血事件的阴谋警惕不够.
在策略上,不善于把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也缺乏应变的准备.
在组织上,党对发展新党员的标准和要求过高,在工人运动兴起后仍然没有在工人中较多地发展党员.
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爆发时,全路共产党员还不到50人,因而不能在各个基层单位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这就难以适应日益激烈而复杂的斗争形势,成为这次罢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党虽然开始关注农民状况和农民运动,但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在初期的斗争实践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对于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工人阶级来说,不能单靠自身的孤军奋斗,必须同其他民主力量合作,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才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的胜利.
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不能享受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政府的武力镇压.
这表明,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单靠罢工这个武器,主要进行合法斗争,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二七惨案后发表的文告中即指出:"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①第三,党必须大力吸收工人、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尽快壮大自己的队伍,不断扩大和巩固自身的组织,才能适应领导不断发展的革命斗争的需要.
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迈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时期.
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二七大屠杀的经过》(1923年2月27日),《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第四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
这场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之宏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人们通常称它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场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它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加紧压迫中国人民所激起的强烈反抗.
"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是最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政治口号.
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大革命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革命的新局面迅速形成.

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
在各派军阀中,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势力最强.
他们在英、美等国支持下,于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控制了中央政权.
1923年3月,他们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加紧推行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再次挑起军阀混战.
到1924年,参加混战的兵力达45万人,战火燃遍了全国大部分省区.
随着军费的激增,大小军阀在他们的统治区内巧立名目,增收捐税,滥发纸币,肆意搜刮,致使经济萧条,生灵涂炭.

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吴佩孚镇压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此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于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
这个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①.
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

在大会讨论中,发生了激烈争论.
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
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
他们强调国民革命是党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
这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
但是,他们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会使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降到从属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
张国焘、蔡和森等虽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
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
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虽然是对的,但是由于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孤立.
不难看出,争论双方的认识都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片面性.
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等人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更符合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
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
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
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这次大会没有提出工人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作了片面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结束后将近一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才传到中国.
这个指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指示还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并且"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
这个指示对于克服三大的不足,对于共产党人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党的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后,如何认识资产阶级和农民,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等一系列新的课题,摆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对此,党内许多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陈独秀在党的三大前后著文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而不能发展,因此,当前最急需的是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他强调,现阶段的革命虽然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由于主要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又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党人不可轻视这一革命的重大意义,不可有超越现实的空想,而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
他认为,各民主阶级的革命力量必须集合起来,以国民党为中心,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取得革命胜利.
他在论述农民的重要作用时指出:"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
"①他还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和非革命的三类.
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对于帮助党员提高认识,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陈独秀对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地位的认识,表现出比较大的动摇.
二七惨案以后,随着工人运动走向低潮,他对工人运动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由重视无产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
他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
他也看到资产阶级幼稚,但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随着产业的发展会不断增强.
他的看法实际上是:中国民主革命只能以资产阶级为主体.
对于民主革命的前途,他认为,"在普遍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若有特殊情况,"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
这种认为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成功,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后来被称为"二次革命论".

其他共产党人也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1923年1月,蔡和森在《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从新近的历史来看,"领导工农阶级向国民运动联合战线上走的有中国共产党".
9月,①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
瞿秋白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指出: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但中国共产党应当"勉力栽培无产阶级之组织及训练的根本,而同时在总的民权运动中勉力做主干","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无产阶级的最近目标,是"平民之革命民权的独裁制","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
邓中夏在同年12月所写的《论工人运动》中指出: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
这些认识对后来党的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曾把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但含义不清,目标也不甚明确.
后来,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提出"国民革命"口号,并赋予它新的含义.
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期发表《造国论》一文,其中写道:"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
"后来,他在同刊发表的《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一文中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
这一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
"1923年5月,蔡和森对国民革命的内容作了进一步说明:"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
"①国民革命的口号,在大革命浪潮①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
党的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渐加快.
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加入后,仍保持团的独立性,同共产党的言论行动保持一致.

为了进一步研究贯彻党的三大决议的具体办法,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会议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目前党的全部工作,全党"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
在政治上,促使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在组织上,努力扩大国民党,"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今沈阳),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
会议强调:"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
"同国民党相比,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历史很短、人数很少的政党.
尽管大多数党员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共产党通过上述办法,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是有可能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的,后来实际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1923年,南方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大本营后,滇、桂联军多次击退叛军陈炯明、沈鸿英部的进攻,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
这样,在广东初步形成一个高举国民革命旗帜的根据地,并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初步巩固,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心中燃起新的希望,成为国民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阵地.

为了使国民党能适应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必须尽快对其进行改组.
1923年10月,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①到达广州.
此后,国民①鲍罗廷(1884—1951),苏联人,俄文原名M.
M.
Bopo,n;Hu.
1903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9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3年10月到达广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国.

党的改组进入实质性阶段.
鲍罗廷同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共同商议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法,决定力促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
由于中共中央在三大后又移往上海,这项工作主要是在鲍罗廷和广东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在鲍罗廷的具体指导下,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他多次发表演说,总结中国革命一再失败的教训,反复强调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
为了具体筹划改组工作,孙中山聘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又聘为政治顾问).
他说:请鲍罗廷做国民党的教练员,是为了"使之训练吾党同志.
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①.
他还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
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
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从1923年11月到1924年1月,各地共产党人,如北京的李大钊,直隶的韩麟符、于方舟,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夏曦,湖北的刘伯垂、廖乾五,山东的王尽美,浙江的宣中华,山西的王振翼等,都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欧洲,旅欧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80多人于1923年6月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同年11月,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成立大会,新选举的评议部有半数成员是共产党人;执行部内大部分重要部门由共产党人担任领导职务,如周恩来为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郭隆真为妇女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
这个支部在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等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并部署了参加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
通告还要求各地党组织争取做到每省有一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党、团员在参加国民党一大时的统一行动方针.

①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548页.
与此同时,为了促使国民党彻底改变依靠军阀、脱离群众的倾向,陈独秀、蔡和森等一批共产党人多次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国民党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改组国民党工作中的作用,认为"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设国民党的整个工作中,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加入国民党的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最近几个月,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了"①.

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大会由孙中山主持.
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共产党员有20多人,其中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
他们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②.
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谭平山任共产党党团书记,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
这个草案是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起草的,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并经过孙中山同意.
草案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
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
民权主义主张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民生主义的重要原则,"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所谓"平均地权",就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
所谓"节制资本",就是要将"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1924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

②《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等等①.
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包含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革命精神,后人称之为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②.

是否容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当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广州代表方瑞麟主张在章程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员"跨党".
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声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想对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有所贡献,是经孙中山允许的光明正大的行为;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即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章程和纪律,如有违反,理应受到惩罚;国民党既许共产党员参加,就不必疑猜防制,这种疑猜防制是国民党发展前途的障碍,是不可不扫除的.
对于李大钊的声明,国民党人汪精卫、廖仲恺等相继发言表示支持,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也表示赞同.
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
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

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章程,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由于孙中山的坚持,国民党右派在口头上对此不能不表示赞成,但并不愿意执行.
是否真正执行大会的宣言,实际上成为后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核心问题.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接着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党部.
在中央党部各部门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秘书彭湃,组织部秘书杨匏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
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三、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
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从国共两党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
这时,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国民党的新变化和黄埔军校的建立改组以前,国民党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
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省、区和海外存在.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到1926年1月,国民党已有正式省党部11个,特别市党部4个,正在筹备的省党部8个,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省、区外,已在全国大多数省、区建立起党部组织.
这些党部大都是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许多党部的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
如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于树德,汉口执行部的林祖涵、李立三、项英,湖北省党部的董必武、陈潭秋,湖南省党部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省党部的宣中华、沈定一,四川省党部的吴玉章,直隶省党部的于方舟、李永声,江苏省党部的侯绍裘,陕西省党部的杨明轩、刘含初,热河①党部的韩麟符.
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恽代英分别主持组织部、宣传部的工作.
总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的工作中,共产党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随着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建立,国民党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已达20万之多.
据统计,北京执行部所辖华北、东北、西北15个省、区,有党员1.
4万余人.
江苏省党部改组后,县、市、区党部发展到25个,党员达3500多人.
浙江省党部在20多个县建立了组织,党员约有2000人.
四川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在共产党员吴玉章主持下,更是成绩斐然,党员发展到8000多人.

在国民党党员人数增加的同时,党员成分也发生很大变化,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如广东各县党部,农民党员占80%;广州市党部中,①时为特别区.
1928年改设省.
1956年撤销,所辖地分别划人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工人党员占60%.
又如山东省党部的党员,学生占40%,工人占25%,农民占15%,教师占15%,其他占5%.
湖北省党部组织部在陈潭秋的主持下,十分注意吸收工农分子参加,到1925年10月,全省国民党员中,工、农和青年学生占75%以上.

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国共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
但是,仍有一些地主买办分子、官僚政客和南方军阀留在国民党内,并占有一定的地位.
这些人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主要基础.

广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
早在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时,就向他建议创办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军的基础.
鉴于过去长期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而屡遭失败的痛苦教训,孙中山在筹划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积极酝酿创办一所军官学校.
鲍罗廷到广州后,孙中山向他表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是按苏联红军的式样建立一支革命军队.
国民党一大正式议决创办陆军军官学校.
这所军校因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故亦称黄埔军校①.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
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加伦②等苏联军官为军事顾问.
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③苏联政府对黄埔军校给予大力支持,除资助200万元作为开办费外,还运来8000支步枪和200万发子弹等军需物资,并派遣了一批有丰富经验的军事教官.
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
在第一期学生中有蒋先云、陈赓、左权、许继慎、徐象谦(徐向前)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五六十人,约占学生总数①1926年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将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②加伦(1889—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B.
K.
B.
nmxep(中文译音布留赫尔),加伦是其俄文化名ram,t,的中译名.
191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21—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部长、人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4年10月至1927年8月两次来华工作.

③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7页.
的十分之一.
在教职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金佛庄、茅延桢、严凤仪、徐成章等.
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
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①,开始建立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并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指导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对军校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后来也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和各级领导工作.
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广州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中.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并由此"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②.
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取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从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改组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由共产党员廖乾五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
这支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从成立到编人叶挺独立团,为支持工农运动、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国共合作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
在工人运动方面,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中的共产党员,积极领导广东地区的工人斗争.
1924年5月,广州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60多人,代表着70个工会和10多万名工人.
会议决定成立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
这次会议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
7月,广州沙面数千名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帝国主义者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
8月,广东工团军成立,共产党员施卜任团长.
沙面罢工持续一个多月,取得胜利.
这次罢工不仅轰动广州和香港,而且影响及于其他省、区,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
此后,各地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①在周恩来之前,黄埔军校有过两任政治部主任,他们是国民党员戴季陶和邵元冲.
②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渐得到复兴.
与此同时,农民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在以共产党员为主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3月初步确定农民运动计划,决定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7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
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广州革命政府,派遣特派员到广东省各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点起农民运动的火焰.
各县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

为了培养农运骨干,经彭湃等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从1924年7月起,广州农讲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山东、直隶、湖北、四川、陕西、江西等20个省、区培训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
1924年12月,彭湃在给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这些农运骨干"工作得很好,没有辜负我们对他们的培养和训练"①.

中共中央重视学生运动的开展.
在党、团组织的共同指导下,全国许多省、市都有学生联合会在活动.
1924年下半年,以上海为中心,湖南、湖北、河南、四川、江西、广东、浙江、直隶、山东、山西等地掀起第二次非基督教运动高潮,有力揭露和打击了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从事文化侵略的阴谋.
各地学联还带领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此外,妇女运动也得到发展.
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及省、区、县各级党部都设有独立的妇女部,一批女共产党员成为妇女运动的开拓者.
在上海,向警予、杨之华、王一知等积极开展妇女工作.
由向警予任主编的《妇女周报》,主张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成为发动妇女的重要舆论阵地.
在北京,妇女部秘书缪伯英注重妇女劳工运动与平民教育.
在天津,邓颖超、刘清扬等以女星社为中心,设立补习学校,开展对女工的组织与宣传工作.
广东、湖北、江苏、湖南、直隶等地的妇女运动,也都呈方兴未艾之势.

①《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这时,北方的局势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开始出现有利于革命的新变化.
早在1924年春,苏联政府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就开始有步骤地做直系将领冯玉祥的工作.
10月,受革命影响的冯玉祥联络胡景翼、孙岳,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
随后,冯玉祥等发表反对军阀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等倾向革命的政治主张,并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全军共15万余人,分驻直隶、河南、陕西等省.
但迫于形势,冯玉祥又同反直系的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了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

由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革命,在国民军驻防地区,国共两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得到较快的发展,对南方革命运动起了配合作用.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赴北京共商国是.
段祺瑞、张作霖也不得不发出表示欢迎的电文.
11月,孙中山接受邀请,离粤赴沪,绕道日本北上.
行前他发表宣言,提出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对内扫除军阀两大目标,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
12月初,孙中山由日本抵达天津,同月底到北京.
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但仍坚持与段祺瑞作斗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为了把革命影响扩大到全国,中共中央接受加拉罕、鲍罗廷及广东区委的意见,支持孙中山北上,并于11月19日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乃是中国共产党上一年提出现在国民党也号召的召开国民会议①.
1924年冬至1925年春,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强烈呼吁由国民决定国家大事,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铲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反对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
国民会议运动与1925年夏兴起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蓬勃发展,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①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阐明了"国民会议"的主张,提出以国民会议取代国会,成为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并具有组织政府的权力.
反击国民党右派和平定商团叛乱革命武装的建立和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和军阀势力大为恐慌,在南方占有很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买办阶级更感到难以容忍.
它们采取外部压迫和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进行破坏.
这时,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广州刚刚露出的革命曙光又蒙上一层阴影.

面对这种形势,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对在国民党内如何工作又缺乏经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过于忍让迁就的倾向.
为了总结经验,确定以后的工作方针,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并以这个政纲作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
会议通过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指出:"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
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
"会议改变了党的三大要求产业工人全部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指出"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
会议还就党、团关系问题,党内组织、宣传教育问题,以及在农民、士兵间的工作问题作出决议.
这次会议对纠正党的工作中的偏差,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一事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①.
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讨论,发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言》,郑重声明:"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时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
""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②这样就否①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5年版,总第1283页.
②《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6日.
定了邓泽如等的弹劾案.
但右派分子并未就此罢休.
8月,张继等又发表所谓《护党宣言》,公开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使陈独秀等人意识到:"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①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21日发出党内通告,指出国民党右派攻击和排挤共产党日甚一日,各区委、地委必须进行反击,坚决揭露右派分子不反对帝国主义,却加紧反苏、反共、反工农的反动活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
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41期发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批驳所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会导致国民党亡党的谬论,理直气壮地指出:"共产党人为了要促国民革命的早期成功而加入国民党,他们自然要有种种计划,用种种机会,影响一切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帮助而且督促国民党员切实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
他们为了这些事议决种种议案,这是他们独立的党的活动";国民党若是决心促进国民革命,"会因为人家利用这种地位来督促自己而感到有亡党之痛吗"1924年8月15日至9月1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会,讨论"党内共产派问题".
经过激烈争论,通过《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关于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决议案.
会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布的《关于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原文如此.
经考证,'匡'为'至'字之误——引者注)谬极戾,无待于辩.
即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
"②冯自由因煽动一伙人反对国共合作而被孙中山开除出党.

①《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77年版,第507页.

②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7年版,总第2774页.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击下,国民党右派利用"党团"等问题破坏两党合作的企图未能得逞.
然而,孙中山经与鲍罗廷商议,决定成立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态度,以达到相互了解,消除误会之目的"①.
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独立的组织,共产党员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
国民党只能决定同它有关的问题,而不能决定同共产党有关的问题.
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坚决抵制,国际联络委员会未能成立.

由国民党右派挑起的事端刚刚解决,广州又发生了商团武装叛乱事件.
广州商团原是广州商会建立的商人自卫组织,后来发展成维护买办阶级利益、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武装,规模达到10个团,约4000余人.
广州商会会长、英国汇丰银行广东分行买办陈廉伯和广东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伙同其他国民党右派分子,在英帝国主义者支持下,于1924年七八月间积极策划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
8月初,商团从香港私运大批武器到广州.
广州革命政府扣留了这批武器,并下令通缉陈廉伯.
商团遂煽动商人罢市,向政府施加压力.
中国共产党力主坚决解散商团,以消除广州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
孙中山却指望通过妥协办法使事件平息,结果反动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
10月10日,广州市各界举行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集会,到会的有30多个团体,五六千人.
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时,商团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百余人.
商团还强迫商人罢市,要求孙中山下台.
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为配合商团行动,派兵进攻广州.
英国军舰也开到广州白鹅潭,为商团助威.

面对严峻的形势,广州革命政府成立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最高指挥机关——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任会长,共产党员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参加委员会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下令镇压了商团叛乱,给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势力以有力打击,使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

①《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3页.
四、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
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
因此,对于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
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
此外,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表明党对反封建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

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
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但是,四大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
四大对民族资产阶级也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
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
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彭述之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会前,他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惟不敢出来作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
彭述之虽然肯定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却无视资产阶级正在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事实.
这种观点对大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党的四大修改了党章,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
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
向警予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决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开展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不久,孙中山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临终之际,他在《遗嘱》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在《致苏俄遗书》中,他表示希望中苏"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孙中山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
共产党人发表许多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文章,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
国共两党组织民众进行哀悼活动,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一时在各界民众中形成大规模的革命宣传运动.

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
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
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
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五章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一、五卅运动和全国的反帝怒潮席卷全国的五卅风暴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五卅运动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开始的.
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也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约有新式产业工人20多万人.
1924年下半年,曾一度低落的上海工人运动又活跃起来.
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以上海大学学生为骨干,深入到工人中开展工作,在沪西、沪东、浦东等区创办了七所工人夜校.
9月1日,在邓中夏、项英等领导下,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
到年底,已有19家中外纱厂秘密建立俱乐部,会员近1000人.
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为五卅运动的兴起做了重要的准备.

1925年2月,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
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
先后参加罢工的有22家工厂的近4万名工人.
日本资本家为避免重大经济损失,被迫答应工人的部分要求,承认了工会组织.
4月间,青岛日资纱厂2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历时22天,在党组织的领导和上海等地工人的支援下取得胜利.

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
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员林伟民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干事,刘少奇、邓培等当选为副委员长.
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宣布取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

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议决,拒绝承认工人组织的工会,要求租界当局及中国官方取缔工会活动.
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
该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
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10多人,顾正红身中四弹,伤重身亡.
屠杀事件激起上海内外棉各厂工人的愤怒,当天即举行罢工,以示抗议.
这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及时提出指导斗争的方针、策略和口号,并进行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5月16日和19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布第三十二号和第三十三号通告,指示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方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并筹募捐款,援助罢工工人,掀起反日爱国运动.

上海学生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走上街头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和支援受难工人的宣传、募捐活动,遭到租界巡捕拘禁.
与此同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于6月2日召开纳税人会议,通过工部局此前提出的四项提案①;并且无视中国主权,越出租界筑路.
这进一步激起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的义愤.

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等.
陈独秀在会上指出,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的成立,如此才能取得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上的初步胜利.
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使斗争表现出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
会议还决定5月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反对公共租界提出的压迫华人的四项提案,援助罢工工人.
中共中央同时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主持.

5月30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余人分散到公共租界繁华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又有100多人先后被捕,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
这更加激怒了广大群众,数千人奔赴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
早有戒备的租界英国巡捕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数十人.
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
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①四项提案及其内容是:"增订印刷附律案",规定一切印刷品须向工部局登记方准出版,否则处以罚款.
"交易所注册案",规定中外商人开办交易所须向工部局缴款.
"增加码头捐案",规定向华人所抽的码头捐由3%增加到5%.
"取缔童工法案",规定四年内禁用10岁以下童工,这一规定是工部局为应付当时要求保护童工的舆论而作出的.

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
5月31日,租界当局在南京路实行戒严,但工人、学生冒雨继续上街散发传单,奔走呼号.
中、小商人的组织——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积极主张罢市,而主要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则顾虑重重.
当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的代表在天后宫开会讨论是否罢市时,工人、学生等数千人赶到天后宫召开市民大会,登台演说者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坚决要求实行总罢市.
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被迫在罢市的命令上签字.

上海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触发,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6月1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
从6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
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
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余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当局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
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
为加强对各阶层人民斗争的统一领导,6月1日晚,中共中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联合全国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成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并决定把斗争扩展到全国.
6月4日,中共中央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以便及时传达党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
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
6月11日,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
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
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

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
共产国际发表文章驳斥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种种歪曲,号召属下的所有机关募捐支援中国罢工工人,还派遣代表来华参加运动.
在莫斯科,有50万人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募捐.
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持.
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一面援助中国的工人团体,一面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抗议.
英国工人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
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五卅运动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瞿秋白这样写道:"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
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
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
"受到极大震动的帝国主义者,采取威胁和利诱的两面手法来对付处于反帝斗争高潮的中国人民.
他们一面表示可以商量解决"工部局增设华董"、"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一面又以停止借款、汇兑和工业用电相威胁,甚至扬言要大规模出兵.

中国的军阀在运动中很快显露出帝国主义帮凶的嘴脸.
奉系军阀在上海、南京、天津、青岛、济南、奉天等地逮捕和杀害工人、学生领袖,殴打群众,封闭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
6月22日,淞沪戒严司令宣布上海戒严,禁止民众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
7月13日,戒严司令部封闭了三个主要工会,并会同租界当局查封和袭击了120个工会组织和工人俱乐部.
9月18日,又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通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
10月16日,直系军阀孙传芳代替奉系军阀进占上海(租界除外),继续进行镇压活动.

①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初期对五卅运动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
上海总罢市的实现,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使这次运动发展成为有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爱国联合行动.
但民族资产阶级又是软弱和动摇的.
运动一开始,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就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以第三者的"调停地位"自居,并修改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交涉条件,删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使之成为"十三条",以此进行交涉①.
当"十三条"也被帝国主义者拒绝后,上海总商会继续妥协以至屈服,于6月26日无条件结束总罢市.
它原来许诺开市后在经济上继续援助罢工工人,后来不但毁弃诺言,而且扣压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使罢工工人生活陷于绝境,以逼迫他们复工.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斗争在继续发展.
青年学生仍然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和抵制英货、日货的活动.
小工商业者也纷纷参加罢市、抗议等活动.
上海总工会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核心,在它的领导下,工人坚持罢工斗争三个多月.
8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斗争形势,决定改变斗争策略,要求工人有组织地上工.
各厂工人在争得资本家接受部分经济要求后,于8月下旬至9月下旬陆续复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
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这年年初党的四大召开时共有党员994人,同年10月增加到3000人,年底更达到1万人,比五卅运动前增加了10倍.
上海在五卅运动前共有支部15个,党员220人;据10月1日的统计,已有支部68个,党员963人.
随着运动向全国推进,党组织派出了许多党员到内地和边远地区,在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如云南、①"十七条"交涉条件包括四项先决条件和十三项正式条件.
四项先决条件是:(一)宣布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被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十三项正式条件是:(一)惩凶;(二)赔偿;(三)道歉;(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六)优待工人;(七)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九)制止越界筑路;(十)收回会审公廨;(十一)解决工部局投票权案;(十二)取消领事裁判权;(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
上海总商会删去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条件.

广西、安徽的安庆和芜湖、福建的福州和厦门等.
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的锻炼,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扩大了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五卅运动使党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这就是:无产阶级是反帝斗争的中坚.
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必要的,但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当他们要争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阶级携手";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时,"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①.

省港大罢工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
由于在广东已存在革命政府和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省港大罢工比其他地区的运动有着更加有利的条件,声势更大,坚持的时间也更长,成为大革命高潮时期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斗争.

6月2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
6月上旬,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②指派邓中夏、黄平、杨殷、杨匏安、苏兆征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
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派李森(李启汉)、刘尔崧、冯菊坡、施卜、林伟民、陈延年组成"党团",到广州沙面发动工人罢工.
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公开指挥下,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罢工的指挥机构.
6月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和广州市内各洋行工人宣布总罢工.
到6月底,省港两地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5万.
罢工一开始就声明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要求,并向港英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劳动立法等六项条件,因而具有鲜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性质.
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先后约有20万人返回广东各地.

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市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军人及其他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密集的游①《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
②1925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成立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就近指导广东工作.
该委员会由谭平山、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和鲍罗廷五人组成.
行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造成惨重伤亡.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事件中有50余人被打死,170余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
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即照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同时封锁出海口.
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
大会选举苏兆征、李森等13人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由苏兆征任委员长,下设财政、纠察、法制、审计等多个办事机构;邓中夏为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
罢工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罢工的一切事宜.
由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持,罢工委员会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活动,实际上担负起一部分政权组织的任务.

在罢工斗争中,省港罢工委员会尽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帮凶.
它以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为核心,联合香港、广州的其他工会,组成2000多人的纠察队,团结广东沿海广大农民群众,对香港实行封锁.
香港被封锁后,进出口商品总额减少一半,经济生活陷入困境.
罢工委员会又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准其直来广州",用以拆散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反对省港大罢工的联合战线.
从此,除英国外的各国商船直接来广州的日益增多.
国民党领导人和广东的工商业者对罢工工人表示极大的同情.
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经费1万元,并在物资上给予罢工工人不少帮助.

1926年10月,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尽快结束罢工的建议,宣布结束罢工,并取消对香港的封锁.
省港大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政治大罢工.
在全国人民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援下,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省港大罢工在经济上、政治上给英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
组织严密、战斗性很强的10多万罢工工人集中在广州,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为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广东是孙中山多年来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依托.
他生前想把广东建设成为一个巩固的革命基地,以便进行北伐,统一全中国,但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五卅运动前,广东仍然处于革命同反革命相对峙的状态.
广州革命政府虽已成立两年,但是一直未能控制广东全省.
陈炯明盘踞东江,邓本殷割据南路,以武力窥伺广州.
广州革命政府依靠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实际上也是地方军阀势力.
它们在各自盘踞的地方扰民害民,同帝国主义势力秘密往来.
广州革命政府时时感到腹背受敌的严重威胁.

1925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举兵进犯广州.
广州革命政府组织东征军,于2月初分三路讨伐陈炯明.
担负东征军右翼作战任务的是许崇智所部粤军.
由于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军3000人编人右翼军.
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负责军中政治工作.

东征开始后,担任左翼和中路作战任务的杨希闵、刘震寰部都按兵不动,右翼军却进展迅速.
首次参加战斗的黄埔校军,由于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更是战绩显赫.
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这支军队先后攻下淡水、海丰,于3月占领潮汕地区.
不料部队回师到棉湖时陷人敌军重围之中.
连长、共产党员曹石泉和曹渊、许继慎等率部奋力作战,击溃陈炯明军主力林虎部,扭转了战局.
营党代表章琰在战斗中牺牲.
由于共产党员冲锋陷阵、勇猛杀敌,东征军被东江人民称誉为"为民众而牺牲之先锋队".
4月,东征军控制东江地区,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

第一次东征期间,周恩来派共产党员杨石魂等以特派员身份到东江地区各县,发展工农运动,建立党的组织.
潮安(今潮州)、汕头、海丰、陆丰等地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都是在东征中陆续建立起来的.

6月初,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等军阀勾结,在广州公开叛乱.
正在东征的黄埔校军及其他部队迅速回师平叛.
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罗亦农为负责人的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积极支援部队,并指示铁甲车队配合主力作战.
经过激烈战斗,于6月12日平息了叛乱,歼敌2万余人.

7月1日,广州大元帅府正式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部长.
国民政府聘请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滇等各系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到年底,共编成6个军,有8.
5万人,6万支枪,加上各军校学生6000人,成为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军队.
国民革命军采用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
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祖涵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军的副党代表①兼政治部主任.
由于共产党人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使这支军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②等在1926年1月致信中共中央,认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③.
不过,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指挥权仍掌握在旧军人手里,有些部队还带有浓厚的旧式雇佣军队的色彩.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采取切实办法将广东各地的财政、民政统一收归政府管理,为国民革命军和省港罢工工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
这对割据广东各地,鱼肉人民的军阀、官僚及国民党右派势力是一个沉重打击.
他们勾结英帝国主义者收买刺客,于8月20日将廖仲恺杀害.
廖仲恺遇害后,胡汉民因被怀疑同此案有牵连,离开广州;许崇智因处理"廖案"不力,被劝离粤赴沪,他主管军事的权力由蒋介石接替.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被打败的陈炯明部队,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于1925年9月重占东江地区.
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东征军组织了政治宣传队,制定了《战时政治宣传大纲》.
政治宣传队通过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多种宣传形式,发动民众,鼓舞士气.
东征军得到当地群众的①各军党代表都由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兼任,副党代表实际负责军中的政治工作.
②季山嘉(1893—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H.
B.
IQyn6bmJeB(中文译音古比雪夫),季山嘉是其俄文化名的中译名.
1925年7月加伦回国疗养后任苏联事顾问团团长.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回国.

③《古比雪夫和拉兹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不晚于1926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支持,连战皆捷.
10月14日,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攻城先锋队"以死伤官兵400余人的代价,攻克素称"天险"的惠州.
苏联军事顾问感慨地称赞:"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
"①11月底,东征军在粤闽边全歼陈炯明残部,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

在第二次东征期间,国民政府还派部队进剿盘踞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
中共广东区委为配合这次军事行动,成立了以黄学增为书记的南路特别委员会.
朱克靖、张善铭、廖乾五等共产党员带领政治工作人员深入民众,大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南征部队在12月占领钦州、雷州后,于1926年1月中旬渡海作战,收复海南岛.
邓本殷逃亡,残部被缴械收编.

东征和南征的胜利,使四分五裂的广东迅速获得统一,成为全国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
在统一广东根据地的斗争中,由共产党员起积极作用的黄埔军校校军和第一军战功卓著.
它们经过严格训练,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士气旺盛,战斗英勇,对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参战部队起了带动作用.
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
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②这种新气象,对以后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广东兴起的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给革命战争以极大的支援.
广大工人、农民,特别是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属的纠察队队员和东江一带的农民协会会员,为革命军侦察敌情、运送物资、救护伤员、困扰敌军以至协助作战,为平定杨、刘叛乱和东征、南征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东征军到达海丰、陆丰时,农民自愿备送酒肉,慰劳将士.
一份《东征参战报告》记载:"军队所至,人民箪食壶浆以迎义师.
关于给养及运输,遂感莫大之便利"③.
许多乡村还成立了欢迎革命军的组织.
在平定杨、刘叛乱时,广九、广三、粤汉三条铁路的工人以罢工斗争的①[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②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③《军队政治月刊》第2期,1926年.
实际行动积极响应;海陆丰等地农民在省农协组织下,踊跃参战,不少会员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统一广东的经验表明,在人民革命中,政权、军队和群众运动三者是紧密联系的.
随东征军进入汕头的周恩来,东征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州、潮安、梅县以及海陆丰下属25个县的行政工作.
他同中共潮汕地区党组织一起,为治理东江进行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如解散旧议会,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委任进步人士当县长;大力发动群众,肃清军阀余孽;废除苛捐杂税;解散地方民团;保护和发展工农运动;制定建设东江、造福人民的计划,等.
这些工作,使东江各地在较短时间内奠定了稳固的革命基础.
周恩来主政东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地方行政工作的最初尝试,对共产党人探索和积累政权建设的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北方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活动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开展革命工作的难度很大.
但经过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艰辛开拓,在巩固发展党的队伍,组织工农民众运动,扩大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以及争取改造冯玉祥国民军等方面,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1924年初开始,北方工人运动逐渐打破二七惨案后的消沉状态,得到恢复和发展.
1924年下半年和1925年2月,唐山华新纱厂工人两次举行罢工,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等要求.
1925年2月,青岛四方机厂工人在邓恩铭等发动下举行罢工,向胶济铁路局提出承认工会权利等五项条件,最后取得胜利.
北京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仅1925年3月就有六起之多.

1925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办公.
在总工会的领导下,郑州各业工会陆续恢复和建立.
8月,在王若飞等人领导下,郑州最大的工厂豫丰纱厂5000余工人因抗议资本家开除工运骨干、肆意污辱女工举行罢工,得到全国铁路总工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河南各级国民党党部,以及开封、焦作、安阳等地人民的声援和支持,并且引发焦作煤矿、安阳六河煤矿、卫辉华兴纱厂、陇海铁路等厂矿工人的罢工斗争,掀起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河南全省工人运动的新商潮.

1925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北方地区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加强党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
会后改组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李大钊任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部长,赵世炎任宣传部部长(兼任北京地委书记).
北方区委领导范围包括北京、天津、直隶、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①以及东北、西北一些地区.
到1926年初,北方区委在北京、天津、唐山、乐亭、张家口、正定、大连、太原、保定以及北满等地组建了10多个地委和几十个特别支部和独立支部,拥有党员2000多人.
同时还建立了共青团北方区委,萧三(萧子暲)任书记.

1925年10月,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指导下,以王若飞为书记的中共豫陕区委成立,负责领导河南、陕西两省党的工作.
1926年4月,中共豫陕区委在开封召开河南省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河南省农民协会,下辖4个县农民协会,32个区农民协会,200余个村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约27万,仅次于广东省,占全国农协会员总数的27.
504.
全省农民自卫军约10万人.
信阳、许昌、荥阳、杞县、睢县、密县等县农民斗争的成果尤其显著.
如杞县农民于三四月间在豫陕区委农运负责人萧人鹄等指导下,反抗特别捐,改组公款局,集合万人向县署示威,斗争取得部分胜利.

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方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展开.
在山东,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印刷《山东农民》等宣传品;利用假期分派学生下乡调查农民状况,发动农民运动.
到1926年5月,禹城、济宁等13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
在山西,临汾、定襄等13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约有3万人.
在直隶,1926年秋,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省的学员深入农村,在顺义、乐亭等县建立起农会组织;在获鹿、玉田等县,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日渐兴起.
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农民运动始于1925年下半年,至次年6月,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
1925年冬,陕西省渭南的赤水、华县一带也有了农协组织.

①时为特别区.
1928年改设省.
1954年撤销,所辖地划人内蒙古自治区.
争取冯玉祥国民军和发动"首都革命"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引起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关注.
经过加拉罕、鲍罗廷与冯玉祥的多次接触,苏联决定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力求利用国民军的革命力量,由国民军造就一支确实能成为真正革命军的军队"①.

根据加拉罕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李大钊等人决定把团结、争取冯玉祥和国民军作为党在北方地区军事工作的重点.
李大钊亲赴张家口会见冯玉祥,帮助国民军开展政治工作,沟通国民军与苏联的关系.
1925年初,苏联政府先后派出两个军事顾问组共100多人,分别到驻张家口和开封的国民军中工作,还向国民军提供大量的军需物资.
苏联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军建立起炮兵、步兵、骑兵、机枪学校,在张家口、丰镇、平地泉三个训练基地帮助训练国民军部队,并协助制定《国民军政治工作计划》.
中国共产党也派出得力干部到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建立秘密党组织.
1925年6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若飞奉派到国民军第二军,帮助创办了以培养基层军事骨干为目的的北方联合军校.
共产党人对国民军的帮助和支持,使其进一步倾向革命,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展.

在中共北方地区党、团组织有力推动下,北方革命运动迅速发展.
其中,争取关税自主运动是影响很大的一场爱国运动.
"关税自主",意指夺回由帝国主义势力把持下的中国关税税率决定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
争取关税自主,是争取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1925年10月26日,中、英、美、日、法等13国代表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开幕.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增加附加税、裁废厘金和修订中国关税税则等问题.
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领导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斗争,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争取实现关税自主.
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北京学生联合会、反宗教大同盟、反帝大同盟等团体,不顾军警阻挠和镇压,连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
关税自主运动显示了北方地区人民反帝的决心,并成为北京反奉驱段运动的先导.

①《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在开展关税自主运动,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李大钊和北方区委根据共产国际、联共(布)提出的推翻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要求,决定趁势发动推翻反动政权、建立国民政府的革命运动.
为加强对这次运动的领导,北方区委成立了首都革命行动委员会,由赵世炎、陈乔年等五人组成,赵世炎任临时党团书记,负责筹备与组织工作.
11月28日,行动委员会组织北京各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数万群众高呼"打倒军阀政府"的口号,拥至执政府门前.
第二天,5万多群众齐集天安门继续召开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通过解除段祺瑞一切权力,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惩办卖国贼等项提案,并通电全国.
行动委员会试图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段祺瑞政府的统治.
但由于承诺支持群众革命行动的国民军将领改变态度等原因,运动最终失败.
这次运动史称"首都革命".

"首都革命"是党力图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城市暴动,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夺取政权而进行的一次尝试.
由于敌人的强大,加之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国民军的动摇,未能达到目的.
但它显示了北方民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打击了段祺瑞反动政府.
在"首都革命"影响下,上海、长沙、开封、南京、汉口等大、中城市,先后举行了要求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

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内蒙古地区是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
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京区委十分重视这个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1923年,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李大钊派到绥远特区土默特旗工作,动员乌兰夫等20多名蒙古族进步青年到北京蒙藏学校学习.
同年秋,李大钊派邓中夏、朱务善、黄日葵等人到蒙藏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发展乌兰夫、奎璧、赵诚、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等为共产党员,并组成党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
在乌兰夫等人带动下,蒙藏学校的许多蒙古族青年积极参加北京地区的革命运动,在斗争实践中得到锻炼.
后来,他们受中共北京区委派遣,回内蒙古地区开辟工作,先后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
还有一些人进入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或前往苏联学刊.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内蒙古各阶层群众参加革命斗争,1925年9月,中共北京区委派萧三、江浩到张家口建立地委,领导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区的工作.
10月,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内蒙古各盟、旗的代表100多人和蒙古族青年代表50多人参加.
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国民军都派代表出席会议.
大会分析内蒙古的革命形势,提出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革命任务.
大会决定正式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选举了领导机构,吉雅泰、李裕智、锡尼喇嘛和旺丹尼玛等被选为领导人.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一个积极领导蒙古族人民从事革命斗争的联合战线组织.

同年11月,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西北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
参加大会的代表100多人,其中包括蒙古、汉等民族的工人、农民、牧民、士兵代表.
李大钊在会上指出,蒙古、汉等民族人民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得到解放.
大会选举李大钊为大同盟书记,赵世炎为副书记.
大会决定出版农工兵大同盟机关报《农工兵》,由共产党员多松年任编辑.
农工兵大同盟的成立,是党的联合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的一大成功,对西北、内蒙古地区的民主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地处祖国西北的甘肃省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1925年10月,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等人随甘肃省代理督办、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到达兰州.
他们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整顿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并在短时间内成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支持拉卜楞寺的僧侣和藏族人民群众反对军阀马麒的斗争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在宣侠父的帮助下,藏民首领黄正清等人于1926年春在兰州成立藏民文化协会,发表《甘南藏民泣诉国人书》,将马麒的罪行公布于世,并与之展开坚决斗争,最后迫使马麒的军队撤出拉卜楞寺.

广西是壮族的主要聚居地.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桂系军阀的统治,从1922年春起,壮族青年韦拔群即在东兰、凤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25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正式成立(后改为广西特委).
南宁、东兰、柳州、奉议(今属田阳)、恩隆(今田东)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
各地党、团组织选派40名农运骨干到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学习,其中30多人后来被派回广西从事农运工作.
在北伐战争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
中国共产党还派出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深入左、右江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1926年9月,韦拔群率领农民武装1000余人占领东兰县城,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县农民协会.
随后,广西壮族地区普遍成立农民协会,领导壮、汉等民族的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为后来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南省苗、瑶、土家族聚居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
1926年,在中共湘西特委领导下,湘西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12月,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解放苗瑶决议案》,指出:苗族、瑶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汉族一律平等,国民政府必须全力消灭苗、瑶地区的匪患,帮助苗、瑶人民发展文化教育.
这次大会推动了湖南境内各少数民族农民运动的发展.

海南岛是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之一,其中以黎族和苗族为主.
1924年,共产党员徐成章、罗汉受党组织派遣赴海南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各民族的革命骨干.
1925年,海南岛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后,各地相继成立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革命组织.
同年春,黎族共产党员黄振士、郑家齐、陈贵清等奉派到陵水县工作,在半年多时间里,发展共产党员130余人.
1926年3月,中共琼崖地方工作委员会在海口成立.
不久,琼崖东部和西北部各县也相继建立共产党组织.
到同年底,海南全岛共产党员发展到1000多人.

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相比,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虽尚显薄弱,但在这些地区撒下的革命火种,最终也燃成了燎原烈火.
四、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随着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
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就是这一分化的标志.

戴季陶早年参加同盟会,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国民党一大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一个理论家.
国共合作后,他曾一度表示拥护三大政策.
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的右派面目暴露出来.
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
他声称:孙中山学说的哲学基础"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仁爱是人类的生性",任何人只要发现自己的仁爱心,就"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
他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国民革命"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
他反对国共合作,认为国民党的生存必须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
但同国民党老右派不同的是,他主张在行动上采取缓和态度,不公开同共产党分裂,而是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

戴季陶的这些理论,完全背离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革命精神,背离国民党一大确立的纲领和政策.
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和要求,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和排斥共产党、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舆论准备.
戴季陶主义出笼后,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聚集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捧为"最高理论".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撰写大量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他们指出:戴季陶的理论是对孙中山学说的严重歪曲.
"离开阶级争斗,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①.
针对戴季陶排斥共产党人,企图建立"纯粹的国民党"的论调,陈独秀指出:国民党既然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②.
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根本上还是要C.
P.
完全退出共产党,根本上要消灭C.
P.
,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③.
萧楚女专————————①《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1925年11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页.
②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
③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1925年8月),原载《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向导》周报社1925年版.
文中"C.
P.
"为"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门写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批驳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
他们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不但没有损害国民党,而且使国民党有了很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捍卫了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原则,大大缩小了这种反动思想的恶劣影响.
虽然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右派分子中得到共鸣,但是连戴季陶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小册子发行以后,立即受到"很大的攻击","不能收圆满的效果".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抬头的信号.
由于考虑到自身的羽翼尚未丰满,公开反共的条件不成熟,他们这时还不打算与共产党决裂,也不愿意放弃反帝反军阀的口号.
于是他们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表示联共,一面以限共的形式反共.
这种新右派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对于缺乏政治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还难以识别,以致吃亏上当.

这时,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核心人物.
自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蒋介石开始得到孙中山的信任.
1923年2月他被委任为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孙中山之命赴苏联考察,回国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
以后,他在主持黄埔军校工作和统一广东的几次战役中表现积极.
孙中山逝世后,他仍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俨然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
1925年9月,他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
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者的毒计么""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①尽管他貌似革命,其思想实质却与三大政策相抵触.
他在1924年1月向孙中山呈交的《游俄报告书》和3月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的信中,把苏联的对外政策称为"恺撒之帝国主义",骂中国共产党为"俄奴",反映了他内心的真实看法.
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他不能不暂时表示接受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的发展,蒋介石敌视和力图限制共产党的本质也日益表现出来,被称为"武装的戴季陶主义".

①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演说词》,1925年9月13日.
两次东征以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暗中操纵的新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在蒋介石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产党和左派力量有很大影响.
这都是蒋介石难以容忍的.
由于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蒋介石的地位和影响已大大增强,于是他开始加紧对共产党的限制,甚至提出要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曾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主张共产党员不再同蒋介石合作,而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另组革命军队.
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仍认为蒋介石是左派,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①.
中共中央据此不同意周恩来等人的意见,主张继续帮助蒋介石发展.
后经过周恩来、陈延年等的努力,才以原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为基础,于1925年11月成立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这个团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
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

制定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新政策在国民党新右派势力逐渐抬头、国共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在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
中共广东区委强调,鉴于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共产党人应该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力量,同国民党新老右派展开积极斗争.
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却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关于避免加剧同国民党关系的指示精神,认为应该协调国共两党关系,担心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会树敌过多或者吓跑资产阶级而使自己孤立起来,主张"在国民党群众中做广泛解释工作,说明国共结成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②.
而维经斯基则主张国共应"从联盟转向联合",即从党内合作转向党外合作.
在维经斯基的影响下,陈独秀等人又产生了退出国民党的想法.

①《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192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中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5页产.

②《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92—693页.

为了统一党内认识,明确以后的斗争方针,]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维经斯基出席会议,陈独秀作中央局报告,北京、广东、湖南、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区的代表分别作工作报告.
会议在分析五卅运动以来的形势后认为:"最近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着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
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
然而别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
"因此,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应当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
"为了同右派进行斗争,会议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

这次会议根据广东、湖南等地农民斗争的经验和五卅运动影响下农民运动发展的新形势,第一次在党内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现在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可以使农民革命化,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然而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
会后,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反对西山会议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也日益加紧.
还在孙中山病危期间,冯自由等人即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反对广州革命政府,反对共产党.
孙中山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狂.
1925年11月,谢持、邹鲁等10多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决定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谭平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职,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取消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六个月并停止他担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
这次会议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的,所以通称这些人为西山会议派.
会后,他们在上海自行组织"国民党中央",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
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绝大多数国民党中央部门和地方组织表示坚决反对.
西山会议派由此而声名狼藉.

中国共产党站在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前列,连续发表通告,"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效",号召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痛斥西山会议派.
时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①;西山会议派"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②.

1925年12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议,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随后由各地选出的国民党二大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
陈延年、周恩来等人主张通过国民党二大严惩西山会议派,还提出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时,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达到三分之一.
但维经斯基把戴季陶、孙科、叶楚伧等人视为"中派",指示中共中央要拉住他们.
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陈独秀等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表示中国共产党无意包办国民党,也不希望在即将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共产党员的人数,希望孙科等人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的决议案和宣言是由共产国际制定后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
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
在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
由于共产党人吴玉章、林祖涵、谭平山等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的共同努力,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老右派分子痛加斥责,并分别给予警告以至开除党籍的处分.
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占一定比例.
中共中央于2月12日发出第七十六号通告,对此次大会给予很高评价,指出国民党二大"表示中国民族运动的成功","表示出国民党左派之胜利".

①子任:《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政治周报》第2期,1925年12月13日.
"子任"是毛泽东的笔名.
②润:《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政治周报》第3期,1925年12月20日.
"润"是毛泽东的笔名.
共产党人在这次大会上也有失误.
大会召开前,党内在讨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人数时曾发生争执.
起初,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为七人,鲍罗廷表示反对,主张不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三人,其理由"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①.
陈独秀不得不作出让步,最后一致同意四人.
选举的实际结果是,在36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七人,未达到三分之一.
大会虽然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戴季陶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2月1日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跃而为国民党军政要员,为其后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批判.
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治派别.
19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受到旅欧共产主义者的批判.
1924年秋,曾琦、李璜等回国后,与左舜生等会合,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在各省、市陆续发展了30多个国家主义派小组织.
从1925年冬到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嚣张一时.

国家主义派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
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萧楚女等发表文章和讲话,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指出国家主义派虽然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却不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而专门反对共产党和苏联,反对最受压迫的工农的解放,这充分表明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工具.

五、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运动中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革命联合阵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也日益显露.
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①《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13页.

案的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的面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是怎样的无产阶级对待自己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怎样在国民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在及时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作出广泛的论述,从而把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
1923年5月,蔡和森著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①.

五卅运动后,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
毛泽东指出,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②.
瞿秋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代,殖民地弱小民族里的国民革命,"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
因为这种革命,"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③尽管这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
这就为党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思想条件.

①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②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③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主要是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党的四大认为,十月革命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是与"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①.
五卅运动后,瞿秋白指出:民主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②;如果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它很快便会与敌人妥协.
他还指出:现在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因此"弱小民族之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有计划的发展经济,以渐进于社会主义.
他多次提出中国民主革命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③.
瞿秋白充分强调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以及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是正确的.
但他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否定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是把非资本主义前途理解为马上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民主革命阶段提出反资产阶级的任务.

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怎样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提高和加深的.
党的一大认为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
二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可以联合的力量.
三大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有两面性.
到党的四大,已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反革命的"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
五卅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以后却妥协动摇,充分表现出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从而为共产党人对这个阶级的特性进行较深入剖析提供了客观条件.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作了出色的论述.
他在文中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
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①《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页.
②瞿秋白:《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号,1926年5月25日.
③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原载《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向导》周报社1925年版.
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其右翼在革命斗争加紧时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队伍,和买办阶级做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但极易妥协,不能持久.
因此可以把他们当做我们的朋友,但"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获得这样一个认识是十分重要的.
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下,既要积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
许多共产党人不懂得,只要无产阶级牢牢地把握住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是能够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坚持参加革命的,但也要时常提防可能发生的事变会扰乱革命的阵线.
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分析,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此时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为党后来深入认识并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在四大之前,党已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党的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
五卅运动后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的痛苦经验,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

五卅运动使许多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提出要在政纲中列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是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种重要职任".
会议强调党只有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
李大钊在考察中国农民的经济状况后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①陈独秀强调指出:"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如此才能够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①守常:《土地与农民》,《政治生活》第62—67期,1925年12月30日一1926年2月3日.
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
"①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并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他于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科学分析,初步形成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
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制定对农民的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
把农民问题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说明党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党的四大前,共产党人已在不同程度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进行过探讨.
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途径还缺乏认识.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又一次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却充分表现出它的两面性.
随后,国民党右派又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进攻.
这些事实,使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
陈独秀在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时指出:"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因而,"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②;而资产阶级"那妥协犹豫的态①②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向导》第151期,1926年5月1日.
度,已足够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人了"①.
刘少奇指出:"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现得非常伟大.
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
""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
"②瞿秋自认为,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软弱退让,使罢工斗争遭受挫折,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③.

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共产党人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这种争夺不能局限在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问题.
邓中夏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但是"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
他特别强调:"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只有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势力日见增长与巩固,才能"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给将来建立工人政府"预为准备"④.
周恩来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
"⑤1926年7月,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反共的严峻形势下,党的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指出:"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
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①独秀:《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向导》第126期,1925年8月18日.
②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1926年5月5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③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1925年》,《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④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⑤周恩来:《政治报告——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六次大会》》(1925年7月31日),《工人之路》特号第37期.
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这些论述说明,在事实的教育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比过去有所深化,已经从一般地谈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进到如何在国民党内部取得政治指导的地位.

武装斗争问题对作为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问题,这时党在认识上也有新的进步.
此前,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专做军事工作而忽视民众运动,但自己却往往专做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
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以促进其分化,使一部分人倾向革命.
1925年6月,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就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①党也初步认识到武装工农的重要性.
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共产党人看到工人纠察队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的先锋队.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讨论了武装工人阶级的问题,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

关于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在国民革命时期的重要性,瞿秋自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他指出:中国人民已经以示威、抵制、罢工等方式进行斗争,"但是,从'五四'、'二七'、'五卅'、'三一八'和广州战争直到现在,革命的波澜旋起旋落地昂然前进,运用这种种斗争方式,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
"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
瞿秋白指出:"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草创的民间武装和民间的武装暴动,始终难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编制和训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组成正式的革命军队.
他说:"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
这是党内早期专门论述武装斗争问题的文章,它不仅为即将开①周恩来:《军队的性质和组织))(1925年6月2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始的北伐战争作了舆论鼓动,而且为后来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
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初步构成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成员分别在各自的探索中提出的,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第六章北伐战争和革命力量的发展一、北伐前的形势北方反奉斗争的失败与两广统一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社会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渴望结束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期待转向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

南方和北方的实际状况,此时也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潮流继续高涨.
尽管潜在的逆流已在发展,但还没有表面化.
广州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继续增强.
在北方,各派军阀势力之间不断冲突,反动统治的危机在加深,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增长.

这时,奉系已取代直系成为北洋军阀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
张作霖同段祺瑞相勾结,操纵北京政府,不仅排斥冯玉祥的国民军,而且将势力向南扩张到长江流域的苏、皖等省,加剧了同直系军阀的利害冲突.
1925年10月,控制浙江的孙传芳,纠合福建、江西、江苏等省的地方军阀,自任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发动反奉战争,很快把奉军驱赶出苏、皖两省.
吴佩孚也东山再起,在汉口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反奉.

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反奉战争的有利形势,积极推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奉倒段的斗争.
1925年冬至1926年初,北京、上海、南京、汉口、开封等地相继爆发反对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
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在《对反奉战争宣言》中认为:"现在因压迫爱国运动而反奉的空气比去年反直的空气浓厚百倍,普遍而且深入一切民众中,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
"全国反奉运动的高涨,促使奉军内部发生分裂.
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奉军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达成联合反奉密约.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反对张作霖,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迅速回师占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
张作霖措手不及,处境岌岌可危.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取得在东北的更多特权为条件,出兵援救张作霖,致使郭松龄于12月24日兵败被杀.
北方的反奉斗争形势急剧逆转.

冯玉祥的国民军原来控制着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北京及直隶部分地区.
在郭松龄倒戈时,冯部又进占天津等地,势力进一步扩展.
为了对付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英、日帝国主义者策划下,吴佩孚停止反奉,与张作霖结成所谓"反赤"联合战线,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军.
1926年1月,直军、奉军分别从湖北、山东出兵进攻国民军,不久占领河南、直隶.
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

3月12日,日本派遣军舰掩护奉军舰队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
国民军予以正当还击.
日本方面竟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20余艘军舰群集大沽口,公然施行武力恫吓.

为抗议帝国主义者的霸道行径,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约1万余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
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党员王一飞是三个总指挥之一.
会后,当数千人的请愿队伍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卫队向群众开枪,造成死47人、伤199人的惨案.
军阀政府还下令通缉领导示威的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等人.

全国人民为三一八惨案愤怒声讨段祺瑞,驻北京的国民军第一军鹿钟麟部于4月9日驱逐段祺瑞,推倒执政府.
但这时奉直联军已进逼北京.
4月15日,在奉直联军猛攻下,国民军撤离北京,退往南口.
国民军的失败,使北方局势更加恶化,广大人民越来越把希望寄托于广州国民政府.
华北、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或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这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也有了进一步增强.
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刚刚控制广西的李宗仁、黄绍蚣等在1926年2月宣布接受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
3月,两广统一会议在广州召开,通过两广统一方案,决定广西省政府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直接监督.
两广的统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力量明显加强.
同时,湖南军阀赵恒惕部下的师长唐生智,也秘密派代表赴广州,表示倾向国民政府.
3月,唐生智举兵驱赵.
5月,国民政府将其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命唐生智为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
6月,正式宣布建立湖南省临时政府,唐生智任省长.
两广统一和唐生智反赵,为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当北伐被正式提上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之后,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的蒋介石,即把北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看作扩大自己的势力、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正在蓬勃兴起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
在北伐战争开始的前夜,他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限制苏联顾问、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这时,汪精卫一身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三大要职,直接控制着党、政、军大权.
他同苏联顾问保持密切联系,靠近共产党.
在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胡汉民、许崇智等离开广州后,蒋介石同汪精卫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的矛盾突出起来.
1926年2月26日,蒋介石突然扣留亲近汪精卫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二天将他押送出境,改派亲信刘峙担任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师长,消除了后顾之忧.

对于蒋介石的异动,鲍罗廷毫无警惕.
2月,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联共(布)使团来中国.
鲍罗廷在北京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工作时说,广州国民政府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手中;国民革命军六个军长中有四个是可靠的,其中就有第一军军长蒋介石.
鲍罗廷说过此话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制造了打击共产党的事件.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省城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
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
这时谣言蜂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
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
中山舰事件激起黄埔军校一部分进步学生的愤慨.
他们在校内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人,并准备上街示威游行.
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
在蒋介石直接掌握的第一军中,共产党有很大影响.
在广州及其附近,还有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有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1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
显然,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共产党分裂,他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仍带有试探性质.
他用突然袭击的方法造成紧张局面,然后又玩弄两面派手法缓和矛盾,甚至假惺惺地向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声称由于事起仓促,"专擅之罪,诚不敢辞"①.
他还表示此举同广州其他各军无涉.
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各军军长如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由中立观望转而支持蒋介石.
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员、解除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职务、撤回第二师各级党代表、查办"不轨"军官等提案.
汪精卫感到孤立,一筹莫展,愤而称病去职.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给蒋以回击.
但是在广州的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已在北方遭受重大挫折,反击会在南方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紧张起来,影响苏联对华政策的实施;甚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顾问团的工作,"主要是军事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②所致.
鲍罗廷在事件发生后返回广州,也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和解政策.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最初对中山舰事件的有关情况不完全了解,没有立即表态.
布勃诺夫使团到上海介绍了事件的过程后,陈独秀受其妥协退让态度的影响,看不清事件的本质和蒋介石的阴谋,错误地认为它是左派内部的许多误会造成的,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第三军和蒋介石的第一军之间发生冲突.
在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被①《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6日.
②《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迫撤出第一军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没有接受他们的主张.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
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接着,蒋介石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人,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
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改善两党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
于是,他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
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
会前,蒋介石曾同鲍罗廷数次商谈,要他接受这个要求.
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对蒋介石采取退让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成员,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的意见并不一致.
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根据鲍罗廷的意见,要大家接受,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
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只得辞职.
蒋介石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这样,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一手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二、党为北伐做准备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华的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是积极支持的.
早在1925年3月东征军占领汕头之后,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就开始筹划北伐问题.
9月,加伦在《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日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中,正式提出北伐的计划,设想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北伐,并拟定了军事部署.
1926年1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二大期间的演说中也强调向北发展的必要性.
2月中旬,鲍罗廷在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工作时,更明确地指出北伐已"刻不容缓",并赋予北伐与孙中山的"纯军事讨伐"不同的革命内涵,认为北伐必须与群众革命运动,特别是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相联系,因此要有明确的要求和纲领.
布勃诺夫在研究中国情况后同样认为,"现在就要开始促使广州对吴佩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并且强调"想不'牵涉'农民群众而进行北伐,这就意味着绝对要犯错误"①.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
会议认为: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张作霖已建立"反赤"联合战线向国民军进攻,必然对广东革命根据地构成威胁.
所以,"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
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
"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

北京特别会议认为,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然而只有国民党或冯玉祥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才能发展,党应使此政权推广于各省,以此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
会议还指出,准备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
这就是说,要将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北京特别会议对武装斗争问题也有进一步认识,明确指出:"中国的潮流已渐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军事工作,目前在C.
P.
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
P.
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
为此,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下设北京、河南、广州三个军委分会.

陈独秀虽然因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对北伐是积极倡导和热心支持的.
他从上海致电会议,表示"必须解决北伐问题".
他在1926年6月30日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②会议上指出:现在中共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①《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②共产国际为加强对中国以及朝鲜和日本等国革命的直接领导,1926年6月在上海成立了远东局.
其成员是:维经斯基(主席)、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日朝三国共产党各一名代表.
远东局决定: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参加远东局,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会议.
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要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决定.
1927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解散.
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①.
在分别致函汪精卫和蒋介石,督请政府出兵北伐时,他对蒋介石散布中共反对北伐的论调给予了坚决驳斥,指出中共"不是根本反对北伐",只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②.

党的各级组织对举行北伐十分拥护,并按照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精神,积极发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做准备.
到1926年5月初,全国工会会员增加到120多万人;农民协会组织遍及10余省,会员发展到近百万人.
5月上中旬,在广州同时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
出席农民代表大会的除广东66个县选出的200多名代表外,还有湖南、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河南、浙江、江苏、山东、山西、贵州等省的代表,它实际上起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两个大会一致认为,巩固和扩大工农组织,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并同革命军和各界革命群众结成大联合,督促和援助国民政府北伐,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两个大会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从速出师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并表示工农誓作国民政府的后盾.

对于北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最初是不赞成的,认为国民政府应以集中力量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任务.
中山舰事件后,联共(布)中央强调争取喘息时间,再次作出"广州不应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③的决定.
共产国际也明确表示,反对广州国民政府在目前进行北伐④.
受莫斯科的态度和中山舰事件的影响,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认为,在蒋介石已经统治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举行北伐是有害的.

在中共中央内部,由于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事件接连发生,陈独秀和中央部分领导人对蒋介石的野心和军事独裁倾向感到忧虑,加之考虑到北方革命形势的低落,所以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劝说下,陈独秀改变了支持立即北伐的态度.
他于7月7日在《向导》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北伐的时机"尚①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第2号记录》(19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页.
②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向导》第157期,1926年6月4日.
③《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特字第13号)记录》(1926年4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④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第3号记录》(192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
他还担心,北伐"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
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但他的文章发表在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的前夕,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陷于很大的被动.
这篇文章受到党内外许多人士的批评.

北伐出师后,为了制定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以及蒋介石的方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于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会议在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时指出:"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不过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
会议认为,"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不能"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
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会议虽然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偏高;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使革命运动流产".
会议把蒋介石列为新右派,但又强调他与老右派有质的区别,并幻想争取他向左转.
会议提出对国民党的策略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
可是,会议仍将老右派作为主要斗争对象,看不到新右派蒋介石已逐渐发展成为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更危险的对手.

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作出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
决议虽然强调党要"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但没有提出党应当力争直接掌握军队的任务.
这说明党对于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充分认识,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方面.

会议对农民运动再次给予很大的重视,指出:"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
"党要"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
但在具体政策上,会议对农民运动作了一些不适当的限制.

这次扩大会议对发动工农运动配合北伐战争起了积极作用.
但会议没能提出防止国民党新右派力量增长的有效对策.
三、北伐的胜利进军两湖战场的作战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
北伐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
这是孙中山多年的愿望,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这时,北洋军阀的兵力还很强大.
直系吴佩孚控制着湖北、湖南、河南三省及直隶的保定一带,约有兵力20万人.
直系孙传芳割据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有兵力20万人左右.
奉系张作霖占据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和北京、天津地区,连同受他节制、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的军队在内,约有兵力30多万人.
其他各省还有许多小军阀.
而国民革命军只有八个军,兵力仅10万人左右.
从双方总兵力的数量来看,北洋军阀占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已失尽人心,内部又存在深刻的矛盾,这就为北伐军提供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机会.
北伐开始时,张作霖希望借北伐军的力量打击吴佩孚的势力,对战争采取观望态度;孙传芳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暂时保持中立.
吴佩孚的主力部队正在北方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而在湖南、湖北的兵力包括战斗力很弱的各种杂牌军在内只有10万人,用以攻击唐生智并企图进窥广东的兵力只有四五万人.
因此,北伐军可以首先集中力量,在湖南、湖北战场打击吴佩孚所部.

早在1925年9月,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就提出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北伐军事战略方针.
但是,由于国民革命军将领各有自己的算盘,所以在1926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北伐进军计划中,提出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军,即同时与吴佩孚和孙传芳作战.
加伦回到广州后发现这个问题,立即要求修改计划.
经过加伦的劝说和多次磋商,各军将领才同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吴佩孚所部;同时和孙传芳进行谈判,并向湖南、江西边境和广东、福建边境分别派出部分兵力进行监视和防备,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集中兵力消灭孙传芳;最后,集中兵力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
后来的事实证明,加伦的战略构想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按照上述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辖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援助被吴佩孚援军击败而退守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所部,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
在国民革命军的八个军中,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最多,叶挺独立团又是其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独立团一出师,就立下引人注目的战功.
6月初,独立团到达湖南安仁县,击退正向安仁推进的直系军队,乘胜占领攸县.
与此同时,第七军一部也到达衡阳一带,协助第八军击退直系军队的进攻.
北伐军初战告捷,稳定了湖南战局,打开了向北进军的通道.

7月初,第四军和第七军主力到达湖南的衡阳和攸县一带后,同第八军一起,分三路攻长沙.
7月11日,北伐军进占长沙.
这时,蒋介石决定亲赴前线,于7月27日率其嫡系第一军第一、第二两个师自广州北上.

攻克长沙后,北伐军将领中又有人主张同时向湖北和江西两个方向发展.
中共中央及时向国民政府建议:"北伐军事战略暂不动江西,先趋武汉,以避免激出误会,引起五省卷入讨赤"①.
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会上虽有争论,但在加伦的努力下,最终还是作出了集中力量进军武汉打击吴佩孚、对孙传芳继续采取中立政策、在军事上警戒江西的决议.
加伦据此制定了具体作战计划.
8月中旬,北伐军继续北进,19日占领平江,22日占领岳州,随即进入湖北.
吴佩孚看到北伐军有直捣武汉之势,急调在北方进攻国民军的直系主力南下,并在地形险要的汀泗桥一线布防.
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军向汀泗桥发起总攻.
敌军凭险固守,战斗异常激烈.
斗志旺盛的北伐军一鼓作气,在8月27日攻下汀泗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南大门.
吴佩孚气急败坏,亲自率领南下的直系主力赶向咸宁增援.
叶挺独立团在攻克汀泗桥的苦战之后未经休息,立即乘胜追击,赶在直系主力到达之前,一举占领咸宁.
8月30日,第四军、第七军攻占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接着挥师武汉.
9月上旬,第八军渡过长江,占领汉口、汉阳.

自北伐开始以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一直担任预备队,没有同敌人打过硬仗.
在第八军进攻汉口、汉阳时,蒋介石才指挥第一军第二师同其他北伐军部队进攻武昌.
由于蒋介石指挥失误,进攻武昌的战斗一再受挫.
蒋介石移师江①《中局致北方区信}t(1926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
西战场后,10月10日,北伐军第四、第八两军再次发动对武昌的总攻,占领武昌城,生俘守敌1万余人,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军队.
攻打武昌时,叶挺独立团再次立下战功.
攻城命令一下达,叶挺即发动官兵备好登城竹梯.
并亲自指挥全团攻城.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
第一营作为奋勇队(敢死队)攻城时,遭敌人猛烈射击,不到20分钟全营仅存10余人,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头部中弹阵亡.
第二营攻城也多次受阻,伤亡重大.
但全团官兵表现出无比坚强的忘我精神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终于率先攻人武昌城.
战后,独立团党支部决定在武昌洪山修建攻城官兵诸烈士墓,安葬曹渊等191名在历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
墓碑上镌刻着"精神不死"、"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等名句.
这座烈士的墓碑,成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在北伐中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历史见证.

赣闽浙苏战场的作战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短短三个月,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击败曾经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攻占湖南、湖北两省.
这使孙传芳感到震惊,从而改变了原来的中立态度.
1926年8月底,他突然派重兵从江西向湖南及湖北的北伐军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并解武昌之围.
随着战局的变化,9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等部队均转向江西作战,连克赣州、铜鼓、修水、萍乡等地,于9月中旬攻占南昌.
孙传芳利用南浔铁路运兵的有利条件,迅速调集主力反扑.
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不听从命令,师长王柏龄贪生怕死,率先从南昌逃跑,加上各军间缺乏配合,致使占领南昌的第六军遭受重大损失,第一师几乎全部覆灭,南昌再次落人敌手.

中共中央为江西战事的失利向加伦提出:"此时北伐战略,宜集中全力对付赣北孙军精锐(卢、谢二师)所在;分兵四面应战,定是失策",建议加伦"切劝蒋、唐各捐成见,速速调集四、八各军精锐,并力破赣孙军"①.

10月中旬,北伐军再次攻打南昌,又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围.
这时,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和加伦的建议,改变作战计划,将第四军的一部分调到①《北伐军目前应取的战略——给加同志电》,1926年9月28日.
江西,加上已人赣的第七军,使北伐军实力大增.
11月初,北伐军集中兵力向南浔路一带发动猛烈攻势,经过激烈战斗,消灭孙传芳部主力.
11月上旬相继占领南昌、九江,这才完全扭转了江西战局.
北伐军还有另一路部队,就是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第三师和第十四师.
它们在北伐开始时对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取守势.
10月,这两个师经与敌战斗占领永定、松口.
由于北伐胜利大势的影响,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纷纷倒戈.
北伐军于12月上旬不战而下福州.
至此,孙传芳的势力遭到重大打击.

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福建战场取得胜利后,奉系、直鲁联军及孙传芳残部又组织所谓"安国军",在长江两岸继续与国民革命军对抗.
北伐军遂制定夺取浙、沪,会师南京的计划,并首先开辟浙江战场.
由于浙军两个师于12月先后起义,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进入杭州,下旬平定浙江全省.
与此同时,程潜率江右军、李宗仁率江左军分别从江西向安徽进军,开辟苏、皖、沪战场,于3月下旬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开进上海.
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
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能够集中力量对敌.
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北伐战争的辉煌战果.
在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人.
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崩溃.

北伐的胜利进军,并未能扼制革命阵营的危机.
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因北伐的胜利提高了个人声望,并通过收编军阀部队等手段,使其实力在北伐过程中极大地膨胀起来.
这就为他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民众的支援和北伐军的政治工作人民群众的支援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重要保证.
北伐战争发起的当年,湖南、湖北适逢百年不遇的灾害,北伐军进军途中所需的粮食不可能就地补给,相当一部分靠外地民众支援.
进军沿途交通困难.
军需完全依靠人力运输.
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粤汉、广三、广九各铁路工会联合成立交通队,帮助北伐军乘列车出发.
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3000人的北伐运输队以及宣传队、卫生队,冒着酷暑,翻山越岭,随军出征.
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

北伐正式出师前,中共湖南区委就发动群众投入援唐反叶①的斗争,坚定了唐生智反叶反吴(佩孚)的决心,并极大地鼓舞了唐军士气.
北伐军向长沙进军途中,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军后方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
长沙战役胜利后,长沙各业工人组成近万人的运输队随军前进.
平江、岳州等县的农民和粤汉铁路、安源煤矿的工人,也积极配合北伐军继续北上.

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中共湖北党组织已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进行了准备工作.
7月中旬,成立由共产党员董必武任主席的湖北特种委员会,举办了两湖"北伐宣传训练班",印发了30多种宣传品.
汉阳兵工厂工人举行总罢工,拒绝为吴佩孚制造枪械.
北伐军克复汉阳后,中共湖北党组织又在汉口发动群众罢工、罢市,断绝交通,使北伐军没费一枪一弹即收复汉口.

在江西战场,人民群众"到处与孙军为难",给其造成"运输粮食等困难","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包括引路、当侦探、组织运输队②.
安源煤矿的工人组织向导队、运输队、破坏队等,使北伐军迅速占领萍乡.
南浔路作战时,奉新县党组织成立百余人的前敌工作团.
"他们不怕炮火,不怕困苦",充分表现了"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的热情和自身的"革命性"③.

在福建战场和浙、皖、苏战场,北伐军也得到民众的大力援助.
福建永定的人民破坏交通,割断电线,并武装袭击溃逃之敌.
北伐军占领福州前夕,福州市民为响应北伐军举行了暴动.
北伐军进占杭州前,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铁路工人武装赶赴前线,并发动数千民工为北伐军运输武器弹药.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北伐军迅速取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各军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到1500人左右.
共产党人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
北伐出师前,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已经建立起北伐军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部.
共产党的骨干大多数分配到各军负责政治工作.
为保证北伐的胜利,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①叶,即叶开鑫,时任湘军第三师师长,后投靠吴佩孚.
②《江西战事胜利的经过及北伐军东下问题》(1926年12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③《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1926年11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传国共合作,宣传反帝反封建,改革部队旧的军阀制度,扶助地方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北伐意义的宣传和对政工干部的教育训练.
为培养政工干部,举办了各种训练班、讲习班.
1925年冬,以国民党中央名义主办的政治讲习班,共有学员350人,毛泽东、林祖涵等担任理事,李富春为班主任.
政治讲习班共设20多门政治课,由张太雷、邓中夏、熊锐、萧楚女、恽代英、毛泽东、李富春、蒋先云等共产党员担任主讲.
1926年6月下旬,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召开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恽代英、李富春、林祖涵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并作重要报告,为制定北伐军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工作条例,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还制定了《北伐军最近宣传大纲》,筹建了北伐宣传队.
北伐出师后,各级政工人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工作.

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对北伐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赴江西前线实地考察的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王一飞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北伐军的政治工作"虽不能尽人如意,但对于人民及本军兵士,多少是有影响的,至少,我军兵士是知'国民革命'、'打倒军阀'、'解放人民'的,所以我军兵士在累次打仗中是非常勇敢的"①.
政治工作在叶挺独立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团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屡破强敌,在历次战斗中都勇于承担最艰巨的任务,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了不朽功勋.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称号,独立团的功劳是最大的.

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优秀的共产党员,不仅亲自参加政治工作的实践,成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者,而且在不断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颇具见地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原则.
特别是周恩来的《军队的性质和组织》、《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恽代英的《党纪与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告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聂荣臻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等文章和讲演,以及李富春的多次讲话等,较为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基本问题.
这对于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为党后来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积累了经验.

①《江西战事胜利的经过及北伐军东下问题》(1926年12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国民军再起和泸顺起义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还得益于北方国民军和南方泸顺起义的配合.
1926年4月至8月,国民军坚持了四个月的南口保卫战,最后撤退到绥远.
南口战役不仅吸引了张作霖、张宗昌等属下的部队,而且长时间拖住吴佩孚部主力,对北伐军在两湖地区的胜利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冯玉祥下野后,于1926年5月赴苏联学习考察.
在苏联期间,他会见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并得到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等人的热情帮助,思想有了进步,后在李大钊等人敦促下欣然回国参加北伐战争.

冯玉祥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集合退守绥远一带的国民军,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参加国民革命.
根据冯玉祥的请求,中共中央相继从莫斯科、黄埔军校及中共北方区委选派刘伯坚、邓小平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国民军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协助训练干部,整顿队伍,使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很快得到恢复和提高.
李大钊还为国民军联军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
10月初,国民军联军向陕西进军,11月击退直系军阀刘镇华部,解除长达八个月之久的西安之围,策应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此后,中共西安地委推动于右任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联合战线组织——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

冯玉祥五原誓师和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为争取拥有15万军队的阎锡山加入反奉联合战线,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与阎锡山联合和陕、甘、晋、绥"联合抗奉"的方针.
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阎锡山从联奉反冯转向联冯反奉,为实现国民军联军固甘人陕,东出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的计划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加强对驻河南的靳云鹗、魏益三、田维勤三支军阀部队的分化与争取工作,使之加入北方反奉军事联合战线.

在四川,中共重庆地委在调查四川各派军阀动态的基础上,制定了分化军阀部队的计划.
在得到中央认可后,重庆地委迅速派人深入到这些军阀部队内进行工作.
1926年9月28日,中共重庆地委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名义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为总指挥.
随后,国民党中央接受吴玉章的建议,委任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身份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
朱德、陈毅也先后到四川,加强对军阀杨森的争取工作.
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重庆地委在书记杨訚公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杨訚公、朱德、刘伯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并制定了发动起义的具体方案:策动驻守合川的黄慕颜一个旅,驻守顺庆(今南充)的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驻守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皮光泽三个旅,共同举行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创建以国民革命军为番号、由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军队,先在川中站稳脚跟,然后或与北伐军会师武汉,或到川陕边接应冯玉祥部,配合北伐.

从12月1日开始,起义按计划先后在泸州、顺庆等地爆发.
起义部队很快占领了泸州、顺庆两城.
12月10日,拥有7000多人的黄、秦、杜三支起义部队在顺庆集会,推举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
起义爆发后,四川各派军阀急忙调兵遣将进行镇压,致使泸州的起义部队未能按计划到顺庆会师,已会师顺庆的三支起义部队陷于孤军无援的困境.
刘伯承率军经过艰苦的转战,于12月下旬退至开江.

1927年1月下旬,刘伯承奉命到泸州重整起义部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四川军阀刘湘等奉蒋介石密令再次"围剿"泸州起义部队.
刘伯承率部浴血奋战,坚守泸州城40多天,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退至开江的三支起义部队,由于不愿接受四川军阀杨森的改编,于1927年夏向川陕鄂边境转移,沿途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损失惨重,余部被强行改编.
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
四、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湘鄂赣地区的工农运动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军阀的反动统治被推翻,民众有了集会、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蓬勃发展起来.
1926年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积极指挥湖北及邻近各省的工人运动.
12月,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发展尤其迅速.
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
到1927年2月,全省有工会组织533个,会员达32.
6万余人.
1926年10月10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计成立工会约500个,会员达四五十万人.
不仅大、中城市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
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还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工人纠察队.
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相继出现大规模罢工,罢工工人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封建性的工头制和包身工制等要求.
这些斗争,大多数取得了胜利.

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农民运动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村掀起了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风暴,攻击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许多地区的地主政权、地主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
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
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为重点开展农民运动.
到11月底,湖南有54个县已建立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107万人;到1927年1月,会员又增加到200万人.
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
在湖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由1926年7月的3万多人增加到11月的20万人左右.
江西的农协会员从1926年10月的6000多人发展到11月的5万多人.
在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大发展的推动下,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兴起.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十分重视.
1926年9月,他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要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
他指出,与工人阶级首先进行经济斗争不同,"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①.
12月20日,毛泽东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的欢迎会,在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演说时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
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考察农民运动.
他召集农民和农运工作者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
在这个报告中,他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
他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
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由农民协会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
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很重视这个报告,于3月间在《向导》发表该文的前两章.
4月,当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作书名将此报告公开出版时,瞿秋白为之写了序.

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出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邓演达等13人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做了具体部署.
4月4目,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学.
讲习所为全国培养了约800名农运骨干.

在工农运动的高潮中,汉口、九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1月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在汉口江汉关与英租界毗连的空场内讲演时,英国水兵突然冲出租界,用刺刀刺伤民众数十人,其中3人重伤,造成一三惨案.
英军的暴行激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怒.
1月5日,武汉市民二三十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会后游行群众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
1月6日,英国水兵又在九江逞凶,打伤工人数名.
九江人民激于民族义愤,冲进租界,拆毁租界四周所布的木桩、沙袋、带刺的铁丝网等物.
驻九江的北伐军独立第二师也向英国领事提出强烈抗议.
武汉国民政府支持群众收回租界的正义要求,决定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主持对英交涉.
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在2月19日和20日分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署协定,将在汉口、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
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这一时期,工农运动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过激的倾向.
刘少奇在1937年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
在国民革命军控制下的长沙、广州等地,特别是武汉,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①.
一些地区农民斗争中的偏激现象也较突出,"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等"②.
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争取本来可以争取的社会力量,给扩大和巩固革命联合战线增加了困难和阻力.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五卅运动后暂时处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6年6月至9月,上海工人举行多达100余次的罢工斗争,参加人数超过20万.
通过罢工斗争的实践,上海工人阶级的①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13页.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组织性、纪律性和政治觉悟都有显著提高,工会组织也有很大发展,许多工厂和工会相继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或自卫团.
北伐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和以罗亦农为书记的中共上海区委就密切注视着战事的进展.
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准备建立由民众选举、代表广大市民利益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上海市民政府,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24日凌晨,上海工人在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
由于起义是在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时机极不成熟、大部分工人并没有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所以很快遭到失败.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总结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加紧准备第二次起义.
1927年初,北伐军分三路向安徽、浙江、江苏等省进攻.
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
2月18日,先头部队抵嘉兴,上海守敌一片混乱.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立即组织上海人民积极行动起来,设法武装自己,准备夺取政权.
2月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在"罢工响应北伐军"的口号下,罢工工人达36万人.
本来罢工是为了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孰料北伐军到嘉兴后却止步不前.
2月20日,中共中央得悉这个消息后,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把总同盟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
2月21日,罢工工人奋起袭击反动军警,夺取武器.
但由于海军两舰配合起义的计划泄露,在来不及通知各区起义工人的情况下被迫提前开炮,以致打乱了整个起义计划;又由于离上海不远的白崇禧部队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工人请予援助的要求,结果这次起义又被军阀残酷镇压下去.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刚刚失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即着手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首先决定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
在特别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
周恩来、赵世炎、颜昌颐等负责军委的工作,尹宽、郑超麟、高语罕、贺昌等负责宣委的工作.
2月26日,陈独秀在特委会议上提出:在总同盟罢工的基础上进行武装暴动,在暴动中夺取武装,武装暴动必须有广大群众参加.
特委会接受陈独秀的意见,认真总结两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精心制定起义计划,并进行周密的准备,如组建武装工人纠察队,进行秘密的军事训练,在市民中开展广泛政治动员,召开市民代表会议,等等.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整个行动,确定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负责,紧急时则由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四人负责.
起义总指挥由周恩来担任.
3月19日,发布《中共上海区委行动大纲》,拟定《各部作战计划》.
此次武装起义的策略是:"罢工后立即暴动,夺取警察局;以纠察队维持治安,解除直鲁军败兵的武装;占领各公共机关,成立市政府,欢迎北伐军.
"①这时,孙传芳部在北伐军的连续进击下,军心动摇,已无力支持,只得投靠盘踞华北的奉系军阀.
张作霖派遣鲁军毕庶澄部南下,到上海接防.
3月20日,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龙华.
特委当机立断,于3月21日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并随即转为武装起义.
起义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使用劣势的武器装备,分别在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七个区域与敌作战.
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共歼敌5000余人,缴获5000多支枪等大量武器弹药.
在激烈的战斗中,有300余名工人和群众英勇牺牲,1000余人负伤.
上海工人阶级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

起义取得成功之后,在龙华的北伐军才在白崇禧率领下开入上海市区,迅速抢占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并把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兵工厂内.
3月22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市民代表会议,选举19人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即上海市民政府),其中有罗亦农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0人.
上海临时市政府虽然只存在了24天,但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为在中国开展城市武装斗争作了大胆的尝试.
上海工人"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②.

①《上海总工会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1卷,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179页.
②《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1927年3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五、党在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时期.
党在矛盾复杂和斗争激烈的环境下,面临着发展、壮大组织和对党员进行教育等艰巨任务.
中共三大之前,党处于秘密状态,组织发展一直比较缓慢.
三大提出要把党建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任务.
大会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同时也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①这是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决策.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
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次规范了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职权分工和工作制度.

国共合作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但由于党起初集中全部精力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的发展出现停顿徘徊的状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党员数量下降的趋势.
为此,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向,强调发展产业工人入党的重要性,指出:"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联结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
"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指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
"同时还决定特别设立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工作,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
此次会议之后,党的组织获得较快的发展.
到党的四大前,党员发展至近千人,比三大时增加了一倍多.
但这时党还只设立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尚未建立基层组织.
这种情况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

党的四大对党的组织建设更加重视.
会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①《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
"为了使党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明确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央决定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并决定"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
议决案还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对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也有明确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
议决案将原党章中"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转向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将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从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转移到党的支部建设上来.
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强调党支部建设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根据革命形势和党的组织发展状况,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等问题,都作了相应调整和明确规定,使党的章程更趋完善.
党的四大还要求中央编译委员会集中力量办好《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党报》(秘密党刊),以加强对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政策策略的宣传教育.
总之,党的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党的四大之后,为适应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建党的需要,党加强了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规定组织部的中心工作是:指导各地方党的组织及一切实际活动;办理党员统计;分配全党人才于适当地位;指导各区委、地委的组织部贯彻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与决定;注意各地方实际运动,拟出活动的方法,提交中央局议决后通知各地执行.
宣传部的中心工作是:规定党员的教育计划,规定对外宣传大纲和有关的计划,提交中央局通告各地方执行;督促各地方设立党校或党的星期学校,培养一般能担负实际的和指导工作的人才;对于党的一切出版物的内容,要随时给予监督和指导,使之日趋完善;编辑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策略的书籍,并督促和指导各地广泛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
上述决定的贯彻执行,使各地党的建设出现一个新局面.
尤其是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中央认为:"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在这样大的环境变动中,能把一切民众运动均集中在我党指导之下,能使党的组织在突飞的发展中不落于空浮,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亦稳当周到.
"①党的队伍的发展壮大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为党正确而有力地领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五卅运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促进了党的队伍进一步发展.
到1925年10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时,党员已达3000人,党员成分除工人、农民外,还有学生、教师、军人、商人、店员以及其他革命分子.
针对党的发展状况,扩大会议提出了在极短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的要求.
为此,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要"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
对于工人入党,"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对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免除入党之手续上的繁杂形式".
议决案还缩短了党员的候补期,规定工人、农民为一个月,知识分子为三个月.
这时党不仅把革命的工人,而且把革命的学生、农民作为党的主体或基本力量,其他革命分子的外延也比较宽泛.
议决案指出:"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们的党后,才有受到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之机会,我们决不可妄想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得到许多现成的党员".

这次扩大会议十分重视健全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密切各级党组织的关系.
会议决定设置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设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会议还要求中央各部和各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都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以适应党的发展及各方面工作的需要.

扩大会议再次强调对党员的教育和训练的重要性,决定开办两类党校:一类是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其任务是训练工人党员;一类是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其任务是训练政治素质较高和已有工作经验的党员.
会后,党在北京建立了一所高级党校,用来培养党的干部.
此外,党还选送优秀青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学习,选派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苏联学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党的著名领导者.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执委会于1926年7月召开的四届①《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二次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第一次提出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
会议再次提出扩大党的队伍问题,要求"务使本党更加发展,征集更多的革命工人农人与知识分子".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党的队伍继续壮大.
据不完全统计,到1926年9月,党员已达13281人.
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
为了进一步推动党的发展,10月17日,陈独秀致信全国各级党部负责同志,指出: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①.
他提议,到党的五大前,党员应发展到41200人.
各级党部接信后,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发展计划.
据中央局不完全统计,到11月,党员总数已达18526人,其中军人1500人,妇女1992人.
党内有不少优秀人物便是在这段时间入党的,如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

北伐战争后期,在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党的队伍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到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党员总人数的50.
8%、农民为18.
7%、知识分子为19.
1%、军人为3.
1%、中小商人为0.
5%、其他成分为7.
8%,女党员占到党员总人数的8.
27%.

党的五大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精神,对党的建设作出如下决定:(1)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加强党内教育,用各种方法训练党员.
(2)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
(3)实行集体领导,加强党内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
(4)必须很好地组织和运用党团.

党的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考虑到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概念太抽象,决案对二者进行了细化,规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兵士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智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①《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1926年10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5页.
之候补期三个月";即使是中共中央或省委员会直接承认的党员,"非劳动者亦须经过候补期"①.
在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队伍的同时,党还大力加强宣传出版工作,注重对党员的思想教育.
中央和各地党组织先后创办了许多刊物.
中央主办的政治机关报《向导》,1926年每期销量达到2.
5万份左右,对全国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此外,影响较大的报刊还有《新青年》、《人民通讯》、《党报》、《热血日报》.
规模较大的地方刊物有《政治生活》(北京)、《人民周刊》(广东)、《武汉评论》(湖北)、《战士》(湖南)、《中州评论》(河南),以及《工人之路》(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五日刊》(上海总工会)、《工人小报》(天津总工会)等.
党还通过在上海的印刷所和上海书店,出版了《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等一批宣传马列主义和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书籍.

大革命时期,党对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初步的、富有成效的探索.
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特点是:第一,重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
党把壮大队伍作为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在短短几年内,使党员人数增长了几十倍.
大批党员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发挥了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党的地方组织不断建立和发展,甚至在一些边远地区也有党组织的活动.
第二,开始关注党的思想建设和对党员的教育工作.
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党通过开办党校等多种渠道对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培养了一批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勇于冲锋陷阵的优秀干部.
第三,初步建立了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
大革命时期,党先后三次修订章程,使各种规章制度不断趋于规范,为进一步搞好党的各方面建设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环境恶劣,党的工作又多是围绕国共合作这个主题来进行的,所以,这一时期党在自身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处于起步阶段.
党的队伍的发展以及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还远远不能适应迅速高涨的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对新党员的教育和培养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失误.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
第七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一、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帝国主义的干涉与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表面化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革命势力迅猛发展和北洋军阀势力分崩离析的局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始料未及的.
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因而它们能以较多的力量来干涉中国革命.
但由于列强之间为争夺在华利益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它们采取的政策和干涉手段在开始时不尽一致.

英帝国主义者是武力镇压中国革命的急先锋.
1926年9月,北伐军胜利推进到长江流域时,英国军舰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内河航行特权,游弋于长江水面,屡肇事端.
9月5日,英舰借故公然炮击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城,酿成千余家民房店铺被毁、死伤1000余人的万县惨案.
1927年1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推进时,英国又提议由英、美、日、法四国出兵,实行联合武装"保卫上海".
这时,各国纷纷增兵中国.
在上海及长江一带,共有外国军舰60余艘,集结在上海的外国军队共2万余人,造成武力威胁中国革命的严重局势.

不过,帝国主义者也懂得,正在急剧高涨的中国革命潮流不是用直接出兵就可以轻易平息的.
他们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美、日帝国主义者看到,控制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是一个可以拉拢的对象.
1926年11月,美国的一家报纸著文指出,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取得成功后,外国在华利益不会受到损失.
1926年底,日本外相币原派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前往汉口、南昌活动,并会见蒋介石.
佐分利向币原报告:在南昌和武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今后裂痕将日益明显.
1927年1月,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见蒋介石时,蒋明确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
江户向币原电告后,币原判断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认为对中国革命实行分化的政策比直接出兵干涉更为有利.
在各国驻北京使馆召开的秘密会议中,英国方面接受美、日的意见,也开始考虑改变对华政策,赞成对蒋介石采取拉拢手段,以促使革命阵营早日分裂.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许多地方军阀纷纷同北伐军联络,准备投靠国民政府,换上国民革命军旗号.
一批批官僚、政客、买办也同国民党上层拉关系,准备改换门庭,混入革命阵营.
原来依附北方反动势力、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双方都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①官僚黄郛、张群等人联袂南下,在蒋介石身边施加影响,因而此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正是在这种复杂微妙的背景下,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爆发了所谓"迁都之争".
本来,随着北伐军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偏处广州一隅的国民政府,显然已不能适应指导全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
就是蒋介石也一再提出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武汉.
1926年11月19日,他致电广州提出:"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②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决定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往武汉,并决定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前往武汉,广州国民政府随即停止办公.
12月10日,第一批委员经南昌到达武汉.
12月13日,在武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由已经到达武汉的委员(包括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吴玉章、邓演达、董必武等)组成,以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总顾问,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
但是,原来主张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改变主意,要求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
1927年1月3日,他公然阻挠途经南昌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第二批人员,并于1月5日发表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这样就形成南昌和武汉公开对峙的局面.

此时,蒋介石集团仇视和压迫工农群众的面目也日益公开化.
在广东,北伐出师不久,他们就宣布禁止罢工,并指使工贼破坏工人运动;支持、纵容各地驻①政学系,官僚政客集团.
191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拒绝参加.
他们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系,从事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的活动.
北伐开始后,该集团与蒋介石相勾结,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出版社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00页.
军和地方长官,勾结地主民团和土匪武装,联合向农民协会进攻,迫害农会干部和农民群众.
他们对两湖和江西的工农运动也极力限制,加紧排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南昌、九江市党部以及群众团体内的领导,夺取这些地方的党政领导权.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下决心同共产党决裂.
他虽然已控制江西,但实力仍然有限,还需要利用北伐的名义,趁势继续向长江下游进军,占领江苏、浙江和上海、南京一带.
这对蒋介石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着.
因为这一带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最集中的地区,是江浙财阀的大本营,是全国税收最多的富饶地区.
占领这一带,就可以直接取得帝国主义势力和江浙财阀的大量援助,取得源源不断的巨额税收,还能收罗数量很大的北洋军阀残余部队和其他反动势力.
这样,他就可以大大地加强自己的势力,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力量决裂.

1927年春,蒋介石集团压迫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趋势更加明显.
2月,蒋介石在南昌的一次演讲中公然说:共产党员在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
对共产党员"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①.

从1926年末到1927年二三月,围绕国民政府迁都问题的斗争愈演愈烈.
蒋介石坚持迁都南昌,反诬武汉的国民党临时联席会议为"非法",要求停止联席会议,并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撤回苏联代表鲍罗廷,企图以军权控制一切,实行个人独裁.
这使武汉地区的反蒋情绪更加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2月中旬发出通告,明确指出:"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我们现时只有先战胜K.
M.
T.
内的右倾势力的进攻,才能保证与党外右倾势力争斗的胜利.
"因此,"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的宣传","反抗并进而打倒蒋之压迫".
通告还指出,这场斗争应该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进行,但是共产党应"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而不能像过去那样"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②.
这个通告反映出中共中央在对蒋介石的认识上有①《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1927年2月2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
②《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一应付目前国民党内右派的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1927年2月17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122页.
文中"K.
M.
T.
"为"国民党"的英文缩写.

一个很大的进步.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压力,使得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未能得逞.
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在武汉地区反对独裁、恢复党(国民党)权运动的声浪中,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在汉口举行以提高党权为中心议题的二届三中全会.
在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林祖涵、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实现国家政权之民主化,坚决赞助工农群众运动,设立农政部、劳工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旨在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一系列决议.
全会决定,将原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改为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设主席.
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所担任的这两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全会选举还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
共产党人苏兆征、谭平山随后出任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部长和农政部部长.
全会还通过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邓演达、毛泽东等提出的《对农民宣言》,决定在区自治机关内设立土地委员会,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和方法.

对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蒋介石表面上通电表示拥护,实际上使用更加凶残阴险的手段加紧对抗.
3月1日,他指使当地驻军残酷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
3月16日,他以赴前线督师为名,离开南昌奔赴上海.
途经九江、安庆等地时,他指使青帮流氓暴徒捣毁当地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会组织,杀害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
蒋介石仇恨工农、反对共产党的本质已完全暴露.

共产国际在北伐过程中对中共的影响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和斗争的激化,使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提出了一些原则上正确的方针,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有益的指导.
但由于他们对蒋介石等人叛变革命的危险性缺乏警惕,因而在处理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的关系时,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内逐渐形成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
在北伐战争的进程中,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有了新的发展.
蒋介石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专横跋扈,凭借武力指挥一切.
他用安插亲信和拉拢收买的办法,控制国民革命军各军和一些党政部门,这就引起国民革命军中一些将领的不满.
在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党部联席会议前后,广东内外反蒋迎汪空气异常浓厚.
国民党中央一些比较左倾的领导人在革命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改变前一个时期的消沉状态,积极主张恢复党权,迎汪复职,巩固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此时在欧洲的汪精卫仍被看作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
蒋介石认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就是他自己.
因而,他极力反对汪精卫回国.
但由于他的处境一时还比较孤立,不得不在表面上拥护迎汪,同时派代表找中共中央领导人,请求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希望中共不要赞助汪精卫回国.

鲍罗廷虽然看到蒋介石已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但他并不主张倒蒋,而是主张蒋汪合作,由汪精卫负责政府工作,由蒋介石负责军队.
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也认为蒋汪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最好的途径.
9月16日,在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联席会议上,维经斯基说:我们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
理由很明确,争斗会给广州造成威胁,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
陈独秀认为,采取让步策略是正确的.
会议作出八项决议,其中有:"我们党在汪精卫问题上的政策现在应当是,无论如何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借口来坚决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从前线撤退";"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现在应当是,在国民党十月全会上要向左派和蒋介石声明,我们确实真的希望他们进行合作"①.

这次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十七号通告,指出:"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
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
""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
"陈独秀还向蒋介石派到上海的代表表示,中共只是在三个条件下赞成汪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192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03页.

精卫回国: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三是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
为了争取蒋介石,维经斯基决定亲率远东局成员曼达良、福京和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前往汉口,同蒋介石进行会谈.
在9月20日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远东局联合会议上,维经斯基为与蒋介石的会谈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在谈判中,既不反对蒋介石,也不反对汪精卫;由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由蒋介石掌握军事领导权.

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对汪精卫寄予很大的期望.
鲍罗廷赞成汪精卫回国,认为"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所有人联合起来"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指出,迎汪复职"这个口号确实能够把所有革命组织联合起来,也能博得农民群众的同情并受到军队中革命人士的支持"②.
陈独秀等人本来就视汪精卫为左派领袖,因此中共中央也认为,只要汪精卫回国复职,国民党左派就有了坚强的中心,可以恢复它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的指导地位,从而削弱和抑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
事实上,国民党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左派核心,相当一部分左派分子在动摇彷徨之中.
共产党本来应当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坚决同右派斗争,以此来鼓舞并团结左派分子,克服他们的动摇.
然而,共产党自己对右派不断迁就退让,却指望国民党左派能够强大起来,以阻止右派势力的发展,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除了支持蒋介石、汪精卫之外,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也很看重唐生智.
唐生智归顺国民政府后,利用北伐胜利进军的机会,迅速扩大自己的实力.
在短短几个月内,其军队即从一个军扩编为四个军,兵力远在其他各军之上,控制着湖南、湖北两省.
蒋介石非常害怕唐生智取代自己的地位,极力加以压制.
唐生智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借助汪精卫同蒋介石相对抗,一方面极力表示左倾以取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虽然清楚唐生智不是真心拥护革命的人,但又认为唐生智、李济深等是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实力派.
因此,远东局决①《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结果和结论》(1926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定派人去同唐生智建立联系.
中共中央采取了在蒋、唐之间搞平衡的策略,提出既要维持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又要帮助唐生智发展实力,以"维持实力派间对抗的均势,不使造成一人的军事独裁局面".
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下级党组织从各方面争取唐生智,"影响他的左倾".
这种想依靠各实力派之间的均势来保持革命局面的策略,是一种极端软弱的策略,更何况唐生智并不因共产党的支持而真正左倾.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会.
全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革命问题.
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著名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
根据这一报告,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帝国主义已采取分化革命阵营的新策略,大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脱离革命;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无产阶级应竭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案传到中国.
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对这个决议案作出解释,指出党以前"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
由于提高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土地革命等问题的认识,在1927年春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一些地区的工农运动和反蒋斗争,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
决议虽然认为,在这一时期,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大部分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却又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等人身上,包括由他们领导军队、政权、土地改革等.
特别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和蒋介石等人迅速叛变革命的可能性缺乏认识.
迁都之争后,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已十分嚣张.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试图推迟同蒋介石的决裂,指望用妥协策略来暂缓矛盾.
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叮咛"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①.

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7号(特字第65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3月,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在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警惕,认为"我们处在这个右倾局面之下,必须拿出向右进攻的决心,无论任何方面都不能让步,因为让步就是断送革命"①,并且做了一些反蒋的准备.
起义胜利后,党曾采取积极步骤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加强工人武装纠察队,准备抵抗蒋介石、白崇禧军队的缴械,以求巩固胜利的成果.
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仍然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决裂,指示中共中央:"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②.
结果,当蒋介石宣布军队负责维持秩序,下令停止总罢工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后,陈独秀遵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致信上海区委,要求"表面上要缓和反蒋"③,使得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松懈.

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当蒋介石反革命势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日益膨胀,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的斗争愈演愈烈之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革命大踏步前进的情况下,革命政权问题突出地提到党的面前.
城乡工农运动的深入,推动了许多县政权的变化.
在湖南省,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或公法团联席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有县农民协会、县工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团体的代表.
他们虽没有自己推举县长,但原有的县长不能不听从各群众团体的意见,实际上形成群众团体联合掌握政权的局面.
江西省有些县,由于广大群众的拥戴,共产党员担任了县长.
在省政权方面,共产党员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的领导工作,林祖涵、李富春参加江西省政治委员会.
共产党员和工农代表参加革命政权,这是北伐战争胜利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

①《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最近全国政治局面及革命运动的趋势》(1927年3月12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
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9页.

③《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对付刘峙破坏、市府就职、内部组织、与蒋接洽等问题》(1927年3月2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页.
虽然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权已经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落后于形势,一度存在着错误认识.
1926年9月,中共中央委托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谭平山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参加政府.
然而在共产国际未予答复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党内发出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做法,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

中共中央采取在野党地位的政策,一方面,与当时党内一直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把参加政府看成是猎取官位的错误观念有直接关系.
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央提出要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限令担任九江、永修等县县长的共产党员立即辞职,并强调"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
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全党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如何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认识.
1926年7月,中央执委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在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中,把"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作为"民族革命运动"应该争取的"前途".
9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认为,这个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
文章表白,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

1926年底,中共中央初步认识到参加政权的意义,决定共产党员"应争取参加各省政府"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加入政府机关的要求后,中共中央对参加政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了进一步认识,陆续派出谭平山、苏兆征等参加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
但由于形势迅速恶化,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陈独秀以及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同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北伐开始前,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2000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广大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里夺得大量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的不少军官也邀请共产党派人去帮助工作.
但①《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是,陈独秀却反对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尽力发展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①.
中央还要求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②.
因此,党在北伐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

随着北伐的进展,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危险倾向日益显露.
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困难是:一方面推翻北洋军阀的任务还有待最后完成,一方面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
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如何对付同盟者的背叛和突然袭击,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缺乏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为了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
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出席会议.
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使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
报告分析造成这种危险的原因时,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虽有左的言论,实际行动却很右,但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着重批评所谓党内的左倾,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等等.
报告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
这种说法,一方面把工农运动中出现的过激倾向夸大成主要危险,甚至把一些正确的做法也说成是"左"倾,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叛变革命这个根本危险,这种认识完全把事情的主次颠倒了.
报告提出挽救危机的七项措施的中心思想,"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明显地反映了这种错误认识.

①《中共中央二十二号通告》,1926年10月3日.
②《西北军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给伯坚同志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
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规定应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的反动倾向作斗争.
议决案认为,国民党左派虽然软弱动摇,但仍应该团结他们,支持他们.
这实际上是把同右派斗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身上.
陈独秀等人把一些作出某些左倾表示的军官、政客也看作可以依靠的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对汪精卫寄予过高的希望,不仅主张把国民党的党权、政权交给他们,甚至要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让给他们来领导.
这就不能不在日后时局陡然逆转的关键时刻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次会议所提出的挽救危机的政策的立足点,不是放在尽力巩固并加强共产党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未能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各种准备,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将领身上,幻想以退让求团结.
这种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在群众中散布了有害的幻想,似乎已经磨刀霍霍的蒋介石还可能回心转意,由右向左;似乎软弱动摇、投机性很大的汪精卫,能够组成一个强大的左派集团,担负起完成国民革命的重任.
另一方面给正在热火朝天地发展着的工农革命运动泼了冷水,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压制了群众运动.
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

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使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步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
这次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的同意.
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中共中央纠"左"的方针传到湖南乡下后,有些地方开始搞起所谓"洗会运动",把一些革命的贫苦农民当作"痞子"从农会中"洗"出去.
衡山、湘乡等县很多乡的农民协会的委员和委员长甚至被关进监狱.
这就助长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打击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造成党内思想混乱.
这种错误方针很快就在党内受到抵制.

1927年3月,蒋介石开始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
在武汉的吴玉章、瞿秋白和邓演达等,曾紧急商讨对付蒋介石在沪宁一带异动的方案,提出从武汉调第四军赶到南京,配合尚未开往江北的第六、第二军,加强南京一带的防务,借以监视蒋介石.
4月3日,第四军已做好开往南京的准备,但陈独秀却致电武汉表示反对.
4月初,从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同蒋介石等在上海进行密谈.
他们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和主张上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反共的时机与方式上有一些分歧.
陈独秀却主动找到汪精卫,与汪进行了会谈.
4月5日,陈独秀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将会谈结果写成《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发表.
这个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谣言".
宣言称:"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
"宣言希望国共两党党员"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如弟兄般亲密".
宣言发表以后,陈独秀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4月中旬,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也先后到达武汉.
中共中央机构正式移驻武汉.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
周恩来严肃指出:"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
"①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
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第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第六军未来得及调出的少数部队被包围缴械,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

这时在武汉的中央领导人看到上海面临着巨大危险,立即决定由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和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其任务是决定上海区委工作计划,制定摆脱危险的防备措施.
可是当李立三等人抵达南京时,上海已发生了大屠杀.

①《特委会议记录——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1927年4月1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
二、蒋介石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和大革命的局部失败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后,帝国主义列强感到其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威胁,一方面继续拉拢蒋介石,一方面加紧准备进行武装干涉.
到1927年3月,列强在中国水域停泊的军舰已达170艘,其中在上海有60余艘,军队增加到3万多人.
3月23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军从安徽东进,击败直鲁军,占领南京.
3月24日,南京发生劫掠事件,造成外国使馆和侨民的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
游弋在长江上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外国侨民,于当日下午炮轰南京城,毁房多间,致使百余人伤亡.
南京惨案是帝国主义以武力干预中国革命的严重挑衅事件.
这一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

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从南昌赶到上海,开始与日本驻南京领事和驻上海总领事频繁接触.
在秘密商谈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立即宣称南京事件是"由过激分子煽动而起",其"目的在于摧毁蒋介石".
这时,英、美帝国主义者渲染南京事件是"义和团之祸重演",仍坚持要对华实行"武力制裁".
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摸清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和蒋介石的真实态度,认为"武力制裁"未必能够奏效,力主拉拢蒋介石为帝国主义"维持秩序","镇压暴行",并帮助蒋介石巩固地位.
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将获得的情报和自己的主张频频向英、美通报,以协调它们之间的行动.
4月11日,日本伙同英、美、法、意等国,就南京事件向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提出"抗议"照会,实际上是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促使蒋介石公开反共.

这期间,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
帝国主义列强公然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①.
江浙财阀保证在财政上给蒋介石以全力支持.
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也保证把大批流氓、暴徒组织和武装起来充当反共打手.
蒋介石又调集嫡系部队和其他拥护他的部队控制江、浙两省和沪宁地区,而把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实现了占领这个富饶地区的计划,从而大大加强了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
在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工———————①《字林西报》,1927年3月28日.
作完成之前,为了迷惑中共中央和上海工人阶级,蒋介石假惺惺地表示允许上海工人纠察队保留枪支,并派代表向上海总工会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
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蚣、李济深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10余人举行反共秘密会议,诬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贻害北伐军,主张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

4月12日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
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
双方激战之中,刚刚倒戈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周凤歧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开来,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
工人纠察队员看到军队将青帮武装分子的枪械收缴,便热情地欢迎这些"调解者".
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2000名纠察队员被军队强行缴械.
一部分纠察队员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因众寡悬殊,遭到失败.
在此前一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被诱骗杀害.
事变发生后,上海工人及各界群众发动总罢工和游行示威,表示强烈抗议.
4月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
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十六军士兵突然冲出,用步枪、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打死100多人.
此后,疯狂的搜捕和屠杀继续进行.
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
在四川重庆,反共势力制造了三三一流血惨案,封闭国民党各级党部和省农协、市总工会、市妇联会,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伤亡400多人,重庆地委书记杨訚公等人惨遭杀害.
在广州,李济深制造了四一五惨案,仅7天被捕者即达2100人,其中共产党员约600人,被秘密杀害者100多人.
著名共产党人李启汉、刘尔崧、萧楚女、邓培、熊雄等英勇就义.

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军警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献身精神.
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
中共北方区委同时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
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动不仅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附和.
上海商业联合会于4月17日致电南京国民党当局,攻击共产党,并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

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和突然袭击的卑鄙行径,引起了举国激愤.
4月13日,上海知名人士郑振铎、胡愈之等七人联名写信,声讨蒋介石的暴行.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组织2000名国民党员在西安举行反蒋大会.
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并提出"无产阶级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万岁"的口号,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军事专政"而斗争.

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大屠杀所吓倒.
在一些充满白色恐怖的地区,顽强的共产党人仍在进行着革命活动.
4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派周其鉴等到韶关指导北江地区的革命斗争.
4月下旬,广东区委决定由彭湃、杨石魂、张善铭等七人组成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领导东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
7月中旬,琼崖特委将所辖各县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冯平任总司令,杨善集任党代表,向反动民团发起进攻.
在澄海、五华、中山、英德、紫金、惠来、梅县、海丰、陆丰、郁南、丰顺、惠阳等县,均有农军和农民的武装暴动.
中共广东特委①指出:各地的暴动表面上虽被反革命派镇压摧残,但已给反革命派重大打击,各级党组织必须坚决地鼓动农民起来进行有计划的暴动,即使是斗争艰难的地方,也必须设法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民秘密组织,开展对敌斗争.

①1927年5月20日,中共广东区委改称中共广东特委.
三、武汉政局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东征北伐之争和第二次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们纠合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买办、豪绅,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由于在北京尚有张作霖控制的军阀政府存在,中国一时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只控制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兵力约10万人.
它不仅财政困难,且面临着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军事威胁,即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和南面的广东新军阀李济深.
蒋介石据有闽、浙两省的全部地区和苏、皖两省的江南大部分地区,拥有兵力约15万人,并有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
在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主力相继被击溃后,北洋军阀中实力强大而尚未受到革命势力打击的奉系张作霖,同北伐军之间已不再存在可作为缓冲的地带.
于是,张作霖分兵两路:一路沿津浦路南下,进抵苏北、皖北,威胁南京;另一路即奉系部队的主力,沿京汉路南下,占领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并陈兵于许昌、郾城、汝城一带,窥伺武汉,对武汉政府构成很大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发生了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的激烈争论.

在武汉方面举棋不定的情况下,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兵东征讨蒋.
电报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这时,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迅速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
他同掌握武汉军权的唐生智勾结在一起,力图控制以武汉为中心的局势.
武汉国民党的许多上层人物,一面高喊反蒋,一面却企图联蒋讨奉.
蒋介石则一面策动破坏武汉局面的种种阴谋,一面声称只反共不反武汉政府,要求宁汉双方共同北伐,力图缓和武汉的反蒋运动.
因此,东征讨蒋的呼声在武汉虽然很高,但始终没有真正见诸行动.

冯玉祥自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曾一度倾向革命,支持农民运动.
但他面对帝国主义者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强大压力,受到工农革命运动的冲击,又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
1926年底以后,冯玉祥控制的陕、甘地区农民运动兴起,多次发生抗粮、抗捐和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
这引起他的不满,认为农民运动妨碍税收,扰乱社会秩序,命令加以限制和取缔.
他虽然表示拥护武汉国民政府,要求武汉出师北伐,但又对武汉方面的反蒋运动保持沉默,并暗中派代表常驻南京同蒋介石联系.
冯玉祥拥有兵力约8万人,同武汉方面拥有的兵力相差无几,在宁汉对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一些共产党人对冯玉祥政治态度的变化缺乏分析,依然对他寄予很大希望.
鲍罗廷等以为,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同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东征讨蒋.
他们担心如果先东征沪宁,会过早地同集中在这个地区并享有巨大权益的帝国主义势力发生直接冲突,于是提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①.
这就是鲍罗廷的"西北学说"的主要观点.
鲍罗廷还威胁说:如果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就马上辞去在国民党中担任的职务.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赞成北伐讨奉.
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没有采纳东征讨蒋的建议,决定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一道继续进行北伐,即第二次北伐.

1927年4月19日,武汉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
4月26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4月下旬至5月上旬,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率领的八万大军沿京汉路及其两侧北上.
冯玉祥也率部由潼关出发向河南进军.

起初,第二次北伐战事进展比较顺利.
但当奉军急调主力投入豫南战场后,双方发生异常激烈的战斗,一度形成僵持不下的苦战状态.
5月中下旬,武汉北伐军同奉军主力血战于豫南的西平、上蔡、临颍一带,以伤亡1.
4万人的巨大代价,击败奉军.
共产党员最多的第四军和第一军牺牲很大.
共产党员、国民革————————①《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1927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党代表兼团长蒋先云在临颍决战中壮烈牺牲.
6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所部在郑州会师.
第二次北伐束.
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第二次北伐并没有改变武汉国民政府的困境.
蒋介石乘武汉军队主力出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不断指使川、黔、桂、粤等地方军阀进攻两湖,同时秘密策反驻扎在两湖的武汉国民革命军军官发动叛乱,企图里应外合,推翻武汉国民政府.
蒋介石还同帝国主义势力、地方军阀联合起来,在长江和京汉、粤汉铁路上切断武汉的对外交通联络,禁止各地同武汉进行贸易.
帝国主义各国商人在武汉的工厂、商店纷纷关闭.
在时局动荡的情况下,武汉的一部分工人和店员向厂方或店方提出一些过高的经济要求,致使不少工商业资本家因亏损增加而缩小经营或抽逃资金,甚至关厂关店.
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武汉国民政府税收减少,财政更加困难,被迫颁布现金集中令,禁止现金外流,大量发行纸币,以解决财政危机①.
这些措施又引起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厂、商店大批倒闭,日用商品日益减少,失业工人、店员高达10万人以上.
市民生活困苦,人心急剧浮动.

这时,武汉地区及附近省的农民斗争仍十分激烈,特别是湖南农民"耕地农有"的要求很强烈,不少地方成立区、乡土地委员会,用插标占田等方式直接动手分配土地.
各地封建地主势力同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相呼应,与贪官污吏、土匪流氓、反动军官等结成反对土地革命的联合阵线,进行凶猛的反攻.
他们摧毁农会,残害农民,制造反革命恐怖.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趋于复杂化和尖锐化.

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此革命的紧急关头,他口头上继续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②;但又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容共之后,必定分共",虽然分共"时机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③.

①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每月的财政收入平均不到200万元,而蒋介石在粤沪每月收入达1500万元.
武汉政府的月支出约1700万元,绝大部分靠发行钞票、公债和国库券来维持.
②《汪精卫先生与革命的民众》,《中央副刊》第20号,1927年4月12出版.
③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15日),《汪精卫集》第3卷,《民国丛书》第四编(97),上海书店根据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版影印,第222—223页.
4月下旬至5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
与此同时,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陆续出台.

党的五大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
以罗易①、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
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
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
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②.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
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讨论了陈独秀的报告.

会前,瞿秋自在1927年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
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该书.
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
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
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
李立三后来回忆道:瞿秋白"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③.
此①罗易(1892—1954),印度人,英文名M.
N.
Roy,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
1920年起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人员.
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
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为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们的指示))(192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③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
外,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还缺乏应有的认识.
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
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
这时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提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却又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
按照这个标准,在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
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也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国民党中央搁置起来.
中共中央在土地问题上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使党的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
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
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
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
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
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四、大革命的失败革命危机的加剧和五月紧急指示党的五大召开前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
在这种局面下,受到蒋介石策动的武汉政府的反动军官,公开发动武装叛乱.
1927年4月底,唐生智的部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召集反动军官密商反共"清党"计划.
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率部占领宜昌,强令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屠杀工农群众,同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
移驻宜昌不久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紧密配合,于5月13日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并于17日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镇.
当地的土豪劣绅乘杨森、夏斗寅叛乱之机反攻倒算,在短短一个月里,农民群众死难者达四五千人.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南同奉军激战,无法回援.
武汉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惊恐万状,纷纷准备逃跑.
时任武昌卫戍司令的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率部奋起反击,迅速击败夏斗寅叛军.
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组成西征军,讨伐直逼汉阳的杨森部.
6月24日,西征军收复宜昌,杨森率部分水陆两路向巴东逃窜.
武汉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5月21日,由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使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这就是马日事变①.
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等力主"调解"所谓"军工冲突",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原来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听到汪精卫等的意见后又转而认为,从政治上考虑目前不宜用武力讨伐,"百事应由(武汉)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②,甚至公开指责这次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③,决定派谭平山去湖南纠正"过火"行为.
这时,湖南各县有500多万农民协会会员,但因为得不到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分散于各地,不能给反革命势力以有效的反击.
此外,湖南许多地方的共产党组织是在大革命高潮的合法环境中建立或发展起来的,"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对反革命势力的突然袭击又缺乏精神准备,"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足乱"④.
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一度决定调长沙附近10余县的万余农军向长沙进军,但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下,有些人害怕攻城会破坏国共合作,又中途改变计划,下令撤退.
浏阳等地的5000农军因未及时接获命令,单独进攻长沙,被许克祥打败.
各县农军先后被各个击破.
许克祥等反革命分子由此更加疯狂,短短的20多天里,在长沙附近各县屠杀了1万多人.
湖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

统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5月底6月初转向反动,用所谓"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
随后,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
在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杨森、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相继叛变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左派,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搞好中共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因此对汪精卫集团处处采取迁就态度,跟着他们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作坚决斗争.
这种错误态度,只能使整个形势更加恶化.

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5月27日、29日.
③独秀:《湖南政变与讨蒋》,《向导》第199期,1927年6月20日.
④直苟:《湖南马夜事变之回忆》,《布尔塞维克》第20期,1928年5月30日.
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是左派,称"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
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发展国民党而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等项任务与政策,并且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上述问题的动摇态度.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结束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就此给在中国的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三人发出电报,其主要内容是:(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国民党领导机关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玩物.
坚决主张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
同时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
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
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
(3)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
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
(4)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5)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①.
这就是五月紧急指示.
这个指示提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装等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指出了克服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斯大林等却寄希望于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执行这个指示.

6月1日,中国共产党收到这个紧急指示.
6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谈了他对紧急指示的看法.
关于土地革命,他指出: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否则不能谈及土地问题.
关于吸收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中央,他说:"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
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关于组成工农新军,他认为:在我们同军阀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至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1927年6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299页.

于组建革命法庭,他认为也是不可能的.
陈独秀最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①.
谭平山、张国焘等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
鲍罗廷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
罗易虽然认为应该执行这个指示,但却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这样,五月紧急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大革命的失败及经验教训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后,1927年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唐生智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
汪、唐希望联冯反蒋和反共,所以对冯玉祥作了很大让步.
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负责指导陕西、甘肃、河南三省政务,以冯玉祥为主席;并决定北伐军撤离河南,将该地留给冯玉祥.
但是,冯玉祥在会谈中只对武汉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两湖工农运动的言论表示赞赏,对蒋介石没有片言谴责,反而一再要求汪、唐等停止宁汉间的对立,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共同北伐.
郑州会议刚刚结束,冯玉祥在蒋介石极力拉拢并答应给予经济和武器援助的条件下,即于6月20日至21日在徐州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议.
会议主张,宁汉双方应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继续北伐.
冯玉祥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使蒋介石的地位大为加强,并加速了汪精卫公开反共的步伐.

在汪精卫赴郑州同冯玉祥会谈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曾把五月紧急指示拿给汪精卫看,幻想依靠汪精卫来挽救革命.
汪精卫看后没有表态.
郑州会议后,汪精卫即以紧急指示"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为借VI,煽动"分共".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唐生智的主力部队特别是何键所部第三十五军,从河南前线撤回两湖,公开站在反叛的军官一边,镇压工农运动.

6月上旬,莫斯科来电批评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要求"立即切实领导土地革命","立即消灭长沙的反革命.
招募农民,鼓动他们去进攻军官团,彻底将其摧毁,以做效尤"②.
此时,湖南尚有不少农民武装,由共产党人①《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309页.

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108号(特字第86号)记录))(1927年6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307页.

掌握的叶挺部队击败夏斗寅叛军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来不及回师两湖.
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连日开会讨论对策,一度准备在湖南组织武装起义,打算在力量调集后,派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前去指挥,并派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
但中央许多人的态度动摇,鲍罗廷、彭述之等人认为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表示反对.
这个计划最终被取消.
6月15日,陈独秀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表示:"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
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
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
""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电文还指出:"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
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
"①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之间矛盾重重,无法制定应对危机的好办法.
罗易多次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建议撤换鲍罗廷和陈独秀,他甚至称陈独秀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②.
鲍罗廷则认为罗易将绝对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看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是犯了组织性错误,要求共产国际将他召回.
共产国际、联共(布)仍然希望拉住汪精卫.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再给武汉国民政府200万卢布的援助,并电告汪精卫:为挽救革命,应当停止动摇,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
这些已无法拉住已经右转的汪精卫.

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制定《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从整军经武、准备应变的指导思想出发,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
6月6日,张太雷在《向导》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指出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有组织地进行抵抗.

①《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1927年6月15日),[美]罗伯特·诺斯、津尼亚·尤丁编著,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页.

②《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322页.

在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
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上山"的主张.
然而,这些策略和建议均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否定.

6月底,武汉盛传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即将在当地制造又一个反革命事变.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鲍罗廷在慌乱中开会商讨对策,决定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
他们以为用这种退让的办法,可以使何键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可以取得武汉国民党的谅解.
7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
这个决议向国民党作出种种让步的表示,如:"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武汉现有的纠察队,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减少或者编入军队",等等.
这是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进一步发展.
会上,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出意见书,批评陈独秀,要求公布五月紧急指示.
陈独秀竟将意见书当场撕毁.

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
他还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这个建议也没有付诸实施.

自6月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鲍罗廷等人指导下作出的一系列决定,都是企图以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唐生智.
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正在一天天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靠拢,随时都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

这时,共产国际提出改组中共中央,并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
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这个宣言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中共中央命令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并于7月24日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进一步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进行了谴责.

7月13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公开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决心"遵奉先总理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作真正之革命"①,随即启程前往莫斯科.
7月14日,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所谓"新政策".
声明严肃地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
声明重申:"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②.
国民党左派陈友仁等也相继出走.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
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
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大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前期都曾积极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
它以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产生了巨大革命影响.

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
党所领导的工农大众经受了革命的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
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一系列重要斗争,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
不断高涨的工农运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奠①北京《晨报》,1927年7月17日.
②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21页.
定了群众基础.
大革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大革命初始,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小党,但却走在了时代前列.
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建立起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大革命开始后,广大共产党员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积极动员和组织工农革命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在国民革命军中艰苦斗争、奋勇杀敌,推动北伐胜利进军,从而使得国民革命很快形成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大革命空前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
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短短的6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由起初只有50多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5.
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
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着湖南、湖北、江浙、广东、北方、江西、河南、陕甘八个区委和山东、福建、南满、北满、安徽、四川六个地委.
共青团员也发展到3.
5万人.
共产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将形成燎原之势.

大革命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来说,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
它鼓舞和推动了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亚洲地区人民的觉醒,阻滞了国际帝国主义在东方扩张的步伐.

但是,这场大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进行的.
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联合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
革命阵营内部掌握了相当大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革命的深入发展中一步步背叛革命而投入反革命营垒.
一般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关键时候也表现出很大的动摇.
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群众虽然有比较广泛的发动,但是动员和组织的程度还很不充分,力量发展也很不平衡.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人大革命的洪流.
党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群众运动中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缺少成熟的领导艺术;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因没有充裕时间培养干部,未能形成各个层次的骨干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党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思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党还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不善于识别和正确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同盟者.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①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
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②,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
如推动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帮助共产党人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导中共中央开展工人运动,声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提出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
为了支持中共中央开展工作,共产国际在党的活动经费上给予了一定援助,苏联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和军事人才.
苏联顾问在中国的革命军队建设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人还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但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们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挥.
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等驻华代表之间,在土地问题、工农运动、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策等问题上,经常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
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③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①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②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1258页.
③维经斯基:《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命的一个大错误"①.
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并取得最后的成功.
尽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在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新的复兴之路.

①《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27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页.

第八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建立及其内外政策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
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蒋介石和汪精卫既已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和"分共",中国国民党也就变成由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虽然在国民党的高层中有些人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受到这个集团的冷遇、排挤,有些党员特别是那些忠诚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有影响的进步人士,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个集团,但他们都不足以改变这个党的性质.
这个集团内部也不统一,而是分成若干派系,彼此间不断地进行明争暗斗.
1927年7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桂系和粤系军阀在南京和广西、广东等地有着相当的势力;已参加国民党的晋系军阀阎锡山仍然割据山西,冯玉祥则占据陕西、河南和陇海铁路一带.
此外,四川、贵州、云南也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
奉系军阀张作霖仍盘踞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依附于他的张宗昌盘踞在山东,继续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

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和政客既互相勾结,又为争夺最高权力互相争斗,以至兵戎相向.
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在1927年8月受桂系排挤,一度"下野",但他的嫡系军队仍控制着江苏、浙江一带.
10月,宁(李宗仁、何应钦)汉(汪精卫、唐生智)之战爆发.
不久,武汉方面战败.
汪精卫又依托广东的地方势力,与南京对抗.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
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国民政府机构,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
会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坛等)四大派系,由于对奉系军阀作战的需要而达成暂时的妥协.

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继续进行"北伐",夺取奉系军阀所占据的地盘.
6月初,张作霖弃守北京,乘火车退往山海关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谋炸死.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决意抛弃张作霖、另行成立"满蒙帝国"计划的一部分.
面对家仇国恨,再加上受美国的影响,张作霖之子、新任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没有顺从日本使东北独立的意图,于1928年底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至此,国民党政府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但这种表面的、暂时的统一,很快又为新的军阀混战所代替.

国民党南京政权成立后,对内实行了一整套旨在维护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
在经济方面,南京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措施,并形成和发展了新的官僚资本.
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
以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江浙财阀,先是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继而以捐款、贷款和承购公债等方式,帮助这个政权巩固其统治地位.
所以,在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建立后,处处维护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
比如,许多买办资本家从经营公债中,就得到了大量的好处.
据统计,上海28家主要银行的总资产,1926年为13.
91亿元,1931年增长到25.
696亿元.
1928年,上海银钱业投资公债为1.
3亿元,1931年则达到2.
3亿元.

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通过公开勒索、贪污、投机倒把、借款、发行公债和增加税率等手段,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超经济的榨取和掠夺,把许多国家财产变成由他们任意支配的私产,逐渐成为新的官僚兼买办的资本家.
以公债掠夺为例,从1927年到1936年,南京政府共发行26亿元公债.
这些公债的大部分由南京政府控制的银行以低价承购,而以高利率还本付息获取暴利.
这些公债的发行以捐税作为担保,公债发行愈多,人民群众的捐税负担就愈重.
1934年,江苏省田赋附加税达147种,其中有的超过正税25倍;湖北省田赋附加税达61种,其中有的为正税的80余倍.
在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关税、盐税和统税所占的比重,1928年为48%,1931年增至88.
2%.

南京政府还把建立和垄断金融机构作为主要手段,对全国的经济命脉进行控制.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设立中央银行,给予它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造国币、经营内外债等特权,使之在金融界占有绝对的优势.
其后,又成立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并通过强行修改条例、加入官股、强行改组等措施,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以及各地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二等银行.
此外,还把中华邮政储蓄汇业局改组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加以控制.

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另一个主要支柱.
许多地主本身就是国民党的军政官吏,而许多官吏成为新兴的地主.
据江苏省民政厅1928年至1934年间的统计,该省拥有10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374个,其中有77个是国民党的官吏.
1931年,在无锡被调查的104个村长中,91.
3%为地主,7.
7%为富农.
这种状况,决定了南京政府必然要维护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和地租剥削制度.
据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年在无锡所作20个村1035户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查,地主占总户数的5.
7%,占有土地总数的47.
3%;富农占总户数的5.
6%,占有土地总数的17.
7%;而占总户数88.
7%的中农、贫农和雇农,仅占有土地总数的35%.
南京政府虽然宣布过要实行"二五减租",1930年6月公布的《土地法》也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地租从未因此而有所减少,有些地方甚至还不断增加.
如广东省,从1929年到1934年,租额普遍增加了20%.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生产萎缩,经济凋敝,天灾人祸有增无已.
据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记载:1928年,全国有1093个县受灾,灾民达7000万人以上;1930年,受灾县517个,灾民达2100万人以上.
从1928年到1930年,全国因受灾而死亡的人数达1000万.
1931年又发生严重水灾,湘、皖、鄂、豫、苏、赣等16个省的灾民至少在5000万人以上.
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生活极为痛苦.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在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同时,还强化为其反动统治服务的国家机器,建立起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政治制度.
国民党坚持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
1928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训政".
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在"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要由国民党"独负全责".
1931年5月,国民党主持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

由于军权控制在蒋介石集团的手中,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事实上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独裁统治.
蒋介石公开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并多次组织考察团去德国、意大利学习,派人前往受训,并聘请一批德国人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顾问.
国民党还十分重视扩大和强化它所控制的反革命军事力量.
据1929年3月国民党的官方材料统计,军队总人数在200万以上,这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它的军费开支浩大.
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陆续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把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绑架和暗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或异己分子作为主要任务,在全国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

南京政府还通过实施严密的保甲制度,强化它在乡村的统治.
1931年,国民党的"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拟定保甲制度和保甲法规,并于同年6月在江西省试行,以后逐步扩大到其他省市.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背弃孙中山反帝、联俄的主张,对外实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
对于英、美等国军队1927年3月炮轰南京的事件,以及日本军队1928年5月3日及其后一段时间内屠杀中国军民6000余人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南京政府均顺从这些国家的无理要求,作出妥协处理,并保证继续维护它们在中国的特权.
与此相对照,南京政府却于1927年12月派兵围攻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枪杀副领事等十几人,同时驱赶苏联驻中国其他城市的领事.
1929年5月,南京政府指使东北地方当局派军警包围并搜查苏联驻哈尔滨的领事馆,逮捕和监禁苏联领事及有关人员.
接着,挑起中东路事件①.

从1928年6月起,南京政府大力宣传要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并发起一①1929年7月,东北地方当局在南京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破坏1924年中苏共管中东铁路的协定,以武力强行接管中东铁路,解除苏方人员的职务,引起中苏之间的武装冲突.
12月,中国方面战败,中苏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中东路7月以前状态.
这次事件史称中东路事件.

场同外国列强"改订新约"的运动.
尽管在这个运动中,南京政府改组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并收回镇江、厦门、威海等租界,但它"改订新约"的内容主要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
在关税自主方面,南京政府从1928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同美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挪威、比利时、丹麦、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12个国家缔结关于关税问题的新条约,使海关税率有所提高.
但是,南京政府在制定海关税率时仍要受这些国家的约束,并且中国的海关行政权继续操纵在外国人手中.
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南京政府与旧条约期满的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丹麦、西班牙等国订立了新约.
但是,由于日本和英、美、法等国反对废除领事裁判权,所以,南京政府尽管在1931年5月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却未能真正实行.

这个时期,英、美等国对南京政府作出一些让步,是因为它们需要在中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统治者作为自己的代理人.
实际上,它们对于中国的侵略是更加深入了.
由于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曾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南京政府建立后,采取了有利于它们的经济政策.
以外国在华投资设厂为例,1927年以后明显增多.
在产业方面,1931年,外国控制下的机械采煤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总产量的69.
1%,生铁产量占全国生铁总产量的97.
2%;外国在中国的工厂的纱锭数占中外厂纱锭总数的43.
5%,外国在中国的工厂的布机数占中外厂布机总数的51.
4%.
在交通方面,1930年,航行于中国境内的外国船舶吨位数占中外船舶吨位总数的82.
8%;1931年,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控制的铁路里程数占中国铁路里程总数的84.
3%.
在金融方面,据1933年的调查,149家华商银行的实收资本仅有2.
67多亿元,而英国在中国的汇丰、麦加利、有利、大英四家银行的总资本就达1.
1亿多美元(约合当时华币4亿余元).
此时全国华商银行存款不过30亿元,而美国在中国的花旗银行的存款就达13亿美元(约合当时华币近50亿元).
由此可见,在英、美等国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和控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对它们的依赖性更大了.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
它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而只能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发展南京政府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由于经常中断的国内交通基本得到恢复,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交流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关税自主、废除厘金等措施,加上白银价格下降,刺激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减少了外国商品的进口.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度有所发展.
以民族工业为例,据中国银行1930年度的营业报告统计,卷烟、棉织、制帽、制皂、化妆品、造纸、机器、针织、调味品、搪瓷、橡胶11个行业的总营业额,比1929年度平均增长20%.
再据中国银行1931年度的营业报告统计,上述各行业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其中橡胶业1930年增长率为250%,1931年增长率为200%;棉织业1930年增长率为120%,1931年增长率为128%;卷烟业1930年度增长率为130%,1931年增长率为115%.
1928年,新设工厂的注册数和资本额也有所增加,分别为250家和1.
17多亿元.
民族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一度发展.

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首先,民族资本在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无法与外国资本竞争.
以纺织业为例,1930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纱锭14万余枚,在华日本工厂则增加40一50万枚.
1931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纱锭6万余枚,在华日本工厂则增加10万余枚.
其次,民族资本的资金不如买办资本雄厚,不如买办资本那样能得到外国的支持和国民党政府的保护.
再次,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衰败,广大农民购买力极低的情况下,国内商品市场的逐渐萎缩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是一种极大的束缚.
第四,南京政府建立后,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军费开支激增,另外还宣布承担北洋军阀政府欠下的全部外债,这样,用于发展经济的费用就微乎其微.
而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又主要在大城市之间和铁路线上进行,给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恶劣的环境.
第五,南京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千方百计地向民族资本家勒索,如采取开征新税,采用绑架等恐怖手段或以其他罪名逼迫"捐款"和交纳"赎金"等,使他们常常陷于困境.
第六,南京政府变动关税税率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增加其财政收入,并非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民族工业发展所急需的原料和设备的关税往往很高,这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利的.
由于上述原因,从南京政府建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几年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某些发展,但发展的速度愈来愈缓慢,有些行业甚至出现急剧衰退的现象.
以新注册工厂数为例,1929年已从1928年的250家下降为180家,1930年、1931年更分别下降为119家和113家,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是复杂的.
其中一部分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
由于国民党曾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蒋介石等人在背叛革命后仍然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又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它做过某些让步,一时给人们造成国民党政权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印象;加上这个政权在形式上暂时地实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并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采取了个别有利的措施,这些情况,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产生过在国民党政权下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
事实上,这种希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国民党在建立政权时,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在财政上的支持,因此极力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拉拢和利用.
然而,一旦政权稍有稳定时,便培植和发展一种新的官僚资本,压迫民族资本.
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其个别代表人物虽然参加了南京政府,但只是被拉拢和作为点缀,并不能起多大作用,而且很快被踢开了.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阶级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与日俱增,同国民党政权的裂痕日渐扩大.

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国民党政权建立后,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任何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攻.
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
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制止共党阴谋案》,其中称:"凡经审察确为属于共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者,均应积极铲除,或预为防范.
"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
次会议通过《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对"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者",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上述内容被写进同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刑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
6万多人.
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英勇牺牲.
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
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
有的人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
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

但是,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
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光辉旗帜.
许多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夏明翰在就义前的绝命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在牺牲前夕写给妻子的遗言是:"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江西弋横起义第六路指挥邱金辉临难时被绑在木十字架上,敌人极其残酷地在他的左右肩胛用刀挖洞插上蜡烛,头顶插香点燃,并用火烧其心窝,但他毫不畏惧,高呼"杀死我一个,杀不绝共产党人,革命一定要胜利",最后壮烈牺牲.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真正的革命者仍然坚持斗争.
一些追求进步的人士,在革命的危难时刻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
如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各地革命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组织被查禁.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280余万人减至几万人.
从1927年7月到1928年6月,党虽然发动和领导了有34万余工人参加的47次罢工斗争,但只有少数几次取得胜利,绝大多数归于失败.
拥有近1000万会员的各地农民协会大多被解散.
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河南、陕西、四川等省的许多县区,虽先后爆发多次农民武装起义,但此起彼落,多数以失败而告终.

总之,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反革命势力已经大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但是,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一个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激化.
所以,中国革命的客观基础依然是深厚的,革命低潮是暂时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到来.
中国仍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各地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党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对此作出了初步而又明确的回答.
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
随后,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的计划.

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是由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团是以北伐战争时期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十师第三十团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第二十军是由接近共产党的贺龙(在起义后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指挥的.
这些部队在"东征讨蒋"名义下,均已从武汉调到九江地区.
7月下旬,汪精卫、张发奎感到贺龙、叶挺的部队"不稳定",企图以开会的名义把贺、叶召集到庐山,解除他们的兵权: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后,秘密从庐山赶赴九江,与叶挺、贺龙商量对策,决定不执行将所辖部队集中到德安的命令,而把部队开到南昌及其附近地区.
在南昌,还有原由朱德指挥的受共产党影响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
这些部队,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培植和给予重要影响的正规革命武装的主要部分,也是举行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

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
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
前委当即决定于7月30日起义.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发来的电报.
电报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
"①中共中央分析形势后,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决定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
7月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
由于他仍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所以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
这个意见被前委否决.
7月31日,前委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的马回岭将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部队也拉出来参加起义,于8月2日赶到南昌.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面目,这次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起义胜利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以上二人未到南昌)、贺龙、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以宋庆龄、邓演达等七人组成主席团.
同时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等曲解三民主义,背叛国共合作,毁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已成为孙中山事业的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
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①《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1927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军共三个军①.
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但这时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已经转到反革命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弱小,不可能重新进行像大革命时期北伐那样的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的革命战争.
起义军在退出南昌后,没有认识到应就近到江西、湖南、湖北广大农村,同还没有完全被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的农民运动相结合,以便逐步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而是忙着南下广东,劳师远征,争夺城市和出海口.
这样,就使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

起义军向广东进军途中,由于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薄弱,天气又很炎热,士兵逃跑和病倒的很多,部队减员严重.
在起义时就表现动摇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在行抵江西进贤时率部离开革命队伍.
起义军在南下途中同前来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多次激烈的战斗,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本身也遭受很大伤亡.
在9月下旬攻占广东的潮安、汕头后,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今丰顺县城)西进,少数部队留守潮、汕.
这些部队于10月初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均遭到严重失败,只有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一小部分部队,在董朗等率领下转入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驻三河坝的起义军近800人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等领导人到达香港.
他们总结教训,决定起义军余部就地与农民结合,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
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②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①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不久接任军长),党代表朱克靖.
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
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
②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由南昌起义开始组建的,因此"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这是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由来.

八七会议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①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
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会议只开了一天.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
许多同志发言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
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号召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继续战斗.
会议在着重批评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他错误时指出:(一)中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二)在革命武装问题上,中央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三)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四)中央不受群众的监督,党内缺乏民主生活.
告全党党员书宣告:"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关于土地革命,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1927年7月20日通告中提出的"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的精神,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
会议指出:现实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①罗米那兹(1897—1935),苏联人,俄文原名B.
B.
ЛOMNHaДЗe.
1917年3月参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
1926年4月,作为青年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工作.
1927年7月下旬,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抵达武汉.

问题,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或无地的农民.
对于小地主则应减租.
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
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
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注意到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在局部地区开展了减租斗争,但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才能使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
因此,实行土地革命,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

关于武装起义,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会议强调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必须互相结合,要注意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
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痛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会议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议决案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
鉴于秘密工作将成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工作形式,议决案提出:现时组织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同时注意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

八七会议在总结党在大革命后期犯错误的教训时,认为党的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党的委员会负重大责任.
受这种认识的影响,会后不久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号指出:党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必然影响到党的组织.
其主要表现是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的成分,工农分子向来只占绝对少数.
为改变这种状况,通告提出:党的指导机关的成分要工农化,提拔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各级党的指导机关负责;党员成分要工农化,坚决地赶紧地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
这种不适当地强调领导机关和党员单纯工农成分的指导思想,脱离中国社会和党的实际状况,对日后党的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特别是"左"的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内,一再强调"唯成分论",严重地妨碍了党的组织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在发言中除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关于军事斗争问题,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并建议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
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
自耕农中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
这个建议符合湘、鄂、赣、粤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于日后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
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提出土地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实行土地国有.

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被选为候补委员.
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
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
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到会,只是指责犯错误的领导人,没有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所犯错误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
会议还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
会议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
这种认识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展开.
在武装起义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已是中共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和《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曾提出"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的口号和实现"工农独裁"的目标.
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致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具体为: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在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宣传上提出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应当召集工会、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的"民权政府".
至于何时可以组织这种"民权政府",指示信认为应当在当地革命委员会权力巩固后再定.

这时,中共中央虽然确定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但仍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特别的旗帜,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成为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
共产党基层组织及党员的行动与宣传,使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人群众中,已很有革命的威信.
共产党现在不应当丢掉这个旗帜.
同时,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组织暴动,可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
因此,现时不应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一个多月后,即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了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①.
八七会议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共中央机关在9月底至10月上旬由①中共中央《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中央"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
当时按照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在经过"左派国民党阶段"之后,即是"苏维埃革命阶段".
因此,这个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这里的"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原意为代表会议或会议.

武汉迁往上海.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1927年8月3日颁发的《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要"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
"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
随后,中央又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并且要求把南昌起义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
八七会议后,8月9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8月16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湖南省委进行改组,彭公达任书记.
8月18日和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先后召开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
毛泽东指出:湖南秋收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
我们党从前的错误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
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鉴于国民党已经变成压迫、屠杀民众的工具,会议认为起义不应再用国民党的名义,而必须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会议决定实行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等七个县镇的起义.
会议还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成立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上述各县工农起义,并在长沙工人起义接应下,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夺取长沙.
会后,毛泽东到江西安源,向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以及湖南省委改组情况和起义计划.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继而又赶往铜鼓.
参加湘赣边界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卢德铭(原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
起义前夕,余洒度还收编了滞留在鄂南一带的黔军残部邱国轩团为第四团.

9月9日,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
9月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
长沙近郊农民也参加了起义.
起义军虽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有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和邱国轩团叛变,因而先后遭受很大损失.
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
9月15日晚,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
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
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
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
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

起义军在向南转移途中,处境十分困难.
部队中党的组织不健全,思想比较混乱;缺乏弹药,没有给养,指战员伤病残增多;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
因此,许多人情绪低落,不少人离队.
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前委决定对保留下来的不足千人的队伍进行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
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毛泽东在率领起义军南下途中,经过调查研究,选定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足点.
10月初,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
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和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①采取团结改造方针的问①袁文才(1898-1930),江西宁冈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宁冈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
王佐(18981930),江西遂川人,曾任遂川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逐步接受党的教育,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袁文才、王佐参加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2月10日被错杀,后得到平反昭雪.

题.
会后,毛泽东于10月6日在宁冈大仓村和袁文才接触并建立联系后,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
不久,毛泽东应袁文才的要求,派一些党员军事干部到袁部帮助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关系逐渐密切起来.
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今炎陵县)、遂川等地转战后,返回井冈山,于10月27日抵达茨坪,11月初到达茅坪.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
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广州起义继南昌、湘赣边界等地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
1927年11月,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
张发奎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空虚.
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
12月11日凌晨,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后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联合举行武装起义.
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
随即成立以苏兆征为主席(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
但在起义发动后,领导者没有及时把部队撤出广州,退向农村,这与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对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和急于占领中心城市的指导思想有关.
在起义的当天晚间,叶挺即主张乘粤军主力没有回到广州之前,把起义军撤出广州.
这个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①的反对.
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

①诺伊曼(1902—1937),德国人,德文原名H.
Neumann,德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作为罗米那兹的助手来到中国,参与指导广州起义.
由于未能及时退出广州,起义军虽在城内同英、美、日、法等国支持的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等部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三天遭到失败.
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英勇牺牲.
起义失败后,被迫从广州撤出的部分武装力量,在广东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入丰、陆丰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少数起义者到达香港,后到广西参加了左、右江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到粤北韶关地区,加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后来上了井冈山.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起义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是成功的,在战斗中也表现了英勇顽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但实践再一次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

其他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后,湖北、广东、江西以及陕西、河南、直隶等省的党组织也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在湖北,武装起义先后在沔阳(今仙桃市)、公安、蒲圻(今赤壁市)、咸宁、枣阳、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爆发.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27年11月由中共黄麻特委在黄安、麻城地区领导的起义.
起义军占领黄安县城后,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曹学楷任政府主席,潘忠汝任鄂东军总指挥,吴光浩、刘光烈任副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
随后,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起义军为保存革命力量,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广东,先后爆发了海陆丰及琼崖地区(今属海南省)的武装起义.
从1927年9月到10月底,海丰、陆丰及其附近地区爆发两次武装起义.
10月底开始的起义,是中共地方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在南昌起义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配合下举行的,先后占领海丰、陆丰全境和惠阳、紫金的部分山区.
这时,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从香港回到海陆丰,兼任东江特委书记,领导筹建苏维埃政权.
11月中旬,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
在此前后,汕尾、高潭等区级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
在彭湃的领导下,各地纷纷推翻旧政权,实行土地革命,逐渐形成了包括海丰、陆丰全县和惠阳、紫金部分地区的革命根据地.
琼崖地区的武装起义,是在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杨善集及冯平、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下,从1927年9月开始在定安、琼山、万宁、陵水、乐会(今属琼海县)、文昌、琼东、儋县、临高等地先后发动的.
起义后,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建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
1928年2月,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称工农红军.
8月中旬,成立以王文明为主席的琼崖苏维埃政府.
后来,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红军转移到母瑞山区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

在江西,先后爆发了吉安县东固及万安、泰和、永丰等县的武装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赖经邦等在东固秘密恢复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建立农军,并在中共赣西特委指导下,于1927年11月发动武装起义.
随后,成立东龙区委,扩大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形成以东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
从1928年9月到1929年初,分别成立以李文林、段月泉为团长的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从而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万安武装起义是1927年11月在曾天宇、张世熙领导下举行的,起义农民曾四次攻打县城,终于在1928年1月8日占领.
第二天成立万安县苏维埃政府.
但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不久即告失败,曾天宇牺牲,一部分起义农民转入冈山和东固根据地.

除鄂、粤、赣等省外,八七会议后不久,其他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还有:1927年10月唐澍、白乐亭、谢子长等领导的陕北清涧起义;同年10月下旬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委领导的直隶玉田起义;同年11月1日中共豫南特委驻马店办事处负责人李鸣歧、马尚德(杨靖宇)等领导的确山刘店起义等.

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一些地区又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
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赣东北弋阳、横峰地区的农民举行起义.
起义后,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并先后成立了中共弋阳县委和横峰县委.
1928年5月,在弋阳县召开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建立了弋阳苏维埃政府.
接着,又成立横峰苏维埃政府.
由于遭到优势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起义武装后来转移到弋阳、横峰北部的丁山(即磨盘山)地区,坚持斗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从粤北转移到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
起义军攻占宜章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
起义军与当地农民相结合,打垮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师许克祥部的进攻.
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兴等县,均在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
起义军占领湘南十多个县,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工农革命军很快发展到1万余人.
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执行错误的烧杀政策,严重脱离群众.
同年三四月间,在湖南、广东两省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下,起义部队不得不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

1928年初,根据中央的指示,由周逸群、贺龙等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到湘西北组织游击战争.
他们路过洪湖地区,把原由中共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领导的洪湖地区农民起义组成的三支游击队共500多人集中起来,组成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初步打开了洪湖地区的局面.
随后,周逸群、贺龙到湘鄂边,利用贺龙的旧部属关系,于3月在桑植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进占桑植县城,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中共桑植县委.
4月,国民党军队攻占桑植县城,周逸群转移到洪湖地区,贺龙仍留在桑植、鹤峰等地,领导湘鄂边的游击战争.

1928年2月,中共平和县委决定建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和暴动委员会.
3月8日,平和县委负责人朱积垒等领导农民举行起义后,撤离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同年3月至6月,闽西的党组织发动多次农民起义.
其中著名的有中共龙岩、永定等县委负责人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先后在龙岩的后田,永定的溪南、金丰、湖雷和上杭的蛟洋等地领导的起义.
随后,成立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暴动委员会以及永定县溪南区苏维埃政府.
这些斗争,为后来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渭南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4月底,刘志丹、唐澍等率领西北军新编第三旅起义,由潼关开往华县,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5月初,在中共陕东特委的直接组织领导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支援下,渭南、华县万余农民起义.
6月,起义军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1928年7月22日,在共产党员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下,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举行平江起义.
黄公略、贺国中也先后率部参加起义.
这是在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动的一次重要起义.
7月24日,成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
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7月30日,起义军撤出平江县城,转战于湘鄂赣边.
8月20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向浏阳、万载边界发展,并寻机与毛泽东率领的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部队联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一部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游击战争.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还有:1927年底至1928年春,湖南醴陵农民起义;1928年二三月间,中共赣南特委在赣县、南康、信丰、雩都(今于都)、寻邬(今寻乌)、兴国等地领导的农民起义;1928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和江北特委在南通、海门、如皋、靖江、泰兴地区领导的武装起义,等等.
这些起义的情况各不相同,结果互异.
有些起义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客观条件不具备,结果失败了;有些起义由于领导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主观指导上有错误,最后遭到挫折;只有少数起义,条件比较成熟,领导者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实行比较正确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在这期间,虽然武装起义蜂起,但并不表明革命形势在高涨.
从全局来看,革命力量还很弱小,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
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
经过这些起义,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中去,特别是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
各地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及纠正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因此,党内的"左"倾情绪逐步滋长起来.

1927年10月下旬,爆发了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宁汉战争.
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
宣言对中国革命形势及条件不作客观分析,提出:''我们应当使这种军阀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一切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变成反对一切压迫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战争.
我们要一下子消灭一切军阀的战争.
"10月底,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当前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党应当汇合各种暴动发展成为总暴动.
为此,11月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
通告认为,在全国混战的局面下,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山东及北方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仍然急遽的革命化","客观上有一触即发,起来推翻一切豪绅军阀政权的趋势".
通告提出,党现时的政策就是发动工农武装暴动,推翻一切军阀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
通告认为,只有各地努力发动群众,方能汇合而为全国总暴动的局面.
这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幻想只要乘军阀混战之机发动各地起义,就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这种"左"倾情绪,与共产国际"左"倾理论的指导有关.
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于1927年7月下旬到达中国后,不但积极贯彻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①,而且有所发展.
他为八七会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
8月,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初期,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
现在呢,这一阶级的各种成分,甚至其中最急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人了反革命的营垒,而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

①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曾多次在文章和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
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
斯大林的这个论断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但它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影响很大.
根据这一理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被当作了革命对象.

在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的情况下,党需要认真总结南昌起义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恰当地分析形势,制定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的策略.
然而,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中共中央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
会议通过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等决议.
决议案一方面正确地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等等.
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澈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样,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会议接受罗米那兹的"左"倾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会议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
会议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
会议还规定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如主张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厂归工人管",要求在农民暴动时"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等等.
根据罗米那兹的提议,会议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地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和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决定给予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及有关省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谭平山、毛泽东、彭公达等以不同的政治纪律处分.

这次扩大会议在肯定八七会议以来党在组织上的进步的同时,还把党的指导机关和党员成分工农化的指导思想具体化了.
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认为,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党的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并指出这是党内产生机会主义的"策源地".
为此,议决案提出: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分占最大多数.
会议要求在党的六大召开之前,彻底改造党的指导机关.

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
一些地区发生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使党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
农村的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
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也很快被镇压下去.

12月下旬,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鉴于各地总暴动难以发动,便连续发出通知,指示一些地区如果条件不具备,就不要号召立刻暴动,并决定停止原计划的湖南、湖北年关暴动,从而避免了一些损失,对纠正盲动错误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从指导思想和总策略上认清"左"倾错误,也就不可能彻底地纠正带全局性的盲动错误.

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发生于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
究其原因,是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
同时,一些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怕重犯右倾错误,认为"左"比右好,从而为"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这时,党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还不可能都作出正确的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并且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不懂得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
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对这次"左"倾错误的出现负有重要责任,他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他"左"倾政策的主要提出者和推行者.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对这次"左"倾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1928年2月下旬,在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上,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基本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批评了罗米那兹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
同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并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日.

四、井冈山的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在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毛泽东确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因为:党在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各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并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他们愿意同工农革命军相结合;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易于部队筹款筹粮;由于地处两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
因此,毛泽东反复教育干部和战士,坚决为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而奋斗.

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战争、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的大好时机,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工农革命军首先在边界各县进行打倒土豪劣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建立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任主席.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2月上旬,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进剿".
至此,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

从1927年冬到1928年冬,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开展分田斗争.
1928年夏,宁冈全县,永新、莲花的大部分地区,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实行了分田.
为了加强党对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先后派出党员干部,恢复、整顿和发展各县的党组织.
到1928年2月,先后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

井冈山的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
前委十分重视军队建设,注重政治教育,加强对军队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
1927年底,毛泽东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
部队执行这三项任务,不仅能够打胜仗,而且广泛发动了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1928年4月,毛泽东总结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几个月来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对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加强部队建设的同时,前委还对袁文才、王佐的地方农民武装进行改造,并积极帮助湘赣边界各县建立县赤卫队和乡暴动队.
这些地方武装不仅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而且是正规军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
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
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到达宁冈,批评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并且将前委取消,改组为师委.
湘南特委还要求把工农革命军调往湘南支援暴动,结果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
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部队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不久改编为四个团).
在这期间,还召开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
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部队的会师,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为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
会议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明确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指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
会议选举产生湘赣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特委成立后,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
接着,湘赣边界统一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袁文才任主席.

红四军成立后,由于南方各省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井冈山根据地"进剿".
为了打退敌人的"进剿"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发展;对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割据的局面,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等.
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把红军和赤卫队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十六字诀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在同国民党军队八九个团甚至十八个团兵力的战斗中,击破了敌军第二、第三、第四次"进剿",使割据地区日益扩大.
1928年6月23日取得龙源口战斗的胜利后,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范围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以及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地区.

龙源口战斗之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又酝酿对井冈山根据地举行联合"会剿".
6月30日,受盲动主义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派杜修经为巡视员到达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
当晚,毛泽东在永新召开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认为当前统治阶级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分兵去湘南必将不利于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
会议决定报告湖南省委,不能执行向湘南发展的意见.

7月中旬,红四军兵分两路迎击湘赣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会剿".
当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团占领酃县的时候,杜修经不顾永新会议的决定,附和红军中部分宜章籍官兵欲回家乡的情绪,引导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军委也未加以有力的阻止,结果造成红军主力损失很大的"八月失败".
这时,毛泽东正在永新率领红三十一团和地方武装同敌人作战.
国民党军队发觉红军主力去湘南后,便向井冈山根据地大举进攻,结果边界各县县城和平原地区均被敌人占领.
不久,江西国民党军队发生内讧,围攻井冈山根据地的敌军相继退去.
湘赣边界特委根据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受挫的困难处境,决定由毛泽东率领红军一部去桂东迎还主力,以另一大部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
8月30日,湘赣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对井冈山地区发动第二次"会剿".
井冈山留守红军在群众支援下,凭险抵抗,打破敌人的"会剿",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9月,毛泽东率部回师井冈山,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收复边界大部分失地,巩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

1928年10月,为总结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和确定边界党的任务,毛泽东在江西宁冈茅坪的步云山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大会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以谭震林为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
11月2日,特委和军委收到中央6月4日指示信.
信中肯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
11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并管理地方党组织的工作.
11月14日至15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军委,由中央指定的朱德担任书记.
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多人,从湘鄂赣边的平江、浏阳地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
这两支红军的会师,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建立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①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根据地一年多来,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当初对于上井冈山,党内有非议;跟随上井冈山的人,也有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持怀疑态度者.
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必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予以回答.

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①中,在代表红四军前委于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②中,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这些主客观条件是:(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
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
这种分裂和战争既然总是继续不断,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就能够利用这种矛盾而发生并长期坚持下来.
(二)红色政权之所以在小块地区发生,是和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的.
这样的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就是在大革命过程中工农群众曾经发动起来的地方.
(三)小块红色区域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
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必然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红色政权不但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发展.
(四)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要紧的条件.
此外,还需要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能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

阐明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既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是该决议的第一部分.
②即《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
就全党来说,这时还没有解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

井冈山根据地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大众推翻剥削阶级的旧政权后,建立起来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如1928年1月,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等等,集中反映了劳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给井冈山地区带来崭新的面貌.
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拥有以前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利.
其次是开展土地革命,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是通过革命政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支援了革命战争.

但是,就全党来说,这时还缺乏政权建设的经验.
八七会议后,党要求各地通过暴动建立的革命政权,是以苏联的苏维埃政权为模式的.
井冈山粮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建立起来的.
在政权的阶级构成上,自然是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
但是,毛泽东很快注意到蒋介石集团并非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买办豪绅阶级的代表.
他认为,在根据地内,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拿不住中间阶级".
为此,在1928年11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提案.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到井冈山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
其一,要重视工农兵代表会.
他指出,井冈山地区的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虽然普遍建立了,但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工农兵代表会.
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负责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同时封建时代独裁专断恶习的影响在群众中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不干净,因而也就不习惯新的民主制度.
因此,要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加强代表会的建设.
其二,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他指出,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在一边,从而造成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却差得多.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工农民主政权思想,是对党正在探索中的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既有正确的内容,也有历史的局限.
这些都为以后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
第九章党为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斗争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
在如何认识这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
1927年11月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更加表明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因此,尽快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刻不容缓.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
八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题.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
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
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
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因此,在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
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六大召开前,中共中央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4月2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项英、任弼时.
会议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关系等问题.
与会者基本同意共产国际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认识到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承认中国革命形势不是高潮,革命发展不平衡,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上.
但此时中央一些领导人还没有完全认清"左"倾盲动的错误.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莫斯科后,开始进行紧张的大会筹备工作.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
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①亲自予以指导.
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正确地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
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
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他们的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②.
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
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澈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①布哈林(1888—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H.
PI.
13yxapHH.
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等职.
1937年被开除党籍,次年以"叛国罪"被处死.
1988年苏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他平反.

②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
大会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这个时期,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反革命势力超过工农.
由于帝国主义势力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在向前发展,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也在日益发展,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
为了完成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大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组织,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肃清各种错误倾向,努力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
大会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革命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统一无产阶级群众,尽可能地领导群众日常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
大会总结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
大会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
大会纠正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
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
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
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是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大会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
大会决议案在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的同时,进一步批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这种错误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其要害是放弃革命领导权.
决议案在基本肯定大革命失败后党所进行的斗争的同时,批评了"左"倾盲动错误,并着重指出,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组成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由3名委员、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审查委员会.
大会闭幕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
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①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
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以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它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
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
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
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斯大林在对中共六大的指导中,没有认识到导致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基本问题产生错误认识的,正是他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中对中国①向忠发(1880一1931),湖北汉川人.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武汉当过水手、码头工人.
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等职.
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在党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1931年6月在上海被捕叛变,随即被国民党枪杀.

社会阶级的不正确分析.
六大以斯大林的这一理论作指导,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矛盾的情况,即一方面正确地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另一方面则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
这样,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把应当争取和可能争取的广大中间阶级、阶层推到敌人一边,在政策上则容易出现混淆革命性质的"左"倾错误.

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
六大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但并没有把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真正联系起来,正确认识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而是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
因此,大会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

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
六大虽然承认当前没有革命高潮,不具备立即举行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
但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革命低潮的长期性估计不足,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到那时可以发动武装起义,夺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以至整个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
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①,影响到党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是后来六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
六大虽然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任务,但仍把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本来,由中国特殊的社会阶级构成所决定,尤其是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后,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党要坚持工人阶级先①"第三时期,,理论是1928年7月至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正式提出的关于世界革命形势和任务的理论.
"第三时期"的提法,此前出现于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
这种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被中共六大接受,写入大会的《政治决议案》.
这个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1918--1923年为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严重危机,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时期;1923--1928年为第二时期,即资本主义渐趋稳定,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的时期;1928年以后,进入第三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大规模的阶级搏斗的时期.
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必然引起战争,战争引起革命,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
为此各国党应当反右倾,实行进攻路线.
这一理论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

锋队的性质,就要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群众基础,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和途径,解决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
然而,六大却没有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
大会发展了党的八七会议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正确认识,继续片面地强调注意中心区域和城市党的发展和巩固工作,吸收广大积极的产业工人入党,建立坚强的工厂支部并健全支部的组织和生活,改变工农成分的比例,以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片面追求"工人化",要求工人要占多数.
在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41人.
六大选出的由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
第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

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后即1928年4月至9月期间,留守中央在国内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开展反日运动,同时反对英国、美国乘机加紧对中国渗透和控制,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山东、东北的权益给日本;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工人运动;整顿和发展农村工作,注意组织农民暴动;派得力人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加紧士兵运动;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及时传达和贯彻党的六大开会期间对国内工作的指示电,等等.
这些工作,对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媚外政策,争取群众,对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城市职工运动和农村斗争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留守中央对谭平山、邓演达等领导的中华革命党①采取公开方式进行斗争,是一种"左"的表现.

①通称为第三党.
该党先后改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年8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中国农工民主党(1947年2月).
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部署各地武装起义的同时,还努力整顿遭受严重打击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指导党组织转变斗争形式.
经过努力,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中央的派出机关.
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北方局,派王荷波、蔡和森到北方,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整顿顺直、山东、山西、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等地的党组织;决定由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等组成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未到职),下设军委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在周恩来等未到职前,由张太雷、杨殷等组织临时的南方局;决定设立长江局,以罗亦农为书记,负责长江流域党的工作.
在建立派出机关的同时,中共中央还派巡视员到各地,实际指导地方党组织迅速转入秘密状态.

鉴于以往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训,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好地下工作,中共中央建立起一套秘密工作制度.
192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规定党的组织形式要适应秘密环境.
5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科印发《秘密工作常识》,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秘密工作守则.
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又提出党的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党员职业化的问题.
这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其目的是利用职业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使党组织和党员能够长期埋伏,并在群众的掩护下开展工作,不断发展革命力量.

经过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努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各地党组织得到恢复和重建.
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广东、浙江、福建、顺直、河南、陕西、广西等地的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得比较快.
在山西、山东、安徽、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等地,党组织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对各项工作尤其是各地武装起义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的共产党人经过顽强斗争,逐渐从大革命失败时遭受严重打击的状况中走出来,收拢党的队伍,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
同时,逐渐学会做秘密工作,形成了一套秘密工作制度.
遭受严重挫折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斗争,又重新发展起来了.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党组织的状况与党所担负的任务还远不能相称.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不断遭受摧残.
湖北省委在1928年一年中遭受三次大破坏.
广州起义后,广东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
同年,湖南省委被两次大破坏后,在省内无法立足,只得迁往上海.
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委同中央失去联系.
保存下来的一些党组织,也存在或消极涣散,或"左"倾盲动,以及无组织无纪律、脱离群众等问题,党员中则滋长了相互抱怨和不信任的情绪.
党的六大针对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和方针.
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提出要"注意中心区域党的发展",加紧"建立地方党部",要注意发展党员队伍,努力做到党员职业化,"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

党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回国后,非常注意党的建设.
1928年9月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常委会,讨论了广西、河南两个省委的改组和充实问题.
从这时到年底,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常委会,讨论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广东、浙江、山西、云南、福建、四川、满洲、山东、陕西、顺直等省委的组织问题,对这些地方党组织的改组、重建、充实,作出切实可行的指导.
中央还派周恩来等到顺直、江苏,处理久拖不决、十分棘手的顺直问题①和江苏问题②,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问题顺利得到解决.
经过不懈努力.
党的组织①1927年4月李大钊遇难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长期不能打开局面,问题越积越多,党员干部思想出现混乱.
1928年1月,顺直省委改组.
由于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致使省委发生分裂,直隶省的部分党员在正定地区组织了第二省委.
同年7月,顺直省委再次改组后,唐山、遵化、玉田、乐亭四县的一部分党员干部又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的省委.
许多人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落伍,7月以后的省委应该取消,由中央专门组织特委,处理顺直问题.
由于顺直省委管辖的范围较大,所以它出现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的开展.
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到顺直巡视,解决问题.
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对顺直问题作出总结.

②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其工作管辖范围包括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和南京等重要城市.
1929年1月3日,向忠发、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中央兼江苏省委.
会上虽有不同意见,最后仍作出合并的决定,但没有通知江苏省委.
1月中旬,周恩来从顺直回到上海后,认为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
经过工作,原来坚持合并的向忠发、李立三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但政治局原来的决定已传到江苏省委.
他们认为这是中央对江苏省委不信任,遂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省委将一概拒绝.
一些人还进行违反纪律的活动,使事态严重起来.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到1月下旬,问题得到解决.

有了较大发展.
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增加到6.
93万余人,产业工人支部达到近百个.
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已经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涣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并已建立了组织上的相当基础","主要的城市支部在群众中渐能起领导作用".
到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人数已达到12.
23万余人.
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基层党的支部也有了很大发展,仅产业工人支部即增加到228个.

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斗争的开展党的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城市中党的秘密工作加强了指导,强调党的工作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等.
这些指导意见和措施的实行,有利于处在困难境况下的各地党组织和群众斗争逐步得到复兴.
这集中表现在工人运动方面.

中共中央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
为加强中央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设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健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
中央政治局将指导上海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决定派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参加江苏省委,并组织以周恩来为首的巡视上海工作委员会和以项英为首的全国总工会巡视上海工运委员会.
中央在对各地工人运动的指导中,注意纠正"左"的倾向,贯彻党的六大关于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精神.
在策略指导上,强调要重视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应注意运用正确的策略.
在组织形式上,强调要加入黄色工会,争取群众.
为了争取群众,提倡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和能够利用的合法条件.
由于中央重视,党的六大路线和工运策略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得到贯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经受沉重打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突出表现,是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
1928年发生的济南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无比愤怒.
惨案发生后的一个时期内,许多城市的工人群众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禁止,纷纷开展抵制日货以至罢工等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
在上海,各工会召开代表大会,提出严正的反日要求,并开展颇有成效的抵制日货活动.
在长沙,海员和码头工人积极参加湖南全省的对日绝交运动和持续半年之久的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大金码头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汉口,日本租界和日资企业的工人8000余人,为抗议驻汉口日本海军陆战队炮车撞死中国人力车夫而举行的罢工坚持半年之久,迫使日本领事答应道歉、赔偿等条件.
在山东,积愤已久的青岛日商纱厂2万余工人,在1929年6月举行为时四个月之久的反日大罢工.
席卷全国的反日斗争,是自五卅运动以后又一次规模宏大的反帝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各地工人争生存的斗争增多,而且这种斗争取得胜利或部分胜利的比例有所增加.
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和革命工会在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1928年下半年,上海发生的94起罢工中,由资本家方面引起的占32%,由工人反抗引起的占60%.
斗争结果,工人完全胜利的占25%,相当胜利的占19%,失败的占13%.
从工人罢工的实际结果看,贯彻党的六大的工运策略,也取得了成效.
例如,1928年10月,上海邮务职工为改善薪津举行的大罢工取得胜利.
这次斗争震动上海,波及全国.
1929年4月,唐山开滦五矿10多万名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举行大罢工,迫使矿方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
10月,武昌福源纱厂等工厂的工人先后举行数十次反抗资本家和当局压迫的斗争,推动了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复兴.
特别是1930年6月上海法电工人持续57天的大罢工,利用合法手段,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最后取得了胜利.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再一个表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有所恢复,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深入工人群众中做组织和发动工作.
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派常委分赴各中心城市和铁路、煤矿、海运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帮助建立工会.
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4万人.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斗争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左"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从总体上看,工人运动的规模不是很大,斗争取得完全胜利的不是很多,工人斗争还带着明显的防御性质.
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仍然很弱小,远没有实现党的六大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目标.

这时,农民的抗租、抗粮、抗税等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已有的专门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特科的领导.
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的中央特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作为这方面工作的决策机构.
特委下设特科,执行具体任务.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委在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党的六大以后,党还与陈独秀等人同中国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结合而成的托陈取消派进行了斗争.
中国托派的最初来源,是直接受到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少数中国留苏学生.
他们中的一些人于1927年底和1929年先后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大力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
虽然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和战略策略的认识,则是错误的.
他认为,在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由于没有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不应当组织红军,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工农苏维埃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关税自主,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和工厂,准备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这一看法,得到陈独秀的认同.
这是陈独秀参加中国托派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停职而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
回到上海后,他一面按照中央的要求,经常写一些文笔犀利的杂文,以"撒翁"的笔名发表在党的刊物上,揭露鞭挞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关注当前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
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但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的,自己是被迫执行,共产国际应负主要的责任.
因此,他对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把大革命过程中的错误和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十分不满.
应当指出,对于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不承担应有的责任,而把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是不适当的.

1929年春,当陈独秀、彭述之看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件时,引起思想上的共鸣,认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分析是公正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陈独秀等接受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强调建立人民军队,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土地革命,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严重的"左"的错误.
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已处于低潮.
他对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同其他党派合作的"左"的纲领和策略,也不赞成.
但是,陈独秀对革命形势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
他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起义的方针,认为在革命低潮形势下只应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主张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尤其不可存有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只应偏重于经济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等.
显然,这些观点是错误的.

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性质及革命性质、任务、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陈独秀反对党的六大路线,提出了同党对立的主张.
1929年8月至10月,他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关系转变的特征,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而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到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已经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无产阶级应待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他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取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观点.
他还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民主革命已经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无产阶级只能进行以召集"国民会议"为总的政治口号的合法运动.
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否定了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
陈独秀在中央对他的信件未作出答复以前,便将这些信件经过彭述之等在党内散发,鼓动一些人起来反对党的路线,并且秘密进行小组织活动.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号召全党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在思想上、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并决定将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采取教育方法进行挽救.
10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对陈独秀等人的取消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批判,要求他们立即解散党内的托派小组织,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和活动,并给予参加者以组织上的制裁.
但是,陈独秀等人不接受党对他们的多次教育和挽救,不接受中央指派的工作,并且公开反对六大路线和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继续进行宗派活动.
为此,中共中央在11月15日作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公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
12月15日,陈独秀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托陈取消派纲领).
到1931年5月,几个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派、"战斗社"派等)在上海联合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或"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
由于托陈取消派的主张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就陷于分裂和瘫痪,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毛泽东、朱德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会剿"后,井冈山根据地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这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在朱培德、何键、金汉鼎的指挥下,以六个旅3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
同时,加紧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红四军不仅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而且经济十分困难,再次面临建军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1929年1月4日,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柏露村主持召开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县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议讨论反"会剿"的部署,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以便解决由于敌人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以内线和外线相互配合的办法打破敌军的"会剿",保卫和发展根据地.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
由于脱离根据地作战,没有地方党组织的接应和群众的配合,红四军处境非常困难.
首战大庾(今大余)失利后,再战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皆失利.
2月10日大柏地一战,红四军激战近一昼夜,至11日下午歼灭尾追之敌大部,俘敌800多人,取得战斗的胜利,从而改变了下山以来屡战屡败、被动挨打的局面.
不久,红四军在吉安的东固根据地与李文林、段月泉等分别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
这时,红四军得知井冈山已被敌人占领,原定内外线配合打破敌人"会剿"的计划已无法实现.
鉴于这种情况,红四军遂于2月下旬经广昌、石城等地向闽赣边界挺进.
3月,红四军第一次进入福建省境内,消灭地方军阀郭凤鸣旅,乘胜进占长汀县城,并成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
3月20日,前委决定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
4月,红四军由福建回师赣南,先后进占瑞金、雩都、宁都、兴国等县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初步打开了局面.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朱德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于2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写来的信.
由于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估计不足,对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中央在信中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人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以免"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
4月5日,红四军前委复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主张利用蒋桂两派军阀争夺江西的时机,积极进取,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
前委在信中还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后来由于蒋桂战争爆发,中央改变了二月来信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见.

1929年5月至10月间,红四军乘福建军阀到广东参加粤桂战争造成闽西空虚的时机,先后两次进入闽西,歼灭当地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
这时,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也有很大的发展.
11月,罗炳辉(共产党员)率领国民党吉安靖卫大队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
到1930年春,包括兴国、雩都、宁都、瑞金、赣县、安远、寻邬、信聿、南康等县的赣南根据地和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0年3月,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曾山、邓子恢分别担任政府主席.
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和闽西的红十二军及赣西南的红六军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接着又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
后来,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二十军和红二十二军也划归红一军团建制.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
湘赣、湘鄂赣根据地的开辟湘赣根据地是在井冈山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红五军在彭德怀指挥下进行井冈山保卫战.
在优势敌人的四面包围下,红五军被迫突围,前往赣南与红四军会合.
留在边界的工农武装力量在朱昌偕、何长工、宛希先等领导下,坚持与敌人斗争.
5月,红五军重返湘赣边界,与地方革命武装一起开展武装割据.
至年底,在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泰和等县恢复和重建了革命政权.
1930年1月,中共赣西特委成立,江西红军组成红六军(不久改为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刘士奇.
在赣西革命斗争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湘东各县革命斗争也有较大发展.
经过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湘东和赣西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1年10月,湘赣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以王首道为书记的省委和以袁德生为主席的省苏维埃政府.
至此,湘赣根据地形成.

在湘鄂赣边,1928年11月,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部队主力转往井冈山后,黄公略率红五军一部留在边区,坚持游击战争.
到1929年四五月间,将割据区域扩大到浏阳、平江、铜鼓、修水、万载等县.
8月,由湘赣边返回的彭德怀部红五军与黄公略部会合,共同开展边界的武装斗争.
到1930年四五月间,红五军已发展到5000余人,在湘东北的平江、浏阳,赣北的修水、铜鼓、万载,以及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的广大地区,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根据地.
6月上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五军第五纵队同鄂东南根据地的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八军,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任政治委员.
同月,彭德怀、滕代远根据中央的命令,在湖北大冶宣布成立红军第三军团,下辖红五军和红八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随后,由湘鄂赣边独立师和一部分游击队组成的红十六军,也划归红三军团建制.

湘鄂西、鄂豫皖根据地的开辟湘鄂西根据地主要由湘鄂边、洪湖根据地组成,后来还包括巴(东)兴(山)(秭)归和襄(阳)枣(阳)宜(城)根据地.
1928年春,周逸群、贺龙在湘鄂边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武装力量逐步得到发展.
在此基础上,中共湖南省委为加强湘西各县的统一领导,决定将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并于1928年7月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
随后,将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湘西前委也改为湘鄂西前委.
1929年1月,贺龙率领红四军攻占鹤峰县城,6月攻占桑植县城,分别建立县委和县、区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迅速打开局面,逐步形成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位于武汉、沙市之间的洪湖地区,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较好,地理位置重要.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鄂中、鄂西两特委曾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6月,周逸群从湘鄂边回到洪湖地区,担任重建的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
1929年2月,党的六大决议传达到鄂西.
鄂西特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总结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反"清剿"的胜利,使被分割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
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将段德昌为师长的红军中央独立师扩编为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因病离职,由旷继勋继任),周逸群兼任政治委员.
红六军成立后,先后攻占沔阳、潜江、石首、华容等城镇,建立各县苏维埃政权.
4月,建立管辖沔阳、潜江、监利、石首、华容、江陵六县的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创建了洪湖根据地.

7月,湘鄂边的红四军在湖北公安与红六军会师,组成红军第二军团(红四军同时改称红二军),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并组成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
全军团约1万人.
随即,湘鄂边、洪湖两块根据地形成湘鄂西根据地.
9月间,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任书记,并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
同时,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此外,鄂北的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和鄂西的巴东、兴山、秭归地区的中共地方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战争.
到1930年夏,建立起襄枣宜根据地和巴兴归根据地,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鄂豫皖根据地,由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组成.
湖北黄麻起义建立的鄂东军,于1928年初在黄陂县木兰山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
几个月后,开始创建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
从1928年开始,建立革命政权,第七军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
1928年10月,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组建鄂东特委,以王秀松为书记.
10月,鄂东特委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向中央建议把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区,以创建整个大别山区域的武装割据局面.
1929年5月,中共鄂东北特委成立,徐朋人任书记.

1929年5月初,鄂东特委派吴光浩等到商(城)南参与领导起义.
5月6日,商南起义爆发.
由起义武装组成的红三十二师打退反动武装的多次进攻,初步建立了豫东南根据地.
1929年秋,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准备在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组织农民起义.
从11月8日起,在六安县委领导下,舒传贤等在安徽六霍地区组织农民、士兵起义.
1930年1月,成立红十一军第三十三师.
4月,红三十三师在红三十二师的配合下,一度袭占英山,两次攻克霍山县城,初步建立皖西根据地.

1929年6月下旬,鄂豫两省国民党军队发起对红三十一师和鄂豫边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红三十一师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打破敌人的"会剿".
接着,国民党军队又组织对鄂豫边和豫东南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会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摧毁两个根据地.
红三十一师和红三十二师紧密配合,接连粉碎敌人的两次"会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1929年11月20日,中共鄂东北特委召开鄂豫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以徐朋人为书记的鄂豫边特委.
12月,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以曹学楷为主席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和以徐向前为主席的鄂豫边军事委员会.
至此,鄂豫边根据地形成.

1930年4月,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个地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2月和3月的指示,组成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员会,并将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
同年6月,召开鄂豫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任主席.
10月,由阳新地区北渡长江转战到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红八军第四、第五纵队,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红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
这样,就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

其他根据地的开辟党的六大以后,其他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农村根据地随之逐步扩大.
在赣东北,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后,依靠群众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把武装斗争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结合起来,推动红色政权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建立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和赣东北根据地.
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多次"进剿"后,到1929年下半年,赣东北根据地发展到弋阳、横峰、德兴的大部分地区和上饶西北的部分地区,同新开辟的贵溪、余江、万年等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同年10月,在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召开第一届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信江苏维埃政府.
此前,在赣东北红军斗争的影响下,1928年9月,闽北崇安农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起义.
1930年2月成立闽北红军独立团,后进入赣东北根据地.
1930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原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的基础上,成立红军第十军,周建屏任军长,吴先民、胡庭铨先后任代理政治委员,胡庭铨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8月1日,成立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
随后,根据地扩大到闽北、浙西等地,形成闽浙赣根据地.

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于1929年12月11日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
接着,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
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王逸任主席.
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百色、恩隆、东兰、风山、奉议、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平果县)、隆安、向都(今属天等县)等县区,也相继成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并同左江根据地一起,称为左右江根据地.
不久,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红八军遭到失败,左江根据地丧失.
红八军余部经过艰苦斗争,与红七军会合,编人红七军.

在广东东江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兵力强大和党组织的领导中的盲动错误,革命斗争在1928年5月曾遭到失败,少数人员转移到附近的八乡山等山区坚持斗争.
从1929年春开始,革命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
同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后,占领海陆丰乃至东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陆续调走,中共东江特委乘机把分散活动的革命武装集中起来,相继建立红军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二团,开展游击战争.
随后在五华、丰顺、揭阳交界的八乡山和潮阳、普宁、惠来交界的大南山等地区建立根据地.
1930年5月,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以陈魁亚为委员长的东江苏维埃政府.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上述红军各团编组成以古大存为军长的红军第十一军,主力达3000多人,各种群众武装达2万人左右.
在根据地内,群众也广泛地发动起来,进行了土地革命.

在海南岛,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红军转移到母瑞山地区后,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在琼崖特委遭到敌人多次破坏后,于1929年下半年成立琼崖临时特委,红军恢复发展为独立团.
1930年4月,召开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重新成立以冯白驹为书记的琼崖特委.
新特委成立后,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海南岛兵力空虚的时机,广泛发动群众,有力地打击地方反动武装.
红军发展为独立师,并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

在川东地区,以王维舟为书记的中共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万源、宣汉两县边界的农民于1929年4月下旬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川东游击军,随后逐步形成了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在浙南,1928年6月至1929年5月,党组织先后在永嘉、瑞安、平阳等县举行过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形成了一支工农武装.
1930年春,中共中央派金贯真回浙南组织特委.
5月,组建了红军第十三军.
随后,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红十三军遭到严重挫折而失败,余部分散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在苏中,(南)通海(门)如(皋)泰(兴)起义失败后,当地党组织于1929年2月在南通东五区建立游击队和小块游击根据地.
6月,如皋、泰县的党组织建立了革命武装.
同年秋,在中共通海特委的领导下,游击区军民粉碎南通、海门等六县反动武装的"包剿",游击队和农民自卫武装发展到2000余人.
1930年4月,成立红军第十四军,7月在对敌人发动进攻作战中失败.

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
这些地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占优势的仍是沿用旧的耕作方式的小农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
群众中大多数人不识字,封建的家庭组织和迷信习俗很普遍.
有些地区还有带浓重的流寇思想和游民习气而啸聚山林的绿林武装.
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既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使它的存在和发展遇到很多不易克服的困难.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创建红军和红色政权,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经过艰苦的战斗,使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起来.
红军战争已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四、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海陆丰、井冈山等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
土地革命最早在海陆丰根据地开展起来.
1927年11月,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人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11月13日,在陆丰召开的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没收土地案》,决定立即开展土地革命.
苏维埃政权采取没收一切土地,统一分配的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
广大翻身农民把标志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地契付之一炬.
到1928年1月14日止,仅海丰县即烧毁地主田契47118张,租簿58027本.
到同年2月,海丰县没收和分配的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80%,陆丰县占40%.
海陆丰的土地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如不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是没收一切土地,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提出"把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对资本家和地主不加区别,一律打倒;主张把一切反革命杀得干干净净;规定"不革命不得田",等等.
不讲政策、四面出击的结果是树敌过多,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最终孤立了自己.

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是开展得比较早,也是开展得比较好的.
1928年春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6月以后全面展开.
起初,采取土地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办法,以乡为单位,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后又按照中央的指示,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
这种办法体现了反封建的彻底性,但存在侵犯中农利益,使中间阶级受到打击的问题,结果导致中间阶级反水,根据地经济萧条.
毛泽东很快发现问题,改变"左"的政策,逐步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错误,使井冈山的土地革命得以顺利开展.
同年12月,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农民分得土地的神圣权利,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但是受中共中央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问题的第三十七号通告的影响,并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这部土地法也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如,在没收问题上,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只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规定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禁止土地买卖.

随着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这个地区的土地革命得以迅速开展.
根据党的六大精神,1929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①.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
同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要没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没收其土地",也"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还规定:"分田时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可重新瓜分妄想平均以烦手续.
"会后,在很短的时间内,闽西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等县纵横300多里的地区,解决了50多个区5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使60多万人得到土地.
1930年2月6日至913,在江西吉安县陂头村,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红六军军委举行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批评一些地区实际上不开展分田斗争的右倾错误,提出一要"分",二要"快";批评一些地区按耕作能力和劳动力分配土地的做法,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
会后,赣西南地区即全面开展分田运动.
到1930年上半年,安福、莲花、永新、宁冈、吉水、兴国全县以及永丰、泰和、万安等县的部分地区都分配了土地.

与此同时,其他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赣东北地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开展"废债分田"的土地革命运动.
广大农民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和封建祠堂的土地,并焚烧契约.
1929年10月113至313召开的信江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了分配土地的办法:(一)以全部田亩50%按人口、50%按生产成员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手工业工人本该不分田,但因战争时期,泥木工无工可做,所以亦应准其分田,雇工一律分田;(三)兵士、工作人员、孤老残废一律照人口分田.

湘鄂西地区,1929年1月鹤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公布《耕田农有法令》,焚毁地主田契文约,实行土地革命.
同年12月召开的鄂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①这里所说的"公共土地",是指祠堂、宗族所有的土地.
这些土地实际上也是被封建地主所控制.
通过《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后,洪湖地区的监利、江陵、石首等县分配了土地.
1930年10月,湘鄂西特委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和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革命法令》,明确要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并提出具体标准.
如规定虽"兼雇用少数工人耕种",但其土地数量与其人口需要刚刚相符者,"仍不失其为中农,不能因其少有余裕便认为富农".

鄂豫皖地区,黄麻起义后建立的革命政府,一开始便提出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保护商业贸易等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
1928年秋,中共鄂东党组织讨论关于没收、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抗租、抗税、抗债等斗争.
同年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逐步展开.
1929年6月,鄂东北特委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制定《临时土地政纲》;12月初,鄂豫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群众运动决议案》;12月底召开的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又通过《土地政纲实施细则》.
这些文件规定:没收和分配土地时,不得侵犯自耕农利益,要联合中农,"应切实运用各种策略防止无原则的妨碍中农利益";对富农只分配其"剩余的土地";要保护商业,对中小商人和富农的经济不能妨害;分配土地应采取人口与劳动力兼顾的原则.
此后,豫东南、皖西根据地相继开展了土地革命.

湘鄂赣地区,自1928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开展土地革命.
采取的方针是没收一切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
党的六大后,将上述方针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在土地革命中,实行以贫农为中坚,联络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
对于小商人,采取完全保护的政策.
在分配耕地的办法上,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这个地区的多数地方实行"分耕制"①,有的地方实行"共耕制"②.
前者农民比较满意,后者脱离农民的要求.
1930年春,"共耕制"不再推行.

广西的右江地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就在较有群众基础的东兰、凤山进行土地革命试点.
1930年5月,右江苏维埃政府制定《土地法暂行条例》.
随后,东兰、凤山、凌云等县基本上完成了分配土地的工作.

①"分耕制",即将没收的土地,按人口或劳动力标准分配给农民,由其自行耕种经营,收获归己.
②"共耕制",即将没收的土地,由苏维埃共耕委员会管理,"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农具和牲畜等均为公用.
广东的琼崖地区,土地革命以东四区为中心开展起来.
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农民斗争从烧田契、斗土豪,发展到分配土地的阶段.
土地革命政策的发展适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在变革土地制度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作为新的时期党领导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但对怎样进行土地革命,并没有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只是作了若干原则的规定.
各根据地在最初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即感到八七会议确定的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政策很难实行.
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准确区分大、中、小地主的标准,而且中国南方农村大地主很少,如执行小地主土地不没收的政策,则许多地方的土地革命无法进行.
所以,各地在实践中多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归公有"的政策.
在土地分配上,多采取按人口平分的政策.
个别根据地如海陆丰,还提出分配时要考虑土地的肥瘠.

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愤恨,也由于缺乏经验,根据地初期的土地革命多发生"左"的倾向.
如没收一切土地,严重侵害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暴动烧毁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村庄,杀尽土豪劣绅.
这些做法,妨碍了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分配给农民耕种,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主张极端严厉无顾忌地杀尽豪绅反动派,甚至提出要反对小资产阶级(店东、小厂主、小商人).
这些"左"的政策,给初期的土地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党的六大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将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一切土地的政策,提出要联合中农,区别对待富农使之中立,保护工商业,并肯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
尽管在六大确定的土地政策中,土地所有权问题没有解决,仍主张土地公有,农民只有使用权,但上述基本正确的政策,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推动土地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党的六大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随着各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全党对土地分配政策的探索取得新进展.
如在赣南、闽西根据地,提出分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
但是,在如何对待富农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探索上,则出现较大的曲折.
在一段时间里,各地贯彻六大确定的中立富农的政策,但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批评中共六大及其后提出的"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和"联合富农"的口号,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要求加紧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
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在对待富农问题上有错误,要加以切实的纠正.
此后,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中,反富农成为一个重要内容.
各根据地贯彻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没收富农土地、废除富农债务等政策.
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中央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坚持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

到1930年秋以后,各根据地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仅没收、分配土地的对象和具体办法比以前明确,而且长期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
1930年9月,周恩来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时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
"他还批评了"在经济方面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杀尽富农"的"左"的错误,指出在目前这样做,会"更加要动摇中农".

六届三中全会后,各根据地贯彻会议精神,开始纠正一些过左的政策和做法.
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1931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发出的第九号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必须使广大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
2月27日,毛泽东根据这一精神和自己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一封信,指示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
"租借买卖,由他自主.
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
3月至4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闽西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分别发布文告和作出决议,正式向广大农民宣布"土地归农民所有,任其出租买卖"的政策.
1930年10月湘鄂西特委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明确规定:"土地国有,此时只是宣传口号,而不是实行口号,所以,土地不禁止买卖.
"在对待富农问题上,湘鄂西特委的大纲区分中农与富农,强调要保护中农利益,规定"中农土地不动",对富农只没收"所余出佃的土地".
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发布的《土地革命法令》也明确规定:"没收富农所余出租的一部分土地","不禁止雇佣耕种".

在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
然而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上,从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以后,又出现一些"左"的错误.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阶级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
毛泽东在1930年10月写的《兴国调查》中指出: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的田被分了,他们当中的反革命首恶被镇压了,也有的跑了,留在村里的地主及其家属则分了田,革命政府仍给他们留有生活出路;贫苦农民"取得了政权";贫农"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中农也"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他们"在乡区两级苏维埃中担负工作的,约占百分之四十".

其次,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如闽西根据地1929年分配土地后,1930年早稻就获得好收成,龙岩、连城的产量比上年增加两成,上杭、长汀比上年增加一成.
鄂豫皖根据地分配土地后,1930年英山县水稻亩产增加二三成,有的甚至达到五成,出现了"赤色区米价一元一斗,白色区一元只能买四五升"的情况.

其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苛捐杂税的废除,农民生活很快得到改善.
1930年10月7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土地革命后,农民"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添置衣服、被子、蚊帐和一些农具,特别是大部分人讨老婆没有困难了.

其四,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
他们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因而积极地从事各项工作,参加红军或支援前线.
例如,在江西兴国县,23岁至50岁的翻身农民基本上都参加了赤卫队.
各乡通常有一个八九十人的赤卫大队,其主要任务是放哨,有时也配合红军作战.
16岁至23岁的参加少年先锋队,任务与赤卫队大体相同.
8岁至15岁的少年儿童参加劳动童子团,任务是"放哨"、"检查烟赌"、"破除迷信打菩萨".
每乡还有一个连的工人纠察队,并从赤卫队、少先队中挑选精壮勇敢分子组成红军预备队.
它们的任务是"有事调集出发打仗",并且随时"听候调遣编人红军".
这样,就使得红军战争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
在湘鄂西根据地,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后积极参军参战,沔阳姚家河600多人中,有140多人参加红军、赤卫队和游击队.
鹤峰城关各乡原来只有赤卫队员100多人,土地革命后迅速增加到500多人.
在湘鄂赣根据地,从1930年9月到1931年3月,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
翻身农民以实物上缴的土地税,解决了红军的军粮问题.
他们还经常以粮、肉、鸡、鸭、布草鞋、香烟等物品慰劳红军.

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
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解决办法是不同的.
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土地纲领是不坚决、不彻底的.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曾在1930年9月提出过一套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方案与程序,主张立即颁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办法是发行50年长期土地公债,将最高额以外的私人土地和公共团体的土地收买为国有,而后分配于耕作的农民.
但它不可能把这种主张付诸实行.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则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力掩盖中国存在土地问题的实质.
蒋介石曾说:"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
"①国民党有时口头上也讲"耕者有其田",但并没有真正实行.
因此,只有坚决地制定和执行革命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努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农民和土地革命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得农民迅速地分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两种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起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得以坚持和发展,主要的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

①《蒋委员长对于解决土地问题意见》(专载),《地政月刊))(1933年)第1卷第11期,第1564页.
五、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制定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必须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能否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在农村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曾经走过艰难的道路.
这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随着白色恐怖下城市斗争的受挫和农村革命斗争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据1928年党的六大时统计,党员成分为农民占党员总人数的76.
6%、士兵占0.
8%、知识分子占6.
9%、其他成分占4.
8%,工人只占10.
9%.
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工人党员占党员总人数的比例又减少到7%.
党员成分的这种新的构成,在红军中尤为突出.
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另外还有受革命影响的北伐军官兵以及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官兵,他们原先大多数也是农民.
红军中还有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
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
2%.
在这些党员中,有工人310人,占23.
4%;农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
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
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活动,必然要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地妨碍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

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障碍主要来自共产国际.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与工人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共产国际领导人从这一世界各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般原理出发,指导中国党的建设.
他们批评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甚于重视工人,担心中国党长期在农村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变成农民党.
因此要求中国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片面强调加紧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提拔工人出身的党员到领导岗位.
从当时党的实际状况看,共产国际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办法却解决不了中国党的问题.
因为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革命的中心在广大农村,共产党要大发展,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是不可避免的.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坚持八七会议以来强调工人成分的片面认识.
面对农民出身的党员已在党员总人数中占绝大多数这个现实,中共中央拿不出解决办法,只是反复强调要发展工人党员.
直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依然认为,党的主要弱点是无产阶级基础还不宽广,重工业工人中党的发展极弱,支部生活多不健全,从斗争中吸收进来的积极分子还不多见,党的干部缺乏尤其是工人干部缺乏.
中共中央认为只有在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
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要在中国社会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要求,探索出解决党的建设的新办法.
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的.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感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①到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重.
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曾力图加以纠正.
但红四军党内部分领导干部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毛泽东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
而有些同志由于经验不足和受旧军队思想的影响,忽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司令部对外"和提高军官权威,主张取消士兵委员会;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主张进行"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认为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实行"家长制",主张事无巨细均应交下级讨论后才能作出决定,等等.
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
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争论的问题.
但他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
大会在中央并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未指示改组前委的情况下,改选了前委.
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
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
这次大会没有正确解决红四军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果是不好的.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
陈毅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①.
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
由于认识不一致,会议未获结果.
许多人对现状不满,要求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复职.

还在红四军党的七大结束时,前委即将大会决议及其他有关文件上报中共中央.
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后,立即觉察到红四军领导层分歧的严重性.
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问题,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
8月20日,指示信写成并发出.
信中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几个主要的原则问题提出明确意见,明显地赞同毛泽东的观点.
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并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这封指示信是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

九月来信详细地分析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总结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说明了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指示信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指示信分析红军党内的状况,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指示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①《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6日.
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
中共中央的这封指示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对红四军领导人有所批评,但是强调了团结,要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陈毅带着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作了传达,随即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
11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并在闽西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为这次大会主持起草决议案.
陈毅参加了决议案的起草工作.

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
大会由陈毅主持.
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指示信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
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把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具体化,而且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发展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
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阐明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些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
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即"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决议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批评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等错误观点,依据中央提出的政治工作"是红军中政治命脉"的原则,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政治教育.
决议还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办法.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决议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为了有效地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决议提出要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和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
决议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并提出了加强各级组织的工作等要求.
为保证党员的质量,决议提出了以后发展新党员的条件:(一)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
(二)忠实.
(三)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四)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五)不吃鸦片,不赌博.
新党员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

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最后选举产生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古田会议所做的努力,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
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艰难的探索,到1930年的上半年,逐步地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他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初步的说明.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并且"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①.
武装斗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特征,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总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其统治的.
在这里,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共产党不可能经过合法斗争来教育群众,积蓄革命力量.
党要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中国革命战争主要是在农村区域进行的.
由于敌人十分强大,红军极为弱小,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曾有人对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作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②.
6月,共产国际领导人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61、760页.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报告,仍认为中国党应以城市为中心,反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红军走州过府、流动游击.
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主张以城市为中心.
即便是正在农村从事武装斗争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是逐步地认识清楚的.
1928年5月、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且对于中国农村区域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论证,从而给予从事农村斗争的同志以重要的理论武装,使之增强了建设农村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这时他还没有形成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并且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根据地的.
在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的实践中,特别是从1929年到1930年,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此时,农村游击战争已经广泛地发展,并且有力地显示出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而城市斗争则始终处于困难的境地.
实践表明,中国革命要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
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探索并总结经验,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毛泽东阐明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
他在1930年1月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①中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指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他批评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重申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复中央信中提出的中国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
他总结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执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①即《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
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
他着重地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

毛泽东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乡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应当成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而且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
由此也就决定了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地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当然,着重于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
相反,如果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也达不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如果不承认中国革命首先应以乡村为中心,那就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是放弃革命斗争去同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妥协;或者是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
这两种选择的性质虽根本不同,但其结局是相同的,那就是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
它反映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正确地认识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创出来的.
走这条道路,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
比如,1930年5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就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批评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

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①,深刻地阐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
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为了洗刷唯心精神,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
因此,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坚持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是一致的.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他号召人们:"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革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必须认真地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独立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了这样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①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199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
第十章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和红军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及纠正从1929年到1930年,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在国内,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
1929年三四月间,爆发蒋介石对桂系李宗仁的蒋桂战争.
此后,又爆发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派之间的剧烈斗争;张发奎、俞作柏联盟的反蒋斗争;唐生智、石友三联盟的反蒋斗争.
反蒋势力的这些斗争失败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从1930年1月开始磋商,于3月达成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盟,并着手做反蒋战争的准备.
5月上旬,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的三个战场,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战争.
这次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双方共投入兵力100万人以上,总耗资达5亿元,波及中原和华南广大地区.

本来,北洋军阀的覆灭和东北"易帜",实现了表面上的全国统一.
但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征之一的军阀政治,其基本特点是以军队私有为基础,形成军阀割据.
这种特点,必然不断引发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的战争.
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建立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中央军"和各杂牌军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并日益尖锐化.
各派军阀特别是蒋、桂、冯、阎四大派系,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除争夺地盘以外,它们之间的争斗主要地表现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权的争夺.
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发生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
此外,中国的各派军阀都是以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为背景的.
因此,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和斗争,必然直接导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和军阀之间的混战.
只要各帝国主义国家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

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
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
在城市,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
从总体上说,革命斗争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败时有明显的好转,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更没有形成中国革命的高潮.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它们对革命势力的防范还很严密.

在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空前的经济危机,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
这些国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迅速增长.
但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并未临近崩溃,也没有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形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本应正确认识形势,抓住有利时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然而,这时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势发生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
他们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
一些比较系统的错误主张,主要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提出的.
因此,这次"左"倾错误,史称"立三路线".
1929年底,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争论.
在争论无法解决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
1930年3月初,周恩来前往莫斯科.
在这期间,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的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

早在党的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已经提出一个准备以夺取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武装总暴动方案.
这一方案实际上是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依据的.
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来多次含有"左"倾错误主张的指示信和决议案.
特别是10月26日的指示信,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提出城市工人要准备总政治罢工,红军斗争应统一起来.
指示信认为盲动主义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重申要首先反对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即"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
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主张,对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都有影响,特别是为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其错误的形成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
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对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全国的群众斗争"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
根据这种估计,通告规定党的"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应是汇合各种斗争,"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
通告指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
4月、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此又作出具体的计划和部署.
在这个过程中,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观点.

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爆发后,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
于是,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
决议还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国革命将会在这一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

在对革命形势所作的这种错误估量的基础上,决议认为当前党已经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了,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
决议机械地搬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

决议虽然承认在农村中组织红军是必要的,但认为红军的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因此"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
并要求红军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实行大规模进攻战.

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转变问题的看法,也回到已被党的六大批判过的"不间断革命"的错误认识上.
决议虽然承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然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又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就不但要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企业、工厂,"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同时,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
决议指出:"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

李立三等在上述错误思想主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7月间,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
同时规定:红三军团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逼武汉;红一军团进取南昌、九江,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红二军团、红一军相互配合进逼武汉;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

各地红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立即采取军事行动.
7月下旬,红三军团在平江反攻作战胜利的态势下,于27日乘虚攻占长沙.
李立三等得知这一消息后,更加认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以至夺取全国胜利的目标很快可以实现.
"左"倾错误由此又有了发展.
8月初至中旬,李立三等在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的V1号下,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等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停止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提出"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的数十万中国工人应迅速武装,"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提出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也应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的反动派.
李立三等人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
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的捕杀①.
在一些农村,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少数人发动的军事冒险暴动都失败了.
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曾受到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比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
他认为中央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进攻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罢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离开党的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
他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为此一直遭受打击.
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一些"左"的指示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
在不得不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时,他们采取措施,尽力使红军少受损失.
1930年6月,红一军团按照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自汀州向南昌开进,当到达南昌附近时,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地区做群众工作,休整待机.
8月初,红三军团已从长沙撤出.
为援助红三军团,8月20日,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三个团又一个营,毙其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
8月23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遵照中央指示并经总前委多数同志同意,于9月再度攻打长沙不克.
毛泽东当机立断,因势利导,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
部队到达袁州(今宜春)后,毛泽东说服前来传达回攻长沙指示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取得他的支持,决定既不回攻长沙,也不攻打南昌,而是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
10月4日,红一军团在红三军团的配合下打下吉安,后又占领附近许多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红军在①例如,1930年6月至10月,中共南京市委和市行委委员有6人被捕,3个区委的干部全部损失,15个支部全部被破坏,100多名党员被捕,近百名党员被杀害,造成南京党组织的第六次大破坏.

赣西南控制的地区一时扩大到30多个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4万人.
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抵制.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因此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
本来,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上,李立三的观点同共产国际是一致的,但是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对当前直接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他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和低估敌人的力量,以及停止党、团、工会的独立活动等,都是错误的.
1930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7月23日,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虽然仍有很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左"的观点,但改变了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指示信中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暂时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还不能够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
议决案强调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要性,指出要把发展红军和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作为党的"第一等的任务",实际上是对李立三不重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观念的批评.
议决案还批评了根据地的一些"左"的政策,如禁止土地买卖、实行集中供给和限制对内贸易等.
这些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在这个议决案通过的当天,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①.
7月下旬,共产国际决定让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贯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七月扩大会议的决议,纠正李立三等的错误.
8月中下旬,他们相继到达上海,开始采取措施,停止执行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

瞿秋白、周恩来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
特别是周恩来,向李立三、向忠发等全面分析形势,阐述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强调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使他们对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
周恩来等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准备了条件.

————————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
到会的有中央委员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其他代表20人.
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
会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
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七八月间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决议,通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
又因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牺牲,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审查委员.
这次补选,把毛泽东重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把朱德等选人中央委员会.
会议还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
这些组织措施,不仅说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认识,而且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批评李立三等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对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和革命力量的现状作了过高的估量,对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观察不清,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忽视对大城市和产业中心区更广大群众的发展与组织.
决议指出,"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和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是错误的,应立即恢复党、共青团、工会的组织和日常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加强党在白区的工作,组织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积极发动农民的各种斗争和国民党军队的哗变,并努力准备武装暴动;白区同苏区的斗争,要互相联系,为在苏区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斗争.
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领导岗位.
这样,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并没有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认为李立三等只是"犯了些冒险主义的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
会议仍然根据共产国际1930年7月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过分的估量,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强调红军要"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政治中心",并且认为湘鄂赣三省有首先胜利的可能.
会议仍然强调城市工人要"真正切实的准备政治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暴动".
这表明,继续克服"左"倾错误思想,仍然是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尽管如此,六届三中全会的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它对于停止李立三等的"左"倾冒险计划的执行,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满,于是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还在六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的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向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
信中把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
在这封信之前,瞿秋白、周恩来在莫斯科讨论同一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共产国际在同年8月通过的《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也没有作这种评价.
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不承认有过这种改变,反而文过饰非,强调自己前后看法的一致性.
这封来信虽然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看法的基调同样是"左"的.
它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进攻路线,抱定"武装暴动的方针","宣传,团结,组织群众,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战斗的阵地上去".
来信不指名地批评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同志抹煞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实际上否定了三中全会的成绩.
这样就使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开始的纠"左"势头无法继续下去,反而使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通过其他留苏归国同志的渠道,在10月底预先知道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信件的消息及其内容之后,即乘机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串联并鼓动一部分党员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关.

王明是1925年秋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
他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
在校时,他颇受校长米夫①的器重.
1929年4月他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红旗》报编辑部、中央宣传部以及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工作,曾经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系统地宣传"左"的思想和主张.
他虽然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过批评,但其基本观点也是"左"倾的.
在共产国际1930年十月来信发出之前,王明等曾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决议.
但当他们先一步得知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信息之后,又积极进行反对三中全会的活动.
同年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秦邦宪)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标榜他们是带头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指责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机会主义的实质,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
11月17日,他们再次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宣布他们与李立三"争论的真相"等.

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随即于18日、22日、25日召开会议.
25日的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补充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来信,说明六届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承认没有把"立三路线"彻底揭发出来,其中"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传达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情况,对"立三路线"形成的条件,特别是对其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
他还批驳王明等攻击三中全会的说法,批评他们的非组织观念和宗派活动.
周恩来指出,他们在革命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上的看法虽有可取之处,但在立即夺取武汉等大城市和以此作为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端等问题上,和李立三的观点是相同的.

王明自恃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继续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并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成分,由共产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
此时,另有一个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为代表的宗派,也打着"拥护国际路线"、①米夫(190l一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Π.
A.
MИφ中.
1925年、1927年先后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
1928年2月调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中国部主任.
1930年7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并于10月抵达上海.
1931年8月回到苏联.

"肃清调和主义"的旗号,完全否定三中全会和中央的领导,要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本改造政治局.
此外,有些受过批评或打击的干部,如何孟雄、林育等人,也要求召开一个类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
这样,一方面有共产国际的压力,一方面有党内的宗派活动和思想混乱,使中央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于是,中央政治局在12月9日作出决议,准备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代替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

12月12日至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立三路线"问题.
这次会议把李立三"左"倾错误说成实质上是右的错误;同时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
会上,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赞扬王明等人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为国际路线而奋斗的,并为他们没有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鸣不平.
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在上海的远东局,否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计划,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便通过这次会议改变中共中央的领导,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

在米夫的压力下,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取消原来对王明等人因进行宗派活动所受处分的决议.
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紧急通告》第九十六号,进一步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
同日,中共中央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代理书记,25日又任命其为书记.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2人,列席会议的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等单位的代表15人.
米夫参加了会议.
会上,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
会上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
王明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极力宣扬他会前写出的《两条路线》(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观点,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
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瞿秋白、周恩来事实上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受到许多不合理的、带有宗派情绪的批评,但他们还是在发言中承担了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左"倾错误不彻底的责任.
会议通过《四中全会决议案》,最后按照米夫以远东局名义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议定的名单,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王明、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五人为政治局成员.
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
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王明为候补常委.
周恩来提议:王明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和四中全会的决议,米夫在中国驻留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些大政方针主要是按他的意见来决定的.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起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全会虽然宣称要比三中全会更彻底地反对"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但它的决议却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并且要求在反"右倾"的前提下,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这样,四中全会就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之后不久,又形成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尤其是同共产国际直接的、强加于人的、不正确的干预分不开的.
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虽然几次受到批评,但始终未能在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仍然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对于党内的许多人就有极大的迷惑作用,使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
由于王明等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
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的一些特点.

王明等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
但是,在其他一系列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王明的主张是错误的.
这在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得到非常清楚的体现.
这本小册子,虽然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进行了一些批评,但它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总的来说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李立三的错误明明是"左"的,为什么王明反而认为它是右的呢这主要是因为王明的许多看法比李立三等的看法更"左".
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阶级、阶层都"已转入反动的营垒",因此没有"第三派"和"中间营垒"的存在.
他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都看成是革命的对象,宣称: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他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
他认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
"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李立三主张中国革命要以城市的工人暴动为主,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
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王明虽然也表示重视红军的力量,但他完全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作战的规律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律.
他指责党和红军"到一九三年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认为这才是真正要反对的"右倾".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王明提出"坚决打击富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等"左"的主张.
在组织上,他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

《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实际上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
整个地说来,它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形态也更完备,并且更有"理论"色彩.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批准了这个"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
这次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具有"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到中央领导岗位,另一方面"无情打击"了犯过"左"倾冒险错误和被认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同志,包括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人瞿秋白,也包括曾经反对过"立三路线"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重要干部①.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内部还处理了以罗章龙为首的分裂主义者的问题.
1930年12月9日,当9共9央作出召集紧急会议的决定之后,罗章龙等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为基础,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
1931年1月1日的《全总党团决议案》指责"现在中央的领导完全破产,威信完全扫地",提出应"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
他们指名要求撤换并以纪律制裁一大批中央主要领导人,要求引进像他们那样的"工人同志"和"能干的干部"到中央领导机关.
在六届四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他们提出大部分是自己一派的候选人名单,但被否决.
会后,他们即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
应当指出的是,罗章龙等不是站在正确立场上反对四中全会,而是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企图分裂党.
他们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即"第二中央")、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进行成立"第二党"的分裂活动.
对此,中共中央曾给予多次警告和批评,指令他们立即停止分裂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被挽救过来,但罗章龙等却置若罔闻,在分裂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
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并随即付诸实施.
中央的这些措施是为维护党的统一所必需的.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
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
他们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
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诬蔑和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
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
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
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
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

三、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
1930年10月,历时近半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任命14个"剿匪"督办,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与以往由一省或几省军阀对红军的"进剿"、"会剿"不同,这时是由蒋介石统一调动全国的反革命军事力量对红军进行"围剿".
形势非常严峻.
但这时红军已发展到10多万人,组建了正规的兵团,武器装备有所改善,革命根据地也有了很大发展,因而有可能实行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大规模地歼灭敌军,打破"围剿".

为此,中共中央指示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目前党的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各苏区进行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以收到红军相互策应之效.
对如何打破"围剿",中共中央指示赣东北特委:要"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
从此,红军战争开始进入大规模反"围剿"的新阶段.

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①和红一方面军.
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10月,蒋介石陆续调集10万余兵力,以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准备对以江西南部地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摧毁中央根据地,消灭红一方面军的主力.

此时,红一方面军约有4万余人.
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是否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
10月30日,总前委又在江西新喻县(今新余)罗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实行战略转变和不打南昌等大城市的问题,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做了准备.
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军主力随即由袁水流域东渡赣江,接着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以便依靠有利条件,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11月5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后又向赣江东岸逼进.
这时红军主力几经转移,已在黄陂、小布地区隐蔽待机.
12月6日,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至28日,虽进至富田、东固一带,但找不到红军主力进行决战.
根据国民党军队部署在西起江西万安、泰和,东至福建建宁相距800里地带的新态势,毛泽东、朱德确定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术,先打敌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瓒师,将敌分割为远距离的两群,以便各个击破.
12月30日,当孤军深入的张辉瓒师主力由龙冈向五门岭进犯时,预先部署在龙冈地区的红军给予猛击,歼敌近1万人,并活捉张辉瓒.
这时,深入根据地的其他敌军纷纷收缩,红军向东乘胜追击,又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其他各路敌军仓皇退走.
这样,红一方面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五天内打了两个胜仗,共歼敌1.
3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
2万余件,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①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局.
当时,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是全国各根据地中力萤最强的.
中共中央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设在赣南根据地.
此后人们把红一方面军所控制的赣南、闽西根据地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中共中央派项英到中央根据地.
1931年1月成立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并成立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毛泽东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
同年4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新到的中央代表团,一方面执行"左"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支持毛泽东、朱德的一些正确意见,对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起了积极的帮助作用.

从1931年2月开始,国民党当局又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约2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他们吸取前次"长驱直入"遭致失败的教训,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4月1日,国民党军队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包围并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南.
其部队从江西赣江向东伸延,一直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800里长但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

这时,红一方面军人数略有减少,共3万余人,但经过四个月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
同时还召开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工作会议,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苏区中央局经过反复讨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
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到东固附近隐蔽集中.
5月中旬,敌军一个多师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向东固进犯.
红一方面军抓住战机,于5月15日开始行动,经16日一天激战,歼敌大部.
接着,按预定计划,就势向东横扫,直到福建建宁.
这样,从5月16日到31日,红军连打五个胜仗,自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从1931年7月开始,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调集部队30万人,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这一次,蒋介石依仗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
完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消灭红一方面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建宁一带,远离根据地的中心区,且苦战后未得到休息和补充,总兵力只有3万人左右.
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他们率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到赣南兴国集中.
随后,红一方面军和从赣江以西东渡的红七军会合.
8月初,部队集中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几十里的地区.
各路敌军纷纷逼近,形成对红军半包围的态势.
红军从敌军中间40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从8月7日到11日三战三捷,歼敌1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军队才发现红军主力在东面.
蒋介石立即命令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队转而东向,分两路对红军取密集的大包围战术,猛力进逼.
红军则取声东击西战术,以红十二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开去,而主力则越过敌重兵之间20里的大山,回到西面的兴国境内集中,隐蔽休整待机.
当敌军发觉真情再向西时,红军主力已休整半月.
这时,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已疲惫不堪,战场上敌军被动红军主动的态势日益明显.
同时,起兵反蒋的粤桂联军乘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深陷江西之际,正向湖南衡阳进发.
鉴于上述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的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
9月初,"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开始退却.
红军乘敌退却,于9月7日至8日在老营盘、高兴圩两次战斗中毙伤俘敌4000余人,9月15日在方石岭战斗中又歼敌一个多师.
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三个月,红军共歼灭敌军3万余人,缴枪1.
4万余支.
这样,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也以失败而告终.
方石岭战斗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袭击,不幸牺牲.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决定以一部分地方武装监视北面的国民党军队,主力红军则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向闽西北和赣西南开展工作.
红军拔除了许多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发动群众,使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恢复和建立起来.
其间,攻占会昌、寻邬、安远、石城等县城,使赣西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援是分不开的.
在这期间,地方党组织在根据地人民群众中反复进行反"围剿"斗争的政治动员,领导人民群众支援红军作战.
根据地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实际行动组织赤卫队、交通队、侦察队、运输队配合红军,并掩护红军主力的转移和集中.
他们实行坚壁清野,使气势汹汹、长驱直入的敌军在根据地内饥疲交困,吃尽苦头,战斗力大为下降.

中央根据地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由于受到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并因要求到北方抗日而遭到蒋介石拒绝,曾经奉命参加"围剿"红军行动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
7万多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和高级军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以及中共秘密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
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
军团下设三个军的编制:第十三军,董振堂兼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第十四军,赵博生兼任军长,黄火青任政治委员;第十五军,黄中岳任军长,左权任政治委员.
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同时也使红军增加了一支生力军.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为了巩固中央根据地后方,准备更有力地迎击敌人,赣西南党的组织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曾根据中共中央多次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①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于1930年上半年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这场斗争在一段时间内,虽然清除了一些反对革命的地主、富农分子,但也错杀了许多被误认为"AB团"成员的同志.
1930年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
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受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并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
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的,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
但是,在1931年3①"AB团"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
"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
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
1927年4月2日共产党领导南昌的群众给予严重打击,该反革命组织即行解体.

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更加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使本来正在得到纠正的肃反严重扩大化错误又发展起来.
随后,还在闽西加紧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①的斗争,处决了许多被误认为是"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同志.
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案、假案、错案,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发出反对肃反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指示.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根据地.
1932年1月7日,在他的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继续坚持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等所谓反革命组织的斗争,所以仍有像李文林②等这样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被错杀的情况发生.

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根据地进行,在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也分别开展.
各根据地的肃反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等地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这种错误的发生,是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指导直接相关的.
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
但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广大干部缺乏同隐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的政策也不完善,有的地区的领导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因而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就严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令人极其痛心的损失.
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
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纪念.

①"社会民主党"在中国从未建立过.
1931年初,在闽西纪念李h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上,有战士误喊"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造成了在闽西有反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存在的说法和不良后果.

②李文林(1900—1932),江西吉水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
曾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
1932年5月被错杀,后得到平反昭雪.
鄂豫皖根据地的反"围剿"在中央根据地进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同时,鄂豫皖根据地也进行了反"围剿"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
从1930年冬到1932年夏,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先后进行两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从1930年11月开始.
国民党当局调集兵力近10万人,企图以主力突人根据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然后分区"清剿".
12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占领黄安七里坪.
这时,红一军主力已去皖西,鄂豫边只有地方武装和刚由鄂东赶来黄安、麻城地区的红十五军.
在这种情况下,以曾中生为首的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军委确定,鄂豫边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内线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牵制、袭扰和打击敌人;红十五军在蔡申熙、陈奇率领下向商城南区转移,迅速会合红一军在外线打击敌人.
12月6日,红一军军部率第一、第二师在商南同该军第三师会合.
12月中旬,红一军歼敌一部,并一度包围六安,威逼霍山.
12月30日,又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歼敌三个团,毙俘敌团长以下3000余人.
随后,红一军第一、第二师西返,1931年1月3日在商城以东歼敌一个团.
到1月初,深入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由于遭到广大军民游击战争的袭扰和打击,又看到红一军主力已回到鄂豫边,遂向城镇据点退守.
至此,第一次"围剿"被打破.

1931年1月中旬,红一军在商南与红十五军会合,合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1.
2万余人.
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正式组成,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
3月上旬,红四军主动出击平汉路,在双桥镇歼敌一个师,俘敌5000余人.

1931年3月至5月,国民党当局调集兵力约10万余人,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分别对黄麻、鄂东南、皖西地区发动进攻.
4月上旬,国民党军队攻占皖西的麻埠并向金家寨进犯.
这时,刚刚到达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代表张国焘,与中央委派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在商南会面,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打击深入皖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
4月20日,红四军军部和主力两个师从商城以南东进,同原在皖南的一个师会合.
4月25日,红军以一部分兵力牵制麻埠的敌人,另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全歼独山镇守敌一个多团,毙伤俘敌2000余人,并收复皖西被敌占领的地区.
与此同时,警卫师、红十师第二十八团与地方武装相结合,给进占新集、七里坪的敌军以不断的袭扰,迫使敌军撤回罗山、光山.
5月,由皖西南进的红四军主力在新集以北毙俘敌近千人,后又转向南线,在黄安、宋埠之间再歼敌四个营.
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又被打破.

张国焘、陈昌浩等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的.
1931年5月,成立以张国焘为书记兼主席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撤销以曾中生为书记兼主席的鄂豫皖特委和军委.
从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得到贯彻.
7月上旬,在鄂豫皖军委讨论红四军主力南下作战的具体方向时,曾中生(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四军政治委员)等红四军领导人提出在夺取英山后,红四军应南进蕲春、黄梅、广济等县,恢复根据地,并支援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但张国焘反对这个正确主张,硬要红四军夺取英山后,实行东进安徽攻占潜山、太湖、安庆,并威逼南京的冒险计划.
会后,红四军领导人被调整,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留任政治委员,原军长旷继勋调任第十三师师长.

8月初,红四军主力攻克英山,歼灭守敌1800余人.
这时,曾中生、徐向前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如东向安庆,要通过400多里的国民党统治区,沿途有国民党军队两个多旅和大量的反动民团,而红军只能集中四个团的兵力作战,又远离根据地,地形、敌情都不熟悉,取胜的可能性甚小.
如南下蕲、黄、广地区,那里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较好,离英山较近,且敌人兵力空虚,取胜的可能性相当大.
因此,决定趁势进据蕲、黄、广,并将这一行动计划报告鄂豫皖分局和军委.
到8月中旬,红四军连克蕲水(今浠水)、罗田、漕河镇、广济,进逼蕲春、武穴、黄梅等地,歼敌近七个团,俘敌5000余人.
张国焘得知红四军南下蕲、黄、广地区后,以分局和军委名义,指令红四军火速北返鄂豫边根据地,并指派陈昌浩接替曾中生的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
当部队回到白雀园后,张国焘直接领导大规模的肃反斗争.
他和陈昌浩等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了包括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在内的大批干部和战士,造成极为惨痛的损失.

1931年9月至11月,蒋介石先后调集15个师以上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豫东南、鄂东和皖西,准备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但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掀起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增长,使得这次"围剿"迟迟不能开始行动.

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红四军和10月间成立的红二十五军(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活动于皖西根据地)合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
这是继红一方面军之后组建的有进行战役作战能力的一支重要部队.
这时,根据地内的游击战争得到迅速发展,建立起赤卫军等多种地方武装.
广大农民群众纷纷起来,以人力、物力支援红军作战.
"小小黄安,人人称赞;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流传于黄安的这首歌谣,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团结、共同对敌的动人情景.
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根据国民党军队暂无行动和缺乏统一指挥的有利形势,红四方面军实行外线进攻作战的方针,主动出击,先后发起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共歼敌约6万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红四方面军的进攻作战,使得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未及发动,即宣告流产.

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创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
如在强敌进攻的形势下,主动退却,诱敌深入,避强击弱,包围迂回,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敌"围剿"军尚未准备就绪的有利条件下,主动进攻,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等.
这些作战原则,为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都有很大发展.
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
5万余人,根据地扩大到东迄安徽的舒城,西至平汉铁路,南抵鄂东的黄梅、广济,北临淮河的广大地区.
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湘鄂西根据地的反"围剿"从1930年冬到1932年春,湘鄂西根据地也胜利地进行了反"围剿"斗争.
1930年11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第十军军长、湘鄂川边"清乡"督办徐源泉指挥四个师又七个旅的兵力,以洪湖地区为重点,分三期对湘鄂西根据地进行"围剿".
第一期的进攻目标是洪湖地区的长江以北地带;第二期的进攻目标是洪湖地区的长江以南地带;第三期的进攻目标是湘鄂边地区.
从11月上旬起,国民党军队陆续向洪湖地区进逼.
12月下旬,先后占领南县、华容、监利、潜江等县城.
这时,红二军团主力远在江南松滋、公安之间的杨林市地区,洪湖地区只有由江北地方武装组成的以董朗为总指挥的江左军,由江南地方武装组成的以段玉林为总指挥的江右军,以段德昌为军长的刚组建的新六军(约1000人,不久改为独立团).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以周逸群为代理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利用洪湖地区的复杂地形积极开展游击战,以新六军为骨干力量,江左、江右军互相配合,共同打击和迟滞敌人.
同时,要求红二军团迅速回师洪湖地区.
1931年1月初,国民党军队企图首先歼灭江左军于江北的柳家集、瞿家湾地区,然后向西进袭.
在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下,江左军得到群众的密切配合,利用湖泊水网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
在江南华容地区活动的独立团和江右军,为配合江北军民的斗争,在华容附近歼敌一部,并收复华容城.
接着,独立团又北渡长江,消灭一部敌军,并收复石首北区.
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江北部分地区,但没有能够实现"围剿"计划.
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中,洪湖地区的党组织发动群众断绝敌人的交通,扰乱敌人的后方,使红军得以有效地打击敌人.

3月初,国民党军队以江南的调弦口为目标,发动对洪湖地区的第二期"围剿".
这时,红二军团仍未能回援.
中共湘鄂西特委按原定计划,组织江南、江北所有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并掩护石首、华容等地群众撤到东山地区,其中一部分进入洞庭湖西岸,开展斗争,建立特区.
独立团乘敌军主力集中江南时,再次渡江北上,在江左军的配合下,至3月底恢复江北地区的大部.
江左军、江右军和独立团都得到发展.
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山地区后,第二期"围剿"即告一段落.

这时,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以及胡汉民、汪精卫等派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内反蒋势力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及"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派兵北进湘、赣,要求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为应付国民党内部斗争,将徐源泉部陆续调往长沙.
这样,第三期"围剿"没有按计划进行.
至6月,在洪湖地区军民积极斗争下,江北地区除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外,已全部恢复.
江南东山地区有所恢复,洞庭特区的工作也开展起来.

从9月初开始,国民党军队又以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向以东山区为重点的江南地区发动新的"围剿"(也称第三次"围剿").
根据地武装和群众进行顽强的战斗,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东山地区再度陷于敌手.
到年底,江南地区又逐步得到恢复.

红二军团从松滋、公安地区开往湘鄂边的鹤峰山区后,在五里坪消灭反动地方武装3000余人,自己也受到不小的损失.
193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
4月,红三军开进荆门、当阳、远安地区.
后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向北转移,建立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
3月初,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湘鄂西根据地的夏曦到达洪湖地区.
3月27日,组成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
6月24日,组成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以取代湘鄂西特委.
8月初,中央分局决定红九师(由独立团扩建而成)自洪湖地区北上鄂西北迎接红三军.
9月下旬,红九师与红三军会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去的万涛接任邓中夏的职务.
以后,红三军和红九师进入襄河(襄阳以下的汉水)以北的钟祥、京山、天门地区,打通与洪湖地区的联系.
从11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又不断向洪湖地区进犯.
红三军在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下,在1932年1月粉碎敌人的进攻,共俘敌6000余人.

这时,洪湖地区除原有各县外,已扩大到襄北广大地区,红三军也发展到1.
5万余人.
整个湘鄂西根据地,除鄂西北由于红二十五师返回洪湖后被敌人占领外,湘鄂边和巴兴归、襄枣宜区都有发展.
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期间,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否定原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的成绩,并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他不听贺龙等人的不同意见,在1932年5月开始的先后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从1930年冬到1932年前后,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对中央根据地的军事"围剿",隔断相邻根据地红军之间的策应和支援,还分别发动了对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的"围剿".
赣东北根据地的红军,在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下,粉碎国民党军队于1930年11月和1931年3月发动的两次"围剿",使红十军发展到5000人.
1931年4月,红十军挺进闽北,支援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恢复并扩大了闽北根据地.
但在同年7月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由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曾洪易(1935年1月叛变)为中央代表到赣东北,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拒绝方志敏等人提出的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无堡垒地区的皖浙赣边发展的主张,在打通与中央根据地的联系的口号下,主张红十军向敌人力量比较集中且有堡垒的地区发展.
结果,红十军历经半年多的苦战,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据地大部分被敌人占领.

湘赣根据地的红军,先后在滕代远、张云逸、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李天柱、王震等领导下,经多次战斗,给国民党军队以打击,牵制一部分国民党"围剿"军,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同时,巩固了湘赣根据地,使湘东南独立师和地方武装逐步扩大为独立第一师和独立第三师,并合编为红八军,共3600多人.

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军,先后在孔荷宠(时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后于1934年7月叛变)、黄志竞、李宗白等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终于坚持下来.
红十六军和独立第三师都得到发展.
此外,在这期间,谢子长、刘志丹、高岗、阎红彦、李杰夫等领导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在陕西、甘肃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冯白驹、梁秉枢、杨学哲等领导的琼崖红军第一独立师(后正式定名为第二独立师),打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到1931年底发展到2000多人,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古大存等领导的东江地区的红十一军,进行游击战争,分散扰敌,后被强大的敌军各个击破.

1930年冬至1932年春前后,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极其艰苦,各地的红军作战非常英勇.
尽管国民党军队对各根据地和红军"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烧杀一次比一次残酷,尽管共产党还要承受来自内部因执行"左"倾政策而造成的创伤,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不畏强敌,团结战斗,不断取得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在约一年半的战斗中,各根据地共歼灭敌正规军20余万人,给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重大打击;主力红军发展到约15万人,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发展到相当规模.
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同国民党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早就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
共产国际认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最主要的一项任务.
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第六十八号通告.
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
9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中央准备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
这次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令、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
鉴于召开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这次会议决定:原定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至1930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三周年纪念日召开,开会地点移至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
这时,在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李立三认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应当设在武汉,至少也要设在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成立中央政府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
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军事"围剿",致使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再延期举行.

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
5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提出"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是"苏区最迫切的任务",并规定筹备工作由苏区中央局负责.
6月1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8月1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不久,因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苏区中央局于6月下旬决定大会改在11月7日召开.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举行.
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中央等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
大会通过根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
大会选出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宪法大纲还规定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等.
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根据宪法大纲的规定,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根据地任职)为副主席.
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这时,各根据地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各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中枢指挥的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对于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推动革命斗争的进程,有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急于要求"把几个分离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夺取中心城市,以为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似乎就在眼前.
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
另外,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大纲、土地法令、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虽然为临时中央政府、各根据地政府的立法和制定施政方针确立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但它们或是根据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指示制定的,或是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并提交大会的.
在这些文件中,正确地肯定了工农大众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问题和土地、劳动、税收等问题上,规定了许多过左的政策,这对于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红军的建设和作战原则的基本形成随着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红军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战争形式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适应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红军普遍加强了各方面的建设.
首先,建立全军和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实现了初步的统一领导和指挥.
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通令,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
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的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
并建立以叶剑英为总参谋长的总参谋部,王稼祥兼主任的总政治部,范树德为部长的总经理部.
在此前后,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根据地,也都分别进行了建立或改组军委,建立或加强参谋部(指挥部)、政治部、经理部的工作.
红军实现了以战略区或独立战区为单位的统一指挥.
这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各区党委、军委,分别颁布一系列条例、条令,初步统一了红军的编制,加强了红军的相对的正规化建设.

第二,加强红军中党组织的建设,建立战时政治工作,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思想政治保证.
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和各区党委、军委政治部,特别强调加强党内教育,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各根据地红军依靠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干部,依靠各级党组织、共青团、士兵会,依靠广大党员、团员和士兵骨干,依靠地方党政部门和群众革命组织,全面开展战时政治工作.
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细致的思想工作,激发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热忱,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支援和参加战争,从而保证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第三,不断加强红军后勤建设,做好部队供应,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物质保证.
各根据地内逐步健全后勤组织机构,并建立了后方基地.
由于有了后方基地,红军可以储备军用物资、安置和救治伤病员、训练与改造战俘等,可以初步改变单纯依靠打土豪和完全取之于敌的供应方式,从而使红军的后勤供应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

第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
地方武装是党领导的整个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红军战争特别是在反"围剿"斗争中,党领导的主力红军、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相互依存,密切配合,形成三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第五,创办各类红军学校,加强军政训练.
组织对红军干部、战士的教育是一项重要工作.
红军每个纵队都设立青年士兵学校.
学校的政治部负责编写识字课本,每个连队设有识字组,连队的文书任教员,组织互教互学.
在根据地内,先后创办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以及各类专业学校,让尽可能多的红军干部、战士进学校学习,或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积极培养军事人才,努力提高部队素质.
红军各类学校全盛时期,在校学员最多时达6000余人.

在红军反"围剿"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不断反复的规律,及时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并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胜利.
这种战略战术思想,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井冈山时期的1928年5月,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即"十六字诀"就已经提了出来.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时,又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并在实际作战中应用成功.
到战胜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时,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就基本形成了.
毛泽东、朱德等在领导红一方面军进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过程中形成的战略战术思想,是这一时期红军战略战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从实际出发,采取适合自己情况的作战原则.
它们对红军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出来的.
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
从红军诞生开始,国民党反动政府就不容许它存在,派出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围剿".
代表两个相互对立阶级的军队之间势不两立的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内战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为主要形式.
在这种特点下,红军只有也必须紧紧地依托自己的战略基地即根据地的有利的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援助下,才能打破强大敌人的"围剿",才能求得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
依托根据地有利条件进行反"围剿"作战,是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也是红军夺取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
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剿",总是以数倍乃至十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兵力,寻找红军决战.
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红军必须避免不利的决战,必须避开敌之进攻锐气,实行战略退却,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强大的敌军诱入根据地,使之在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不断袭扰下,变成瞎子聋子,变得疲惫不堪,并且分散了兵力,由优势转化为局部的劣势.
然后红军再以主力实施反攻,速战速决,将敌各个击破.
诱敌深入是红军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依靠根据地党政军民整体力量,反对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并且夺取胜利的基本作战方针.

(三)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红军因为兵力和火力的绝对劣势,不可能与强大的敌人实施阵地战、攻坚战,更不能分散扰敌,处处设防,而必须相对集中自己的兵力,造成战斗上的优势兵力,在长的战线、大的战区上实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进攻战,将局部劣势之敌歼灭于运动中.
红军兵力的弱小,还表现在一个根据地内只有一支部队.
在这种特点下,必须力求速战速决,以避免陷人多路敌军的包围之中,并便于自己连续再战.
红军的武器装备取决于战场缴获,人员的一部分来自俘虏兵.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必须坚持歼灭战原则,力求俘虏当面之敌的大部人员和缴获全部武器装备,以补充自己.
而对于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来说,击溃它意义不大,而只有将它一部一部地歼灭,才能造成它士气的沮丧,兵力的削弱.

(四)不失时机地实施进攻,扩大战果或将敌之"围剿"打破于计划实施之前.
红军总的战略态势是防御,但不应当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进攻作战.
在敌之"围剿"被打破后,敌军通常是转为暂时的战略守势.
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红军应当以主力连续再战,向退守在根据地周围的孤立无援的敌军实施进攻,以扩大战果,巩固和发展根据地.
有利条件下的进攻作战,是红军力求战略主动的重要表现,也是争取胜利的重要一着.

毛泽东等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
第十一章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局和革命运动的挫折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九一八事变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发生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它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
还在清朝末年,它就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殖民机构,如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驻奉天总领事馆等,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
会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即"田中奏折").
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确立了先独占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

1929年秋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
为了摆脱危机,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在对国内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和压榨的同时,加快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
日本受到这次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面对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集团更急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
1931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及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机构加紧进行武装侵略的一系列政治、军事部署.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是在精心策划下发动的.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
9月19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在几天内侵占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
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
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
1932年1月,锦州及辽西地区沦陷.
2月,哈尔滨沦陷.
至此,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日本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已在中国东北制造多起事端(如万宝山事件①、中村事件②等),其侵占东北的野心早已昭然于世.
但是,蒋介石既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更忙于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而置民族危机于不顾.
1931年7月至9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并亲赴南昌督战.
七八月间,他连续致电张学良,训令地方当局压制人民对日本挑衅的反抗.
中村事件发生后,他在8月16日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竟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在1928年底实行东北易帜的时候,本想通过依附南京政府来增强自身抵抗日本的实力,不料却被蒋介石拖入关内内战的漩涡,使东北的防务受到削弱.
1930年9月和1931年7月,东北军十几万人先后进驻北平(1928年6月北京改称北平)、天津一带.
尽管如此,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留在关外的兵力仍有十几万.
但这些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力避冲突的训令,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①1931年4月,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承租长春北郊万宝山村荒甸地近400余垧.
随后他擅自转租给朝鲜人,开沟挖渠,引水灌溉,致使中国农民耕地被淹,引起纠纷.
7月2日,日本领事馆派日警镇压,中国农民死伤数十人,被捕受刑者10余人.

②日本参谋部的现役大尉中村震太郎,伪装农业专家,于1931年五六月间潜入吉林洮南地区刺探军事情报,被中国驻军捕杀.
日本以此为借口,增兵南满,准备武装侵略中国.
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①.
他所谓的安内,主要是指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异己力量.
他所谓的攘外,在此时其实不过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
同清朝末年以来的反动统治者一样,蒋介石总是把国内革命人民看作致命的敌人,决心用主要的力量来对付.
他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②.
他由于不愿发动人民,因而十分缺乏争取抗日斗争胜利的信心.
他袭用过去中国统治者以夷制夷的故伎,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企求英、美等国出面干涉上,幻想依赖国际联盟(简称国联)③压迫日本撤兵.
9月21日,南京政府就九一八事变向国联提出申诉,并向全国宣告,"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信赖国联公理处断"④.

但是,为英、法等国操纵的国联并不像国民党政府所希求的那样,对日本实行制裁措施.
国联理事会对日本的侵略不作任何谴责,只是劝告中日双方协商日方撤兵事宜.
日本对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的决议拒绝接受,国联也无可奈何.
1932年1月,国联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随即来中国东北进行调查,并于10月公布国联调查报告书.
报告书总的倾向是牺牲中国,姑息日本的侵略行为.
它提出一个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反映了英、美、法等国不甘心日本独占而要共同控制中国东北的企图.
但是日本以宣布退出国联加以抗拒.
日本这种放肆侵略中国和大胆对抗国联干预的行为,加深了它同英、美、法等国之间的矛盾.
后者不愿日本扩张其在华势力,损害它们自身在中国的权益,但又想利用日本对付苏联和遏制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坐收渔人之利.
同英、法两国相比,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在九一八事变前有较快的增长,它对日本的不断扩张表示明显不满.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提出所谓"不承认主义".
实际上,这个"不承认主义"所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①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1931年11月30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626页.
②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1933年4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981年版,第35页.
③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于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组织.
英、法两国在国联中有最大的发言权.
美国没有参加国联,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基本上支持国联的立场,并参加了一些活动.

④《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1931年9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81页.
国的在华特权和利益.
虽然美国限于种种条件还不愿对日本作出多少实质性的反应,但美、日两国统治者都看到,它们之间围绕中国问题的利害冲突将会发展下去.
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
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
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规模之大,为几年来所未见.
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十几万.
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
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
南京、天津、北平、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
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也举行抗日集会,同群众一道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给予日本经济侵略以相当严重的打击.

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
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随着东北事态的日趋严重,学生运动的浪潮也愈益高涨.
从9月末开始,许多地方的学生由分别向当地政府请愿,发展到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
愤怒的学生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迫使蒋介石几次出面接见学生,答复质问.
11月,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以欺骗舆论,学生乘机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一时间到南京敦促政府出兵的学生达2万多人.
11月末,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交由国际共管,企图以承认日本占领东北来谋求对日妥协.
学生闻讯后更加愤怒,立即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又一次掀起前往南京示威的高潮.
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压制和阻拦.

从1931年10月开始,在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
其中较著名的领导人有黑龙江省的马占山①、苏炳文,吉林省的李杜、丁超(后于1933年1月投降日军)、王德林、冯占海,辽宁省的黄显声、唐聚五、邓铁梅等.
他们多数是属于东北三省的军、警界人士.
他们领导的斗争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11月,马占山统率黑龙江驻军所进行的嫩江桥抗战,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抵抗,对东北抗日斗争一度发生重要的影响.
义勇军的斗争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
但这些义勇军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领导人物成分复杂,意见分歧,只奋战了一年有余.

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
还在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派就在广州另外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同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分庭抗礼.
此时他们更利用全国高昂的民气,发动对蒋介石集团的猛烈攻击,一时形成颇为浓厚的倒蒋气氛.
几个地方军阀也各据一方,拥兵自重.
国民党反动统治陷人严重的危机之中.
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院长职务,并将属于粤系的第十九路军从江西调出,卫戍京沪.
这样,宁粤双方取得暂时和解,组成以孙科为首的所谓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但是,蒋介石的"下野",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他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上仍操纵着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
1932年1月中旬,汪精卫同蒋介石在杭州谈判,达成权力分配的协议,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
蒋、汪再度实现合作.
汪精卫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表示全力支持.
这成了他们合作的基础.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以后,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以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关注,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把上海变成它侵略中国内地的新基地.
同在东北一样,日军事先制造一系列事件作为借口,接着于1932年1月28日夜发动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即一二八事变).
蔡廷锴、蒋①马占山(1885--1950),曾任东北陆军第十七师骑兵第五旅旅长、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1932年2月一度投降日军,4月又宣布反正,年底退到苏联.
1950年在北京病逝.

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
上海各界民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协助作战,护理伤员,捐献慰劳金和慰劳品.
全国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仅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即达700余万元.
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
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这一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第五军(张治中任军长)部分官兵,不顾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远不如日军等种种困难,发扬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坚持抵抗一个多月,取得重大战果.
日本侵略军被迫三易主帅,数度增兵,结果是损伤1万余人却无法实现速战速决的迷梦.
上海数十万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御侮,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事迹.

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对一二八事变提出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实际上是要在略作抵抗之后仍然请求英、美等国出面调停,求得对日妥协.
最后,中国军队在腹背受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已于3月1日奉命放弃前线阵地,撤出上海.
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代表进行谈判,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本反而可以在许多地区驻扎军队.
这个屈辱的停战协定传出后,遭到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等群众组织通电表示抗议,指责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在通电中反对这一协定.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和对人民的压迫.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就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立即部署对南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并将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参加"剿共".
对许多地方的群众抗日活动,也采取措施进行压制和取缔.
这样,全国性的抗日爱国运动暂时遭受了挫折.

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中国国内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
民族危机的尖锐化,使城市的抗日爱国运动沸腾起来.
青年学生再次发挥了先锋作用.
在知识界的上层分子中,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
有的人甚至对国民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1931年12月,各界人士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等60余人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连续发表宣言、通电,要求"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万不宜复袭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
一些本来支持或不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报刊也发生了变化.
商办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甘冒风险,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断送东北三省,"不知尚有何颜面以对人民"上海的《社会与教育》周刊发表文章,提醒国民党当局"不可再妄存依赖别国积极援我的虚想",而应自己奋斗.
天津的《大公报》也发表主张抗日的评论.
大公报社所办的《国闻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误国多矣".
北平的《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对日本的侵略实行退让,劝告蒋介石等人改变不抵抗政策,否则,"异日即起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赎罪于万一".

事实表明,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
日本竭力用武力扩大在中国的独占范围,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
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
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革命斗争中来,民族革命的阵营将空前扩大.
中国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不曾有过的革命发展的新形势.
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按照预定计划,加紧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把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接到东北.
1932年3月9日,在吉林长春宣布成立以溥仪为"执政"的"满洲国".
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
日本及其卵翼下的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残酷迫害和屠杀抗日人民.
仅1932年9月在抚顺平顶山一次就集体屠杀3000多人.
它们在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大量掠夺东北的财富,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
在文化教育上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篡改历史,企图在东北人民中泯灭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原有的约30所大专院校,几乎全部被查封.
规定重新开办的小学、中学、大学,必须把日语列为主课,并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思想教育.
日本通过加强殖民统治,逐步地把东北变成它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战略基地.

日本在巩固和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统治的同时,更把侵略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华北.
1933年1月初,日军攻占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山海关.
2月下旬,日军及伪军10余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
3月初,国民党的热河省主席不战而逃,百余日本骑兵轻而易举地侵占省会承德,热河全省沦陷.
日军占领热河后,迅即南下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隘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地进犯,侵略矛头直指北平、天津.
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包括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共13个军,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
然而,当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纷纷请缨杀敌时,蒋介石竟宣称,在"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①.
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奋战两个多月,伤亡惨重,终归失败.
日军在侵占长城各口的同时,一面侵占察哈尔省东部的多伦、张北等七县,一面南进侵占河北省的密云、平谷等地.
已经侵占冀东的日军强渡滦河西进,到5月下旬占领唐山、玉田、三河、香河等县,直逼通县,造成包围平津的态势.

5月初,日本军部确定了对华北国民党当局实行"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方针.
国民党政府急于同日本妥协,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北平政务委员会,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
5月31日,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侵占.
这就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提供了条件.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
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中共①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1933年4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5—36页.
代表团讨论的意见,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起草的宣言正式发表,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
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
信中指出:日本侵占东北后,"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
因此,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
指示信在说明对各种游击队的政策时,除继续强调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外,也提出"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
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明确指出应"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实现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联合抗日的主张以及"一二六指示信",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党的认识的发展,表明党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朝着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
尽管由于这时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还没有根本改变,又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坚持反共内战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还难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但这一主张对于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浪潮,对于促进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和爱国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于1933年重新活跃起来.
不仅工人、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通电,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而且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宗教界、海外华侨以及国民党内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也都积极活动,呼吁抗日.
1933年2月,北平、天津、上海各界人士在北平集会,宣告成立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
抗日救国日益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呼声.

蒋介石集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和社会舆论的谴责.
1933年1月20日,上海《申报》发表《攘外与安内孰先》的时评,对"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提出批评.
4月12日,天津《益世报》发表评论,批评蒋介石"清共以前,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此则期期以为不可",指出"先清内,后对外",其结果是中国人自相屠杀,"外敌获取渔人之利".
"从民族观念的立场上说来,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示退让".
胡适主持的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也在1月15日出版的第三十五号上发表丁文江的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让日本从从容容地"一刀一刀的割去";"我们越不抵抗",日本的"全亚洲主义越实现的快".
文章还建议蒋介石"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
1932年12月,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这个进步团体一面积极营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爱国革命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如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一面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争取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同上海20多个进步团体一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
1933年5月24日,宋庆龄在自救会筹备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
她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遣军队并组织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
她还介绍了中华苏维埃政府1月17日宣言中提出的愿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军队合作抗日的主张.

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曾多次发出通电,呼吁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他总结北伐战争后期同中国共产党分裂的教训,重新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并同共产党的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
以冯玉祥为首的抗日同盟军得到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也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队伍很快由数千人发展到10万余人.
抗日同盟军于6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军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同盟军的纲领等决议案.
会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共产党员)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部北上迎击日、伪军.
6月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县,于7月12日收复察北重镇多伦,并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使全国人心十分振奋.

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在抗日同盟军中的工作.
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受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并在军内正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约有300人.
共产党员在同盟军中积极进行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农运动,以塞外名城张家口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
但此时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仍然不能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正确地处理同国民党内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爱国将领的关系.
他们认为冯玉祥同其他国民党新军阀"根本没有区别",指责在同盟军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只是"忙于组织'暂时的上层的统一战线'",而没有注意对下层群众的争取,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临时中央和中央驻北方代表还错误地指示同盟军中党的前委,要求将在党影响下的军队"发展成为红军",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这种错误方针,使得很多共产党员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难以维持下去.

国民党政府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软硬兼施的破坏政策,先后调集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的兵力进行"围剿",并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政治拉拢和分化瓦解.
冯玉祥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于8月5日通电宣布将察省军政大权交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办理,随后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

冯玉祥离去后,抗日同盟军的大部被宋哲元收编,一部分在共产党影响下的部队1万余人根据前委的决定,转战于热河、长城一线.
到10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终因众寡悬殊,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而失败.
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
吉鸿昌乔装潜回天津,继续进行抗日活动.
不久,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审讯,于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英勇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遭到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同部分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及其经验,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促进国共两党以后的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①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决心回内地参加抗日工作,刚踏入广东省境,就被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忠义救国军"逮捕杀害.
二、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危害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但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
这种错误方针的贯彻执行,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严重损失.

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许多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共产国际套用国际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对立这一公式,过分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和反对中国革命的一致性,忽视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发展;认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不仅是反对中国劳动群众和中国革命,而特别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且强调以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中共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也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而九一八事变则是反苏战争的序幕.
临时中央虽然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提出"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卫中国"的正确口号,但从上述错误估计出发,又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任务.
"武装保卫苏联"这个口号,极大地脱离中国的实际,很难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分化.
他们认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中间势力帮助国民党维持它的统治,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而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民众反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主张把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改为召集"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的口号.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竟认为,这个口号里有个"商"字,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而是根本错误的.
当上海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临时中央于2月26日发表告全国民众宣言,提出七条主张,除主张坚决抗日外,还号召"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的革命战争","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它把政权交给民众自己的政府"等等.
这种号召完全排斥中间力量,要在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立刻实行武装夺取政权,是根本行不通的.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不懂得,在抗日已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不管哪个阶层、派别、集团、个人,只要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就是倾向于革命的,或者至少是有利于革命的.
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因而只要是资产阶级,是属于国民党内的派系,即使主张抗日,仍然是反革命.
他们所讲的统一战线,是排斥一切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的所谓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
他们还粗暴地指责党内注意到和承认中间势力的抗日倾向并表示愿意与之合作的同志,是做了国民党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虏.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没有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展革命力量上,而是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
他们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地进行着,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能够立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他们重新提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攻打中心城市;规定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
他们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时,继续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如组织赤色工会,无条件地举行冲厂、罢工、全行业罢工等.
他们拒绝采用合法的形式来组织工人,开展斗争.
他们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具备,要求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并为此于1932年6月在上海专门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
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等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临时中央错误地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否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给北方各省党组织规定了不切实际的立即创造北方苏区的任务和政策.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也提出要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上述他们所采取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做法,只能损害革命力量,造成丧失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对于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党内的一些同志进行过抵制.
在工人运动中,中央主管工运工作的刘少奇提出过反对冒险主义的主张.
1931年至1932年间,他在不同的会议上同实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者发生争论,并在此期间写下十几篇文章,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工人运动的策略思想.
他从客观实际出发,指出当前工人斗争的形势不是"反攻与进攻",而是"防御的与反攻的";主张觉悟的工人应该加入到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去,争取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扩大工会的影响;主张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包括利用国民党的工会法、工厂法中某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来提出工人的要求,组织工人群众的斗争;强调罢工要有充分的准备,应该选择于工人最有利的时机,恰当地提出罢工的要求,在不利的情况下,要善于适时地结束罢工,作有组织有计划的退却;主张向可能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以便与之联合,采取共同行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去影响他们.
刘少奇的这些正确主张,被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1932年3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他所担任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
后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决定,取消中央职工部,其工作任务交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担负.

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各省的力量还很弱小.
在日本侵略势力已经威胁到华北地区时,党本当适应群众的抗日要求,发动和支持群众的抗日爱国活动,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
但是,在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后,北方一些省的党组织不顾客观条件,先后发动多次毫无成功希望的武装暴动.
如山东省委自1932年8月至1933年9月,先后指示地方党组织,在博兴、益都(今青州市)、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发动六次大暴动,均遭到失败.
河北省委用限定日期的办法,指令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发动几次暴动,也遭到了失败.

对于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方针,北方党组织内是有尖锐的反对意见的,其代表人物是李铁夫①.
1933年至1934年初,他写了十篇文章,批评北方党组织实际上也就是批评临时中央的"左"倾方针.
他认为"北方落后论"是否认中国革①李铁夫(1901—1937),原名韩伟鉴,朝鲜人.
早年投身朝鲜独立运动,后参加朝鲜共产党.
1928年春来到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在华北做党的工作,曾担任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等职.
1937年三四月间赴延安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7月病逝于延安.

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对革命形势和群众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过高估计.
他认为在华北不应提出立即实现创造新苏区的任务,而应当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群众进行日常的斗争,以提高他们的觉悟和斗争决心.
他明确提出当前党内的主要问题,是"左"倾空谈和盲动主义.
李铁夫的正确意见,得到北方党组织、团组织内一些同志的赞同和支持.
但是,在执行错误方针的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挥下,中共河北省委在1934年上半年开展所谓"反铁夫路线"的斗争,把这些意见压制下去.
李铁夫受到撤销领导职务的处分.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活动本来就极其困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的推行,使这种困难变得更加严重,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的损失.
例如,从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坏,1933年又遭到四次破坏.
唐山市委、北平市委等也遭到破坏.
从1931年4月到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到五次大破坏,并与中央失去联系.
国民党统治区的工运工作也受到很大破坏,赤色工会会员到1932年1月剩下不足3000人.
由于缺少掩护,临时中央机关也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人中央根据地.

临时中央迁入根据地后,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上海中央局继续执行冒险主义的方针.
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它遭到六次大破坏.
1934年9月,由于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被迫中断.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上海中央局及其在上海的下属机关几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全部破坏.
7月后,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动.
国民党统治区绝大多数党的组织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

尽管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使党的工作环境更加恶化,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仍然前仆后继,坚持斗争.
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实际斗争中逐渐汲取"左"倾错误的教训,注意适应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要求,突破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某些禁令,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使自己的工作有所改进.
许多人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继续以个人或少数人独立分散作战的方式,尽一切可能在艰险的环境中为革命保存力量,多做工作.
他们在城市工作中学习运用公开合法的形式,领导工人群众,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压迫和进行抗日救亡而斗争.
他们深入广大青年学生之中,多方面影响和引导青年学生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
他们还坚持做统战工作,不但努力加强同下层群众的联系,而且努力同一些上层的进步人士、中间人士保持和发展联系,使这些人逐渐了解党、支持党,同情或参加抗日反蒋斗争.
他们利用中国革命互济会这类群众团体,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其家属.
他们还多方面深入到农民、妇女、华侨、少数民族、国民党士兵中进行革命活动.
他们中间有些人尽管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打击,但仍然以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为共产主义理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任劳任怨地工作.
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
他们中不少人被敌人逮捕甚至杀害.
在上海龙华,在南京雨花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和刑场上,在燃起抗日烽火的许多大小城镇和乡村,回荡着这些先进战士们为真理献身而发出的革命最强音.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还把冒险主义的方针推行到革命根据地中去.
1931年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
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争论.
在这之前,中央根据地领导人从几年实践经验中逐步总结出来的一些正确的政策,同临时中央的政策并不一致.
因此,这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责他们犯了一系列的"极严重错误",即认为中央根据地在执行"国际路线"中"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土地革命中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领导思想犯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干部队伍中"充满""阶级异己分子",等等.
临时中央主张加紧反对富农,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成分要实现"无产阶级化",并洗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红军应攻城略地,争取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
这次会议尽管未点名,然而上述指责明显地是针对毛泽东以及和他意见一致的领导人的.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
决议认为红军和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
为着实现这个"总任务",决议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主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长江以北的各地红军要积极进攻,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铁路的态势.

此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已被取消,所属部队归刚成立不久的中革军委指挥.
赣南的红军在上述错误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于1932年二三月间首先攻打国民党军队固守的赣南重镇赣州.
对此,毛泽东事先表示不同意,但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
根据中革军委1月10日的军事训令,红军从2月4日开始围攻赣州,历时33天,未能攻克,部队遭到很大伤亡.
国民党军队继续增援,红军不得不撤围.
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举行会议,讨论红军撤围赣州后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
苏区中央局的一些领导者拒绝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认为这是"曲解了赣州战争的教训",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他们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迅速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
随即把红军分为两路,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由彭德怀率领,到赣江西岸活动;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由毛泽东率领,在赣江东岸活动.
稍后,苏区中央局决定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开往福建,其任务是打击福建的国民党军队和侵入闽西的粤军,巩固闽西,准备以后集中东西两路军,继续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东路军人闽后,毛泽东根据闽西的敌我形势,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攻取漳州,收缴军用物资,帮助当地军民开展游击战争.
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
东路军于1932年4月间先后攻占龙岩、漳州.
这一胜利,对于巩固闽西根据地,开展闽南的游击战争,支援东江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也为红军此后的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红军继续进行反"围剿"斗争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的失利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在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

1932年7月14日,蒋介石调动约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这时,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有4.
5万余人.
此前,红四方面军在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后,主力和地方部队均有较大的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空前扩大.
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军队已成为"偏师",它"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
他积极执行临时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
第四次"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不做反"围剿"的准备,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战略,以实现所谓威逼武汉的计划,导致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一开始即处于被动地位.

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出击平汉路的信阳至广水段.
鉴于国民党军队正在加紧部署"围剿"和红军已经转战七个多月之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人建议停止在平汉路上的进攻作战,将主力集结到适当地区进行休整,认真做好反"围剿"的准备.
张国焘拒绝这个意见,命令红军主力南下围攻麻城.
8月初,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黄安危急,张国焘才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疲惫的红军主力兼程赶往黄安,后又转向七里坪地区,堵击敌军.
红军奋勇冲杀,虽给敌军以重创,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
随后,国民党军队开始会攻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新集.
红军虽经五天激战,毙伤敌军2000余人,但敌军仍继续向前逼进,形成对红军三面包围之势.
红军不得不退出新集,东转皖西.

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皖西金家寨、燕子河地区之后,又面临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
9月13日、24日,张国焘连电临时中央告急.
苏区中央局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回电.
电报对红四方面军如何摆脱困境提出正确建议:为了打破敌人深入根据地的分路合击,红军不应"固守一地,求战太急",而应诱敌深入,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但这时的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不去执行这一正确的方针.
10月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的主张.
会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只留下少数部队(先后组成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当地艰苦奋战.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翻越秦岭,渡过汉水,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000里,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到川北地区,开辟了川陕边根据地.
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另以10余万兵力向湘鄂西根据地发起进攻.
1932年7月初,国民党军队首先进袭襄河两岸,企图消灭红三军和占领湘鄂西根据地.
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夏曦执行冒险主义方针,先是轻敌冒进,命令红三军主力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的地区寻求作战,遭到损失后又转而实行消极防御,在根据地内构筑堡垒,准备固守.
红三军因此遭到很大伤亡.
8月,国民党军队向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
9月初,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军占领,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遭受重大损失,仅伤病员就有2000余人落人敌手.
10月,根据湘鄂西分局的决定,红三军主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经豫西南、陕南,沿川鄂边境南下,历时两个多月,于12月到达湘鄂边的鹤峰地区.
随后,红三军即转战于湘鄂川边地区.

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2年5月,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时,已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力量,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做准备.

5月20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电,批评苏区中央局不认识进攻策略的重要性,犯了"右倾与保守主义的错误";批评苏区党的代表大会对过去中央根据地工作中的"错误"批判得不够彻底,没有明确地反对机会主义;批评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后工作"不得力".
指示电认为全国力量的对比,"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这时,国民党军陈济棠部以三个师的兵力从广东北犯,赣南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
6月5日,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指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然后再沿赣江北上,进占赣州以及南昌等中心城市.
6月中旬,周恩来在汀州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贯彻临时中央指示的问题,对中央根据地的工作进行检讨,并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
决议规定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应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迅速地向外发展.

6月下旬,红一、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先后回到信丰西南和大庾东北地区,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7月初,经过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人赣粤军的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
8月上旬,红一方面军陆续北进到达兴国及其附近地区.
8月8日,毛泽东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同日,中革军委下达攻占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
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直接指挥下,于8月17日克乐安,20日再克宜黄,两战两胜,取得歼敌约三个旅、俘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乐安、宜黄战役后,在如何应敌的问题上,苏区中央局在前线与在后方的负责人发生了意见分歧.
在后方的负责人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
在前线负责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这个意见行不通.
他们于9月23日、25日连续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他们提议尽快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和作战方针.
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对反"围剿"作了部署:军事行动的重点是在南丰以西,宜黄、乐安以南的地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消灭这些地区的敌军的据点,建立和扩大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备战姿态布置战场.
但苏区中央局立即指责这个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强令红一方面军停止执行.

为了解决红军行动方针的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小源举行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
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之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为此,会议讨论了在根据地紧急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开展白区工作等问题.
会议对1932年的几次战役作了评价,认为攻打赣州是"绝对需要"的;虽然承认攻占漳州取得了胜利,但又批评这样做耽误了北上攻打中心城市的时间.
会议主要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
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在当年3月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他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批评,被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
会议还把红一方面军9月26日的军事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
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
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但这种意见未被会议接受.
由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
会议通过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决定这一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宁都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指挥下,从10月开始,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开辟建黎泰根据地,为以后的反"围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后,又进行金溪、资溪战役.
在1933年1月8日南城黄狮渡战斗中,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1932年底,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蒋介石嫡系陈诚指挥的部队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
这时,红一方面军共有三个军团和四个军,约7万人.

1933年1月下旬,苏区中央局按照宁都会议所确定的军事方针,连电红一方面军总部,要求红军主动出击,迅速攻占南丰、南城.
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张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
2月4日,苏区中央局再电前方,要求红军"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并称中央局的指令必须立即执行.
这时国民党军队作了新的部署,在抚河以东调动敌人已无可能,朱德、周恩来乃决定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但同时提出,如果强攻南丰不能奏效,就要转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在运动战中加以歼灭.
2月12日,红军攻南丰城,激战一夜,伤亡400多人.
当发觉敌军主力驰援南丰时,周恩来、朱德于2月13日即把对南丰的强攻改为佯攻,留一部分兵力迷惑敌军,主力秘密而迅速地转移到敌前进的右翼宜黄南部,待机歼敌.
2月26日,国民党军队向黄陂推进,进入红军伏击圈.
红军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各个击破.
经过2月28日和3月1日的两次激战,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几乎全部被歼,两师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
接着,国民党军队又调集兵力直扑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3月21日,红军在草台岗又歼敌近一个师.
黄陂、草台岗两战共歼敌三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
这样,就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的结果.
在红军处于受敌夹击的不利态势时,他们适时定下决心,毅然采取退却的步骤,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六路围攻的胜利在中央根据地军民与"围剿"之敌浴血奋战的时候,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到达川陕边,随后同当地党组织、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利用四川几个地方军阀正在为争夺地盘而混战的时机,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
1933年2月,先后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府.

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四川各派军阀取得暂时谅解,停止混战.
1933年1月,蒋介石委任军阀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
2月中旬,田颂尧率部分三路进攻川陕根据地,一度占领南江、巴中、通江.
红四方面军采取"逐步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自5月下旬起发动反攻,到6月中旬粉碎敌人的进攻,共俘敌1万多人,恢复并扩大了原有的根据地.
7月,红四方面军由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共有4万余人,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这时的川陕根据地,北依巴山,南抵仪陇,东起万源,西至苍溪和广元,人口达200余万.
8月至10月,红四方面军又在仪陇、南部间,营山、渠县间,宣汉、达县间发动三次战役,共歼灭四川地方军阀部队近2万人,并开辟了一些新区.
10月底,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扩编为红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
至此,红四方面军共辖5个军15个师40多个团,约8万人.

张国焘此时以中共中央代表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挥一切.
他坚持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和四川军阀的进攻,也赞成"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赞成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
但是,他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实行了许多过左的政策.
在土地革命中,他主张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在经济上消灭富农,损害中农利益,没收中小工商业.
在军事上,他只要正规军,不要地方军,把地方武装仅仅当作扩大红军的一种手段,每每采取"连根拔"的错误办法补入主力红军.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继续执行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拒绝与上层人物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或者虽然建立了某种统一战线关系,随之又任意破裂.
在肃反斗争中,他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肃反工作中的错误严重发展,不少有文化、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遭到迫害.
由于旷继勋、曾中生、徐向前等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并根据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做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工作,才减轻了张国焘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
但张国焘以"通敌"等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红四军军长旷继勋,逮捕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后来在长征途中把他秘密杀害.

1933年11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20万人的兵力,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对川陕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仍然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歼灭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
到1934年9月,共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的围攻.

湘鄂川黔等根据地的开辟红三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后,转战于湘鄂川边区,数次准备建立根据地未果.
1933年12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县大村举行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口号.
1934年,在向黔东进军途中成立由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4年5月至7月间,红三军进入黔东,开辟包括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和四川的酉阳(今属重庆市)在内的黔东特区根据地.
8月,湘鄂西分局决定红三军一方面巩固和发展黔东特区根据地,另一方面东出湘西,在湘鄂川边恢复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以形成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大局面.

1934年夏,湘赣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处于困难境地.
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同红三军取得联系.
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于8月7日率红六军团9700多人开始战略转移,10月24日与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当晚转移到松桃县的石梁.
10月26日,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会师大会.
两支部队会师后即进行整编,统一调配干部.
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萧克、王震仍分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
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
同时,成立中共黔东特委,重组黔东独立师.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下统一行动,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等地挺进.
11月7日,占领湘西永顺县城,随之在永顺县城以北的龙家寨打垮湘西军阀陈渠珍三个旅,俘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这一胜利是红三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形成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遵照中共中央电示,建立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和以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湘鄂川黔省军区.
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由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
到1935年1月,湘鄂川黔根据地初具规模.
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等为委员的军委分会.

在这期间,还建立了闽东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州中心市委先后派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等到闽东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各级党的组织.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调集重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减轻了对闽东的压力,闽东党组织乘机发动全区的武装暴动.
1934年2月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6月成立中共闽东临时特委,统一领导闽东的斗争.
9月,成立红军独立师,有1600余人.
他们与畲族、汉族人民相结合,经过艰苦斗争,把闽东各县的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福安、连江为中心的面积约1万余平方公里,拥有近100万人口的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

四、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政权建设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政权建设.
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开始是建立乡、区、县临时性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条件具备后再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这种制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工农兵代表大会包括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
根据这一规定,符合条件的选民按一定比例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组成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
区、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均由下一级代表大会按一定比例选举的代表组成,并产生区、县、省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
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由各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所选举的代表组成,并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成人员.
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其选举的各级执行委员会代行权力,对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负责.
这种在民主选举基础上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既能保证工农劳苦大众选举能够代表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参加政权,又能保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
为了保证根据地人民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做好选举工作,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选举法细则.
这个细则对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选举单位、代表的任期和定期向选举人作工作报告,以及选民撤销代表资格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
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
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政府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
例如福建上杭县才溪乡1932年10月选举时,上才溪53名代表中,女性有16人,占30%.

临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政权建设给予了很大关注.
1931年和1933年,先后颁布《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
1931年11月以后,仅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即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省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1月,先后建立过的县级苏维埃政府有250多个.
在其他地区,先后建立过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原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东(特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特区)和陕北、大金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苏维埃政府.

各级苏维埃政府是比较精干的政府.
临时中央政府各个部包括部长在内,一般只有3至5人,个别大的部也只有八九人.
人民委员会每次召开常会,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所议事情,议而有决.
决则必行,贯彻落实迅速而有效.
对于地方苏维埃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有关条例明确规定:乡苏维埃政府只配备不脱产的工作人员3人,城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苏维埃政府19人,区苏维埃政府15人,县苏维埃政府25人,省苏维埃政府90人.
据统计,1933年秋,中央根据地所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共60个县,两级政府共有干部约1800人,乡级苏维埃政府仅有干部1万人左右.
为了提高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临时中央政府开办多期训练班,培训县、区、乡干部.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大学,也为各级苏维埃政府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临时中央政府重视司法建设,先后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
这些法律、法令中,有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行政法规、刑法、民法、婚姻法、经济法等,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
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一整套司法机构,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
在中央,设立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农检察部和最高法院;地方设有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工农检察部;军队设有军事裁判所.
另外,设立劳动感化院,对犯人实施感化改造;设立劳动法庭,以处理劳资纠纷,保障劳动法的实施,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通过司法建设,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一支司法干部队伍.
仅在中央根据地,从事司法工作的干部就有2000余人.
苏维埃司法工作的创立和开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各级苏维埃政府非常注意廉政建设,对根据地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的斗争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包括司法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在内的监督机制.
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多起贪污浪费案件,严惩了腐败分子.
苏维埃政府坚决地开展反腐肃贪斗争,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苏维埃政权下,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真正做了主人;他们的经济生活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国民党各级政权统治下的种种盘剥,也得到明显的改善.
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
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积极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
他们把保卫苏维埃政权看作自己的责任.
中国革命战争所以能够长期坚持,红军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人民群众的热诚拥护和全力支援是一个根本条件.

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走的是先有基层政权,后有中央政权,由分散到集中、从局部到全国的发展道路.
从长远的意义上看,各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进行创造性实践的伟大阵地.
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是开辟人民政权道路的重要实践.
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学会治国安民的本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还造就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
在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省、县、区、乡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
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的涌现,不仅成为日后进行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领导骨干,而且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

经济建设根据地军民在粉碎军事"围剿"的同时,还为打破经济封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是国民党当局用来对付根据地军民的两个主要手段.
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积极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稳定并改善人民的生活,为进行反"围剿"斗争准备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必要的物质条件.

随着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但从1931年开始,临时中央的一些"左"倾政策逐步推行到根据地中来,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封锁.
这样,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出现了经济生活恶化的局面:工商业凋零,日用消费品(主要是食盐、布匹、药品)奇缺,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如汀州、上杭、雩都、瑞金等县发生缺粮饥荒.
面对这种局面,临时中央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经济政策作若干调整,并且要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1933年2月26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央、省、县三级设立国民经济部.
人民委员会还先后在中央根据地召开两次经济建设大会.
一次是8月12日至15日在瑞金举行的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8月20日至23日在博生县(即宁都县)举行的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
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大会上作题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①,论述了在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所载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是这个报告的一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
经过两次大会的号召和各级政府的具体指导,根据地出现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的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根据地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
在根据地的生产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村青壮年参加红军、耕牛又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便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劳动力的使用.
例如,1933年,兴国县长冈乡每村一个劳动互助社,全乡社员达300多人.
1934年5月,瑞金县互助社社员达8987人,兴国县达5.
17万多人,长汀县达6717人.
苏维埃政府组织广大农民成立犁牛合作社或犁牛站,将没收地主的和集资购买的耕牛定为全体社员公有,按农户分得的田亩多少调剂使用.
苏维埃政府还增加农业投人,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1933年,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开垦了21万石荒田,闽浙赣省开垦了11万石荒田.
粮食产量,在赣南闽西区域,1933年比1932年增加了15%,在闽浙赣区则增加了20%.
川陕根据地也获得好收成.

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
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
据统计,到1934年2月,中央根据地的兴国、胜利(位于雩都北部)、赣县等17县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176个,社员3.
27万余人,股金5.
05万余元.
与此同时,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
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的官田兵工厂由最初的六七十人,到1933年发展为400多人.
中央被服厂设在瑞金七堡,全厂约700多人,缝纫机100多架.
中央钨砂公司下属铁山垅、盘古山、小垅等矿场,年产量约计1800吨,约有5000工人.
还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等.
其他根据地的手工业生产也有较快的发展.
如川陕根据地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开办了兵工厂、被服厂、织布厂等.

发展对外贸易,也是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
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是指同国民党统治区域间进行的贸易.
1933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部下设立对外贸易局.
此后,邻近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县也设立了对外贸易分局、采办处、代办处或采购站等.
为了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还实行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暂时减税的办法.

此外,根据地的财政、金融、邮电、交通等事业也都有一定的建设和发展.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工作.
经过努力,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和结论①,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述.

第一,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第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而目前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第一位的工作.
第三,根据地的经济成分,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第四,根据地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贯彻节省的方针.
第五,根据地对外贸易的方针,首先是为着自给,其次才是出口,并要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第六,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等问题);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在这之前,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是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的,但其中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农村实际的"左"的内容.
1933年初,张闻天、陈云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对此有所察觉,提出了修改意见.
3月28日,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修改劳动法.
陈云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指出:这种"左"的错误,不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苏区经济的发展.
张闻天也在《斗争》上发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一文,指出:这个"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形加以修改和补充.
同年10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对原劳动法中这类不切实际的条文作了修改.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地军民在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在极为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克服困难,进行了文化教育建设,取得了许多成绩.
根据地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干部的教育.
中央根据地于1933年3月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要培养党、政、工会的干部.
1932年以后,还先后创办瑞金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江西第一短期师范学校、列宁团校、职工运动高级训练班、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

为了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
如建立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设立识字牌、墙报,创办报刊,创作演出戏剧等.
据统计,到1934年3月,中央根据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学校4562个,学生约8.
8万人;识字组2.
3万多个,参加者仅在江西就有约12万人;俱乐部1900多个,固定会员就有9.
3万多人.
妇女在夜校学员中占很大比重,如在兴国县长冈乡,夜校女生占70%.

各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创办了许多报纸杂志.
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有大小报刊34种,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最多时达4万余份,《青年实话》报发行2.
8万余份,《斗争》杂志发行最多时达2.
7万余份,《红星》报发行最多时达1.
73万份.
1931年11月7日,根据地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宣告成立.
根据地的革命文艺生活也很活跃,工农剧社、蓝衫团①、俱乐部等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在地瘠民贫、文盲众多、战争频繁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一批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这项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党的建设在各根据地内,党大力加强了自身的建设.
根据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根据地建立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正式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
因周恩来在上海,由项英代理.
同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来后,中央局的各工作部门逐步健全.
12月底,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苏区中央局所辖的江西省委、福建(闽粤赣)省委、闽赣省委、粤赣省委、赣南省委相继成立并得到健全,地方特委、中心县委和县、区、乡的党组织也都建立或健全起来.
各级党的领导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推动了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建立和健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
为此,根据地的党组织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各级党组织大胆地选拔有坚定信仰、在实际斗争中积极勇敢并有工作能力的党员,到党的领导机关工作.
对于各级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党组织注重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
党组织还通过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加强干部的速成教育.
短期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有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实习等.
除经常性的短期训练班以外,党组织还创办各种干部学校,对党员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各种专业知识教育.
如,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春开办党校,重点培训县、区级干部.
通过上述措施,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
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建立健全基层党的组织,发挥它们的作用.
1931年冬以后,中央根据地基本上是以乡为单位建立党的支部,村建立党的小组.
对党员人数比较多的,在乡支部之下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剧团之一.
1933年4月成立于江西瑞金,以演出活报剧为主.
演出时演员都穿蓝衫,因而称蓝衫团.
以村为单位或几个村联合建立分支部.
在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单独或联合建立支部.
在根据地的国营企业中,也单独建立了党的支部.
党通过这些基层组织,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党员、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中去.
通过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根据地的扩大红军、支前参战、购买公债、发展工农业生产、节约粮食和经费等项工作,都能克服困难,比较顺利地完成.

伴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发展党员工作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来.
1931年,经过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和发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党员人数有所减少.
从1932年夏到1933年秋,苏区中央局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发动了几次突击发展党员运动.
1932年3月底,江西全省共有党员2.
3万余名,到1933年4月猛增至67904名,到同年秋又增至97451名.
福建全省1932年3月党员人数约6800人,到1933年6月猛增至2万人.
其他根据地的党员数量,也都有了较快的增加.
据193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统计,湘赣根据地有党员3万人,湘鄂赣根据地有党员5万人,赣东北根据地有党员3万人,湘鄂西根据地有党员28740人,鄂豫皖根据地有党员2万人.

由于处在农村的环境中,各根据地发展的党员大都是农民出身.
据1930年赣西南根据地统计,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0%,知识分子、小商人出身的占10%,工人出身的占10%.
在1933年5月发展党员突击运动月中,尽管一再强调要注意发展产业工人和雇农入党,但新党员中,工人、雇农和苦力只占28%,而贫农、中农、知识分子、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则占到72%.
据湘赣根据地1932年9月统计,工人、手工业工人、苦力、店员、雇农出身的占20.
62%,贫农、中农出身的占74.
43%,知识分子、小商人、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富农、其他出身的占1.
95%.
根据这种状况,各地党组织注意加强思想建设.
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宣传部及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印发了许多通俗易懂的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读物.
如红军总政治部1932年1月编印的《新党员训练大纲》,对党的主张、组织、纪律、任务等都作了说明.
中央根据地的党组织通过组织各种研究组、政治讨论会、短期训练班和进行比赛等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
通过这些措施,许多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的党员,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提高了政治觉悟.

根据地的党组织非常重视作风建设.
广大党员干部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毛泽东更是率先垂范,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写下多篇调查研究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在他的影响下,1929年至1932年春,中央根据地的各级党政军机关掀起调查研究的热潮,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
各级党员干部扎根群众,依靠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并采取措施有效地惩治腐败,培育了崇尚廉洁、反对腐败的良好风气.
广大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带领群众克服困难,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
"这首当年流传在中央根据地的民歌,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干部身上反映出来的党的优良作风的赞誉.

根据地的党组织还加强了对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
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中,普遍建立了党团.
通过党团,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在根据地内,还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
凡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选,均由党组织提出名单,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使群众接受这种意见,再经民主选举产生.
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各种职务的人选,经当地党委同意后,再由党团提出,由苏维埃政府任命.
实行党团制度和党管干部的原则,为处理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索.

五、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党的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
他们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1929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潘汉年负责,统一领导这方面的工作.
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ff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
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
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兴起了一个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化运动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镇压.
从1929年起,国民党政府相继颁布《宣传审查条例》、《出版法》等法律、条例,对书籍刊物的编辑、出版和发行施加种种限制,直至严加查禁.
仅据湖南长沙1931年9月的统计,被查禁书刊就达228种,其中以"共党宣传刊物"、"鼓吹阶级斗争"等理由查禁的有140多种.
国民党当局还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过横蛮无理的审查,对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化作品加以扼杀.
一伙伙流氓特务按照其主子的旨意狂暴地袭击进步的文化团体和编辑、出版、排演机构,拘捕、刑讯并秘密杀害革命的作家和文化人.
1930年至1933年间,先后牺牲的有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
国民党当局还培植一批御用文人,竭力宣扬封建文化和法西斯文化,诋毁马克思主义和进步的思想文化.
国民党当局以为,通过种种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就可以彻底消灭左翼文化运动.

但是,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左翼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在"围剿"中被消灭,反而迎着迫害的狂风恶浪,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下,顽强地发展起来.
左翼文化团体的人数不断增加,活动地区不断扩大,由上海发展到北平、天津、武汉、广州,并远及南洋和日本东京.
经过艰辛的耕耘和战斗,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和新闻出版等方面,左翼文化运动都取得卓越的成绩,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

左联和其他左翼文化团体先后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化月报》、《北斗》、《文学》等几十种刊物,创作和发表了大量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
这些作品反映了新军阀统治的祸害、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城乡经济的衰败,以及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与要求,在题材与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达到新的水平.
如鲁迅的许多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芒的战斗杂文和其他文学作品,茅盾的刻画20世纪3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的现实主义力作《子夜》和其他短篇佳作,还有老舍、曹禺、巴金等许多作家的优秀作品,不仅在当时脍炙人口,而且艺术魅力经久不衰.
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一大批号召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新闻通讯等等,充满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对于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

左翼文化工作者还在文艺思想战线上多次开展对错误观点的批判.
左联成立以前,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曾在上海展开反对新月派的斗争.
左联成立后又展开同民族主义文学派的斗争.
新月派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民族主义文学派以超阶级的"民族意识"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左翼文化工作者著文揭露这两个派别文艺观的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其观点的某些鼓吹者"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命运",其超阶级意识只是他们所维护的统治阶级利益的掩饰.
左翼文化工作者还批评了自称居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左翼文艺阵营之间的"第三种人"(或称"自由人")所宣扬的文艺与革命斗争脱离的文艺观.
文艺思想战线上的这些斗争,推进了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使他们逐步走上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创作道路.

社联成立以后,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一支与左翼文艺工作者同样的有组织的队伍.
他们出版书刊,组织社团,举办讲座,创办学校和补习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科学知识,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的问题,取得显著的成绩.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8月到1937年6月,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达113种之多.
《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问世的.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注意宣传介绍辩证唯物论,这较之20世纪20年代前期着重介绍唯物史观的情况是一个前进.
有些著作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准确的阐释,对于人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并用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还有些著作注意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真理.
通俗的革命理论作品启迪了许多青年学生,促使他们的世界观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投身革命.

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斗争,是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托派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错误观点,其中心是否认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断定中国已处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而否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国民党反动文人出于反革命目的,也极力鼓吹与托派类似的观点.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托派和国民党反动文人就上述问题,先后进行了长时期的论战.
中共中央通过文委领导这些论战,表明自己的观点.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调查和收集大量资料,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有力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肯定中国实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论战中的这些研究成果,从理论上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些宣传、研究和斗争中,逐步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
这种提高主要表现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逐渐结合上.
尽管这种结合还是初步的,但是已经使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
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
此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诸学科也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著,成长起像李达、艾思奇、王亚南、郭大力等一批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左翼文化运动也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影响.
在太阳社、创造社成立初期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有成就的进步文化人持贬低甚至否定的态度;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将鲁迅等作为异己力量加以攻击.
中共中央发现后进行干预,指示停止这场论战,并请鲁迅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左联的筹建工作.
左联成立后,仍有一段时间不能采取正确的策略,不会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工作,不少杂志都是出版一两期即被查封.
在工作中不顾文艺组织的特点,忽视创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散传单、贴标语、参加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等冒险行动上.
在组织队伍时,不注意广泛团结处于中间状态的文化工作者.
在进行思想理论斗争时,有公式化、简单化的缺点.
这些"左"的错误,曾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

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群众性抗日救亡高潮的形势,"左"倾行动造成的许多令人痛心的损失,使左翼文化工作者开始注意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2年11月张闻天在《斗争》上发表批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之后,特别是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中央根据地之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左翼文化工作者逐渐地认识到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危害,并逐步地纠正过去的一些错误,实行策略上的转变.
他们注意利用合法形式,采取多数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通过党外多种渠道进行活动,使工作能够持久地和扩大地开展下去.
1933年7月1日创刊的《文学》杂志(由郑振铎、傅东华编辑),一直坚持出版到抗战初期.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虽屡遭当局封禁,但先后改为《新生》、《大众生活》、《永生》和《生活星期刊》继续出版,其中《大众生活》每期销量最多时达20万份.
1934年创刊的《中国农村》、《读书生活》和《世界知识》杂志,其中的一些文章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注意联系实际和一般群众的思想状况,摆事实,讲道理,很受读者欢迎.
左翼文化力量还逐步打入国民党当局办的各种报刊或中间性报刊中,打人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出版发行机构中,占领和扩大宣传阵地.
左翼文化的这种发展势头,连国民党的舆论也惊呼为"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入".
左翼文化宣传的扩大和加强,在城市各阶层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中,发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影片《风云儿女》(夏衍编剧)的主题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这歌声,喊出了中华民族的满腔悲愤,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对动员人民奋起救亡起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左翼文化运动逐渐将重心转向建立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方面.
1936年春左联自动解散,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左翼文化运动中,一大批党的和非党的文化工作者冲锋陷阵,勇往直前,鲁迅是他们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他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严重迫害,积极参加并指导革命文艺运动.
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各种反动思潮;他以满腔的热情讴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宣传进步思想.
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他注重团结同志,也对那些犯有"左"倾错误的同志提出诚恳的批评.
他由此而赢得进步文化人的爱戴,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瞿秋白、张闻天等也都为这一运动建立了重要的功绩.

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左翼文化运动,虽然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它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进程所作出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左翼文化运动不仅取得辉煌的成就,而且锻炼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领导骨干.

六、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查田运动从1933年2月开始,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中央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查田运动.
这场运动是作为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的.
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力图在运动中全面贯彻其"左"倾土地政策,使运动发生很大偏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早在1931年3月,中共中央就发布过《土地法草案》,规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
这个草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的,后经共产国际批准.
"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认为,各个根据地特别是中央根据地原先实行的限制而不是实际上消灭富农经济、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土地政策,是"富农路线"、"非阶级路线",曾多次加以指责.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后,又多次重复这种指责,并以此作为开展查田运动的根据.

这时,毛泽东已被解除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处在被排挤的地位.
1933年2月,临时中央责成他通过政权系统推进查田运动.
毛泽东按照临时中央的要求参加对查田运动的领导.
在运动开始前,他曾派干部到瑞金叶坪进行试点,取得经验.
6月,查田运动广泛开展后,他在指导中提出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方法.
但是,当运动迅速发展以后,"左"倾错误还是占了上风,并且愈演愈烈.
许多地方把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而加以打击,把不少富农当作地主加以打击,发生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
到9月8日,苏区中央局不得不作出第二次决议,承认查田运动犯了某些错误,并责成临时中央政府予以纠正.

10月10日,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6月下旬起草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决定对20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其中主要是如何划分地主与富农,如何划分富农与富裕中农,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等.
决定指出:有无主要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
决定还规定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
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出命令,要求各级政府按照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对农村阶级成分进行复查,指出"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消灭地主.

当《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刚刚在各地贯彻执行并取得一定成效时,1934年3月15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新选出的中央人民委员会,却又根据同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有关决议的精神,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训令》.
训令认为,纠正过左的错误,是阻碍开展查田运动并给地主、富农以反攻的机会,因而是错误的.
训令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
这样,"左"倾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
湘赣、赣东北等根据地先后开展的查田运动,也经历了类似的反复.

查田运动中"左"倾政策的推行,不仅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农业生产,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根据地严重缺粮,扩大红军遇到困难,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

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即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其"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并为此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
从1933年2月开始,他们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在江西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通过这两次错误的党内斗争,更加强化了"左"倾错误方针在中央根据地的统治.

罗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
1932年10月,毛泽东在闽西长汀同罗明谈话时指出,福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以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指出,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和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根据地十分重要.
罗明在省委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贯彻落实.
1933年1月21日,罗明就长汀、连城、新泉的工作,向福建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
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
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对国民党正规军不要硬打,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
他主张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红军,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对边缘区、新区工作的指导应不同于巩固的中心区域,不能把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边缘区、新区来.
罗明的上述主张,是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正确意见.
但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错误地认为这是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
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所谓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随后,临时中央又在江西错误地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亦即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时任中共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古柏曾任寻邬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内务部部长、文化部部长.
他们依据多年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意见,抵制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
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之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法.
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他们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
关于行政工作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他们主张"由政府计划",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去做.
在这之前,即1931年11月初赣南会议前后,邓小平对中央领导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即有过抵制;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曾批评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为"洋房子先生",并针对某些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说法,说过苏区的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等等.
由于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对"左"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

1933年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直接召开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通过决议指责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即"罗明路线",并批评江西省委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
4月下旬,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这些斗争,实际上反对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于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营垒的分化,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表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
但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新的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

为了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
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
国民党政府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
1933年5月,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要务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蒋介石本人坐镇南昌.
6月,蒋介石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
7月至9月,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者达7500多人.
经过半年的准备,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
其中,北路军共33个师另3个旅,担任主攻;另有南路军、西路军和第十九路军,分头担任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的任务.

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较前有发展.
尽管形势严峻,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
在蒋介石正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即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
在国民党军队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把两个拳头分开来击敌的计划,只能徒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
结果是,东方军人闽作战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中央军则没有什么仗可打,被置于无用之地.
红军由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①从上海来到瑞金.
李德是一个外国革命者,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这就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
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
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
他们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

9月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根据地,28日占领黎川.
博古、李德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
红军主力在洵口与敌遭遇,打了一个胜仗.
博古、李德贸然命令红军向敌军已修筑坚固阵地的硝石、资溪桥等地进攻,结果连战不利.
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

①李德(1900一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Braun),德国共产党党员.
曾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毕业后不久即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1933年9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
1939年8月从中国陕北回莫斯科.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遭受几次挫折以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
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①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的事变.
第十九路军自上海抗战受挫后,先后被调往江西、福建"剿共".
这支部队的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在同红军作战多次受挫中认识到,继续进行"剿共"内战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黄琪翔等,共同走抗日反蒋的道路,并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步骤.
1933年10月26日,福建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1月22日,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后,双方又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
随后,从福建往根据地运送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这是国民党军队中响应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17日宣言,接受三个条件,同红军实行停战抗日的第一支部队.

中共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
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延进攻中央根据地,抽调兵力人闽,镇压福建人民政府,红三、红五军团应侧击蒋介石的人闽部队.
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
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但博古等①"短促突击",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的战术原则.
这一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
"短促突击"作为战术手段是可以运用的,但把它上升到战法,用以支撑消极防御的方针则是错误的.

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纳上述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
由于受到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加上领导本身失误等原因,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
中共临时中央由于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

正值前方红军鏖战之际,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人中革军委机关.
按照这个决定,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
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
通过这一措施,李德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第一,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
第二,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第三,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
第四,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红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

"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重新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同时命令粤军在南面对红军实行防堵.
由于推行李德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舍弃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去同强敌拼消耗.
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御,屡次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
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
博古、李德等命令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
从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向广昌发动进攻.
参加保卫战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很大牺牲.
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
红军各部队依托阵地,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实施"短促突击"战术,但未能摆脱被动局面.
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
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
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
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
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分兵向根据地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

广昌失守后,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
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
到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了.

第十二章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一、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
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
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
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
"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
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
11月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
由于兵力过小,这支部队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
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
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抒发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
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
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带有探路的性质.
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
1934年9月,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中央的指示.
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部分武装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的游击战争.
省委率领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2900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转移.
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4个省,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16日同陕甘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
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
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
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
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
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
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
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
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形成一支很庞大、累赘的队伍,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
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
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
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9月底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谈判.
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
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
接着,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
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
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
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
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
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
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损失惨重.
湘江两岸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牺牲.
12月1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红军经整日血战,阻止住敌军的进攻.
到当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
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
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
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
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
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
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
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
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
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
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
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遵义会议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们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

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
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
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
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
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
周恩来、朱德等也是支持毛泽东的.
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
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
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
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
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
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澈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
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时机.
在突围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决议总结了在同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利用第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
这时,要就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
中共中央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
因此,会议决议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
但是,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
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
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分属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
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
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
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
蒋介石在打了败仗之后,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
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人川南.
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
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
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
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
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主力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进,于5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二、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并对林彪等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进行了批评.

在北上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
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
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
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
红四方面军是在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的.
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于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
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由此打乱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
但是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
他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
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
张国焘的这种右倾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

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争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
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汉族居民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
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
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①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
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
张国焘也表示同意.
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
7月16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
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
他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
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城)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
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儿盖集中.
同日,①旧省名,辖地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
1914年设川边特别区,1928年改为西康省,1955年撤销.
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并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改称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
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的番号照旧.
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不能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
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形势与任务.
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
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
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考虑,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均宜经班佑北上,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
张国焘不执行沙窝会议的北上战略方针,并对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极力加以排斥.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鉴于周恩来病重,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
这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偏僻地区的错误.

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到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命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并电令陈昌浩准备率领右路军南下.
9月8日,张国焘还致电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命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则将其扣留.
同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再次强调指出:如左路军南下,其前途将极端不利.
南下沿途均是雪山、老林、隘路,而国民党军队已筑成碉堡,红军绝无攻取的可能;北面反会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断绝退路.
南下的川康藏边境,大都是人少粮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很难在那里立足.
而北上则有许多较好的条件,有利于开展抗日的新局面.
中央希望左路军立即北上.
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
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9月11日晚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向甘南腊子口前进.
经过英勇战斗,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
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
同时,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
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的主要区域.

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11月初,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①会师.
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
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②、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
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先后进行两次反"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红十五军团组成后,在陕甘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反"围剿",并取得重大胜利.
1935年九十月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迎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1月20日至24日在直罗镇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
这一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①红十五军团是由先期长征到达陕甘的红二十五军同原在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于1935年9月间合编而成,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全军团共7000余人.

②谢子长(1897—1935),于1934年夏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负重伤,1935年2月逝世.
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当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又高涨起来,国内政局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不肯放弃"剿共"政策.
这时,它除在南方继续"清剿"留在老根据地的红军外,还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
1936年初,陕甘根据地的南部和西南部,有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主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北部有井岳秀师和高桂滋师;孙楚的四个旅(属晋绥军)也在黄河西岸地区"进剿"红军;黄河东岸有阎锡山晋绥军的主力,依黄河为屏障,修筑工事,防堵红军进入山西.

这种新的形势,要求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尽快制定出新的军事战略方针.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
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为贯彻这一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前者作为中心任务.
为此,红一方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①等省.

为了贯彻上述战略方针和行动部署,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抗日先锋军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
新组建的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和地方游击队留守陕甘根据地.

这次东征是1936年2月20日开始的.
抗日先锋军冲破阎锡山部队的防线,渡过黄河.
3月31H,红二十八军也渡河参战.
红军宣布,此次东征是为了实行各项抗日政策,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表示愿意停止一切内战,联合抗日.
①旧省名.
1914年设绥远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4年撤销,辖地划入内蒙古自治区.
东征期间,中央政治局于3月下旬先后在山西西部孝义县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连续召开会议(通称晋西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并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抗.
蒋介石急忙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

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H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束东征.
5月5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南京政府及其海陆空军队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经过两个多月的东征,红军的力量有所扩大.
红军在山西的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起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红军回师以后,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
他调集16个师另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
在陕甘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中,只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与共产党秘密建立了初步的统战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如果红军不采取必要的对策,仍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
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1.
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其余部队在南线和东线牵制和吸引蒋、阎军及陕北、渭北的国民党军队,巩固陕甘根据地,策应主力西征.

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机关于1936年6月底从瓦窑堡移驻保安.
西征部队先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等部为右路,后来又以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为中路,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
至7月底,三路红军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攻占甘肃东部的阜城、曲子镇、环县、洪德城等地和陕西西北部,直到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城一带,俘获人枪各2000余,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
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发展.
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发展胜利,并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做积极准备.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当西方野战军西征取得重大战果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也战胜千难万险,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到达甘肃南部.
红军三大主力很快就要会师了.
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坚持南下同中央分道扬镳后,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致电张国焘,命令他改变南下方针.
但张国焘坚持错误.
9月中旬,他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攻击中央北上的方针是"逃跑",力主南下,并反对在左路军中坚决主张同中央一起北上的朱德和刘伯承.
9月下旬,原左路军和右路军的一部分(包括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而已编人左路军的红五、红三十二军)在张国焘的指挥下重过草地,计划到粮食较多的宝兴、芦山、天全一带去.
他以为中共中央率领不大的部队北上,已不成气候.
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12月5日,他狂妄地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红一方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
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同红四方面军中不赞成张国焘分裂行动的领导者一起,耐心地进行争取受迷惑的人员的工作.

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性,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在红四方面军中是不得人心的.
9月中旬部队南下后,于10月、11月间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中取得击溃川军六个旅的胜利,又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战役中取得歼灭川军1.
5万余人的胜利,但自己也伤亡近万人.
1936年2月,国民党当局增调重兵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张国焘被迫率部不断西撤,越过大雪山,于4月上旬撤到主要是藏民居住的甘孜、炉霍地区.
红军虽英勇奋战,但伤亡很大,到甘孜后只剩下4万余人,同南下前相比已减员过半.
部队滞留在甘孜一带地区,给养极其困难.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已告失败.
这时,中共中央仍从陕北不断地把各方面情况电告红四方面军,要其继续北上.
张国焘不能无视中央北上适应形势的发展,并打开中国革命的宽广前途的事实.
红四方面军中,广大干部、战士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愿望,以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的张浩(林育英),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张国焘进行帮助.
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

红二、红六军团是在1935年11月开始长征的.
这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势非常严峻.
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为争取主动,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桑植的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1936年1月上中旬,进入黔东石阡、镇原、黄平地区.
由于国民党军队四面紧逼,部队又向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转移,并在毕节城内成立I临时政权机关.
2月底,夏曦在毕节七星关渡河时牺牲.
3月下旬,部队到达盘县、亦资孔地区.
3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命令他们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二、红六军团离开盘县地区向西急进,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历尽艰险,于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
中共中央得知他们的情况后,指令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三十二军编入),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
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
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6年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途经阿坝、包座等地,越过雪山草地,于8月到达甘肃南部.
9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广大地区.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已于8月提出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
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出兵绥远,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
9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此作出具体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同时,派聂荣臻、左权率领部队挺进到西兰公路以北,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
但张国焘这时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
后来,经过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1936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于9月中旬连克甘肃省东南部的成县、康县、徽县、两当,10月迅速向北转移.
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锋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
10月22日和23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进行了战略大转移.
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完成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的长征.
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燃烧起来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中国革命的新任务而在西北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长征实现红军的战略大转移,是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
它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长征的胜利,是一曲响彻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
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
1936年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从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
针对这种情况,10月25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
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
这时,张国焘仍对重点击破南线之敌缺乏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提出异议.

为了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中革军委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
而张国焘却命令红四方面军在黄河以东的第四、第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致使战役计划未能落实.
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
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西渡黄河的红军2.
18万人迅速击破敌人阻击,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线.
10月28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电示红军总部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强调"目前我们已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切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高(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
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河西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敌人后继续北取宁夏.
11月初,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便久停,数电红军总部及中革军委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
11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指令其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
河西部队于11月6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7日又向中革军委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分会.
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
"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开始西进.
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这时,河东的敌情仍很严重.
11月中旬,中革军委根据胡宗南部第一军进攻的形势,接连下达指示,指出"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并规定各部队首长须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命令.
在彭德怀统一指挥下,河东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部队陆续向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并于11月21日一举攻人山城堡,取得歼敌一个多旅的胜利.
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显示了红军团结战斗的威力,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
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
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
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等许多干部、战士壮烈牺牲.
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怀,除在西路军西进过程中给以指示外,当西路军处于困境时,还通过政治谈判等,尽一切努力争取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和追击.
1937年2月下旬,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的援西军前往增援.
援西军在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得知西路军业已失败,才没有继续前进.
随后,中共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地区.
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于1937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
这时部队还有400余人,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
他们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返回延安.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
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
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除讨论政治形势外,还深入揭发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其根源是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张国焘的错误已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的危害.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为革命英勇奋战的献身精神,同张国焘的反党错误严格区分开来.
会议号召全体红军在开展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以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
对于张国焘本人,中共中央也尽力予以团结和争取.
鉴于张国焘在4月6日写的《我的错误》的声明书中,表示以后绝对忠实于中央的路线,中央决定再一次给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对他的问题在组织上没有作结论,并建议由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但张国焘阳奉阴违,始终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拒绝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终于在1938年4月逃出陕甘宁边区,当了国民党的特务.
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这一决定得到全党的一致拥护.
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巩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争取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四、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从1934年下半年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主力相继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八个省的赣粤边、闽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湘南、皖浙赣边、闽西、闽东、闽粤边、闽北、鄂豫皖边、浙南、闽中、鄂豫边和琼崖等十几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妄图消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
他们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最残酷最毒辣的手段,实行反复"清剿".
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血流遍地,一片废墟.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复"清剿"和血腥镇压,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表现了无比坚毅的英雄气概.
他们钳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坚持了游击根据地.
这些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战争,总的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春.
这是红军和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阶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
留在根据地的部队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
6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
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根据地.

红军游击队在反"清剿"开始时,没有能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实行战略转变,开展游击战争,而是继续打阵地战,致使许多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受到严重的损失.
1934年11月底,苏区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采纳陈毅提出的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把武装力量退到雩都南部整顿,做好突围的准备.
1935年2月5日和13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电示苏区中央分局: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使游击队在群众中站稳脚跟,取得给养;要缩小或取消庞大的机关,负责同志随游击队行动,把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恢复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还向苏区中央分局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
苏区中央分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率红二十四师一部在原中央根据地穿插游击,指导各地工作;同时派负责干部到各游击区领导斗争.

第二阶段,从1935年春到1936年底.
这是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以保存、巩固、发展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的阶段.
1935年3月底,苏区中央分局项英、陈毅以及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南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以李乐天为书记、杨尚奎为副书记的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军分区率领的游击队会合.
他们采取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高潮的方针,在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地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中央分局还派赖昌祚到瑞金任特委书记,领导闽赣边地区的游击战争;派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一部去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坚持斗争.

与此同时,黄道领导的闽北地区,叶飞领导的闽东地区,黄会聪领导的闽粤边地区,关英、唐在刚领导的皖浙赣地区,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地区,方维夏、蔡会文(1935年4月到湘南)领导的湘南地区,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严图阁领导的湘鄂赣地区,彭辉明、谭余保领导的湘赣地区,高敬亭领导的鄂豫皖边地区,王于洁、刘突军领导的闽中地区,张新江、王国华领导的鄂豫边地区,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地区等,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

这是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阶段.
国民党当局采取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等手段,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斩尽杀绝.
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红军和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同甘苦,共患难,在当地人民群众支持下,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
此外,他们还要同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作坚决的斗争.
他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
他们没有必要的给养,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医治.
他们没有任何通讯器材,只能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进行斗争.

第三阶段,从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这是由继续游击战争向国共合作抗战转变的阶段.
这一阶段,蒋介石虽已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对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游击区仍进行疯狂的"清剿".
各红军和游击队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清剿"继续进行有力的反击;另一方面经过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的领导人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进行复杂的政治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队逐步停止进攻.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最终以国民党"清剿"的失败而告终.
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成为大江两岸抗日前线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高度评价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指出:南方项英和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
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高级干部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和其他许多干部、战士,先后英勇牺牲.
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
在他们身上,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

第十三章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华北事变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对日交涉所持的原则是妥协退让.
不久,日本军部重提"分离华北",确定了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扩张政策.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
这个"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援助.
"天羽声明"出笼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即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机密文件,提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
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
此后,日本军队便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步伐.
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部.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
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主编及作者.
国民党政府立即将该刊予以封闭,并把担任主编的杜重远囚禁①.
6月10日,国民党政府又颁布《申做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①《闲话皇帝》一文,是易水(艾寒松)所作,1935年5月4日刊载于《新生周刊》第2卷第12期.
该文发表前经国民党有关机关审查过,但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本,除封闭该刊外,还判处杜重远一年两个月的徒刑.
国民党上海图书杂志审查机关的有关人员也被革职.

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
1935年5月,日军制造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关东军则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
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多次向何应钦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
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备忘录",并限期实行.
"备忘录"内容主要有: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
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美治郎,表示6月9日所提各事均承诺之.
梅津美治郎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书面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在河北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关东军又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
日本方面借口其人员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盘查,于6月11日向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
6月27日,国民党政府指派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了"秦土协定".
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招聘"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
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
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
国民党当局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
这个委员会以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曾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
在日本政府看来,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在这期间,日本还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
日本资本逐步控制了华北的铁、煤、盐等军需资源和交通运输、电力设备.
华北的部分农村也逐渐变成日本的植棉区.
在天津、青岛等大城市,日本单独经营的公司迅速增加,不少工厂、矿山变成中日"联营"的企业.
日本商人还大规模地武装走私,使日货泛滥于中国市场,对已经处于衰退状态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构成严重的威胁.

中国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封建经济的束缚下,处境本来就十分艰难.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东北的沦陷和华北的"特殊化",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
日本的经济掠夺,更使中国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
1932年以后,民族工商业明显地走向衰败.
1934年至1936年间,上海新设工厂为76家,而旧厂因不景气改组的竟为839家,还有238家歇业.
全国纱厂拥有的纱锭数,1935年虽比1932年略有增加,但纱锭开工率很低.
热水瓶、制药、印刷、橡胶等十几个工业部门的停工率也分别达到25—50%.
许多工厂商店陷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
如天津北洋等六家纱厂(号称"北洋六厂")有四家落入日本资本家之手.
上海、天津、青岛三个最大的棉纺织中心,1936年日资纱厂都已取得超越民族资本工厂的优势地位.
火柴、面粉等工业,也因受到日本资本的压迫而一蹶不振.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
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而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却仗势欺人,狐假虎威.
此时有人描述这种情景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
"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八一宣言》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更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对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更加感到愤慨.
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
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分子,对国民党政府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内掌权的地方势力和政治集团,趋向于举起抗日的旗帜来反对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

这时,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和分化逐渐加深.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介石集团主要是依靠英国、美国的势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亲日的一个集团.
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们的后台之间的关系.
英、美对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虽不满意,但是无可奈何.
它们既以为日本会止步于山海关外,又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做反对苏联的先锋,所以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愿作出实质性的干涉.
英、美既然抱这种态度,蒋介石也就在南京政府中和汪精卫实行合作.
到1935年,日本愈来愈明显地要把它的势力扩张到华北以至全中国,这就触犯了英、美在华北和华中、华南的利益,使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
英、美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制造"华北自治"表示"关切",要求日本尊重"九国公约",并通过支持蒋介石政权来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宣布白银国有,实行法币政策,加强了对全国金融的统制.
随后法币相继与英镑、美元发生固定的联系.
这使日本所期望的"中日经济提携"受到挫折.
同年12月,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将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职.

事实上,这时的英、美还不准备在中国问题上同日本冲突,并不要求南京政府实行坚决抗日的政策.
它们只是要求日本仍然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的局面.
日本看准英、美和蒋介石政府的弱点,丝毫未停止其侵略中国的步骤,只是采取的形式比吞并东北稍稍"温和"一些.
例如只提出"华北自治"的口号,暂时接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的过渡办法,而不是立即在华北制造一个新的"满洲国".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是有直接关系的.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
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
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
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
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
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
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
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
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
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只要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排除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八一宣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这次会议,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八一宣言》公布之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但已从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刚刚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35年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
"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后,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这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切公开出版的报刊都不允许宣传抗日.
《八一宣言》是经过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传到北平、上海等地的.
这个宣言连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二九运动正当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1935年12月,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
它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

此时,活动于北平的党组织是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
在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学生组织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
一些文化教育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授也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时候,华北人民痛感华北的沦亡已迫在眉睫.
北平、天津的广大青年学生,对于时局的演变尤感关切.
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了爱国学生共同的呼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
'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中共北平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北平、天津10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于11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杀戮爱国青年的罪行,并积极准备举行抗日请愿活动.
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谴责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退让政策,痛陈今日之中国"强敌已人腹心,偷息绝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

这时,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所谓华北特殊化的消息.
在这紧急时刻,北平学联党团果断决定,在12月9日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
12月9日,在以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
数千名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汇集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
学生们提出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六项抗日民主要求.
当这些要求被完全拒绝时,游行指挥部立即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
广大爱国青年学生齐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等为国民党当局所禁止的口号.
游行队伍沿途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学生们在大刀、水龙、皮鞭、木棍和枪刺的袭击下,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

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从12月10日起,北平各校学生宣布实行全市总罢课.
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再次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把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12月16日,北平部分大中学校学生突破军警阻拦,汇集到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
北平各界群众和东北流亡同胞纷纷自动参加,与会者达3万余人.
在市民大会上,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
会后,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
但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
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
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援学生斗争.
广州、上海的工人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要求对日宣战.
12月12日,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为执行委员,沈钧儒为主席,组成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此前后,各地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发出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政府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
海外侨胞和在外国留学的学生团体,也通过发表宣言等形式,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行动.
这样,一些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扩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北平学生韵游行示威等活动举行不久,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
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
"根据党的指示,为将一二九运动引向深入,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500人左右的南下扩大宣传团.
在宣传团的基础上,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后来很快发展成为拥有2万余人的全国性的组织.
广大青年学生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很快成为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助手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纽带.
民先队的产生与壮大,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知识青年,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①.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瓦窑堡会议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
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
张闻天主持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会议开始后,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
而后,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讨论中,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发生了争论.
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
他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议还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
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
同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结束.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瓦窑堡会议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①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决议首先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
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
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
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
决议明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

决议指出,最广泛的反H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
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
决议重申,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动摇.
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
在中国面临变成殖民地的危险的时局下,这个阶级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其一部分(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毛泽东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论证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关于地主买办营垒,毛泽东指出,他们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
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所以"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
"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不但估计到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已经发生的变化,而且预计到将要继续发生的变化.
尽管地主买办阶级中较大规模的分化当前还不是事实,蒋介石还在对日本实行妥协退让和坚持"剿共"的内战政策,但是决议和报告实际上已经看到随着日本侵略的继续加剧,随着英、美和日本的矛盾的发展,依附于英、美的反革命力量有可能发生变化,党有可能使它至少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
能够预见到这一点,表明党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观察形势和制定政策的.

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和报告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由来主要在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的环境中去,强调党不能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必须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决议和报告在着重批评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及时提醒全党记取历史上发生过的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时的右倾错误的教训.
毛泽东特别指出,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红军不但要充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
决议认为,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不动摇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
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决议强调指出,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智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

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
决议指出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同时又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
人民共和国首先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又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关于改变对富农的政策问题,决议在1935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待富农的政策.
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
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
"也就是说,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

关于对工商业政策的规定,决议指出:要"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
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
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

决议还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强调必须反对在发展党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与巩固党,并对过去长期存在的过分强调党员出身的"唯成分论"提出了批评.
决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它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
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
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亨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
决议明确提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
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
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
""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
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在干部问题上,决议指出: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地团结于党的领导①这个决定指出:"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无论从目前的中心任务和长期的实践经验来看,都"已经不适当了".
现在对于富农的政策是:"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
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
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
"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是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公开纠正"左"的错误政策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机关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
党必须大量培养干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大革命的需要.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克服了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那时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才有可能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有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
会议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学会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实现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地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

中共中央着重对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是首先能够争取的对象.
联合他们,不仅能改变红军的被动态势,而且能影响其他实力派,扩大统一战线,造成西北的新局面.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以期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

在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以传递信件等方式,已同张学良建立了联系.
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
红军将大批在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回去,这也加深了东北军对共产党联合抗日诚意的认识.
为进一步加强同东北军的联系,193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先后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
在此基础上,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
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2月下旬,李克农再次到洛川与王以哲进行商谈,达成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

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
根据张学良的要求,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
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
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

根据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的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
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党内文件,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
争取的办法,主要靠耐心说服与解释工作.
文件指出,在东北军内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方针和以前"左"倾错误的方针明显不同,实际上不只是适用于争取东北军.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
杨虎城及其率领的第十七路军,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同共产党有过联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杨虎城仍和南汉宸等一些共产党员保持着联系.
为了争取既有抗日热情,又有联合之可能的杨虎城共同抗日,1935年秋以后,中共中央通过各种形式同他联络.
11月,杨虎城表示赞成共产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
为了尽快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
经过多次谈判,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并同意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
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进他们的团结合作.
中共中央指示驻西安的地下党员,努力做好联合张、杨内部的工作.
经过努力,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
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
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胜利.

为了实现西北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开展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发赴新疆联络新疆督办盛世才,初步沟通了中共中央与盛世才的联系.
中共中央还派员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工作,高表示赞成中共关于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提议.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写信赞扬高桂滋的爱国热情,同时提出了作为双方谈判的八项要求.
9月22日,中共中央派彭雪枫为特使,携带毛泽东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亲笔信,赴兰州联络,向于学忠表示了双方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的愿望.
1936年夏,彭德怀率领红军西征时,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不仅派朱瑞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而且发布了给宁夏当局马鸿逵、马鸿宾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提议书.
为团结回族人民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发表《对哥老会宣言》,呼吁哥老会与红军共赴国难.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
这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转变刘少奇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策略思想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为适应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193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共河北省委为基础,重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并规定在指导整个北方党组织的工作时用北方局名义,指导河北省辖区内党的工作时用河北省委名义.

瓦窑堡会议后,为实现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加强对地处抗日前线的华北地区斗争的领导,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
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以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
其任务主要是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大胆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
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既是为加强北方局工作,也是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现政治策略转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1936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抵达天津.
他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向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阐明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强调要转变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不适应抗战需要的工作路线,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他明确提出华北党组织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
为此,要联合华北二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少奇自1936年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撰写30多篇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阐明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的策略思想.
1936年4月,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深刻地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革命斗争中的种种表现,指出其在党内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源以及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
他认为:如果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阻碍党和革命事业的前进.

同月,刘少奇根据新的形势,总结过去工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撰写《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阐述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
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策略任务,不是脱离群众,实行冒险的进攻,而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
第二,要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
第三,在强调利用合法斗争方式时,"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
要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
对于党已经掌握的黄色工会,亦不应该立即将它转变为赤色工会.
"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之外表的掩护了,这些工会才能公开转变成为赤色工会".
第四,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如罢工、示威、抵制日货,参加抗日运动等)".

刘少奇在北方局期间,除陆续发表一些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文章,用以指导华北党组织的工作外,还经常与张闻天书信往来,探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策略.
1936年7月19日,刘少奇写信给张闻天,汇报北方局的工作,并派人携带信件回保安(今志丹县)向中央汇报和请示.
张闻天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北方局创造的"新经验"非常重视,并对汇报信中提出的问题及今后工作,同时用中央书记处指示信(即8月5日《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和洛甫致胡服(刘少奇)个人信件两种方式给予答复和具体指导.

在实际斗争中,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积极纠正过去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给以正确的指导.
例如,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党团为悼念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并折磨致死的爱国学生,举行"抬棺游行",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
这次行动,使许多原来没有暴露身份的学生干部被捕,北京大学学生会被勒令停止活动,进步力量遭受严重打击.
刘少奇得知此事后,于4月5日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严肃地批评这种冒险主义的行动,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公开的合法方式,团结更多的群众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
这封信对纠正学生运动中"左"的偏向起了很大作用.
中共北平临时工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努力做好这件事情的善后工作,很快消除了学校当局和部分教授与学生对立的情绪,打破了学生的"孤军苦斗状态".
根据刘少奇关于必须正确对待学校当局、名流学者,实行"师生合作,一致救亡"的指示,各校学生提出了"师生合作"的口号,学生会为此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在刘少奇的正确指导下,华北各级党组织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积极引导他们开展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和促进统一战线的活动.
平津学联开展对华北军政当局的工作,组织学生参加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军官交朋友,并指派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去讲时事、教唱爱国歌曲、做球类运动教练等.
北平学联发出《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诚恳地希望宋哲元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合作抗日.
同时,学生们还与留驻华北的东北军进行座谈、联欢等活动.

刘少奇以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使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和工作,有了清楚的划分及适当的配合,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群众之中,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积蓄了革命力量.
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在干部和群众条件方面为后来华北的抗日战争做了准备.
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对北方局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
信中指出:"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
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
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恢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刘少奇到北方局后,积极进行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
他首先对北方局进行组织调整,把支持正确路线、熟悉北方党组织情况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及彭真等调到北方局工作.
同时,根据中央指示改组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并将北方局与河北省委从组织机构到人员分别设立.
改组之后,河北省委只领导河北省辖区内各级党的组织.

接着,刘少奇对河北省委所属的党的地方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
1936年四五月间,北平市委进行改组,李葆华任书记.
6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纠正对所谓"铁夫路线"的错误结论,任命李铁夫为天津市委书记.
在中共京东特委的帮助下,1936年夏秋间,唐山市工作委员会建立,9月改归河北省委领导.
在此期间,北方局还派出人员到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帮助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领导机构.

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还派出一批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9月,在香港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
12月,建立广州市委和香港工作委员会.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
早在1935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就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等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
潘汉年、陈云先后辗转到达上海后,因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难以立足,遂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同赴苏联.
为了同经历几次大破坏以后存留下来的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上半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并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
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同时了解上海各系统党组织的情况,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做准备.

冯雪峰到达上海后,会见了鲁迅、宋庆龄、茅盾、沈钧儒、史沫特莱等,向他们了解情况;又找到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传达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开始重建党的组织.
潘汉年到达上海后,开展当地党的工作是其重要任务之一.
1936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
年底,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党的组织.

1935年夏,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重建.
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陕西临时省委先后派人到陕北向中央请示工作.
从此,陕西临时省委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受中央直接领导.
随后,云南、广西及福建厦门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或恢复.

这一时期,有的地区虽未恢复和重建省、市一级党的组织,但为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自发地或在红军、游击队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的特委、中心县委或党的支部,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领导干部.
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1936年4月,北方局决定,要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
刘少奇将这个决定上报中央.
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方局设法从北平的国民党监狱中,将长期坚持斗争的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营救出狱.
这些干部被派往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领导革命斗争,从而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逐步恢复的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明显进展.
1936年春,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少奇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初步谈判,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
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王世英并转刘少奇,指示必须向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继续工作.
同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宋哲元.
中共中央派张经武为代表,负责同宋哲元联系.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即派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张友渔协助张经武开展活动,在第二十九军的军官中进行统战工作,对推动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抗日起了重要的作用.

8月,薄一波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后,即按照刘少奇的意见,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到达山西太原,积极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
10月,刘少奇和北方局听取薄一波关于山西情况的汇报后,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赴山西,与薄一波共同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任书记,到太原专做公开、合法的工作.
随后,山西公开工委接办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
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合法形式,发展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群众人会,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活跃起来.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引者注)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并达成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取消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等共同意见.
北方局还派张友渔同中共中央派来的联络代表张经武赴绥远,会见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支持并推动该部抗日.

此外,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也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共中央或北方局联系,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到1936年12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从而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四、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过程.
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三省,除各种抗日义勇军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群众,直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
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与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从1932年起,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十余支抗日游击队.
这些抗日武装主要在南满、东满和北满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斗争初期,中共临时中央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曾给东北党组织的工作带来消极影响.
1932年6月,临时中央在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上作出决议,要在东北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拥护苏联"的口号下组织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
东北党组织由于执行这种"左"的政策,在工作中走了一段弯路.

1933年的"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后,对指导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转变斗争策略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满洲省委及时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扩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关门主义.
党组织主动地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
到1933年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各地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

1933年9月,杨靖宇、李红光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活动在磐石、海龙、东丰、西丰、辉南、通化、柳河、宽甸、桓仁、漾江(今靖宇)、抚松等县.
童长荣、王德泰等领导的东满游击队于1934年3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活动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县.
赵尚志、张寿筏(李兆麟)等领导的珠河游击队于1934年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活动在珠河(今尚志)、滨江、宾县、方正、延寿、五常、阿城、双城、榆树、苇河等县.
以李延禄领导的密山游击队为基础,于1934年秋组成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活动在宁安、密山、穆棱等县.
周保中等领导的绥宁游击队,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以及饶河游击队等,也都在积极开展抗日斗争.

这些游击队依托山区,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伏击日、伪军"讨伐"队,袭击铁路交通,使敌人坐立不安,疲于奔命.
1935年冬,日本制定《满洲国治安计划大纲》,一方面加紧向抗日武装进行军事"讨伐";另一方面采取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①等政策,企图断绝抗日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消灭共产党组织和抗日军队.

1936年2月10日,从上年开始直接领导东北党组织的工作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为适应反日统一战线的需要,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
2月20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说明根据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有进一步巩固抗日军队、统一抗日行动、改革抗日军队建制的必要.
于是,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抗日联军的各军,继续在各地区进行英勇的斗争.
1936年1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南满、东满(后未正式成立)、吉东、松江(后成立的是北满临时省委)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
这一改变虽然加强了各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却使整个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失去原满洲省委那样的统一领导,而要靠遥远的并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统一领导,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①"集团部落",指日本侵略者将东北农村的小村庄和散居各户驱赶到指定地点,归并成的大屯.
大屯周围有深沟、土墙或铁丝网,并筑有炮楼监视.
日、伪动辄以抗日反满、资助抗联等罪名,捕杀屯内居民.

在东南满地区,有抗日联军第一军和第二军.
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师,约3000人,活动于以金川老游击区为中心的南满地区.
1936年3月至5月,这两个师在游击区内配合作战,消灭部分日、伪军,打破敌人的"讨伐",扩大了游击区,全军发展到6000余人.
第二军由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师,共2000余人(朝鲜族占大多数).
1936年3月至5月,第二军除与第一军、第五军打通联系外,还扩大了游击区,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

1936年6月,为加强对东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东满、南满特委组成中共南满省委,由魏拯民任书记;同时将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合编为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
第一路军成立后,杨靖宇率部分兵力在通化、辑安(今集安)地区伏击日、伪军,消灭伪满骑兵200余人,后在本溪附近消灭伪东边道"剿匪''司令邵本良主力1000人左右,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1936年夏冬,第一路军先后派部分兵力向辽西、热河地区进行两次西征,企图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抗日军队的联系,但没有成功.
第一路军除据有抚松、漾江、通化老游击区外,还在长白县境内和宁安南湖头新建或重建了游击根据地,打开了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

在北满地区,有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
第三军由赵尚志任军长,先有七个师,后来又组建三个师,共6000人左右.
他们分别在松花江两岸开展游击战争,使北满游击区扩大到40余县.
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后由李延平代理,先有三个师,后来发展为四个师.
他们活动于松花江南岸并向东发展到乌苏里江西岸.
第六军由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筏任代政治委员,下辖七个团,活动在以汤原为中心的松花江下游各县.
1937年初夏云杰牺牲,由戴洪宾任军长,将七个团改编为四个师.
5月,攻克汤原县城,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联军第三、第四、第六军在松花江两岸的顽强斗争及其游击区的不断扩大,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对北满的统治,被日本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
从1936年秋开始,日、伪军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为中心,发动"讨伐".
9月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以第三、第六军主力坚持老游击区的斗争,另以第三、第四军和在吉东的第五军各一部组成远征队进行西征.
11月至12月,开辟了小兴安岭西麓铁力、庆城、海伦等地的新游击区.
留守老区的部队分头出击,取得很大胜利,并一度攻占黑龙江边的军事重地佛山(今保兴)县城.
1937年春,北满临时省委为粉碎日、伪军自南而北压迫抗联各军于三江平原以聚歼的计划,决定第三、第六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进军黑龙江、嫩江平原开辟新区.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部队到达绥棱、海伦地区,后来仍返回汤原游击根据地.

活跃在吉东地区的是抗日联军第五军主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下辖两个师.
1936年5月以后,日军对以宁安为中心的绥宁地区的"讨伐"更加残酷.
第五军除留少数部队在宁安地区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向穆棱、密山、依兰方向发展.
1937年3月,攻克依兰县城.
接着,在依兰及其周围数县内展开活动,打击日、伪军,开辟新的游击区.
坚持在宁安地区的部队也进行多次战斗,扩大了队伍.
第五军发展到约5000人.

1936年11月,以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为基础建立了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下辖三个师,共700余人.
1937年1月,陈荣久在战斗中牺牲.
为了扩大游击区,第七军分两路在乌苏里江沿岸和松花江下游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集团部落"政策,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联合当地的山林队、红枪会,使第七军发展到800多人.

除上述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联七个军外,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还建立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军.
第八军军长谢文东(1939年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共300多人,后来发展到2000人,主要活动于依兰、方正、汤原县境内.
第九军军长李华堂(1939年叛变),政治委员李熙山(许亨植),共800余人,最初活动于汤旺河里一带,后来转战于勃利、依兰、方正等地.
第十军军长汪雅臣,副军长齐云禄,共1000余人,主要活动于舒兰、五常一带.
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约1500余人,主要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集贤一带.

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立11个军,共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讨伐".
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朝鲜的共产主义者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参加了中国一些地区的抗日救亡斗争.
他们中的许多人和中国同志一起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境内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
他们和中国同志亲密团结,共同战斗,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的.
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为此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
所以,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

1936年2月,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为牧师)受宋庆龄的派遣,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与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同南京谈判情况的共产党员张子华一起,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央递交密信,汇报情况.
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
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这五条意见是:(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上述意见,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一般要求和政治基础.
同月,刘长胜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等文件,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
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晋西会议专门讨论了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
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
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
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这时,由于蒋介石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所以国共两党虽然进行了秘密接触,但谈判并没有结果.
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仍集聚重兵企图"围剿"陕甘根据地和红军.
但在日本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华北,支持伪蒙军向绥东、绥北逼进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发展,英国、美国同日本的矛盾也日益扩大.
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裂痕逐渐增大.
对于中日外交谈判,蒋介石不再亲自参与,而交由外交部长张群办理,并且主张在谈判中采取拖延的策略.
蒋介石不放弃同日本谈判,固然表明他还没有抗日的决心,但日本毕竟没有能从这个谈判中得到任何它想要得到的东西.
日本要求南京政府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也被搁延下来.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
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广州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蒋.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其北上抗日的要求,并派共产党员与之联系订立抗日救国协定问题;同时,提出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以利抗日救国的建议.
6月初,两广事变的发动者联合出兵湖南.
蒋介石收买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李汉魂,迫使陈济棠于9月下台.
李宗仁、白崇禧继续与南京对抗,其后由于蒋介石同意桂方的和平方案,才停止了行动.
这个事件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已经进一步影响到国民党的内部关系,如果蒋介石不在对日政策上改弦更张,国民党营垒内部将发生更大、更多的分裂.

7月10日,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
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①.
这个讲话比1935年11月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①蒋介石:《御侮之限度》(1936年7月13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华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052页.
代表大会上讲话中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①已有所前进.
从1936年8月初开始,日本指使它在内蒙古制造的傀儡军政府先后出兵进攻绥东和绥北地区.
国民党军队将领傅作义率部进行抵抗,击溃日、伪军的进犯,11月、12月先后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
这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全国各地掀起援绥抗日的热潮.
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对于他"孤军抗日,迭获胜利"表示祝贺和声援.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他几年来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
如果继续那样做,既不符合他所依附的英、美等国的要求,也不能阻止国民党内某些派系利用抗日的旗帜来反对他的统治,他和广大人民的对立也将会越来越尖锐.
从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着想,他不得不改变几年来对日的妥协政策.
对于共产党和红军,蒋介石虽然仍坚持"剿灭"的政策,但同时又继续进行秘密谈判.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政府很快提出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即: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

与此同时,由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到达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以及他回国后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联络的情况.
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
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
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
在许多策略方面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
"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
电报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
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
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①蒋介石:《对外关系之报告》(1935年11月19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华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018页.
加".
为此,应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定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
"①根据形势的变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当前全国全民族沦亡惨祸的绝大危险之所以迫在眼前,完全是由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
信中承认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和平的绝望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的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并表示"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也坦率地指出,蒋介石的这种解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他还是认为现在尚未到最后关头,因而"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

这封信说明,中国共产党确认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完全必要的,并且指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
信中郑重申明:"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
"信中表示:我们"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信发出以后,毛泽东于9月间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请他们阅览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信,并希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
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望蒋介石等"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这时,国民党内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宋庆龄、何香凝等,向国民党领导人提议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表示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指示中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决议指出:"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他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
因此,"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
同时,决议也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澈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险.
"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文件提醒全党,为了逼蒋抗日,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还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
为此,必须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绝不应放松对他们的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批评和斗争.
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时候,必须吸收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以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否则,不能推动与逼迫其上层分子和当政者走向真正的抗日道路.
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则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西安事变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的时候,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当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蒋介石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①.
为此,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
他又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许多高级军政要员召集到西安,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
这个最后通牒式的方案,既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不再打内战的决心相矛盾,也危及到张、杨部队的生存.
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斥责.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
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
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
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
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
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
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
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
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这就是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①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74页.
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
通电提出八项抗日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①.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
事变发生的当天,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
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
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
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众多人士中,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
尽管态度不一致,但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
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它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
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
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
《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
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
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复————————①指1936年11月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全国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即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
时称"七君子".
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提议在军事上应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至西安、潼关一线;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可仅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负责钳制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
同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明发生西安事变,要求红军集中于延安、甘泉,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二军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五部则在原地和东北军配合钳制胡宗南等部.
这一部署有很大的机动性,或东渡黄河直取郑州;或南渡渭河,截击潼关一带;或从泾河下游攻潼关.
具体如何抉择,有待观察形势,并同张、杨协商.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
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
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
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
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也要立即部署兵力.
毛泽东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
周恩来发言说: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
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
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应争取蒋之大部;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
"他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
他说: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
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
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
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
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
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
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
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这时,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12月14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革军委,认为目前战略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一部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
他们建议:"红军与张、杨两部须立即统一指挥,并即决定行动步骤";红军主力目前不宜出河南.
这项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
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主席;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说明西安事变后各方面的反映及党的对策,其中提到:"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
"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
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并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
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
并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同时,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
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
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于解决事变的意见.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中共中央根据对事变后形势的进一步观察,考虑到蒋介石被扣问题事实上成为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考虑到国民党阵营中(包括原先对蒋不满的地方实力派在内)出现的"拥蒋"势头等情况,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改变了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的通电中提出的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在18日这份电报中明确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
中共中央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中共中央明确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
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采取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
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
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
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前途而实现后一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中国共产党同情张学良、杨虎城,并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以积极援助.
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是同年5月公开放弃反蒋口号以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继续和发展.
中共中央在12月19日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对这些方针作了概括的说明.
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建议:南京、西安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互不进出,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参加.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虽从苏联报刊的反应中对共产国际解决事变的态度已有所了解,但不赞成苏联关于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这种估计.
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但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
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①.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

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
红一、红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开始由定边、环县之间南下.
12月23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与箝制胡宗南部南下.
此前,张学良提出,为保障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正在河西兼程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派出部分兵力东返,配合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击敌.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
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
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
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12月21日的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
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
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①据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引者注),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实际上,该通电在12月19日当天即发出.
共产国际指示则是12月20日收到的.

队,重新进逼西安.
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情势.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攻蒋救张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
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六、党为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而斗争促进国共合作抗日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红军,巩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等等.

12月28日,针对蒋介石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的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蒋介石歪曲事实真相,要求他"不打折扣"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严正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同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
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是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所赞成的.
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
这个让步是必要的.
有了这样的让步,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才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种让步又是有原则的:第一,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同时共产党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
第二,在特区和红军中必须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
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

这个电文发表以后,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
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赞成共产党的建议,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反对汪精卫提出的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
这次全会虽然还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虽然还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
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为了敦促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应蒋介石在1937年1月间发出的邀请,派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
从同年2月开始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多次谈判.
在2月、3月的西安和杭州谈判中,周恩来等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为基本指导原则,主要围绕着国共合作问题、红军改编问题、陕甘宁边区的地位问题、停止进攻西路军和南方游击根据地的中共军队问题,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商谈.
蒋介石在谈判中的基本企图是首先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
他的真实目的,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等反复强调:为了真正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应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独立性;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朱德仍继续任总指挥;陕甘宁行政区保持完整,不容分割;国共合作须先确定共同纲领;立即命令马步芳、马步青等国民党军队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送还被俘人员,等等.
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为了使全党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策略,做好迎接大转变的思想准备,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至6月,先后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是5月2日至14日举行的.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组织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的有64人.
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博古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作专题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
报告指出,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立即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的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进行这两方面的改革,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报告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
报告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党必须正确地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共产党人在为实现这些口号所规定的具体目标时,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必须正确建立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必须发展共产党的队伍,保持思想的统一和严格的纪律等.

报告最后指出,在党内,必须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争取更多的群众,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要警惕右倾错误在新的形势下复活,以免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
在结论中,毛泽东批评了否认国民党转变的"左"的错误.

为了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结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和全党的团结问题.
关于干部问题,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他提出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标准.
他要求党的干部"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而应当"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
并指出:"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关于党内民主和维护党的团结问题,他提出要"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强调"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
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
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
这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于5月17日至6月10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
张闻天、刘少奇主持会议.

这次会议总结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着力引导全党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思考和分析过去白区工作遭受挫折的教训,彻底否定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
会议着重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新形势下,党在整个白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方针、策略和任务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为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5月17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阐明了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的必要性.
他指出,这种转变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的变动和新的任务,需要改变党和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另一方面,因为党内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
后一种改变是决定一切的东西.
报告还阐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以及党的思想转变等问题.

由于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还不能摆脱以往"左"的思想的影响,以致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分歧.
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于白区工作的评价、工作转变和策略方针等问题上,中心问题是党对过去白区工作的指导是不是犯了"左"倾路线错误.

6月1日至4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对白区工作的路线、方针问题.
毛泽东在6月3日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的个别问题上.
刘少奇对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的关系方面,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在毛泽东发言后,张闻天在会议的结论报告中也指出: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
6月6日,张闻天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中,按照中央的精神,从总的方面肯定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关门主义,并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6月10日,即白区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的工作问题.
会议通过了刘少奇的工作报告.
会议决定仍给华北派一个中央代表,杨尚昆、彭真等负责北方局的工作.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以后,党积极开展了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巩固和平、促进团结、实现抗战的各项工作.
针对国民党计划于1937年11月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国人民说明,国民党政府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和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呼吁全国各界联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政治制度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取消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规定;主张民主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废除圈定和指定代表的办法;提出大会的任务不应限于通过宪法,而应扩大到讨论和制定抗日救亡的方针等.
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无理起诉的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
中国共产党将以上主张直接向国民党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得到许多党派和广大进步青年的赞同.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
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地方实力派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
一批又一批的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到陕甘宁边区或延安参观学习.
1937年5月3日,冯玉祥发表实行中苏联盟、扩大爱国抗日运动、保障公民自由、组织并武装民众、立即停止"剿共"军事等五项抗日救国纲领.
6月,上海市民4000多人上书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
山东、广西、四川、山西等地的地方实力派也同共产党进一步联系,表示愿意共同救亡.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在6月6日到达延安,表示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愿合作抗日.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也取得明显进展.
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派出由涂思宗、萧致平率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
他们考察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各武装部队,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欢迎.
中央考察团表示愿将延安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
6月上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庐山谈判.
蒋介石对中共方面提出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不予置理,而建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主张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由他担任拥有最后决定权的该会主席的职务.
他甚至还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出洋"的无理要求.
但与此同时,他又对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可根据以前申明,发表与国民党合作宣言;南京政府在这一宣言发表后,即发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三个师的番号,委任师长,三个师的人数定为4.
5万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官长由共产党推择国民党人担任,副官长由边区自己推举,可由林伯渠担任,边区的事由边区政府自己办理;国民大会的240名指定代表名额中,可指定共产党代表,对其他各党派,由国民党尽量选定;被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人,由国民党分批释放,等等.
周恩来坚决拒绝要毛泽东、朱德"出洋"和国民党人任边区政府正官长等要求.
对于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他表示须请示中共中央.
在这次谈判中,蒋介石虽然仍表现出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的活动、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倾向,但是,上述承认国共两党合作的表示,毕竟是有利于实现全国抗战的.
国共合作的形势已渐趋明朗化.

为了做好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还特别重视加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
各地党组织都注意扩大和发展军队.
到全国抗战爆发前,正规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
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有所加强.
陕甘宁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建设.
边区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中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各一部地区,共20余县,200万人.
这个地区虽然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在政治上民主团结,生气勃勃,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在边区政府率领下切实地进行,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区.

七、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当全国抗日战争即将来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好抗战准备的同时,还为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自瓦窑堡会议确定"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后,党的组织有了明显的扩大.
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受到初步批判,全党对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
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也有新的发展.
对党内矛盾的解决,改变了过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虽然还没有使用"治病救人"这样的语言,但实际上已采取这种方针来团结犯过严重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继续让这些同志参加中央和各级的领导工作.

中共中央特别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以便使党能够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复杂环境中,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
毛泽东大力进行理论研究工作,着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他在1936年底至1937年夏,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①等重要论著,并就其内容在①《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浑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讲授哲学问题的两篇讲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后来在1951年经过修改和补充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
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了一系列讲演.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实行了土地革命.
这些特点既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胜利,又规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战争是持久的.
战争形式主要是"围剿"和反"围剿"、进攻和防御的长期反复.
只有在反"围剿"中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红军,才能最后取得胜利.
依据这些特点,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应该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在作战上,当强大的敌人进攻时,一般应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战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战,战则必胜,并不失时机,连续再战;要集中兵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力求打歼灭战;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等.

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军事科学上来,明确指出,军事家必须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战胜当前的敌人.
战争的胜败既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又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
毛泽东还强调研究和掌握特殊的战争规律的重要性.
他指出,任何一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
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作与一般战争或与苏联内战相同,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
毛泽东结合战争胜败的经验,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战争的攻守和进退等种种辩证规律的论述,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
这是一部通过军事科学的论述而深入到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实践论》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面,彻底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揭露其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
《实践论》根据人类的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事实,系统地阐明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标准.
《实践论》深刻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在认识论上却有相同之处,"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矛盾论》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
毛泽东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逐一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
《矛盾论》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之后,着重研究和阐述矛盾的特殊性.
毛泽东指出: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教条主义者对具体事物不作艰苦的认真的调查研究,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把一般真理变成纯粹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就不能不摔跤.

《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精辟的发挥,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这两篇著作既是对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又是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
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
这对于提高党的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重大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在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斗争中,集中全党智慧,发展了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正确地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问题;进一步发展人民战争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系统地论述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等等.
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最重要的成果.

党在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党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党员已发展到4万多人.

党的各方面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为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并牢牢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抗战胜利为人民的胜利,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从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发展并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
在这十年期间,党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
第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顽强战斗,终于使革命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
第二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
由于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从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并在西安事变、特别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最终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抗日民族战争的高潮.
两次历史性的转变表明,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同这样强大的敌人斗争不可能一举成功.
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是曲折而艰难的.
同时也表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有智慧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包括来自党内的右的和"左"的错误的干扰,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道路,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在这十年期间,各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国民党当局为了扑灭革命的烈火,对各根据地发动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军事"围剿",并对各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人民群众克服困难,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红军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
他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成果.
他们把最优秀的儿女送到红军中去,其中许多人为革命、为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如在中央根据地瑞金县24万人口中,就有4.
9万人参加革命,3.
1万人参加长征,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就有1万余人.
兴国县23万人口中,参加红军的有8.
5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有1.
2万余人.
寻邬县只有8万人口,有2.
5万人参加红军,留下姓名的烈士有7700余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斩尽杀绝的有近千户.
当各路红军长征后,原南方各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承受着亲人离别的极大悲痛,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继续给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以有力的支援.
各根据地人民群众为中国革命作出的无私奉献和重大贡献,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在这十年期间,中国革命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与帮助,但也有着深刻的教训.
历史经验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依靠群众,建立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初步解决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初步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等.
这样,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毛泽东思想就在中国共产党人异常艰苦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在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所写的许多理论著作和党的许多决议,又使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展开.
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