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社會與傳媒

很多研究地下經濟和地下「性產業」的資料均證實農村婦女外出賣淫的現象普遍存在1.
有研究顯示,當前中國妓女的構成主要以外來農村女性和城鎮無業待業女性為主2.
外出農村女性要麼分布在城市的髮廊、旅店、招待所和酒店等公共場所,要麼自己在城j租房子私下賣淫.
一些非官方組織指出:在廣東,不少外來女工白天在工廠工作,夜間兼職賣淫3.
1999年,北京市婦聯的一次調查顯示,農村進城女性已經佔到賣淫女性的62.
1%4.
大量農村女性以外出打工的名義,在城市從事間歇性賣淫,構成了轉型期中國的一個社會問題.
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口流動政策的放鬆,的確是農村女性大規模外出的基本動力.
然而,農村外出婦女在城鄉時空變動中變更自己的職業身份(農村婦女、城市賣淫女),從事間歇性賣淫行為,不能僅僅從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口自由流動來解釋.
這樣的活動已經不單單是個體的行為,也不僅僅是獲利行為和贏利手段,更是一種身份認同和職業認可與城鄉空間變換相交織的現象.
在她們賣淫活動背後蘊藏更為深刻的社會合法性問題,尤其是她們通過「虛」與「實」的身份轉換,在城鄉之間組織日常生活、獲得城鄉居民認同以及界定人際關係.
在這個基礎上,農村婦女實現了流動的個體與變動的空間的完美結合,進而完成了「虛」與「實」的身份轉換.
顯然,有特殊賣淫路徑的「小姐」群體,通過獨特的工作時間表竟然將社會不認可的行為轉化為適合自己身份的「合法性」職業,其背後的因果機制及其行為的轉化策略值得我們思考.
筆者在田野調查基礎上運用合法性機制理論來分析這一農村婦女群體,試圖對中國落後地區的農村婦女的生存狀態有所了解.
一農村婦女間歇性賣淫行為的基本特點作者進行田野調查的村落叫東鄉村,坐落在湖南省洞庭湖邊上.
如沒在良家女與賣淫女之間李超海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口流動政策的放鬆,的確是農村女性大規模外出的基本動力.
然而,農村外出婦女在城鄉時空變動中變更自己的職業身份(農村婦女、城市賣淫女),從事間歇性賣淫行為,不能僅僅從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口自由流動來解釋.
這是一種身份認同和職業認可與城鄉空間變換相交織的現象.
在良家女與125賣淫女之間有特別指明,下文中所出現的很多資料都是在該村調查的結果.
東鄉村經濟來源和收入方式比較單一,在全村九百多在籍人口中,其中婦女大概有180人左右.
自改革開放以來,東鄉村的婦女跟男人一道投入到進城的「民工潮」中去,她們在城市打工的過程中不斷地建構自己的生存形式與職業意識,逐漸地形成適合自己的「最佳」城市生活方式.
間歇性外出賣淫就是這些進城的農村婦女主動選擇的結果,並且這一行動策略被東鄉村後來的進城婦女不斷模仿與複製.
據筆者在該村調查中的不完全估計,這180名婦女中,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年齡段的女性大概佔30%多,總人數是六十名左右.
在這六十名婦女中,至少有三十名女性以間歇性外出賣淫為業,並且隨時間的延續,其規模愈來愈大.
她們在珠三角地區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商業集群」.
一般來說,這些婦女們的外出活動呈現周期性特徵,並且與農村地區的生產活動安排和民間生活習俗相協調,同時與農村活動的規律及其城市生活的節奏有效地結合.
具體來講,這些間歇性賣淫群體具有以下特點:1、外出目的地明確:早期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現逐漸轉向長三角.
2、賣淫活動的周期性變化:東鄉村婦女外出賣淫通常以一年為一個工作周期,在此期間,一段時間在家從事農業生產、按照村莊生活方式盡自己的本份來維繫其農村村婦的身份和角色;在另外的一些時間,她們來到沿海發達地區靠出賣自己的肉體來獲得收入,但是在鄰居面前卻以打工妹的身份來掩蓋自己的賣淫事實.
3、賣淫活動的群體性特點明顯:這些外出婦女的年齡一般介於二十多歲到四十歲之間,基本上已婚,小孩在上小學或者初中甚至高中.
4、賣淫路線曲折而隱蔽:她們自由地行走在城鄉之間,靈活變換其農村婦女、城市打工妹和城市賣淫女的職業身份和個體角色,卻同時能夠獲得農村和城市居民的合法性認同.
總的來說,東鄉村外出的農村賣淫女性一年的時間和活動可以概括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新年期間(1至2月),在家按照家庭主婦的身份和角色操持家務、準備新年、與左鄰右舍親戚朋友來往互動.
第二階段:上半年工作時間(2至7月),本年度第一次外出,跟隨農村外出的勞動力進城或者去到沿海發達地區的鄉鎮,以打工妹的身份離開農村,在城市以賣淫為業.
第三階段:農忙時節(7至8月),第一次回家,幫助家j完成農作物的收割和安排下半年的耕作,完成鄉土社會賦予她們的義務和責任.
第四階段:下半年工作時間(8至次年1月),本年度第二次外出,來到第一次「工作」過的地點或者更換新的工作地點.
依據賣淫女活動的四個階段,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她們一年之間工作和生活的軌以及職業日程的制度性安排.
從空間的角度來看,這些村婦將其農村婦女的生活和城市賣淫女的工作巧妙地安置在鄉村場域與城市場域,通過從事農業生產和按照農村習俗安排家庭的日常生活來獲得農村居民所認可的身份和角色;以肉體交易作為自己的職業、作為在城市的謀生方式和生存之道,成為城j人眼中的賣淫女,並在這種陌生人社會j獲得自己賴以生存的基礎.
東鄉村外出的農村賣淫女性的活動呈現周期性特徵.
她們將其農村婦女的生活和城市賣淫女的工作巧妙地安置在鄉村場域與城市場域,通過從事農業生產和按照農村習俗安排家庭的日常生活來獲得農村居民所認可的身份和角色;以肉體交易作為自己在城市的謀生方式,成為城§人眼中的賣淫女,並獲得賴以生存的基礎.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7年4月號總第一期126經濟、社會與傳媒從時間的角度來看,這些外出的女性將自己特定的活動區分成基本固定的時間段,甚麼時候在城市賣淫,甚麼時候應該回家完成家j的農業生產,甚麼時候應該與家人團聚,都有大體的安排,並且總能在適當的時候出現在本該出現的地方.
可見,東鄉村賣淫婦女的行為,既不是以賣淫女身份混於城鄉之間的專職賣淫女,也不同於白天上班、晚上賣淫的兼職賣淫女,而是像候鳥一樣間歇性地來往於城鄉之間,同時又保留自己在農村的清白身份,穿梭在時空之中卻又游離在人們的視線之外,具有很大的隱蔽性.
二服飾的變換、主體意識的反身性和行為實踐性的自覺賣淫向來是社會的陰暗面之一.
它要麼為非法;即使不是非法,也會被認為是最低下的行當.
那麼,東鄉村的婦女是怎樣巧妙地穿梭在合法與非法之間呢這種間歇性的賣淫群體又是怎樣駕馭時空變化呢我們可以從賣淫的主體和賣淫行為發生的時空場域,以及間歇性賣淫主體的意識和客觀的實踐行為來進行分析.
(一)賣淫活動實現的形式體現:服飾的變換流動的個體與變動的空間之所以能夠凝合,根源於城市的陌生人社會可以為個體的匿名性行為提供天然的保障,城鄉之間的地理差距和社會區隔造就了城j人和鄉下人不同的生活邏輯.
進城的農村婦女抓住了這兩種不同的生活邏輯,通過時空變化來調和,具體體現就是其著裝和化妝.
著裝與化妝在城鄉有截然不同的表現,並代表不同的實踐情境.
服裝是一種標誌,也是一種符號,可以表達出豐富的信息,在不同的情境中還能作為一種職業標誌.
不買時髦的衣服,沒有明顯的化妝,對於在城市j面生活的女性來說是不太可能的.
城市女性不管是在正式場合工作,還是去鄉下旅遊度假、回家探親等私人場合的閒暇生活,著裝和化妝雖有制度化和非正式的,但是不會出現明顯的「二元對立」.
東鄉村的不少外出打工女深諳服裝的符號與區隔作用,熟知化妝對於角色扮演的情境意義,從而將服裝和化妝的工具性作用運用得淋漓盡致.
她們在城市j時尚妖艷,而回到家鄉則素面朝天.
通常來說,服裝與職業的關係十分密切,服裝的制度化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職業專門化和社會分工的結果.
進城的農村婦女通過服裝和化妝這一整套符號系統,不但使自己的身份與角色自主地融入到城市生活場景,同時也符合了賣淫工作場所的服裝打扮要求.
一方面,頗為艷麗的服裝能夠實現去鄉土化的作用,改變了自己的形象,迎合了服務對象的口味和感覺;另一方面,煞費苦心地塗脂抹粉很容易使他人聯想到自己的職業身份,從而避免使他人把自己當成真正的打工妹.
因此,空間的變換通過服飾的變更得以體現.
在這j,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實地調查中,很多賣淫婦女一再強調不大在乎城j人的評價.
其實,一直以來,城鄉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農民和外來工在城市受歧視的事件就沒少發生,外來工總是被城j人當作「小偷、下賤、從事底層職業」的代名詞.
因此,即使她們的賣淫女身份被城j人知道了也無關緊要,畢東鄉村的不少外出打工女深諳服裝與化妝的符號與區隔作用,通過服裝和化妝,不但使自己的身份與角色自主地融入到城市生活場景,同時也符合了賣淫工作場所的服裝打扮要求.
艷麗的職業著裝是她們在城市得以生存的工作道具,樸實的村婦著裝是她們在農村得以獲得他人正面評價的象徵符號.
在良家女與127賣淫女之間竟對這些外來工本來就存在「污民化」和歧視現象.
在農村就不同,她們本來都是生活在一塊的鄰居,一旦沒有了好名聲,就很難立足了.
可見,服飾在農村婦女的進城賣淫行為中確實起了重要的中介和保護作用,是村婦們獲得自己行為的合法性的基本道具.
尤其在涉及到空間場域的變動時,她們會本能地警覺自己的著裝情況,做到萬無一失.
艷麗的職業著裝是她們在城市得以生存的工作道具,樸實的村婦著裝是她們在農村得以獲得他人正面評價的象徵符號.
她們自由地在二者間穿梭往來,以恰當的著裝策略輕易地化解了城鄉的對立和矛盾.
(二)賣淫活動實現的實質內容:主體意識的反身性和行為實踐性的自覺賣淫的農村婦女頻繁地奔走在城市與農村之間,背後的因果機制是甚麼呢她們為甚麼不敢在農村公開自己當城市賣淫女的真相呢她們為甚麼要採取迂迴曲折的路線來保持自己在城市賺錢和在農村好形象的身份呢其實,這可以歸結到一個合法性的問題,正如在調查中受訪者自己所傾訴的那樣:在城市賺錢,我從事的那種行業,城/人都知道,他(她)們見怪不怪,不會出來干涉我們的行為,最多就是從道德層面鄙視一下,大家能夠相安無事的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在農村,那可不行,我必須時時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一旦有甚麼越軌或者出格的行為,鄰里之間肯定會指指點點的,低頭不見抬頭見,正常的生活會受到很大的衝擊,不注意可不行呀.
流動的個體與變動的空間相結合是這些村婦在實踐生活中建構的,是個體主體意識的反身性與行為實踐性的自覺.
一方面,這些農婦在進城的過程中,在自己找工的活動中發現了城市匿名性的特點和寬容的城市文化,個體的賣淫行為除了在普遍意義和群體層面受到城市輿論的壓力和城市居民的譴責之外,不會對她們的日常生活產生面對面的、直接的干擾,大家相互之間可以與見面互不相識的鄰居平等地生活在一個小區或者一棟樓房j面.
長期的城市實踐使她們領悟到城市生活陌生化的特徵.
另一方面,東鄉村的農村女性發現,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j面,按照不同場域事先設定的規則行事,就不會給自己帶來尷尬和不便,個體的行為總能得到周圍他者的認可(除了城市居民對她們的道德歧視和被執法機關抓住之外).
換言之,個體的行為總能取得一定的「合法性」5.
在農村,她們的村婦形象得到了認可.
從城市「打工」回家後,她們不但跟其他的村民一樣下地耕種、在家操持家務、服侍老人、照顧小孩,完全按照農村婦女的責任和義務來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生產,符合人們對於農村婦女身份的期待與判斷,從而以農村婦女形象展示在熟人面前.
此時,人們絕對不會把她們與城市的賣淫女聯繫在一塊,因為她們往往能夠掩飾自己的賣淫女身份.
在村民眼j,她們與自己並沒有甚麼不同.
在城市,她們屬於外來人口,從事的都是底層的行業或者非法的職業.
賣淫雖然被法律禁止、道德上被城j人歧視,但是在迅速變遷的現代化都市j面,城市人對於外來女性的賣淫行為可謂是見怪不怪了.
城j人(執法人員除外)並不能採取甚麼措施在城市,賣淫雖然被法律禁止、道德上被人歧視,但城§人並不能採取甚麼措施來硬性約束這些外來女工的賣淫行為,也不能像「熟人社會」般通過輿論來約制這些非法行為.
除非被執法機關或人員所查獲,否則她們的生活和工作就不會受到很大的干擾,城市賣淫女的身份得以延續下去.
128經濟、社會與傳媒或者手段來硬性約束這些外來女工的賣淫行為,也不能像「熟人社會」j面一樣可以通過輿論、言語來約制這些農村婦女的非法行為,通常這些軟控制的力量比法律還要強大和有效.
可在匿名化和流動性的都市社會j,市民唯一可以做的只是對整個進城女工賣淫群體的行為給予抽象的譴責和道德歧視,但是群體壓力無法具備「熟人社會」j鄰里之間的指點、評價那樣的效力來影響單個個體的日常生活,這些進城的賣淫村婦可以輕而易舉地逃避甚至忽略這些指責和批評,除非被執法機關或人員所查獲.
這樣,城市居民的群體壓力很快得到化解並流於表面,這些村婦們的生活和工作也就不會受到很大的干擾,城市賣淫女的身份得以延續下去.
正因為個體在不同場域的行為沒有被受到質疑和指責,反而能夠達到自己事先所設想的目的:在城市,可以賺到錢;在農村,自己的村婦角色依然被認可.
所以,外出的農村女性源源不斷地進入到性產業這個行列,中國的性產業亦能夠保持持續的增長和穩定的發展.
三「飾演」策略、合法性機制與地下性產業的昌盛實際上,外出賣淫作為外來女工的一種謀生方式、一類生存狀態,並不是她們被動選擇的結果,也不是一種事先的制度化設計,而是她們在社會實踐中自然生成的.
我們不能簡單地用「鄉下的農村女性—城j打工的外來女工—城市賣淫女」這樣簡單的空間變換過程來解釋其生存邏輯.
在頻繁的城鄉場域之間的自由流動,身份、角色和職業能夠輕易地變換,並在城鄉場域之間獲得人們的合法性認同,從而實現流動的個體與變動的空間二者完美的結合,是非同尋常的.
農村婦女與城市賣淫女的身份在「虛」與「實」中得以建構和獲得城鄉居民的認可,其生存邏輯和行動機制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中必然使得農村女性外出賣淫的行為得以不斷地強化和延續.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中國的地下性產業或者色情業能夠不斷發展的基本原因,至少可以解釋為甚麼會有這麼多的農村女性源源不斷地進城以賣淫為業.
或許我們也可以這麼表述,隨中國價值觀念的變化,賣淫合法化的觀念慢慢地在生活中普及,政府和輿論有時對於這種觀念也持默許和容忍的模糊態度.
但是,主流意識形態和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對於賣淫行為依然持排斥和打擊的立場,即在法律上禁止,也在道德上歧視.
因此,賣淫在社會上處於一種不被政府容許和不能公開的地下狀態,同時又被民間觀念默認.
這種狀態構成了東鄉村婦女進城從事賣淫活動,乃至當前中國所有賣淫活動的宏觀背景.
她們不同於勞動分工論和性契約理論下的性機器,賣淫並不是她們生活的全部;她們的間歇性賣淫行為也不是性別關係不平等理論下性別歧視和男權壓迫的結果,而是她們在實踐活動中探索和建構的行動;她們也不等同那些純粹以賣淫為業的「小姐」,至少她們保留了在農村的「體面」身份和在城市行為的「合法性」.
充其量,她們只不過是中國從事「特殊職業」群體中一個比較特殊的小群體而已.
必須指出的是,東鄉村這些外出的農村婦女並不是天生的演員.
她們並不具有極高的表演天賦,她們也不承認自己這樣做是在享受一種很特賣淫在社會上處於一種不被政府容許和不能公開的地下狀態,同時又被民間觀念默認.
這種狀態構成了東鄉村婦女進城從事賣淫活動,乃至當前中國所有賣淫活動的宏觀背景.
在良家女與129賣淫女之間別、很浪漫的生活方式.
其實,這不過是她們在現實生活環境中無奈的選擇.
當前農村日益凋敝,城鄉生活差距不斷擴大,村民們有追求富裕生活的良好願望,可這些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沒有專業技術的婦女(尤其是中年婦女),很難在城市謀得一個很好的職位,甚至連進工廠做工也會受到年齡的歧視.
因此,她們渴望能夠在城市尋找發財的途徑,賣淫就是這些婦女在長期的探索中找到的一條既可以賺錢,也適合她們自身狀況的職業道路.
當然,作為底層社會的「打工妹」,她們始終無法擺脫戶籍制度的控制與約束,她們的最終歸宿依然是「生於斯、長於斯」的鄉土社會,她們不能逃避、掙扎出村莊共同體的制約,所以選擇了「飾演」的策略.
她們不辭辛勞地來回奔波於城鄉之間,不但在城市與她們的「服務對象」周旋,而且在農村要在村民們面前做一個好女人.
她們可以不計較城j人的道德歧視和傳媒的輿論抨擊,但是她們不得不在乎周圍鄰居間的看法和評價,因為鄉村是她們獲得終極評價的場域與死後立傳的所在地.
表面上看來,似乎在城市賣淫要比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幸福,但其實不然.
根據筆者對訪談對象所做的深度訪談,發現她們有時候覺得自己的生活很下賤,唯一的快感就是回到農村以後,她們及其家庭不再受到貧困的困擾.
不過,一時的物質快感無法彌補她們長久的心理創傷和肉體痛苦,因為其服務對象往往是進城打工的外來工、本地的一些老人等等,身體遭受折磨是在所難免的,尤其是在她們每次回家的時候,養病經常要花費她們一大筆錢.
但是,她們的確創造了一種新的進城生存策略,那就是「飾演」,實現了自己的活動方式與當地環境的社會期待、文化觀念、生存特點等相一致,從而獲得自己行為的合法性.
東鄉村的個案雖然不具有普遍的意義也不能由此推論整個賣淫群體的活動,但是當前地下性產業的發達和興旺,當前中國進城的賣淫女中農村女性的數量龐大,與這種「飾演」策略不無關係.
很大程度上,我們的媒體和政府指這些賣淫女是「暗娼」,實際上,「暗」就是「飾演」策略的一部分,她們之所以採用「暗」的策略,只不過是想為自己的非法行為獲得另一種意義上的「合法性」.
註釋1夏興園等編:《中國地下經濟問題研究》(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頁68;袁岳等著:《走進風月——地下性工作者調查》(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2003),頁123.
2李良玉:〈當前妓女問題研究〉,《南京大學學報.
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頁140-49.
3駱曉戈:〈浮華的背後——淺析當代女性倫理觀之變遷〉,http://zw.
hnbc.
com.
cn/nxwxyj13.
htm.
4許經勇:〈我國農村經濟結構演變與剩餘農業勞動力轉移〉,《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頁41-45.
5「合法性」(legality,legitimacy)是一個內涵非常複雜的概念.
但無論在廣義還是在狹義的用法中它都包含–同一要旨:由於被判斷或被相信符合某種規則而被承認或被接受.
參見高丙中:〈社會團體的合法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頁100-109.
李超海仲愷農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教師,目前主要從事城市社會學與勞工問題研究.
農村日益凋敝,城鄉生活差距不斷擴大,使賣淫成了這些婦女無奈的選擇.
但是作為底層社會的「打工妹」,她們始終無法擺脫戶籍制度的控制與約束,所以選擇了「飾演」的策略,從而獲得自己行為的合法性.
當前中國進城的賣淫女中農村女性數量龐大,與這種「飾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