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酒仙琐事

第七十七章、吐蕃陇右陇右自安史之乱(755年—762年)以来为吐蕃所占据.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唐朝将朔方、河西、陇右边军大量内调,平息叛乱,于是边防力量虚弱,吐蕃趁着唐朝的内乱攻略陇右诸州.
至德元年(756年)八月,回纥葛勒可汗、吐蕃赤松德赞相继遣使,请助国讨贼.
十二月,吐蕃陷陇右所辖的(今青海湖边)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6军及石堡、百谷、雕窠3城,同时又陷鄯、武、叠、宕4州.

宝应元年(762年)至广德元年(763年),先后取秦、渭、洮、临、成、河、兰、岷、廓9州.
十月,吐蕃以吐谷浑及党项20万军队乘胜长驱直入,逼近长安,入据15天而退,期间一度拥立吐蕃国舅李承宏为帝.
唐朝太常博士柳伉向皇帝上疏"吐蕃军队进犯大震关(今甘肃张家川),越陇山,刀上没沾一滴血,便占陷长安.

此后,吐蕃军队开始向西行,取黄河西北地区的陇右诸州,亦称河西道.
广德二年(764年),吐蕃陷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因攻仆固怀恩不成,军队丧失殆半,以孤城无援,出奔甘州,被沙陀人所杀.
永泰二年(766年),陷甘州及州境的居延海(今内蒙额济纳旗),吐蕃北边界拓至回纥,大历元年(766年)与大历十一年(776年),由东而西攻克肃州、瓜州.
同时,吐蕃也开始围攻沙州;大历元年(766年),杨休明继任河西节度使,徙镇沙州,后有刺史周鼎,大历六年(771年),因欲弃城东奔而被都知兵马使阎朝杀,此后阎朝领州人保城抵抗,建中二年(781年),在粮械皆竭的情况下,以勿徙它境为条件而开城出降,沙州遂陷.
吐蕃西进陷伊州(今新疆哈密),刺史袁光庭自天宝末年坚守累年,后粮尽兵乏,城陷而殉城.
至此,东西阻绝,西陲四镇沦为分隔飞地.

建中元年(780年),李元忠与郭昕遣使假借回纥道(今蒙古)至长安,二人被提为北庭、安西都护.
贞元六年(790年)回纥援军与吐蕃初战失利,又不断勒索庭州(即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州人举城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奔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次年(791年),回鹘以5万人与杨袭古又攻庭州,被吐蕃所率的葛逻禄及白服突厥打败,杨袭古遂被回纥于牙帐暗杀.
同年,西州亦陷,陇右道全境入吐蕃,历35年.
据唐朝僧人悟空于贞元五年(789年)所见,此时西域尚有疏勒镇守使鲁阳、于阗镇守使郑据、钵浣镇守使苏岑、龟兹镇守使郭昕、焉耆镇守使杨日祐.

会昌二年(842年),吐蕃朗达玛德赞卒,佞相与王妃綝氏拥立3岁的乞离胡为赞普,自己摄政,大臣不服,而大宰相结都那被杀,吐蕃帝国崩溃.
论恐热于洛门川(今甘肃武山),起兵反叛,讨伐篡位的乞离胡,遂于渭州败走宰相尚思罗,不久尚思罗以苏毗、吐谷浑、羊同8万军队反攻不利被杀,论恐热并其10万部众.

会昌三年(843年),论恐热自称国相,以20万军队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遭4万人埋伏而败,次年(844年),退守薄寒山(今甘肃陇西).
会昌五年(845年)十二月,又集结军队攻尚婢婢大败,尚婢婢遂向河湟一带发布论恐热的罪状,支持唐人后裔归唐.
大中三年(849年),屯军河源军(今青海西宁)的尚婢婢轻敌,败于论恐热,兵驱甘州,留拓拔怀光居守鄯州.
事后,论恐热欲投靠唐朝,求作河渭节度使,唐朝不许,不久因乏粮食奔廓州.
咸通七年(866年)十月,论恐热为鄯州城使张季颙打败,随后沙州归义军与西州回鹘仆固俊共杀论恐热,将其首级送至长安.

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别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今叶尼塞河上游的盆地)10万军队灭回鹘汗国,杀阖馺特勒可汗与宰相掘罗勿,焚烧牙帐.
会昌二年(842年)十月,阿热可汗遗使,告知已攻占安西、北庭之地(今新疆),唐朝向黠戛斯索要其地,遭李德裕反对.

会昌四年(844年)三月,唐朝利用吐蕃诸部的甘青内乱,拟复河湟四镇十八州,派刘蒙为巡边使,命令他储备粮饷、军械,探听吐蕃兵力的虚实.
大中三年(849年)二月,唐朝先后收复秦、安乐、原3州、原州所属的7关.
此时,沙州人张义潮已起兵接管州城,遂遣使到吐蕃势力未曾深入的北境军、守捉,绕道漠北至天德军(今内蒙乌拉特前旗)降唐.
其后,又发兵攻克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10州,于大中五年(851年),遗其兄张义泽至长安,献陇右诸州地图,唐朝置归义军于沙州,以张义潮为节度使,河湟之地入唐.

咸通二年(861年),归义军又克凉州,后年(863年),置凉州节度使,领凉、洮、西、鄯、河、临6州.
咸通三年(862年),散居于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10州之间的嗢末部,向唐朝进贡,嗢末本是河西、陇右后裔,沦为吐蕃奴部,以凉州作根据地.
同时,回鹘残部逐渐入居河西道,咸通七年(866年)与咸通十三年(872年),西州、甘州先后为回鹘所并,为后来的高昌回鹘与甘州回鹘.
张义潮至长安后,其侄张淮深继任为归义军节度使,曾两次讨伐并打败回鹘,大顺元年(890年),张淮深猝死,归义军内乱,实力遂衰,辖地缩为瓜、沙2州.

801年,吐藩攻陷麟州,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项部落而去.
韦皋派兵2万进攻,大破吐蕃于雅州.
韦皋屡破吐蕃,转战千里,凡拔城七,军镇五,焚堡百五十,斩首万余级,捕虏六千,降户三千,遂围维州及昆明城.

802年,吐蕃遣其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将兵十万解维州之围,唐西川兵据险设伏以待之.
吐蕃军中伏大败,士卒死亡三分之二,论莽热被唐军擒获.
唐军未攻下维州,撤退.
806年,西川节度使刘辟、夏绥节度使杨惠琳反叛唐朝,被唐平定.
807年,镇海节度使李锜反叛反叛唐朝,被唐平定.
809年至810年,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未取得大胜,以王承宗向朝廷服软认错、宪宗予以宽恕并重新任命其为成德节度使而结束.
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
打了3年,817年唐军平定吴元济叛乱.
816年至817年再次讨伐成德王承宗,花费巨大却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818年唐平定反对朝廷的淄青节度使李师道.
此外,808年至846年唐朝内部牛李党争持续近四十年.
809年,吐蕃军劫掠回鹘使者与商队.
819年,吐蕃节度论三摩、宰相尚塔藏、中书令尚绮心儿等率军15万进攻盐州,刺史李文悦竭力拒守,吐蕃不能克.
灵武牙将史敬奉率军绕至吐蕃军背后攻击,大破吐蕃军,杀戮不可胜纪.
史敬奉与凤翔将野诗良辅、泾原将郝玼皆以勇著名于边,吐蕃惮之.

820年王承宗死,其弟王承元继任成德,归顺朝廷.
821年,幽州、成德、魏博等藩镇再次叛乱.
835年唐朝爆发甘露之变,宦官派神策军大杀朝廷官员.
843年至844年唐与昭义节度使刘稹交战.

842年,吐蕃达磨赞普卒,乞离胡为赞普.
吐蕃论恐热对此不满,自称吐蕃国相起兵伐之,吞并吐蕃尚思罗的大军.
之后,论恐热与吐蕃尚婢婢交战.
849年至851年,凤翔节度使李玭取清水;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取原州及取石门等六关;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邠宁节度使张钦绪取萧关;凤翔节度使李玭取秦州.
西川节度使杜奏取维州……张议潮发兵取瓜、伊(新疆东部)、西(新疆东部)、甘、肃、兰、鄯、河、岷、廓等州.
吐蕃尚延心率部众及河州、渭州、浑末部万帐投降于唐朝.
河西、陇右、北庭等复归于唐朝.
唐朝将尚延心等部众安置在吐蕃东部附近.

866年,拓跋怀光杀论恐热,传首京师.
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
吐蕃自是衰绝,赞普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
数年后,从吐蕃东部开始爆发了蔓延到吐蕃全境的平民、奴隶大起义,吐蕃王国灭亡.

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世代为吐蕃的宰相.
尚婢婢爱好读书,不喜欢做官,大家都很尊敬他.
他40多岁时,彝泰赞普坚持起用他,让他镇守鄯州.
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性剽悍、残忍、狡诈.
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达磨赞普去世,达磨的佞臣立妃子綝氏之兄尚延力的儿子乞离胡为赞普,引起内乱.
论恐热乘机起兵,自称相国.
论恐热名义上是起义兵,实际上是阴谋篡权.
他嫉妒尚婢婢,害怕他袭击自己的后方,想先消灭他.
于是,会昌三年六月,论恐热率大军进攻尚婢婢,族旗和各种牲畜络绎千里不绝.
尚婢婢对他的部下说:"论恐热这次发兵,把我们看作蚂蚁一般,以为不堪一击.
我们不如用厚礼卑辞去对付他,促使他更加骄傲而丧失警惕,然后战胜他.
"于是,派人以金钱、绸缎、牛羊、美酒慰劳论恐热的部队,并写信给他.
论恐热见信后大喜,将信给诸将看,遂给尚婢婢写信,答应了尚婢婢的要求,随即率大军返回.

八月,论恐热部队驻在大夏川,尚婢婢派厖结心和莽罗薛吕两将率精锐部队5万人进击.
部队到达河州以南地区时,莽罗薛吕带4万人埋伏于险要之地,厖结心带1万人埋伏于柳树林中,令1000骑兵登上高山,将辱骂论恐热的信绑在箭杆上,向论恐热驻地射去.
论恐热大怒,亲率数万人追击,厖结心佯败退走.
时而做出马困人乏难以行进的样子.
论恐热则紧紧追赶,不觉追了数十里,厖、莽两支伏兵突然发起攻击,切断其退路,两面夹攻.
论恐热军大败,遗弃的尸体遍布50里,淹死的不计其数,论恐热一人骑马逃归.

第七十八章、三原色三原色:红黄蓝三基色:红绿蓝三原色:指色彩中不能再分解的三种基本颜色,我们通常说的三原色,即品红、黄、青(是青不是蓝,蓝是品红和青混合的颜色).
三原色可以混合出所有的颜色,同时相加为黑色,黑白灰属于无色系.
三原色光模式(英语:RGBcolormodel),又称RGB颜色模型或红绿蓝颜色模型,是一种加色模型,将红(Red)、绿(Green)、蓝(Blue)三原色的色光以不同的比例相加,以产生多种多样的色光.
RGB颜色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在电子系统中检测,表示和显示图像,比如电视和电脑,但是在传统摄影中也有应用.
在电子时代之前,基于人类对颜色的感知,RGB颜色模型已经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基色是指通过其他颜色的混合无法得到的"基本色"即红、绿、蓝三种不同颜色的锥体细胞,因此色彩空间通常可以由三种基本色来表达.
色度学的最基本原理,即三基色原理.
三种基色是相互独立的,任何一种基色都不能有其它两种颜色合成.
红绿蓝是三基色,这三种颜色合成的颜色范围最为广泛.

一、三基色主要内容:(1)自然界中的绝大部分彩色,都可以由三种基色按一定比例混合得到;反之,任意一种彩色均可被分解为三种基色.
(2)作为基色的三种彩色,要相互独立,即其中任何一种基色都不能由另外两种基色混合来产生.
(3)由三基色混合而得到的彩色光的亮度等于参与混合的各基色的亮度之和.
(4)三基色的比例决定了混合色的色调和色饱和度.
三基色的光可以组成以下几种:红+绿=黄;绿+蓝=青;红+蓝=品红;红+绿+蓝=白二、三原色分类(1)色光三原色:光线会越加越亮,两两混合可以得到更亮的中间色:大红,中绿,群青,三种等量组合可以得到白色.
补色指完全不含另一种颜色,红和绿混合成黄色,因为完全不含蓝色,所以黄色就是蓝色的补色.
红色与绿色经过一定比例混合后就是黄色了.
所以黄色不能称之为三原色.
(2)颜料三原色:彩色印刷的油墨调配、彩色照片的原理及生产、彩色打印机设计以及实际应用,都是黄、品红、青为三原色.
美术实践证明,品红加少量黄可以调出大红(红=M100+Y100),而大红却无法调出品红;青加少量品红可以得到蓝(蓝=C100+M100),而蓝加白得到的却是不鲜艳的青.

(3)彩电三原色:彩色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涂有三种不同的荧光粉,当电子束打在上面的时候,一种能发出红光,一种能发出绿光,一种能发出蓝光.
制造荧光屏时,工人用特殊的方法把三种荧光粉一点一点的互相交替地排列在荧光屏上.

(4)印刷三原色:印刷的颜色,实际上都是看到的纸张反射的光线,比如我们在画画的时候调颜色,也要用这种组合.
颜料是吸收光线,不是光线的叠加,因此颜料的三原色就是能够吸收RGB的颜色,为青、品红、黄(CMY),他们就是RGB的补色.
把黄色颜料和青色颜料混合起来,因为黄色颜料吸收蓝光,青色颜料吸收红光,因此只有绿色光反射出来,这就是黄色颜料加上青色颜料形成绿色的道理.

三、(三原色)颜料三原色——减色法原理:而在打印、印刷、油漆、绘画等靠介质表面的反射被动发光的场合,物体所呈现的颜色是光源中被颜料吸收后所剩余的部分,所以其成色的原理叫做减色法原理.
减色法原理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被动发光的场合.
在减色法原理中的三原色颜料分别是青(Cyan)、品红(Magenta)和黄(Yellow).
(三基色)色光三原色——加色法原理:人的眼睛是根据所看见的光的波长来识别颜色的.
可见光谱中的大部分颜色可以由三种基本色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而成,这三种基本色光的颜色就是红(Red)、绿(Green)、蓝(Blue)三原色光.
这三种光以相同的比例混合、且达到一定的强度,就呈现白色(白光);三种光的强度均为零,就是黑色(黑暗).
这就是加色法原理,加色法原理被广泛应用于电视机、监视器等主动发光的产品中.
1,现代人说的"三原色"是指红,绿,蓝.
这种说法称为"加色法",这是现代的科学家们说的.
这三色光相加成就为白色,而不同比例的光线配合就成了千变万化的各种色彩.
彩色电视机就是这样显出色彩的.
2,过去的人是说的"三原色"是指红,黄,蓝.
这种说法称为"减色法",这是过去的画家们说的.
说是这三种颜料相加就成为黑色,而不同比例的颜料配合就成了千变万化的各种颜色.
三原色是红色,黄色和蓝色.
红黄蓝组合起来的是三间色,分别是橙色,绿色和紫色.
美术中的三原色和光的三原色两者性质不同.
三原色分为两类,一类是色光原色,称为加色法三原色.
另一类为颜料(染料)三原色,又称为减色法三原色.
原色,又称为基色,即用以调配其他色彩的基本色.
原色的色纯度最高,最纯净、最鲜艳,可以调配出绝大多数色彩(理论上,三原色可以调配出所有的颜色),而其他颜色不能调配出三原色.
色光加色法和色料减色法示意图中,左图是色光的三原色:红(red)、绿(green)、蓝(blue);右图是色料(颜料)的三原色:黄(yellow)、品红(magenta)、青(cyan).

色光三原色是指红、绿、蓝三色,各自对应的波长分别为700nm,546.
1nm,435.
8nm,光的三原色和物体的三原色是不同的.
光的三原色,按一定比例混合可以呈现各种光色.
根据托马斯.
杨和赫尔姆豪兹的研究结果.
这三种原色确定为红、绿、蓝(相当于颜料中的大红、中绿、群青的色彩感觉).
彩色电视屏幕就是由这红、绿、蓝三种发光的颜色小点组成的.
由这三原色按照不同比例和强弱混合.
可以产生自然界的各种色彩变化.
颜料和其他不发物体的三原色是品红(相当于玫瑰红、桃红)、品青(相当于较深的天蓝、湖蓝)、浅黄(相当于柠檬黄).
由英国化学家富勃斯特(1781—1868)研究选定的这三原色可以混合出多种多样的颜色,不过不能调配出黑色,只能混合出深灰色.
因此在彩色印刷中,除了使用的三原色外还要增加一版黑色.
才能得出深重的颜色.

在美术上又把红、绿、蓝定义为色彩三原色,但是品红加适量黄可以调出大红(红=M100+Y100),而大红却无法调出品红;青加适量品红可以得到蓝(蓝=C100+M100),而蓝加绿得到的却是不鲜艳的青;用黄、品红、青三色能调配出更多的颜色,而且纯正并鲜艳.
用青加黄调出的绿(绿=Y100+C100),比蓝加黄调出的绿更加纯正与鲜艳,而后者调出的却较为灰暗;品红加青调出的紫是很纯正的(紫=C20+M80),而大红加蓝只能得到灰紫等等.
此外,从调配其他颜色的情况来看,都是以黄、品红、青为其原色,色彩更为丰富、色光更为纯正而鲜艳.
(在3DMAX中,三原色为:红黄蓝)无论是从原色的定义出发,还是以实际应用的结果验证,都足以说明,把黄、品红、青称为三原色,较红、黄、蓝为三原色更为恰当.
在法国19世纪印象主义画派出现以前,人们大都习惯的认为物体的颜色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是所谓物体的"固有色".
后来印象派画家大胆的提出不存在固有色,物体的颜色是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的,从而否定了固有色.
现在又有人提出不应当否定固有色,认为许多绘画就是根据固有色来着色的,固有色在绘画中有存在的价值.
那么怎么看待"固有色"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不存在固有色的,因为物体只有固定的物理结构,具有吸收和反射特定波长光线的能力,但是显示什么颜色还是要决定于什么样光线的照射.

在同样的白光下,消色物体中,吸收全部色光的物体呈现黑色,反射全部色光的呈现白色.
某些物体由于它们结构的特点不能分解白光,但是它吸收部分白光同时又反射部分白光,因而列入从浅灰、灰到深灰等不同消色系列,这些颜色都是物体对白光非选择性吸收的结果.

当白光照射在有色物体上时,这些物体对白光有选择的吸收和反射,反射出来的光谱成分也各不相同,这时人们就会看到不同色彩的物体.
例如红花吸收白光中的黄、青、绿、蓝、紫等色光,而反射红光,所以看起来是红色,所以说人们看到的物体色,就是物体不吸收或少吸收而反射出来的不同颜色.
当不同的光色映照物体时,它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日光下彩色的物体也会变成有色物体.
日光下呈现绿色的布料在红光下会变成黑色,因为绿布只反射绿光,而在红光下无绿光可反射所以呈现黑色.
又如一张白纸,在白光下是白色,在红光下现红色,绿光下呈现绿色,如果同时打上红、绿两种色光,就会呈现黄色.
只有发光体才具有其自己的固定不变颜色,不受其他光和周围环境反光颜色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发光的物体是不存在"固有色"的,其色彩是由其自身的物理结构和周围的光线条件所决定的,所以称之为条件色.
我们在色彩画写生时,首先要认识并注意表现条件色.

我们在学习涂料调色方法之前,首先应该了解一些颜色方面的常识.
自然界中物体的颜色千变万化,人之所以能看见物体的颜色,是由于发光体的光线照射在物体上,光辐射在物体上,光的辐射能量作用于眼睛的结果.
不发光物体的颜色只有受到光线的射时才被呈现出来,物体的颜色是由光线在物体上被反射和吸收的情况决定的.
一个物体在日光下呈现绿色,是由于这个物体主要将白光中的绿色范围的波长反射出来,而光谱的其他部分则被它吸收,如果在钠光灯下观察这个物体就看不出是绿色,因为钠光的光线中没有绿光的成份可以被它反射,这里可以看出,物体的可见颜色是随光照光谱成份而变化的.

一个物体如果完全反射射来的光线,那么这个物体我们看来是白色的,如果它完全吸收投射在它上面的光线,则这个物体看来是黑色的.
颜色分为非彩色和彩色,非彩色是指黑色、白色和这两者之间深浅不同的灰色,白黑系列上的非彩色的反射率代表物体的明度.
反射率越高时,接近白色,越低时,接近黑色.
彩色系列是指除了白黑系列以外的各种颜色.
光谱不同波长在视觉上表现为各种颜色的色调,如红、橙、黄、绿、青、紫等.

要确切地说清楚某一种颜色,必须考虑到颜色的三个基本属性,即色调、饱和度和明度,这三者在视觉中组成一个统一的总效果.
色调是指在物体反射的光线中以哪种波长占优势来决定的,不同的波长产生不同的颜色感觉,色调是决定颜色本质的基本特征.
颜色的饱和度是指一个颜色的鲜明程度.
色调、明度和饱和度是颜色的三个基本属性,非彩色则只有明度的差别,而没有色调和饱和度这两个属性.

涂料的混合配色遵循一种减色法原理,其三原色是黄、青、紫,它们的互补色是兰、红、绿.
所谓补色即两种色光按一定比例混合得到白色色光,红色的补色是青色,黄色的补色是兰色,绿色的补色是紫色.
减色法混合的结果归纳如下:黄色=白色-兰色紫色=白色-绿色青色=白色-红色黄色+紫色=白色-兰色-绿色=红色黄色+青色=白色-兰色-红色=绿色紫色+青色=白色-绿色-红色=兰色黄色+紫色+青色=白色-兰色-绿色-红色=黑色这些关系式标明颜料依次相加的关系,混合后得出的颜色,其明度是减少的.
涂料调色技术主要有实色漆调色,透明漆调色等,通常在拟定调色配方以前,要根据颜色样板或按某一实物的颜色来进行分析,首先了解色相范围,由几种颜色组成,哪种是主色,哪种是副色,色与色之间关系如何,各占比例约多少,然后根据经验初步拟出调色配方,再经小样调试,调色时,先加入主色,再以着色力较强的颜色为副,慢慢间断地加入并不断搅拌,要随时观察颜色的变化,取样抹、刷、喷或沾在干净的样板上,待颜色稳定后与原始样板比色,在整个调色过程中必须掌握"由浅入深"的原则.
从减色法的原理可以看出,若样品与标准板比较,过红可以采用减色法或加青,过绿可以采用减绿或加紫,过兰可以采用减兰或加黄的方法调整,反之亦然,因为黄、青、紫和兰、红、绿互为补色,但是颜料的这种混合将导致明度下降,可以用黑、白来调节混色的明度.

目前涂料生产厂家一般备有黑、白、红、绿、兰、黄、青、紫等色浆用于调色,在进行实色漆调色时,多采用浅色域在白基础漆中加小于5%的高浓度色浆调色,深色域使用清漆加固定量色浆的调色方法.
而透明色的调色则选用的是一些透明颜料浆或染料液,透明色的颜色变化还受到涂层的厚度及底材的影响,在实际调色比色时应该在规定的厚度及底材上进行比较.
了解了这些涂料调色的基本知识,在工作中勤学多练,会很快掌握这门技术的.

加色法和减色法的成色判别准则:用荧光粉发光的CRT显示器是加色法,那么用染料做成微小滤光镜的液晶显示也用红绿蓝色系,当我们用放大镜去观察这两屏幕时发现它们有相同的微观结构.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如何能判断哪一种是发光,哪一种是减光只需看它是发光颜色还是反射颜色即可,不必主观臆断,因为任何光学的颜色滤镜都是用来产生纯色色光的,而反射颜色无需用到滤色镜.

最简单的加色法:最简单的加色法是将两束色光打在同一点上,它将形成一种新色光,但新色光的颜色非常容易计算,对于任何线性的颜色坐标系统(如CIEXYZ系统),只要将原来两种色光的坐标分别相加(位置矢量相加)就可以了.
C3=C1+C2=(X1+X2,Y1+Y2,Z1+Z2)这种计算色光的方法才是加色法的真正含义七色光的排列顺序应是:红、橙、黄、绿、蓝、靛、紫.
靛:靛[diàn]色是一种比颜料靛亮但比萤幕靛暗的色彩.
靛色为光谱中从波长420到440纳米的色彩,一般泛指介于蓝色和紫色之间的蓝紫色.
颜料靛:通常由颜料或色铅笔调色出来.
靛色不应看作单独的色彩,而应属于蓝色系色或紫色系色.
靛处于蓝和紫之间.
因此七色光的排列顺序应是:红、橙、黄、绿、蓝、靛、紫.
默认靛的RGB为(6,82,121)靛色是一种比颜料靛亮但比萤幕靛暗的色彩.
网页色为#blueviolet.

现代汉语词典,对"靛"的解释是:⒈靛蓝.
2.
靛青.
3.
深蓝色,由蓝和紫混合而成.
象征:靛色是创意、直觉力、睿智的象征.
七彩中最暗的颜色,但却内含了红色,看起来沈静却隐藏活力,具有复杂不可思议的涵意.
心理:从靛色可以感受到聪明、智慧、理性、创造、贤明、意志与信念.
喜欢靛色的人可以很坦率的进行思考.
对许多事物敏感且想像力丰富.
具有良好的平衡及整合能力.
讨厌者则容易思想障碍而变得顽固.

成语:古代华夏文化称蓼蓝草为蓝,可以用作染料,而从其中所提炼出来的靛青染料则称为青,颜色比蓼蓝草本身还深.
周朝战国时期荀子在《劝学》中有言:"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而北齐刘昼在《崇学》中亦写道:"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染使然也.
"均是用来比喻学生胜过老师,后人胜过前人.
此即"青出于蓝"(Thestudentssurpasstheteacher)这句中文成语的由来.
饮食:大多种类的茄子皮是颜料靛色.
所谓的紫萝卜及紫番茄其实也是颜料靛色.
产科:古代玛雅文化将靛色视为对怀孕妇女和胎儿有保平安作用的颜色.
因此,马雅孕妇经常装着靛色衣服保护自己和胎儿以避免危险及祈求顺产.
东方哲学:印度哲学中的脉轮指身体中有七个能量中心掌管身心运作并有不同的影响,分别对应光谱中的7种色彩.
对应靛色的第六脉轮位于眉间,称作三眼轮,代表身体的部位为小脑、眼、鼻、耳及脑下垂体,其意义则为洞察力、创意、透视及直觉.

通灵:灵媒宣称可以透过他们的第三眼观察灵气,在灵气中靛色总与强烈的灵性和直觉有关.
由美国超自然心理学家发现一群三眼轮有着突出靛色灵气的孩子而命名靛童(IndigoChildren).
这群孩童天资聪颖且重视自尊,但却不容易接受世故习俗与社会规范而产生抵抗现象.
因此,很容易去破坏旧有体制,并担负起新变革.
科技:苹果电脑iMacG3有十三种色彩系,其中一种是靛色.
红:红色可以和蓝色(光的三原色之一)混合成品红,可以和黄色混合成橙色.
红色的补色是青色.
红色是光的三原色之一,它能和绿色、蓝色,混合叠加出任意色彩.
红色,是以通过能量来激发观察者的可见光谱中长波末端的颜色,波长大约为610到750纳米,类似于新鲜血液的颜色,普通人是无法看到波长长过红色的射线,而这类射线一般被称为红外线.

红色有十八分类:绛红、大红、朱红、嫣红、深红、水红、橘红、杏红、粉红、桃红、玫瑰红、玫瑰茜红、茜素深红、土红、铁锈红、浅珍珠红、壳黄红、橙红、浅粉红、鲑红、猩红、鲜红、枢机红、勃艮第酒红、灰玫红、杜鹃红、枣红、灼红、绯红、殷红、紫红、宝石红、晕红、幽红、银红等;红色代码:16进制编码=#FF0000RGB红绿蓝光系统=(红255,绿0,蓝0)CMYK四色印刷系统=(青0,品红100,黄100,黑0)HSV系统=(原色0,饱和度100,亮度100)第七十九章、唐朝零食在唐朝有一种食物,养活了长安200万肥宅,讲真,唐朝,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朝代,无论是在文化上来说,还是在经济娱乐上,但作为一个大龄肥宅,朕的关注点永远都只会是吃喝玩乐!
所以在最近的摸鱼吃瓜途中,朕就发现了一件事,那个养活了长安城两百万肥宅的唐朝点心,其实超级牛批!
毕罗——生活在唐朝的百姓,可能不知道皇帝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裤,但有一件事一定会知道,那就是皇帝都非常钟爱胡食.
毕罗,就是由西域传来的一种胡式点心,类似今天的馅饼;其实早在汉朝班超出使时,毕罗就已经从西域传到中国了,但真正等到发扬光大,却是在唐朝,唐朝人钟爱毕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如果在长安的街头随便走走,十家店里估计有一大半,都是卖各种不同毕罗的店铺.
明经因访邻房乡曲五六人,……邀入长兴里饆饠店常所过处,……与客食饆饠计二斤.
——《酉阳杂俎续集卷一》而且唐朝人在制作毕罗的方法上,也是多种多样,味道也会分成甜咸两种.

你们会分甜咸打架吗不会,吃甜的都是有钱人!
唐朝甜味剂以蔗糖为主,比较贵,普通一点的吃法,可以在里面夹葱做成煎饼(毕罗一般需要油煎)或者加肉馅做成锅盔.
骚包一点的吃法,还可以在里面加入蟹黄,配上五种酱汁,蒙上细面,这就是一道尊贵荣华的蟹黄毕罗.
赤母蟹,壳内黄赤膏如鸡鸭子共同,肉白如豕膏,实其壳中.
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黄饆饠,珍美可尚.
——《岭表录异》而甜的做法,则是加入樱桃,把毕罗饼皮做成半透明的粉色,蒸熟后樱桃颜色不变,外形也是粉嫩嫩的少女心,一口吃下,甜过初恋,韩约能作樱桃饆饠,其色不变.
——《酉阳杂俎·酒食》而像唐朝的烧尾宴食单中,也曾出现过天花毕罗,人气可以说真的非常高了.
寒具——寒具,简单来说是一种环形的油炸面食,像今天的麻花和馓子,可以说都是由寒具演变来的,但严格上来说,寒具并不是唐朝人的首创,因为早在周朝,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点心.
《周礼》曰:朝事之笾.
郑司农云:朝事,谓清朝未食,先进寒具口实之笾.
——《太平预览》但在唐朝之前,寒具一般是作为祭祀品存在,而到了唐朝之后,寒具就开始慢慢朝着点心发展.
在烧尾宴中,就记载了一道名叫巨胜奴的寒具,巨胜奴在比起一般寒具油炸的基础上,还额外浇上了酥蜜糖浆,口味也因此变得甜脆可口.

像大宋美食家苏轼,就曾专门写过一首寒具诗,来表达对寒具的喜爱.
"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
"《寒具》苏轼.
据说在当时的吃货嘴里,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最顶级的寒具一旦入口,嚼动的声音甚至能"惊动十里人".

酥山,在唐朝,酥山,是贵族才能享受的一款奢侈品,或许很多人听到"酥山"这个词语时,脑海里浮现的是那种,港式酥皮点心.
但其实,唐朝的酥山更像今天的冻酸奶,属于一种奶制品.
在当时的唐朝贵族宴会中,你可以没有大鱼大肉,也可以没有面饼主食,但一定不能没有精美的酥山,因为这代表了有钱人最后的体面.

酥山的制作方法,一般是先将"酥"加热到接近融化的状态,然后向盘子一类的器皿上,一边淋一边凹出造型,这个过程又叫做"滴酥".
有的时候甚至会用上雕刻,这又被称为"雕酥",最后放到冰窖里冷冻至定型,食用时还会插上花点缀.
而且酥山虽然本色是奶制品的白色,但在唐朝贵族的任性要求下,也可以加入其他食材染色,像比较火的就有染成红色的"贵妃红"或者染成绿色的"眉黛青".
贵妃红,加味红酥.
——《清异录》加上由于唐朝冰窖技术发达,这种冰冻的奶制甜品不仅非常受唐朝人欢迎,还吸引了众多外来游客,以至于后来马可波罗还在书里写过,在东方的黄金国里,那里的人喜欢吃奶冰;樱桃——樱桃,是唐朝人最喜欢的一种水果,没有之一,也是代表了皇帝恩宠的水果.
樱桃受到皇帝重视喜爱以及作为上等水果的最早记载,也是在周朝,被天子当成珍馐供奉到祖庙中.
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
"上乃许之.
诸果献由此兴.
——《汉书》.
从此,赢得皇帝恩宠的樱桃,就像金齑玉脍一样,被皇帝当成了赏赐来笼络群臣的手段.

在唐朝,甚至有一种诗叫"樱桃制",登科进士的才子们,在皇帝赏赐"樱桃宴"中吟咏樱桃.
而且他们也不是直接吃,在唐朝人眼里,把新鲜的蔗浆浇到樱桃上,就是春季最受追捧的高档甜品之一.
人人都以能一尝其甜鲜为荣,甚至在百官上朝之后的工作餐上,它也是招人喜欢的重要角色.

而且唐朝贵族在品尝樱桃上,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方式,就是把樱桃蘸着糖蒸奶酪一起吃,也就是上面说的酥山,这种吃法也叫"酪樱桃".
堪称春季的主打甜品,吃樱桃的时候,把乳酪像浇卤一样,浇到鲜红的樱桃上,以鲜乳酪的肥浓滋润,再配上初熟樱桃的鲜嫩香甜多汁,再辅以琥珀色的冰蔗浆,简直好吃到一口饱满余绕三天.
最后,可能有很多人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喜欢吃点心但朕想说,在这个冰冷冷的世界里,没有钱、没有对象、没有傲人身材、连暖气都没有的你,看在一身肥膘对你不离不弃的份上,就对它好一点吧,毕竟你还要指望它帮你过冬抗寒呢.

唐朝水果已有的:梅、杨梅、梨、柿、枣、橙、枇杷、甜瓜、荔枝、樱桃、杨桃,引进的:葡萄、扁桃、西瓜、番石榴……;唐朝美女很胖,感觉这个时期的女人,都很自由.
记得,有一部书讲过,古代女人非常讲究,对生活的细节要求很高.
房间时刻要熏香,不间断的熏,各种形状质地的香炉,摆满整个房间.
身上要随身携带香囊,穿心盒,时不时的要嚼上几块放在穿心盒中的"桂花吻"(其实就类似于现代的口香糖).
手持的团扇,也必须是名贵的香木制成.
洗澡水,叫"兰汤",丫鬟随着季节的不同,都会采集不同的香花香草来调制"兰汤".
洗完澡,要用"蔷薇露"(类似于现代的润肤露)拍体,而且根据季节的不同,可以采集不同的香花香草来制成"蔷薇露",穿的鞋和衣服,也得要熏过才穿.
睡觉,有香球,一种古代固定在帘帐上的小铁球,直接垂入被褥中,因为有特殊的机关,所以即便在睡梦中整夜整夜的熏香,也不会造成火灾,也不会烧到被褥.
住的房间有的人,也会用上等香木来做建筑的材料,或是在修房子的时候,把各种明香放入墙壁当中.
不一一例举.

第八十章、唐朝饮食1、饮茶风尚: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
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
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科举制度、诗风、贡茶有关.
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
中国佛教二千多年来的历程,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哲学、伦理、文学、艺术和茶文化等广泛领域.
唐朝佛教尤其是禅宗对饮茶风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⑴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
我国寺院多建造在深山幽谷森林繁茂,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土层深厚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山区.
而且我国是茶的原产地,崇山峻岭原有大量野生茶树,为僧侣开辟新茶园创造了条件,故素有"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的谚语.
如:①四川蒙顶仙茶.
据史载,西汉时甘露禅师吴理真曾结庐于蒙山,亲自植茶,这是佛教僧侣值茶的最早记录.
在唐朝每逢春季采茶季节,全山72寺和尚祭拜之后,才能采制供佛.
"南岳云雾茶".
南岳衡山是我国五岳之一,寺庙林立,如广济寺、铁佛寺、圣帝殿、衡岳庙等等,茶叶全由寺院僧尼精心制作.
②武夷茗茶.
早期均由各岩僧人焙制.
天心岩永乐禅寺,采茶日全体僧人设坛诵经,焚香礼拜,初为供神圣物或坐禅之用,并非以贸易为目的.
③南海普陀茶.
南海普陀素称"佛国",是我国佛教著名四大圣地之一.
茶树均为寺院种植.
普陀佛茶与灵隐寺佛茶称为江南佛门二大名茶.
④径山禅寺茶.
唐朝代宗年间法钦禅师曾结庵于余杭径山"宴座"峰.
"钦师曾手植茶数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谷.
"茶是经济作物,在唐朝大兴饮茶之风的社会背景下,茶叶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在农产物中最具典型,因而种茶可获得较丰厚的利润.
寺院广种茶树,也促进了民间茶园的发展.
⑵推动了茶叶技术的进步.
刘禹锡贬朗州司马时,亲眼看到西山寺僧人创造了一个茶叶新品种,写了一首赞美诗:"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新芽连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倾余".
陆羽创造的是蒸青饼茶,社会上饮用的也都是这种茶,而西山寺僧人则创造了炒青散茶,佐证常德是我国炒青绿茶的发祥地.

⑶皎然率先提出了"茶道"这个词.
他不但专攻佛经,而且对茶文化造诣很深,有许多独特的见解,"茶道"一词就是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创造性的率先提出,诗曰:"……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禅宗"静心"、"自悟"的宗旨以"涤昏寐"、"清我神"、"便得道"贯穿到茶道之中,是诗化了的茶道.
茶中有道,悟茶也悟道,把饮茶从技艺欣赏提高到精神享受,我认为佛教对茶道的影响,主要是禅宗思想的影响.
皎然把茶道与佛理结合起来,是他的一大贡献.

(唐代诗僧,生卒年不详.
俗姓谢,字清昼,吴兴(今属浙江)人.
南朝谢灵运十世孙.
活动于大历、贞元年间,有诗名.
他的《诗式》为当时诗格一类作品中较有价值的一部,僧皎然,俗姓谢,字清昼,湖州(今浙江吴兴)人,是中国山水诗创始人谢灵运的后代,是唐代最有名的诗僧、茶僧.
他为后人留下了470首诗篇,在文学、佛学、茶学等许多方面有深厚造诣,堪称一代宗师.
)唐代不仅在内地饮茶成风,而且迅速向周边少数名族地区传播,"自中地,流于塞外.
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赞普,带去当时湖南岳州名茶,茶叶由此传人西藏地区.
与此同时,茶也向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同时也逐步向国外传播.
据《茶叶全书·中国茶叶贸易史》:在五世纪时,中国与土耳其商人在边疆贸易时,就以茶叶为首首先输出的物品.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
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唐朝三大诗僧:齐己、皎然、贯休.
其中有个曾经的诗僧为贾岛,法号"无本",著名的"推敲"典故就出于他.
他写诗《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贾岛写好此诗后,对其中"僧推月下门"一句感到不满意,欲将"推"易为"敲".
贾岛骑驴行路时仍在想着,一边念叨,一边比划,不知不觉间,驴子闯进了时任京城行政长官的韩愈的出行队伍中间.
韩愈在了解情况后,认为"僧敲月下门"更好,敲门声在月光下响起别有韵味.
"推敲"一词诞生了.
贾岛也就名声在外了.

2、饮酒风尚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
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为中国文化史上添上了独特的一笔.
殊不知唐代文人嗜酒特甚,有关诗文也特别多,因此唐代的"酒文化"是别具一格的.
就中唐初的王绩,算得是一个先锋.
王绩长期弃官在乡,纵酒自适,他所作待文多以嗜酒为题材,其中有一篇《醉乡记》,将历来的嗜酒文人称作酒仙,以为榜样.
文中道:"……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云.
嗟乎,醉乡氏之俗,岂古华召氏之国乎何其淳寂也!
如是予得游焉.
"大凡把酷好饮酒且替饮酒的人称之为"酒仙".
自从有了"酒仙"的美称之后,酒仙便层出不穷.
唐代中期就有"酒八仙"之说,称嗜酒的贺知章、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为"酒仙".
八仙中嗜酒最著名的当然是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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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爱酒,他的酒诗也相当多,其中有许多名篇,《月下独酌》就是佳作之一,还有那一曲千古绝唱《将进酒》,虽说从某种程度是宣扬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实际上也是诗人心灵深处回荡着的一曲痛苦悲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把自己的愁闷痛楚,恨不得都消释在酒中,没有酒就不会有他的佳作,也就不会有他的生活.
他的《把酒问月》诗,表达的正是一种寄情于酒的愿望:"所愿当歌对清酒,月光长照金樽里.
"还有那首《客中行》,也表达了诗人同样的心境.
传说李白最终因酒而死,那是在他大醉之后,下到采石矶大江中捉月,结果被江水吞没了生命.

赞佩"酒八仙"的杜甫也是一个不逊色的酒客.
杜甫流传至今的酒诗,比起李白的甚至要多出一倍,大约有三百首之数.
如《水槛遣兴》诗:"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又如《绝句漫兴》诗:"莫思身外无穷事,日尽生前有限杯.
"其间所表达的意境,与李白颇有相通之处.
比起李白与杜甫,自居易显然晚了一辈.
但他的嗜酒却丝毫不亚李、杜二人.
自居易自称为"醉尹".
他有一篇《酒功赞》;极言饮酒之乐趣自以为步"竹林七贤"之一刘伶《酒德颂》之后.
他写道:"由于唐代文人的嗜酒成风,他们的品评自然为美酒带来一些雅号,成为天下麦鞠之英,米泉之精,作和为酒,孕和产灵.
孕和者何浊酒一樽,霜天雪夜,变寒为温.
产灵者何"闻名的酒.
从唐代诗文中看出,唐酒多以"春"为名,如李白诗"瓮中百斛金陵春";杜甫诗"闻道云安鞠米春";韩愈诗"且可劝买抛青春";《国史补注》中的"荣阳土窑春"、"富平石冻春"、"剑南烧春";郑谷诗"千缺石冻春";刘梦得诗"鸥鹅杯中若下春";及《清异录》所云"含春王酒"等.
唐代文人饮酒,极重花前月下之酌,李白的《月下独酌》即其一例.
这实际上是诗人孤独寂寞境遇的写照,不仅在"月下",而且为"独酌",沉闷的心绪因酒而消散,随月而飘去.
当然,也难免会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时候,那就很难得到解脱了.
大约从唐**始,单纯狂欢的酒徒似乎没有过去那么多了,特别是文人们越来越注重领略酒中趣,不再是一味作乐,饮酒被看成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
经过唐宋以后文人的总结积累,与"茶道"并行的"酒道"也趋于成熟,这就是所谓"六饮"之说,六饮对饮酒的酒人、地点、季候、情趣、禁忌、娱乐等方面进行具体探讨,这些行为还逐渐成为士大夫们的行为准则.
中国以"茶文化"著名,中国还有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唐代文人更是把"酒文化"延出一门"酒文学",这是一门独特的文学,有其超见脱俗的一面.
这是一门我们所独有的与众不同的文学,十分了不起.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过去!

3、不同阶层的饮食风尚唐朝时期饮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这种等级层次差别突出表现在高门化族与平民百姓的差异.
先秦以来,食肉者为贵族,食素者为平民,因而这两者成了两大不同阶级的身份代称⑴地主阶级的饮食风尚:唐朝地主阶级,包括皇室、贵族富豪、士人等,他们以追求异味奇珍为乐事,崇尚口腹之欲,山珍海味,无不厌饱;甚者奇嗜恶癖,令人作呕.
当然,也有少数地主阶级有知之士居安思危,提倡节俭,而能轻财贵义、乐善好施.
饮食奢靡,是唐时期地主阶级的普遍现象.
《汉书·食货志》载:"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移,不以蓄聚为意.
"当时奢移已成为时俗.
唐朝时期因为食鹿之风盛行,故有献鹿之风.
因而大量的捕宰各种鹿种,他是我国古代饮食史上的辉煌时期,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教训.
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

⑵普通劳动者的饮食生活唐朝时期,农民、奴隶、手工业者、城市平民等普通劳动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尽管他们劳累终日,"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在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中,肉食是相当难得之物.
郭原平以家贫"唯食盐饭而已,或家中无食,则虚中竟日,"整天都饿着肚皮.

三、唐朝饮食魅力当雄才大略的唐太宗被四裔同声拥戴为"天可汗",并赢得了"贞观之治"以后,唐王朝的鼎盛盛世开始了.
富裕风流、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开放流畅的中外文化交流,自由开明的仕进方式,自由自在的言论条件,使整个社会氯氨着一种恢宏自豪、开朗奔放的气氛.
在这种宽松优越的文化发展环境下,唐人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很快便在没有意识形态束缚的饮食文化领域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自由发挥.
"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绩纺为功,但躬厄厨、勤刀机而已,善酿酿姐鲜者,得为大好女矣.
……故偶民争婚聘者相与语日:'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
'崇尚烹调技艺的民俗民风,带来了发达的饮食文化,即使安史之乱以后的扬州城,依然是"街店之内.
百种饮食,异常珍满.
"为全面展示唐朝的饮食文化魅力,本文将在菜肴造形、烹调技艺、饮食功效三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1、脱俗的艺术造型"民以食为天".
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烹调技艺,故饮食之考究、烹调技术之高超,很早便闻名世界.
饮食文化发展到唐朝,人们已不再单一追求饮食的食用功效,而是在保持饮食的主体功能的同时,更加注重饮食的艺术欣赏功能和养生保健功能.
所以,唐朝的饮食造形十分优美,不仅色、香、味俱佳,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令人赏心悦目,食欲大增.
据史书载,"御厨进撰,凡器用有少府监进者,用九灯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于其间,置上前,亦谓之看食.
",所谓灯,就是把水果摆放在盘里,九灯食,就是把各种水果按一定的造形,摆放在华贵的牙盘之中,装满九盘.
这种灯食既可食用,又可观赏,以观赏为主,所以称之为"看食".
作为主食的各种饼类食品,也要制作成五颜六色,摆成美丽的图形,谓之"灯短".
韩愈《南山》诗云:"或如临食案,肴核纷灯短.
"杨慎《升庵全集》是这样解释灯短的:"五色小饼,作花卉禽珍宝形,按抑盛之盒中累积……谓之灯短.
"又如唐懿宗咸通年间,同昌公主出嫁,皇上给公主送去一道菜,名叫"红虫脯.
它是用一尺长的红肉丝加工成的佳肴,丝丝红肉,如一条条刚健有力的虬龙.
给人以传神的动感,故称红虬脯.
在唐朝民间,菜肴的色、香、味、形、器也得到高度完美的统一,给人以美的享受.
唐朝的岭南地区出产一种水果,名日"构椽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有一股诱人的清香味.
但是味道很酸,不好食用.
然而,经过民间女子的巧妙加工之后,拘椽子马上身价倍增,立刻变为京城豪贵宴席上的名食.

原来,"南中女工.
竞敢其肉,雕镂花鸟,浸之蜂蜜,点以胭脂",用蜂蜜降低了水果的酸味,用刻刀美化了水果的外形,使其成为色彩绚丽、酸甜可口、香气袭人的美食,因此成为京城豪贵的珍品.
南中女工这种变废为宝,提高菜肴艺术价值的作法,无疑凝结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据《南楚新闻》记载,南方的百越地区,有两种用青蛙做成的菜肴,构思绝妙,其自然天成的艺术造型,不留丝毫人工雕镂的痕迹,令人叹为观止.
"百越人好食虾蟆,凡有宴会,斯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为抱芋羹.
又或先于汤内安笋苛,后投蛙,乃进于宴上,皆执笋苛,瞪目张口而座,客有戏之日:'卖灯心者'.
"唐朝是一个文化透明度较高的社会,人们的思想开放,衣着开放,生活开放,所以,唐人的饮食制作,也极力追求一种冰清玉洁的透明效果.
唐人的饮食质量高低、烹调技术的好坏,其光洁透明的程度乃是一个重要标准.
故唐人的高级撰食,习惯称为"撰玉";肉白如雪的生鱼片,习惯称为"玉鱿";档次较高的美酒,习惯称为"玉液".
皮日休的诗歌《吴中言情寄鲁望》云:"宴时不辍琅书味,斋时难判玉鱿香.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之三则有"开瓶泻辞中,玉液黄金厄.
"被称为衣冠人家名食的"萧家馄饨、庚家粽子",其高明之处就在于"萧家馄饨,辘去其汤,不肥,可以渝茗.
汤液不肥,可以泡茶,说明萧家馄饨外形包得很好,油脂渗不出来,所以汤液透明,可以烹茶.
"庚家棕子"的高明之处,就是因为它"白莹如玉',说的也是食品的光洁透明程度,所以说,饮食造形艺术化的另一个特征是追求食品的外形光亮和冰清玉洁.
此外,唐人还喜欢把美味可口的肉食和香甜爽口的水果、青翠欲滴的菜叶夹杂在一起,以此来提高饭菜的口感和观赏性.
唐人韩约很会制作樱桃烨锣,而且能保持水果颜色不变,堪称饮食一绝.

2、出神入化的烹调技艺中国古代烹调菜肴的方法极多,炯、煮、烧、烤、烙,烫、炸、蒸、脯、腌,这些方法在秦汉时期已差不多全部出现,而这些烹调方法的技术改进、内在质量提高,则是在隋唐时期完成的.
以最常见的脍为例,也许更能说明从秦汉至隋唐烹调技艺的不断深进.

脍是细切的鱼、肉,《释名》云:"细切肉令散,分其赤白异切之,已乃会合和之也.
"就是把肉切开,让肉分散,把瘦肉和肥肉分开,按不同方法加工,然后把切好的肉放在一起.
春秋时期,孔子《论语·乡党》已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主张.
到了唐朝,唐人已把脍的技术发展到人工操作的极限.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姐·物草》云:"进士段硕常识南孝廉者,善研脍,毅薄丝缕,轻可吹起.
"把肉切得象丝绸一样薄,象丝线一样细,出一口气,能把肉丝吹起来,即使今天的特一级厨师,恐怕也难有如此之高的技术.

再说面食加工,唐人在这一领域也是技压群芳,令人称奇.
这主要是由于唐朝信的人数很多,僧尼不食荤血,又忍受不了美食的吸引,只好用提高面食加工技术,扩大饮食的花色品种,缓解他们在饮食方面的需求.
所以,唐代的主食加工水平和花色品种,也远远超过秦汉时期.
另一方面,自由流畅的国际交流也把世界各国人民的饮食精华,介绍到了大唐帝国,唐人在广泛借鉴他人烹调技艺的同时,也改进或更新了传统的烹调方法.
作为面食文化的发展中心,四川的面食加工技术真可谓一枝独秀.

再说烤,也就是唐人所谓的炙.
要说炙简单,的确是简单;要说它复杂,有时也确实复杂得令人目眩.
唐人炙的方法很多,炙的范围也很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全都能炙.
有的是装在竹筒里炙,有的是涂上泥炙,有的则是连烧带炙、连烹带炙.
例如张易之炙鸭鹅"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热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旋转,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
"唐人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摧进士第,平生广求滋味,每食鳖辄缄其足,暴于烈日.
鳖既渴,即饮以酒而烹之,鳖方醉已熟也.
复取驴系于庭中,围之以火,驴渴即饮灰水,荡其肠胃,然后取酒,调以诸辛味,复饮之,驴未绝而为火所逼炼,外已熟矣.
,郎"唐内待徐可范,性好败猎,杀害甚众,常取活鳖,凿其甲,以热油注之,谓之鳖糙.
又性嗜拢驴,以驴糜绊于一室内,盆盛五味汁于前,四面迫于烈火,待其渴饮五味汁,尽取其肠胃为撰,前后烹宰不纪其数.
由以上三个材料可以推论,这种活烤动物法在上流社会比较流行飞而且味道比死烤法要鲜美.
同时也说明唐人在烧烤方式上,更加注重几种烹调方法的多重组合,烧烤的质量也有所提高.
作为一种基本的饮食加工方法,唐人已把炙的范围大大扩充.

3、食疗兼顾的奇妙功效唐人封演说:"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祟道教.
",道教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养生为宗旨的宗教,它的勃兴,使唐朝的饮食文化带上了浓厚的养生色彩,食治成为去病强身的一种优先选择,故孙思邈说:"食能排邪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
若能用食平病,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
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
",每这种食治为先的指导思想,表现在饮食文化上,其一是药膳业的发达,其二是药酒的数量品种大量增加,其三是注重探索饮食规律.
唐人用来食治的药膳有两种:一种是给没有病的人强身、美容、保健的药膳,它由纯粹的粮食、蔬菜、水果、肉酪等食物构成.
另一种则是加了中草药和矿物质的药膳,是给有病的人治病用的.

唐代的饮食文化光彩魅力正是唐代社会开放流畅的中外文化交流、宗教信仰自由的开明政策、无忧无虑的自由言论环境所造成的.
宽松的文化发展环境带给人类的决不仅仅是广阔的思维空间,而且包括自信心、想象力和思维灵感,这便是唐朝饮食文化光彩魅力的源泉四、唐朝饮食风尚探源1、经济繁荣,为饮食文化发展尊定基础唐朝时期,国家统一、强盛,交通发达,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畅通;统治者推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国内各民族交往密切,互通有无;中外经济交往频繁.
使的唐朝经济空前的繁荣.
2、文化昌盛,推动饮食文化的发展唐朝时期,中国文化辉煌灿烂,经济繁荣,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国内个民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融合,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刚劲、豪爽、热烈、活泼的多民族色彩;同外国的频繁交往,在文化上吸收外来的优秀成分以及继承发扬了历代的传统文化,使得唐朝的饮食文化更进一步.

3、民族大融合,饮食文化兼容并蓄在长达1100余年的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在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饮食生活习惯的形成,有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原料的不同,各民族的饮食习惯就有明显的差异.
《礼记·王制》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生活在内地的华夏民族在饮食上有着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特点,这些不同地区的饮食习俗都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
同时,这段记载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是植根于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和饮食原料之中的,受一定的经济状况所制约.

汉唐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这就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
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
西域的特产先后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内地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而内地民族精美的肴馔和烹饪技艺也逐渐西传,为当地人民所喜欢.
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
这一时期,西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还在和汉族杂居中慢慢习惯并接受耕作农业这一生产与生活方式,开始过上定居的农业生活,这显然与农业生产的效益要高于畜牧业成正相关;而内地的畜牧业也有较快的发展,这也得益于胡汉民族的频繁交流.
这种变化也使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

今天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
但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
在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
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如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
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
这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
1992年在新疆吐鲁蕃发掘的唐墓中,就出土过一种梅花型带馅的点心,十分精致,还有饺子,这些食品的制作方法显然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汉唐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
东汉以后,胡床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它作为一种坐具,渐被普遍使用.
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式.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变革.
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
目前所知纪年明确的椅子形象,发现于西安唐玄宗时高力士哥哥高元王圭墓的墓室壁画中,时间为唐天宝十五年(756年).
在敦煌的唐代壁画中,还发现了四足直立的桌子,壁画形象地刻画了人们在桌上切割食物.
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这对中原人席地跪坐的传统进食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

一般而言,饮食习俗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但是,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也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会不断出现缓慢、渐进的变化.
在这里,新的饮食原料和烹饪方式就成为一种新变量,而新变量的出现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又与对外文化的交流相联.
唐代的饮食文化变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食品的一种说法.
胡食在汉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至唐最盛.
《新唐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
"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
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饼,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
"毕罗一语源自波斯语,一般认为它是指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
唐代长安有许多经营毕罗的食店,有蟹黄毕罗、猪肝毕罗、羊肾毕罗等.
胡饼即芝麻烧饼,中间夹以肉馅.
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据《资治通鉴·玄宗纪》记载,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至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
"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在唐代传入中国,据《册府元龟》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
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
唐代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中国古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其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引进.

唐朝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交流,一时间激起了巨大波澜,在长安和洛阳等都市内,人们的物质生活都有一种崇尚西域的风气.
饮食风味、服饰装束都以西域各国为美,崇外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
李白等文人学士常入这些酒店,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到这些酒店和胡姬.
酒家胡与胡姬已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域外文化使者们带来的各地饮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汇进了大唐饮食的海洋,正因为如此,唐代的饮食文化才能表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绚丽的色彩.
饮食生活的开放,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的开放,唐代的长安就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
这说明,一个国家可依靠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态同化异质文化,而不会被异质文化所同化,文化的民族性也会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综上所述,在汉唐时期,由于胡汉民族长时期的杂处错居,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并最终趋于融合,使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同时,胡汉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不是简单地照搬过程,而是结合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对外来的饮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于本民族.
汉族接受胡族饮食时,往往渗进了汉族饮食文化的因素,胡汉民族在饮食原料的使用上都在互相融合,但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照顾到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
这种吸收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及其后世的饮食生活,使之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
可以说,没有汉唐时期的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后世的饮食文化将会苍白得多,胡汉各族的饮食生活也将会单调得多.
同时,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原料交流与融合,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
宋朝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区域与平民区域的划分严格的格局,将平民的工商业的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
宋朝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城市,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
"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由于市民阶级的发展壮大,宋朝的世俗文化各发面都突飞猛进长足的发展,小市民发展了富裕了那就自然追求精品生活了,这里只说说宋朝的美食,只要你打开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看看"州桥夜市"、"饮食果子"等章节你就会被眼前的各种特色小吃美食菜单看得眼花缭乱不觉得口水暗流,你会为宋朝有那么多的美食而叹服钦佩.
下面我就说说几种我所知道的在宋朝发明制作出来的美食……火腿:火腿发明于宋朝,最早出现火腿二字的是北宋,苏东坡在他写的《格物粗谈·饮食》明确记载火腿做法,"火腿用猪胰二个同煮,油尽去.
藏火腿于谷内,数十年不油,一云谷糠.
"另据传北宋代抗金名将宗泽回家乡后,回京时带回了几块老家浙江义乌的咸肉,给宋高宗赵构品尝,赵构切开见到肉色鲜红如火,尝后味道鲜美,大喜便给它赐名为"火腿".
火腿的制作需要多个工艺流程,火腿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及蛋白质不仅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而且还是强身的补品.
至今中国浙江地区的金华火腿不仅畅销国内,而切远销欧美.
它依然散发着它千百年特有的巨大的诱人魅力.

火锅:中国历史上真正有记载的火锅出现在宋代.
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到,"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活之.
以风炉安桌上,用水半铫,候汤响一杯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熟,啖之,乃随意各以汁供.
"由此可见这种吃法不再是炖和煮而是"涮".
林洪还根据当时"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的美景.
为这种吃法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叫"拨霞供".
后来"拨霞供"的吃法传开,人们争先效仿.
不久人们已用各种肉类和蔬菜等,都用此种方法涮食.
宋代的火锅和现代的火锅在造型与结构上毫无二致,使人不得不钦佩叹服.

东坡肉:苏东坡可谓一位美食大家,他有关美食的诗歌及文章极多,现在以"东坡"命名的名菜就有: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豆腐、东坡饼、东坡羹、东坡酥、东坡玉掺、东坡芽脍、东坡豆花等等.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东坡肉,东坡肉是苏东坡在黄州亲手创制出来的,他被贬黄州后生活拮据,见当地猪肉价便宜而很少有人买,于是便亲自烹调猪肉,创制出名誉千古的"东坡肉"来.
有诗《猪肉颂》为证:"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馅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东坡肉"味美香醇,脍灸人口,肥而不腻.
人们争相模仿这种做法,东坡肉的美名自然传开,还有人以"东坡肉"命名开店.
至今都是中国很多地区的一道名菜.

"慢著火,少著水"是制作东坡肉的主旨,他的另一首《雨后行菜》:"谁能视火候,小灶当自理.
"说明火候的关键.
慢火煮使汤质稠浓肉烂而味美香气扑鼻,诱人食欲大开.
经研究发现,猪肉经过慢火煮1—2小时,饱和脂肪酸锐减30%—50%,而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则成倍增加,由此可见,"东坡肉"不仅不肥腻降人,而且有利于人.
真乃合乎养生之道的美味佳品.

豆芽菜:豆芽作为蔬菜食用始于宋朝,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以水浸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秕置盆中,铺沙植豆,用板压.
及长,则复以桶,晓则晒之,……越三日出之,洗,焯以油、盐、苦酒、香料可为茹,卷以麻饼尤佳.
色浅黄,名鹅黄豆生.
"这里不仅明确记载了豆芽菜的制作方法还有食用方法,"卷以麻饼"正是北京的薄饼卷豆芽这吃法的鼻祖.
宋人苏颂《图经本草》:"绿豆,生白芽为蔬中佳品.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也屡次提到豆芽菜,如:"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篮彩缕束之,谓之"种生".
"南宋诗人方岳还写有一首名为《豆苗》的诗,对发豆芽的过程记述得详细具体.
据宋朝的书籍记载,宋代就最起码有五种豆芽,黄豆芽、绿豆芽、豌豆芽、芽蚕豆、赤豆芽.

豆芽菜物美价廉,雅俗共爱.
即可登上大雅之堂奢华的宴席,也可是平民的家常之菜.
豆芽菜的营养价值极高,近来西方的研究发现豆芽菜可以抗疲劳、抑癌、治癫痫,西方营养学家认为豆芽菜不仅有极高的营养还有极高的治病价值,他们一致认为豆芽菜是理想得近乎完美的食品.
没想到千百年前中国祖先发明的豆芽菜竟是如此的神奇了不起.

爆米花:爆米花也是发明于宋代,范成大在《吴郡志·风俗》中记载:"上元,……爆糯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
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
"在新春来临之际宋人用爆米花来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们则以此卜问自己的终身大事.
宋人把饮食加入文化使之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爆米花松脆易消化,可作为日常的可口零食.
爆米花的发明更折射出中国饮食的丰富多彩,它有更深的含义,就是开创了一种食物的加工方式澎化食品.
说明中国古代的食品加工不止仅仅是食品简单的加热作熟,而是通过的物理的高温高压作用原理来改变食物的状态口感,这种加工方式就是现代新兴的澎化食品.
这种加工方式使普通不和口的食品变为可口有特色的食品小吃,可以说千百年前的爆米花是近现代各种五花八门澎化食品零食小吃的祖先.

宋朝发明创造的小吃很多很多如"角子"(饺子)、"索饼"(面条)、"焦碱水锥"(炸元宵)、"浮团子"(汤圆)等等,连调味品酱油也是发明于宋代.
据传还有"油条"、"蛋炒饭"等,宋朝真是美食的天堂.

第八十一章、趣味箴言1、什么叫见过大世面能享受最好的,能承受最坏的.
2、你交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出世的智者,入世的强者,或者正常阳光的普通人.
3、怎么定义"想清楚了""想清楚了"就是以后出了什么问题,只能谴责自己,再也不能抱怨别人.
4、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有道理吗一辈子都要和别人去比较,是人生悲剧的源头.
5、做哪些事情可以提升生活品质定期扔東西.
6、你最希望自己年轻的时候,该知道哪些道理内心的感受,比外面的大道理重要.
7、把学费拿来念书,还是环游世界更合适在没有充分知识的前提下,行了万里路,也不过是邮差而已8、你心中的完美爱情是怎么样的可以有不完美.
9、长期的异国生活,改变了你的哪些"是非观"很多事情只是不同,并无是非.
10.
、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先让你自己变得更美好.
11、怎么确定对方是能一辈子和我在一起的人钱钟书对杨绛有这样一段评价,被视为理想婚姻的典范:"在遇到她以前,我从未想过结婚的事;和她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未后悔过娶她做妻子;也从未想过娶别的女人.
"12、你对自由的理解是什么说"不"的能力.
13、同样是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有时会产生嫉妒,而有时会产生崇拜近会嫉妒,远会崇拜;够得着的会嫉妒,够不着的会崇拜;有利益冲突的会嫉妒,没利益冲突的会崇拜.
14、为什么看到好照片时,人们通常的反应是"真不错,你用的是什么相机"而当看到烂照片时,则往往笑话拍摄者水平很烂人们习惯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身,把失败归因于环境,而将他人的成功归因于环境,失败归因于其自身.
15、哪些技能,经过较短时间的学习,就可以给人的生活带来巨大帮助夸奖他人.
16、你是如何走出人生的阴霾的多走几步.
17、怎样做到"不抱怨"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18、什么样的人活得最幸福不攀比的人.
19、人这一生为什么要努力让自己有拒绝别人的能力,让自己对人生多一点控制力.
20、要怎样努力,才能成为很厉害的人只要埋头过完自己的坎,自然有人会分心落后.
最后你自然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21、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分界线是在哪里此时此刻.
22、听过最落寞的一句话,或诗句是什么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者无二三.
23、30岁才开始学习写作、英语、音乐靠谱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24、省钱的好办法有哪些在买任何东西之前,请牢记九字箴言:你喜欢,你需要,你适合(适用于很多事,包括感情也一样).
25、"知行合一"到底如何理解又怎样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
26、哪些行为容易得罪别人,自己却不容易察觉太把别人当自己人.
27、哪些行为是在浪费时间思而不学和犹豫不决.
28、如果好人没好报,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好人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
29、为什么有些事对别人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可他们却不愿帮忙做一件事并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是因为它是否值得.
30、如何看待"年轻的时候需要的是朋友,而不是人脉"沒有目的之交往,才能真正打动人心.
31、情商不高的例子有哪些对陌生人毕恭毕敬,对自己人暴躁如雷.
32、最能燃起你学习激情的一句话是什么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鄙视和鄙视你的人.
33、有哪些道理是你读了不信,听不进去,直到你亲身经历才笃信不疑的永远不要低估你的能力,永远不要高估你的毅力.
第八十二章、名僧支遁(314-366年),字道林,世称支公,也称林公,本姓关.
陈留(开封市),或说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
东晋高僧、佛学家、文学家.
他初隐余杭山,25岁出家,曾居支硎山,后建康(南京市)讲经,与谢安、王羲之等交游,好谈玄理.
注《庄子·逍遥游》,见解独到.
后于剡县(浙江省嵊县)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
晋哀帝时应诏进京,居东安寺讲道,三年后回剡而卒.
他精通佛理,有诗文传世.
文献记载,《神骏图》画的是支遁爱马的故事.
作《即色游玄论》,宣扬"即色本空"思想,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
其他著作有《释即色本无义》等.

法显(334—420年),俗姓龚,平阳武阳(长治市襄垣县)人,东晋高僧,三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法显六十多岁的高龄,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结伴,从长安出发西行.
至张掖,又遇见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共进至敦煌.
敦煌太守李浩,供给法显等五人渡流沙河,经鄯善,至乌耆国.
与法显同行的僧人,或至高昌,或至罽宾,法显与其他三人则渡过葱岭,到达北天竺.
法显与慧景、道整,欲前往中天竺,求取戒律.
南渡小雪山时,因暴雪慧景死于小雪山.
法显与道整到达中天竺,得到《摩诃僧祇律》.
法显在中天竺三年,学习梵语.
道整后来决定留在中天竺,法显则带着法本准备返回中国.
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也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法显等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3年,途中历尽艰险,于义熙六年到达狮子国.
在此停留两年,得到《弥沙塞律》、《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及杂藏等.
法显在古都阿努罗陀城到处参学后,于义熙八年带了多部梵本典籍,从海路回国,途中遇风暴经耶婆提国等地,最后在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上岸.
于义熙九年(412年)归国,回国后定居南京,与佛驮跋陀罗合译经、律、论共六部24卷.
著有《法,显传》(又名《佛国记》),是今日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历史、地理、风俗和佛教等重要资料.

鸠摩罗什(344-413年),音译为鸠摩罗耆婆,又作鸠摩罗什婆,简称罗什.
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新疆库车县).
其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属父母名字的合称,汉语的意思为"童寿".
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
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另说还有义净(635—713)并称为四大译经师.
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
他年少精进,又博闻强记,于是备受瞩目和赞叹.
在东晋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姚兴派人迎至长安(西安西北)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一大译经家.
率弟子僧肇等八百余人,译出《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和《大智度》等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由于译文非常简洁晓畅,妙义自然诠显无碍,所以深受众人的喜爱,而广为流传,对于佛教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所介绍之中观宗学说,为后世三论宗之渊源.
佛教成实师、天台宗,均由其所译经论而创立.
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叡,时称"四圣".
鸠摩罗什对东亚佛教经典的贡献巨大.
罗什于西明阁和逍遥园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一生翻译三藏经论74部,凡384卷,有《金刚,经》、《阿弥陀经》1卷、《坐禅三昧经》3卷、《法华经》7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27卷、《维摩经》3卷、《大智度论》100卷、《中论》4卷等.
此外还有,与庐山慧远的书信问答集《大乘大义章》3卷,弟子僧肇编撰的《注维摩诘经》10卷遗世.
入室弟子有僧肇,道生,道融,慧观等三千余人,后世有什门四圣、八俊、十哲之称.

真谛(499—569):梁武帝太清二年,真谛三藏从西天竺抵达建业,因遇侯景之乱,被迫逃难于苏杭,后开始从事佛经翻译事业,一生共翻译76部315卷,其中以《摄大乘论》、《俱舍论》、《金七十论》等经最为著名.
受刺史欧阳頠竭诚供养,智恺等人亦来归依,由此继续其翻译、弘法事业.
真谛翻译经典的特色,是一边讲学、一边翻译,译述并进,并时常从事"义疏注记".
史载他"循环辩释,反复郑重,乃得相应.
一章一句,备尽研核,释义若竟,方乃著文.
"在他的影响下,成立了摄论宗、俱舍宗一派.
菩提达摩菩提达摩(-536年),简称达摩,南北朝时人,佛教中国禅宗初代祖师,自称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被尊称为"东土第一代祖师"、"达摩祖师".
与宝志禅师、傅大士合称梁代三大士,于南朝梁武帝时期航海到广州.
梁武帝信佛,达摩至南朝都城建业会梁武帝,面谈不契,遂一苇渡江,北上北魏都城洛阳,后卓锡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他依据大乘派教义,融汇中国精神,开创了中国佛教禅宗,被尊为初祖.
达摩将衣钵传给了慧可.
东魏天平三年达摩圆寂,葬于熊耳山,立塔于定林寺.

智顗(538~597年),南朝陈、隋时代的一位高僧.
俗姓陈,字德安,荆州华容(湖北潜江)人.
中国佛教天台宗四祖.
也是实际的创始者.
天台宗为中国佛教宗派史上第一个宗派,因智顗晚年居住天台山,故称为天台宗.
因以《法华经》为主要教义根据,故亦称为法华宗.
十八岁投湘州果愿寺法绪出家,二十三岁拜慧思为师,修习禅法,证得法华三昧.
并广弘教法,创五时八教的判教,强调止观双修的原则,发明一念三千、圆融三谛、一心三观的思想,成立天台宗的思想体系.
在传承系谱上,尊龙树为初祖,以北齐慧文为二祖,慧思为三祖,智顗是四祖.
自智顗以来,代代相传.
隋炀帝授予智者之号.
世称"智者大师"或"天台大师".
着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各二十卷及四教义等传也,生前度僧四千余人,传业弟子三十二,以灌顶、智越等最著名.
智顗大师,在中国素有"小释迦"的尊号.
智顗一生力弘法华精神及龙树教学,并以中国独特的形式加以体系化.
他所提出的"五时八教",综合佛陀的教法思想和经典内容,在判释经教上被视为最具代表性,而奠定天台宗教观基础.
此外,智顗修正南方"轻禅重讲"与北方"轻讲重禅"的弊病,倡遵"教观双运"、"解行并进"的教学,独创依禅观而修行的止观法门,消溶中国几百年来南北方佛教的偏颇.
由於他博识善辩,深达禅观,陈、隋两朝都对他相当尊重,陈宣帝甚且敬称他为"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
"玄奘(602-664年),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俗姓陈,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河南偃师);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至天竺学习佛教.
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一作贞观元年),玄奘毅然由长安私发,冒险前往天竺.
在天竺的十多年间,玄奘跟随、请教过许多著名的高僧,他停留过的寺院包括当时如日中天的著名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他向该寺的住持,印度佛学权威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与其余经论,戒贤是护法的徒弟,世亲的再传弟子.
在贞观十三年,他曾在那烂陀寺代戒贤大师讲授《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
643年,玄奘载誉启程回国,并将657部佛,经带回中土.
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在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
玄奘本身最感兴趣的是"唯识"部分.
这些佛经后来从中国传往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
玄奘依翻译佛典与对经文的阐释而开创了中国法相唯识宗,其学说却深深地影响了其他诸多宗派.
奘师一生所翻经论,合七十四部,总一千三百三十八卷,为中土一切译师之最.
另外,由玄奘大师口述,弟子僧辩机笔撰的《大唐西域记》,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游记.
尤有甚者,由于印度历史纪录的缺乏,这本珍贵的游记更成为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古天竺地理历史时不可或缺的文献.

惠能(638—713年),俗姓卢,唐代岭南新州(广东新兴县)人.
佛教禅宗祖师,得黄梅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东山法门,为禅宗第六祖,世称禅宗六祖.
祖籍河北范阳(定兴县),其父行瑫于唐武德三年(620年)被贬官流放至新州为民,寓于新州南夏卢村,后与朗传奇村女子李氏结婚.
唐贞观十二年(638年)二月初八惠能诞生,开元元年(713年),圆寂于新兴国恩寺,世寿七十六岁.
六祖圆寂的国恩寺成了禅宗顿教三大祖庭之一,有"中国禅宗发源地"与"岭南第一禅宗圣域"之称,名扬海内外.
唐宪宗追谥大鉴禅师.
著有六祖《坛经》流传于世.
是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佛教高僧之一.
惠能禅师的真身,供奉在广东韶关南华寺的灵照塔中.

一行(683~727年),中国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和佛学家,本名张遂,魏州昌乐(河南省南乐县)人.
张遂的曾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臣张公谨.
张氏家族在武则天时代已经衰微.
张遂自幼刻苦学习历象和阴阳五行之学.
青年时代即以学识渊博闻名于长安.
为避开武则天的拉拢,遇见天台宗玉泉弘景大师,兴起了出家的念头.
遂在嵩山普寂大师门下剃,度为僧,因为深入"一行三昧",故法名一行.
先后在嵩山、天台山学习佛教经典和天文数学.
曾翻译过多种印度佛经,后成为佛教一派——密宗的领袖.
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退位后,李唐王朝多次召他回京,均被拒绝.
开元五年,唐玄宗李隆基派专人将他接回长安,参与善无畏大师的译经,协助翻译《大日经》.
开元九年,据李淳风的《麟德历》几次预报日食不准经张说推荐,唐玄宗命一行主持修编新历法《大衍历》.
同年,他和梁令瓒一起,设计制造了黄道游仪、浑仪、复矩等天文测量仪器.
他利用新制成的黄道游仪测量恒星的赤道坐标,发现和汉代的测量结果有很大的变动,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2年提出自行运动的观点要几乎早一千年.
开元十二年,一行主持大规模的全国性天文测量,测量了北到铁勒,南到交州共13个地点的日影和北极星高度.
其中还测量了河南四个地点的距离.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结果推翻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传统说法.
根据其测量结果可以计算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开创了科学史上用观测方法确定子午线长度的先河.
《大衍历》定稿之年,一行病逝.

怀素(725-785年),唐时人,字藏真,僧名怀素,俗姓钱,汉族,永州零陵(湖南零陵)人.
幼年好佛,出家为僧.
怀素既是狂僧,又是醉鬼,更是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的草书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有如疾风中的劲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怀素在参禅的时候,也喜欢笔墨,曾经西游长安,后迁至京兆.
遍访唐朝名家,并且寻访前朝遗书,融会贯通,书法技艺大进.
相传秃笔成冢,并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所以把他居住的地方叫"绿天庵".
怀素早年书法作品笔势纵横驰突,体态健缓跌宕,因以婆娑烂漫形象,别开生面,情韵不减而境界别出.
他的性情疏放豪宕,不拘细行,颇好嗜酒,每当酒酣兴发,一遇到寺壁里墙、衣裳器皿,无所不书,唐朝人称为"醉僧".
怀素的草书如骤雨旋风,字字飞动,宛若有神.
运笔如游丝袅空,圆转自如,虽野逸而法度具在.
与唐代另一草书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

贯休(832-913):贯休精通诗画,辛文房曾盛赞贯休:"天赋敏速之才,笔吐猛锐之意,昔谓龙象,蹴踏非驴所堪,果僧中之一豪也.
"尤其闻名于绘画罗汉,"胡貌梵相,曲尽其态".
《宣和画谱》说贯休罗汉"状貌古野,殊不类世间所传,丰颐蹙额,深目大鼻,或巨颡槁项,黝然若夷獠异类.
相传其"真本在豫章西山云堂院供养,……迎请祈雨,无不应验.
"与齐己、皎然皆以诗闻名,并称为"唐三高僧",后人编纂《唐三高僧诗集》.
乾化二年以八十一岁圆寂于前蜀.
《山茶花》:风裁日染开仙囿,百花色死猩血谬.
今朝一朵坠阶前,应有看人怨孙秀.
诗大约是贯休到成都龙华禅院后写的.
因为唐代成都已是山茶花栽培的中心.
后蜀主孟昶妃花蕊夫人就曾写过《咏山茶》诗.
而寺庙栽培茶花更盛行.
所以贯休看到龙华禅院的茶花,有感而赋诗,就顺理成章了.
他入川时,正是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神州大地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之际.
连鲜艳诱人的茶花,他看见的只是"色死"、"猩血",充溢着悲凉辛酸的调子.
一个"怨"字,又隐晦地折射出百姓的怨声载道.
甚至"孙秀"(即"新秀")也"怨",可见怨之深.
贯休看到茶花一朵坠阶前,联想到了绿珠坠楼,将绿珠与落花融为一体,抒发了自己的惋惜之情,表达了对孙秀残害绿珠的怨恨.

姚广孝(1335~1418年),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出自显赫的吴兴姚氏.
幼名叫天禧,字斯道.
祖籍河南汴梁(今开封),曾祖父随宋室南渡时逃到江南,落脚在长洲相城(苏州).
元至正十二年(1352)出家为僧,法名道衍,字斯道,自号逃虚子.
元末明初的政治人物、诗人,明成祖朱棣自燕王时代起的谋士、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
明成祖即位后,赐名姚广孝.
明朝洪武末年至永乐年间,在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政治舞台上,姚广孝若隐若现,神出鬼没,他身披袈裟,口喧佛号,是地地道道的和尚;他出谋划策,指点江山,是货真价实的军师.
他最擅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能亲自指挥千军万马,守城却敌,在明成祖朱棣夺取江山的斗争中,他是第一功臣.
但他恰如一条神龙,见首不见尾,使人感到莫测高深.
他实在是一位神秘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在腥风血雨的朝代更迭中,计定江山的谋略家灿若繁星,不可胜数.
这也不足为奇.
但能够将超凡脱俗、四大皆空的和尚和积极用世、竭精殚智的谋臣集于一身者,却极为少见.
而姚广孝就是这样一位神秘的和尚军师、身披袈裟的政治家和谋略家.

鉴真(688-763)唐代高僧,日本律宗的创始者.
本姓淳于,扬州江阳(江苏扬州)人.
十四岁出家,十八岁由道岸禅师受「菩萨戒」,二十岁去洛阳,长安游学,二十一岁在长安由弘景禅师受「具足戒」.
742年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到达扬州,恳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为日本信徒授戒.
鉴真所开创的四戒坛,也成为最先开创日本天台宗之前日本佛教僧侣正式受戒的唯一场所.
鉴真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
鉴真不仅为日本带去了佛经,还促进了中国文化向日本的流传.
在佛教、医药、书法等方面,鉴真对于日本都有深远的影响.
鉴真及其弟子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第六次东渡之时,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摹本一幅丧乱帖、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他各种书法50卷.
这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鉴真本人也是书法名家,其"请经书贴"被誉为日本国宝.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浙江平湖人,生于天津.
既是才气横溢的艺术教育家,也是一代高僧.
"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
他将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尚荣耀.
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
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

太虚大师曾为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
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第八十三章、礼学、科学转载摘录:2018年10月30日晚,科学史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名为《我们对科学有多少误解》的主题演讲:师们,同学们,嘉宾们,在线观看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来自清华"人文"学院"科学"史系,科学和人文在一般人看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怎么会在清华以这种方式放在一起呢其实这个制度配置里隐含着极为深刻的哲学秘密,那就是科学和人文之间本来就有极为深厚的历史性的关联.

科学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一般认为科学理论是正确的理论,对吗也不能说全错.
但是科学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一个时期它是正确的,后面又被否证,后面的理论使前面的理论变得局部正确,而不是绝对正确.
比如牛顿力学在诞生时是标准的科学理论,但是有了相对论以后,就变成局部正确的理论.
再比如过去老宣传哥白尼的伟大学说——日心说,很容易把哥白尼的反面托勒密地心说丑化,很长时间人们甚至认为托勒密是一个坏人.
可是,地心说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科学理论,他把数学模型和天文观测相结合,使之相互对照、相互改进,是标准的科学理论.
不能因为地心说被否认了,日心说被接受了,就说地心说不是科学理论.
哥白尼时代认为宇宙是有限的所以有中心,今天我们知道宇宙没有中心,所以日心说其实也不完全正确,宇宙没有中心就无所谓地心日心了.

审美也可以引导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由实验数据归纳出来的吗实际科学发展过程中很复杂,科学家面临很多变量,面临复杂的历史条件,跟数据相符合只是其一,还有其他的要求,比如逻辑融贯、比如与已经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理论相一致.
有些科学家认为审美也是导致科学发展非常重要的动机,甚至是更重要动机.
比如狄拉克说:"使一个方程具有美感比使它去符合实验更重要.
"这句话如果我来说,科学家会认为我胡说,但是狄拉克这么说就值得我们深思.
海森堡也是大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说:"当大自然把我们引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异常美丽的数学形式时,我们就不得不相信它们是真的.
"所以审美在整个科学发展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

优先权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制度安排:中国社会很崇拜科学家,认为科学家是高尚的人,淡泊名利,真的是这样吗且不论科学家跟常人一样道德水平有高有低,就是道德水平很高的科学家在关乎自己成果的优先性问题上,也是不肯让步的,为什么呢因为优先权是保障科学发现的制度安排.
比如牛顿和胡克一辈子不对付,他们俩互相不喜欢,关于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定律到底是他们谁先提出的争执不下,牛顿有句名言:"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上",很多人认为这句话是讽刺胡克的,因为胡克是个矮子,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要站也要站在巨人的肩上,不会站在你的肩上,老跟我抢优先权干什么".
牛顿跟莱布尼茨也打得不可开交,牛顿曾经指使他当会长的皇家学会组织一个法庭判决微积分是他发明的.
现在科学史上一般认为,牛顿大概是最先有这个念头的,但是莱布尼茨是独立发明的,而且莱布尼茨发表得早,他们俩的思路和用的符号不一样,现在我们用的微积分符号是莱布尼茨的那个版本.

关于海王星的发现也有不少故事.
英国的亚当斯和法国的勒维列都用数学的方法计算出天王星后面还有一个星干扰天王星的轨迹,自古以来人们知道五大行星,天王星发现以后运行轨道跟牛顿定律规定的轨道有偏差,有些年轻人认为后面一定有颗星对它有干扰,可以反算出来,亚当斯算了,勒维列也算了,最后勒维列的计算成果被实际观测到,海王星被观测到以后,英国人发现亚当斯之前也算出来过,也交给天文台看过,于是就出现了优先权之争.
他们俩倒不怎么争论,俩人很低调,但是两国的粉丝不干,互相打,法国人坚决要求把这个星命名为勒维列星,那边坚决要命名为乔治星.
最新的研究表明,亚当斯没有算对,他算错了,根本看不见,应该还是勒维列的功劳,他们俩没有争,但是有人帮他们争.

所以伟大的科学家也好,小科学家也好,优先权上谁也不愿意放手,诺贝尔奖只奖励第一次发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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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特别常见的观念上的误解有两个:一、科技不分,以技代科,这是中国人对科学产生的最常见的误解.
比如现代汉语里,我们一说科学很容易说成科技,一说科技想的就是技术,这表明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实际就是我们脑子里有技术没有科学.

二、功利主义科学观,我们总是从功利角度、实用角度看待科学.
我们特别能够理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杠杆,我们把科技当成是达到某种高尚目的的手段,所以科学的工具化、手段化是我们文化根深蒂固的念头.
那如果科学不是有用的话,科学是什么呢科学从起源开始,它的基本精神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是自己如此、自给自足、自主的理论生发方式,科学的起源不是满足于某些实际的应用.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误解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科学是一个舶来品,不是中国的土特产.
"科学"并非古代汉语固有的名词,这个词来自日本,是日本学者西周翻译的.
早年西学进来中国人把Science翻译成格致学、格物学、西学格致,到了五四时期按照音译叫做赛先生,后来人们慢慢采用来自日本的译名,1915年就定下来了,叫做"科学".
英文的Science来自拉丁词根Scientia,拉丁文的Scientia来自希腊文Episteme.
爱因斯坦说过现代科学有两大来源,一个是《几何原本》为代表的希腊形式逻辑思想,一个是来自近代的实验思想.
所以科学真正的起源来自希腊.

希腊人怎么看科学呢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他说:"他们是为了科学而追求科学,并不是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科学的基本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本身而设立的,而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所缺乏的.
以欧几里得为例,有一个学生跟他学了几天几何就问,老师我们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脾气一贯很好的欧几里得勃然大怒,"你骂谁呢我怎么会教你有用的东西,我教你的完全是无用的东西.
"越是无用的东西越是纯粹、越是高贵,越是真正的科学.
所以希腊人把无用的、自由的、纯粹的科学作为真正的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特点: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有技术无科学,有技无科,容易理解技术不容易理解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知识是什么态度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里知识本身没有独立的地位,读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学而优则仕嘛,读书做官,最不济读书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孝顺父母,为了光宗耀祖,也可以说得好一点,为了振兴中华,为了民族复兴.
很少有人说我就喜欢读书.
所以传统文化推崇的是把读书作为达成更高尚目的的手段,缺乏超功利的精神,有一种极为强大的功利主义的考虑.

第一次西学东渐在明末清初,一批天主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当时代表性的三个传教士,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
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他跟当时中国的一些优秀知识分子,如徐光启等人共同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大门,他们俩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利玛窦去世了以后汤若望接过他的旗帜.
顺治皇帝特别喜欢汤若望经常听他讲课.
南怀仁是康熙的老师.
三位代表人物都是通过精湛的天文学技巧走进了中国的皇宫,这也是西学东渐得以开展的前提.

中国人对他们带来的东西的兴趣主要着眼于器物层面,对西方的思想、理论兴趣不大,甚至完全不能理解,我们对于西方的宇宙理论几乎不感兴趣,一开始托勒密体系进来了我们完全支持,后来哥白尼体系来了我们也完全支持.
除了极少数人,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西方的科学理论有兴趣.
只对它们的天文历法计算技术有兴趣.
《几何原本》的翻译者徐光启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缺乏几何学的思维,所以央求利玛窦翻译这本书,很可惜翻译了前六卷后,徐光启的父亲去世了,他回家奔丧,回来后利玛窦也去世了,这一耽搁就几乎没有人有兴趣研究.
康熙对几何学有点兴趣,南怀仁经常教康熙几何学,但他学几何学主要目的是抖机灵,而不是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比如头一天晚上学了几何定理,第二天上朝就说某爱卿你能不能证明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戏弄大臣.
另一半的《几何原本》一直没有翻译出来,一直到1857年才补齐,这一耽搁中华民族就整整耽误了250年,这250年正好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大时代.
所以在当时东西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对西方的科学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什么时候有兴趣是在第二次西学东渐.
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我们封闭的国门,这一次被迫要学人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发现洋人之所以船坚炮利,可不仅仅是工艺先进,而是背后有科学,什么科学要造船就要有物理学、数学,要造炮就得有化学,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就流传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在中国人的理解里,科学首先是夷之长技,是军事技术.
在特殊的历史遭遇下,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其实就是力量型的科学,是技术.
中国人心目中科学家通常有三大类别,要么可以制造军械力量,要么可以解决饥饿问题,要么为国争光,都是实用性的.

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是中国人近代学习科学的根本动力,也是我们对科学基本的文化认同,这个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整个近代驱动中国人学习科学的主要动机的确是家国情怀,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在推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举两个例子,比如清华的老学长钱伟长先生,1931年,他考到清华的历史系,中文、历史都是满分,数理化不行,只有几十分,当时正好出现九一八事件,他痛感学历史不能救国,决定改学物理,结果成了一代力学宗师.
另一位是王淦昌院士,两弹元勋,当时国家说希望你参加这个项目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愿以身许国",28年隐姓埋名,他的儿女28年没有见过他.
所以那时候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有浓郁的儒家思想,家国情怀.

在儒家思想激励下,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的科学技术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今天中国科技人力资源超过八千万人,世界第一.
2016年中国论文产出42.
6万份,世界第一.
我们的博士学位的发放量每年超过5万,世界第一.
这说明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科技大国、科技教育的大国,我们可以自己培养科学家、技术发明家、工程师、科技管理家等,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研发投入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功利主义科学观的局限性: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在某个历史时期有正面意义,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局限性越来越明显.
2016年国家颁布了关于创新战略的文件,尖锐地指出,我们的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我们原始创新严重不足.

为什么当然原因很多,但是功利主义的科学观或者极端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可能是导致中国原创乏力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的原因.
因为,那种最深层的创造力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功利主义来实现.
真正的原始创新来自哪里第一,无功利的探索热情.
中华民族这么多人,这么多优秀的头脑,但是我们的教育并没有激活无功利的探索热情,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教育过份地功利化,我们的学生严重缺乏对真理本身的热情、对宇宙奥秘不可遏制的探索冲动.
第二,无拘无束的自由探索,我们想象力、创造力均基于此.

为什么科学精神起源于古希腊,而不是中国为什么科学精神出现在古代希腊而不是中国冯友兰先生在2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文化没有产生科学其实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我们的文化类型本身不需要这个科学,就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而言不需要这个东西,因此我们对科学既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厌恶,总而言之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最优秀的头脑做另外的事情了,比如中国古代最优秀的人都在吟诗作赋,我们在审美角度,在诗性的角度上挖掘,所以没有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中国文化总的来讲是农耕社会,而且是排他的农耕文化,拒绝海洋文化、拒绝商贸文化、拒绝游牧文化.
农耕社会的基本标志是定居,定居成了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定居的结果就是不迁徙,不迁徙的结果是什么你周边全是熟人,你一辈子生活在你出生地的方圆十公里以内,所有人跟你都有关系,不是直接认识,就是间接认识,因此中国社会就是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通过血缘方式来进行文化构建,所以中国社会血缘亲情这部分味道很浓.
血缘文化的后果是什么就生成了特有的仁爱精神,认为人作为人的标志是有情有义有爱,儒家将之概括成"仁",是人就要有基本的仁爱精神,没有仁爱之心的人不算人,就是禽兽.
中国文化中主导的人文动机用什么来实现呢儒家说"礼"才是把人教化成有仁爱之心的根本形式,"礼以成人",所以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本质是"礼"的文化,不管是做皇帝的还是贩夫走卒,所有人都要讲"礼",所以礼文化弥漫在中国文化每个环节之中.

中国的天文学,与西方科学表面上特别相似的东西,可是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的东西,而是礼学的一部分.
它的目标是奠定皇权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为中国普通人民提供生活指导,因为中国人讲究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天文学的目标是规范每个人日常的礼仪行为,而且也不承认上天有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然了,如果上天有这样的规律怎么能对皇帝进行规范呢中国古代认为,一些奇特的天象是上天警告皇帝的,比如日全食是为了警告皇帝不要乱来,如果日全食完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话,那就起不到对皇帝进行警告的作用.
所以,中国的天文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

西方文化以两希文明为主体,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一开始就是迁徙频繁的文化.
希腊是海洋民族,重视贸易,因此迁徙成为常态.
迁徙文化的特点是生人文化.
生人文化怎么构建社会秩序呢靠契约精神,通过契约方式构建社会秩序.
契约文明要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自主的个体被西方思想家抽象为两个字——"自由",所以自由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是理解西方文明非常重要的关健词.
希腊人认为为了培养一个自由人,就要让他学自由的科学.
什么样的科学是自由的科学无功利的,自主自足自我展开的知识类型才是自由的科学.
科学一开始就是自由的科学,是超功利的,是自我演绎的、证明的、推理的科学,是无用的科学.

我觉得这个框架可以说明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科学,而科学独独出现在希腊地区.
希腊人对自由人性有独特的理解,那就是理论性的、知识性的,希腊人认为你有了知识就自由了,相反没有知识就很糟糕.
苏格拉底说了,"一个人不可能主动犯错误,错误都是无知造成的",所以知识成了希腊人的最高追求,所以他的自由也是知识论的自由.
科学之所以在希腊文明诞生和这种特有的文化氛围有关系.

以仁爱的精神对比西方的自由精神,以礼学对比科学,我认为这是中西文化非常简要的对比关系.
今天我们看到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依靠自己的仁爱精神,依靠自己的家国情怀,依靠自己对家族、家庭、国家的责任感,把中华民族从奄奄一息的状态振兴起来.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继续发展科学,以科学作为我们的立国之本才是中华文明真正的复兴之路,所以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基于自由的科学的精神融入我们中华民族仁爱的土壤中,这是我们未来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
某种意义上来说,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挨打问题、挨饿问题,剩下的问题是所谓的挨骂问题.
挨骂问题的本义就是文化认同问题,今天怎么建设一个未来的中国文化如何让这个文化既保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传统的仁爱精神作为重要要素,同时融合近代几百年来行之有效的科学精神今天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只是用单纯的功利主义态度来做科学,我们还是走不到世界的前列,我们只能是跟随别人走.
在科技规模和体量方面,中国有很多第一,但是到了每年诺贝尔奖发奖季,中国人都很郁闷.
诺贝尔奖奖励原创性成果,而原创性成果没有办法通过某些功利的方式促成,当然也有人说持续的高强度的支持将来总会出现突破,我承认也许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诺贝尔奖根本上是鼓励原创成就,原创的东西是没法通过计划、大兵团作战攻破的.
我想艺术创作也好、伟大的科学发现也好,都是类似的,都必须基于自由探索的精神.

在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比较认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前提下,我们要更多地呼吁自由科学的精神.
在西方,哲学和科学不是中国人认为的隔得那么远的学问,事实上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哲学.
科学得以发生的很多观念是由哲学提供的.
在古希腊时期,自然的发现就是最大的哲学观念.
中国古代没有自然概念,所以使得中国古代不可能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什么是自然概念自然概念是指存在一个事物自己如此的领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中国古代天地人三才互感互通,所以不可能存在独立、自主自足、自我展开的领域,这种作为科学前提的自然概念最早是由希腊自然哲学家们开辟出来的.

近代科学也有基本的哲学前提,比如我们现在看待事物,都是在时间、空间之中看待,那么时空框架就成了今天科学世界观的基础框架,可是你要知道在其他文明里,在古代希腊并不是这么看问题的.
今天的时间空间是基本范畴,哪来的牛顿之前的伽利略等人做了很重要的铺垫,然后牛顿做了奠基工作,最终固定这个框架的是康德,康德说时间空间是我们的先验感性形式,所以哲学在西方科学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先验基础的角色.

辩证思维是西方哲学的一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个流派,当然对自然科学也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那个联系的思想、发展的思想、非线性的思想、复杂性的思想很重要,这些都跟辩证思维有关联.
总而言之,科学和哲学并不是像我们这些分科化之后才介入科学的人想的那么远,在古代就是一家人,今天科学更多的分科化、专业化、力量化、产业化,但是深处总有一种深刻的要求,就是组建融贯的世界图景,这个图景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所以有时候表面看来科学和哲学之间分分合合,但其实内在深处是紧密联系的.

第八十四章、如来禅在佛说法时,没有什么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区别.
是后世禅家对体悟真如的方法的区分.
一般来说,如来禅是修行体悟的按照四禅八定的次第来修,是渐修的道路.
祖师走的顿悟的道路,即六祖所谓: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
用心经来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如来禅的修持方法,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即是祖师禅的修持路线,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因此在实际修持中不必一定走哪一种路线,要根据自己的相应来玄奘,因为法无高下,惟人修持.
禅宗的产生,中国佛教的整体面貌被改变,祖师禅的问世,大乘禅定有了新的禅定法系.
禅宗的殊胜,使中国佛教走上了发展的顶峰,祖师禅的风姿,把义理佛教变成了生命觉醒的佛教.
禅宗创生了祖师禅,祖师禅就是禅宗.
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舍弃知解,抛弃经教,河佛骂祖,棒打断喝,全然为了显示众生本心的样貌,完成"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目的.

禅宗虽以禅名宗,但却不同于佛教所说的"禅那"、"定"、"三昧",相反贱视坐禅,"道在心悟,岂在坐也""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
"它是把禅的内核凸现出来,直落到众生心上,"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坐禅的形式岂可障碍了心的本性,桎梏了心的自由觉悟来源于刹那,并无阶级,要四禅八定何用"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
因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心性本净,如镜自明,拂尘看净,无用劳作.
平常心就是道.
禅风普传,遂有参差,一花五叶,其实一味.
接机对锋,各显手段;众生等差,门庭遂生.
天下都是选佛场,婆婆卖饼也说禅.
近几年,禅宗书籍风传海内,既有翻印禅师古著的,也有研究的著作;既有阐发义蕴的,也有照录公案的;既有专评禅宗的,也有文学、诗歌与禅扯在一起说的.
圈内人欣喜异常,如睹太阳照原野;圈外人附庸风雅,雾中看花更摇曳.

1.
祖师禅与如来禅分歧的由来自达摩东来以后,禅的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潜滋暗长,虽然在当时,达摩及其弟子名声并不显.
到了慧能创立禅宗,再经弟子神会的努力,这一新的生命与新形式就逐渐传遍全国.
又经数传,慧能的弟子、还有神会的弟子各成宗系,按中唐佛教思想大家宗密(神会的四传弟子)的记叙,当时,禅师有几千数(指开山传教的),归纳起来有十室七家,最著名的是四宗:洪州宗、牛头宗、北宗和荷泽宗.
宗密属荷泽系,自然,他的看法和著述总以荷泽系为最究竟,又由于他是华严宗的传人,所以,他主张教禅一致,并针对教(无台宗、华严宗等)与禅宗的矛盾以及禅宗各分支的冲突的情况,做了许多融合的工作.
他以渊博的学识、深刻的见解,对教、禅的高低层次进行了爬梳整理,如把禅分为五类,以达摩传来的禅为最高,称为如来禅,这一称呼是沿用《楞伽经》中的说法.

但宗密虽身为禅师,但与当时占主流的禅系,如洪州宗的风格全然不同.
洪州宗表现为大机大用,以日常情景点化学人,而宗密却表现出教中的经师风格,喜欢著述,没有多少机锋,更多的是叮吁学人.
宗密也为当时禅宗的表现深为忧虑,认为洪州宗强调了心的用一面,而忽略了心的体一面,并且不看经、不学论,不利于佛教的信仰,因此他主张禅要依经,不然就是邪道.
这种说法大大刺激了正在成长壮大的其他禅南宗的禅师们,所以后来出现贬斥神会、宗密为知解宗徒(注重理论学习和理解)的说法,这一贬斥,后来被反映进《宗宝本坛军》中.

同时,宗密对禅作的分类他们也不接受,而创出了"祖师禅"这一名词与"如来禅"对抗.
"祖师禅"最早使用是禅宗沩仰宗的创始人之一仰山慧寂.
这一名词逐渐被禅宗界所接受,如来禅就逐渐成为与"祖师禅"对称的词.
如来禅是释迎牟尼所说的禅,特别指教中的禅;祖师禅却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由达摩传来的禅.
延至宋以后,随后期禅宗的兴盛,祖师禅就吞没了如来禅.
时至今日,这一结局也很明显.
当然,宗密对禅的分类也被贬作是五味交杂之禅(如来禅),他们才是祖师一味之禅.

2.
悟境有无层次由于禅宗提倡"顿悟",并说"一念迷即众生,一念悟即佛,众生与佛同体.
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觉悟理解成一刹那间完成而无层次之分的状态.
众生与佛同具佛性(因),变成了众生悟后同佛性(果).
因此,觉悟是一下子完成的.
而且禅宗强调见地,"顿同佛体",更加强了这一看法.
然而,许多禅师仍然认为,悟存在层次之别,如宗密根据他自身的经验和认识,制订了一个迷悟各十重的说明,悟的十重即悟后修证十重,它们是:①顿悟本觉,②发心怖苦,③觉妄念,修五行,④四开发,⑤我空,⑥法空,⑦色自在,⑧心自在,⑨离念,⑩成佛.
禅宗的"顿悟成佛"在这里变成了"顿悟本觉",成佛还要经十个阶梯.
很明显,在宗密看来,顿悟本觉是因位,是悟众生与佛无殊的本觉(真心、自性清净心),成佛才是果位.

宗密这种说法对后期禅宗界有什么影响,找不出明显的证据.
但后期禅宗的禅师基本上也是倾向于悟境是有层次的,在禅宗界广泛传颂的《十牛图颂》说的就是悟的阶段可证.
因此,是否可以说,悟也有深浅的不同,有的悟是悟的刹那就成佛,毫无阶级可言.
有的或许是累积小悟到一定时候突发大悟.
后一种能否说是渐悟那么,为什么悟境又分成层次呢这就要说到下一个问题了.

3.
有没有渐修众所周知,禅宗分为南北,分离的主要原因就是在顿渐问题上有不同看法.
北宗主渐,南宗主顿,故名南顿北渐.
有关顿渐的争论,宗密曾归纳禅师和经论的说法为六种:①渐修顿悟,②顿修渐悟,③渐修渐悟,④顿悟渐修,⑤顿悟顿修,⑥法无顿渐,顿渐在机.
宗密认为,最正确的说法是⑧,但落实到顿渐问题上,荷泽系主张顿悟渐修.
这是因为"虽顿悟法身真心,全同诸佛,而多劫妄执四大为我,习与性成,卒难顿除故,须依悟而修,损之又损,乃至无损,即名成佛.
"(《禅门师资承袭图》顿悟是因位,成佛是果位,二者并不全同.
宗密的主张实则为后世禅师们所认同.

至沩仰宗时,就有此说.
仰山有次曾评香严"如来禅即可,若论祖师禅,尚未梦见在".
然而,祖师禅之起,非由六祖始.
实际上从达摩到青原行思都是如来禅、祖师禅合用的.
特别是达摩接二祖,非常祖师禅.

禅宗的标准,本是要到"知有"才算跨到门槛,光体悟到"一昧"不够.
可后来(唐宋)能到一昧的人还有(也不很多),知有就少了.
于是大祖师们为向上提携后人,用种种法子言传身教,要那些到了一昧的人,于"无明缘行"的行处,即于"行"时,不可昧却本来一昧,也不可压伏"行".
此是电光石火之机,不易把握.
学会把握则空有当体不二.
这种借"机"而教之法,后人叫作祖师禅.
同时就把能在相对静些的态下(并非绝对静)把握空性正受一昧的,叫作如来禅了.
因此,祖师禅更难也更有力,手段上也就无所不用其极:棒喝打骂全上!
相对的,如来禅所需的手段就平和的多.
然而,不先会如来禅就不可能会祖师禅.

再往后,人更能糟塌了,不先契入一昧,就作出些祖师禅的样子唬人.
确实,能被唬住的人居大多数.
结果,偏于机锋、流于口簧成了通病.
大善知识(大慧,宏志等)只好再用默照,参话头来校正.
一.
悟前"修行":未悟之前是"资粮位",此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正知见",知道"开悟"所证之心大致有些什么体性.
这个应该学习依照般若类经典;否则错路.
这不就是悟前的"渐修"吗其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而培植善根;忏悔罪业,以消除障道之因;不也是悟前的"渐修"吗复次,不发菩提心而修诸善法,名为魔业;连小乘都不可及.
何况禅宗是大乘法.
不失不亡菩提心而广修六度菩萨行,不也是悟前的"渐修"吗以上种种,皆是开悟之前必须的"资粮",就算此生少修积;宿世无量劫也早已具备;若是无有这些"资粮",根本不可能得悟.
我等凡夫,自量福德善根,当如何拣择二.
悟后起修:往昔无量劫至悟前,资粮已备,因缘具足,则一朝得悟;悟后菩萨,因往昔愿力,今生再来娑婆度生,也在人间示现开悟,因而能为人师,能通大乘,能度众生;此一类,见之不可生"开悟易得"之想;以免自误.
也不可生"开悟不可能"之下劣心;以免失去机会.
如上,也应当知道,菩萨开悟,完全可能无量世常常开悟,以此而度众生.
(悟后可发大心:"愿我生生世世生于娑婆,世世明心见性,通达大乘;度尽此间众生.
")悟后证得的那个"不生不灭"心;与诸佛所证之心,体性无二;然而确有净染之别.
不是最后身菩萨,不可能"一悟成佛"(究竟圆满之佛),否则,历代真悟祖师皆当被释迦牟尼佛授记为:"我涅盘后,弥勒下生之前;有某某等等佛出世.
正法像法末法几何,度生几何.
"此违佛说也!
另,悟后得"不退位",在52阶位中,只是十信位之后,十住为中的第七住位;后面还需圆满十行位、十回向位才入初地;此时才历经一大阿僧祗劫;何况初地至八地、八地至佛地各一大阿僧祗劫悟后实修,断一分惑证一分菩提;需历经超过二大阿僧祗劫的修行才可成佛.

综上所述,渐修在悟前,虽不名"实修",而能具足资粮;不可不修.
渐修在悟后,断尽一切微细惑,方成佛道,不可不修.
而"开悟"一事,无论是"破本参"明心、"破重关"见性、"三关齐破"等各种情形,只要是真悟,就只有顿悟,无有渐悟.
如闭眼无见,睁眼即见.
渐悟之说,是上述之"渐修".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如来禅、祖师禅、秘密禅三者的区别与联系1、如来禅是从观色、观息、观心三个方面来入手,次递进行来做工夫.
2、祖师禅是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真接从"观心"上做功夫,以观心为本体,较侧重于"心法".
但是色、息、心三者即不可离,也不可废.
所以祖师禅的前方便、前行法,也不防辅助调身、调息、以达到身心统一,其目的在于明心见性.
3、秘密禅以三密四曼六大为体相用,较侧重于"色法"入手,其目的在即身成佛.
祖师禅是从"体"上用功夫,所得之智是即心而成,即心即佛.
别种禅是从"用"上做功夫,所得之智是转识成智.
祖师禅"疑情"从"观而不观"、"不观而观"上求观心明朗猛利而成正遍知.
修持禅定,总不外息法、色法、心法三门.
息色心三法归为"一体",一体又分色息心三法之"用".
三法虽互融,主次却不同,但以因地方法侧重不同,而果地证得自然大异.
粗略言之,如来禅从安般入手,都摄六根,较侧重于息法,其目的是破惑证真.
祖师禅以"观心"为本体,较侧重于心法,其目的在于明心见性.
法门不同,起修下手处各不相同.
人体有色、息、心三大要素之分,法门有三大体系,禅定亦有三大法系而展开.

佛无体相,非以心色求;佛有事用,须藉心色显.
所谓成佛者,即除尽烦恼、所知二障,彻证空、不空如来藏的本来实性,圆满心色二用也.
大乘佛教门派虽多,但转识成智证行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完全一样的,所谓归元本无二路.
然归元虽无二路,方便容有多门.
世人皆知成佛好,天上却不掉免费的馅饼,从具缚的凡夫到圆满的佛陀,必须要借助种种方式、方法勤苦修持方能成就,这些方式、方法如来统谓之方便.

讲到成佛的方便,有谓戒、定、慧,有谓信、愿、行;有名教、理、行、证,有名见、修、行、果.
总括而言,则尽归忏罪、积资、成智三门.
成智的方便,简称为禅.
当然,此禅并非禅定之义,更与禅让一事了无干系,而是证悟圆通,成就菩提之义.
大乘各宗,各家有各家悟道的方便,而开慧成智之证门,则概不出如来禅、祖师禅与秘密禅这三禅.

《禅定述要》广述显密三乘定学要义,于此三禅义理、事相、行仪、效验等多有阐述,读之颇受启发.
吴先生对三禅所做的概括是:如来禅——三学六度之禅——在观息与心上做功夫——断惑证真——渐门——小乘——显教禅(化身佛说)祖师禅——即心成佛之禅——在观心本体上做功夫——即心成佛——顿门——大乘——显教禅(报身佛说)秘密禅——即身成佛之禅——在三密为用上做功夫——即身成佛——顿门——大乘——密教禅(法身佛说)在其《楞伽经讲记》一书中,吴老又说:"着重修色法的,我们叫秘密禅;着重修心法的,我们叫祖师禅;着重在息法上修的,我们叫如来禅.
"三禅述义:一、如来禅,如来禅顾名思义,是如来所传之禅,又名如来清净禅,乃《楞伽经》所说四种禅之一.
在吴老的书中,如来禅的范围非常广博,包括有漏的世间根本味禅、亦有漏亦无漏的世间根本净禅、无漏的出世间禅、非有漏非无漏的出世间上上禅.
但吴老的结论却是如来禅是小乘禅,这显然是不对的.
《楞伽经》卷二曰如来自述其义曰:"云何如来禅谓入如来地,得自觉圣智相三种乐住,成办众生不思议事,是名如来禅.
"后人对此句的注解是:"如来禅者,即首楞严也.
"若依此禅可以穷究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秘藏之大涅槃,而起无作之妙用,有别于外道、二乘、菩萨所得之涅槃,故谓之如来禅.
显然,如来禅是通于显教大小二乘之禅,而非单纯的小乘禅.
我们汉土大乘各教派所说的如来禅,实际上只是最后出世间上上禅这一种.

吾意以为,大乘如来禅归纳而言有以下四个特征:1.
立见解.
如来禅是教内禅,世尊住世八十载,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余会,所述之三乘教理,或小大、或顿渐、或权实、或偏圆,通通尽为如来禅之见解,乃藉文言以开般若之门.
对如来禅的见解,大乘诸多教派都从自己的立场做过阐扬和发挥,其中理最圆事最周的,无过汉土的天台、贤首二宗.
故欲证如来禅,先必以因地之文字般若为能入.

2.
设方便.
《楞严经》云:菩萨"从三摩地,入无生忍.
"如来禅的方便,即为吴老所开列的四大类禅定法门,归纳起来,就是一个三和两个二十五.
一个"三"者,即是《圆觉经》讲的奢摩他(止)、三摩钵底(观)、禅那(静虑)这三种最基本的禅定方法.
两个二十五,一个是《圆觉经》将止、观、静虑按不同次序编排构成的二十五次第;另一个是《楞严经》上二十五圣依不同的根、尘、识门所趣证的二十五证门.
故欲证如来禅,次必以因地之观行般若为能证.

3.
开次第.
在世尊成道后开讲的第一部根本经典《华严经》中,金刚藏菩萨承佛威神之力而宣说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品目,详细讲说了菩萨于究竟成道前,修行之路途、阶次、道地、果德等内秘之德与外显之相.
在《四阿含》等经典中,世尊自己又陈说了小乘行人进趣圣道之时劫与道果之详情.
可以说,如来禅从最初的发心到最后的圆成,从因地的证体到果地的起用,每一步都有详细的路标可循,都有清晰的界碑可依.
故欲证如来禅,复次必于果地之实相般若安上立次第而为能证.

4.
许肯路.
正因为如来禅是讲次第的,而且每个次第的情况都介绍得既详实又周到,故对菩萨修证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给予相应的承许和肯定.
好比爬楼的人,每登上新的楼层,都可以让你确认一下进程,喘喘气,歇歇脚.
故欲证如来禅,再次必于果地之涅槃果德上安立次第而为所证.

简言之,一切能发起首楞严定的禅定,都是大乘如来禅.
如来禅是世尊亲宣的法门,是三乘行人实证圣道解脱门之根本所依.
二、祖师禅:祖师禅是教外所传之禅,本藉如来禅之名,并无异名以为名.
永嘉禅师《证道歌》曰:"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
"宗密禅师《禅源都序》一书立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与最上乘禅这五味禅之说,述其第五味禅曰:"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元无烦恼,无漏智性本来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
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
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习,自然渐得百千三昧.
达摩门下展转相传者,是此禅也.
"至仰山之后,祖师禅方有别于如来禅而别立其名.

其实不管同名异名,在宗门内部一直认为自己这个教外禅是既有别于教内禅,又高于教内禅的.
六祖示智常云: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
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

祖师禅应该如何定义世尊在灵山会上语大众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百丈禅师曰:"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
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准此可知,作为顿超禅的祖师禅,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立见解,不设方便,不开次第,不许肯路.
目的虽然是同样的目的,结果也是完全一样的结果,但走的却是一条与如来禅迥然不同的道路.

是以所谓祖师禅者,即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最上乘禅,乃为五教之顶,五禅之巅.
三、秘密禅:秘密禅即是密教所修之禅也.
吴信如先生认为该禅是高于前述二种显教之禅的.
吴老在《禅定述要·略说秘密禅》一章中说:"密教之所以高于显教,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即身成佛.
因为显教一般都是讲的转识成智,即转识成佛;教人明心见性的禅宗,最高也只是即心成佛.
再进一层说,显教的最高地方,只是在空的理上,而密教则实有不空的事.
密教所以能即身成佛而又实有不空的事,只因他是以六大为体,以四曼为相,以三密为用,这六大、四曼、三密,都是不空的东西.
以不空的东西做他的体相用,那自然会有不空的事而能即身成佛.

吴先生还认为佛教有两种实证的方法,一种是以心透色,一种是以色透心.
这心色二法又大致可以理解为精神与物质,以心透色是先悟真空妙理,再显不空之事用;以色透心则是藉不空之事用,而显真空妙理.
从唯识上说,报化二身皆是色身,如果不能以圆融心色,从色身上显出圆满的事用,就不能证成圆满的佛果.
密宗之所以敢于说出即身成佛,就是因为通过秘密禅的修持,可以让我们于即生之内不但获得与佛一样的智慧,而且还可以显现出与佛一样的身土.
他的路径就是以色透心,他的方法就是以六大为体,以四曼为相,以三密为用.

三禅评说:一、如来禅:应该说,在三种转识成智的方便中,如来禅是最钝最渐的,但它同时又是最根本最基础的.
如同大地出生万物,如来禅也出生一切如来的功德智慧;如同乳汁养育生灵,如来禅也成就一切如来的出世道果.
三世诸佛无一人不是藉如来禅以入解脱因,三世诸佛亦无一人不是藉如来禅以证解脱果.
祖师禅虽然顿,秘密禅虽然圆,但无一不是以如来禅为最初的行道基础.
只是路走到了一定程度,因各人的根基、业缘之不同,而趣入了不同的道门而已.
即使倡导只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的祖师禅,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如来禅.
赵州坐禅,马祖经行,处处透的是伊人的气;临济话头,曹洞默照,时时摇的是他家的船.
舍此根本欲求他利,安可得乎从化度的因缘来说,以自力为主的如来禅所当之机主要是正法时期的信众,彼时行此方便证悟道果获得解脱者,其数甚多.
像法时期如来禅虽然依然是最主要的修持方法,但因众生根基较前陋劣,虽成道之人亦时而有之,然恢弘之气势已远不如前.
等到了末法之时,依靠纯粹的如来禅以进求圣道,实在是比登天还难!
而今之世,除南传之地还在广行小乘部的如来禅之禅法外,大乘地区已经很难见到修习纯正如来禅的人了.

二、祖师禅:《禅定述要》一书中说:别种禅之修法,不是观色,便是观息,不是观息,便是观心.
而祖师禅之修法,却只在观心本身上做功夫.
持一极明朗极猛利之观心,却并不观色,也不观心,乃至一切不观,从一切不观之中,却要使出观心,仍极明朗极猛利,功夫到了,如桶底脱落,自然大彻大悟.
此种观而不观,不观而观之境界,禅宗无可名之,便强名之曰疑情.
此种提撕疑情的观法,名为话头禅.

如果说把话头禅当作祖师禅还值得商榷的话,那么把祖师禅等同于话头禅,就谬之深矣!
因为禅属悟,不属修,祖师禅虽然不反对、不回避悟后之事修,但至少于契入本来而言,是绝对的悟则当下即悟,才涉拟思、揣摩、观行、提撕,早就不是了.

祖师禅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从中能够看出与其它禅的差别.
祖师禅的第一个特点,是一切无所立,而一切无所废.
祖师禅虽不立自己的见解,但他宗的一切正确之见解皆可为我之见解;祖师禅虽不设自己的方便,但他宗的一切可行之方便皆可为我之方便;祖师禅虽不开自己的次第,但除释迦一人确实不落次第外,余人哪个又真的未落次第祖师禅虽不为初学别许肯路,但若果真深达一乘宗旨,又怎么会与人强做难处所谓祖师禅者,成就祖师之化度方便也.
不过应病与药,因材施教,补其不足,损其有余耳,哪有实法与人只因传世之语多为接引上根而发,人或以为轨范若是,误会矣!

祖师禅的第二个特点,是无宗无派,而亦宗亦派.
很多人一提起祖师禅,就自然要想到禅宗,以为禅宗即祖师禅,祖师禅即禅宗,大错矣!
要说禅宗确实是以祖师禅扬的名,祖师禅也确实是禅宗的头道招牌,但二者并非完全是一回事.
首先,禅宗的许多施设根本就是如来禅,甚至是秘密禅,而非祖师禅;其次,不管哪宗哪派甚至无宗无派之人以何方便而悟道,只要能够深证实相、彻悟本来,都可以透出祖师禅之意趣,示出祖师禅之方便.
如南岳慧思禅师,寻常专以讲经说教接引学人,后隐居山林,志公和尚令人传语曰:何不下山教化众生,目视云汉作什么师曰: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呑尽,何处更有众生可化从化度的因缘来说,祖师禅贵在啐啄要同时,一言识心,一语知性,虽不别立程式化的方便行门,反而可以于广阔天地大施拳脚.
从化度的根基来说,祖师禅是只益阳春白雪,不育下里巴人,若非上上机、最上机,是断然无份的.
从弘扬的时期来说,祖师禅自世尊灭度至今虽然弘传不绝,但真正兴盛者,也只不过是像后末初之数百年耳.

三、秘密禅:秘密禅本身也包含了前二种禅.
比如心中心的心念耳闻就是止观双照、心耳同摄,大圆满、大手印的离念安住即是禅那,这都是如来禅,其他种种秘密修法也无一不是以如来禅为基础来展开的.
至于心密祖师对学人的言下直指,以及许多密乘的金刚上师,特别是宁玛和噶举的成就者在接引学人豁破本来、证悟实相的手段,根本就是祖师禅的作略.

从化度根基而说,秘密禅是真正的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从所化时节而论,秘密禅虽自世尊之后于人间传承未绝,而其广泛弘扬唯在末法;从所得成就而判,前二禅或证因难证果,或入理难入事,此禅则因果齐证,理事同圆.
你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你不尽有,这才是秘密禅超越其他禅之根本所在吧!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三禅同归一乘,万法本自一源;是法不等,本有高下,一乘何妨三禅,万法自有千殊.
众生如病夫,佛陀如医王,方便如药石.
三禅者,乃如来应机应时应缘所设医病之方便也.
从作用来讲,各有当机,各有对症;从效验而说,各有利弊,各有迟缓.
若我见之,则如来禅最为根本,祖师禅最为顿超,秘密禅最为圆满.

第八十五章、藩镇牙军如所周知,自唐代中叶以后直到五代末,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换期.
所谓藩镇的职业军人集团的得势正好在这时期,从而研究藩镇问题,有必要对这一过渡期的政治权力的构成进行探讨.
本文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特别提出牙兵等藩镇亲卫军来进行分析,因为亲卫军是藩镇兵力的核心.

藩镇的兵力分两部分,一是治州(即会府)所在的军队,一是分置在所管各地的外镇军.
掌握外镇军是初期藩镇势力的一个重要基础.
如后文所述,由于宪宗后期的改革,藩镇对外镇军的指挥权被分属于各州刺史,因而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得以暂时恢复.
构成外镇军的有一部分是当地的乡兵,这是值得注意的,但主要的兵力是会府派遣来的,被任命的镇将一般也是藩帅的心腹之人.
会府集中大量的兵力,形成藩镇兵力的源泉,藩帅又从其中选拔精锐,作为所谓牙兵(牙内军)这种亲军.
此外,有些强藩还培育了很多私人兵力.
这些亲卫军的动向,足以左右各藩镇的命运.
到了五代,外镇军的镇将也多由当地的土豪担任,而藩镇则没有十足地当地化.
因此,五代藩镇兵力的中心依然在亲卫军.
关于亲卫军的研究,过去也不是没有,但不是只限于唐代,就是只限于五代,而且彼此之间还存在着若干的不同见解,这些问题将在后文和注中谈及.

过去我国对藩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藩镇和朝廷的对立这一焦点.
当想到藩镇是在唐朝的衰落和崩溃过程中产生的分权势力时,对这种看法当然应予重视.
但这些研究表明,藩镇反抗朝廷最激烈的时期是在安史乱后的几十年.
从德宗初年的创设两税法(780),到宪宗晚年的军制改革(819),在这一段时期内唐朝的复兴政策收到了一般的效果.
也就是由于这个改革,过去藩镇对其管内各州兵力的指挥权,被分属于各州刺史,而且以后的节度使也多由贵族和儒臣担任,以防止发生叛乱.
如同这个事情本身后来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样,在研究唐代藩镇的全貌时,也应注意这个事情.
但由此得出"藩镇在两税法创设以前是发展时代,在宪宗的改革以前是极盛时代,此后是弱化时代,群雄战乱的唐末可以说是变态时代,到了五代是临死时代,到了宋初是死亡时代".
这样的结论,是难以冒然赞同的.
在藩镇之外探索变态时代的唐末变革的必然性,固然有充分的根据,然而能说藩镇和这个时期的变革丝毫无关吗在研究藩镇在过渡期所起的作用时,应特别注意者一点.

在对抗朝廷的诸藩镇之中,有从安史方面投降过来的魏博、成德(镇冀)、卢龙(幽州)所谓的河北三镇.
这三镇通过唐朝一代不向朝廷输纳贡赋,自署官吏,在唐朝统治之下持续他们的特殊小王国地位.
这种河北三镇的特殊传统被称为"河北旧事".
但这种小王国式的藩镇,一时也不止是这三镇,此外还有很多.
在安史乱后的代宗时代,三镇之外的相卫、平卢(淄青)、山南东道等,也"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

代宗末,德宗即位初,平卢、魏博、成德、山南东道的情况是"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
这四镇在实施两税法的次年发动叛乱,随后卢龙、淮西(彰义)也加入了.
除山南东道很快被平息外,平卢、魏博、成德、卢龙一时都称了王,淮西甚至即了帝位.
经过这次大乱的德宗时代,除去这些藩镇之外,可能还有很多不遵唐朝政令的藩镇.

宪宗初的元和二年(807),李吉甫撰的《元和国计簿》上特别记录了"不申户口"的十五道名字,其中除去不负上供义务的西北边境八镇外,作为世袭诸镇的有易定(义武)、魏博、镇冀、范阳(卢龙)、沧景(横海)、淮西、淄青等河南北七镇.
但此外还有宣武(汴州)、昭义(泽潞)、浙西、西川等也都公然自立.
这些藩镇对唐朝来说形成一大敌国,唐朝把遵守朝廷政令的称作"顺地",以区别于"反侧之地".
如前所述,藩镇对抗朝廷最激烈的时期是在宪宗以前,宪宗以后藩镇要求的世袭获得承认,发动较大叛乱的只有泽潞一镇,结果也被平息了.
惟独河北三镇直到唐末为止还持续保有它们的特殊地位,但它们也不能推翻唐朝的统治.
初期藩镇的激烈对抗为什么反招致了宪宗时期唐朝权力得以暂时恢复的所谓宪宗中兴河北诸镇为什么不能摆脱唐朝对它们的支配体制而且在这时期怎样酝酿着唐末的战乱经过战乱到了五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取例于上述诸镇,通过对其结构的分析,对以上诸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河南北诸镇中,和朝廷对抗最强烈的魏博的事例含义最深:"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
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
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
"这表明了有名的魏博牙兵(衙兵)的成长过程.
这就是调查管内户口,使老弱务农,使丁壮当兵,几年之间有了十万的兵力,又从其中选拔出一万来作为亲军,称作牙兵.
成为兵力核心的牙兵又称作牙中军,中军,或牙内军.
其他的兵力称作牙外军.

观察这种军队的形成时,首先应注意的是魏博小王国的存在,也就是以从唐朝分离出来为前提.
如果不是自置户籍,自署官吏,独揽管内的户口,那就不能组成这样军队.
如果不是把征收来的租税集中在节度使手中,那就不能对军队施行下文所说的"丰给厚赐".
其次要注意的是,依据户籍从一般户口中征兵的方法是官僚制的、也可说是古代制的特点.
魏博对唐朝的支配虽然一般采取远心的行动,但充其量来说是想从唐朝分离出去,并不想另搞一套和唐朝对立的体制.
它是一个小型唐帝国,这种性质也表现在它的军队构成形式上.
安史之乱时颜真卿在河南北的起兵,是得到以土豪为中心的民众自卫团的支持,这里不仅有共同体的原理,而且还有超越它的阶层的原理,甚至乱后的河北三镇也摄取了这个原理.

如所周知,从唐向宋的变化,就是作为土豪阶层成长的结果而发生的.
可是只就魏博军队的构成形式来看,这种阶层关系至少还没有表面化.
它依然是对个别人身或人头的掌握,在这一点上它还没有超越古来律令制的支配.
本来,唐朝的支配体制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某种程度的阶层关系,到了玄宗时代就非常表面化了,可是它还没有大到对贯彻个别人身支配原理起妨碍作用的程度.

虽和魏博牙军的情况多少有些差异,但可作为参考的有泽潞的事例:"是时乘战余之地,土瘠赋重,人益困,无以养军士.
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之隙,则分曹较射;岁终吾当会试.
'及期按簿而征之,都试以示赏罚,复命之如初.
比三年则皆善射,抱真曰:'军可用矣.
'于是举部内乡(兵),得成卒二万,前既不廪费,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
是时天下称,昭义军步兵冠诸军.
"它在按户征兵这一点和魏博相同,但所谓"乡兵"一词表明,至少在初期是农民兵,所以采取这样的兵制,和魏博相反,是由于财政的贫乏.
关于魏博的情况,记载很简单,不能知道其编制的详细过程,因此不能断言它和泽潞有哪些不同;泽潞用的是三丁取一丁的方法,依然不能表现出阶层的原理,也就是说乡村土豪对农民的支配没有在这种兵制中直接体现出来.
和魏博相比,其形式倒更近于府兵制.
可是这种农民兵在藩镇制度中是一贯存在着的,它和藩镇的一般雇佣兵(就是由政府供给"春冬衣并家口粮"的"官健")并存,但人数较少,它相当于所谓的"团结"或"土团"(就是征集部分农民,平时使他们务农,农闲时对他们施以军事训练,只给他们"一身粮及酱菜").
这么看来,泽潞可能是起初用"团结"的方法,后来把他们改成职业军人"官健".
这样的事例,其他的藩镇当然也可能有,即使规模的大小有所不同.

藩镇军队中的"官健",本来是指开元二十五年(737)从"诸色徵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来的"长住边军"的"兵防健儿"而言,他们之中有带着家属的"各给田地屋宅".
此后,安史之乱以来在内地列置的藩镇,尤其是反抗朝廷的强藩,即使以募兵为原则,也以某种形式和所在地保持密切的关系,这是不难想象的.
如安置安史降将的卢龙、成德、相卫等河北诸镇,都是乱时叛军的地盘,大抵原封不动地交给了降将镇守.
只有魏博的田承嗣,据说他原来就是魏州刺史,但这个说法恐怕不对,他是以睢阳节度使(河南商丘)留守莫州投降的,或是在河南郑州投降的.
因此,田承嗣为了掌握新的所在地,有必要组织军队,上面的引文记载了此事.
另一方面,泽潞的情况是,自第一任节度使李抱玉以来,就有和河北诸镇反目的事情;此外,泽潞这个地方正当扼制诸镇的位置,为了和它们对抗,所以特意强化兵力.
或者李抱真的头脑中已有了田承嗣的先例也未可知.
岑仲勉氏指出,河北三镇叛乱的原因在于兵士的土著.
问题是如何利用土著,只要想强化所在地的力量,就不得不采取上述魏博和泽潞的方法,这里存在着一个阶段问题.

藩镇的土著化和它的佣兵原则,乍一看似乎是矛盾,但佣兵本来是依靠官僚政府的租税收入,而藩镇和所在地的联系方法如上所述是官僚制的,想到这一点时,就可知道两者决非不相容的.
不论是魏博还是泽潞,它们的兵当然是"官健",就是官方的雇佣兵.
魏博的田承嗣所以编成那样的牙军,是为了拥有足以和唐朝对抗的强兵.
特别是对作为核心力量的一万牙军(牙中军),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使成为自己的藩屏.
由于依据佣兵的原理,藩帅为了强化兵力,不得不采用这样的方法.
其结果是魏博成了其它藩镇所不能及的强藩,但从反面看来,在父子世袭的过程中,产生了特权集团,这是应当注意的.
起初从一般兵士中选拔出来的"魁伟强力"的兵士,不久就在魏博成了特权阶层:"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招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
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寖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
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犯法令,长吏不能禁.
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
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
"这是当时所谓"骄兵"的实态.
强化兵力的方法是给以优厚待遇,于是成了产生骄兵的原因.
兵士的行动为待遇所左右,一旦优厚的待遇保不住时,藩帅的地位也就保不住了.
河北诸镇虽然获得了所谓"河北旧事"的半独立地位,但藩帅的世袭也不一定成功,屡次为部下的兵士所废立.
纵使是世袭,也是大多看能否得到兵士的拥护和承认.
其所以如此,就是上述的原因.
这里,一方面是企图强化兵力借此从唐朝分离出去,但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建立不了恒永秩序的不安定的因素.

以上是以魏博牙军的事例为主而开端的,魏博的牙军(牙中军)由于名声过大,所以当时有把它的名称当作固有名词来看待的事.
但无需说明,牙军本来是指藩镇亲军的普通名词.
牙军的牙,原义是猛兽的爪牙,继而指大将军营前树立的大旗.
由于地方的刺史本来是武官,所以把他的办公处所称为牙门(衙门),节度使执政的所在称使牙,所谓牙军就是守卫使牙的军队.
城市中有牙门、使牙的称为牙城,因此牙军和其它军队的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负有昼夜守卫牙城的任务.
总之,牙军就是节度使的麾下军、近卫队的意思,所有节度使的兵力都是以牙军为中心而组成的.
其中的强藩特意选拔精锐作为牙军,给以优厚待遇,和魏博一样:初李希烈据淮西,选骑兵尤精者,为左右门枪奉国四将.
步兵尤精者,为左右克平十将.
淮西少马,精兵皆乘骡,谓之骡军.

这是相当于牙军的淮西骡军(骡子军)的来历,骡军的设置始于李希烈,持续到吴元济灭亡时为止.
在卢龙,朱滔起初因为和节度使朱希彩同姓而被重用,常率领朱希彩的"腹心亲兵",或"主衙内兵".
这个"衙内兵"相当于魏博的牙中军.
横海节度使李全略,其子同捷"主中军兵马",这个中军也是指李全略的亲兵,李同捷的职务相当于魏博的"中军兵马使".
此外,当时权势超过节度使以下武将的监军使,也有自己的牙军.

亲卫军变成了所谓的"骄兵",屡次废立节度使,这种现象在唐代普遍存在.
以下举出几个记载比较完整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实情.
首先看记载宣武军状态的两篇文章:(1)"初玄佐遇军士厚,士宁惧,复加厚焉,至万荣如士宁志.
及韩张乱,又加厚以怀之,至于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骄不能御.
则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须,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后者至,寒暑时至,则加劳赐酒.
公至之明日,皆罢之,贞元十二年七月也.
"(2)"玄佐,性豪侈,轻财重义,厚赏军士,故百姓益困.
是以汴之卒,始于李忠臣,讫于玄佐,而日益骄恣,多逐杀将帅,以利剽劫.
"(1)条是韩愈作的《董晋传》.
(2)条是《旧唐书·刘玄佐传》.
董晋是朝廷任命的,韩愈在他幕中(观察推官).
据(2)条所说,汴州的骄兵始于李忠臣,但汴州成为重镇的时间远比这早.
安史之乱开始时,在汴州设置河南节度使,乱后,把在汴州投降的张献诚安置在原地,恢复河南节度使,治汴州.
其后,安禄山的平卢军(治营州)兵马使田神功、神玉兄弟率军降唐转战内地,继张献诚之后为河南节度使.
据说汴宋的防秋兵听到田神功死了的消息后,大掠仓库回归乡里.
田神玉死后,都虞候李灵曜杀兵马使孟鉴起兵作乱,所以"骄兵"的起源可上溯到李忠臣以前.
平定灵曜之乱后,河南节度使解体,割汴州转属淮西节度使,治汴州.
这正是李忠臣的时代.
大历十四年(779),李忠臣由于暴虐,被李希烈所驱逐,因此淮西节度使又回到蔡州,以永平节度使(治滑州)李勉兼汴州刺史.
这样,汴州又成了永平节度使的治所.
李勉死后,建中二年(781)宋州刺史刘玄佐继任,二月始称宣武军,但治所好象在宋州,到了兴元元年(784),宣武军才移到汴州.
所以严格地说,宣武军是始于刘玄佐时代.

宣武的兵力在刘玄佐时增强到十万,到韩弘时为止,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兵力.
韩弘自贞元十五年(799)任汴州刺史以来到元和十四年(819)入觐时为止,二十年多一直在汴州,"四镇征赋,皆为已有,未尝上供.
有私钱百万贯,粟三百万斛,马七千匹,兵械称是".
依靠这样的财力当然可以维持这样的兵力,还对其中的一部分兵士特别给以优厚待遇,使他们出入牙内,担任宿卫.
《旧唐书》李万荣传记载李万荣驱逐刘士宁事说:万荣晨入士宁廨舍,召其所留心腹兵千余人.
又说:"既约亲兵于内,又召各营兵于外.
在这里,亲兵和各营之兵是对比而言的.
又据《旧唐书》李质传记载长庆年间韩充将到汴州前的事说:"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损屈.
"由此可知,亲卫兵(使衙的牙兵)的兵力和特权一直持续到长庆年间.
在韩弘时期,已经杀了"凶卒"三百人左右,到了韩充时期又杀了千余人,宣武的"骄兵"历史就于此告终了.

对于牙军,除平常的赏赐(这自然也比一般兵士多)外,还每天宴飨他们.
宪宗前期的强藩泽潞节度使卢从史"日具三百人膳,以饷牙兵".
下面所引徐州武宁军的事例也说:"每日三百人守卫者.
"三百人可能是牙军值勤的标准人数.
如前所说,值勤是牙军的最重要任务,所宴飨的自然是这些昼夜值勤的兵士.
对于其他的兵士也屡次给以临时的赏赐,特别是在藩帅的交替或废立的时节,这类事更为显著.

下面也是宣武的事:旧例,使长薨,放散布帛于三军制服.
至是人请服,长源初固不允,军人求之不已,长源等议给其布直,叔度高其盐价而贱为布直,每人不过得盐三二觔,军情大变.
或劝长源,故事有大变,皆赏三军,三军乃安.
长源曰不可,使我同河北贼,以钱买健儿取旌节.
兵士怨怒滋甚,乃执长源及叔度等,脔而食之,斯须骨肉糜散.

陆长源是董晋的行军司马,董晋在世时他就实际上执行政务.
这是董晋死后,他要接代董晋时发生的事.
据此可知,宣武军每当节度使死了都发给兵士布帛以制丧服.
再者,所谓有大变,大多是指当节度使的废立时,新任的节度使必须特行大赏以买取兵士的欢心,这样的事在唐代藩镇中是广泛通行的.
陆长源一伙人要废除这种旧事,因此在兵变中被杀.
所以节度使的行动一旦损害了军队的既得权益时,就立刻引起兵变,兵士在兵变中相继改换自己的主帅.
下面再看徐州武宁军的事例.

(1)初王智兴得徐州,招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
自后寖骄,节度使姑息不暇.
田牟镇徐日,每与骄卒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
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喧噪邀求,动谋逐帅.

(2)徐州将士,自王智兴后,骄横难制.
其银刀都,父子相承.
每日三百人守卫者,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间,一夫号呼,众卒相和.
节使多懦怯,闻乱则后门逃去.
如所述,宣武军的"骄兵"是在长庆年间灭亡的,而河北三镇以外的强藩,大体上是在这个时期以前.
可是徐州"骄兵"的产生却在长庆年间以后.
这是,因宪宗的中兴而暂时废止"旧事"的河北三镇,又相继叛乱,恢复旧状.
率军讨伐河北的徐州节度副使王智兴反倒回军占据了徐州.
据(1)条说,王智兴招募的兵力为二千人,有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名称.
《旧唐书》王式传作"银刀等七军",可知是分成银刀以下七个部队.
又《册府元龟》将帅部招募条作:王智兴,太和中为徐州节度使,奏请新招子弟一千八百人,衣精",虽然兵力作"一千八百人",而指的还是这时的事.
"子弟"这个词和"子弟兵"、"子弟义军"、"山河子弟"等词,散见于这一时期的藩镇史料中,很难给它的含义下个严密的界说,但既然称作"子弟",这就表明它和本地人有一些"父兄"的关系.

王智兴时,徐州全军号称三万,一千八百人以至二千人只是它的一部分,据(1)条的"番宿卫城"这句话,表明它相当于一般所说的"牙内军".
又据(2)条所说,他们每天有三百人值勤,并且"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这种状态和上述宣武军"幕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须"的状态完全相同.
还有,"父子相承"所形成的特权集团,也和魏博牙中军的父子相袭,亲党胶固"相同.
王智兴掠夺埇桥盐铁院的货币和经过汴河的进奉以及商人的货物,并在管内的通商要地泗口设卡徵税,用这种手段来支持他的花销.
还在泗州设戒坛私度僧尼,每人徵收二缗钱,以致苦于横徵暴敛的老百姓渡过淮河蜂拥而至以求出家.
他用这些收入款待银刀军,每天宴飨将士,这也和宣武军相同,他们"日费万计".
徐州节度使田牟甚至在宴席上加入兵士行列,拍着他们的背执板歌唱,以此来博得他们的欢心.
其结果是,从第一代的王智兴以来,代代的节度使都为兵士所废立.
物极必反,在接近唐末的咸通三年(862),节度使王式率兵击溃银刀军,被杀的"徐卒三千余人",这可能是银刀军的人数后来又增多了.
但徐州军的历史并没有到此结束,残余的兵士又逃亡为盗,骚扰这个地方,咸通九年的兵士和农民的叛乱,引起了庞勋之乱,打通了走向黄巢之乱的道路.

以上诸事例表明,成为强藩的节度使,起初是为了强化自己的势力以对抗唐朝,给兵士中的亲卫军以厚赏优遇,但反而壮大了兵士的势力,以至不能驾御,招徕了藩镇内部的节度使和兵士的严重对立.
因此节度使的地位常不稳固,脱离唐朝中央政权而独立的支配秩序总是建立不起来.
为了对这种藩帅和兵士关系的变化以及藩帅交替的实况作更为具体的探讨,下面再次观察魏博的情况.

附表:穆宗以前宣武军藩帅交替:张献诚(宝应元762)田神功(广德二764)田神玉(大历九774)李灵曜(大历十一776)李忠臣(董秦)(大历十一776)李勉(大历十四779)刘玄佐(洽)(建中二781)刘士宁(贞元八792)李万荣(贞元九793)董晋(贞元十二796)陆长源(贞元十五799)刘全谅(逸准)(贞元十五799)韩弘(贞元十五799)张弘靖(元和十四819)李愿(长庆元821)韩充(长庆二822)令狐楚(长庆四824)魏博牙中军的"骄兵"状态,前引的史料说:年代寖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变易主帅,有同儿戏.
所举变易主帅事例的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等都是后半期的节度使,这是值得注意的.
当仔细观察这些事实时,就可发现魏博节度使和兵士的关系在初期和后期有很大的不同.

唐代魏博藩帅交替表1、田承嗣平州人卢龙裨校广德元年(763)闰正月史朝义方面归降2、田悦承嗣侄中军兵马使大历十四年(779)二月承嗣指定,使诸子辅佐3、田绪承嗣子兵马使(主牙军)兴元元年(784)三月杀悦及其左右,使诸将拥立4、田季安绪子节度副大使贞元十二年(796)四月绪死时,年十五,为左右及军士拥立5、田怀谏季安子节度副大使元和七年(812)八月年十一,母元氏使诸将拥立6、田弘正(兴)承嗣从兄弟子牙内兵马使/步射都知兵马使同右朝命不至,军中不安,牙兵数千拥立7、李愬陇右人昭义节度使元和十五年(820)十月田弘正移镇成德,愬自他镇入8、田布弘正子泾源节度使长庆元年(821)八月成德军乱,杀弘正,李愬病,任命布9、史宪诚奚族,灵武建康人中军都知兵马使长庆二年(822)正月讨伐成德失败,诸军依"旧事"拥立10、何进滔灵武人牙内都知兵马使太和三年(829)六月宪诚欲竭府库移河中,将士杀之拥立11、何弘敬(重顺)进滔子都知兵马使开成五年(840)十月进滔死,军中拥立12、何全皞弘敬子咸通七年(866)六月弘敬死,军中拥立13、韩君雄魏州人裨将咸通十一年(870)八月全皞减将士衣粮,将士杀之拥立14、韩简允中子节度副使乾符元年(874)十一月允中死,军中拥立15、乐彦祯(行达)魏州人澶州刺史中和三年(883)二月简乘乱讨河阳而失败,军中拥立如上所示,前半期的藩帅地位为田氏一族所占有,但在继承方面并不顺利.
田承嗣舍去他自己的十一个儿子而指定侄子田悦为后继者这就留下了问题,于是发生田绪杀田悦的事.
但不论是田绪杀田悦,还是从田绪下传到季安、怀谏,前期藩帅交替的主导权,大体上在节度使本人和他的左右心腹人手里.
可是当他们尽力寻求兵士的支持也是不能否认的.
需要这种支持的头一个理由是,在对唐朝的作战中直接得到兵士的协力是非常必要的.
田承嗣和田悦的时代是魏博势力的确立和发展的时代.
田承嗣所以选择田悦为后继者,也是因为信赖身为中军兵马使的田悦的军事才能.
田悦立后不久,唐朝为了施行两税法派遣黜陟使到河北,计划从魏博的七万军中削减四万,田悦趁这机会散放家财交结兵士.
当时魏博处于单独抵抗唐军的困境,于是田悦和将士结为义兄弟,使富民出财并倾府库所有大赏将士,因此得到将士的协力,终于突破难关.
继而在和唐朝讲和以后,藩帅们为了得到唐朝承认他们的继承权正式授以节度使官位,也需要兵士的支持.
从田绪以下到怀谏,策划世袭者实际上是他们的左右亲近和怀谏的母亲,他们所以采取兵士拥立的形式,是因为依靠这种形式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唐朝的承认.

唐朝承认兵士拥立的节度使是在安史之乱时,《资治通鉴》指出,节度使由兵士废立始于乾元元年(758)十二月对为兵士所拥立的平卢节度副使侯希逸的承认.
从安史之乱时到乱后,已经衰落的唐朝促成了承认兵士废立节度使的惯例,从而作为节度使来说,更加需要兵士的支持以便向唐朝施加压力.
田季安死时,其妻元氏为了使她儿子怀谏继承父位,还得要求将士的支持.
可是由于怀谏年幼,权力被家童蒋士则所掌握,反而压迫将士,所以军中的不满情绪高昂.
此外,这已是元和七年(812)的事了,由于没有得到唐朝的承认,使得怀谏的左右亲近不知所措,形成"朝命久不至,军中不安"的局面,于是将士舍去怀谏拥立田兴(弘正).
田弘正自己本没有作节度使的意图,主导权开始为兵士方面所掌握,从而可以主动地进行废立.
从田承嗣到怀谏,他们的政策是,求得兵士的支持以对抗唐朝的集权势力,使唐朝承认魏博的世袭权.
田弘正的被拥立,说明这个政策由于内部和兵士对立,外部面临唐朝的压力,终于暴露出它的破绽.

田弘正的父亲廷玠,是田承嗣的从兄弟、田悦的节度副使,由于反对建中二年(781)田悦的反唐战争而引退.
这样的对立在其它的藩镇中也有,但魏博田氏统治的危机使得田氏家族的和平派再度上升.
田弘正很快地把管内六州的地图和人民、军士、吏员的户籍献给唐朝,并请由唐朝委派幕僚,元和十四年(819)亲自入朝,以这些行动表示废除"河北旧事".
魏博的这个变化,使河北的一角崩溃,进而促成了宪宗时期的所谓"中兴".
但这种政策和它带来的后果,和当初拥立的田弘正的将士们的意图自然相背.
从田弘正方面来说,越来越害怕兵士对藩帅世袭的发言权,因此更促进了魏博的中央化,他的兄弟子侄也都是唐朝的官僚贵族,居住在长安、洛阳的有几十人,每天花费二十万钱,河北的财富被大量运出,以此引起将卒的不满,成为后来叛乱的原因.
田弘正入朝的次年(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开始移动河北藩帅,田弘正移镇成德,李愬移镇魏博,张弘靖移镇卢龙,全都是由唐朝任命的.
但转过年来的长庆元年,卢龙、成德立即发生兵士叛乱,唐朝任命田弘正之子田布为魏博节度使以防患于未然.
田布把自己的俸禄和魏博的旧有财产全都分赐将士以鼓励他们保持忠诚,但并未见效,讨伐成德的战事还是失败了.
因而使魏博负担大量的军费,结果引起兵士不满而发生叛乱,拥立史宪诚为节度使,又恢复了"旧事".
太和三年(829),唐朝又移史宪诚镇河中,分相、卫、澶三州另任节度使以谋恢复;当史宪诚搜刮府库财富要出发的时候发生了兵士叛乱,拥立何进滔为节度使.
唐朝对恢复事业还没有死心,何进滔死时又促使其子弘敬归朝,但没有成功,河北的旧事终于没有被打破.
其后,弘敬之子全皞因骄暴好杀,削减将士衣粮,又发生了叛乱,拥立韩君雄为节度使.
值得注意的是,韩君雄以后的节度使都是魏州当地人.

以上的事例表明:第一,兵士发动叛乱是由此引起的.
兵士的丰给厚赐是由从唐朝分离而独占租税收入的河北旧事得到保证的,这个"旧事"是初期的藩帅田承嗣、田悦等人所建立的,但到了后期,维持这个体制的是兵士.
第二,从藩帅方面来看,藩帅废立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兵士手里.
史宪诚、何进滔还是田氏时代任用的武将,在何进滔时代还是魏博的客人,但自韩君雄以后的节度使都是魏州当地人,是从牙军伙伴中出身的藩帅.
耐人寻味的是罗弘信被拥立的情况:先是有邻人,密谓弘信曰,某尝夜遇一白须翁,相告云,君当为土地主.
如是者再三.
弘信窃异之.
及废文(王+弁),军人聚呼曰:'孰愿为节度使者'弘信即应之曰:白须翁早以命我.
众乃环而视之,曰:可也.
由是立之.

节度使的地位对兵士来说,为了维持由来已久的魏博体制,为了保证丰给厚赐,是必不可少的,从而可以和节度使进行政治交易.
这样被拥立的节度使,自然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把希望分离的兵士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统治的秩序,冲破唐朝的官僚体制终于不可能.
所以,宰相李德裕说得好: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

确实可以说是独具慧眼.
到了这时,藩帅关心的倒是如何统治牙兵这一问题.
据说,何进滔曾把杀害史宪诚的牙兵中的强悍者除掉.
乐彦祯时代,其子从训召集五百多亡命徒,号称子将,用作心腹人以和牙军对抗.
结果是从训害怕了,逃到外郡,作了六州都指挥使兼相州刺史,大量运出武器和资财,因此引起牙兵的疑惑,于是拥立赵文以代替乐彦祯.
乐从训得到朱全忠的援军进迫城下,赵文不出兵应战,因此牙兵又杀了赵文而拥立罗弘信,打败了乐从训的军队.
到了罗弘信之子罗绍威时代,发生了牙将李公佺的叛乱,从此罗绍威越发害怕牙兵,打算借助已结有良好关系的朱全忠的军队消灭牙兵.
这时恰好罗绍威之子廷规的妻子死了,她是朱全忠的女儿,因此朱全忠借口参加葬礼送去亲兵千人,把武器藏在囊中进入牙城.
一天夜里,朱全忠的亲兵约好罗绍威的奴客数百人一起突袭牙城内外的牙兵,据说大约杀死了牙中军和他们的家族八千人,此外,还消灭了州外的牙外军二万以至五万人.
如上所述,魏博的半独立体制是以牙兵之力维持到唐末的,但魏博的牙兵也和宣武、武宁的牙兵一样,终于未免被诛灭的命运.
可是由于魏博的半独立性是靠牙兵来维持,所以牙兵被诛灭的结果是,魏博在新兴的朱全忠的势力面前,变得毫无能力了.

魏博事例也可以表明,当时的节度使在牙军之外还蓄养相当数量的身边亲兵.
罗绍威诛除牙军时使用亲军数百人,这些人被称作厮养百十辈,或奴客数百,这表明它和作为正规官健的牙军不同,它是节度使个人的私兵.
奴客这个词,不是仅指罗绍威亲军的构成人员,它表明当时武将的私兵是有家内奴隶和客(主要是投靠武将个人的亡命徒)构成的.
这从以下的事例足以证明.
乐从训召集亡命之徒五百余辈,使他们出入卧内,称之为子将.
如果从子将的将而联想到大将等的将,就感到这个名称有些奇特;但如果想到子将就是小将的意思,当时武将的左右亲信常被称为小校的事例,就觉得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因为武将的身边人大多带有家内奴隶的性质.
《太平广记》所收的小说红线传,说田承嗣有称作纪纲外宅儿的护卫人员,由此可见魏博早就有了藩帅个人的保镖兵.
但《红线传》是小说,此事的真假不得而知.
外宅儿是从军队中选出三千名武勇之士,给以优厚待遇,三百人为一组,轮流在藩帅住宅值夜班,因此它和牙中军很相似,可是后来田承嗣又使他们回乡务农了,在这一点上又和牙中军不同.
小说中把外宅儿和中军士卒对列,暗示二者有别.
小说中所表明的当时节度使身边一般都安置这样的武装人员则似乎是可信的.

唐代节度使拥有私兵的显著事例第一个是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番人谓健儿为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己子,及家童善弓矢者百余人,推以恩信,厚其所给,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
除去善弓矢的家僮百余人之外,还蓄养同罗和投降的奚、契丹八千余人,并使他们作为养子.
据说曳落合是胡语健儿或壮士的意思.
《新唐书·安禄山传》说,安禄山使牙门部曲百余骑跟着自己,这里的牙门部曲可能就是上面所说的家僮.
他们是家内奴隶,所以平时总在安禄山身边.
同罗是被安禄山兼并的突厥阿布思的部众,安禄山凭借这些兵力,所以他的精兵天下莫及.
从曳落河的功能可以看出,他们是安禄山兵力的中坚.

其次是卢龙朱滔的事例,丁卯,滔将范阳步骑五万人,私从者复万人,回纥三千人,发河间而南,辎重首尾四十里.
这是他响应他哥哥朱泚在长安作乱而出兵的情况.
步骑五万人是正规的官健,几乎是卢龙的全部兵力.
回纥三千人是先前回纥达干率领回纥千人、杂虏二千人南下时,朱滔劝说回纥和自己结亲,许可回纥劫掠河南,这时回纥也是以劫掠为目的而来援助朱滔的.
此外还有"私从者万人",可见兵力的巨大.

同时淮西的李希烈也至少有养子千余人:又令亲兵五千人,号为希烈养子,人各持一刀,逼胁于公.
这说的是到李希烈军中进行宣抚工作的颜真卿,被称为希烈养子的亲兵包围、威吓的情况,大多数的史料说这时养子的数量有千余人.
还有,李希烈怀疑降将李澄,使养子六百人防备他.
这是李希烈个人的保镖兵,比先前以军中精兵组成的骡子军(牙军)来,具有更亲密的关系.

宪宗初期在江南要地发动叛乱的浙西节度使李錡,拥有称作挽硬、蕃落等亲兵:錡得志,无所惮,图久安计,乃益募兵,选善射者为一屯,号挽硬随身.
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号蕃落健儿.
皆錡腹心,禀给十倍,使号錡为假父,故乐为其用``````錡坐幄中,以挽硬、蕃落自卫.
挽硬也称"挽强",就是拉硬弓的意思.
蕃落是从流配江南的异族中选拔出来的兵士,待遇是一般兵士的十倍,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结为义父子关系的.

泽潞的卢从史优待牙兵的事例,上面已经提过,但他还另外蓄养义儿三千人.
此外,虽不是节度使,但在安史之乱时成为荆州司马的陈希昂,以家兵千人置部下.
据说希昂是衡州的酋帅,因此他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族长,家兵是族长权力支配下的成员,这是个别的事例.
一般的武将大多是纠集家僮和亡命徒为家兵,安禄山的家僮上面已经说了,淮西的吴元济在蔡州快要陷落时,率领家僮固守子城,成德的李宝臣,平卢的李师古,淮西的吴少阳(元济父)等,据说都招募过亡命徒.

这样看起来,安史乱后到宪宗时期的强藩,几乎都有家兵.
它是藩帅个人的护身兵,待遇特别优厚,成为藩帅的腹心,其兵力超过千人的事例很多,有时还达到万人.
武将组织家兵的方法是:武装自己的家内奴隶;招集在当时社会结构中没有地位的亡命徒;采取在广义上和亡命徒相同的流散在中国内地的异族人.
从而家兵是由家童、亡命徒、偶尔被采用的异族人组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和藩帅的关系很多是以义父子也就是模拟血缘父子结成的.
还有应该注意的是,第一,它明显地表现了藩帅对家兵支配的父家长制性质;其次,这些家兵的义父子结合属于栗原益男氏所说的"集体型"的义父子关系.
武将收养义子的习惯从唐初到五代非常盛行,栗原氏把它分为个人型和集体型两种,指出前者和藩帅的结合是个人的,作为个人而发挥他的功能,后者则常是集体的行动,无主体是它的特征.
设定藩帅和一部分牙将的关系是个人的义父子关系,而家兵则都是集体型的,反过来说就是凡是集体型的都是家兵.
因此,集体型的义子,除去边境的特征,在五代几乎不存在.
个人型和集体型的不同,根源在于这个时期一般牙军和一般家兵的不同.
官健的牙军和私兵的家兵区别显然,在唐朝的官僚体制还很稳固的这一时期,家兵没有作为个人而突出的机会,只能是无主体地服从藩帅,只有集体的行动.
在家兵的集体武力功能中,和牙军最不同的一点是,作为对牙军的压力而存在.
也就是如前一章所说,在牙军和藩帅对立的时候,家兵是站在藩帅这一边的.
开成五年(840)易定军叛乱时,节度使陈君赏鸠合豪杰数百人消灭乱兵一事,也表明了这一点.
牙军屡次和藩帅对立,逐杀藩帅;而李錡的挽强、蕃落,当主人李錡兵败被捕时,却争相自杀.
这是除去和藩帅的个人关系就不能存在的家兵的命运.

以上分别论述了唐代藩镇的牙军和家兵(私兵)以及它们的功能的不同,可是在唐代藩镇之中也不是没有以官健为藩帅身边亲兵,用以压制牙军的事例:元和十五年十月镇州王承宗卒,以弘正``````充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观察等使.
弘正以新与镇人战伐,有父兄之怨,乃以魏兵二千为卫从.
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镇州,时赐镇州三军赏钱一百万贯,不时至,军众喧腾以为言.
弘正亲自抚喻,人情稍安.
乃表请留魏兵为纪纲之仆,以持众心,其粮赐请给于有司.
时度支使崔倰不知大体,固阻其请,凡四上表,不报.
明年七月,归卒于魏州,是月二十八日夜军乱,弘正并家属参佐将吏等三百余口,并遇害.

这是继"宪宗中兴"之后的穆宗初年,由唐朝任命河北三镇藩帅时的事.
田弘正由魏博移镇成德,率魏博二千赴任,由于魏博和成德多次交战,加以因新近的改革而引起的军中不安,田弘正打算留下魏博军作自己的纪纲之仆,军饷由唐朝支给.
但这个请求遭到唐朝拒绝,于是不得已而遣返了魏博军,紧接着就发生了成德军的叛乱,田弘正和家属僚佐等三百余人同遭杀害.
《资治通鉴》当然也记述了此事,胡注"旧制:诸镇兵出境,度支给其衣粮",这是指所谓的食出界粮,只是在因战争而出兵时才支给,田弘正的情况与此不同,不合旧制,因而遭到拒绝.
田弘正之所以遣返魏博军二千,因为这笔军饷既不能以成德的财源支给,私费又负担不了的缘故.

令狐楚为河阳三城节度使,时乌重裔移镇横海,以河阳锐卒三千为纪纲之仆,士卒不愿去土,中路溃散.
"宪宗元和十三年(818)乌重胤自河阳移镇横海时,率领河阳兵三千作为纪纲之仆而行的事.
乌重胤对进入河北怀有戒心,因而采取这个措施,但河阳军不愿离开本地,所以半路逃归.
从上面的两件事看来,打算以官健作自己纪纲之仆的人,都有相当的理由,而且都以失败告终.

泽潞(昭义)刘氏的事例:刘悟卒,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郓州随来中军二千耳.
刘悟起初是平卢(治郓州)的都知兵马使,在节度使李师道起兵叛乱时期的元和十四年(819),他看到形势不利,就杀了李师道而投降唐朝.
先被任命为义成军(滑州)节度使,次年(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后,转任泽潞节度使.
他在从郓州到滑州,又从滑州到潞州的移动过程中,始终带着他的二千郓州护身兵.
上面的引文是杜牧在会昌三年(843)上宰相李德裕书中的一节,追述宝历元年(825)刘悟死后其子刘从谏要求世袭时,支持者只有刘悟从郓州带来的中军二千.
杜牧也许参照了李绛《论刘从谏求为留后疏》中所说今昭义兵众必不尽同从谏之乱,纵有同者不过所厚一二千人的话.
对"郓州随来"的二千人,特别给以优厚待遇.

关于刘从谏军队的结构,从下面的史料可以得知:乃与幕客张谷、陈扬庭,谋效河北诸镇,以弟右骁卫将军从素之子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从子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以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将牙兵.

牙内都知兵马使一般是掌管牙军的总指挥官,刘稹是不是这样不太清楚,恐怕是中军以下全体亲卫军的指挥官.
担任这个职务的一般是藩帅的同族人、后继者和最重要的武将,这表明刘从谏的侄子刘稹将是后继者.
其次,使从自匡周任中军兵马使也是出于重视中军的意图.
这里的中军自然是指郓州随来的二千人.
由此可见中军和一般牙军显然不同.
中军兵马使刘匡周这时也兼任押牙,后来刘从谏死,刘稹立,在和唐朝交战中,谋杀刘稹的诸将策划除掉匡周的押牙职务,刘匡周说:我在院中,故诸将不敢有异图;我出院,家必灭矣!
这说明只有中军指挥官兼任押牙,才能防止存心不良的人在牙内作乱,由此可见中军和一般牙军的区别.
而且以中军指挥官兼任押牙,是为了形成以中军压制牙军的局面.

其次应注意的是,除去作为心腹亲军的中军之外,还有孔目官王协的亲事兵马使和家奴李士贵的使宅十将兵马使等名目.
所以称为孔,目官,是因为凡使司之事,一孔一目,皆须经由其手也.
常作为节度使的亲吏而掌权,泽潞也是这样,由于刘从谏的继承人刘稹年少懦弱,所以,王协和李士贵乘机掌了权.
亲事以及亲事军的名称,以泽潞事例来说,只见于此处,别的地方没有,因此它的详情不得而知,但从它的名称也可看出来它是藩帅身边的护卫兵.

《旧五代史》王鎔传说,唐末成德的王鎔被亲事军十余人所杀,张文礼传(王鎔的义子,也称王德明),就可知道亲事军是王鎔的宦官李宏规所率领的军.
王鎔委任宦官执政,特别是李宏规专擅威权,后被王鎔所杀.
这件事表明,亲事军是在王鎔左右.
到了五代,又出现了亲从军、亲随军等名目,大概也和亲事军相同.
泽潞的亲事军不是由武将而是由藩帅身边的亲吏掌握,使人感到这个军的特殊性.
此外,亲吏王协也兼任押牙是可注意的.
其次是使宅十将兵马使,使宅就是节度使的住宅,日常起居之处,是和节度使的办公地点使牙相对的名称.
李士贵又称宅内兵马使,这可能就是使宅十将兵马使.
李士贵所率领的是节度使私宅的护卫兵,李士贵的家奴身份表明了这些兵士带有浓厚的家兵色彩.

可是,当刘稹因牙将们的离叛而不想再抵抗唐朝、让出军政全权、使都押牙郭谊任都知兵马使时,李士贵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率领后院兵数千进攻郭谊.
这种行动体现了作为刘氏家奴的李士贵的立场.
这里所说的后院兵和李士贵所指挥的使宅兵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后院军的名称已指出,是由于处在牙院的后面而得名,自唐中叶以来它作为藩帅的亲兵而战斗.
《唐国史补》记载建中四年(783)凤翔节度使张镒在后营将李楚琳叛乱时被杀的情况说:俄后院火起,妻女出投镒.
后营和后院相同,据此可知节度使的私宅在后院.
这样的话,泽戮后院兵可能就是使宅十将兵马使(宅内兵马使)李士贵所指挥的兵士.
如果不是这样,上面所说刘从谏的诸将之中就应该有率领后院兵的人名.
退一步说,使宅兵纵使是后院兵的一部分,至少也有数千人作为节度使个人的亲兵而听从家奴李士贵的命令.

以上的事例说明,泽潞的亲卫军是在一般牙军之外由中军、亲事军、使宅兵(后院兵)等组成的.
中军是第一代节度使刘悟从郓州带来的二千兵,成为泽潞兵力核心的精锐部队.
亲事军是经常在藩帅身边的警卫军.
此外,还在使宅和后院配备几千名家兵.
泽潞是在接近唐末的会昌年间企图叛乱的藩镇,所以它的军队编制比起一般藩镇的军队来多少有些复杂,这一点从中军等的来历也可看出.
一般牙军和藩帅以及藩帅个人的警卫军的对立是这种唐代藩镇的基本性质.

在《通鉴》中还可看到用什么方法养活这些军队,刘从谏榷马牧及商旅岁入五万缗,盐铁专卖收入数万缗,使富商担任牙职,往来诸道从事贸易.
这些都是正规税收以外的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和当地富商的勾结.
这时期的藩镇以某种形式和当地的土豪=富商阶层建立关系,恐怕是普遍的趋势.
长庆二年(822)禁止诸军裁减兵员维持旧额时,富贾、胥吏争相贿赂藩镇,以求补一个将士的名额,得到朝廷给予的职称.
这样就任正式官职的大多数人,都背地里给藩镇经营庄园的水利事业,或运用藩镇的资本进行商业活动,求得所谓"影庇".
在这一点上和魏博等镇的早期结构相比,使人感到时代的差异很大.
在泽潞管区,除去上述的以外,邢州还有称为夜飞军的军队,兵士大多是富商子弟.
而且孔目官王协为了增加收入,还在诸州分置军将,名义上是对商人征税,实际上是苛酷地征收民众的财产税,因此引起兵士父兄的离叛,成为邢、洺、磁三州投降唐朝的原因.
一方面依然反抗中央,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当地化,这就暴露出来佣兵结构的矛盾.
只要藩帅依靠从任地带来的随从军和家兵等身边兵力和牙军对立,就很难以当地的势力为权力基础而掌握它.
只要当地势力一抬头,矛盾就极容易地暴露出来,进而引起牙将们的离叛.

关于泽潞的中军二千人,胡三省注说:唐末所谓元从也.
]在唐末战乱之后的五代,元从、元随等名称到处可见.
元从这个词以前就有,唐代的藩帅在从旧镇移到新镇时当然带着一些随从,但一般藩帅的元从和泽潞刘氏以及唐末以后的元从其性质不大一样.

太和四年(830)四月中书门下奏疏中的一节说:又应诸方镇,或因移易,停罢其使,随从元从军将,只合本道量才驱使,不情愿住者,一任东西,不合更来朝廷,别求侥幸.
勅旨依奏.
这是讨论节度使罢官后的元从军将的安置问题,是在原管地内供职还是让他们到别处去无论如何不能在中央政府内要求官职.
这个奏疏的目的在于限制诸道推荐军将,但这里所说的元从,自然是一部分将校而不是泽潞中军那样的集体武装人员,而且节度使和他们的关系也随着节度使的罢官而终结.

在很多贵族官僚作节度使的这个时期,元从的形态一般都是这样.
会昌三年(843)发布的下面这个法令,在随从问题上含有更深刻的意义:其年五月勅,比来节将移改,随从将校过多,非唯妨夺旧人职员,兼费军资钱物.
节度使移镇,军将至随身不得(过)六十人.
观察使四十人.
经略、都护等三十人.
宜委监察军使及知留后判官,具名闻奏.
如违此数,知留后判官,量加惩罚.
监察军使,别有处分.

这里规定,武将转任之际的随从将校,即使是节度使,包括军将至随身在内不得超过六十人.
关于随身的性质有很多说法,因时代不同而性质也不同,这里所说的随身相当于哪一种随身虽然还是个问题,但总不出乎武将身边的侍从之类.
根据上面所说,当时节度使转任之际有随从将校过多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法令是会昌三年五月发布的,前一个月(四月)刘从谏死,刘稹继任,泽潞的谋反迹象逐渐明显,恐怕是唐朝想到泽潞有那样的中军而发布这个法令的.
唐代藩镇的元从,正如元从军将、随从将校、从行将校等名称所表示的那样,一般只是少数的将校和身边的侍从,像泽潞中军那样的恐怕是特殊的事例.
泽潞的军队也可说是从唐代藩镇到五代藩镇的过渡形态,但这种元从形态的普及,必须等到唐末才行.
唐朝从宪宗以来自然是推进了藩镇的中央化,到唐末,已经出不了足以反抗唐朝的强藩了.

另一方面,在魏博和泽潞都看到的藩帅和军队的对立,更进一步激化并扩展到一般藩镇的内部.
九世纪后半叶的宣宗末年,一直是唐朝经济基础的华中、华南等地相继发生藩镇兵士的叛乱,其原因正如右补阙内供奉张潜的奏疏所说:以为,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
窃惟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

这是说,藩帅转任的时候,以调查仓库积蓄的多少来断定藩帅的成绩,因此发生横征暴敛和裁兵减薪的事情,从而引起兵士的叛乱.
贫困的晚唐朝廷,奖励节度使进奉羡余财物,和唐朝紧密联在一起的节度使,为了提高自己的成绩不得不采取苛酷的政策,这在和反对这个政策的兵士之间自然卷起了激烈的斗争.
不仅如此,这种过度的榨取也自然加重了一般农民的负担.
这样的对立广泛地存在于各藩镇的内部,成为唐末的一般局势.
通过黄巢之乱,各地的藩镇凭借兵士和土豪的力量进行独立活动,也是以这样的局势为前提的.

唐朝后半期的藩镇和五代的藩镇都是割据称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有共同点,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的断层.
这个时期即使在从唐向宋的过渡期间,也是一个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
一直和唐朝有紧密联系的藩镇,在这个时期间逐步瓦解,各地的兵士、土豪、盗匪等当地势力,拒绝唐朝任命的贵族藩帅,他们占据藩镇牙署,掌握当地的实权.
五代的藩镇就是从这种局面中成长起来的,新兴的藩帅们面临着一个课题,就是必须重新组织自己的集团,并掌握它,支配它.
因此五代的藩镇自然具有和唐代藩镇不同的一面.

关于五代藩镇的结构,论述这个时代牙军的各种特点.
他指出,当时的牙军和作为藩帅的各王朝的始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创建王朝时,他们是集权力量的核心,与总是和藩帅对立的唐代牙军不同,这一点应予注意.
我认为唐代牙军和五代牙军的不同,恐怕是和从唐末向五代的社会变化相应的,以下,首先依据具体事例探讨五代牙军和藩帅的关系.

李克用集团的形成过程,这个集团是唐末的代表势力,后唐王朝以下的各王朝都出自这个集团.
康君立为云中牙校,事防御使段文楚.
时天下将乱,代北仍岁阻饥,诸部豪杰,咸有啸聚邀功之志.
文楚法令稍峻,军食转饷不给,戍兵咨怨.
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私谓君立等曰:段公儒者,难与共事.
方今四方云扰,皇威不振,丈夫不能于此时立功立事,非人豪也.
吾等虽拥部众,然以雄劲闻于时者,莫若李振武父子,官高功大,勇冠诸军,吾等合势推之,则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贵,事无不济也.
时武皇为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在蔚州.
尽忠令君立私往图之,曰:方今天下付将臣以边事,岁偶饥荒,便削储给,我等边人,焉能守死!
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当共除虐帅以谢边人.
武皇曰:予家尊在振武,万一相逼,俟予禀命.
君立曰:事机已泄,迟则变生.
咸通十三年十二月,尽忠夜帅牙兵攻牙城,执文楚及判官柳汉璋、陈韬等,系之于狱,遂自知军州事,遣君立召太祖于蔚州.

这里所说的叛军拥立李克用的事件,虽然存在着边境这一特殊条件,其实不过是唐末常见的藩镇兵士叛乱.
叛乱的原因据说是由于云州(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因军粮不足而削减兵士的待遇.
叛军拥立李克用的年份各书记载不一,但关于叛乱的原因则大略一致.
其次是关于拥立的主谋者,前文说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私谓君立等曰云云,而《旧五代史》康君立传显然全是依据前引的史料,可是唯独这一点则改写为:君立与薛铁山、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璋等谋曰"为什么这样改写的原因不明,恐怕是依据另一系统的史料.
《旧五代史》卷25《武皇纪》和《新唐书》卷218《沙陀传》都说:"边校程怀信、王行审、盖寓、李存璋、薛铁山、康君立等,这里又多了一个盖寓.
这些人之中史书上有传的只有盖寓、李存璋、薛铁山(本名志勤)、康君立四人,其他三人(李尽忠、程怀信、王行审)没有传.
其原因可能是,李克用被拥立后不久就遭到唐朝的攻击而溃败,李尽忠、程怀信战死,李克用投奔北方蒙古族的鞑靼部落,因而这三人没能参预以后李克用政权的建立.
他们都是段文楚麾下的云州牙竟是无疑的,但恐怕不单是牙将.
这个地方是所谓北边五部之众的异族所居地,前面引文叙述兵乱前后的情况说诸部豪杰,咸有啸聚邀功之志,《康君立传》说"世为边豪",这些人都是异族出身的酋豪,同时又是唐朝雇佣兵的首领.
《后唐太祖纪年录》所说"边校程怀信、康君立等十余帐",前文引李尽忠的话说吾等虽拥部众,可见他们都拥有帐下的部众,或者部众本来就和民族有关联.
边校、边豪等称呼,以及"我等边人"的意识,足以表明他们和唐朝的官僚、兵士不同,他们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在这些人之中特别能"以威惠及五部"的是沙陀的李国昌、李克用父子.
李国昌当时是振武节度使(治朔州),是地位很高的唐朝官僚,薛志勤(铁山)起初是李国昌的"帐中亲信",也许和上述的部将们有某种程度的私人关系.
可是虽然如此,当李克用被拥立的时候,他的权力还不是怎么强大.
恐怕其原因之一在于即使是李克用也压制不了边境豪族的独立性.
权力的微弱,表现在一受到吐谷浑和唐朝的联合攻击就出现了很多投降者,甚至招致李克用的兄弟和族父的离叛,结果是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不得不投奔鞑靼.

后来,黄巢攻陷长安,李克用接受了唐朝的招安,返回北边,任雁门节度使(治代州),收复长安后改任河东节度使(治太原).
在重建的李克用政权组织中,依然是北边的部将占多数,太原新附的将士当然也不少,值得注意的是李克用利用血缘关系蓄养很多义儿.
据说他的义儿多达一百多人,其中李嗣源、李嗣昭、李嗣本、李嗣恩、李存信、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李存审、李兼及等人的事迹为人们所熟知.
这些人都是李克用政权中的核心人物,史书上说他们皆以中涓之效,参再造之功,他们之中很多人是"少事"李克用或是李克用帐中的"纪纲".
但他们的出身却是多种多样的,从部将的子弟、俘虏、降将,直到人送的和买来的奴仆,另一方面也包括像李存璋那样参预初期拥立事情的部将.
这些人平等地作为李克用的义儿而为他效力,这表明比起初期拥立时的情况来李克用的父家长制支配权坚固地树立起来了.
每个部将和附从者都以这种义父子关系与主将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是唐末五代时期的普遍倾向,这自然是和这一时期国家权力的衰落与官僚制度的解体相应的现象.

即使不采取义儿或假子的形式,也要配备以私人的或个人的关系而组织起来的腹心兵力来强化自己的权力,这也是这一时期节度使的一般倾向.
可是李克用还有称为义儿军的部队,由于有关它的史料极为稀少,所以不能知道单个的义儿和义儿军的关系.
上述的十一个义儿之中有六个是义儿军使,由此可以推知义儿军是由义儿统率的,但没有单个义儿出身于义儿军的证据,也不能认为单个义儿就是义儿军的成员,从而义儿和义儿军应有所区别.
义儿军的设立时期不明,李克用设立这种部队一事也没有什么可怪的,因为自唐代中叶以来,藩帅身边配备以义子关系联结起来的兵力,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李克用的特点倒是在于他使多数的单个义儿掌握权力的中枢部分,由此可以看到一个和以前不同的新局势.

但也要看到事情的反面,以上那样的个人结合关系具有其脆弱的一面,当作为中心人物的主帅一死,这种关系就很容易解体.
李克用集团也是这样,它的弱点因李克用之死而暴露出来.
(1)初武皇稍宠军士,藩部人多干扰鄽市,肆其豪夺,法司不能禁.
(2)初武皇奖励军戎,多蓄庶孽,衣服礼秩,如嫡者六七辈,比之嗣王,年齿又长,各有部曲,朝夕聚谋,皆欲为乱.
这是天佑五年(908)李克用死后亲子李存勖(庄宗)即位后不久的情况,前者表现了一般部将们的动向,后者表现了义儿间的动摇.
尤其是后者,由于义儿李存颢、李存实等的阴谋,致使当时掌握一切军力的李克宁(克用弟)被杀.
李克用生前不允许他的亲子和义子再蓄养义子,但不能禁止他们掌握武力,上文说的各有部曲就是指此而言.
当时李克用的部将既然以私人的、个人的关系和主帅紧密相联,那么,这些个"部曲"和他们的义儿身份的主帅的关系也不能不带有这种性质.
从稍后的李存审牙军的事例中也可看出这一点.

秋七月戊戌朔,故宣武军节度使李存审男彦超,进其父牙兵八千七百人.
李存审起初是幽州节度使,因病没有赴宣武就任,五月死在幽州,所以这些牙兵是李存审在幽州时的牙兵.
但在三月时,李存贤已就任幽州节度使,所以一般的幽州兵应属李存贤,可是这些牙兵是李存审个人的私兵,因此李彦超把应归于自己的牙兵送给了庄宗.
据此,李存审至少有八千七百人的私兵(这个数字显然比唐代的家兵和牙兵庞大),而且这些私兵也称为牙兵,可见这时牙兵的内容和唐代的已完全不同了.
再者,李存审当然是天子庄宗的臣下,可是庄宗不能直接指挥这些牙兵,必须等李存审把这些牙兵献给庄宗后,庄宗才能把这些牙兵编入自己直接指挥的军队.
从而可知,当时的私兵集团已经创立了Hierarchie(位阶制).
更清楚地表明存在这种位阶制的是下面庄宗和李嗣源之间的一段插话.
李嗣源攻击卢龙节度使刘守光的时候,非常佩服刘守光部将元行钦的勇敢,请求庄宗等刘守光投降后以元行钦为自己的义子,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可是后来庄宗为了强化自己的兵力,又向李嗣源要元行钦,李嗣源不得已,把元行钦送给了庄宗.
李嗣源想要以元行钦为义子的时候,请求庄宗的许可是必要的,可是虽然得到了许可,过了不久,这个义父子关系就被割断了,以此证明"主长"支配权力的强大.
可是这段插话并没完,还有后话.
后来庄宗又想要李嗣源的牙将高行周,把他置于自己帐下;但已经从李嗣源帐下要走了元行钦,再要高行周的话,恐怕伤了李嗣源的感情,于是私下以高官厚禄引诱高行周,没想到高行周不愿背叛李嗣源的私恩,拒绝了庄宗的请求.
这件事表明,即使在王朝的支配下,私人的主从关系依然存在.

后唐庄宗之所以疏远军士而使昵近之人干预政治,多半是由于他即位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和他的政权结构.
然而这反倒诱发军士的叛乱而拥立明宗李嗣源.
明宗在位期间,结束了唐末以来的混乱局面,奠定了王朝集权政治的基础,被人称为"治世".
天成元年(926)八月枢密院的条奏,就是在这一连串的措施中提出来的,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节度使、刺史所置牙队,许于军都内抽取,便给省司衣粮.
况人数已多,访问尚有招致诸邑人,多有抵罪亡命,便于州府投名,为使下元随,邀求职务,凌压平人.
及有力户人,于诸处行赂,希求事务.

据此可知,一、在这个条奏以前,节度使和刺史从管下的军队中选拔兵士作自己的牙兵已得到政府的许可,并由政府供给衣粮;二、牙兵已经过多,可是当地还有很多人投名节度使和刺史,作他们的元随;三、有力户人,也就是当地的土豪,各处行贿,寻找差事.
这个条奏是明宗初年上的,所以政府供给牙兵衣粮的事早在庄宗以至庄宗以前就有了.
这时期的牙兵表面上看来似乎和唐代的牙兵没有什么不同,但实质上已变成主帅的私兵了,这在前面所说庄宗时期牙兵的事例中已显露出这一点.
这种变化是在唐末战乱时期主将尽力建立个人的心腹兵力开始的,那时的牙兵成分除正规兵士外,还收容了群盗、农民、土豪等类,随着战乱的临近结束,又变成主将在任地的军队中选拔自己的牙兵.
这种建立牙兵的方法是在王朝支配的框架内得到许可的,同时和唐代一样,牙兵的衣粮也由政府供给.
但用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牙兵,很快地就不按照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而行动了.
在前面所引庄宗朝的事例中和这个明宗朝的条奏中,都显示了这一点.
而且五代的牙兵也不都是受到政府的供给,例如五代末历任后汉、后周两朝节度使的李洪信:好聚敛,积财钜万,而尤吝啬.
当时节镇,皆广募亲兵,惟洪信所畜殊少.

可以想象,即使不用牙兵这个词,当时的节度使一般都自费蓄养亲兵.
由于五代的牙兵成了私兵,所以在后晋末契丹暂时占领华北期间,曾下令:"自今节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战马.
"这个命令固然没能实行,但随着宋朝统一事业的进展,乾德四年(966)闰八月下诏说:诏殿前,侍卫诸军及边防监护使臣,不得选中军骁勇者,自为牙队.
终于禁止了中央进军和地方驻军的武将们自有牙兵,这当然是因为牙兵的存在妨碍王朝集权力量的渗透.

由于五代的牙兵具有浓厚的主将私兵的性质,所以当主将移转任地的时候,牙兵对主将的私人隶属关系断绝不了,一般是随着主将转移.
唐末和五代的军队中多有冠以"元从"的部队,就是依据这个理由.
这种形态的先例是唐代泽潞节度使刘悟从郓州带来的二千中军,但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这在当时是个异例.
经过唐末的藩镇战争时期,藩镇体制发生了变革,以至产生主帅和兵士之间的私人的或个人的关系,元从也开始和唐代的不同,成了大规模的私人兵团,也就是从元从军将向元从部曲的转化.

上面所引明宗朝的条奏中,牙兵之所以和元随并列,就是基于这种情况.
恐怕实际上牙兵和元随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区别的.
在五代,元从、元随也称作亲从、亲随,这自然是由于他们和主帅结成了特殊的私人关系.
史书上有为家臣,策名委质,委质,录为亲从,籍其名帐等话,这显然是表示结成上述的那种关系.
策名委质是春秋战国时代表示主从关系的用语,所谓籍其名帐下,是把他们的名字登录在和一般兵士不同的特殊名册上,录为亲从也和这一样.
前面条奏中的投名使下为元随的投名,就是把名字投入这种名册,表示进入了私人的从属关系网.
所以,郭威(后来的后周太祖)把自己的私兵厅子都献给后汉高祖时,史书上说帝(郭威)以出征时厅子都七十三人具籍献之,必须经过具籍献上的手续,厅子都才能转为天子所有.
可是牙兵是在王朝支配的一定框架之内被承认的,因此在后唐明宗时代,元从也不能摆脱王朝权力的制约.
天成四年(929)的勅书中有下面的几句话:其年六月勅,诸州侯伯所请宾从及主事、元随,并令奏其名姓.

据此可知,元从不仅在主将的名册上登记,而且还必须申报中央.
元从被这样地包括于王朝的支配框架内,其结果如何呢可看五代末后周广顺元年(951)四月发布的下面这个勅令:今重定则例:诸州防御使,料钱二百千,禄粟一百石,食盐五石,马十匹草粟,元随三十人衣粮.
团练使,料钱一百五十千,禄粟七十石,食盐五石,马十匹草粟,元随三十人衣粮.
刺史,料钱一百千,禄粟五十石,食盐五石,马五匹草粟,元随二十人衣粮.
仍取今年五月一日后到任者,依前定例支.
其已前在任者,所请如故.

这里所说的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不过是表示作为地方官的州刺史这一阶级的称号,所以这个勅令说的只是州刺史的俸禄问题.
关于节度使的规定是什么呢由于这个勅令似乎是对以前则例的改订,所以是按照旧例呢或是节度使的规定还没有这样地划一化呢不得而知.
但根据这个勅令可以看出来元随在这前后的状态则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看不到在这以前的五代则例,但依照唐贞元二年(786)勅令而制订的中央武官料钱的规定,却偶然地被保留下来,它的形式大致和上面的勅令一致.
在规定里,对诸卫和神策军的将军们都分给一定数量的随身,他们的衣服、粮米、食盐也都由政府供给,相当于上述的元随.
但另一方面,唐代所说的元从是包括从军将至随身的一批人,所以唐代的随身不过是元从的一部分.
那么在五代的料钱规定里元随代替随身而出现,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不外是由于在唐代元从中所看到的军将和随身的区别没有了.
而且在探讨它的背景时,也不能不考虑上述的元从的私兵化.
可是见于上面后周勅令中的元随,带有不同于单是私兵化的五代初期元随的性质.

如上所述,在后唐的明宗时代,元随的名额已经必须上报中央,限于一定数量的元随的衣粮由政府供给,也和这样的情势有关系.
元随的实际人数可能超过规定的人数,但从唐末发展起来的元从部曲,就因此而被纳入王朝支配体制.
如上文所说,后周的勅令是以整顿俸禄的秩序为目的,在勅令中元随和料钱、禄粟并列,也有了规定,这表明已提出了元随的职役化.
根据前引唐贞元二年的勅令,断定唐代中叶的随身和防合、白直、士力、执衣等的职务相同,把元随比定为随身的意义,也得像上面的那样解释才能完全地理解.

五代牙兵和元随的特点是,他们是凭借和主将的个人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私人兵团,这种个人结合的终极形态是以模拟的血缘关系而服从主将的父家长权力,如李克用的义儿和王建的假子那样,如果主将一旦成了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就从这个私人兵团中产生了禁军的将领和重镇的节度使,成为王朝集权力量的核心,但另外私人兵团的存在,不能不妨碍王朝集权力量的扩张.

前面已经指出,王朝支配中存在着私人主从关系的位阶制,但这种位阶制不能产生如封建制度中那样的恒久的社会秩序.
这是因为个人的以至父家长制的结合,要求对主将个人的向心力以达到权力的集中,这样就不能不排斥其他集团.
这一时期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所谓的"五代乱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但另一方面,成为个人结合关系中心的节度使和刺史,也不会否定自己的官僚地位,于是站在王朝权力方面,竭力摧毁敌对的私人兵团,所以支持皇权和官僚制度使其得以延续和复兴的条件也在于此.
五代反复不已的节度使叛乱和王朝交替,其反面是中央集权力量意外地加强.
关于带来这种强化集权力量的契机,可以从各方面来考虑,但只就军事方面来说,地方私人兵团再分化的反面,是形成了中央的强大禁军.
但如所周知,宋朝就是用把地方精兵编入中央禁军的方法来破坏藩镇体制的.
但这种方法过去也部分地实行过,在摧毁了敌对藩镇势力的同时,把他的军队编入王朝的禁军.
互相排斥的私人兵团的对立,最后不得不这样解决.
乾德三年(965),宋朝开始有组织地集中地方藩镇的精兵,第二年就实行上述的禁止"侍卫诸军及边防监护使臣"自有牙兵了.

上述的事情表明,藩镇亲卫军的结构在唐和五代之间有很大的变化.
五代藩镇是从唐朝官僚机制已经失去效力的唐末战乱中成长起来的,它对延续到唐代的贵族政治的没落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就是说,五代的藩帅建立一支和自己紧密相联的私人兵团,通过它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其中有的甚至作了皇帝.
主将既然掌了大权或作了皇帝,那么以个人关系和主将相联结的元从及牙将们,也通过和主将的关系分据要职,于是构成主将元从和牙军的出身于各类阶层的人物都在政治上出头露面了.
这就是五代的武人政治,延续到唐代的身份制度就在这期间崩溃了.
但武人政治和宋以后基于文治主义官僚制(或称文官制)的君主独裁政治性质不同,它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就由于宋朝的统一而被消灭了.
从而可以说,武人政治不过是从贵族政治(门阀官僚制)到达君主独裁政治(文官制)期间的一个过渡的政治形态.

前面已经指出,这时代的武人政治不象欧洲封建社会的军事领导者那样,它不能建立安定的支配秩序.
封建制度当然是封建领主阶层的支配体制,然而代替过去的门阀贵族、到了宋朝确立支配地位的新兴地主=商人阶层,在五代的武人政治时期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关于这个问题,下面提出几点看法.

第一,藩镇和土豪=富商阶层的结托,在唐代就已经缓慢地进行.
固然,唐代藩镇是中央王朝的官僚制支配体制,其性质是不能容许制度上新兴阶层的秩序.
甚至在屡次表现反唐朝态度的魏博牙军的结构上也可看到这一点,但在它的反面,以所谓影庇、影占的形式和土豪=富商阶层结托的事却逐渐地盛行起来.
在藩帅和牙军的对立局面上,与当地土豪阶层的关系起了什么作用,这在前面所说的泽潞节度使刘氏叛乱失败之际也有所透露.
不对这种结托给以评价,就不能明确地理解唐末战乱时期藩镇作为地方政权而进行独立的前提.
事实上如李克用被拥立时所看到的那样,在唐末的地方政权中不难发现土豪阶层的姿态.
五代的藩镇自不必说,和当地土豪阶层的结托更为盛行.
这种情况在前面多次谈到的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八月枢密院的条奏中说"有力户人,于诸处行赂,希求事务",次年的天成二年春正月辛巳诏书中又说"兼有富户,或投名于势要,以求影庇;或希假于权贵,以免丁徭.
"第二,问题是藩镇体制和土豪=富商阶层的结托形式.
前面已经谈到,唐长庆二年(822)命诸军维持兵员定额时,商贾、胥吏多贿赂藩镇,求补列将名额.
这和上述五代时"有力户人,于诸处行赂,希求事务"的情况是一样的.
但这种事情并不一定是这些人实际上作了军事将领,或担任了政治上的职务.
建中四年(783)诸镇之乱时,京师神策军的情况是:"但受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

非神策军的藩镇可能也是这样.
泽潞刘氏虽使富商全都任牙职,但实际上是使他们往来诸道经营贸易,以此来维持军费,这是使富商为泽潞的财政服务.
这一时期的藩镇大多实行这样的重商政策.
泽潞管下的邢州夜飞军中有很多富商子弟,这也可能和不使富商脱离本业有关系.
与此相同的事例,见于五代头一个王朝的创始人朱全忠的有名的厅子都.
厅子都号称最为亲军,起源是:梁祖之镇汴也,选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帐下,号厅子都.

据此可知厅子都是由富家子弟组成的,又据被厅子都选中的王晏球(杜晏球)传说,他被军贼掠卖而作了汴州富人杜氏的假子.
在这个时代以家内奴隶为假子的事非常流行,所以虽然称为富家子,实际上是这类假子,也就是大多数为家内奴隶.
汴州的富豪们一方面身居市井经营商业,另一方面派出家童、子弟,结托雇佣兵队长朱全忠.
在土豪自己武装起来的自卫团和小地方的政权中,也可举出来类似的事情.
湖南衡山县土豪、衡山指挥使廖偃,当五代末楚王马氏内讧时,起兵拥立马希萼:于是帅庄户及乡人悉为兵``````招募徒众,数日至万余人,州县多应之.

这是说兵力的核心起初是庄户和乡人,后来又加进招募来的徒众而达到万余人,其他州县也与之呼应从而扩大了势力.
杭州地方自卫团的联合组织、有名的杭州八都,它的指挥者董昌的部将中有很多佣人:昌所用诸将徐珣、汤臼、袁邠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辄败.
庸字当作平庸解,非雇佣.
以庄户和佣人作土豪的亲兵,可以不脱离乡村内部的农业生产.
唐末江西临川县农民出身的危全讽,起兵时即其居为军营.
更有意思的是,出身于武陵(朗州,今常德县)农家,从团兵(土团)发迹的周行逢,在五代末占据武陵成为湖南的统治者时,其妻严氏还穿着青裙,监督家田佃户往城中送租.
这类土豪的兵力来源是很狭窄的,想到这一点,就可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得不依靠招募徒众了.
杭州八都之一的领导者杜稜,归乡党,保聚徒众,得千余人,号武安都.
还有成及,保聚富春,称静江都.
这种所谓的聚众方法,是这一时期组织集团兵力的一般方法,具有佣兵的性质.

在这一时期,不论是都市的商人还是乡村的地主,都和当地的生产事业有密切的关系,要想从封建领主上升到政治支配者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在另一方面不得不依靠佣兵的兵力.
当然,在土豪之中也有很多人成为五代王朝的武官而脱离了当地,可是支持这一时期的武人政治的阶层不仅是土豪,实际上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其中从奴隶发迹的也不少.
他们都同样地和皇帝或藩帅结有个人的关系,接受其父家长制或家产制的支配.
再补充一句话,就是上述那样的土豪阶层的性质恐怕还下传到宋代.
因此在宋朝统治下,为了确立官户、形势户的地位,在整顿文官制的同时,另一方面还要求强化他们之间的宗族结合和设置族产.

宋朝文官制的起源也有必要在五代政权中探索.
从来把五代的政治体制称为武人政治,这就有把五代的文官地位估计过低的毛病.
当然,我也认为这一时期的权力中心在于藩镇的牙军和王朝的禁军,可是藩镇的幕客和出自幕客的中央政府文官也有相当的作用.
但五代的文官有两类:一是和唐朝贵族官僚有联系的;一是和宋朝官僚有联系的,这是新兴阶层.
在四川、华中、华南等边缘地区的诸国,唐末因避难而移住那里的旧贵族系统人物参预了国政;而在北方后梁、后唐王朝的中央官职中,旧贵族虽然也占据了一些文官的职务,但他们的地位大多是名义上的.
等到出自地方藩镇幕职官的新兴阶层一得势,王朝的文官职务也恢复了,因而引起和武人之间的激烈对立.
这种倾向从后晋王朝时就已经显著了,这个过程表明中央政府为了强化它的集权力量而利用文官的同时,新兴的富裕阶层中一部分人也利用这个机会逐渐地掌握了政局的主导权.

宋朝的官僚制当然和近代的官僚制(Bureaucracy)不是一回事.
组成这个官僚机器末端的是胥吏和职役,但在北宋王朝特别具有重要作用的衙前(牙前)一职,如所周知,是起源于五代.
衙前这个词本来是和牙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到了五代,牙军变成藩帅的私兵,等到元随一词出现,就成了指各州府所在军将的名称.
后晋天福二年(937)二月发布了如下的诏书:壬寅诏,应诸道马步都虞候,自今后朝廷更不差补,委自藩方,于本州衙前大将中,慎选久历事任,晓会刑狱者充,以三年限,仍不得于元随职员内差补.

在这里,本州衙前大将和元随职员是显然有别的.
衙前是经历什么样的过程而变成职役的详情不得而知,但在宋朝的兵力集中化和牙军、元随的消灭以后,仅在地方上留下衙前一职则是非常清楚的.
五代时作为藩帅私兵的亲军兵力,不仅和中央政府的集权力量对立,而且还和当地的势力对立.
和当地的对立换句话说就是从当地脱离出去,这是和克服不了土豪阶层的当地性密切相关的.

第八十六章、东都洛阳唐代以长安为都城,洛阳为陪都.
因洛阳在长安的东部,故又称东都.
唐代中央职官在东都洛阳分设了一套职官体系,通常称为分司、留司.
在相关资料中,我们尚未见到东都中书省与门下省的分司.
因此,东都尚书省为东都分司体系的主干机构.

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而是根据需要有选择的设置.
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而是以东都留守为尚书省长官.
所以,宋人徐度在《却扫篇》卷下说:"唐东都有尚书省留守,兼判其余百司,略如京师.
居其官者谓之分司,大抵皆闲秩.
"东都留守与东都尚书省的关系是有变化的.
唐前期,东都留守与东都尚书省没有十分明确的统领关系.
《唐六典》尚书礼部记载:"东都留司文武官每月于尚书省拜表,及留守官共遣使起居,皆以月朔日,使奉表以见,中书舍人一人受表以进.
"《唐六典》成书于开元年间,反映的主要是唐前期的情况.
载可见,唐朝前期皇帝不在东都时,东都的文武官员每月都要在东都尚书省向皇帝拜表,然后与东都的留守官共同遣使向皇帝问安,这段记载还看不出东都留守对东都职官的统领关系.

张说在《东都酺宴诗五首并序》诗的序中说:"东都留守韦公,夤奉圣朝,述宣嘉旨,乃合洛京之五省,招河尹之二县,将吏咸集,佩章有序.
"关于"洛京之五省",《旧唐书》职官志云:武德七年(624年)定令云:以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
唐人所说五省通常不包括内侍省,因其虽有省名,却是内廷机构,故唐人常以"五省"代表中央机构.
韦安石此时任东都留守,合洛京之五省,当指他对东都中央机构的统一管理.
不过,还未见到这一时期反映东都留守对东都中央职官实施管理的具体资料.

唐中期以后,东都留守明确为东都百司的最高长官,据两《唐书》列传,从天宝十四年(755年)李憕转光禄卿、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起,韦荐、韦陟、李巨、杜亚、韩皋、赵宗儒、李绛、韦弘景、温造、崔珙、王翃、杜从惊、陈楚等人先后担任东都留守,多以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
崔从于宝历二年至大和三年(826—829)任东都留守,当时,故事,留司官入宫城门列晨衙见留守.
吏诞傲,久废,至是复行.
可见,在此之前分司官是要在清晨门列晋见留守的.
《韩愈集·外集》也有类似记载,留守之官,居禁省中,岁时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于宫城门外而衙之.
这一制度的存在,说明了东都留守是东都分司官员的首领,东都留守与分司官员存在着统领关系.
不过,这种统领关系是松散的,因为分司官员虽多为闲散之职,但毕竟品秩较高,皇帝又久不在东都,所以出现吏诞傲,久废的状况.

唐建都长安,以洛阳为东都,由于唐前期关中粮食供应不足,皇帝常东幸洛阳就食,故东都的地位十分重要,东都留守的地位也相应较高,常由皇帝的亲信大臣或李唐宗室充任,还可看到宰相和六部尚书迁人或兼领东都留守.
由于这时东都留守的地位较高,东都尚书省人员又不多,且以事务性官员为主,所以由东都留守管理是不成问题的事情,不必再由朝廷着重强调.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之后,皇帝不再东幸东都,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的破坏,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东都成为废墟,其地位渐趋下降,虽然此时东都留守仍由尚书省六部尚书充任,但尚书省的地位早已衰落,东都留守的地位已不如以前.
而这时东都尚书省的分司官员却越来越多,不服管理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如前所述在崔从任东都留守时,分司官晨衙见留守的惯例早也不执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有必要强调东都留守的权威,即明确由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看,东都尚书省与长安一样,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不过,东都六部之下所设的各司似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
(一)吏部.
东都吏部在洛阳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在当地进行的铨选,因洛阳在长安的东面,故在洛阳进行的铨选又称之为东选.
东选始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
《唐会要》东都选云:贞观元年,京师米贵,始分人于洛州置选.
《新唐书》选举志下又载:太宗时,以岁旱谷贵,东人选者集于洛州,谓之东选.
可见这次选举之所以在洛阳举行,是因为关中岁旱米贵,为减轻长安的供给负担,才将洛阳以东的选人集中在这里,而洛阳以西的选人仍在长安铨选.
这次在洛阳举行的选举虽为东选之始,却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即使后来洛阳升格为陪都,也不等于东选就一定制度化,其制度化的时间应在唐高宗末期.
据《册府元龟》铨选部记载:开耀元年以关外诸州道里迢递,河洛之邑,天下之中,伏望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留放即毕,同赴京师.
从引文看,这时东选已经制度化.
东都铨选留放完毕后,铨司官员与被留放的选人还要同赴长安,如王播为河南尹,大和二年十月以播为尚书右丞,敕吏部今年东都选事宜令播权判,待铨试毕日领官吏赴上都,因为还要将注拟名单报送尚书省审查,再送门下省过官,然后奏请皇帝发给告身.

开元元年(713年)十二月,"遣黄门监魏知古,黄门侍郎卢怀慎,往东都分知选事,便令擬宋璟为东都留守,摄门监过官".
由于皇帝已经派黄门省(即门下省)官员主管东都铨选,所以才令宋璟权摄门下过官,以便互相监督.
这样东都铨选完毕后,就不必再赴长安送省审查和过官,这是唐代东都铨选工作的一大变革,使东选的程序更加完善.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主持东都铨选的不一定是吏部官员,皇帝往往派他官掌管此事,事罢职事即废.
这是因为铨衡之任十分重要,尤其唐初,铨选之法甚简而权任甚重,所谓"吏部铨选,委任尤重,比虽守职,务在循常".
"凡初仕进者,无不仰属,选集之际,势倾天下,列曹之中,资位尤重.
"何况东都远离长安,在皇帝的视线之外,所以不置常设官员,铨选时临时指派官员负责,既可防止铨曹官员长期主持选事权势过重,又可减少请托之事,目的是把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绝对控制于皇帝之手.

关于东都铨选的停止时间.
据《唐会要》东都选记载,大和三年(829年)"四月敕,东都选事宜权停".
《册府元龟》铨选部所记略同.
(二)户部.
《旧唐书》食货上记载:天宝三年,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师及东京尚书省、户部各贮一本,以备车驾行幸,省于载运之费焉.
可见,当时全国的户籍有四套.
唐前期,东都尚书省户部与西京长安一样,各贮有一套户籍册,以备皇帝巡幸时查用,说明东都尚书省曾设有户部.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东都尚书省户部当设有户部司和金部司.
东都户部司在唐后期曾置有户部郎中与户部员外郎之职.
僖宗乾符三年(876年),以刑部郎中李蹊为户部郎中,分司东都.
宣宗时,毕诚人为户部员外郎,分司东都.
从史书记载看,户部的有些分司官似乎仍掌管一些事务,如李蹊,大中末,擢进士,累迁户部郎中,分司东都.
劾奏内园使郝景全不法事.
内园使是内诸司使之一,户部郎中李磎劾奏郝景全当是自身职责所在.
东都户部还设有金部司.
从前引《唐六典》尚书礼部可知,当时东都户部设有金部司,且置有一印.
唐前期金部、仓部、司农寺、太府寺均置有木契,实行木契制度.
据《唐六典》尚书户部记载:乃置木契,与应出物之司相合,以次行用,随符、牒而合之,以明出纳之慎.
(注云:金部置木契一百一十只:二十只与太府寺合,十只与东都合,十只与九成宫合,十只与行从太府寺合,十只行从金部与京金部合,十只行从金部与东都合,二十只与东都太府寺合,二十只东都金部与京金部合.
)"可知此时西京尚书省金部置有木契,每只木契为两半,分属不同部门.
若需出财物时,则以一半相应木契及符牒到应出物之司,出物之司据符牒勘验木契后出物.
从上引文看,有20只在东都金部,既然东都设立了金部,又置有木契,当有相当职事.

不过,唐前期木契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京师金部、仓部为核心,西京金部为各部门的核心,而东都金部是受制于西京金部的.
(三)礼部.
礼部在东都的主要职事是掌管贡举.
东都贡举的始置时间,史籍记载颇不一致.
《册府元龟》贡举部记载:永泰元年,始置两都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
大和元年(827年)以礼部侍郎崔偃知东都贡举.
同东选一样,东都留守是以东都分司机构最高长官的身份主持贡举.

东都科举曾于大历十一年(776年)停止,相关记载主要有以下几条.
《册府元龟》贡举部记载:大历十一年,停东都贡举.
《旧唐书》文宗纪记载,大和元年(827年)七月,敕今年权于东都置举.
《唐会要》贡举中也说:其年(大和二年)七月敕,今年宜权于东都置举,其明经、进士便在东都赴集.
其上都国子监举人等,合在上都试,及节目未尽者,条流奏闻.
礼部侍郎崔偃,大和初曾主持东都贡举,杜牧就是这次贡举及第的.

东都礼部有祠部司和膳部司的设置.
东都祠部司的主要职掌是祠祀祭享,由于鬼神崇拜和宗教有相通之处,所以僧尼道士亦归祠部.
《大唐六典》尚书礼部的礼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载:凡内外职事五品以上在两京薨、卒,及身死王事,将葬,皆祭以少牢,三品已上赠以束帛,一品加乘马.
如果职事五品以上官在东都洛阳薨、卒,及身死王事者,承担这一系列工作的当是东都的礼部.
《旧唐书》职官二记载:凡国忌日,两京大寺各二,以散斋僧尼.
文武五品以上,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而退.
国忌日时,两京各选两个大寺同时行香.
可见,在唐朝礼制上,至少在国忌行香方面,两京是并重的.
管理这些寺观的道士、女道士及僧、尼是祠部职事,而东都的僧尼等应由东都祠部管理.

东都礼部还置有膳部,主要掌管庙牲豆、酒膳之政.
《唐六典》尚书礼部记载:膳部郎中、员外郎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数.
凡郊祀天地、日月、星辰、岳渎,享祭宗庙、百神,在京、都者,用牛、羊、豕,涤养之数,省阅之仪,皆载于厅廪牺之职焉.

(四)兵部.
前引《大唐六典》尚书礼部云:凡内外百司皆给铜印一钮.
(注云:其吏部、司勋各置二印,兵部置一印,考功、驾部、金部、尚食、尚乘局各别置一印.
其文日'某司之印',东都即云'东都某司之印'.
)从文中"东都某司之印"语看,是六部下属二十四司之印.
那么,东都兵部在唐前期当有第三司驾部司的存在,且置有一印.
长庆年间东都还有兵部第四司库部司的存在,因为长庆元年(821年),李渤曾以库部员外郎分司东都.

唐前期洛阳常驻有大量军队.
《唐会要》京城诸军云:开元十年九月二十七日敕:驾在京,左右屯营宜于顺义、景风门内安置.
北衙亦著两营,大明北门安置一营,大内北门安置一营.
驾在东都,左右屯营于宾曜右掖门内安置,兼于玄武北门左右厢,各据地界,绕宫城分配宿卫.

《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凡车驾在京,即东都南、北衙皆置左、右屯营,别立使以统之;若车驾在都,则京城亦如之.
《唐会要》指皇帝在长安、洛阳时,左右屯营的屯驻之地.
《唐六典》是说,如果皇帝在长安,洛阳的南北衙都要置左右屯营,并且专门任使统率.
如果皇帝在洛阳,则长安也要如此设置.
也就是说,长安的屯营使不能统率洛阳的屯营,反之亦然.

(五)刑部.
从现有史料看,东都刑部下置两司.
一是刑部司.
王衮在大和年间,曾以刑部员外郎分司东都,说明东都当有刑部司的设置.
二是比部司.
比部是全国最高的审计机关.
掌句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公廨、勋赐、赃赎、徒役课程、逋欠之物,及军资、械器、和籴、屯收所人.
京师仓库,三月一比,诸司、诸使、京都,四时句会于尚书省.
"京都"指西京东都,既然诸司、诸使、京都,四时句会于尚书省,东都刑部应置有比部司.

(六)工部.
《旧唐书》职官志二记载:工部郎中、员外郎"掌经营兴造之众务.
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工匠之程式,咸经度之.
凡京师、东都有营缮,则下少府、将作,以供其事.
东都洛阳作为唐朝的陪都,有大量的宫殿园囿需要营造修缮.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东都工部下置二司.
一是屯田司.
屯田司的职责之一就是掌百官的职分田和诸司的公廨田,既然东都诸司官员的职分田在都畿道,当由东都的工部的屯田司管理.
二是虞部司.
长安和洛阳两京在禁止弋猎采捕、五百里内供其刍藁"等方面是相同的,在洛阳的这些工作应由东都虞部司负责.
东都虞部有长官郎中和副贰员外郎分司.
宝历末,陈夷行曾以虞部员外郎分司东都.

西京尚书省下设六部,每部四司,计二十四司.
从前面所论可知,东都尚书省下设司为:吏部下设吏部.
、司勋、考功三司;户部下设户部、金部二司;礼部下设祠部、膳部二司;兵部下设兵部、驾部、库部三司;刑部下设刑部、比部二司;工部下设屯田、虞部二司,计十四司.

东都尚书省还置有印信.
黄巢义军攻下东都时,留守刘允章投降,东都户部郎中李蹊挟尚书八印走河阳,刘允章遣人就磎索印,拒不与.
可知,东都尚书省有八印.
第八十七章、平康坊十异宝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红灯区如北京八大胡同、南京秦淮河畔、扬州二十四桥、北宋东京城(今开封)的潘楼、相国寺一带等,历来为人津津乐道.
而中国历史最鼎盛的唐朝时期最著名的红灯区却鲜为人知.

中国历朝都是"世风好狎妓",尤其在唐宋时期,冶游狎妓成为文人雅士流行风尚,体现自身价值和显示荣耀的一种形式.
关于娼妓的起源,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在春秋时期,《战国策》东周卷:"齐桓公宫中七市,内闾七百,国人非之.
"内闾(一说女闾)即指妓馆之意.
清代的褚学稼在《坚瓠续集》卷中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川,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有的学者解释说"按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
则一闾为二十五家.
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
"也就是说当时管仲共设了一万七千五百家妓馆,这简直天方夜谭.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口约2000万左右,齐国即便为春秋五霸之首,人口最多也就三百万左右,再抛开女流、老弱病残,也即是说二三十个成年男人就拥有一间妓馆,怎么可能"闾"实指聚集之处,"女闾"是指女人集中起来的地方,管仲当时开设的把女人集中起来的地方(妓馆)为七百家.

娼妓是随着商品的出现而出现的,人一旦有需求,就会有交易,就会产生所需求的物品,物质上就叫商品,肉体上的便称之为娼妓,它的起源完全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在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诞生之初.
唐承六朝金粉之后,娼妓之多,空前未有(呵,不敢说绝后,十万美女下岭南,百万嫖客上东莞.
现在仅是东莞便能将唐朝打败).
长安都城中有所谓"北里"、"平康里"舆"教坊"者,即为当日风流渊蔽.
其时皇室中有"宫妓",达官显贵们有"家妓",军旅驻地有"营妓",城市都会有"官妓",茶楼酒肆中有"歌妓"及专事陪酒的"饮妓"等多种.
唐风较为开放,所以上至朝中权臣新贵,下至城乡富商大贾、文人墨客都把狎妓冶游作为风流雅趣.
当时在长安、洛阳、扬州、湖州等大都市中,妓女云集,各地狎客也纷纷云游至此.
政府为了便于对娼妓的管理,对其皆有造册,并制定出各种规章予以束缚,逐渐地形成了一套娼妓管理制度.
唐代文人孙檗的《北里志》,便是在考察了长安城北平康里的妓女生活后而写就的一部纪实著作,它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之民风、民情与妓女生活.
孙檗在《北里志》中记述到:平康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

官例规定妓分三曲(三等),南曲、中曲为优等,其它则卑屑不足道,故多只称二曲.
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
左右对设小堂,垂廉茵榻帷幌之类称是.
诸妓皆私有所占.
厅室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
妓之母,多为假母,俗称为爆炭,大概皆衰退之妓.
妓女来路有三种:自幼丐有者;佣其下里贫家,为不调之徒所渔猎,失身至此者;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者.
入曲以后,教以歌令,责赋甚急,微涉退志,鞭扑备至.
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但年都不在三十以内.
假母亦无夫,其未衰者,大抵为诸邸将辈所主,或私蓄侍寝,亦不以夫礼相待.
有游惰男子,在三曲中为诸倡所豢养,则号之为"庙容",不知何意,大概亦是夫非夫之类.
长安妓因有公卿举之相往还,声价比较均甚高.
大中皇帝(唐宣宗李忱)尝游北里,朝士宴聚,亦多在此.
诸妓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成可就诣.
如不惜所费,所下车水陆备矣.
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
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排次,良不可及.
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秉之惑.
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辨,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载: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
诘旦,赋诗曰:"银釭斜背解鸣铛,小语偷声贺玉郎.
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裴思谦状元及第,首先是将好消息报送给平康里的老相好妓女们,并且当晚就睡在平康里的妓院里.
《唐摭言》卷三还记载: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曰:"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原注:楚娘、闰娘,妓之尤者).
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
"一个叫郑合敬的后生,及第后的第一件事,也是去平康里纵情寻欢.
宋罗烨《醉翁谈录·序平康巷陌诸曲》载:"平康里者,乃东京诸妓所居之地也.
"平康里娼妓云集,水陆交通便利.
《北里志·序》载:"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谐,如不惜所费,舟车水陆备矣.
"因此,便成为了士子及第后必去的逍遥窝.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牋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薮泽是湖水的意思,面对风流的湖水,及第士子们扑通扑通的竞相往里跳.

平康里,或曰平康坊,是唐代长安街坊名,是唐朝最著名的红灯区,坊也即相当于相在的城市的一个辖区.
那时长安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2米,在皇城以南,共有三十六坊;在皇城、宫城东西侧,东西共有一百一十坊.
坊间的街宽40米至60米.
每坊为四区,每区中又有小十字街,再分为四小区,全坊共分十六小区,每小区用三条横巷划分,内建住宅.
但大贵族官员不受此限,有的王府、官邸可独占十六分之一坊、四分之一坊、半坊甚至全坊,极为巨大豪华.

在唐代等级较高的妓院里,妓女们必须精通音乐、歌舞、诗词、绘画等多方面技艺与知识,对于上层贵族来说去那里的主要目的亦并非是为了泄欲,而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松弛与安宁.
以美酒佳肴助兴,得到诗词歌赋的享受,这对于有闲阶级的男子来说,是摆脱家庭与日常琐事烦扰的最好去处.
可能是与唐代的大文化背景有关,当时的名妓能诗善赋者甚多.
有些妓女的文学功底要远在一般的文人学子之上,以致在长安、洛阳等地,有的妓女竟给前来求学或应考的年轻士子做过临时的授业师.
当时较为著名的、又见于传记记载的能诗善赋的妓女有:张窈窕、薛涛、刘采春、刘凤仙、鱼玄机、李冶、薛小丛、赵莺莺、沈东东、阿软等多人.
其中言情诗词以上乘之作而流传后世的,有许多也是出自于妓女之手,其数量超出了中国历代女性作品流传后世的总和.

诗人与妓女之间,虽说多是逢场作戏,但亦有不少属真情流露,如杜牧与翠华、丽玉,张建封与关盼盼,戎昱与琼华,傅春与锦云,李师中与贾爱卿,元稹与刘采春,韩翃与柳氏,周彦与刘凤仙,窦巩与沈东东等诗人、妓女间也留下诸多凄美的爱情故事.

大唐盛世,万国敬仰,四面八方前来朝拜的使者络绎不绝,进贡的宝物更是不计其数,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充斥朝库,每件都有它的神奇之处,可谓每件都是无价之宝,除了小部分皇帝留在身边把玩之外,很多宝物皇帝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赏给了身边的皇亲国戚,经安史之乱后,这些宝物大多下落不明,又历经千年的风雨,现如今都已不知去向,唯有留下了一个个令人赞叹不已的神奇传说.

这些宝物当中,最著名、最神奇的当属以下十件:游仙枕,一个枕头,当然,这可不是普通枕头,这是当年龟兹国(西域)进奉给唐玄宗的宝贝,其色如玛瑙,温温如玉.
工艺较为朴素,表面看不出什么,但如果枕上它睡上一觉,就会梦到十洲、三岛、四海、五湖等等这些美仑美奂的仙境.
唐玄宗因此命名为"游仙枕",后来赐与了杨国忠.
再后来就不知国舅藏哪去了.

自暖杯:宫庭内库珍藏的宝贝.
杯子呈青色,有纹如乱丝,杯壁像纸一样薄,于杯足上有缕金字,名曰"自暖杯".
把酒注之杯子里,那酒能自暖,并有热气冒出来,时间再久一点,酒面就像烧开的水一样沸动.
辟寒犀:交趾国(越南)开元时进贡的宝物,色黄如金.
用金盘置于殿中,温温然有暖气袭人,可以御寒.
当年交趾国还进贡过一枚给隋文帝.
夜明枕:杨玉环的三姊虢国夫人有一个夜明枕,用一种奇异的玉石做成,一到晚上,会放出奇异的光芒,放在堂中,光照一室,不用点蜡烛.
估计和"葡萄美酒夜光杯"里的夜光杯用的是一样的材料.
浮光裘:宝历元年,南昌国进献的宝物.
用紫海水(一种染颜)染的地儿,用五彩丝线蹙成龙凤,各一千三百个,再缀上九色真珠构成的.
皇上穿着它,到北苑打猎,朝阳一照,光彩闪动,看的人都感到耀眼夺目.
据说,起始皇上也不觉得有其他特别之处,毕竟皇宫中像这类宝贝也不少,直到有一天,皇上驰马追一只飞禽,忽然间下起暴雨,但是浮光裘一点没湿,这才赞叹它是件异物.

夜明犀:宝历元年,南昌国进献的宝物.
形状有点像通天犀(一种上下贯通的犀牛角),夜间可以发光,能照一百步远,据说即使用十层布蒙上,也不能蒙住它的光耀.
皇帝命人把它切割做成腰带,每次戴着出去打猎,到了夜晚光如白昼,都不用点烛举火.

软玉鞭:天宝年间外国进贡献来的宝物,鞭的末端刻有文字:"软玉鞭".
软玉鞭用一种罕见的玉石做成,玉质好花纹美,亮得可以当镜子使用,蓝田玉也没这种材料好.
软玉鞭能伸能曲,材质却又坚硬无比,刀斧不伤.
松开时有一尺长,用力拉直就是一丈长.
把它捻成鞭梢,表里通莹象琴弦,即使合并十个人的力气,也拉不断它.
用它做琴弦,奏出的声音极美,鬼神听了都发愁;用它做弩弦,那么箭就能射出去一千步远;用它做弓弦,那么箭就可以射出去五百步远.
唐德宗赞为神物,命人用薄如蝉翼的绸子绣成装鞭的口袋,用碧蚕丝做成鞭梢.
碧蚕丝,就是永泰元年东海弥罗国进贡献来的.
说他们国中有桑树,枝干盘曲,遮天盖地地生长.
大的连绵十几里,小的也能遮一百亩地的荫凉.
树上面有蚕,有四寸来长.
它的身体是金黄色的,它的丝是碧绿的,也叫做金蚕丝.
软玉鞭珍藏在皇宫内府.
到朱泚作乱于京师的时候,软玉鞭就失踪了.

玉龙子:玉龙子,是唐太宗从晋阳宫得到的宝物,珍藏在内宫中.
玉龙子虽然长宽不过几寸,却温润精巧,人间不可多得.
后武则天赐给了唐玄宗.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武则天召见众皇孙,摆出各蕃国进贡的宝物,让皇孙们来自由选取,以观察他们的志向.
众皇孙纷纷争抢,只有唐玄宗坐着不动.
武则天认为他很不一般,抚摸着他的背说:"这个孩子应该成为一个太平天子.
"于是让人取来玉龙子赐给他.
等到唐玄宗即位,每当京城久旱不雨,他就虔诚地向玉龙子祈祷.
要下雨的时候,玉龙子的龙鳞及鬃毛都像在动.
开元年间,三辅大旱,唐玄宗又向玉龙子祈祷,但十多天以后也没下雨.
他便把玉龙子扔到南内的龙池中,顷刻之间风雨大作.
他游幸西蜀时,车驾来到渭水,将要渡河,左右侍卫无意中从沙中拾到了玉龙子.
唐玄宗认出就是自己丢弃的那只玉龙子,不禁喜极而泣.
更神奇的是,从此以后,一到晚上,玉龙子就发出奇异的光芒,把屋里照得通亮.
后来唐玄宗回京后,把玉龙子藏在宫库中,被一个小黄门偷偷拿去送给了李林甫.

玉辟邪:唐肃宗曾赐给李辅国两枚能散发香味的玉辟邪,各高一尺五寸.
玉辟邪做工巧夺天工,并且能发出一种奇异的香气,数百步之外就可以闻到.
即使锁在铁匣子石柜子当中,也不能掩盖它的香气.
有的人不小心用衣服搽抹了玉辟邪,香味经年不退,即使把衣服放水里冲洗多次,也洗不掉.
据说李辅国常把玉辟邪放在座位旁边,有一天,他正在梳洗时忽然听到两个玉辟邪一个发出大笑,一个发出悲号.
李辅国大惊失色,认识它们是邪物,就把它们砸得粉碎,扔到厕所里.
从此以后常听到厕所里有冤鸣之声.
扔掉玉辟邪后,李辅国所居住的安邑里,一个多月之后还有香味.
不到一年李辅国就死了.
当初把玉辟邪弄碎的时候,李辅国有个爱婢慕容宫,知道这不是平常之物,偷偷地保存了些碎屑.
后来的宦官鱼朝恩花了三十万钱把零碎的玉辟邪买了回去.
传说,鱼朝恩将被杀的时候,那些散发香气的玉屑,化成白蝴蝶,冲天而去.

青泥珠:武则天时,西蕃某国进贡青泥珠一枚.
珠子像拇指那么大,微微发青.
起初武则天并不知青泥珠的神奇,就把它送给西明寺的和尚.
和尚把这颗珠子装在金刚的脑门儿上.
后来和尚讲经,有一个前来听讲的胡人见了这颗珠子就目不转睛地看.
十几天里,他总在珠下凝视,心并不用在听讲上.
和尚就问胡人:"施主想要买这颗宝珠吗"胡人说:"如果一定能卖,我保证出重价.
"和尚最初的要价是一千贯,渐渐涨到一万贯,胡人全都答允.
于是定到十万贯,成交.
胡人买到此珠之后,剖开腿上的肉,把珠子纳入其中,然后马上启程回国.
和尚不久就把这事向武则天禀奏,武则天下令寻找这个胡人.
几天之后,使者找到了那胡人,问他宝珠在什么地方,他说已经把宝珠吞到肚子里了.
使者要剖开他的肚子检验,他没办法,只好从腿肉中取出宝珠来.
武则天召见那胡人,问道:"你花重价买这珠子,要用它干什么呢"胡人说:"西蕃某国有个青泥泊,泊中有许多珍珠宝贝.
但是淤泥很深,无法将珍宝弄上来.
如果把这颗青泥珠投到泊中,淤泥就会变成水,那些宝贝便可以得到了.
"武则天这才知道青泥珠的珍贵.

南蛮、西南蛮:林邑、婆利、盘盘、真腊、陀洹、诃陵、堕和罗、堕婆登、东谢蛮、西赵蛮、牂牁蛮、南平獠、东女国、南诏蛮、骠国西戎:泥婆罗、党项羌、高昌、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天竺、罽宾、康国、波斯、拂菻、大食东夷:高丽、百济、新罗、倭国、日本北狄:铁勒、契丹、奚、室韦、靺鞨、渤海靺鞨、乌罗浑第八十八章、唐代河朔三镇长期割据的财政原因一、问题的提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其中央权力与以前的朝代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中央机构日趋完善.
但是就唐朝本身来说安史之乱前后,中央权力显示出明显的差别.
这种差别具体表现在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唐前期大一统局面形成的鲜明对比.
而藩镇割据中的中坚力量主要是河朔三镇,即唐河北道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
唐朝藩镇割据局面中,河朔三镇当属核心问题.
故而讨论河朔三镇长期存在的原因有助于理解唐朝后期藩镇割据长期存在的原因.

河朔三镇的割据从根本上讲不仅是节度使个人意志的体现,而且是其部下世袭官兵的意志和利益要求的体现.
这一点张国刚先生在他的《唐代藩镇研究》一书中已经作了精辟的概括,即藩镇动乱的四个特点:封闭性、凌上性、反暴性、嗜利性.
凌上性和嗜利性准确说明了由士兵控制藩镇的事实和原因,而封闭性则揭示了唐朝在积弱的形势下没有被藩镇将领灭亡的原因.
士兵对藩镇的实际控制是由对节度使的随意废立实现的,也就是"逐帅杀帅,视为常事".
这种情况不绝于史,形成了一种制度,节度使在上任之前要征求士兵的意见才能就任.

正是由于这种兵强将弱的局面使得各镇节度使都竭尽所能厚赏部下,力求满足士兵的要求以维持自己的地位.
同样,唐朝朝廷也不得不拿出大部分的收入供养军队.
中央和地方都以军队为自己财政政策中心环节使得军队的地位日益重要,而将帅的权力和地位相比之下反而有所降低.
因此笔者认为唐朝朝廷实际上有可能重新以财政手段获得河朔三镇士兵的忠诚,但是这种可能性是以唐朝给予三镇士兵的物质利益超过节度使提供的物质利益为前提的,因此,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朝廷和藩镇两方面在争取士兵的斗争中所拥有的物质条件的优劣,最终解释唐后期藩镇割据长期存在的财政原因.

二、唐朝后期河朔三镇的基本情况河朔三镇与同时建立的淄青镇都是唐朝朝廷为安置安史旧将而设置的方镇,自(年代)建立起,朝廷的政令就无法在这四镇范围内执行,其镇将的任免也不以中央政府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由本镇自行任命.
据统计,河朔三镇共有五十六名节度使,除唐穆宗时由中央直接派遣张弘靖、田弘正、李愬等人为卢龙、成德、魏博节度使外,其余五十三位节度使或留后都久居河朔.
即使是这三位节度使也受到当地军将的排斥,张弘靖和田弘正都被部下杀害,李愬虽然幸免但对魏博镇的骄兵悍将也毫无办法,事实上并没有指挥权.

河朔三镇拥有为数众多的军队,使其在朝廷的削藩战争中拥有兵力上的优势,这也是朝廷对三镇的讨伐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
就兵力来说,卢龙镇应有兵五万至七万左右;魏博镇在田承嗣时有兵十万,至建中元年田悦为节度使时,魏博有兵七万,在魏博镇的辖区内,可战之兵在七万到十万之间;成德镇元和年间辖六州之地,其建镇是在"肃宗时,(李宝臣)举恒、赵、深、冀、易、定六州战卒五万人,马五千匹,以归听命.
"后辖区又有所变化.
由此可知,成德镇在其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兵力应在五万上下.

因此,河朔三镇一旦联兵反唐,唐朝朝廷就不得不面对总数在十七万至二十二万之间的叛军,而唐朝全国军队的总数也不过八十三万至九十九万之间.
虽然三镇军队数目和唐朝全国军队总数并不是同时代的统计数字,但由于吐蕃和南诏对唐朝日益严重的威胁,唐朝政府在西北和西南地区驻扎的兵力不断增加,因此唐朝能够用于对付河朔三镇的兵力十分有限.
元和年间,唐朝朝廷发动二十余万大军讨伐成德王承宗,但是这些藩镇兵分属于各镇,以至作战时"莫肯率先,递相顾望";朝廷的神策军则是由宦官统帅,而且"多是市井屠沽,庇身军籍,未经战阵,难以成功",所以最后不了了之.
长庆年间,朝廷又以十五万军队讨伐成德王廷凑也是劳而无功.

虽然河朔三镇既有独立的倾向又有独立的实力,但是河朔三镇的节度使终唐一代称王称帝反叛朝廷的只是极小部分.
大多数的节度使都接受或请求过朝廷的册封,就三镇而言它和中央的战争多数是朝廷拒绝藩镇的请求而导致的.
这种情况表明河朔三镇的割据只是对唐朝政府的独立而不是对中国的分裂.
因此,笔者认为对这种历史现象的定性分析只能从唐朝政府的政策应对角度来进行,而不能把唐代的藩镇割据和其他时代的封建割据等量齐观,原因是河朔三镇的割据的基础并不是地方的封建主势力而是在法律上属于朝廷的"官健".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旨在于从方镇兵的经济需要的满足上分析河朔三镇的独立状态,本文的切入点仅限于唐朝国家财政资源的利用,而不涉及其它方面,如军事水平、行政水平的优劣等等.
三、河朔三镇的财政收支安史之乱作为唐朝前后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对唐朝财政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
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藩镇就曾有本道解决军费的先例,安史之乱之后,由于财政体制的混乱及藩镇的广泛建立,朝廷一直沿用着这一原则.
直到两税法实行,唐朝才真正重新确立了财政制度.
这种制度本身有一个三分法原则,即留州、留使、送省各三分之一,但是由于河朔三镇基本不受唐政府的管辖,因此河朔地方虽然以两税法的方式收税,但并没有送省的部分,而全部归节镇支配.
由于本文需要了解河朔三镇和朝廷的收入,因此必须解释这两方面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两税.
两税法是唐德宗建中元年杨炎提出的,这种税法规定"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
……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
……其应科斛斗,请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
夏税六月纳毕,秋税十一月纳毕.
"为了具体实行这种税法,朝廷于建中元年"二月,丙辰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这些黜陟使的职责就是审定各道的两税"元额"、确定各镇的支出和地方的"留州"、"留使"钱的比例或数额.
河北黜陟使洪经伦(纶)在魏博就曾要求该镇裁兵四万,这就足以证明黜陟使以上的财政职能.
因为军费支出是地方截留的主要理由,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魏博镇的财政收入被军费占用了绝大部分,否则洪经伦(纶)不会一次性要求其裁军一半多.
而地方的两税元额是不是完全依赖黜陟使的调查确定数额的呢事实上不是这样.
陆贽就曾经提到"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旧额征税.
"具体的形式是"而乃搜摘郡邑,劾验簿书,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元额.
"由上文可知,两税法的实行为朝廷和藩镇确定了基本固定的收入,只不过在分配这笔收入时,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分配方式.
张国刚先生在《唐代藩镇研究》中所划分的四种藩镇类型在收入分割中也有明显的区别.
其中独立的河朔藩镇除不定期的"进奉"之外,很少向朝廷上交财政收入.
因此在河朔三镇的辖区内,本该属于朝廷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地方开支.

河朔三镇的收入:一、农业税.
唐朝的农业税在两税法实行之后就以两税的形式出现,但是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河朔三镇实行两税法,因此,农业税的数量和征收形式很难确定.
不过当地农业税收入以河朔三镇辖区内的土地和户口为基础则可以确定,虽然土地面积不得而知,但其户数仍有零散的资料存世,因此,笔者决定依据这些史料推测河朔三镇的户口数量.
至今尚存的唐代户口数字只有《元和郡县志》中保存的开元年间和元和年间的不完整数字与《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但元和年间的户数缺卢龙节度使辖区内的九个州;还有《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天宝元年全国各郡的户数及《旧唐书·地理志》记述的贞观十三年各道府州的户数.
即使是这些数字中最晚的数字——元和时的户口数也是不精确的,因为在河朔三镇的范围内,即使是节度使归顺朝廷时,也没有向朝廷提供收取两税的根据——户籍.

这一点从魏博节度使下辖的魏、相、博、卫、贝、澶六州和恒冀节度使下辖的恒、冀、深、赵、德、棣六州的户数中可以看到.
魏州为魏博节度使驻地,开元户为117575,而元和户为6920,二者比约17/1,单从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的原因来解释户口的减少是不具说服力的.
从上文中可知,魏博镇有兵七万,魏州驻有重兵,且魏博节度使牙兵到唐末五代时还有八千余户,又是节度使官署所在,当地不足供养,而全赖外州供应则完全不可能.
从整个魏博镇来说,民户与军队的比例将近1/1,由于唐朝军队属于职业军,装备的支出和补给的支出非民户可以支持,这一点在下文藩镇的支出部分具体研究.

《元和郡县志》记载的元和年间户数本身是不完全的.
笔者认为这种过少的户口记录不可以用逃户和战争中的损失来解释.
由于唐朝各道的设置是依据山川地理的隔限且平民不具备长距离迁徙的经济能力,因此各道之间的人口迁移不可能规模很大,而且河朔三镇的节度使多数都比较重视生产,剥削不会很重,这就排除了大批逃户迁出河北道的可能.
至于战乱中的人口损失应该也不会很大,因为唐朝后期河北地区大规模的战乱只有德宗对河北四镇的战争和宪宗对成德的讨伐及穆宗时失败的平叛战争三次,这几次战争之间间隔时间很长,而且各军深入河北道腹地的情况并不多,故此,战争并不是当地平民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在安史之乱之后43年的元和元年,河北各道的人口应基本与开元天宝年间持平.
这一点,严耕望先生在其《〈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中有明确的论述.

据记载,元和初"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
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户".

江淮地区成为唐朝政府的主要财源.
以上列举的山南和河东地区的状况相似,这与当地的经济条件有关,山南道和河东道的主体部分处于山区,当地农业并不发达,故而易于在中央政府不注意的情况下藏匿户口,因战乱户口有所损失也不易于恢复.
而江南道有非常好的农业发展潜力,直到今天这一地区仍是我国主要的水稻产区,而且其丝织业也很发达.
江淮八道未经战乱,地方组织也没有受到的破坏,又有大运河直通长安和洛阳,因此,朝廷对江淮地区的控制远比其他地区强,相应地也更能掌握当地的户籍.
当地的脱籍并非自发逃户,应该是官员有意识的隐匿,这是由两税法的僵化制度造成的.
唐人韦处厚曾说过:"自兵兴以来,垂二十载,百姓粗能支济,免至流离者,实赖所存浮户相倚,两税得充,纵遇水旱虫霜,亦得相全相补,若搜索悉尽,立至流亡.
"这种藏匿造成了江南地区与纳税户大致相等的脱籍户数,杭州的元和户数为5.
1276万,实际有户10万,税钱50万.

而河北道由于长期为声教所不及,户口藏匿更为严重,由于上文提到的江南和剑南的情况,笔者有理由推测河北道的户数在1084856户左右.
假设以上的推测成立,则河北道三镇的两税收入各为:魏博镇:355411户*1.
5贯=533116.
5贯至355411户*5贯=1777055贯.
成德镇:311774户*1.
5贯=467661贯至311774户*5贯=1558870贯.
卢龙镇:236507户*1.
5贯=354760.
5贯至236507户*5贯=1182535贯.
1.
5贯到5贯是唐朝江淮地区实际户均缴税额度.
由于唐朝的税收制度在基层体系中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因此,它对普通民户的征敛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尤其是两税包含了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各色杂税.
《册府元龟》中记载:唐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制:"自艰难以来,征税名目繁杂,委黜陟使与诸道观察使、刺史作年支两税征纳,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停罢.
"这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户税额基本相似.

二、专卖收入.
唐朝的榷盐、榷酒、榷茶就属于专卖的范畴.
榷盐和榷酒在河朔三镇都存在.
乾元年间第五琦在改革盐法时即规定,"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立监院官吏.
其旧业浮人欲与盐为业者,免其杂徭,立盐铁使".
并规定"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在成德镇的棣州有海盐,在卢龙镇的幽州有池盐,作为盐产地,河朔三镇当然有可能分享盐利.
棣州和幽州的盐产量虽然并不清楚,只要从沧州和青州、海州进口部分食盐,基本上就能够满足三镇的需求是一定的.
河朔三镇的盐利基本上应该不出本道,因为唐朝位于河中的安邑、解县的两池盐产量非常大,足够占据河南道和河东道的市场.
也就是说,河朔三镇的盐利几乎全部来自辖区内的百姓,则其年消费量应为:魏博镇:3227708人*9升=290493.
72石.
成德镇:2574219人*9升=231679.
71石.
卢龙镇:1463681人*9升=131731.
29石.

此时盐每斗价格应为110文,出产方获利100文.
其总获利应为653904.
72贯.
准确地讲应以卢龙和成德获利最大,魏博则只能进口,每石获利或许不到1贯.
而且上文所引人数为天宝元年数字,结果难免有错误,供参考.

唐朝的榷酒是归地方经营的,并于后期摊入两税之中一同上供.
由于河北的榷酒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只好采取比较计算的方法.
因为剑南道的逃户比例与河北地区差不多,笔者假定二者的两税钱与榷酒钱的比例也差不多.
又由于江南的比例远低于河北的比例,就以江南的两税和榷酒钱比例作为上限.
剑南西川两税与榷酒钱的比例约为4.
1/1,江南洪州比例约为6/1.
那么,河朔三镇的比例应在此数以内.

事实上,河朔三镇的统治并非豪奢无度,在酿酒和酒的消费上估计不会达到太高的水平.
因此以上数字当取最小值.
茶税在唐朝的财政收入中并不重要,而且河朔三镇并不产茶,对于当地的人民来说,茶这种奢侈品也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因此,不对此项作探讨.

三、商业收入.
藩镇置市买、回图官,可见商业收入对藩镇来说也应是非常重要的收入.
具体来说有两种形式:直接参与商业活动.
也就是直接授予商人幕职或牙将等身份或由将领直接经商.
如"后有长沙小将姓周者,部本郡钱帛,货殖于广州.
""范翊者,河东人也,以武艺授裨将……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绵绮.
"各镇可能都存在这种情况.
收取商税.
设置官吏收取商业税.
地方商税由商税使、务掌管.
这个官职也可称商税务专知官.
商税的数额无法确计,但是李锦绣提到"地方两税外的赋税、田产、经商赢利等收入总数,当不会小于两税的留州、送使数额.
而且时间越后,……地方财政收入越大.
"河朔三镇的经济在有唐一代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特殊产品的产出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超过江南地区,这一点从《元和郡县志》对开元年间上交的丝织品种类和数量的记述上可以证明.
因此,当地的商业也一定非常发达,商税收入也不会很少.

综合以上的数字,得出河朔三镇年收入的总额分别为:魏博镇(533116.
5+88852.
75+290493.
72)*2=1824923.
5贯.
成德镇(467661+231679.
71+77943.
5)*2=1554567贯.
卢龙镇(354760.
5+131731.
29+59126.
75)*2=1091236.
5贯.
由于魏博镇在田弘正归唐时朝廷赐钱150万贯,"及诏书到魏,钱帛随路而至.
军中踊跃欢叫,向阙拜泣".
卢龙镇归唐之后朝廷赐钱百万.
由朝廷赐钱百万左右可知,河朔三镇的财政收入不会过多,否则各镇官兵不会如此在意朝廷赏赐.
由此可知,当地的收入不会超过上面的数字过多,以此数为基准是合理的.

河朔三镇的支出:河朔三镇的支出和其他类型的藩镇一样,主要用于供军.
军费在各镇的支出中占绝大部分.
因此,笔者只在本文中讨论各镇的军费数量.
月粮.
魏博镇有兵七万到十万.
月粮为每人一月给粟一石.
全镇一年需要40000石到1200000石.
西北边防区粟的价格应该在每斗40-150文之间,而河北地区农业发达,粟的价格减半在20-75文之间是很正常的.
六万步兵需钱144000贯到360000贯之间,九万步兵需钱216000贯到540000贯之间.
衣赐.
衣赐分春衣、冬衣两次发放,总计七匹.
元和年间衣赐七匹需钱9贯.
每人七匹则七万人需钱630000贯,十万人需钱900000贯.
马料.
后唐明宗时范廷光奏"试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卒五人.
"由此可知骑兵的供养比步兵更加复杂和困难.
但是,河朔三镇所处的地域生产马匹,而且水草丰美,与后唐后期以中原为中心的军事基地情况不同,财政负担要小得多.
维持费用比例或为1/2.
魏博镇的骑兵总数没有确切的记载,但在《新唐书·藩镇传》中有其出动万余骑兵作战的记述,笔者权且把这作为魏博镇骑兵部队的总数.
维持一万骑兵食用需钱为步兵月粮的两倍,即48000贯到120000贯.
总计魏博镇的军队年耗钱894000贯到1290000贯.
此数是以七万人为准的.
十万人的数字在财政上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因为其总数已超出上面计算得到的收入数量过多,只有横征暴敛才有可能维持这样一支军队.
而田承嗣正是"既得志,即计户口,重税敛,厉兵缮甲,使老弱耕,壮者在军,不数年,有众十万.
"但是这种统治是在大历年间田承嗣占据贝、博、魏、卫、相、磁、洺七州之地的情况下建立的,单是洺州开元年间就有77150户,而澶州只有7300户.
这说明元和初魏博镇的经济力量远不及大历年间,因此之时的魏博镇所能供养的军队也有所减少.
七万人的军队是合理的.
根据以上数字,魏博除正常供军外,余钱534923.
5贯至930923.
5贯之间.
还有余力赏赐军队,足见其有独立的能力.
同理,成德五万军队,马五千匹,马步比例为1/10,后期比例有所提高.
以此计算马步军月粮总数在168000贯至630000贯之间;衣赐450000贯;总数为618000贯至1080000贯.
盈余在474567贯至936567贯之间.
同魏博情况基本相同.

卢龙五万到七万军队.
马军数量极多,约有骑兵两万.
以五万计算,月粮在168000贯至630000贯之间;衣赐450000贯;供军钱总数在618000贯至1080000贯之间.
盈余在-11236.
5贯至473236.
5贯之间.
如其为七万军队则基本没有盈余,因此,如魏博早期军队一样不作分析.
卢龙节度使朱滔在唐德宗在位时举兵反叛,当时"滔兵五万,车千乘,骑两万,士私属万余,虏兵三千……",由此可知当时卢龙兵力当在七万以上,但是,当时卢龙的辖境也与元和时有很大区别,当时的卢龙受赐得德州、棣州,而元和时此二州已经划归成德.
德州和棣州开元年间共有87315户,非常富庶,数量接近卢龙镇九个州户数的1/3,失去这两个州对于卢龙节度使的收入一定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也说明元和初卢龙镇不太可能有七万军队.
即使以五万军队计算,卢龙镇在失去德、棣两州之后,很难供养两万多人的骑兵,这也是卢龙下辖九个州的经济条件决定的,也直接体现了财政情况对军事力量强弱的决定作用.
盛产马匹的卢龙也不例外,虽然卢龙有能力一次向朝廷献马万五千匹,并且不止一次的进献战马,但是却无力为自己维持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这也在侧面证明了财政在藩镇长期存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河朔三镇的收支状况非常良好,即使上文所作的计算有较大的误差,也可以明确表明各镇有足够的财力与朝廷争夺士兵的忠诚.
而朝廷是否有长期应付三镇巨大的支出的财力则很成问题,主要原因是唐朝面临的问题并不止是河朔三镇的独立.
诸如,吐蕃对长安的长期威胁,淮西、襄阳、淄青、西川等地节度使的反叛都威胁着唐王朝的安全,使得唐朝不能集中全部精力、军力和财力来解决河朔三镇割据的问题.

四、结论安史之乱后,唐朝经过长期战争,对国家的控制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为了恢复对河北道地区的统治,唐朝皇帝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措施安置投降的叛军将领.
这些将领在名义上归属于中央,但在事实上则采取了各行其是的策略.
对于本镇的税收和作为税收基础的户籍完全采取了独立于国家财政系统之外的方针.
这一点唐朝的士人已经很多论述,在此不多赘述.
藩镇兵马名义上是属于国家的"官健",在隶属关系上有两重性,但是由于这些军队为世袭军户,居住地与驻扎地重合,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势,因此这些官兵也形成了地域性的政治取向.
这一特点为藩镇将领所利用,成为维持地方独立的社会基础.
藩镇的统帅依靠军队的体制控制防区内的州县,使唐朝早期的文官地方政治体制转化成为延续直至五代、宋初的武官体制.
这种体制维持了税收数额的稳定,排除了外界干涉本镇财政的可能,为镇将攫取了巨额财富.
这是河朔三镇及其他割据藩镇的统治体制的共同特征,也是维持其存在的基础.
但是这一体制并非只有和谐的共生的因素,士兵和镇将在分割财政收入时也有矛盾,因此藩镇将领由于贪暴被士兵杀逐的事件时有发生.
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镇将都会拿出大部分地方收入作为军费,维系士兵的忠诚.

唐朝中央对河朔三镇的军事行动或政治行动都基于其财政能否支撑对军队的赏赐上.
为什么呢因为唐朝对河朔三镇的征讨不可能全部依靠中央直辖的少量军队,每次战争都要征调大批藩镇军,这些军队战斗并不坚决,参战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朝廷的赏赐,而朝廷除内库和户部钱的节余之外,其他可利用的资源并不稳定,即使是以上两项,最多时也不过500万贯,朝廷很难承受战争的负担,开战之后不长时间就会出现"府藏空竭,势不能支"的局面,因此为了准备和进行一场战争,朝廷往往需要在财政上准备几十年,如宪宗时收服三镇,除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有利外,还有赖于德宗年间即开始的财政准备.
而穆宗时讨伐三镇战争的失败则正相反,因宪宗年间频繁用兵府库空虚,国家无力长期与叛军对峙,只能不了了之.

从藩镇的角度上看,河朔三镇的收入总数不过4470727贯,这只及中央每年900多万的两税收入的一半,但是其盈余总数在1020727贯到2340727贯之间,约占其收入的1/4——1/2,这样一大笔的盈余无论是赏赐兵将,还是进奉朝廷,都游刃有余,丝毫不成其为负担,即使是应付本文中没有涉及的幕府的开销也完全没有问题.

比较上文提到的河朔三镇和朝廷的财政状况,河朔三镇虽然辖区和可利用资源的总数远不及唐朝朝廷,但是其财政支出除供军外,再无其他的大宗消费.
反观朝廷,无论官俸,宫廷支用,或是军费支出都使其疲于应付.
河朔三镇在支出之外,无可辩驳的具有很大数量的盈余,这些盈余使得其在本镇范围内有足够的财力维持军队的忠诚和战斗力.
这就使得河朔三镇在战争期间有足够的积蓄和朝廷长期对峙,最终拖垮唐朝脆弱的财政体系.
即使是在三镇归附中央之后,由于河朔三镇的赋税不上缴中央,而且朝廷的影响力在当地非常薄弱,当地军民已经习惯于当地的旧有秩序,当朝廷派遣的将官与他们的利益有冲突时,就会发生兵变,这就是张弘靖、李愬、田兴等人任三镇节度使期间无力控制士兵的原因.
朝廷为了维持其在河北道虚弱的统治,就不得不调用中央的财富,在其能够满足对河朔士兵的赏赐要求时,士兵对朝廷的忠心就如前文所提到的"……军中踊跃欢叫,向阙拜泣"一样.
反之,则如卢龙镇,士兵杀将逐帅如同儿戏.

由此可知,唐朝后期河朔三镇的割据,对于财政状况极端窘迫的唐朝朝廷来说,几乎不可改变.
也就是说唐朝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收回,或是之后长期占有河朔三镇.
从根本上讲,这是它混乱的财政状况注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后期出现这种情况,中央财力不支是重要的一项,也是其中央集权能力不断减弱的明证.

第八十九章、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行唐代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律令格式使得政务处理高度程式化,学者对此多有论述.
借助于敦煌文书和石刻资料,近年来对于唐代制敕的研究大有进展.
但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是围绕"王言之制"而展开的,对七种王言之外的制敕鲜有探讨,墨诏和墨敕就属于这样的一种制敕.

墨诏、墨敕是唐五代一种不经过正规颁诏程序、由禁中直接发出的诏令,它或者由皇帝直接发出,或者是对臣下表状的批答.
武则天时为避讳,改"诏"为"制",实际应用中"制"和"诏"经常混用,墨诏也称墨制.

一、墨诏、墨敕的出现及其在门阙制度上的应用现所见最早的墨诏出现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
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名,不得疑奏.
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尽从中墨诏.
自是事咸精详,下莫敢相罔.
"孝文帝为了整肃中央传诏、奏请的混乱情况,规定臣下的奏请必须符合律令,皇帝的意见则通过墨诏下达,避免"口传诏敕,或致矫擅"的情况.
可见,墨诏最初是为了保证皇帝的政令准确无误地下达而出现的,承载着皇帝的权威,它的效力从一开始就不容置疑.

墨敕在刘宋及唐代门阙制度中的使用强化了这种意义.
现存史料中最早将墨敕与宫城门的开闭联系在一起的是《宋书·王昙首传》:元嘉四年,车驾出北堂,尝使三更竟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虎幡、银字棨.
"不肯开门.
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昙首继启曰:"既无墨敕,又阙幡棨,虽称上旨,不异单刺.
元嘉元年、二年,虽有再开门例,此乃前事之违,今之守旧,未为非礼.
但据旧史,应有疑却本末,曾无此状,犹宜反咎其不请白虎幡、银字棨,致门不时开,由尚书相承之失,亦合纠正.
"上(文帝)特无所问,更立科条.

王昙首的回答说明,在刘宋文帝以前的门阙制度里就有规定,开启宫门需要墨敕或者白虎幡、银字棨(幡棨),前者的信用度高于后者.
可能这项制度当时尚处于创制初期,执行起来还不严格,所以有元嘉元年(424)、二年"开门"的前事,甚至于羊玄保还要罢免官员.
这件事后,文帝"更立科条",逐渐完备了门阙制度.
三十年后,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宋孝武帝身上:于时世祖出行,夜还,敕开门,(谢)庄居守,以棨信或虚,执不奉旨,须墨诏乃开.
上后因酒燕从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对曰:"臣闻蒐巡有度,郊祀有节,盤于游田,著之前诫.
陛下今蒙犯尘露,晨往宵归,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矫诈.
臣是以伏须神笔,乃敢开门耳.
"宋孝武帝虽然有"棨信",谢庄仍然要求出示墨敕才能开门,因为"棨信"可以是虚假的,但作为"神笔"的墨敕乃是皇帝亲笔书写,不可能有假.
宋文帝时,没有墨敕尚能使用棨信,到孝武帝时棨信的信用度已经大大降低,非要墨敕才能开门,表明在开启宫门的诸项手续中,墨敕居于了核心地位.
《宋书》还记载了太子监国的仪注,内有"皇太子夜开诸门,墨令,银字棨传令信"一条,正可以从侧面证明皇帝当国时使用的是墨敕.
至于细节,由于史料阙如,我们无法得知.

唐代在开启宫殿门时也需要墨敕,这与刘宋的制度相仿,很可能源自刘宋.
按照规定,进出宫殿门的官员事先都要编订门籍,由本部门负责登记送达.
流内官记录官爵、姓名,流外官则记录年齿、状貌,每月重新编订一次门籍,非迁解不除.
门籍至少有两份,一份送刑部,一份送监门卫.
但门籍只是官员进出宫门和殿门的基本条件.
唐代门禁制度严格,不管是城门、宫殿门还是坊门都有开闭时间限制.
晚间宫殿诸门关闭以后,如果有人要进出,则需要皇帝特敕才行.
《唐律疏议》对此有很明确的规定:诸奉敕以合符夜开宫殿门,符虽合,不勘而开者,徒三年;若勘符不合而为开者,流二千里;其不承敕而擅开闭者,绞.

【疏】议曰:"奉敕以合符夜开宫殿门",依《监门式》:"受敕人具录须开之门并入出人帐,宣敕送中书,中书宣送门下.
其宫内诸门,城门郎与见直诸卫及监门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折冲、果毅内各一人,俱诣閤覆奏.
御注听,即请合符门钥.
监门官司先严门仗,所开之门内外并立队,燃炬火,对勘符合,然后开之.
"符虽合,不勘而开者,徒三年.
若勘符不合,即合执奏.
不奏而为开者,流二千里.
其不承敕而擅开闭者,俱合绞罪.

《新唐书》在提及司门郎中员外郎的执掌时也说:"凡有召者,降墨敕,勘铜鱼、木契然后入.
"对《唐律疏议》的这条材料有很好的分析,通过将这段材料与其他材料的比对,把关键的"御注"解释为墨敕.
受敕人"宣敕送中书,中书送门下",这是因为宫殿诸门的钥匙归门下省的城门郎掌管,但受敕人不能直接向城门郎宣敕,而要通过中书省下到门下省,再由门下省长官下达给城门郎.
然后相关部门、责任者聚集在一起验看敕并覆奏,等到皇帝颁下墨敕,对先前的敕予以确认之后才能勘合通行.
以上只是夜间进出宫殿门的特殊情况,其他时候也需要墨敕吗进出宫殿门使用墨敕是否是唐代的一项制度呢武则天时,太子詹事崔神庆有一道上疏:臣伏思五品以上所以带龟者,比为别敕征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
况太子元良国本,万方所瞻,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防萌之虑.
臣昨见缘突厥使见,太子合入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
太子当时又报臣云:"昨日至晚侍奉,不见圣人谕及遣来.
今者直准台符入朝,事得安否"臣又思《周礼》仪注,例皆奏闻,台符所下,必将非妄.
臣又自到朝堂,审知是实,所以太子遽往.
当今人禀淳化,内外同心,然古人虑事于未萌之前,所以开无悔吝之咎,况太子至重,不可不深为诫慎.
以臣愚见,太子既与陛下异宫,伏望召太子,先报来日,非朔望朝参,应须宣唤,伏望降墨敕及玉契,以符重慎之道.

武则天"甚然之".
这道奏疏很能说明问题.
官员进出宫殿诸门,除了事先已经在门籍上登记外,还要随身携带"符"以便勘合,相当于刘宋时期的"棨信",五品以上用龟符,太子用玉符.
但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
虽然有"文符"下到太子处请他入宫,但没有"降敕处分",以至于太子不敢进宫,只能彻夜等候.
从奏疏的上下文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的"敕"是指墨敕,墨敕才是进出宫殿诸门的关键.

《唐六典》还有另外一条材料:"凡飞骑每月番上者,皆据其名历而配于所职.
其飞骑仗或有敕上南衙者,则大将军、将军承墨敕白移于金吾引驾仗,引驾仗官与监门奏覆,又降墨敕,后得入.
"唐代禁军有南、北衙兵,南衙是卫兵,在宫城南面;北衙是禁军,处宫城北面.
皇帝有敕北军飞骑仗上南衙,这道"敕"是下到左右羽林大将军、将军手中的,所以说"大将军、将军承墨敕",由此可见,这道"敕"实际是墨敕.
大将军向南衙的金吾卫引驾仗出示墨敕,引驾仗官员和监门的官员一起验看墨敕并上报皇帝,由皇帝再下一道墨敕予以确认真伪,然后才能通行.

至于墨敕是否加盖玺印,可以从皇太子的墨令中得到旁证.
《旧唐书》姚寿传附姚珽传载,中宗年间,姚珽曾上书进谏节愍太子,内中提到:"臣闻银牖铜楼,宫闱严秘,门閤来往,皆有簿历.
殿下时有所须,唯门司宣令,或恐奸伪之辈,因此妄为增减,脱有文状舛错,事理便即差违.
且近日吕昇之便乃代署宣敕,伏赖殿下睿敏,当即觉其奸伪,自余臣下庸浅,岂能深辨真虚望墨令及覆事行下,并用内印印画署之后,冀得免有诈假,乃是长久规模.
"为了确保墨令的真实性,姚珽建议要加盖"内印",但建议还没来得及施行,节愍太子就死于叛乱中.
而从北军飞骑仗上南衙过程中需要勘验墨敕的情况来看,很可能墨敕不盖玺印.

由此可见,唐代对进出宫殿诸门有严格的制度:官员事先造册、登记在门籍,进出时除了携带与各自官品相合的"符"外,还必须有皇帝的墨敕,即使太子也不例外.
经过监门官和引仗官(夜间还有城门郎)的核对,上报皇帝,皇帝再发下墨敕确认后才能通行.

二、墨诏、墨敕与唐代的政务运行(一)皇帝自主决断政务:有些墨诏、墨敕是皇帝用来与高僧的私谊往来.
唐代不少皇帝都信奉佛教,因此和僧人的关系密切,墨诏、墨敕往往成为高僧游历天下的通行证.
武则天曾召高僧洪昉入禁中供养,洪昉离开时,她赐墨敕:"昉所行之处,修造功德,无得遏止.
"肃宗曾赐大光和尚墨诏,"许天下名寺,意往者住持",李绅给大光写碑铭时干脆就将名字题作《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
灵坦是神会弟子,大历五年(770),他礼觐惟忠和尚,后欲出关,经惟忠奏请,代宗"敕赐号曰大悲,兼赍墨敕".
僧人有缘从小就得到宣宗的青睐,"后身披布褐,手执墨敕,海内游行".

有些墨诏、墨敕是皇帝发给个别人执行的,不需要宣示朝廷.
唐太宗为得到《兰亭序》,派萧翼设法和辩才和尚接近并取得信任,萧翼设计得到《兰亭序》后立即赴永安驿:告驿长陵愬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
今有墨敕,可报汝都督知.
"都督齐善行闻之,驰来拜谒.
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
善行走使人召辩才……萧翼报云,奉敕来取《兰亭》,《兰亭》今已得矣,故唤师来.

萧翼身上带着太宗发给的墨敕,从都督齐善行的举动来看,他事先没有接到朝廷的任何指示,显然墨敕没有通过三省程序颁下.
尽管如此,齐善行"驰来拜谒"并配合萧翼完成了任务,而萧翼口口声声"奉敕",则在朝廷官员眼中,墨敕也是敕书,效力是一样的.

武则天时期,曾"分走使者,赐墨诏,慰安流人,实命杀之",这实际带有密旨的意味.
开元时,张敬忠上奏:伏奉闰十二月十一日墨敕,蜀州青城先有常道观,其观所置,元在青城山中,闻有飞赴寺僧夺以为寺,州既在卿节度,检校勿令相侵,观还道家,寺依山外旧所,使道佛两所各有区分者.
臣差判官宣义郎彭州司仓参军杨往青城山准敕处置,其飞赴寺佛事及僧徒等,以今月九日并移于山外旧所安置讫.
又得常道观三纲甘道荣等状称,奉敕移飞赴寺依山外旧所,观还道家,今蒙使司对州县官及僧等准敕勒还观讫,更无相侵者……谨附采药使内品官毛怀景奏状以闻.
分析这份上奏可知,玄宗先给了张敬忠一道墨敕,要他处理青城山的寺观争端;张敬忠派人"准敕处置"后再把处理结果报告给玄宗,中间的联络人是内品官毛怀景,也没有通过三省的程式化途径.

还有些墨诏、墨敕是用于对臣下的慰劳、恩赐.
这种情况可以在臣下的谢表得见,如李峤《谢腊日赐腊脂口脂表》云:"臣某等言:品官刘阿道至,奉墨敕,赐臣等腊脂、口脂等物.
"郑《谢赐神刀食金等状》云:"右.
今日中使某至,奉某月日墨诏,赐臣前件神刀,及食金五挺,并合子锁等.
"崔沔《代河南裴尹谢墨敕赐衣物表》云:"臣某言:今月日,进瓷器官某郎行河南尹巩县主簿蒋清还,伏奉墨敕,仍赐臣衣一副,瑞锦一端.
"令狐楚《为人谢诏书问疾兼赐药方等状》云:"右.
臣奏事官高荣朝回,伏奉墨诏,问臣所疾,并奉宣口敕,赐臣药方者.
"这种墨诏、墨敕不经过尚书省下发,或者是皇帝直接派"中使"把诏敕送达本人,或者由地方来京的官员带回.

(二)批答与墨诏、墨敕上举臣子的谢表中得见墨诏、墨敕的使用情况只是一个方面,是皇帝先赐给墨诏、墨敕,然后臣子上表致谢;更为大量的情况是,臣子先上表状,然后皇帝赐给墨诏、墨敕,最后臣子再上谢表,这就意味着皇帝的墨诏、墨敕是对表状的回复,是政务运行的一个阶段.
进一步讨论的是批答、墨诏和墨敕、敕书三者之间的关系.

现所见与墨诏、墨敕有关的表状里,大多数是皇帝对贺表、谢表、让官表状和上尊号表的批答,而且这些批答不见于制敕文书中.
唐人文集如张说、张九龄、刘禹锡、白居易等的文集的表状后,保存了大量皇帝的批复,称"批"、"批答"、"御批"或"答制".
对贺表的批答,用语谨慎,表示自谦之意,没有一点处理政务的语气.
对让官表和谢表的典型批答,在这之后臣子的再上表中一般就把皇帝的批答称作"墨诏"、"墨制"或"墨敕".
同意臣下的建议,类似的用语还有"所请者依"、"依所请"等,是处理政务的语气,这种情况下,臣子就会按照批答的意思制成制敕颁行.

唐前期中央的政务运作中"最核心的公文书是奏抄,而非制敕文书",最初的表状主要是贺表、谢状之类礼节性的文书,以及建议性文书,这些都不需要皇帝当即批示,有的表状皇帝作了"批答",有的则无须批复.
自高宗武后以来,由于国家统治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表状大量增加,安史之乱以后,"成为政务申报中的主要公文",因此需要皇帝进行批复.
批复之后,皇帝下发制敕处理,形式可以是发日敕、敕旨和论事敕书.
这些都属于程式化的处理方式,都要经过三省颁诏程序.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墨诏、墨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由于现在见到的制敕实物多属于"王言之制"内的七种,这里笔者的认识只能是一种推测.
当表状进呈到皇帝面前时,皇帝根据情况要进行批答,批答也就是皇帝对政务处理的初步意见.
对于一般的贺表、谢状、让官表,皇帝批答后直接从禁中发给本人,或是由使者带回,无须使用正式的制敕文书;臣下接到批答后再以某种形式上表,一般使用"墨诏"、"墨制"、"墨敕"或者"墨诏批答"、"墨敕批答"的字眼,是为了表示对批答的尊敬;有些表状,皇帝批答后,以各种敕书形式发出,这要经过三省颁诏程序.
也就是说,作为政务运行的途径之一,批答是第一个步骤,之后分两途:一种经由三省程序颁布制敕文书;一种不经正规程序,而是以墨诏、墨敕的形式由皇帝中使直接发给个人,或是由地方来使带回.

刘禹锡的文集里有一篇《谢手诏表》,题目后有一行小字"诏后批云:朕自书",正是因为存在手诏不由皇帝亲笔书写的情况,皇帝才会在这里特别加以说明.
(三)墨诏、墨敕的文书形态玄宗以后,批答表疏成为翰林学士的重要职能之一.
《翰林学士院旧规·书诏样》里有一些具体规定:"如是自奏事,回书即言'具悉'.
若因人奏事,赐书诏即不言'具悉',诏内呼'卿',后定'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赐节度使及三军将士敕书,云:敕某乙将士等宣慰事.
意其除授节使或发兵,尾云:专遣某乙便令慰谕,想宜知悉,时候卿与将士各得平安好,参佐官僧道耆寿百姓并存问之.
遣书,指不多及.
"从上述两部分的论述可知,墨诏、墨敕的应用场合很广,其职能和论事敕书、发日敕、敕旨多有重合,因此其文书形态也非单一.
所以,《翰林学士院旧规·书诏样》的这些规定可以看作是墨诏、墨敕的一些文书格式.
除了在任命官员时有固定的文书格式外,其他用途的墨诏、墨敕的文书格式主要是参照论事敕书、发日敕、敕旨的样式.
下面以论事敕书为例来说明墨诏、墨敕的文书形态.

有些墨诏、墨敕用于对臣下的慰劳、恩赐,推测可能是论事敕书.
推测的主要根据是敕书的意思,而非格式,有点草率.
代宗、德宗时期的高僧圆照编有《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以下简称《表制集》),内有手诏两首,引录如下:《大历五年七月十三日与三藏手诏一首》敕大广智三藏和上:久修定慧早契瑜伽,远访灵山躬祈圣道,至灵必应玄感遂通,青莲喻心了证斯在.
秋景余热善加珍卫也.
遣书,指不多及.
十三日《大历五年九月四日又赐手诏一首》敕大广智三藏和上:深契道源远寻灵迹,慈悲妙力当示真宗,五蕴既空如如斯在,秋冷和上比平安好.
遣书,指不多及.
四日参照雷闻复原的论事敕书式:敕某(姓名等)云云(想宜知悉.
时候.
卿比,平安好.
遣书.
指不多及.
勅年月御画日中书令具官封臣姓名宣中书侍郎具官封臣姓名奉中书舍人具官封臣姓名行侍中具官封名黄门侍郎具官封名给事中具官封名.
不难发现,代宗的手诏套用了论事敕书的格式,但没有中书、门下官员的签署.
《表制集》的批答、制敕是按照原文抄录,这从所收其他制敕格式的完整性和文字的平阙可以看出,因此手诏中不存在把中书、门下官员的签署删去的问题.
这正说明手诏没有经过中书、门下的颁诏程序,是皇帝自己发出的.
认为墨诏即手诏,墨诏、墨敕既然也用于慰问臣下,套用论事敕书的格式就不足为奇了,但它没有通过正规程序发布,在法律地位上自然不是论事敕书.

大量的墨诏、墨敕是对表状的批答.
玄奘为请太宗给新翻译的经书作序而上表,太宗批答:"省书具悉来意……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孰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
又云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
敕奘和尚内出与玄奘法师.
"玄奘上《请入嵩丘表》,太宗批答:"省表……幸戢来言,勿复陈请.
则市朝大隐,不独贵于昔贤,见闻弘益,更可珍于即代.
敕内与出(当是"出与")玄奘法师.
"这两道墨敕在最后都有一个"敕"字.
宋代《淳化阁帖》收录的六道唐太宗、高宗和玄宗的亲笔敕书的末尾也有"敕"字,这就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墨敕的末尾肯定要画"敕"字吗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然自隋唐以来,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从敕字.
予家有景龙年敕,其制盖须由中书门下省……唐时,政事堂在门下省,而除拟百官,必中书令宣,侍郎奉,舍人行,进入画敕字,此所以为敕也.
然后政事堂出牒布于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
"陆游也说:"自唐至本朝,中书门下出敕,其敕字皆平正浑厚.
"按照宋敏求的说法,唐前期除改官员的制敕上皇帝要画"敕",陆游则语焉不详.
除官的制敕要经过画"敕"这道程序,现所见唐代告身以及学者的研究都无法提供证据,孰是孰非,姑且存疑;敕旨和敕牒都无需御画;论事敕书有画"敕"程序则是被敦煌文书证明了的.
而从上引的材料至少可以确定唐前期墨敕是要画"敕"字的.

相对唐人文集来说更为可靠的是前引圆照的《表制集》,里面收录了"请降墨敕"的表、状,现按照原来格式略引如下(表状中的"依奏"原文有,笔者用宋体加黑标出):《请于兴善寺置灌顶道场状一首并墨敕》请大兴善寺修灌顶道场右臣窃观度灾御难之法不过秘密大乘……谨献愚诚,倍增战汗.
如允臣所奏,请降墨敕依奏乾元三年闰四月十四日宫苑都巡使御侮校尉右内率府率员外置同正员赐紫金鱼袋内飞龙驱使臣史元琮状进前已提及《表制集》的编排原则是按照制敕原文抄录,不空在表、状中请皇帝降墨敕,皇帝在"墨敕"旁只批上"依奏"两字,没有"敕"字,前引代宗的两首手诏也没有画"敕".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敕"字太大,在印刷时被省去了.
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皇帝在画日画可时,一般都是别笔,字体要大过制敕上的其他文字,《表制集》在编派时仍旧照录,未作特殊处理,也就没有理由单单省去了"敕"字.

三、从墨敕斜封、墨敕除官到墨制授官以往学界对墨敕的印象主要是基于对"墨敕斜封"的认识,后来的一些学者凡是遇到墨敕、墨制,一律与墨敕斜封联系起来,开元以前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注拟,再上报皇帝批准,而不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中宗睿宗时期皇帝不通过宰相,直接以墨敕斜封的形式任命官员是对这项制度的破坏;尽管如此,墨敕还是必须"斜封付中书"执行,经由中书、门下发出正式告身,也就是说墨敕不等于告身,它是告身式的制、敕词部分,墨敕斜封并没有完全偏离三省颁诏程序.

考察了唐末"墨敕除官"的现象,认为这与唐初官员"便宜行事"、"便宜从事"不一样,与中宗朝的墨敕斜封也不一样,唐朝皇帝把官员的任命权力交给了藩镇,最终走向灭亡.
在隋唐五代关于官员任命的史料中,我们会看到"承制"两个字.
隋初尉迟迥与杨坚对峙,"乃自称大总管,承制署官司";唐初,皇甫无逸持节巡抚益州,"承制除授";安史之乱中,李忠臣杀敌有功,"防河招讨使李铣承制以忠臣为德州刺史".
显然,"承制"是承受制旨的简称,是承皇帝的旨意授官.
这种承制除官的情况一般出现在非常时期,一旦中央政权稳固,必然将官员的任命权收回.
唐末五代时期,承制授官重新出现,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唐朝廷用人权的丧失.

广明元年(880),黄巢大军攻入长安,僖宗仓皇出逃成都,次年二月九日下诏:诸州有功刺史及大将军等,如要劝奖者,从监察御史至常侍,便可墨敕授讫,分析闻奏.
僖宗寄希望于淮南节度使高骈,但高骈始终不出兵.
三月,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赐畋诏:"凡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并听以墨敕除官.
"当时长安周围还有几万散兵,郑畋"承制招谕,诸镇将校皆萃岐阳.
畋分财以结其心,与之盟誓,期匡王室".
这是唐末墨敕除官的开始,是非常时期下唐朝皇帝给予藩镇的特权,希望以官爵来激发藩镇及其将士的斗志.

崔致远曾为高骈写过一封上僖宗的《谢诏止行墨敕状》,包含了墨敕除官的许多重要信息,略引如下:右.
臣伏奉诏旨,去春权降诏命,许诸道承制除官,已两度降敕止绝,自今后,凡有要甄奖者,并于急递奏闻,不得更议承制者.
……伏遇陛下远事宸游,虑防爵赏,遂降无私之泽,遍资诸道之权.
不料人人而兢弄笔端,处处而皆夸墨敕……臣前年虽奉诏旨,未欲施行,却缘亲率军兵,远期征讨,此时久屯南浦,将泛西江,忽被镇海节度使周宝,欲感军情,潜施巧计,便以无功将吏,悉皆超授官荣.
臣所领士卒既多,将校不少,彼安座者犹为甄奖,此远行者岂免怨嗟.
迩口声传,从头愤激.
臣若不依周宝,必恐事生,遂准诏书得行军赏,已曾一一具事由申奏讫.
自奉前年十一月一日敕旨,仰遵成命,静守常规,至于近日所招贼徒,只与往时先赐官告,曾无僭越,岂可隐藏.

文集中虽然没有署上文章的写作时间,但一般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这件状之后是《谢除钟传充江西观察使状》,钟传于中和二年五月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高骈为之请节钺,七月诏以钟传为江西观察使.
《谢除钟传充江西观察使状》是在接到任命钟传的诏书后写的,应该是在中和二年,则这件状的时间下限是中和二年.
状上说"臣前年虽奉诏旨,意未欲施行",根据上下文可以知道指的是"去春权降诏命,许诸道承制除官"事,这应该就是广明二年二月九日僖宗许藩镇墨敕除官的诏书;状上所说前年与周宝的冲突,发生在广明二年五月到九月间.
据此推断,这件状的写作时间是中和二年.
由此可以得出几点认识:第一,承制除官也就是墨敕除官,即朝廷赋予藩镇任命属官的权利,藩镇除官前无须上报朝廷同意,等授官之后再报告,然后朝廷发给正式告身(有时可能是事先发给空白告身);第二,各藩镇纷纷承制除官,滥授私恩,僖宗曾两次下敕收回权力,其中有一次是在中和元年(881)十一月一日,到中和二年第三次下诏"不得更议承制者";第三,接到十一月一日的诏书后,高骈还在除官,给予"往时先赐官告".
可见,朝廷虽然努力想把官员的任命权控制在手中,但形势和唐前期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中央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其实唐朝廷想彻底消除墨敕除官的决心并不是很强.
为了争取藩镇的支持,借用他们的力量,承制除官成为唐朝廷经常使用的一种办法.
中和元年十一月一日已经有敕旨禁止承制除官,但中和二年僖宗以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时,却"听王铎自辟将佐"(《旧唐书》"许王铎以便宜从事").
在这之后,王铎承制授予了不少官职.
如孟方立,王铎"墨制假方立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
如沙陀李克用,王铎先是"以墨敕召李克用",后"承制以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又"承制授武皇雁门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
还有朱温、王敬武等人.
天复中为了对抗朱全忠,昭宗"书御札赐杨行密,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
……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然后表闻".
如李克用、王审知等,昭宗都曾许其承制除官.
而此时的唐朝廷已经是风雨飘摇,承制除官的缺口一旦打开便无法收拢,各地不管是有没有朝廷的授权都在自行任命官吏,所谓"纷纷墨敕除官日,处处红旗打贼时",到光启元年(885),藩镇"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以至史臣慨叹"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

这种文书式不同于制授和敕授告身式.
首先是文书的起草与签署.
文书都是由藩镇的幕僚起草,由藩镇签署,与三省和中书门下毫无关系.
其次,是文书下发的责任人.
刘后滨把敕授告身份为发日敕和敕旨两种,结句是"可依前件"的告身是敕旨告身,是对奏状的批准;结句是"可某官"的应是发日敕,是出自皇帝自己的旨意.
参照这个标准,墨敕除官文书下发的责任人应是皇帝,但实际上却是藩镇.
为了协调这个矛盾并且保证皇帝的权威,文书使用了"敕某藩镇"的词语,而且要"具[事]申奏",这样即使是藩镇授官,也是因为皇帝赐予的权利,藩镇授官后必须上报朝廷.

比较墨敕除官文书与敕牒文书,会发现二者很相近.
上引天复年间的材料中,昭宗给予杨行密的任官权利是"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可见墨敕除官文书也是一种牒.
因为墨敕除官不是通过三省程序进行的,所以不能用敕书形式;但藩镇是承制而授官,因此文书中又有皇帝的制敕.
据此,墨敕除官文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敕和牒的特殊糅合.

(三)五代的"墨制"授官中央和藩镇共享官员的任命权后,"墨制""承制"就成为除官的一个专有词语了,迄五代不改.
当天祐四年(907)朱全忠代唐自立,建立起后梁政权时,"墨制""承制"的使用就更具有政治意味了.
几处割据势力如蜀王王建、吴王杨行密杨渥父子、秦王李茂贞、晋王李克用等都不承认后梁政权,还在使用唐天祐年号,如岑仲勉所论:"此非唐之犹有遗爱也,彼辈既不愿低首下心于梁,乃求所以抵抗及藉口之术,否则自视基础未固,暂取观望态度而已".
唐朝已灭,自己还没有称帝,又不愿臣服于后梁,那么管内的官员任命该以什么名义这几处的割据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墨制".
所谓墨制,孟知祥在向后唐明宗的上表中有一个解释:"亦自朝廷之成命,委藩翰以奉宣,凡有施行,后当闻奏",可见,墨制与承制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墨制在文体上更为庄重正式一些.

五代割据北方,自命为正朔,新朝一旦建立,就止行墨制、承制,期以将官员任命权收归中央.
而南方各种割据势力,表面上奉事北方诸政权,在官员任命上依旧自行承制拜授.
朱全忠建立后梁时,与晋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战争持续不断,李氏父子既不承认后梁的统治,乃自行墨制授官.
等到后唐建立,李存勖父子也开始整顿铨选.
同光二年(924)三月,中书门下奏:纠辖之任,时谓外台,宰字之官古称列爵,如非朝命,是废国章.
近日诸道多是各列官御,便指州县,请朝廷之正授,树藩镇之私恩,颇乱规程,宜加条制.
自今后,大镇节度使管参(三)州已上者,每年许奏管内官三人,如管参(三)州已下者,许管内官二人,仍须有课绩尤异方得上闻.

长兴元年(930)五月又下制勘覆各种授官文书,重新确认资格.
但这种努力却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大多数出身行伍,通过武力上台,他们虽然时刻防范自己辖境内的方镇坐大,甚至不惜以武力清洗,但还是阻止不了雄藩骄帅的出现.
方镇一旦坐大,他们也会要求墨制的权力,"墨制除官已经成为部分方镇军阀——节度使取代皇帝行使除授官吏权力的手段,这就意味着执行墨制除官的节度使已经与众不同了",最典型的便是孟知祥的例子.

孟知祥原是李克用之弟李克让的女婿,李存勖灭前蜀后以之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
李存勖死后,他扩充军队至七万多,不向后唐输赋税,又灭董璋,兼有两川之地,部下遂请知祥称王,"以墨制行事".
此时后唐明宗在位,孟知祥上表请"部内刺史令录官员,乞许行墨制",明宗一味姑息,封他为蜀王,诏许墨制:"自今已后,剑南诸道应节度使刺史并州县官军府文武将吏等,或升或降,贤愚或黜陟功过,一切委卿,遂使选择差署施行讫奏,朝廷更不除人.
"这样,孟知祥在两川的地位得到巩固,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后唐对其无可奈何.
等到明宗去世,孟知祥很快就自立为帝,建立后蜀政权.

由孟知祥的例子不难看出,墨制在五代十国之所以不能禁止,在于分裂格局下,所谓的"朝廷"权威不振,只能与方镇共同分享着对官员的任命权,既没有力量彻底解除方镇的权力,也不可能消除方镇、重建朝廷的权威.
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权威出现之前,墨制是各方都愿意接受的一种过渡.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确认,墨诏、墨敕是"王言之制"以外的一类王言,它的特性包括四方面.
第一,发布者只能是皇帝,墨敕除官的文书虽然实质上是由藩镇下发,但名义上仍然是皇帝.
第二,不经过三省的颁诏程序,由禁中直接发出.
墨敕在门阙制度中虽然也要经过中书、门下,但那并不是执行颁诏程序,而是中书、门下在执行墨敕的旨意.
第三,形式多样,非常灵活.
墨诏、墨敕是一类没有纳入程式化的文书形态,除了墨敕除官有固定的文书形式外,其他根据内容的不同,可以借用慰劳制书、论事敕书、发日敕、敕旨等的文书形式,只是在日期之后省去官员的签署.
第四,具有同"王言之制"相同的效力和权威.

今人常常引用贞元三年(787)陆贽的上疏来质疑墨诏、墨敕的合法性:"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
"按照陆贽的说法,似乎唐代的律令早有规定,墨制所出者非正式诏令,有司"不须承受".
但这是一份被李肇指为"征据错谬"的奏疏,已有学者指出了陆贽上疏的背景是他与吴通玄兄弟的政争,意在通过撤销翰林学士之职而使吴氏兄弟和德宗自然疏远,这就降低了奏疏所引"令式及国朝典故"的可靠性,至多可以说明有司有权对墨诏、墨敕表示怀疑,这一点在门阙制度中已有反映,在敦煌文书里也可以找到例子.

由于材料所包含的信息有限,笔者只能作出一些推测性的解释.
第一条材料里,"勘"为动词,是覆核确认的意思,整句可以推测是敦煌郡给中书门下上牒,勘验修功德使所带的墨敕.
同理,第二条材料可能也是向和籴使李侍御核实任使携带的墨敕.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除门阙制度、墨敕斜封和墨制除官外,唐五代史料中明确提到墨诏、墨敕的有83处(不包括重复),只有上述3处对其产生怀疑,其他未见有拒绝执行的情形出现.

通过对83处史料的统计,笔者发现,出现在玄宗以前的有21处,玄宗至敬宗有59处,文宗以后仅3处,这样的时间分布体现了唐五代政务运行的变化.
开元以前,墨诏、墨敕主要用于对臣下的慰问、赞扬,有时担当"密旨"的角色.
开元时期国家政务急剧增多,三省体制下宣署申覆的繁琐程序严重影响了效率,为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中书门下体制逐渐建立,同时,为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皇帝旨意以政令形式颁布下达,玄宗擢用翰林学士起草诏书.
正是在这个时期,墨诏、墨敕的使用开始频繁,而且应用的范围扩展到一般性的政务,如召集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同异,批答臣下推让官职的表状,重定南郊星辰位次等.

肃、代以后至敬宗,墨诏、墨敕的使用呈现一个高峰状态,大量用于对臣子的赏赐、慰劳及表状的批答,一些重要的信息绕开中书门下传递,这种非程式化的政务运行引起宰相的担忧,以至于李吉甫向宪宗建议"军国大事以宝书易墨诏",其目的就是要把政务运行重新纳入程式化的轨道.
可见,墨诏、墨敕实际上成为中枢体制转变过程中政务运行的另一条途径.
在这种方式下,皇帝直接决断,根本不须经过中书门下;或者让翰林学士代为批答后,直接由宦官或地方的进奏院甚至使者把旨意传达下去,更为迅速快捷.
而且,皇帝借此可以向臣子表示"私恩",如前引给刘禹锡的手诏后批云"朕自书",显然是给予刘禹锡的特别恩惠.
刘后滨的研究表明,唐代中央的政务裁决是分层次的,"分别由皇帝亲自决断、由宰相和相关官员进行审议批复并报皇帝批准以及由宰相直接裁决",中书门下体制下,大量重要的人事任免都出自皇帝的旨意,皇帝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
墨诏、墨敕的大量使用正因应了这一论断.

墨诏、墨敕作为一种政务运行途径在文宗以后迅速衰落,个中原因尚待考察.
但它又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唐末五代的历史舞台上,方镇对于墨制除官权的褫夺正说明了它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
墨制的发布一向由皇帝掌握,昭示的是帝王的权威,所谓"威柄一归于上则无咎".
当方镇掌握了墨制授官的权力,尽管表面上还要以"准诏行墨敕授某官"的形式来表示对皇帝权威的认可,其实是借助于墨制、墨敕把皇帝的权威加在自己头上,取得"代天子立言"的神圣光环,为自己的割据寻找合法性,实则更凸现了帝王权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