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美国国庆日

第71卷第4期2018年9月Vol.
71No.
4Sept.
2018.
090-106DOI:10.
14086/j.
cnki.
xwycbpl.
2018.
04.
009政治符号、宣传与隐晦的政治表达:中国邮票图像中的政治蕴涵演进周韧摘要:邮票作为一种将信息内容、渠道与受众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图像传播媒介和政府主导发行的有价经济凭证,从诞生伊始就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政治意义,邮票图像的政治传播功能也远远早于它的文化、艺术和审美功能.
在140年的中国邮票发行史中,邮票的图像政治传播功能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演进历程.
晚清由于封建王权的诸多禁锢,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仅仅局限为政权的符号象征;中华民国创立之后,政府在延续邮票图像政治符号功能的同时,宣传功能也开始萌芽、发展,之后由于多个割据政权的并存,这些政权充分利用邮票这一媒介进一步强化了其图像宣传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工作方法"思想指导下,邮票图像的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传播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领域方针、政策、路线的有力媒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政策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邮票的文化、艺术功能开始全面发展和繁荣,但这并不意味着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减弱或消弭,而是演绎为一种具有更加成熟政治语义的图像媒介.
关键词:邮票;政治图像;政治符号;宣传功能;政治语义中图分类号:G2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443(2018)04-0090-17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7YJC760122)一、引言政治文化既代表了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凝聚,也代表了一个国家所普遍包含的政治价值、政治观念和政治法则.
作为由政府主导发行的有价证券,邮票甫一问世就具备了天生的政治意义:首先是其价值存在,邮票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经济凭证.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来看,邮票是一个政治实体发展到某个阶段的经济需要,其本身即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其次是邮票作为一种印刷媒介,除了代表经济功能的数字面值,同时也必然包含具有政治涵义的发行机构铭记,进而涵括其语言和图像,而随着邮票图像表现方式的发展演进,其图像政治蕴涵亦更为丰富,因此这种政治意义几乎是与邮票的经济意义同时产生的,远远早于邮票的文化意义或者艺术价值.
瓦尔堡学派的潘诺夫斯基(Wolfgangk.
H.
Panofsky)和贡布里希(E.
H.
Gombrich)虽然没有明确图像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但其运用历史维度的图像学研究方法事实上已经搭起了图像与政治的桥梁;而之后的马丁·瓦恩科(MartinWarnke)和乌韦·弗莱克纳(UweFleckner)等几任德国瓦尔堡图书馆馆长不断推进图像学对政治议题的关切———他们甚至自称其研究路径为"政治图像学"[1].
彼得·伯克(PeterBuker)在他的《图像证史》中也强调了图像历史的政治意义,他认为"图像可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图像本身却是认识过去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生活视觉表象力量的最佳向导"[2].
作为上层建筑的意志体现,邮票图像从一开始就受到政治因素的深度影响和制约,成为一种政治语言表达的重要媒介.
政治语义、政治思想对邮票图像的发展演进起着重要推动作用①,同时,邮票图像发展也呈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成为一个国家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目前对于邮票图像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美学、艺术及文化视角,或者诸如生肖、体育等一些专题研究.
这些研究虽然也对邮票图像中所蕴含的政治涵义有所触及,但较为碎片化,也很少有把邮票整体地视为一种政治媒介,以档案和图像背后的历史材料为佐证,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视角来归纳、解读邮票图像中的政治蕴涵演进及社会意义.
而本文所运用的图像学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具有结构主义思想的图像史研究进路,强调通过对图像背景的历史资料分析及对研究对象的人文知识梳理,以"综合直觉"来构建和解读图像史的意义,这也与把图像设计单纯视为"艺术作品",倚重从作品本体出发的形式主义研究进路有所区别.
从历史发展来看,邮票的政治语义既有其自然属性,也有生成性特点,其政治自然属性在于与生俱来的政权基因,因此邮票本身即为一种政治符号②,具有政治权力所凝聚之象征;在这种自然属性基础上,邮票在发展过程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其媒介功能,成为政治宣传的绝佳工具和手段;同时,把邮票图像结合中国140年的历史背景解读,也是历史风云变幻,政治价值、政治观念及政治语言发展嬗变的有力映射.
二、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的邮票图像卢埃林(KarlN.
Llewellyn)认为"人类的政治活动一刻也离不开符号的运用,符号与政治的连接是人类符号世界的一部分.
在日常交易中,权力借助各种具有政治含义的符号客观存在、自我发展、自我维护、自我表现、自我装饰"[3].
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来看:符号(symbol),是常用的一种传达信息的基元,用以表示或象征人、物、集团或概念等复杂事物[4],邮票图像作为由政权主导的信息媒介,是一种天然的政治符号以及"政治生活和政治沟通的重要媒介"[5],这也成为邮票政治语义中最基本的自然属性,邮票图像在意义上也可以"映射或印证政体本身的基本图景"[6].
索绪尔从语言学角度把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其又进一步做出了解释,认为"符号是一种表示成分(能指)和一种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混合物.
表示成分(能指)方面组成了表达内容,而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则组成了内容方面"[7].
从符号学角度来认识邮票图像"所指",其政治涵义是图像语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作为一种"君权神授"的政治符号1878年大清海关邮政发行的"大龙邮票"③,并没有采用国外以人物肖像作为主图的设计惯例,而是在票面中心以云彩水浪的中国传统"神龙戏珠"作为图案.
不采用君王肖像,是中国儒家思想中"为尊者讳"的避讳传统,因而帝王肖像不能直接出现在邮票上,而"五爪金龙"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帝王象征,体现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这种以"龙"为造型的图案,在清代成为邮票的一种最常见图式,包括之后发行的海关"小龙邮票""蟠龙邮票""慈禧太后六十周年纪念"及"宣统元年纪念"邮票.

以"龙"为图案,既为封建帝王图腾象征,也宣示一种权力存在,这种"视觉图像有一种固有的表达力,这种表达力是透过人们的阅读而呈现出来的,透过它可以使意义符号化"[8].
清代其他邮票图案也同样体现了"龙"与政权的紧密联系.
"慈禧太后六十周年纪念票"一套九枚,其中六枚仍然以"龙"作为主体图案,彰显了慈禧作为大清王朝实际掌权者的崇高地位.
"宣统元年纪念"主图为故宫圜丘望祈年殿.
圜丘是清代皇帝举行冬至祭天大典的场所,祈年殿作为天坛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19·周韧:政治符号、宣传与隐晦的政治表达:中国邮票图像中的政治蕴涵演进①②③晚清、民国没有专门发行文化类题材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发行文化题材邮票,本身也是基于政治思想的推动.

本文所提到的"符号"(symbol)和"符号学"(semiotics)概念是有区别的,符号学是研究符号和符号行为的学科,它包括词的使用(语言学)、声调、音速或拖腔的使用(副语言学),身体动作和手势的使用(身势学)和动物交际.

晚清、民国时期,官方没有制定统一邮票名称,均为后来集邮界的俗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开始有计划发行邮票并官方发行邮票目录规定了题名.
故本文涉及晚清、民国邮票名称统一采用"双引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名称统一采用"书名号".

明清两代皇帝孟春祈谷之所.
该图案象征了皇帝作为"天子"登基,具有"奉天承运"或"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而邮票两侧同样设计了两条向上腾飞的对称龙形装饰纹样,以此来寓意大清国运昌盛.

这种以"龙"为主导图形的设计思想,实质上沿袭的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世俗王权以各种名义获取神圣的政治符号资源,从而在世俗政治权力的网络中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9]的封建帝王思想,并不等同于将"龙"作为一种"生肖"或者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意义.

(二)政权与政治人物肖像的符号彰显1.
民国邮票上政治人物肖像与实权掌握辛亥革命彻底终结了中国自秦以来的两千多年封建帝制.
中华民国创建以后,一改封建王朝帝王肖像不能印在邮票上的做法,开始将人物肖像作为邮票图案.
1912年12月15日中华民国同时发行了"光复纪念""共和纪念"两套纪念邮票.
"光复纪念"以孙中山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肖像为设计,而"共和纪念"则以中国地图为主图,并印有"大中华民国"五字.
当邮票完成印刷之时,迫于国内外压力,孙中山于1912年2月14日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原印有孙中山像及地图的纪念邮票遭到废弃.
[10]"共和纪念"被迫改为袁世凯肖像图案,两套邮票除人物肖像不同,设计风格、版式、装饰纹样、枚数和面值分布完全一致.

从中也可窥视出彼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同盟会政治角力已趋白热化.

邮票上的肖像权争夺已经演绎为一种政治符号象征,代表着对行政权力的实际掌控,因为"肖像不仅反映了它所指的对象是否存在,也反映了一个符号是不是被人解读为符号"[11].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以后,中国政治进入北洋军阀时代,1921年10月北洋政府发行了"中华邮政开办廿五周年纪念邮票",对于邮票图案设计,邮政总局在1921年1月8日致交通部邮政司的函中提出,以现任大总统徐世昌像为主图.
但到了1月21日,在上报的设计方案中却出现了一种新方案,即邮票的主图为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靳云鹏、交通总长叶恭绰三个人的肖像,三人像成"品"字形排列.
1927年8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自任为陆海军大元帅后,即下令筹印"陆海军大元帅就职纪念邮票",邮票中央以张作霖肖像为图案,上方交叉放置当时的五色横条国旗和九角白日海军旗.

在民国初期政权分裂动荡的时期,邮票已经成为政治人物掌握实权的象征符号.

对于发行张作霖像邮票,南京国民政府则视为严重挑衅,进行了坚决批判和抵制:邮务局于三月一日发行印有张作霖肖影之新邮票,以纪念张之就大元帅职.

京津时报评论此举,谓近来海关邮局,维持完全,煞费苦心,故发行此种纪念邮票,极为不智,南京政府对于此种无谓之挑衅,决不致漠视,则其结果,凡贴有此种邮票之函件,寄往直鲁或东三省境外者,将付三倍邮资,盖寄者付寻常之邮资外,收者将加倍罚资也,此实破坏邮务,否则亦不过于发行之省份内有效耳云云.
[12]1928年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1929年4月18日中华邮政发行的"国民政府统一纪念邮票"以蒋介石穿着总司令军装肖像为主图,嘉禾、青天白日国徽为装饰图案,彰显了蒋介石的赫赫武功及实权在握.
此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中国国民党元勋及烈士肖像全面取代北洋政治人物出现在邮票图案中.
而孙中山作为中国国民党创立者和中华民国缔造者的特殊地位,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①象征,其肖像更成为民国时期版本最多的邮票图案.

2.
政治人物肖像对于伪政权的"独立"与"合法"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炮制了伪满洲国,1937年又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开启全面侵华战争.
十四年抗战期间,日军所到之处,扶植"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各种傀儡政权.
至1940年3月,以汪精卫为首的少数中国国民党党员投靠日本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建立了汪伪政权,名义上接管了原"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29·2018年第4期①1940年3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渝艳机字第370号公函,向全国发出"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的通知.
华民国临时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辖地.

这些五花八门的傀儡政权,在政治上依附于日本,却要欲盖弥彰,显示其"独立性";在法统上来历不正,又想欺世盗名,显示其"合法性",纷纷借助于发行邮票来彰告其"独立性"与"合法性".
伪满的"满普"邮票上多次印有溥仪肖像来显示"满洲国"的"独立自主".
不过自"满洲国"国号改为"满洲帝国"后,封建时代作为皇帝象征的"龙"却再未登上邮票.
因为为纪念溥仪"登基","满洲国"计划发行纪念邮票,溥仪希望采用"龙凤呈祥"图案,并将画好的邮票草图报请伪满洲总务长驹井德三审批.
没想到驹井德三看后勃然大怒,不同意出现"龙"的形象.
[13]无奈之下,溥仪只能挖空心思找人设计了一种特殊图案———"龙鳞纹",但又不敢明说,只是告诉驹井德三是"波浪纹"防伪水印,蒙混通过了审查.
中国传统帝王象征的"龙"以如此隐秘的方式出现在邮票中,却反衬了"满州帝国"作为傀儡政权的悲哀.
其他伪政权则强调秉承中华民国"正朔",通过仿版或加盖"烈士像""孙中山"肖像邮票来与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邮票作为政府主导发行的凭证,具有极强的政治符号意义,认同了对方邮票予以通邮,便等于承认了对方政权合法性.
对此,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对伪政权发行的邮票坚决不予承认,禁止作为通邮凭证:南满铁路沿线附属地邮政,向来另有条约,由日方所设之邮便局代收以后,须加贴中国邮票,始能寄至关内.
其不加贴者,照欠资办法处罚,通邮以后,仍照旧章,伪组织邮票及特种邮票,概不适用,附属地以外,东北各地邮件之发寄关内者,则均须贴用特种邮票,寄至山海关古北口后,由汇通转递局承转.
倘有贴用伪组织邮票者,概作无效,由转递局负责检查,另贴别种邮票后,始能递寄关内.
[14]3.
作为中共和中国革命旗帜象征的毛泽东肖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从建立开始,即着手独立发行邮票.
自1930年发行解放区最早的赣西南赤色邮政邮票到1950年7月停止出售解放区邮票,全国各地共发行解放区邮票2239种.
[15]早期的解放区邮票图案繁多,多以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路线为主.
1935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毛泽东逐渐在党内和群众心目中建立崇高的威望.

1944年,山东战时邮务总局第一次发行毛泽东像普通邮票,之后各解放区也纷纷开始发行印有毛泽东肖像的邮票.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区共发行有印毛泽东肖像的邮票32套174种.
[16]此时的毛泽东肖像,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政治符号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旗帜性人物,也成为中共党内、党和人民的凝聚力象征.

抗战胜利以后,中共为避免内战,积极推动建立联合政府,从邮票上也得以窥见.

1945年12月,山东战时邮务总局发行了一枚纪念抗战胜利邮票,邮票中心位置是毛泽东在指挥战斗.

他左手直指日本代表性建筑明治皇宫,下方簇拥着一群端枪向皇宫冲锋的战士,象征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图案的左方有几面迎风飘扬的旗帜,除了代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红旗之外,最显眼的,莫过于代表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17]解放区发行的邮票为何会以象征国民党的旗帜为中心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却颇值玩味.
为了避免内战,1945年8月28日,中共领袖毛泽东率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和国民党开始了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6年1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解放区颁发停战令,要求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停止冲突、确保和平.
而这套邮票发行的1945年12月,国共两党还处于相对和平阶段,所以解放区邮票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为图案,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维护和平的诚恳态度和包容胸怀.

1946年6月,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发动内战.
此时两党斗争不仅在军事、政治领域,也包括舆论上的交锋,邮票上的人物形象更是分别象征两党所持的不同政治立场及意识形态.

对此,国统区媒体也是极尽抹黑、污蔑之能事,如1946年第14期国统区报纸《海星(上海)》上所文《解放邮票》就挖苦道:·39·周韧:政治符号、宣传与隐晦的政治表达:中国邮票图像中的政治蕴涵演进解放区的人们,现在连收信也视为畏途!
邮差敲门送信,受信人先要看一看信上贴的是什么邮票,是"毛主席"像的,才敢收下来.
[18]1946年5月5日发行的《光海周报》上刊载《毛泽东邮票可称毛头邮票》[19]一文,甚至把毛泽东肖像邮票蔑称为"毛头邮票",与晚清俗称的"龙头邮票"相提并论,旨在对共产党进行污名化,将之与清王朝政权相提并论,以图抢占舆论高地.
由上可见,邮票发行权及其图案已成为一个立场鲜明的政治符号,借助于这个政治符号,使"区分不仅得以实现,而且还得以在意识中固定下来"[20].
(三)领袖与人民的形象并置晚清邮票从未出现过人物形象,中华民国1915年发行的"帆船票"出现了农民侧影,1937年发行的赈济难民附捐邮票图案为逃难的一家五口,1947年发行的"中华民国邮政总局成立50周年"纪念邮票出现了背负邮袋的邮差,1949年发行的单位邮票出现了邮递员骑着摩托送信的形象.
除了这寥寥几套邮票出现了普通民众和劳动者形象,绝大多数均以政治领袖、政治人物为邮票图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象征着中国彻底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枷锁,人民从此开始当家做主.
人民形象从此时开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图像中当仁不让的主角,也成为与领袖相提并论的政治符号.
早在1952年发行的《土地改革》《和平解放西藏》《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五周年》等邮票中,普通农民、少数民族、解放军战士的形象就已经设计在邮票图案中.

之后,各种普通劳动人民的形象作为一种凝练的政治符号更成为邮票设计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1954年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画面中一位挥手的男性工人和怀抱宪法的女性农民在五星红旗下并肩站立.

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是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也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重要工具.

邵柏林设计的这套邮票以工人和农民、男性和女性为图案形象,象征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与清代邮票以象征帝王的"龙"作为主导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台湾学者杜奎英认为"政治符号为政治权力所凝聚之象征,其构成乃系基于社会流行信念,铸为群众向往之标志,由之刺激群众情绪,使之发生输诚效忠之反应,实为直接左右群众信仰与行动,达成政治目的之有效工具"[21].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①,中国一共发行了281套纪念、特种邮票(含老纪特、"文"字邮票、编号邮票和早期JT邮票).
其中画面出现普通民众形象的邮票近150套,比例超过了五成;而相比之下,同时期邮票中出现毛泽东形象仅仅约占百分之七(含"文革"时期).
可以说在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中,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

这些普通群众形象几乎涵盖了包括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妇女、运动员、儿童、知识分子、民主人士、英雄模范等在内的所有劳动者范畴.
从题材上来看,有专门以歌颂人民群众的题材,如《全国第一届工人运动大会》《西藏人民的新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务行业中的妇女》《中国妇女》《乡村女教师》《女民兵》等,也有大量作为国庆、宪法、革命纪念日等各种政治纪念邮票画面组成部分出现.

在这个时期出现有毛泽东形象的邮票上,绝大多数也与人民形象并置在一起,象征了领袖与人民的密不可分.

建国初期也发行了大量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恩格斯以及宣传苏联、古巴、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题材的邮票.
这些邮票画面中同样少不了将革命领袖与人民形象进行并置,如《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乌·伊·列宁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中展示了列宁对群众演讲的场景;《马克思诞生一四〇周年纪念》《恩格斯诞生一四〇周年纪念》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群众演讲的画面;《弗·伊·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中经典的"列宁与卫兵"故事图像;《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古巴万岁》中的卡斯特罗与古巴民兵战士等等.
甚至于一些如古代科学家、出土文物壁画的题材都精心采用包含有人民形象的画面进行设计,"人民"已经成为这个时期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政治符号.
这种政治符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和代表意义,因此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政治文化的传递作用"[22].
·49·2018年第4期①邮票发行计划一般早于实际发行时间一年,1977年发行的邮票其发行计划制定于"文革"结束的1976年.
(四)政治符号的淡化与抽象改革开放使中国国内政策转向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转变开始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
邮票从题材到图案也开始从以政治宣传为主逐渐走向政治宣传与文化传播的两线并进,从1978年开始,越来越多文化题材出现,邮票的文化功能、艺术表现空间也得到极大释放.

政治色彩淡化并不意味着邮票政治功能的完全消弭.
与"文革"之前邮票政治色彩过强,动辄对邮票主题、设计上纲上线进行政治上的过度解读和批判,束缚发行机构、设计师的能动性相比,改革开放之后,邮票发行机构以及设计师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自身能动性和创造力,邮票图像作为一种政治符号逐渐走向抽象化.
1.
经典母题、具象主题与图像语言的抽象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反映社会主义母题是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展现,具体又体现在各种社会主义事件和人物主题中,如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国际劳动节、巴黎公社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社会主义革命导师纪念等等.
改革开放之前,这类政治题材邮票不仅重要,而且发行频繁(多为"逢五"发行纪念),体现了国家鲜明的政治立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开始融入国际环境,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政治、经济交往也更加频繁密切,因此这类邮票的政治宣传色彩被逐渐淡化.
其中第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根据事件、人物的重要程度发行间隔时间扩大为逢十、逢五十或者逢百,如1979年发行的《约·维·斯大林诞生一百周年》.
其次就是图像设计逐渐抽象化.
像"三八"妇女节主题,此类题材邮票于1978年之前,画面多以中外女性工人、农民为主要形象,体现出人物的鲜明阶级属性;1990年发行的《"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纪念八十周年》和2010年发行的《"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纪念一百周年》画面设计开始采用完全抽象的网状图形或人物剪影造型,图像具有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图像的政治能指也更具宽泛性.
赵宪章认为"图像意义解读又具有开放性.
意义的迅速解读和解读的开放,使图像成为政治意义竞争激烈的场所"[23].
改革开放以后,抽象图形在邮票图像中日渐增多,成为与具象图形并存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而非政治考量的唯一要素,也反映出外部政治环境的逐渐包容.

2.
人物形象作为特殊政治图像符号"所指"的消解与转义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物形象都是邮票主题设计中的重要组成元素.

民国时期多通过政治人物、领袖来彰显政权法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属性,大量特征鲜明的普通劳动者形象成为邮票不可或缺的要素.
1978年以后,中国邮票再无在世人物形象①[24]出现,人物邮票多以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民主人士或中外历史文化名人为主题.

普通民众形象作为邮票元素出现则逐渐根据艺术需要上的灵活和自由,而非作为政治正确的必然要素,像《国际和平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运动会》《国际志愿者日》《中国残疾人》等邮票里的人物形象运用了色彩丰富的抽象剪影;更多的人物表现如《儿童生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自行车运动》则通过较为活泼、鲜艳的装饰画或插画手法进行描绘,这些人物形象并不刻意强调通过容貌、衣着、造型等特征来突出其阶级身份,淡化了意识形态而更注重邮票作品本身的艺术语言表现.

改革开放以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巨人在邮票形象上,其形象所指也同样发生了政治语义上的蜕变,更多体现了对伟人作为中国历史缔造者的一种历史观包容和崇高纪念,不再刻意强调以意识形态对立来区分阵营.
如1999年发行的《世纪交替千年更始———20世纪回顾》,邮票中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形象分别对应的背景图像是三位伟人所领导的重大历史事件辛亥革命、开国大典、两弹一星、浦东开发和香港回归.
这种政治人物在邮票上的变化,体现了人物作为政权图像特殊政治符号"所指"的一种语义转变.
这种语义转变也同样体现在历史认识和传播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发行过6套纪念抗·59·周韧:政治符号、宣传与隐晦的政治表达:中国邮票图像中的政治蕴涵演进①2010年11月25日交通运输部发布《邮票发行监督管理办法》(2010年第8号)中第三章第十三条"邮票选题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中再次规定了"不发行在世人物的邮票".
战胜利题材的邮票.
1952年7月7日发行的《抗日战争十五周年纪念》、1965年9月3日发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邮票画面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为主要内容,强调中共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对抗战的形象传播也趋于更加包容客观.
1985年9月3日发行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1995年9月3日发行的《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2005年8月15日发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2015年9月3日发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四套邮票则不仅出现了国民党领导的"台儿庄会战",也出现了反法西斯盟军的"诺曼底登陆"及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画面场景.
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图像改变,实则意蕴深长,其本质则是反映了政治观念的转变.
与之类似的还有作为政治人物的林彪形象,"文革"时期作为"副统帅"的林彪曾红极一时,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登上邮票屈指可数的在世政治人物.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政治形象轰然坍塌,又走向了另一个反面极端,1975年发行的《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邮票反映了当时官方的鲜明批判立场.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观、历史观日益包容,对过去一些以二元对立态度来区别政治立场的历史人物、事件都进行了逐步纠正;但林彪作为毁誉参半、争议极大的政治人物典型如何进行历史评价却仍然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
从1977年至1999年,我国先后为朱德等九位元帅发行了专套纪念邮票,2005年军衔制建立50周年之际,邮政部又发行了一套10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纪念邮票.
林彪作为十大元帅之一的历史存在无可否认,但如果发行专套纪念邮票又容易使民众产生政治误读.
在2015年中国邮政1月15日发行的1套2枚的《遵义会议八十周年》纪念邮票中,第二幅邮票"遵义会议"以画家沈尧伊1996年创作的油画作品为蓝本,表现了林彪作为历史人物的真实在场.
不同时期的三种林彪形象,从"副统帅"到"叛徒",再到泰然处之,是尊重客观历史和展现政治智慧的体现,从中也可以看出邮票图像作为政治符号"使人注意的已不是某个个别符号内容特征,其更多意义主要体现在它的象征意义"[25].
三、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媒介的邮票图像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一书中把宣传定义为"仅指以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一点但欠准确地说,就是以消息、谣言、报道、图片和其他种种社会传播方式来控制意见的做法"[26].
邮票作为可大量复制、在市场流通的印刷媒介和经济凭证,与普通民众生活密不可分,天然将信息内容、渠道和受众三者有机地结为一体,因此邮票是一种性价比极高的传播媒介.
虽然"政治宣传"功能属于邮票与生俱来的特性,但从中国邮票发展史来看,却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再到高潮的一个历程.
(一)晚清邮票单一的政治符号功能和民国邮票政治宣传功能的初见端倪晚清邮票图案中的"龙""天坛"无一不体现了皇权思想的唯我独尊,政治功能极为单一,其高高在上的政治姿态和普通百姓之间也毫无关联,更多的还是作为一种政权象征符号.

中华民国政府延续了邮票的这种政治符号功能,只不过将象征皇权的"龙头"替换成了领袖和各种政治人物肖像.
但民国时期,邮票政治符号功能进一步得到强化的同时,政治宣传功能也开始初现端倪.
1913年发行的"帆船票"其三枚"交通图""农获图""宫门票"的设计图案就分别宣传了"工业立国""以农立国"和"礼义治国"的思想;1932年发行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设计师国立北平艺专杜万里教授借用元代《平沙卓歇图》,宣传了国民政府的科学成就;1936年发行的"新生活运动纪念邮票",国民政府宣传了"礼、义、廉、耻"的儒家伦理纲常,并号召老百姓和军人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的绝对统一、团结和服从,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抗战胜利以后,1947年发行的"教师节纪念邮票",通过孔子像、孔子讲授堂遗址、孔子墓和孔庙殿宇大成殿四幅画面倡导尊师重道的思想,同年又发行了"台湾光复纪念邮票"宣传抗战胜利和台湾·69·2018年第4期回归祖国怀抱.
从上也可以看出,民国时期,邮票的政治符号功能不仅得到强化,也开始萌生了宣传功能,对此《甲戌邮刊》上的邮学研究文章也有深刻认识:邮票是最有效的宣传工具,不信的话,假使你用登报的方式来宣传,那么日报的寿命只有一天,周刊的寿命只有一星期,传单更不普遍,过了时间,人们便把它来包东西,揩桌子,擦椅凳,不如邮票流传既远且久,过了时间,人们不但不把它抛弃,而且还把它珍藏起来,视若至宝,时间越久,价值越高,所以很多国家把它用作宣传的工具.
[27]不过总体来看,民国时期利用邮票进行宣传涉面并不算宽泛,也没有完全与国民政府当时的方针、政策、路线进行紧密结合,这个时期的邮票政治宣传功能仍颇有局限.

(二)割据政权邮票的政治宣传功能强化和发展北伐战争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版图,但并没有实现对全中国的有效统治.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和抗战期间领导的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日本先后扶植的一系列傀儡政权.
这些割据政权从成立开始一方面即利用独立发行邮票来彰告政治独立;另一方面,这些政权的邮票通信功能和流通地域都受到很大制约,因此邮票作为通信凭证的本体功能倒退居其次,而政治宣传功能却得到了充分强化.
1.
邮票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有力革命宣传工具与中国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力量和媒介资源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宣传成为重中之重,中共从不放过任何宣传自己的机会.
史沫特莱对此深有体会,她在书中回忆一位军官的话"他告诉我红军下属有一支宣传队,每攻克一个城市,两个小时之内必须在城内各处刷上标语口号"[28].
而中共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面对的宣传对象大部分是目不识丁的农民群众,邮票这种以图像为主的宣传媒介天然弥补了文字宣传的缺陷,成为宣传画、墙画、传单、横幅、标语的强有力补充.

1930年,赣西南赤色邮务总局发行了第一套"赣西南赤色邮票",同年又发行了"江西东北邮票".
1931年发行的"赣东北省赤色邮票""湘赣边省赤色邮票""湘鄂西省赤色邮票"均以"五角星""镰刀斧头"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象征符号为图案,在老百姓中间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形象.
1932年发行的"苏维埃邮票",1935年发行的"中华苏维埃邮票",1937年陕甘宁特区邮政管理局发行的"中华邮政邮票"画面中又设计了演讲宣传、农耕、红军战士等图案形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是广大工农的代表.
抗战期间,中共建立了多个敌后武装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由于被敌占区分割相互之间并不连接,因此也各自独立发行邮票并借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1941年2月冀南抗日邮政总局发行的"冀南抗日邮票"主图为中国地图,左右边分别印有"团结进步""抗战建国"口号.

1943年解放区胶东区发行的邮票,画面以山东半岛地图、火炬及策马扬鞭端枪的八路军战士宣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勇抗战.
淮南区、盐阜区、苏中区等解放区发行的邮票在图案上也大多印有"五角星""镰刀斧头""信鸽""火车""轮船""飞机"以及"群众"和"战士"等各种图案,向民众宣传抗战必胜、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纵观抗战时期发行的苏区邮票,由于分散孤立和敌人扫荡封锁,邮票的通信作用有限,甚至很多都未印有邮资面值,但另一方面却使邮票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媒介功能得到了极大加强.

2.
日伪政权利用邮票进行政治宣传的处心积虑"满洲国"从成立伊始,就开始迫不及待地通过发行邮票以彰显其政权的所谓"合法性"以图淆惑视听.
但其政权既不可能被国民政府承认;也遭到全国人民唾弃,更得不到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承认;因此邮票流通范围极其有限,于是沦为了欺世盗名以及向日本主子摇尾乞怜的宣传工具,也进一步突出了邮票的政治宣传功能.
1932年7月26日"满洲国"发行了满普1"第一版普通邮票",邮票1套18枚,图案分别为辽阳白塔和溥仪像两种图案.
辽阳白塔传说是金世宗完颜雍为其母贞懿皇后李氏所建的垂庆寺塔,"满·79·周韧:政治符号、宣传与隐晦的政治表达:中国邮票图像中的政治蕴涵演进洲国""执政"溥仪为前清宣统帝,两张邮票图案意在彰显"满洲国"继承女真和满人政权的"合法性".
邮票由日本设计师吉田丰设计,日本内阁印刷局印刷,却明白无误地体现了"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牢牢控制下的傀儡政权.
"满普"图案一共印刷了五版加一版"加盖".
自1934年11月发行第三版时,溥仪已从"执政"摇身一变成为"皇帝",因此自这套邮票起,邮票铭记改为了"满洲帝国邮政".
"满洲国"的纪念邮票,大部分更是成为鼓吹所谓"日满友好""大东亚圣战"的赤裸裸宣传工具,体现了对侵略者的奴颜卑骨.
满纪3"皇帝陛下访日"图案为日本富士山和凤凰;满纪4"满日邮便条约缔结纪念"一张邮票为东北交通部大楼,另一张图案为东三省和日本地图,地图上方一只飞翔的仙鹤则象征"两国"之间的"友好"通邮.
满纪7"治外法权撤废纪念",欲盖弥彰地庆祝(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势力废除了在"满洲国"的所有治外法权,"满洲国"获得了独立的司法权力.
不过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治外法权的表面废除不过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人民强烈抵抗和国际舆论压力下的惺惺作态.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希亮就谈到:进入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统治已经初步确立,他们建立的伪满洲国貌似一个独立国家,但实质上不过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此时撤销在东北的治外法权,丝毫不会影响到日本对东北资源、土地的占有.
日本政府虽然说要把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移让给伪满政府,但伪满政府必须保证那里的日本人安居发展,保障他们的文化向上和产业的进展,更重要的是,要让附属地里的日本警察、职员及各种居留民协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全部进入伪满洲国的各级政府和警察机构.
[29]王希亮所谈到事实,从该套邮票中"新京居留民会"的图案设计也可得以印证.

1940年"满洲国"发行的满纪12"庆祝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图案上面分别"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题字和"兴高采烈"舞龙的中国儿童,体现了"满洲国"作为傀儡政权唯日本马首是瞻的悲哀;1941年发行的满纪13"国兵法实施纪念"图案却是一名穿着昭和五式军服、肩扛"三八"式步枪,耀武扬威的日本士兵.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伪满又发行邮票变本加厉地为日本侵略者鼓吹,满纪14加盖"纪念新加坡复归我东亚"庆祝新加坡沦陷于日寇之手,1942年12月又发行满纪16"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以纪念太平洋战争爆发,邮票上还加盖了"兴亚自斯日"字样,意在宣传"大东亚战争"使亚洲"繁荣昌盛";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已经败相初现,但"满洲国"仍然发行了满特2"努力增产协助圣战"的邮票,大肆宣传欺骗东北人民欲使其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原料产地和奴隶;1944年,日军在各条战线上已节节败退之际,"满洲国"又发行了满特3"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宣传邮票,画面图案为张景惠及"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分别用汉字和日文书写的"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手迹,暗示日本与"满洲国"只不过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即将成为"满洲国"的末日.

大多数"满洲国"邮票由吉田丰、大矢博三、日本递信博物馆、山下武夫、石川酵佑、佐佐木顺、太田洋爱等日本设计师设计.
据本文统计,由日本设计师所设计的邮票图案竟然占到"满洲国"全部发行邮票的七成以上,日本对"满洲国"的思想控制之严可见一斑.
甚至可以看出日本已经完全地控制了"满洲国"的行政和宣传系统,名为"满洲国"邮票,实为日本侵略者控制之喉舌.

对此,国桓在《邮票与国际宣传》一文中对战时日本及傀儡政权的邮票宣传伎俩也有深刻认识:日本是一个侵略主义的国家,他的邮票便是夸张他的武力,和宣传他的文物风景,如大东亚战争,国势调查,敌国的降服,攻占巴丹,各国伪政权,各地沦陷、教育勅馆、神宫、国立各园风景等是.
伪满根本就是一个伪组织,为了要使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国家,也就在邮票上极尽宣传之能事,如建国,建设,登极,国势调查,兵法实施等等.
[27]与"满洲国"如一丘之貉,日本侵略者扶植的其他傀儡政权发行邮票一是为了宣传"法统",二是·89·2018年第4期为虎作伥大肆美化、遮掩日本的侵略行径.
略为不同的是,"满洲国"自认为继承的是前清法统,而这些汉族政权极力鼓吹的却是"中华民国"正朔,所以"华北邮政""中华邮政"等纷纷都通过仿制、加盖"孙中山像"邮票来彰显"中华民国""法统",以达到欺世盗名的僭妄目的.

除此之外就是通过邮票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圣战""中日亲善"来美化、掩盖日本侵略行径,如"华北邮政"加盖"新加坡陷落纪念"邮票庆祝新加坡沦陷;加盖"友邦交还租界纪念"邮票鼓吹"中日亲善";加盖"参战一周年纪念""参战二周年纪念"邮票把中国强行绑在日本侵略战车上;"收回租界周年纪念"加盖改值邮票吹嘘日本的侵略"帮助"中国"赶跑"了欧美列强并"收回"租界;"中华邮政"发行的"还都四周年纪念"邮票歌颂汪伪政权成立四周年,"蒙疆邮政"发行的"迈进增产"纪念邮票与"满洲国"发行的"努力增产协助圣战"邮票大同小异,都是宣传鼓吹"圣战",诓骗民众为日本侵略战争竭尽全力的幌子.
(三)邮票政治宣传功能的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宣传作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工作方法"[30]成为党的重要执政手段,一切可利用的媒介都用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
邮票这种集信息内容、渠道、受众终端为一体的媒介更是受到宣传部的重视,其政治宣传功能也展现得淋漓尽致,逐渐走向了中国邮票史上的一个政治宣传高潮.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邮票的政治宣传功能主要体现在了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各面,与人民的政治生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首先是宣传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如《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二十周年》《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遵义会议三十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等等,这些邮票通过不同主题和图像,向民众宣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革命胜利,创建人民共和国以及建立各种政治制度的艰辛历程.

其次是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外各种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共产主义革命导师的诞辰,这些既是社会主义的典型政治符号,也是让群众简明易记的良好素材,因此都成为反复出现的邮票题材.
同时期的邮票也宣传了中国对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支持和友好政策,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庆祝匈牙利解放十周年》《庆祝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五周年》《庆祝朝鲜解放十周年》《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革命的社会主义古巴万岁》《庆祝非洲自由日》《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第六次社会主义国家邮电部长会议》《支持越南人民抗美爱国正义斗争》《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等这些邮票主题、内容、图像都表明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鲜明外交立场.
再就是结合国家政策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像《我国自制汽车出厂纪念》《武汉长江大桥》《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无缝钢管厂及大型轧钢厂》宣传了我国在"一五"期间的经济成就;之后《农业合作化》《气象》《十三陵水库》《林业建设》《我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中国制造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首都机场》《北京铁路车站》《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南京长江大桥胜利建成》《轮船》《工业产品》《医疗卫生科学新成就》《农业机械化》等这些纪念、特种邮票从农业、工业、科技、医疗、商业、建设等多个角度,从宏观到微观宣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成就.
此外,无论是以上出现的各类题材,或者是如《农妇》《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中国民间舞蹈》《人民公社女社员》等一些专门以歌颂普通劳动人民为主题的邮票,人民形象都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政治符号和邮票中司空见惯的图像元素,最大限度地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做主地位.
为了最大化增强宣传的感染力,建国初期的邮票标题经常采用富有感情色彩的动词或形容词来·99·周韧:政治符号、宣传与隐晦的政治表达:中国邮票图像中的政治蕴涵演进强化宣传效果,使民众不仅可以认识到对象的重要,而且能够感受到政府的政治态度与立场,因为这些"词的用途不仅是作为机械式的信号或暗号,而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工具"[31].
在西方基本哲学观念中,语言一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理性范畴,恩斯特·卡希尔(ErnstCassirer)认为:"在伟大的政治斗争中,语言是最有力的武器.
没有这个武器任何人都别想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角.
"[31]因此,运用政治色彩鲜明的语言结合图像,能够使邮票发挥最大的宣传效应.
如《努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保卫世界和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归国纪念》《支持越南人民抗美爱国正义斗争》《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必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支持英雄的古巴》《革命摇篮———井冈山》,这些邮票标题中的"努力完成""庆祝""保卫""胜利完成""支持""正义""英勇""必胜""高举""奋斗""好""伟大""英雄""革命摇篮"等动词或形容词,既强化了画面的感染力,又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是非观.

除了富有感染力的标题,政治宣传画中常用的口号也屡屡出现在邮票中,通过这些富有鼓动性的口号进一步强化画面的宣传效果.
在一些邮票的设计中,利用画面中某些场景和某些元素如红旗、条幅、彩带、建筑巧妙地将口号置入其中,颇似当下流行的"植入式广告",以起到潜移默化的宣传作用.
如《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记录》《国际劳动节》《马克思诞生一四五周年》画面中都出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口号,设计师将口号自然地与场景中的红旗和马克思著作封面进行结合,使之成为整个画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万隆会议十周年》邮票中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殖民主义""亚非团结万岁!
"等口号自然地标在画面中人群高举的红色条幅上,元素与画面场景结合得恰到好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中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人民公社万岁!
""总路线万岁!
""大跃进万岁!
"结合在画面中天安门国庆欢庆冉冉升起的气球和飘带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更是利用画面中战士中或工人身边的条幅元素来突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两论起家基本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口号;《新中国儿童》中穿军装的儿童在墙上写黑板报,上面赫然写着"我写儿歌上战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文字,另一名练习书法的小女孩在宣纸上用毛笔写下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毛主席题词.

"文革"期间一些如《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向32111英雄钻井队学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诗词》《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最新指示》等邮票直接就把毛泽东的"诗词""语录""最新指示"等口号作为画面设计在邮票上;在个人崇拜的狂热氛围下,邮票标题也更加具有煽动性,"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这些感情色彩极其强烈的画面文字几乎让人难以分辨究竟是属于邮票标题还是画面口号了.

总的来说,这种宣传画式的邮票图像设计,从积极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指导思想,争取和强化了建国初期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性和领导作用;从消极方面来看,则是邮票作为象征国家政权的重要"名片",过度的政治化宣传容易引导人民群众陷入一种不假思索的盲动主义,使群众难以冷静地从辩证思维角度去思考其中是非,而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曾经对"大跃进""反右""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不分青红皂白地"鼓与呼"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四、邮票图像政治语言表达的含蓄与隐晦改革开放以后,邮票图像政治语言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
1949年到1977年间的中国邮票,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或是在外交上,图像政治语义直接明了.
1978年以后,邮票的图像政治语言的表达上逐步走向含蓄与隐晦①,体现了执政党和政府的逐渐成熟.

邮票具有历史档案功能且·001·2018年第4期①本文所指的"隐晦"指的是一种"不明朗的或者含蓄内敛的语言表达方式",区别于文学修辞当中的"隐喻"(Metaphor).

烙有鲜明的官方色彩,从执政来说,无论内政还是外交,不同时期的时政环境变化都有可能造成施政不同,过于鲜明的政治语言极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对比解读和政治臆测.
马丁·瓦恩科和乌韦·弗莱克纳认识到了图像内容中所包含的"政治人物和事件的视觉操纵,政治概念和机构的拟人化,象征物及其他图像公式中复杂的政治意义内容"[32].
对邮票图像的解读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政治图像表达的历史连续性和断裂性"[32].
这个"图像"范畴并不仅是一个狭义的画面范畴,更类似于米歇尔所说的广义的"形象"范畴,甚至也包括了邮票图像的生产(发行方式、选题路径)以及图像中所体现的铭记文字细节.

这些很多是无法从图像中直接解读出来的,必须结合历史资料及发行同时期的政治背景才能更好地进行分析.

譬如铭记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邮票元素,在邮票的图像政治语境中却事关重大,它们几乎成为"在何种意义上映射或印证政体本身的基本图景"[6].
晚清的"宣统登基纪念"邮票,将本应印在边纸的厂铭"伦敦华德路公司"的英文名称印在了邮票图案内,清政府受外国政治势力支配的半殖民地色彩可见一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体现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从建国到1992年间的很长一段时期,邮票铭记上都没有出现任何外国文字.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与国际邮政业接轨,从1992年起邮票铭记改为"中国邮政",并搭配了与"中国"对应的英文铭记"China",体现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上的逐渐包容,尽管如此,在决定采用罗马字母的时候,对于到底采用英文"China"还是汉语拼音"ZhongGuo"①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和讨论,由此也可见出邮票图像所包含政治含义之深远.

(一)方寸"百科全书"对核心价值观的含蓄表达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的战略重心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政策转变对邮票的选题、发行和设计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一方面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变了过去一切以意识形态作为唯一评判标准,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要,同时向民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因此邮票的文化类型题材开始大幅增加,逐步全面涵盖中国民俗文化、国粹艺术、名胜古迹、古代文物、古典名著、神话传说、诗词歌赋、成语寓言等各个方面;在具体选题方式上,也更加灵活民主,通过各种集邮活动、选题座谈会广泛征求民众意见,把群众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中国经典传统文化搬上了邮票,设计上也海纳百川,通过邀请、征集竞稿等多种手段进行补充,艺术手法也不断创新,把中国画、木板年画、剪纸艺术、皮影、布偶等传统艺术手法和摄影、计算机图像技术、信息二维码技术、特种印刷工艺等现代技术充分融入了邮票设计中,真正意义上开启了邮票全面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方寸"百科全书"时代.

文化题材邮票一方面具有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来看也有其政治意义,通过邮票中传统文化的取舍可以倡导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传播主流价值观,增强人民爱国热情,因为"图像是传播知识和建构文明社会的重要媒介,建构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想象与认知/想象的方法"[8].
同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在邮票题材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尤为必要.

具体在优秀文化题材上,又需要在设计中进一步取舍.
如《水浒传》这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深受民众喜爱,将该题材搬上邮票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但小说里鼓吹杀人越货、封建伦常的情节亦不少见,在具体画面选定和设计中仔细斟酌剔除这些糟粕就十分必要.
再如遵守孝道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就有"百善孝为先"之说,脍炙人口的"二十四孝"故事更是中国人孝道文化的经典浓缩.
2014年中国邮政推出了以"二十四孝"故事为题材的邮票《中华孝道》,选取了"孝感动天""涌泉跃鲤""替父从军""学医疗亲"四个故事,2016年又推出了《中华孝道》(二)"百里负米""亲尝汤药""文姬续书""恺之画母"四个故事.
邮票为何取名"中华孝道"而不直接沿用传统的"二十四孝",这是因为"二十四孝"里的"埋儿奉母""卖身葬父"在现代社会看来早已不合时宜,甚至违背了国家法·101·周韧:政治符号、宣传与隐晦的政治表达:中国邮票图像中的政治蕴涵演进①有部分专家建议学习日本邮政采用日语罗马字拼写"Nippon"而非英语"Japan"作为铭记.

律,实属应当去除的封建糟粕.
这种辩证区分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当代价值观,既要传播弘扬传统文化,又要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符合邮票主题"属于肯定的、歌颂的性质,不属于否定的、批判的性质;邮票的图案表现健康的、美好的事物,不表现颓废的、丑陋的事物"[24]的政治精神.
借助大量文化题材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传,体现了在政治宣传方式上更加成熟含蓄,因为这些邮票"图像的基本属性包括图像本身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图像的创制者和受众,影响它们的基本政治属性则包括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和政治文化等.
在这多元化的图像属性和政治属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映射关系"[1].
如2016年发行的《丙申年》特种邮票,这套猴年生肖票在时隔36年后由黄永玉再次操刀设计,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蕴,但是这套邮票除了艺术与文化性,背后也仍然包含着政治上的隐晦含义:该套邮票第二张《福寿双至》在设计之初希望表示家的概念.

起初中国邮政方面建议画一只大猴抱着一只小猴,黄永玉则建议说,现在二孩政策放开了,可以画两个.

最终成稿一只母猴抱着二子,意寓"合家欢乐".
[33]这也证明了"图像与政治机制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
首先是事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图像是一种特殊现象,政治充当其外环境.
其次是结构与其组件之间的关系:政治机制是政治系统运作的核心结构,图像作为结构中的组件在系统的运行中发挥某种作用"[1].
这种图像与政治机制之间的关系在邮票中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任何细微的图像内容都可能包含丰富的政治语义.

(二)政治题材坚持核心价值观不动摇,但表达更成熟内敛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文化类型的邮票题材欣欣向荣,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仍然是政治宣传中的重要精神,这一点在邮票上也仍然受到重视.
1986年,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制订了《关于邮票发行的方针和选题基本原则》;1994年,邮电部又颁布了《关于邮资凭证发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对邮资凭证的选题原则进行了修订;2002年,国家邮政局下发《关于邮票选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使邮票选题有了明确而具体的规范,邮票选题工作走上了"以规范取代随意"的科学轨道.
《规定》明确指出"邮票的选题要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宣传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重大事件,宣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24],党和国家领袖(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伟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爱国民主人士、事件纪念、节日纪念(建党、建国、建军)仍然是纪念邮票的重要选题.

《规定》细则既体现了对核心价值观的坚持,又展现了提纲挈领的成熟内敛,如建党、建国、建军这些国家重要节日每逢整十周年纪念日发行纪念邮票,而其他的包括国际性、全国性的节日和地方性、专业性的节日,则不再发行纪念邮票.
这也避免了过去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甚至十月革命这些纪念日过于频繁地发行.
图像设计语言也更加抽象,淡化了邮票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实际操作中,既有规可循,也不失灵活,比如《规定》虽然指示不再发行国际性节日邮票,但2010年逢三八国际妇女节一百周年之际,中国邮政发行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以资纪念,2012年5月12日在南丁格尔生日这天,中国邮政又第一次发行了《国际护士节一百周年》邮票纪念她为医护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邮票作为极富纪念意义的传播媒介,其发行也严格遵循了党和国家的政治原则.

为使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诞辰纪念活动适量有度,富有实际意义,1996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举办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对领导人的纪念规格做了详细规定,其中也包括了诞辰纪念时间①.
1978至1995年之间,国家邮政部门发行了郭沫若、刘少·201·2018年第4期①《通知》规定"对毛泽东同志的诞辰纪念活动,在逢十、逢五十、逢百周年时由中共中央主办";"对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在党的历史上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诞辰纪念活动,在逢十、逢五十、逢百周年时举办""对已故的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同志,诞辰纪念活动可以在逢十、逢五十、逢百周年时举行""对已故的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副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中顾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同志,诞辰纪念活动可以在逢五十、逢百周年时举行""对已故知名人士的诞辰纪念活动,根据其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贡献和影响,参照上述精神举办".
奇、任弼时、陈嘉庚、冼星海、徐悲鸿、贺龙、李维汉、茅盾、廖仲恺、叶剑英、蔡元培、陶铸、彭德怀、瞿秋白、李富春、张闻天、陈毅、徐向前、罗荣桓等政治领导人和知名人士的逢十生辰纪念邮票.

但自1996年《通知》发布以后,邮票作为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严格遵循了《通知》精神,除了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纪念邮票一般安排在逢百诞辰发行,其后叶挺、周恩来、刘少奇、方志敏、李立三、聂荣臻、邓颖超、乌兰夫、杨尚昆、李先念、宋任穷、韦国清、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均为一百周年诞辰纪念邮票.
在总体规律有序的前提下,也会根据实际需要体现一定的灵活性,如2000年发行了《陈云同志诞生九十五周年》纪念邮票,之后2005年则未再发行陈云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政治人物纪念邮票的设计也遵循了不夸大、不贬低,真实客观为主同时兼顾艺术水准的原则,人物多运用素描、油画或者摄影等写实手法,并适当根据艺术需要来结合人物的历史事件进行表现.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宣传的直接与间接相结合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我国的主要任务,因此在邮票中宣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题材也日益增加.
1995年我国实行地方邮票选题申报制度以后,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也更加积极地将当地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作为邮票主题申报,使此类题材更加丰富多彩.

从1978年起,《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航天》《今日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国防建设———火箭腾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沙漠绿化》《北京立交桥》《中国飞机》《中国汽车》《震后新唐山》《铁路建设》《上海浦东》《1996年中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中国电信》《海南特区建设》《科技成果》《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中国"神舟"飞船首飞成功纪念》《气象成就》《引大入秦工程》《青藏铁路开工》《博物馆建设》《长江三峡工程·发电》《南水北调工程开工纪念》《西气东输工程竣工》《防震减灾》《重庆建设》《苏通长江公路大桥》《机场建设》《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高速铁路》《中国资本市场》《天津滨海新区》《海洋石油》《杂交水稻》《网络生活》《中国船舶工业》等一大批邮票从全方位向国内外民众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经济、科技与文化建设新成就.

除了通过邮票题材直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中国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的政治态度也间接含蓄地表达在了邮票图像中.
如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窗口和经济特区,成为邮票题材的"宠儿".
邮票上的深圳,一类是专门以深圳为题材而发行的邮票,如2000年发行的《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等;另一类则是有深圳元素的邮票,如2007年发行的《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2012年发行的《招商局》等邮票中都出现了深圳的城市元素,2010年发行的《中国资本市场》图像则选用了耳熟能详的深圳"开荒牛"形象.
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前在邮票上从未出现过的城市,深圳为何却成为1978年以后出现频率最高的城市,这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政治象征.

不再如过去教条式般地革命宣传这个政治符号,而是以一种更加成熟、含蓄的政治语言表达,这种"特定符号兴衰的量度,可以用作社会政治情绪转变的指数"[34].
对此,深圳市集邮协会副会长周林也谈到:在邮票的出版发行方面,国家会有一整套计划,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国家意志.

地方题材上的邮票,大多是影响国家或者对国家有影响的内容,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自然成为邮票选取的重要题材.
[35]邮票中也出现了少量与1994年《规定》中"不出现未实现、未完成的事物"图像原则不相符合的特例.
如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中的第2枚"海中平台"以及2010年1月21日发行的《上海世博园》中的第2枚"中国馆"在邮票发行当时都尚未竣工,但这两个题材作为中国举世瞩目的世纪工程和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更加衬托了国家对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坚定信念与高度自信.
(四)更加包容、自信、成熟的外交理念邮票作为通信凭证,不仅承担着国内、国际通信的重要媒介作用,同时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因此邮票也具有外交意义.
中国邮票最早意义上的外交邮票是1939年中华邮政发行的"美国开国150·301·周韧:政治符号、宣传与隐晦的政治表达:中国邮票图像中的政治蕴涵演进周年纪念"邮票①,此时中国抗战正值最艰难的时期,在美国国庆日发行纪念邮票,意在获得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上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孤立,因此采取了社会主义阵营"选边站"的外交政策,这在邮票上也展现得淋漓尽致,1949年至1965年间,中国发行了多套支持苏联、朝鲜、古巴、越南、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纪念邮票,体现了坚定不移的外交立场.

此外,为了积极拓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邮电部也发行了《庆祝非洲自由日》《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等邮票表明鲜明的外交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邮政发行了《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邮票,此时中日两国尚未建交,但日本民间亲中反美的态度和政府的亲美制华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因此从1965年8月24日开始,日本各界青年代表共分为两个批次应邀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并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该邮票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的积极进取,甚至在第二枚邮票背景上设计了"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口号来表达鲜明的反美立场.
1968年一枚俗称"黑题词"的《毛主席给日本工人题词》的邮票甚至引起外交风波,日本方面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搞'大国沙文主义',向日本输出革命"[36],这枚邮票随即被禁止发行并予以销毁.
从该邮票发行时间和背景来看,当时正处"文革"高潮,其内容旨在宣传、歌颂毛泽东思想,但由于与日本革命密切相关,图像"所指"在日本方面产生了不同理解,因而无心插柳地引起了这场外交风波,也进一步证明了邮票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外交宣传的政治功能.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1980年9月13日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纪念邮票,以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设计元素介绍了先后在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也以含蓄的政治语言呼应了中美建交.
从这套邮票可以看出在表达国家之间关系时,画面图像开始走向概念化、隐喻化和意象化,不再以具象图形和口号来表达外交立场,而是用一种更温和的图像语言来体现两国之间关系,抑或说邮票的发行本身就说明了这种友好外交关系.

1982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邮票,画面分别为关山月和肖淑芳用国画所画的象征中国的"梅花"和象征日本的"扶桑"来喻意两国人民友谊.
1984年又发行了《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第一幅"友好邻邦"为西安大雁塔和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图案,表示中日两国友谊自唐以来的源远流长;第二幅"友谊之树"画面中一位身穿中式传统服装的少女和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少女在共同浇灌一株小树,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奋进.
1988年发行的《中日和平友好缔结十周年》与199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邮票,画面以温馨亲和的樱花、牡丹、富士山、长城、和服少女、福娃等两国民族元素作为图案.
之后,中国再未发行直接体现两国建交的主题邮票,因为随着中国建交国家日益增多,如果全部发行,国内邮票的发行计划和发行数量都会被全部打乱,而厚此薄彼,与中国长期以来所秉持的"国家无论大小贫富一律平等"的外交理念相违背.
因此自1990年开始,中国开始采用与友好国家联合发行邮票的办法.
1990年中国、加拿大联合发行了《诺尔曼·白求恩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通过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体现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此后中国又与30多个国家联合发行邮票,并列展示了当地著名的风景名胜、文物、历史古迹、珍稀动植物或传统文化、运动,既传播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从政治上更体现了国家之间的平等友谊,这些图像也反映了中国日益融入国际大舞台,以及在外交上的包容自信.
五、结语邮票已经成为140年以来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信息传播的绝好媒介.
晚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占九成以上人口的中国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以文字阅读为·401·2018年第4期①"满洲国"1935年4月2日发行的"皇帝陛下访日"早于"美国开国150周年纪念",但其作为傀儡政权,不被国际承认.
主的报纸杂志对绝大多数普通群众来说,有很大的信息接受障碍;而对这些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来说,邮票与宣传画、漫画、连环画等这些以图像视觉语言的艺术形式一样,显然更能影响他们的文化选择与价值判断,甚至由于邮票作为更贴近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因而成为政治传播的有力媒介.

晚清、民国时期邮票的政治功能主要还是体现在邮票作为一种政权存在的符号象征,通过邮票来彰显政权法统,借助这种"政治符号产生源源不断的政治动力,从而维持政治—社会体系持久运转"[37],并且利用它的经济属性与政治功能相互作用,从而使政权获得民众更大的政治认同.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邮票不仅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其作为一种媒介的宣传功能也发挥到了极致,邮票也成为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路线及各种政治价值观的有力宣传工具.

而改革开放以后,邮票图像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邮票题材也更加开放、包容.
邮票图像在追求更为艺术的审美表达同时,并不意味着邮票政治功能就此减弱,而是转为以更加含蓄的政治语言来传播政治理念.

这也是邮票作为政权符号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因为它承载的所有图像信息和语言符码,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解释为其发行政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
笔者通过对图像史料与历史材料的结合分析,整体构建了中国邮票图像史的政治蕴涵三个发展阶段:从历史来看,从政治符号到宣传,再到图像政治表达方式的语义转变,这其中既有递进,也包含着并存关系.
当然,本文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时间跨度较大,在宏观构建邮票图像政治语言演进规律的同时,囿于篇幅限制,对一些片段性、专题性的细节则不得不有所舍弃和忽略,包括邮票作为图像媒介在发展演进中与文化、与艺术的相互关系,这在未来的研究中也将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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