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韩国可宝

韩国可宝  时间:2021-01-17  阅读:()

一嬴秦统一过程中的文化特征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死,赵政即位,是为秦王政,时年十三岁.
①翌年,为秦王政元年.
吕不韦为相,李斯辞别荀子,西入秦,为吕不韦舍人.
②从这一年开始到嬴秦统一中国,历时二十六年.
又十一年,秦始皇死于沙丘.
前后凡三十七年.
这里所讨论的,主要就是这段时期内文化与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状况.
从政治军事上说,战国七雄的纷争已经接近尾声.
而北部匈奴的强大,逐渐已成秦代边患.
秦王嬴政亲政之后,在解决了内政吕不韦的问题之后,然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东扩战争,可谓势如破竹:秦王政十七年(前230)擒韩王安.
十八年(前229),王翦兴兵攻赵,翌年攻取赵地,东阳得赵王迁.
赵国由此而亡.
十九年(前228),燕丹子使荆轲刺秦王.
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
秦军攻燕,破易水之西.
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王贲攻蓟,破燕太子军,攻取燕蓟城,得太子丹首.
二十二年(前225),王贲攻魏大梁,引水灌之.
大梁城坏,梁王请降,尽取其地.
魏国至此灭亡.
二十三年(前224),秦王文化视角"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及秦代文学的发展刘跃进内容提要:秦王嬴政继位后,秦代文化政策经历了一个起伏变化的的过程.

秦王十年前,吕不韦执掌大权,采取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一改秦世不文的局面,必然也触动赢秦贵族集团的利益.
李斯辅政后,曲意逢迎贵族集团,尤其是秦朝统一之后,为秦帝国制定了钳制众口的愚民政策,不仅为秦帝国、也为自己埋下祸根.
这种政策的调整,对于秦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意义的历史借鉴.
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发展非常迟缓,而应用文学却有长足进步.
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出土的秦代简牍,更是为秦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秦代文学就是在这种曲折的历史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面貌.
关键词:秦代文学文化政策吕不韦李斯简牍①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帝者,秦庄王子也.
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
以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生于邯郸.
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
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
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
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君.
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李斯为舍人.
"[中华书局,1982年,第223页]②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至秦,会庄襄王卒.
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
不韦贤之,任以为郎.
"(中华书局,1982年,第2539页)76--DO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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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02.
009派王翦攻取荆,虏荆王.
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楚淮北之地尽入于秦.
二十四年(前223),王翦、蒙武攻取荆,昌平君死,项梁自杀.
楚国至此而亡.
二十五年(前222),秦王大发兵,王贲进攻辽东,虏燕王喜,燕国至此而亡.
王贲复进攻代,虏代王嘉.
王翦悉定荆江南地.
降百越之君,置会稽郡.
二十六年(前221),齐王投降.
至此,前后十年,六国灭亡,天下一统.
秦王嬴政即帝位后,自称始皇帝,废谥号,分天下三十六郡,并接受齐人关于终始五德的建议,尚水德,以冬十月为岁首,色尚黑,度以六为名.
丞相王绾作《议帝号》、《议封建》.
李斯作《议废封建》,反对分封子弟,以为立国树兵,必将重蹈两周灭亡之覆辙.
李斯的思想主张,充分考虑到秦人的文化与历史状况,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从思想文化上说,这一时代,各家之说正经历着最后的较量.
齐有荀子、邹衍、邹奭.
荀子学说的核心是帝王之术,是传统儒家与名家结合的产物.
邹衍著有《邹子》四十九篇.
《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倡言大九州之说.
战国四大公子,还有两个,东北有魏国的信陵君无忌,汇集了许多文人,《魏公子》二十一篇,属于兵书类著作.
①此外,魏国公子魏牟也活跃一时.
根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著录,有《公子牟》四篇.
这又是道家思想作品.
南有楚国的春申君,还有楚人的《鹖冠子》大约也成书在这个时期.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著录《鹖冠子》一篇,班固注:"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
"《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

《文心雕龙·诸子》:"鹖冠绵绵,亟发深言.
"可以说,这又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相对于六国思想家而言,秦人的思想文化便显现出强烈的功利性、排他性与过渡性.

孔子早就看到秦人的这种不同寻常的特性,《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
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
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伯小矣.
"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

"③子夏的弟子李悝则是法家的始祖,所著《法经》为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
故《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
"④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又悉本李悝.
《唐律疏议》卷一载:"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里(当作"李",原本如此)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

商鞅传授,改法为律.
"⑤秦人启用商鞅变法以来,"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
"国家面貌为之一变.
从此,法家思想成为了秦国的统治思想.
正是依靠这种思想的指导,秦国得以迅速崛起于群雄之中,为日后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家思想,崇尚武功,讲求实用,追求一统,这些思想一直被秦人奉为主导思想.
这一思想的重要特征就是功利性,崇尚战功,寡义趋利.
由此功利性,在秦人那里又演变成一种强烈的排他性.
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各家学说在相互融汇各家思想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在努力倡言与践行自己的主张,自然也会攻击对手.
但在秦人那里,这种排他性表现得特别突出,不仅排斥其他学说,甚至那些倡言法家学说的人,也在相互排斥,唯我独尊.
⑥这种情形,自然不利于秦人延揽人才,所以在吕不韦当政时期,鉴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尤其是①《史记·六国表》及《信陵君传》.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形类著录《魏公子》二十一篇.
班固注:"图十卷,名无忌,有列传.
"《史记·魏公子列传》:"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子少子而魏安厘王异母弟也.
昭王薨,安厘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
"又云:"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

"《史记集解》:"刘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图七卷.
"图录卷数与《汉书·艺文志》略有不同.
②[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1910页.
③[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203页.
④[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922页.
⑤[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⑥严耕望:《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27页.
"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及秦代文学的发展77--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宫各派学说在争辩中形成的各种活跃思想已经渐趋融合,倡导国家一统的政治理念和理论体系业已逐渐形成共识.
所以,在秦王嬴政继立初年,吕不韦以其"仲父"的特殊身份,招集门客,充分吸收中原地区特别是稷下学宫各学派学说而编著《吕氏春秋》,为秦朝的统一营造了充分的舆论氛围.
可惜好景不长,吕不韦很快就受到了秦人贵族集团的排挤打击,最后客死异乡.

作为荀子弟子、吕不韦部下的李斯,当然对稷下学宫各派的主张了如指掌.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看到吕不韦的下场,李斯自然会明白一个基本事实:要想改变秦人的文化政策,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因此,李斯为秦相后,明显地接受了吕不韦的教训.
《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载:"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
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箝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权,为万世安.
"①嬴秦帝国的这一系列政治文化政策的制定,背后有着鲜明的李斯因素.
尽管李斯自己满腹经纶,文章也写得神采飞扬,但却走向另一种极端,一改吕不韦主张,将法家思想推向极端,焚书坑儒②,为刚刚建立的统一帝国强力推行钳制众口的愚民政策.
③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统局面仅仅维持了十余年,帝国大厦就轰然坍塌.
而两汉思想家以及统治阶层积极地从不同的角度总结秦代短命的历史教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外王内霸,将儒道法等学说融为一体,互为表里.
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由此逐渐走向成熟.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人的思想文化,又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点.
这里的详情及背景资料,我们下文还要论列.
但不管怎么说,吕氏所倡导的容纳百家的思想主张,很快就为李斯的愚民政策所取代.
《文心雕龙·诠赋》说:"秦世不文.
"这是秦代钳制众口的必然结果.
但不可否认,秦人统一中国之后强力推行的车同轨、书同文以及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形成的强大的向心力,与文化的多元一统密不可分.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并不统一.
即便是距离很近的诸侯国,文字也不尽相同,譬如山东莱阳发现的莱阳陶壶就与邹、鲁不同;甚至,邹鲁之间,近在咫尺,其陶文与传世鲁器彝铭文字也有差别.
秦以小篆为统一字体,丞相李斯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的《爰历篇》和太史令胡母敬的《博学篇》等文字学著作均以小篆为标准,对于当时文化一统以及汉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从两汉以来三书流行情况看,李斯、赵高和胡母敬的这三部文字学著作,已经成为当时读书人的基本教材之一.
《汉书·艺文志》序称:"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谓《苍颉篇》.
"可见当时就有人将三书合成一书.
西汉后期,扬雄据此而成《训纂》.
不仅如此,相传秦人程邈还创为隶书,将文字简化,便于普及.
这些都是秦人在文化政策方面值得特别书写的一笔.
①[汉]班固:《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中华书局,1962年,第364页.
②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李斯作《议烧诗书百家语》,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翌年又下坑儒令.
并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蒙文通《经学抉原·焚书第二》认为李斯以博士为官学,不立者私学,是秦燔书为私学民间之书,坑儒乃犯禁之儒,不燔博士之藏书.
③陆容《菽园杂记》卷一载无名氏《焚书坑诗》曰:"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

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授兵书.
"《论衡·语增篇》:"燔《诗》《书》,起于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

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按《文选·西征赋》引史作四百六十四人.
《独异志》作二百四十人.
《文选·移书让太常博士书》作四百六十八人.
WENXUEYUWENHUALiteratureandCultureStudies·二〇一〇年第二期78--二《吕氏春秋》的政治意义前面提到,吕不韦极力倡导容纳百家的思想主张,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吕不韦,战国秦相国,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一说濮阳(今属河南).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及《战国策·秦策》记载,吕不韦在邯郸经商,听说秦王孙异人(或作子异、子楚)在赵国作人质,认为"此奇货可居",遂西游于秦,说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嫡嗣,又将自己的宠姬献给异人.
当时,这位宠姬已经怀孕.
生子,即为秦王政.
公元前249年,异人继位,也就是秦王嬴政的父亲庄襄王.
三年后,庄襄王死,嬴政继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候.
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秦王政元年(前246)为相国,号称仲父,一时权势煊赫,门下士三千人.
吕不韦让门客各呈所闻,编为著作,号称《吕氏春秋》.
书成之后,吕不韦将其悬于咸阳城门,称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吕不韦为什么如此重视这部著作《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得非常清楚:"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
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十二诸侯年表》也说这部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
据此表,孟尝君当卒于秦昭王二十四年(前283)以后,平原君卒于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信陵君卒于秦王嬴政四年(前243),春申君卒于秦王嬴政九年(前238).
吕不韦著书前后,战国四大公子还有信陵君和春申君在世.
信陵君为魏公子,春申君为楚公子.
一南一北,占据文化上的优势,依然对于士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吕不韦要想真正实现他灭周以后统一中国的政治雄心,就必须扭转秦人不文的局面,将天下人才笼络到三辅地区.
正是这个缘故,《吕氏春秋》编成后,吕不韦将书置于"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编者对于此书的重视程度不难推想.
《吕氏春秋》,又简称《吕览》,见载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杂家类,凡二十六篇,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
今本亦二十六卷,分《八览》、《六论》、《十二纪》三个部分组成.
《八览》又分《有始》、《孝行》、《慎大》、《先识》、《审分》、《审应》、《离俗》、《恃君》等八篇,另有子目六十三个;《六论》又分《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等六篇,另有子目三十六个;《十二纪》记十二月事,另设子目六十一个,总计一百六十篇,各篇字数也大体相同,确实经过精心的编纂.
从现存资料看,《吕氏春秋》似乎并没有被禁毁.
在先秦两汉所有传世子书中,没有一部像《吕氏春秋》那样,作者及成书年代非常明晰,很少异议;也没有一部著作像《吕氏春秋》那样,章节安排环环相扣,有条不紊;更没有一部著作能像《吕氏春秋》那样,在当时禁书严厉的政治境遇中和后世辨伪成风的学术环境中还能岿然不动.
这真是一个奇迹.
也许,《吕氏春秋》对于法家的重视,对于"义兵"的鼓吹,是其免于厄运的一个原因吧书是保存下来了,但也仅仅是作为一部杂家著作而已,它秦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政治价值和对于秦汉文化发展的影响,确实为世人所忽略了.
吕不韦来自中原,对于战国以来各家学术应当多所了解.
他并没有像战国四大公子那样为谋一己之私或一国之利而各有主张.
恰恰相反,他充分注意到稷下学宫各派的纷争与融合,对于各种思想,兼收并蓄.
因此,《吕氏春秋》在学术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先秦各家学说的汇总.

清人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说:"《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
"清人徐时栋《吕氏春秋杂记序》也有类似的说法:"考其征引神农之教,黄帝之诲,尧之戒,舜之诗,后稷之书,伊尹之说,夏之鼎,商、周之箴,三代以来,礼乐刑政,以至春秋、战国之法令,《易》、《书》、《诗》、《礼》、《孝经》、周公、孔子、曾子、子贡、子思之言,以及夫关、列、老、庄、文子、子华子、季子、李子、魏公子牟、惠施、慎到、宁越、陈骈、"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及秦代文学的发展79--孙膑、墨翟、公孙龙之书,上志故记,歌诵谣谚,其攟摭也博,故其言也杂,然而其说多醇而少疵.

"按照他们的解说,《史记·吕不韦世家》所谓"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实际上就是汇集群籍,比类成编,客观上起到学术思想史资料类编的作用.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称其为"类书之祖,后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其编纂之方法及体裁,皆本于此"①.
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几乎涉及到《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绝大部分内容.
因此,要想明确界定编者的主导思想为先秦某家应当比较困难,四库馆臣及吕思勉称其本儒家,陈奇猷称其本阴阳家,还有的称其为新道家,似都不确切,因为编者的倾向性并不明显.
唯一明确的思想,是不主故常,反对墨守陈规.
譬如《察今篇》就通过一些寓言,论述了根据不同时势,采取不同对策的重要性.
如: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
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
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
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
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
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
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
若此论则无过务矣.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
"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
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
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
"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
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
这里,作者两次以荆楚人为例,说明他们未知变法,其为政、为学均"有似于此".

可见以春申君为代表的楚人文化在当时秦人心目中,或者确切地说,在游秦的吕不韦心目中已经失去固有的优势.

当然,吕不韦的主张还不能完全脱落秦人的政治文化传统.
《荡兵》倡导"义兵"之说,显然就是为秦人说话:"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
"秦国以武力横扫中国,吕不韦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但与此同时,编者对于那些特别偏激的言论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譬如历来被称之为法家的《韩非子·非十二子说》等就没有收录.
更值得注意的是,吕不韦还对于士人寄予很高的期望.
《孔丛子·居卫》引子思的话说:"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
"但是,他们没有对于"士"作具体分析.
这一点,就与《吕氏春秋》不同.
吕不韦对于"士"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但他要求的"士",绝不是那种朝秦暮楚的游士,而是要讲究精神境界,如《士容论》云:"士不偏不党,柔而坚,虚而实.
其状朖然不儇,若失其一.
傲小物而志属于大,似无勇而未可恐狼,执故横敢而不可辱害,临患涉难而处义不越,南面称寡而不以侈大.

"这表明,经过长时间的战国纷争,人们已经厌倦了那种缺乏是非观念的纷争,而倾向于对国家一统、万众一心的强烈诉求.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关注该书的编纂时间了.
《十二纪·序意篇》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

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
……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
"高诱注:①上引诸说并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附录·考证资料辑要》,学林出版社,1990年,第1839页.
WENXUEYUWENHUALiteratureandCultureStudies·二〇一〇年第二期80--"八年,始皇即位之八年也.
"这个推断从字面说没有问题,但"岁在涒滩"四字却有异议.
根据《尔雅》,太岁在"申"乃称"涒滩",而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为壬戌年.
孤立地看,一部著作成于某年,对于著作的内容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吕氏春秋》的纪年实在蹊跷.
"岁在涒滩"明白无误地表明是在庚申年的秋天,这时,《吕氏春秋》已经完成,且在世间流传,所以才会有"良人"的询问.

按照吕不韦的生平,他所经历的庚申年,只能是秦王嬴政六年(前241).
那"维秦八年"从何谈起呢如果从庚申年往前推八年,则是庄襄王二年(前248).
吕不韦为什么把这一年作为秦国纪元开端其特殊意义何在原来,就在前一年,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讨伐,尽入其国.
两周历史终于结束在秦相国吕不韦手中.
在吕不韦看来,终结一朝的历史,同时意味着新朝的开端,这当然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历史大事.
根据历史纪年成例,秦代东周的第二年即可视为秦据有天下的开始.
因此,吕不韦把这一年视为维秦元年,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①《吕氏春秋》完成的时候,秦王嬴政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
这时的吕不韦,是以"仲父"身份为丞相,辅佐幼主,摄政监国.
由此来看,《吕氏春秋》的作者确实没有用秦王嬴政的纪元.
这里所蕴含的政治意图似乎颇可玩味.
然而,秦国的现实政治要求和历史文化传统,是不会轻易地接受吕不韦这样的政治主张的.

从现实政治上说,秦王嬴政不可能容忍吕不韦这种容纳百川的危险做法.
更何况,在秦王嬴政的背后,还有着更强大的秦国贵族势力集团,他们也不可能放任吕不韦这种延揽人才政策的实施,因为按照吕不韦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这些贵族集团的利益势必受到侵夺.
事实上正是如此.
就在吕不韦志得意满地完成《吕氏春秋》不久,秦王嬴政就逐渐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力.
先是免去相权,后被迁往蜀地,并在秦王嬴政十二年(前235)被赐死.
三李斯的无奈选择就在吕不韦被贬蜀地的这一年,韩国使者郑国访问秦国,向秦王建议修筑水渠.

当时的王公大臣认为,这些说客来秦国,唯一的目的就是为本国谋利.
修筑水渠虽然对农业有利,却有可能对秦国的政治军事造成不利,秦王接受了大臣的建议,下令驱逐一切逗留在秦国的游士.

这一举措本身也可以为我们推测吕不韦悲剧命运提供佐证.
作为西游秦国的楚人李斯,原本是吕不韦手下的舍人,自然也在被逐之列.
他闻讯后,写下著名的《谏逐客书》.
文章从秦缪公求士写起,写到秦孝公用商鞅,秦惠公用张仪,秦昭王用范睢等,反复阐述了客卿游秦给国家带来的各种好处: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
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文章最后指出,倘若此时逐客,正中其他诸侯国的下怀,既给百姓带来损害,又会增加人们对秦国的仇恨:"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①如汉高祖刘邦在秦二世三年入秦,秦二世被赵高所杀,意味着秦朝事实上的灭亡.

翌年,刘邦即称汉元年.
"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及秦代文学的发展81--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文章列举事实,推理严密,晓以利害,动以情理,秦王被深深打动,于是收回逐客令,恢复李斯的官位.
从此,李斯逐渐取代吕不韦,而成为制定秦代文化政策的重要官员.
李斯(—前208),楚上蔡(今属河南)人.
少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见人犬则惊恐万状,而官府粮仓的老鼠则悠然自得,由此感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于是他追寻荀卿学习帝王之术,与韩非同学而自以为不如.
学成后,考虑到楚王不足成事,六国又皆柔弱,便向西入秦,为吕不韦舍人.
秦王又拜李斯为长史,说秦王东并六国,拜为客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任丞相,力主废分封、立郡县,焚《诗》《书》、同文书,制定法律,禁止私学.
他还曾随秦始皇多次巡游,撰文纪功,书写上石.
旧时多谓秦代石刻书法及文字并出李斯之手.
如《法书要录》卷三载唐李嗣真《书品后》称李斯小篆"古今妙绝.
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钧强弩,万石红锺,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遗宝".
卷七载张怀瓘《书断》曰:"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
始皇二十年,始并六国.
斯时为廷尉,乃奏罢不合秦文者,于是天下行之.
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
其题铭钟鼎及作符印,至今用之焉.
"这是称颂李斯的书法成就.
李斯的石刻文章,历来也受到学者的重视.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奏事》二十篇,班固注:"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认为,"严可均辑《全秦文》有王绾、李斯、公子高、周青臣、淳于越及诸儒生群臣议凡十五篇.

李斯《狱中上书》云:'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命.
'则刻石名山文,当斯手笔也.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其石刻文字总共有七处:二十八年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刻石;二十九年之罘刻石、东观刻石;三十二年碣石刻石;三十七年会稽刻石.

《史记》记载了峄山以外六种的全文.
现存实物有二件:一是琅邪石刻,二是泰山石刻,并有较早拓本传世.
琅邪石刻存八十四字,前两行为秦始皇刻石残存从臣姓名"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

后为二世刻辞全文.
"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与《史记》作"臣请具刻诏书刻石"有异.
泰山石刻现存九字.
峄山刻石有宋太宗淳化四年(993)郑文宝据徐铉的临摹本而重刻的本子,此后流传较广,存世多种.

文曰: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
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
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
既献泰成,乃降尃惠,亲巡远方.
登于绎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
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阤及五帝,莫能禁止.
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着经纪.
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右《秦峄山刻石》者,郑文宝得其摹本于徐铉,刻石置之长安,此本是也.
唐封演《闻见记》载此碑云:'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历代摹拓之,以为楷则.

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摩写,然犹求者不已.
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置之县廨.
今人间有《峄山碑》者,皆是新刻之本.
'而杜甫诗直以为'枣木传刻'者,岂又有别本欤案《史记·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
'而其颂诗不载.
其他始皇登名山凡六刻石,《史记》皆具载其词,而独遗此文,何哉然其文词简古,非秦人不能为也.
秦时文字见于今者少,此虽传摩之余,然亦自可贵云.
"之罘刻石有《汝帖》本,仅存十四字.
会稽刻石有元代重摹本.
碣石刻石也有一种摹本传世,但是尚存疑问.
东观碣石没有任何资料留存.
这些石刻文字,尽管多是官样文章,为秦王朝邀功买好.
但是其用语考究,韵律严整,成为了秦代颂美文章的典范.
故刘勰《文心雕龙·封禅》:"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WENXUEYUWENHUALiteratureandCultureStudies·二〇一〇年第二期82--采也.
"①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巡行会稽,少子胡亥、李斯、赵高等随行,行至沙丘而病卒.

李斯、赵高秘不发丧,伪作遗诏诛杀公子扶苏、大将蒙恬,并立少子胡亥,是为秦二世皇帝.
秦二世信用赵高,诛戮大臣.
李斯没有吕不韦的雄厚财力,更没有"仲父"这样的特殊身份,他只能仰人鼻息,曲意逢迎.

特别是《史记·李斯列传》所载《上书对二世》,摇唇鼓舌,矫言伪行,所谓谄媚之文,莫此为甚,这也为自己埋下祸根.
后来为曾作《上书言赵高》,极尽揭露批驳之能事,然为时已晚,不久即为赵高所陷,以谋逆之罪下狱,作《狱中上书》,正话反说,为自己鸣冤叫屈,然阶下之囚,已无回天之力.

二年(前208)被腰斩于咸阳,夷三族.
临刑前,对其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有子李由,为三川守,二年为项梁等杀死(见《汉书·高祖纪》).
李斯之死,标志着辉煌而又短暂的秦朝统治的历史终结,也标志着钳制文化发展的愚民制度的彻底失败.
四惊现于世的秦代文学史料李斯所倡导的愚民政策虽然暂时放缓了秦代文学的发展步伐,但是无法扼杀一个时代文学艺术的生存.
道理很简单,任何政策都无法遏制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的追求.
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又何偿不需要用文学艺术来点缀他们的生活晋代王嘉《拾遗记》记载,秦王嬴政青年时代,骞霄国画家烈裔来秦,擅长于画龙点睛之笔.
②此虽系小说家言,但是秦代的绘画艺术,史书早有记载.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
降于魏晋,代不乏贤.
"秦代画像,据陈直《汉书新证高后纪》"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条考证:"凤翔彪脚镇,曾出土秦代大画砖,为两王宴饮图,持杯皆用左手,知秦代尚左,但汉初改为尚右,《周昌传》'左迁'是也.
周勃入北军,大呼为刘氏左袒,知仍用秦代习俗.
"③据此画像砖考证秦汉习俗,确有意义.
此外,根据《重修咸阳县志》和《咸阳文物精华》等资料,咸阳历年出土了很多秦汉时期的画像砖,属于秦代的如驷马图、龙璧图等,就非常生动地再现出秦代的生活画面和浪漫的想象.
为了实现其长生不老的梦想,秦始皇又封禅泰山,派遣徐市等数千童男女入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还过彭城时,还设法出在泗水捞出周鼎而未果.
后又南下衡山,浮江至湘山祠.
逢大风,几乎败溺,愤怒而不得渡,派遣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所有这些,都见载于《史记》、《水经注泗水注》及《太平御览》所引庾穆之《湘洲记》,更是汉代画像石中常见的题材,如山东嘉祥武梁祠左右室画像就有秦始皇升鼎图.

所有这些,也都体现了秦人的想象力.
秦代乐器也多有记载.
《古今乐录》云:"琵琶出于弦鼗.
"晋杜摯云:"长城之役,弦鼗而鼓之.
"④《通志》卷一四四丝五琵琶条:"今清乐秦琵琶,俗谓秦汉子.
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
傅玄云:体圆柄直,柱有十有二.
其他皆充上锐下.
"又云:"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
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
"又云:"阮咸,亦秦琵琶也.
而颈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
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因谓之阮咸.
"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指出:"根据唐代的①[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封禅》,周振甫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5页.
②[晋]王嘉《拾遗记》卷四:"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名裔.
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
皆铭其臆前,记以日月.
工人以指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
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
又画为龙凤,骞翥若飞.
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
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得飞走.
'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所在.
山泽之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目,相随而行,毛色相似,异于常见者.
'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各无一目.
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
迄胡亥之灭,宝剑神物,随时散乱也.
"《太平御览》卷七五二、卷八九一及《历代名画记》卷一、卷四并引此事,谓秦王嬴政二年.

(中华书局,1981年,第99-100页)③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页.
④[南朝]沈约:《宋书·乐志》引,中华书局,1974年,第556页.
"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及秦代文学的发展83--①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②详见《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6年9期.
③黄盛璋:《云梦秦简辨正》,《考古》1979年1期.
④参见黄盛璋:《云梦秦墓两封家信中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载《文物》1980年8期.
文献,可知当时的琵琶,又阮咸(秦琵琶)、曲项及五弦琵琶三种.
现在这三种唐代琵琶的实物,都还存在.
唐代传给日本,日本的奈良正仓院,历世宝爱周至,保存至今.
看这几件珍贵的遗品,形制完美,与《通典》的记载,恰相吻合.
""从它的实物与文献略行推断,弦鼗约始于秦代,秦人植基西北,与西北各民族的文化是密切的,在音乐上也互相感受.
风俗传播,互相学习,从鼗的打击乐器变成弹奏的弦乐器,就叫弦鼗.
到汉代,西域有琵琶输入,因取其名叫秦琵琶.
它是由中国乐器为主而演变的.

'兼似两制,谓之秦汉.
'所以又叫秦汉子.
因为爱好这种乐器的有晋竹林七贤的阮咸,又因此从唐初以来,叫阮咸,这是汉民族在音乐上的创造.
"①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最近几十年出土文献的发掘,为秦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
1975年11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西侧睡虎地发现古代墓葬,其中十一号墓出土秦代竹简一千一百五十五支(另残片八十馀片),内容大部分是秦的法律条文和公文程式.

墓主据推测是一个叫"喜"的男子,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曾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并曾治狱于鄢,是秦的地方官吏,死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
②经过整理,有如下内容:《编年纪》(53枚,类似于"喜"的家谱和墓志的混合物,始于秦昭王元年,终于秦始年三十年)、《语书》(14枚)、秦律十八种(201枚)、效律(60枚)、《秦律杂抄》(42枚)、《法律答问》(210枚)、《封诊式》(98枚)、《为吏之道》(51枚)、《日书》甲种(166枚)、《日书》乙种(257枚).
其中《语书》、《效律》、《风诊式》、《日书》乙种四种简上原有书题.
其他几种书题是整理小组拟定的.
前八种编为《睡虎地秦墓竹简》,197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后又出版精装本,将后两种也收录其中,1990年出版.
其年代大体可以考知.
据出版说明:"《编年记》里的年号,在昭王、孝文王和庄王之后是'今元年',即秦王政(始皇)元年,表明《编年记》是秦始皇时期写成的.
又如《语书》开头说:'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
'以历朔推算是秦王政(始皇)二十年.
《语书》文中几处避讳'正'字,改写作'端',也证明它是秦始皇时期的文件.

竹简中写得早的,则可能属于战国末期.
……《编年纪》止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该年喜是四十六岁.
"其中,《为吏之道》近于《荀子·成相篇》.
《汉书·艺文志》著有《成相杂》十一篇,《为吏之道》应当是用当时民间流行的成相辞调杂糅而成.
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三晋格调.
③关于这篇作品的时代及其意义,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多有论述,这里就不展开了.
而《语书》是秦王嬴政二十年四月初二日南郡守腾向所属各县、道发布的一篇文告,属于地方行政公文.

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秦代墓葬除了出土广为世人熟知的《为吏之道》外,还在四号墓发现两件木牍,正反两面都有字迹,是黑夫与惊两人写给衷的家信,其中一件保存较好,另件下半残缺.

据专家考证,两信大约作于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前223),那年,王翦、蒙武攻取荆,昌平君死,项梁自杀.
楚国至此而亡.
二月,安陆士兵黑夫和惊给家人发信.
由此推断,这封信为秦王政二十三年参与王剪攻陈战役之士兵家信.
计先后两信.
第一信发于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第二信未记日期,当在三月中.
第一封发信者为黑夫与惊二人,皆为安陆人,此时家住"新地城",即今云梦古城.
受信者名中,又作衷,当为同母兄弟,即出土木牍之墓主.
所谓"新负"即"新妇",当为惊之妻,媛乃其年幼之女儿.

信开头首先问"母毋恙也,"父当已去世.
信中叮嘱新妇"勉力视瞻"之丈人或两老,当指新妇之父母,两亲家当离不远.
两信向其母要衣、布与钱.
第二信云:"用垣柏钱矣,室弗遗,即死矣.
急、急、急.
"谓已借用别人之钱,急需要钱,由此可见当时从军士兵之生活情况.
④《汉书·艺文志》曾著录有"《秦WENXUEYUWENHUALiteratureandCultureStudies·二〇一〇年第二期84--零陵令信》,难秦相李斯.
"但是这篇近于难体、又似书信的文字并没有流传下来.
而《黑夫尺牍》《惊尺牍》大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家信了.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字考释以及法律文书方面,这的确是全新的内容.
而周凤五《从云梦简牍谈秦国文学》则着重分析了四号墓中《黑夫尺牍》和《惊尺牍》,十一号墓中的《语书》、《为吏之道》的内容及形式上的特点,从文学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很值得参看.
①1986年在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号墓出土460枚秦代竹简.
《文物》1989年第1期发表简报.
后来又编成《天水放马滩秦简》一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有两部分内容:一是《日书》,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基本相同.
甲种73枚,可分为八章,即《乐建》、《建除》、《亡者》(又称《亡盗》)、《人月吉凶》、《男女日》、《择行日》(又称《禹须行》)、《生子》、《禁忌》.

日书乙种379枚,内容方面有二十多篇,除《月建》、《建除》、《生子》、《人月吉凶》、《男女日》、《亡盗》、《禹须行》与甲种相同外,尚有《门忌》、《日忌》、《月忌》、《五种忌》、《入官忌》、《天官书》、《五行书》、《律书》、《医巫》、《占卦》、《牝牡月》、《昼夜长短表》、《四时啻》等十三种.
一是纪年文书,或题《墓主记》,说的是一个叫丹的人因伤人而被处死,但三年以后又复生的事情,同时追述了丹过去的简历和不死的原因.
简文称:"……三年,丹而复生,丹所以复生者,吾犀武舍人,犀武论其舍人命者,以丹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

因令白狗()穴屈出丹,立墓上三日,因与司命史公孙强北出赵氏,之北地柏丘之上.
盈四年,乃闻犬而人食,其状类益、少糜、墨,四支不用.
丹言曰:死者不欲多衣().
市人以白茅为富,气鬼受()于它而富.
丹言:祠墓者毋敢毂.
毂,鬼去敬走.
……"据李学勤先生考证,这应当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期的志怪小说了.
②这些材料的出现,确实给人一种新奇惊异的感觉.
由此我们联想到《燕丹子》.
这部著作主要记述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前因后果:他曾在赵国作人质,与生于赵国的嬴政相结识.
嬴政立为秦王后,太子丹又质于秦,因受到冷遇而逃回燕国,暗中派荆轲刺杀秦王.
事件导致秦军攻燕,破易水之西.
史书的记载大体如上.
但是到了秦汉以后,其故事内容逐渐丰富,赋予了更多的小说色彩.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相如《荆轲论》五篇,司马相如稍前于司马迁,可见秦汉之际,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已在世间广泛流传.
司马迁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
"③这里所说的"天雨粟,马生角"就见于《燕丹子》记载:"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
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
"④这显然已经带有夸饰的成分.
《论衡·语增篇》又载曰:"传语曰:'町町若荆轲之闾'.
言荆轲为燕太子刺秦王,后诛轲九族,其后恚恨不已,复夷轲之一里,一里皆灭,故曰町町.

此言增之也.
夫秦虽无道,无为尽诛荆轲之里.
……荆轲之闾何罪于秦而尽诛之如刺秦王在闾中,不知为谁,尽诛之,可也.
荆轲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不言尽诛其闾.
彼或时诛轲九族,九族众多,同里而处,诛其九族,一里且尽,好增事者则言町町也.
"⑤可见到了东汉前期,燕丹子故事就不仅仅是乌白头、马生角那样简单了,而是又增加了很多内容,如长虹贯日等情节,就并见于《史记索隐》引东汉后期应劭注及《列士传》等说法.

至《燕丹子》出,情节更为丰富.
譬如记载燕太子丹厚待荆轲,与之同案而食,同床而寝,甚至拿黄金给荆轲投蛙作乐;荆轲想吃马肝,燕太子丹就杀了心爱的千里马;荆轲称赞弹琴美人的手很美,燕太子丹就剁下美人手等情节,可能是过于离奇,故都不见于史书记载.
但是这部著作并未见于《汉书·艺文志》记载,而是首次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且未署作者姓名.
因此,有学者认为此书形①周凤五:《从云梦简牍谈秦国文学》,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古典文学》第七集,学生书局,1985年.
②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古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7页.
③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538页.
④《燕丹子》,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⑤张衡:《论衡》卷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20页.
"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及秦代文学的发展85--成较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
"从这部书的思想倾向来看,作者以燕太子丹为线索,以反暴秦为基本倾向,突出记述了荆轲刺秦王及其失败经过,与《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大体相近.
因此,清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此书是燕太子丹死后其宾客所撰,至少是汉代或以前的作品,也不无道理.

作者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在虚构之中,塑造了不同类型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视之为中国古小说的雏形殆不为过.
1989年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出土了一百五十枚竹简,详见刘信芳、梁柱编《云梦龙岗秦简》.

根据该书考证,秦简的时代略晚于睡虎地秦简.
其证有三:第一,第271简"故罪当完城旦.
"睡虎地秦简"罪"皆作"辠",而龙岗简则一律作"罪".
《说文》:"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
"第二,第256简"时来媵,黔首其欲弋耎兽者勿禁.
"按黔首又多次见于龙岗简.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更名民曰黔首.
"而睡虎地简仅见"百姓,"说明是统一之前的作品,而龙岗简则统一后作品.

第三,第263简有"从皇帝而行及舍禁苑中……".
《史记·秦始皇本纪》:"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①同属于秦的法律文书,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对于研究秦代法律的演变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取传书乡部稗官.
"(编号185)这里提到的"稗官"又见《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为造也.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然亦弗灭也.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注于稗官下引如淳曰:"细米为稗.
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颜注:"稗官,小官.
《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
"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以为"如淳以'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细碎之言'释稗官,是谓因其职在称说细碎之言,遂以名其官,不知唐林所言都官稗官,并是通称,实无此专官也.

师古以稗官为小官,深合古训.
《周礼》:'宰夫掌小官之戒令.
'注云'小官,士也.
'此稗官即士之确证也".

此说已经为今天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
但是根据秦简来看,稗官确实是小官,但是并非"无此专官".
《秦律十八种》也称"令与其稗官分.
"所谓"稗官",与《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所列"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
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三老掌教化"是并列而称的乡里小官.
天水放马滩秦简、睡虎地秦简多次出现"小啬夫""大啬夫",是月薪不过百石的小官吏,设职面很广,上至县府,下至乡府以及县属各单位.
大啬夫,似专指县令、长而说的,小啬夫则是乡政府和仓啬夫、库啬夫、田啬夫等.
《史记·殷本纪》:"舍我啬事而割政.
"张守节《史记正义》:"穗曰稼,敛曰啬.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
"张守节《史记正义》:"《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长.

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备盗贼.
"(并见张衍田辑《正义佚文》)又据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始元年间"诸人名的考察,候长秩比二百石,月奉一千二百,而关啬夫秩比百石,而月奉七百二十.
至于"令史之职,一般应与尉史、候史、啬夫、亭长、燧长为同一秩级,属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史之秩,月奉钱是六百".
但是303·4简有"令史覃嬴始元二年三月乙丑除,未得始元六年九月奉用钱四百口".
303·21简有"书佐樊奉,始元三年六月丁丑除,未得始元六年八月奉用钱三百六十".
可见在啬夫以下尚有属令史、书佐一类更低的官吏,月奉在三四百之间.
由此说明,稗官确为乡里小官.
五传统文学的式微与新文学的曙光春秋战国之际,秦地的诗歌创作除《诗经·秦风》外,主要就是唐初在陕西凤翔发现的《石鼓文》.
①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0、31页.
WENXUEYUWENHUALiteratureandCultureStudies·二〇一〇年第二期86--①马衡:《石鼓为秦刻考》,《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65页.
②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③韩伟:《北园地望及石鼓诗之年代一议》,《考古与文物》1981年4期.
④[南朝]沈约:《宋书·乐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533页.
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续古逸丛书》四十三影印《永乐大典》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
每鼓各刻一百六七十字的四言诗,格调与《诗经》略同.
因此,石鼓文其实是一组诗,内容记载秦国君臣田猎游乐之事.
韩愈、韦应物等人加以考释,但是"辞严义密读难识",因而写下"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
现在仅存272字,全部字体为籀文(又称大篆).
其刻石时代,或以为宗周,或以为秦,还有人少数学者认为是北周作品.
其中以主宗周说者最多,但是具体考订又有分歧,唐代韦应物则以为是周文王之鼓,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诗"周文大猎兮岐之阳".

欧阳修《集古录》也本此说,并且以为是宣王时刻诗;唐代张怀瓘、韩愈、窦臮等并以为周宣王时代的作品;宋代程大昌等又认为是周成王时代的作品.
马衡《石鼓为秦刻考》①根据文字流变、秦刻遗文等材料,认为其具体时代在秦献公之后,襄公之前.
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②根据石鼓文的文字形体的特点、石鼓文与《诗经》的语言关系、石鼓文的内容所反映出来的史实等三个大方面,论证石鼓文的绝对年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即公元前576至535年),也就是《诗经》时代的作品.
因为顾炎武《日知录》认为战国已经没有赋诗的风尚,所以,这组诗的年代不可能迟于晚周.

此外,《诗经》中的十篇秦风,其中云"游于北园".
据此,韩伟《北园地望及石鼓诗之年代一议》③认为,北园即今凤翔,这对判断石鼓原在地和年代提供了新的线索.
石鼓文可以说是秦代文学的前奏,反映了早期秦人的文学风貌.
秦人从西北边陲挺进周原后,多尚武功,无暇文治.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齐国最后被秦人所破,齐人作亡国之歌.
《资治通鉴》卷六《秦纪》载:"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听奸人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如果这也可以称作诗歌的话,大约与秦人略沾一点边.
也是这一年,秦人还将周舞《五行舞》更名为《五行》,也见载《汉书·礼乐志》.
《宋书·乐志》曰:"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
……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余《韶》、《武》而已.
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
"④《通典·职官七》:"秦奉常属官,有大乐令丞.
""少府属官有乐府令丞.
"由此而知,秦代已经建立乐府,并且也从事一些歌诗文献的收集与改造的工作.

故《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等,大约就是官府收集而得.

秦代文人的诗歌创作,仅有两处记载:第一条材料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在著录《黄公》四篇后有一小注:"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
"杨树达《汉书窥管》引姚振宗考证以为"黄公疵为博士,盖即是时也".
第二条材料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六年,令博士作《仙真人诗》,并"传令乐人歌弦之".
《文心雕龙·明诗》所说的"秦皇灭典,亦造仙诗",大约指的就是这首《仙真人诗》.
可惜这些作品均已失传.
秦王嬴政时期的诗歌创作,保存至今的大约只有一首《长城之歌》.
战国时期,诸侯列国纷纷修筑长城以抵御外敌.
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又使蒙恬北筑长城以抵御匈奴,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
故贾谊《过秦论》说:"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水经注》引晋人杨泉《物理论》曰:"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
生女哺用餔.
不见长城下.
尸骸相支拄.
'其冤痛如此矣.
"⑤据此推断,这首民歌所反映的是秦时修筑长城的情况.
长城的修筑,保卫了国土的安全,但以其工程浩大,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
历代有关长城的故事传说、歌谣赋颂,不绝如缕,影响深远.
《玉台新咏》载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
君独不见长城"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及秦代文学的发展87--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杜甫《兵车行》:"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无不脱胎于这首民歌.
就诗歌形式而言,全诗五言四句,韵律和谐.
尽管不能排除有后人加工润色的可能,其对后来五言诗发展的影响似也不可疏忽.
秦代诗歌创作虽然无足称述,但是杂赋创作却时常为人道及.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荀卿赋类著录"秦时杂赋九篇".
杂赋类著录《成相杂辞》十一篇,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称:"《荀子·成相篇》注,盖亦赋之流也.
"那么,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也应当是这类杂赋创作.
这些作品,南北朝时似乎仍有流传,故《文心雕龙·诠赋》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
"《汉书·艺文志》诸子类名家下著录《成公生》五篇,班固注:"与黄公等同时.
"颜师古注:"姓成公.
刘向云与李斯子由同时.
由为三川守,成公游谈不仕.
"黄公,即前面提到的黄公疵.
说明成公生也是秦始皇时人,《成公生》应当是一部子部类的著作.
秦代后期文章比较著名是秦二世三年(前207)陈馀所作的《与章邯书》.
《汉书·陈胜项籍传》:"章邯军棘原,羽军漳南,相持未战.
秦军数卻,二世使人让章邯.
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
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
长史欣恐,还走,不敢出故道.
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
欣至军,报曰:'事亡可为者,相国赵高颛国主断.
今战而胜,高嫉吾功;不胜,不免于死.
愿将军熟计之.
'陈馀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并鄢郢,北阬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卒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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