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正定洗浴

山河呼啸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第一章北上序曲"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抗战的大好形势.
为了完成抗日大业,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后改称第18集团军),除令少数部队留守延安外,将大部派往了抗日最前线.
当时,同蒲铁路沿线的老百姓看到的是两支向不同方向运动的军队,一支是由北向南溃败的国民党军,另一支则是由南向北朝着抗日最前线前进的八路军.
南下的使人失望,北上的使人振奋.
北上的队伍中就有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129师.
1.
129师印象1937年8月25日,刚刚成立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立即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着命令的发布,129师诞生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刚刚从河西走廊返回,还带着伤痛和疲惫,背着"国焘路线"的包袱.
伤痛没能使他们消沉,包袱也没能将他们压垮,他们抖擞起精神,又坚定地走上了抗日战场,并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使日军闻风丧胆.
我们不仅应该认识这支部队,而且还应该牢牢记住这支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的部队.
雨中青松历史上很多军事家都注意到战争不仅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也是双方意志的较量.
先哲们的思想无疑对于我们解开战争之谜特别是战争胜败之谜大有裨益.
面对抗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国胜利的希望在哪里答案可能会有很多,但在下面的一个场面中,我们是否能够从中看到一种意志力正在形成,从而找到答案,看到希望呢洛川会议即将结束的1937年8月25日,刚刚成立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立即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
总部下辖115师、120师、129师.
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1937年9月1日,参加完洛川会议的刘伯承和援西军政治委员张浩马不停蹄地赶回援西军驻地.
这时,援西军已奉命从镇原移防至陕西省三原县,司令部设在石桥镇以西的小磨村.
第二天早晨,刘伯承和张浩就召集领导干部开会,传达洛川会议精神.
9月4日,正式宣布了改编后的干部名单.
宣布名单之后,刘伯承指定刚被任命为129师386旅旅长的陈赓担任第二天誓师典礼的阅兵指挥员.
刘伯承嘱咐陈赓说:这是129师第一次阅兵,也是129师开赴前线的誓师大会,会场要布置得简朴、庄严;要在部队中造成抗日救国、奋勇杀敌、为挽救祖国危亡不惜牺牲个人的战斗气氛.
陈赓等人选定石桥镇附近的一片空旷的田野——陕西本地人叫作"休闲地",作为大会会场.
因没有什么材料,阅兵台是用木桌临时搭的.
阅兵台附近贴了几条标语,使会场气氛被烘托得既热烈,又庄严.
为了使129师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阅兵不出差错,阅兵总指挥陈赓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5日凌晨3时就起了床.
他正准备去阅兵场时,突接师部电话通知,阅兵因故延期于6日举行.
1937年八九月间的西北黄土高原,本该秋高气爽,可不知为什么,这个秋天,雨却下得特别多.
9月6日清晨,陈赓又来到阅兵场.
天空上黑云滚滚,下着细雨,"看样子,雨会越下越大.
"8时左右,部队陆续到达.
大会即将开始时,濛濛细雨已经变成倾盆大雨,雨借着风势,向下狂泄.
陈赓看着一时停不下来的大雨,和协助他工作的参谋处长李达商量了一下,决定先让部队回营房待命,准备再请示师部,看誓师大会是否可以暂停至雨后举行.
就在这时,刘伯承和政训处主任张浩骑着马进入会场.
刘伯承和张浩都没有穿雨衣,身上的衣服已全部淋湿.
刘伯承问正忙着下命令的陈赓:"怎么部队又往回走了""报告师长,因为下雨,我们想请示一下誓师大会能不能等雨停了再开"陈赓敬礼后答道.
刘伯承坚定地说:"革命的人民军队,只能随时随地充分利用天候、地利去夺取胜利,不能让风雨阴晴左右军事行动的既定安排,何况我们今天是在民族危亡、时不我待的紧急关头,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大雨已经把我们打湿了,躲它还有啥子意思嘛!
"警卫员见师长在雨中淋着,把雨衣送了上去.
刘伯承把手一摆说:"我不用,全师同志们都没有穿雨衣,我怎能穿着雨衣站在大家的面前呢"全师指战员看到师首长也和自己一样在雨中淋着,不觉都挺直了腰板,远远看去就像雨中屹立着的上万颗青松,上万颗青松上的上万颗红星帽徽在迷茫的雨雾中闪着一片片红光.
嘹亮的军号在雨中吹响,陈赓在临时组成的"军乐队"的伴奏下,站在阅兵台上,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八路军第129师抗日誓师大会现在开始.
"雨越下越大.
全师一万多人在狂风暴雨中傲然挺立,人人精神奋发,口号震天,无有畏雨者.
在大雨中,刘伯承、张浩等骑马检阅了队列整齐的部队.
然后,刘伯承带领全体指战员宣誓:"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
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6年.
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
我们改名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
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
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
谨此宣誓.
"刘伯承读一句,全师指战员跟一句.
雨声和宣誓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地回荡在田野上空,激动着全师将士的心.
刘伯承那年45岁,年纪虽不算大,但却已经度过了26年的军旅生涯,在当时建军只有10年的年轻的红军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不愿戴"青天白日"要改编了.
昔日的敌人要成为友军了.
昔日的仇恨是否也会因此烟消云散呢恐怕没那么简单.
刘伯承被任命为129师师长时,正是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
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走上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1937年7月22日至7月25日,刘伯承参加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
8月22日,中共中央又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洛川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争取一切力量抗战胜利而斗争》等决议和文件.
最重要的是会议确立了八路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明确了八路军应以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以主要力量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会议结束后,刘伯承和129师政训处主任张浩即马不停蹄地赶回129师驻地——三原县,布置改编,传达洛川会议精神.
改编中最大的问题是将士们不愿戴"青天白日"帽徽.
虽然早在8月底,新的中共中央军委刚一成立,就立即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但真正使红军战士感觉到被改编了的,却是在换帽子的问题上.
红星帽要换成"青天白日"帽.
从此,红军就变成了"国军".
不仅红星帽变成了青天白日帽,连举着的红旗也要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昔日的对手在这一瞬间转化为朋友,昔日的仇恨也要在这一瞬间化为乌有,很多战士想不通这点.
改编的前一天、师里就将"青天白日"帽徽发到了各个班,要每个战士提前将帽徽缀好,第二天开誓师大会时统一换帽子.
一想到要换上"青天白日",很多战士的气都不顺.
红四方面军某部战士何生财回忆了这段往事:班里的战士拿着刚发到手的帽徽,围在一起,像互相怄气似的,低着头,噘着嘴,一阵阵地长吁短叹.
就在这时,门"吱"的一声开了,刚下哨的刘作华闯进屋来.
班长随手递给他一个帽徽,说:"缀上吧,明天开大会.
"炮筒子脾气的刘作华一见就炸了,把枪往架上一靠,扭着脖子瞪着眼,大声嚷道:"要这干什么,抗日非得戴它不行"他一句话就把大家闷在肚子里的火给点着了,大家都跟着嚷起来:"我们是红军,要是戴上这玩艺,还有什么脸见乡亲!
""参军就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我们也成了国民党了!
""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连草鞋上的牛皮鼻子也吃了,这仇怎能消!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聚集到新发下来的帽徽上.
何生财回忆道:那"青天白日"象疯狗的牙齿一样,阴森森的,狰狞可恶.
在红军战士眼里,它就是残酷和毒辣,就是凶暴和卑鄙.
看它一眼,心里就像被一个铁钩挂住,坠得生疼.
多少血,多少泪,多少辛酸,多少悲痛,哪一件不和这个标记联系着可是今天却要把它戴在我们的头上!
多少天来,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同志们相信上级的决定是正确的,为了抗日,应该执行,可是,一看到那"青天白日",感情上总是拐不过弯来.
不仅战士思想上"拐不过弯来",有些干部也"拐不过弯来".
陈赓在日记中写道:刘、张不回,改编不能正式宣布,许多干部不安于位,考虑自己的去留,以致影响部队工作,发生纪律废弛的现象.
历史有时故意捉弄人.
昔日的对手,在一致的敌人面前,可能会结成朋友;昔日的朋友,也可能因为新的利益需要,而变成了敌人.
这种情况,不仅过去有,现在也经常发生.
1937年,历史就给了国共两党又一次成为朋友的机会,这是双方打了10年后的又一次合作,也是第二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很珍惜这次合作,要利用这次合作,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完成抗日的大业.
刘伯承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
一次,刘伯承在机关直属队作动员报告,有位干部站起来,冲动地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子!
"刘伯承挥了挥手,示意他先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我也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
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
要懂得民族解放就是阶级解放.
都闹回家,谁去抗日革命多年,应该有起码的觉悟.
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
"过了几天,当他站在誓师大会的阅兵台前面时,又对全体指战员说:"经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
过去,国民党是镇压和屠杀我们的敌人,今天却成了我们的友军,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共产党人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
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主要的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仇恨埋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
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了.
"刘伯承也深深地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他针对指战员的思想,激动而又耐心地继续解释说:"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
"说着,他拿出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黄色军帽,用手指了指,"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
同志们!
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说完,他将帽子戴在头上,庄严地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
"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一齐从挎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黄军帽来.
在把红星帽从头上脱下的那一刻,许多战士情绪激动,眼睛里浸满了泪水.
没有一个战士将脱下的旧军帽扔掉,他们都将旧军帽包在了包袱里,带在了身边.
大会散场之后,会场上没有留下一顶旧军帽.
他们收藏起的不仅是一顶军帽,他们收藏起的是一段历史,一段他们为之付出了血和泪的历史.
这天夜里,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举行换帽时,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
我们戴着它——红星帽,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了几千年来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暂时将它收藏起来,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
但我们永远是党军,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现在虽然是民族革命的阶段,但一切努力、牺牲都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的胜利.
"驻地的农民对红军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驻地的农民纷纷热情地对指战员说:"我们知道的,你们改名字是为了要打日本.
你们的名字改了,你们的心是不变的.
"1937年9月6日,随着刘伯承的一声命令——"现在换帽子!
"129师同其他红军部队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精兵强将刘伯承任师长的129师在抗日战争的枪声中诞生了.
这是一支精兵强将云集的队伍.
其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人物,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故事.
129师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而成.
新组成的129师下辖385旅和386旅.
原红四方面军的红4军第10师、第12师改编为第385旅的第769团、第770团;红31军第91师、第93师改编为386旅的第771团、第772团.
陕北红军的第29军、第30军,独立第1、2、3、4团和第15军骑兵团改编为师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
全师共一万三千余人.
按照中央军委命令,除385旅的770团和部分师直属营脱离129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外,全师有9160余人开赴抗日前线.
385旅和386旅的历史可以分别追溯到鄂豫皖的红4军和红25军.
我军历史上有3个红4军,一个是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的,一个是贺龙在湘鄂西成立的,一个是由鄂豫皖边区的红1军和红15军合编而成的.
红四方面军主力之一的红4军则是鄂豫皖边区的这支部队.
1931年1月中旬,鄂豫皖边区的红1军与红15军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会台.
会合后,即遵照中央的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军参谋长为徐向前).
红4军下辖第10、11两个师.
红25军是1930年10月在麻埠成立的.
当时红25军只辖有一个师即后来扩编为386旅的前身——红31军的第73师.
1932年5月,以六安、霍山两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红74、75师,又归属红25军.
1931年11月上旬,红4军与红25军共同组成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敌正规部队近60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
鄂豫皖的第4次反"围剿"失败后,74、75师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方面军主力第10、11、12、73师转至外线.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木门整编.
由于部队有了很大发展,这次整编的主要任务是扩编,将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以第10师为基础,扩编为第4军(后来改编为129师385旅).
军长王宏坤(后为129师第385旅旅长,留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周纯全.
下辖第10师(后来改编为129师385旅第769团),师长汪乃贵(后为129师385旅第769团副团长,新编第10旅副旅长),政治委员甘良友;第11师,师长陈再道(后为129师第386旅副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独立旅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叶成焕(后为129师第386旅第772团团长);第12师(后来改编为129师第385旅第770团),师长张才千(后为129师第385旅第770团团长,留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徐长勋.
以第11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0军.
以第12师为基础扩编为第9军(原第12师师长陈赓在鄂豫皖第4次反"围剿"中负伤,1932年10月下旬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养病.
后任129师386旅旅长;太岳纵队司令员).
后来进入129师的干部有副军长许世友(1938年任129帅第386旅副旅长,后转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旅长),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后任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386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
以第73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1军(后改编为129师第386旅).
军长王树声(后为太行军区下属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
西路军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所剩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后为129师副师长,1939年夏调离129师)曾经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
首先是狠.
"狠"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
在战斗中,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
有了战斗任务,大家抢着上.
当时,在方面军中流传着这样的口号:"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
""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
"狠的基础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
有了建立在高度阶级觉悟之上的狠劲,就能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与敌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在近战中战胜敌人.
第二是硬.
在战役战斗的危急时刻,部队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
有了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
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重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第三是快.
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
红军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
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红四方面军走的能力很强,有时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
红军对敌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作战原则就是要速战速决,其本质上还是一个"快"字.
第四是猛.
猛则要求进若锋矢、战若雷霆.
"两军相遇勇者胜".
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
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打起仗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锋时高喊着猛虎般扑向敌人,非常勇猛顽强.
第五是活.
活,即灵活机动.
机动灵活是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
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非常注意机动灵活,常因敌、因时、因地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了自己,打击了敌人.
徐向前也看到了红四方面军的不足.
他指出,文化程度偏低,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大弱点.
除红四方面军总部保留了仅有的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
有些师团干部,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
红四方面军的这个缺陷,主要是与方面军领导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有关.
不仅是红四方面军如此,当时的中央,也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选拔干部,不看重表现,而首先强调是不是工人成份.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把工人出身但能力极低的向忠发推举为党的总书记.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红四方面军也存在着严重的"唯成份论",其结果是在各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着轻视文化学习的倾向.
所以,129师成立后,刘伯承首先做的事情就是选调了一些有一定文化和军事素养的年轻干部充实参谋队伍,要求参谋人人都要天天练字、天天记日记.
他还强调参谋都要学会测绘知识,能勘察地形,会标图、识图和用图.
129师中除了我们很熟悉的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外,还有参谋长倪志亮(曾担任73师师长),政训处主任张浩(10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后,改任政治委员),副主任宋任穷.
1938年1月,邓小平来到129师担任政治委员.
从此刘伯承与邓小平被人们合称"刘邓"达13年之久.
2.
129师暂不出动115师、120师开赴抗日前线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129师按兵不动,迟迟没有出发.
这个举动,决不是中国共产党有意保存实力,而是为了在国共谈判中争取到更加完整的抗日权利,采取的一个充满艺术性的战略步骤.
129师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手里握着的一张牌.
等待谈判结果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时间表:1937年7月14日,"七·七"事变后一个星期,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红军以10日为限,以军为单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搞好出征前的军政训练.
7月22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
8月22日,在敌不断增加兵力,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完毕,即以115师主力由陕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
9月3日,120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115师之后北上.
4日,八路军总部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
从上面的时间表可以看出,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心情是多么迫切.
八路军没有等待,"不待改编完毕",就将两个师的主力开上了前线.
但129师没有动.
中央军委在等待着国共两党的谈判结果.
国共两党的谈判实际上早在1937年2月就开始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初步实现了国内的和平,初步形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实现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自1937年2月开始同国民党当局举行了多次谈判.
中国共产党方面是以其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为谈判的基础.
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果国民党接受五项国策,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向国民党作出下列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的五项国策、四项保证,实际上主要要解决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共同纲领问题.
围绕着上述问题,国共间的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
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各派围绕中共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2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
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
""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
"迫于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方案,通过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案.
但斗争并未就此停止.
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国民党当局也明白,在抗日这个大的问题上限制中共已经不可能了,只有通过合作来"消化"中共.
国民党在谈判中在"合作"、"统一"上大作文章,企图通过"合作"、"统一"达成削弱、控制甚至取消中共和红军的目的.
为此,在边区政府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向边区政府派人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国民党当局的想法是借此机会把红军全部消化掉,让中共成为水上浮萍.
所以,国民党当局开始就不同意保留红军建制,想把红军全部分散到国民党的各个部队中,让红军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中共的抵制下,又坚持中共只能保留1万余人,余者遣散.
这种明显损害抗日大局的做法,不仅中共不同意,真诚抗日的各界人士也不答应,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才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保留4、5万人.
同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改编后的部队不能设独立的指挥部,国民党还要派人在其中担任要职.
在谈判中,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为早日建成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主动提出改变苏维埃制度,成立陕甘宁特区政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指导,特区政府行政官员经民主选举产生,由南京国民政府委任.
但中共也清楚,和国民党打交道,无原则的让步,无限制的让步,其结果只能使自己无容身之地.
和国民党打过多年交道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设立总指挥部,拒绝国民党当局派人来控制红军的做法.
其间有一个小插曲.
中国共产党曾向国民党提出,我们可以交换干部,互到对方的部队中去任职.
但国民党深知中共的厉害,"国"军的干部派出去后,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共军赤化.
对于中共的这个提议,国民党没敢答应.
由于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国共双方达不成协议,谈判未能完全达到目的.
最使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是国民党为了将共产党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严令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案不准发表.
冯玉祥后来回忆说:"案子通过了,但不准发表.
"相反地,却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
虽然在决议案中,反共的调子比以前低了,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不让共产党失望,也不能不让共产党有所防备.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蒋介石在华东的统治受到直接威胁,国民党当局才被迫和中共达成协议.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每师1.
5万人.
随后8月25日,红军即发布了改编令.
8月31日115师东渡黄河.
9月3日,120师也挥师北上.
但国共的谈判还在继续.
早在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上亲自将中国共产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正在休假的蒋介石.
《宣言》中提出了抗日的三项基本主张: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
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与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行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
之后,又重申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
8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等举行了1937年2月以来的第5次谈判.
谈判中,蒋介石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主张删掉,只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加以宣布,以造成共产党完全臣服于国民党的假象.
周恩来拒绝了这种修改.
其间,蒋介石曾多次催促八路军将部队开往前线.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坚决的.
7月28日,他在给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请周恩来转告蒋介石: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以便指挥作战.
同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康泽.
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蒋介石原准备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8月5日,毛泽东又在《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的电报中指出,红军应只承认开拔主力,全部开出去是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在陕甘宁尚有10个师,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全部开出去,他则稳占后方.
8月10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不发表宣言、不决定政治纲领、不发布指挥部、不颁布番号的情况,指示红军: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
就如同下围棋一样,蒋介石想在抗日的问题上抢个先手,而让共产党落个后手,没有下过围棋的毛泽东,却深谙棋理,招招不让.
8月18日,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分路出动,使之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红军受命出击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
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
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谈判小组的训令中提出的第一个条件便是: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9师待命三原县,暂不出动.
毛泽东在9月17日给总部及各师领导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中指出:我四方面军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谈判小组明确向蒋介石表示:129师出动的条件,即由国民党当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9月下旬,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第6次谈判,继续商讨宣言发表问题.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22日授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时,国民党当局将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
第2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历时半年多的谈判终于徐徐降下帷幕.
9月30日,八路军129师由庄里镇出发东进.
友军间的"细枝末节"在"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中斗争了将近10年的国共双方,由于整个民族在日军的铁蹄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握手.
于是,原来被称为"反动派"和"匪"的军队,现在统统成了友军.
所以,从当时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手里领取被服和军饷也就不能再说"取之于敌",而只能是"配发"和"领取"的关系了.
"取之于敌"的说法只能适用于日军占领区了.
但一个"友"字并不能将所有的矛盾像强酸腐蚀物品一样消融得无影无踪,化干戈为玉帛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
对于蒋介石在庐山的讲话中,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要限共、消共、融共等等属于大局的问题,无须讲得太多,我们只来谈无伤大雅的"细枝末节".
1937年9月,刘伯承率领129师到达山西太原时,专程拜访了山西省主席兼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阎锡山对129师入晋是非常欢迎的.
他正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忻口会战日益迫近,而他的力量又捉襟见肘.
八路军入晋帮助阎锡山守卫山西老家,他没理由不欢迎.
"希望贵师配合我们打几仗"这样的话从阎锡山嘴里说出应该说是带着诚意的.
但当刘伯承表示"我们的武器很少,也很破旧,弹药也不多,每人平均不足10发子弹.
希望阎长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枪械弹药"时,阎锡山故作无可奈何的表示,又使他显得不那么真诚,这时"友"字也显得很苍白了.
还有一个和军用地图有关的事件,也属于"细枝末节"问题.
"土生土长"的八路军匆匆从陕北赶到山西,装备之简陋自不必说,就连打仗行军必不可少的必需品——军用地图都没有,使用的竟然是中学生用的袖珍地图.
刘伯承到太原后曾向阎锡山要过山西和华北的军用地图.
盘踞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不给武器尚可让刘伯承忍耐,推脱说没有军用地图却让刘伯承十分气愤.
阎锡山可以凭着对老家山西的熟悉指挥作战,但刘伯承却做不到这点.
七亘村第2次伏击取得胜利后,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找到了129师渴望已久的山西和华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刘伯承拿到这两份地图后非常高兴.
一向幽默的刘伯承看着地图说:"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
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了,原来跑到日本人手里了.
他对八路军很小器,对日本人倒是很大方.
"八路军的友军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虽然不时让八路军感到"窝火",但八路军作为友军的友军,却经常为友军排忧解难.
八路军在正太路两侧连续的伏击行动,迟滞了日军,为防守娘子关一带的国民党友军安全撤离争取了时间,刘伯承出色的指挥受到了国民党将领的一致称赞.
所以,当汤恩伯奉命率领部队到榆次一带阻击日军南下,而对形势把握不准时,他就想到了刘伯承.
忧心忡忡的汤恩伯给刘伯承打了个电话.
他问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西河底方向的敌人对我们的左侧背威胁很大.
""汤将军,"刘伯承沉着地答道,"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没有问题.
"刘伯承的话似乎给汤恩伯吃了个定心九,但他仍有些不放心的地方.
他又问:"那么我的右侧有没有情况呢""你放心.
右边也没有敌情.
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市郊,都有我们的部队.
"刘伯承的话不仅使汤恩伯定下心来,而且还使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八路军的一个师能够摆在如此宽阔的战场里,并且接连不断地打胜仗,他弄不懂.
他执意要和刘伯承见上一面.
见面后汤恩伯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
"和蒋介石内心的真实想法相比,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共间"磨擦"与反"磨擦"真刀实枪地动手相比,上面所讲的确实是"细枝末节".
但小事往往能反映事物更真实、更本质的一面,了解了这一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抗战中"两个阵线,多种力量"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3.
蒋介石·129师·抗日蒋介石亲笔签名的一封信就在129师等待谈判结果,待命陕西省富原县庄里镇地区,做开赴晋东南的准备工作时,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
9月中旬的一天,129师驻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40多岁,头戴礼帽,身着便服,自称叫乔茂才,是刘师长的老相识,要求见一见刘师长.
负责接待他的参谋处长李达问道:"不知先生现在何处高就""不敢,兄弟在蒋主任处当个参议.
"乔茂才满脸堆笑地答道.
乔茂才提到的蒋主任——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
乔茂才接着说:"我过去在四川时,认识刘师长,兄弟此次来到贵师,是想拜望一下刘师长.
"李达心想,这可不是个普通朋友,我们没有请他,上级也没有通知说他要来,还是先去问一问刘师长.
听了李达的介绍,刘伯承说:"乔茂才我认识,可是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往了,他来干什么呢在没有弄清他的意图之前,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去招待一下,跟他谈谈,就说我到前边部队去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李达出来后,对乔茂才说:"实在不巧,刘师长到外面视察部队,现在还没回来.
""那么,刘师长几时才能回来呢"乔茂才急切地问道.
"现在还说不准.
"李达说.
听了李达的话,乔茂才半天没有说话.
沉默中,乔茂才几次欲说又止,最后,他终于沉不住气了,不得不对李达和盘托出他此行的目的,说:"李处长,兄弟此来,一是拜望,二是有公事相商.
不知你可否转告刘师长"李达说:"这几天,刘师长正在前边忙于公务,行踪不定,一时难于找到他.
乔参议如有公事,可以跟我说,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告他.
"乔茂才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李达,说:"请李处长先过目.
"李达打开一看,竟然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
蒋介石在命令中指示129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
在李达看信时,乔茂才在一旁假惺惺地说:"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这回你们转至陇海路上,可以先休整几天.
"李达看完信,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随即向乔茂才问道:"这封信朱总司令看过没有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呢""没,没有.
"乔茂才尴尬地说.
李达这时已经完全弄清了乔茂才的来意,就对他说:"这是个大事,还是把这个命令先放在这里,等到刘师长回来由你自己亲自交给他为好.
你先到房间里休息一下,我马上就派人去找刘师长.
"这是李达和乔茂才斗智的第一个回合.
李达随即就到了刘伯承处,将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
刘伯承也略感吃惊地说:"好家伙,还是蒋委员长的亲笔签字!
"他考虑了一下,接着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这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
"说完,他走到了地图前,用仅剩的一只左眼仔细地察看起来.
当时,115师已经到了灵丘、广灵、涞源、阜平、曲阳和行唐之间;120师正在神池、宁武、朔具一带活动.
日军于9月13日占了大同,正以20万兵力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线推进.
刘伯承判断按照国民党的这种打法,用不了多久日本鬼子就会攻下石家庄和太原.
如果129师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的作战,那么就形成了115师、120师在西线作战,而129师在东线作战的局面.
在晋冀地区,东西向交通线很少,主要是南北向交通线,这样129师同115、120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军切断,这样的行动完全违背中共中央的意图.
他边看边说,"阴谋!
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
"李达插了一句:"这么一来,我们师就得被迫孤军作战,不得不担任正面防御.
而目前按总部的指示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应当尽量避开正面作战.
"刘伯承接着说:"对.
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
我们不上这个当.
马上将情况报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李达转身刚要走,又问到:"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刘伯承说:"他现在不是老朋友来叙旧,而是在给蒋介石卖命,我不能见他.
我不能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了.
"国共谈判时,经双方商定,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
蒋介石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国共谈判的协议,也不符合军队指挥的惯例,其用意已不言而喻.
李达对刘伯承的话心领神会,又与乔茂才展开了第二轮的斗智.
第一天,李达陪乔茂才吃饭、散步.
第二天又是吃饭、散步.
第三天还是如此.
每当乔茂才问起刘伯承,李达都以辽未回来作答.
过了几天,乔茂才心中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再等下去,还要吃团门羹,自讨没趣,只好对李达说,"我回去还有事情要办,等刘师长回来后,我再来拜访.
"乔茂才一定为没有完成蒋委员长亲自交给的任务而沮丧不已.
乔茂才送信事件只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
但这个小插曲基本上勾勒出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走在钢丝上的蒋介石"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自己要做什么是很清楚的,其一,他得抗日,不抗日不行,这是大势所趋;其二,要在抗日斗争中消灭共产党,除去心头之患.
在蒋介石的眼里,后一件事的重要性并不在第一件事之下.
在抗日的问题上,蒋介石一直在"走钢丝".
是战,还是和,蒋介石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在两者间艰难地平衡着.
蒋介石一直认为,不战不行,战过了头也不行,不要因为抗日而过分刺激了日本人.
根据这个思路,理解蒋介石的抗战方针就比较容易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总的方针是"不屈服,不扩大".
在"不屈服"方面,蒋介石采取了这样一些动作:派遣中央军北上.
命令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军的进攻.
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陈介奉命在南京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国民党外交部长王宠惠也从庐山回到南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日本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
""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致电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声明国民党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
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发11封急电给身处事变前线的宋哲元,命令他就地抵抗,表明"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
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
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
"同时,蒋介石还特别强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蒋介石希望宋哲元明白,"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
"蒋介石清楚卢沟桥事件不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准备多年的结果,若不还日本人以颜色,则其势必得寸进尺.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长篇演讲时就曾讲道:东北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然后被迫签定了塘沽协定.
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治,那么中国500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卢沟桥事变的发展,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命运的问题.
庐山讲话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发表长篇演讲,也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抗日主张.
这时,中日两国虽然没有公开宣战(公开宣战是在1941年12月),但这次讲话将中日的对抗推向了最高潮.
在庐山讲话的最后,蒋介石讲了后来在抗战中被广为传颂的一段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地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都是蒋介石政策中不屈服的方面.
蒋介石对日采取的对策的另一面是不扩大.
早在1935年国民党五大上,蒋介石就提出了"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七·七"事变后,这个政策仍然没有变.
几年前还在江西指挥若定、叱咤风云,调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委员长现在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心虚了.
他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要有真实的估计.
"同时也为自己"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找到了理由,实际上就是为他"不抵抗政策"找到了理由.
在此,我们不能不想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时,也承认中国是一个弱国.
但毛泽东以哲人的眼光透过中国的弱看到了中国强的方面,透过日本的强看到了日本弱的方面,得出弱中有强,强中有弱的结论.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透视能力上的这样一点区别,使他们所得结论虽不能说大相径庭,但却有伯仲之分.
毛泽东从民众中寻找到了力量的源,用充满自信的目光来看待充满希望的中国抗战,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但中国是由弱到强的一方,在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阶段后,必然要发展到战略反攻.
毛泽东站在陕北的窑洞前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在庐山讲话中,蒋介石还是本着"不扩大"的精神,希望求得"七·七"事变的和平解决.
"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蒋介石方针的后半部分——不扩大,将其方针的前半部分——不屈服的光彩抵消掉了很多.
不扩大或是为了苟且偷安,或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攘外必先安内".
无论是哪一种,都与"西安事变"前的不抵抗有相通之处.
既如此,整个政策也自然就被染上了奴性的色彩——以前挨的打就算了,再来打我就不行了.
尽管如此但蒋介石毕竟在被逼之下已经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并在行动上有了一些表示——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终止"剿匪",撤消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等等.
但蒋介石坚信,"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一国之中,决不能有两个政府.
细细品味,蒋介石实际上始终没有放弃反共、消共、融共的信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反共的调子虽然比以前低多了,但仍然将中共列为"取消"、"停止"的对象.
在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他不顾中共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所提出的要求和保证,强行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
在此决议案中,蒋介石要取消在红军名目之下的武装,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阶级斗争,也就是停止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行动等等.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无暇他顾,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9月下旬,蒋介石在谈话中明确表示:"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
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这次谈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这样,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但蒋介石本性难改.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军事部署.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的方针和对日作持久消耗战的战略,主要成果是积极的.
但是,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缓,会议又提出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却极大地破坏了抗战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
这是后话.
蒋介石在整个抗战阶段一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走钢丝,在联共还是反共的问题上走钢丝.
但谁也不怪,是蒋介石自己把自己逼到了钢丝上.
4.
向山地游击坚持不远离山地1937年9月16日,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129师向东进驻富平县庄里镇地区,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虽然八路军已在9月11日按国民革命军统一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但广大指战员仍按老习惯称呼自己的部队为八路军.
在感情上总觉得,尽管第18集团军前冠有"革命"二字,但八路军的称谓似乎比第18集团军更带有革命的色彩,更能反映红军红色的本质.
9月20日,刘伯承接到了毛泽东17日中午签发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
这是一封及其重要的电报.
由于电报是发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的,所以,当电报经八路军总部转到刘伯承手里时,已是3天之后.
刘伯承看着电报不住地点头,由衷地佩服毛泽东的战略眼光.
在电报中,毛泽东决定改变原定全部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而令115师、120师、129师分别依托晋北恒山、晋西北管涔山及晋东南太行山开辟根据地.
早在8月10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规则,红军应在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
毛泽东考虑得很周密、很细致.
在8月10日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具体地谈到了"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
"所以,八路军3个师都是从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渡口渡过黄河的.
8月17日,毛泽东又在一封电报中指出:八路军北上时,"不走平汉路而走同蒲路,在侯马上车,至代县下车,向目的地集中.
"同平汉路相比较,同蒲路方向可以不远离山区,随战局的发展,可以随时转入山地进行游击战争.
山西的地形是东西两侧为山地,中间为一列串珠状盆地,自东北向西南有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等盆地.
毛泽东选择的路线和他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不远离山地.
此后,形势急骤变化.
8月中旬,关东军第2、第15独立混成旅团以及新编成的大泉和堤支队,到达平、津地区,参加对察、绥两省的作战;由日本国内调来的第5、第6、第10师团,也到达了平、津地区,准备沿平汉、津浦路南下作战.
在日军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8月20日,正式确定战略方针,划分战区和调整部署,将临战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在河北省和河南省北部设立第一战区,在晋、察、绥三省设立第二战区,在苏、浙两省设立第三战区,在闽、粤两省设立第四战区,在山东省和苏北(长江以北)设立第五战区.
八路军的作战地域在第二战区的辖区内.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第18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阎锡山坐镇山西是既保国,又保"家".
阎锡山是山西人,老家在山西的东冶,从举兵起事,到独霸一方,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外人很难插手.
阎锡山在山西拥兵自重,即使蒋介石也得让他三分.
全面抗战爆发后,山西转眼间就成了抗战的第一线,阎锡山的日子并不好过.
毛泽东曾分析道: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
矛盾不能解决怎么办阎锡山准备"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在蒋介石、日本人、中共间进行周旋.
在八路军115师、120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后,沿平绥路进攻的日军先后突破国民党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在天镇、阳高等地的防线,于9月13日占领大同.
之后,日军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直逼雁门关、茹越口.
同时,由平绥路宣化、新保安、怀来等地向晋东北进犯的日军,也占领了蔚县、广灵、涞源,并向平型关进犯,配合同蒲路方向日军击溃国民党第二战区主力.
情况的变化要求八路军必须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
原计划要求八路军主力"集中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依托恒山山脉进行活动.
在蔚县、涞源、广灵等地被日军占领后,毛泽东判断,日军欲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破之,夺取黄河以北,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则我军将全部处于日军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八路军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刘伯承对土生土长的军事家毛泽东是充满了感情的.
早在留学苏联时,刘伯承和同学们常在一起议论中国革命的形势.
那时,刘伯承对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当"革命的山大王"就很感兴趣.
他认为,要想以弱小的力量在反动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上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同样,毛泽东、朱德等人对刘伯承也是很信赖的.
1929年中央有一封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史称中央"二月来信",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
信中要求朱毛离开红军,以减小目标.
信中称:"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
"毛泽东左右为难,"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
"对于要朱毛脱离红军的要求,毛泽东在复信中婉言拒绝了.
毛泽东写道:"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原因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
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可见,毛泽东对刘伯承是十分欣赏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目睹了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军"围剿"的过程,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更是赞叹不已.
但围绕着毛泽东到山地去打游击的思想,中共党内还曾有过一场争论.
围绕战略方针的争论洛川会议后,刘伯承并没有停止对战略方针的思考.
洛川会议上,战略方针一经提出,就展开了一场争论.
当时"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被提出后,前半句话和后半句话都引起了议论.
经过做工作后问题主要集中在后半句上.
毛泽东认为: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在山地".
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则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而即将开赴前线的彭德怀一开始并不完全赞成毛泽东所提出的"山地游击战".
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
方针的形成并不像后来所讲是一锤定音,有争论并可以争论恰恰是当时产生正确方针的一个必要的过程.
可以争论再加之赋予前线指挥员"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之"的权利,便有了后来我们所知的一个一个的胜仗和一个一个正确的方针.
讨论的结果,集中为3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来被确定为八路军战略方针;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
由于彭德怀在前线具有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和他多次反复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
彭德怀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还是在毛泽东的主张里加进了他自己的想法.
彭德怀后来写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是正确的.
我在洛川会议是同意这一方针的,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
"但还是出现了"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的情况.
毛泽东不愧为站在高山之巅的一个巨人.
他的目光越过巍巍宝塔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看到了我党抗日与发展的双重任务.
此后,一封一封的电报从延安的窑洞飞向八路军总部.
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相隔不到10天,于9月21日,又给彭德怀发出一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报,又相距不到10天,于9月29日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了"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的电报.
如此的不厌其烦,表明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极度重视,他深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八路军除少量留守延安外,全部出动也只有三万多人.
歼敌一千,自伤八百,这种赔本的事毛泽东是不干的.
打游击出身的毛泽东和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报中讲道:"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
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用"心是相通的"来描述刘伯承和毛泽东在游击战与运动战问题上的认识是非常合适的.
刘伯承在行动中一贯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导地位的战略方针,即使是抗战初期配合友军进行正面作战时也是如此.
在他一系列的战术报告和军事论文中,游击战全都是放在战略地位来加以论述的,并且正是用这种思想来处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的.
刘伯承关于游击战的论述和实践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经常见到.
第二章边打边进9月30日,刘伯承率129师先遣队从庄里镇出发,踏上抗日征程.
10月1日,386旅旅长陈赓率129师主力386旅随先遣队后跟进.
10月2日,129师政委张浩(1937年10月1日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职务)率师后梯队启程.
在抗日战争最紧要的关头,在晋北前线战事最紧张的时候,129师向着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向着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地方出发了.
5.
385旅首战告捷急讲"七·七"事变后,日军又连续不断地发动着新的进攻.
在华北地区,9月10日,日军攻陷大同,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
至此,华北半壁江山已失,太原、忻口则完全暴露,处于战斗的第一线.
在此危局之下,129师奉令向着前线出发了.
在129师主力出发之前,刘伯承决定率先遣队提前出发,以便在师主力到达前了解和掌握敌、我、友三方的情况,为师主力的展开创造条件.
先遣队由师前指和769团组成.
129师385旅改编后即分作了两半——769团随师部上前线,旅部率770团开赴甘肃陇东地区留守.
385旅旅长王宏坤后来回忆说:385旅的前身红4军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因大局需要,革命的需要,一化为二,各奔东西,大家心里很留恋,但却愉快地表示服从.
由于蒋介石给的编制少,红军一个军只能改编成一个旅,一个师只能改编成一个团.
红军改编后装备虽不精良,人员却很充足,一个旅下辖两个团,每团下辖3个营,每营下辖4个连(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这是蒋介石定了的,无法突破,但每个单位的人员都是按最高配额配备的,改编后的769团共有2900多人,基本上和红军时期的一个师的编制差不多.
先遣队出发后,日夜兼程,向着晋北急进,上上下下只有一个想法:尽快赶到前线,尽快投入到对日军的作战中.
129师不能不急.
自从115师、120师开赴前线后,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9月25日,115师在平型关取得八路军出师后的初战大捷,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120师在雁门关和同蒲路两侧,战雁门、袭宁武,在敌之侧翼频频得手.
兄弟师的消息让129师有些沉不住气了.
我们从129师进军的征途中摘取两个小片段,来体会一下当时指战员急迫的心情:镜头一:先遣队出发4天后,先遣队来到了毛泽东电报中要求的黄河渡口——韩城县的芝川镇渡口.
芝川镇渡口河面宽,水流较缓,但河水较深无法徒涉.
急急赶到芝川镇渡口的129师先遣队,由于找不到渡河的船只,只好望着河水缓缓地向南流去而一筹莫展.
几个干部在岸边走了几个来回,也没有看到一只船的影子.
正着急间,刘伯承赶来了.
他看到这种情形,心中明白了几分,马上派人去找国民党地方官.
等国民党地方官磨磨蹭蹭地赶来,天已经很晚了.
刘伯承问道:"河的西岸为什么没有船只""我们不知道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明天一定想办法.
"两个地方官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故意拖延着时间.
刘伯承对两个油腔滑调的家伙非常恼火,"啪"得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问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两个家伙一看对方来头很大,马上软了下来,连声说:"不认识,不认识!
"旁边的一位参谋走上前,向他们介绍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将军.
"一听到刘伯承的名字,两个地方官真的害怕了,忙说:"刘将军的大名,我们久仰,久仰,今天能见面,非常荣幸.
""啪"刘伯承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严厉地对他们说:"什么荣幸不荣幸的!
告诉你们,我们是奉了蒋委员长、第二战区阎长官的命令,渡河夫抗日前线的,我们明天拂晓必须全部过河.
限你们一小时内把船调齐,否则,"刘伯承停顿了一下,"就把你们当汉奸论处!
听清楚没有"两个地方官一听要把他们当汉好论处,再也不敢拖延,马上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事后,一些当事人回忆说:从来没有看到刘伯承发过那么大的火!
镜头二:当先遣队来到山西省侯马镇时,阎锡山给先遣队拨来了一列火车,随车还送来了很多衣服、粮食,但对八路军最需要的枪支、弹药却只给了很少的一点.
大家见了火车都很高兴,因为很多战士生平没有坐过火车.
大家看着火车,一想到轰隆隆滚动的车轮将把他们马上带上前线,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火车载着焦急的战士们开出了侯马镇.
开出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像是一个重症病人一样,越开越慢,最后渐渐地停了下来.
习惯于坐在前边的刘怕承马上询问司机:"火车为什么不开了""报告长官,水箱没水了.
"司机紧张地答道.
刘伯承指示立即检查原因.
过了一会,司机跑过来,对刘伯承说,水箱漏水了.
刘伯承心想,过河没有船,坐火车水箱又漏水,阎锡山是故意要考验我们有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
他考虑了一下,说:"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我们今天硬是要推推火车哟.
"刘伯承对身边的参谋讲:先将火车头推到汾河边,给水箱注满水,然后将车头开到前边的站台,换一个开回来,再将等在原地的战士接走.
之后,众多的战士,向着北方,向着有枪声的地方,缓缓地将火车向前推动.
于是,就有了一个"汾河岸边推火车"的故事流传下来.
陈锡联受命769团的前身是红10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师,769团团长则更是红四方面军出了名的猛将——红10师师长陈锡联.
陈锡联1915年出生于我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任红10师师长.
陈锡联在北上的火车上就已明白,129师的第一枪要由他来打了.
在太原开出的火车上,陈锡联同刘伯承一起坐在第一节车厢里.
由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陈锡联才得以在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的麾下作战.
陈锡联知道在智取遵义城、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等战斗中刘伯承都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今面对面地听刘伯承简明、清晰、条理分明地分析形势,更使陈锡联对其军事智慧敬佩不己.
刘伯承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没有绕弯子,他一下子就点明保卫太原要有两个动作,并且用"扼咽拊背"极其生动形象地解释了这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要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点,这就是"扼咽";另一个动作就是"拊背",即以一部分兵力绕到侧后去打击敌人.
他进一步对陈锡联布置道: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拊背"作战,可以起到牵制日军的作用.
平型关一仗,表明日军是可以打的,但又不是很好打.
我们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要特别慎重.
陈锡联进一步问到:我们团的具体仕务呢"你们团的具体任务是在原平东北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
到了东冶后,要到五台山去开会,你们团要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也可以打完了再报告.
遇到什么下解的情况,可以随时发报来.
"刘伯承将129师抗战第一仗的指挥权交给了陈锡联.
在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老家——东冶,陈锡联受领了配合忻口作战的任务.
忻口是太原的一个重要屏障,是兵家必争之地.
10月13日,日军以第5师团、第15独立混成旅团等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忻口阵地守军发起进攻.
国民党以卫立煌为总指挥,在一线部署了十几个步兵师,准备与日军进行殊死一战.
忻口战役激烈异常,仅18日一天24小时内,双方即反复争夺磨子头岭阵地达13次之多,阵地失而复得,部队退下去又冲上来,阵地前堆满了尸体,已经很难分清哪个是日军,哪个是国民党军.
这时的769团已经远离师主力,直接受八路军总部的指挥,像一把匕首一样插入了日军侧后.
从地图上看,769团已经到了太原以北150多公里的崞县、代县附近,而师主力却在向太原以东的平定地区开进.
八路军总部10月7日的一道命令,使769团成了一支孤军,也给了陈锡联一次机会.
9月底,西线日军突破了国民党军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东线日军占保定,夺沧县,并继续向南推进.
9月29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
……河北局面已经完结了","山西将成力华北的特殊局面","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10月上旬,国民党放弃内长城防线,置重兵于忻口东西一线,准备与日军决战.
10月6日,毛泽东又让周恩来转告国民党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
"美国作家施拉姆在其所著《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抗战期间其所以著述最多、质量最高是因为毛泽东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可以考虑问题.
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暂时摆脱了居无定所,终日奔波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因为生活安定而过起"休闲"的生活,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安危,关注着前线的动态.
由此看来,毛泽东没有也不会使自己处于主闲之中,著述多、质量高的原因,恐怕恰恰和他没有让自己闲着、没有让自己停止思考有关,是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了他思考的基础,大脑不停地运动又使思考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在同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指示八路军要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
10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形势的需要,八路军总部发出命令:令第115师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攻取浑源、应县;令第120师以主力置于岱岳以西山地,完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令第129师以一部进至正大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
这是战略层次对友军的配合.
同时,将129师769团调归总部直接指挥,进至日军右侧后,袭扰、牵制日军,这是战术层次对友军的配合.
一道命令,改变了769团先遣的初衷——搞清前线各方的情况,为师主力展开创造条件.
769团成为了八路军总部的右翼尖刀.
10月8日,周恩来、彭德怀赴忻口与卫立煌商谈忻口会战国共两军的配合问题.
会谈中,卫立煌谈到如果忻口会战爆发,日军的飞机将会给国共两军带来极大的威胁.
现在在日军的轰炸下,每天几乎就要损失一个团的兵力.
卫立煌的话一直停留在彭德怀心头,挥之不去.
当夜,原本对头顶上的飞机轰鸣声毫不在意的彭德怀,被飞机的声音扰得无法入睡.
彭德怀索性来到了院子里,仔细辨听着飞机的声音.
他根据飞机的高度、航速和批次,判定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一个机场.
朱德、彭德怀一面电告蒋介石、阎锡山:"代具已有敌机着陆场,因我袭击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机运输粮弹.
"一面命令刚开入晋北的陈锡联部"进入代县,实地侦察".
当陈锡联率领部队到达忻口以北百里左右的苏郎口村附近时,忻口战役已经开始.
轰炸太原、忻口的飞机不停地轰鸣着从头顶掠过,陈锡联从飞机的高度上感觉到机场应该就在附近,他找了当地的一个老乡了解了一下情况,果然在附近有一个机场.
苏郎口村紧靠滹沱河东岸,是一个不小的村子,机场就在河对岸十几里外.
许多干部、战士一听到附近有个机场,都纷纷要求打掉它.
打,还是不打,陈锡联没有马上作出决定.
他始终牢记刘伯承临去五台山前对他讲的一番话:到晋北后,因是分散游击,既要积极地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每战又应加倍谨慎,为了达到抓一把就走的目的,一定要做到情况清楚、部署周到、动作突然干脆!
刘伯承送陈锡联和769团出东冶村时,又再一次对他讲:一个团几干人交给你了,遇事一定要沉着细心,宁可悬机握权,也不可操之过急.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当要下决心打时,一定要先摸清情况,如果探知了虚实,觉得打有九分把握时,应见机不失,果断地定下决心……陈锡联很清楚769团"分散游击"的处境,也深深体会到刘伯承所说"应加倍谨慎"的含义.
769团到达代县附近时,忻口战役激战正酣.
战场形势刻不容缓,孤军初战又要慎重,陈锡联决定先把机场的情况搞情,再做决定.
陈锡联首先去找了刚从大同方向退下来的国民党晋绥军的一个团长,一来听一听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二来了解一下周围的敌情.
陈锡联刚刚说明来意,国民党团长大人的脸色就骤变.
他仍然心有余悸地说,"日军实在厉害呀!
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他们的炸弹、炮弹都像长了眼睛一样,我们的电台刚一架上,就遭轰炸了!
"陈锡联对他的恐日情绪十分厌恶,但还是问他:"那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打敌人的呢"国民党团长的回答让陈锡联想到了一句中国成语——恬不知耻.
国军团长说:"我们还没有看见日军,队伍就垮了下来,现在敝部只剩下一个连了……"陈锡联后来回忆道: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这家伙除了能散布一些恐日情绪以外,是不会再谈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
于是,便起身告辞.
就在陈锡联准备离去的一刻,国军团长的又一番话更使陈锡联怒从心头起.
国军团长拉住陈锡联,对他说:"抗什么战!
抗来抗去只不过抗掉了我门的小锅饭而已……老弟,放明白点!
看你们那副装备,和日军真干起来,还不是'白送礼'"真是十足的怕死鬼!
陈锡联没再说什么,愤愤地离去了.
怒火在陈锡联心中燃烧,既有对敌人的仇恨,也有对胆小鬼、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者的不耻.
第一仗一定要打狠、打准、打好,陈锡联暗暗下着决心.
从国军团长处没有搞到情报,陈锡联决定亲自出马.
第二天,他带着3个营长去实地侦察.
他们顺着一条山沟走到了滹沱河边并登上了河边的一座山峰.
登上山顶,极目远眺,陈锡联马上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所吸引.
他回忆道:东面是峰峦重叠的五台山,北面内长城线上矗立着巍峨的雁门关;西边的管涔山在雾气笼罩中忽隐忽现……滹沱河两岸,土地肥沃,江山壮丽,只可惜,如今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浩劫!
二营长的一声喊叫——"飞机",把陈锡联从陶醉中唤醒.
只见滹沱河西岸阳明堡的东南方一群银白色的物体在太阳的照射下反射着的人的光芒.
他们举起望远镜,清晰地看到了排列整齐的飞机.
银白色的闪光像是充满了魔力的魔光使他们的目光半天没有移开.
"干掉它!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道.
他们从一个由机场跑回来的农民嘴里了解到一些机场的情况,并在侦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机场里共有飞机24架,白天去太原、忻口轰炸,晚上全部停在机场上.
守卫机场的日军部队是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大部住在阳明堡镇上,机场里只驻有一小部分,大约200人左右.
情况明了,决心也就定了.
陈锡联决定兵分三路:一营袭扰崞县,牵制驻在该县的敌人;二营一部为预备队,和团指挥所置于苏龙口北侧地区;以三营为突击营,负责袭击机场,击毁飞机.
陈锡联准备出奇制胜,在敌人的软肋上开刀.
他才23岁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营营长赵崇德这一年23岁,河南人,1932年入伍,因表现出色,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随红四方面军一起长征,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指挥员.
战士们称赞他"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他领导的三营,是一个能攻善守,以夜战见长的部队,曾被授予"以一胜百"的锦旗.
陈锡联之所以把攻打阳明堡机场的任务交给三营,正是充分考虑了三营善长夜战、能攻善守的特点.
18日傍晚,三营的战士正在作进攻的准备,陈锡联和几十团领导来了.
战士们马上围了上来.
"准备得怎么样啦"陈锡联问道.
"没问题,团长,只要摸进机场,保证把龟儿子的飞机敲个稀巴烂!
"战士们纷纷回答.
"可别说大话,你们来说说,这飞机怎么个打法""我们研究好了,用手榴弹捶它!
"一个小战士抢着回答.
赵崇德也抓住机会作起了动员:"同志们,有人说我们拿着这些武器去打敌人是'白送礼',这回我们一定要打个漂亮仗给他们看看!
"赵崇德刚说完,全团有名的机枪班长老李站出来说:"他们自己长了兔子腿,听见炮响就跑,还来笑话我们,我定要缴个飞机回来给他们瞧瞧!
""那样大的家伙,你能扛得动吗""扛不回整的,砸个尾巴也行!
"一群初生牛犊,谁也没有把困难放在眼里,在此以前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飞机,没有恐惧,没有退缩,相反却充满了对战斗的渴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赵崇德深知此次行动意义重大,所以对每个人的鞋带系得紧不紧,手榴弹捆得好不好等细小的问题都作了检查.
19日晚,三营以从机场逃回的老乡当向导,在赵崇德率领下,沿着漆黑的山谷,来到了滹沱河边.
赵崇德问向导:"河水深不深能不能徒涉""深倒不很深,有污泥,走慢了容易陷进去.
如果快跑,就没事儿.
"向导答道.
三营按照向导所说的办法顺利地渡过了滹沱河.
三营有9、10、11、12四个连.
赵崇德决定:以10连攻击机场的警卫部队;以11连负责炸毁飞机;以9连担负对阳明堡方向的警戒,掩护攻击部队的侧翼安全;以12连为预备队,在小寨西北侧集结待命.
渡过滹沱河后,赵崇德率领攻打机场的10、11连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向着机场摸了过去.
他们悄悄地爬过了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机场.
赵崇德率领11连向机场的西北角扑去,10连则向飞机悄悄地靠近.
10连已经作好了攻击准备,正待发起攻击,向西北角运动的11连被日军哨兵发现并放起了枪.
不能再等了,10连、11连同时向日军发起了冲击.
10连的战士高喊着向飞机扑去.
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日军哨兵,慌忙掉转枪口,和八路军战士互相依托飞机开始了对射.
机舱里值勤的日军被枪声惊醒,冲着飞机周围的人影盲目地开枪射击,很多子弹都打进了前面飞机的机身.
战士们越战斗志越高昂,有的爬上了飞机,有的边打边喊,"这一架算我的!
"战斗正酣,日军守备部队向机群方向扑了过来.
20多架飞机之间,八路军战士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博战.
赵崇德一看敌我已经绞在一起,必须迅速结束战斗,否则日军援兵赶来,就难以脱身了.
他冲战士们大喊:"快!
赶紧往飞机肚子里扔手榴弹!
"战士们迅速掏出手榴弹,朝机身上扔去.
"轰!
轰"的响声过后,开始只有两三架飞机起火,火乘风势,迅速向整个机场蔓延开去,只一会几的功夫,机场就被浓烟和烈火所吞噬.
战斗中,赵崇德发现老李的机枪不响了,仔细一看,老李正举着铁锹冲着飞机尾巴猛砸呢!
赵崇德赶紧冲他喊道:"砸什么!
还不快打!
"老李的机枪又向着敌人吼叫了起来.
就在赵崇德指挥战士向最后的几架飞机发起冲击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
通讯员一看营长负伤了,迅速跑过去,背起营长就走.
赵崇德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不要管我,快去炸……""飞机"二字还没说出口,又有一排子弹射来,赵崇德和通讯员一起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战士们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一边射击一边扑向飞机.
随着手榴弹"轰!
轰!
"的爆炸声,最后几架飞机也燃起了大火.
不到一个小时,24架飞机全部被炸毁,消灭日军守卫部队100多人.
当守卫机场的日军主力从阳明堡镇赶来时,三营已经撤离了机场.
战斗结束后,陈锡联和副团长汪乃贵向从五台山赶来的徐向前汇报战斗经过时,沉痛地说:"我们这次战斗,只炸了20多架飞机,自己却牺牲了营长赵崇德和十几名战士,代价太大了.
我们要向师里作检讨.
"很多年后,刘伯承和129师的老战士谈起赵崇德时,常常为中国共产党失去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感到惋惜.
事后,陈锡联、汪乃贵在上报总部的报告中,在"战斗经验"部分中写道:营级干部不按命令执行任务,以一个连突击,而以两个连突入机场.
结果伤亡大.
陈、汪二人不仅对人员的伤亡感到痛心,还对伤亡的原因进行了反思.
阳明堡战斗是继115师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和全国人民,又一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友军忻白作战起到了极大的配合作用.
朱德总司令听到阳明堡战斗胜利的消息后,兴冲冲地向群众宣布了这个消息,并请群众和他一起算了一笔帐:一架飞机值多少钱,这些钱能买多少小米,而这些小米又能让多少人吃一年.
帐一算完,群众马上欢呼起来,他们被这巨大的数字所振奋,所鼓舞,根据地内一片欢歌笑语.
看见日军飞机就向后跑的国民党将领则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八路军凭他们那些破烂家伙,能够打下日本人的飞机.
然而,事实又使他们不得不信.
一连数日,忻口、太原上空都没有日军飞机临空,国民党的飞机又亲到阳明堡进行侦察,看到机场上一堆堆尚待清理的飞机残骸,使他们不得不对八路军刮目相看.
对于晋北前线的这件大事,重庆的国民党报纸,却只在战事版的一个角,用很小的版面作了报道:南京二十日电:我军在晋北突袭阳明堡并炸毁敌机24架之消息,此间关系方面亦接得消息,业经证实云.
但在忻口前线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卫立煌将军在忻口会战结束后,曾感慨地说:"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我代表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
"6.
胜利中的教训与失误中的胜利——386旅抗战之初由于日军在平汉路方向推进得异常迅速,井转兵经正太路迂回太原,于是具有正太路咽喉之称的井陉、娘子关段,就成为了双方争夺的重点.
为配合国民党友军遏制住日军在这一方向上的进攻势头,129师386旅在到达太原后,没有继续北进,而是转向东,奔向正太路东段.
记日记的将军"长征无日记,是我生平最大的遗憾,我曾经不止一次的下决心坚持写下去,但也不止一次半途而废.
这是一种要不得的惰性.
从今天——1937年8月7日起,我要坚决地把日记不间断地写下去,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战斗时也好,行军时也好,极度疲劳时也好,始终如一地写下去.
要使这次全部抗战的事迹,没有一点遗漏在我的记载以外.
"这是386旅旅长陈赓在抗战之初——1937年8月7日于陕西安吴写下的一段话.
在八路军的高级干部中,像陈赓一样在战争中坚持记日记的并不多.
读过私塾、上过高小的陈赓算是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之一;而黄埔一期的学习又使陈赓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并在艰苦的征战中获得了文武双全的美称.
在八路军中,陈质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双全的战将.
陈质的"学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军队里算是高的了.
陈赓出身于湖南湘乡县二都柳树铺一个地主家庭,还算富裕的家庭得以使他6岁就在家里读私塾,9岁时,他进入邻近的七星桥谭家词堂私塾就读,开始了正式求学的生涯,两年后,他又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为了逃避家里的包办婚姻,他只读了一年,就跑到兵营去当兵.
写到这里,还不能算将陈质的所有"学历"都交持清楚了.
因为时隔8年后,陈赓又重新跨进了学校,不同的是这次进的不是普通的学校,而是亦文亦武的场所,即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和黄埔军官学校.
当陈赓以黄埔一期毕业生的身份走出黄埔大门时,他的求学生涯才算最终告一段落.
在现在看来并不算太高的这点学历,已经完全可以使陈赓在红军和八路军的队伍里算得上是一个小秀才了,而且以后还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也叫彭杨步兵学校的校长;建国后又担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长期干起了办教育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工作.
这些经历大概都和陈赓的"学历"高有关系.
陈赓的外表长得也很文气.
陈荒煤在《陈赓将军印象记》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过陈赓:他中等身材,圆脸满是康健的红色,被那沿着脸腮而生的黑的胡子衬托着,显得十分英武.
眉浓宽而向上斜扬,眼睛望人的时候圆睁着,带着一种探索注意的眼神,使你感到他的眼光很锐利.
一口细小的牙齿,薄的嘴唇,人们常以此来断定那性格该是属于刚毅和冷静一类的.
看样子不过像30岁的年纪,但他笑的时候,眼角浮现了一些细小的皱招,可以猜想到他也不会太年轻了.
第一次见他,我心里想:"像一个大学生.
"虽然陈赓看上去"像一个大学生",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武将,而且在刚刚13岁——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中撒娇的年龄,就开始了军旅生涯.
这既和湖南人在"五四"以前当兵的人很多,并且在社会上已经形成风气有关,又和陈质要摆脱家庭的束缚,开始自由的新生活的想法有关.
陈赓受祖父的影响很大,自幼就很勇敢,性格非常倔强,读书时即"时思弃读从戎",对非常严格的要求他死啃书本的父亲非常不满.
13岁这年的一次包办婚姻,使他最终走上了从戎的道路.
13岁,还只是个孩子,陈赓以常人少有的坚毅,拖着一支和他身高相等的德国造套筒枪度过了4年.
在这期间,他参加了讨伐吴佩孚、驱逐张敬尧、"护法"战争、湘鄂之战等.
黄埔军校毕业后,又参加了两次东征战斗.
之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军事起义——南昌起义.
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一直在红四方面军工作,以后又在129师担任高级领导职务,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秀的军事干部.
陈赓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
在第二次东征中他救下蒋介石一命的故事本来就使他很神秘的经历显得更加神奇了.
陈赓负过很多次伤,在二次东征夺取惠阳的战斗中.
陈赓勇敢地带领部队冲锋,在攻占城头的过程中,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脚,但他拔出弹片照旧向前冲.
在率部参加直罗镇的战斗中,陈赓又一次负伤,这一次子弹打中了他的左手拇指,但这些伤和陈赓的两次腿伤比起来又都算不了什么,他的两次腿伤对他后来的战斗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以致于有时不得不依靠手中的棍子来支撑全身的重量.
开赴前线陈赓率领386旅紧随先遣队向太原开进.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兴奋不已.
到达孝匝时,"沿途群众均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有数百群众集队欢迎,歌声、口号声不绝于耳,非常热烈.
县长强邀我们赴宴,不得已只好敷衍一次.
"到侯马后,又"观瞻为之一新".
"此间总动员很忙碌,街上满布抗战标语,被征壮丁均戴有'民族英雄'的臂章,到处可以遇着,并有戴着少年先锋队的红符号者,成群结队地在街上集行.
我和他们攀谈,他们都说上前线打日本,情绪十分高昂.
这些情形在苏区是司空见惯的,但在非苏区是大革命时期后第一次仅见,令我感到无限的兴奋.
"10月14日,陈赓率772团一部先行到达太原.
他马上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见周恩来.
周恩来是9月初到的太原.
周恩来原是准备同博古、彭德怀一起赴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组建长江沿岸委员会.
但途中毛泽东两次发来急电,指示周恩来立即赶赴太原、大同会见阎锡山,定下有关红军入晋后的事项.
于是,周恩来便从西安折往山西.
陈赓见到周恩来后,"知我们行动又有新的变化,原因是井陉失守,娘子关告急,我师仍照原计划依托太行山脉,随时配合友军侧击向旧关、平定前进之敌.
当晚乘原车转正太路到阳泉下从陈展的日记中可以看出,129师主力"仍照原计划"从太原转往正太路沿线作战,说明作战命令曾经发生过变化.
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部分领导人出现了对"国民党的进步估计过高"和对"八路军的力量估计过大"的情况.
忻口会战前夕,国民党中央军卫立煌和汤恩伯两个纵队进入山西后,八路军总部曾经有过以八路军主力在日军侧翼主动出击,配合国民党军正面防御的设想.
但因情况变化大快,晋北前线经雁门关南进的日军已陷代县、原平,正向忻口进逼;平汉线经保定南犯的日军已陷石家庄,正向娘子关进犯;太原已处于晋北、晋东两路日军的夹击中,由115师政委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已成敌后,在这样的形势下,"原亦奉令北进"的386旅,又按原计划转向了正太路.
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实行封建割据,长期闭关自守,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修筑的都是窄轨铁路,铁路运输效率低,车行速度慢,从太原到平定只有700多里路程,却要走近25个小时,平均时速不到15公里.
陈赓率772团到达平定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纪律甚坏,到处抢劫,十室九空.
"所以当地群众十分害怕,纷纷"奔避".
"经我们解释后,知道我们为红军,对我们特别表示好感,不到一时,逃避群众陆续回家.
"胜利中的教训129师386旅到平定打的第一仗恰恰是为解救让陈赓感到愤怒,使"群众奔避"的国民党第3军曾万钟部.
由于国共两军在晋北前线的顽强战斗,日军坂垣师团前进缓慢,伤亡惨重,与忻口一线的中方守军形成对峙.
至此,日军将原定的山西突破,河北迂回,改变为河北突破,山西迂回.
从河北撤出的国民党军一部、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冯钦哉的第14军团、曾万钟的第3军,以卫立煌为前线总指挥转用于防守娘子关一线.
386旅到达平定的第二天,10月19日,刘伯承也经同蒲路转正太路赶到了驻在平定的386旅旅部.
此时,由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20、109师团已占领娘子关东南的旧关,正在向娘子关猛攻.
由娘子关南侧实施攻击的日军第109师团主力经九龙关、测鱼镇等处,沿正太路南侧山地西犯,企图对娘子关正面的国民党守军实行迂回攻击.
娘子关一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已被撕破,部分国民党军已向后撤退,国民党第3军一部和武士敏第169师则被围困在旧关以南的山地,晋东的形势十分危急.
刘伯承回来后,立即指示386旅作好侧击从娘子关右翼迂回日军的准备.
10月20日,陈赓率领772团到达了娘子关以东的长生口附近的支沙口.
陈赓遵照刘伯承的指示,命772团一部袭击板桥西北高地的日军,以解国民党军被围之急.
执行袭击任务的是772团3营.
3营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的279团,以长于追击歼敌而闻名,是有名的"飞毛腿营".
21日夜,3营在副团长王近山的带领下,向板桥出发了.
772团副团长王近山是被人称作"王疯子"的虎将,改编前任红31军93师师长.
3营刚过长生口,便遇到了新情况,前面板桥方向来了一队日军,正偷偷向西进犯.
此时向上级请示已经来不及了.
一向果断、坚决的王近山立即命令部队利用两侧山地的有利地形,作好战斗准备.
一个包围圈,一个埋葬日军的坟墓迅速地形成了.
100多名日军毫无知觉地进入了包围圈.
当日军一个不剩地全部进入包围圈后,随着王近山一声"打",3营所有的轻重火器同时开了火,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了一片.
在八路军的猛烈打击下,日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毫无还手之力.
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当曙光初露时,大部日军被歼,只有一小部日军被压缩在长生口村的一个空场院里.
这是386旅抗战的第一仗.
兄弟师115师首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兄弟旅385旅的769团初战也取得了奇袭阳明堡的胜利,386旅的干部战士都憋着一口气,要在抗战的第一仗中打个漂亮的干净仗.
所以,当战士们向龟缩在场院里的敌人最后冲锋时,一个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前线指挥员突然喊了一声:"捉活的!
"这个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经常出现的战斗环节,往往标志着胜利的最终到来,也往往将一场战斗的胜利推向高潮.
但这次3营面对的却是为狂热的"武士道"精神所支配的日军,当仍然遵循着国内革命战争的老套路的八路军向残敌发起冲锋时有11位勇士倒在了残敌的枪口下,残敌也乘机逃脱了包围圈.
每当这位前线指挥员回忆起这段往事,对死去的战友都有一种深深的内疚.
长生口战斗共歼敌50余人,缴枪10多支及一些弹药等军用这并不辉煌的胜利,却是386旅的抗战第一仗.
虽然胜利中有教训,但它仍大大地鼓舞了386旅的士气,也使386旅用胜利的实践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他们打的败仗真叫人佩服为了进一步地了解情况,刘伯承9月21日来到了在娘子关担任正面防御的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曾万钟的指挥所.
除第3军外,娘子关还有国民党军的第26、27路军.
曾万钟首先向刘伯承介绍了日军新的动向.
他说,近日日军第20师团避开娘子关正面阵地,集中兵力和人力正向右翼的新关猛攻,曾万钟对下一步的行动表示出极大的信心.
他继续说,新关守军凭借窑洞式半永久性工事和钢骨水泥永久性火力点进行防御,予日军以重大杀伤,娘子关的守军也随时准备出击支援,这样的部署,日军是难以从娘子关突破的.
刘伯承不仅看到了曾万钟所看到的下一步,而且比曾万钟多看了一步.
刘伯承对曾万钟说:"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是想来个避实击虚.
如果新关也不易得手,它极可能再往南迂回.
这样,新关以南的石门,则必须火速派兵占领,严防日军偷袭.
"曾万钟对坏了一只眼睛的刘伯承多看出的一步,很是不以为然.
刘伯承和曾万钟会谈之后,形势的发展正如刘伯承所料.
只是曾万钟的疏忽,殃及了129师386旅771团,当然其中也有771团自身的疏忽.
9月25日,日军在新关攻击失利后,派出第40旅团5个大队进行右翼迂回,从井陉方向迅速占领了石门口.
当夜,日军依据侦察机提供的情报,避开大路,从谷底小沟绕了过去,对771团发动了突然袭击.
前一天,刘伯承得知771团在利用当年蒋介石、阎锡山军阀混战时期的旧工事备战时,曾提醒他们说:"不行,旧工事不可靠.
"由于771团警戒下严,没有对日军的偷袭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一下子就被冲散了,团主力不得不撤到附近的山上.
形势是很严峻的,被偷袭后的10多个小时内129师师部及386旅旅部与771团完全失掉了联系.
刘伯承是在焦急地等待中度过了最初的几个小时.
在刘伯承焦急等待的同时,有人却在准备看129师的笑话.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得知此事后,从太原打来电报"慰问"刘伯承.
他带着嘲弄的口吻说,你们八路军光说游击战、运动战,结果你们反被日本人游击掉了.
国民党第2军团司令兼第13军军长汤恩伯得知这个情况后,也打电话给刘伯承说:"看来你们的游击战不行哪,我们几万人都顶不住,你们一个旅怎么行还是撤吧!
"就在国民党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嘴上轻蔑的微笑还没有消失的时候,771团以自己出色的表现,以八路军所特有的顽强与机智,向他们表明,八路军不仅可以打游击战,而且可以在阵地战中生存与作战.
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突入了771团的阵地.
771团一开始确实很被动,上级与下级失去了联系,自上而下的指挥已经不复存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的生存能力与战斗能力真正的被表现出来了.
771团被冲散的各个部分自动的组成新的战斗集体,自动形成新的指挥,成排建制的就以排为单位,成班建制的就以班为单位,总之是各自力战,形成了一个个的堡垒,并在单打独斗中,堡垒与堡垒间逐步发生了火力联系,相互掩护着向山上转移,利用山势在山上与日军形成对峙.
团部的通讯员战斗后更是受到一致的称赞.
战斗中,团部的警卫力量被打散了,在已经隐约能够看到鬼子身影的时候,团部仅有的几个通讯员,临危不惧,又3次进入团部,将团部的公文和其他东西搬得一十二净,在鬼子眼皮底下带着文件归了队.
3连5班8名战士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伤亡了7名,仍然坚守阵地,不能动的给能动的准备手榴弹、压子弹,没有让一个日军进入阵地.
第二天,当师部转移到北界都后,771团被打散的人陆续归了队.
虽然他们脸上带着愧疚的表情,但他们身上的装束却着实令人羡慕:有的戴着缴获的日本军的黄五星帽,有的穿着日军的黄呢大衣,有的把自己的枪换成了三八式步枪,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两件从日军手中缴来的战利品.
一个目睹了整个过程的新闻记者由衷地写道:他们打的胜仗倒并不叫我们怎么惊奇,他们打的败仗才真叫人佩服.
后来,刘伯承见到徐向前时对他说了以后还说了很多次的一句话:"你培养的队伍是打不垮的!
"事后,刘伯承就七亘村被袭一事给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
毛泽东看了报告之后,于10月25日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
771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
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
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予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这是抗战中第一封要打掉"骄气"的电报.
7.
伏击!
伏击!
说孙子,话谋略386旅进入正太路后,正大路沿线就成了129师的主要战场.
在这一舞台上,以刘伯承为首的129师将士们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拍案叫绝的"活剧".
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叫孙武,也就是被人们尊称为孙子的人.
他的一部《孙子兵法》,使他获得了兵学鼻祖的美称,更使后人们在进行军事活动时多了一个理论的支撑点.
《孙子兵法》中的很多闪着理性光芒的语言,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贵速,不贵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等,能够和人们对毛泽东语言的熟悉程度相提并论,即使是毛泽东,也经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孙子富有哲理的语言.
在中国军事界能够走出国门,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到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也只有毛泽东和孙子.
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除了携带着大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外,还有一本被他们同样奉苦经典的《孙子兵法》,据说多国部队总司令施瓦茨科夫的案头上就一直摆放着《孙子兵法》,当然那是已经被译成英文的《孙子兵法》.
中国军事界中但凡识文断句受过正规训练的将领,大都读过《孙子兵法》.
但学了不等于学懂,学懂了也不见得就能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抗日战争,应该是孙子的后人们驱侮救国,展中华兵学之风采的大好时机,可有的人却在这个时候交了张不应算作及格的卷子,愧对祖先;但也有的人被称作"论兵新孙吴",使日军闻风丧胆.
孙子在《孙子兵法》的势篇中写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意思即是几乎所有战争都是以正兵对敌,以奇兵取胜.
堂堂之阵,故不可少,但堂堂之阵终不如奇兵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对《孙子兵法》是非常熟悉的,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引用孙子的话来表达他的思想.
自负的蒋介石在讲话中大概只肯引用"二孙"的话,一个孙是被国民党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另一个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子.
还有一个例外.
抗战中蒋介石不得不下发了一本由被他追剿了近10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所写的文章——《论持久战》.
这与蒋介石自负的性格不太相符.
但他别无选择.
文章写得太精彩了!
毛泽东1938年6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对时局作了精辟论述,对前途作了科学分析,特别是文中对抗战胜利所表露的信心,给人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和直捣心灵的震慑.
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看到这篇文章后,马上将其送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看后频频点头,立即下令印发全军.
这篇文章对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应该说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熟悉《孙子兵法》的蒋介石,最熟悉的恐怕就是《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
""七·七"事变爆发前,对于即将爆发的"国之大事",蒋介石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作了一定的准备.
虽然蒋介石1937年8月12日才被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推举为全国陆海空军大元帅,但在此之前,在抗日的大旗下全国形成了表面上的统一.
所谓表面上的统一,即各路军阀在抗日这面大旗下又各有各的心思,各打各的算盘.
执掌着全国帅印的蒋介石首先将全国分为5个战区.
将原来各自为政的各个区统一规划到全国的抗战序列之中.
紧接着蒋介石又拟定了一个"以首都(注:南京)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的国防阵地构筑计划.
阵地内要求设有机关枪掩体、小炮俺体、观测所、掩蔽部等,所用材料必须是钢筋水泥.
当时这些要求已经是最高标准了,是按照德国和俄国的最新教范拟定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虽然构筑的工事离预案的目标还差得很远,但也总算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工事构筑.
1938年11月2日至28日,为总结抗战以来经验,确定新的军事方针,国民政府军令部在衡山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称为"南岳军事会议".
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作了几次讲话.
为了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后稳定举国惶动的人心,破除将须中部分存在的恐日心理,蒋介石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首先引用了兵圣孙武的两句名言,"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他将国民政府的战略和老祖宗的这两句名言作了逐一对比.
"我们现在就是诱敌深入,使他自至,以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我们能诱敌深入,处处地方我军是先处战地以待敌,敌人处处地方是后处战地而趋战,在我们完全是以逸侍劳,步步致敌,而不为敌人所致,我们第一期的战略也就是实行孙子这两句话以遂行我们消耗敌人,疲困敌人,诱敌深入于有利我军决战的阵地,而完成我们最后胜利的布置.
现在我们这种布置已经成功,今后我们就可乘此势力来达成第二期杭战的任务.
"当然,抗日战争战局的发展,除了日军强大、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的基本原因外,正面战场参战各部队中旧有的军阀军队的顽疾也影响了作战.
如各部队互不协同,敷衍推倭,甚至谎报军情,等等.
蒋介石对此痛加训斥,要求严加整肃.
他认为这些现象"是我们军队失败的致命伤","这种军队,永远没有希望,永远是失败的".
从这点上看,蒋介石的确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致命弱点.
此外,在战术上,各战区部队虽然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嫡系部队,但打起仗来,缺乏机动灵活.
蒋介石在会议上专门论述了战术问题,"告诉各位一个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战术就是迂回包抄的战术.
"对此,他作了进一步分析,不仅战术上有迂回包抄,战略上也有迂回包抄,要运用迂回包抄来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断绝敌人一切接济,使他后路完全断绝,趋于溃灭.
他强调,"运用这个战术,原则上必须注意正面部队与预备队的妥当分派.
宁使正面部队少,而要在后方控制充足的预备队.
即使我正面被敌军冲破了,而我仍可以机动使用预备队在他的侧背去打败他.
"在蒋介石对照孙子兵法反思了国民党的战略战术后的1942年,陈毅在刘伯承50寿辰的庆祝活动中,以"论兵新孙吴"的诗句,给予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以极高的评价.
刘伯承遵循"以正和,以奇胜"的思想,在抗战之初以伏击的手段,使进入中国后如入无人之境的日军尝到了兵法古国子孙的厉害.
伏击最合算毛泽东常说:坏事可以变好事!
七亘村771团被袭一事就是如此.
被袭是件坏事,但正是日军偷袭的枪声把刘伯承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七亘村附近的这片险要的地形上,从而由一次被袭演化为连续三次的伏击,由一次小的损失发展力连续大的胜利.
当刘伯承亲自赶到771团被袭地点察看时,他一下子就被眼前的地形给吸引住了.
从河北井陉往山西平定的小路,由石门口进入峡谷,谷深几十米,最窄处只有3、4米.
小路蜿蜒至七亘村东,被断崖所阻,转而爬上山腰.
山腰上的路只能在陡壁上开凿而成,更是窄小、陡峭.
所以,这段路被描绘为"矮处人过低头,窄处马过卸鞍"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回到指挥所后,他迅速找来地图,仔细地研究了一番.
从石家庄、井陉方向到平定只有一条小路,七亘村是敌人的必经之路!
刘伯承迅速将七亘村的情况用电话告诉了陈赓,并指示陈赓再派人仔细侦察,选择最有利的地形布置伏击阵地.
刘伯承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有人说刘伯承最欣赏的是伏击,最拿手的也是伏击.
这话有一定道理.
刘伯承常算一笔帐:伏击战中敌我的损夫率是多少,袭击战中敌我的损失率是多少,阻击战中的敌我损失率是多少.
因为伏击战中敌我损失率最大,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从现有的武器装备对比的情况出发,八路军进行伏击战是最合算的.
从七亘村回来后,刘伯承即导演了非常精彩的"重叠的设伏",狠狠地打击了沿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20师团.
七亘村第一次设伏由川岸文三郎中将师团长率领的日军第20师团,1937年7月11日在朝鲜接到开赴中国的命令,16日从朝鲜出发,19日主力抵达天津.
7月底,在平津地区作战中,20师团是攻打北平的主力.
9月初,20师团又与第6、第14师团共同沿平汉路向南作战,至10月初,一举拿下正定、石家庄、井陉,完成了日本政府第一次国防会议制订的初期任务.
日军第20师团在南下的路途中并不是一帆风顺.
沿途国民党军队层层抗击,使日军死伤惨重.
在平津地区作战伤亡的6000余名日军、在保定地区作战伤亡的8000余名日军名单中,有长长的一串是属于第20师团的.
但川岸文三郎并不为此感到愧疚.
他懂得攻城夺地的道路是用士兵的血和肉,甚至是尸体来铺垫的.
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的道理川岸文三郎是明白的,只要能打到狼,作出些牺牲在川岸文三即看来是值得的.
最使川岸文三郎不能忍受的是没打到狼,反而丢掉了"孩子".
川岸文三郎最不想得到的结果在娘子关附近因刘伯承领导的129师的活动而发生了.
日军为迅速突破娘子关,派出一部兵力从娘子关右翼实施迂回.
25日,在日军的猛攻下,国民党军娘子关右翼东回村南北一线被突破,国军撤回到娘子关附近的旧关.
从全局上看,国民党军的撤退是不可避免的.
但在全局劣势的情况下,仍然要争取局部的优势,要像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战略上处于内线时,要争取战役、战斗上的外线;战略上处于防御时,要争取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要创造战役、战斗上的速决.
但国民党军在全局处于被动时,在局部仍然没有争取到主动.
东回村南北阵地的失守,使娘子关右翼完全暴露给了日军,在局部立时处于极端的不利,使整个防御体系面临崩溃.
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蓄势待发时,刘伯承极其敏锐地捕捉到战机:日军为了加紧娘子关右翼的攻击,必然要通过井陉——平定小路向前方输送大量的后勤补给物资.
抓住日军的辎重车队,打它一下子,是有把握的.
事情正如刘伯承所料:25日下午,日军20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其辎重部队约1000余人,在距七亘村10公里的测鱼镇宿营.
刘伯承听到这个消息,拿着红铅笔,走到地图前,画了一个红圈圈住了"七亘村"3个字,并对师部的作战人员交待道:"就在这里设伏.
切断日军20师团的交通,夺其辎重.
"刘伯承将伏击任务交给了陈赓.
陈赓接到命令后,决定以772团一个营的兵力到七亘村设伏.
772团副团长王近山主动请战,亲自带领3营和特务连执行伏击任务.
王近山率领3营来到了七亘材的南侧山地.
据侦察得知,向平定方向进犯的日军第20师团的后方辎重部队1000余人,现宿营在井陉县的测鱼镇,估计第二天要经过七亘村向平定前进.
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王近山只有5个连,而日军有1000余人,既来不及请示,也来不及增调部队,只有靠自己手头的力量啃这块"硬骨头".
王近山没有犹豫,没有退缩.
果敢、坚决是王近山成为军中虎将的重要因素,虽然有时这个性格特点和他很文气的外表对不起号来.
道路两侧的的杂草、灌木和高高耸起的土坎帮了工近山的忙.
王近山将重机枪架在距道路约300米的制高点上,将部队散布在距道路10多米到四、五十米不等的长满杂草、灌木的土坎上.
这种蹲在敌人头顶上往下打的部署,使部队未战已有了心理上的优势.
王近山趁热打铁,要求部队在听到冲锋号和重机枪响后,迅速地扑下山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
上午7点多,前方侦察人员送来消息,日军辎重部队300多人,在前后各100多日军掩护下,正向七亘村运动.
王近山迅速将情况通报给营、连指挥员,指示各连准备战斗.
各连迅速按命令跑步进入阵地.
按预定计划,12连担任正面突击日军辎重部队,夺其辎重;11连担任穿插、阻击和包围,配给轻机枪3挺,主要任务是切断日军辎重部队同前面日军的联系;特务连一部负责切断日军辎重部队同后面日军的联系;其余为预备队.
日军没有把国民党军放在眼里,更没把八路军当回事,认为八路军只能隔靴搔痒,丝毫构不成威胁.
所以,当10月26日上午9时,日军辎重部队在步兵掩护下,发现没有国民党的大部队后,便大摇大摆地进入了772团3营的伏击圈.
日军第20师团由平津向南一路平推过来,除了和国民党军打过几次阵地战外,还没有品味到中国兵学的奇深奥妙.
这次伏击使川岸文三郎补上了这一课.
正当他们穿行在峡谷中,欣赏着深谷中的风景时,由各种轻重武器中发射出的弹雨倾泻到了日军的头上.
毫无遮拦,毫无退路,日军只有看着子弹把身边的人打倒,看着手榴弹在队伍中爆炸,将带着血肉的肢体抛向空中在周围飞舞.
在一阵令日军心惊胆颤的急袭过后,王近山指挥伏击的部队和预备队冲向已经晕头转向的日军.
冲在最前面的12连的一个战士,在连续刺死6个敌人后,身上除多了3处刺伤外,还多了3支三八大盖.
另外一个战士,身上多处负伤仍然不下火线,他将一个倒地的日军扑在身下,用手抓,用牙咬,在敌痛不可忍时将其击毙.
周围的民兵和群众有组织的投入了战斗,中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也参加了进来.
一个叫董三元的老汉,战斗后用一挺缴获的机关枪从刘伯承手里换来了一床军用毛毯,并被刘伯承赞为"战地老英雄".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除一部日军逃回测鱼镇外,共歼日军300多人并缴获了300多匹骡马和大批的军用物资.
战场上的战利品堆积成了小山,有炮弹、子弹、通讯器材、药材、食品等等,很多战士都戴着钢盔,穿着黄呢子大衣,腰间还挂着战刀,全套的日式装备,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战斗后,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终日搬运战利品.
群众无需雇请,自动参加搬运.
陈赓还亲自给刘伯承挑了几匹战马.
第一次伏击是一次成功的、出色的伏击战.
重叠的设伏从战史上看成功的伏击战俯拾皆是,但在同一地点连续设伏的战例却不多.
第一次伏击后,刘伯承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日军侵犯华北以来,一直是在打胜仗,七亘村的伏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遭遇战.
他们骄横得很,目空一切,并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
敌20师团正急于向平定进犯,因无其他道路可走,必然还要由七亘村经过.
于是,他当机立断,准备在七亘村再进行一次伏击.
古人云:用兵之法,贵在不复.
这句话中的"不复",用现代语言讲就是不重复,言下之意是告诫统领军队的人在用兵时要不断想出新办法,这样的语言我们还能说出很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
所以,不重复别人的老办法,"贵在不复"已是"用兵"者要牢牢切记的训条.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日军在经过遭到痛击的地点时,肯定会严加戒备,如临大敌.
在这种情况下,伏击的前提条件突然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若同时在力量上还处于劣势,实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可以说,敢于在同一地点第二次设伏,是一个超乎常人思维的大胆的行动,但只有胆大还不够.
如果没有另外两个看似平淡,实际上细致入微,欺骗性很强的的行动,是很难使日军产生盲目的自信,再次在七亘村遭受伏击的.
首先,第一次伏击后的第二天,在日军来收敛"无言凯旋者"的尸体时,772团一触即退,佯装败走,使日军认为八路军己无再战能力,从而以"示形于敌"之法来诱使日军作出错误的判断.
再有就是巧妙的隐蔽.
吃了亏的日军再次来到七亘村后,其先头部队对道路两侧进行了严密的搜索,就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埋伏的八路军战士没有露出一丝痕迹,使日军更加"自信".
日军虽然更加"自信"了,但仍然没有完全丧失戒备.
因为在战斗中日军的戒备一直很严,战斗打响后,护卫部队仍然掩护着一部分辎重车辆,强行通过了七亘村,再加之雨后路滑,772团一部兵力未能到位,使这股敌人溜掉了.
伏击在有些人眼里是很玄的一件事,设伏的前提条件是被伏者要在设伏者设伏的时间里通过设伏的地点,除非能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否则设伏不就变成了赌博吗刘伯承之所以能够把在别人眼里很玄的一件事,变成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是依靠他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五行术".
刘伯承借用古代自然观中的"五行"一语总结了关系到敌我双方胜负因素的五个方面: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从中即可看出,刘伯承的设伏,不是盲目的"赌博",而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确实的把握上.
黄崖底再显雄风七亘村两次重叠的设伏,狠狠地打击了沿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20师团.
但八路军的力量毕竟太有限了.
彭德怀在抗战期间曾经说过:如果八路军经常有20万,有蒋介石嫡系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的.
但当时八路军只有3个师,而不是20个师.
129师两个团的力量挡不住日军西进,国民党的数万军队也没能挡住日军沿正太路西进.
就在七亘村第一次伏击的同一天,日军攻占柏井,直接威胁娘子关与旧关国民党守军的侧背.
在不利的态势下,国民党军弃关西撤.
日军29日占领平定,30日占领阳泉,11月2日占领寿阳.
坚守23天的忻口,在没有侧翼掩护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1月1日放弃.
忻口失守是华北战局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唇亡则齿寒,忻口失陷,太原就成了一座孤城,太原如果放弃,则整个华北的正面抗战等于宣告结束.
就在形势已危如累卵的时候,八路军却逆流而上.
10月底,八路军总部率115师主力和129师769团由五台地区南下,进至正太路西端寿阳以南地区.
加上原已进入正太路的129师主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摆在正大路两侧准备有所动作.
刚刚使日军第20师团尝尽苦头的129师又使沿正太路西犯的另一个日军师团——第109师团尝到了伏击的滋味.
当刘伯承得到第109师团之第136联队的一个大队,由东冶头镇向昔阳进犯的消息时,他正对照着地图翻看着敌情通报.
他马上被这个消息所吸引.
当他的目光沿着日军前进路线看到黄崖底时,一个作战方案又形成了.
黄崖底地形复杂,小路从黄崖底经过时,正好处于两坡下的窄沟里,附近眼界开阔,便于隐蔽,是设伏的理想场所,特别是这里离大路很远,敌人又只有一个大队……想到这里,刘伯承定下了决心.
他对参谋长李达交待完任务后,又补充道:"这一仗让771团担任主攻.
"771团自从被袭后,两次伏击都没参加,干部、战士都有点坐上了冷板凳的感觉,早就憋不住了.
一听到有战斗任务,还是担任主攻,那个兴奋劲就甭提了,纷纷表示要打好这一仗,也让鬼子尝尝771团的铁拳头.
在战争中使作战力量得到正确的部署并不是件难事,难的是像刘伯承这样将每一个可供调用兵力的作用发挥到极至.
这是一种艺术.
不会用兵,八路军的几万部队不可能在敌后发展到几十万部队,更不会在抗战胜利后打败拥有800万军队的蒋介百,除了会用兵,还要知兵、爱兵,做到官兵一致,才能够产生出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试想,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将领,不能说他们不会用兵,但为什么到了解放战争国共对阵时就不行了呢恐怕不能知兵、爱兵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战斗就不用仔细描述了.
当鬼子进入伏击圈后,所有埋伏在两侧山头上的轻重人器一齐开火,打得沟内的日军抱头鼠窜.
由于两侧山头通向沟底只有几条小路,部队不能对一回混乱的日军发起冲击,所以就只能以所有的火器向沟底齐射20分钟.
然后安全、迅速地撤离战场.
事后,771团有的同志还觉得不过瘾,说:"要不是这个地形救了鬼子的命,我们就把鬼子全部收拾了.
"即使如此,黄崖底一战仍然取得了毙伤日军300余人,战马200余匹的重大胜利.
以后,一个日军随军记者用《过天险的黄崖底》为题,在东京的一份报纸上报道了日军在黄崖底遭受伏击的情况.
后来这份"歌颂"日军"勇敢战斗"的报纸被八路军缴获,一时成为八路军战士的笑谈.
一个星期后,129师主力和115师相配合,又在广阳、户封地区连续两次设伏,给由沾尚镇西犯的日军第20师团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
刘伯承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常说:日本鬼子是记吃不记打.
第三章在太行安家8.
师长与政委129师第一任政委129师政治部主任(后改称师政委)张浩曾经在中共党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只因为英年早逝,以致后人对他了解得不多.
张浩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
虽然现在林彪的名字几乎妇幼皆知,但在当时,林育英的名字却要比林彪的名字响亮得多,实际上林彪去黄埔军校学习还是由林育英促成的.
林家参加革命的人中,除了林育英、林彪外,还有林育南.
林育南是林育英的胞弟,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又担任过中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上海东方旅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龙华刑场被杀害.
林家三兄弟中的林彪也曾在作战中头部中弹,造成植物神经紊乱.
大难不死的林彪,凭着自己出色的指挥才能,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当然,林彪后来的死与他这两个堂兄的死在中共党史上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林育英早在1922年2月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和李求实一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年后返回中国,化名林春山.
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出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
1927年,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林育英以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的身份结识了毛泽东,此后,他又在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出席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0年12月,他在抚顺的火车上不幸被捕.
被捕后,林育英受尽了各种刑罚,鞭子抽,皮带打,坐老虎凳,更残忍的是寒天腊月被泡在冰水中,真是欲活不能,欲死无门,受尽百般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开口.
敌特对他施以13个月之久的刑讯,终无所获,只得将其释放.
从此,林育英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常常是百病缠身.
所以,林育英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带着一种病态.
后来,他被中共中央送往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再后来,也正是他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
林育英第二次从苏联回国时,正是中国共产党面临分裂的紧要关头.
当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实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后,原本要松一口气的红军将士,没想到又将面临一场来自内部的分裂斗争.
以张国焘为军委主席、陈昌浩为政委、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实际军权,掌握在张国焘手中.
红四方面军比红一方面军幸运的是在长征途中它受的损失比红一方面军要小得多,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有约8万人之众,比只有3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多了1倍多.
素有权力欲的张国焘此时拥兵自重,公然另立中央,将整个红军置于分裂的边缘.
在毛泽东主张"北上抗日"时,张国焘提出的却是"向南攻打成都",与毛泽东的主张南辕北辙,夺权野心立见.
纵观整个中共党史,可知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
没有这一次斗争的胜利,很可能就没有后来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这关键时刻出现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林育英.
林育英于1935年12月及时地赶到了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场.
他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
没有任何文字的东西,只有从他嘴里讲出的条条款款.
为防不测不给敌人留任何把柄,林育英在临行前把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背得滚瓜烂熟,将文件完全"印"在了脑子里,然后,以一个小商人的身份,经蒙古,穿沙漠,到达了陕西.
由林育英来协调双方是非常合适的.
林育英既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又是张国焘的老相识,他和双方都能心平气和的说上话.
共产国际"七大"是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路线而不是张国焘自封的"中共中央"的路线.
同时,林育英的态度也很明确,他支持毛泽东,这样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的"中央",而"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在这场斗争中,林育英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述道:"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
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
"林育英的作用还可以从他的电报中进一步看出: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从苏联回国后,为了保密,他用了"张浩"这一化名,并在出任129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时,沿用了这一化名.
1938年1月,因为健康的原因,他不得不离开129师,回到延安,他的职位由邓小平接替.
回到延安后,林育英的身体仍然不见好转,1942年3月6日他病故于延安.
毛泽东、朱德亲自为他执绋,毛泽东还亲笔为他的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张浩的敬意与怀念.
"刘邓"十三年当刘伯承以94岁高龄在北京逝世后,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第一个走向遗体的,是被人们叫了将近50年的"刘邓"的另一半——邓小平.
一篇《悼伯承》,将邓小平对刘邓间13年的生死相伴、半个世纪的战友情谊表达得淋漓尽致.
邓小平在《悼伯承》中写道: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1938年1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为第129师政治委员,129师原政治委员张浩因病回延安另行安排工作.
从此,刘邓开始了长达13年的合作.
刘、邓两人能够"非常愉快的"合作达13年之久,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他们两人身上的许多共同之处.
被人们用"刘邓"联在一起的这两个人同是四川人.
刘伯承出生在四川开县赵家场张家坝,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县牌坊村,两地相距20多公里.
他们都对四川辣子有着浓厚的兴趣.
据记载,周恩来曾经从重庆给朱德捎来一些榨菜和四川辣子.
朱德一直舍不得吃,锁在文件箱里.
直到有一天刘伯承和邓小平来到八路军总部,朱德为了招待贵客,才将这两样拿了出来.
辣子炒榨菜现在可能只是四川普通人家中极普通的一个菜,但在当时却是身在太行山中的刘邓的一顿美餐.
就在大家都等着"美餐"时,炒菜的战士非常难过地拿着一盘黑糊糊的东西走了进来.
原来,炒菜的战士把菜给炒糊了.
黑糊糊、散发着焦糊味的辣子炒榨菜被端上来后,刘邓二话没说,拿起筷子夹着榨菜就往嘴里送,还边吃边说:"好吃!
好吃!
好久没吃到家乡苹了.
"刘、邓间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在苏联留过学.
邓小平去苏联留学是在到法国勤工俭学之后.
1921年,只有16岁的邓小平来到了工业发达的法国,边做工边学习,并在中共旅法小组的帮助下开始了革命生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下半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中共旅欧支部活动频繁,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恐慌,支部的活动越来越困难.
根据这种情况和国内斗争的需要,支部决定将一部分人派往苏联学习,另一部分人回国.
邓小平就在被派往苏联学习的人之中.
邓小平等一行人离开巴黎十几天后,巴黎有关当局搜查了邓小平等人的住宅并称签署了驱逐邓小平等人离境的命令.
1926年初,邓小平等人来到了"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的苏联中山劳动大学.
邓小平在中山大学没有等到毕业,在刚刚学了不到一年后,就奉命返回了祖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
刘伯承虽然在年龄上大邓小平12岁,但单就留学的经历来看,刘伯承只能算"师弟".
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经香港来到上海.
其时,上海仍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也无立足之地.
他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与吴玉章等入远行苏联留学.
由于刘伯承是以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身份来到苏联的,所以他就读的是苏联军官学校——高级步兵学校.
已经35岁的刘伯承,克服了年龄带来的困难,系统地学习了马恩列斯的许多论著,以及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司令部建设和军队指挥等方面的知识.
1930年春夏之交,刘伯承等人满怀战斗的渴望经满洲里又回到了他当年赴苏的出发地——上海.
刘、邓都有"三起三落"刘、邓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历经磨难,并且都有过"三起三落"的经历.
担当重任者,往往要经受比常人多得多的考验.
当刘伯承被任命为129师师长时,他已经曾两度彼贬,三度出任红车总参谋长.
1932年的宁都会议后,刘伯承由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
这是他第一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后来因刘伯承对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反"围剿"中的瞎指挥不满,李德借口刘伯承妨碍他的工作,通过博古撤消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
1934年底的黎平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台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坚持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
这是刘伯承第二次任红军总参谋长.
长征后期,刘伯承随第四方面军一同行动,他和朱德等人一起,坚决抵制张国青分裂党、分裂中央的错误路线,因此,刘伯承又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军委于1936年12月7日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力主席.
之后,刘伯承重新复出,仍然官复原职,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
这是刘伯承第三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
对于三上两下的经历,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一败"指南昌起义失败,"两罢官"指被李德、张国焘撤掉职务,"三参总戎幕"指三度出任总参谋长.
实际上刘伯承共有五次出任参谋长的经历.
1930年8月从苏联回国后,他立即被委任力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当时正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不久周恩来和翟秋白从苏联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予以纠正.
为了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贯彻国际指示,刘伯承被派往武汉长江局任军委书记.
算上南昌起义时任起义军参谋长的那一次经历,刘伯承在担任129师师长前全部加起来共有五次出任参谋长的经历.
建国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在1957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再一次被打倒.
至此,刘伯承已是三起三落.
与刘伯承一样,邓小平也有着三起三落的经历.
邓小平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了两年多后,于1929年7、8月间,被党中央派到了广西工作,以党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准备,组织武装起义.
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8军,率军转战左、右江.
由此,邓小平进入了他革命生涯中第一个高峰期.
随着连毛泽东都不能幸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蔓延至中央苏区,邓小平经历了"三起三落"中的第一次"落".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人中央苏区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一整套做法并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一个"邓毛谢古"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一批觉悟了的共产党人对"左"倾错误进行了自觉的抵制和坚决的斗争.
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等人.
于是事件的名称就由"邓毛谢古"来代称.
于是,邓小平就成了"机会主义"的头头,井因此撤销职务,当众缴枪,也就顺理成章地到基层锻炼去了.
邓小平三起三落间的二次复出都与毛泽东有关.
当他第一次遭到打击时,是因为他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
到了遵义会议前后,又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邓小平才得以复出,重任中央秘书长.
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40年后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仍然有两起两落等待着他.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1967年,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
更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被打倒后的复出,竟然和第一次被打倒发生了联系.
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第二年才得到这一消息的邓小平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毛泽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中对邓小平的三个方面给予了肯定.
其中第一个方面即是"邓毛谢古"事件.
毛泽东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再加上"他没历史问题"和"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两条,邓小平又第二次从激流中浮了上来.
1975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后,没过多久,就开始了他最辉煌的一次复出.
此后,在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趣,坦荡的性格,使他们两人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携手同行,共同走过了13年风雨历程.
9.
重操老本行对游击战的再认识对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不仅彭德怀"认识是模糊的",对"'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时而提'运动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运动战'",很多八路军将领也是如此.
但"认识模糊"并不影响打胜仗.
平型关大捷、火烧阳明堡机场,正大路沿线连续的设伏,胜利一个接着一个.
虽然毛泽东几乎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每一封电报中都要谈一谈"山地游击战"的问题,但当时抗战的形势还不容八路军一上阵就钻山沟.
华中、华北两个战场上,国民党军正拉开架势要同日军进行决战,主战场是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
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也曾指出:在条件确实有利的情况下,可以配合阎锡山打几仗.
所以,不管是认识清楚的还是认识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时间进行理论上的争论.
袭击、伏击不断涌现,这时需要的是打鬼子的招木.
游击战、运动战、游击运动战的争论不得不暂时搁置.
在太原失陷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及时指出:"太原失陷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
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
"原来对山地游击战想不通的将领,原来认为国共两军几个胜仗就可以将太原建成华北抗战的堡垒的将领,对日军的侵略本性及战争准备认识不足的将领,在形势愈来愈按照毛泽东的预想发展时,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
为此,毛泽东在连续三封电报内对新的作战任务进行了说明.
11月8日的电报中说:"129师全部在晋东南,120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的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具体部署由朱彭行之.
"11月9日电报中,认为林、贺、刘三个师及创建晋察冀的聂荣臻部"须重新部署".
"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
"11月13日,电报进一步指出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
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多打小胜仗","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在同一封电报中还指示:"刘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大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胜仗".
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将三十师部署于4点,形成了支撑华北敌后抗战的4个战略支点.
115师聂荣臻部开创晋察冀根据地;115师主力转向汾河流域和晋西;120师仍留太原附近,相机向晋西发展;129师主力深入晋东南,开创太行山区根据地.
129师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是"石拐会议".
石拐是和顺县的一个镇,在石拐镇召开的这次129师党员、干部会议,是129师进入太行山开辟根据地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
会上,刘伯承传达了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部署了129师今后的行动方向与任务.
当刘伯承宣布"129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活动"后,129师与八路军其他部队一样,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真正进入了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并在敌后创造了让日军害怕、痛恨而又无可奈何的抗日根据地.
刘伯承发布的命令规定得很具体:每个团的各个营都抽出一个连,组成工作队或游击支队,到指定地点同中共地方组织、游击队一起工作.
此后,129师派出的一支支游击支队和工作队像种子一样遍布在晋东南广阔区域内.
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等率领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了晋东南沁具、长治两个中心区,这两个地区有牺盟会的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普遍,群众基础较好.
桂干生、张贻祥率领一游击支队到平和公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路石家庄至内邱段以西地区活动.
张贤约、张南生率领一个先遣支队,到辽县以南、平汉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及漳河以北地区活动.
秦基伟、赖际发率领的几支游击队与工人游击队汇合,组成晋冀豫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又称秦赖支队.
……向下派遣游击支队并不像派部队出去打个埋伏那样顺当,大家虽然知道撒出去是"种子",但更愿意留下来当"拳头".
当刘伯承将769团副团长汪乃贵找来,准备派他出去成立汪乃贵支队,到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活动时,汪乃贵说:"叫我带兵打仗还凑合,让我去拉队伍扩地盘非砸锅不可.
我大字不识几个,记个指示看个文件都成问题,怎么挑得了这副担子呢"一向幽默的刘伯承这次严肃起来:"一不是叫你当山大王,二不是叫你考前清秀才.
闹革命,打日本,你是专家,宣传群众,武装群众也是我们的老传统.
不会记笔记,你就'结绳记事'.
这个司令你要坚决去当,还要想办法当好.
你还有意见吗""没有意见了,我服从分配.
"汪乃贵愉快地答道.
从战略转变后到1938年4月粉碎日军对太行山区九路围攻止,129师将64个连队中的41个连队,占总数的2/3,分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新建立的游击支队多如雨后春笋,有的有几十人,十几争枪,有的只有十几人,几条枪.
在129师成立军区,建立军分区时,几支较大的游击支队便顺理成章的成为军分区的主力部队.
以后,撒下去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八路军的武装力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太行山区各县都建立了游击队,各支队的人数,有几十人的,也有几百人的,甚至多到上干人的.
开始时先发展成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
为了进一步正规化,也为了突破国民党对八路军力量的限制,以后又逐渐整编为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
"化整为零"是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战略调整的主要特点,零散的小部队能够生存、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也正是日本侵略者必将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即八路军拥有人民的支持.
与此相反,日军从下敢"化整为零",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使周围的日军有了一种"敌后"的感觉,他们不敢分散活动,更不敢单独行动.
其实,当日军以侵略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后,他们确实已经在战略上将自己置干了"敌后",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终究逃脱下了处处挨打,到处遭袭的命运,犹如一匹野牛来到了它不该来的地方.
点、线、面点、线、面首先是物理学的概念,而后才是地理学上的概念.
而到刘伯承用点、线、面来描述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态势时,又赋予了这三十概念以新的含义.
在刘伯承的辞典中,"点"已经不是抽象的概念了,点指被日军占领的重要城镇,线指与各个城镇、据点相连的公路、铁路等重要交通线,面则指点与线贯穿其中的广大区域.
这时的点、线、面已经是一个战略概念,已经被赋予了重要的军事意义.
日军的企图是夺点、造线、进而控面;八路军则反其道而行之,先将自己渗透到面之中,然后切断线,最后孤立点.
八路军与日军围绕着点、线、面进行了长期而复杂的斗争.
日军占点时尚信心十足,日军参谋本部在战争之初叫嚷要在三个月至多在半年内占领整个中国,表明了日军对占点确有十足的自信.
当时中国以国民党中央军为主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据着优势,并且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精锐师只比日军一个师团的人数和装备稍逊一些,但是战斗中能够得到的上级对本级的重火器支援和空军支援的数量的区别,使双方的作战能力的比较失去了意义.
再加上国民党军特别是杂牌军协调、组织等方面的问题,日军攻城夺寨虽不能说轻而易举,但也是十拿九稳.
日军从北向南,夺平津,占石家庄,攻太原;逆长江而上,打上海,下南京,一直攻到武汉,最后被大山挡在了四川盆地之外.
点在日军眼里只是表明他们成功与荣誉的一枚枚勋章.
在夺点成功后,日军在线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且不说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铁路只能本省通行,与外省铁路根本不通用,而且贫穷落后的;日中国很多地方连公路都没有,更不用说铁路了.
日军为了发挥点的作用,需要修筑公路、铁路,以点带线.
为了形成点与点的联系,互相支援,就需要修路、筑路.
更艰巨的则是修路、筑路之后的护路.
交通战构成了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个主旋律.
1940年秋季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则是这个旋律中的高潮.
形势的发展并不像日军所预料的那样,攻占武汉后日军不仅没有征服中国,反而将自己陷入了泥淖之中,占点要用兵力,护线要用兵力,前线也需要兵力.
捉襟见肘这个中国的成语用来形容日军这时的窘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在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后,中国的乡村特别是山区就成了一片"真空"地带.
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真空"地带之广阔,为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斗争创造了如鱼得水的好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刘伯承在"石拐会议"上向全师的干部传达了中央占领"真空"地带,在"真空"地带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129师进入晋东南之后,又在线上做起了文章.
11月21日,772团2个步乒连在芦家庄袭击了正在修桥的日军,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我因动作秘密、迅速,作抵近的突然的火力袭击,毙敌百数十名,我伤亡20余名.
"这个动作一定让负责正大路沿线安全的日军第20师团川岸文三郎恼怒不已.
然而让川岸文三郎恼怒的事情还在发生.
11月下旬,为配合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八路围攻"作战,八路军第120师与第129师同时对日军的交通线进行了破袭.
120师破袭同蒲路,129师破袭正太路.
由于129师与晋察冀根据地隔正太路相望,所以,129师对正太路连续不断的破袭,有力地支援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围攻作战.
在正太路遭到129师袭击的是日军第20师团.
以后又接连不断在正太路沿线遭到打击的日军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对129师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机报复.
终于在12月底,川岸文三郎沉不住气了.
指挥日军20oo余人对129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在129师控面、袭线的过程中,由于错误的消息,险些使129师越过线去向打起来尚有些勉强的点发动进攻.
1937年11月23日晚,陈赓接到了刘伯承的电话.
刘伯承在电话中向陈赓"透露"了八路军总部的一个指示:因苏联加仑将军强硬宣言,国际形势可能会突变,日军有向北总退却模样.
24日,129师根据这个情况,针对进抵长凝镇的两连日军,作了带有攻势倾向的部署.
原来准备到榆社、武乡之部队仍回石拐集结,772团以一个连回道坪,侦察榆次及正大线敌情;386旅副旅长陈再道指挥771团向大谷与榆次积极动作,并侦察该两处情况.
随后,陈赓又接到赖际发的报告:太谷、榆次之敌不断向北移动.
日军要跑!
陈赓的手又痒痒了.
他准备第二天率772团1营到长凝镇附近进行侦察并相机动作.
25日,陈赓率领6个连由石拐经沟口来到了位于上黄彩的赖际发处,并进一步证实"敌几日来确不断向北撤退".
夜袭长凝之敌的任务没交给性急的陈赓,而交给了769团的1连及新7连.
这次行动不是主力出战,而是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招法,就如同下围棋时试探一下对方的应手.
26日,主力仍然没动,隐蔽在下黄彩.
27日,虎将王近山带领两个连前进到了离长凝更近的高坪,准备伏击日军.
王近山一露面,就意味着即将采取动作.
同一天,陈赓又得到"间谍"报告:"榆次及其附近驻有日军约1师团,似由太谷开来,约5000人向北退,到处奸淫掳掠,抢粮食、牛羊,找'花姑娘'.
"日军的行为全是撤退前的征兆.
129师行动在即.
但第二天,11月28日的早晨,陈赓一起床"即闻激烈机枪声,据报知系长凝之敌约200人占山头,有向下黄彩进攻模样.
"情况完全变了.
原来准备进攻的772团马上变为了守势.
陈赓迅速组织了防御:以1连侧击向下黄彩进攻之敌,以1连占山头正面阻击日军.
日军的进攻被阻止住了.
29日,直至陈赓接到了八路军总部及刘伯承的一个电报,才结束了这次越"线"到"点"的行动.
来电中估计日军不是撤退,而是有转移主力先肃清后方(晋北及正太以南之八路军),巩固其交通线,建立伪组织的充分可能.
陈赓根据情报,再看榆次之敌,"确无撤退模样".
实际情况是从11月24日起,日军以其刚由太原调驻石家庄的第5师团、驻太原的第109师团、驻平津的中国驻屯军旅团以及驻大同的第26师同等各一部,从多方向对八路军的晋察冀边区发动了8路围攻.
为粉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多路围攻,八路军总部除直接指挥晋察冀边区的反围攻外,还命令120师一部活动于大同至太原,129师一部活动于石家庄至太原铁路沿线,对敌进行破袭战,以牵制敌人.
黄蜂与麻雀1937年底的一天,129师参谋长李达及几个参谋和刘伯承骑马外出.
突然,刘伯承的马不安地嘶叫起来,同时,李达的马也受了惊,两匹自马惊跳不止,之后,又突然拼命向前奔跑.
等几个参谋反应过来,打马去追时,刘伯承和李达在前方已勒马站定,原来是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蜇惊了.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
"刘怕承若有所思地说,"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
"几个参谋听到刘伯承的话都围了过来.
"它就好比是游击战.
"刘伯承刚说完,又有一群黄蜂飞了过来,两匹白马闻声又战栗起来,惊恐地向前跑了几步,惟恐黄蜂再来进攻.
一个并不奇怪的自然现象,在刘伯承眼里幻化成了一个战斗场面.
他接着说:"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
"刘伯承边说边持了持马鬃,使它安静下来.
"这马就好比日本军队,它人数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
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黄蜂即使蜇不死马,也让它受不了.
"李达补充道.
几个参谋不住地点着头,若有所思,若有所悟.
很多在刘伯承身边工作过的老战士都能说出一两个或更多的刘伯承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形象地比喻战争现象的故事.
"黄蜂"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敌后抗战的广阔战场为八路军指战员提供了一个灵活打击敌人、发挥聪明才智的有利条件.
当时还有一个和"黄蜂"一样充分体现了游击战本质的战法,叫"麻雀战".
顾名思义,在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战士就像麻雀一样,寻找日军的空隙,东打一下,西吃一口,频频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敌集结兵力,实施报复时,又找不到,抓不着,游击战士早已撤退.
129师进入太行后,敌以500多步兵、一连骑兵,在范村附近向129师驻地扑来.
负责打击、袭扰日军的只有129师771团的1连.
1连在10余里宽的正面上,灵活而机动,这里打一下,那里抓一把,使进犯日军疲于应付,顾此失彼,极其狼狈.
这一战,1连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毙伤敌近百人,毁敌汽车一辆的重大战果.
游击战,关键是要解决游与击的问题.
游得动,才能寻找到击的机会.
度过第一个新年陈赓在日记中写道:山西战事,正面沉寂,敌不攻我,我亦不击,不解何故仗既不多,新历、旧历的两个年就过得欢乐、充实.
粉碎了日军"六路围攻"后,没有几天就到了阳历新年.
30日,各个部门都忙于准备食物.
386旅旅部的管理员从辽县买回了猪肉、食品等,"准备明早大吃".
还有一个误传的消息,也使129师上下高兴了一阵子.
不知是从哪个渠道得来的消息,说日军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在磁县被炸死.
土肥原贤二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的死自然使八路军将士非常高兴.
实际上,土肥原贤二是在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在军事法庭上作为战犯被判处死刑的.
新年这天,各个村都唱起了花鼓戏,庆贺八路军的胜利,将欢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但"剧情封建",令人"肉麻","又不好禁止,拂其诚意,只好让他们唱罢!
".
到了农历新年,八路军总邓给每个人增加了一角钱菜金,作聚餐费,改善生活.
农历二十八,386旅旅部驻地又有两对新人喜结良缘,使陈赓"恍惚处身太平世界,绝不像战区最前线的景象".
陈赓问老乡:你们怕不怕日本人来老乡答:有八路军在此,什么也不怕.
一句话说得陈赓心里热乎乎的,还有什么奖赏能够比得上这句话呢除夕这天,386旅旅部招待驻地群众,"食颇丰富,农民得此一饱,大家高兴,连残汤余菜,都没有剩下,对八路军真是心满意足.
一个老大爷说:'长到68岁,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但陈赓并没有因为没有仗打而感到轻松.
陈赓1月22日夜里在日记中写道:最近几天,甚感烦闷而无聊,大约是因为这几天没有亲身参加战斗的关系.
很明显,由于我八路军动作的积极,晋东北与正太线的交通,敌人始终不能保持安全运输,而且时常中断,这样,敌人怎么能前进呢(美国武官的估计)拿正太线说,由石家庄到榆次,牵制敌人的兵力近万人,不敢动弹(不动尚不能维持交通),以致敌人正面兵力并不雄厚.
在这种情况下,晋军及中央各部休息整理,为时将逾两月,各部战斗力均有相当恢复.
此时若从正面出击,配合晋东北及我们的动作,我想至少可以克复太谷、榆次.
现在同蒲正面完全不动,阎老西又在出示禁止组织游击队、限制自卫军的通告,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大概是因为"烦闷而无聊",或是"因为这几天没有亲身参加战斗的关系",陈赓这几天的日记记得很长,字数很多,1月9日,1月11日、1月22日这几天的日记,都有4、5百字之多,比前期日记的字数明显增多.
常人有借酒消愁一说,陈赓则可能是借日记来抒发自己对国民党军及晋军作战不力的不满.
夜深人静时,对着自己心爱的日记本,奋笔疾书,直抒心臆,这时的所想、所记、所写都应该是最真实的原始记录,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份十分难得的资料.
1938年的元旦刚过,由于美驻华大使馆武官卡尔逊的到来,使129师全师上下兴奋了好几天.
1938年1月11日,卡尔逊来到了386旅驻地.
为了欢迎卡尔逊的到来,386旅能出动的都出动了,不仅如此,还动员了当地的自卫队和群众组成了还算壮观的欢迎队伍.
卡尔逊亲闻八路军反"六路围攻"的辉煌战绩,由衷他说道:"八路军有一套正确而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是在旧的军事典籍里所无法学到的东西.
"陈赓也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在日记中记道:他称赞我们部队的战略战术及善于动员群众是世界上所仅见.
他说我们386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他认为我们在正大线的行动,破坏敌人的交通,神出鬼没的游击,是使敌人迟延南犯的根本所在.
卡尔逊还以美国人所特有的直率对八路军的行动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八路军没有对日军的粮站展开破坏是一个缺点.
陈赓和卡尔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谈.
谈话中陈赓将386旅进行的几次战斗向卡尔逊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当谈到八路军进行的是正规军、游击队、自卫队三位一体的作战,谈到军队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时,敏锐的卡尔逊立即明白了一切.
卡尔逊说:"作战不仅使用正规军,还要依靠游击队和自卫队,这就是全民抗战的体现;而且也只有有了后两者的配合,才能使正规军得到更多的机动,寻觅到敌人的要害,予以彻底的打击.
"有时候我们不仅要想,连一个美国人尚且能认识到的事情,怎么到了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那里,就变得模糊起来了呢真不知道蒋介石是没有能力认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是认为抗战只应是政府的事情,和广大的民众没有多少关系,或是他根本就不愿意看到民众被发动起来.
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将本应成为中国抗战的绝对主角的蒋介石变成了配角,他不得不看着毛泽东领导着八路军在敌后唱起了主角.
会见的过程中,陈层送给了卡尔逊一柄缴获的日本小刀.
当时陪同卡尔逊前来386旅访问的作家周立波详细地记述了这个场面:"为了纪念我们的会见,陈赓同志送我一支从日军缴来的自来水笔.
他还送了一把锋利的日本短刀给卡尔逊.
"'这把刀杀了6个人.
'陈赓同志说.
在正太路旁的一次白刃战斗中,我们一位战士,从日兵手里夺了这把刀.
刀的主人被杀了,而这同一把刀,又接连地在它的旧主人的另外五个同伴的躯体上,接触了5次.
最后,它和他的受了几次枪伤的新主,一同倒在地上的血泊里.
但是这时日寇败退了.
使用这刀的勇士,被救了回来.
"我看着这把浸过这样多敌人的血的短刀,觉得它好像是古代侠客的匕首.
刀身很短,却非常锋利.
鞘和柄都是白木做的.
刀身插进鞘里的时候,柄就和鞘衔接起来,像是一根短棍.
短棍上镶嵌着几个银色的星点.
这是一把精致的小刀.
"'我拿了这把刀,会永远地记着你们这一旅.
'卡尔逊说.
"吃饭的时候,陈赓同志拿了一罐日本牛肉给我们,也是胜利品.
这次在昔阳七亘村战斗中,他们缴获了许多食物,里面有几百罐牛肉,一千多包'压缩口粮'.
军中正缺粮,用这些缴获物,维持了半个来月.
"10.
争论的继续决不过黄河毛泽东在1938年2月23日的电报中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
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初确实是做了两手准备的.
早在1937年11月17日,毛泽东就曾在一封电报中强调指出:为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且增加敌人河渡之阻碍,故河防之巩固为目前紧迫任务.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的想法.
毛泽东在1938年3月2日的《关于巩固河防的部署》的电报中又谈到了这一问题.
1938年2月下旬开始,日军多次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企图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认为,在军渡、碛口之敌两路猛攻之下,河防有被突破可能,绥德、延安紧急,威胁河东整个军队之归路.
这里毛泽东谈的仍然是"归路"的问题.
就在上一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在给朱、彭的《我后路不被隔断的条件下主力可留晋击敌》的电报中,仍然十分关注这一问题.
"八路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
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即使留一人指挥,亦只宜留在不被隔之地点(如吕梁山脉),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
因此,对总部之转移及徐旅与刘师主力之部署,务望本此方针,考虑切实妥善方法,并速告我们.
"过不过河的问题,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上升到"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的高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要保证手中仅有的这点"老底子"能够生存下来,他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审视着现在,思考着未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毛泽东又发出了一封《八路军应准备转战陕甘豫地区》的电报,同样,这封电报仍然是发给朱、彭二人的.
电报中说的还是老问题:"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
"毛泽东连续发出的讨论过不过河问题的若干封电报,实际上是洛川会议后对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问题讨论的继续.
1937年11月15日,从黄昏到深夜,彭德怀和几个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一起讨论了中国目前的形势,抗战的前途,山西的局面,八路军的任务、决心,他告诉这些热血青年:"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
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亲密合作,来与侵略者周旋.
"彭德怀斩钉截铁他说:"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
""虽然日本强盗占领了太原和其他几座空城,可是我们并没有后退,我们的军队还是整个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加上察哈尔和河北西部.
""这些地方,合计有近千万人口.
""我们正在组织和武装华北的男女,我们要使华北一万万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
"当时周立波用他的笔,将彭德怀"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
他写道:"归来时,骑在牲口上,觉得很冷,但路上是满天星星.
我们也真感觉到,光明是在我们的面前.
"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彭德怀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有差别的.
虽然中央军委在一封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中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
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属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
关于敌我位置、作战情况等,除总部随时向军委报告外,各师给总部报告之电报,应同时发给军委一份,使军委充分明了情况.
"过不过黄河不应是"具体作战意见",而应是"大的方针".
随着八路军在山区站稳脚跟,这一差别就自然不存在了.
两次"不同声音"抗日战争初期有两次来自军内或党内的不同声音.
第一次是华北军分会发下来的一个指示.
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一个旅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
这个指示,不顾中日当时的实际军力对比,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而实际上,太原在指示下发的一个星期后就失守了.
彭德怀回忆说:"显然,军分会的指示是盲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
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
"他又说:"10月8日的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从主观愿望写的,所以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示.
"这个指示出台的时候,彭德怀正随周恩来去保定、石家庄等地做统战工作,不在总部.
当他从卫立煌处回到八路军总部时,才看到这个指示,到他庐山会议后写《彭德怀自述》时仍然没有搞清楚执笔人是谁.
但彭德怀仍然诚实地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但我看后,并没有反对.
虽然这个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
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
我去保定前,与朱德、粥时、左权等数同志一起闲谈过:"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
如果八路军经常有20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
这是轻敌速胜的思想,对别人可能有影响.
我是军分会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责任的.
"华北军分会的10月指示,使很多干部本来就不清晰的概念更模糊了.
事实上,由于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时间很短,很多干部辽没有真正理解和搞懂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就出发了.
华北军分会的指示一下来,大家自然认为"游击运动战"、"运动游击战"、"山地游击战"都是差不大多的一个东西,或是根本就没必要去分清楚,只要是打鬼子就行.
这是第一次来自内部的"不同声音".
第二次"不同声音"则是"从天而降".
1937年11月29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中共的很多党政军要人,如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都静候在机场上,不时仰望着蓝天,等待着远方的客人.
不多时,一架飞机从兰州方向飞来.
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客人对于等待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
当飞机舱门打开时,个子不高的王明(原名陈绍禹),从飞机里走了出来.
王明此次已是第二次从苏联回国来指导中国革命.
王明虽身材不高,讲起话来还有些大舌头,但此人擅长文笔,讲起后来亦滔滔不绝.
王明第一次回国后,由于有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工作的米夫的支持,很快便由一个留过苏的普通党员而上升为中共中央领导人.
缺乏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王明,在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下到一年之后,由于白色恐怖不断地有人头落地,使王明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1931年10月18日,携妻子又回到了红色保险箱——苏联.
6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已经过了多次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也走过了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路程,在完成了和国民党共同抗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后,王明又从千里之遥的苏联匆匆赶了回来,来摘"桃子"或是来实现他的领袖欲.
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
当时在场的张国煮,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来描述当时王明和毛泽东等人见面时的场面.
虽然工明第一次执掌中共领导权并没有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但毕竟那时党是一个年轻的党,它的领导人也多是年轻人,借用列宁的一句话: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更何况是宽容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了.
在机场上,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
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明摆着,王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使他成了手捧"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
没多久,王明就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群中国共产党人在政见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坚决地主张在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王明则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
这时已经不是简单地王明要取毛泽东而代之的问题,它已涉及到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实事求是他讲,王明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发表过一些正确意见.
王明第二次回国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以及第二天的发言中,也有一些正确的看法.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由于王明的言论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形式出现的,迷惑了很多人.
此后,他又擅自拟定中共中央委员名单,而且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
毛泽东把这一重要著作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发表.
王明深知《新华日报》的影响,《新华日报》是抗战爆发后中共在武汉发行的一份相当有影响的报纸,他禁止《论持久战》在《新华日报》上刊发,只同意印成小册子.
这个时候是王明与毛泽东斗争的高潮.
从毛泽东发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开始,理论上的较量也就同时开始了.
1938年8月,当又一架军用飞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时,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由此,王明共产国际代表的使命宣告结束.
随着这一变化,第二次"不同的声音"也消失了.
"不同声音"中的山西前线12月底,在大行山中的刘伯承、张浩、彭真赶回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听取中央12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传达.
对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在山西前线的将领和党的负责人大部分思想不通.
正式传达前,总部和北方局先召开了军委华北分会和北方局委员会议.
会上由彭德怀、刘少奇作了传达,敏锐的前线将领立即就"嗅"出了其中不同寻常的气氛.
1938年1月6日正式传达之前,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已经知道二人间要开始合作了.
1月2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马牧八路军总部听取从大行回来的刘伯承、彭真谈太行的工作.
刘伯承汇报了军事方面的情况,彭真则汇报了省委工作和开展统一战线的情况.
当时在座的还有邓小平.
谈完之后,彭德怀告诉他们,中央计划调张浩回延安养病.
而由邓小平接替129师政委.
刘、邓二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
1月5日,中央军委的任命电报正式下达.
1月6日,北方局、军分会在马牧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中央12月政治局会议精神.
此时,邓小平已经是没有报到的129师政治委员.
传达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和彭真就去刘少奇住处,大家的一肚子疑问总要找个地方说说清楚.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就是中共放弃了领导权,没有自己的武装,如今又要回到大革命失败前的老路上去,前方的将领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而且"西安事变"后,与国民党谈判统一战线问题时的艰辛与曲折大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
蒋介石在谈判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如军队的领导权问题,规模与编制问题,抗日政权的形式等等,现在反要拱手送给他,这到底是怎么了大家议论纷纷.
刘少奇此时虽然内心中己似翻江倒海,但并没有说话,只是一边听一边沉思着.
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不仅指责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而且认为刘少奇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问题》一文观点也有问题.
王明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了刘少奇.
这些,刘少奇并没有说出来,从党的纪律来看,不同的意见,会上可以说,会下就不能乱讲了.
就今后如何宣传贯彻12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问题,三人倒是达成了一致:实际工作中不能公开提和中央会议精神下一致的口号,这次会议虽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但也并没有否定洛川会议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我们在实际中去于就行了.
看来"不争论",在工作去检验、去实践的思想,在太行山上就开始萌芽了.
"不争论",实际上充分反映了政策和策略的统一,是领导艺术和高超的处理问题的能力的体现.
晚上,刘伯承、彭真、邓小平又聚到了一起.
他们到了一起,就可以放开地谈论了.
太行山上的三巨头,想法一致,气味相投,谈得甚是投机.
三人最后认为,在军分会上可以不说,但回太行山后不仅要在实际中执行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而且要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坚决担当起领导敌后抗日的领导责任.
军分会结束后,刘伯承和朱德、彭德怀到洛阳去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
l月18日,邓小平与彭真一起回到太行山,开始了他师政委的生涯.
刘伯承返回129师驻地西河头后,刘、邓的合作开始了.
第四章山之魂11.
兵来将挡——反"六路围攻"川岸文三郎坐不住了石拐会议后,129师386旅的主力部队立即向敌占交通线展开,积极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武装,在根据地周围形成了环形对外正面.
当时的部署是386旅771团主力挺进到平汉路西邯郸、磁县地区;772团主力在同蒲路榆次、大谷段以东,正大路以南,正定以西地区活动;同时各个游击支队也四处活动,在宽大的正面上不断袭击敌据点,破坏铁路,打击过往运输车辆,打击小股敌人,对铁路线周围的日军构成了很大威胁.
与此同时,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只以129师为例,以772团三个连为基础,在辽县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后改称第17团),建立了旅直属队和几个师直属队.
到了1938年初,129师在原有3个团的基础上,又新建和扩建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总共有36个团.
同时,山西抗日决死队、政卫队、工卫旅,以及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第三战区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游击队,在山西境内各处建立起来,与八路军并肩作战.
山西的这些新军是中共应阎锡山之邀帮助阎锡山在山西建立的,各个部队的领导权大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实际上已经成为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一部分.
在阎锡山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山西新军也就正式隶属于八路军,其大部被编入129师面对中共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日军在1937年12月20日的一份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朱德、彭德怀所率领的共产党主力在榆社宣城镇附近,其有力一部在五台及太原西方山地……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将来更联合各地残兵难民等,经过相当时期后,如果完成各方面的联络,势力一定会逐渐扩大.
……假如我方停止于现在配备状态,山西后方的扰乱愈发加多,共产军等一定会协力夺回太原.
"这份报告中唯一下准确的是对"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的判断.
日军对民众和八路军关系的判断太保守了,因为八路军撒入敌后,就像种子碰到了适合生长的沃土,立即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三、四个人的工作组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展为一个工作队,甚至独立团.
这个时期,丝毫不用担心武器的问题.
那时,正大路沿线、同蒲路、北平至石家庄段的平汉路都是不久前的战场,遗留有许多武器弹药,再加上国民党军后撤时丢弃的武器,恰好满足了游击队的组建之需.
所以,民众和八路军不是"渐渐亲近",而是"亲如鱼水".
对八路军的威力日本人没有预计到,以至于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异常的恐惧.
刘伯承在129师的游击训练班上曾经举过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
第一个故事:日军有一个叫伊藤的少将在一份报告中说:八路军"行踪飘浮,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在广大之中国,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
"第二个故事:129师在榆次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一个日本士兵写的家信.
他在信上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一个小人站在圆圈的中央,小人代表他自己,圆圈代表游击战.
这个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被八路军的游击战包围,因而不能回家,心情十分苦闷.
如果说第一个故事表明日军将领对八路军的恐惧还只是"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是一种潜伏在心里的恐惧,那么第二个故事则已通过一个日军士兵的家信将这种恐惧明白无疑地表达出来.
同样处于这种恐惧之中的日军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不愿意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类似慢性自杀的折磨之中,他要与八路军面对面的打上一仗.
他认为:与其同八路军枝枝节节地作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灭之.
川岸文三郎坐下住了.
跳出合围圈川岸文三郎欲捕捉129师主力而歼灭之,但是,从红军脱胎而来的八路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以"打圈子"见长.
想当年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卒兵上了井冈山后,一个叫朱聋子的所信奉的游击哲学——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曾给了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
后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很多红军将领是既会打仗,又会打圈,让敌人倍感头痛.
这次感到头痛的是新对手川岸文三郎.
川岸文三郎也不是无能之辈,他也有一套很凶狠的招法.
为了一举消灭在正大路沿线极具威胁的八路军129师,川岸文三即在12月22日,指挥骑步兵2000多人,从平定、昔阳、榆次、和顺、太谷等地,分成6路,对破路的129师一部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
狡猾的川岸文三郎在进攻的前一天,有意派出一支队伍到松塔西北的羊头崖,制造疏于戒备的假象,以引诱772团出击,为主力出击创造战机.
误以为日军要向北撤退的错觉过去后,129师接到了总部要求配合晋察冀反多路围攻的指示.
此后全师上下对敌情的判断也由"向北撤退"改变为"敌人企图肃清华北,巩固后方".
当时日军巩固后方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后方交通.
针对这一特点,129师"决定在正大线全线出击".
当时的全国形势变化很快,12月13日,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至武汉并发表继续抗战宣言.
由于攻取了国民政府首都,日军感到胜利指日可待,不仅日军在华中攻击一波接着一波,在华北占领区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巩固后方的作战.
而位置在根据地中最靠北的晋察冀边区则必然首当其冲.
陈赓率领破路部队准备到松塔以北活动时,发现情况有异,平定、沾尚、上下尤泉等地都出现了全面戒备的日军.
这时772团1营发现羊头崖附近有一部日军警戒松懈,很多人在睡觉.
陈赓一面将情况报告师部,一面令各部作好战斗准备.
刘伯承得到羊头崖的敌情报告后,没有马上动作,而是将近几日的敌情作了综合判断.
当他看到平定、昔阳、榆次、太谷等地日军的动向后,立即得出了结论:羊头崖的日军只是敌半月形包围圈中的一条鱼.
和有"论兵新孙吴"之称的刘伯承斗心眼、比计谋,只能是枉费心机.
刘伯承迅速作出部署:以第772团在内线作战,首先干松塔一线吸引日军分进合击,然后伺机转到合击圈外或一路日军的侧背对其予以痛击.
以第769团、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在外线作战,积极打击日军,配合772团由内线转到外线.
刘伯承对外线部队说:"你们兵力少,硬顶是不行的,要用正面假打背后真打的办法.
跟敌人接触后边打边退,吸引敌人前进,主力插到敌人的后方.
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这样敌人势必回头,然后再设法打敌人的伏击.
"可以看出,在整个部署中,772团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一切都围绕着772团来动作.
这次129师的反围攻作战是进入根据地后多次反"清剿"、反"扫荡"中的第一次,对于129师今后能否在大行山区站住脚跟至关重要.
日军的"六路围攻"开始后,正面的一路迅速扑向羊头崖地区,以一部向772团驻地华泉村正面进攻,主力则迂回至华泉村南面.
第772团以一部扼守华泉村东南高地,阻击日军的迂回部队,而以主力进入村西北高地,抗击日军.
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华泉村772团防守的高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斗非常激烈.
772团依托有利地形,抗击着日军的进攻,阵地前日军的尸体越积越多,到黄昏时阵地仍在772团手中.
与华泉村同时展开战斗的是里思村以北高地.
22日晨陈赓"未起床即闻机枪声",驻守里思村的772团1营在村北高地发现敌人,赶去指挥的是打起仗来被称为"王疯子"的772团副团长王近山.
里思村的战斗同样进行得紧张激烈,在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后,王近山胳膊中弹,血流不止,伤势严重.
王近山带伤坚持到天黑,除了留少数部队在内线继续牵制敌人外,他自己带领主力转到南北军城,在外线打击日军.
当772团主力到达马坊时,又发现了有两路日军正在向马坊逼近,772团又迅速转到马坊东边的独堆,直到南北军城,才得到暂时的安定.
第二大在三路日军的围攻下,又迅速跳到外线,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攻.
772团在几个大的跳跃过程中,使日军围攻独堆、松塔扑空,围攻马坊扑空,围攻南北军城也扑空.
日军如无头苍蝇,东扑一下,西扑一下,不时被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和自卫队敲打一下,十分狼狈.
12月底的大行山,冰天雪地.
得不到补充,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日军,眼看着伤病员在不断地增多,不得不于27日全部撤退.
这是129师第一次反"围攻"的胜利,对于129师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对于那些只想打运动战而怀疑打游击战是否有效,以及对在山区能否站住脚而抱有疑问的人,这一仗的胜利犹如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胳膊负伤的王近山在战斗结束后住进了医院.
凑巧,769团团长陈锡联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也负了伤,一颗子弹从他嘴里打进,又从颈部穿出,虽然没有危及生命,但吃饭却成了问题.
两人住在同一个病室里,就形成了"自然分工".
当他们自己动手炖鸡改善生活时,王近山分工吃肉,陈锡联自然是喝汤了.
也许是这一次的缘份,出院后王近山就从386旅调到了385旅,先任769团团长,后又出任旅副政委.
王近山和陈锡联在红军时期曾在一个师里工作过,长征途中,俩人同在红10师,陈锡联任师长,王近山任副师长.
在陈锡联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王近山曾代理指挥部队打了一系列的恶仗、硬仗.
他们俩人可以说是相知甚深,战友情深.
以打仗不要命出了名的王近山这次是第三次负重伤.
在战争年代王近山共负伤7次,其中有4次是重伤.
第一次重伤是在他当连长时.
有一次与敌人肉搏,他手抓、口咬、脚踢全用上了,仍然不能将对手打倒,情急中,他抱着对手朝悬崖滚去.
看到王近山义无反顾的劲头,对手立时害怕了,伸出绝望的双手想攀抓住什么东西,口中也在不停地发出因惊恐而变了声的尖叫,但等待他的仍然只有坠崖后迎面扑来的大地.
悬崖不算很高,两个人都没有摔死,但王近山的额角被尖石穿了一个洞,疼痛几乎使他昏了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忍着疼痛爬起来,将也因疼痛但已丧失了再爬起来的勇气的对手打死.
从此,王近山的额头上就有了一块没有头盖骨遮拦的伤疤,洗澡时都不能搓洗.
第二次负重伤是在1935年4月,王近山当时在红10师28团任团长,带领部队在四川省江油县担负阻援任务.
战斗中王近山头部重伤,战士们强行用担架把他抬了下去,送往后方.
前线的情况很紧急,王近山在后方无论如何也坐不住,稍作包扎,便立即用枪逼着战士把他抬上前线.
到前线后,他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反击作战.
由于工近山的到来,部队士气大增,迅速将已经冲上来的敌人反击下去,扭转了局势,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
用枪逼着战士把自己送回前线的事只有工近山能够干出来.
由于王近山在打仗中不注意隐蔽,每每要带头往上冲,后来上级不得不布置六,七个警卫员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他要往前冲时就拉住他,他探出身子就按下他,实在不行就几个人压在他身上,让打起仗来不要命的王近山又急又火.
这次在反"六路围攻"中左臂负伤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重伤,当时,医院为了防止感染和保住他的生命,曾打算锯掉他的左臂.
一听到这个决定,王近山就不干了,这不等于被剥夺战斗的权利了吗王近山不同意这个方案.
因此,手术时他坚持不做全身麻醉,生怕彼麻醉后锯掉他的胳膊,他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便主宰自己的命运.
王近山第四次重伤伤得有些冤枉.
那是1947年的一天,王近山坐车去执行任务,下慎在路上翻了车,这次王近山伤在了大腿——大腿骨骨折,当邓小平去医院看他的时候,王近山流着泪对邓小平说:"邓政委,我的腿断了,不能再去指挥打仗!
"一个战士不能参加战斗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而这件事发生在王近山身上就显得尤其的痛苦,因为对他来说打仗就是他的生命,不能打仗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后来在王近山逝世后编辑出版回忆他的文集时,很多当年和王近山一起战斗的老同志都谈到了这点.
听了王近山的话,邓小平也非常感动,他安慰王近山说:"近山同志,不要想那么多,安心养伤,好好休息,仗还有得打的!
"邓小平临走时特别嘱咐院领导,一定要千方百计治好王近山的腿.
不久,刘、邓又专门从白求恩医院调来一位专科大夫为他治伤.
最后,战胜过多次伤病的工近山以顽强的毅力,积极配合治疗,使伤腿得以痊愈,又重新走上战斗岗位.
勇猛顽强的王近山也同样带出了一支勇猛顽强的部队.
红军时期是能打硬仗的93师,抗日战争时期是骁勇善战的772团,解放战争时期则是专啃硬骨头的中原野战军的6纵,哪里有王近山,哪里就会奏响一曲勇猛顽强的动人之歌,经常是在最难啃、最危险的任务上,听到王近山的声音,看到王近山的身影.
对反"六路围攻"的反思刘伯承对反"六路围攻"的整个战斗过程不是很满意.
他认为起码有这样几个方面做得不好:1、被动,不能主动攻敌.
2、不善于利用游击队及自卫队.
3、对敌人的政治进攻不注意.
结合抗战以来的历次战斗,刘伯承有感而发,于反"六路围攻"的第二天,即写下了《击退正大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观察》一文.
刘伯承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游击战争原是游击队、自卫军和基于军队三个成分有组织而艺术地配合行动.
……就这三个成分配合作战的作用来说,好像组成了我们打击敌人的手一样,游击队就是筋,基干军队就是骨,自卫队就是肉.
刘伯承的比喻从来都是这么形象,筋、骨、肉、手一下子就把各种武装力量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描述得清清楚楚.
他进一步分析三种不同的武装力量的使用方法和作战方法.
小的游击队应在相对固定的区域内,以游击的方式打击敌人,配合人数相对较多的游击队,以流动的方式猛袭敌人,其承担的主要任务应是伏击、袭击,破毁交通、辎重,侦察敌情.
自卫队的任务范围很广泛.
察报敌情,实行抗日戒严,铲除汉奸,肃清敌探,封锁消息,实行清野,搬藏粮物,特别是挖毁道路、埋地雷阻遏敌人骑兵、炮兵、装甲队乃至步兵,并袭击、伏击敌人,设疑兵扰乱疲惫敌人,以及进行后方勤务等等.
基干军队是打击敌人的主力,它通常是辗转隐蔽集结在机动地位,依托有利地形和广大民众的掩护支持,伺机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
刘伯承还特别谈到了多路围攻时基于军队的行动方法.
即:当敌人几路来攻,分进而未合击之时,抓住敌人外翼侧或其他策应不灵的一路,用秘密、迅速、坚决、干脆的手段,消灭其一部或全部.
我们不可老停一地老走一路,给敌人以分进合击、袭击、伏击的好机会,更不可贪恋靠不住的胜利或被敌人有备守兵所吸引,转到被动地位,甚至一再陷于敌人几路包围的马蹄阵内.
要做到敌人炮兵还没有列阵,骑兵还没有上马,机关枪还没有开火,一下子就把他们解决,这才算是袭击的好角色.
如果敌人兵力已经展开,火网已经构成而后硬攻,甚或采用无目的的防御,那不但不是我们今天需要采用的战斗方式,而且是要禁止的战斗方12.
连战连捷再战长生口日军夺取太原后,日军大本营又于1938年1月8日,发出了山西南部作战命令.
日军华北方面军于1月10日命令第1军:随着作战准备的完成,在平汉线方面的黄河左岸及山西省南部地区发动攻势作战.
其作战部署是:首先以土肥原贤二之第14师团、下元熊弥之第108师团分别攻占河南新乡、山西长治两地,然后下元由北而南指向临汾,土肥原由东而西指向曲活,从侧后袭击临汾.
以川岸文三郎之第29师团沿同蒲路正面推进.
山冈重原之第109师团由清徐地区沿汾离公路西进离石,掩护第1军的右侧日军上述战略行动的作战时间预计为2月11日至3月10日.
就在同一时期内,蒋介石也在考虑反攻太原的计划.
当时中国方面的军事部署是:八路军的三个师正好处于日军山冈、川岸、下元三个师团的前进方向上.
另外,国民党三个军布防在长治周围;阎锡山的部队位于吕梁山区;中央军卫立煌部位于临汾、运城地区.
这样的部署,正可一战.
夺回太原,重筑以太原为中心的华北防御体系的作战计划在蒋介石心中日趋成熟.
2月上旬,国民党第2战区受领了反攻太原的任务.
作战部署是:以第18集团军为基干,配属国民党第3、第14、第17、第47、第89、第99及骑兵第4师,组成东路军,由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
在这一作战部署中,129师进入正太路担负阻击石家庄方面的援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伯承率领129师386旅又来到了位于正太铁路附近的长生口.
长生口是386旅首战告捷的地点.
时隔4个月,战士们又重返长生口,欢欣自豪之情,再创日军之志无不溢于言表.
可是,沿途村庄断垣残壁,瓦砾成堆,景象大变.
原来是连遭八路军沉重打击的日军,打不到八路军,就拿老百姓出气.
他们每到一村,就像一群疯狗一样,枪杀群众,烧毁房屋,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饱受日军残害的群众见到386旅又回来了,欣喜万分,奔走相告,说是打胜仗的部队又回来为他们报仇来了.
战士们的心中都激起了满腔的仇恨,要让鬼子用鲜血和生命来偿还欠下的血债.
这一仗给很多老战士留下的印象是,它简直就是一次军事演刘伯承常说的一句话,在这次作战中使很多人理解得更深了.
刘伯承在一次全师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是战术的创造者,我们要打击敌人的弱点,可是倘若敌人并没有弱点,即应怎么办呢——给敌人制造弱点.
"初听这句活,都懂;细一琢磨,不会用.
如何给敌人制造弱点,恰恰是战争中最至关重要的东西.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长生口东边的井陉驻有大部敌军,西边旧关驻有200多日军,倚仗坚固工事,凭险据守.
井陉好打,但人多;旧关人少,但工事坚固,都是不好啃的骨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给敌人制造弱点,是刘伯承的拿手好戏.
刘伯承做了如下部署:用769团的兵力佯攻旧关,对敌人实施包围,诱使井陉的日军出援,然后386旅伏而歼之.
只要井陉的日军一出据点,在行进中拉开距离,对于善于游击的八路军来讲,敌人的弱点就制造出来了.
关键是要将旧关的日军诱出来,这是整个部署成败的决定性一环.
心细如发的刘伯承命令769团:在作战中什么都可以破坏,就是不能动旧关日军与外部联系的电话线,这根线是旧关日军的生命线,也是握在我们手中的"鱼饵".
一切都在按照刘伯承的预想向前发展.
恰好就在与第一次长生口伏击战相隔4个月后的1938年2月22日,长生口第二次伏击战打响了.
首先,769团一部袭入旧关,将日军碉堡包围.
已经乱作一团的旧关日军能想起来的只有马上给井陉的日军打电话,请求增援.
驻井陉的日军果然中计,迅速派出200多人,分乘8辆车,增援旧关.
按照刘伯承的部署,386旅已经在地形十分险要的长生口设下了埋伏.
早晨6点,从井陉增援旧关的日军进入了长生口伏击区内,埋伏在道路两侧的386旅771团和772团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
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击毙日军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余人,俘敌1人,缴获步枪50余支,炸毁汽车5辆.
剩下的3辆汽车,载着少数残敌窜回井陉.
战斗结束后,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一时出发,到达红土岭时,东方尚未发白.
拂晓前开始部署.
4时许,旧关发生激烈枪声,知769团已到、开始袭击了.
至6时,尚未见敌援兵到来.
正在焦急之际,忽然前面传来枪声,这时候真有说不出的痛快.
敌人约200余,一部乘车,一部步行.
我军突然开火,敌先头第一部汽车即被我击坏.
结果共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步枪数支,击毙敌人约百余,俘虏1名,其西部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亦被我击毙.
残敌仓皇溃退,直抵井陉城下.
我未能将其全部消灭,实为憾事.
陈赓还反思了此次战斗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此次战斗,优点为迅速、坚决、突然.
战斗性质是遭遇战,我先头部队刚到阵地,尚未部署,即与敌遭遇.
我先敌占领要点,MG(注:机关枪)先敌开火,攻击迅速,完全合乎遭遇战要求.
但此次战斗缺点亦多,1.
包围部队动作犹豫;2.
火力组织不好,无侧射人力的组织;3.
暴露;4.
参谋工作与后勤工作大差.
战场救护运输组织不好,增加受伤者的痛苦,个别部队给养保证不良;对侦察工作——审讯俘虏,检阅文件不注意;通讯联络差.
刘伯承在战斗结束后,在更高层次上反思、总结了经验教训:长生口战斗,战果是不小的,但是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也大了些,是不怎么合算的.
以后我们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
枪要打在敌人的头上,刺刀插在敌人的肚子上,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
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虽然129师为配合反攻太原在正大路破击的过程中打得非常出色,但由于日军开始进攻临汾,这一战略计划未能实现.
准备反击的国民党各军滞留于长治地区.
当日军占领长治后,第129师则奉命返回晋东南.
为配合友军在晋南的作战,129师又在积极地寻找战机.
"吸敌打援"日军在2月中、下旬和3月上旬的作战中,占领了晋南和黄河各渡口,但其总的战略企图,即由晋南渡过黄河之目的却由于八路军积极的作战行动而未能得逞.
为了钳制向黄河河防进攻的敌人,配合115师、120师在晋西和晋西北作战,129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将主力适当集中,于1938年3月南下邯长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日军,并相机破坏其交通线.
邯长大道东起平汉线上的河北邯郸,西至山西的长治,中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横贯太行山脉,与临屯公路相连.
特别是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军的运输线.
有两个有利条件便于在这里设伏:其一是日军在这里的守备兵力比较薄弱,其二是这一带山川地形复杂,又有浊漳河与黎城相隔,地理条件十分理想.
3月5日,邓小平、刘伯承和徐向前来到3S6旅,和陈赓商讨作战计划,打算在邯长公路上的黎城、东阳关、涉县之间,寻找或制造敌人的弱点予以痛击.
命令下达到386旅旅部后,整个旅部就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了.
陈赓当即给各团分配了侦察任务,划定了侦察地区,要各团迅速查清规定区域内的敌情、地形及战场情况情况迅速反馈回来:邯长公路上日军运输频繁,黎城是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兵站集结要地,有200多人守备;黎城以东的涉县有敌400多人;黎城西南的潞城有日军步骑兵2000多人,属于第16师团和第108师团.
这两路日军装备精良,侵华战争以来,没有遇到过强有力的抵抗,思想上比较麻痹.
根据以上情况,刘伯承决定采取·"吸敌打援"的战法.
所谓"吸敌打援",就是以一支部队佯攻敌人的军事要地;以主力埋伏在敌援兵必经之路,待机伏击之.
虽然第二次长生口之战也可以说是"吸敌打援",但那一次战斗由于佯攻的目标过于坚固,使129师的伤亡大了一些.
这一次"吸敌打援",刘伯承考虑得更加周密.
他认为,这一次"吸敌打援",能下能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战果,成败之关键就在于佯攻的目标是否选中敌人最关痛痒的环节,而且还要看此处敌军是否能独立坚守.
他对几个参谋人员说:"我们要打敌人不能独立坚守,必须求助外来援兵的目标,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攻其所必救'.
"根据这一思路,刘伯承认为黎城可以作为佯攻的目标.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日军正准备对大行根据地组织一次大的围攻,而黎城正是其中一路——第108师团的兵站,其守备力量大约有七、八百人.
黎城驻扎日军的人数还是多了一些,刘伯承仍然有些放心不下,他又让参谋长李达车几名参谋人员到黎城附近侦察一下,把情况搞得准确一些.
当时刘伯承本想亲自去看一下,但八路军总部的一个电报使他放弃了这个打算.
八路军总部要刘伯承迅速赶至国民党曾万钟部,商谈作战中的协同问题及作战中的粮食及其他给养问题.
李达从黎城的中共地下组织处得知,几天前有500多日军由黎城开往潞城,现在城里估计只有300多人.
刘伯承接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做出决定:佯攻黎城,吸引潞城之敌出援,在神头村一带伏击敌援兵;并相机打击由涉县来援之敌.
11日,刘、邓、徐将作战计划上报八路军总部:"伯承今11日见曾万钟归来,……已照来电进行鼓励.
明日政治部派人去与曾军政训处联络.
根据近日情报,囤留敌确仅数百,东进之敌千余,已经吾元镇回长治.
我们不应再停止不动.
现黎城敌仅300余,城易攻人.
我们转攻黎城,打潞城或涉县敌之增援.
……如何请示.
"12日,朱、彭二人回电批准了这个作战方案:"同意相机袭取黎城、潞城,占领东阳关,打击增援队.
我们准于14日到沁县以南之阎家沟、白家沟附近,请小平、向前来本部开会,伯承留部指挥.
"邓小平、徐向前一走,刘伯承一人挑起了指挥重任.
地图上一道划错了的线就在刘泊承看着地图,逐渐将目光停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下的神头村时,陈赓也正在为伏击战场的选择而煞费苦心.
陈赓正在沉思,旅参谋长周希汉进来将潞城的敌情,向陈赓作了汇报.
根据最新的侦察报告,潞城的日军兵力己增加到3000多人.
陈赓听完后,点了点头,缓慢他说,"晤,馒头大了,我们兵力不足,要没有个好地方,就更不好吃哇.
"伏击地点的选择,紧紧地缠住陈赓,驱之下去.
陈赓又将脑袋埋人红一道.
蓝一道的地图中去.
第二天上午,386旅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
当陈赓和386旅政委王新亭向在座的干部讲述完当前山西战场的形势和师首长的意图后,大家又不约而同地议论起伏击战场选择的问题.
当大家的目光在讨论中逐渐聚集在神头岭这一点时,陈赓并没有马上作结论.
作为伏击战场,这里非常有利.
从地图上看,通过神头岭的公路是伏在一条深沟里蜿蜒西行的.
两旁山势陡峭,既便于隐蔽部队,又便于出击.
纵观整个邯长线,也没有比这里更理想的伏击阵地了.
陈赓虽没有马上点头,但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也是很欣赏这一地点的,但他还是问了一句:"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这一句,把十几个干部都给问住了.
大家互相看了看,谁也没有说话.
"这不是纸上谈兵吗"陈赓笑了起来.
"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输得于干净净',靠国民党的老地图吃饭,要饿肚子啊!
我看,会暂时开到这里,先去看看地形好不好"于是,在派出侦察小组之后,旅团的十几个干部立刻跨上马,随同陈赓,向南驰去.
陈赓穿着在长生口战斗中缴获的大衣,骑着大洋马,走在最前面.
他一向谈笑风生,可是,那一天,却总是似在考虑着什么,完全不像平时那么爱说爱笑,就连马上就要和他分开的参谋长周希汉,也没有捞着机会和陈赓多说几句.
不久前,386旅新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准备南下林县、辉县,开辟豫北根据地.
周希汉被调到补充团任参谋长,为了锻炼部队,陈赓要补充团打了这一仗再走.
同时,因为旅部人手不够,他又要求周希汉等部队进入伏击地区后再去就职.
周希汉马上就要和陈赓分别了,他非常想和陈赓再说几句,但又不愿打断陈赓的思绪.
按照师里的要求,这次战斗386旅要一次摆开3个团,没有好的地形是不行的.
一路上,虽也有几处险要地形,但对于3个团来讲,还是狭窄了一些.
到了公路附近后,他们下马观察,只见邯长大道跨过浊漳河,蜿蜒而来,一会儿跌落深谷,一会儿又爬上山腰、穿过山坳.
公路上,不时有三、五辆日军的汽车驰过,扬起阵阵黄土.
翻过一座山后,神头岭顿时呈现在眼前,眼前的景象却使前来看地形的陈赓等人大吃一惊:实际地形和地图上标识的截然相反!
公路根本不在山沟里,而是在山梁上!
完全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大家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如果不来看一看,不仅师里的任务无法完成,恐怕还会和鬼子遭遇在这光秃秃的山梁上.
真险呀!
公路铺在一条几公里长的光秃秃的山梁上,山梁宽度不过一、二百米.
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略高,没有什么隐蔽物,仅有一些过去国民党部队布下的工事散存于路边.
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是申家山.
山梁西侧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神头村,再往西,便是潞城了.
看到这,不少人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样的地形根本不适合打埋伏,因为在这样的地形上既下好隐蔽,又难于展开,北面的深沟,又使预备队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搞不好,和日军胶着起来,反使自己陷入被动.
沉默了一段时间的陈赓这时终于说话了.
"怎么样,这一趟没有白跑吧粗枝大叶要害死人哪!
"陈赓用鞭梢朝公路指了指说.
十几个人一同议论起来,有的忍下住骂起国民党的地图来.
772团政委肖永智说:"差点没上地图的当.
"771团政委吴福善说:"那些家伙,只吃饭不办好事.
打仗要靠那些地图,不打败仗才见鬼!
"在别人议论纷纷之际,陈赓仍在继续观察,似乎在数那一个一个的已经废弃了的工事,又好像在想着别的什么心事.
过了好久,他才胸有成竹的转过身,对大家挥挥手说:"走,回去讨论好啦,地形是凡的,人是活的,想吃肉,还怕找不到个杀猪的地方么"回到旅部时,天已经黑了.
吃过晚饭后,会议继续举行.
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在哪打了.
有人主张在这里打,有人主张在那里打,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干秋,无法统一.
陈赓一直在听着讨论,没有插话,等到讨论告一段落时,他才站起身来,以非常洪亮的声音说:"我看,这一仗还在神头岭打好.
""还在神头岭"好多人大惑不解.
"对,还在神头岭.
"陈赓继续说.
"看问题要从全局看,不要只看一面,对不对"陈赓和政委王新亭交换了一下眼神,王新亭对他点了点头.
周希汉后来回忆道:当时大家都感到很奇怪,神头岭怎么会是一个好的伏击地点呢陈赓好像看出了大家的心思,离开座位走到地图跟前,指着神头岭附近的地形说:"不要一说伏击就只想到深沟陡崖,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深沟陡崖没有它,仗还是要打.
"陈赓的分析使想不通的人逐渐地发生了动摇和转变.
他分析道:一般讲,神头岭打仗击的确不太理想,但是,现在却正是我们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的好地方.
正因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必然麻痹,而且那些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过百来米,最近的只有20多米,敌人早已司空见惯.
如果我们把部队隐蔽到工事里,隐蔽到敌人的鼻子底下,切实伪装好,敌人是很难发觉的.
山梁狭窄,兵力确实不易展开,但敌人更难展开.
说到这里,陈赓将手杖往桌子上一架,提了个问题:"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771团团长笑道:"我看是淮先下手对谁有利.
""对哇,只要我们做到突然、勇猛,这不利的条件就只对敌人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了!
"要打好神头岭伏击战,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是预备队一定要在战斗发起后及时地加入战斗.
这是因为正面战场有限,一下摆不开三个团,就要有一部分部队作为预备队隐蔽到沟的另一侧.
陈赓问772团团长叶成焕,如果把2营放在申家山,能不能在40分钟内冲上公路.
2营是有名的"飞毛腿团".
叶成焕十分自信他说:"半个小时内保证冲到!
我觉得预备队运动问题不大.
"又有人问:"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一直没说话的政委王新亭这时发言了,他是支持陈赓的.
他说:"那得看怎么说呀,看来最危险的地方,实际却最安全,这样的事还少么"陈赓和王新亭一唱一和,接着说:"打仗,本来就是有几分冒险的事嘛!
有的险冒不得,有的险却非冒不可.
"说到这,他举了个三国演义中的例子,"诸葛亮的主城计下也是冒险吗如果一点险也不敢冒,他只好当司马懿的俘虏,还有什么戏好看"几句话,好像一副清凉剂,使处于焦灼之中的十几个人通体舒畅.
周希汉回忆说:听了这些分析,我们好像从狭窄的山沟里一下走到了平原上,视野突然开阔,心里豁然亮堂了.
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仗,就在神头岭打.
具体部署如下:771团在左;772团在右,埋伏于路北;补充团设伏于神头岭对面,并确定由771团抽出一支小部队向路河村方向游击警戒,相机炸毁浊漳河上的大桥,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由772团3营担任潞城方面的警戒,断敌退路.
一切都布置妥当,陈赓似还有些不放心,自言自语地说:"潞城有3000多敌人,我们的兵力是有点不足.
"他突然扭头说:"叶成焕,你们再抽一个连出来,做到潞城背后打游击去!
"叶成焕听到一个"撒"字,就明白了陈赓的意图.
这是要"示形于敌",拖住日军的一条牛腿.
设伏神头岭386旅的作战报告送给刘怕承时,刘伯承也正要带参谋长李达去看地形.
到了神头岭后,刘伯承拍了拍地图,打趣他说:"不知道地图上的这一段是怎么画的画图的人大概是没有到过这儿,来了个'想当然'.
如果我们也'想当然',不来看地形,按图索骥,纸上谈兵,把部队埋伏在下边,恐怕鬼子从岭上过去了,我们还在岭下傻等,甚至可能挨鬼子的打哩!
"陈赓去神头岭察看了地形,刘伯承也会神头岭察看了地形,由此就决定了由神头岭经过的鬼子们即将遭受的灭顶之灾.
3月15日,天擦黑,129师的队伍就出发了.
386旅这一支,由上遥村向南,沿着山问小道,伸向漫流岭、申家山、神头村.
769团那一支,则顺着小路,奔向了黎城.
陈赓一反定下决心前的严肃与深沉,显得非常愉快和轻松,有时和战士们聊天,有时又和政委王新亭开个玩笑.
走着走着,陈赓突然在王新亭背后喊道:"瞎子当心,下坡了!
"王新亭眼睛近视,戴着眼镜,即使这样,看书时还要把书放到眼前才能看清.
于是,陈赓就叫他"瞎子".
平常开玩笑时陈赓喊完,王新亭赶紧扶住眼镜,低头去看脚下的路,有时还要赶紧蹲下来,用手去摸他.
每到这时,大家就哈哈大笑.
王新亭也不示弱,待看清是平地后,立即催促陈赓:"快走,快走,你这瘸子.
"陈赓由于腿上的伤,走路不稳,走不快,这时也只好认输.
过河时,"瘸子"和"瞎子"正好凑成一对:"瘸子"拉着"瞎子","瞎子"扶着"瘸子".
就在这轻松的气氛中,部队迅速向神头岭逼近.
部队一过申家山,立即肃穆起来,浴着下弦月的微光,悄悄地沿着山冈、狭谷急进.
周希汉在队伍过了申家山后就离开了陈赓,到补充团就任参谋长.
他和补充团的韩东山团长、丁先国政委研究决定:由韩、丁带1营在左边,自己带2营在右边,按照陈赓的部署,让部队尽量向前推,逼近公路.
部队一到神头村,陈赓又开始忙开了.
他先到神头村里看了看,接着又检查各个团的伪装情况.
当他由771团来到补充团阵地上的时候,5连的一群战士正围在一起研究如何伪装,如何保持地形的本来面貌.
陈赓先表扬了大家几句,接着说:"日本鬼子没什么了不得,不怕他气势汹汹,就怕我们满不在乎,骄傲麻痹.
"陈赓还向战士们传授了伪装的招数:不仅不要随便动工事上的旧土,而且还要把踩倒了的草,顺着风向扶起来.
还是有一个战士不解地问陈赓:"旅长,这地方怎么好打埋伏离路这么近,可不要给鬼子踩到头上发现了啊!
"陈赓一听笑了,说:"这地方,我看是不错.
只要伪装得好,敌人踩到了也下会发现.
要是发现了,你们开我的斗争会好不好"等战士笑过以后,陈赓又说:"你们要不好好伪装,暴露了目标,或者打不好,吃不掉敌人,怎么办呢"战士们说:"你处分我们!
"陈赓说:"处分你们于什么暴露了目标,还当什么八路军,都回家去当老百姓算了.
"陈赓经常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把要说的说了,把要做的做了,没有架子,平易近人.
正说着,远处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隆声,大家知道,那是担负"钓鱼"任务的769团对黎城的袭击开始了.
随着枪声、炮声的越来越密,大家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
战士们加快速度,作好伪装,隐蔽了起来.
769团第1营是在凌晨3点半按照预定计划,对黎城发起攻击的.
攻击开始后,1营就一举夫人到城里.
意外地是,在头一天,日军的步、骑、炮、装甲车部队1200余人开进了城里.
两股敌人合在一起,共有约1500人,已大大超过了战前侦察到的数字.
1营与这股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战斗.
战斗刚开始时,天还没有亮,鬼子一时摸不清情况,不敢盲目出动,只是被动地在房子里固守.
天渐渐地亮了,1营由于处于明显地劣势,只好边打边退.
上午9点多,1营撤到了城外的乔家庄.
就在1营黎城苦战之时,由陈赓率领的3个团静静地伏在工事里,一边听着由黎城方向传来的枪声,一边等待着东方慢慢发白.
天大亮了,仍然见不到潞城日军的踪影.
周希汉轻轻拨开那黄了一冬刚刚发绿的蒿草,向外观察.
四周很静,看不到一丝人迹.
神头村离他们隐蔽的地方只有一两里路,没有鸡叫,也不见炊烟,公路横躺在面前,由于长时间没下雨,加上敌人运输部队往来频繁,路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很厚的灰土.
他又朝着路对面772团1营的阵地看去,他极力想找出一点有人隐藏的迹象,但终究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隐藏在工事里的人员只能靠电话机进行联络.
陈赓打给周希汉的第一个电话是要他们沉住气,一定要等772团打响后再下手.
因为772团隐蔽在补充团的后边,陈赓的布置是要等电子经过补充团进到772团的伏击地域时一起开火.
陈赓打给周希汉的第二个电话已经算是第一号敌情通报了.
陈赓在电话里告诉周希汉,潞城出来了1500多敌人,已经到了微子镇.
这个数字使几个旅团领导非常兴奋,来多了吃不下,来少了不够吃,1500人,正好给它包饺子.
"准备战斗!
"这个命令已经不用陈赓下了,各个团、营、连的主官,都已主动地发出了命令.
大家都等得急不可耐了.
没过多久,日军的队伍就在微子镇方向露头了,前面是步兵、骑兵,中间是大车队,后面又是步兵、骑兵,整个队伍有好几里长.
鬼子绝没有想到已经要大难临头了.
很明显,日军的这个队伍并不单纯是增援黎城的.
日军车队所装载的大量军用物资就足以说明,赶跑袭击黎城的八路军,只是他们的任务之一.
增援日军还有一个重要使命是力黎城运送物资弹药.
当然,日军没有想到,这些物品最后会全部送给了八路军.
这股日军是第16师团的精锐部队,虽然没有遭到过八路军的伏击,但也不敢大意.
在其主力进入神头岭之前,仍然是搜索队在前面开路,主力部队在后面小心跟进.
这时的情形和七亘村伏击战很有些相像.
搜索队沿着小道向道路两旁搜索前进,有的马匹就从旧工事的旁边经过.
"得得"的马蹄声使隐蔽在下边的八路军战士不自觉地握紧了枪.
但事情就是这样——见怪不怪.
日军天天从这条路上过,哪一天也没有出现过问题,他们只向远方张望了一阵,就纵马前进日军的队伍首先经过了补充团.
按照部署,他们按兵不动.
等到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772团的枪声响了之后,战斗开始了.
周希汉在回忆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弹指间,这平静的山梁好像变成了一座火山,成百成千的手榴弹蓦地在鬼子们脚下齐声爆炸.
横飞的弹片、闪闪的火光,连同那滚腾的硝烟与黄土,汇成了一条愤怒的火龙,一下把那长长的鬼子兵队伍和公路都淹没了.
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平地里又杀出无数的八路军战士.
"冲呀!
冲呀!
"没等再下命令,战士们便从工事里、草裸里飞奔出来,冲进敌群.
让鬼子最感恐惧的不是他们人人手中都有的、司空见惯的步枪、刺刀,而是八路军所特有的、被鬼子称为"长剑"的红缨枪.
补充团由于刚成立下久,一半以上的战士手中还没有真家伙,装备的都还是清一色的红缨枪.
在独木桥式的小路上进行的短兵相接的战斗中,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红缨枪,显示了它独特的威力,漫长的公路上,只见到处是白光闪烁,红缨飞舞.
许多日军还没有辨清方向就被打死,剩下的企图组织顽抗,但在这狭窄的地形上,根本排不成个战斗队形.
既没有地形可以利用,火力又无法发挥,日军只得在路上来回乱窜.
以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军,在八路军第一个冲击波的打击之后,从晕头转向中恢复过来,有的滚进了水沟,有的趴在死马后边朝八路军射击,有的则端起刺刀和八路军战士肉博.
日军的战斗力确实非同一般.
单从在抗战初期的战斗中,很难抓到日军俘虏这一现象中,就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七亘村第一次伏击战中,大喊着"抓活的"的八路军战士就曾吃过日军的大亏.
但在和八路军的对抗中,以"勇敢"著称的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这回他们碰上了真正的对手,八路军的战斗力和勇敢精神绝非国民党军队可比,"恐怖的长剑"使日军只剩下"成仁以谢天皇"的一个想法.
无数传颂后世的动人故事在神头岭上诞生了:772团8连连长邓世松,在夺取一段公路中,头部和胸部负了重伤,不能说话,仍英勇战斗,在倒下之前又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指挥连队向日军冲击.
1营一个战士负伤4处,用毛巾扎住伤口后再战,一口气刺死6个日军士兵,当他停止呼吸的时候,手中的刺刀还深深地插在敌人的肚子里.
第2营战士陈士忠受伤以后,用毛巾勒住伤口,一口气向敌兵丛中投出12颗手榴弹;第3营司号员杜旺保,抱着大石头冲上公路,把一个敌人砸得脑浆迸裂,夺回一支枪.
炊事员老蔡,也用扁担劈死一个敌人,夺来了一支三八枪.
新成立的补充团的同志大部分握着红缨枪,"用这予子去换一支三八式枪"的想法激励着他们,他们用红缨枪,甚至用大石头,缴来三八式步枪,有的还履行了对不能参加作战的战友所许下的诺言:给捎来一支三八枪.
最使人兴奋的是772团2营加入战斗.
由于战场容量有限,772团2营作为预备队部署在申家山.
有飞毛腿美誉的2营,按时从申家山赶到神头岭,并迅速解决了中段的日军.
日军的长蛇阵被拦腰截断,只剩下一头一尾,还在"蠕动".
东段的日军已无路可逃,因为战斗刚一开始,771团就炸毁了战场东边的大桥.
神头村争夺战战场上最激烈、最令指挥员关注的地点在西头.
西头的300多日军乘隙龟缩入神头村,企图依据房屋、窑洞固守待援,伺机接引东头的日军一起向潞城逃窜.
日军若在村里站稳脚,就等于让这股残余的日军占领了"桥头堡",形势就会变得对担任进攻的772团极其不利.
此时,战斗能否达到预想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对神头村这一不满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的争夺战.
就在周希汉考虑怎么办时,陈虚已从设在申家山的指挥所来到了772团指挥所.
陈赓对772团非常熟悉,可以说熟悉到如数家珍的程度,陈质马上问772团团长叶成焕:"村边是哪个排""7连1排.
"叶成焕答道.
"是蒲达义那个排吗""是.
"问到这里,陈赓点了点头,对叶成焕说:"命令1排,不惜一切代价,把村子给我拿回来!
"蒲达义的一排一贯勇猛顽强,能打硬仗,曾多次受到陈赓的表扬.
1排的20多个人在蒲达义的率领下,以机枪人力和一个班在正面掩护,以两个步兵班从侧面攻击敌人.
两个方向的战士以迅猛顽强的动作,连续攻占了两幢房屋,仅以伤亡5人的代价,取得了打死打伤几十个鬼子,把日军逐出村外的战绩.
但神头村关系着这股日军的生死存亡,鬼子一出村,马上又掉转头进行反扑.
由于敌众我寡、情况十分危急.
就在1排要顶不住时,叶成焕率领8连及时赶到.
双方的所有武器都用上了,子弹、手榴弹、炮弹不断地在仅有的十几间房子周围爆炸,双方在房子周围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难得在指挥所里待上几分钟的陈赓,这时又拄着拐杖到了神头村里,一边观察村外的情况,一边挥着手杖向冲过身边的战士们喊:"快上,把敌人给我赶到山梁上去!
"这时一颗炮弹在附近轰然炸响,一间小草屋燃起熊熊烈火,陈赓的手杖也被爆炸的气浪震落,飞出去很远.
警卫员急得直喊:"旅长,这里危险!
"陈赓抖了抖身上的泥土,取下眼镜一边擦着一边说:"你老跟着我于什么快上去告诉大家,决不能再让敌人占一个窑洞、一间房子!
""不安份"的陈赓,把叶成焕急得满头大汗,他要保证陈赓的安全,但他又拿陈赓毫无办法.
他能做的事情也只有尽快结束战斗.
所以,他也不管陈赓了,把盒子枪一举,大喊一声:"消灭敌人,冲呵!
"残余的敌人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很快就被全部消灭.
经过两个小时的反复肉搏,除少数敌人乘隙逃出伏击圈窜回潞城外,共毙伤俘敌2500多人,毙伤和缴获敌骡马600余匹,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弹药一万余发.
周希汉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神头岭战斗时写道:"枪声停息了.
公路上,滚满了敌人的尸体,厚厚的灰土,几乎都成了血的泥浆.
看到那些野兽们最后遭到应得的下场,真感到痛快、解恨.
"半个月后,响堂铺战斗所缴获的敌人大批文件中,提到神头岭战斗,无不余悸犹存,谈虎色变.
战斗结束后,周希汉送给陈赓一件让他爱不释手的礼物——一架崭新的照相机.
陈赓接过照相机,高兴他说:"嗬,照相机,这也是武器呀!
用敌人送来的机子,我们可以拍些照片,给报纸、杂志发表,让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知道: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下场!
"陈赓说干就干,他见相机里装有胶片,便对准狼藉满地的膏药旗和横七竖八的敌兵尸体,连拍了好几张.
其中有这样一幅:一个小土堆上,一个战士正踩在一面膏药旗上,向东眺望.
这是一幅很有名的照片.
当时在场的战地记者曾经真实地记下了这一场面:战士转过身来,腼腆地笑了笑,立即把红缨枪和刚刚缴获的三八枪朝跟前一收,胸脯一挺,昂然远望,让旅长拍照.
收进镜头的场面,正是整个战场的写照.
在他后面,起伏的群山,绵延无尽,结成千屏万障;在他前面,则是蜿蜒的邯长大道,公路上,被打得起人的满载军用物资的大车,残烟缕缕,余烬未灭.
远处,771团那边,枪声还在疏疏落落地响着,残余的敌人看来还在作垂死挣扎.
但是,现在神头村一被我们夺回,这边的敌人被消灭,东头的敌人即便是每个人都长有三头六臂,也别想逃脱灭亡的命运这次闪电式的围歼,打得日军丧魂落魄,异常震惊.
日军惊恐之余,称这次战斗是"典型的游击战".
日军的随军记者本多德治逃脱后在《东奥日报》上撰文说:"神头村附近的战斗也正是它的典型战例.
"还是这个记者又写道:"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一两千在前方高地棱线上露出来的脸,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敌汽的心和睁着眼的眼光,都可清楚的看到了.
"日军在神头岭惨败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整个部队,第108师团下元部队一个军官于3月23日在《阵中日记》中写道:"据潞安兵站友部的情报,日前辎重受袭的原因是没有警戒而休息,计战死者z90名,战伤者40名,失踪60名,纸币15万圆全部被夺去,108师团这样的损害是从来没有的.
此外警备1小队也全灭了……潞安到黎城的道上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
"陈赓也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次战斗,但记述的却是胜利者的喜悦.
3月15日,战斗发起的前一天,他写道:晚9时开始接敌,大家都兴高采烈,情绪非常高涨,均抱着必胜的决心.
明月当空,照耀如同白昼,好像是为我们这次夜行特别预备的,夜行甚肃静,不闻偶语声与咳嗽声,只有脚步声、马蹄声,踏着碎石声与上山的急喘声相应和.
这是一群民众英雄,不顾疲劳,准备壮烈牺牲,上前线奔袭日寇的英雄行动.
3月16日:当时神头岭村附近,日寇死尸满沟满野满屋,胜利品遍地皆是,纸张书画随风飞舞,似天女散花,庆祝我们的胜利一般.
3月17日:由长治增援潞城之敌约干人,黎城出动亦300余人,向神头岭东西对进.
经过一小时的炮击及飞机轰炸,才敢进入神头岭.
随后以机枪、大炮、飞机向我申家山射击轰炸,终日不停.
以数十辆汽车搬运死尸,亦终日不停.
入晚,我771团又派出一小部向神头岭虚袭,并毁赵店桥.
敌复枪炮声大作,恐受惊又不小也.
很久以后,提起这次战斗,他还非常高兴他说:"这次部队的确隐蔽得好,事前连当地的老百姓都根本不知道.
当时看着真是壮观,一声军号一吹,人忽然都出来了,给鬼子个措手不及,四个钟头就把仗打完了.
战场上敌人遗弃的尸体真是漫山遍野,好些都是矛子当胸刺个对穿;还有些都是头上有个窟窿,全是用手榴弹砸的.
这次敌人的尸体用100多辆汽车整整搬运两天.
"13.
从山西走来的元帅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毛泽东曾说:蒋介石是靠办黄埔起家的.
这话确有一定道理.
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中执掌帅印的绝大多数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国民党军中的黄埔学生见到蒋介石多称其为"校长",而自称为"学生",以体现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实际上不仅国民党军中到处可见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足迹,共产党的将领中也有很多出自黄埔,因为在黄埔军校初创时期,在目共第一次真诚合作之时,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反对封建军阀势力的革命力量,其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大批的共产党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无帅之一的徐向前就是黄埔一期的学生.
徐向前堪称一代儒将,称得上是一个"文化人".
徐向前10岁那年上过两年私塾,尔后转到沱阳学校读高小.
从我军大多数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领的简历看,参加革命前上过高小的实属凤毛麟角.
因此,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有很高的学问了.
在这所学校里,徐向前感受到了一个远比乡下私塾开阔得多的天地,使他拓宽了视野,启发了思路.
由于家境逐渐衰落,在15岁时,徐向前失学了.
在一家书店干了两年多的学徒工后,一直热烈向往读书的徐向前于1919年又考进了公费的国民师范学校.
毕业后,徐向前当了一名小学教员.
徐向前的求学生涯并未到此结束,1924年初,位于广州的革命政府所办军官学校招生,有着扎实的文化功底又对革命一往情深的徐向前,成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
进入黄埔军校,既是徐向前接受教育的继续,又可以看作他军事生涯的开始.
黄埔军校因建立在四面环水的黄埔岛上而得名.
以后,黄埔军校的名字越叫越响,"国民军军官学校"的原称倒没有什么人再提起了.
黄埔军校刚成立时,共产党人在其中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周恩来担任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担任过政治部的秘书,叶剑英担任过教授部副主任,浑代英.
肖楚女等同志也曾担任过军校的教官.
徐向前在黄埔学习期间,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学员们都是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战斗,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第一期开学不久,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在孙中山挥师北伐的过程中,徐向前参加了为孙中山放哨、警卫的任务.
一个月后,又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
这是黄埔军校学生首次真刀真枪的在战场上作战,当时学员们表现得非常勇敢,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也许是和黄埔军校有缘,徐向前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仅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干了一年,就又回到了黄埔,只是这次的黄埔不是广州的黄埔,而是号称"第二黄埔"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并且是出任少校队长.
武汉黄埔分校时期,是徐向前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关头,在这里,徐向前接触了大量的共产主义思想,完成了从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
黄埔军校对革命的重要贡献,我们不应忘记,仅仅是黄埔第一期,就培养了大量的共产党人,像左权、王尔琢、周士第、陈赓、蔡申熙等人,都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阎锡山的老乡129师成立后,徐向前并没有随大部队一起行动,而是跟着周恩来一起到了山西.
因为徐向前也是山西五台人,是地地道道的阎锡山的老乡,所以,军委希望徐向前能够利用老乡关系,走走"后门".
山西省五台县位于五台山南麓,因五台山而得名,是个山区小县,经济、交通都比较落后.
自从阎锡山成为了山西的土皇帝后,五台地区就开始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县不如镇,镇不如村.
"所谓"县不如镇",是指五台县不如东冶镇,由于东冶镇土地好,产量高,大户人家很多,比五台县城要富裕些;所谓"镇不如村",是指东冶镇不如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材,阎锡山的旧宅高墙大院、豪门深宅,绝非一般的县城衙门可比.
徐向前出生的村子与阎锡山的老家仅一河之隔,叫永安村.
解放前,山西人只知道有河边村,而不知有永安村.
解放后,虽然河边村名声依旧,但它终究失去了昔日的显赫,成为了一段历史的见证,而永安村却随着徐向前声名远播被整个山西人所熟识,并且山西人力有了徐向前这样的儿子而感到骄傲.
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多年,将山西彻底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帝国.
阎锡山时代的任何一个山西人几乎都要受到阎锡山的影响,徐向前也不例外.
当徐向前考入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后,才知道这所师范是阎锡山创办的,具有准军事教育的性质,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军文兼备的人才,以便准备力量同其他军阀抗衡,巩固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
该校校长自然也得是阎锡山的心腹.
校长赵戴文,秀才出身,和阎锡山一块闹过"革命",任过阎锡山军第4混成旅的旅长,在山西颇有些名气.
此人能文能武,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
虽然学校带有很强的封建色彩,但其严格的规章制度,初步的军事训练,还是为徐向前今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让阎锡山没想到的是,这所学校实际上已经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
薄一波、王世英、程子华等很多共产党人都曾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从事过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不得不举起抗日的旗帜,摆出一副"守上抗战"的架式.
即使这样,八路军在阎锡山的地盘上抗日,也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协商和解决,于是中央决定派中共的谈判专家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人前往阎锡山处与之谈判.
据徐向前自己说,这次能够与周恩来一起去,完全是因为他是山西五台人,沾了与阎锡山是老乡的光,并且在晋军中有很多熟人,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阎锡山从辛亥革命时算起已统治山酉有20多年了,一向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不许其他政治势力侵入.
"七·七"事变前,他奉行亲日反共政策,1936年初,红军东渡黄河抗日,就曾遭到阎锡山军队的阻挠.
阎锡山防了"共"却没有防住"蒋".
蒋介石军队此时乘机以"剿共"为名,大举进入阎锡山经营了20多年的独立王国.
蒋介石窥视山西很久了,一直出师无名,这次总算找到了借口.
红军返回陕北后,开入山西的中央军仍不撤走.
这时阎锡山才明白什么叫"引狼入室".
他曾经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七·七"事变后不久,山西就成为抗战的最前线,山西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有人用"在三十鸡蛋上跳舞"来形容阎锡山当时的处境是很形象的.
对日本,不能抗得过人,以免激怒日本人;不抗也不行,否则无法向山西民众交待;对蒋介石,拒蒋则自己势单力孤,难以完成"守土抗战"的艰巨任务,迎蒋则无异于引狼人室;对共产党,既要反共,又要将共产党作为暂时的同盟者.
阎锡山确实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或者说是在"玩火".
在周恩来和阎锡山谈判的同时,徐向前则利用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和教育机关中任职的同学、同乡的关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这段时间虽然不是打仗,但徐向前却忙得不亦乐乎.
同乡宴后是私人拜会,然后又是小型座谈、校友会、群众集会等活动,徐向前是"逢请必到,逢到必讲,逢讲必宣传抗日".
因为是阎锡山的"邻居",徐向前不得不到五台县去做统战工作,以致于错过了抗战初期很多"游击"日本兵的机会,直到1938年4月的响堂铺战斗,他才有机会一显身手,指挥129师主力,打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战.
处惊不乱——响堂铺之战虽然从作战时间上看,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作战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进行的,但在作战目的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月22日的长生口之战和3月16日的神头岭之战是为国民党反攻太原而进行的伏击战,到了3月上旬临汾、汾阳、离石、风凌渡、长治、晋城、东阳关等重要城镇被占领后,日军打通了邯(郸)长(治)大道和同蒲铁路南段,进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继续向晋西黄河渡口猛进.
这时,国民党"反攻太原"的口号已不攻自破,而邯长大道和从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了日军的一条重要后方交通运输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刘邓徐又有了扰乱日军运输线,迟滞其行动,搞一次大伏击战的想法.
为此,师首长派出侦察员到几条公路沿线去侦察,了解日军的运输情况.
从了解的情况看,最忙的路是邯长大道和长治至临汾的公路.
在这条路上,来往汽车不断,几乎每天都有几十辆、甚至上百辆之多,沿路的警戒已经加强,在东阳关增设了新的据点.
日军在公路沿线的驻军也明显多于其他地区:黎城1000余人,东阳关150多人,涉县400多人,武安1500人.
刘邓徐研究了这些情报,认为: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是比较理想的打优击的地方.
这里公路沿小河床而过,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力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如果在这里设伏,寻机歼敌是比较有把握的.
到响堂铺作战的构想全部形成时,已经是3月下旬.
3月21日,刘伯承要去沁县小东岭八路军总部开会,接着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这样,指挥的重任就落到了副师长徐向前的肩上.
改编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善于思考,沉默寡言,处惊不乱,在作战中很有大将风度,若不是在抗战初期回老家做"老乡"的统战工作,他决不会轻易放过教训日本人的机会的.
本来,这一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抗战以来,八路军各部特别是在具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指挥下的129师,进行了一系列的伏击战、袭击战,使鬼子吃尽了苦头.
成功的伏击战的例子很多.
但是伏击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却值得一提,因为它充分地表现了徐向前临机处置、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
3月30日夜,徐、邓率师主力3十团冒着霏霏细雨、泥泞的道路、逼人的春寒东进到响堂铺,设好了伏击圈.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第二天凌晨6点,在这个时间,本该是在伏击阵地的前方出现的日军,却从772团伏击阵地的后方出现了.
这个情况绝对是意料之外,它使伏击部队的上上下下都表现出一丝不安的气氛.
原来第772团接到下属部队报告:后方马家峪、苏家蛟两地突然出现敌情.
772团认为敌人发觉了伏击企图,这是派兵来迂回伏击部队侧背,截断退路的,于是772团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陈赓,386旅一面转报师前方指挥所,一面准备转移.
后路被截的消息报到师前方指挥所,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这次作战就下会是一场伏击战,而变成了一场防御战,同时八路军也由包围者的有利地位一变而为被包围的不利地位.
面对这一情况,徐向前端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前,没有说话,略略思索了一会,他转身跟邓小平说:"我看先不忙撤退,进一步核实一下敌情再说.
"徐向前的想法和邓小平不谋而合,邓小平点了点头:"好!
就按你的意见办.
"徐向前马上对作战参谋说:"通知各部队继续隐蔽待命,令第772团派一个营进到马家峪监视敌人,并火速查明当面敌情,敌人兵力多大,有无后续部队查明后立刻报来.
"徐向前又让作战科长邓仕俊化装,赶往东阳关,了解关内日军的动态.
7时多,第772团的报告来了.
说经查证,苏家蛟并未失守,前来进攻的敌人已被击迟,撤回东阳关去了,看来没有发现我军的伏击企图.
马家峪方向的敌情属误传.
马家峪至东阳关前的道路上没有日军开来,第:营正在马家峪一带警戒.
时间不长,邓仕俊也赶回来报告:通过内线得知,关内敌人没有出动迹象,汽车未集中,弹药未出库,也未见到翻译官到日军队部去.
这些情况使徐向前把心放了下来,对参谋下令:"通知各部按原计划行动.
"对于当时的情况,陈赓在日记中写道:772团派到苏家蛟担任警戒的一个步兵连,被汉奸向东阳关寇军告密.
寇军当即出动二百亲人,由汉好率领,企图乘夜围我而歼灭之.
该连警戒疏忽,竟被其包围而不知,发觉后,连长指导员各率一部殊途突围,仅损伤7人,……苏家蛟被敌占领.
第二天早晨6时,陈赓又接到772团报:东阳关之敌二百余进到马家峪.
又报:长宁东南高地有敌二十亲人向我马家峪前进,似为侦察部队.
判断敌人似发觉我军企图,欲从我右翼侧击,并截断我后路.
所以,陈赓决定:一边"电告向前,决转移主力回到庙上村、鸭儿山之线消灭此敌.
"一边"电771团即刻收回路南的两个连,各团即准备转移.
"由此,就有了徐向前处乱不惊的一个小插曲.
应该说,这也是一次"战斗",它是自己和自己打,是战胜自我的一场战斗.
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徐向前经受住了考验,力取得响堂铺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第二天,4月1日,陈赓又在3月31日的日记后补记了一段:苏家蛟的一个连,据该连长报告:敌人围着时,他们并未动摇,也未突围,而是坚决抵抗,把敌人击退,毙伤敌450人,苏家蛟始终保持在他们手里.
昨日关于苏家蛟的记载,不是事实,是一个通讯员乱说的,该团不察,即以报告,几至酿成我决心的动摇.
"一个通讯员乱说的"的消息,险些酿成大错.
上午9时,战士们等待多时的时刻到了.
前一天才汇合到黎城的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森本、山田两个汽车中队从东阳关开到了响堂铺.
日军的汽车开到碎石路上,不得不减慢速度,200余辆汽车足足拉了10里长,"活像一条缓缓蠕动着的长蛇".
右翼的771团将车队放过大约一半给772团"吃",留下一半自己"吃",当771团的第一声枪响后,激烈的战斗就此开始.
一时间,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不时还有迫击炮弹划着一道道弧线飞向汽车,转眼间,日军的整个车队全部湮没在尘土之中.
毫无防备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手足无措,一部分日军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伴随着枪弹的爆炸声而一命呜呼.
没死的则负隅顽抗,或躲在汽车后,或藏在公路边,向公路的两侧射击.
八路军战士则乘着汽车爆炸的硝烟,冲上了公路.
有的端着刺刀,有的端着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矛子,嘴里喊着响亮的杀声冲向敌群.
在八赂军强大的攻势下,不到两个小时,公路上的日军大部被消灭,只有30多名日军攀上路南边的悬崖逃走了.
黎城和涉县的日军闻讯前往增援,在半路上被早已等待多时的772团和769团的阻援部队候个正着,不得不缩回老窝.
当天中午,已回到师后方指挥所的刘伯承看着徐向前、邓小平发来的电报激动不已:黎城敌汽车共有30辆,涉县敌汽车百余辆已被我截击,烧毁者约180辆,约计缴获步枪300支以上,轻机枪10挺以上,迫击炮4门,弹药甚多.
我伤亡200人左右,现正解决敌之增援队.
请速动员至少400以上民夫、驮驴赶来秋树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
这次战斗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小插曲,但这是一个标志着八路军进步的小差错:在这次战斗中,步炮协同上出现了问题.
由于战斗过程进展很快,第771团炮兵在开始向预定目标射击之后,没有及时前移阵地,因此误打了自己的步兵,造成20余人伤亡.
说这一差错标志着进步,是因为它虽是一个差错,但它已标志着八路军从单一的步兵作战,简单的步炮协同发展到复杂的步炮协同,是属于前进中的夫误.
这次战斗受到刘伯承的高度赞扬,他总结了5条经验:侦察判断正确;伏击地区良好;伏击布置妥当;出击突然,猛烈干脆;撤退敏捷严整.
刘伯承在这次总结会上的最后一段话,对徐向前在指挥中的出色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时风传在我后路上苏家蛟有敌人到来,但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因而未放弃这一胜利的战斗.
"4月4日,129师举行了全师徘以上干部祝捷同乐会,情绪热烈,会上,宣传队跳舞演剧,颇受观众欢迎.
14.
反"九路围攻"如果说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战三捷将晋东南的敌后抗战推向了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其后的反"九路围攻"则又将这一高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是发生在晋东南的一场双方倾注全力的较量,日军欲捕129师而歼之,然后就此从晋东南脱身;129师则"游"而"击"之,要将日军拖人泥潭.
129师的存在,已使日军似芒在背,如鲠在喉.
山雨欲来风满楼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存在,使日军犹如在伸手触及不到的后背彼贴上了一块狗皮膏药,想甩,甩不掉,不甩,又浑身的不自在,狼狈之极.
早在3月中、下旬,日军第108师团在晋西南向八路军第115师进攻,第115师343旅等部队英勇抗击,采取先疲后打、袭扰结合、奇袭猛攻的战术,前后歼敌近2000名,陷敌于惊恐不安之中,迫使敌人退缩同蒲路沿线,转攻为守.
在115师歼敌的同时,129师又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使日军又不得不回过头来,关注一下东边,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在分兵津浦路的情况下,仍倾全力抽调了所属各师团步兵8个联队,骑、炮、工、辎重兵各一至两个联队,共计3万余人,对第129师和太行根据地发动了"九路围攻".
"九路围攻"中的主力仍是在晋西南刚刚彼115师、129师(响堂铺)痛击过的第108师团.
除此之外,还有第16、20、109师团的旅团各一部,由同蒲路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路上的邢台,正大路上的平定,邯长大道上的涉县,长治,以及临(汾)屯(留)公路上的屯留等地,分九路向129师扑来,实行所谓"广大广大地开展,压缩压缩地歼灭"的作战原则,妄图把129师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急着想找129师决战的日军如无头的苍蝇,到处乱窜,找不到129师,就对无辜的村民发泄他们的兽欲.
日军所到之处无一幸免.
当时正值春季的4月,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但毕竟那一丝春的气息,宣告了冬天己成为过去.
但在这个春天里,晋东南的老百姓没有春天到来的喜悦,面对的却是侵略者带来的苦难.
129师参谋长李达笔下描述的场面惨不忍睹:"只要登高四下望去,触目皆是余烟弥漫的村镇.
在河滩上,常常可以看到被河水冲到岸边的破桌椅、门窗等.
在有些村庄,还可以看到老百姓埋在地下的粮食被日军挖出来撒上了屎尿;还有被割掉臀部的猪、中,血淋淋的死牛、死羊,更令人惨不忍睹的是死于日军刺刀下、血肉模糊的老太太及小孩的尸体;被日军轮奸后,用刺刀从下身一直豁到腹部的女尸……"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根据地军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做动员、开誓师大会是必不可少的;"坚决勇敢"、"多捉俘虏"等口号刷满了大街小巷的墙壁;控诉日军残暴罪行,激发军民抗战热情的各项活动将所有工作人员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
后来在实战中发现,有几项工作是相当有成效的.
如动员群众在鬼子来村镇之前,运走和埋藏好一切粮食,赶走家畜和骡马,搬走锅碗瓢盆,拔出磨心,掩埋水井,实行彻底的"空舍清野",使敌人来到时,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用的.
在反"九路围攻"中,正是由于"空舍清野"做得好,才使一群群审到根据地内的日军,不得不在强行军七、八十里路后,徒劳而返,从而成为129师的歼击对象.
一次不成功的"设伏"对于日军的"九路围攻",八路军是有准备的.
有三个重要的线索,使八路军准确地判断出日军的动向.
第一个线索,3月中旬在缴获的日军士兵的一封家信中,发现了"4月上旬进行大攻击"的内容,据此,搞清了日军攻击的大致时间.
第二个线索:有一次,从缴获的日军文件里发现了一张作战地图.
在这张图上,画着9个箭头,每个箭头后面标着日军的部队番号.
再与其他情报资料对比,就可断定这张图是日军围攻晋东南的作战计划图.
从箭头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出,日军企图在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将129师消灭.
据此,搞清了日军攻击的目标.
第三十线索:4月初,又截获了一封日军的信件,从中得知日军已建好一个飞机场,并即将有所动作,信中的内容可以从129师上报总部的一封加急电报中看出一个梗概.
"……几十架飞机待命.
(二)韩团报高平3日到敌.
晋城昨有四、五百人出城,4日进到门镇,似系打通高晋交通.
晋城之敌在其附近抽壮丁并抢粮4月8日,邓小平、倪志亮从和顺附近发来的电报也表明日军正在增兵.
据此,又知道了日军进攻在即,日军的一举一动都在八路军的监视之下.
八路军总部的方针是: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
刘徐则迅速将总部的方针具体化,其设想是:先发制敌,分头截击敌人,消灭日军人马资材,特别抓紧破坏敌运输线之平汉、正大、同蒲及白晋公路,以推迟其围攻,同时加紧向敌人包围圈外的游击,准备给敌人以更大打击.
执行这一方针的是陈赓.
4月10日左右,由东、西、北三面进犯的日军,相继进入了太行根据地,在129师各部的节节阻击和袭扰下,进展缓慢,只有向辽县、芹泉方向前进的一路日军,孤立突出.
按照师里的部署,陈赓率领386旅主力及769团,开进武安、涉县间的乱石岩、鸡鸣铺地区设伏.
当日凌晨参战部队全部到达指定地点,4时前全部部署完毕.
由武安到涉县的公路,原经阳邑到涉县.
此段被八路军破坏后,日军因修理困难,即借河沟平地,稍加修理,才改经乱石岩、鸡鸣铺到涉县.
因河道弯曲,道路弯道甚多,汽车不能快行,非常利于突击.
两旁山地被伏击部队占领后,日军则完全无阵地依托,到时只能在沟里活动.
仗要真打起来,日军将是非常被动的.
3时左右,有日军的3辆汽车经鸡鸣铺向东行驶,为了捕到更大的"猎物",伏击部队没有动手,让其安全通过,"因为贪小即将失大".
陈赓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是我们八路军最规矩的一天,大家进入埋伏地后,借有利地形地物及伪装之掩护,确实埋伏.
我用望远镜晾望,没有办法找到一点军队形迹.
山头田野,并未因增加了数千人而稍有变形.
远远地望去,大路问的驼、驴及田野问的少数耕者,均是照常地工作着,绝不知将有大战到临的样子.
大家睡着像死人一般,不敢动弹,连头也不敢抬,只是静待着敌人送枪炮来.
整个占领地带,没有一个我们来往的人,通讯仅借着昨晚已架好的电话.
吃饭带着干粮.
炊事员煮好了饭,也在后面隐蔽着,等着枪声好送饭.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2点,日军没有来,最高点瞭望哨的电话报告,说乱石岩方向的人像都遭瘟全死了一般,一只黄色动物也不见.
伏击部队以最大的耐心在坚持着.
19点,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陈赓和师里商量后,决定再等一个小时,等到20点.
这最后的一个小时,似乎是一天中最长的一个小时,在伏击部队焦急的等待中,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
20点到了,仍然没有鬼子的影子,陈赓率领部队只好撤出阵地.
这次伏击虽然不成功,但设伏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和"令人钦佩的耐心"则预示着一次成功的设伏已为期不远了.
苫米地的"拖刀计"日军"九路围攻"的主力是第108师团,108师团的主力又是第104旅团.
其旅团长苫米地更被日军誉为善战的猛将.
在进攻临汾的战斗中,日军的几个师团同时发起了进攻,苫米地的104旅团因为率先进入临汾城,得到了日本天皇的勋章.
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曾经狂妄他说,"天皇因我先到临汾,赐了我一个勋章,我己挂在左胸前,可是我的右肩也高了起来,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狂妄之情溢于言表.
可就是这封信在不久后的一场战斗中落到了129师战士手中,一时成为笑谈.
苫米地之所以敢这样狂妄,是因为他在与八路军的交手中确实取得过一些战绩.
他最为得意的大概就是自吹为"拖刀计"的战法了.
他在研究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后,根据八路军的游击原则"敌退我追",发明了"拖刀计"的战法.
在苫米地的战法中,退是假退,他每丢弃一个地方,临走时都放火烧毁老百姓的房子,引诱八路军来追.
开始时,八路军一看到村庄起人,以为日军已撤走,马上赶回村庄救人,追击敌人.
这时,苫米地则指挥尚夫走远的日军突然杀一个"回马枪",对村庄中的八路军来一个突击或包围.
这招就是苫米地的"拖刀计".
一开始,有些部队还真吃了不小的亏.
刘伯承研究了苫米地的"拖刀计"后,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他认为,八路军战术原则的灵魂是灵活机动,不应干篇一律,死板地套用,否则就要吃亏.
战术是死的,人是活的,究竟采取哪种战术,要根据具体环境.
条件而定.
有一句刘伯承经常挂在嘴边,后来被邓小平大讲特讲的"猫"论,可以看作是刘伯承对机动灵活的"注释",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后来将同样的思想用在经济建设领域时,只是把"黄猫黑猫"变成了"黑猫白猫".
战争中,敌对双方战术原则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一场"智"的较量.
当日军大本营了解了八路军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后,针对其中"敌进我退"这一原则,对下属作过如下训示:当八路军撤退时,"此时我利用其退避的心理,奋勇进击,他必退无止境,溃乱阵形,终可穷追而打击之.
"在这种情况下,如仍一味退却,则下免陷入教条主义.
但八路军的战术原则最终使日本人仍然不得要领.
刘伯承后来又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敌进我进"的原则,从而对"敌进我退"的原则作出了重大的发展,从"退"到"进"虽只是一字之差,却表现了刘伯承对战略战术的深刻认识.
虽然如此,刘伯承的表述却还是那样的简单易懂:"老住一地,将遭袭击,老走一路,将遭伏击.
这是最有害的被动.
我们必须根据当前敌情、本身地形与时间,灵活地计划和决定游击队袭击的动作,并且是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袭击.
"这段话是刘伯承在《129师抗战二周年的战术报告》上对全师的干部讲的.
在刘伯承面前,苫米地的"拖刀计"只能是班门弄斧.
恐怕苫米地不会想到,在反"九路围攻"中,他会落得一个"拖刀而逃"的下场.
急袭长乐村九路日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对太行山129师所在地展开围攻,由于受到强有力的拦截阻击,东、西、北三面的日军被迟滞于根据地腹心之外,这样,日军预期将太行山上的八路军合击在辽县榆社、武乡的计划就落空了.
四个方向中,只有南面的108师团一路进展较快,陈赓曾率师主力于鸡鸣山一带设伏16个小时,但最终战机没有出现.
要想打破日军的"九路围攻",必须集中力量歼敌一路,这一预定的作战指导思想,刘、邓、徐是坚定不移的,只是他们在等待着战机的出现.
4月11日,师部到达桐峪镇后,邓小平也从和顺赶了过来,与刘、徐共商破围攻之策.
14日,从榆社得到消息,1000多日军,由武乡开往榆社,到了榆社后,只见空荡荡的街道,音无人迹的房舍.
日军处于无粮、断饮,被破坏的道路根本不能通行的险境,不得不立即折返武乡.
经进一步的证实,刘、邓、徐迅速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我师与徐(海东)旅协同动作,配合曾(万钟)军围困段村(即武乡),打击增援;或配合朱怀冰师,或出辽县.
"总部当夜回电同意这一作战方案.
要打大仗了,刘、邓、徐都非常兴奋,三人围在地图前议论着.
徐向前说:"鬼子一天之内,从武乡到榆社,跑了一个来回,有150里路,够他们受的.
""我们的动员工作搞得好,榆社给鬼子来了一个'空城计',鬼子是饿着肚皮跑路的.
鬼子扑来扑去,搞下清楚我们在哪里.
我们却一直盯着他们.
今晚让部队好好休息,以逸待劳.
我们搞个计划,明天上午分配任务.
"邓小平接着说.
刘伯承最后说:"马上就有大仗打了.
先让771团派两个营,立即出发,连夜追击这股敌人.
"15日晚,派至武乡的一个先头连送回消息:两个小时前,武乡日军已弃城而逃.
邓小平一针见血的指出:"日军是在我们的先头连到武乡之前走的.
他们并不是因为打败仗才撤走的,而是找下到吃喝,非走不可.
"一句"非走不可",既道出了日军的狼狈,也指明了八路军下一步的动作:迅速追击.
追击的命令由刘伯承发出.
晚上10点,刘伯承通过电话给陈赓下达了追击日军的命令.
整个部署是:115师的689团与772团为左纵队,由陈赓指挥,沿浊漳河北岸追击;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南岸追击.
769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
非常遗憾的是刘伯承给陈赓打完电话后,再给689团打电话时,689团的电话线断了,再试着给769团打电话,769团的电话也不通,后来,虽然迅速派人去检修电话,但是这两个团赶到预定地点的时间仍然比陈赓的左纵队晚了大约5个小时.
部署完部队的129师师部里并没有显示出一丝的轻松.
虽然在围歼东窜日军的部署上形成了以多打少的局面,可总体上的以少战多——129师仍处于3万多日军的包围之中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求得改变的关键,在此一仗.
由于689团接到电话较晚,陈赓只率领着772团沿浊漳河北岸向东追击.
16日早晨7时,772团迫至长乐村西时发现了日军侧翼警戒部队四、五百人.
没多久,侦察员报告,说日军的失头部队已经过了长乐村,但其辎重部队还在长乐村西.
战机难得,只是689团尚未赶到,力量不够.
但不打仗就手痒、捕捉到战机就绝不放过的陈赓当机立断,决定向鬼子发动进攻.
他立即命令各营迅速抢占长乐村西的有利地形,将敌后续部队放过,待车辆辎重过来时,陈赓一声令下,772团所有火器同时开了火.
长乐村之战打响了.
就在鬼子一片混乱,还没看清子弹是从哪里飞过来的时候,771团又赶到了战场的对岸,并向北展开突击.
这样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八路军战士的身影,鬼子已经被截成数段,处于八路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鬼子已是瓮中之鳖.
就在围歼这股日军的战斗激烈进行时,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同时在长乐村东之戴家垴展开了.
激战戴家垴日军的辎重车辆及日军一部战斗部队在长于村被围后,已经走过长乐村的日军主力部队,马上重又集中起来,掉过头来解救被围的部队.
772团的左翼本是由689团负责保障,但689团尚在途中,眼看这1000多日军就要威胁到772团的翼侧安全了,刘伯承迅速命令陈赓先调一个连去挡住日军,掩护主力围歼被围日军.
陈赓命令772团10连迅速占领战场西侧高地戴家垴,掩护主力歼敌.
戴家垴是主战场的唯一侧翼屏障,丢掉戴家垴,则正内外攻击日军的部队反要受到内外夹攻.
10连连长临走时向陈赓保证:人在阵地在.
这句话很多场合都有人说,但10连连长说这句话时,却有着比其他场合更加沉甸甸的份量.
因为10连面对的是10倍于己的日军,此一去极大地可能是人和阵地都不"在".
经过与日军的浴血奋战,10连的战士坚持了4个多小时,他们也只能坚持4个多小时,因为4个多小时后,全连的干部战士已全部牺牲,阵地虽然丢了,但他们无愧于"人在阵地在"的保证.
这一变化并不突然,但对129师的指挥员来说,这一变化却是急骤的,因为当时己没有多余的力量挡住772团左翼即将突过来的日军.
情况十万火急.
也许刘伯承想到了撤围,也许刘伯承想到了将师直的警卫员、通讯员等人员组成个临时的战斗队,去完成阻击左翼日军的任务.
就在这关键时刻,689团赶到了长乐村,在刘伯承的指挥下,立即向戴家垴反击,夺回了阵地.
围绕着戴家垴又展开了新的一轮争夺战.
被689团打下去的日军又重新组织起来向戴家垴发动了反击.
日军的冲击路线上堆满了死尸,日军甚至不惜将同伴的死尸作为攀登石岩的梯子.
但在689团坚固的防御面前,日军仍然只能望戴家垴兴叹.
同在战场前线的刘、徐二人,都在全神贯注地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戴家垴方向的战事发展情况,看着689团英勇战斗的场面,刘伯承对徐向前说:"你看689团打得多好!
"徐向前也同样赞不绝口他说:"打得好!
打得好!
115师的同志们打得真顽强啊!
"刘伯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徐向前说:"已经打退了鬼子的第7次冲锋了.
"戴家垴上八路军战士用生命谱写的英雄之歌,使戴家垴和长乐村一样被载入了历史,我们在记住长乐村的同时,也应记住发生在戴家垴上的战事,和那没有生还的人来书写这一页连史的10连.
八路军的英勇战斗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本应在129师侧翼担任打援任务的国民党曾万钟第3军,没有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阻挡蟠龙方向的日军,致使刘伯承没有料到蟠龙方向会出现情况.
无奈中,刘伯承只有抽调772团一部去担任袭扰这股日军的任务.
激战了两个多小时后,辽县方向又有1000多日军赶来增援.
刘伯承和徐向前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情况危急,立即撤退.
安全第一,生存第一.
他倒在胜利的最后时刻772团团长叶成焕接到撤离战场的命令后,指挥部队将能带走的战利品全部带走,同时安排各营迅速撤离战场,他自己跑到一个高坡上用望远镜观察着正在向长于村增援的日军,判断着形势,他想在最后时刻再看一看还能不能捕捉到有利的战机.
通讯员来催过他,他没有动.
8连连长也来催过他,他仍然没有动.
他的回答还是那一句:"你们先撤,我马上就走.
"8连走出没几步,就听到叶成焕的通讯员喊了一声:"不好了,团长负伤了!
"一颗子弹射中了叶成焕的头部.
虽然躺在担架上,但神智尚清醒的叶成焕在路上只问了一句也是最后一句话:"队伍呢,队伍呢"刘伯承听到叶成焕负伤的消息后,马上来到了772团.
129师参谋长李达记述了当时的场面:刘师长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了772团.
他一见到躺在担架上的叶成焕,就俯下身子,双手颤抖地抱着他的头,连声喊着:"成焕,成焕哪……"但是,已经失去知觉的叶成焕同志,再也不能回答师长的呼唤了.
刘师长悲痛的眼泪,滴在叶成焕苍白的面颊上.
看到刘伯承这样悲痛,陈赓小声地说:"师长,别难过了.
成焕由我们照顾,你放心吧.
"刘伯承对陈赓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
"然后,他才缓缓地站起来,恋恋不舍地离去.
这一年,叶成焕年仅25岁,他是129师一位出色的年轻指挥员,深受师、旅领导的喜爱.
常常能够在战斗中当机立断,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刘伯承只要知道是叶成焕在前线,无论多么危急的情况,刘伯承也会把心放下来.
叶成焕是河南省光山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任过通信员、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长、师政委,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著名战将.
不仅如此,他还勤于思考,善于临机处置.
在黄崖底伏击战时,许多干部的意见是要早一点出击,但当时部队在高处,和敌人隔着一片开阔的河滩地.
如果伏击脱离阵地,向下冲击,势必要遭到日军的严重杀伤.
当时在第一线担任指挥的叶成焕根据眼前的情况,决定暂时不打,待在河滩上休息的日军开始撤走时,他才下令全团的轻重火器,居高临下的向日军猛烈扫射.
这一仗,叶成焕的临机处置,受到了全师上下的一致好评.
长乐村战斗前不久,师里正准备研究提升他担任386旅的副旅长.
战斗前,叶成焕患了肺病,已经有三天没有吃饭了,陈赓劝他去休养一段时间,但他却坚持要打了这仗再走,没想到却发生了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晚,部队撤到了合壁村.
陈赓自部队到了合壁村,就一直守在叶成焕的床前.
叶成焕终因伤势过重,于长乐村战斗的次日凌晨1时,停止了呼吸.
在叶成焕遗体入殓之前,朱德从八路军总部赶到129师,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为了悼念叶成焕和其他抗日阵亡将上,129师召开了一个追悼大会.
会场设在离师部不远的一个山岗上,灵堂正中的一张桌子上放着由772团参谋长王波精心绘制的叶成焕的遗像.
追悼会后,山上多了一座新坟.
当地的群众为了纪念在长乐村战斗中牺牲的叶成焕,为他树立了一个纪念碑.
每逢年节,都可以看到合壁的群众,来到这位抗日英雄的墓前祭扫.
全国解放初期,河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立,叶成焕的遗骨被迎往邯郸烈士陵园安葬.
长乐村之战,歼灭了"九路围攻"日军中的重要一路,不仅打破了日军的围攻企图,同时迫使其他各路日军纷纷溃退,在半个月的时间内,129师不仅没有被日军剿灭,而且胜利地收复了和顺、榆社、辽县、武乡、沁县、沁源等18座县城,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
第五章冀南平原造"人山"15.
冀南剿匪陈再道惜别太行陈再道知道自己要去开辟新地区,是1937年12月初的一天.
临去师部受领任务前,陈再道心里是有准备的.
陈赓早就给他吹过风,要他组织新部队,去开辟新地区.
陈再道本不姓"陈",而姓"程".
陈再道改姓完全是一场误会.
那是1926年的秋天,陈再道加入了农民协会.
有一天,负责农民协会组织工作的王树声挥着手臂对农协会员说:"我们成立了农民协会,还要组建农民义勇队,举起手中的刀枪,保卫革命的顺利进行.
现在,自愿参加义勇队的同志,就到庙里去报名填表.
"报名的人很多,陈再道好不容易挤了进去.
负责登记的人例行公事的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程再道.
""年龄多大""17岁.
"问过这些后,又问了一些诸如住址、受过什么教育、家庭经济状况等问题,陈再道都一一作答.
让陈再道没想到的是,在登记时,由于口音和谐音的关系,"程再道"被填写成了"陈再道".
后来,当陈再道发现当初名字写错了时,"陈再道"已经被大家叫开了,要更正还要写报告.
为了省却这些麻烦,陈再道就将错就错,程再道也就变成了陈再道.
这次接受开辟新地区的任务,离开129师和386旅,是陈再道抗战以来第二次产生"惜别的心情".
第一次是在129师刚刚成立之初.
改编之前,陈再道任红四军军长,改编后,红四军改编为385旅,而陈再道却调到386旅任副旅长.
陈再道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心情:改编时,我离开红四军,调到386旅(原31军),任副旅长,说句实话,我心里实在不愿意离开红四军.
这倒不是因为"官降三级".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部队缩编,军长当旅长、副旅长,师长当团长、副团长,团长当营长、副营长,甚至干部当战士,这对于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来说是不成问题的.
从我个人说,自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根本没想过要当什么官.
我当战士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早一点把手里的大刀片子和那条半截子的破枪换成新枪.
当了干部后,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多打胜仗.
更何况,许多勇敢聪明又很年轻的战友在我们前面不幸牺牲了.
他们如果活着,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所以,尽管我一个军长当副旅长,但心里确实没有丝毫的计较,只是因为我和四军有深厚的感情.
现在要离开四军了,真是舍不得,心里难过.
我和四军,真可以说是一起成长的.
从黄麻起义开始,先是一个队、一个营,以后是一个团、一个师,最后发展成一个军.
我自己则在这支部队,从一名战士一直当到军长,整整十年,我亲眼看到这支部队是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在这支部队里,许多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战友牺牲了,有时一闭上眼睛,他们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是今天,我就要离开和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了.
我想,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他都不会好受的.
这次接受去冀南开辟新地区的任务,使陈再道又一次离开熟悉的战友们去独立工作,在感情上确实有些依依不舍.
到了师部后,陈再道见到了他的新搭档——李玉菁.
李玉菁是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是原冀南党的领导人之一,熟悉那里的情况.
有熟悉情况的李玉菁一起工作,陈再道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冀南有三四十个县,到处可以打游击,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特别是有地下党的工作基础.
应该说在冀南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是完全存在的.
想到这些,陈再道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幽默风趣的刘伯承在布置任务时也不改本性.
刘伯承敲着地图对陈再道说,"再道同志,你看清楚了没有""看清了,是一片大平原.
"陈再道回答道.
刘伯承接着说:"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头一次,对我党我军来说也是个新问题.
因为那里没有山地依托,是光着屁股洗澡,全部露在外头啊.
在平原创建根据地,要比山地困难得多,但是完全有可能的.
"刘伯承的话使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给陈再道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刘伯承的风趣幽默,更重要的是刘伯承并不仅仅停留在"完全有可能"的空洞的结论上,他还要拿出事实根据来告诉你确实"完全有可能".
刘伯承拿出一张图表来看了看后,说:"我们大概计算了一下,敌人在华总兵力的一半以上、约40万至50万的样子,可以分布在整个华北,但他的兵力不够分配,这是敌人致命的弱点.
如果敌人进攻冀南,我们太行这边就可以配合你们作战,冀中、山东也可以配合你们作战.
敌人不可能在几个地方同时集中兵力作战,这是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
"当然,从刘伯承和张浩的话里陈再道也能体会到开辟冀南复杂的一面,困难的一面.
刘伯承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政策对头,指挥适当,主观指导上不要出大纰漏.
"张浩说:"据我们了解,现在冀南的情况很复杂,社会秩序极混乱,处理问题一定要非常慎重.
"一边是"不要出大纰漏",一边是"要非常慎重",接受任务后的陈再道还是深感"任重道远".
当时冀南地区的局面极端混乱和复杂.
复杂主要表现在力量的复杂上.
冀南腹地的大部分县城,曾一并被日军占领,后因进攻武汉,冀南的日军大部南下,仅威县、平乡、临清、馆陶、大名等少数县城留有日军驻守.
日军在占领的城市和占领后又撤走的城市,都组织了伪政权或维持会和大量伪军,成立"剿匪皇协军"、警备旅等.
这只是力量复杂的一部分.
在日军大举进攻时,国民党的地方官闻风而逃,整个冀南地区顿时陷入无政府状态.
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来的各种武装,不管是土匪、游杂武装,还是会道门等,都打着"抗日"、"保家自卫"的旗号,乘机蜂拥而起,一时司令如毛,土匪遍地.
六离会、白极会、二夫会、大刀会、红枪会等组织到处设坛摆场,几乎遍及冀南各地.
这是力量复杂的另一部分.
唯一共同的是所有这些组织都各霸一方,有的与日伪勾结,有的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互相火并,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闹得冀南地区的老百姓天无宁日,鸡犬不安,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冀南的老百姓如久旱望云,渴望八路军早日到来,以解救他们,安定社会秩序,投身抗日战场.
陈再道充分考虑了冀南军事斗争的复杂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除从769团抽调了3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随同前往外,还组建了一个骑兵连.
因为骑兵可以在平原地区大显身手,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陈再道到冀南后的抗日活动,正是从解决土匪问题开始的.
剿匪录之一1938年1月15日,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挺进冀南时,正值严寒隆冬.
陈再道虽然出生在多丘陵、山地的麻城,但他对平原并不陌生.
因为筑城于麻秋季节而得名的麻城南边就是长江北岸平原.
平原本来是山里人的一个梦,但当陈再道率领部队到平原打游击时,平原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陈再道站在一个高坡上,用望远镜眺望远方.
只见漠漠原野,茫茫苍穹,阡陌纵横,村镇棋布,不要说看不到崇山峻岭,峭壁深沟,连个土丘也没看到,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
陈再道意识到:在这平原上打仗,开展游击战争,地形条件真是个大问题.
东进纵队按计划是直奔冀南中心——南宫县城的,没想到半路上被巨鹿县的土匪问题给耽搁了.
巨鹿县是冀南的一个门户.
巨鹿城虽不大,但在中国历史上还颇有点名气.
秦始皇在位时,即置巨鹿郡,治所就在这个巨鹿县.
公元前207年项羽率领楚兵救赵,在这里大败秦军.
在《三国演义》中也可以看到汉末巨鹿人张角以太平道组织黄巾军起义的描写.
当陈再道率领纵队经过巨鹿县的魏家庄时,得到了一个消息:巨鹿和任县的边界上正在打仗.
打仗的不是在战场上激战正酣的中日两国军队,而是巨鹿县的保安团和土匪刘磨头在打仗,是一场发生在中国人之间的战斗.
战斗在巨鹿与任县边界上20多里长的战线上展开,已经打了十几天了,双方打得十分激烈,难解难分.
一方是惯匪刘磨头一伙.
他们盘踞在任县、隆平一带,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
他们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裹胁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三四千人,是冀南土匪武装中较大的一股.
另一方是巨鹿县保安团.
为首的是保安团长王文珍,警察局长甄福喜,国民党县政府秘书刘建三等.
他们既是巨鹿具的官方代表,又是封建势力的代表,1935年曾残酷地镇压过中共领导的农民暴动,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
"六·七"事变后,他们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筹组维持会.
保安团有近千人,人数虽然没有土匪多,但老兵多,装备好,自己还会造手榴弹,又有一定的统治基础,是战斗力较强的一个团队.
火并的原因很简单:巨鹿县保安团,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曾应任县国民党政府的邀请,打过土匪刘磨头.
日本人一来,国民党主力撤退了,保安团就显得势单力孤,刘磨头的力量则一下子由散兵游勇变成了人多势众,刘磨头早就扬言要报"一箭之仇",并乘机扩展地盘,壮大势力,要"打进巨鹿城过年".
土匪问题是陈再道开创冀南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冀南当时各县的保安团,除少数投靠了日本人以外,大都原封未动.
土匪问题是冀南的一个严重问题,据了解,共有120余股.
因此,解决好巨鹿保安团和土匪的火并问题,对争取保安团和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能不能解决好土匪问题是能否打开冀南局面的一个关键问题.
为此,陈再道投入了全部精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显示了他的才干.
首先,陈再道认真分析了双方的情况.
其中,一方是打着"抗日"的旗号,而实为土匪部队;另一方是已与日军暗中勾结的封建势力,支持任何一方都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
从巨鹿保安团的情况看:他们最怕土匪打进巨鹿城,危及其封建统治,但又无把握挡住土匪的进攻;他们当然也怕共产党、八路军报复,但只要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不念前仇、不计旧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们的顾虑是可以解除的;同时,在广大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八路军威震华北,并已来到他们面前的情况下,他们还不至于敢公开投敌,有可能接受调停.
土匪刘磨头等,虽然人多势众,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也矛盾重重,互相倾轧,自知打进巨鹿城,消灭保安团实非易事;另外,刘磨头的一块遮羞布是"抗日",如果只顾打"内战",就等于自己将这块仅有的遮羞布弃之不顾,不仅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他们自己也不能接受.
从这几个因素看,说服刘磨头也是有可能的.
根据深入细致的分析,陈再道作出决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从中调解,劝说他们停止火并,并争取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而决不能帮助任何一方.
有了正确的分析,也就有了正确的决定,有了正确的决定才会有正确的行动.
陈再道采取了两个动作:一是给双方送信,劝说双方停火,表明八路军的态度;二是率部移驻紧靠双方火并地区的任县邢家湾.
邢家湾是滏阳河的一个重镇.
这两个动作,明确的表示了八路军"先礼后兵"的姿态,陈再道成功的运用了古代兵法中所说的"示形于敌".
陈再道的部署起了作用.
派到刘磨头那里的代表,当天就回来了.
刘磨头在八路军代表的耐心说服下,同时也是看到了大势已去,不得不答应停火.
保安团这边第二天也复信,欢迎八路军派代表到巨鹿城进行商谈.
但保安团这边仍对八路军顾虑重重.
保安团长王文珍出于自身利益,企图借用八路军的力量迫使刘磨头撤退.
因此,也答应停火,并提出只要刘磨头停火,保安团就撤回巨鹿城.
但目的达到后,王文珍却又用各种借口阻止八路军进城.
就在陈再道率部由驻地开往县城时,王文珍以城里房子少,难民很多,住宿多有不便等借口,想劝陈再道住到城西一带,并答应如果这样八路军的粮草完全由他们提供.
看到王文珍一伙出尔反尔,陈再道心里已有了想法,也不多说,带着部队掉头就走.
第二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
早饭后,陈再道派骑兵连经城西门外去警戒威县、平乡之敌.
骑兵连拉长距离,绕城半圈向东南奔驰而去.
这里是一片沙土地,又值冬季干旱季节,只见尘土飞扬,万马奔腾,很多群众跑到城墙上目睹八路军的雄壮威严,对此,甚为惊奇、赞叹.
陈再道当时想组建骑兵连时,大概没有想到它还有这样一个用途.
王文珍得知这一情况后,疑神疑鬼,认为八路军准备包围巨鹿城,吓得慌乱异常,不知所措,急忙以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等的名义邀请陈再道去赴宴,以示欢迎.
陈再道考虑不给他们一些压力,他们是不会老实的.
因此,一请没去,二请也没去.
这一下,王文珍一伙确实坐不住了,他们不得不求李玉菁来请陈再道.
陈再道和李玉菁一商量,觉得这次该去了,不然王文珍连觉都睡不好.
事不过三.
第三次陈再道带着三个骑兵警卫员去了巨鹿城.
这一次,尽管陈再道的湖北口音很重,不用"翻译"很难听清,但王文珍一伙没有一个走神,都竖着耳朵,艰难地捕捉着陈再道所说的每一个字,生怕漏掉什么.
27日上午,东进纵队的战士们迈着雄健的步伐,唱着抗日歌曲,在群众夹道欢迎中,开进了巨鹿城.
这件事后来被称作"巨鹿事件".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是成功的一步.
有了这第一步之后,紧跟着是第二步、第三步.
从此,冀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剿匪录之二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进入南宫县城时,已是春节之后.
南宫县城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冀南的中心.
不仅如此,它还是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之一.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1935年冬,曾举行过农民暴动.
虽然后来暴动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已经撒在南宫的土地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冀南,利用这里良好的群众基础,组织了几支抗日游击武装.
这是在冀南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之一.
另外,南宫县距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干线较远,距平汉200里,距津浦也有200里.
南面的威县,虽驻有日伪军,离南宫只有八九十里,但他们主要是维护邢台至临清的交通线,不敢轻举妄动.
北面仅有打着"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旗号的段海洲和赵云祥的两支游杂武装.
这些有利条件促使中共的最高军事机关决定以冀南的南宫为立脚点.
但南宫的情况仍很复杂.
已经取得了第一次剿匪斗争胜利的陈再道,不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斗争的艺术性上,都已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到了南宫后,他又连续地进行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但充满了智慧的动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使八路军在南宫的工作迅速展开,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收编土匪金庆江部,用的是"掐头收尾"办法.
驻在冀县码头李的金庆江原是个土匪头子,"七·七"事变后,招兵买马,很快发展到3000多人,成立了"青年抗敌义勇军".
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出现的赵云祥要收编他,他不愿意,双方竟动起武来.
八路军在冀南的影响日甚一日,金庆江想以八路军做靠山,于是派人到南宫来找陈再道.
但他有一个条件,必须有朱德的委任状,他才肯让八路军收编.
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谈判.
正在谈判时,金庆江部的地下党组织送来消息,认为金庆江投奔八路军没有诚意,不除掉金庆江,便不能实现改编金部为八路军的计划.
得到这一消息,陈再道立即扣押了金庆江,并随即率领部队赶到码头李,向群众做宣传和解释工作.
没想到群众和金庆江部已经自发的组织起来夹道欢迎陈再道一行,他们早已不能忍受金庆江的土匪作风.
很快,在地方党的帮助下,金庆江部被改编力"东进纵队第二支队".
改编伪军高士举部则用了"恩威并施"的办法.
占领威县的日伪军,对东进纵队的威胁最大,但要消灭这股敌人,根据当时东进纵队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于是,陈再道决定首先争取伪军反正,孤立日军,再图良策.
驻威县的伪军"警备第一旅",原是威县城北的民团,"团总"是高士举.
抗战后,高士举为保存实力,投降了日军,日军封了他一个旅长的头衔.
早在1937年11月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已进入了高士举部,并展开了积极的工作.
东进纵队到达南宫后,又派人去做高的工作.
在八路军威震冀南,大力加紧争取工作的情况下,高士举愿意弃暗投明,参加抗日.
4月初,陈再道将其部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并任命高士举之子高希伯力该师师长.
在冀南初期以改编土匪为中心的工作中,收编段海洲和赵云祥两股力量,是陈再道的一个大手笔,很有些"统一三国"的味道.
八路军以南宫为中心,在向东、向西的发展过程中都比较顺利.
但在向北发展时,却遇到了困难.
这是由于这一带盘踞着两股较大的力量.
其一是赵云祥的"河北民军二路",其二是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
赵云祥原在国民党29军当过手枪队队长和团长,"七·七"事变后,从保定一直逃到冀县武邑一带.
他打着国民党代表的旗号,利用其社会关系,收编了大量散兵游勇及一些县的保安团,组成了两个旅,竟发展到近四、五千人的队伍.
段海洲是河北安平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在北平上过大学.
"七·七"事变后,回到老家,在武强、平安、交河一带,打起抗日旗帜,利用亲戚朋友和师生关系,吸收了一批抗日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也将队伍扩大到3000多人.
这样,在上述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八路军的东进纵队再加上赵云祥和段海洲的两支队伍.
汉末时的巨鹿人张角因领导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而被载人《三国演义》,陈再道在三股力量的角逐中,可能又嗅到了"三国演义"的味道.
东进纵队进驻南宫后,陈再道即提议由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商谈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
要联合,总得有个谁领导谁的问题.
赵云祥的官方身份是国民党的代表,在他的想法中,他应该是当然的领导者,但苦于手中的力量不如八路军的东进纵队强大,所以,他迫不及待的想用武力收编段海洲.
赵部不停地向段部进攻并扣押了段海洲的参谋长朱家恺.
而段海洲吃够了赵云祥的苦头,他绝不想再被赵云祥控制.
于是,段海洲出于保存实力的愿望,愿意与八路军联合,以便在三方的联合中能够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他特派其秘书到南宫同东进纵队联络,表明愿意联合的愿望.
根据这些情况,陈再道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争取赵、段两部,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他提出召开三方会议的建议:对八路军的建议,段海洲当然立即同意,赵云祥虽然心里不太愿意,但已无可奈何,因而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参加会议.
赵云祥看来对中国古代兵法中常常体现出的"纵横"术也非常熟悉.
"三方会议"一开始,他就拉拢段海洲.
但受过高等教育的段海洲,岂能看不清眼前的形势.
八路军的领导作用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这一点他相当清楚,向八路军靠拢,背靠大树就不怕赵云祥.
所以,他在会上的发言,也就难免使赵云祥吃不消.
就在会谈要转为争吵的时候,陈再道适时把握形势的发展,阻止住赵云祥和段海洲的争吵,将话题转到了三方成立军政委员会的问题上来,提出了各部由军政委员会统辖,不得扰乱地方、危害人民等要求.
方案提得正逢其时.
段海洲对陈再道的提议,表示同意,并提出要划定驻守区域,各部不得越界行动,由陈再道任军政委员会主任,他和赵云祥任副主任.
虽然赵云祥有些想法,不愿失去自己的"领袖"地位,但一看段海洲和陈再道的态度和意图,知道大势已去,为不致陷入孤立,最后还是勉强同意.
这时,议案得以通过,已是水到渠成.
军政委员会的成立,确立了八路军在冀南的领导地位,为此后进一步在冀南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3月19日,为加强冀南地区的领导力量和军事力量,129师派遣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领一个骑兵团来到了冀南.
收编了段海洲、赵云祥,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又得到了一个骑兵团的支援,陈再道、宋任穷在处理问题时强硬了许多.
他们决定对一些暗中与日伪军勾结,破坏抗战的土匪,决定采取以武力打击为主的策略.
八路军在冀南唱完了"文"戏,又准备唱"武"戏.
其中最为出色地是"诱歼"土匪邱庆福部和"智取"土匪刘磨头部.
邱庆福原本已经被东进纵队收编了,但他暗中勾结日本人,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甚至带着部队到南宫附近,烧杀抢掠,民愤很大.
陈、宋二人准备锄掉他.
他们制订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办法.
首先以检阅部队为名,令邱部在南宫城北之樊家庄村北一个大场子里集合.
集合的地点选在一条难以徒涉的濠沟前边,而东纵的两个连则部署在濠沟对面不远处的地方,同时东纵在村北的一栋高房子顶上的隐蔽处架起了几挺机枪.
一切都布置妥当后,陈再道通知邱庆福来司令部开会.
邱庆福所带的十几个卫兵,一进司令部大门,就被东纵的卫兵以屋子小,进不了那么多人为借口,挡在了门外,只放邱庆福一人进了司令部.
当邱庆福只身一人进到最后一个院子的北屋时,陈再道一声令下,预先埋伏好的几名战士冲出来,将邱庆福按在地上.
接着,又以同样的方法,将邱部中队长以上的人员全部缴了械.
邱部中有些顽固不化的分子似乎看出了一些不正常的迹象,策动向东纵司令部冲击,但对面房顶上的机枪首先开了火.
群龙无首的邱部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到处乱窜.
不到半个小时,邱庆福部就被全部解决.
刘磨头被东纵收编后,也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暗中与日军勾结,仍干坏事.
刘磨头部盘踞在一个四周被水环绕,像一个小小的"梁山泊"的名叫环水村的村子里,智取刘磨头的任务交给了以骑兵大队为主组成的一支部队.
攻打环水村之前,参战部队找到了刘磨头部的一个小头目——刘富子,这是一个可利用的人物,经过说服教育,他同意为骑兵团带路.
4月4日拂晓,大雾弥漫.
攻击部队一部,首先用机枪封锁了村子周围的主要通道.
同时,以一个排为突击部队,在刘富子的引导下,向环水材疾进.
到了村边,村口的哨兵问话后,刘富子赶忙出面应答.
就这样,突击部队顺利上岸,捉住了哨兵,后续部队随即发起攻击,将刘磨头一伙包围在一个四合院内.
战斗没用多长时间就结束了,冀南危害百姓的又一匪患被除掉了.
16.
"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是可能的""创造平原地的'人山'"如果说八路军配合国民党作战是迈出了出师抗日的第一步的话,那么,八路军在华北正面战场的作战结束后独立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就应是迈出的第二步,而这第三步就应是在山地游击战之后展开的平原游击战.
第三步虽然从作战形式上同第二步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由于游击战争所依托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也就使这两步有了不同的意义.
在山地打游击,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同蒋介石在山地打了十年,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一整套带有山地游击色彩的作战原则.
所以,山地游击战对由红军转变而来的八路军并不陌生.
但在平原打游击,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不难看出,如果说八路军在敌后是一把刺向日军的利剑的话,那这时剑尖又向敌人的心脏靠近了一点.
这一剑是在华北日军正虚弱的时候捅过去的.
1937年底至1938年3月,日华北方面军曾多次提出攻占徐州以连接华北、华中占领区的建议.
但日军大本营始终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台儿庄战斗后,日军大本营判断台儿庄战斗意味着蒋介石已将主力集中到徐州附近准备决战,进而认为,趁此时机攻占徐州,定会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同时可为攻占南京作准备.
为此,毛泽东于4月21日以"毛洛胡"——毛泽东、洛甫(张闻天)、胡服(刘少奇)的名义给朱德、彭德怀等发了一封电报,对平原游击战争作了进一步的指示:(一)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日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当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
(二)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
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形式.
(三)根据上述的方针,应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去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的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要加以说明的是,在电报的拍发对象中,不仅有朱德、彭德怀的名字,还有陈再道、宋任穷,这是他们第一次作为直接的收报人.
因为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最原始的经验是由他们提供的.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具有战役意义的"东进纵队"也同时转变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路东纵队".
为贯彻军委的方针,八路军总部命令129师迅速分兵,向冀南、豫北平原及各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
为加强主力,129师成立了新的385旅.
由陈锡联任旅长,谢富治任政治委员,汪乃贵任副旅长,下辖第769团、独立团和汪乃贵支队.
4月下旬,129师在辽县召开会议,确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全师主力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为"路东纵队"(路东:意即平汉路以东),以129师769团、115师689团及曾国华支队组成,由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领,向冀南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以386旅主力组成,由陈赓率领,向邢台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
从这一部署中可以看出,这次分兵,以发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为重点,直接威胁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并可形成东接鲁西北、南进豫北的有利态势,因而,这一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29师在冀南开展游击战争经历了几个阶段:1937年10月,冀南地方党派了几个同志来129师师部,说国民党军队都跑了,要求129师派武装力量去收拾残局.
刘伯承和徐向前商量了一下,认为129师虽然暂时也抽不出力量,但还是要先派几个人去看一看.
于是令张贤约同志带了几名干部,名义上叫先遣支队,进入冀南西部的沙河、邢台一带,了解情况,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
11月,为扩大晋冀豫根据地,更大规模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师部正式制定了"路东计划",又派出了30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冀南平汉路以东的任县、隆平等地活动.
游击活动蓬勃开展起来后,12月中旬,陈再道又率东进纵队赶到了冀南,进一步加强冀南的力量.
到了1938年3月,又派出了宋任穷率领的骑兵团前往冀南,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根据地.
冀南的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曾在1938年3月25日的一封电报中表示过他对平原游击战的关注.
电报中写道:"铁路以东冀鲁豫地区工作十分重要,我们所得该处情况甚少.
陈宋活动情形如何,望经常详细电告.
"毛泽东正是从冀南、山东等地得到的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报告,使他下定决心,要在河北、山东两地大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从而将游击战争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虽然在徐向前到来之前,经过艰苦的努力,已经开创了不错的局面,但大家心里对平原游击战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仍没有底,因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作战对象应该是日本人,但在1938年4月前还没有和日本人交过手.
正如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的:平原游击战争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大家脑子里有问号.
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
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
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冀南的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
针对这种想法,徐向前在《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号.
这的确是极不寻常的一句口号.
它不仅仅反映了徐向前的创造性思维,更反映了徐向前大无畏的精神,敢于战胜敌人的信心和知难而上的勇气.
"人山"实际上就是人民用血肉筑起的新的长城.
我们不妨摘取《开展河北游击战争》一文中的部分,来领略一下"平原地的'人山'"的"无限风光":"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
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即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河北的资源,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
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使用,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
……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
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
"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
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
'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
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
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
"无论从主观上或客观上来说,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
但是必须同样地指出,空喊是不成的.
必须我们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必须一切的游击队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正如文中所说"空喊是不成的",徐向前到了冀南不久,打威县,除六离会,分化和打击伪军,收编杂色武装,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得不偿失"的威县之战路东纵队的第一仗选择打威县,既是必需,也是必然.
先看"必需".
不论是东进纵队,还是路东纵队,来到冀南后,还没打过日本人.
当时南宫以南的威县、平乡和临清等县都驻有日伪军二三千人,如能给这些日军以打击,对创建冀南根据地,鼓舞抗日斗志,是极为重要的.
徐向前在详细了解了冀南的全面情况后,认为部队刚到冀南,需要打一个胜仗,才能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根据地,提高和树立八路军的威信,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的信心.
再看"必然".
从力量分布上来看,南宫以东有"六离会"的问题有待解决,以北有赵云祥等游杂武装,如果向东或向北发展,就有可能与他们发生武装冲突.
南宫以西是巨鹿、任县,由于"巨鹿事件"解决得很好,其时,西边暂无事.
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决定向南发展,攻打威县.
威县在南宫以南,是临清、邢台公路的重要交通枢纽,由日、伪军各一部配备防守.
攻打威县的部署还是八路军的老套路:围点打援.
具体的部署是:以689团一部攻击威县,吸引日军出援,以骑兵团及东纵一部,设伏于临清至威县的公路附近,伏击临清援敌;以769团和5支队,设伏于威县以西的高阜镇,伏击邢台、平乡援敌.
5月10日,战斗打响.
首先,由689团夜袭威县县城.
午夜过后,689团的两个连悄悄从威县城东北角爬上城墙,摸到城东门抓住了守门的哨兵.
哨兵说:"你们别杀我,我去劝他们开城门.
"袭击部队的战士信以为真,将那个哨兵放了回去.
直到守城的敌人向进攻部队开了火,袭击部队才知道上了当,那个哨兵回去向敌人报了信.
偷袭已经不成,只有强攻了.
袭击部队冲进城去和守城敌人展开了巷战,由于八路军的火力明显不如日军,冲进城的部队又被压了出来,仅歼敌100多人,但自己却伤亡250多人.
在689团开始向威县发起攻击后,埋伏在临清至威县公路附近的769团开始进入战斗状态.
不久,只见威县方向有两匹马向着临清方向狂奔而来.
当看清马背上是两名日军时,埋伏的战士未及多想,就将两名日军从马上击落.
当他们从两名日军的尸体上搜出威县守敌的求援信时,方感后悔.
日军得不到威县的确切消息,是不肯轻易出援的,故769团的打援计划没有实现.
徐向前后来曾说:这一仗,得不偿失,证明一个战斗细节上出了差错,有时也会影响全局.
我们平时反复强调各级指挥员要胆大心细,原因就在这里.
在一个指挥员指挥的千百次战斗中,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差错,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徐向前多年后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说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特别是对仅一个团规模的战斗能够如此要求,更不容易.
虽然威县一仗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但日军在遭到袭击后,仍惊恐异常,威县、临清的守敌相继逃往邢台,威县一带随即落入八路军手中.
杀一儆百——再打"六离会""六离会"的名称源于八卦.
六离会信奉八卦教,以八卦中的第六位——"离"字命名,故称六离会.
六离会头目李耀庭,南宫人,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生,曾在直系军阀部队当过中将旅长,"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
会员有8万余人,多为受骗的穷人,是冀南影响最大的一个组织.
不论是东进纵队还是路东纵队,根据中央"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去改造他们"的指示,能不动武的就不动武,坚持以改造为主.
但是,就在徐向前指挥部队攻打威县的第二天,六离会竟然在南宫以东的小屯、张马附近,武装袭击八路军派往夏津的津浦支队,抢走电台、马匹,杀害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20余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张马事件".
当天中午,徐向前就给刘、邓(并上报朱、彭)发了一封急电,汇报了事件经过以及所采取的对策.
徐向前的核心思想是"惩办首恶",对六离会"须停止并瓦解之".
刘伯承看过电报后,将它递给邓小平说:"冀南会道门的问题很复杂,向前同志对这个问题抓得很准,我们就是要'枪打出头鸟'.
"邓小平说:"这个六离会,肯定是有背景的,他们不抗日,我们去打日本人,他们却抄我们的后路.
向前同志的这个办法很好.
抓住六离会的头头,开公审大会,枪毙他几个,以儆效尤.
"刘、邓迅速拟就了一个回电:同意你们的措施,应坚决打击,严惩首恶分子,对被裹胁参加的群众,着重于教育争取.
你们可做好准备,待集总答复后,立即行动.
第二天,八路军总部的回电就来了:南宫附近之六离会在民族危急到这样严重时,杀害抗日军人,显系汉奸组织行为.
……应灵活进行争取、分化、孤立其领袖的工作,并须以自己的抗日行动与广泛的统一战线影响之,决非简单镇压的办法.
根据总部的指示,特别是"决非简单镇压的办法"的指示,徐向前又派人向六离会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工作,要求他们停止危害抗日的行为,放回被俘人员,交回电台.
但是,六离会首领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又向驻在张马、甘狼冢的八路军发起了攻击,六离会的会徒是一群乌合之众,自认为吃过"朱砂符"后,可以"刀枪不入",头扎红包布,身披红带子,排成方队进行冲锋,看上去红彤彤一大片.
从六离会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出,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所说"决非简单镇压的办法",是十分正确的.
六离会的成员多是本地的老百姓,多数人受蒙蔽、裹胁,并非铁板一块,真正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为敌的,只是极少数.
所以,骑兵部队在打退了六离会会徒的几次冲锋后,奋力冲杀,最后突破了六离会会徒的包围.
在这个过程中,骑兵大队还是非常克制的,只是将六离会会徒驱散,而没有大开杀戒,否则,六离会是不会有什么所谓"缴获"的.
对于这些人,是"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解决六离会的难点也正在于此.
六离会的头目却不知八路军对他们是手下留情,反为他们的胜利而得意忘形,扬言要召开"庆功大会",还要展览抢夺的战利这一下,终于激怒了徐向前,他下令部队立刻集中,准备在六离会开"庆功大会"时予以痛击.
他在动员会上讲:"我们是忍无可忍,被迫还击,各部队将六离会包围缴械,有敢于抵抗的,坚决消灭!
"这次八路军打得很坚决.
六离会"庆功大会"会场被包围后,以为穿着红背心就"刀枪不入"的六离会会徒,在发现一个个"勇敢"的同伙都倒在了弹雨之下后,才如大梦初醒,早没了当初的"勇敢",而纷纷逃窜,来不及逃的,不是被击毙,就是束手被擒.
战后,公审了六离会的头目,对一般会员宣传了八路军的政策,许多会徒幡然悔过,主动交出武器,有些还参加了八路军的地方组织.
许多年后,徐向前对这件事仍记忆犹新,并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微妙:对付六离会,打是一个关键.
你不打他,他要打你.
不打,我们就存在不住,只有回太行山去,所以非打不可.
但是,打又不能太狠,目的在于镇住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分化瓦解工作.
第六章争取立足之地17.
雨过天不晴日军的战略重点转向占领区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域狭小,物产匮乏.
日本为称霸东亚,必须先找到一个基地,供给日本物资,使日本能够以战养战.
而地大物博、落后混乱的中国正符合日本的"胃口",所以日本首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并将这一战略命名为"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
所谓"中间突破",也就是首先占领中国;"后攻两头",则为在占领中国之后,再北攻苏联,南霸太平洋.
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无疑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从历史上看,日本人就没停止过动中国的脑筋,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就更将"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向前推进了一步.
同时,也向其自身的毁灭跨进了一步.
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上频频得手,日本更加紧锣密鼓地推行扩张战略,以实现称霸东方的帝国梦.
欧战爆发后,英国孤撑西欧战局,无暇东顾.
美国二三十年代经济发展迅速,是一个新兴的帝国,在战争初期,虽然对日本的亚洲政策甚为不满,也只是在经济上、外交上有些"小动作"而已,并未使日本人产生真正的后顾之忧.
日本认为时机已到.
力把左、右两只手更加有力地打出去,日本迫切需要坐稳屁股,也就是迫切需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
但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军将领都清楚地知道,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谈何容易.
日军从卢沟桥开始,由北到南,由东到西,攻太原,打上海,占南京,终于在武汉会战时达到了进攻的高潮.
高潮的到来,也同时意味着高潮的过去.
武汉会战中,日军动用了40万军队,其中有10多个主力师,中国参战兵力100多万人,并包含80多个精锐师.
会战中,日军伤亡5万多人,是历次会战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至此,日军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战争初期日军参谋本部在三四个月内征服中国,至迟要在一年内征服中国的狂妄战争计划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
日本的将军、大臣们所犯的一个战略性错误是,他们的眼睛只盯在了军力的对比上,仅仅从军力对比上来看,占领中国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只是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挡住日军去路的,绝不仅仅是军队,还有4.
5亿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
今井武夫对中国战场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
他对日本国内部分人士认为可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不屑一顾的,他觉得幻想只经过一两回合,就可使中国军队订立城下之盟,犹如白日做梦一般,国民有些急躁还情有可原,但日本政府有时也表现得相当急躁.
这种急躁从日本政府的几次声明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溢于言表的是轻蔑和狂妄.
当1937年12月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议和失败后,近卫政府恼羞成怒,扯下了原来遮羞的面纱,赤裸裸地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意欲另外扶植伪政权,妄图以此来迫使蒋介石投降.
攻陷武汉后,不仅战争的进程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预料,人力、物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且中国人民的反抗烈火越烧越旺,中国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有限的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
反之,拥有4亿人口作为后盾的中国军,却作出不懈的努力,进行无限的补充,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今井武夫看到了以日本的"有限"对中国的"无限"潜藏着的危机.
当然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得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得出的结论.
日本政府也逐渐看到了这种危机.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军事打击之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变军事打击为主为以政治诱降为主.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并于同年12月22日又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
在这两次声明中,近卫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共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
同时,参谋本部对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
为缓和人力、物力不足的矛盾,被迫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调整为战略持久战,将主要兵力转移到占领区,以确保"后院"的稳定,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的《陆军作战纲要》中就明确了确保华中地区的现有占领地的方针.
从这个《纲要》中可以看出,日军已经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重心已从正面战场转向占领区.
无奈中的蒋介石太原失陷以后,国民党的势力被迅速推过黄河,从而在华北留下一片"真空"地带.
此后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接踵而至,使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忙得焦头烂额.
忙乱中,仍有一件事让蒋介石放心不下,那就是国民党弃守华北后留下的"真空"地带.
蒋介石一直在思考着:在这些地区,如果国民党军不去占领,肯定会让共产党钻空子.
只是蒋介石实在腾不出手来处理这个问题.
在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蒋介石在等待着时机.
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交战的各方都得到了暂时的喘息.
喘息中,蒋介石又想到了如何抑制共产党的问题.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与主旋律极不协调的不协和这次会议有其积极的一面.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了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军事部署.
当时,蒋介石等把粉碎日本"速战速决"、"速战速和"的企图,进而取得抗战彻底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法等国际力量对中国的支援和对日本的"干涉"上,因此,会议将第二期即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确定力持久消耗战略,以图拖以待变.
可是蒋介石期待中的英法等国的"干涉"并没有到来.
实际上,英美法等国为使自身减少压力,谋求与日本的妥协,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在1938年冬到1941年冬,多次酝酿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意欲制造远东"慕尼黑阴谋",并诱使日本把进攻矛头指向苏联,1938年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曾多次劝蒋对日媾和,弦外之音就是要蒋放弃武力抵抗.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的方针和对日作持久消耗战战略,主要成果是积极的.
但是,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缓,会议又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极大地破坏了抗战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是很清楚的.
武汉夫陷后,国民政府军政各部迁往长沙,又于11月12日岳阳沦陷后迁往衡山.
为总结抗战以来经验,确定新的军事方针,国民政府军令部于1938年11月2日至28日在衡山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你为"南岳军事会议".
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作了几次讲话.
蒋介石虽然清楚地知道国民党中央军不能独立的完成中国抗战大业,但仍然不肯放手发动群众,真诚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这实在是中国抗战的悲哀.
武汉、广州会战后,交战的双方都进入了一个短暂喘息阶段,人们久已绷紧的神经也暂时松弛下来,由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
但是,在各方喘息之余,华北敌后战场不仅没有得到暂时的平静,反而成了各方力量的关注中心,成了激流中的一个漩涡.
共产党、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活动仍然持续不断;日本人却要稳定占领区,确保华北的治安;蒋介石则要利用暂时的安定,腾出手来,收拾一下不断"膨胀"的八路军.
于是,华北成了各方力量纷纷登场的重要舞台.
在华北,雨过后,仍然天不晴.
18.
后门拒狼"磨擦"战士们早已憋了一肚子气.
前门打虎,后门还要拒狼.
在前面要和小日本周旋,背后还要防着国军的黑枪.
现在八路军已经有权力发火了.
挺进敌后的初期,八路军只有3万多人,别说日本人不把八路放在眼里,国军也不把八路当回事.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所以敢点头同意与共产党联合,也并没有把共产党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大概充其量是让共产党多"苟延残喘"几天.
但蒋介石决没有料到,把共产党放入敌后,让他们混入老百姓中间,恰如放虎归山,送龙入海.
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抗击日军,到了1939年,不知不觉中已经发展到了30万人,给国军点颜色看看,已不是难事.
八路军之所以憋着火,是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首先搁置国共之争,共同完成抗日的大业.
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和今天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的关系上要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思想异曲同工.
但蒋介石不想再搁置了.
八路军的力量已经使他寝食难安,再搁置下去,恐怕就养虎为患了.
他已经沉不住气了,他要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共产党下手.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不仔细琢磨还难以理解的新的斗争——"磨擦"与反"磨擦",所谓"磨擦"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全力以赴地去打,但又充满了敌意,既包含着挑衅,又有试探对方的意图.
总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它的复杂表现在一方与另一方对峙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当国共"磨擦"时,日本鬼子正站在旁边虎视眈眈,稍有不慎,日本鬼子就会扑上来,大打出手.
这种情况在双方身上都发生过.
国共在石家庄以西娘子关发生"磨擦"时,日军从石家庄出发,从背后打了国民党一下子;当八路军准备打国民党"磨擦"急先锋石友三时,日军又从八路军背后袭来,使石友三溜掉了.
每次出现这种情况,被打的一方都要指责对方勾结日本人.
这种情况确实有,但绝不是八路军,而是国民党军.
这只是其一.
它的复杂还表现在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如何利用矛盾,打一个,挟一个,看一个,则是最体现斗争技巧的,要做到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是不容易的.
八路军却干得很出色.
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军、中央军打日本虽本事不大,但对搞"磨擦"却个个在行.
在打退了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磨擦"之后,国民党中央军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部自南而北,与日军自北而南的"扫荡"相配合,又要和八路军发生新的"磨擦".
"磨擦"是来自"友军"的"动作","扫荡"是来自敌人的威胁,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八路军正成为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时,准又能说来自"友军"的"磨擦"不是另一种"扫荡"第一次较量华北的正面作战结束后,留下了很多"真空"地带.
八路军按照既定的发展敌后游击战的方针,开始"向真空地带进军".
这一本是体现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抗战之志的计划,却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蒋介石明白,这样发展的结果,只能对共产党有利,他不管共产党,日本人管不了共产党,长此以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会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完全失去控制.
他要从八路军的手中"收复"丧失于日军的失地.
由此,"磨擦"就从国民党委派的第一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到来开始了.
由国民党委派的这位河北省政府主席,名叫鹿钟麟.
鹿钟麟一到河北,就成了晋冀豫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首脑人物,此人原是西北军的一名失意军阀.
1938年5月,蒋介石为了跟共产党、八路军争夺河北,将鹿钟麟推到了前台,鹿钟麟虽然以河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和河北保安司令,但他手中并没有多少实力.
所以,为了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立足,只能凭着他的老资格,纠集原西北军的人马,组成一股与共产党、八路军相对抗的势力.
虽然蒋介石陆续将石友三、孙殿英、朱怀冰调到河北,但各派力量各自心怀鬼胎,各有打算.
但他们间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积极反共、扩大地盘.
对于蒋介石派来的这位大员及其所作所为,中共采取了克制、忍让、争取的政策.
鹿钟麟来到冀南之初,中共中央即对冀南的徐向前作了如下的指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
谈判时我们的要求不妨稍高,如须让步时,待鹿提出方案后再说.
虽然中共在指示中像任何谈判桌前的一方一样"斤斤计较",但中共希望合作的愿望是绝对真诚的,可是鹿钟麟的合作愿望却表现得不那么真诚.
八路军原想与鹿钟麟合作发展河北抗战力量,但鹿钟麟一到冀南即行反共,致使合作发生问题.
但八路军仍未放弃对鹿钟麟的争取.
10月27日,毛泽东等人又在给徐向前等人的电报中说:"应坚持行政主任公署,……向鹿极力解释目前形势之严重.
在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其肃清华北计划的状况下,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否则只有失败.
"电报中还指出:"主任公署及军区均应与鹿建立密切关系,请其指示方针".
并估计"武汉失守,局势变化,我有更大可能促鹿觉悟,求得亲密合作.
届时当可对鹿作某种让步".
文中所提"主任公署",是指冀南行政公署,是领导冀南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机构.
鹿钟麟到冀南后,国共双方"磨擦"与反"磨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政公署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对此,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态度非常坚决:行政公署"不能以任何交换条件取消".
鹿钟麟自恃是蒋介石正式委任的行政长官,在冀南大肆活动,排斥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妄想取而代之.
1938年9月,鹿钟麟一到冀南,就要撤销冀南行政公署,并要将八路军开辟的冀南20余县作为河北省府属地,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辖一半.
鹿钟麟的这一要求当然遭到冀南行政公署的坚决反对,但为了团结抗日,八路军总部同意划出3个区作为鹿钟麟的行政机关驻地.
但鹿钟麟并未就此满足,11月,鹿钟麟突然发布公告,撤去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的职务,并且另行向各县委派县长,以致使冀南的很多县出现了一县一个、二个、三个甚至四个县长的怪异现象.
每一个县太爷都利用权利要粮抽丁,一时使冀南的老百姓苦不堪言.
随后,鹿钟麟又将冀鲁两省的国民党力量都网罗到身边,时间不长,竟然纠合到六七万人之多.
他们到处袭击八路军驻地,使河北刚刚出现的抗日局面,险些毁于一旦.
更有甚者,1938年11月初冀南反"扫荡"时,鹿钟麟竟趁冀南行政公署随部队转移之际,宣布八路军冀南行政公署"不知去向",以此为名,取消了冀南行政公署的存在,并且诬陷"八路军未放一枪放弃南宫".
没过多久,冀南行政公署又回到南宫,使鹿钟麟的谎言不攻自破.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仍然指示129师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立场原则","避免与鹿武力冲突".
为此,1938年12月彭德怀到西安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西北和华北将领会议时,还准备将河北问题跟蒋介石面谈一次.
但蒋介石没给彭德怀机会.
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内是有左、中、右之分的.
通常将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分子称作顽固派,对其作战,也称为反"顽"作战.
国民党内也存在着一些主张国共团结、共同抗日的进步人士.
在彭德怀赴河北与鹿钟麟举行第二次会谈之际,鹿钟麟的老上司、主张国共团结抗日的冯玉祥从重庆给他发来一封长电,责备他:"不尚容人用人,过去方法已不适宜",要其"诚恳、合作、坦白,以坚持河北抗战".
当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也从天水行营给鹿钟麟发来长电,要求其:"本民族利益第一、抗战团结第一之旨,忍耐精神,无偏无党.
……民军到处索粮索款,亦有割据嫌疑,党政人员的偏袒,亦造成冲突主调.
……以武力限制共产党发展为不可能,亦不必要……"就在鹿钟麟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时,他又接连收到了蒋介石的四道密电,要他坚决撤销冀中、冀南两行政公署,终于使这次彭鹿会谈毫无结果.
会谈最后,鹿感于彭的诚意,也对彭说了句真心话:上有蒋介石,下有张荫梧,他鹿钟麟夹在其中也不好受.
如果说手中没有实力的鹿钟麟进行的是政治"磨擦",那么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进行的就是军事"磨擦"了.
当时,张荫梧是河北反共势力中最积极的一个.
1939年8月,张荫梧率领3000余人在赞皇中马峪进攻129师所属独立支队一部,捕杀八路军工作人员数十名.
第二天,刘伯承在一个报告中已为日后的反"顽"斗争定下了基调.
他说:"统一战线是阶级的联合,既要团结,又要斗争.
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对付磨擦,叫作'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失去政治立场'.
对张荫梧之流疯狂反共的顽固派,如果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目前,我们要孤立、打击的是张荫梧这位专搞磨擦的'英雄',为我们被杀害的阶级兄弟报仇!
"邓小平也愤慨地说:"这些磨擦专家们欺人太甚了,应该教训教训他们.
没有斗争,抗日统一战线就巩固不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都叫人家搞垮了,哪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可言,就只剩他国民党一家独裁了.
我们还是政治的、军事的双管齐下.
对这几个人,也要区别对待,……对搞我们最积极的张荫梧,还有王子耀,这次要毫不客气地打击一下.
"张荫梧不仅军事上积极搞磨擦,而且还制造了一套自欺欺人的汉奸理论.
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竟说:"日军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
"在另一封被八路军截获了的张荫梧致国民党当局的电报中又说:"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军不两立,同时又被倭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作抗战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
"按照张荫梧的"曲线救国"理论,投降日寇是因为"势甚孤单".
但如果积极抗日的八路军都被消灭了,在国民党军更加"孤单"的时候,是否张荫梧之流就能够抖擞起精神积极抗日了呢恐怕对此不应太乐观.
打击磨擦急先锋张荫梧的任务,交给了独立1团、青年纵队3团和冀南游击支队,由刘志坚、汪乃贵指挥,陈锡联、谢富治率领772团、769团配合.
这次作战的特点是主力当配角,而让非主力部队到前台去锻炼.
战斗从8月16日开始.
经过激烈的战斗,到24日,张荫梧部终于招架不住,率领残部落荒而逃.
在赵县东北的唐家寨他们又被八路军包围,其大部被歼,只可惜张荫梧只身逃走.
至此,在河北第一回合的政治军事磨擦中,八路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以及在朱德、彭德怀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于9月19日撤了张荫梧的职.
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也因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呈.
但斗争并未到此结束.
按下葫芦浮起瓢1939年11月,国民党在五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确定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
12月,以阎锡山进攻晋西地区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为标志,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阎锡山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是因为他已和日军偷偷地作了朋友,1939年11月,阎锡山密令旧军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各派代表1人,在临汾后村同日军进行谈判.
日本人为了要阎锡山反共,答应归还阎锡山在山西的工矿企业的49%,全部归还阎锡山各将领的住宅.
同时日军还答应给晋绥军提供军械弹药,帮助阎锡山剿共.
国之将亡,何以家存.
阎锡山是不懂这个道理的.
在阎锡山眼里,国是蒋介石的,只有山西这个家才是他的.
为了家他可以和日本人谈判,可以把枪口转向刚刚帮助他守卫过家的八路军.
1939年12月,已从日本人手中得到家产的阎锡山,下达了要决死第2纵队破击同蒲路霍县至灵石段的命令.
这是阎锡山送给日本人的一个礼物,因为日军已经集结了数千人在韩信岭地带,正在等着决死第2纵队钻进口袋.
阎锡山这个命令中的潜台词,实际上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决死第2纵队当然不能执行这个命令.
于是,阎锡山终于找到了借口.
紧接着,阎锡山通电全国,宣称决死第2纵队"叛国".
之后,阎锡山对决死第2纵队、抗日政府、牺盟会干部、八路军后方工作人员大开杀戒.
在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硝烟未散之时,国民党中央军又在太北和冀南发起了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肆进攻.
蒋介石对河北是志在必得.
国民党《异党政治设施概况》中称:"河北土肥人众,非陕北地广人稀.
""中央对共应采取之政策,令无条件交出政权.
"蒋介石将张荫梧撤职查办后,又任命国民党中央军第97军军长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及河北省民政厅厅长.
朱怀冰的第97军是蒋介石借鹿钟麟聚集原西北军的部队时,乘机调进河北的.
朱怀冰自恃与蒋介石同属保定系出身,又握有装备精良的1个军,企图通过磨擦扩展地盘,自成局面.
当上河北省民政厅厅长后,有了抢占河北省地盘的合法名义,朱怀冰更是忘乎所以,冀西和大行山北部还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这正是他扩张的大好机会.
11月下旬,朱怀冰欣然接受了躲避在冀西的鹿钟麟的要求,率兵北上.
12月初,他率部进入冀西赞皇地区,到处抢占八路军的要点,包围青年抗日纵队、冀西游击队等部,破坏抗日政权、抢粮夺物,气焰十分嚣张.
冀西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联结太行山、冀南平原和晋察冀的中间地带,如果这一地区被朱怀冰占领,则根据地东西两边将被隔绝.
为了迫使朱怀冰撤出冀西地区,刘伯承等129师领导进行了艰苦的努力:集中力量打掉了朱怀冰的爪牙——河北别动第4纵队和河北民军乔明礼部,争取鹿钟麟中立,劝说原东北军的部队停止磨擦等等.
最后,刘伯承还亲自和朱怀冰进行了会面.
在刘伯承义正辞严的警告下,朱怀冰未敢轻举妄动,于1940年2月初退到了武涉公路以南、漳河以北地区.
将朱怀冰逐出大行、冀南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同时也使蒋介石恼羞成怒.
蒋介石于2月初命令朱怀冰、鹿钟麟、孙殿英、石友三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及丁树本等联成一片,再次向太行、冀南大举进攻.
同时增调第41、71军由黄河以南向太南开进,作为朱怀冰、石友三等的后援.
顽军来势汹汹,并与日军自北而南的"扫荡"形成了对抗日根据地南北夹击的局面.
前有虎,后有狼,根据地形势危急.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太行、冀南的进攻,八路军总部命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带领两个团、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领冀中军区的一个旅迅速南下,加强大行、冀南区的反顽力量.
"擒贼先擒王"、"打蛇要打在七寸处",这些古老的谚语早已深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朱德、彭德怀及其他军区领导人一起研究了国民党军这次行动的"王"和"七寸".
他们认为,打垮"磨擦"专家朱怀冰,就是擒住了"王"、打在了"七寸"上.
这是八路军敌后抗战以来,第一次和武器精良的中央军交锋.
一向果断、坚决的彭德怀说:"就收拾这个'磨擦'专家.
""由小平同志来干,到时候好说话"在决定了首先打击朱怀冰后,朱德又补充了一个意见,"由小平同志来干,到时候好说话.
""由小平同志来干"这是策略和艺术的体现.
国民党的"磨擦"战是只打不说,只见前台人物不见幕后指挥.
八路军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朱怀冰自从撤到武涉公路南边以后,并没有停止活动,而是到处构筑工事,占领高地,修建碉堡.
他这些动作,并不是针对日本人采取的防御措施,而是针对八路军的敌视动作.
选择朱怀冰来打,条件具备,时机也具备.
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国民党孙殿英部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采取了谁也不得罪的态度.
八路军打击朱怀冰的战役发起后,追歼朱怀冰的部队曾在途中遇到孙殿英部的阻拦,386旅参谋长周希汉上前说明八路军专打朱怀冰部后,孙部军官立即命令让开了道路.
另一支国民党的部队庞炳勋部位于长治以南的荫城、西火地区,当时正与八路军344旅、385旅对峙,暂时还不敢北进.
国民党三支主要力量中这两支比较收敛,只有朱怀冰自恃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而常常蠢蠢欲动.
研究作战计划时,邓小平指示道:"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势,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钟麟部和孙殿英部,尽可能争取他们中立.
"由于作战地区涉及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所以这次战役又叫磁武涉林战役.
以129师为主的作战部队共有13个团,是朱怀冰部兵力的三倍左右.
作战部署是,13个团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分三路进攻,采取包围穿插战术,插入朱怀冰部的纵深,直捣朱部防御纵深.
作战计划形成后,刘伯承又指示说:"这次作战关键是在于迅速,叫朱怀冰来不及跑掉,其他顽军也来不及救援.
这次作战的成败,关系整个华北的抗战局面.
因此,各部队都要加强政治动员,讲清这次作战的重大意义,要不怕疲劳,不顾一切地坚决消灭他们!
"在这里刘伯承极有顶见性地提出了"要不怕疲劳"的口号.
因为他深知,要想打痛、打垮朱怀冰部,必是一场不轻松的艰苦战斗.
事实也确实如此.
整个作战由邓小平亲自指挥.
3月5日2时,邓小平一声令下,磁涉武林战役开始了.
战役发起后,中央纵队在朱部两个师的结合部实施向心突击.
结合部处防御薄弱,在八路军猛烈的炮火下,朱部守军纷纷逃窜.
当晚八路军中央纵队就穿插到前牧牛他,攻占了沿途的全部碉堡,迫使顽军主力退至岭底、两岔口花园地区.
同时,右翼纵队顺利通过孙殿英的防御区域,迅速前插至南王庄、齐家岭,关住了顽军突围的大门.
6日晨,中央纵队和左纵队从南北两面向顽军发起了攻击.
在八路军三路大军的围攻下,朱怀冰部抵挡下住,扔下辎重,渡漳河,向林县方向溃逃.
一直坚持在第一线的邓小平迅速下令追击.
这确实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从3月5日2时开始打到6日上午,已经一天多没有合眼的战士又开始向林县方向追击.
追击到下午,追击部队的速度明显减慢.
在后方的刘伯承迅速拍发了一封电报鼓励部队:"现在双方都很疲劳,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获得胜利!
"129师参谋长李达立即把刘伯承的电报传达给追击部队,立时,追击行列中发出阵阵呼声:"响应刘师长号召,坚决消灭朱怀冰!
"经过两日激战,歼灭朱怀冰部及杂牌军达1万余人,朱怀冰带领2000余人逃入修武县境内.
朱怀冰部94师参谋长、鹿钟麟部参谋长等多名军官被俘.
磁武涉林战役后不久,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要求八路军停止追击.
八路军以抗日大局为重,同意了卫立煌的要求.
打垮朱怀冰,击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极大地改善了华北抗战的局面.
对此,八路军总部没有声张.
朱德说:"他们不作声,我们也不作声.
他们打了败仗不作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在胜利面前保持这样的"平常心"是一种策略,是一种高超的斗争技巧.
19.
前门打虎刘伯承二下太行山1938年下半年,刘伯承曾二下太行山.
每一次下山,带给日军的都是更大的打击.
刘伯承第一次下山,是在7月下旬.
下山后,他来到了活动在河南辉县境内的386旅,直接领导平原游击战争.
4月下旬,陈赓与徐向前各率一路分赴平汉路东西两侧,徐向前带领路东纵队活跃在冀南,陈赓率领以386旅为主组成的路西纵队活动于平汉路西侧的冀豫地区.
陈赓率队出击平汉路后,带领部队横扫了干汉沿线的十几个县城,瓦解了各地的皇协军,并袭击沿途每一个车站,使敌人的车站始终处于"梗阻"状态.
这期间,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一天没有战斗,我那时简直打起劲了!
"战斗中,陈赓的伤腿似乎也不痛了.
刘伯承这一次下山,又给陈赓带来了新的战斗任务.
总部要129师配合国民党第1战区作战,阻止日军向洛阳、潼关运送部队和物资.
386旅当时正位于平汉、道清路的交叉口上,所以这一任务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陈赓的头上.
新的任务使陈赓非常兴奋,有时竟兴奋得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此后,386旅大力破击平汉、道清两路,拆铁轨,锯电线杆,炸火车,使日军的铁路运输经常处于瘫痪之中.
9月份道清线总共才通过两次车.
从八路军这一时期缴获的日军家信中也可看出破坏的成效,以及由此在日军心中引起的恐惧.
信件一:"铁路两侧,八路军大大的有,为了警备,昼夜不得安静,作战的事情,可说没有一天没有,我能够保存着生命活到现在,也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信件二:"到了夜间,电线和铁路就被破坏,离开兵营半里就是大量的敌人蟠居之所,5个人、10个人是不敢出去的.
"信件三:"敌人真是可恶啊!
"信件四:"他们不管你怎么讨厌都要来打.
"信件五:"一周内一定会有一次、两次受敌袭击.
在我们所警备的铁路上,一夜之中不知要破坏几次,实在恼人.
"信件六:"一切没有不叫你痛苦的,除了喝酒没有办法!
"……刘伯承第一次下山后,组织386旅连续出击,基本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以西,南北近百里地区的伪军.
至此,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起沧石路,南跨漳河、卫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了.
这一时期形势的发展变化非常快,与第一次下山相隔仅半年,刘伯承又决定第二次下山.
国民党顽固势力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冀南后,就开始了和八路军领导的抗日力量的"磨擦".
到年底,又由政治磨擦转变为军事磨擦,不断向八路军挑衅,在冀南掀起了一股反动逆流.
11月中旬,日军驻津浦路的第3混成旅团和第114师团一部共3700余人,对冀南进行了第一次全面"扫荡".
虽然徐向前指挥根据地部队经过16天28次战斗,毙伤敌600余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但日军进攻重点已转向占领区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抗日根据地必将面临着日军更大规模的"扫荡".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伯承为了直接领导平原地区的斗争,又于12月7日,来到了386旅驻地,指示陈赓率部越平汉路东进,转战冀南和鲁西北,扭转那里虎狼夹击的危险局面.
形势虽然危险,但八路军抵御危险的能力也已大大提高.
到1938年底,经过一年多的发展,129师已由抗战之初的一个半旅发展到两个旅——385旅(旅长陈锡联)、386旅(旅长陈赓),三个纵队——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段海州)、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先遣纵队(司令员李聚奎),两个军区——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倪志亮)、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
经过整训的386旅一个旅就近8000人,已接近129师出征时的总人数——9000多人.
在刘伯承第二次走下太行山的同一时期,日军开始了以华北为主要战场、以八路军力主要对手的全新的作战.
反施"拖刀计"12月21日,刘伯承率领师直属队及386旅补充团到达了南宫落户张庄,与徐向前会台.
1939年1月3日,邓小平参加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也赶到了落户张庄.
129师的"三巨头"汇集于冀南,不用说,肯定是要有大的作战行动了.
的确,冀南马上就面临着日军三期"扫荡"中的第一期"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得最为迅速广泛的地区——华北就成了日军进攻的重点.
1937年11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从华中、华南战场陆续向华北回调部队,使晋冀鲁豫根据地周围的日军一下增加到11个师团.
依据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方针,日军于1939年1月,在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以第10师团主力,第110师团、第14师团、第27师团、第114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分11路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形势十分严峻.
平原作战完全不同于山地,这里地势干缓,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
相反,这样的地形,则不便于劣势装备的八路军进行大规模的集结和运动,也就极不容易造成歼敌一路、击溃其余的态势.
在平原地区和拥有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从红军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难怪129师"三巨头"要齐聚冀南、根据新的条件,刘、邓、徐决定将129师部队分为5个作战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作战.
日军吸取了国民党"围剿"红军的一整套作法,采取了东西夹击、稳步推进的战术.
西线日军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大名等据点于1月上旬开始向东平推,占领一地,烧杀一处,然后建立伪政权,再继续向冀南方向推进.
日军军事政治手段相结合,招法凶狠毒辣.
东线日军于2月初从泊头、德州、聊城等地向西进攻,与西线日军构成了对冀南的夹击之势.
这期间,129师的5个作战集团,分遣了一些小部队袭扰、迟滞日军,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但日军仍占据了冀南中心区外围的多座县城.
刘、邓、徐沉着地指挥部队转至外围后,认真研究了形势,一致认为,不给日军一个沉重地打击,就不能彻底粉碎日军的"扫荡".
1月22日,刘、邓、徐及各集团负责人在129师师部共同商讨反"扫荡"作战问题.
讨论中,早就憋不住火的陈赓建议:"鬼子在平原作战气焰十分嚣张,仗着它有汽车和机枪、小炮,一发现八路军的部队就追,特别是受袭后更是穷迫不舍,我看可以利用它这个特点搞个伏击.
"刘伯承欣然赞同:"这个想法很好,鬼子是势利的东西,这是日本法西斯狂妄独尊的表现,他根本看不起我们,受了袭击当然就不服气,急于报复.
日军大本营不是说要利用退避的心理,奋勇进击,穷追而消灭吗是可以用伏击打它一个冷不防,但关键是地形要选好.
"这次129师要反施"拖刀计".
诱伏香城固威县是南宫以南的一个县城.
日军占领威县后,继续向北进攻,威县成了日军的一个重要补给点,由第10师团40联队一部驻守.
当时其周围仅有少量日军,广大乡村仍然掌握在抗日力量的手中.
以威县之敌力歼击对象非常理想.
反"扫荡"中,陈赓曾率领386旅对日军占领的广平、鸡泽、威县等地区进行袭扰,每次受袭后,日军必派部队报复追击,386旅曾三次夜袭曲周,三次日军都进行了追击.
确定诱歼威县之敌后,陈赓决定将伏击地点定在威县以南的香城固.
香城固的地形是十分理想的伏击战场:一条要干涸的河道在香城固穿过,河道两边是大片的灌木草丛,公路就修在河道里.
香城固西侧不远处有一道几十米高、1000多米长的沙岗,岗边有个叫张家庄的村庄.
东北3里外的庄头村,地势也是隆起的.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两边高中间低的地形,是平原地带比较难得的伏击战场.
陈赓于2月初率386旅进驻香城固,并根据地形作了战斗部署:第688团位于张家庄,以一部兵力担任正面阻击,以主力负责从西边实施攻击;补充团位于庄头村,负责从东边实施攻击;新一团以主力在香城固北断敌退路,以一部钳制曲周之敌;骑兵连担负诱敌任务.
部署完毕后,陈赓将整个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刚到386旅的许世友.
许世友于1月22日调任386旅副旅长.
许世友在抗战之初被自己人关了一段时间的监狱.
西路军失败后,开始清算张国煮路线.
由于"左"倾错误的扩大化,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受到株连,被弄得灰溜溜的,心情很不舒畅.
对此,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看来,清算"国焘路线",批判他的分裂主义行为,是至为必要的,但波及面大宽,使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
最突出的事件是抗大搞出了一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其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等.
并于1937年6月召开公审大会,将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人分别判处了几个月至1年的徒刑.
这是一个冤案,起因就在于抗大清算"国焘路线",矛头指向4方面军的学员.
这引起红四方面军一些将士的强烈不满.
许世友发牢骚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
事后,许世友的牢骚被汇报上去,变成了"反革命事件",并且株连了一大片.
后来,事情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有了一些转机.
徐向前写道:毛主席大概察觉到有问题,要我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工作.
我去了一趟,眼见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告辞而归.
许世友被"平反"后,一直想到第一线去.
1939年初,他又回到了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之中.
许世友来到386旅的欢迎会和香城固伏击战的动员会是一起开的.
会上,许世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在我们的国土上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起来,行动起来,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现在,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掉!
"会后,许世友提出要到688团和新1团参加战斗.
陈赓对许世友很了解,欣然同意,就将第一线的指挥重任交给了他.
2月9日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寒冷的西北风发出刺耳的啸声.
386旅的伏击部队,在香城固开始紧张地构筑工事.
这也算是一场战斗.
按照工事构筑方案,伏击部队在香城固周围构筑了一道2500米长的菱形战壕.
又在壕边移栽了一丛丛红柳稞,把阵地隐蔽得严严实实.
然后用大树堵住村口,封锁了道路.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筑成了一个口袋阵.
2月7、8、9日,连续三天,骑兵连连续袭击了威县、曲周等城,诱敌追击.
威县的守城日军自知威县的位置非同寻常,三天中紧闭城门,并不追击.
骑兵连在威县城南草场村一带飞马扬鞭,左右奔驰,故意示形于敌.
"扫荡"日军在根据地内连连扑空,十分恼火,急切地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现在一见八路军主力就活动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并不断袭扰挑衅,日军便恼怒不已.
经过连续三天的观察,威县日军终于在2月10日,决定出城追击.
被激怒了的威县日军,抽调守军一部,分乘8辆汽车,以一个加强中队的兵力,在一个大队长的带领下,向威县南方追击.
中午12时,日军的汽车刚刚开到香城固以北的南草场附近时,骑兵连突然集中火力进行阻击,当场击伤日军补充大队长,击毙其翻译官和向导.
当日军跳下车组织还击时,骑兵连又故意撤离阵地.
日军一看八路军不过是一些散兵游勇,不堪一击,更是紧追不放.
骑兵连骑行一段,又突然隐蔽起来,同时举起马枪向日军猛烈射击.
就这样骑兵连一步一步地将日军诱进了伏击圈.
当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到达香城固村北街口时,埋伏在那里的688团立即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并击毁了最前面的一辆汽车.
在南边的伏击阵地打起来的同时,东西两边的伏击部队也开了火.
伏击圈里的敌人一看三面都有八路军,就知道中了埋伏,马上掉头往回跑.
北面是伏击圈的入口,地势低,既无法在战前构筑工事,也无法在战前设伏,只有在战斗打响以后,由新1团抢占.
由于新1团在尚未完全占领阵地时,战斗就已打响,所以,在日军退过来时,新1团还没将口袋扎紧.
情况非常危急,这次伏击战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这时就取决于能否扎紧"袋"形伏击阵地的口.
刚刚来到386旅的许世友在这危急时刻出现了.
他带领新1团2营迅速冲了上去.
几乎与2营到达坡顶的同时,日军也冲了上来.
2营冒着密集的子弹,向敌人猛烈射击.
几分钟,只比日军提前了可贵的几分钟,主动权就属于2营了.
在猛烈的弹雨中,日军被迫撤到洼地里.
向新1团方向进攻的日军是安田加强中队.
在炮火掩护下,安田中队连续发动了多次进攻.
新1团是个新组建的团,从建团到参加这次战斗才6个月.
这支新部队在地形不利,且无工事的情况下,顶住了日军的一次次冲击.
战斗中,每个战士仅有的十几发子弹马上就消耗得差不多了,子弹快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就用刺刀,硬是打退了日军的4次进攻.
战斗中,许世友一直冲在前面.
为了他的安全,新1团团长丁思林不得不让警卫员把他拉回了指挥所.
战斗到下午,日军眼见突围无望,又使出了灭绝人性的一招——施放毒气.
由于没有防备,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伏击阵地上有很多人中毒.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新1团仍然牢牢地坚守着阵地,许世友深深地为新1团的勇敢精神所感动,后来对别人说:"新1团从团长、政委到每一个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
"夜幕降临后,陈赓和386旅政委王新亭看到聚歼日军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向各个部队发出了出击命令.
新1团6连5班班长杨怀军带领全班冲在最前面,他一枪击中了一正要发动汽车的驾驶员,缴获了车上的92步兵炮.
骑兵连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沙坡后找到5个负伤的日军,其中一个正欲举刀顽抗,被骑兵连长挥刀砍死,事后得知被砍死的正是日军安田中队长.
拂晓,一个侥幸逃脱的日军,在葛村碰上两个拾粪的百姓.
两人操起粪叉同日本兵搏斗,将其打死.
这件事后来被编成"两把粪叉战东洋"的故事.
这次战斗共歼敌200余名,缴获山炮一门,92步兵炮两门,迫击炮一门及各种枪支数十支,战士们高兴地说:"这一网撒得真漂亮!
"战后,刘伯承给予了香城固伏击战以高度的评价,称赞其为"模范的诱伏战".
不久,蒋介石和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致电嘉奖参战部队.
香城固战斗是粉碎日军对冀南根据地第一次"扫荡"的一次主要战斗,创造了平原反"扫荡"的光辉战例.
"专打386旅"日军在香城固遭袭后,异常愤怒,迅速集结了70多辆汽车,乘载着2000多日军,在5架飞机及其坦克、大炮的支援下,向386旅发起了疯狂的反扑.
陈赓指挥部队牵着日军的牛鼻子,在威县以南不断地机动,变换位置,拖得敌人精疲力尽.
在日军追击的7、8天中,其装甲车上都贴有"专打386旅"的标语.
日军沿途不断地探询:"是不是386旅旅部"如果不是,则开着汽车一溜烟走了,对那些地方部队根本不屑一顾.
在追击的这几天里,386旅每到一处宿营,第二天日军的飞机便来轰炸、炮轰和围攻.
386旅自从进入抗日战场后,二战长生口,反"九路围攻",设伏响堂铺,屡次痛击日军,使日军一听到386旅的名字,就会产生极度的恐惧和仇恨.
日军在第一次"九路围攻"时,曾抓住了八路军的一个通讯员,第一句问话就是,"你是不是386旅的"即使这样,日军仍然无法捕捉到386旅,所以,只好在文字上做文章.
香城固战斗后,日本的报道是这样的:"XX部队为了遮断由冀中向南逃窜之残敌,遂于当日派遣讨伐队由威县南下,但驶约8公里,即发现庞大之敌人,不幸我于此时陷入重围,于是安田中尉首先下车,拔刀率先突击.
唯此时敌弹如雨飞至,汽车着火,子弹亦俱焚尽,不得已各兵乃皆白刃血战,……"游击!
游击!
鬼子也开始游击在冀南和平汉线上,129师连续地运用伏击、袭击、吸打敌援、扼敌交通等游击战术给日军以连续不断地打击,使小股日军不敢出动,大股日军出动又徒劳无功.
日军在发动了第一次"九路围攻"和对冀南的"11路围攻"后,于1939年7月对冀南发动了第二次"九路围攻".
129师仍然以游击战术应付日军的进攻,分遣游击,避敌锋芒,待敌深入后,再打其侧背分割围歼.
虽然鬼子清楚地知道八路军游击战术惯用的手段之一是敌驻我扰,但仍然防不胜防.
在反"扫荡"中,一个雨天的夜晚,刘伯承针对日军不在雨夭进攻的特点下令部队冒雨出击.
按照命令,386旅在榆社以西云簇镇夜袭西路日军,385旅在辽县、石匣袭击北路日军.
师特务团在大雨滂沦的深夜摸到涉县以西的河南店,战士们爬上驻有日军的房屋的房顶,揭开盖瓦往下扔手榴弹,上下结合,一半日军被炸死,一半被埋伏在房外的八路军战士打死,这一仗干净利索共歼敌100余人.
这样的游击战术,使鬼子犹如一头蛮牛掉进了泥塘,有劲使不上.
一个多月后,日军就被拖得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不得不撤回铁路沿线的据点.
对刘伯承的游击战术非常感兴趣的记者不等战斗结束,就开始了对刘伯承的战地采访.
刘伯承的谈兴很浓.
他说:"日军的主要矛盾是兵力不够.
要分散配置,又要守据点,还要对根据地进行'扫荡'这里几百,那里几百,那它一条线就得摆多少兵!
在和顺、辽县一带,他们正在修堡垒,但是相隔十里二十里,起下了大作用.
"说到这里,刘伯承话题一转:"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敌人开始重视征服民心了,在占领区教日语,提倡会门佛道,进行奴化教育.
但这不会有作用的.
民族矛盾它解决不了,它要统治中国的地方,要掠夺中国的财物,只有靠烧杀抢掳,这必然要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
不过,针对它的奴化教育,我们也应该多做点宣传教育工作,揭穿它的阴谋.
"不久,刘伯承又写下了《抗战二周年的战术报告》.
其中,全面总结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成功经验,详细论述了袭击、伏击、急袭等主要游击战术手段的运用,并在理论上多有发挥和创造.
不仅仅是刘伯承如此,129师的很多干部都对游击战有着深刻地认识.
徐向前在冀南和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等人一起,根据冀南的实践,总结了平原游击作战的经验以及战略战术的特点:在战略上进行持久的防御战的同时,在战术上要实行进攻的速决战.
其要求是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到头脑;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青纱帐起来了,日军的快速部队就被抑制了,而八路军则可以到处隐蔽.
白日隐伏,夜间行动.
破坏道路,迟滞日军交通.
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
平原作战中,无固定后方.
开展麻雀战.
部队不断转移位置.
对徐向前等人总结的这些经验,刘伯承也非常赞同.
由于129师在平原地区成功地进行了游击战争,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朱德、彭德怀曾特意让刘伯承介绍过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
刘伯承没有长篇大论,只是用64开的电报纸写了两条:一、以优势兵力寻找敌人弱点打,就是伏击、袭击未备战或少备战之敌,求得消灭之.
如不可能则破坏铁路和袭扰敌人,求得消耗之.
二、以小部袭击或围困敌要点,主力打他的增援而消灭之,不可攻硬处.
因为攻敌硬处,则敌软处也硬了.
不可用火力威胁敌人,空费子弹,反被他轻视.
非常有趣的是,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采用的游击战争打得一筹莫展的日军,也在偷偷地学着采用游击战法.
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扫荡"时,不仅将汽车、骑兵混合使用,建立快速部队,而且还开始使用"分散布置,灵活进剿,以牛刀子战术配合分进合击"的战术,并且,也开始利用小部队出击,行军走小路,将攻击的时间改在夜间等等,在作战方法上试图以游击对游击.
只是,"徒弟"和"师父"比宝,岂不是班门弄斧自然,其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叫弟兄们都拉开刺刀"第二次反于九路围攻"中,有一路日军于7月6日窜至榆社云簇镇.
为了给这路敌人以严重打击,陈赓率772团、新1团,夜袭云簇镇.
日军遭袭后,全力反扑.
双方在云簇镇附近展开激战.
在给敌以一定杀伤,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后,386旅主动撤出战斗.
战斗中新1团在云簇镇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坚持战斗了两天两夜.
在撤退的命令下来后,团长丁思林本着"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的老传统,留在最后掩护撤退.
日军攻了一会,觉得毫无希望,准备撤退.
这时,丁思林站起来,带领战士连续射死六七个敌人,就在这时,敌人轻机枪扫射过来,不幸一颗子弹打中了丁思林的头部,他壮烈牺牲.
牺牲时,仅有26岁.
丁思林的牺牲,引起整个部队的哀痛,战士们都哭了.
战士们怀着悲痛将日军击退后,虽然两天两夜没吃饭、没睡觉,腿哆嗦得下不了山,但战士们都争着抬自己的团长.
当天夜里,全团就为丁思林召开了追悼大会.
邓小平还写了《悼丁思林同志》一文.
战士们群情激奋,追悼大会变成了打鬼子的动员大会.
陈赓对接替丁思林的周希汉说:"如果找到了他们,不要留情,叫弟兄们都拉开刺刀!
……"丁思林的遗体,按照陈赓的意思,安葬在武乡县.
同年9月,根据地的人民,为丁思林和前一年死去的叶成焕在长乐村建立了一个纪念碑,揭幕典礼选在了"九一八"这天,参加的群众达7000余人.
从此,这一带就成了鬼子的禁区.
只要鬼子一接近长乐村,就要遭到比别的地区强劲得多的抵抗.
11月11日,鬼子占领了离长乐村30多里的榆社城后,一个晚上就遭受了8次袭击.
12月中旬,日军占领离长乐村25里的武乡城后,不仅没有到达长乐村,反而被八路军给打跑了.
这些都是新1团干的.
他们总是主动出击,以阻止日军到达丁思林的坟前和纪念碑前.
第七章打破"囚笼"20.
大破袭计划地图上的"蜘蛛网"1940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八路军总部及各个师的作战室里所挂的地图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道道黑色的粗线、细线.
粗线代表着铁路,细线代表着公路.
粗线与细线密密麻麻,经纬相连,像一张巨大的网覆盖在地图上.
在军用地图上,交通网络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往往用醒目的黑色来标识.
现在这些醒目的黑线所编织成的巨网,像是正等待着猎物,给人以十分压抑的感觉.
由于在军力对比上八路军居于劣势,因而避实击虚,打击日军软腹部的战法也就应运而生.
日军的软中之软是交通线.
日寇敢于以少量的兵力夫占领广大的区域,以不足的兵力去对付打不尽、杀不绝的敌后武装,是因为有了公路和铁路,交通线是日军的命脉.
在华北敌后围绕交通线进行的斗争,构成了华北抗战的主旋律.
八路军完成配合国民党军正面作战而转入敌后抗战后,就开始了对日军交通线的破袭战.
1938年2月、4月、7月晋察冀军区对平汉线等重要交通线连续发动了三次破袭,1939年12月,129师发动了邯长路破袭战役.
八路军的行动,对日军视为生命线的交通线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八路军的不断打击下,日军又想出了新的招术.
日军仍然在修路,但已不是一般的路了.
从我们所知道的通常意义上的路来看,日军修的已经不应叫路了,有些老八路管它叫"钢铁封锁线",倒是既易懂,又准确.
我们仍然暂且用路来称呼它.
这种路"比地面高出五尺,两旁沟深八尺到一丈,内底宽六尺,沟面一丈六",实际上用现代几何学的概念来描述,就是路旁边还挖有一个状若梯形的大沟.
日军在这种路上相隔不远就建一个碉堡,又像是古长城上隔不远就出现一个的烽火台.
在整个华北,日军修筑了5000余公里的铁路,3万余公里的公路,3000余个据点.
日军在"织网",华北即将被"巨网"覆盖.
不将这张网撕碎,八路军就没办法活动,就会最终成为网中之鱼.
一次非正式会议为了撕破巨网,1940年4月末的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及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人来到了位于太行山中的八路军总部.
独自站在地图前的彭德怀,两眼紧盯着地图上纵横交错如蜘蛛网般的铁路、公路网,在沉思着.
彭德怀的目光似乎透过地图,看到了华北平原上根据地军民如火如荼的斗争,看到了"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他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
和他一起指挥作战的总司令朱德前几天赴洛阳与卫立煌谈判停止国共"磨擦",之后即经西安返回延安.
虽说彭德怀身经百战,但这样一位与自己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离去,他还真有些舍不得.
彭德怀将目光从地图上移开,信步走出了庭院.
山区的春天似要到得晚些,虽已4月,但仍觉寒意,看到周围新栽的小树,又令他回想起总司令临走那天和大家一起植树的情景.
彭德怀想到,正是因为我们和人民的这种鱼水情,才使得我们能够在敌占区内行动自如,才使日寇对八路军无可奈何.
但是,自从敌人拚命的抢修道路,对我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以来,根据地的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
刚想到这里,一声"报告"打断了他的思路.
"报告,刘师长、邓政委他们到了.
"通讯员报告后站到了一边.
刘、邓等人进到院子里坐下后,彭德怀说:"今天把你们请来,是为了共同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近期敌我斗争的焦点,是在交通线上.
对敌交通线展开破袭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同感,纷纷议论起来.
邓小平:"交通斗争已经成为我军同日军进行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
我区全部斗争的60%是交通战.
在太行、太岳山区,敌抢修白晋和临(汾)邯(郸)铁路,妄图将我太行、太岳区分割开来.
"聂荣臻:"今年以来,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宫、内邱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把我冀南根据地也分割成了很多小块.
同时,日军还在我平汉线西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严密封锁我太行、冀南间的交通,妄想缩小我军的活动范围.
"刘伯承:"日军现在加紧抢修道路,在平汉、津浦两侧挖沟,这些实在不单纯含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严重意义,因此敌人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它的交通.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敌人方面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
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彭德怀接着说道:"敌人要筑路,要利用交通线达到快速调兵遣将的目的,从而把我们根据地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块.
同时在铁路、公路两侧修建很多据点,使我们很难接近,现在的形势用老百姓的后来形容就是'出门上公路,抬头见炮楼'.
铁路、公路就像是一根根绳子捆住了根据地.
不破坏敌人的道路,我们自己就无法活动,就难以在被动中争取主动.
"386旅旅长陈赓提出:"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聂荣臻想了想说:"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来的.
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
我们还是来听听彭老总的意见.
"彭德怀这时打开行军地图,指着正太路说,"我和朱老总一直在考虑,由伯承和荣臻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
"彭德怀的话使谈话热烈起来,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拟定了对正大铁路进行大破袭的计划.
从此,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室里多了一张正太铁路地形图.
21.
锋芒小试面向交通线八路军大破袭计划在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过程中,国共在华东的"磨擦"也在一天天加剧.
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
"根据这一判断,八路军总部的大破袭计划暂时搁置.
总部指示各部队改为分散活动.
刘、邓能够感觉到,总破袭计划虽然取消了,但总部首长仍然密切注视着交通线.
4月6日,刘、邓收到总部关于总结破路经验的指示.
指示中说:日寇目前正在加紧修筑道路,以增强其军队之机动性和弥补其兵力之不足;同时力进一步向我国进攻构成战略上的重要条件.
因此,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确谋有效之对策,并将过去阻敌修路与破路的成绩和经验汇报总部.
总破袭计划取消后,刘伯承仍然常常站到地图前.
只见图上的几个根据地已被条条铁路分割得七零八落.
白晋铁路四周的平汉、正太、同蒲、道清等铁路,都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
另外,陇海铁路在修,沧石铁路在修,济南经大名到邯郸的铁路也在修.
线在不断地沿伸,线周围的点也在不断地增加.
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区附近在图上已经标示出的据点就有200多个.
很明显,抗日根据地区与区之间的联系将更加困难.
刘伯承又把目光收回到晋东南.
1940年春,日军开始修筑白晋铁路.
这条铁路,北起山西太谷城西的白圭镇,南至晋城.
这条铁路如果修成,全长将达300多公里,北接太原,中经东观、南关、沁县、襄垣、长治等地,是伸向晋东南腹心地区的一条铁路干线,它就像一把刀插入晋东南根据地,将太行区和太岳区就此分割开来,白晋铁路北段已经修到了沁州,南段,日军已经准备在高平和晋城动工.
注视良久,刘伯承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在想,敌人的这个'囚笼政策'究竟是啥子意思.
"刘伯承边说边用手比划着.
"作个比喻来说,敌人是要用据点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紧地缠起来.
他这个铁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条条的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
"他仍然是边比划着边说.
"这不就成了一个'囚笼"吗敌人要把我们统统装进去,凌迟处死啊!
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个'囚笼',就成了'待决之囚'啰.
所以,我们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直至困死.
"邓小平接着说:"为了让全区军民对这一点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我看可以提出5个字的口号:'面向交通线',怎么样""很好.
"刘伯承赞许地看着自己的搭档,继续说,"白晋铁路如果修成,也是我们的一个心腹之患.
我们要破坏敌人的计划,让敌人修不成.
政委,你看怎样""可以定下来.
"邓小平很干脆地说.
刘、邓这对搭档总是互相商量,也总是心有灵犀.
把握战机把握战机是刘、邓指挥作战的一大特点.
由于日军在白晋路沿线突然增兵,使刘、邓的白晋路破袭计划暂时搁置.
4月11日,白晋路沿线的壶关城日军增加到了4000人;城南的秦庄又发现有200余日军;还经常发现有日军的飞机在平顺、陵川一带飞来飞去.
在铁路沿线,日军也加强了警戒.
4月18日,八路军的一封敌情通报电报中又指出:"敌为防我破路,常在铁轨设听音机,顺声音用警犬侦察,嗅出埋设炸药所在,立即派小部队追击我破路人员.
"根据这些情况,刘、邓当即决定把破袭作战时间暂向后推.
同时,命令新1旅"不时向犯陵川敌人之右侧背袭击,求得与敌保持接触",以此把日军的注意力从白晋路转到陵川方向.
而当日军将兵力南调,转去进攻高平、晋城,在白晋线北段,只有日军第36师团一部担任守备任务时,刘邓决心抓住日军守备薄弱的有利时机,发起白晋路破袭作战.
进一步侦察,发现日军确实"集中长治一带扫荡,同时赶修铁路".
一个南,一个北,态势有利,时机成熟,5月初,刘、邓开始部署破袭作战,各部队的作战任务是:师特务团配合地方游击队,破击东观至来远段;385旅、平汉纵队主力与边区纵队1、3团,破击来远至权店段,并夺取来远、南关敌人的军用物资;386旅及决死1纵队破击权店至柳村段.
万事俱备,只待破路.
斩断魔爪5月5日,随着刘伯承一声令下,白晋路破袭战役正式开始,在白晋路北段200里的铁路线上,129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破击作战.
在各路出击部队中,陈锡联指挥的385旅打得非常出色.
385旅承担的作战任务是破击来远至权店段,并夺取来远、南关敌人的军用物资.
为此,385旅将来远作为本次攻击的重点.
战前,陈锡联带领团、营干部化装侦察了南关的敌情,勘察了地形,决定变更作战计划,将攻击重点由来远转到南关.
这是因为,南关与来远相比较,南关的位置更加重要.
南关位于白圭至沁县的中间,地处武乡、祁县、平遥3县交界的峡谷里,是白晋线北段的一个重要补给站,存有大量炸药等军用物资.
南关四周山峦环抱,铁路就从南关镇南北穿过.
日军非常重视南关镇,在此驻有一个200余人的加强中队,另有伪军200余人,并在镇口筑有两座坚固的碉堡,镇内沿街的房屋也经过了改造,设有大量的火力点.
南关易守难攻.
陈锡联却认为,南关虽然易守难攻,但如果突破这一点,等于把白晋铁路北段拦腰切断,将有利于整个破击战的进行,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将南关破坏,由于其位置的险要,也必然会使再修复的过程极其复杂和漫长.
基于此,陈锡联调整了原来的部署,将385旅攻击的重点由来远转到了南关.
陈锡联把攻打南关的任务交给了769团.
769团团长郑国仲根据南关镇易守难攻的特点,制定了"腹地开花"和内外结合的战法.
战斗发起前,769团3营在内线接应下潜入镇内.
3营在夜色掩护下一直进入到镇内大街上才被敌人发觉.
3营先敌开火,向日伪军勇猛地发起了冲击,与敌展开了巷战.
这时,城外的2营在1营的掩护下也由碉堡夹道中冲入镇内,与3营会合攻克了日军司令部.
郑国仲令工兵利用缴获的炸药炸毁了镇口那两座碉堡.
第二天早晨,战斗胜利结束,日军中队长以下200余人被歼.
由于南关被我占领,刘、邓迅速指挥参战军民展开全面破路.
扒、挖、搬、抬、烧,转眼间,日军伸入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魔爪——白晋铁路,就被严重摧毁了.
事后,刘伯承称赞385旅"在战术上值得发扬的就是'英勇的机动','机动'就是趋利避害的军事行动.
趋利要扩大到完全消灭敌人,避害要扩大到不遭敌人丝毫意外的损害,那就要靠指挥员切合时机的调动,特别是勇于消灭敌人的调动.
这一部队在这次作战中有几件切合时机的英勇的机动:一就是把战役的突击重点由来远转到南关;二就是在战斗中第769团自动扩大南关战果,第13团敏捷增援来沙堰友邻,击败敌人出援部队".
在385旅攻击南关镇时,129师派了一名干部陪同摄影记者徐肖冰,将作战实况拍摄成了电影.
这是129师第一次拍摄战斗实况电影.
可惜的是,这部影片在后来的作战中不慎遗失了.
很多老干部回想起来,都觉得非常遗憾.
白晋大捷之后,朱、彭发来了嘉奖电:白晋战役,赖诸同志指挥有方,全体将士戮力用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配合晋南友军,给予日寇以严重打击.
捷报传来,无比欣慰,特电嘉勉.
望激励全体指战员同志,继续努力,发扬我军英勇顽强之光荣传统,彻底粉碎敌寇对我晋东南之扫荡.
刘伯承在战役结束后,写下了《对大破击白晋铁路的战术总结》一文.
他写道:敌人在我们空舍清野,破路拆堡以配合游击战的条件下,如出动扫荡军队过大,则辎重笨重行动困难;如过小,就有被我消灭的危险.
所以在伸出几路进行合击时,每路少则一个中队,多则一个大队,因其携带弹药粮食有限,故只能行动3、5日就要收回,在沿公路的据点内进行补充.
为了捕捉我游击队和政权机关,又避免被我消灭起见,他们的行动只能闪烁无定,或者去而复还,或者此进彼退,或者先出后收,或者先头挺进、后头搜剿,或者内中开火、外面合击.
刘伯承的这篇文章,对于指导根据地的交通斗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白晋战役结束后,129师进行了整编.
全师除原有的385旅、386旅外,增加了新编第1旅,第4旅、第7旅至第11旅等7个旅,师特务团改为第34团.
至此,全师共有9个旅另1个团.
此外,成立了太行、太岳军区,加强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建设和政权建设.
对症下药日军1940年度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中这样写道:自去年第二期以来,共军势力逐渐抬头,及至第三期,已开始对重庆军及杂牌军进行蚕食,其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不容轻视.
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
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另外,由于交通运输断绝,严重影响华北建设.
因而整顿交通运输,尤其是开通内河航路,对肃正建设的促进,治安地区的扩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治安工作,要求将政治上、经济上处于重要地位的"模范区",与铁路、水路等沿线的"延长治安区"连结贯通,逐步扩大治安区域.
从此,华北交通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此之前,交通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华北的正面抗战结束后,刘、邓率领129师就已开始了对交通线的破袭斗争.
1938年5月13日夜,为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策应徐向前在冀南展开抗日斗争,刘伯承调动石家庄至邯郸铁路两旁的部队和民众,对平汉路进行第一次总破击.
在没有炸药的情况下,完全靠手工操作,毁坏铁路2800米,烧掉全部枕木,搬走全部铁轨,砍电线杆400余根,烧毁车站两处,使平汉路中断了3天.
破袭战后,刘伯承写出了《平汉路总破击的经验教训》一文.
他写道:"我们对于敌人主要运输线平汉和正太两铁路的零星破坏和总破坏,拆路、断桥、塞洞、翻车、袭车、消灭部队,劫毁辎重,总不下一百回.
但是这些经验教训,总是没有整理,确实是埋没了好些成绩,无从发挥,可惜!
可惜!
"字里行间无不表露出刘伯承对交通斗争的深沉思索和热切的期望.
此后,从1938年6月16日至1939年1月1日,129师对平汉、正太、道清铁路又进行了12次总破击.
1939年8月17日至9月22日,陈赓指挥386旅在道清路作战时,对道清路共进行了6次破击.
这里统计的只是较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各种小规模的破击战则是不计其数.
1940年后,日军要依靠铁路,公路逐步蚕食抗日根据地,展开在交通线上的斗争就显得日益激烈、复杂.
于是,交通斗争在一段时期内构成了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旋律.
22.
箭在弦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是个中国通.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多田骏出任伪满最高军事顾问.
1935年多田骏又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
之后不久改任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
1937年任参谋本部次长.
日军为了适应将来对苏、对华作战的需要,统一在华的政策和战略指导,统一指挥在华的军队,支持即将成立的汪伪政权,于1939年9月成立了在华的陆军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
由于华北派遣军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作战,而是以维持治安为主,让熟悉中国民情、曾经担任过华北驻屯军司令的多田骏出任司令官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多田骏虽然是个中国通,但这次来华北上任,还是有压力的.
他的前任杉山元在华北干得是非常卖力的.
当1935年多田骏任华北驻屯军司令时,杉山元是参谋次长;而多田骏就任参谋次长时,杉山元从参谋次长、陆相的位子上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子上;当杉山元调回参谋本部时,多田骏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子上.
针对八路军的势力在华北逐渐强大,对华北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杉山元在1939年实施了三期"肃正"计划.
日军实行的"肃正"不仅包括军事上的行动,而且包含对政治、经济,甚至还有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攻.
"肃正"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大本营对杉山元有了新的认识.
多田骏和杉山元在政治见解上向来不一样.
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上,前者主张不宜过多的使用武力,而后者则正好相反.
但不应忘记,两人虽观点相反,但只是在征服中国的方式上的区别,在征服中国的问题上,两人不仅想法一致,多田骏还在不断思考着怎样才能比前任干得更好.
多田骏确实比前任干得更出色.
多田骏认为,肃正的重点应在于剿灭共军.
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日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八路军侵入.
多田骏不仅是中国通,而且还是以华制华的专家.
多田骏不仅管人,还要管路,而且要以路制人.
多田骏上任后,大力整顿交通,建立联系紧密的交通网,使村村有公路,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为纽带,欲将整个华北结成一张坚韧的网.
多田骏修路的方法也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他采用了四种修筑道路的方法.
一种是环状汽车公路.
以城墙为中心,围绕城外修筑一条环形路,将大量的村庄都纳入环状公路内,甚至将八路军的根据地也包括了进去.
汽车一天到晚不停地巡逻,使八路军不能接近,从而使八路军的根据地逐渐萎缩.
一种是平行汽车公路.
在两地问,据点与据点间,一城与一城间,修筑几条平行的公路.
出动时,可以随意地选择一条,这种方法主要是对付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的八路军的伏击战术.
再有一种是放射线公路,即从中心向外修筑多条公路.
最后一种是路旁挖沟法,将路基修高,在路的两侧挖掘深沟,它既像炮楼,又像城墙.
多田骏的苦恼是华北的重要性没有完全被中国派遣军认识.
多田骏已经意识到华北的斗争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的.
敌我态势的转化,彼此力量的消长,都是无形的.
华北的广大地区正在逐渐被共产党赤化,只有处于赤化中心的他才能感受到这种压力,而中国派遣军却根本看不到这种变化.
就在多田骏要求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以彻底改变华北形势的时候,中国派遣军不仅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反而要求华北方面军派出部分兵力支援华中作战,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进行车制作战.
宜昌会战开始后,多田骏只有借助交通网的威力来对付八路军了.
多田骏正在织网,他要将八路军和根据地都用他的网给罩起来,慢慢勒死.
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大战迫在眉睫"空前困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对时局的一个基本判断.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没有狼而喊狼来了.
远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为山高路远而视听闭塞.
他们这群在山沟里转悠的泥腿子对信息却有异常的敏感和渴望.
毛泽东的两个小故事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这种被迫的转移使红军完全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
毛泽东力搞到消息,派了一部兵力去茶陵抢报纸.
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中提到过这件事:"为到茶陵取报纸,牺牲了大将员一民.
"为了取报纸而牺牲一员大将,可见信息对于红军是和生命等价的.
第二件事是红军长征途中,虽不能说是言人骑瞎马,但确实是没有明确的目的,到了哈达铺时,仍然是老传统,先到邮局去找报纸.
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领导农民武装搞得轰轰烈烈.
毛泽东看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说:好哇,我们就去陕北.
前进的方向就这样确定了.
延安的共产党人一直在关注着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局势.
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明了从《时局宣言》中就可以看出.
他们认为,抗战空前困难的时期到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进攻,与德意法西斯相呼应,企图达到他们重新瓜分世界的目的.
英美法则一贯执行其反苏反共及向德意日让步的自杀政策.
日本正在进行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空中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
虽然处于山沟中的中共并不确切地知道日蒋正在进行的"桐工作",但仍然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在这种增大了的压力与增加了的困难面前,必然更加动摇起来,走上对敌投降的道路.
1940年夏季,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普遍认为日本有可能在8、9月间经西安进攻重庆,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投降和动摇.
事后看,这是日军为逼迫蒋介石投降而故意散布的假消息.
国际的、国内的,真的、假的消息(当然是以真的为主),促使中共最高决策层作出了采取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决定.
7月中旬,天气炎热,酷暑逼人,八路军总部得到的消息也令人不安:5月中旬,日军开始了为期三十月的对大后方的轰炸.
6月12日日军攻占了宜昌.
同日,意大利宣布参加对英法作战.
宜昌会战后,日蒋正加紧和谈,投降派正加紧活动.
又有些情况让他们坐不住:敌人从华北抽掉了一部兵力南下进行宜昌战役,至今未归.
雨季和青纱帐时节的到来,使八路军的行动更加隐蔽.
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在华北搞个大动作.
在这些消息的撞击下,几个月来一直没有付诸实施的大破袭计划出台了.
就在夏季的太阳散发出最后的光辉前,彭德怀对左权说:"战役命令发出前先和伯承、小平他们商量一下.
"据当时129师参谋长李达回忆,"伯承和小平同志听了以后,欣然赞同",还"安排左副参谋长住了一夜".
这一夜他们谈了些什么没有记载,但他们的心情一定是很激动的,大战前的激动和对胜利的憧憬一定使他们谈到很晚、很晚……进入读秒阶段7月22日,随着"嘀嘀哒"、"嘀嘀哒"的电报声,刘、邓收到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一封电报.
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一、情况与任务:1.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
似此,一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
2.
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截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络,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
又迭据各方情报,敌寇有于八月间进犯西安企图.
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
二、战役组织:1.
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
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2.
基本破坏区,为井陉、寿阳等(段),但对其他各重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
3.
战役兵力组成,直接参加正大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廿二个团.
计聂区(冀中在内)应派出十个团,129师派出八个团,120师派出四至六个团,总部炮兵大部,工兵一部,对其他各铁道线配合作战之兵力,由各区自行规定之.
各出动部队之后方勤务由各区自己布置之.
4.
定八一三以前(约八月十号左右)为开始战斗期限.
三、战役部署另告.
四、战役准备:在八月十号前完成下列准备:1.
侦察平定以东至石家庄段,由聂区负责;平定(平定城含)至榆次,太谷段由129师负责:榆次、太谷段以西(榆次含)至忻口线由120师负责.
侦察着眼点另告,但钳制方面的侦察石家庄至卢沟桥由聂区负责,石家庄至安阳、太谷至汾河(洪洞)、白晋路由刘邓负责.
2.
粮食准备:各出动部队从出动之日起应准备一个月之粮食.
3.
破路爆破器材之准备.
4.
出动部队之调动与休整.
5.
对敌伪军及敌占区民众与会道门等工作之准备(多制就各种传单、标语).
6.
地方工作原来之准备:调集大批地方工作干部,加强对敌占区各种政策及工作方法、方式等之训练.
五、战役政治保证计划另告.
在战斗未发起前严格保守秘密,准备未完毕以前,战役意图只准告知旅级首长为止.
朱、彭、左七月二十二日晨"此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战役预备命令》明确规定了此次作战的主要任务.
任务抓住了要害.
当时华北有7条铁路干线——正太线、同蒲线、平汉线、津浦线、平绥线、北宁线和胶济线.
在纵横交错的铁路网中,正太线处于中心位置.
它是连接晋冀两省的战略交通要道,又是隔断晋察冀根据地与晋冀豫根据地的屏障.
对于这条铁路,日军非常重视,一向以重兵守备.
在二百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日军部署了3个独立混成旅团.
正太线是我必攻、敌必守的重要交通线,是日军的交通动脉.
八路军准备在敌人的动脉上开刀.
7月22日以后,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7月22日总部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
7月23日下达了《进行正太战役中之侦察重点与注意事项》.
8月5日,《正太战线政治工作指示》.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正式的《战役行动命令》.
同一天,下发关于百团大战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
8月18日,《为达成正太战役目的应连续破路》.
这段时间,晋察冀军区下达作战命令5个.
129师的各种指示、通报8个.
当然这些远远不是全部.
大战就要开始.
129师的战士们从每天增加的5分钱菜金中已经预感到又要打大仗了.
今天的人们吃着几十、几百,甚至上干、上万一餐的美味佳肴时,已经很难理解5分钱菜金意味着什么.
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将士虽然被蒋介石收归麾下,但军饷和武器却得不到这位"蒋委员长"的补充.
"光叫马儿跑,不给马儿草".
八路军只好自己解决,甚至在敌后搞起了自救运动.
由于鬼子反复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连土豪都快揭不开锅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已经不能再实行了,为了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能够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
在这种紧张困难的条件下,将士们一天只有几毛钱的菜金.
有时连几毛钱也吃不上.
增加菜金更是轻易不会出现的事.
"增加五分钱菜金"一定是要打仗了,而且是大仗.
敏感的战士们在猜测着.
作战任务对战士是保密的,命令只传达到了旅一级.
《作战预备命令》中明确要求"一切的准备均不可妨害丝毫的秘密",还有"本电阅后烧".
对这次作战任务的艰巨性,刘伯承和邓小平是清楚的.
总部要求129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一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正太线.
破坏重点,阳泉至张家镇段.
在7月22日的《战役预备命令》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战役任务,直到8月8日正式的《战役行动命令》中才明确了三个区的任务及作战地域区分.
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一南一北就像一把已经张开的剪刀要剪碎正太路.
对完成这次破袭任务,刘伯承和邓小平也是有信心的.
129师在进行百团大战前,作战力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129师在5、6月间全军进行了整编,军区和军分区进行了调整.
成立了太行、太岳军区.
129师兼太行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第386旅兼太岳军区,下辖3个军区.
除原385旅、386旅外,又新编了6个旅:新1、新7、新8、新9、新10、新11旅.
总部电报中要求"要以主力8个团的兵力"实施破路,129师的命令中对各团的命令也相应地充满了"以主力"、"两个得力团"等要求.
毫无疑问,129师的主力都要拿出来了.
于是,就指定了"六旅、五旅、十旅、决一纵各两个团共八个团进行本战役".
六旅指386旅,五旅指385旅,十旅指新十旅,决一纵指决死一纵队,这四个旅是129师战斗力最强的四个旅,一切都顺理成章.
为了确有把握,129师在总部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2个团,共10个团用于正太线.
还准备抽出相当于28个团的武装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诸线,进行广泛的破袭战,以策应正太路的作战.
这10个团分成三个突击纵队,由"陈、陈、谢统一指挥".
第一个"陈"指陈赓,386旅旅长.
第二十"陈"指陈锡联,385旅旅长.
最后的"谢"指谢宫治,385旅政委.
右纵队以第28团、第30团并配属炮兵、工兵各一部组成,由第10旅旅长范子侠、政委赖际发指挥,主要任务是破击阳泉至寿阳(不含)段;左纵队以第16团,及决死第一纵队第25团、第38团和榆大两个独立营并配属炮兵、工兵各一部组成,由第386旅参谋长周希汉指挥,任务是破击寿阳、榆次(均含)段;以第385旅主力及第386旅第772团组成中央纵队,由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直接指挥,位于平定以西之韦池村、天他池地带,在敌从阳泉、平和段侧击我军时,予以消灭之,以保障破击的成功.
时间在读秒声中向8月20日20时逼进.
23.
八·二风暴"百团大战"8月20日20时整,随着彭德怀一声令下,无数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刹时间,正太线完全被炮火所映红,八路军的大破袭开始了.
这是一个永远令人难忘的时刻.
聂荣臻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壮观得很啊!
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大路全线.
指挥所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
"这个时刻,不只是晋察冀,整个正太路沿线和同蒲、平汉等线的部分地段,都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
386旅参谋长周希汉回忆说:"8月20日的夜特别宁静.
由于群众密切配合部队封锁消息,所以,部队在黄昏开进到敌人鼻子底下也未被发觉.
但是这种宁静反而使人有些焦躁不安.
等呀,等呀,终于把20点熬到了.
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打破了宁静.
各路突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正大路的车站和据点.
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的序幕拉开了.
"8月20日,浓云密布,气压很低,闷热异常,预示着一场山雨即将到来.
中午过后,下起了小雨.
淅淅沥沥的雨水,缓解了闷热对人们的折磨.
八路军的这次大破袭行动对于华北敌后的抗战形势就如这场午后的山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在日军不断的"蚕食"和疯狂的"扫荡"下,正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局面.
天气的闷热尚可忍耐,而形势的压抑则无法摆脱,根据地的人们盼望八路军打胜仗的心情就像在炎热中祈盼着能下场痛痛快快的雨一样.
这次行动是进入敌后抗战的第一次大的攻势行动,它动员了我整个华北所有的力量,它将给日寇以沉重地打击,它将给那些认为八路军"游而不击"的人一个响亮的嘴巴,它将对全国的抗日形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开战前的一刻是最令人紧张的.
129师参谋长李达回忆说:18、19号是最紧张的两天.
但战士们的紧张是为了压抑歼敌的冲动.
从八路军总部的战况表中可以看出129师第一天就打得非常好.
129师战况:在正太路西段破击的129师左翼破击队"陈赓旅昨晚二十四时攻击寿阳西南之芦家庄,生俘日军三名,连克碉堡四座,守敌被我消灭净尽.
我完全占领芦家庄车站.
缴获另报.
芦家庄以西十里以内铁路桥梁完全被我破坏.
"冀南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电报:我徐绍恩团昨晚破坏平汉路邯郸至磁县段铁路五里,与敌兵车一列展开激战.
成安敌二百余人企图向我侧击,被我击溃.
至于这次大破袭战是如何被称作"百团大战"的,当时任八路军作战科长的王政柱的回忆还是比较权威的.
那是在战役开始后的第三天,彭德怀和左权在作战室听取战况汇报,彭德怀问:"我们参战兵力一共有多少个团"作战科长王政柱答道:"正大线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德石线4个团,白晋线6个团,北宁线2个团,平绥线2个团,汾阳至军渡公路线6个团,沧县至石家庄公路线4个团,北干至大同公路线6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线4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苛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一共105个团.
"当王政柱转身去查对还有无漏报的单位时,彭德怀截住话头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从此,上送下行的电文和命令都使用了百团大战的称谓.
从此,人们一提到百团大战,就会想到敌后抗战那最辉煌的一章.
告急!
告急!
太原的日第一军司令部里司令官筱冢义男中将正烦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和正太路上几个旅团的通讯已经中断一夜了,司令部里的参谋竟然连发生了什么都搞不清楚,这怎能让他安静得下来.
他将负责通讯和作战的参谋找来,训斥道:"在我的部队发生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
限你们在二小时内搞清正太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刚说到这里,电话响了.
电话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打来的.
他只听到了"石太路到处正遭八路军袭击……"半句话,电话里就响起了"嘟嘟"的忙音,气得他把电话一下摔到了桌子上.
以后"有线无线完全不通,立即陷入情况不明状况".
当日午后,他派出第一军朝枝繁春参谋驾机进行空中侦察,才弄清了正太路发生的情况.
筱冢义男马上召开紧急幕僚会议,决定迅速派出增援部队.
作为一个军司令官,筱冢义男感到自己非常可怜.
他能够派的兵包括他的卫兵在内也只有40多人.
捉襟见肘,筱冢义男想起了这句中国古老的谚语.
要不是21日的一个电话,第8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的心情本来是很好的,年初以来,旅团为加强铁路警备,严格实施铁路爱护村的分工负责制及赏罚规则等,已经连续7个月无事故.
他感到自己很有希望成为旅团长中少有的几个中将衔的佩戴者之一.
21日上午的一个电话打破了他的梦想.
电话报告了20日夜间正定至石家庄之间的小铁桥遭到袭击,造成一定损失,石太路的获鹿、微水镇之间的铁路被炸毁,石家庄以西的电话线不通,井陉地区在21日拂晓又遭到优势共军攻击.
"立即组织兵力向微水镇增援.
"水原义重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前功尽弃了.
"他沮丧地想到.
20日晚,驻阳泉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片山刚刚洗漱完毕,电话铃响了,是15大队大队长德江光来的.
片山这几天得到情报材料反映阳泉附近有八路军活动,所以,他要求德江光每天向他汇报一次.
片山在电话里问:"今天有什么情况没有""报告,下午接到报告,在阳泉以南80公里处发现有共军约2000余人.
"德江光在电话的另一头哈着腰,毕恭毕敬的答道.
"注意监视,有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说完,片山就放下了电话.
他今天想早点休息.
他刚要睡觉,就听到门外一声"报告",还没等他回答,人已经急匆匆地进来了.
片山满脸怒气,一看是旅团参谋土田兵吾中佐.
"什么事把你慌成这个样子"从旅团司令部到宿舍区大约有100多米,土田跑得很急.
土田上气不接下气地答道:"大事不好,娘子关打来电话,他们遭到八路军上千人的袭击,情况很危急.
阳泉城里也已发现有小股八路,街上还有零星枪声".
片山骂道:"德江光这个饭桶,情报大大的不准确.
你马上回旅团部,加强阳泉城的警戒.
"这一晚,片山的好梦没有做成.
"三不留"与战斗场面同样激动人心的是破路场面.
总部在8月8日发布的关于百团大战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明确指出"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之程度而定",也就等于明确地告诉了各个作战区:无论歼灭多少敌人,拔掉多少据点,最终还是要看破路程度来衡量完成任务的好坏.
以破路为最终目标的作战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还是不多见的.
在各种各样的电报、指示中"以歼敌为主"的话倒是能够经常见到.
在最高的军事目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中,毛泽东也是将"消灭敌人"放在第一位的.
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下,在八路军深入敌后作战的独特的环境里,为配合正面战场,打击敌人,将破路作为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为此,总部提出了"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三不留"的口号.
有的作战区又在"三不留"的基础上加上了"不留一个隧道,不留一支电线杆"而变成了"五不留".
有的政治工作者还在"三不留"、"五不留"后边加上一句更加生动、鲜明的口号:"破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
这就使拿着锄头、绳子来破路的群众马上就变成了拿枪杀敌的战士,荣誉感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了.
口号还有很多,都很有特点.
像"铁路是主要敌人"、"毁灭铁路就是消灭敌人"、"毁敌破路,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毁敌铁路饿死敌人"、"毁掉铁路好缴敌枪炮"等等.
战后很多老战士在回忆文章中经常用"万人破路"来形容当时的破路场面,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在晋察冀军区,仅冀中一个分区就动员了10万以上的群众配合对平汉路、津浦路、德石路、北宁路,以及境内的公路交通和沿线敌据点,进行广泛的反复的破击.
共毁公路、铁路500多公里,炸毁桥梁20座,毁机车一辆、车箱49节,收缴电线1500多公斤.
在129师所在的晋冀豫解放区,战役第一阶段就动员了7万多人.
人民群众的力量,也使日军感到空前的恐惧.
关于这次作战情况,第4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片山回忆: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主动积极协助八路军.
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老百姓监视并转报给八路军,但日寇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
八路军的行动变化无常,在一地仅住数日即行转移.
在险峻的山岳地带,其游击行动非常灵便.
与此相反,日军的行动由于用马驮运行李辎重;部队及个人的装备过重,比起轻如猿猴的八路军来显得十分笨拙.
因此,任凭日军如何拼命追击也难以取得大的成果.
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有如下回忆:八路军的抗战十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回顾一下毛泽东的一段话,这时可能会感触更多.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国民党曾经学过这篇文章,但没有学好.
当白崇禧看到这篇文章后,迅速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不愧为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他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篇文章中战略和战术部分的光彩.
蒋介石还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哲学的思辩和臻密的逻辑.
但蒋介石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句活他不知是没有看到,还是看到了但却无可奈何.
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悲哀了.
铁轨铺在铁道上,就是日本鬼子的帮凶;把它抬回根据地,就是好钢材.
根据地亟需钢材.
八路军总部在太行扎下根后,1939年八路军的兵工厂迁到了位于太行山脊的黎城附近的黄烟洞岩谷之中.
经过不断发展,黄烟洞兵工厂已经可以月产几百支枪了.
对于深入敌后又得不到蒋委员长补充的八路军,这几百支枪好似杯水车薪.
但更加困难的是兵工厂经常无米下锅.
造枪造炮需要钢材,没有钢铁,兵工厂就如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为此,总部在《正太线战役政治工作指示》中对搬运钢材有功的人员还欲予以奖赏.
"注意各种资材,如粮食、钢、铜、铝、铅、仪器、炸药、汽车、发动机、重工业工具、机器、化学品、医药等之获得与运输,对此类工作有功的,亦酌量给赏.
"同时还指示了破坏铁路的方法,"拆下后一部搬走,一部用枕木架起烧弯并乘势用大锤打扁.
"八路军的仗是越打越精.
以前破路时,只把铁轨扒开.
后来发现日本人修复铁路的能力很强,八路军用一天时间扒掉的铁轨,日军修路队只半天的时间就能接好.
再后来,八路军学精了,"以一物破坏另一物",将枕木架起来,把铁轨放在上面烧,枕木烧光了,铁轨也变成弯弯曲曲的了,修复起来困难极大.
即使这样,八路军在技术上有时仍欠些火候.
据第8独立混成旅团参谋泉可畏翁回忆:此次事件后,由九州紧急派来权威的矿山技术专家,经现场视察后,其看法大致如下:"新井的各项设施是被放火烧坏的.
因此,起重机及选煤机等各种机器,都是因被火烧过而损坏.
如火灾后突然冷却(救火时放水或下雨等)机器即变脆弱不能使用,幸而未遇骤冷,修理后尚可使用.
"当时正值机械缺乏之际,仅受以上程度的损坏,实属侥幸.
"但是鬼子也不得不承认,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土八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路是越修越困难.
24.
浴血狮垴山"最少要坚持6~8天"中央纵队担负着总预备队和攻占并坚守狮垴山的任务.
从地图上看,阻止阳泉、平定之敌西援的最有利的地形是狮垴山.
从石家庄往西一直到阳泉,地形较为平缓,偶有高山.
一过阳泉,则山势连绵,陡峭险峻,正太铁路从这里开始进入山区.
狮垴山则是进入山区的"咽喉".
总部之所以把破击重点选在狮垴山以西,也是充分考虑到在破路过程中,应避开敌之重兵,选择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段开刀.
在这个地区,不易屯兵,敌据点较少,便于我大规模破路.
狮垴山位于阳泉西南4公里处,山不是很高,正太路从阳泉蜿蜒西行后又从狮垴山脚下经过.
刘伯承、邓小平在战前反复向陈、陈、谢交代:战役成果看破路多少而定,而破路多少又取决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阻止日军增援.
"最少要坚持6~8天".
阳泉原有驻守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部和第15大队的大队部,8月19日由太原开来中岛山炮中队150人附山炮2门.
至此,阳泉守敌有日军约300人,伪警察、伪保安队200多人.
20日,中央纵队的14团即一举攻占了狮垴山阵地.
奇袭相当成功.
谁先抢占狮垴山谁就占有了主动权.
奇袭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陈旅大部队前移100公里而敌人毫无知觉.
毫无知觉似有些夸张.
因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向陆军次官的报告中描述了"袭击前的一般征兆".
"共军向地盘以外移动共军移动和集结其兵力,扬言是要与中央军一战,巧妙地转移、引诱、欺骗日军的注意力,从而大规模地集结兵力.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朱德从王家峪到洛阳与卫立煌谈判临行前,彭德怀交给随朱德一起出发的作战科参谋潘开文一封信,嘱咐他"过铁路时,将信扔在铁路旁".
潘开文迷惑不解地望着彭德怀.
彭德怀接着说道:"我们要让鬼子知道,八路军和中央军又要互相'磨擦'了.
"潘开文恍然大悟,彭总原来搞的是"声东击西".
也许是这封信起了作用.
激战狮垴山据日《华北治安战》记载:"第4独立混成旅团司令部所在地阳泉,在盂兰盆会期间,发现很多平时不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
事后查明从8月前后经常出入阳泉车站的一个男子,据说是共军某部的参谋长.
"这是日军事后知道的情况,先机己被八路军抢到.
14团抢占了狮垴山后,在敌尚未知晓的情况下,派出预备队主动地打击敌人.
这种方法对于迟滞敌人是有作用的.
在八路军的枪声和喊杀声中,日军极度恐慌一时无法判断八路军有多少人马,不敢贸然出击.
这对于陈锡联来讲则多少可以争取一些时间,在这种时候,时间是要用生命来衡量的.
但片山也不是无能之辈,否则他就和中将衔无缘了.
日军中旅团长的军衔一般都是少将,只有个别旅团长的军衔是中将.
21日上午10点,片山迅速组织日军60余人向狮垴山发起反扑.
坚守狮垴山的14团5、6连依托工事,沉着应战.
陈锡联指示14团领导:这是我们和片山的第一次较量,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将敌人放近了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要将片山打疼,使他不敢轻易出来.
按照陈锡联的指示,14团5、6连的指战员将敌人放到已经可以看到日军狰狞的面孔时,才将各种火器喷出的一条条火龙射向日军,打得日军惊惶失措,乱作一团.
日军不敢后撤,因为后边有片山旅团长亲自督战.
阳泉东西一线是第4独立混成旅团防守的主要地段,现在八路军扼守住狮垴山,第4独立混成旅团的大部防区就失去控制了.
片山深感责任重大.
眼看着战斗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攻击的日军又被八路军的一个反冲击给赶了下来,片山感到这股共军绝不是普通的游击队,而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
于是决定赶紧收兵,从长计议.
下午3点,片山又调集150亲人,从右侧经西峪掌村向狮垴山迂回进攻.
同一时刻,385旅旅长陈锡联与政治部主任卢仁灿及若干作战参谋正在这一带察看地形.
发现敌人从右侧迂回攻击后,陈锡联急令769团1、3营投入战斗.
陈锡联迅速部署769团3营从正面反击,令该团1营和14团3营两个连分别从左、右翼予以侧击,使该敌处于三面夹攻之下.
战斗打得很艰苦,这次进攻的日军是阳泉城内的主力部队——炮兵中队.
炮兵中队在中队长中岛的指挥下成散兵队形向14团的阵地攻了上来.
385旅政治部主任卢仁灿对一营有些下放心,一营防守的地形相对比较平缓,便于日军发挥火力优势.
当卢仁灿带着警卫员到达一营指挥所时,一营刚刚打退敌人的一次进攻.
营长正在调配力量.
就在卢仁灿听营长汇报战斗情况时,日军的又一次进攻开始不知什么时候,雨开始下了起来.
本来就不深的工事马上就要被雨水灌满了.
很多战士趴在泥水里端着枪,注视着正在向上爬的日军.
越来越近了,100米,50米、30米,在雨水即将从他们身边溢出的时候,他们开火了.
排射、集束手榴弹,特别激动人心的则是夹杂在其中的清脆的、连续不断的轻重机枪的哒哒声,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交响曲,奏响在狮垴山阵地上.
打退了一批,又涌上一批.
日军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发了疯一般向山上进攻.
日军连续不断的进攻使14团1营伤亡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陈锡联将769团3营教导员叫了过来,对他说:你带上一个连,从侧面打一下,减轻一下1营的压力.
3营教导员孙泽高带着9连运动到日军进攻的侧翼,向日军猛扑过去.
日军完全没有防备,纷纷向山下溃逃.
日军没有想到已经快"顶不住"了的八路军,怎么会突然又从侧翼杀出一彪人马.
八路军也没有想到,就在日军已经完全失去控制,纷纷向山下溃退时,突然从山下向山上射来一串串重机枪的子弹.
日军的督战队将枪口对准了正在冲锋的八路军战士.
正在带领战士冲锋的孙泽高就是在这时中弹的,他中弹后再也没有起来.
日军稍加喘息,又组织了新一轮的进攻.
枪声、爆炸声构成的交响曲已经演奏了近3个小时了.
突然1营阵地上的声音弱了下来.
在演奏中独领风骚的机枪声没有了.
正在向山上进攻的日军似乎也听出了这种变化,利用八路军火力减弱的机会,向山上猛冲.
正在指挥所里观察战斗进展的卢仁灿也感到了这种变化,他同时还看到了二三十个鬼子正在向山顶爬来.
他只说了一句后:"机枪手,跟我来!
"就冲了出去.
1营长慢了一步,没有拦住.
卢仁灿全然没有理会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子弹,带着机枪手向阵地快速前进.
距阵地只有几米了,再经过一个缓坡就到了,这时,一颗子弹飞来射中了卢仁灿的右肩.
卢仁灿顿时摔倒在地,他对机枪手说:"赶快进入阵地,把鬼子打下去.
"机枪手带着仇恨进入了机枪阵地,他看着就在眼前二三十米远的日军,一边大喊着,一边把机枪直打到枪管发红.
双方在西峪掌村附近激战近3个小时,日军包含炮兵中队长中岛在内的40余人被歼,其余狼狈逃窜.
阳泉城内的日侨也被迫拿起了武器阳泉城内日、伪军加在一起大约有下到700人.
第4独立混成旅团司令部约有30人,独立步兵第15大队队部大约有50多人,山炮大队大约有300余人,辎重兵中队约有100人,连同工兵及其它,大约有680人.
经过两次战斗,第4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片山感到单凭自己手中7百人的力量,难以完成打通狮垴山,进军正太路西段的任务,必须另想办法.
片山对从寿阳方向来的援兵一直未抱希望.
事后日第一军参谋朝枝繁春大尉的记述是这样的:军直属部队中当时手下无可用之兵力,乃由司令部临时抽出包括卫生兵在内的共约40人,组成混成小队;当即指挥该小队开往阳泉.
先乘火车至榆次,然后徒步突破敌阵,3日后至寿阳,经1周时间始达阳泉.
经过白天的两次失败,片山已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不得不将阳泉城内的日侨集合起来.
大部分日侨是来发战争财的,有些人刚刚发了些财,准备返回日本,一听到要被集合起来准备打仗,心想这回恐怕要"无言的凯旋"了.
他们拿出最好的衣服,有些甚至写好了遗书,满脸的庄严肃穆,纷乱中透出"准备就难的景象".
21日晚片山得到的消息更使他坚定了攻占狮垴山的决心.
片山从消息中得知阳泉以东地区尚无问题,阳泉西边的无名桥梁、辛兴镇、坡头、测石、落磨寺镇备据点,均受到八路军的攻击.
22日晨,片山将日军、日侨、伪军共200多人组织在一起,向狮垴山发起攻击.
正面不行,侧翼攻击;侧翼不行,迂回包抄.
片山接受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这次没有从正面进攻,而是经燕子沟向狮垴山东北高地迂回.
为防八路军的伏击和侧击,片山采取了火力掩护、控制要点、逐步前进的方法,向防守狮垴山东北高地的14团2营阵地发起了攻击.
经过一天的激战,片山仍然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
双方仍然在前一天的战斗分界线对峙.
虽然狮恼山没有变化,但是整个正太路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在片山毫无进展的一天里,129师在正太路西段,又炸毁了几座桥梁、破坏了几十公里的铁路,卷走了几千米的电线.
385旅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战斗总结.
干部、战士纷纷拿出自己的想法和经验.
有的说,日军在战术上从正面攻击的时候越来越少,多数是在近距离上对我军实施迂回包围.
有的分析,这几天日军进攻的攻击精神明显不如从前,射击精度也很差,看来日军已经快完蛋了,把后勤兵和日侨都派到前线了.
还有的战士讲,在战斗紧张时,有时他忘了拉弦就把手榴弹扔了出去,引得其他的战士哈哈大笑.
有的连长说,火力与运动的配合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如部队在运动时,火力没有很好地掩护部队运动.
有的营长说,我们反冲击的方向往往选择正面,不知从敌人侧翼去突击,而将压制火力放在正面,冲锋时,我们的队形有些紊乱,没有组成集团式的冲锋队形.
越说大家心里越清楚,各级指挥员对下一步的打法也逐渐地在心中清晰起来.
屡战屡败,使片山恼羞成怒.
他枪毙了两个退缩不前的日侨,给进攻的日军下了死命令——如不拿下狮垴山"统统死啦死啦的".
23、24日两天,倾巢而出的日军,在猛烈的炮火的掩护下——这次不仅有地面炮火的支援,还有空中火力的支援,向狮垴山又发动了多次进攻.
炸弹的气浪将地上的石子、尘土、树枝等统统掀到天上,然后又跟下雨似的,哗哗地落下来.
负责观察的战士发现,从飞机投下的炸弹中,有一些没有爆炸,而是咝咝地冒着烟,闻过以后还有些头昏、恶心,他迅速将这一情况向旅部作了报告.
陈锡联一看,知道鬼子又在投毒气弹了,他立即命令各营,将毛巾沾湿,捂在嘴上,迅速作好防毒准备.
为了对付日寇的毒气弹,有些战士甩出手榴弹,用手榴弹爆炸后的气浪驱散毒气烟雾.
其他战士一看效果挺好,立即效仿.
在和鬼子的战斗中,八路军经常想出一些土办法,来对付日本人的洋玩艺.
前边提到的八路军战士用篮球胆做成手套,然后戴着这样的手套去破敌人的电网,也是以土办法对付洋玩艺的事例.
8月24日,师里的一封电报,改变了385旅的任务,同时也就完全改变了狮垴山争夺战的格调.
这封名为《令正太破击必须再坚持半个月》的电报,分析了129师当面之第4独立混成旅团固守待援的情况,要求129师所属各部树立坚定信心,并指出"今后任务在彻底摧毁铁路、桥梁、隧道、车站及一切木工物,拼命搬资材,使敌无法修复,并继续扩张战果".
为保障主要任务的完成,师部要求:陈锡联、谢富治指挥的总预备队3个团,以一部接收桑掌至张净镇段的铁路工作,以主力位于桑掌、龙门村、曹梁地域并控制北龙门以南之1528高地,但须留小部在狮垴山一带游击侦察,以保障破击.
如阳泉之敌出击,主力则夹击消灭之.
电报明确要求385旅除一小部分继续在狮垴山一带游击侦察外,主力则转为破路队.
25日,为继续扩大战果,385旅奉命由预备队转为破路队.
除留14团两个营及769团6连继续扼守狮垴山、西峪掌、冠山阵地外,主力则转移至龙门及上庄、曹梁、北垴之线.
25.
激战卷峪沟"砸核桃"左翼纵队总指挥周希汉接受任务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
当刘伯承宣布完右翼纵队和中央纵队的任务后,继续宣布左翼纵队的任务时,没有指明由谁来负责指挥左翼纵队,而是首先交待了左翼纵队的任务.
他讲道:"左翼纵队由三八六旅的十六团和决死一纵队的二十五团、三十八团三个团组成,担负奉阳至榆次间的破袭任务,应先集中兵力攻下芦家庄、和尚足、下湖、上湖、马首等车站和敌据点,得手后,视情况向北、向西扩大战果.
"讲到这里,刘伯承停了一下.
跟随陈赓一起来参加会议的旅参谋长周希汉正在按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认真地进行着记录.
周希汉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人.
1927年参加麻城起义时,他才14岁.
在他的军人生涯中,他曾担任过麻城县独立营通信班长,独立团通信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甚至还担任过红13师38团的共青团书记.
后来调到红4方面军当参谋.
八路军北上抗日后,他先任386旅作战股股长,后任旅参谋长.
使他遗憾的是,在这些履历中,一直没有当军事主官的经历.
前天,大岳军区接到129师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转来的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预备命令:"命令太岳军区部队立即秘密地进行破袭正大路和敌人重要交通线的准备,并命令七七二团、十六团和决死一纵队的二十五团、二十八团,待令参加正大破袭战.
"接令后,陈质即带领4个团经过5昼夜的急行军,穿过白晋铁路敌人的封锁线,马不停蹄地赶到寿阳以南25公里左右的松塔、白云村一线秘密集结.
一路上部队斗志高昂.
周希汉后来回忆说:行军途中,部队除了通过封锁线时保持肃静外,那真是一路行军一路歌.
指战员的欢声笑语在群山中回响,战斗情绪十分高昂.
他和陈赓到达师前线指挥所驻地石拐镇后,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已经在指挥所里等着他们了.
周希汉没有想到,就在这间既是作战指挥室,又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卧室里,刘伯承的这一停顿,使他的军人生涯发生了改变.
周希汉对这段往事的印象太深刻了.
刘伯承用手指向上推了推眼镜,看着周希汉说:"根据陈赓同志的建议,决定左翼纵队由你指挥.
"接着,刘伯承改变了语气,非常严肃而严厉地说:"一定要坚决攻下上述车站和据点,一定要遵守统一的时间,密切协同配合,一定要彻底破坏正太路.
有的据点敌人守备甚严,要讲求战术,不能啃核桃,而要一个一个地砸核桃.
"他边说边挥起握得紧紧的右拳,有力地砸在桌子上.
刘伯承的比喻向来是很生动的.
特别是讲战术时,为了做到通俗易懂,他经常作一些很形象的比喻.
刘伯承常用"牛的战术"来形容在战斗中使蛮力,拚消耗的打法,用"马的战术"来形容消极防御的打法,用"狼的战术"来形容机智、灵活的打法.
身为386旅的参谋长,周希汉当然懂得"啃核桃"和"砸核桃"的区别.
这里的核桃指的就是碉堡.
"砸核桃"首先要狠,要一下子把核桃砸碎,不要陷入"牛抵角"的状态;其次要快,要以隐蔽的接敌动作,在敌人尚未反映过来时,迅速解决战斗.
一向沉得住气的邓小平总是在刘伯承说完后,作补充交待.
他对周希汉说:"左翼纵队这次没有配备政治委员,也没有配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都由你一人兼任.
"邓小平是相信周希汉的,但还是问了他一句:"行不行"中国人虽然有谦虚的传统,但周希汉这次没有谦虚.
在战争年代,一个指挥员的自信心往往直接影响着战士的情绪,决定着一个部队在领导心目中的位置.
周希汉很珍惜这次机会,他要让刘、邓放心.
他听到问话后,马上站起来,立正后,坚定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这句话虽然像现在电影里的台词,但在当时却是最合适、最恰当的语言了.
这天晚上,即将第一次独立带兵的周希汉失眠了.
会议结束后,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周希汉和陈赓回到宿舍,爱开玩笑的陈赓对周希汉说:"你这个'好战分子',这回可以过打仗的瘾了!
但你要记住刘师长讲的'要砸核桃',还有邓政委讲的,既要指挥好,坚决完成任务,又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
你的担子可不轻呀!
你要找各团的干部研究研究,'三十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嘛!
""你的担子可不轻呀",周希汉躺在床上,刘、邓、陈的嘱托总是在脑子里翻腾,挥之下去.
周希汉后来回忆说:"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大战前睡不着的不止周希汉,还有陈赓,或许还有很多指挥员因为在等待着大战的到来而睡不着觉.
火攻芦家庄周希汉看着地图,脑子里仍然在考虑着刘伯承所讲的"砸核桃"的问题.
周希汉的目光从东边的寿阳、马首、上湖,逐渐移向西边的芦家庄、榆次、太原,各个据点护卫着铁路,铁路又将各个据点和车站紧紧地连在一起.
敌人采用的是蛇的战术,打尾则首至,打首则尾至,打中则首尾皆至.
刘伯承"砸核桃"的指示,在周希汉心中越来越清晰.
只有采用"砸核桃"的战术,迅速剥掉敌人的外壳,在太原、榆次方向的敌人尚未反映过来时,组织大量的群众对敌铁路进行破坏.
"啃核桃"则不可能达到这种出奇制胜的效果.
为了砸好"核桃",周希汉作了如下部署:由16团攻打芦家庄车站,并以小部队向榆次方向佯动,牵制敌人;25团攻打马首车站,并派小部队车制寿阳县城之敌;38团攻打上湖车站,并攻占下湖、和尚足两个敌据点.
左翼纵队出击时打得最艰苦的是芦家庄.
芦家庄是一个只有50多户人家的村庄,村南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雨季时河水湍急.
村东是火车站,日军在车站周围修了4个碉堡,碉堡外有壕沟、铁丝网.
芦家庄车站驻有日军原田大队的一个中队,有日军40余人和伪军20余人.
16团团长谢家庆根据侦察的结果,决定以5个连配机关炮一门,袭夺芦家庄;另由两个连队配属工兵一部向榆次方向游击,监视和牵制敌人,并负责炸毁芦家庄至榆次段的铁路桥梁;另一个连队向北游动警戒,保护侧翼;以4个连为预备队.
谢家庆将第一梯队的5个连部署在车站的南北两个方向,构成对车站的钳形攻势.
攻击发起后,北边的两个连越过小河,向芦家庄车站以北的两十碉堡发起了攻击.
攻下碉堡后,又继续夺占了芦家庄,并由西向东攻击车站.
另三十连向车站以南的碉堡发起了攻击.
在通过铁丝网时,攻击部队受到了一些损失.
当时,日军发现八路军的攻击行动后,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了通道.
一个破障队员冲上去后,把一根铁丝的一头钉入地下,另一头绑上一块石头,扔向铁丝网.
他刚刚将石头抛出,就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击倒在地.
这些方法部是在战争中逐渐摸索出的对付日军电网行之有效的士办法.
先将电网和大地相连,等于给电网按了根地线,再用铡刀砍电网时,就可以保障安全.
可是石头搭上电网后,由于惯性过大,一下将另一头的钉子带出.
另一名破障队员又冲了上去,匆忙中用手抓住钉子就往地下插,由于没带用球胆改制的手套,触电身亡.
战士们将仇恨化作力量,以勇猛的冲锋、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将碉堡拿下.
之后,由东而西向车站扑去.
16团的战士从东西两个方向向车站发起了冲击,喊杀声、枪弹的爆炸声撼动了整个车站.
残敌被八路军战士的声威所吓倒,放弃车站向西逃去.
但在西边他们遭到了16团占领芦家庄部队的迎头痛击.
敌人如惊弓之鸟,又掉头向东逃窜.
而在东边他们又遇到了16团攻击车站的一个营.
东也不行,西也不行,敌人在绝望中,占领了车站的一座高房负隅顽抗.
经常在庄稼地里遭到日军人攻的八路军现在要以牙还牙,也让鬼子尝尝火攻的滋味.
柴草堆放好了,燃烧弹扔出去了,火呼呼地着起来了.
在烟火翻滚中,鬼子坚持不住了,又退守到火药库.
主攻营配属的机关炮开始发挥作用了.
猛烈的炮火将仓库的弹药引爆,残敌又窜入一所学校的教室中固守.
指挥所里的周希汉不断接到胜利的消息.
战斗发起后的一个多小时,38团6连迅速攻占上湖车站,全歼守敌,并生俘敌车站站长.
25团一部以勇猛的动作,经过艰苦的攻击,占领了马首车站,击毙敌小队长一名,士兵24人.
从上级传来的消息也同样令人振奋.
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占领了正大路上的战略要地娘子关,炸毁了井陉煤矿.
贺龙、关向应指挥的120师和晋西北的部队,同时向同蒲路北段及静忻公路出击,385旅一举攻下康家会,全歼守敌,并歼灭由静乐增援之敌40余人.
总部发来电报,称百团大战"将成为中外战史上最光辉的名词".
令周希汉遗憾的是未能全歼芦家庄守敌.
由于21日天降大雨,浇灭了烧向日寇的烈火,芦家庄守敌又得到庄外几百日军增援接应,而我16团各攻击部队之间的联络不通畅,使芦家庄退守学校的一部日军侥幸寻机逃脱.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但周希汉的心始终放下下来.
28团5连反偷袭成功的消息,既使他高兴,又让他担忧.
和日军打了三年多的仗,日军的脾气周希汉是很清楚的.
只要八路军在某个地方狠狠地揍了日军一下,日军总要集中一定兵力进行报复,否则大日本皇军的这口气是咽不下去的.
百团大战这样大的破袭行动,打得日军焦头烂额,晕头转向,日军一定会集中兵力进行报复.
战斗打响后,周希汉既要关注破路群众的安全,又要关注部队的疲劳情况.
而最让他担心的则是部队因胜利而松懈,对敌人的报复行动失去警惕,遭致不应有的损失.
担心、忱虑,连日的不睡觉,使周希汉的眼睛慢慢肿胀起来,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上火"了.
肿着眼睛的周希汉正是用眼睛的时候.
为保障扩大战果,防止敌人报复,周希汉除派部队和侦察员加强对榆次敌人的侦察和警戒外,每天还亲自到羊头崖指挥所正西、西北、西南三个高地的瞭望哨,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和榆次、寿阳方向敌人的动静.
周希汉得到的消息仍然使他睡不着觉.
从8月26日起,周希汉连续得到榆次抗日政府和侦察部队关于榆次之敌不断增加的报告.
周希汉下达的命令和得到的消息都在增加.
加强战备,抓紧破路,加强监视.
命令一个接一个地下发,敌人在增加、增加、增加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不负众望的周希汉8月30日下午,在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之前,周希汉早已预想到的情况出现了.
在望远镜中,周希汉看到十多公里外的山梁上,有一路行军纵队时隐时现,像蚂蚁爬行般地蜿蜒西行.
日军终于出现了.
周希汉一面将情况迅速上报刘、邓和陈赓,一面命令16团团长谢家庆速带两个营,占领芦家庄西南12公里的高坪阵地,阻止敌人的侧后迂回,掩护群众和部队继续破路.
双方一经接触.
战斗就异常激烈.
31日,日军5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高坪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
激战中,周希汉得到了刘、邓首长的指示:"应坚守高坪、道坪阵地,掩护破路群众有秩序地撤退后,你部应经松塔,马坊进至石拐以北地区,协同385旅消灭突进石拐之敌.
"对于如何执行这个指示,是否执行这个指示,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情况的变化,构成了对周希汉的重大考验,使第一次担任纵队指挥的周希汉在这个临时职务上走向了成熟.
当周希汉赶到高坪时,坚守高坪一带的部队已经处在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
增援芦家庄之敌的一部,正向南进至戈山一带,企图攻击高坪阵地的右翼;向东南方向运动之敌约500余人,己占领高坪左后方的高家山,威胁着高坪的左侧翼;自寿阳向南运动之敌千余人已占领河底村,正从北向南对我合围.
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情况的发展已经完全不同于设想.
原计划左翼纵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经松培、马坊地区,在石拐以北协同385旅消灭突进石拐之敌.
现在,日军一部正欲继续向129师后方迂回,妄图围歼129师于松塔、马坊地区.
帅指挥所还在石拐附近,这股敌人已经威胁到师指挥所的安全.
情况已经无法上报,周希汉面临第一次临危处置.
周希汉能够得到陈赓的推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陈赓是129师有名的虎将.
在香城固战斗后,日军打出了"专打陈赓"、"专打386旅"的牌子.
陈赓除了打仗出了名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人所共知的——看人看得非常准.
经陈赓当红娘而结成百年之好的夫妻在八路军中可不是一对两对.
像我们熟悉的彭德怀与浦安修的婚姻,肖华与王新兰的婚姻都是陈赓牵的线、搭的桥.
这次又是陈赓搭桥把周希汉和左翼纵队总指挥联在一起.
周希汉没有辜负陈赓的推荐.
陈赓也没有看错人.
周希汉针对三面受围的不利局势,立即命令25团阻击寿阳方向的敌人,掩护破路群众安全转移后,再进至松塔地区;又令38团向16团靠拢,占领柳树坪、松凹一线高地,配合16团采用交替掩护,节节抗击的战术,阻敌前进,保障师主力右翼的安全.
完成阻击任务后,周希汉指挥26团、38团于9月2日凌晨转移到松塔东南13公里左右的上瑶岩、羊儿岭、红崖、上葫芦把一线高地时,发现左右两翼的两条山沟里火光一片,烟雾弥漫,人喊马嘶,搞不清哪是日军哪是八路军.
正准备派人侦察,一个走错方向的伤兵揭开了谜底.
他告诉周希汉,说:"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带的伤兵在左翼卷峪沟.
"右翼是敌人,左翼是友军和伤员.
是去完成刘、邓指示中所要求的配合385旅歼灭突进石拐之敌的任务,还是就地转入防御,掩护友邻部队和伤员周希汉面临第二次临危处置.
肿着眼睛的周希汉对形势看得是很清楚的.
他召集16团团长谢家庆、政委陈悦常和38团团长蔡爱卿、政委刘有光在山顶一棵大树下研究了情况,决定38团占领红崖一带的高地,16团占领羊儿岭和上岩等高地,构筑工事,坚守阵地,掩护友邻部队和伤员安全转移.
周希汉的部署正中要害.
部队刚刚进入阵地,500余敌人就在炮火掩护下向阵地猛扑过来.
16团坚守的羊儿岭阵地受到的冲击尤其强烈.
由于敌众我寡,激战半小时后,阵地被敌人占领.
形势很危急,周希汉也感到压力很大.
压力大还不仅仅是因为防御正面的敌军要多出已方好几倍,而卷峪沟内又有友邻和伤员,防御任务很重;更重要的则是师里交待的任务和眼前的当务之急发生了冲突,使周希汉分身无术.
周希汉回忆道:"刘、邓首长交给我配合385旅歼灭突进石拐之敌的任务,我一直记着,怎么也放不下,总想在掩护友邻部队和伤员转移后,尽快摆脱敌人,向石拐以北地区转移.
"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很多将才,有时作出的决断很今后人不懈.
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可以有两种或更多的选择,而他们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后来经实战检验他们选择对了,这种能力恐怕书本上很难学到,也就难免让后人不解了.
周希汉正是在多种选择中选择了正确的一种.
就在这关键时候,周希汉看见有两个人从卷峪沟方向气喘吁吁跑上山来.
原来是刘、邓派警卫营长向他传达口头命令:"要死守阵地,没命令不得撤退.
"这时,周希汉才知道师指挥所等首脑机关也在卷峪沟内.
"要死守阵地"虽然是一道令多少将军望而生畏的命令,但此时此刻却令周希汉感到一阵轻松.
他从痛苦的抉择中摆脱出来了.
周希汉马上部署夺回羊儿岭.
他当即部署,16团以两个连的兵力从上瑶岩向南出击,攻击羊儿岭敌人的左侧后背;38团以一个营的兵力,从红崖向北出击,攻击羊儿岭敌人的右翼;谢家庆团长带16团4个连分三路,从正面向羊儿岭实施反击.
冲锋与反冲锋,攻击与反攻击,多达13次.
有时冲击与反冲击是以肉搏战而告终的.
八路军志在必得,日军则必须死守.
施放毒气,飞机连续低空轰炸扫射,日军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
八路军则多方向,多批次地连续冲击.
这个时候,双方都已毫无保留,拿出了最大的力量.
有时候可以说一场战斗是比双方的力量,有的时候比的却是意志.
双方打到短兵相接的时候,不仅可以看到对方的枪刺在阳光下闪烁,甚至可以看到对方被战火熏黑了的面孔.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日军终于抵挡不住八路军勇士的勇猛冲击,从羊儿岭溃退下去.
占领羊儿岭后,周希汉立即命令加紧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敌人疯狂的反扑.
当过参谋长的周希汉在部署兵力时细致周到,他命令16团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坚守阵地,主力疏散隐蔽为预备队.
这一着非常有效.
鬼子每次冲击,都伴随着飞机、大炮的掩护.
前沿阵地上少布兵,则在敌人的炮火下,伤亡大力减少,且能不断地得到后备力量的补充,使第一线阵地总能保持一定的有生力量.
八路军越战越勇,战斗情绪越战越高.
阵地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八路军的手中.
这次阵地防御战,从9月2日6点半打响,一直到21点半结束,整整持续了15个小时,共毙敌300多人.
战斗结束后,按刘、邓首长命令,部队转移集结待命.
到达集结地后发生的一件事使周希汉劳顿全消.
周希汉本来想躺下睡一觉,但一闭上眼,战士们在战场上同敌人肉搏时的情景就出现在眼前.
正欲睡不睡时,参谋向福廷跑来激动地对他说:"参谋长!
首长们都来了!
"周希汉惊奇地问"哪里来的首长啊"向福廷说:"你快出去看吧!
"周希汉急步跑到大门外,真想不到,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副主任陆定一等同志都来了.
罗瑞卿紧紧地握住周希汉的双手,说:"希汉呀,今天你们打得很坚决,很顽强!
打得好!
"杨尚昆接着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保障了首脑机关的安全.
我们是代表朱、彭首长和刘、邓首长来慰问你们的.
"他们又一次同周希汉握手.
进到房里后,首长们询问周希汉是如何转移到卷峪沟的.
周希汉回答后,首长们说:你们在和上级失掉联系的紧急情况下,机动灵活地处置情况,部队打得很顽强.
希望你们好好地总结经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今后更好的多打胜仗.
现在你们已转移到外线来了,要让部队好好休息一下,恢复恢复体力.
26.
回顾几封电报百团大战发起后,彭德怀在8月26日第一次向各作战区发布《开展正太线两侧作战之战役部署》.
在这个命令中,彭德怀根据情况的变化,已经在思考第二步的行动计划.
彭德怀设想: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或未彻底完成正太战役任务之情况下,我之行动方针,应是乘胜开展正太线两侧之工作,去收复敌深入各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继续坚持正太线之游击战,缩小敌占区,扩大战果,同时以一部兵力进行休整.
由于敌人已经从第一次打击中清醒过来,敌110师团于23日派出轻装甲车队及步兵一个大队前往井陉地区增援.
24日,日军从太原出动飞机对129师破袭部队进行轰炸.
25日派出了增援部队,特别是正大路东段石家庄至微水间的交通未能彻底断绝,日军从22日起即纷纷增援微水至井陉间各据点,使八路军"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彭德怀迅速将注意力从铁路线上转移到了铁路线两侧之日军据点,他设想了百团大战的第二步行动计划.
彭德怀认为,在实行第二步作战计划时,聂集团应以不少于4个团的兵力,力求收复上、下社以北各据点;贺集团应以适当兵力拔除根据地腹地之若干据点;刘、邓集团应以不少于4个团之兵力出击平辽公路,而彻底毁灭之,并力求收复辽和两城.
有了下一步的作战构想,彭德怀对当前第一步的作战行动应该做什么就更加明确了.
第二天,也就是8月27日彭德怀又下发了《正大线破坏愈彻底则我愈主动》的电报.
彭德怀认为:"百团大战对整个战局、改变敌我形势均有极大意义,我在正太沿线能坚持愈久,破坏愈是彻底,可能逼使敌人改变其某些部份之兵力部署,从其他点线上抽调兵力增援正太.
这给我寻求新的机动的方便.
或逼使敌人放弃正大线南北某些据点,回救正太线,这对整个太行山根据地之巩固更是有利.
能达到此目的便使我军队作战容易取得主动权与操纵战争,因为百团大战的结果只能断截正太线一时期内之交通,而不能取得战局根本之改变.
"估计各线敌人正向正大线增援,正大线南北各据点敌仍图坚守不放.
因此,我各线配合作战兵团应继续积极破击,阻敌往援,正太作战兵团除继续彻底破路,拔除可能拔取之据点外,特别应对出击或来援敌一个大队以内之兵力,集结最优势之兵力歼灭之.
只有歼灭敌一二个大队,才能顺利的扩张战果.
聂集团应阻击向西来援之敌,应力求消灭其一部,对井陉、石家庄段铁路应继续破击,对平、灵、曲、定、唐、满各县敌应不断袭扰之.
"这个计划是主动的、进攻的,充分体现了彭德怀的决心与意志,充满了彭德怀对驾驭战局的自信.
为了最大限度的破袭、最大限度的打击敌人,战役第一步先在内线破路,打击敌人,等到日军来援时,如果是小部队,还要集结优势兵力歼灭它,逼使日军放弃正太线南北某些据点,回救正太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当敌大部队来援时,八路军主力则跳出正太线,转向铁路南北两侧,寻找新的弱点开刀.
彭德怀的计划充分抓住了华北日军的最大弱点.
1940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各兵团参谋长会议,日军华北方面军平田副参谋长在补充说明中讲道:"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现状,对军队的教育训练极为不利,早日恢复集中部署,是我们最希望的.
然而,考虑到华北治安的现状,为争取尽快恢复集中兵力,在目前一段时期,仍不得不继续执行分散部署.
"平田也承认分散部署是"不得不"的事情.
他继续说:"所幸目前大股匪团已分崩离析,甚少具有集体威力,即使以小部队进行讨伐,也无任何危险,这正是积极讨伐的大好时机.
"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使日军面临灭顶之灾而尚无知觉.
平田辽给各个参谋长打气:"目前的情况,匪团已经分散隐蔽,而致力于巧妙地扩大地下组织,企图进行顽强的抗战.
对此,我之最大的弱点,不在于兵力之不足,而是在于很难及时获得可靠的情报.
"平田避重就轻,将日军华北治安最大的问题——兵力不足的矛盾一笔带过,转而去谈情报问题.
平田心里很清楚,战线过长、后方空虚的弱点很有可能被八路军加以利用,迟早要出事.
彭德怀对日军点线占领及兵力不足与分散的弱点,看得很清楚.
他26日得到报告,日军有千人左右从石家庄逐渐向西增援.
29日,他又得到消息,日军在榆次、芦家庄两地共集结了2500多人,其中一部约700人于28日进抵试航,塔摩寺、阳泉的日军1000多人己占领狮垴山,由石家庄方向西进的日军已增至2000多人,估计敌人企图东西夹击八路军于正大路沿线,驱逐八路军离开正太路.
听到这些消息,彭德怀不希望各作战区有任何动摇.
他在29日又对"聂、刘、邓并贺、关"强调了他的想法.
"为坚持扩大正太战役战果,创造第二步战役之有利条件,我正太作战兵团今后行动方针,主要的是打击敌增援部队和不放弃继续破路.
"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的向前发展时,彭德怀在8月31日发出了一封只署名彭德怀的电报.
电报很短,但内容却令人不解.
贺、关、荣臻、刘、邓诸同志并报毛、朱、王:此次百团战役胜利中已暴露敌之严重弱点,是兵力不够分配,华北战场上之兵力缺乏,已抽调出去不少.
因此,引起我们考虑以下问题,彻底毁灭正大路和彻底毁灭同蒲路之忻县、朔县段,如能达到目的,使三个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在任何方面与我有利,并可引起华北战局某些变化,你们认为可能时清即电告井同时准备继续扩大之.
彭德怀三十一日"使三十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的战役企图已经远远超出了八路军的力量.
从前面的几封电报中并不能看出要将三个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的意图.
聂荣臻不会赞成这个行动.
早在春季会议上,彭德怀就曾谈到是否可以由刘伯承和聂荣臻联合起来,从正大路南北两个方向对正大路来个大破袭,将晋察冀和晋冀豫两区联成一片.
彭德怀是个直性子,总是有什么说什么,常常是把自己的意见先拿出来,让大家讨论,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但你得说出理由来.
这个特点在彭德怀的一生中时时处处都表现得很突出.
下到对一个普通战士,上到对毛泽东都是如此.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描述过彭德怀说话习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
聂荣臻很了解彭德怀的性格,听了彭德怀的想法,也不跟他客气,谈了自己的想法.
为此,聂荣臻分析道: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当然好,不过,我们要想完全控制正太路,或者把它彻底摧毁掉,恐怕难以实现.
因为,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它的后方,正企图通过巩固交通线,把山东、河北、山西三个地区紧紧连在一起.
现在平绥路到同蒲路,还不通车,石家庄到德州这段铁路,虽然日本人正抓紧修,但是由于屡遭我们的破袭,还远没修通.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把正大路看成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如果丧失对正太路的控制,它在山西的占领军一切运输补给都难以保障,敌人是不会善罢干休的.
就是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炸断、摧毁正太路,暂时断绝了它的交通,从敌人具备的技术力量来看,很快可以修复.
所以,将两个区联系起来,恐怕不够现实,但对正太线进行大破击是完全可以的.
由于其他原因,百团大战向后推迟了,这个问题也就搁置了.
很少有人提起这封电报,可能是因为还没来得及讨论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仅过2天,9月2日,八路军总部就发出了《敌援正太兵力己到我执行第二步方针》的电报.
这封电报使尚未开始执行的8月31日的电报命令成为历史.
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1.
连日由晋南往援正太路之敌约一旅团之兵力,其先头已达正太路西段,榆次、芦家庄、寿阳各据点之敌向外扩张,已夺回不少据点,井陉、石家庄、定县沿线集敌五六千人,后续可能增加,娘子关、阳泉敌亦向东西扩张,估计敌正图东西夹攻我军.
2.
正太战役已取得伟大成绩,在上述情况下,特别在聂集团方面继续扩大战果已不可能,决心按3号电令第二步行动方针转移兵力,力求乘正大路遭我人破击后,敌不易转移乒力之有利时机完成第二步计划之任务.
朱、彭、左两封电报相比,情况一样,但结论已完全下一样.
随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彭德怀、左权经反复研究,于9月16日又签发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
由于日军大批援军已由东西两端进抵正大路,八路军继续在正大路扩张战果己不可能,所以,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就由破路转成八路军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坚行动.
27.
他们注视着正太线这样的仗能否再多打几个毛泽东来电报了.
这是百团大战进行以来收到的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
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这封电报虽然没有正式记录,但在《彭德怀自述》中彭德怀提到了它,当时的作战科长王政柱在《百团大战始末》和《中国人民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的文章中提到了它,当时的特务团长欧致富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了它.
电报只有25个字,但在彭德怀和左权眼里,这25个字,字字千金,它使彭德怀和左权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也就是在大约25个月前,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批驳了轻视和反对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发展规律作了深刻的分析.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我军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的观点是很鲜明的,他很容易使别人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
还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补充道:"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正因为如此,在朱德离开王家峪经洛阳回延安的前夕,彭德怀希望朱德能够将他们的想法带给毛泽东,让中央考虑.
毛泽东的一封迟到的信也足以让彭德怀和左权"脸上都露出了兴奋的光彩".
在毛泽东致电彭、左的同时,9月10日,中央在《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中,也赞扬说:"我党50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给了日寇以深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
"同一天,中央书记处发出的一封电报,充分肯定了百团大战.
"根据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七'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
在华北即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打通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与华中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力量,而给予……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的作用.
"这封电报不仅要求华北扩大百团大战的行动,还要求山东及华中仿照百团大战行动也搞几次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但是中央的意图未能实现.
部队经过奔袭作战也极度疲劳,需要休整和补充,第一阶段晋察冀主攻方向就伤亡了近千人,各部队已不可能进行像第一阶段那样的大规模战役了.
在华中和山东也不具备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的条件.
借百团大战胜利向老蒋要弹药彭德怀一谈到百团大战就滔滔不绝.
彭德怀这时的心情,可以从8月31日彭德怀和记者的一次谈话中看出来.
记者:百团大战在华北抗战中意义如何彭德怀:这一次百团大战及其所获得的胜利,在华北抗战历史上,乃至在全国抗战历史上,都占很重要的地位.
在敌人后方进行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百团大战还是第一次.
这一次百团大战我军完全处在主动的地位,调集了八路军、决死队等一百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敌寇的各个交通命脉正太、同蒲、平汉、平绥、北宁等路,进行大规模的战役进攻.
这一战役进攻在华北抗战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抗战历史上亦甚少见.
因为这一战役进攻,将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也就是华北战周转换开始,这一战役进攻的胜利,将为华北创造出一个新局势,而这个新局势将更多的牵制敌人兵力,阻滞敌人向我大后方进行正面的进攻.
记者:这一胜利将在国际国内引起何种影响彭德怀:自百团大战开始以来,已经引起国际国内人士很大注意,如美国合众社驻北平记者在敌寇严密监视之下,仍能发出电讯,报道我百团大战的胜利.
在我大后方,广大军民对这次百团大战的胜利更表示极大兴奋,各方友军先后来电慰勉,尤为可感.
概括起来,百团大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全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严厉的打击了悲观失望情绪;在敌占区内,及在敌大后方也起了非常巨大的影响;百团大战给予敌寇内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记者:百团大战对八路军本身的影响如何彭德怀: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华北一万万民众赞助之下,三年来坚决拥护蒋委员长的抗战国策,坚持了华北敌后抗战,创造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维系了敌后方广大民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遍了华北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次百团大战的胜利,八路军全体将士更加感到自己的责任,感到自己应该在华北战场上更加负责保卫民族的利益.
在百团大战胜利之后,八路军必将继续发展而且更加巩固起来.
因为华北广大人民将更加热烈的来拥护八路军与参加八路军.
记者:百团大战现已获得不少胜利,据目前情况观察,战局发展形势如何彭德怀:百团大战目前所获得的胜利还只是初步的胜利,我们力求扩大战果,把目前在正太路上所得到的伟大胜利扩大到各个战线上去,扩大到对敌寇斗争的各方面去.
随着军事与交通战方面的进攻,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攻,以争取更大的与更多的胜利,保卫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
我们如果能在交通战上继续获得巨大的胜利,我们就能在华北战场上保持有利形势,严重地打击敌寇.
但是敌寇决不会就这样死亡下去的,敌寇在我们的严重打击之下,必将更疯狂的组织新的进攻,新的"扫荡",向我们进行更残酷、更毒辣的报复.
近日敌寇飞机在正太路一带向我军大肆轰炸,以及大举施放毒气,就是明显的证据.
因此在百团大战胜利之后,华北抗战必将进入更尖锐、更激烈、更紧张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加紧准备应付新的战斗,决不能因为目前的胜利而有骄傲轻敌心理.
彭德怀不只想到了这些.
还有一些想法就不能和记者谈了,彭德怀只能在电报里和中央讲.
在一封《趁百团大战胜利向蒋要弹药》的电报里,彭德怀向中央透露了他的想法.
他想通过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趁此胜利之影响",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催领弹药.
他认为,百团大战已取得伟大胜利,但是由于缺乏子弹和炮弹,本来可以扩大的战果不能扩大,如榆次、寿阳、阳泉、井陉等较大据点拿不下来,影响破路;又因缺少黄色炸药,许多桥梁、水塔、隧道等还难以彻底破坏,由于这些原因,没有达到使正太路彻底毁灭的目的.
他还有更加充分的理由,交通战是目前华北战争之中心,从百团大战来看,继续大规模的交通作战,彻底破坏其他交通要线,是完全有可能的.
理由说完了,他要敲蒋介石的"竹杠"了.
他要向蒋、何领取"七九步枪弹500万发,六五步枪弹300万发,七九机枪弹100万发,六五机枪弹100万发,七五山炮弹1500发,八二迫击炮弹3000发,俄式机枪子弹20万发,20毫米战车防御炮弹3000发,黄色炸药5万公斤、附雷管导人线,日本式掷弹筒子弹1万发,及其他通讯器材、电器材料、西药等".
蒋介石不得不面对尴尬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听到八路军在敌后进行百团大战的胜利消息后很尴尬,也很无奈.
蒋介石认为这个消息的制造者,应该是他的正规军,而不应该是被他追剿了多年的共产党的军队.
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必须有所表示.
9月4日,一封由蒋介石签名的嘉奖八路军百团大战的电报发至八路军总部.
朱副长官、彭副总司令:迭电均悉.
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中正不能说这段时间国民党军在敌后无所作为,国民党军令部的一封电报中曾讲"本月(8月)内,我27军一部,向高平附近各据点之敌围攻,攻占据点多处.
第5集团军向横岭关一带,第4集团军向夏县及张茅大道一带之敌进袭,破坏公路多段.
我93军破坏队在临汾附近炸毁敌南开火车并毙敌百余".
但是像八路军这样在如此长的战线上,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进行连续不断的主动进攻,予日军以重创,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却是国民党军所不能比拟的.
《大公报》在9月6日发表社评《瞻望北方胜利》,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宜昌战役以后,三个月来各线无大战事.
这战况的沉闷,在敌人方面,照例是在整理补充,以准备下一次的攻势;在我们方面,也是在观察敌人的动向,针对敌人的企图,以从事新的部署.
就在这夹缝中间,传来北线胜利的捷音.
自上月20日以来,我军在北方发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
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同时发动反攻,铁路到处被破坏,冀晋豫三省同时报捷.
斩获既多,并克复了重要据点,尤以娘子关的克复为最.
据报,井陉煤矿已被我军彻底破坏,所有矿井机器全部炸毁.
敌军发言人曾承认我军此次出动规模之大,并承认平汉、同蒲、正太各路破坏之巨.
不但如此,我军前天更深入敌军心脏地之平津,在廊坊、落垡之间将铁路破坏,使平津交通为之阻断.
这个攻势,方在发动,已凌厉无前,收获佳果;而三军用命,人人奋勇,攻势正猛,战果必仍将扩大.
北方的胜利方在开始,而在全局上的意义尤其重大,试略言之.
"北方在打胜仗,这将是秋季会战的胜利前奏;北方在打胜仗,这将是大河黑水的儿女们打回老家的先驱!
我们站在抗战司令台(重庆)上,遥瞻故乡的胜利,这胜利与各战场的胜利汇合,将使疲战的敌军根本溃灭!
"《力报》于9月12日的社评《学习华北胜利的光荣模范》中是这样写的:我们认为华北胜利是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的.
华北我军出击之日,正是敌机170架狂炸我陪都,市区大火,精华悉付一炬之时.
我军以胜利的出击回答敌寇之惨暴兽行,为被难同胞雪恨.
敌机之继续轰炸不断地向我陪都猛烈施行轰炸,主要的目标乃在使我大后方造成恐怖的空气,动摇人心,沮丧士气,藉以配合政治上的进攻,打击我抗战意志.
华北胜利粉碎了敌寇这种阴谋,坚定了全国的抗战意志,而使一般动摇妥协分子无从得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上所发的评论文章更是无所计数.
在蒋介石眼里,这些文章简直就是对他的嘲讽.
但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是卓有成效的.
9月7日,国民党各战区转达了蒋介石《关于以18集团军官团大战为法则加强游击战的训令》.
"查游击战术要旨即在准备充分、行动秘密与侦察周到;而其基础则在对敌后各战区之民众参以组织与爱护,各战区应以18集团军此次在正太、同蒲、平汉各路之游击破坏动作为法则,拟定自本年9月起至12月止之持久计划,加强敌后游击战,专以铁路、公路、水路各交通线与兵站、仓库、飞机场、汽车、汽油机等实施有计划、有组织之长期破坏.
"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也看到了"其基础则在对敌后各战区之民众参以组织与爱护",但他的悲哀也正在于此,即使看到了电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中还要反其道而行之,则是悲哀中的悲哀.
10月20日,国民党中宣部抄发了蒋介石电令绝对查禁有关"百团大战"文字的密函.
"查近来报上常有记载'百团大战'字样.
……此项名词及有关之新闻,以后绝对禁止登载.
希即饬遵.
"这份电报是解放战争中从国民党的档案中查到的,现存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
28.
硬仗之一——榆辽攻坚强攻四次才得手的榆社攻坚战总部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赋予129师的主要任务是"以收复榆社、辽县之目的,开展辽榆地区斗争,并以有力一部不断破袭白晋路北段.
"根据总部的指示,129师决定以第386旅、决死第一纵队各两个团为左翼,攻取榆社、沿壁、王景三个据点;以第385旅及新编第11旅第32团为右翼,主力攻取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的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的日军;以新编第10旅位于和辽线上破路袭敌,牵制并阻击昔阳、和顺等地出援的日军,配合作战.
129师的命令中已经体现了这次战斗的攻坚性质:"如某些据点之敌较久顽抗时,则以各种必要手段,如强袭、坑道作业等,力求克复之.
"榆辽公路由东而西插入太行军区的腹地.
敌人企图把这条公路由榆社向西伸展,经武乡与白晋铁路连接,以分割太行根据地.
榆辽线属于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的辖区,线上有敌7个据点,西边是榆社,东边是辽县.
负责西段攻坚的是陈赓指挥的太岳部队.
陈赓9月21日参加完八路军总部召开的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总结大会后即赶回部队.
他一回来就接到了总部和师部关于进行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役的作战命令.
他和提前从医院里跑出来的周希汉针对当前敌情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因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患眼疾而住进医院的周希汉,听说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快要开始,急忙出院跑回部队.
陈赓一见周希汉回来了,十分高兴,对他说,"你回来得正好,现在榆辽战役又要开始了.
"周希汉顾不上休息,立即参加了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总结大会和第二阶段的动员大会.
陈赓和周希汉经过研究后,决定以772团、16团,附山炮1门,主攻榆社县城,以38团、25团分别夺取王景、沿壁两据点,争取在两日内彻底消灭该敌.
陈赓这次又将重任交给了周希汉.
陈赓要周希汉指挥772团和16团攻取榆社,他自己则直接指挥25团和38团.
周希汉对于他的老上级陈赓是充满了敬佩和感激之情的.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陈赓战斗经验丰富,指挥艺术高超,周希汉在陈赓身边学到了很多东西.
陈赓经常强制性地把周希汉推到第一线去,使他有机会施展才能,逐渐走上军事主官的岗位.
1942年后,周希汉先后担任过南进支队司令员、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副司令员.
1945年任晋冀鲁豫军区4纵队10旅旅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第2野战军13军军长.
周希汉受领任务后,立即和772团团长郭国言、16团团长谢家庆于22日上午到榆社城附近化装侦察.
周希汉背上背着粪筐,化装成一个拾粪的老农;郭国言背上背着篮筐,手里拿着镰刀;谢家庆则化装成一个走亲戚的.
三个人分头围着榆社城侦察,把榆社城外围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
晚上,周希汉意犹未尽,又拽上他们两个,到城门附近进行了抵近侦察.
回来后,周希汉把他们侦察到的和收集到的情况综合起来,向回、营干部作了介绍:榆社城是敌人突入大行根据地的最前沿据点,构筑有坚固的工事和碉堡,并囤积了充足的弹药和够半年用的粮秣.
榆社城的地形易守难攻,北门没有城关,有些小沟和坟堆;东门是通往辽县的公路,敌人修筑了两个碉堡固守;南门外有外壕,城墙外有一小高地,敌人设有一个哨所;西问城关较大,房屋高离城墙较近,便于部队隐蔽和接近攻城,但敌人防守严密.
城关这个词现在已经不经常用了,城外靠近城门的建筑群都叫城关.
榆辽公路是东西走向,从公路的走向上可以想象得到,榆社城的地形是东西方向相对比较平缓,南北则比较陡峭,不易进攻.
东门有两个碉堡,门外有外壕,还有一个小高地与碉堡相互策应,进攻难度较大.
比较起来,西门较易攻取.
周希汉把主攻方向定在了西门.
以J72团一个营配山炮门,攻击西关西南角;以16团一个营配机关炮一门攻击西关西北角.
两个主力团的各一个营各配一门炮担负攻打西关的任务,在兵力部署上形成了打击拳头.
其余方向的部署是以772团两个连攻击城南敌哨所.
16团以一营在北门佯攻,并派一个连用火力封锁东门外敌碉堡,其余部队为预备队.
同时派772团一个连在敌退路上设伏.
榆社城驻有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板津大队第2中队200多人和几十名伪军.
这是一个大据点.
由于日军兵力不敷分配,在整个华北把有限的兵力像撒豆子一样撒得到处都是,各据点小的一二十人,稍大的五六十人,像榆社城这样驻有二三百人的据点为数不多.
这一配置也说明这个据点日军是相当重视的.
榆社的敌人,装备精、火力猛,修筑的工事体系完备,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
23日23时,按照上级统一规定的时间,周希汉下达了攻击号令.
这次攻击战斗没有达成偷袭的目的.
在部队接近敌阵的过程中,因狗叫惊动了榆社守敌,敌人立即向四周开枪.
攻击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敌展开强攻.
对这种情况陈赓旱就有所准备.
攻击发起前,陈赓带着旅团指挥人员作过一次实地侦察.
侦察时,看到守敌工事坚固,防御周密,陈赓就己预感到奇袭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强攻又可能招致重大伤亡.
陈赓即吩咐各旅、团长,要他们多准备梯子、煤油、燃烧弹、铡刀、地雷、炸药等破坏器材.
我军对榆社连续进行了4次强攻.
进攻西南角的772团一部,匍匐前进秘密通过敌铁丝网后,遭到守敌猛烈射击.
该营依托即得阵地,顽强抗击敌人的反冲击.
进攻西北角的16团的一部也不顺利.
由于阵地选择不当,几次攻击均未奏效.
地形对进攻非常不利.
有的连因地形不利,被敌人火力压制,甚至未能发动进攻.
攻击西关的部队在仅仅占了靠近城墙的几排房子后,就攻不动了,与敌形成相持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周希汉命令各团立即就地构筑工事,以小部队坚守、主力疏散隐蔽,待令再攻.
第一次攻击夫败了.
天渐渐地亮了.
周希汉非常着急,立即召开团、营、连干部会议,发扬军事民主,研究第二次进攻.
大家集思广议,认为虽然战前已经意识到这次战斗很有可能是一场攻坚战,但仍然没有把困难估计足,以致在战斗中出现了火力分散、组织混乱、未能压制敌人火力等情况.
这时陈赓也来到了阵前.
他听了大家的议论后,和周希汉一道带领团、营干部,冒着敌人发现的危险,又一次来到前沿,仔细观察敌人的明暗火力点和碉堡射孔的情况.
回来后,他对大家说:"从总体上说,我们的装备虽然不如敌人,但我们现在在数量上是占多数的,只要我们组织得好,密切协同,封锁住敌人的火力我看是不成问题的.
"随后,周希汉将压制敌人火力的任务一一布置下去,各攻击部队接受任务后,分别作了细致的部署,有的连甚至把敌人的火力点、射孔都编上号,并作了更具体的分工,诸如一班的机关枪打第几号射孔,二班的火力压制第几号射孔.
特别是轻重机枪和特等射手的射击位置都选得离敌人枪眼、射孔很近,以保证能准确命中目标.
事后证明,这种方法非常奏效.
战斗结束后,一个日军俘虏对陈赓说:"你们是脚露出来打脚,手露出来打手,火力又强又准.
"炮兵也想出了新办法.
他们把山炮抬到离西门约50米的一座楼上,从炮膛里直接瞄准敌门楼火力点,将曲射改为直射.
下午4点30分,第二次强攻开始了.
进攻前,陈赓亲自规定战场纪律:如果某一枪眼射出子弹,即归该压制火器负责;如火力发挥作用时,步兵不跟进冲锋,以临阵脱逃论.
这次进攻势在必得.
一声令下,早已做好准备的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无数的子弹向敌人横扫过去.
很多子弹直接飞进了敌人的射孔.
敌人失去了开始的猖狂,被压制得无法还手.
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炮弹的爆炸声汇集成连续不停的震天动地的巨响,枪炮的密集为抗战以来所未见.
敌人开始施放毒气.
整个阵地笼罩在毒雾之中,冲击的干部、战士有很多人中毒.
不一会,4架敌机飞临榆社上空,对八路军攻击部队进行低空轰炸扫射.
陈质就在炮火的硝烟和毒气的笼罩中,继续指挥部队向敌人进攻.
战士们不顾敌机的轰炸、弥漫的毒气,勇猛地向敌人冲击,一举攻克了敌核心阵地并占领了西关,守敌大部被歼.
为避免过大伤亡,周希汉向陈赓请示后,命令备团暂停进攻,巩固已占阵地,防敌反扑.
周希汉又一次召开了干部会,总结经验,组织敌前侦察,为夜间攻击做好准备.
侦察结果,他们发现,敌人在城里以榆社中学为核心构筑了大小8个碉堡,形成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四周都是人工峭壁,高10至30米,峭壁上下布着几层铁丝网.
看完地形后,参加攻击的部队广泛开展军事民主,研究战法,并积极准备攀登峭壁的梯子和破坏铁丝网的刀具.
这时陈赓来了,他说:"25团、38团已攻占沿壁、王景,38团击毙敌60余人,生俘4个,打得非常漂亮.
你们打不下榆社可不好交差呀.
"周希汉和在场的合团团长、政委都说:"没有问题,我们一定能攻下榆社.
"陈赓旅长说:"好!
那就看你们的喽!
"经过充分准备,距第一次攻击24小时后,第三次强攻开始了.
炮弹飞向敌人的工事,子弹射向敌人碉堡的枪眼,一排排手榴弹扔向敌群.
敌人破打得抬不起头来.
冲锋队员首先冲了上去.
他们手握铡刀,砍向敌人的铁丝网.
16团5连1排排长连破5道铁丝网,给冲锋部队开辟了通路.
一批战士抬着用几条梯子接起来的云梯,登上了30十高的峭壁,迅速突破了敌人阵地,攻占了碉堡群.
残敌退守榆社中学,依托中学里的一个高大碉堡和四周的围墙,在4架飞机的掩护下,负隅顽抗.
敌人再次施放大量毒气.
榆社城内到处都是毒气,处在下风指挥所的陈赓和772团3营指战员全部中毒.
一十个感到头晕眼花,又咳嗽,又流泪,又淌鼻涕,非常难受.
考虑到经过连续的攻击,战士们已经很疲劳,中毒后不易恢复,很难保持旺盛的冲击力,周希汉决定部队暂停攻击,擦脸、洗手进行消毒.
为了陈赓的安全,周希汉要他到后方指挥所去.
陈赓说.
"我要看到你们打下榆社才走.
"周希汉仍然是老办法.
他再一次召集团、营干部研究对策.
772团1营营长抢先发表意见:"敌藤本中队长还没有被我们打死,残敌龟缩在榆社中学里,一定会进行垂死挣扎.
"16团1营营长接着说:"对.
敌人火力集中,工事坚固,如从正面进攻,伤亡必大.
"周希汉问,"正面不行,可侧面又无法迂回,那我们怎么办呢"这时,772团团长郭国言一语惊人:"地面不行,我们就地下.
"一句话就把大家点醒了.
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拿出意见.
经过讨论,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方案:采取坑道作业,把坑道挖到敌人核心阵地内,用棺材装上土炸药实行爆破,让敌人坐坐土飞机.
方案定下来后,各团立即分头行动.
最紧张的是坑道作业.
坑道从西北角的峭壁开始要一直挖到中学里的碉堡下面.
工作量非常大.
战士们日夜苦战,到25日下午4时45分,坑道作业胜利完成.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炸药在地下爆炸.
周希汉后来回忆说:爆炸声像闷雷滚过低空,又像整个榆社城发生了强烈地震.
真正让鬼子感到像地震般可怕的是巨响过后潮水般冲上来的八路军战士.
第4次强攻开始了.
在进攻发起前3点钟,陈赓又来到了部队.
他把干部召集到一起,给干部鼓劲的同时,表达了他要迅速结束战斗的决心:"在前几次的攻击中,敌人的主要工事,差不多都被我们攻下了.
现在敌人只剩东北角的一个碉堡和中学里边的一些空房子,只要大家再努把力一定可以攻下来.
所以今天的要求是:在今天这一次攻击中,一定要顽强地去完全占领榆社城.
"八路军的突击部队在爆炸的余音尚未散尽,爆破后的硝烟正在燃烧升起,敌碉堡正在崩塌离析之际,英勇地突入敌阵地.
16团团长谢家庆命令2营的重机枪朝着碉堡被炸开的缺口掩护射击,自己则亲自率领2营突击部队,冲进缺口,与友邻部队配合,攻克碉堡,冲入中学.
这时,772团两个营在郭国言团长的率领下也分别从西南角,西北角攻人.
残敌仓皇退守几座平房顽抗.
在八路军战士一排排手榴弹的攻击下,残敌大部毙命.
一小部分敌人在爆炸声中冲出房外,在白刃格斗中全部被歼.
经过40分钟激战,残敌40余人在一个队长的带领下,沿公路向东逃窜.
八路军一部沿公路猛追15公里,将逃敌大部歼灭.
只余十余人逃跑,却又被陈锡联指挥的在东段作战的385旅抓获.
指挥守敌顽抗的日军中队长藤本自觉无颜面对天皇的重托,只有谢罪自杀了.
在残敌东逃的时候,藤本在榆社中学的东南角处自杀了.
他的脑袋被其部下割下,带着一起东逃了.
但是在陈锡联部抓获的俘虏身上并没有见到藤本的脑袋,大概日军士兵到了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的时候,也就无心照料长官的脑袋了.
最后,攻击部队在清理战场时,发现还有少数残敌没有来得及逃出,躲在一个仓库里.
陈赓便亲自率领一部战士,冲进仓库,将其全歼.
第4次强攻从下午一直打到黄昏,彻底攻占了榆社城,全歼了守敌.
足够敌人使用半年的弹药、粮秣,让数千群众搬运了一夜还没有搬完.
没有完全实现的"吸敌打援"计划在左集团攻打榆社的同时,右集团也向敌人发起了进攻.
右集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扼守狼牙山,阻击可能由辽县向西增援之敌.
不出刘、邓所料,左集团陈赓部在榆社打响之后,辽县西侧石匣的敌人立即出动西援.
9月24日上午拂晓769团1、3营占领狼牙山后,即与西援的石匣敌兵接火.
因地形不易出击,于是769团派出小股部队试图引诱敌人深入狼牙山阵地,一举歼之.
但敌人很狡猾,没敢贸然深入,一直与769团1、3营对峙到下午3时.
一直等到由辽县出援的敌军80余人自东向西朝狼牙山扑来,这股敌人才大着胆子配合辽县敌人构成对狼牙山的包围,发起攻击.
769团1、3营当即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冲击.
1营从侧翼迂回到进攻敌人的侧面,断敌归路,3营从正面出击,同时从两个方向对敌发起猛烈反击,最终将敌人击溃,毙敌20余名,生俘一名,残敌退回石匣.
右集团在作战部署中的重点攻击目标是管头据点.
这个任务交给了13团.
榆辽公路东段,除辽县外,最大的据点就是管头.
守备管头的是山本中队的100余人,附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8挺、掷弹筒8个、步枪100余支.
13团打管头也连续打了4次.
攻打管头的战斗是和攻打榆社的战斗同时开始的.
23日夜,385旅13团以4个连附山炮一门,迫击炮4门,开始向管头守敌发起了第一次攻击.
管头日军在山上筑有工事,山下修有碉堡,山上山下火力可以互相支援,山势陡峭,易守难攻.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13团受地形所限在据点前和日军形成对峙.
13团团长陶国清立即丁令暂停攻击.
他对攻击部署重新进行了调整,决定派出一部兵力对山上据点进行佯攻,吸引山上日军的火力,将团预备队的部分重火器加强给正面攻击的1营.
拂晓前,1、2营又同时从东南、西南两个方向对管头发起了第2次攻击.
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夺取管头以北小碉堡一座.
为了更好地组织攻击,13团遂以小部队构筑工事监视该部敌人,主力则撤至凤阳岭以北集结,24日黄昏前1、2营又对管头之敌进行了第3次攻击,激战一夜,至25日拂晓,仍未能攻下.
25日黄昏,13团又发动了第4次进攻.
参加这次进攻的不仅是13团,769团的5个连也过来了,同时还带来了平射炮、机关炮各1门、迫击炮两门.
经一夜激战.
由于日军施放毒气,部队被迫撤了下来.
这时部队已经比较疲劳,伤亡也很大.
刘伯承在听取了陈锡联的汇报后,一个新的作战计划迅速在脑子里形成.
他指示陈锡联,以小部队继续围攻管头,集中主要兵力攻击石匣,诱敌出援,求歼敌人于运动之中.
9月26日,陈锡联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以769团大部攻击石匣.
石匣是榆辽公路上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镇,位于辽县城以西10公里处,是该县的门户,日军片山旅团的精锐渡边大队永井中队的两个小队80多人盘踞于此.
敌寇在镇西北小山包上,筑有炮楼和地堡,并布有纵横交错的铁丝网.
石匣的西南4公里处就是狼牙山.
原来是八路军在狼牙山阻击从石匣出援的日军,现在石匣的日军要防守从狼牙山上下来的八路军.
攻防的角色已经互换.
769团承担攻击石匣的任务后,阻击辽具日军西进的任务就转交给了已经到达辽县西侧七里店的32团和14团.
当天夜里,769团1、3营就下了狼牙山,渡过清漳河,来到了石匣村边.
27日拂晓,进攻石匣的战斗打响.
769团先以两十连向石匣据点作首次攻击.
第1突击队首先扫清了据点外围的敌人,将敌人压缩至村西北小山包的坚固工事内.
天越来越亮了,日军的火力将仅有的几条冲击路线封锁得死死的.
突击队试着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陈锡联决定白天暂停攻击,待黄昏时再继续攻击.
陈锡联在实践中体会到,在险要的地形实行进攻作战,如果进攻时间选择在夜间,则攻方由于不熟悉地形,在黑暗中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协同;白天则由于完全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十分被动.
而黄昏,则是即将进入夜晚的时刻,是白天和黑夜的过渡,可以将二者的不利条件加以抵消.
而且,黄昏发起攻击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当进攻的方向背着光时,低垂的斜阳会使防守方眼前出现一片金光,可以使其暂时失去视觉,这种时候对攻方非常有利.
黄昏时,攻击开始.
八路军战士很勇敢,战斗进行得也很顺利.
担任主攻的3营,以强大的火力掩护突击队向敌人碉堡猛扑过去.
不到1个小时,一举攻占了日军两个碉堡.
日军不得不退守到最后一个大碉堡里.
依托大碉堡和外边的交通壕,负隅顽抗.
正当3营的战士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最后这个据点时,日军开始施放毒气.
一阵一阵的白烟借着东北风朝着攻击的战士袭来.
3营失去了战斗力,不得不撤出阵地.
在这关键时刻,1营长李德生挺身而出,冒险指挥1营投入战斗.
陈锡联对769团团长郑国仲说:"敌人已经是狗急跳墙,看样子敌人是支持不住了.
正面再投入一个连,有侧把旅特务连拉上去,加强进攻,争取今晚结束战斗.
"作战部队按陈锡联的意见重新调整后,又开始了新的进攻.
从日军侧后进攻的特务连,穿街过巷,拆房破墙,迅速地逼进到日军的侧后.
这时,正面攻击的部队也上来了,与特务连共同围歼残敌.
成捆成捆的手榴弹投向碉堡,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日军大部被炸死.
几个残敌想乖黑夜逃走,也被前来支援的老百姓给活捉了.
经过一天的战斗,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769团胜利地攻屯了石匣据点.
这时困守管头的日军也已粮尽力绝.
29日夜13团向敌据点再次发起强大攻势,很快占领了外围据点,接着又以手榴弹攻击退守山上工事的残敌,将敌大部消灭.
24时管头据点即被13团占领.
进攻辽县战斗尚未发起,和顺、武乡之敌已分别向辽县、管头增援,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刘伯承部署了在红崖头、关家坷地区的伏击战.
30日上午9时,129师主力在红崖头、关家垴地区尚未全部进入伏击阵地之际,敌援兵600多人已经到了伏击地区的边缘.
其先头部队在榆树节以东已与385旅遭遇.
机不可夫.
进入伏击阵地的386旅和决死一纵队立即向这股敌人侧翼展开了攻击,将敌四面包围.
解围的又被四面包围,实在今日军不能忍受.
不多时,8架飞机轮番飞来助战.
同时,由辽县西援的400多敌人突破了129师狼牙山阵地的阻击,由和顺南援的敌人也在向辽县方向运动.
刘伯承看到全歼被围之敌己不可能,经请示八路军总部,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于是,管头等地重新为敌占领.
榆辽战役就此结束.
虽然行动本身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但整个作战部署和战役态势,则充分体现了彭德怀、刘伯承等人的指挥艺术和对"吸敌打援"等战法的娴熟运用.
29.
硬仗之二———关家垴之战日军窜到兵工厂,激怒了彭德怀关家垴之战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反"扫荡"阶段最大的一次战斗.
这场战斗至今仍使参战的老战士不能忘怀.
这场战斗至今仍有很大争议.
有人说该打,有人说不该打,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有很多资料在记述百团大战时或是回避关家垴战斗,或是轻描淡写,将其一笔带过.
但是历史留给参加过关家垴战斗的老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是挥之不去的.
它是百团大战中,甚至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最惨烈的一次攻坚战斗.
通过这场战斗,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彭德怀性格的一个侧面.
因为在战斗中,彭德怀曾经说过:"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129师的番号.
"对于这场战斗,刘伯承、陈赓虽然有意见,但他们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战斗发生在1940年10月下旬,太行军区腹地.
百团大战第一、二阶段战役结束后,日军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扫荡".
被称为中国通的多田骏在八路军的连续打击下,似乎刚刚有些自知之明.
他不得不承认,要想认识华北的老百姓,认识华北的八路军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要想彻底弄明白中国的事情是多么的不容易.
多田骏原以为中共在华北的正规军只能分散成小股的游击队,借助于青纱帐出来活动,没想到八路军竟然集中了一百个团,在背后捅了他一刀,搞得整个华北条条铁路起火,一半炮楼冒烟.
多田骏咽不下这口气.
多田骏调集了110师团、36师团、第1独立混成旅团、第9独立混成旅团以及第4独立混成旅团,共2万余人,于10月6日开始,对太岳、太行军区进行"扫荡".
日军一上来就向太岳、太行军区腹地扑去.
多田骏要来个先里后外,先中心开花,后外围结果.
先把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捣烂,使整个华北共军群龙无首,然后再分区清剿.
应当承认日军的部署是恰当的.
1940年10月14日,刚从砖壁村转移到王家峪村的八路军总部,又返回了地形隐蔽的砖壁村.
但在砖壁村只待了一天,又在绵绵秋雨中向黎城县诠马、宋家庄一带转移.
日军分几路扑向太岳、太行军区腹地.
"华北"面军作战记录"中记载:第37师团由沁县、南关镇,第16独立混成旅团由平遥,介休、霍县一带,第41师团的一个大队由洪洞以东地区向沁源及郭道镇一带压缩进击.
第4独立混成旅团这次充当了报复性"扫荡"的急先锋.
10月2日,第4独立混成旅团的两个大队刚刚结束对榆社、辽县的"扫荡",10月6日就又随旅团开始了新的"扫荡".
10月下旬,第4独立混成旅团的冈崎大队窜到了黄烟洞.
日军无意中的瞎打乱撞,在八路军总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黄烟洞是八路军的一个军事重地.
八路军总部的水腰兵工厂就设在黄烟洞山谷之中.
这里的地形十分险要,四面险峰环抱,只有南面绝壁上开有一道天然裂缝,当地人叫它翁圪廊,可以客人出入.
1939年,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察看地形,认为这里的地形十分隐蔽,敌人轻易发现不了,即使被敌人发现,又可以凭险据守,十分安全.
水腰兵工厂当时的月产量已经达到400支枪,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重要补给基地.
如果八路军防守翁圪廊的一个连不主动撤离,日军恐怕是插翅难进的.
当听到翁圪廊丢了,日军已经进入黄烟洞后,据特务团长欧致富回忆,"彭德怀大怒".
彭德怀当即下令要严加追查擅自撤离的责任者,以军法论处.
特务团守卫连的不战而退所引起的气愤和早已就有的要打个大仗的想法使彭德怀有些不冷静了.
百团大战开始后,在彭德怀签发的命令中就已经可以看出他心中酝酿着歼敌数百人或一个大队的想法.
8月23日,在总部下发的《各线出击部队积极阻滞敌增援正太》的电报中,有这样的文字:尽量争取战役时间之延长与战果之扩大,对于敌寇以数百人或一个大队来援之兵力,应有坚定决心,集结很优势兵力消灭之.
电报进一步解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不敢轻易出援,即使敌敢于夹援,亦必须集结更大的力量,这便能延长时间与增加敌进攻之空隙,均有利于我之破坏作业.
同样的意思又在以后的几封电报中频频出现.
在8月27日的《正太线破坏愈彻底则我愈主动》的电报中有如下电文:特别应对出击或来援敌一个大队以内之兵力,集结最优势之兵力歼灭之.
只有歼灭敌一二个大队,才能顺利地扩张战果.
8月29日电报《正太线作战集团的行动方针》中同样意思的电文是:坚决打击增援出扰之敌,对增援出扰之敌在一个大队以下之兵力,务必予以歼灭.
10月19日电报《百团大战后反"扫荡"计划》中,在部署晋察冀边区任务时,电文提到:准备坚决的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
在关家垴战斗后的11月11日的电报《动员起来作坚决的反"扫荡"》中又出现了同样的想法:集中主力在有利情况下歼灭敌人一两个大队.
敌人的肆无忌惮和自己部下的临阵脱逃成了一根导火索,又激发了彭德怀打个歼灭战的想法.
打,坚决要打.
彭德怀的决心已不容更改.
不把这股敌人消灭,陈赓的脑袋要搬家冈崎大队在386旅一部的打击下,企图经武乡退回沁县,28日在关家垴宿营.
同时,进入根据地腹地的日军崛田大队,在我抗日军民的袭扰下,在疲惫中经左会、刘家嘴,企图取道蟠龙以东之关家垴西退.
两股敌人在关家垴会合,共有五六百人.
29日下午,彭德怀火速从黎城赶到蟠尤镇的石门村.
当时攻打榆社城的129师的部队正在关家垴附近休息.
当晚,彭德怀召集129师的师、旅干部口述了战斗命令:以129师之386、10旅各一部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以129师386旅之一部和决死一纵队的25团、38团各一部归陈赓指挥,于30日晨4时,对冈崎、崛田大队发起攻击.
具体攻击部署如下:386旅的772团部署在关家垴的东北和东南侧;385旅的769团,部署在关家垴的西北;决死一纵队部署在关家垴的南侧,准备由南向北攻;新10旅一部,部署在关家垴西侧.
彭德怀亲自掌握山炮连.
四个方向,四只拳头,已经做好了出击准备.
日军两个大队被这四只拳头给逼在中间动弹不得.
关家垴位于太行区的中心.
它南边十几公里处是砖壁村,再往南是黎城,西南是王家峪,西边是武乡县,西北是榆社,北边是辽县.
这里群峰起伏,山势险峻,易守难攻,且关家垴顶有一块小小的平地很适于布兵设防.
整个关家垴只有南坡比较平缓,适于进攻,山坡上还有一个小村子.
晋西北的老百姓住的都是窑洞,一孔窑洞连着一孔窑洞.
再往南就到了另一个高地柳树垴.
柳树垴的海拔高度比关家垴还高,从柳树坑上可以用火力控制通往关家垴的小路.
日军崛田大队进到关家垴附近,被129师包围后,迅速抢占关家尬,构筑了工事,并派兵占领了柳树垴.
日军要在关家垴固守待援.
一场恶战就要开始了.
左权考虑到进攻路线狭窄,大部队展不开,决定总部特务团于凌晨3时提前发起攻击.
他命令欧致富道:"凌晨3时前,以你团2营向关家垴发起攻击,以3营插向关家垴和柳树垴中间地带,将敌人拦腰截断,不让敌人会台,柳树垴的敌人留给决死第一纵队去消灭;其他两个营从西侧插上,防止敌人西窜武乡和沁县.
"部署完毕,他又解释道:"我们之所以要在3时前发起攻击,是因为敌人在我们的围困下已经疲惫不堪,特别是这两股敌人刚刚构筑完工事,现在是最疲劳的时候,我们就趁敌人酣睡的时候来个偷袭.
"这一夜,进入战斗状态的八路军指战员都没有睡觉,大家都在考虑如何完成这次战斗任务.
在关家垴东北韩登坡中心位置的一孔破窑洞里,彭德怀双眉紧锁,他在思考着如果在反"扫荡"阶段,不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八路军的日子就会更不好过.
如果能消灭敌人一两个大队,日军就不敢轻易地出来骚扰根据地了.
想到这里,彭德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最欣赏狼的战术的刘伯承也在思考着.
由于日军已经抢占了有利地形,这次战斗一定会打得很艰苦.
在抗战初期连续打了4次漂亮的伏击战、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形成"牛抵角"的局面,从而出现对我不利的形势呢能不能围三厥一,欲留生路,从而引蛇出洞,将其歼灭在运动之中呢黄埔一期的陈赓是个文武全才.
他眼望着关家垴方向,在思考着打法.
386旅772团进攻方向的地形对于进攻一方非常不利.
进攻方向只有一条小路,从日军防守的前沿到进攻出发阵地虽然只有三、四十米,但这条路是在陡峭的山坡上开凿出来的,只有几十厘米宽,仅能容一人通过.
只要有一挺机关枪架在路的那头,就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直到发起进攻的前一刻,他的眉头仍然是紧锁着的.
不到夜里3点,特务团2营首先向山顶进发了.
其他几个营也都进入了预定位置,等到2营拿下垴顶的机枪阵地,他们就开始行动.
2营的突击队干得很出色.
突击队员在黑暗中接近了垴顶,没发出任何响声.
敌人的两个哨兵连连打着哈欠,无精打采地来回巡视着.
虽然中队长亲自交待,谁要是站岗时打瞌睡,谁就要和垴顶的山石一样永远留在这里,但这两个哨兵实在太困了,走着走着,眼睛就不自觉地闭上了,他们真恨不得自己打自己两个嘴巴.
他们也知道,今天不比从前,现在八路军在山下围得铁桶一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摸上来,不等中队长枪毙了他们,恐怕已经先被八路军给结果了.
就在他们迷迷糊糊说不清是睡着还是醒着的时候,两个黑影扑过来,刺刀一闪,两个哨兵就悄无声息地倒下了.
突击队员迅速接近垴顶.
垴顶的日军虽然反应过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几十颗手榴弹从不同的方向同时甩上了垴顶,日军的机枪还没来得及叫唤,突击队员已经冲上去了.
没死的日军纷纷向山下退去.
特务团长欧致富一声令下,埋伏在山下的部队迅速向各自的目标冲去.
在攻打半山腰的小村子时,特务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日军经过白天的修筑,以窑洞为依托构筑了完整的工事体系.
每孔窑洞既可独自构成一个火力点,又可与其他窑洞互相掩护,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网.
窑洞前还挖有防弹壕,如果手榴弹没扔到位,掉到防弹壕里,就难以对日军构成威胁.
日军还将相连的窑洞凿通,形成了网状的工事体系.
特务团与日军逐窑洞地争夺.
每攻下一孔窑洞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欧致富看到日军有窑洞作依托,火力又猛,这样打下去,就是把特务团都赔上也不一定打得下来.
他认为必须停止攻击,研究新的办法.
特务团在艰难地攻下下到半数的窑侗后,停止了攻击.
很多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老人都记得彭德怀在关家垴战斗最紧张的时候对陈质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不把这股敌人消灭,要你的脑袋.
"如果陈赓的脑袋被彭德怀搬家,那将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但历史并没有把这个"如果"变成现实.
陈赓的脑袋是不容易搬家的.
蒋介石曾经仔细地打量过陈赓的脑袋,但他没敢动它.
1929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捕,随后经南京被送往南昌,蒋介石要亲自"争取"他.
在这次谈话中,陈赓好几次使蒋介石"十分难堪,几至无法下台".
但蒋介石最终没敢动陈赓的脑袋.
"要你的脑袋"的话,彭德怀也不是轻易说出口的.
坚定、自信的彭德怀在战争中很少像这次这样向自己的部下发火,以至如此失态.
大家对彭德怀的印象往往是和毛泽东赠彭德怀的一首诗相联系的.
红军翻过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后,胜利到达吴起镇,并在吴起镇打退了尾随红军的马鸿宾、马鸿逵部.
随后,毛泽东赠诗彭德怀: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抄录的.
后来在1959年第一次发表时,经过整理加工后变为: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中的彭德怀应该是自信和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而不应是要砍了陈赓脑袋的彭德怀.
虽然陈赓听到要砍他脑袋的话后,心里很不舒服,但他还是率领队伍坚决地出发了.
"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你129师的番号!
"拂晓4时整,各攻击部队纷纷向日军发起猛攻.
385旅769团两个营沿关家墒北侧村子杨李枝由北向南攻击,另以13团3营两个连从右翼攻击.
因攻击方向上山势陡峭,攻击路线狭窄,攻击部队只能分为若干个波次,轮番向上攻击.
一个波次攻击失败,又上去一个波次,虽经数度猛攻,但收效甚微.
这时彭德怀出现在769团战士们的面前.
彭德怀问769团团长郑国仲:"部队情况怎么样伤亡大不大""部队伤亡不小,主要是地形对我不利.
现在部队正准备发动新的进攻.
"郑国仲答道.
"一定要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之前,把这股敌人消灭掉.
你们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高地拿下来.
""是.
"郑国仲答到.
随后他转向正在准备冲锋的战士,问到:"彭总的指示听到了没有""听到了!
""有信心没有""有信心!
"喊声震得地动山摇.
彭德怀满意地点点头,带着警卫员离开了769团阵地.
攻击柳树垴的部队是决死第一纵队.
30日凌晨2时,部队就到达了指定应置.
在决死第一纵队的38团和25团调整部署的时候,早已占领制高点的一股日军突然向38团和25团发起猛攻,夺占了阵地.
柳树垴阵地被日军占领后,直接威胁到了从南坡进攻关家垴的部队.
负责指挥决死第一纵队的陈赓,深知柳树垴阵地的份量,也深知自己脑袋的份量.
他立即组织了16团、38团、25团各一个营,同时进攻柳树垴.
连续组织了4次冲锋,都没有成功.
25团团长觉得阵地是在自己手里失去的,又单独组织了3次冲击,也未成功.
冲击了几次后,各营损失都非常大.
看到各部损失都很大,刘伯承打电话给彭德怀,建议他暂时撤围,另拟战机.
彭德怀又一次发火了,他对着话筒,冲他一向尊敬的战友咆哮:"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你129师的番号.
"一个要掉脑袋,一个要撤番号,看来彭德怀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有人说,关家垴战斗,彭老总来了犟劲.
中国字就是这样有意思,"犟"字下半部就是一个牛字,就是用牛也拉不回来的意思.
天一亮,各部队又开始攻击.
白天攻击比夜晚还要困难,白天战斗,日军有飞机配合作战,八路军的攻击部队一面要和正面的日军斗智斗勇,一面还要防各天上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天一亮,彭德怀也在指挥所里呆不住了.
他来到距关家垴顶500米处作近距离观察.
当地一身戎装,足抵壕沿,手握望远镜,在凝神观望时,战地记者徐肖冰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这一照片,被广泛地转载,成为人们所熟悉的彭德怀的形象.
苦战中,彭德怀得到消息,辽县、黎城方向的2000多日军正在向关家垴方向运动.
彭德怀看了一下表,下了命令:"下午4点,发动总攻.
"下午4点,总攻开始.
772团、16团、38团、25团各以一个营,协同385旅一部,向关家垴上的敌人连续攻击18次,肉搏多次,敌第一线阵地被攻击部队占领.
残敌60多人退守垴顶的一个狭小地域,固守待援.
3日上午,增援的日军已经逼近关家垴.
为了避免与日军决战,八路军围歼关家垴之敌的部队,适时转移了.
这次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日军冈崎大队、崛田大队大部被歼.
八路军攻击部队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陈赓旅772团1营3个连伤亡过半.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谈到关家垴战斗时说:"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以一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扩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
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因部队太疲劳,战斗力减弱了,使129师伤亡多了一些.
"彭德怀所说的营指的就是日军的大队.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后来回忆道:彭老总坚持要打这一仗,还有一个意图:八路军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正规军,不但要会打游击;必要时,也得猛攻坚守,顽强拼杀,敢于啃硬骨头,显示自己的攻坚能力.
当时任决死第一纵队政委的薄一波回忆道:彭老总向我调决死队两个团参加战斗,我是很积极的,战斗中损失固然大,但这两个团也订出来了,成为决死纵队战斗力最强的两个主力团.
日《华北治安战》一书的作者在书中写道:"在此次作战中,虽未查明彼我全面的损失,但在第1军方面损失最大的是第4独立混成旅团.
"30.
不绝的尾声两个中国通兔死狐悲.
百团大战后,日原第1军司令官退出了现役.
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也被调任关东军第3军12师团长.
看着自己的属下退的退,走的走,多田骏的心情十分沮丧.
让多田骏不顺心的事一件接着一件.
1940年11月14日,参谋总长对中国派遣军传达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同时,指示中国派遣军根据本纲要做出具体研究.
两个星期后,中国派遣军第一课高级参谋真日穰一郎大佐,向多田骏传达了中国派遣军今后工作的方针.
其中有一条让多田骏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那就是在谈及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时,其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
最后还特别提到一句,"而以华北力最差".
多田骏很是不服气.
唯一让多田骏感到欣慰的是方针中开始对华北有所重视了.
该方针明确提出中国派遣军1941年度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巩固华北.
为此,中国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
真田汇报到这里时,多田骏甚至有些得意了.
多田骏认为自己虽败犹荣.
此次华北的失败只是从反面进一步验证了他在一年前就已预言了的事情.
中国派遣军现在的指示不过刚与他一年前的思想一致.
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高级参谋有末精三大佐的一些看法使多田骏如遇知音.
有末精三认为,1939年到任的多田方面军司令官是日军中屈指可数的中国通,"熟悉"中国情况,"关心"民生,"深体"民心,充分理解政治战略的要谛,深得中国方面的信赖.
这些话说得多田骏轻飘飘的.
他心里想,知我者,此人也.
"充分理解政治战略的要谛",正是我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有末精三接下去所说的话更使多田骏频频点头.
他认为,很多军界人士口头上都喊剿共第一,但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作战与政务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在"百团大战中之所以受制于共军,其原因即在于此".
特别是他的最后一句话更是说到了多田骏的心坎上.
他说,中国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在作战思想尤其是有关政治谋略上的意见分歧,和对共军认识不足等问题,使方面军司令官以及有关人员大伤了脑筋.
多田骏并不认为他的思想仅仅是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他认为,刚刚卸任参谋次长的他已经形成了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的习惯.
要解决中国事变,没有稳定的华北是不可想象的.
但中国派遣军不但不增兵华北,反而从华北抽调兵力,实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当1941年7月多田骏接受大将军衔并调日本军事参议院时、他并没有败将的感觉.
日本的军事参议院是军务的咨询机构,有名无权,有点像个敬老院,一般都是在第一线任职的军官,由于年龄的原因,不能再继续任职了,才退到军事参议院任参议官.
多田骏可能意识到了是华北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他这次明升暗降,但他觉得作为一名军人,凭着他对战争的认识和驾驭战争的能力,晋升大将应是理所当然.
他甚至觉得这个荣誉他应该更早地得到.
比他晚些出道的冈村宁次早在同年4月就已经升为大将,而老大哥却晚了几十月,想到这他心里总是不痛快.
7月9日,多田骏下达了最后一个命令.
华北方面军命令7月9日北平一、各兵团、各部队应遵照晋察冀边区作战计划做好统一作战准备.
二、作战开始时,关于兵力的调转及其他前项计划以外的必要事项,另行下达命令.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事务处理者多田骏就在多田骏在北平卸任的同一天,日本东京正在举行新任华北方面军的任命仪式.
新任司令官正是让多田骏忌妒的又一个中国通——冈村宁次.
提起杉山元、坂垣征四郎、西尾寿造、多田骏可能没人知道,但提起冈村宁次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九·一八"事变后,冈村宁次就到了中国.
1936年他就已经是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中将师团长了.
1938年他出任第11师团师团长,该师团一直是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主力师团.
虽然中间在军事参议院闲赋几月,但这并没有消磨他重返前线的信心.
冈村宁次比多田骏更为老练,也更为毒辣.
他经常到华北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切实掌握第一手材料.
冈村宁次吸取了多田骏的经验,他把多田骏的"囚笼"政策加以改进,一方面继续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同时又吸收国民党的统治经验在其控制区内实行保甲制度.
冈村宁次上任后,在9月初开始的第二期肃正作战中就开始推行他自己的思想.
他认为,只有将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措施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剿共肃正的目的,要把这次军事进攻与7月初开始的治安强化运动结合起来,才能够收到军事打击的效果.
他反对单纯军事进攻.
只有军事,而无政治、经济手段,军事行动是徒劳的,有时政治、经济手段所起的作用甚至要超过军事进攻所起的作用.
为此,他在1941年秋季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实行了以经济战力主体的治安强化运动.
冈村宁次的治安强化运动,使华北根据地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据1941年10月统计,当时根据地的人口,只剩下1300万,达到了最低点.
很多根据地就只剩下1、2个县,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走了一个中国通,又来一个中国通.
新来的更加凶狠.
挫而愈坚彭德怀在10月29日上报中央军委的《配合蒋冬季攻势》电报中描述了日军"扫荡"的情形:敌此次进攻较前更残酷,主要是见人即杀,见屋即烧,所有粮食一概烧尽,我各后方机关及兵工厂损失相当严重.
日军对晋中几个县"扫荡"后,据不完全统计,被害群众在1000人以上,房屋被焚烧的约有1万个村子.
对于百团大战后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局面,彭德怀是有思想准备的.
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分析百团大战的胜利影响华北情况的两个可能性时,认为其中一种可能就是使华北战局更加严重.
其表现为:1.
可能调动敌人增援,从华南、华中及日本国内调三个至五个师团到华北来.
这虽然将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可减轻敌人对我大后方的压力,减少投降的危机.
今天的小的牺牲可以免掉将来大的困难,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2.
敌加强铁路线的严密封锁,由一般的分区"扫荡",进行分区"清剿".
3.
敌人加强对……根据地的残酷摧毁与屠杀.
彭德怀在8月底和记者的谈话中也预测到更严酷的形势到来的可能.
"但是敌寇决不会就这样死亡下去的,敌寇在我们的严重打击之下,必将更疯狂地组织新的进攻,新的'扫荡',向我进行更残酷、更毒辣的报复.
""因此在百团大战胜利之后,华北抗战必将进入更尖锐、更激烈、更紧张的环境中".
10月初,日军首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所在地进行"扫荡".
11月中旬又将矛头对准了太岳区.
日军对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所在地北岳区的"扫荡",比太行区要晚一些,到11月上旬才开始.
日军在"扫荡"中采取了很多新招术,像"捕捉奔袭"、"辗转快剔"、"铁壁合围"、"梳蓖战术"等等,大有不置八路军于死地而不罢休的架式.
日军更狠毒的一招是要彻底毁灭八路军的生存之地.
多田骏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一个参加过这次"扫荡"、以后被俘的日本士兵,曾经供述这次"扫荡"中敌人的作战目的:"当这个作战开始前,第222联队第一大队长桥木正少佐,于山西襄垣县夏店镇的车站前,集合全体士兵,传达了方面军的命令:'这次作战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
……'于是,在大队中,新编了二个放火队,一个撒毒小队,……这样足足杀死有3000群众,沿途的房子也都被烧光.
……"冈村宁次上任后,在多田骏肃正作战的基础上对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
他把华北分为三类地区,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
对治安区,他加强政治、经济奴役;对准治安区,则加强统治,严防八路军在其中活动;对非治安区,则以军事打击为主,彻底破坏根据地,使八路军失去生存条件.
在中国的土地上,日军的残暴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仇恨.
对付日本鬼子,八路军有的是办法.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兵学就很发达.
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兵学中就有"避其精锐,击其情归"、"示形于敌"、"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极其丰富的战术原则.
八路军以主力跳出包围圈,以小股部队在民兵、游击队和群众的掩护、配合下,牵着敌人在根据地内转圈,以疲惫来犯之敌.
主力则乘有利时机,主动出击.
继太行区关家垴一战,歼灭日军两个大队后,北岳区从12月8日起,集中主力,积极出击,分别对阜平、东庄、党城和灵山之敌发起攻击和围困,将这几个地点敌人重新修建的碉堡予以摧毁,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迫使日军全部从阜平城和东庄据点撤退.
至12月初,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为配台北岳区的反"扫荡",冀中区开展了破击德石路的作战行动,再次给敌以重创.
八路军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还要防着国民党的小动作.
在百团大战连续取得胜利的日子里,随着一封封贺电到来的同时,却传来了彭德怀家中亲人被害的消息.
国民党一面向彭德怀发贺电,一面派遣特务,在1940年10月4日半夜闯入彭家围子,将彭德怀三弟彭荣华当场杀害,弟媳龙国英打伤.
抓走其二弟彭金华,并于同月11日将其害死于狱中.
一个多月后,彭德怀才获悉噩耗.
国民党还乘八路军处境艰难之际,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和武器弹药供应.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突然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11月1日清晨,彭德怀和左权并辔,沿着清漳河耀眼的白石河滩徐徐而行.
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总结,他们心中对今后的斗争方针,已是成竹在胸.
转过河湾,彭、左一行策马进入村庄——北方局所在地下南会村.
这是八路军敌后抗战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参加会议的除彭德怀、杨尚昆外,还有北方局委员邓小平、李大章,八路军总部左权、罗瑞卿,129师刘伯承、蔡树藩,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彭德怀代表北方局作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
针对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彭德怀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他说:"今天组织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针对日寇的阴谋,彭德怀提出了三个基本任务.
他在讲第三个基本任务时指出:由于敌人的封锁、切割,运动战的机会已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地区成为不可能.
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基本的战争形式,要求大家把武装建设的重心放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和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
"彭德怀还设想,根据地边沿区的游击队和正规军,可以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夫开展游击活动,在新伪化的地区,组织起秘密的抗日武装.
从这第三点任务中可以看出,这篇报告,实际上标志着八路军在敌后作战任务和方式的重大转变.
有形的、看得见的战线将被无形的、看不见的战线所替代,从此之后,将有成百万的秘密武装活跃在日军周围,与日军的"蚕食"、"强化治安"进行一场没有战线的斗争.
此后,华北敌后抗战开始了更加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
第八章空前困难时期31.
紧箍咒"全力以赴的一战"百团大战后,日军重新思考了对会战略,重新估计了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非常不情愿地得出"被拖入持久战的危险日益迫近"的结论.
为此,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
《纲要》中写道:如到1940年11月底与重庆政权未能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彻底谋求重庆政权的屈服.
由于1940年7月的《更改军备充实计划》中明确规定今后几年在华兵力定额逐年减少:1940年77万,1941年65万,1942年55万,1943年50万,迫使日军不得不在兵力使用上精打细算.
日军在逐年递减兵力的同时,也认为"估计敌方战斗力也己消耗二、三成左右".
即使如此,由于"敌方士气仍很旺盛",为巩固华北,"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
华中的两个师团抽调华北,将成为华北日军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他们清楚,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仅不会再向华北增兵,而且只会从华北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
因此,"全力以赴一战"的看法就应运而生.
《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写道:参谋本部也逐渐露出一种倾向,认为应趁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全力以赴进行一战.
当时的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回忆道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1941年内缩减到平均65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保有72万的兵力,必须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
待1941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有收缩兵力转入持久态势.
可以看出,"全力以赴一战"的提法,是在"钻空子"、"打擦边球".
《华北治安战》中写道:这种见解就是只采用武力战,而把持久战的战略转移推迟到1941年夏秋季之后.
这并不是"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基本精神,但在纲要的"要领事项"中,把向长期战转移的时间规定为"结合指导全面局势的适当时机……",因而带有灵活性.
这种颇具"灵活性"的提法也逐渐地影响了参谋本部,并反映到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中.
方针认为,应"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并认为"今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
1941年1月16日制订的《对华作战指导计划》又具体体现了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直到1941年秋为止,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
日军的计划与意图总是"自不量力".
抗战之初,日军叫嚣要在三十月内征服中国,一年过去后,只实现了攻至武汉的表面上的占领,反使自己陷入战线长、兵力少、后方空虚的窘境之中.
现在又提出有最后一搏味道的"全力以赴一战","谋求事变得到定局",没料想,这"一战"又是两年多的时间.
人灾与天灾百团大战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更残酷的斗争.
其中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因素;有来自对手的,也有来自"友军"的.
日军将全华北分为三类地区,即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
按日军的定义,治安区指治安确立,仅依靠中国警备力量即可确保安定的地区.
在这一地区分队以下的行动自由,除遭受一些小规模的袭扰外,几乎没有破坏活动.
准治安区指军事方面的治安大致安定,其他方面尚不安定,敌我势力交错的地区.
在这一地区,小队以下行动不安全,抗日力量对交通线的破坏频繁,并对日军的小警备据点袭击频繁.
非治安区指作战讨伐时暂时的消灭了抗日力量,但作战结束后,又成为抗日力量的根据地,平常由抗日力量占据的地区.
在这一地区亲日政权不能生存,日军活动必须是大队以上的兵力,有继续组织作战讨伐的必要.
为此,日军制订了一个将准治安地区变为治安区、非治安地区变为准治安地区的计划,并根据这三类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在治安区内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奴役统治.
对准治安区实行"蚕食".
顾名思义,一点一点地、在不知不觉间,将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
对非治安区则实行"扫荡".
1941年以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比以前更疯狂、更残酷.
在"扫荡"过程中,日军实行所谓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以图彻底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
从1941年初到1942年底,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74次、比前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兵力累计达83.
3万人次之多.
除此之外,日军在其交通线上,又增修了成千上万的护路堡和封锁沟墙,1942年,日军华北占领军参谋长安达曾经公布过一个数字:"华北堡垒己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已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之外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
"八路军所处环境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尚不是全部.
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始终没有能够全力以赴的与日寇作战,是因为始终没有摆脱虎狼夹击的局面.
百团大战后,八路军在面临日寇残酷进攻的同时,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国民党在背后捅来的刀子.
1940年7月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了进一步反共的问题,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并提出"中央提示案",强令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军队(不得超过10万人),并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之冀察地区.
同时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给.
更为恶劣的是,以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为开端,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的50万军队,不仅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而且在"曲线救国"的投降、卖国政策下,有3万余人公开投敌,虽然他们嘴上说是为了保存实力,但实际上丝毫没有放松对八路军的进攻,从而加重了八路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艰巨性.
华北抗日根据地在遭受不断出现的"人灾"的严重摧残时,天灾也赶来凑热闹.
这段时期,根据地遇上了百年少见的大旱灾,庄稼歉收,有些地区人民吃水也成了问题.
旱灾过后又是蝗灾、水灾、雹灾,真应了"祸不单行"这句俗话,有些地区几种灾情反复交错发生.
在太行区,灾情遍及太行军区的6个专区中的4个,急待救济的灾民达35万人,占当时全区人口的23%,此外,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难民还有7万多,需要安置.
全区军民的吃饭、穿衣成了第一位的问题.
这个时期,动员一切力量战胜空前严重的灾荒,成为密训党政军和人民群众关系,推动一切工作的前提.
天灾与"人灾"裹挟在一起,使已经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
冈村宁次的新招术冈村宁次从多田骏手中接过来的不仅有百团大战带给日军的耻辱与创痛,还有多田骏创造的"治安强化运动".
在多田骏的计划中,1941年一年要发动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3月30日至4月3日,多田骏利用5天的时间,发动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
这次的目标是在占领区内整顿和加强伪组织、伪政权,扩充伪军,建立与扩大乡村自卫团,清查户口,实行保甲制,以破坏中共的地下组织,搜捕中共工作人员,并加强对占领区内人民的经济掠夺.
正当多田骏准备实施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时,他接到了调任军事参议员的命令.
"壮志未酬"的多田骏的继任者冈村宁次不再将"治安强化运动"仅仅局限于强化占领区的"治安",而且还要增修公路,挖封锁沟,对非治安区进行分割封锁,以各种汉奸武装对根据地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进攻.
7月7日至9月8日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对根据地的危害大.
为此,129师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派出59个武装宣传队,携带50万份宣传品,进入敌占区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
冈村宁次花样叠出,又于同年11月1日至12月25日,实施了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一面在其占领区内实行配给制,推行计口售粮,计口售物,强征房、地捐等各种苛捐杂税,另外还加紧对钢、铁、粮、棉等战略物资和其他物资的掠夺、控制,利用封锁沟对根据地实行彻底的经济封锁,断绝根据地的物资来源,切断山区和平原根据地之间的物资交流,加紧对根据地内物资的掠夺和破坏,妄图从经济上室息根据地,摧毁抗日军民的抗战意志.
从多田骏单纯的在占领区内的治安,到冈村宁次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多位一体的"治安强化运动",使富有经验的八路军将领意识到冈村宁次是一个比多田骏更加老辣的对手.
彭德怀曾经分析多田骏的"囚笼"政策说,这是曾帮助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德国人塞克德的堡垒主义加清朝的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战略.
彭德怀在湘军中生活了12年,对湘军从曾国藩那里继承下来的"结硬寨,打呆战"军事行动规则是很了解的.
曾国藩不仅把深沟高垒用于防守,还用于长期围困太平军的坚城.
这一切也被多田骏用来以守为攻,只不过多田骏采用的是现代手段,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
百团大战后,冈材宁次吸取了前任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一方面吸取国民党对苏区五次"围剿"和他自己在朝鲜、中国东北三省多年"剿共"的经验,推出了比其前任更加阴险、毒辣的招法.
1945年2月,彭德怀在延安学习期间,在一次华北地方、军队负责人的聚会上,谈到华北敌后斗争时,说道:"冈村宁次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
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六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低时期.
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K(国民党)特大肆活动.
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而落后的更加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
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
"鼓德怀还提到:"冈村宁次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山田(山田一郎为在华日人反战团体'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员)医生告诉我,他是日本三杰之一,要注意他,这使我得了些益处.
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
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
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
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
他经常广泛的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
他是朝鲜、东北的参谋长,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这段讲话,不是出自战后专家对冈村宁次的研究材料,而是出自战时的八路军的总指挥彭德怀之口,其中除"东北的参谋长"应为东北的副参谋长外,其余资料之准确,分析之深刻,确实非同一般.
如果冈村宁次知道他的对手对他有如此的认识,大概就不会对他在华北的失败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了.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八路军上上下下开始了对对手的研究.
32.
咬紧牙关战略转变1941年,日军在一份《对共产军的观察》的情报中说:"共军……埋头于恢复战斗力及重建根据地的工作……彭德怀说:'以游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为本年度的中心课题.
'"确实如此,百团大战过后的1941年,八路军正是埋头于恢复战斗力及重建根据地.
为了渡过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局面,刘、邓根据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在晋冀豫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三三制"的政权建设,整训主力兵团,加强军区建设,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坚决进行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
每一项措施都是根据地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一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体机能的发挥.
这些环节正像人体上的各个系统一样,相互影响相互联结,绝对缺一不可.
129师的主力兵团整训,从1940年12月下旬开始,至1941年6月底结束,分两期进行,每期两个月.
百团大战后,部队减员很多,新补充战士的战术动作、射击技术都不符合标准,整训势在必行.
但在主力整训过程中,对日军蚕食、"扫荡"的打击就相对的弱了一些.
百团大战后调整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加强了地方武装建设.
1940年有一段时间,由于盲目扩编,地方武装、游击武装正规化过猛,致使地方武装力量削弱很多.
在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过程中,主力兵团一旦转移,马上就暴露出地方部队、游击队不能独立支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情形,使已经取得的成果迅速丧失.
为此,1941年2月22日,彭德怀向华北各大小战略区发出关于军区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八路军的基于兵团与军区组织系统分开,建立起军区独立的组织机构与系统,在军区领导下加倍发展地方武装和组织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使之即使在主力部队转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武装斗争,保卫根据地.
1941年3月28日,彭德怀在北方局干校发表关于《抗日根据地武装斗争》的重要演说,将他的上述想法进一步理论化,正式提出了建立正视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
彭德怀的"三结合"的思想,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赞同.
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武装体制,并在各个根据地普遍实行这一体制,以后,这一体制也成了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体制的基本形式.
刘伯承在具体实践"三结合"武装斗争思想的过程中,又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
刘伯承在游击集团的建立上动了一番脑筋.
1941年5月,刘伯承连续发布命令,要求健全与强化游击集团,对敌展开全面、有力的斗争.
建立游击集团的这一措施,体现了刘伯承对敌后游击战争的深刻认识.
游击集团是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相结合,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组织形式.
村级以民兵的游击小组为干队,自卫队和其他民兵为支队;区级以区游击队为于队,各村人民武装为支队;县级以独立营为干队,各级游击集团为支队.
地区基于团、营分遣到县,即是该县游击集团的干队.
这一严密、科学的组织形式,是敌后游击战争的一个"创举",在以后的反"扫荡"作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发展游击集团的同时,129师先后将新编第9旅、新编第11旅、决死第3纵队和新编第10旅等主力兵团与冀南、太行有关军分区合并,所隶各兵团改为军分区的基干团.
到1941年底,晋冀豫根据地大多数军分区都已有一至三个基干团.
整个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那时,与"三结合"喊得一样响的是"三三制".
1940年3月6日,为进一步加强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健全民主制度和政权组织,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抗日民主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根据这一原则,应明确规定,在抗日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即实行三三制.
"三三制"的实行,加强了各种力量间的团结,扩大和巩固了统一战线.
中央提出建立"三三制"的政权体制后,邓小平即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加以组织落实,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
邓小平于1941年4月15日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
文章中,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政权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几十革命阶级对汉好、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与日寇、汉好、亲日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说到这里,邓小平意犹未尽,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还批评了"党权高于一切"、"党员高于一切"的错误观点,他明确提出在"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里,"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他提出要"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党".
温乐群在《邓小平之初》一文中认为,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反映出他的远见卓识,至今仍未失去其价值,使人振聋发聩,倍感亲切.
这可能是半个世纪后,邓小平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扩大民主的最初思想源头.
在斗争最残酷的阶段,"三三制"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价值.
争夺中间地带对华北即将出现的困难局面,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打破敌顽夹击、战胜困难的方针和政策,结合华北实际情况,于1941年1月6日和2月26日先后发出对敌斗争指示.
明确指出:敌可能增加华北兵力,进行大规模"扫荡",国内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华北战局将比以往任何一年严重.
要求八路军广泛进行交通破袭战,打破敌人的侵害封锁,做好反"扫荡"作战前的准备等.
实际上早在百团大战进行过程中,1940年9月25日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上所做报告的第五部分中,就在谈及百团大战的胜利影响华北情况的两个可能时指出:华北战局更加严重的可能:1.
可能调动敌人增援,从华南、华中及日本国内调3个至5个师团到华北来.
2.
敌加强铁路线的严密封锁,由一般的分区"扫荡"进行分区"清剿".
3.
敌人加强对于山岳基本根据地的残酷摧毁与屠杀.
虽然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人对百团大战后的日军的报复行为早有预见,但其来势之猛、程度之烈仍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力实现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企图,日军首先大力增修铁路和公路,并在铁路和主要公路两侧挖封锁沟,筑封锁墙,特别在平汉路北段两侧各10公里地带,构筑了长达500公里的封锁沟,以切断北岳、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与冀中、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断绝山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
与此同时,在平原抗日根据地沿纵横交错的公路大量增设据点,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强化"囚笼"政策.
在切断了根据地间的相互联系后,再对根据地进行"边沿蚕食"和"跃进蚕食".
所谓"边沿蚕食",即在准治安区的边沿,先潜入特务,建立秘密组织,待时机成熟,突然进入,乘游击队和群众暂时退出之际,迅速成立伪政权,待群众近回后,这一区域已由灰色变为黑色.
所谓"跃进蚕食",即以"扫荡"为先导,在抗日根据地内部安设据点,然后依托据点逐渐向外扩张,变抗日根据地为其占领区.
从效果上看,"边沿蚕食"对抗日根据地的威胁更大.
因此,为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蚕食,中共中央军委指出:凡对我有害的道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为敌必争,而我又无力控制者,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凡是我方需要通过的交通线,不可破坏,以免引起敌之注意,加紧封锁,而不便我通过.
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在给"刘邓并彭左罗"的题为《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的电报中指出,"敌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立足困难.
"当毛泽东将反"蚕食"与能否在平原生存联系起来后,"蚕食"与反"蚕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力主.
在这里,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目光,捕捉到了这一军事斗争中的政治色彩.
"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在理论上指导着抗日根据地在未来的斗争中走进一个全新的领域.
基于"从政治上着手"的思想,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甚至"应帮助民众想出这些办法应付敌人,只有如此才不致使群众脱离我们".
基于同样的思想,在敌对势力为主的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一切只着眼于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道转弯的办法都是有害的".
毛泽东的思路,引导着在敌后工作的干部开始了更加积极有效的斗争.
于是,斗争中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队结合了起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了起来,公开的斗争与隐蔽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实行封锁与"蚕食"的日军开始感到正在逐渐地被反封锁、反"蚕食".
平原不"平",山区也不宁日军的"扫荡"是和"治安强化运动"、"蚕食"一起推出的"套餐".
日军之所以在1941年最后一个季度才开始实施对太岳、太行两根据地的"扫荡",是因为在此之前日军四处用兵,一直没有腾出手来.
1941年5月,华北日军发动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中条山战役.
虽然日军在年初就制订了以剿共为主的年度计划,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际的紧迫感,仍然使日军觉得盘踞在中条山脉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50万大军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为了甩掉包袱,日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战役后,华北日军又从7月开始准备,于8月至9月底发动了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为配合国民党中条山作战,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发出了多次指示.
5月14日、5月15日、6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三份电报,指示既要"团结对敌","配合作战",又"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而且指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毛泽东还进一步说明,"我军仍须在不可不打(即必须打)又不可打得太凶(如百团大战那样)的原则下部署远后方及近后方之配合".
1941年6月,日军在中条山击败国民党军后,发动和指挥作战的多田骏不仅没有受到赞扬,反而受到了大本营的批评,因为他把大本营制订的剿共为主的任务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触动八路军,反而在中条山又留下了真空地带,为八路军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八路军129师所属大岳纵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南下岳南,不仅打击了侵占晋南地区的日军,而且开辟了岳南根据地.
8月初,由386旅和决死1纵队组成的太岳南进支队,为了开辟岳南根据地,进入临屯公路以南、沁河以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日军为驱逐进入岳南的八路军,于9月20日以第36、41师团各一部及第16独立混成旅团主力共2万余人,向岳南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扫荡".
反"扫荡"中陈赓巧妙地避开日军进攻的锋芒,率领主力主动转移,使日军屡屡扑空,被迫退出我抗日根据地.
日军10月初不得不放弃对岳南的"扫荡"后,又转而对太行区实施"扫荡".
10月底,日军7000余人分南北两路开始了对太行区的"扫荡",南路36师团4000余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向黎城、赤岸、西井等地进攻.
日军这个行动是直奔八路军的首脑机关而来的.
当时,八路军总部机关驻西井,129师机关驻赤岸.
31日夜里,日军进攻黎城,扑了个空.
11月1日占领东阳关.
之后,日军采取夜间行动,向129师机关所在地赤岸急进.
11月1日深夜,已经知道了日军正在向赤岸急进的刘伯承,仍然神态自若地站在地图前,察看着日军前进的位置和本师主力的态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刘伯承终于发话了:"师部转移的时间定在2日凌晨1时.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刘伯承凭什么将转移的时间定在2日凌晨1时当你了解了刘伯承"利害变换线"的理论后,就会明白刘伯承在图上比划、计算的真正意图.
"利害变换线"是指能够跳出包围圈的位置线.
如果向外突击过早,则敌人迅速转换队形,又会构成新的包围圈;如果转移过迟,则敌人已经构成合围态势,又无隙可乘.
刘伯承将包围圈即将台拢的那一刻,称为"利害变换线",并且将他的这一理论贯彻到整个129师.
当日军的尖兵占领了赤岸村以南1里处的高地后,正是刘伯承在图上标出的"利害变换线"的最佳位置,刘伯承这才下令转移.
转移途中,刘伯承又给师直机关于部上了生动的一课.
刘伯承带领部队向北转移后,从地方游击队的通报中得知.
北面偏城方向没有日军,比较安全,队伍正准备往北进,刘伯承突然下令:回头向南,朝西岗方向前进.
北面无敌情,南面是日军的部队,怎么会往南走呢这是当时很多人嘴上没说出来,但心里却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队伍快到西岗时,刘伯承又下令向东前进,向邯长路运动.
越过邯长路后,转入涉具东部的大山谷.
战士们一见连绵的高山,陡峭的断崖,就知道已经到达了安全地带.
大家突然明白了,刘伯承先北后南,再向东的行军路线,有效地分散了日军的注意力,等他们明白时,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直接向涉县东部运动,就会遭日军的迂回拦阻.
11月9日,在大山里已经转悠了近半个月的日军,又向位于黄崖洞的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发起了攻击.
黄崖洞易守难攻,守备黄崖洞的总部特务团凭借黄崖洞的有利地形,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百团大战中,日军就曾派过一个大队去袭击黄崖洞兵工厂,大怒之下的彭德怀在关家垴让这个大队的日军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黄崖洞兵工厂外围的各个道口都构置了两层防线,三道雷区,厂区与山洞有密道相连,工厂转移后,整个厂区立时又变成了一个大雷场.
战斗中,日军使用了各种山炮、新装备的火焰喷射器、毒气等武器,经过9天9夜的战斗,5000多日军在留下1000多具尸体后,逃离了黄崖洞.
战斗后,中共中央军委称黄崖洞保卫战是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八路军总部力特务团开了庆功大会,彭德怀代表总部授予特务团团长欧致富"保卫水腰立战功"的锦旗,授予特务团"黄崖侗保卫英雄团"的称号.
从黄崖洞撤走的日军,又在从西井回窜黎城的必经之路上,遭到了129师主力的伏击,丢下400多具尸体,狼狈逃回黎城.
反"扫荡"就此胜利结束.
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12月8日,以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为标志,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随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政府也正式对日宣战.
从此,中国的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结力一体(在国际上正式有了名份).
但华北敌后抗战形势却并没有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有任何松动与缓和的趋势,其紧张程度反而愈演愈烈.
为配合太平洋战争,日军更急于坐稳"屁股",企图将中国变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而华北则更要成为其"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
为达此目的,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就变得更急迫了.
日军在对国民党继续推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的同时,其政策的重心仍在华北,在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起着主要作用的广大区域.
日军以前解决华北问题主要是力解决"稳定"、"治安"等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解决华北问题则主要是要确保华北重要的资源和交通线.
于是,日军在华北"扫荡"、"清乡"、"蚕食"与"治安强化运动"短时间内反复.
交替的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多位一体的"总体战"也全面铺开.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动的时期,仍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既看到了有利的一面,又看到了困难的一面.
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
"日本与中国战争已四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荷及南美等二十余国为敌","因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不能不有所减弱","日军士兵情绪将更觉前途渺茫,伪军伪政权将更为恐慌",这是对中国抗战有利的一面.
指示同时又指出,"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形势是有利于日本的".
"敌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同时敌人必更加控制伪军伪政权,增强其特务活动与破坏工作.
"为此,指示中指出:敌后抗战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
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要"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时期".
在"扫荡"与反"扫荡"中,有很多精彩的事例.
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件:"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子那边过来一支送葬行列.
如此大殡实在少见.
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桥,武装整齐地走出碉堡.
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齐射击,分队长等应声而倒,随后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
"这样的例子很多,冀南军区在1941年的夏季问就导演了一幕这样的"活剧".
南宫西边50多里处有一个较大的镇子——娄子镇,1939年日军在这里建立据点后,经常外出袭扰,对周围的抗日根据地危害很大.
经过细致的研究,陈再道决定智取娄子镇.
陈再道从冀南军区7旅19团中挑选了15个战士组成奋勇队,化装成挑水、扫地的人员,随着内线人员进入了娄子镇内.
奋勇队员进入日军驻扎的院子里后,抽出短枪,冲进日军的休息室内,向正在睡觉的日军猛烈射击.
战斗只进行了十分钟,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在日军施放毒气后,奋勇队员才迅速撤离战场.
33.
夹缝中的生存艺术把"没有规律"作为规律刘伯承在1942年2月日军"扫荡"太岳、太行两区后,写下了《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一文.
虽然文章题为"经验教训",但刘伯承在文章开篇中就说明,这篇文章"主要是想引起干部同志对于敌人'扫荡'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以提高我们生动的技术与战术,而不是灌输生硬的经验教训".
写的是"经验教训",又不想"灌输生硬的经验教训",为此刘伯承收集了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后各个部门的大量报告材料,针对"扫荡"中日军深入侦察,细心研究,而且在"扫荡"中采用组织游击集团的办法的现象,写下了这篇内容丰富、对后来的反"扫荡"斗争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总结报告.
文章首先从分析敌情特点入手.
2月3日拂晓,日军采取奔袭手段,分3路进攻大行军区第二、三、四军分区,一路由辽县北犯,一路由武乡东犯王家峪,另一路由长治、襄垣台击黎城,企图一举摧毁分区领导机关和基干武装.
日军的奔袭扑空后,当晚,三路日军共同转向桐峪、麻田,对八路军总部实行"铁环合围".
对于这一现象,刘伯承将其总结为"反复奔袭抗战首脑机关".
刘伯承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日军在两次奔袭失败后,在和顺县的羊蹄凹、龙王庙尖,辽县的左会、黄漳,武乡县的蟠龙、石板等地,到处捕捉壮丁,抢劫牲畜,烧杀抢掠,对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对于这一现象,刘伯承又将其概括为"摧毁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并认为,"其目的在……造成无人区,以使抗战自趋没落,特别是在我军民血肉团结求解放的斗争中,兽性的强盗认为必须如此.
"刘伯承还根据日军的行动,概括出了日军使用的战术,认为"必须着重看到的,就是它自'九·一八'以来,特别在'七·七'事变后,与我们八路军战斗的失败中积蓄了许多经验.
它现在所采用的,就是它在十二年侵华战史中的战术选集.
"刘伯承将日军所用战术分为7个方面.
1.
捕捉奇袭.
就是对于活动的目标进行突然的袭击.
这次日军春季"扫荡",就是采用奇袭的手段突然分三路进攻太行军区的第二、三、四军分区,为达成奇袭的突然性,"敌利用黑暗天气与隐蔽队形","马穿麻鞋,人不作声",于拂晓发动进攻.
2.
铁环合围.
刘伯承认为虽然它是"捕捉奇袭的另一种",但它是"主要的法则,布置较为周密,企图把我军聚而消灭之".
为防止八路军被围之部队突漏出走,则在其纵深的要路上屯兵伏击或追击.
如八路军"在确知敌人发觉时,还不机动转入,则必受到损害".
3.
纵横"扫荡".
也被很多八路军将领称为"梳篦战术".
日军在对太行第二军分区"扫荡"的阵势变换中,开始是由南向北纵梳了两次,继则由东向西横梳了两次,最后则集中全部兵力由西向东横梳了一次.
4.
辗转"驻剿".
就是屠杀并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制造无人区的具体办法.
其方法通常是合击或驱逐八路军之后,布成三角阵势,辗转"驻剿","我军民的资材,特别是兵工资材,因此而损失奇重.
"5.
反转攻击.
也就是苫米地惯用的"拖刀计".
这次春季反"扫荡"中,有一个排在西宽村,只看见前面有敌人,而不知道后面沟内是敌人设的圈套,糊里糊涂钻入圈套去了.
6.
布成三角阵势.
这是敌人机动的基本阵势.
这种布势方法实际上是从几何学中受到的启发.
从几何学来看,日军从几个屯兵据点向一个假想的中心目标合击时,如构成三角形阵势,则其边长最短,即可以以同样的兵力排列成最为密集的队形.
同时,三角形阵势还便于向各方运动,便于进行包围.
7.
夜行晓袭.
夜行,为的是便于隐蔽接近;晓袭,为的是便于发扬优越火器与空军威力.
实际上,从这一点即可看出,日军已经被迫用游击战法来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争了.
在此基础上,刘伯承进行了极宫哲理的总结.
刘伯承在"主动权的取得就要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一小节中指出,"敌人'扫荡'开始,是抓着主动权来的,而我们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乃能在反'扫荡'中转成主动.
"为达此目的,一方面要隐匿己方的真实行止.
布阵方面,则要先知敌"意"、敌"备".
也就是要了解敌人的行动特点和行动规律,才易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刘伯承通过研究还发现打破敌人的行动规律、破坏敌人利用八路军行动中的规律的最好办法就是"没有规律",以无规律对有规律.
但刘泊承在这里所说的"没有规律",绝不是杂乱无章、盲目行动的意思,而是超越一般原则,进入更高层次的规律之中,或者说进入到艺术境界之中.
要做到这一点,则需"防谍除奸,严守秘密,散布谣言,多方佯动,曲折行进.
就是说,一切都是没有规律的行动,使敌人无从侦察捕捉.
"不仅如此,刘伯承还要在反"扫荡"中抓住敌人的规律,打敌弱点,在日军"扫荡"阵势错乱之际进行袭击,使主动权从最后胜利中显示出来.
3月1日,日军聚集在平顺地区,有撤退迹象.
刘伯承判断日军经过大山深谷中的连日行军,已经疲惫不堪,又屡遭打击,士气衰落,在撤退中阵势混乱,正是进行伏击和追击的好机会.
刘伯承迅速作出了打击撤退日军的部署:以主力置于平顺以南优击撤退的日军.
3月2日,日军进入伏击地域,在伏击部队猛烈的攻击下,日军抛下200多具尸体后,狡猾逃窜,伏击部队一部乘胜追击,对日军的尾部一阵猛打.
至此,反"扫荡"胜利结束.
刘、邓一东一西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李谱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号的.
"在战争年代,不管刘、邓是分是合,是聚是散,刘、邓的心总是连在一起的,不管是谁,不论在哪里,发出电报的署名永远都是"刘邓".
在太行山敌后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就发生过一件感人至深、让经历过的人都深受感动的事情.
1942年春季反"扫荡"后,刘、邓深感这一年将会是抗战以来最艰苦的一年,为了加强对各个区的领导,129师决定邓小平率772团一部至太岳区领导对敌斗争,刘伯承仍留在太行山领导工作.
3月中旬,刘伯承将邓小平送上路后,又嘱咐参谋长李达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
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
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接送邓政委后,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
"即令这样,他还不放心,每天都要到司令部值班室询问情况.
3月19日晚上,他又来到了值班室.
值班参谋报告说刚收到电报,邓政委今天要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区.
由于日军对铁路沿线的警戒很严密,刘伯承放心不下,就对两位值班参谋说:"我知道了.
"说完,他让两个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坐下来值班并仔细地查阅值班日记.
两个参谋无论如何不肯让师长替他们值班,连忙说:"我们不困,还是师长去休息吧.
"刘伯承看他们俩站着不动,就一手拉一个,把他们拉到隔壁房间,按到床上,盖上被子,说:"你们先睡一会,到时候我再来叫你们.
"刘伯承回到值班室,又继续查阅值班日记.
于是,从晚上等到深夜,又从深夜等到凌晨,一直到陈赓发来电报,告知邓小平已安全到达太岳区,刘伯承才叫醒了两位值班参谋.
5月,日军发动了夏季"扫荡",即所谓"第二期驻晋日军总攻击"("第一期驻晋日军总攻击"指1942年的春季"扫荡"),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总体计划中又称其为"晋冀豫边肃正作战(C号作战)".
这时邓小平正随太岳南进支队行动.
身在太行的刘伯承虽然自己身边也危机四伏,仍十分关心邓小平和部队的安危,不时地向陈赓发电询问.
3月底他收到陈赓的回信,说日军的合击毫无所获,现太岳军区主力正袭击敌后方城镇,破袭铁路,邓小平待岳南"扫荡"结束后即回太岳.
这时,刘伯承才松了口气.
这样的例子每一个在刘邓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出来.
1947军8月6日,刘邓布置所有部队机关整顿十天左右,但在8月7日刘、邓自己改变了自己先前制订的、中央也已同意了的计划,迅疾抓住有利时机,率领第二野战军主力12万人,过黄泛区,强渡汝河,直插国民党心脏地区大别山.
蒋介石为求歼第二野战军于大别山区,动用4个整编师、33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企图将第二野战军在大别山区一网打尽.
面对强大的敌人,刘、邓一方面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同时决定在外线再开辟3个战场,以求彻底打破敌人的围攻.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刘、邓二人决定分开行动,由邓小平同李先念、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
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部转移至淮河以南,指挥外线各纵.
1947年12月夜晚,刘邓二人在王家湾分别,邓小平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
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
在敌情这样紧张的时候,刘、邓分成两个指挥部,但在上报下发的电报中,这一点从未露出来,一切电报仍是签署"刘邓"二字.
这时期留在大别山的邓小平,也发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指示电报,都是签署"刘邓"二字.
直到他们快要重新会合的时候,刘邓才分别向中央、军委发了一份个人署名的电报.
再度打狼——浮山之战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遭到八路军痛击的阎锡山,并没有接受教训,停止反共活动,而是一直在寻找机会,夺回让共产党占领着的地盘.
当阎锡山与日军暗中勾结,接受日军供应的物资后,便认为向共产党收复"失地"的时机到了.
1942年新年刚过,阎锡山的61军背信弃义,抢占了太岳抗日根据地浮山、义城地区.
这个地区是产麦区,属太岳军区二分区.
八路军一再警告61军,但该军不仅不撤走,还到处抢夺群众财物,并扬言:"我们是国军,想到哪里就到哪里,3十月内还要拿下你们的一、三分区.
"于是,129师决定调集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共50个团,组成3个纵队,在粉碎日军春季"扫荡"的同时,狠狠地敲打一下61军,不许61军为所欲为.
129师决定,由邓小平来担任这次作战的总指挥,副总指挥是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
一纵队司令员由陈康兼任,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三纵队由陈锡联指挥,就动用的力量来说,这次行动超过了百团大战中129师动用的作战力量.
当时129师只动用了37个团.
邓小平和阎锡山在抗战之初曾经打过交道.
邓小平对阎锡山的印象是"这个人确实鬼得很,当面一套,背后又搞鬼".
邓小平曾经当着阎锡山的面说:抗战要真心,假心是不能抗战的,祖国人民是不拥护的.
谁是真心抗战,谁是假意抗战,实践是见证,人民是见证.
要是假抗战,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要亮相的.
阎锡山的61军是阎锡山的起家老本,很猖狂,号称是"天下无敌的王牌".
129师的打击对象对准了阎锡山的这个"王牌军".
战役开始后,阎军的215团就被129师包围.
在129师勇猛的攻击下,不到天明,215团就被全歼了.
7日上午,阎军援兵33军主力已到了白村.
这时,师里指示,先不打被围的顽军,而打他后面的援兵,让解围的33军看看八路军"围城打援"的战法.
决1旅与386旅立即迎战,围住了33军一部.
33军被分割为几段后,被围的顽军企图向浮山县城方向突围,但在129师的层层包围下,被围之敌插翅难逃.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阎军61军被围困,33军、19军受到重创,阎锡山看到他的王牌军就要在浮山全军覆没,只好厚着脸皮派代表到延安去找朱德.
一般人只知道朱德是个优秀的军事家,却不知道朱德还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阎锡山的代表见到朱德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你们八路军邓小平部在集中兵力打我61军.
"朱德问:"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打的"阎锡山的代表被问得张口结舌,极不情愿地说:"在浮山.
"朱德顿时严肃起来,说:"浮山一些匪徒与日本人勾结一起,在我根据地烧杀抢掠,邓小平在那里是打日本、打汉奸,是应该的嘛!
我们的部队又没有到你们晋西南,邓小平怎么指挥部队消灭了你们两个师"阎锡山的代表自知理亏,只好找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我们的部队没有粮吃,想到浮山、义城搞点粮食.
"朱德说:"浮山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属我们的防区.
1940年我们双方代表就有协定,汾河为界,我军不到河西,你们不到河东,这是签过字据的.
你们到浮山,事先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系你们要到我们根据地搞粮食,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嘛.
事实上,我们对友军抗日从来是坚决支持的,平型关、雁门关战斗不说了,你们可以去问问刘戡将军,去年他在中条山被日本侵略军打得走投无路,要退经我太岳根据地,从沁源去陕西.
我们一面抗击,一面给刘戡将军许多方便条件,给他运送了粮食,马草,收容他的病号住院,并派部队在灵石铁路两侧打击日军,掩护他们过路.
刘军长到了你们晋西南,还来电报表示感谢.
听说你们在浮山抢劫群众,杀人放火,这是犯罪的,以后不能再做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
我通知邓小平,把你们61军的人放回去就是了.
"朱德的命令传达到部队时,有些人还想不通,认为61军作恶多端应予全歼.
如果现在不歼灭它,日后还会来捣乱的.
邓小平的一句话,使战士们明白了放人的道理.
邓小平说:"这正是中央军委和总部的正确央断,因为大敌当前,对顽军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
"但战士们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
以后的事实更证明了这点.
1944年元旦,阎军又向俘山、义城地区发起了进攻,打头的仍是61军.
曾经在129师面前一败涂地的61军好了疮疤,忘了痛,狂妄地叫嚣:"这次到浮山就不走了,要和共产党血战到底.
"因阎军赖着不走,并勾结日、伪军破坏根据地,刘、邓决心再次集中兵力赶走61军,以打击顽固势力.
8月底,太岳、太行、冀南军区一些部队开始向浮山、义城地区运动,参战部队编成3个纵队:太岳部队为左路纵队,大行部队为中路,冀南部队为右路.
战斗从8月28日晚上12点开始.
3路纵队同时向阎军发起了攻击,经过一天的激战,386旅在白村歼灭了阎军72师师部和1个团,俘虏2000余人;冀南部队歼灭了来援之敌33军和19军共3000余人;太岳纵队也歼灭了61军一部.
正当3路纵队准备发起新的攻击之时,日伪军大批集结起来援助阎军,致使61军残部得以向汾河以西逃遁.
敌进我进针对1942年新的斗争形势,刘伯承提出了"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的口号.
刘伯承的这一结论,是在充分分析了日军的行动规律的基础上得出的.
刘伯承是这样描述日军"扫荡"的步骤的:第一是各方面且进且击地齐向腹地作大合击;第二是各部队分散配置,进行抉剔"扫荡";第三是各方面分道撤出,转入另一区域"扫荡",或归还原巢.
刘伯承在这一基础上又作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各方面敌人都是依托铁路向腹地某点前进,先在前进道路上各自进行局部的合击,然后齐向腹地某点作向心的共同的台击.
每方面的敌人在局部合击时,在太北多以大队为单位,在太南多以中队为单位进行为此,刘伯承着重指出:备方面敌人都如此进行,其意图是想把我军各部队都向腹地中心压缩,使我们越发缩到中心,越发钻进它集团所预定的共同合击圈之内.
日军在合围八路军时,还设置了残置部队.
为了防止八路军跳出合围圈,各路"扫荡"部队在尚未构成合击之前,即在八路军可能转移的要路上,残置一个小队或一个中队,构筑临时的封锁点,用这样的方法以弥补不断扩大"扫荡"正面而不得不减小的纵深配置.
这些残置部队,或配以无线电台,或配以军鸽,以便于传达情报,日间上山,夜间下山,多方进行佯动,意在将八路军部队压进圈内,以威胁、堵击等手段,使八路军不敢向圈外转移.
刘伯承指出:这种残置封锁部队是起吓鱼入网作用的.
刘伯承还细致地描述了日军的"铁桶封锁阵".
在构成每一合击圈时,两翼多系有力部队,进展很快,正面多系直属小部队进展很慢.
在进行每一较大的合击时,都有飞机三至六架进行轰炸、侦察和通信联络,特别在发现八路军时,即以飞机抑制八路军行动,并将八路军的位置指示给地面的敌人以构成合击圈,从而进行所谓立体的合击.
这就是日军所谓要构成逐步缩紧的"铁桶封锁阵".
将日军的情况分析到如此程度,"敌进我进"的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刘伯承认为,敌人假定八路军主力是缩入腹地中心作战,重演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老规律,故从各方齐向腹地中心来个铁桶大合击.
对此如我们基干军队主力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能出合击圈外转而去背击敌人,这是上策.
如不可能时,则仅与一方来的敌人略为战斗,即转出合击圈外,进行上述的作战,这是中策.
如被敌人越压越缩,陷入其大台击圈心,这时不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很难打出好的结果来,自然这就是下策了.
不难看出,最好的策略是完全的、"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运动至合击圈外,也即完全地实现敌进我进.
同样,在上、中、下三策中由好到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看摆脱敌人,跳到台击圈外的程度,也就是敌进我进实现的程度.
能否实现上策,在刘伯承的理论中又转换成了能否抓住"利害变换线".
"利害变换线"就是选择和掌握好跳出敌军合击圈的时机和地点.
有了时机和地点,也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从时间角度来看"利害变换线",就是时机的变换;从空间的角度看,就是作战地域、地带的变换.
只有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才可构成"利害变换线",才可在极其危险之中,找出此危彼安的转换点.
这其中有两个动态的、不确定的因素:时间和空间.
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利害变换线"本身的不确定性.
于是,研究对手,特别是研究对手的行动规律,研究敌人的"备"、敌人的"意",就成了确定"利害变换线"的重要前提.
刘伯承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刘伯承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借用我国古代"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提出了作战指挥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从而形成了刘怕承独具特色的新"五行"术.
从多次反"扫荡"的实践中刘伯承得出一个结论:反"扫荡"作战成败的关键,就是能否把握住"利害变换线".
在1942年的反"扫荡"中,日军"经常东捕西捕,南圈北圈,到后一个时候,则演成多数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个小目标,也是两个以上的纵队合击.
"把握住了"利害变换线"就可以实现刘伯承所说的"上策",反之则会陷入"下策".
"利害变换线"既反映了反"扫荡"的客观规律,又充分体现了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是刘伯承军事理论中的一个独特贡献.
刘伯承概括了五条运用"利害变换线"理论,发挥我军机动特长的战法:其一,"跳出圈外机动".
其二,"圈内突围与圈外接护协同一致进行".
其三,"善于在两敌接合部机动".
其四,选良机、看"火候",转到外翼歼敌.
其五,以利诱敌而后歼之.
刘怕承认为,"以前我们的惯语说'诱敌深入',乃是在游击战术上,把一路敌人诱引到伏击圈套内的一种趋利的机动,并不是在正规军内线战役上,把几路敌人放引到利害变换线内,成为不能避害的蠢举.
"在刘伯承的著述中,像"利害变换线"这样的理论上的创造,比比皆是.
从其中可以感觉到,刘伯承是无愧于"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美称的.
5月下旬,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扫荡"在即,刘伯承一边喝着太行山土产茶叶泡的浓茶,一边在地图前严密注视着日军的动向.
一连几天,刘伯承一直守在作战室里,及时掌握敌情,不断下达指示.
刘伯承在地图前对几个参谋说:敌人在制订合围闭幕时用的是"圆规划法",即以预想的某一合击目标力圆心,依据它的兵力和各路可能汇合的时间划定一定范围的台击圆周.
这个合击圆周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变换线".
基干军队要确实掌握好这个"利害变换线",及时转到合击圈外机动.
只要干部能够经常查明敌情,隐蔽自己,平时对地形熟悉,就能使自己在游击集团佯动掩护之下,实现这一点.
实现"利害变换"理论,不仅仅是在图上找那根线,而且为了实现利害转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刘伯承预见到日军要进行"扫荡"后,立即电令各区、各部:一、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之"扫荡"基地,接敌侦察.
二、派得力干部带小部队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部.
三、若干团加强便衣活动乘机进行机动.
四、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
日军要形成一个个圈,用圈来套住八路军;八路军要钻出一个一个圈,粉碎日军的"铁桶合围阵".
在1942年炎热的夏季,太行山中展开的是双方千军万马不是游戏的"游戏".
34.
血与火C号作战计划《华北治安战》中在论及1942年夏季日军的"扫荡"的目的时写道:"共军第18集团军军部及129师仍盘踞于晋冀鲁豫边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其势力.
"于是,日军驻山西第1军根据方面军年度计划的作战指导纲要,以歼灭太行、太岳军区的共军为目的,从4月上旬以来开始准备,4月16日向各兵团下达了作战计划大纲.
其作战设想为"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作战分3期进行.
第一期(8干)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天)消灭涉县南方地区之共军.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分析屡次"扫荡"不力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原因是负责讨伐的第1军行动不力.
因此,他要求第1军好好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制定出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作战计划.
当成熟的C号作战计划放在冈村的案头上时,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并将前线指挥所建在了长治,准备在这次作战中彻底解决问题.
冈村宁次对自己上任一年来的成绩是满意的.
到1942年,华北的398个具中,已有366个县建立了日军的傀儡政权.
但深究一步,这一成绩又含有水份.
因为这些政权的实际统治力量,只能达到县城及其附近地区.
边远的乡村实际上还掌握在八路军手里,特别是115师、120师,129师活动的地方就更是如此.
正是这一时期,新任日军63师团师团长的野副昌德中将到达北平,他听取了各方的情况后,在其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皇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经过研究,冈村宁次认为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文化侵略要同时进行,特别是经济封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冈村宁次很清楚,一旦将八路军山区与平匣地区的物资往来断绝开,特别是将有华北粮仓之称的冀中地区与太行山完全分割开,就可将太行山的八路军置于死地.
太行山区本来就比较贫困,抗战爆发后,一下子驻进了大量的抗日部队,吃粮确实是个大问题.
从1941年伙到1942年春,太行山少雨少雪,持续干旱,到处是龟裂的土地,干涸的河床,庄稼歉收.
冈村宁次在军事打击屡屡失败后,想出了更毒辣的手段.
一招是从冀中入手,断绝八路军的粮食供给基地;一招是将打击的目标直接对准八路军的首脑人物和首脑机关.
对于C号作战计划,冈村宁次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在4月份对冀中"扫荡"时,也就是第一招刚刚使出去时,冈村宁次就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了C号作战计划上,准备使出第二招.
他准备分区"扫荡",一口一口地吃掉太行山的八路军,第一期吃掉驻在沁河河谷的385旅;第二期吃掉驻在涉县以北地区的八路军总部;第三期吃掉驻在涉县以南地区的129师师部.
为此,日军特地成立了专门搞暗杀、破坏行动的特别行动队——挺进队.
2支挺进队由日军第36师团的两个联队各抽出一部组成,以中尉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任队长,在各个联队中各挑选百名士兵,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抗日根据地.
2支挺进队分别以队长的名字命名:益子队和大川队.
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
"2支挺进队还进行了分工:益子队重点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大川队重点破坏129师,刺杀刘伯承、邓小平等.
进攻前,日军还印制了大量的八路军首脑人物的照片发到队员的手中,照片下面都注上每个人的名字.
因为当时邓小平尚在大岳军区指导工作,所以,日军所发邓小平照片的下方特地注明"在太岳"3个字.
后来,刘伯承得知这件事时,认为日军情报之细致准确是值得八路军学习的.
日军辽对整个作战采取严格保密措施.
自带数日粮袜,不许举火做饭;自带雨衣行囊,不许宿村住店.
正如电影台同中所说:鬼子要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英才陨落在夏季反"扫荡"最困难的日子里,有几天时间,上至中央军委,下至129师,都得不到八路军总部的消息了.
刘伯承在作战室里一再地催间总部的消息,得到的问答仍然是"联系不上".
电台联系不上,派出去的人员又没有回来,刘伯承不能不急.
抗战开始后不久,八路军总部就与129师一起进驻了太行山.
总部除有一个特务团外,没有更多的作战部队.
所以,总部的驻地和129师师部离得总是不很远,129师担负了八路军总部的护卫任务.
由于日军这番"扫荡"是直奔根据地腹心而来,不为沿途的小利所吸引,并且消息封锁得很厉害,以至于八路军总部没有能够提前得到消息.
彭德怀在一篇回忆左权的文章中写道:以往,日军大"扫荡"前两三日,总部即可准确侦知,唯这次事先没有确切信息.
待刘伯承得到总部的确切消息时,得到的却是"左权阵亡"的噩耗.
5月28日,失踪了几日的总部终于又有了消息:总部于24日晚被敌3000余人合围于南艾铺、姚门口,在向石灰窑以北突围时,左权阵亡,电台俱失;罗主任(注:集总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立三部长(注:集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则已向黑龙洞方向突围,详情不明.
听到左权阵亡的消息,与左权相识、相交、相知多年的刘伯承的悲痛比别人更深一层.
左权与陈赓、徐向前同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1925年2月入党,1925年12月左权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优秀生被程潜、林伯渠亲自签署命令保送赴苏联学习.
他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当时,被分配在中山大学第一期第7班的左权刚好与邓小平是同班同学.
这个班出了不少人才,除邓小平、左权外,还有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屈武,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辽沈战役中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朱瑞等.
当刘伯承于1928年来到伏尤芝军事学院学习时,左权己在这里学习一年多了.
本来左权是没有资格在专门招收高级指挥员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
按照苏联的规定,凡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必须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一般都需要经过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的学习和训练.
左权的条件虽不够,但因左权出众的才华和担任过基层指挥官的经历,使他得到了特殊的批准.
刘伯承后来回忆他的这位同学时说:"记得他在学习中,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
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必能旁怔博引,阐其旨趣.
我们在高加索战术作业时,战术指导员很器重其谨厚,常称扬于同学中,他在自修与教学时,非常勤勉虚心,笔记教材都整理有次.
"因志同道台,刘伯承、左权很快成为密友.
他们俩都对军事理论的学习感兴趣,除了认真学习规定的课程外,他俩还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军的战术,游击战的战术等.
回国后,俩人还经常翻译一些苏联的军事资料.
1930年初,由于斗争的需要,刘伯承和左权提前从苏联回国.
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们搭乘不同的车次,商定在东北的一个小车站见面.
当刘伯承走下火车后,发现有特务盯梢,立即决定暂不接头,先甩掉尾巴.
等待接头的左权发现刘伯承被盯上了以后,也跟了上去.
到了闹市之后,左权紧走几步,在一个橱窗处等刘伯承,等刘伯承即将擦肩而过时,左权轻声提醒他:"有狗!
"刘伯承佯装擦汗,也停了下来.
左权又对刘伯承说:"你往商店里走,我把狗引开,这里的地形我熟悉.
"刘伯承走过去后,左权转身冲毫无防备的特务撞了过去,然后飞快地跑进一条巷子里.
特务慌乱中,紧随着拐进巷子里的人影追了上去.
比刘伯承小十几岁的左权这时只有20多岁,又熟悉地形三下两下就把特务给甩了.
没多长时间,左权在商店里和刘伯承会了面.
这次历险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
刘伯承悲伤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左权的友谊非比寻常,还因为左权直到牺牲前,还一直背着一个历史包袱为党、为革命工作着.
左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曾由学生提为教员,得到的收入自然比学生多一些,这样吃饭请客的机会也就多一些.
不料,左权竟然由于吃饭的问题而被划到了王明认定的有托派嫌疑的江浙同乡会.
左权的托派嫌疑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澄清.
1938年,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后,王明仍然对彭德怀说:"左权是托派,你怎么能让他当八路军副参谋长"经过几年的并肩作战,彭德怀深信对党忠心耿耿的左权不可能是托派.
就在左权牺牲的两个月前,彭德怀给毛泽东、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中央解除怀疑,给予这样的好同志以完全的信任.
朱德回延安后,左权成了八路军总部中最忙的一个人.
八路军总部行文的署名也由"朱彭"变力"彭左".
1942年5月4日,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由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向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这份文件习惯上被称为《五四指示》,它是由左权执笔的最后一份文件,也是左权对根据地建设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
《五四指示》对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所产生的指导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指示》在分析揭露了敌人蚕食政策的3个步骤之后,提出:敌人的"蚕食"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其极严密的配合,但空隙还是很多.
敌人的根本弱点是兵力不足,此时前进则后方空虚,不能不更多地利用伪军、伪组织,这就予我更多的机会,以广泛的游击运动和政治进攻使敌人顾此失彼.
在晋西北,120师政委关向应仔细研究了这一指示后说:"北方局、军分会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1943年1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的报告中,谈到敌后困难时期的斗争时说:"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指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
所以1942年5月以前,根据地始终是退缩的,5月以后则完全改观.
"令人痛心的是,左权没有看到《五四指示》在广大的华北平原开花结果.
深知刘伯承此刻心情的129师参谋长李达去安慰他时,刘伯承正默默地擦着泪水.
过了一阵,刘伯承说:"我们从苏联回国时,他才20几岁,今年也不过36岁吧.
他年轻有为,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
他的牺牲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要不是机关庞大,工作人员,特别是后勤人员大部分不会军事行动,是下会发生这种不幸的.
"从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中得知:5月24日夜,由于总部机关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行进,结果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以致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一万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狭长地带.
25日拂晓,敌主力一万多人从上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标,进行"铁壁合围".
当时彭德怀、罗瑞卿、左权商定: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到太行二分区;野政则向太行六分区突围.
为了使总部和北方局迅速摆脱敌人的包围,左权决定自己留下来指挥后勤人员突围.
激战到25日下午4时,总部直属机关大部分已经冲出了包围圈,而左权仍然站在一个山坡上指挥疏散.
这时,日军所有的炮口都对准了八路军总部突围的十字岭,日军飞机也在突围人群头上盘旋,天上、地下已经织成了一张火网.
突然,一颗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
他不为所动,只是机警地转过头来看了看.
当他看到两位在炮弹的爆炸声中慌乱跑着的女同志时,左权没有犹豫.
他马上跑了过去,将两位惊慌的女同志按倒.
又一发炮弹爆炸了,那两位女同志得以幸免,但左权却再也没有起来.
他头部被炮弹击中,不幸牺牲.
左权牺牲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合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
他们在文章中写道:"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在同志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杀出重围1942年5月10日,刘伯承得到人行第一军分区于5月2日发出的一份报告.
报告说:据敌工站2日报:一、敌北支派遣军饭沼守中将拟于5月份"扫荡"大岳区,闻正调集兵力.
"扫荡"之敌主要进攻目标为武安、涉县、辽县、武乡、邢台、沙河等地区.
二、敌方己将情报员派往我军方向,调查我是否有进攻破坏正大路之目的.
余情正详查中.
刘伯承看着一分区的报告,说:"情况的确是很紧急了.
敌工站的同志作了贡献.
只是有一点,这个情报是5月2日发出来的,已经晚了几天!
这说明传递情报很困难.
如果敌人提前行动,我们就被动了.
不能等了,要很快拟一个准备反'扫荡'的通知.
"果然,5月19日,日军开始了对太北的"扫荡".
5月21日,刘伯承又接到陈赓、王新亭关于日军"扫荡"行动的急电:"这次敌'扫荡'岳南、中条之特点:一、造谣、欺骗、麻痹和威胁我军,以隐蔽其企图.
如'扫荡'中条之敌,则造谣攻浮山.
二、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不下干人)完全夜间运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
有的伪装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
三、敌估计我可能转移的地方(特别是重要高地),则预先秘密设伏,如发现我军即重重包围,企图一举歼灭之.
大量采用空军猛烈轰炸,扫射,阻我部队运动.
"根据地原就像一根绷紧了的弦,在这一消息的触发下,迅速地动作起来.
正是刘伯承对上述两个消息做出了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处理,使129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争取到了反"扫荡"的主动权.
师部刚刚在固新落脚,侦察人员就报告说:师部转移之后仅仅3个小时,即有一股伪装成所谓"新六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到129师师部原来的驻地.
他们抓到老百姓,就问刘伯承到哪里去了这支"独立支队",就是专门执行刺手任务的"挺进队".
后来天津出版的《东亚新报》刊载了一篇"大川挺身队"参加太行山5月份"扫荡"的文章.
文章写道:"大川挺身队,5月20日由基地出发,攀登悬崖,走过山沟,到浊漳河岸之王曲附近时,开始遭遇了三个农会会员.
他们把挺身队误认为八路军,于是很不费难渡过了漳河,……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
我们在身入这样的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六旅的队伍而逃脱.
队员们都是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
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被奇袭王堡之时,人家刚刚离出扑了个空而打消了.
在那天又去王堡,进入东面的大山中追赶刘伯承.
后来据俘虏说,刘伯承逃往西山去了.
队员甚为惋惜的踏着石子跑到偏城与友军会合去了.
"23日,129师师部又收到第五军分区的报告说:"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
"刘伯承和李达决定立即转移.
面对狡猾、猖狂的日军,129师也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凡有关军事秘密和129师行动与驻地,一律不准在电话上明述,以防被敌探截取.
日军"扫荡"八路军总部后,又转而"扫荡"129师驻地,目标仍然直指首脑机关——129师师部.
根据总部突围的经验,129师决定将直属队分成前后2个梯队,成梯次配备,以免行动时挤在一起.
按照这一设想,刘伯承边看地图边进行布置:"不走大路,走小路,尽量夜行晓宿,行动要秘密.
从涉县、黎城敌人的接合部突围,把握比较大.
2个梯队都要轻装,把可带可不带的、笨重的东西都坚壁起来,包袱越小越好.
"刘伯承部署完毕后,来到后梯队检查准备工作.
后梯队都是机关人员,还有许多家属,既有妇女,又有小孩,其中有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邓小平夫人卓琳.
刘伯承看着后梯队的"娘子军",感到她们不仅是战友的亲人,而且是党的财富.
他再三嘱咐带领后梯队的蔡树藩、张迁发,一定要保证后梯队的安全.
6月8日,部队开始转移.
在山沟中转悠两天后,于10日中午到了地势险要、沟壑纵横的张汉村.
从张汉村再往前走,就进了涉县、黎城、平顺3具交界处.
这里是敌人包围圈的结合部,离涉县、黎城公路己不远,如能在当天晚上穿过公路,就会脱离危险区.
为缩小目标,便于应付突发事件,刘伯承下令,前后梯队拉开距离.
但事情的发展总是与人们的愿望相反.
从张汉村出发后道路越来越难走.
部队行动所走羊肠小道地图上没有标,只能靠看星星辨别方向.
一路上,不能点火,也不能开手电筒,行军非常艰难.
李达建议原地休息,天亮再走.
刘伯承考虑了一下,说:"我们这么大个摊摊儿,才走了几十里路,电子的特务很多,我们不可能不暴露目标.
在这里过夜,可能遭到偷袭.
让大家打个盹儿,然后连夜返回张汉.
鬼子怎么也不会料到我们还会返回原地吧"刘伯承的想法令大家叹服不已.
出其不意,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往回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队伍在没有任何标记的小道上转来转去,直到11日中午,才又回到张汉.
正当大家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警卫部队从望远镜里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小股敌人正在搜山.
刘伯承马上命令部队避开敌人,钻入杨家山.
部队刚翻上一道山梁,发现杨家山已被敌人占领.
刘伯承举起望远镜,先观察了几个有烟火的方向,然后又转向没有烟火的西北方向.
这一方向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避开敌人的搜索.
又是一条羊肠小道.
刘伯承看了看地图,对几个有些犹豫的参谋说:"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凡是鹿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
'他在1799年就曾经率领一支大军,从人迹罕至的地方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救出了被困在瑞士的俄军,创造了一个奇迹.
我想,凡是羊能通过的地方,我们也能通过.
鬼子自然不知道有这条路.
我们就走这条路吧.
"刘伯承带着队伍刚登上一个山岗,就见对面山坡上有一支队伍朝着他们走过来.
开始,还以为是掉队的警卫部队赶上来了,就向他们靠拢.
走到双方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时,才发现对面来的是日军的部队!
走在前面的汉奸还叫喊着:"出来吧,看见你们了!
"刘伯承说:"不要慌,这是虚张声势.
别理他们,不要开枪,我们悄悄地绕过去.
"就这样,129师前梯队在刘伯承带领下,镇定地钻入另一道山沟而没被鬼子发觉.
过后,刘伯承说:"好险啊,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了.
刚才跟鬼子打照面的时候,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楚了.
这个'抉剔'扫荡啊,可以使敌我杂处,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路敌我相混,可谓是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了.
"日军对太岳区南部和太行区南、北部的大规模"扫荡",历时一个多月,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不得不于6月20日由太南地区撤退.
虽然1942年日军还有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但太行、太岳根据地在1942年所遭受的几次"扫荡"中,以敌夏季"扫荡"最为残酷.
经过这一次反"扫荡",形势开始一步步地好起来.
庆祝刘伯承50寿辰在共产党人中,祝寿本就不易见到,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搞祝寿活动,则就更加不同寻常了.
但在1942年底,在太行山中,却为129师师长刘伯承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祝寿活动.
无疑,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其意又绝不会仅限于对一个人生辰的纪念.
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的一年,根据地先后粉碎了敌第四次、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取得了反日军春季、夏季、秋季"扫荡"的胜利.
这一年,也正是刘伯承50寿诞.
中共中央既是为了表彰刘伯承的革命功绩,也是为了鼓舞敌后抗日军民的斗志,决定在太行山举行刘伯承50寿诞的庆祝活动.
当组织上为此夫询问刘伯承的生日时,极不愿意宣扬自己的刘伯承没有说出自己的出生日期,害得组织庆祝活动的同志只好猜了一个日期:12月16日.
其实这一日期与刘伯承实际出生的日期——12月4日相差了12天.
庆祝活动前,129师《战场报》和太行山《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各派一人,前去采访刘伯承.
早早就等候在办公室里的刘伯承对两个采访者说,"你们要采访我些什么呢""请首长先谈一下自己的简历,我们想在您的生日公布您的年谱,让大家了解学习.
""算了!
算了!
"刘伯承像往常碰到这些问题时一样挥着手说:"莫谈这些好不好你们都晓得,粉碎'九路围攻'后,有个记者来访我,我先对他说:你只能写战士,不准写我.
要不,我不同你谈.
即使写出来,我也要把你的稿子撕掉!
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谈的'简历'.
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就回去吧.
我还有事哩.
害得我等了半天.
"原来两个记者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因此刘伯承还对他们说:"时间观念对于军人极端重要,有时胜败就在这分秒之间.
"两个来访者,本来就因晚到而感到拘谨,经刘伯承这样一说,就更不知说什么好了.
两人犹豫了一会,才说:"师长,这个年谱是为了给您庆贺50寿辰写的,这是我们的工作嘛.
""庆啥子寿嘛!
我不晓得.
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嘛!
去吧!
去吧!
"刘伯承又一次拒绝.
碰到这样的采访对象,两个采访者一筹莫展,只好去请政委邓小平.
"师长,我看讲还是要讲,这是党的决定,没得简历,咋个祝寿嘛.
再说,这也是工作.
"邓小平深知刘伯承的性格,来后也不多说,说完这几句转身就走.
政委发了话,刘伯承就不得不考虑了,沉默了片刻,说:"要说这也是工作,那我就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
我这人没得啥本事,是被旧社会逼上'梁山'的.
那时候,国际国内,弱肉强食,清王朝腐朽败落,民不聊生,使人不得不立志仗剑拯民于水火,于是富国强兵的念头自然而生.
1912年,翥入重庆蜀军办的将校学堂,从此投笔从戎,距今整整30年了.
我是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在此以前,我在川军熊克武部打了不少的仗,流了血.
其中,除开讨袁护国、护怯等战争外,大都是打'烂仗'嘛!
"刘伯承回忆了自己30年的战斗经历后说:"我深切地感受到: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听党的话,势必一事无成!
"刘伯承最后说:"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政治委员既然说这也是党的工作,那就不必管它是哪一天罗!
"于是就有了"刘将军于1892年(光绪18年)12月16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这样一段令刘伯承哭笑不得的文字.
记者的笔使刘伯承自觉被推上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
记者写道:"他几十年都过着革命生活,为民族国家事业,为人民利益战斗不息,不论在革命退潮与高潮时,都表现出艰苦顽强的意志.
他常说:'干坏了还得要干',所以他为民族国家解放事业英勇战斗,对于党的决定和指示坚决完成,对于军队建设事业,如正规化建设、参谋工作、游击战争、教育训练、人民武装建设,都有伟大建树,为我国有名的军事家.
"看过这段文字后,刘伯承深感不安,他挥毫写下了这样几个大字: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
12月16日这天,清漳河畔锣鼓喧天,彩旗招展.
除129师各部队、晋冀豫各军区及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均派代表参加外,总部彭德怀、罗瑞卿、滕代远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等领导人,也来参加了庆祝大会.
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刘伯承将军祝贺50寿辰的新闻,129师《战场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公布了刘伯承将军的简历.
贺文、贺电如雪片般飞来.
身在延安的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刘伯承在诸多战役中"表现了艰苦卓绝,坚决执行命令的精神和军事奇才.
……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
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名将将风.
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文后朱德还赋诗一首:戎马生涯五十年,凭歼日寇镇幽燕;将军猿臂依然健,还我山河任仔肩.
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则有这样的诗句:太行游击费纠缠,撑住平辽半壁山.
著有诗集的新四军军长陈毅也写道: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祝贺文章中的一篇力作出自刘伯承的搭档邓小平之手,文章充满了对刘伯承的敬佩之情:"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
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但具备了这些品质,而且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
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
……"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
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
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级、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
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是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介绍的.
"邓小平最后还不客气地指出了他的老搭档身上的缺点: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
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
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
难道果真这是他的缺点吗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健康的关心罢了.
在伯承同志50寿辰的时候,我只有祝愿他的健康,祝愿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的胜利.
在祝寿大会上,刘伯承走上讲台,向大家深深致谢之后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
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
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尽力.
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第九章走向胜利35.
希望的曙光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搞过多次精兵简政运动,军队也有"百万大裁军"的历史,但是发生在抗日战争第5个年头的那场自上而下的精兵简政,却不仅仅是提高办事效率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进入1942年,特别是在夏季"扫荡"以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于空前残酷的对敌斗争之中.
日军连续发动"扫荡"、"治安强化运动"、"蚕食",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仅仅如此,各种自然灾害也蜂涌而至,水灾、旱灾、虫灾、雹灾等自然灾害一个接着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几年斗争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庞大的领导机构,越来越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着的敌后作战的复杂环境.
百团大战后各个部队减员严重,官多兵少的现象十分突出,而战斗部队的缺额却因人员不足而得不到及时的补充,而且也不能另外再补充人员了,因为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很差,已经无力再承担更多人员的生活负担.
现象十分明显,一头多一头少.
多的不能产生战斗力,少的又不能胜任日益艰苦的斗争要求.
结论也十分明显,要削多补少,要削肿治臃.
毛泽东说:"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中共中央一针见血地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日的积极性","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正确与否也无济于事.
"精兵,就是缩编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充实连队.
主力军部分实行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加紧整训,提高战斗力.
简政,就是整顿机构和组织,紧缩机关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
精兵简政,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是使我各抗日根据地能够渡过极端困难时期的一项重大措施.
负责129师精简工作的邓小平讲得更为具体一些:"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减轻人民对我们的负担,从两方面着手:第一精兵简政,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第二,机关部队本身生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自己解决部分经费.
"在具体实施中,邓小平要求极其严格,将边区地方党、政、群众团体脱离生产人员的编制大为紧缩.
以县一级的编制为例:精简后的大县机关50—60人;中等县40—50人;小县30—40人.
而精简前一个县机关有时就有500—600人.
规定专署、县、区各级如增加1人都须经"冀太联办"批准;边区、太行区两级增加1人,要经太行军政委员会讨论通过,否则,财粮部门丁拨粮食,不给经费.
令行禁止,毫不通融.
当时不存在干部的终身制,也不存在只上不下的情况,精简后的很多干部,什么去向的都有,年轻力壮的被动员参军,老弱的、家在本地区的被动员回家,家在外地区的安置到农村工作.
有的县区干部回到农村后,或去开荒种地、养猪、养羊,或在商店、合作社工作.
精简后的军政机关,与以往大不一样:加强了战斗力,充实了下层工作的领导力量,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变化;节约了人力、财力,减轻和稳定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军队供给.
精简后的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极大地克服了官僚主义.
毛泽东在1942年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在文章开头就写道:"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虽然精兵简政的工作,从1941年就开始抓了,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正如李达后来回忆的那样,"机关庞大而不适应频繁作战的缺点,仍然存在".
真正使各级领导认识到必须下大力气抓精简,还是1942年5月反"扫荡"之后.
这次"扫荡",八路军总部因为机关庞大,行动迟缓,被日军包围.
经过苦战,虽摆脱了敌人,但左权却在突围过程中牺牲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129师在其后的反"扫荡"作战中,也因后勤梯队庞大,致使在突围过程中遭受了损失.
5月反"扫荡"之后,刘伯承常对师直属队的干部说:"我们的指挥机关还是庞大,特别是有些工作人员不会军事行动,很不适应打仗.
每逢行军作战,我就像背着真空管的收音机去赶场,提心吊胆,老怕碰破.
"为改变这种状况,129师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精简.
太行军区的旅和军分区以上机关重新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继续合并了一些性质相近的部门.
作战与训练合并,侦察与情报合并,宣传与教育合并等等.
这样一来,过去领导机关的那种层次多、会议多,公文繁琐的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生产自救1942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带给根据地人民的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进攻,同时带来的还有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红军时期,国民党对根据地曾实行过"石要过刀,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政策,这个政策同日军的"三光"政策一样,都体现了他们反人民的一面,和对生存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人民军队的无奈.
国民党失败了,日本人也同样不会成功.
但这一政策,带给根据地人民的苦难却是十分深重的.
日军所到之处,无不烧光、杀光、抢光.
有些东西,既烧不掉,又拿不走,日军就投毒、炸毁,企图使根据地人民饮无水,食无锅,丧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这一招,比军事手段更加毒辣.
日军的烧杀抢掠,只能激起根据地人民对侵略者的更大愤慨,只能使军民团结得更加紧密.
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中,根据地军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
那时,有的军队干部,每餐只有5根缺盐的萝卜条和填不饱肚子的小米饭.
老百姓看着这种情形,十分心疼,将他们仅有的一些柿于皮和玉米馍送给了子弟兵.
现在,人们只知道王震在南泥湾开荒的故事,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各个根据地都有自己的"南泥湾".
为了渡过难关,备根据地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129师为此还增设了生产部,专门负责组织、领导部队的生产工作.
在他们的试验场里,不只是低水平地耕种着土地,他们试种了"金皇后"玉米、西红柿,还繁殖了产蛋多的来享鸡.
师直机关的干部、家属也都参加到这场规模空前的大生产运动中来.
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所在的生产小组种的一个大萝卜,有6斤重,被邓小平称为"萝卜大王".
开展大生产的同时,根据地军民厉行节约,从当时的一个口号中就可以看出勤俭与节约被提到了何种程度.
这个口号是"白天多做事,夜晚少点灯".
在纸张的使用上也是如此.
刘伯承提出了一种"吝啬"至极的用纸方法:先用铅笔写,然后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两次.
当时,师司令部考虑到刘伯承的眼睛不好,曾想给他围大一些的纸,写大一点的字,但被刘伯承拒绝了.
他说:"现在号召大家节省,我怎么能特殊呢何况,我还有个放大镜,'装备'比别人优越得多哩!
"1943年夏季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数十年未见的特大旱灾和虫灾,这次灾害持续时间长,波及整个冀南地区和太行区,以及太岳区的大部和冀鲁豫区的一部.
虫灾到来时,方圆几十里的庄稼,蝗虫一起一落之间,被吞食得一干二净.
129师的敌人不仅有日本鬼子,还有和鬼子一样厉害的"蝗虫大军".
刘伯承说:"看来,我们不但要指挥千军万马和敌人作战,而且还要率领部队同自然灾害、同蝗虫作战.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新的困难,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们身受的困难,不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忍受的吗"在艰苦的生活中,机关的干部常对刘伯承说:"你是一师之长,你要躺下了,对工作损失就太大了.
为了革命利益,你应该吃好点儿,加强点营养吧,这是全师同志的心愿啊!
"刘伯承却笑着回答说:"我个人哪有这么大的作用可是,在这时候,以身作则的作用就更大了.
你别看我的身体不好,我的适应性可强呢.
我这个人哪,也怪得很,条件好,能过;条件差,也照样能过.
我在四川时,打瞎了一只眼睛,头顶也受了伤,后来腿又受了伤.
我这身上的血天晓得换了几次,我还是活下来了!
在苏联学习时,整天面包、香肠、牛奶,还加上补药.
后来到了苏区,哪里去弄补药,这不是也过来了吗!
现在能吃到南瓜汤、刺节菜,就满不错嘛.
我还是不能搞一点特殊化.
""观战团"的覆灭1943年秋,继春、夏季"扫荡"之后,日军采用"铁滚式"新战法又发动了以太岳为重点的秋季大"扫荡".
早在1943年初,毛泽东即指出,希特勒总崩溃已为期不远,中国的时局将好转,我们要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
但是,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要想尽办法熬过这两年.
1943年,虽已离抗战胜利的黎明不远,但仍是根据地军民的困难时期.
这一年,日军上半年组织了春、夏季"扫荡",下半年又再次发动了秋、冬季"扫荡".
也就是这一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
"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理论,蒋介石并不是随便说说,他还要把它体现在行动上.
因此,1943年夏季,从日本鬼于的"扫荡"中悟出了一些门道的蒋介石,也企图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共首脑所在地——陕甘宁边区.
王近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命卒领大岳二分区16团赴延安扩编部队,去完成保卫党中央的新的使命的.
王近山这时己是386旅旅长.
1943年10月22日,王近山带领部队从长子县横水村出发,22日穿过同蒲路和汾河两道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韩略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宿营.
这一带的群众基础很好,部队一到,群众就开始站岗放哨、封锁消息、烧水做饭.
在同地下工作者的接触中,一个消息引起了王近山极大的注意.
地方党的同志介绍说:最近每天上午都有若干辆汽车,满载物资,在少数部队的掩护下,由临汾出发,经过这里东去,支援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敌人,下午又满载从抗日根据地抢掠的财物,经此返回临汾.
地方党的同志介绍完后,又补充说:最近敌机动兵力正在根据地腹地"扫荡",这里根本没有大的兵力可贤调动,正是打击敌人千载难逢的良机.
针对这一情况,王近山决定抓住有利战机,在韩略村伏击敌人,迅速解决战斗后,即奔赴延安.
下定决心后,王近山丝毫不敢大意,带领团、营干部进行实地勘察,了解敌情.
当地的敌人是参加"扫荡"大岳根据地的日军一部.
10月初,日军集中了驻山西第1军的第36师团、第62师团和第69师团,加上伪军,共约两万余人,采用"车轮战术",企图将太岳根据地"全部摧毁"、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
其时,"扫荡"的日军正好推进至临屯公路的两侧,撞到了王近山的枪口上.
韩略村位于临汾东北、洪洞东南地区,距离日军"扫荡"的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临汾只有50多里地,是临屯公路上的一个据点.
临屯公路恰好从韩略村中间通过,村西南一带地势险要,公路两旁是两丈多高的陡壁,易下不易上,是个打伏击的好地形.
这一仗最能体现王近山敢打敢胜、胆大心细的性格.
虽然有利条件很多,但也有不少不利因素:韩略村离敌人县城很近,就在敌人据点的限皮底下,如果不能速决,或走漏消息,则敌人就会迅速赶至韩略村,这样的话16团不仅无便宜可捡,而且还要面临极大的危险.
但王近山就是这样,即使困难再多,只要有机会,他就绝对不会放过.
经过认真的研究、演练,王近山部署部队进入伏击阵地,经4、5小时的耐心等待后,鬼子的汽车终于来了.
日军共来了13辆汽车,有3辆还是小汽车.
进入伏击圈后,车上的日军还在又吃又喝,又说又笑,根本没有发现任何设伏的迹象.
随着两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设伏部队同时开火,猛烈的枪弹立时将鬼子打得晕头转向.
战斗中,这股日军出奇地顽强,有的跳下车来,端着刺刀向公路两旁冲击,有的依托汽车向公路两旁射击.
有十几个敌人辽迅速聚集成一个小的战斗群,向设伏的重机枪阵地反击.
战斗打了3个多小时,120多名日军,只有3人钻窑洞逃脱了性命.
战后,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上得知,这次被歼灭的敌人,原来号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组织来大岳参观"车轮式扫荡"的一个"战地观战团",其成员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5、6中队和其他部队的一些军官,内有少将旅团长1名、联队长6名,其余的也都是中队长以上军官.
韩略村伏击战对日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们马上从临汾调来500亲人,在6架飞机的支援下,来韩略村追击王近山部.
王近山面对急于报复的日军,冷静、沉着地进行了突围部署,他说:"敌人是来报复的,来者不善.
我们不必与敌硬拼,要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分队,利用夜暗,迅速行动,突出敌人的包围.
"第二天早晨9点,部队无一伤亡的全部突围到达预定汇合地点洞子沟.
战斗后,王近山兴奋地对战友们讲道:"我们的任务本来是行军,可是碰到了歼灭敌人的机会,在不违背上级意图、不影响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情况又有利的前提下,我们就应该机断行事,积极歼敌.
我们人民军队的第一职责,就是随时随地不放弃任何歼灭敌人的机会.
不仅要懂得'枪声就是命令',还要懂得积极作战、寻机歼敌的道理,这才是合格的指挥员.
战争,永远是手快打手慢,有备打无备.
"韩略村战斗后,气急败坏的冈村宁次将一名中将师团长撤职,同时将韩略村据点的日军中队长枪毙,该据点的其余日军和伪军每人都被打了几个耳光,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
"温村会议"经过1941年、1942年两年残酷的斗争,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以便扭转被动局面,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中共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下达了《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华北党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以便迎接伟大的新时期之到来.
"为贯彻上述指示,太行分局于1943年1月25日在河北涉县温村的一个教堂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总结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斗争方针,对晋冀鲁豫军区、边区和129师的各项工作,均有很大影响.
由于开会地点在温村,这次会议又被称为"温村会议".
中共太行分局是1942年9月成立的.
根据中央1942年9月1日《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为便于统一调动和组织根据地内的所有力量,进行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由邓小平任书记,李大章任副书记.
李雪峰、刘伯承、蔡树藩为分局委员.
在太行分局这个为期25天的会议上,邓小平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报告.
这两个报告被各摘录整理一部分,变为三篇文章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共有8篇文章力邓小平抗日战争时期所写,而其中以这三篇文章最为重要,最能反映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对今后的斗争也最具指导意义.
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一文中,邓小平在回顾了对敌斗争的三个阶段后,从10个方面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当前敌我之间的斗争是"全付本领"的斗争,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
要掌握住敌强我弱的特点,原则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
我们要掌握正确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的人民对敌斗争.
要建设根据地,斗争中坚持敌进我进,在进行游击战的同时下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
这篇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对敌斗争的着眼点转向了敌后,在更加广泛的领域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思想.
刘伯承曾首先提出在敌"扫荡"时,不能囿于"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基本原则,而应在敌包围圈的缝隙中,以"敌进我进"的方式跳出包围圈,到敌人的侧后去打击敌人,即"军事变换线"理论.
邓小平在"温村会议"上提出的"敌进我进"则范围要广泛得多了.
它既包括军事的,也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一理论既指导正规军的"敌进我进",又指出了地方兵团和抗日群众如何"敌进我进"的问题,它是针对日军"总体战"而提出的有效对策.
邓小平提出的"敌进我进",不是盲目的"进",是讲求策略的"进".
他认为:在敌强我弱,开展持久战的情况下,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
唯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
"使敌人看不起我们"一句,充分表现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思想.
联系现时国际上的斗争,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邓小平在这个会议上还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深刻的检讨.
他认为,过去工作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去对"基本的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原则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的建设,而在相当时期对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建设重视不够,对地方武装发生了编并和放任两方面的错误,所以影响对敌斗争甚大.
今后根据地的游击战将不断增大,运动战在平原已无可能,在山地也可能缩到很小限度,所以应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二是过去一直未树立起巩固华北敌后阵地的明确观念,这从几年来忽视敌占区工作,可以证明.
在这方面,甚至做得还不如国民党.
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就着眼打入伪军、伪组织,长期埋伏准备战后的问题,已取得先机,有了不小的成就;我们则在战略上大大失算,需要从今后的努力中来补救.
"温村会议"后,129师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斗争,迅猛地开展起来.
其时的一个有力的形式就是武工队.
武工队的全称是武装工作队.
早在1942年春就已成立的敌后武工队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有的汉奸说:"别人都好惹,只有武工队这批人铁面无私,碰着他们就要栽跟斗.
"武工队经常把传单贴在敌军据点和交通要道上,甚至贴到伪县政府的布告栏里和日军宪兵队的门上.
但那时,武工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邓小平在"温村会议"上讲道:尽管敌占区存在着开展游击战争的良好条件,但在敌占区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行动,如果以为随便可以干起来那只是一种幻想.
有的武工队对政治斗争认识不够,存在着单纯军事行动的观点,与敌人硬拼而招致不应有的损失.
有的单位没有把武工队当作一个大事来抓,在人员、武器等方面没有给予必要的保障.
经过不断地调整,到1943年,在"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小型的、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的指导下,大批的武工队如丽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敌占区的形势大为改观.
"温村会议"的"敌进我进"的思想,吹响了战略反攻的前奏曲.
36.
最后一击最后一次肃正1942年的夏季日军曾经得意一时,自认为取得了彻底消灭八路军总部的辉煌战绩.
在八路军总部被袭后的第二年夏季,日军又欲重温去年的"辉煌".
1943年5月,日军对太行区发动了它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扫荡".
日军除了一次比一次疯狂以外,在方法上已是黔驴技穷.
这次"扫荡",日军又派出了挺身队,伪装成八路军,仍然是夜行晓袭,也仍然是专走小路,不走村庄,不走大路,目标也仍然瞄准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
但这次已经不是上一次了.
129师积极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日军主力部队和挺进队出动之前,就获得了情报.
刘、邓在判明敌人的企图之后,决定乘敌人的合围圈尚未形成的时候,将反"扫荡"中的包袱——师部机关先行转移至外线.
5月6日,日军第36师团分几路分别由潞城向北,由武乡、左权等地向东;第4独立混成旅团由林县地区向北;第37师团、第69师团各一部由陵川地区向北;采取梳蓖队形,企图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主力部队围歼于清漳河两岸.
在日军出动的前一天,5月5日,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同时向太岳区转移.
129师师部选择了和辽县、武乡东进的日军对进的转移策略.
当两军互相接近时,李达派出一部分警卫部队牵制、迷惑敌人,而主力则从敌人"梳篦队形"的间隙安全地转了出去,使日军"未能取得大的战果.
"这次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作战行动非常成功,因为他们要想捕捉到八路军的目标"是极为困难的".
于是日军由于"未能取得大的战果",就疯狂地捕杀地方干部和群众.
而八路军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和参战的民兵与外线作战的八路军相互配合,内抗外袭,使日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日军不得不于5月13日开始撤退.
来,由不得我;走,就由不得你了.
太行军区各军分区的部队乘日军撤退之机,对日军进行了长距离和大范围的追击.
这时的主动与被动同"扫荡"开始时的形势己完全颠倒过来了.
日军不得不边退边战,非常狼狈,以至到5月22日才撤退完毕.
软缠硬打1944年4月,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
太行山上的129师也在这一年里确定了出击的方针:发动攻势作战,向敌人展开局部反攻,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坚持敌进我进的方针,坚决打击敌人的"扫荡",保卫生产,保卫粮食,保卫根据地.
反攻虽是"局部"的,但它到底标志着战斗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八路军一方.
出击、收复夫地构成了此后作战的特色.
自从刘伯承在1943年9月离开太行抗日根据地,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邓小平肩上的担子一下子增加了许多.
由于彭德怀也回到延安,邓小平实际担负起了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和129师三副重担.
10月6日,邓小平在麻田镇正式上任,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的身份,开始主持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工作.
他和夫人卓琳从涉县赤岸129师师部,搬到麻田镇八路军总部大院南面的一幢农村小院中.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问过邓小平:"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轻轻地笑了一下,回答道:"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邓小平正是凭着这种"吃苦"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三合一"的工作,取得了战略反攻作战中的重大胜利.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一"软"一"硬"两次作战.
"软"的作战是对日军的围困作战——即沁源围困战.
1944年底,侵入我大岳区的日军主力经我民兵、武装群众与部队多次主动打击,三次收缩阵地,最后,退守到沁源城关和交口两据点,苟延残喘.
1945年3月14日,沁源党政军民响应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实行总动员,对沁源、交口两个敌据点及二沁大道,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困战,军民们用15000颗地雷,构成了一个稠密的地雷阵,使敌寸步难行.
同时,游击小组则昼夜不停地袭扰敌人.
当时在力沁源送粮、送物的日伪军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送粮怕进鬼门关,背粮怕走沁河滩.
""过了圣佛岭,进入鬼门关.
如果死不了,就是活神仙.
"日伪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只得在1000多授兵的掩护接应下,狼狈逃窜.
沁源围困战的胜利,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这是"软"的一仗.
还有"硬"的一仗.
为了进一步扩大解放区,1945年6月底至7月初,129师集中了太行军区5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和总部警卫团,共9个团的兵力,约一万余人,发动了以肃清安阳城以西外围日伪军目标的战役,当时命名为安阳战役.
这次战役与以往作战最大的不同是它打的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
虽然鬼子这时已无心"运动",八路军也不必时刻准备着去"游击",但八路军是否具有打运动战的能力这里却要做一个交待,或是叫补充说明.
为了使八路军的作战能力与攻势作战的要求相适应,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曾发布命令,要求在年内,利用战争与生产的间隙,对全军的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整训.
通过整训,129师的全体指战员的战斗技能得到全面的提高.
太岳区投弹的平均成绩提高了14米多.
全团成绩最好的25团,射击的命中率提高到51.
7%.
在刺子能力方面,有一个战士能在6个小时内连续刺杀4万多次.
在129师准备向日伪军发动大反攻的前夕,1945年春夏之交,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徐向前取道太行山,来看望他的老部队,临行前,他对李达说:"129师变了.
无论是干部、战士,都进步不小啊!
"1945年6月,太行军区集中9个团的兵力,由司令员李达、政委李雪峰统一指挥,发起安阳战役.
当时,日伪在安阳兵力分布如下:城内驻有日军第1混成旅团第47大队之2个中队,城西水冶镇、曲沟集等外围据点内,驻有伪"剿共"第1路李英部6000余人.
八路军的部署是:以7个团分成第1、2支队攻打李英所属各部,以2个团为第3支队阻击安阳出援之敌.
6月29日夜,各支队按方案行动.
30日凌晨2时,1支队进攻曲沟集,激战5小时,歼伪第3旅旅部及第6团全部,俘伪旅长杜有槙.
进攻水冶镇之第2支队,歼伪第2旅主力及日军1个分队.
第3支队将安阳出援之日军士官训练队、伪军160余人包围于北流寺,在第1支队配合下,全歼该敌,并击退另一股援敌.
7月1日起,各支队对安阳以西其他据点展开全面攻击,并攻克全部据点、碉堡,4日,第2、3支队在民兵配合下,向安阳以北之观台、丰乐地区和汤阴地区出击,将观丰铁路彻底破坏;第1支队向南进攻鹤壁、汤阴,歼伪第6方面军暂9师第26团,2个伪军中队反正.
至10日,战役胜利结束.
计毙伤俘敌伪3300余人,克据点30余处,解放国土1500余平方公里,人口35万,使晋冀豫和冀鲁豫两根据地连成一片.
129师取得了对日最后一战的重大胜利.
打走一个,又来一个抗战后几年的每个夏季都是形势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1945年的夏季也不例外.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但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很长时间没有对日宣战.
)8月9日,一百万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发起对日进攻.
8月6日、9日两天,美国向日本的广岛、长崎先后扔下两枚原子弹.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击》,号召全中国的杭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第二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大反攻第一号令.
129师各部接到的反攻命令是从延安发来的,因为当时刘邓都在延安.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也是他第一次当选力中央委员.
会后,邓小平即接到了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的通知.
历史的大趋势不可阻挡.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
9月2日,在日本军港横滨停泊的盟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受降签字仪式.
麦克阿瑟和梅津美治郎在文件上分别签名.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里.
一个作家这样描述到:人们拥抱,欢呼,唱啊,跳啊,仿佛一切外在的形式都无法表达此时此刻内心的喜悦之情,一个个都激动得泪流满面.
人们期待着从此能过上太平的日子.
人民有权利这样要求.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饱尝了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他们迫切要求和平与安宁.
但蒋介石却不允许人们实现这一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
在本该审讯冈村宁次的日子里,在冈村宁次本该和其他战犯一样被处以无期徒刑的日子里,蒋介石却在和冈村宁次密谈,两人一起切磋着对共产党作战的经验与教训.
当中国内战爆发时,冈村宁次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民党的秘密军事顾问.
早在8月11日,蒋介石即以最高统帅的名义发布命令,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军进行反攻和收复失地,而让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国共双方都在从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高度来处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
这时,全局与局部的地位颠倒过来了,主与次也完全易位.
当中日的民族矛盾即将解决之时,国共间的矛盾又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又重新成为国共双方需要倾全力解决的第一位的问题.
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本质有着清醒认识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毫不退让、针锋相对的政策.
8月13日,朱德和彭德怀复电蒋介石: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我们不得不……坚决的拒绝这个命令.
同时,朱德和彭德怀在反攻命令中要求八路军"向敌占区及交通要道进军,对日、伪发出通牒,限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抵抗,即坚决予以消灭.
"8月16日,早与日本人勾勾搭搭的阎锡山奉蒋介石之命,令其主力侵入八路军占领的上党地区.
8月31日,为打击蒋、阎的嚣张气焰,配合重庆谈判,中央军委命令刘、邓:阎部16000兵占我长治周围6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
9月10日,上党战役发起.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129师痛歼了阎军主力.
在这段时间内,国共的重庆谈判基本上处于半停滞状态.
双方心照不宣,都在等待着上党地区作战的结束.
当然,最后是毛泽东拿到了这一重要筹码,也迫使国民党当局被迫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
1945年8月2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129师的基础上成立晋冀鲁豫野战军,1948年5月又改称中原野战军,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整编为第二野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