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非洲大陆的历史是一个整体.非洲古代史,只是这一整体的不可分割的

一个部分.
本卷所要阐明和叙述的,就是这块世界第二大陆漫长的古代历史.
当人们谈论非洲古代史的时候,首先会遇到它的涵盖面问题.
非洲古代史始于人类从动物界的混沌中走出,亦即劳动创造了人这一过程.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非洲(具体地说,是东非和南部非洲)是否人类的唯一起源地这一问题存在着争论,但对非洲已发现人类演化的迄今最完整的系列的遗骨、非洲是人类的摇篮之一,在认识上则是没有疑义的.
因此,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非洲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先进的、进步的大陆,而不是一个滞后的、落后的大陆.
在东部和南部非洲,通过对已发现的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过程各个阶段的化石进行的科学研究,现在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描绘出人类体质进化的一条主线,即:人类体质特征发展的阶段(单位:万年)发展阶段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距今年代1400—700400—100200—2025—55—伴随着体质进化的历程这条主线,形成中的人类在文化上也有一个从使用天然工具到早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再到晚石器时代这样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在这整个过程中,非洲始终居于世界人类进步的最前沿,非洲历史在世界历史中是大放异彩的.
当然,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考古资料相当丰富、甚至庞杂,所以很难说国际学术界已经对已发现的资料从容地进行了确认、鉴定、分析和研究.
有的资料,甚至被认为将从猿到人的过程,在时间上推前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这就需要我们作一番认真的排比、分析,对非洲古代史的上限作出一个比较稳妥的判断.
科学的态度应该是追求真理,而不应该是一味地标新立异.
非洲古代史的下限问题,就比较复杂.
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且多言之成理.
我们认为,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两个参照系.
一个是世界通史,另一个是东方的,即亚洲、非洲(在一定时期与一定程度上,还有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历史.
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它的古代史含上古和中古两个历史时期,一般指人类社会前资本主义时代.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
因此世界通史中的古代(含中古)部分,是以15世纪作为其下限的.
东方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拖入近代的,因此就整体而言,东方近代史也应该由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开始.
东方古代史的下限,也大致应界定在15世纪.
不过,当我们主张将世界古代史和东方古代史的下限界定在15世纪时,我们只是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的角度上给人类和东方社会的发展以一个大体上合理的阶段性标志,而绝没有用它界定各个民族和国家古代与近代历史的分期.
正如中国古代的下限延伸到1840年鸦片战争一样,日本古代史的下限大致界定在19世纪中叶;印度古代史的下限则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奥斯曼帝国古代史的下限为18世纪90年代谢里姆三世的改革;它们都大大晚于通史的相关界定.
大致同以上两大参照系一致,我们认为,非洲古代史的下限也可界定在15世纪.
而且应该注意到: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对外扩张活动是以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非洲的休达开始的.
同亚洲相比,非洲的近代甚或还要早些.
自然,这一界定丝毫也不妨碍我们在讨论非洲大陆各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时,将它们古代史的下限科学地、合理地延伸到17、18世纪.
非洲古代史,是非洲各族人民的古代历史.
因此,在编写过程中,自然会遇到有关民族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曾围绕着斯大林有关民族和部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非洲史学界也不例外.
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不属本卷任务,更非我们力所能及.
不过,有关民族的问题在非洲大陆显得格外复杂、突出,本卷作者就不能不有所依循.
其实,从理论上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大体上适用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以来的情况.
依照斯大林的观点,人类社会只有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才有条件形成严格和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即近代资产阶级民族.
为了同这一点相区别,斯大林将此前人类在民族问题上发展的最高水平,界定为部族.
我们不准备拘泥于斯大林的部族说.
因为事实上很多地区的古代人民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一定要将他们排除在民族范畴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
况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这样的提法1.
在英语文献里,19世纪以来,尤其在当代,对所有类型的族体统称作people或ethnicity,而对建立了国家的族体或被认为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族体,则称作nation.
在汉语里,people、ethnicity和nation都被译作"民族"一词.
本卷在提到民族的地方,都是在这种未加严格区分的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
大致而言,非洲大陆各地区的古代先民,发展到一定程度,一旦形成稳定的血缘共同体(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地域共同体(国家),便相继跨入古代民族的阶段.
由于长期共同的生息、繁衍、劳作,某一地区内的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许多外在的(如血统、语言、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和内在的(如心理素质等)共同性.
上述这种共同性,就可以被认为是人类迈入古代民族阶段的标准.
在我们观察和研究非洲古代诸民族时,不难发现,它们同世界上一切古代民族一样具有下列特点:第一,规模小.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民所认同的生存空间,用今天人类的眼光看,往往是极有限的.
一片山区或森林,或是一条河谷,都足以构成古代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
随之而来的,就是古代民族的人口少.
少则数百人、数千人,多则数万人即可形成最初的古代民族.
第二,稳定性差.
由于规模小,人口少,共同心理素质的积淀比较浅薄,因而在同其他民族和平或战争的交往中,比较容易因征服、同化或相互融汇而发生变化.
第三,古代民族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古代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多层次性,即同样是古代民族,却在发展程度上有着天渊之别.
有的古代民族得到高度发展,有的则在历史长河中沉浮,始终在初级或中级阶段徘徊.
同民族问题密不可分的,是国家问题.
当着一个古代社会达到这一点,即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社会职能特别是管理职能已不再能胜任该社会之需求时,便需要一种崭新的公共机构:国家.
除了南部非洲地区的科依—萨恩人和逐渐退居中部非洲热带森林中的俾格米人之外,在非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凡是形成了古代民族的地方,至迟到17、18世纪,一般地说都曾建立过1①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
古代国家或准国家、雏形国家组织.
非洲大陆古代国家的出现与发展,比较其他大陆,呈现出突出的不平衡现象.
从整体上看,可以称之为北高南低的状态.
这就是说,非洲北部的国家组织出现得早,且一般相对比较发达.
越往南,国家组织出现得越晚,且发展程度越低,直至南非地区全然没有出现国家的条件.
在北非,尼罗河流域孕育了古代埃及的璀灿文明.
古代埃及国家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国家之一.
在马格里布地区,出现了迦太基国家(尽管这个国家是腓尼基人建立的),以及完全由非洲当地柏柏尔人创建的努米底亚王国.
受埃及文明的影响,在它的南方努比亚,也曾出现了著名的冶铁古国——麦罗埃.
由此向南,直到晚近的公元15世纪前后,还有赤道及其以南的刚果王国和津巴布韦巨石文化所体现的神秘的莫诺莫塔帕王国的气氛.
非洲古代国家的出现及其发展,并不是孤立的.
它同非洲以外的古代世界的其他文明息息相关.
它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如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在较小的程度和范围上影响了外部世界.
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中,有两个可以在古代非洲国家的出现与发展中找到自己深深的烙痕.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和整个北非其他地区,成为被压迫人民反对罗马帝国斗争的旗帜与代言者,对罗马帝国在非洲统治的衰亡历程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东北非,基督教却成为埃塞俄比亚这一基督教千年王国的国教,对埃塞俄比亚古代国家的发展、成熟及其凝聚力、韧性,等等,都起过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基督教甚至将自己的力量深入非洲腹地.
在东苏丹地区,就曾出现过诺巴迪亚、马库里亚(即栋古拉)和阿勒瓦等三个古代基督教王国.
公元7世纪,当阿拉伯人挟着古兰经、高举伊斯兰圣战的大旗奔逐在北非大地的时候,非洲国家发展史上的伊斯兰时代也同时来临.
在埃及和整个北非地区,伊斯兰教大约在一个世纪里就深深根植于非洲的土壤,成为这一地区国家赖以生存的精神和政治的支柱.
在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或分裂的阿拉伯帝国的支柱.
在若干情况下,它也成为被压迫群众反抗现存国家政权的工具.
一旦这些反抗取得成功,推翻了旧的统治者,建立了新的政权,它又即刻成为新建国家如穆拉比特王国和穆瓦希德王国的支柱.
在古代非洲国家发展的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作用,无论从涵盖范围还是从其影响来看,都远远超越了基督教.
在非洲西部,伊斯兰教势力由马格里布南下,越过撒哈拉,在西苏丹诸国、尤其是马里和桑海国家的强盛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东部,自埃及南下的穆斯林势力经过长期侵蚀,冲毁了东苏丹地区的三个基督教国家.
然后同西苏丹伊斯兰势力左右夹击,将中苏丹地区也伊斯兰化.
同时,从阿拉伯半岛、红海与波斯湾而来的伊斯兰势力,更南下东非海岸,与当地非洲居民融汇,创建了著名的斯瓦希里文明和大约37个东非沿岸的城邦国家.
无论在广大的苏丹地带还是东非沿海地带,那里的伊斯兰文明都带上了十分浓重的非洲本地色彩.
对于伊斯兰教对这些国家发展的促成与规范作用,我们当然不能也不应过于夸张.
但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的建立、发展过程中确实起过很大的推进作用和某些规范作用,则是勿庸置疑的.
在古代世界,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这一条件的制约,国家的规模在最初阶段总是很小的.
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古代生产条件下就不可能出现疆域辽阔的大国甚至帝国.
事实上,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中华帝国等都是在古代简单的社会生产条件下涌现的.
而且,尽管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和波斯帝国昙花一现,然而其他几个大帝国却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风风雨雨,历久不衰.
在初起的蕞尔小国与庞大帝国之间,更有着许多规模不等、体制完备状况千差万别的形式.
有的学者试图将这些古代国家的万千气象理出一些头绪,找出一些规律性的现象来,于是提出了"城邦——王国——帝国"演变、发展的规律,展开城邦问题的讨论.
其实,城邦现象绝非古代希腊、罗马所专有,世界许多地区在古代都出现过城邦.
就非洲大陆而言,公元前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就曾出现过以迦太基、乌提卡为代表的城邦群,在公元10到15世纪,东非沿海地区出现了基尔瓦、蒙巴萨、摩加迪沙等大约37个城邦;在西非豪萨地区和约鲁巴地区出现了数十个城邦;比它们更晚近一些,西非几内亚湾沿岸地带也出现了城邦群.
城邦群的出现,一般确是一种早期的国家现象.
由于它出现早、规模小,因此往往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古代国家由小及大的第一步.
于是同希腊、罗马专有说相对立,出现了另一个极端的主张,即认为城邦是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是古代国家普遍的初级形式.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我们认为,以城为邦(即城市国家,其疆土大体限于城市及其近郊),小国寡民的古代国家,往往是由那些古代商业民族所创建的.
它们的发展、兴衰,往往同那些古代商业民族的命运密切关连.
至于古代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其立国之始并不一定非要经过城邦阶段.
一个强大的军事民主制古代社会,在迅速吞并许多类似的社会之后,是很容易建立与城邦特征迥异的疆域可观的王国的.
同样地,帝国现象也未必是古代世界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非洲古代的历史上,古埃及在新王国时期确曾出现过向帝国发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毕竟没有能变成现实.
因为尼罗河三角洲所支撑起来的古代农业的埃及,是绝没有实力去建立一个幅员辽阔、连省跨洲的大帝国的.
不仅如此,甚至连控制上埃及地区的力量都时常令人怀疑.
埃塞俄比亚古代统治者虽然从阿克苏姆时代起就给自己冠以"万王之王"的美号,但他们所君临的,实在只能称作一个较大的王国.
真正平心而论,在古代非洲,只有西苏丹地区的马里和桑海国家,具备了成为古代帝国的雏型.
而且,无论是埃及、埃塞俄比亚、马里还是桑海,所有古代非洲那些稍有帝国趋势或稍具帝国雏型的大王国,没有一个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
这大致是因为,古代商业民族所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领土.
而着意追求幅员广阔领土的,往往是那些古代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
在对古代非洲的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社会性质问题,即古代非洲各个社会、国家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我国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可以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五个必然发展阶段的规律,现在正在学者们当中展开热烈的讨论.
其中,奴隶制社会究竟是否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争论尤多.
此外,还连带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战.
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以为,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制进入阶级社会,再将从阶级社会走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的、理论上的贡献.
阶级社会本身,自然也有一个由低向高发展的漫长历程.
大致可以分为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段.
这是大家一般乐于接受的.
至于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阶级社会问题上有那么多的争论,我们一方面认为是正常的、有益的,同时感到要注意两种倾向:一是要从实际出发,防止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一味引经据典,甚至让经典和经典打架.
那样会让本来极富生命力的理论走向经院哲学而僵化;二是要更多地下功夫对古代世界各地区的社会进行深入地具体地研究.
因为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还是今天,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古代社会,人们的认识与研究还是相当肤浅的.
从理论上看,我们今天研究古代非洲社会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大致说来,由于人类在非洲大陆出现得更早,活动时间更长,因而非洲原始社会也比其他地区的原始社会出现得更早,持续得更长.
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多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其自然条件,受地球冰川期影响(即寒冷周期的影响)较小,能够比较充裕地向人类提供各种动植物食物源.
同时,热带与亚热带的环境又带有对人类生存与蕃衍种种不利的因素(如毒虫猛兽的威胁).
所以,不难看到:非洲大陆的原始人群因生存和生产的需要,很早就必须形成有力的群体;同时比较丰富的食物供应又容易使人们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产生某种惰性.
这就可能给非洲大陆原始社会的漫长性,增添了特殊的色彩.
由于在热带和亚热带自然条件下人类活动的痕迹不易保存,非洲许多地区的原始社会已难寻踪迹.
俾格米人的原始社会早呈萎缩状态.
只有南北两大荒漠地区——撒哈拉和卡拉哈里——的岩壁画还在栩栩如生地诉说着那种原始状态的生活.
此外,就只好从近现代非洲社会中残存的、却十分牢固地延续下来的原始社会纽带中去窥测它们的原型了.
非洲各地的原始社会,经过特别漫长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瓦解而进入阶级社会.
当我们深入考察这些阶级社会时,就会发现它们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多彩的.
这里既有浓郁的原始公社制的残存成分,也有在古代生产力条件下人们能够发现和创造的各种剥削形式.
实事求是地讲,在非洲许多古代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各种表现形式的奴隶制.
当着人们的生产活动开始出现剩余劳动,特别是当着这种剩余劳动还处于低级的、萌芽的阶段,同必要劳动的界限尚较模糊的时候,奴隶制确实是人们所能发现的、最方便的一种剥削形式.
在这种剥削形式下,人们不必明确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界限,甚至可以肆意占有奴隶的全部劳动、包括他们的生命.
北非地区的奴隶制,是非洲发展形态最高的奴隶制.
在非洲率先进入阶级社会的埃及,由于国势日强,在对外战争中、特别是对努比亚地区的侵袭中获得大量俘虏以及劫掠的人口.
这些战俘与掠夺来的人口,自然变成了奴隶.
同样,迦太基等城邦雄强一世.
在他们对外军事和商业活动中也源源不断地获取着奴隶.
在东北非地区,公元初年逐渐兴起的另一个著名国家阿克苏姆,也存在着奴隶制.
这个千年基督教王国的首任大主教弗罗门蒂乌斯,就曾经因海难遇救,与其弟两人同在阿克苏姆沦为奴隶.
比较起来,在整个非洲大陆,奴隶制在上述国家中发展到了较高形态.
特别如埃及,当国势雄强、四方征讨时,所获奴隶数量是极为可观的.
但无论如何,它们的奴隶制都没有达到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状态.
在上述非洲古代社会中,有了阶级分化,有了奴隶制剥削形态,无疑已进入阶级社会.
但奴隶劳动始终未占据社会劳动的主要地位.
过去,曾经认为如埃及大金字塔和阿克苏姆巨石圆头碑这样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应该是使用奴隶劳动建成的.
实际上,它们的修建,也主要是依靠农村公社成员的劳动.
相反,家内奴隶制的占有形式相当普遍;大规模在田间、作坊与商业上集中使用奴隶的情况,迄今未能确认.
鉴于埃及等奴隶制形态未能如罗马那样达到充分的、高度的发展,故而学者们将这种社会(即奴隶劳动未占社会劳动的主导形态,而家内奴隶又是该社会奴隶制的主要形态)命名为东方奴隶社会.
加之,古代王权又在这种社会得到几乎是畸形的发展,故而又有人将其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
我们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认定某一个社会为某种生产方式或剥削形态的社会,其最主要的条件与标志应该是:该种生产方式和剥削形态,应在这一社会的生产劳动中占有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地位.
以这一标准来进行测定,则包括埃及在内的北非、东北非地区诸古国,都难以确认为奴隶制社会.
在这种社会中,尽管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甚至出现了早熟而发达的国家与王权,但原始公社制的纽带依然很强,在社会总生产劳动当中所占比重甚至居主要地位.
或者有人主张,奴隶制虽在社会生产中未占据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比重,但它的存在,而不是原始公社制的存在,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以此为标准,仍可确认该社会为奴隶制社会.
无疑,这后一种标准的推出,其理论意义要比前一种深刻得多.
在埃及等上述古代非洲社会中,原始公社制的遗留成分再大,也不再是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者、指示者.
但与此同时,那里的奴隶制也并不是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者与指示者.
在这些社会中,奴隶制始终未能发展成社会的主要生产与剥削形态.
因而我们称之为非洲早期古代阶级社会.
在北非和东北非一批早期古代阶级社会形成之后很久,大约公元10世纪以后,在西苏丹地区与东非海岸,再后来还有非洲内陆各个地区(南非地区除外,那里始终没有脱离原始社会)都陆续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
有的地方,如加纳、马里、桑海国家的巨大发展甚至出现了形成帝国的雄强形势;有的地方,如东非沿海和豪萨地区等,城邦形式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
不过,当这些地区进入阶级社会的时候,伊斯兰教已经以其极强的活力渗入非洲广大地区.
所以上述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立刻就成为穆斯林世界或古代伊斯兰文明圈的边缘.
中、西苏丹乃至东非沿海地区的诸古代国家,也同样存在着奴隶制度.
在一些城邦国家中,奴隶在工、商业活动中时时可见,奴隶当兵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奴隶的数量,在马里、桑海这些大型国家当中,也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
有时,统治者一次掠夺性战争即可带来成千上万名奴隶.
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奴隶贩卖的问题.
在古代中、西苏丹地区,穿越撒哈拉商路网,同北非地区有着相当密切的交往.
撒哈拉商路网的主要内容,即北非地区的食盐、铁器、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南下苏丹地区,换回那儿的黄金和奴隶.
至今,还有死在撒哈拉古商路的奴隶的枯骨,在诉说着当日这项交易的频繁.
在东非沿海地区,"僧祗奴"(僧祗或层期,即古代桑给巴尔海岸地区——东非沿海地区之泛称)也大批运往海外.
斯瓦希里诸城邦在吸收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以及南亚、中东地区的产品时,除了东非沿海南部索法拉的黄金之外,用以交换的大宗之一,就是奴隶.
在古代,整个东非海岸,从今天的厄立特里亚到津巴布韦,到处都有装载着奴隶的船只出海.
东非之角以上的奴隶,一般称为"埃塞俄比亚奴隶".
他们除了运往阿拉伯半岛、波斯湾以外,还远达印度各地,直至德干高原.
在亚洲各地,埃塞俄比亚奴隶以忠诚著称,不少奴隶被充作宫廷卫队.
东非之角以南的奴隶通称"僧祗奴".
他们的运送范围似乎更广,甚至远达中国.
古代从东非海岸外运的奴隶,数量不小.
如大批黑奴被用于开发伊拉克沼泽地.
公元8世纪,他们竟能掀起10万黑奴大暴动.
在元代的中国,比较有地位与财富的府邸都有蓄黑奴的时尚.
东非地区古代有相当数量的奴隶输出,固然说明那里奴隶制度长期存在,但并不意味着那些输出奴隶的非洲社会就是奴隶制社会.
相反,倒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那里奴隶占有水准的低下,奴隶主占有奴隶劳动的利益远不及将其卖往海外之所得.
在这种社会里,奴隶制只不过是向该社会以外吸收财富的渠道;奴隶,即使数量不少,也不过是用以换取社会外财富的过客.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古代剥削形式,非洲大陆古代的奴隶占有制同别的地区的奴隶制并无二致,从获取奴隶的方式到榨取奴隶的方式,都是落后的、残酷的(当然,也和世界上别的地区一样,凡家内奴隶制盛行的地方,对奴隶的占有则带有某种古朴的温和色彩);奴隶掠夺与奴隶输出的数量,在古代各地区、各民族交往范围相对狭窄的情况下考察,也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
然而,第一,古代非洲社会一切奴隶占有制的现象,都是非洲社会正常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
它们与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为了原始资本积累的需要,到非洲掠卖黑人奴隶的罪恶行径,性质上根本不同.
第二,古代非洲奴隶贩卖的数量与规模,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黑奴掠卖的数量与规模,是根本无法比拟的.
19世纪初,由于西非海岸奴隶来源已经枯竭,加上英国产业革命之后采取了反对继续掠卖黑奴的新姿态,殖民主义将掠卖黑奴的重点转向东非.
殖民主义者在这一地区利用了古代奴隶贩卖的旧渠道,驱使阿拉伯奴隶贩子作为猎奴前驱,大肆进行掠卖黑奴的活动.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西方殖民主义者特别夸大古代这一地区的奴隶贩卖活动,将其同近代非洲黑奴掠卖的罪恶事业混为一谈,这当然是虚伪的.
与奴隶制问题衔接的,是非洲的封建制问题.
自从伊斯兰文明兴起以后,一种有别于欧洲、也有别于远东地区的封建制度,在上述两大地区之间应运而生了.
作为阿拉伯帝国在非洲的畛域,先是被征服地区,后来逐步演进为中心地区,埃及和整个北非的封建化是无可置疑的.
问题在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广大地区情况究竟如何.
我们已经知道,除了南非地区和中非热带密林区以外,大部分黑非洲地区已经进入阶级社会.
这个阶级社会保有原始公社制的顽强纽带,又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奴隶占有制现象.
但这两者均难以构成决定社会发展大势的主流.
而封建化的现象,似乎又不很鲜明.
由于与古埃及、阿克苏姆国家的情况不同,它们已经处在欧亚大陆主要民族均已封建化的时代,外部世界给予它们的都是封建文明的影响,所以很难再把它们定为古代早期阶级社会.
大致说来,凡是出现在公元10世纪以后的非洲阶级社会,一般均应称之为"非洲古代阶级社会"为宜.
这种看上去模糊的定性,实际上却为今后占有更多资料、创立更新理论时作深入研究留下了余地.
中国和非洲的经济、文化交往自古以来可谓源远流长.
作为中国学者编写的大型非洲通史著作,自然应该以浓墨写出这方面的情形,作为本卷一个突出的特点.
不过,我们对此却另有一番愚见.
众所周知,世界历史乃是人类活动的自然过程及其结果.
我们并非一开始就有世界历史的.
就人类的视野而言,所谓"世界"也是由小到大,直到以地球为对象为舞台的.
而各地区、各民族广义上的文化交流(包含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对于世界历史之形成,实具非凡之意义.
非洲古代的历史,既是非洲大陆各地区、各古代民族互相交往、冲突、融汇和认知的历史,又是古代非洲各族人民同非洲以外世界各地区人民(如亚洲、欧洲、大洋洲、以及可能还有美洲)互相交往、冲突、融汇和认知的历史.
古代非洲各族人民在生息、劳作、繁衍而创造自己的历史时,与上述两种文化交流始终密不可分.
我们甚至可以说,古代非洲各民族的自身发展与它们彼此之间、它们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相互补充,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非洲大陆的古代历史.
而古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应该放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方能予以正确定位,正确评说.
我们在撰写世界历史的时候,切忌自觉不自觉地走向相反方向,即违背世界历史的阐述与分析.
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章史前时代的非洲一、非洲居民及其生存空间在人类史前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形成和发展曾起过莫大的作用.
非洲历史的发展是与非洲大陆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
非洲是一块古老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最古老的大陆.
远在28亿年前的太古代,在非洲南部首先形成小块稳定的陆地(核).
而在地质构造和地形上,非洲又是最简单的大陆,绝大部分(除南北两端)是由地质构造很稳定的古老岩层组成的大台地①,从太古代以后就屹立在海平面上.
这使非洲成为全球高原面积最广大的大陆.
这种古岩层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扎伊尔和赞比亚的富铜矿,加纳和南非德兰士瓦省的金矿.
此外,这些岩层还富集了其他大型的金属矿床,如铬、钴、铂、铀、铁等.
在距今3亿多年前的石炭纪的地层中包含着广大的陆相沉积.
在南非、坦桑尼亚、马拉维和津巴布韦的这一地层中,蕴藏着很有开采价值的煤层.
中生代(2亿多年至1亿年前)的岩浆活动也为非洲提供了重要的矿藏,如白垩纪喷发的金伯利岩筒形成了著名的金刚石矿,除驰名世界的南非金刚石矿带以外,在坦桑尼亚、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和莱索托等国境内也广泛分布着金刚石的母岩.
这些矿物在非洲历史的黎明时期就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造就了若干显赫的帝国,而在近代晚期又把帝国主义贪婪的目光从拉丁美洲吸引到非洲大陆.
在漫长的地质时期,由于板块运动,非洲大陆与其他大陆由分到合,又由合到分.
大约在古生代开始以前(约6亿年以前),非洲大陆与其他陆块是分离的,中间隔着古大西洋;从古生代开始后,古非洲逐渐与其他陆块接近;到古生代末期(2亿多年前),全球几个大陆块达到了最大程度的互相接近,形成潘加亚古陆,非洲在这块统一大陆的南半球部分,称冈瓦纳大陆,亦称南方大陆.
此时,非洲大陆西部与南美洲东部连在一起,生存着一种为其他任何大陆都没有的爬行动物——中龙.
在距今2.
5亿到3亿年间,这块冈瓦纳大陆的位置正好横切过地球的南寒带,非洲的中部和南部正处于南纬的寒带地区,为二迭纪的大冰川的冰盖所覆盖.
到了中生代,潘加亚古陆又开始逐步解体.
三迭纪末期(约1.
9亿年前),非洲与亚欧陆块之间形成裂缝,互相移开.
又过了五六千万年,到侏罗纪末期(约1.
3亿年前),非洲陆块与南美陆块之间已形成一条南北向的巨大裂隙,陆块逐渐向两边移开,海水浸进,形成未来南大西洋的雏形.
又过了7000万年,到白垩纪末期(6000多万年前),非洲与南美洲之间的距离在几千万年中不断扩大,中间形成了一个浩瀚的南大西洋.
这个辽阔的洋面以及它一年四季刮着向南吹的信风,对非洲后来的历史起着阻隔作用.
在往后很长历史时期内,它使北部居民无法克服信风驾船北行,造成南大西洋岸的东侧长期与世隔绝.
进入新生代,地球又经历了6000多万年的变迁,形成了现代地球上海陆分布圈,非洲大陆与亚欧大陆基本脱离,仅同亚洲保持着狭窄的苏伊士地峡的陆地联系.
这条狭窄的陆地后来却成为史前时期地球人口大迁徙的走廊.
在其西边的原来的古特提斯海缩小成一个比较小的地中海.
这个面积仅250万平方公里的地中①这种太古界的古岩层,在几十亿年中有效地抵抗了地壳上历次的挤压和张力运动,因而使非洲的现代地形比地球上任何一块大陆更受前寒武纪(6亿年以前)构造运动的影响和控制.
海,大大便于文明时期南北两岸居民的渡海往来.
随着印度板块向北漂向亚洲大陆,印度洋大大扩张.
然而印度洋洋面上有规律地交替变化的季风,却十分有利于后来东非居民同印度和远东居民的往来.
到约7000万年前,非洲大陆已大致漂移到现今的位置上.
这个具有完整块状的300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跨越了近72纬度,北南直线距离达8000公里,东西方向距离7500公里,形成多种类型的气候区,其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热带纬度区,赤道横贯大陆中部,在各大陆中热带面积最大.
由此它具有与其他各大洲迥然不同的自然发展规律和自然地理特征,对早期人类在非洲的历史发展影响极大.
各种草本植物覆盖大陆总面积的52%,沙漠占30%,森林占10%.
丰盛的植物资源使它能维持越来越稠密的人口(在1650年前,非洲人口仅次于亚洲).
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为人类的定居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首先是江河溪流两岸、湖泊四周和海滨地区,广阔无垠的热带草原及其动植物资源,为非洲人口的大批流动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古生代以后几次全球性的造山运动,对仅与亚欧大陆一衣带水相连的非洲大陆影响甚小.
所以,非洲成为全球唯一没有较大范围的褶皱山系的大陆.
罕见的例外只出现在石炭纪中期(约3亿年前)开始的海西造山运动,在非洲大陆南端形成几条平行的卡罗系的褶皱山脉;在北端形成马格里布地区的外阿特拉斯山脉.
渐新世末期(约3000万年前)的阿尔卑斯造山运动,也仅在非洲造成唯一的新褶皱山系——高耸险峻的阿特拉斯山地①.
仅仅在这一地带,即山脉与海岸直交的海岸地带,才形成了为数很少然而却是非洲最好的天然港湾.
非洲大陆绝大部分地方的块状地形,使其海岸线平直,缺乏岩石海岸,天然港湾稀少,近海岛屿亦不多见,造成船舶停泊困难,这使非洲大陆在历史上受惠于海洋交通较其他大陆要小得多.
上新世时期(约1200多万年前),由于阿尔卑斯造山运动的影响,在东非地壳运动过程中,地幔物质上升流强烈的地带,隆起了高原.
而当这种上升流向两侧扩散时,张力作用使地壳发生破裂,形成了巨大的裂谷.
这条裂谷北起约旦死海,往南通过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拉维转而向东,直抵莫桑比克的印度洋岸.
它在非洲大陆上的长度达4000公里,裂谷最宽处达70公里.
这条裂谷后来对非洲各族人民的迁徙和定居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荟萃之地.
大裂谷地带的形成,伴随着大规模火山的爆发和熔岩的流出,巨量熔岩的叠置,使东非高原许多地带升高,形成高山峻岭和溶岩台地.
大裂谷带不仅在断层裂隙之处分布着一系列的温泉和喷气孔,而且在谷底还分布着30个大小湖泊.
湖深崖陡,在几千公里地带连成一串,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湖多且大,蓄存大量淡水,对东非气候和供水系统,对各历史时期的农牧渔业的发展和水上交通都产生极大的影响.
远在史前时期,这里的优越而多变的生存环境,就为人类的起源提供了罕有的适宜的条件.
第四纪(开始于300万年前)古气候的变化,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尤为深远.
长时期的雨量的增多或减少,对非洲大陆影响显著:虽然几次洪积期明显地扩大了非洲大陆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带;然而几次严重干旱期①却在南北回①苏世荣等编著:《非洲自然地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3页.
①在过去5000年中,北极冰盖的后退削弱了北极锋的力量,使季风的推进和北极锋空气对撒哈拉地区的作用减弱,促使撒哈拉地区逐渐干旱.
归线一带造成沙漠(南如卡拉哈里沙漠,北如撒哈拉沙漠),使原先适宜人类居住的撒哈拉地区逐渐变成地球上最大最干燥的沙海.
浩瀚的沙海阻碍了(虽然没有断绝)北部地中海地区同南部热带地区的频繁交往,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文明时期地中海方面可能带来的农业、建筑和手工艺等方面的影响.
阻隔更加深了由于上述海岸特点而造成的热带地区的闭塞性.
然而第四纪更新世的冰川对非洲大陆却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萃萃蝇虽然在非洲的一些地区(如同其他大陆一样)消失了②,但在一些湿热、草长的地区继续存在并扩展到新地区(南纬14度和北纬14度之间地带).
到全新世时期(约5000年前),牲畜的饲养由西南亚传入非洲时,这个潜在的不利因素就造成十分不幸的影响.
在萃萃蝇猖獗的地区却未能出现这个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成果.
这些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障碍③.
大牲畜(马、牛等)根本无法引进到定居的农业村社地区,因而严重阻碍了热带非洲地区对役畜的使用(驮运、犁耕)和轮车的采用,从而极大影响了非洲这些地区农业和牧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
热带的疟蚊和铺天盖地的蝗虫在非洲大陆肆虐,也造成了严重后果;不具有镰状细胞特质的人种在非洲逐渐被自然所淘汰;而蝗灾所造成的饥荒经常引发大陆的社会动乱.
不同地区降雨的或多或少的周期性的格局往往造成大片地区的旱魃肆虐,长途迁徙成为躲避旱魃的唯一手段.
迁徙和定居,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武力征服,总会导致地区间或民族间的文化和语言的交融.
在水源(无论是降雨或地表水)充沛和土壤肥沃①地区,从交流中获得的先进的农业技术一旦得到推广,食物资源很快便达到充盈地步,而人口也就迅速增长,社会便趋向稳定.
但在非洲大陆更多的地区,广大的高地草原经过更新世前后几百万年时间的不断风化,土层薄瘠,不利于发展农业;人口稀少,广种薄收,长期未能形成像亚欧大陆那样众多的密集的定居村落.
所以,人口稀疏对社会发展的抑制作用,应视为影响非洲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②.
如果说非洲大陆在地球上的现今位置在7000万年以后的新生代时期已逐渐确定下来(今日的非洲大陆同亚欧大陆几乎相连).
那末,非洲大陆现今气候结构则晚至公元前5000年前后才确定下来.
因而它的地表的某些特征(如撒哈拉沙漠)对非洲居民的影响,相对地说,还是晚近的事.
非洲总面积约3023万平方公里③,周围岛屿既不多,面积也不大,总共仅61万平方公里,占2%,远小于其他各洲.
大陆地跨南北两半球,赤道横贯中部,大致平分全洲为南北两部分,南北两条回归线恰好横贯大陆南北两部.
整个大陆75%以上的面积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因而热带、亚热带地区占总面积95%以上,是世界上唯一的名副其实的热带大陆.
大陆北半部的东西宽度很大(最宽达7500公里),受副热带高压带影响的面积最广,形成了横亘于北半球的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
非洲大陆虽四面临海,在气候上除沿海的狭窄地带以外,受海洋性气候影响的面积很小.
加上地形、河流等原因所造成的同内陆交通的极端困难,因此,历史上非洲长时期在亚欧大陆居民的心目中只是"一条②这是冰川对人类带来的罕有的益处之一.
③人类直至1993年才发明了治疗萃萃蝇所传染的瞌睡病的疫苗.
①上新世及其后的地质变动并未为非洲大陆提供较多的肥沃土壤.
②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剑桥非洲史》),London1982,vol.
1,pp.
1—24.
③不包括属亚洲境内的6万平方公里的西奈半岛.
海岸,而不是一个大陆.
"根据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和民族特点,非洲大陆在地理上分为北非、西非、东非、中非和南非五个地区.
其中南非和北非分别位于南半球和北半球;东非、西非和中非则跨赤道地带,位于南北两半球内①.
非洲的政治区划纷繁异常.
由于近代西方殖民入侵和殖民统治,非洲政治区划按帝国主义国家实力和殖民统治需要,被分割成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按自然条件和民族划分的.
在上一世纪几个西方国家殖民入侵者往往同时从沿海基地出发,各沿一条或几条干线向内地扩张,几经冲突,折冲尊俎,最后达成共同划界的协议,因而通常划成近似矩形的国土.
显然,这样的划分完全不考虑当地的环境、人文、民族和语言的差异,造成分布上的极端不合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困难和民族的纷争.
二、非洲化石人类非洲大陆是迄今人类化石发现最多的地区.
尤其是东非高原地处赤道和低纬度地带,人类化石的种类和数量发现之多居世界前列.
东非成为原始人类聚居之地是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在这个地区,从第三纪中期开始了世界范围的造山运动,中新世(2500万—1200万年前)发生了巨大的抬升作用,地壳发生断裂,到上新世(1200万—300万年前)发生了大错动,形成一条巨大的断裂谷带.
这条起自死海的大断裂带长达8000公里,在非洲境内绵延4000公里,它通过埃塞俄比亚后分成两支:东支经肯尼亚进入坦桑尼亚;西支经乌干达沿今扎伊尔边界,伸向莫桑比克,直到南印度洋.
在断裂谷底上形成一连串的断谷湖——卢尔多夫(图尔卡纳)湖、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尼亚萨(马拉维)湖等.
湖泊地区气温湿热,雨量充沛,植被繁茂,鱼兽繁多.
广袤的东部非洲大陆气候多样,地形不同,既有茂密森林地带,又有疏林干草原和湖边低地,是高级哺乳类动物较理想的栖息地带;尤其是多变的地形对高级灵长类的体质分化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形成,起了促进的作用;新的食物来源为早期人科高等动物提供了有利的生存条件.
此外,更新世时期(300万年前),非洲较大的雨量造成湖泊的泛滥和沉积物的快速堆积,加上土壤和地下水的化学成分都适于动物遗骸化石的形成和保存.
这种种特殊条件使东非成为迄今发现人类化石最多的地区.
非洲最早的人科化石①是在非洲南部的石灰岩洞穴中发现的.
在漫长的年月中,洞穴中的填充物使骨骼形成化石,但也因此不像沉积物地层有详细而明显的分层,较难肯定化石的相对年代.
1924年,青年解剖学家达特在南非金伯利金刚石矿以北的汤恩发现了一个幼年"古猿头骨",保存有面骨的大部分和完整的颅内膜.
达特认为这是①有些学者强调地中海对北部非洲的影响,把这一地区(撒哈拉以北)称为"地中海非洲";也有一些学者将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非洲地区称为"伊斯兰非洲"(主要指北部和东海岸);同样,以阿拉伯居民为主体的非洲地区,亦常被称为"阿拉伯非洲"(包括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
本书间或也使用这些概念.
①由于腊玛古猿在人类进化系统中的地位还不能肯定,下述的南猿是迄今可以肯定的最早的人科成员.
又"人科"(Hominidae)的中文译名,据吴汝康的最近意见应音译"霍米尼科",参阅吴汝康《分子人类学的兴起与人类历史的缩短》,载《大自然探索》1992年第2期.
"一个人型的猿"②,定名为南猿③.
1936—1948年,又相继在南非的斯泰克方丹、克兰德莱、马卡潘斯盖特、斯瓦特克朗等四个地点发现南猿的化石.
这些化石定名为南猿属,按体型可分为纤细型(又称南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africanus)和粗壮型(Australopithecusrobustus)两种,前者距今300—200万年,后者距今200—100万年①.
从1959年开始,利基夫妇及其子理查德·利基陆续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佩宁基(1964年)、肯尼亚的巴林戈(1970年)和埃塞俄比亚的奥莫(1966年)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南猿化石.
20世纪70-80年代,又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和坦桑尼亚的莱托利(1976年)发现了距今400—300万年前较原始的南猿化石,被称为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afarensis).
1959年在奥杜韦发现的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头骨和一根胫骨,是在火山灰堆积(也有湖相堆积)的第一层(最底层)发现的,属早更新世,年代测定为175万年前,当时命名为"鲍氏东非人"(Zinjanthropusboisei),即南猿粗壮种②.
南非和东非发现的南猿化石的个体数已在350个以上.
纤细型的南猿身高为1.
2—1.
3米,体重约25公斤,平均脑量为450—500毫升;粗壮型身材稍高,体重约40公斤以上,平均脑量约530毫升.
罗宾逊经详细研究认为,两种类型差别较大,不像有人认为仅是同一个种的雌性(纤细型)和雄性(粗壮型)的差别,而更可能是,粗壮种是纤细种的后代.
二者脑量均小,但从脑子的各部分结构和比例上看(如脑的顶叶已扩大,小脑的外部似人),都已明显进化成为与人相似的类型.
齿弓也与人相近,呈抛物线型,不仅犬齿小,门齿亦小,形状接近人而不像猿,尤其是第一下前臼齿有两个齿尖,显然是人的齿型.
南猿的头骨圆隆,颅顶远比猿类为高,头骨后部的枕外隆起和颅底的枕骨大孔的位置也与现代人较接近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枕骨大孔位置在脑颅的下面,朝向下方,表明其颈部是垂直的,但头部还不像现代人那样自然地平衡于颈上,仍需要靠较强的颈后肌肉来牵拉.
这种结构表明南猿是两腿直立行走而不是四足爬行.
髋骨也与人相似,宽而短(猿类则长而窄),但髋骨板在前方两侧展开的程度大于现代人,因而其脊柱向后弯曲的程度小于现代人,这种结构使得南猿不能像现代人那样迈步行走,而只能较快地奔跑②.
东非南猿化石大批发现后不久,研究者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南猿在人类进化系统中的位置如何他是人类的真正的直系祖先,抑或仅仅是人类发展②R.
A.
Dart,Australopithecusafricanus:TheMan—apeofSouthAfrica(达特:《南猿非洲种:南非的人——猿》),Nature,vol.
115,pp.
195—199.
③南猿(Australopithecus)原译为"南方古猿",现依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统一译为"南猿",下同.
①详细的年代测定见吴汝康:《南方古猿研究的进展——纪念汤恩南方古猿头骨发现60周年》,载《人类学学报》1986年5卷4期,第387页.
②参阅吴汝康等:《坦桑尼亚、肯尼亚古人类概要》,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4—25页.
①值得注意的是,从最古老的南猿阿法种,经过纤细种(非洲种),发展到粗壮种,呈现一种明显的趋向,即头骨大小不变而颌骨却增大了,这与更进步的人类类型——智人的头型模样刚好相反.
这可能表明,100多万年以前人类的演化过程是朝不同方向进行的,而不是直线的.
②吴汝康:《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52页.
的旁支1961—1963年,在与东非南猿(当时称"东非人")同一层位(距今190万年前),发现一种与他们有明显差别的头骨化石(脑容量比任何南猿都大,齿小).
同层并有粗糙石器出土.
两种化石共存时间很长,可能延续到100万年前.
研究者称新头骨化石(O.
H.
7)为"能人"(Hamohabilis),有人将他归入人属.
1972年,在肯尼亚的卢尔多夫(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彼福拉,发现一个编号为ER1470的头骨,脑容量为750毫升,肢骨基本与现代人相似,地层年代距今280万年,附近地点发现有粗制砾石石器,年代距今260万年,研究者将他归入"能人",定为人属最早成员.
在同一地层中发现有南猿粗壮型化石③.
1974—1975年在莱托利又发现了至少20个个体化石,地层年代为375万—359万年前.
其中有的化石与南猿非洲种相近;有的与已归入人属的"能人"化石相近,甚至与直立人相近.
这表明,早在350万年前南猿化石就同人属化石共存于一个地层.
1976年休斯在斯泰克方丹洞穴堆积物第五区(亦称洞穴延伸部分),发现一个与奥杜韦"能人"相似的颅骨主体部分(1984年由克拉克修复,明显呈现"能人"特征).
在堆积物中还发现石器.
1977年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地区大规模发掘的结果表明,在300万年前后的地层中共有35—65个个体人科化石,分别属于南猿纤细种(即南猿非洲种)、南猿粗壮种(包括南猿鲍氏种)和人属三种类型.
鉴于南猿纤细型和粗壮型早在300万年前就同远比他们进步的人属"能人"共存,并延续到100万年前后,因而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南猿不可能是人类(现代人)的直系祖先,而是人类发展中的旁支.
不少研究者包括理查德·利基认为,"能人"既具有比南猿粗壮型和纤细型为大的脑子,面部突出较少,头后骨骼较接近现代人,又会制造石器工具,可能是人类的直系祖先①.
那末,人属能人的直系祖先究竟是谁有些研究者认为②,在哈达尔发现的生存于400—300万年前的原始南猿中有一种体质结构上有明显特征,应另立一新种,称南猿阿法种.
其完整的化石标本即著名的"露西"(Lucy),她的特征是身高3.
5—4英尺(104—121厘米),肢体灵巧,两足行走,脑型和牙齿比较原始,脑量亦小.
这些学者认为,阿法种在进化系统上的地位是人属和南猿纤细种及粗壮种的共同祖先③.
由阿法种直接发展到能人(早期猿人),再发展到智人.
而旁支中粗壮型则从其起源地南非散布到东非等各地而后逐渐灭绝.
另一些研究者坚持认为①,南非的非洲种南猿(即纤细型)可能是能人的祖先,早期直立人(早期猿人)和纤细型南猿在形态上有相似性.
在南非斯瓦特克兰斯洞穴中开普人(直立人)同粗壮型南猿共存,说明粗壮型生存年代虽比纤细型晚,但由于种种原因走上特化道路,退出人类进③到1978年止,图尔卡纳湖地区在250—100万年层位里共发现200多个体人科化石,其中有南猿纤细型,粗壮型和人属化石(能人),三者共存于相近地层中.
①理查德·利基在与R·卢因合著的《论人类起源》(1977年)和《湖滨民族》(1988年)两本书中提出了这些看法.
②包括D·C·约翰逊、T·D·怀特、金贝尔和中国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等人持是说,见Johanson,Wlite,AsystamaticassessmeatofcarlyAfricanHominide,(《对早期非洲人科的系统评价》),载《自然》第203卷,第4378号(1979年);林耀华:《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第40—42页.
③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还有斯克尔顿(Skelton)、麦克亨利(Mcttenry)、德劳霍恩(Drawhorn)等.
①克拉克·豪厄尔等持是说,中国古生物学家周国兴同意此说.
主张南猿非洲种(即纤细型)是能人的祖先的学者颇多,还有托拜厄斯(Tobias)、博亚兹(Boaz)、斯克尔顿、麦克亨利、德芳霍恩等.
化历史的舞台,在进化系统上是一个绝灭了的旁支.
有些研究者认为,应将能制造工具的南猿改称"猿人".
主张人类起源亚洲说的研究者则认为,人类祖先("形成中人")在上新世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在亚洲度过的(400万—300万年前),可能有很多批"形成中人"先后移入非洲:有的是肯尼亚古猿至能人、1470号人这一系统,在东非和南非发展为完全形成的人;有的是南猿(包括纤细种、粗壮种)移入东非和南非,停留在使用工具阶段,不再前进,成为人类发展系统的旁系,终于灭绝②.
尽管存在着上述关于南方古猿各种类型的分类和系统关系的不同观点,但古人类学术界对于南猿是早期人科(Hominidae)成员的论点却有着较一致的意见,而对于南非和东非发现的"能人",学者们一致认为是最早的人属成员,因而认为"能人"是早于"北京人"的、迄今所知最原始的人.
关于后来趋于灭绝的南猿粗壮种会不会制造简单石器,也是研究者聚讼纷纭的问题.
由于在南非斯泰克方丹和东非几个遗址中都曾在发现南猿粗壮种和人属能人的地层里发现了共存的简单石器,因而分辨石器的主人究竟是谁,成了一个难题.
有的研究者认为南猿粗壮种脑量太小(平均只有500毫升),不可能具有制造石器的智慧.
一些研究者(如克拉克·豪厄尔和周国兴)则认为片面强调脑量未必正确,在南非克罗姆德莱洞穴B地点和东非图尔卡纳湖的伊累雷特一个遗址只发现南猿粗壮种化石,却也找到共存的石器.
如果后者的主张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南猿中有一种类型(粗壮型)是在迈进了会制造工具的阶段之后又走上异途而于100万年前绝灭的.
这样,对于他们绝灭的原因又产生了新的疑问,是否有可能是由于某种病菌的袭击使这些具有大型颊齿的草食性的人科高级动物走向绝灭,从而导致这一人类谱系的中断这一问题有待继续研究.
如上所述,在奥杜韦第一层(距今210—170万年)和第二层下部(距今170—115万年)中,与"能人"化石一起发现的有粗糙的石器,路易·利基称之为"奥杜韦文化".
在一、二层中共有10处遗存,其中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
典型石器是砍砸器,数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51%.
这些拳头大小的砍砸器的制作,一般是以熔岩砾石的自然面作为手握部分,多数为两面交互打击,少数从单面打击,刃口比较粗厚、弯曲①.
用砾石制成的大型工具还有盘状器、多面体石器、原型手斧、石球和大型刮削器.
小型工具和石片多用石英岩制成,有刮削器、雕刻器等.
此外,还发现用石块堆成圆圈的遗迹,一般认为是一种建筑遗存,类似人工的防风篱的地基,但无任何柱洞,原先石堆上面可能支撑着一个树枝支架,上面覆盖着兽皮或草.
其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10处遗存中,7处有"能人"化石共存,因此,一般认为"能人"(早期猿人)是奥杜韦文化的主人.
这些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可能是早期猿人对新的生活环境(从森林转变为草地)适应的结果,也是同大型食肉动物进行生存竞争的结果.
古人类在塑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塑造了古人类.
奥杜韦文化中还有两个颇有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个是关于用火的问题.
迄今尚无确凿证据能够证明非洲地区的"能人"乃至"直立人"(晚期猿人)②《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56页.
参阅刘华才:《人类起源地新论》,载《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①吴汝康等:前引书,第37页.
已经会使用火.
从他们使用的石器工具来看,制造砍砸器、石斧、刮削器等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肉食的需要.
他们通过狩猎和捡拾兽尸得到肉食(从洞穴积存可知,南猿已有食腐肉的习惯).
但是,如果非洲早期猿人未掌握用火技术,其食生肉量必定是很有限的,因为"能人"并无硕大的牙齿和颌骨,他们应该主要是采食植物性食物,肉食大概只是他们食物的一部分.
第二个是手斧问题,奥杜韦第二层中部发现的手斧相当原始,是用交互打击法做成,加工粗糙,刃缘曲折,但这是原始手斧文化的萌芽.
在奥杜韦的第三层和第四层,由于使用了木质或骨质的软锤技术,出现了更薄的手斧,它具有更浅平的石片疤和更规整的薄锐边缘,显出技术的进步,被称为阿舍利型手斧.
玛丽·利基(路·利基的夫人)曾认为较进步的阿舍利手斧是外来的,但艾沙克认为手斧是本地一个独创,传播到各地,手斧是非洲古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
奥杜韦石器经过逐步的技术上的改进后,发展成为一种器型统一的石器工艺,称为阿舍利工艺.
考古学上有一种假设,大约从中更新世中期(距今100万年),晚期猿人从非洲迁入欧洲,带去了奥杜韦石器文化,在英国的克拉克当遗址,法国的瓦伦尼特洞和匈牙利维特斯佐洛遗址均发现与奥杜韦石器器型相似的石器.
以典型手斧为标志的欧洲阿舍利文化(Acheulian)①可能最初发源于非洲.
有学者认为,晚期猿人第二次从非洲迁入欧洲,大概是在第一次迁移之后的30—40万年,带去了阿舍利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各地,特别是远东的晚期猿人文化则与以手斧为中心的奥杜韦文化不同,而是一种具有独特的砍砸和刮削传统的石器工艺,没有手斧或手斧不发达.
三、北非史前史北非曾是距今30万年前晚期猿人(晚期直立人)——毛里坦阿特拉人居住的地方.
在第二间冰期,北非地中海沿岸是一片气候温暖、较为干燥的草原,不少现已绝灭的热带动物(如大西洋象)生活在这块地区.
1953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中海沿岸特尼芬发现猿人型化石:三块下颌骨、一块顶骨和九颗牙齿,还有共存的一百多件石器,其中有杏仁形和卵圆形的手斧和砍砸器等,与奥杜韦第二层上部所发现的手斧相似.
猿人化石起初定名为毛里坦阿特拉猿人(Atlanthropusmauritanicus),后定名为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
次年(1954年)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西南的西迪阿布德拉曼(SidiAbderrhman)发现两块下颌骨和手斧、砍砸器等石器,形态类似阿特拉人,亦属晚期直立人.
他们形态接近"北京人",时间约在40—50万年前.
这两处遗址位于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生活在这一地带的晚期猿人正好作为联系生活于亚欧非猿人的桥梁,引起世界各地史前学家的注意.
尤其是两面式手斧是阿舍利型的①.
在此之前,继法国索姆河谷的圣·阿舍尔发现的典型的石质两面器(两面式手斧)之后,欧洲各地均有发现.
由于都未伴生人类化石,故阿舍利文化创造者的面貌一直不清,而阿特拉人化石的发现,肯定了阿舍利文化的创造者就是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而且还说明了阿舍利文化中①最初发现于法国亚眠市郊阿舍利,故名.
①阿舍利是最早发现阿舍利型旧石器的地方.
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两遗址所发现的文物起初被认为是舍利型的(阿布维利).
后经确定,认为它是经过改进的式样不一样的舍利型,应属阿舍利型.
的手斧(它比阿布维利文化中的手斧在制作上稍显进步)是发源于非洲.
阿舍利石器的遗址在北非多处发现,不但有地面遗址,在海滩、湖泊、自流泉遗址中也发现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
非洲可能是阿舍利文化的发祥地.
它或能证明旧石器时代欧洲居民可能是从非洲迁移去的,他们带去从石核上打制石片和制造双面器的技术.
而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沿岸及岛屿可能是涉渡的桥梁.
摩洛哥北部直布罗陀海峡在冰河期海平面下降形成浅水地峡,也许是晚期猿人(晚期直立人)通行的通道.
人类从非洲迁入欧洲的年代可能在100万年以上.
旧石器时代早期持续时间特别漫长,从300万年前直到10万年前.
但北非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物研究,由于缺乏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和缺乏使用钾—氩法测定遗址年代的手段,而仅有通过动物群和石器工具类型之间假设的关系来确定的年代,因而其发掘方法和研究均远远落后于东非,使早期人类在北非迁徙之谜更加扑朔迷离.
旧石器时代中期,北非地区仍然缺乏早期智人化石出土.
从各地出土的石器文化看,与早期的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不同,已出现地方特色,产生颇多石器的新形制.
有学者认为此时期因受西亚和南欧的莫斯特文化影响,应归入环地中海系统的文化.
1928—1929年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法卢发现一个墓地,内有30具尸骨,平均身高1.
72—1.
80米,颅骨为长头形或中等头形,四肢较长,属晚更新世的晚期智人,已不同于摩洛哥的早期智人伊尔霍德人(FcbelFthoud),其形态基本上与欧洲同时代人相似,眉脊发达,下颌粗壮,脸面中部不突出,但鼻孔较宽,眉弓较壮,额较倾斜.
关于他们是否在柏柏尔人种上留下了痕迹,人类学家还有不同意见.
这些北非"智人"留下了莫斯特文化(Mouslerian)和阿特利文化(Aterian).
阿特利文化主要包括带肩的尖状器、刮削器和少量叶形尖状器,属旧石器晚期.
石器带肩是为了易于装柄,矛头、箭头和其他切割器均制作成带肩的.
一般认为,北非居民是弓箭的最早使用者之一.
阿特利文化不仅继承了本地区阿舍利文化的传统,而且与西亚和南欧的勒瓦娄哇(Levallois)—莫斯特文化发生较密切的联系,甚至被认为是勒瓦娄哇文化传统的非洲改进型.
这明显表现于石器加工技术采用勒瓦娄哇的技术.
从目前所发掘的材料来看,要确定旧石器时代马格里布地区人类居住的连续性仍是困难的.
在旧石器时代更晚时期出现的伊比尔—毛鲁西亚文化(Ibero—Maurusian),一般认为不是阿特利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文化的标志是细石器(小石叶)的大量增加,时间延续很长,从12000年前持续到7000年前,实际上是一种沿海文化.
在马格里布分布最广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约11000年前的卡普萨文化(Capsian源于突尼斯南部的卡普萨)①,主要标志是一种石叶工具,与这种工具一起发现的有大量细石器.
其中小而厚的石锥大概是用来在鸵鸟蛋壳上钻孔,制造项练.
卡普萨文化持续了2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
典型卡普萨文化是以微雕技术制成几何形石器,雕刻器和刮削器等细石器.
卡普萨新石器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自成系统,其特征是磨制石器由少到多,终至占主要地位.
磨光石斧、磨石等大量出现.
陶器以圆形尖底的容器为主,印纹陶器很少.
这种文化的创造者卡普萨人是地中海人,属晚期智人①有的学者把卡普萨文化主要归入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现代人).
他们在畜牧业和农业出现之前可能就已过定居生活,居住在一种用芦苇和树枝搭架,以粘土涂抹、兽皮覆盖的小屋中,离河流或水源不远,主要以采摘野果为生,辅以狩猎.
北非卡普萨人生活时代正是人类人种形成时期,因此关于卡普萨文化的起源问题颇受学者注意.
曾经有过奥瑞纳文化(Aurignacian)起源于卡普萨文化之说,但已被考古发掘所否定.
有的学者认为卡普萨文化发源于埃及,与阿斯旺地区的谢比尔文化同源,但尚未有足够证据可以断定此说.
尽管卡普萨文化并不像有的考古学家(如沃夫勒)所说的"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分布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但北非新石器文化肯定是在卡普萨传统和外来影响相互作用下产生的.
如果说在此之前考古学家一直找不到地中海北岸文化影响的确凿证据(实际上是南岸影响北岸),那末,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证据就昭然若揭了.
斯巴尔提勒角发掘的陶器同西班牙陶器有许多相似之处.
新石器时代的北非气候变得更加干旱,已与现代气候大致相同,河马和大西洋象已经绝迹.
居民人种的成份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既有晚期智人(被称为马什塔阿尔比人)后裔,也有地中海人种,并掺进黑人血统.
这些不同人种的混合产生了柏柏尔种体型的人①.
西亚和埃及的食物生产者经常远航来到马格里布,在他们影响下,卡普萨居民逐渐从食物采集者过渡到食物生产者.
这个过程可能相当漫长:东马格里布的卡普萨人后裔大概在公元前4000—前2500年仍然是以狩猎采集经济为基础,过着分散的半游牧生活,混杂使用细石器和新石器工具,偶而使用陶器.
而西马格里布的伊比尔毛鲁西亚人后裔,大概到公元前第二千纪才被食物生产者文化所融合.
但不管怎样,新石器时代马格里布居民终于学会了从事农业,饲养家畜(马和狗),越来越多地使用磨光石器工具和骨器.
陶器的制作亦趋向精美,发掘出的陶器碎片上绘有色彩优美的线条,刻着针刺的生动图案.
关于北非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研究者尚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沿海地带,在前第五千年至前第三千年属地中海新石器文化.
其陶器为欧洲地中海沿岸(北岸)流行的印纹陶,多为敞口圆形尖底容器.
其农业村落居民所饲养的山羊、绵羊、牛均属西班牙的品种,由欧洲输入.
其后由于气候变化,撒哈拉地区变成沙漠,北非与非洲内陆相对隔绝.
在前第三千年到前第二千年铜石并用时代,北非主要受环地中海文化影响,成为地中海铜石并用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欧洲的影响有两条线:西从伊比利亚半岛传至摩洛哥,扩至阿尔及利亚西部;传入钟杯文化、冶金术、沟纹陶和绳纹陶等;东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传至突尼斯,扩至阿尔及利亚东部和利比亚,传来了巨石建筑和彩陶等①.
另一些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是从陶器的制作开始的,而北非陶器的使用是从撒哈拉中部和东部向外扩展的.
这些陶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七千年,制作者可能是黑人.
在公元前4000年,牛在非洲早已驯养成家畜.
所以来自欧洲的影响都谈不上.
即使摩洛哥和奥兰一带在公元前第六千年出现另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航行一般要到公元前第四千年,也不能说①另一种说法是:马格里布历史上形成的居民是由伊比尔—毛鲁西亚人、卡普萨人和新石器时代人这三种成分混合的结果.
①参阅林志纯、刘文鹏:《北非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36—37页.
是受了欧洲影响.
大概到公元前第三千年以后,撒哈拉完全沙漠化,北非同整个非洲大陆之间几乎完全被沙漠所隔绝.
此后北非才同欧洲(地中海北岸)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休达附近的彩陶片同西班牙的洛斯米拉雷斯铜石并用文化的陶器十分相似.
从此,北非才在环地中海文化中取得一席之地②.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几十万年前至几万年前远古人类时期的埃及尼罗河流域与马格里布北非作为一个带有整体性的地区来叙述.
这显然带有很大的假定性.
虽然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上的联系一直要到晚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阿特利文化中才找得到痕迹,然而,应当注意到,在非洲潮湿期于公元前2400年结束以前,从北纬8度到地中海滨的尼罗河河谷以西地带是一片平川旷野,尚未被沙漠吞没,北部非洲东西之间的联系和来往不存在无法逾越的地理障碍.
尼罗河流域(苏丹的努里、埃及的底比斯等地)陆续发现的大批奥杜韦文化砾石工具证明,更新世时期的远古人类曾活动于这一地域,从直立人到智人的人类进化未必都是一贯在原地进行,只是迄今除在底比斯发现一颗人类祖先的牙齿外①,尚未有任何重大的人类化石发现.
早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起源于非洲,被称为阿舍利文化的石在苏丹北部和埃及开罗附近迭有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阿舍利文化的最后形式,非洲所特有的桑戈型石也曾发现于苏丹的阿布安贾湾和开罗.
这些发现证明了20万年前尼罗河流域同中部和南部非洲文化上的联系.
不过,应当指出,愈往北这种特点愈不明显(大致到瓦迪哈勒法为止).
中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制工具在尼罗河流域比比皆是.
石片工业在苏丹北部至少有四种类型,其中卢彭巴、桑戈型石片工业的发现证明它与中部和南部非洲的文化联系连绵不断.
而马格里布的典型工业阿特利文化以其纯粹形式影响了埃及东部沙漠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底比斯等地区.
这种影响证明:北部非洲东西两个地区文化上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无论向东或向西都有便捷通道的尼罗河河谷,不是仅仅受西亚和南欧的莫斯特文化的影响.
尼罗河河谷地理位置优越,向东有低洼地带与红海海岸和印度洋海岸相通;向西有一片平川旷野,与西部非洲和马格里布相通,东西南北四通八达.
尼罗河走廊成为优越的连结点.
公元前7000—前2400年,即从晚期石器时代或中石器时代起到新石器时代的4600年期间,是尼罗河流域尤其是中段河谷发挥影响最大的时期.
通过这个中心区域,北半球的诸人种集团(含米特人、黑人、地中海人等)和文化均可不受地理障碍进行东西交流和南北交流.
这种交流的结果,初步形成了非洲大陆的诸种文化,而各种文化都在既有独创又互相影响的情况下,在一定的地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这就形成了埃及文化区、马格里布文化区、麦罗埃文化区、阿克苏姆文化区、黑非洲文化区…….
尼罗河流域晚期石器时代中的细石器,除其独创的制作法另有发展外,显然受到了阿特利文化的影响.
整个哈瓦拉文化(Hawarian)都显示出这种影响①.
这大概是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撒哈拉渐趋干燥,当地的居民迁入尼罗河流域的结果.
他们往东迁移的路线,一般是先到达锡瓦绿洲,而后一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第2卷,第330—331页.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1卷,第472页.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1卷,第474—476页.
批人又往东南到达哈里杰绿洲,并逐渐扩散到尼罗河流域.
中石器时代②细石器的遗址在尼罗河流域发现很多.
尼罗河流域似乎成了各种文化荟萃之地.
它既包含有与北非伊比尔—毛鲁西亚文化近似的法库尔文化(Fakurian,公元前13000年),也拥有马格里布卡普萨文化分支的沙马克文化(Shamakian,公元前5000—前3270年);而发源于巴勒斯坦的纳吐夫文化(Na-tufian),有人认为也曾多次进入埃及领土,其遗迹在赫勒万多次被发现.
这些考古证据说明不同的人类(种)集团曾从不同地区来到埃及,并在这里受到了同化;还证明埃及文化不仅仅受到西亚文化和含米特人种文化的影响,它是各种文化百川汇聚而形成的.
埃及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位于尼罗河西岸的法尤姆,其陶器出现于公元前4400年,时间比西亚晚,比撒哈拉和努比亚(公元前5750年)则更晚得多③.
因此,有关埃及新石器文化起源于亚洲的假设并没有得到证实.
如前所述,晚期石器时代埃及同北非的西部地区的文化联系相当密切.
在卡普萨时期和伊比尔—普比西亚时期,从北非向努比亚方向扩散的影响可能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期.
撒哈拉阿哈加尔高原的阿梅克尼(Amekui)新石器遗址的年代(公元前6700年)与西亚杰里科(Jericho)的原始新石器遗址的年代(公元前6800年)差不多是同时代的,比埃及新石器文化年代则要早得多.
埃及西部沙漠区在2—5万年前曾是土地肥沃、风调雨顺、人畜兴旺的地区.
1982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使用图像雷达发现,沙漠下面存在广阔的河床,河谷宽度达25—30公里①,可能是传说中的"巴赫—贝拉—玛"(无水大河)的所在地区.
古埃及人的生活地区可能是从西部开始的.
因此,不能排除埃及新石器文化起源于非洲大陆自身新石器文化传统的可能性②.
埃及的新石器文化从一开始就分成南北两个文化群.
北部群落散布于环绕孟菲斯、法尤姆和三角洲西北边缘的地区;南部群落则散布于艾斯尤特与底比斯之间的中埃及和上埃及地区.
南北两群落各具特色,在技术上,北方石工比较精良,南方陶器技术略胜一筹;北方住居的房舍比较集中,反映了其井然有序的母系社会结构,而南方房舍比较分散,大概实行血缘家族聚居.
南北文化的这种差别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最后数百年发展到高峰,而在公元前3000年在埃及南北统一出现一个国家以后,南北文化差别才随着共同文明的出现而消失.
还应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东苏丹)喀土穆地区石器文化与尼罗河下游的文化十分近似(有同样神话,使用相似武器,丧葬仪式相似,同样相信死后灵魂的存在),其原因尚难说明.
显然两个地区在制陶技术和涂釉陶器技术方面进行过大量的交流.
但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阿斯旺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的人口密度远低于阿斯旺以北地区,而文化上的差距遂愈益扩大.
不论铜器是由西亚传入埃及或是埃及自己在同一时期发明的(后一种可②晚期石器时代与中石器时代在埃及没有严格的界定.
③F·Wendorf,TheprehistoryofNubia(《努比亚史前史》),Dallas1968,Chap.
28,pp.
1053—1055.
①见1982年12月11日《光明日报》和1982年11月26日美联社华盛顿电讯.
该电讯据美国《科学》杂志称,随着对卫星摄影分析的进展,将会扩展和加深我们对古人类从非洲大陆一端到另一端迁徙的知识.
②鲍姆加泰夫人否定西方、北方和东方起源的可能性.
韦库泰认为她否定东方起源的说法是正确的,而否定西方起源的观点尚有待证实.
E.
J.
Baumgartel,TheCurturesofPrehistoricEgypt(《埃及史前文化》)London1955p.
19.
《非洲通史》,第1卷,第529页.
能性很大,因埃及人早已学会利用孔雀石研磨成画眉粉作眼部化妆品),但使用范围都极其有限,远未能取代石器工具.
拜达里文化(Badarian,约公元前4500年)中铜制品只是一些铜刀、铜针等小工具和铜珠等装饰品,普遍使用的工具仍是石器、木器和骨器.
拜达里居民已基本上过渡到食物生产阶段,经营混合经济:种植小麦、大麦和亚麻;饲养牛和绵羊、山羊等,猎捕小羚羊、鸵鸟、龟供食用;并能制造十分精美的黑顶红陶器.
虽未留下椭圆形棚房的房舍遗址,但从集中的墓地可以估计,由于混合经济的发展,古埃及人已实行定居生活并聚为村落,每一居民点的人数约20人左右.
从发掘的女人墓一般比男人稍大些,并放置涂有红色的女人小雕像来看,可能反映了崇拜女性的母系氏族社会的面貌,但社会成员似无明显的社会差别.
新石器时代的技术代代相传,不断改进.
比拜达里文化晚几百年的涅伽达(Nagada)Ⅰ型文化①(始于公元前3800年)仍然是上埃及的文化.
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不足以使远古埃及居民从距离(尼罗)河畔甚远的山嘴(岩层)或高地迁到肥沃冲积地;更不用说向更肥沃的、也更难驾驭的三角洲移民了,因体现驾驭大自然能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组织能力均未达到能够大规模修堤挖渠、利用尼罗河定期泛滥,经营灌溉农业的地步,而且在公元前2400年以前,当地气候尚处湿润期,河谷两侧仍伸展着广阔的草原,既有羚羊等许多动物可供捕猎,又可饲养大批家畜,经济生活尚非主要依靠农业①.
涅伽达Ⅰ型文化的特点是陶器型式多样化、更富创造性,可能是来自四面八方移民带来的:白线光面陶器来自西亚,黑顶红陶器来自南方移民.
石器制造技术更有突飞猛进的进步(与找到优良燧石石材有关系).
著名的阿拉克燧石刀,刀刃硕长,刀背较薄,做工精湛,锋利无比②.
石器与木器仍是主要生产工具,铜器尚不多见.
此后,由于季风推进和北极锋空气对撒哈拉地区作用渐趋减弱,撒哈拉地区逐渐干旱.
尼罗河西部沙漠干涸的势头加剧,越来越多的游猎部落东迁到尼罗河畔,与原居民一起散居于沿河高地,他们在草原上放牧,在河畔上耕种.
尼罗河洪水的水量因东非高原雨量丰欠而年年不同,有时洪水来势凶猛,所过之处冲毁一切.
洪水的泛滥迫使沿河居民想方设法控制尼罗河水,人们用燧石锄片修筑堤坝,挖渠掘沟,保护村庄.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起,埃及的铜石并用文化进入涅伽达Ⅱ型文化(亦称格尔塞文化)阶段.
在陶器方面黑顶红陶逐渐衰落,彩绘陶器盛行.
石器制作技术又有些进步;掌握了使用钻孔器打眼的技术.
公元前2400年以后终于结束了撒哈拉最后一次湿润期③,沙漠化威胁穿越尼罗河谷地蔓延到红海西岸.
北纬30—15度之间的尼罗河流域降雨量越来越少,阿斯旺地区年降雨量竟下降到2毫米.
炎热干燥的卡姆辛风(Khamsin)一刮就是50多天,把土壤里仅有的湿气都刮光了.
尼罗河谷地逐渐变成了被火焰般太阳烤焦了的、①即阿姆拉文化.
①根据《巴勒莫碑文》推断,进入王朝时期以后很长时间,居民交税仍是以牲畜头数计算,而不是根据耕种土地的收益.
②技术进步明显表现在石刀的利刃长度上.
据计算南猿制造的石器平均每磅燧石的利刃仅长5厘米,直立人(晚期猿人)制造的石器,平均每磅燧石的利刃长100厘米,而晚期智人制造的石器,平均每磅燧石的利刃长300—1200厘米.
③中国工程师董妙先提出的"多四季学说"有可能更完满地解释撒哈拉逐渐干涸的原因.
满被沙尘的荒漠.
尼罗河的涨落成了埃及农业和畜牧业的生命.
越来越多的人群向尼罗河下游和三角洲移民.
这些地区的种植业与灌溉水利密不可分.
埃及人千百年来修坝筑堤的治水经验渐渐发展成一套沟渠纵横的灌溉农田的技术.
密如蛛网的沟渠所构成的灌溉系统使河水和淤泥能够均匀地分摊到全部耕地,包括大洪水所不及的地区.
尼罗河洪水带来的淤泥给每公顷土地提供了数吨谷子的收成.
粮食丰盈反映在涅伽达Ⅰ型文化遗址中装满了粮食的地下储藏室和各种容器之中.
尼罗河灌溉系统的操作技术相当复杂.
古埃及人在埃及南部的险滩上建立了水位测量站("尼罗梅尔"),在屹立于河床的峭壁上刻画水位标志,每年阿赫特季(Akhat)来临时,当水位上升到一定标志,沿河各地就会接到水文警报,管水人就开放堤坝,让洪水缓缓流入坝内以免冲毁一切.
到11月比尔特季(Peret)开始时,洪水复归河道时,各地依次关闭堤坝,让一部分水存贮在渠塘中,以备干旱时灌溉.
古埃及人从几年一遇的大洪水中还学会了挖掘大小运河;将运河水引到盆地贮存或分导到下游.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用来减缓流速,减免灾害;另方面使流速减缓的洪水所挟带的淤泥在田野上更多地沉积下来.
这些浩大的水利工程和复杂的管水系统需要花费巨大的劳动,都不是单个的血缘家族、氏族或村社所能够独自承担下来的,必须由许多地区所有受益的村社联合起来协同完成.
征服大自然争取生存权的需要,促使古埃及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就开始大规模地组织起来.
这种在广袤地区以协作方式和统一行动来抗御自然灾害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埃及像形文字的诞生.
在庞大的工程实施中,为了记下人数、食粮、各地堤坝高度、渠道长度等最基本数据,及时将"通知"下达到相距遥远的各地,都需要文字这一无可比拟的工具.
涅伽达Ⅰ型文化中所特有的(此后消失了)武器——石质的截头圆椎体棒槌的形状,被借用来作为像形文字的一个符号(形符).
为了能表达更多的词(包括复合词),形符又成为音符,其后又发展了声旁和意符.
大概到公元前3000年,像形文字在实践中已发展到这样程度了.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这一古老像形文字的全部符号都取自尼罗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动物和植物,它进一步证明埃及最早的文字起源于非洲.
古埃及人创造了文字,而这种文字又帮助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伟大文明之一.
在新石器时代,同样地处尼罗河流域、文化上曾与埃及并驾齐驱的努比亚人,生活于河谷狭窄的地段,他们所经营的生产经济中,畜牧业超过了农业,然而家族和氏族的规模却较小,人口稀疏,彼此相距较远,流动性和独立性大,联系不甚密切,因而不感到文字有多大需要,其语言长期停留在口语阶段,极少甚或不使用书面语.
这条伟大河流所哺育的上、下两个地区的人民,当徘徊徜徉于文明门槛之前时,前者创造了文字,实现了文明的巨大飞跃;后者则失之交臂,失去了掌握人类文明的无可比拟的工具的机遇.
埃及人成为人类四大古文明的创造者,努比亚人却没有进入创造人类最古老文明地区的行列.
四、撒哈拉以南非洲史前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早期人类都曾生存过,因为非洲热带地区高度不等的高地提供了不同的生存环境,总有适合栖息的地方.
除东非和南部非洲是早已驰名世界的人类化石的蕴藏地外,西非和中非广大地区也是早期人类曾经活动过的地区,只是分布比较稀疏而已.
由于地质、土壤等方面原因,绝大部分早期人类化石在这些地区没有留存下来,或永远不可能被发现了.
仅在个别地区(如乍得盆地)遗存部分头骨碎片或少量牙齿,但是早期人类所制造和使用的石器工具,因更具耐久性,在西非和中非各地常有发现.
根据达特的研究,生存于南非的南猿的典型武器是骨棒①,被猎取的狒狒头骨,80%遗有从前方被打击的伤痕,是被一种双头骨器(two—headed)打中的.
这种骨器化石只有小部分保存下来.
这些石器和骨器化石表明,史前人类曾经悄无声息地登场并生活在非洲的辽阔草原上.
被史前学家一致称为"奥杜韦工业"的粗陋的石器工具,在人类工具史上占据了漫长的一页.
它们与早期人类形影相随一二百万年之久.
奥杜韦工业遍布非洲各地,从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畔到西非的塞内加尔河流域,从南非的印度洋海岸直到地中海滨阿尔及利亚的艾因哈奈什,几乎传播到整个大陆,当时尚未干涸的撒哈拉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砾石工具.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的速度十分缓慢②.
砾石工具传播到冈比亚流域大概是在100万年以后.
以手斧为中心的文化称阿舍利文化③.
它的出现比奥杜韦文化稍晚,但在非洲大陆有更广泛的传播,其遗址发现的数量更多.
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手斧的制作技术更趋精美,软锤技术制造出更薄的、有着更规整刃缘的手斧,标志着已进入发达的阿舍利文化时期.
这种阿舍利技术持续的时间特别漫长,直到距今10万年前,地层中仍时有发现.
现已可以肯定,手斧文化发源于非洲,在漫长时间中,手斧文化由南至北,由东向西传播到遥远地方,乃至欧洲.
从地中海沿岸地区到好望角,以手斧为标志的各地的奥杜韦文化和阿舍利文化均呈现明显的一致.
在阿舍利文化发展的同时,简陋的奥杜韦石器仍在继续被制造和使用,与阿舍利石器共存于同一地层中达数十万年之久.
在100多万年的漫长时间中,第四纪非洲大陆的气候经历了几次巨大变化.
当欧洲经历了几次冰期和间冰期,非洲大致相应交替出现几次洪积期和干旱期.
随着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扩大和缩小,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生存活动的空间也随之扩充或退缩,但在时进时退之中,早期人类逐渐扩展到遥远地区.
在发现有阿舍利工具遗址的东非、南非、中非、西非和撒哈拉地区,在300万年中不可能在所有时期中都连续有人类居住,更可能的是,随着气候的周期性地变化,早期人类周期性地像候鸟回归那样,回到原来的地区.
无论早期人类是居住在落叶森林(如赞比亚卡兰博瀑布区),或开阔的草原和草地,或密林中,住地均是靠近水源的地方,既有树木可遮荫,又有水果可采食,有成群动物可供捕猎.
各地遗址出现的阿舍利工具系列的主要成分,无论是以手斧和砍砸器为主还是以砍刀或尖状器为主,它们都具有阿舍利文化的共同式样.
这种一致性表明,非洲广阔的手斧世界的主要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很大的变化,依旧是组合成小群体进行狩猎和采集的活动,随着食物资源的变化,按季节在大草原和稀疏林地中迁移,从不固定居住在一个地方.
从发掘的遗物来看,在旱季中,他们常分成小群漫游觅食;在旱季①有的史前学家认为在石器时代以前存在一个"前石器时代".
②石器时代技术进步的速度平均每一万年只提高1—2%.
参阅苏联《新时代》周刊1959年第47期.
③考古学家最早发现手斧石器是在法国阿眠郊区阿舍利,遂以之定名,而法国发现的手斧的时间要比东非晚几十万年.
快结束时,又汇聚成较大的群体,迁往湖边或资源丰盛的地区.
在伊西米拉(坦桑尼亚)和奥洛尔基萨伊利埃(肯尼亚)曾出土大量精美的阿舍利工具,说明该地区可能是较大的群体聚集区.
这种聚居可能已属血缘家族公社的聚居.
显然这种血缘家族已排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使人类体质获得了飞跃的进步.
至于这些群体的大小规模,则依非洲各地的自然资源多少、能提供一人足够食物的地区范围需多大、阿舍利工具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定.
看来各地人类群体规模的大小是不同的,甚至在各季节都是不同的.
如上所述,大概从中更新世中期开始(距今100万年)曾在非洲生存的直立人(晚期猿人)开始(第一次)进入欧洲,带去了奥杜韦石器文化,在英国的克拉克当(Clactonian)遗址、法国的瓦龙尼特洞和匈牙利的维特斯佐洛(Vertesszollos)遗址都发现具有奥杜韦石器类型的文化.
阿舍利文化的传播更具有世界性,除印度以东地区(包括中国)以外,它传播到非洲整个大陆和欧洲.
考古学上曾有一种假设:非洲直立人第二次从非洲迁入欧洲大概距第一次之后约30—40万年,带去了以手斧为中心的阿舍利文化.
可以肯定,手斧是非洲居民(直立人)首先创造的.
在远古世界,这项技术改革引起的工具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与同一时期的非洲手斧文化及较后的欧洲手斧文化不同,亚洲东部各地直立人(以"北京人"为代表)则具有独特的砍砸器传统的石器技艺,①似乎没有受到非洲和欧洲的影响.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旧石器时代直立人(晚期猿人)一二百万年的劳动生存中,同非洲自然环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发展了自身的体质,创造了原始文化.
到距今约20万年前,非洲直立人发展到(早期)智人阶段.
1967年,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河谷发现两个头骨和残缺体骨,头骨的下颏隆凸发育颇好,可能是直立人向智人直接进化线上的一种类型.
其沉积物地层距今约13—10万年.
1932年,在肯尼亚的坎杰拉发现4块破损的头骨和大腿骨,地层距今约5.
5万年.
1953年,在南非萨尔达纳发现一头盖骨,距今4万年;1932年,在弗洛里斯巴德(Florisbad发现一头骨,距今3.
5万年,二者共同点是眉弓显著发达,属早期智人向晚期过渡型.
1921年,在赞比亚布罗肯山发现的一个头骨最为完整,他既保存一些原始性如颅顶低、额低平,又有一些与现代人相似特征如齿弓和手足肢骨,距今约4—3万年.
1927年,在马里的阿塞拉更新世末期地层发现的头骨和体骨,属晚期智人,形状和比例均与现代黑种人一致.
过去一般认为非洲黑人出现的时间较晚,现代黑人是从地中海区域来的.
近年来,由于年代测定的手段有很大进步,数据有较大变动;非洲又有不少重要的新的年代较早的人类化石发现,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亚洲西南地区和欧洲的晚期智人最早可能都来自非洲①.
1932年,在南非弗洛里斯巴德发现一头骨时间测定为3.
5万年前,据认为有可能是尼格罗—布须曼人类型的一个代表.
1913年,在南非的博斯科普发现的更新世晚期的头骨和肢骨,据测定已属晚期智人,可能是非洲桑人(San,又称布须曼人Bushman)的祖先.
可以说,现代某些种族的明显体形特征已经出现在非洲大陆的人类身上了②.
近年来在南非不断发现了完全形成现代人的人类化石,有人主张南非是人种①H.
L.
Shapiro,ThePekingMan(《北京人》),1974,p82.
①吴汝康:《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载《百科知识》1986年第8期.
②Masatoski等学者采集几十种血标来研究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遗传变异.
他们研究结果认为黑人群体可能是在12万年前分出来,而黄种人和白种人只是在5.
5万年前才分出来.
起源地③,有的研究者认为现代人最初是在非洲发展演化,而后扩散到其他大陆,取代了当地的原始人,这种理论叫"迁徙说"或"代替说"④.
随着古人类向智人阶段发展,非洲石器文化也发展了.
首先,作为主要劳动工具的石器的制作技术已显著改进.
这表现在已具备第二步加工,由原先的石核备料制成的片器发展为修饰加工的压制石器;工具器型也逐渐多样化,具有初步分工和定型,从一器多用发展到分工专用.
由于技术改进而引起的行为变化,使智人可能居住在环境条件十分不同的栖息地,从而大大扩充了人类活动的空间.
居住于南非草原和西非稀树热带草原的智人为猎取大型猎物发展了石矛技术,逐渐发展形成了福尔史密斯文化.
这种文化继承阿舍利文化传统,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草原、南非草原和卡罗台地,典型石器是制作更加精致的杏状手斧和更小的薄刃砍砸器.
罗伊丹遗址的年代是11万年左右,似属此文化早期.
而居住在东非潮湿湖滨和东非密林地带的智人,为了捕鱼和捕猎湖滨动物,或为了采集植物和水果,发展了多种类型的组合式的石器,特别是用石器打制出的木器工具,逐渐发展形成桑戈文化.
这两种文化无疑都是在阿舍利文化基础上使用了新技术而发展起来的.
桑戈文化分布在赞比亚、马拉维、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安哥拉以及南非的北部和东南部,所在地区均是雨量大、植物生长茂密地带.
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均以重型工具(石核斧刮削器、尖凿和砍刀等)为主,亦称桑戈工业复合物.
赞比亚的卡兰博遗址的年代为4.
6万年左右,有的学者认为同样位于赞比亚境内的布罗肯山智人可能是桑戈文化的创造者.
在西非和撒哈拉,这一时期的石器文化出现了地理上南北接触的迹象,起源于大约公元前3.
5万年的北非阿特利文化向南伸展,直到毛里塔里亚的阿德拉尔地区.
在中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中期)①的第二阶段,虽然由于晚期冰川作用而引起了非洲气候变化,但晚期智人已较有能力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这在朝几个不同方向发展和变化的石器技术上得到反映.
到了晚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滨湖和丛林居民在桑戈工业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出现了卢彭巴文化,以精美的石制矛头而著称,广布于刚果河流域和安哥拉等地;而从福尔史密斯工业中则发展出斯蒂尔贝文化,以具有叶片形矛头为特征.
在西非大草原地带和森林地带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细石器文化和缺乏细石器的文化.
前者同狩猎活动相关联.
中期石器时代在技术上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革新,制造组合工具和磨制工具,将加工好的石件装在木柄上,例如将锐利的叶片形尖状器安装在木棒顶端的狭槽里做成长矛.
这一技术使智人在狩猎中,既加强了防御能力又大大③吴汝康:《2000年的人类学》,载《百科知识》1988年第4期.
④这种理论近年来也受到挑战.
1989年和1990年中国湖北郧县相继发现两颗头骨化石,取名"郧阳人",经测定,是35万年前的直立人遗骨,既具直立人的特征,又具早期智人的明显特点.
1991年李天元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埃特勒共同撰文《中国郧县新发现的更新世人类头骨》,发表在1992年英国的《自然》杂志第357期,对人类起于一源的传统理论提出挑战,论文比较了"郧阳人"与非洲、欧洲同时代的人类头骨化石,提出新见解,认为现代人是亚洲、非洲、近东乃至欧洲远古人类相互交流、融合、演化的结果.
①在撒哈拉以南的东非、西非和南非地区因情况与欧洲不同,考古学上一般使用一套单独的分期体系.
早期石器时代,从最早的石器出现到大约10万年前,中期石器时代从大约10万年前到1.
5万年前,晚期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学者们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一般认为从大约1.
5万年前到铁器时代的开始(撒哈拉以南地区基本上不存在铜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铁器时代大多数地区发生在2000年前).
增强其手臂的杀伤力,使人兽搏斗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随着工具的改进,狩猎的技术和规模也在发展.
从洞穴和岩棚遗址的深厚堆积物来看,智人已能猎获巨大的猛兽,而定期地或季节性地居住在一个地方已成了一般规律.
在扎伊尔的马图皮遗址发现有人类长期居住的痕迹,从距今4万年前一直到3000年前的3万多年时间中几乎没有间断,仅在1平方米土地的各层次上遗有人工制品8045件①.
使用火和人工取火的证据已得到证实.
这些技术无疑使群体社会的结构较前更加严密.
在同非洲的严酷自然作斗争过程中,那些生活于广阔空间,具有坚强体质的血缘家族群体生存了下来,并不断增殖人口;而那些继续在狭小的血缘家族内部实行兄弟姐妹婚配的群体,则体质下降,身材日趋矮小.
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思维能力的增长,使智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躲避自然淘汰,逐渐地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或婚配.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从个别的局部的禁止进而到普遍的禁止,终于形成为禁止乱伦的社会惯例,并以习惯法严惩违反者,从而巩固了这项婚配制度和性关系的革新和进步.
为了排除同辈份兄弟姐妹之间的婚配,各血缘家族一般要同毗邻的血缘家族通婚,这就逐渐形成了在一定通婚集团范围内的相互共妻和共夫的族外群婚制,并从中萌发了氏族的萌芽.
早在5万年前,早期智人为了猎取成群动物或大型猛兽,需要更多人和更严密的组织协作,这就需要有一个较为固定持久的集团,而同辈兄弟姐妹必须到血缘家族集团以外去找婚配对象,这便为以母系为中心(群婚制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形成,创造了条件①.
大概在5万年前,这种原始的母系氏族就开始在非洲的草原、湖滨和丛林中过着定期的季节性的定居生活.
从遗址中对死者的有意识的埋葬迹象和陪葬器物来看,智人已产生灵魂观念,而葬仪则体现了氏族成员的相互关怀和密切关系.
大约在1.
5万年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在进入晚期石器时代后,比起亚欧大陆,历史前进步伐似乎缓慢下来,其原因仍未完全探明.
在距今一二万年前,地质年代进入全新世时期,无论是斯蒂尔贝文化还是卢彭巴文化,即无论是草原,或湖滨和丛林的晚期智人所制造的石器工具均向细石器型式发展.
其技术进步主要表现在制造石叶上,就是将从石头块上打下的石叶,按各种形状和用途修整成细小石器,具有锋利的切削刃口和钝背,而后安装在骨柄或木柄上.
有的还将几件细石器一起安在木柄上,制成组合工具,如箭头和倒钩.
这种被称为威尔顿文化或奇托利文化(Tschitolian)的石器,型式多样,精致美观.
弓箭大概是本时期最重大的发明.
箭头普遍涂抹毒汁是非洲弓箭的特点,对猎获大型猛兽特别有效.
据现有资料看,西南非洲是最早出现弓箭的地区.
骨器得到更广泛地使用,骨锥用来缝制(皮革或树皮的)衣服和帐篷.
磨石用来碾碎食物或赭石(绘画用).
随着更经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415页.
①从南部非洲人类学的资料来看,早期人类迈出禁止兄弟姐妹之间性关系和婚配这一步是何等艰巨!
在南部非洲的科伊人(Koikoi,西方更通常的称法是霍屯督人)中,从遥远的过去遗留下来的禁止兄弟姐妹性交和婚配的矫枉过正的习俗,常令外来人感到可笑:兄弟与姐妹之间需严守礼节,避免接触,甚至防止他们单独在一起或直接说话.
如果实在需要通话,她们的兄弟必须请另外一人代表他向她们说话.
如果当时附近没有旁人,他就必须对着空气大声说话,让他的姐妹能够听见,例如,如果他要向其姐妹说他想喝牛奶,他必须大声嚷嚷:"我希望有人告诉我的姐妹说,我想喝牛奶".
人类为了摆脱动物状态的血亲交配,曾经采取过多么不凡的一步.
常的季节性定居,在湖滨、河边出现用木杆、茅草或皮革搭盖的小屋;在悬崖下,峡谷两侧或巨石下的岩棚(常被误写成洞穴)则成为血缘家族季节性的栖居住所.
他们像候鸟似的年复一年使用自己惬意的住所,有的(垃圾)堆积物厚达数十米.
从坦桑尼亚北部到南非好望角(开普)的草原地区,这些石器的制造者和住所的主人可能是桑人的祖先.
但在东非西部地区以及扎伊尔河流域还有一种属于林地和森林的文化——奇托利文化,这种文化的制造者又是谁呢他们有可能是俾格米人的祖先吗生活在南部非洲的狩猎者和采集者占有世界上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带,经常的食物有蛋、鸟、兔、鼠、羚羊和各种块根.
当他们掌握了弓箭技术以后,他们居住地区的狩猎资源几乎取之不竭.
各种动物中特别容易猎获的是各种羚羊,小羚羊一遇危险就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猎取它如探囊取物,所以他们猎取羚羊如同其他地区畜牧民族从饲养的羊群中抓羊一样方便.
这就是说,如果不是遭到特大的旱灾,他们可以经常不太费力地得到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
即使遇到旱灾,他们也可以以游猎方式获取猎物.
大概正是由于他们采取流动方式就能在任何灾情情况下获得食物,因此在这些流动猎人区内,易于驯化的非洲大羚羊也没有被流动猎人所驯化①.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生产出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
他们从来不把农耕和饲养动物视为比狩猎和采集更可靠的谋生手段,因为食物生产的初期,需要人类付出更艰苦的劳动.
如此一来,他们过于长时期地停留在攫取性经济,仍然单纯依靠自然界,采集天然产物,一直不会制造陶器;此外,追逐猎物亦造成他们生活的流动性,而这种无法建立永久性定居点的流动性,对人口增长和社会生产方面的变革都是持久的障碍.
这些由有利条件衍生出的不利条件大大延迟了他们从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产者阶段过渡的时间.
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南部非洲才有些居民(可能是科伊人)饲养过羊①,后来又养过牛,开始过渡到利用自然界,通过生产劳动获得产品.
而这时离西亚地区向食物生产者阶段过渡的时间已整整晚了8000年,比北部非洲(埃及)也晚了5000年.
在西非和东非一些地区,情况略有不同.
距今1.
2万年前,大草原地区也出现过细石器文化,拥有细致雕琢的箭头、倒钩等狩猎者的制造品.
在晚期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逐渐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并成为食物生产者.
这些新石器文化的创造者可能是非洲大陆尼格罗人和班图人的共同祖先.
有些史学家认为②,尼日尔河上游和中游,塞内加河流域、乍得盆地提供了同埃及尼罗河下游条件相似的"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条件,因而可能是早期的重要中心.
波蒂埃和默多克经过多年研究,认为这里是栽培作物的起源中心之一.
波蒂埃提出,这里是从芦苇状高粱衍生而来的多种蜀黍和其他几种黍类植物的起源中心③.
默多克除了推断该中心的范围是北起撒哈拉沙漠边缘,南抵几内亚湾,西至大西洋外,还指出有些植物是由居住在尼日尔河源区的、以曼德人①埃里奇·伊萨克:《驯化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9页.
①在开普省洞穴遗址中发现约2000多年前经驯养过的绵羊骨骼.
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剑桥非洲史》),vol.
2,p.
375.
②J.
D.
Fage&R.
A.
Olivereds.
PapersinAfricanPrehistory(《史前非洲研究论文》)载YournalandAfricanHistory(《非洲历史研究》);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29页.
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1卷,第517页.
为中心的那些民族所驯化①.
但也有研究者(如道盖特)否定这些论断,甚至认为高粱也不是起源于非洲②.
有的研究者虽同意西非也是中心之一,但认为时间不是公元前5000年而是公元前1500年.
但目前仍有较多研究者坚持认为,非洲农业是公元前4000年由中东传入的③.
在东非湖滨地区,一些从事渔业和采集业的水上居民不仅会制造精巧的骨制鱼叉头,而且在距今6000年制造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一批陶质鱼罐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绘有波纹线和波纹虚线的陶器显然是在中部非洲出现的一项独自发明.
由于他们终年在湖上作业,没有居住在陆上永久性定居的村庄,也没有从事农业;因而这种"湖上文化"过去被有些学者看作只是采集—狩猎文化的一种变种,而对这种水域文明对非洲文化的持久影响估计不足,甚至不被列入新石器文化范畴.
经对发掘的骨骸测定,确认他们基本上是黑人,在语系上应属尼罗—撒哈拉语系的人.
在9000年前,他们在苏丹地区、尼罗河中上游和东非北部地区传播水域文化,在时间上比进入非洲中部地区的尼日尔—刚果语系的人还要古老.
后来(距今5000年前)非洲气候开始变得极度干旱,湖泊面积大大缩小,许多地区的水上生活方式遭到破坏,只有肯尼亚裂谷地带在公元前3000年前仍保持着水上文明.
但在公元前2000年再度发生干旱后,生存条件遭到严重破坏.
在东非广大地区也仅在陶器制作上留下了新石器文化的定居传统的痕迹.
到距今3000年前,一种长角、背无隆脊的牛通过库希特人已经传入肯尼亚高原和裂谷地区.
从遗址发现的遗物(磨盘、杵、石锅和相当数量的陶器等)来看,肯定已开始过定居生活,并可能种植高粱、小米.
波蒂埃认为东非可能是多种蜀黍属植物的起源地.
但当时东非居民主要过着畜牧生活.
非洲新石器时代引人注目的另一个现象是不同人种从不同地点扩散到当时还湿润温暖的撒哈拉.
第一批黑人移民与地中海人种在撒哈拉混合.
遗址中磨光石器十分普遍,陶器则具有华丽的装饰和美观的造型.
第二批黑人移民向南迁移直抵森林地带.
起源于中非的新石器文化也扩展到几内亚①,同时北非的卡普萨文化向南扩展远抵阿哈加尔山脉(北纬23度);而埃及的影响也西及于阿哈加尔山脉,表现在完美的泰内雷遗址的石器上.
新石器早期(距今7000年前)的撒哈拉地区仍遍布着一系列互不相连的湖泊,年雨量至少500毫米.
公元前第6千纪,在阿迈克尼已形成村庄.
但从第5千纪开始,撒哈拉变得越来越干燥,湖泊、溪流相继干涸断流,人们向绿洲,向南方迁徙以寻找水源.
在资源相对缺乏的新环境,移民被迫去采集绿洲或住地周围的野生禾本科植物和种子,后来又种植这些植物,以获得足够的食物.
在毛里塔里亚的(公元前2千纪)提希特遗址发现有大量炭化石的谷粒,还有专①G.
P.
Murdock,Africa.
ItspeoplesandtheirCultureHistory,NewYork1959,pp.
64—67.
②Doggett,ThedevdomentoftheCultivatedSorghums(《栽培高粱的发展》),Essaysoncropplantevalution(《作物植物的发展论文集》)p.
59.
③这些研究者认为,非洲农业是公元前4000年由中东传入尼罗河谷,约公元前3000年时,传播到苏丹地带的黑人住区,而后再传到撒哈拉以南的萨凡纳大草原.
在大草原又停留很长时间,直到公元初才由于铁器从中东传入非洲以及芭蕉属植物和亚洲薯蓣属植物从东南亚传入非洲,而使农业得以向南穿越热带雨林地区,使上述两属的植物在热带雨林繁茂生长.
目前许多非洲史研究学者正以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来否定这种"旧说".
①有的学者认为仅是一种细石器文化.
门培育和繁殖蒺藜草的迹象,证明在此地定居的居民可能已从事农业,并已形成某些村落.
至于农业在撒哈拉是否已达到普遍性的程度尚未得到证实.
在撒哈拉中部公元前7000—5000年的遗址中,发现有驯养的短角牛的遗骸(比埃及的短角牛要早1200年),还发现有羊的遗骸,证明未干涸的撒哈拉地区曾是非洲最早从狩猎采集向畜牧过渡的地区之一.
对众多遗址的碳14测定表明,随着沙漠地区的扩大,牛群牧区很可能从撒哈拉腹地一直扩展到撒哈拉南部和西非的萨赫勒地带.
在阿哈加尔高原的阿迈克尼和曼涅特(Meniet)的公元前6100—4850年的石窟遗址中发现的花粉,经鉴定为一种经过驯化的粟类和谷物.
语言学证据说明在这一地区远古时期种植过高粱.
在永久性的村落中发现有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磨石、手推磨、石臼、砥石和陶器等.
考古学家认为,撒哈拉中部地区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新石器文化中发现原始耕作最早的地区①.
到距今3000年前,撒哈拉越来越干涸,以黑人为主体的讲尼罗—撒哈拉语的人群向南迁徙,与西非当地讲尼格罗—刚果语的黑人混合,前者的语言融入后者的语言之中,但黑肤色的体型未有显著变化.
在西非,虽然考古表明公元前第4千纪苏丹地带拥有农业的证据尚属间接证据,但从细石器文化的连续体(Continum)中已发展出陶器和磨光石斧等技术,公元前第2千纪已有著名的加纳金坦波文化(Kintounpo).
虽然有些学者不赞成使用"新石器"这一概念,但实际上金坦波可能确属新石器文化.
出土有磨制石斧和"粗锉"("赤陶雪茄")、石制壁饰、刻有线纹型式独特的石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石器所用的石料不是当地所产,表明可能存在着与其他地区的交换关系,并已有固定的住所.
后期遗址还出土矮山羊遗骸,并有种植粟类作物的迹象.
与金坦波毗邻的恩泰雷索滨河遗址发现有鱼叉、鱼钩和精美的箭簇.
渔业的发展肯定有利于定居生活的形成.
尼日利亚考古学家安达认为,在公元前1300—1400年这里就生存着生产粮食的黑人居民②.
西非热带森林边缘地区可能是西部非洲最早过渡到食物生产的地区.
这里是所谓"几内亚新石器"地区,其工具特点显然是适应当地农作物生产的,如双面扁平的镐状工具和半圆形双面工具(似从桑戈文化发展而来)是用于挖取块根、块茎和挖掘陷阱的;有木柄的石杵和臼多半是用来舂捣块茎和稻谷的.
陶器则与薯蓣、椰薯的烹煮食用有关.
从植物生态来看,可能由于热带有一高温季节不利于植物生长,使其必须储备养分,而采取块根和块茎形式,因而今日尼日利亚境内的森林边缘地区成为块茎植物的起源地,同时也可能是最早以土法种植薯蓣、椰薯和油棕的地区.
从塞内加尔的捷马萨斯遗址的地层年代(公元前6000—前2000年)来看,显然是在北方新石器文化南下之前.
可见,森林边缘文化是当地晚期石器文化的继续当属无疑.
在廷巴克图和塞古之间的尼日尔河泛滥平原上,3500年前,非洲野生稻是以水田种植法驯化的,而后向四周扩展,遍布西非远及几内亚滨海地区.
起源于非洲的高粱有许多品种,仅在西非就有七个以上品种.
其中尼日尔河中游培育成一种甜高粱;东苏丹培育成硬高粱,乍得有硬杆高粱,尼罗河有垂头高粱、尼日利亚三角洲则有黑高粱.
有些高粱品种大约在2000年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472页.
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469—470页.
前,从埃及引种到阿拉伯半岛,而后再传播到世界各地.
根据波蒂埃和巴罗研究,在新石器时代,非洲大陆有五个主要的农业起源地:地中海非洲起源地、西非起源地、尼罗河埃塞俄比亚起源地,中非起源地和东非起源地①.
几乎每个起源地之间都存在着地区间交流(非洲内部交流)和非洲与亚欧大陆特别是西亚之间的洲际交流.
尽管存在着阻碍交往和南北迁徙的地理屏障,如撒哈拉沙漠和热带雨林,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屏障都不是不可逾越的.
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地中海非洲发源地,其农牧业的传播,推动了撒哈拉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尤其是埃及成为非洲大陆与西亚进行农业和畜牧交流的一条渠道.
小麦、家畜和骆驼从西亚引进到埃及和北非其他地区.
另一条纵向渠道是位于与大裂谷平行的东非高地,从维多利亚湖以北直到希雷河谷地,形成一条穿越热带雨林屏障的农业传播主要走廊.
家畜也沿着这条与尼罗河流域相通的走廊绕过萃萃蝇地带引入南部非洲.
而苏丹地带(包括东苏丹、中苏丹和西苏丹)则是又一条起自埃塞俄比亚高原的东西向交流的渠道,这条渠道也向南部森林边缘地带渗透,使粮食作物在大草原落户.
埃塞俄比亚高原的起源地则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农业品种,成为重要的农业发展中心.
非洲所培植的高粱等农作物品种大概就是通过这条渠道,经由埃塞俄比亚高原传入亚洲,并引回了亚洲高粱进行杂交.
通过农作物品种和家畜的引进与交流,非洲原始农业开始逐渐向种植农业和畜牧业的各个阶段发展.
总之,非洲大陆开始种植农作物的时间与西亚肥沃新月地带奠定农业和畜牧业基础的时间几乎是同时.
五、非洲史前文化艺术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非洲狩猎人,在非洲大陆各地特别是在撒哈拉地区和南部非洲创作了大量的岩画和岩雕.
这是人类原始艺术的瑰宝,荟萃了非洲史前文化的精华.
从1721年在莫桑比克发现第一幅非洲岩画至今,仅撒哈拉地区(半数集中于塔西里)就发现了近三万个岩画遗址、几十万件雕刻和绘画作品①,其遗址遍布十几个国家,年代经历上万年,在人类原始艺术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由于最早的岩雕、岩画是发现于欧洲(公元前4万年的莫斯特文化期),过去曾有一种流行说法,非洲的岩石艺术是从欧洲传来的,非洲岩画不过是欧洲岩画的复制品.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否定这一论断.
非洲岩画的最早年代可能已上溯到2.
8万年①.
非洲岩画的主要风格与欧洲岩画完全不同.
从石器工具来考察,如上所述,南部非洲代表小型石叶工业的威尔顿工业开始于距今1.
2万年的津巴布韦.
当南部非洲狩猎者掌握了用细石器制造比较锐利的武器的方法,又占据了世界上猎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他们每周狩猎一两天就足以维持生存,便有足够的闲暇,作画雕刻,因而在德拉肯斯山区、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留下了大量的出色的岩石艺术②.
大量岩画出现于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1卷,第517页.
①1956年法国人仅在阿尔及利亚东部撒哈拉沙漠的阿杰尔高原就发现了1万多幅岩画.
①过去曾认为公元前1万年的南非奥里赫斯塔德(Ohrigstad)的岩画为最早岩画.
②在纳米比亚的阿波罗Ⅱ号(Apollo)岩洞距今2.
8万年层位的石板上发现了南部非洲最早的绘画.
《非洲通史》,第1卷,第390页.
撒哈拉的新石器时代,从当地遗址发现的陶器,碳14测定时间为公元前8450年,大致与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同时.
因此,数以万计的撒哈拉岩画不但破除了"欧洲来源论"的说法,而且也反驳了"含米特论"的臆说③.
南部非洲的岩石艺术分布地区十分广泛,南非、纳米比亚、津巴布韦、赞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坦桑尼亚(一般亦把坦桑尼亚岩石艺术归类于南部非洲)都发现岩画的遗址.
随着考古探查的深入,遗址发现的数量日益增多.
仅1959年一年,在津巴布韦、马拉维、赞比亚发现的岩画遗址就有1100个,南非有1600个;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发现岩雕遗址有24个,南非350个.
这些岩画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与下文即将谈到的撒哈拉岩画相比,独具特色.
这些原始艺术的作者无疑是曾经广泛活动于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桑人.
这从画中人物大多具有"丰臀"(steadopygia)④的体态特征可以论定.
岩石艺术品分为绘画(岩画)和雕刻(岩刻、刻画)两种.
单色画多用赭石画的,也有两色、三色甚至多达十二色的.
雕刻是在岩壁上以尖硬的细石器镌刻出深深条纹,从勾勒的条纹中呈现出图像;也有采用点琢的技术(无明显轮廓线条),个别已具有浮雕的雏形①.
与欧洲岩画多在岩洞深处不同,非洲岩画大多画在露天岩壁上,写实作品居多,生动地反映几千年前,甚至一二万年前当地人的生活现实,是不可多得的研究非洲原始社会史的资料.
从这些时间跨度绵延数千年的,数量达数万件的岩石艺术品中,可以窥见当时南部非洲的主要居民——桑人过的是狩猎生活.
作品中的形像以动物和人居多,尤以各种动物,如象、犀牛、羚羊、斑马等的绘制或雕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从一些作品的技巧来看,有些桑人已经掌握了透视法技巧,对事物有着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寥寥数笔,形神兼备.
猎人艺术家善于选材,利用天然岩石,巧夺天工.
猎人画家在利乌方丹的一块岩面粗糙,带有棱角背脊的岩石上,巧妙地雕出了一头犀牛,正好突出其伟岸的脊背.
颜色调配也颇具匠心,一只雄羚羊下巴胡子用刻线表现,身上长毛则用点条纹描绘,岩体的蓝色恰与岩表的赭色形成鲜明对比,精彩绝伦.
考古学家曾发现桑人画家身上佩戴有十二色的骨质颜料管.
画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巧妙地搭配上浓淡相宜的颜色,涂抹出栩栩如生的外貌.
一幅发现于开普敦东北赫蒙的晚期壁画,描绘桑人与南班图人②打仗的情景:一伙桑人偷盗班图人的一群牛,被班图人追赶.
仓惶逃跑的桑人中有一部分忙着驱赶牛群,一部人转回身,弯弓瞄射正持矛狂追的班图人.
人像和物像都画得异常逼真.
投矛划空面过,狂奔中的双腿动作,动感极强.
而且懂得使用透视法描绘:距离较远的图像画得较小,较近的画得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幅画绘在开普敦东北赫蒙的岩洞中,距离画面上作战地点有数百公里甚或千公里之遥.
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画面中追赶着黄肤色桑人的是黑肤色的南恩戈尼人,而后者在历史上从未越过加姆图斯河西岸放牧,可见壁画作者是在远离现场数百③一种认为非洲古代文化都是讲含米特语(Hamit)的人创造或引进的理论.
④亦称"脂臀".
布须曼人(桑人)的脊椎骨下端通常向前弯曲的部分外凸,使其臀部特别突出,特别是布须曼女人臀部和大腿尤为肥大.
参阅塞利格曼:《非洲的种族》,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5页.
①J.
D.
Clark,ThePrehistoryofAfrica(《史前非洲史》),NewYork1970,pp182—184.
②应为南班图人中的南恩戈尼人,生活于今开普省加姆图斯河以东地带.
公里的山洞中凭记忆再现战场图景的①.
撒哈拉地区岩石艺术品发现的数量远在南部非洲之上.
它作为"第一部插图本的非洲史"在非洲史学上占有极重要地位.
在阿塞坚万梅伦(阿苏夫迈兰干河)发现的岩画上,绘有大批河马群,许多岩画上还出现了大野牛(巨型水牛)、象和犀牛.
考古学家在岩画附近的布斯山上一个遗址中发现了河马头骨,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5140年.
这就有力证明,5000年前撒哈拉地区曾是一片广阔的疏树草原,宜农宜牧,是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方.
在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交界的阿卡库斯(Acacus)发现一具带有兽皮衣服痕迹的准黑人型的遗骸,经鉴定年代为公元前9000年,证实撒哈拉地区的居民包含有黑人人种,由此推断黑人猎人很可能是岩石艺术的作者.
撒哈拉岩石艺术的研究通常以其出现的主要动物类型作为划分时期的根据.
一般将距今9000年前划为"大野牛期".
距今6000年前为"公牛期",这一时期的岩画以描绘长着短而坚实的角的公牛,或长着竖琴状角的公牛为主,其数量多达6000多头.
画面上还有一种长着交叉巨角的大野牛,显然已经在地球上绝灭.
今天普遍饲养于苏丹地带的瘤牛,则从未见之于壁画,可见这种牛在该地区的繁殖是较晚时代的事.
在"公牛期",牛已为人类所驯养,牧牛人与牛一样,成为壁画上所描绘的主题,有些研究者由此认为他们可能是富拉尼人(富尔贝人)的祖先①牧牛人创作的刻画分布很广,几乎遍布尼罗河至大西洋沿岸的各个高地.
马(大部分是与战车在一起)出现于撒哈拉岩壁画,已是公元前1000年的事了②.
这一时期被称为"牧马期".
从考古发掘来看,马引进非洲时间比这还要早.
撒哈拉地区马拉战车的岩画(多为雕刻)遗址数量之多和分布之广,使我们从中得以窥见当时纵贯撒哈拉南北的两条商道.
东部商道分成两股,分别从内陆通向的黎波里和突尼斯,沿途壁画遗址星罗棋布,艺术水平颇高,画中辕马作飞奔状,战车则结实轻巧,驭手和车上作战人员除执有投枪和圆盾外,还佩有短刀并饰"利比亚羽",蔚为壮观.
西部商道起自廷巴克图止于今济纳加,沿途壁画水平一般较低,缺乏写生能力,有些近于图案型.
有些研究者认为,西撒哈拉壁画所绘的马是一种体态笨重的西路马,而希罗多德曾提到的利比亚内地加拉曼特人驾驶的四匹马拉的四轮战车,那些马却正是这种笨重的非洲马的代表.
它们可能是在西撒哈拉草原驯养的源于非洲的品种.
3000年前的撒哈拉已经逐渐沙漠化了,但从岩画描绘的棕榈树等树木,反映出沙漠中的绿洲仍有萋萋水草可供牧马之用.
骆驼出现于壁画晚至公元4世纪,此时它已取代马匹成为沙漠中唯一的运输工具.
骆驼期的岩壁画,因此时已有大量文献记载,其史料价值锐降.
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人类与狩猎一采集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
岩画中无处不有狩猎的场景,令人想起人与兽(亦即人与自然)的长年累月的搏斗:伊海伦猎狮壁画描绘百兽之王被一圈长矛团团围住;提苏凯壁画表现一只被射杀的野驴即将成为俎上肉;撒哈拉草原上遍布陷阱机关,显示猎人的智慧①C.
K.
Cooke,RockartofSouthernAfrica(《南部非洲岩画艺术》),Cape-town1969.
Cooke认为南非岩画时间为距今6000年前,Kudners则认为罗得西亚岩画距今7450年,Clark根据最新考古资料认为纳米比亚岩画最早时间为距今2.
8万年.
①H.
thote,TheSearchfortheTassilifrescoes(《塔西里壁画的发现》),London1958.
②根据英国考古学家埃默里在努比亚一个公元前1000年的文化层中发现马的骨骼.
和高超的狩猎技术.
岩画描绘了人类从采食者到食物生产者的伟大转变过程:猎狗大概是人类第一位忠实的朋友,它正为主人奋力追捕野山羊;长着各种形状犄角的牛的脖子上带着一副垂环,表明它们已是人类的财产;野驴从被人追逐着狂奔,到被人驯顺地骑着;妇女从攀枝采摘野果到俯身使用弯曲的镰刀,弓着身子簸谷,拾穗.
岩画的簸谷内容恰好与考古发掘出的大量石制杵臼磨盘互相印证.
岩石艺术同样真实地描绘出新石器时代人类风俗时尚,譬如当时男人比女人更事修饰:男人穿戴兽皮,饰以羽衣,头插翎毛,佩戴炫目的手镯;而妇女则衣着很少,近于赤裸,或仅围条腰布.
又如住房是一座座半球形小木(茅)屋.
再如,在塔克德图马丁发现的一幅壁画生动地描绘了如下的生活情景:黄昏时分,体态丰盈的少妇抱着孩子坐在茅屋门前;一排小牛犊被栓在一根绳子上;健壮的男人们忙着挤牛奶,整个画面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气氛.
显然,岩石艺术是从多彩的、飘浮不定的狩猎生活中产生的.
狩猎的需要使原始猎人学会使用绘画来标示猎物的位置、方向等等,以传达狩猎信息.
狩猎生活使猎人学会模仿动物的动作和叫声等等,而模仿绘画最初大概是以传达信息为目的的.
到了新石器时代,精巧的细石器和弓箭的使用使猎人有了狩猎的利器,从而提高了猎获率,他们遂有余暇去作画;而且生产力的发展也给他们提供了得心应手的作画工具和颜料,如在石制的杵臼中将各种配料研磨成细粉而后用牛奶、酪蛋白、蛋清、蜂蜜或骨胶调制,制成能保持几千年的色泽鲜明的颜料.
这大概就是撒哈拉黑人猎人和南部非洲的桑人能够成为高超艺术家的原因.
第二章尼罗河流域的非洲上古文明一、法老埃及的兴衰埃及的自然环境十分特殊.
它一方面处在亚非大干旱带的中部,气候炎热无雨,它的大部分领土属于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几乎无法进行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又有尼罗河流贯南北,每年定期泛滥,洪水淹没下游的河谷地带和宽阔的三角洲地区,洪水退后,在那些地区留下一层十分松软而又特别肥沃的黑色淤泥,十分适宜农作物的生长.
公元前5世纪,曾目睹过埃及自然灌溉农业的希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道:"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此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
"据苏联学者司徒卢威考证推算,当时的小麦产量每亩可达数百斤,产量如此之高,为古代世界所罕见.
此外,在尼罗河谷两侧的宽阔草原上,生活着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西奈地区和南部山区有丰富的铜矿,为制造铜器提供了可能.
可以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正是埃及在非洲率先跨入阶级社会门槛的前提.
埃及古代居民最初生活在埃及的西南部.
距今约2万年前,由于沙漠的扩展,他们被迫迁移到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地区.
与此同时,一些西亚的游牧部落也迁徙到上述地区.
他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逐渐融合并共同创造了埃及古代文化.
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埃及就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为人工灌溉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自然灌溉农业产量虽高,但无保证,也不能满足人口增殖的需要,埃及古代居民便开始挖沟修渠,筑堤打坝,建库蓄水,进行人工灌溉.
在长期治水过程中逐渐建成了一系列灌溉盆地,洪水到来,淹没整个盆地,洪水退去,再把盆地的积水排干,进行耕地播种.
他们还学会利用尼罗河谷的自然坡度开凿了一系列运河,把上游的水引向下游,灌溉农田.
勤劳智慧的埃及古代居民长期建成的一整套灌溉体系,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年年丰收,产量不断提高,自给有余,并能出口.
农业灌溉体系的发展需要大规模地组织劳动力和进行管理,这就促进了各个地区发展起地方政治机构.
①随着人工灌溉农业的发展,社会财富和人口大量增加,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埃及进入了军事民主制时代.
另外,沙漠化的进一步发展,迫使更多的游牧部落移居到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地区,这个地区的居民更加稠密起来.
邻人的财富刺激了人们的贪欲,于是部落之间的掠夺财富的战争不断发生,为了掠夺或抵御外来的侵掠,亲属部落结成了联盟,并逐渐融合为一个小民族——州,古希腊人称它为诺姆.
小民族的议事会早已存在,没有人民大会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大会,小民族的军事首长成了常设的公职人员,小民族的住地挖掘了宽深的壕沟,筑起了高耸的墙壁和塔楼.
在频繁的掠夺战争进程中,一些州征服了另一些州,并掠夺了大片土地、财物和奴隶.
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大大加强,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形成,于是州变成了早期奴隶制国家.
当时埃及境内的州有42个,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63—64页.
上埃及22个,下埃及20个.
①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州与州之间的争霸战争中,形成了两大霸国,即上埃及王国和下埃及王国.
上埃及国王戴白冠,下埃及国王戴红冠.
上、下埃及王国的统治者野心勃勃,都想吞并对方,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加之,前面提到的人工灌溉农业的发展,迫切需要统一修建和统一管理水利灌溉工程,于是统一的埃及国家便应运而生.
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证明,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王国国王美尼斯(又叫纳尔美尔)征服了下埃及王国,以提斯(一译提尼,在今季尔加和巴利亚纳之间)为都城建立了统一国家——第一王朝.
从此,埃及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王朝时期.
王朝时期(公元前3100—前332年)的历史通常被划分为7个阶段和31个王朝:早期王朝(第一、二王朝,公元前3100—前2686年)、古王国(第三至第六王朝,公元前2686-前2181年)、第一中间期(第七至第十王朝,公元前2181—前2040年)、中王国(第十一、十二王朝,公元前2040—前1786年)、第二中间期(第十三至第十七王朝,公元前1786—前1567年)、新王国(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公元前1567—前1085年)、后王朝(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一王朝,公元前1085-前332年).
因为王朝时期的国王被称为"法老"①,所以王朝时期的埃及又被称作"法老埃及".
早期王朝时期是君主专制制度初创和巩固国家统一的时期.
美尼斯统一埃及后,实行君主制,王权世袭,并初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设有灌溉大臣、国务大臣等官职,把全国的土地、税收和水利灌溉事业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
刚建立的统一国家尚不巩固,下埃及等地不断出现骚乱和抗命事件,为了巩固统一,美尼斯建立了强大的常备军.
为了加强对下埃及的控制,又在上、下埃及的交汇处建立了新都——白城(第六王朝开始称为孟斐斯,又叫吉加普特,意即"太阳神之宫",由此产生了埃及的希腊语名称埃及普托斯).
美尼斯的后继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行南征北战.
阿哈(意即"斗士")远征南方,把埃及南部边界推进到尼罗河第一瀑布附近.
登(乌萨非)在位60年,多次对下埃及地区用兵,加强对下埃及的统治,甚至把上、下埃及的王冠合二为一,作为自己的王冠,象征上、下埃及的统一.
第一王朝时期埃及统一得到初步巩固,一直到第二王朝末,埃及统一才真正巩固下来.
古王国是法老埃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完全确立,并建造了高大雄伟的金字塔(国王的陵墓).
国王集军事、行政、财务、司法和宗教大权于一身.
全国的土地都归国王所有,国民被称为臣民,都是国王的奴隶,全国的军队都由国王统帅.
国王之下设宰相(维西尔),辅佐国王,拥有大权,总揽中央的档案、税收、司法和公共工程等部门.
宰相大都由王子或王室贵族担任,如第四王朝的斯尼弗鲁国王就任命他的儿子作宰相.
宰相之下有大法官、大祭司、灌溉大臣、掌玺大臣等官职.
中央的高级官职和地方的州长均由国王亲自任免和调动.
宰相不管军务,作为国家支柱的军队完全掌握在国王手中.
从第五王朝开始,王权神化,尊奉太阳神(拉神)为全国最高神,国王是"太阳神之子",王①上埃及包括尼罗河第一瀑布至今开罗以南的河谷地带,下埃及即河叉密布的辽阔的三角洲地区.
参见侯赛因等著:《埃及简史》,三联书店1958年,第14页.
①"法老"一词来自Pharaoh,早期指宫殿和臣僚,新王国时期起单指国王个人.
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
正如一个大臣在他的墓志铭中所说的那样:"凡王命所宣,咸奉行毋怠.
法老乃天纵睿智,洞察万方,过于神明".
大臣活着时是国王的仆人,朝见时必须匍匐在御座之前,吻国王脚前的地,死后要埋在国王金字塔周围,继续拜倒在国王的脚下.
古王国时期共建造了大大小小的金字塔70余座,因而又被称为"金字塔时代".
自第三王朝起,国王一上台就着手为自己修建巨大的陵墓,死后将尸体制成木乃伊,放入金字塔内,幻想死而复生,继续统治人民.
第一座金字塔是第三王朝左瑟王(乔赛尔)的著名建筑师伊姆荷太普为左瑟王设计和建造的六级梯形金字塔(座落在今开罗市郊,高约60米),最能体现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金字塔是坐落在开罗近郊吉萨的三座大金字塔.
其中以胡夫(齐奥普斯)的金字塔最为雄伟壮观,塔高146.
5米,底边呈正方形,每边长230米,占地面积为5.
29万平方米,共计用2.
5吨重的巨石230万块,花费了30年的功夫建成.
仅次于胡夫的金字塔的是哈佛拉的金字塔,只比胡夫金字塔低8米,而且在金字塔旁有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司芬克斯),高22米,长57米,面部像哈佛拉,也是雕刻方面的一大奇迹.
胡夫金字塔不仅高大雄伟,而且设计十分精巧,施工相当精细,具有最完美的几何图形,历四五千年而不毁,真不愧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首.
金字塔的修建给埃及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
希罗多德记述道:"国王齐奥普斯当政的时候,人民却大倒其霉了,……他强迫所有的埃及人为他做工,……他们分成十万人的大群来工作.
每个大群要工作三个月.
在十年中间人民都苦于修筑可以使石头运过去的道路,……金字塔本身的建造用了二十年".
由于繁重的劳动,监工的鞭笞,烈日的曝晒,每天都有许多人惨死在修建金字塔的工地上.
无法活下去的埃及人民,揭竿而起.
古希腊史学家狄奥多洛斯写道:"由于人民在修建金字塔时受尽千辛万苦,由于这些国王做了许多残忍凶暴的事,人们满腔怒火地起来反抗那些使自己受苦的人,并且公开地要撕碎他们的尸体,狠狠地把他们抛出坟墓之外".
事实与胡夫、哈佛拉的主观愿望相反,两人死后"谁也没有埋在(金字塔)里面".
第五、六王朝的金字塔的规模越来越小,这是王权衰落的集中反映.
古王国末期,地方势力混战割据,贫民、奴隶起义不断,王权一落千丈,公元前2181年古王国终于灭亡.
古王国灭亡后,在上、下埃及先后建立了5个小王朝,历时141年,史称第一中间期,这是法老埃及发展史上的第一个低谷.
中王国是法老埃及的第二个高峰时期.
公元前2040年,底比斯的第十一王朝灭下埃及的第十王朝,埃及重新统一,中王国开始.
但是地方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抗命中央的事件屡有发生.
为了提高王权的地位,第十一王朝的法老将底比斯的地方神阿蒙尊为全国最高神,并在首都底比斯兴建了规模宏大的阿蒙神庙.
第十二王朝的法老继续与地方势力斗争,至阿美涅姆赫特三世时,终于削平了地方势力,巩固了统一.
第十二王朝的法老谢努塞特一世和三世多次远征努比亚,把埃及南部边界扩张到尼罗河第二瀑布一带,还多次对西奈、巴勒斯坦、叙利亚用兵,中王国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中王国末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爆发了全国性的奴隶、贫民大起义.
国王被废黜,国家机构被捣毁,大臣和贵族被强制劳动,奴隶和贫民扬眉吐气,"大地像陶钧一样翻转了过来".
埃及四分五裂,来自西亚的喜克索斯人趁机而入,首先控制了东三角洲地区,然后控制了整个埃及,先后建立了第十五、十六王朝,历时100多年.
这是法老埃及发展史上的又一低谷——第二中间期.
新王国是法老埃及历史的最高峰——奴隶制军事帝国时期.
公元前1567年,第十七王朝的法老卡默苏利用埃及人民的力量把喜克索斯人赶回了西亚,埃及获得独立和重新统一,新王国开始.
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图特摩斯一世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他东侵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直推进到幼发拉底河畔,南侵努比亚(库施),把南部边界一直扩展到尼罗河第四瀑布附近的加巴尔巴卡尔地区,初步奠定了埃及帝国的版图.
哈特舍普苏是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王.
她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公主和图特摩斯二世的王后,是一位权欲心极强的女子.
她同丈夫共同执政5年,图特摩斯二世夭折,哈特舍普苏无子,立妃子所生的仅10岁的图特摩斯三世为法老.
她大权独揽,仍不满足,4年后便废黜了图特摩斯三世,把他软禁在阿蒙神庙,做一名普通僧侣,哈特舍普苏成了名副其实的女王.
她统治17年,努力发展与南方的贸易,曾派商船队到蓬特(今索马里地区)去经商.
她大兴土木,在卡纳克阿蒙神庙建造了两座美丽的花冈岩方尖碑(一座至今仍在),在西底比斯建造了一所式样独一无二的庙宇.
公元前1482年,图特摩斯三世在阿蒙神庙僧侣的帮助下夺回了王权.
他复位仅两个月,就御驾东征,镇压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造反的王公.
330个小王公以卡叠什王为首组成联军,陈兵巴勒斯坦的军事要塞米吉多城,准备阻击图特摩斯三世率领的大军.
图特摩斯三世很会用兵,他让部队轻装急行,以小王公们完全意想不到的速度抵达卡麦尔山西坡的叶赫木城.
叶赫木城离米吉多仅一天的路程,当时有三条路线可走,两条是绕行山脚下的大道,第三条是直接翻越山头的羊肠小道.
他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走哪条路,将军们一致主张走没有危险的大道.
图特摩斯三世偏偏决定走羊肠小道,因为他懂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制胜的道理.
他身先士卒,第一个走进羊肠小道,率领大军攀越卡麦尔山.
当他走到羊肠小道的尽头时,他站在路口检阅他的部队,一直到最后一位战士走出山口时,他才离去.
他让部队严守秘密,安营扎寨,准备第二天进行奇袭.
无能的小王公们对此一无所知,以为图特摩斯三世尚在千里之外,放松了戒备.
当第二天早晨图特摩斯三世率领的大军突然出现在小王公们的面前时,小王公们惊得目瞪口呆,以为天兵降临,不敢接战,狼狈逃窜.
在20年中,他远征亚洲17次,攻占了通往两河流域的要塞卡叠什,占领了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一直攻到米坦尼.
图特摩斯三世威震整个两河流域.
亚述、巴比伦、赫梯、米坦尼等国的国王,一个个向他称臣纳贡.
他南侵努比亚,把南部边界推进到纳帕塔.
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最后形成.
亚述、巴比伦、赫梯、米坦尼等国的使者经常到埃及首都底比斯履行公务,底比斯成了"世界性的城市".
图特摩斯三世把复位和侵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阿蒙神的保佑,将战争中掠夺来的土地、财物和奴隶慷慨地捐赠给阿蒙神庙.
从此,底比斯阿蒙神庙的势力与日俱增,以至在图特摩斯三世死后,阿蒙神庙的势力急剧膨胀;不但经济上与王室并驾齐驱,而且在政治上干预朝政,左右国王.
国王不能忍受.
阿蒙霍特四世时终于酿成一场以宗教改革为形式的激烈的权力之争,由于僧侣集团势力强大,以及没有人民的支持,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从此王权日趋衰落,尽管第十九王朝的拉美西斯一世(公元前1320~1318年)和第二十王朝的拉美西斯三世(公元前1198—1161年)力挽颓势,但是,埃及帝国仍如大江东去,昔日雄风再也不能重振了.
后王朝时期是法老埃及的衰亡时期.
埃及四分五裂,饱受外族的侵略和统治.
利比亚人在埃及建立了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王朝,努比亚人在埃及建立了第二十五王朝(又叫埃塞俄比亚王朝,即黑人王朝).
亚述人侵入埃及并将努比亚人赶回了老家,利比亚人又把亚述人赶出埃及并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第二十六王朝.
埃及出现了短暂的统一,政治、经济和文化一度复兴,被称为"复兴时代".
法老尼科下令开凿沟通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雇佣腓尼基水手,驾船绕航非洲.
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征服埃及,建立第二十七王朝,史称波斯王朝.
公元前404年,埃及趁波斯内乱之机获得独立,先后建立了第廿八、廿九和三十王朝.
公元前343年,波斯帝国再次吞并埃及,建立第三十一王朝.
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军征服埃及,埃及成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延续近3000年的"法老埃及"到此结束.
二、法老埃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埃及古代文明和巴比伦、印度、中国古代文明一样,全是发生在大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或叫农本文明,而埃及文明更有典型性.
埃及的灌溉农业最为发达,最先(在铜石并用时代)跨进文明时代,最早建立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制度.
埃及的文字、几何学、天文历法、解剖学、建筑学等等,都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对周围各国和地区:利比亚、库施、蓬特、巴勒斯坦、腓尼基、小亚、希腊、罗马等都有较大影响.
农业是古埃及经济的基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的地位.
灌溉农业的发展使埃及国家走向统一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反过来又促使灌溉农业的大发展.
因此,不论是前王朝时代的埃及居民,还是法老埃及时代的统治者们,都把土地视为最大和最宝贵的财富,都把发展灌溉农业置于首位.
法老埃及时代的第一位国王美尼斯就十分重视灌溉农业的发展,把全国的水利灌溉事业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设立灌溉大臣,专门负责修建和管理水利灌溉工程.
在新都白城附近曾筑过大坝和挖掘了水库.
古王国时期留下来的许多大臣的碑铭中,都着意夸耀自己在这方面的功绩.
例如,第五和第六王朝的大臣涅海布,在自己的碑铭中说,他奉国王之命,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在埃及南部和北部都开凿过运河.
古王国的法老们宣布全国的土地为国王所有.
对土地进行丈量,登记入册,建立起正规档案.
国王把土地的大部分留给自己的王室贵族,其余一部分赏赐给有功的大臣,另一部分赠予太阳神庙祭司.
广大埃及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成为王田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王室、大臣和神庙的土地,交租服劳役.
全国水利灌溉工程的统一兴修和管理,以及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开始使用双牛牵引犁),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谷物(小麦、大麦)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增加.
亚麻、蔬菜、葡萄、橄榄等作物的产量均有较大的提高.
农业的大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促使手工业兴旺发达.
榨油、酿酒、麻织、制陶、造船、木器、铜器和金银首饰等制造业均得到发展,石材加工业和建筑雕刻业也称繁荣.
第四王朝法老胡夫大金字塔的建造和哈佛拉的狮身人面像的雕刻就是最好的例证.
文献记载,第四王朝建造的大船长52米.
第五王朝墓画中第一次出现了陶轮,表明当时埃及的手工业发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
谷物、面包、甜点心、肉、鱼、蔬菜、酒、麻布、陶器、木器、铜器等是国内市场上的主要货物.
粮食、麻纱是埃及出口的大宗商品.
腓尼基的优质木材、库施的黄金、蓬特的香料等都是埃及奴隶主贵族十分喜爱的进口商品.
在墓画中有许多商业活动的生动画面,如用瓦换鱼、用葱换扇子等等.
许多文献记载了国际贸易活动的情况.
《帕勒摩石碑》记载,从蓬特买回来了没药树脂、木板和琥珀;第六王朝官吏赫努姆郝杰普的铭文记载,他曾11次到蓬特和毕布勒(腓尼基著名城邦)经商;大臣哈库夫曾四次深入南方腹地进行贸易活动,运去的是粮食等商品,载回的是黄金、象牙等贵重商品,其中一次还带回来一个能歌善舞的矮黑人,献给国王培彼二世.
国王十分高兴,给予赏赐.
畜牧业在法老埃及时代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重要地位.
但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饲养量还比较大.
第四王朝时一个叫哈佛拉安的人在墓志铭中说,他有835头有角大牲畜,220头无角大牲畜,760头毛驴,2235头山羊,974头绵羊.
第五王朝时一个名叫萨布的人在墓志铭中说,他有406头公牛和乳牛,1237头别的公牛,10000多头小牲畜.
第五王朝的另一名奴隶主也夸耀自己仅从地里往场上运谷捆的毛驴就有2500头.
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畜牧业有了新的发展.
喜克索斯人带来的良马得到大量繁殖,同时还繁殖了骡子,用于军事和运输.
可剪羊毛的绵羊取代了不能剪毛的羊,为毛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料.
古王国末年和第一中间期,"到处是一片混乱",水利灌溉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农业连年欠收,生活"一年比一年困难".
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四分五裂,传说70个国王在位时间仅70日,不用说建造高大雄伟的金字塔,他们死后连葬身之地也难得到.
中王国时期,灌溉农业获得了较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对法雍绿洲的开发上.
法雍绿洲位于孟斐斯西南50公里处,本是一片沼泽地,中心是美利多湖,比海平面低40米.
第十二王朝的法老阿美涅姆黑特三世鉴于水利灌溉系统遭到破坏的历史教训,特别注重灌溉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对法雍绿洲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
修建了环湖大堤、水闸和连通尼罗河的运河等,把美利多湖建成了既能调节水量又能蓄水灌溉农田的水库,把湖周围的沼泽地变成了2500公顷保收田.
法雍绿洲农业的大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那里不久便成了埃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法雍地区兴起了许多新城市,如卡洪城等.
第十二王朝的法老在法雍地区建造了新都城伊塞塔维(意即两个国土的君主),以加强对其周围广阔地域的统治.
在伊塞塔维建立了豪华的宫殿.
据希罗多德记载,宫殿规模相当宏大,结构十分复杂,人们把它称之为"迷宫".
中王国时期,埃及进入了青铜器时代,生产力大大提高.
青铜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
手工业除老的麻织、造船、制陶、木器等行业之外,又兴起了新的玻璃制造业.
采矿业发达,西奈的铜矿,库施地区的金矿和铜矿,开采规模大大扩大,在许多地区还增开了新矿.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商路的开辟,为了发展与蓬特的贸易,修筑了上埃及直通红海沿岸港口的大道,商旅往来不断.
据文献记载,埃及与叙利亚之间有大道相通,商队、信使往来不绝.
海上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岛也建立了贸易联系.
黄金和白银已成为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标志着商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第二中间期,埃及经济再度衰落.
据曼涅托记载:"喜克索斯人无情地焚毁城市,夷平神庙,残酷对待一切土著居民,把一些人杀死,把另一些人的妻子儿女作为奴隶".
喜克索斯人也带来了良马和先进的青铜武器,对埃及后来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新王国时期,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的相对安定,疆域的空前扩大,生产工具的改进,尤其是国家政权对水利灌溉事业管理的加强和对农业组织工作的干预(如积极组织夏种等),以及与周围各国往来的加强,使埃及社会经济又出现了繁荣.
首先是农业的发展.
水利灌溉体系更加完善,梯形犁的推广提高了耕作效率,长柄锤便于细作,金属镰刀的使用大大加快了收割速度.
园艺业中广泛使用夏杜夫①扬水灌溉,农田轮作制大概也产生于此时.
这一切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和其它作物的产量都有较大的提高.
手工业的发展尤为显著.
冶金技术大大提高,脚踏风箱代替了吹管鼓风,提高了炉温,锻、铸技术已经普及,青铜工具和青铜武器代替了铜石器,金银艺术品驰誉四方.
纺织技术明显提高,一个纺工已能照管两枚纺锭,发明了一个织工就能织布的布机,功效提高一倍.
玻璃着色术的发明,开始生产出彩色玻璃器皿.
综合性的大作坊出现了,如底比斯阿蒙神庙的作坊,就聚集了150名工匠,包括五金匠、木匠、皮革匠、建筑匠、雕刻匠等等.
建筑业和武器制造业中专业化已比较明显.
国内贸易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经常化上.
至今保留下来的第十八王朝的一本账册记载,有一个神庙农庄,每天都把牛肉、骨头、饼、酒、粮食等交给商人出售.
第二十王朝的学校课本中也记述,商人沿河上行下行,经常将物资由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
国际贸易十分活跃,贸易范围空前扩大,商品种类繁多.
埃及从蓬特、库施等地运来黄金、象牙、香料、兽皮等贵重商品,再把黄金、象牙和埃及自己生产的漂亮的麻纱、金属工艺品、石器、陶器、粮食、白银等商品销往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半岛等地,然后再从赫梯、叙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等国买回铁器、手工艺品、优质木材、铜等货物.
文献记载,塞浦路斯国王曾将500塔兰特铜运往埃及交换白银和金银工艺品.
此外,埃及还与遥远的亚述、巴比伦、米坦尼也建立了商业联系.
新王国后期和后王朝时期,埃及经济再度衰落,只有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525年)一度"复兴".
铁器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城市也随之发展起来.
据希罗多德记载,当时埃及"有人居住的市邑两万座".
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中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段——主人和奴隶.
就目前所知,埃及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国家.
大约在公元前五千纪,人工灌溉农业得到初步发展,粮食有了剩余,为阶级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把可能变成了现实,战俘变成了奴隶.
例如,在著名的战场调色板上面刻有战俘被捆绑起来的情景,而在蝎王权标头上面刻有奴隶劳动的情景,劳动的奴隶形像与战场调色板上面的战俘形像完全一样,说明战俘变成了奴隶.
法老埃及时代的历史,是埃及奴隶制发生、发展、繁荣到衰落的历史.
①shaduf又叫桔槔,一种汲水的工具.
古王国时期,埃及奴隶制得到了较大发展.
第四王朝的国王斯尼弗鲁南征库施,俘虏7000人,西讨利比亚又俘虏1000人.
第六王朝的大臣乌尼在他的铭文中记载:"在(那里)夺得了无数(贝督因人)以为俘虏".
除了战俘奴隶外,还有债务奴隶,一些负债的农民,因还不起债,妻子儿女沦为债奴.
奴隶的社会地位很低,被称为"头",与牲畜同列,可以随意买卖和转赠.
奴隶的生活很苦,不仅要从事繁重的劳动,而且要受到监工的鞭笞,不少奴隶惨死在建筑宫殿和陵墓的工地上.
古王国时期,奴隶的数量有限,远远少于自由人的数量.
农村公社是古埃及最基层的社会单位,贫穷的农村公社成员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他们名为自由人,实际上和奴隶的处境相差无几.
古王国时期,他们变成了王室农民,土地被完全剥夺,世世代代要为王室贵族、大臣、神庙祭司耕种土地,交租服劳役.
为国王建造豪华的宫殿、巨大的神庙和高大雄伟的金字塔,修建巨大的水利工程——堤坝、运河和水库等.
国王、大臣和神庙祭司是埃及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和上层.
他们残酷地压榨奴隶和贫苦农民,过着舒适而奢华的生活.
他们在大群仆人的簇拥之下,带着猎狗巡视自己的牧场和禽舍,在自己的广阔领地上逍遥自在地漫游;他们和妻子儿女坐在一起,让僮仆们排列成行,向他们献上鲜花、水果、小兽、小鸟、成筐的食品和成罐的饮料;他们还在游船上举行野餐,在草丛中狩猎,尽情地寻欢作乐.
整个埃及社会就像一座大金字塔,坐在高高的金字塔尖上的是埃及国王,第二层是大臣和神庙祭司,第三层是中小奴隶主即地方官吏和公社长老,第四层是公社一般成员,最底层是奴隶.
中王国时期,埃及奴隶制有显著发展.
不仅战俘奴隶大量增加,而债奴和罪奴的数量也日益增多.
如阿美涅姆黑特三世的近卫长官胡舍别克,在他当士兵时国王曾赏赐给他60名奴隶.
后来升为队长后,国王又赏赐他100名奴隶.
第十二王朝至第十三王朝初的一个纸草卷记载:一个奴隶主给其妻95名奴隶,其中83名保留有名字,包括亚洲奴隶49人,埃及奴隶33人(男15人,女12人,男孩4人,女孩2人).
亚洲奴隶无疑是战俘奴隶,埃及奴隶大概是债务奴隶或罪奴.
95名奴隶所从事的劳动各种各样,有家仆、厨师、教师、酿酒工、皮鞋匠、纺织工、仓库看门人、理发师、讲故事者、花匠……等.
纸草卷还记载了被关在监狱中实行强制劳动的罪奴的情况,如果他们越狱逃跑了,就将其家属捉来当人质.
中王国奴隶制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中小奴隶主得到迅速成长,出现了被称为"强有力的涅杰斯"的新贵族.
他们支持国王,平叛有功,被提拔为中央和地方官吏,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二、三十名或更多的奴隶.
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第十一王朝的一个名叫提伊的人,一方面自称是"善良的涅杰斯",另一方面又称自己是"底比斯的栋梁".
与中小奴隶主恰恰相反,广大农村公社的成员,处境日趋悲惨.
一份文献记载说:"农民,他永远被盘算,他叫苦声比'阿布鸟'还高,他比徒步三角洲的旅行家还累,…….
"位于法雍绿洲地区的卡洪城遗址是中王国时期阶级关系状况的一个缩影.
该城东部是奴隶主贵族的邸宅,每座占地300多平方米,有六、七十个房间,包括餐厅、卧室、库房、厨房等.
城西部是一片贫民窟,在长200米宽105米的土地上挤满了贫民的小屋,每个面积不及贵族住宅的五十分之一.
此外,还有一些比贵族的住宅小,但远比贫民小屋宽绰得多的狭长院落,有的是两层小楼,显然是中小奴隶主的住宅.
新王国时期,好战的法老们在大规模侵略亚洲和库施的数十次战争中,掠夺了数以万计的战俘奴隶.
如阿蒙霍特普二世第七年远征叙利亚时,一次掠夺战俘2255人.
第九年再次远征叙利亚时,又掠夺战俘101128人.
图特摩斯三世掠夺的奴隶更多,他在位的第二十八年,远征叙利亚时,就掠奴2503人,图特摩斯三世把侵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阿蒙神,一次就献给阿蒙神庙1588名奴隶.
奴隶数量大量增加,奴隶价格大大降低,不仅奴隶主贵族使用大量奴隶,就连普通士兵、牧人、工匠、花匠、司阉等也使用奴隶劳动.
奴隶被用于社会劳动的各个方面:农业、手工业、商业,甚至还让奴隶当兵.
有的大奴隶主还将剩余的奴隶出租给他人,来榨取利润.
据学者们推算,即使在新王国时期,奴隶的数量仍然少于自由人.
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奴隶最多时也未超过农村公社成员的五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奴隶和自由民一样,领取份地耕种,交租服役.
新王国时期,王田农夫仍然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他们被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经常因交不起租税而惨遭毒打,甚至被处死,弄得家破人亡.
第二十王朝的一个纸草卷记载:"书吏靠近堤岸,登记收获,后面跟着手持棍棒的门卫和手拿树枝的黑人.
(书吏)对(农民)说:"'交谷子!
'他没有,他被打倒,被捆了起来,被扔进河里,头朝下沉没下去.
他的妻子被捆着躺在他的面前,他的孩子也遭连累,他的邻居都跑了,(因为)没有谷子".
新王国的法老们把从奴隶和公社农民身上榨取来的大量财富,一方面用以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殿、规模宏伟的神庙如底比斯阿蒙神庙(即卡纳克—卢克索神庙),在尼罗河两岸的岩壁上雕凿巨大的石像,还在西底比斯的山谷中建造巨大的地下宫室,即闻名于世的"国王谷".
一方面,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穿着图案精美的细麻布衣衫,带着镶嵌宝石的金项链和金耳环,喝着美味香甜的葡萄酒,吃着可口的面包、鱼肉和软点心.
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要乐队舞女为他们演出,尽情地开心取乐.
阿蒙神庙祭司集团是新王国时期最显赫的奴隶主贵族阶层之一,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完全可以与王室贵族相媲美,甚至在新王国中后期超过了王室贵族.
据哈里斯大纸草记载,阿蒙神庙共拥有107615名奴隶,490386头大小牲畜,513处园圃与树林,1070419斯塔特土地,88艘船舶,53个手工业作坊,160个埃及城镇.
还控制着9个叙利亚和库施城镇.
阿蒙祭司集团干涉朝政,废立国王,横行无忌.
奴隶主阶级的天堂同时就是奴隶和贫民的地狱.
不甘忍受奴隶主残酷剥削的奴隶和贫民们,不断起而反抗,古王国时期,反抗胡夫和哈佛拉的奴隶贫民暴动,中王国末期爆发的规模巨大的贫民奴隶大起义,新王国时期又爆发了伊尔苏领导的奴隶大起义和法老墓地手工业匠人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推动着埃及历史的前进.
至后王朝时期,奴隶数量锐减,奴隶制已经衰落,并开始瓦解.
古埃及人民在为争取生存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非洲内陆和地中海沿岸诸国都有较大的影响.
古埃及的天文学特别发达.
马克思说:"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
①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古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62页注⑤.
埃及人就已开始测算尼罗河水涨落的时间和观察天象,发现每当天狼星与太阳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的时候,尼罗河水上涨的潮头总是到达孟斐斯城附近.
于是古埃及人就把这一天定为一年的起始,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而且相当精确的历法(约公元前4241或4236年).
一年分为三季(泛滥季、播种季、收获季),每季四个月,每月30天,年终加5天宗教节日,总共365天.
比地球绕太阳一周仅差四分之一天.
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在埃及太阳历的基础上制订了自己的儒略历(又叫朱里亚历).
16世纪,欧洲人又对儒略历进行改革,产生了格里高利历,即今天仍在使用的太阳历.
古埃及人已观测到并绘制了大熊星、小熊星、北极星、天狼星、猎户星、天蝎、白羊等40多个星座的"星位图".
神职人员已会使用一根测距棍和一个附有铅垂线的直角尺,相当准确地测定巨大建筑物的方位,如建成后的胡夫大金字塔的方位偏离正北方向还不到一度.
古埃及的几何学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高峰.
希罗多德曾经指出,希腊的几何学来自埃及.
由于丈量和划分尼罗河水涨落后的土地,修建巨大的水利工程,建造高大雄伟的金字塔、宫殿、神庙,测定谷堆等的需要,使埃及的几何学十分发达.
中王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莫斯科纸草卷》、《莱茵纸草卷》等表明,当时已采用十进位法,已懂得计算三角形、长方形、梯形、圆形的面积和圆柱体、角锥体、半球体以及更复杂的物体的体积的方法,尤其是圆周率已确定为3.
16.
设计和建造得相当完美的大金字塔和底比斯阿蒙神庙都充分体现了埃及几何学的高超水平.
古埃及人在建筑学上的辉煌成就更令人叹服.
金字塔和阿蒙神庙都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不朽奇迹.
在铜石并用时代建成的大金字塔不仅以高大雄伟闻名于世,而且墓道、墓室的方位、比例、尺寸之精确,建筑之精细,具有最完美的几何图形,历近5000年不毁,就连现代的建筑师们也无不为之惊叹!
卡纳克——卢克索神庙始建于中王国时期,完成于新王国时期,是两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已被考古学者全部发掘出来.
卡纳克神庙的圆柱大厅面积达5000平方米,由16排共134根圆柱支撑,柱身为红色花冈石,刻满了像形文字和各种浮雕画,中间两排最大的石柱高21米,柱头呈开花状,据说每个柱头上可立百人,气势之磅礴,技艺之精湛,是建筑史上的杰作.
建筑上使用拱顶和圆柱,早于西亚、希腊和罗马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大贡献.
古埃及的雕刻、绘画,浮雕发展水平也相当高.
无论是人物雕像,还是绘画和浮雕中的人物,都极为精确地刻画了人体的一切细微之处,尤其是飞鸟、游鱼、奔牛更是形像生动,栩栩如生.
就雕像来说,不仅种类多,有木雕(如村长像)、铜雕(如培彼二世像)、金雕和石雕,而且艺术风格随着时代的发展日趋完美.
在古王国时期,雕刻艺术的特点是朴素、严谨、有力,特别是统治者的雕像,故意雕成高大、凝视、呆板的样子,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到新王国时期,雕刻的风格更为细腻、优美、逼真.
涅非尔提提王后像是典型代表,她头戴金边青兰花带王冠,颈上带着五彩项链,双眼嵌玻璃珠,神采奕奕,栩栩如生,令人难忘.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浮雕和绘画都以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狩猎和商业活动为主题,如耕地、播种、收割、打场、吹管冶炼、以罐换鱼等生动画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各个侧面的真实情况,这是人们研究埃及古代社会的宝贵材料.
古埃及的医学十分发达,尤其是外科学知识更为丰富,这与制作木乃伊直接有关.
在治病和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古埃及人掌握了丰富的医学、化学、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据现代学者分析,制作木乃伊所用的氧化钠溶液是由碳酸钠、碳酸氢钠、硫化纳和盐混合而成的.
遗留下来的宝贵医学文献《埃伯斯纸草卷》、《史密斯纸草卷》等证明,古埃及人已初步认识到人的生命与心脏及血液循环的重要关系,认为从心脏发出的22个脉管对人的生命有决定性作用.
《史密斯纸草卷》实际上是一篇精彩的骨外科学和外科病理学论文.
它对48个病例(主要是头部、面部伤口和骨骼、关节损伤及颅骨、胸骨穿孔等病)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包括病情观察、诊断和临床治疗方法等部分.
这些高超的治疗技术当时就传到了希腊、罗马和西亚许多国家,有些治疗方法在埃及一直沿用至今.
古埃及的医药学也非常发达.
如埃及第三王朝国王左瑟的御医伊姆荷太普,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和药学家,埃及人把他尊奉为医药之神"伊梅夫塞斯",后来希腊人也把他奉为自己的医药之神阿斯克莱比奥斯.
考古学者还发掘出一套古埃及的外科医疗器械,在当时的世界也是很先进的,证明古埃及的外科手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宗教是社会生产力和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古埃及人已定居在尼罗河谷地,进行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变化开始思考和解释.
但是,他们对大自然的变化原因和规律尚不认识,在大自然的变化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于是便拜倒在大自然的脚下,把赖以生存的尼罗河水、大地和太阳等奉若神明,顶礼膜拜,把凶禽猛兽——雄鹰、狮子、老虎、蛇、鳄鱼等等视为神圣,作为本氏族或部落的标志——图腾,不准杀害和捕食.
这是原始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即宗教的萌芽,有的学者称之为原始宗教.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部落或部落联盟在征服战争中获胜变成了早期小国.
图腾变成了国家的保护神.
如鹰神(荷鲁斯)等.
自然崇拜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古埃及人特别尊崇尼罗河,把尼罗河奉为最伟大、最崇高的神.
因为尼罗河水和肥沃的河谷平原给埃及人带来农业丰收和畜牧业的兴旺发达,尼罗河岸又是死后继续生活的归宿,所以水神奥西里斯是丰收之神又是阴世判官.
古埃及人编造的奥西里斯死而复活的故事,无疑是人们对于季节循环、植物荣枯和人死后生活思索的集中反映.
由于太阳不仅给人以光明和温暖,而且促使农业和畜牧业丰收,所以太阳神(先后叫拉、阿蒙、阿吞)获得了特殊地位,成了埃及的主神、最高神.
埃及统一国家形成后,宗教变成了国王统治全国臣民的精神武器.
国家设立了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人员——祭司,他们把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合二为一.
例如古王国时,国王把太阳神拉(呈鹰形)尊为全国最高神,把自己打扮成"太阳神之子";再如新王国时期,法老把阿蒙神(呈公羊形)奉为全国最高神,把自己说成是阿蒙神的宠儿.
在法老埃及时代,祭司集团的势力不断增长,成为一个特殊的统治阶层.
到新王国时期,祭司集团的势力高度膨胀,有的直接掌握王权,治理国家.
古埃及人由于相信死后只要把尸体保存好,就能复活,在阴间继续过人间一样的生活,所以人们,尤其是国王,在活着的时候便开始建造坟墓,死后把尸体制成木乃伊,放入墓穴中.
国王死后,在尸体一侧切口,将内脏取出,通过鼻孔将脑髓吸出,然后把尸体放入氧化钠中浸泡70天,便成了木乃伊.
早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创造了象形文字.
最初是图画文字,如太阳画⊙,水画等.
后来发展为表意字,之后又发展为具有抽象性的表音字,最后出现了24个表音符号.
但还不是真正的字母文字.
腓尼基人在埃及的24个表音符号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摸索,终于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字母文字.
古希腊人又在腓尼基的22个字母(全是辅音)的基础上,增加了元音字母,形成了希腊字母文字.
现在欧洲各国的字母文字都是从希腊字母文字发展而成的.
埃及的象形文字十分复杂,书写起来十分不便,于是在应用中不断简化和改进,由最初的碑刻体演化成了祭司体,之后又演化成世俗体.
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希腊文和拉丁文传入埃及,出现了科普特文,象形文字受到排挤.
至阿拉伯人迁入埃及后,象形文字被遗忘,失传了.
直到18世纪法军入侵埃及时,偶尔在罗塞达要塞发现了一块刻有三种相同内容的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世俗体和希腊文的雪花岩石碑.
法国青年学者商博良经过深入细致研究,并与菲累岛上发现的方尖碑铭文相对照,终于在1822年释读了埃及象形文字的若干符号,获得了一把打开古埃及文字之谜的钥匙,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埃及学.
埃及文学产生于古王国时期.
神话传说是最初的文学作品的素材.
如著名的水神奥西里斯死而复活的故事等.
金字塔咒文也属于早期文学作品之列.
中王国时期,埃及文学发展到了高峰.
内容和体裁都比较丰富.
有反映贫民奴隶大起义的著名箴言《伊浦味陈词》,有反映富人和穷人死后一律平等的《绝望者和自己灵魂的对话》.
也有反映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的诗歌《牧童歌》、《挑夫歌》、《打谷歌》.
还有反映农民的聪明才智的故事《能说善辩的农夫的故事》,《遭难水手的故事》和《一个国王的故事》等.
新王国时期写实的游记颇为流行,著名的《乌奴阿蒙旅游记》就是一例.
《阿吞颂》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抒情诗.
它热烈地赞颂了太阳的伟力.
基督教的《旧约》圣经中的《诗篇》第104篇,赞颂耶和华神的诗明显地受了《阿吞颂》的影响.
《图特摩斯三世远征记》是一部富有历史价值的史学著作,记述了图特摩斯三世17次远征亚洲的历史,其中第一次远征中关于米吉多之役的记载最为生动详细,是后人研究古埃及军事史的珍贵材料.
古埃及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书写在纸草上的.
纸草是下埃及沼泽地带特有的一种高杆植物,茎部富有纤维,将其剖成薄片长条,压平晒干,再用树胶粘联起来,便成为大张的相当好的纸卷,有的长达几米乃至数十米.
西语中的"纸"字,如英文Paper就是从Papyrus即纸草而来的①.
纸草作为商品销往地中海沿岸许多国家,许多古文卷就是以纸草卷的形式遗留至今的.
三、纳帕塔和麦罗埃时期的库施国家库施文明是非洲大陆仅次于埃及文明的古代文明,距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
古埃及人称北起尼罗河第一瀑布,南至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交汇处的地带(即东苏丹地区)为库施,古希腊人称为努比亚.
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都把库施人叫作埃塞俄比亚人②.
库施的地理环境与埃及相似.
尼罗河流贯南北,定期泛滥,土地相当肥①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2页.
②意即晒黑了脸庞的人.
与今埃塞俄比亚的国民无渊源关系.
沃,非常适宜发展大规模的灌溉农业.
库施有丰富的金矿、铜矿和铁矿等,为发展手工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库施又处在南北交通和东西交通的十字路口,北边通过埃及可以直达地中海,南面沿青、白尼罗河而上,可到达非洲腹地,西边畅流的迈利干河、霍瓦尔干河和科尔多凡平原、达尔富尔平原是通往乍得湖地区的方便之路,向西可直达尼日尔河流域和西非内地,东边的阿特巴拉河及其支流,埃塞俄比亚山麓平原和直达红海海岸的洼地,都是通往埃塞俄比亚高原、红海和印度洋的方便路线,为发展对外贸易和过境贸易提供了优越条件.
因此库施也是近东、远东和地中海欧洲文化的汇合处之一.
库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纳帕塔以前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760年)、纳帕塔时期(公元前760—前530年)、麦罗埃时期(公元前530—公元350年).
它是今苏丹共和国古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纳帕塔以前时期.
早在埃及古王国之前,库施人就已定居在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的广大瀑布地区.
据文献记载,自埃及第二王朝时期起,埃及与库施便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在埃及的直接影响下,库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渐发展起来.
公元前8世纪末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达到了极盛时期.
古王国的法老们不断进犯库施人部落.
据记载,埃及第六王朝(公元前23世纪前后)的法老已开始征集库施人当兵,并派人深入库施腹地,掠夺黑檀木、象牙、乳香等.
中王国的第十二王朝时期(公元前19世纪),埃及法老谢努塞特三世曾四次出兵侵略库施,占领了尼罗河第一和第二瀑布之间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商站,开采金矿、铜矿,采伐木材等.
新王国的第十八王朝时期(公元前16世纪),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一世亲率大军侵略库施,一直打到尼罗河第四瀑布以南地区.
在库施的领土上建立起统治机构,派驻总督进行治理.
埃及的统治大概一直延续到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时期(公元前1304—前1237年).
库施的早期文明是古埃及人和库施人共同创造的,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埃及的很大影响.
库施人所信奉的神是埃及的阿蒙神,并建造了和埃及一样的阿蒙神庙.
来自埃及底比斯阿蒙神庙的祭司主持库施的宗教活动.
埃及人建筑起来的纳帕塔城成了库施人宗教活动的中心.
库施人最初使用的文字也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库施早期的采矿业(金矿、铜矿)和伐木业也主要是由埃及人进行的.
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库施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详细情况还不太清楚.
纳帕塔时期.
考古学者们在库施的遗址中发现了上千块残碑,根据碑文已考订出67位国王.
第一位国王是卡施塔(约公元前760—前751年在位).
这时的库施王国已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其疆域北起尼罗河第一瀑布,南至尼罗河第六瀑布的广大地区,首都设在第三与第四瀑布之间的纳帕塔古城.
此时正值埃及的弱小王朝——第二十四王朝的统治时期,对库施的发展十分有利.
卡施塔国王不断对埃及用兵,占领了埃及南部的部分领土.
在卡施塔的儿子佩耶①在位期间(约公元前751—前716年),埃及第二十四王朝的法老们与底比斯阿蒙神庙的祭司不和,他们向佩耶发出了求援信.
早已想染指埃及的佩耶欣然同意,挥师北上,迅速攻占了第二十四王朝的首都底比斯.
但是,在围攻赫尔摩波利斯城时遭到了顽强抵抗,久攻不下.
佩耶最后想出了一条妙计,下令在城外修筑高塔,弓箭手从高塔上向城中放箭,居高临下,①又译皮安希.
万箭齐发,使埃及军队死伤惨重,被迫投降.
佩耶继续北进,势如破竹,攻占孟斐斯古城,在普塔神庙宣布佩耶为上、下埃及之王,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二十五王朝(约公元前730—前656年),又叫埃塞俄比亚王朝,即埃及历史上著名的黑人王朝.
佩耶占领埃及后不久便回到纳帕塔,埃及第二十四王朝复辟.
佩耶死后,沙巴卡继位,再次进军埃及,消灭了第二十四王朝复辟势力,恢复对埃及的统治.
此后库施进入极盛时期,对外界产生巨大影响,连强大的亚述帝国也希望同库施友好.
沙巴卡死后由其弟塔哈卡继位.
塔哈卡英勇善战,应耶路撒冷犹太王希西家的请求,挥师远征,击败了强大的亚述军队,名扬西亚、北非.
他的名字被载入犹太人的《圣经》之中①.
库施的势力还向南扩张,直到今散纳尔,成为古代世界的一大强国,首都也由纳帕塔迁到了上埃及的锡布兹(今卢克索).
塔哈卡死后,由其兄长沙巴卡之子坦韦特阿美尼继位.
在他继位之前,即公元前671年,亚述军队已侵入埃及,占领了孟斐斯古城.
他即位不久,便挥师北上,受到底比斯祭司们的热烈欢迎.
他迅速夺回了孟斐斯,镇压了忠于亚述人的埃及小王公.
公元前663年,亚述军队进行反攻.
他们兵种齐全(包括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辎重兵和工兵),装备精良(士兵配有铁制刀矛、战斧、弓箭、盔甲和攻城器、投石机)攻势十分凌厉,势如破竹,库施军队节节败退.
底比斯城被亚述军队攻克并劫掠一空.
在强敌压境之下,坦韦特阿美尼又将都城迁回纳帕塔,库施人在埃及建立的第二十五朝到此结束.
库施是一个早期奴隶制国家.
在纳帕塔时期以前,农业和手工业已使用奴隶劳动.
纳帕塔时期,库施奴隶制得到充分发展.
农业、畜牧业和采矿业等都普遍使用奴隶进行生产,家内劳动也使用奴隶,奴隶劳动构成了社会生产的基础.
由于奴隶数量很多,用于生产之外还有剩余,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成百上千的奴隶贩卖到埃及或中近东一些国家和地区,高价出售,牟取暴利.
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
库施在对周围部落的掠夺战争中,获得了大批战俘奴隶.
国王往往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阿蒙神的保佑,把大量的战俘奴隶献给阿蒙神庙.
在神庙里,土地主要由奴隶进行耕种和收获,其它劳动也由奴隶来承担.
纳帕塔时期,库施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早在立国之前,畜牧业已有千年的历史,尤其是养牛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群大群的长角牛和短角牛为库施人提供了丰富的肉类食物.
库施人还畜养绵羊和山羊,以及少量的用以载重的马和驴.
农业也有悠久的历史,库施的灌溉农业比较发达,种植的作物有高粱、大麦、小麦、蔬菜等.
葡萄和其它水果的种植相当普遍,几乎到处都有葡萄园和各种果园.
采矿业也十分发达,开采铜矿和金矿是库施的传统项目.
公元前7世纪,又开采了铁矿,并开始冶铁和制造铁器.
库施进入铁器时代.
此外,沙漠地区还盛产各种宝石和半宝石,著名的有紫晶、红玉、红锆石、绿柱石、金黄色宝石等.
农牧业和采矿业的发达,带来了商业主要是对外贸易的繁荣.
库施的对外贸易完全控制在国王和达官贵族手中,他们委派专人进行经营.
出口商品主要是黄金,其次是皮货、象牙、香料、乌木等,大量销往埃及、希腊、罗马以及西亚地区.
①其名译为特哈加.
纳帕塔时期,埃及文化对库施的影响是很大的.
库施国王,特别是塔哈卡积极吸收埃及文化.
库施国王仿效埃及法老的官僚体系,建立起自己的专制统治.
王权神化,尊奉埃及的阿蒙神为库施的最高神,建造了规模巨大的阿蒙神庙,也像埃及法老一样,把自己说成"阿蒙神之子",依靠神的威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王权至高无上,国王活着是全国臣民的独一无二的君主,死后幻想继续统治臣民,做阴间的君王,和埃及法老一样,建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陵墓——金字塔.
国王还经常把大片的土地和战争中掠夺来的奴隶和财物献给阿蒙神庙,纳帕塔阿蒙神庙的祭司们也和埃及底比斯阿蒙神庙的祭司们一样,成了一个特殊的奴隶主贵族阶层,具有强大的势力,干预朝政,决定王位的继承等.
库施的建筑和雕刻也模仿埃及的风格和技术,塔哈卡在纳帕塔附近的巴尔卡尔山麓建造的圣殿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塔哈卡的花冈岩雕像十分庄重、坚毅、果敢、有力和精美,具有埃及石雕像的风格和特点.
库施文字仿照埃及的像形文字.
考古学家已发掘出公元前8—6世纪的大量石碑,其碑文是纯正的埃及文字.
公元前655年,埃及人民赶走了亚述统治者,获得独立,建立了第二十六王朝.
公元前593年,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法老萨美提克二世派遣一支强大的远征军,由阿马西斯和波塔西姆托率领,入侵库施.
库施兵败,首都纳帕塔的宫殿和神庙等都被摧毁,财物被劫掠一空.
库施统治者被迫退往南方,把首都迁至南部重镇麦罗埃.
至此,库施的纳帕塔时期结束(公元前530年).
麦罗埃时期.
库施统治者迁都麦罗埃,除了埃及的侵略之外,还有重要的经济原因.
麦罗埃地处尼罗河第五、六瀑布之间的河谷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周围的山区森林茂密,有丰富的铁矿和金矿,又处于水陆交通的十字路口,是发展农牧业和工商业的好地方.
早在纳帕塔时期,麦罗埃已成为库施南部的重镇.
麦罗埃又远离埃及和其它强国,可以免遭浩劫,和平地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建都的理想之地.
自公元前530年库施迁都麦罗埃起,库施才真正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远征军在洗劫纳帕塔后不久便退回了埃及.
公元前525年波斯征服埃及,波斯国王冈比西野心勃勃,不可一世,妄图染指库施.
库施国王阿马尼—纳塔基—勒布蒂(公元前538—519年在位)得知消息后,便派使者给冈比西送去一张大弓,意思是说:"如果波斯人能像我一样轻易地拉开这张弓,那就来吧!
"冈比西不听警告,亲率大军入侵库施,结果惨败,几乎全军覆没,退回埃及.
纳帕塔仍然是库施的宗教中心,当时国王的加冕仪式要在这里举行,国王的遴选也要由这里的祭司批准,国王死后还得埋葬在这里的努里墓地,表示君权神授和国王对神的忠贞.
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沙漠化的日益严重,周围地区的草原干枯,大量的牧民迁入库施北部地区,造成放牧过度,纳帕塔地区的农业和工商业大大衰落,纳帕塔才丧失了宗教中心的地位.
库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完全转移到麦罗埃.
麦罗埃时期,库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提高.
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冶铁业和采金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考古学者在麦罗埃附近发掘到大规模的冶铁遗址,在今喀土穆至瓦迪哈勒法的铁路沿线仍然可以看到当时的堆积如山的炼铁炉渣,出土的炼铁熔炉、铸造铁器的模具和铁工具.
这些表明,库施的铁矿开采、冶铁和铁器制造业十分发达,冶铁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早在1911年英国学者赛斯断言,麦罗埃是当时地中海沿岸以南非洲最大的冶铁中心,是非洲的"伯明翰".
当时,不但库施各地区都使用铁器,而且还销往南方的大湖地区和西方的乍得湖周围地方.
库施灭亡后,库施统治者被迫西迁,进一步把铁器文化传播到乍得湖地区,促进了该地区工农业的发展.
采金业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根据采金矿的遗址判断,著名学者奎林在1946年发表的著作中提出,当时库施的黄金产量高达160万公斤①.
黄金是库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发展.
从麦罗埃周围纵横交错的沟渠和蓄水池遗迹来看,当时的水利灌溉系统已比较完善,形成了渠网化,保证了农业的丰收.
农作物除原种植的大麦、小麦、高粱外,棉花的种植也相当普遍.
许多学者认为,此时埃及尚未种植棉花,库施是尼罗河流域棉花的发源地.
棉花的大量种植带来了棉纺织业的发展,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麦罗埃地处尼罗河、红海、印度洋和乍得湖贸易交通的枢纽,是这些地区的商品集散地.
非洲的黄金、象牙、香料、皮毛、乌木等商品,通过麦罗埃销往埃及、希腊、罗马、西亚等国和地区,同时又把上述地区的陶器、铜器、金银器等通过麦罗埃销往非洲内陆地区.
在麦罗埃遗址中,不仅发掘出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陶器和公元1世纪的罗马的银器及镀金酒杯,而且发掘到大量的古埃及、古罗马的钱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发掘出一个中国式的鼎.
麦罗埃时期,库施文化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
从发现的大量石碑的碑文来看,公元前5世纪的碑文已与埃及文有很大的区别.
公元前2世纪时,库施的碑文已全部是一种新文字——麦罗埃文.
麦罗埃文有23个符号,分别代表元音、辅音和音节,而字与字之间常用另一种符号隔开.
据学者们研究,库施的这套字母是吸收了古埃及的一些字母符号演变而成的,但意思不相同,写读的顺序也不同.
遗憾的是,麦罗埃文至今还未被人们释读,还不能借助这些文献材料对麦罗埃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更深入的研究.
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读懂麦罗埃文.
麦罗埃时期,库施人除了继续崇拜埃及的阿蒙神和埃西里斯、荷拉斯、托特、阿兰斯努菲斯、萨蒂斯诸神外,还继续崇拜本地的战争之神和麦罗埃神.
战神称为"阿潘德麦克",被描绘成狮首人身的形象.
他的庙宇被称为狮庙.
麦罗埃神叫"塞比尤耶迈克",意即造物主.
目前已查明的狮庙有46处,主要分布在库施的南部地区.
麦罗埃时期,在建筑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麦罗埃城面积很大,城市中央建有王城、宫殿、王室大浴池等,附近有狮庙、阿蒙神庙、国王的金字塔和公共墓地.
城四周有郊区,外围有城墙.
阿蒙神庙建筑得异常精致.
神庙内有大厅、庭院、内室、礼拜堂等,都是沿着一条中轴线建造的;此外还建造了便于宗教活动的长廊.
狮庙的建筑则比较简单朴素.
分为两类:一类由两间大厅合成;一类只有一间大厅,庙前有一个塔门护卫.
公元前30年,罗马人占领埃及后,上埃及人民不断起义,反杭罗马人的统治.
库施王太后趁机率领大军袭击驻守埃及南部边境的罗马军队,并迅速攻陷了军事要塞锡伊乃、厄勒藩廷和菲莱.
罗马驻埃及行政长官闻迅后,急忙率领1万步兵和800名骑兵赶往南部增援,在今阿斯旺一带与库施军展开了激战.
库施战败,罗马军乘机侵入库施境内,攻占了纳帕塔.
由于罗马军远离埃及,作战困难,无力攻灭库施,加上库施的顽强抵抗,双方于公元前21年(或20年)议和,签订了和约.
罗马获得库施北部一小部分领土,罗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二卷,第239页.
马军队撤回埃及.
从此以后,库施与埃及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了.
公元1世纪后,库施逐渐衰落.
学者们对库施衰落的原因见解不一.
有的认为是气候的变化造成的,即气候干旱,沙漠化进程大大加快,使农牧业和工商业全面衰落;有的认为,奴隶的反抗和奴隶来源枯竭使库施经济衰落;还有的认为,外族的入侵使库施的国力不断削弱.
我们认为,库施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沙漠化进程的加快对库施的农牧业和工商业有巨大的影响,统治阶级的腐败,奴隶来源的枯竭是库施衰落的重要原因,外族的入侵给予库施毁灭性的打击.
正值库施衰落之际,东方兴起的阿克苏姆国却达到了它的极盛时期.
国王埃扎纳(公元320—360年在位)不断向外侵略扩张,于公元350年大举入侵库施,麦罗埃城被摧毁,库施统治者逃往西方乍得湖地区.
一个文明古国——库施毁灭了.
阿克苏姆军队在大肆劫掠之后,便退了回去.
此后,在库施地区先后出现了一系列黑人小王朝,各自为政,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时间.
第三章地中海、红海沿岸的非洲上古文明一、早期北非的柏柏尔人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①紧靠地中海,面积476万平方公里.
该区域可分三个部分:北部是沿地中海的狭长平原,地中海型气候,冬暖多雨,夏季炎热,宜于农业.
内陆多高原和山地:西部有著名的阿特拉斯山系,高山之间夹有山地、深谷和盆地;东部有从南向北倾斜的高原和内陆盆地.
内陆的高原和山地基本上都是东西走向,因而东部和西部间的交通比较方便.
属良好的热带草原气候,常年温差不大,雨量集中,空气湿润,可种植谷物和经营畜牧业.
最南部是广阔无际的荒原,属撒哈拉大沙漠的一部分,气候干旱几乎无雨.
有地下水层分布的地方形成为绿洲,其面积从一平方公里至几十平方公里不等.
利于发展灌溉农业和栽培椰枣林.
①北非地区的自然条件适合人类的生存、繁衍.
它也是非洲大陆最古老的文明区之一.
公元前3000年(一说公元前2000年②),柏柏尔人是当地的土著居民.
"柏柏尔"一词是外来者对他们的称呼.
可能是古希腊人称他们为"巴巴卢"(barbaroi),后来古罗马人叫他们"巴巴里"(barbarl)演变而来,原意都是"异地人"③.
柏柏尔人则自称为"伊马齐恒",意即"自由幸福的人".
关于柏柏尔人的起源问题,目前学者们意见不一.
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们是在突尼斯西南卡普萨地区发现的,是公元前7000年前卡普萨人的后裔,柏柏尔人继承了卡普萨人的文化④.
另一种认为他们是多种人种混合的结果,即公元前9000年在北非西部存在的伊比亚—毛鲁西亚人、以后的卡普萨人和北非新石器时代的其他人种的混血种⑤.
柏柏尔人很早就同古埃及发生接触.
远在尼罗河流域统一国家出现以前,柏柏尔人就已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西北部了.
埃及的文献里把他们称作利比亚人或努米底亚人.
在公元前2500年的埃及浮雕上,清楚地显示出居住在利比亚沙漠绿洲里的利比亚人的体形和衣着.
他们身材高大,轮廓鲜明,厚唇,大胡子,颈后蓄发浓密,卷发披在肩上,前额披着一小绺卷发,双肩佩戴着宽阔别致的锦带,交叉在胸前,颈上挂着作为装饰品的项圈,腰间有腰带和遮羞布①.
原始柏柏尔人以部落或部落联盟为活动单位,分为许多支.
他们过着原始公社的生活,普遍从事狩猎和游牧,少数进行农耕.
阿拉伯著名史学家伊①包括现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国.
①WalterFitzgerald,Africa:ASocial,EconomicandPoliticalGeographyofitsMajorRegions(非洲:社会、经济、政治地理),London1955,Chap.
②TheEncyclopediaAmericana(美国百科全书),V.
3,NewYork1988,p.
③上述资料均见JamilM.
Abun-Nasr,AHistoryoftheMaghrib(《马格里布史》),Cambridge1975,p.
7;让·德普瓦、勒内·雷纳尔:《西北非洲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
④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1988,p.
552.
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330页.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333—334页.
本·哈尔敦将柏柏尔人分为三大支:一、马斯穆达人.
他们住在摩洛哥的里夫和阿特拉斯山区,多数是定居的农民.
二、桑哈贾人.
居住十分分散,住在卡比里山区的多数是农民,住在摩洛哥东南部的为半游牧民,住在撒哈拉地区的是游牧民.
三、扎纳塔人.
他们分布在北非从东到西的草原地区,从事牧业或半牧半农业②.
事实上,柏柏尔人的划分要复杂和困难得多.
如在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和摩洛哥沿海地区居住着毛里人;居住在撒哈拉沙漠边缘有法鲁西人、尼格里特人和加拉曼特人;阿尔及利亚境内和突尼斯南部有努米底亚人,其中又可分为马西尔人和马塞西尔人等.
狩猎和游牧是原始柏柏尔人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
绵羊、山羊和牛是他们的财富来源.
牧民放牧时,饲养的狗便成为他们的主要帮手.
他们同狩猎者一样,随身携带着弓箭.
食品主要是肉类和奶.
在撒哈拉地区著名的科隆贝沙尔西面的朱尔夫图勒拜地方发现了一幅原始时代柏柏尔人挤奶情景的石刻.
多数人在草原上游牧,一些人随着气候的变化,赶着畜群从一个地方迁住到另一个地方,只有少数人住在固定的住所里.
柏柏尔人早从新石器时代起就从事农业活动,种植小麦、大麦、蚕豆、鹰嘴豆等作物.
生产工具大多是石制的,也开始运用简单的木犁头耕地,不再用粗糙的锄头翻地.
当时人也注意发展水利灌溉.
在特贝萨以西的一些地方,发现了原始柏柏尔人筑有四方形围田的早期水利设施的遗迹.
从埃及的壁画和大阿特拉斯山区的雕刻中清楚地看出,柏柏尔人习惯用公牛拉犁耕地;收获时,用笨重的牛踩出谷粒.
原始柏柏尔人在从事牧业和农业时,也发展原始的林业.
他们已经掌握树木嫁接的技术.
种植椰枣树、无花果树、橄榄树等.
至今北非地区盛产的橄榄,最早的种植史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
椰枣、无花果、橄榄等水果是当时柏柏尔人最喜欢吃的食物.
在原始柏柏尔人居住的农业地区,考古发掘证明,那里人们的生活简朴.
一般衣着有花纹的布片,不戴装饰品,同从事游牧的柏柏尔人截然不同.
后者身披皮制衣着,携带有手镯、金属垂饰和陶珠等饰物.
有的身佩武器,既为装饰品,又为谋生的生产手段.
尼格里特人和法鲁西人随身携带弓和箭,努米底亚人和毛里人携带的武器是形状细长的标枪和猎刀.
古代希腊人把在沙漠地区见到的一支柏柏尔人叫作朗贡普里人,意思是"持标枪的人"①.
在农耕地区的考古发掘还发现每个坟墓里几乎都放置着几具尸体.
在尸体上涂抹着赭石色颜料.
陶器是普遍的随葬品.
陶器的类型都极为相似,有盛液体和汤用的盆、碗和高脚杯,还有各种盛放食物的浅底大盘和水果碟等.
在这些器皿上,大都穿有小孔,表明古代柏柏尔人都有把器物挂在墙上的习惯.
上述情况说明,当时的柏柏尔人已经出现了定居的群体.
原始柏柏尔人悼念死者的祭礼往往是在墓前有意留出的大片空地上进行的.
有的树立方尖碑状的纪念石或石柱以象征死者生者的威严.
考古发现,在某些坟墓周围建起了整片墓地.
这标志着一些特别受尊敬的人们生前有许多人围绕着他们,死后在他们的坟地周围也聚着大批坟墓.
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不朽著作《历史》中记述了一些柏柏尔人的发誓和占卜的方式,"他们是把他们的手放在他们中间号称最公正和最优秀的人物的②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页.
①Plinythelder,aturalistory(《博物志》),Cambridge,ol.
5,194.
坟墓上面,他们是凭着这些人的名字发誓的"①.
至今,学者们对于原始柏柏尔人的社会组织情况因缺乏史料而难以判断.
这里的一些对死者崇拜的零碎资料,使人们隐约地看到原始柏柏尔人所处的原始社会末期家长制度的情景.
原始柏柏尔人所生活着的北非,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已经同外界有着较为密切的往来.
北方同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地中海的西西里岛、撒丁岛、马耳他岛,远至意大利南部建立了联系.
考古出土物提供了不少的证明.
南欧铜石并用时代的彩陶器已经传抵今日摩洛哥的北部地区.
在北非西部出土了大约公元前2000年从伊比利亚半岛运进的紫铜和青铜制造的箭头.
北非中部卡比利亚陶器的制作是仿造从西西里岛传入的绘有褐色或黑色几何图案的陶器.
在南欧一些地方也陆续出土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非洲内陆经过北非传入的象牙和驼鸟蛋等物品.
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北非地区早在迦太基出现以前很久,就成为地中海文化圈的一个组成部分②.
应该强调指出,原始柏柏尔人同非洲大陆其他部分的联系和往来是很密切的.
这主要指同东边的埃及和南部的非洲内陆地区.
早在埃及统一国家出现前,生活在今利比亚东部境内原始柏柏尔人的某些部落已迁往埃及西北部,从事游牧或定居农业.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同埃及人逐渐融合.
法老埃及时期,来自埃及西部境外的柏柏尔人不断东来.
埃及古代文献、寺院铭文等都有丰富的记载,浮雕和岩壁画也提供了许多生动、形象的历史资料.
埃及古王国时期,把新来的柏柏尔人称之为特赫努人.
有些记载也把他们叫作特梅胡人,学者们经过考证普遍认为,特梅胡人和特赫努人虽都来自埃及西部境外,但不属于同一族群.
特梅胡人尚武.
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把他们叫作阿杜尔玛奇达伊人,这种人头发很长,很容易辨认出来,妇女在两腿上戴着青铜圈,受人尊敬.
他们有着较密切的组织①.
特梅胡人不断东侵埃及.
埃及古代文献有法老军队同他们作战的记载.
埃及第十九王朝时,拉美西斯二世在挫败特梅胡人入侵后,在西部的阿拉曼沿地中海海岸建立了一道防线,以阻止他们继续来犯.
同时,他又将骁勇善战的特梅胡人编入埃及军队,作为雇佣军.
公元前13世纪时,特梅胡人的一支利博人和梅什维什人日益强大起来.
他们有优异的军事素质,常常袭击埃及的西部边境.
古希腊人曾同利博人发生接触.
前者根据族名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称之为利比亚,利比亚这个地理名称就此沿袭了下来.
在埃及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期间,埃及军队于公元前1194年至公元前1188年间连续发动了征服利博人和梅什维什人的战争.
埃军得胜后,将许多战俘强行编入法老的军队.
公元前11世纪,利比亚军官在埃及军队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公元前10世纪中叶,他们推翻了埃及第二十一王朝,使埃及国家处于分崩离析、权力分散的状态.
利比亚将领塞桑克取得政权,建立了第二十二王朝,史称"利比亚王朝".
接着又相继建立第二十三王朝和第二十四王朝,统治了埃及200年时间.
当时,撒哈拉地区因干旱引起的沙漠化并未完全隔断北部非洲同非洲内陆的联系.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撒哈拉地带的不少地方沙层浅薄,地下水层①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99页.
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330页.
①希罗多德:《历史》,第498页.
离地面很近,溢出地表的水量很大,形成湖泊和沼泽地.
各处依然水草茂盛,林木葱茏.
长期生活在沙漠绿洲和沙漠南缘的居民大多是黑色皮肤的人种,是古代尼格罗人的一部分.
他们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还有的发展着灌溉农业.
柏柏尔人经常深入南方,同他们交往.
经过长期的接触,有的融合成新的混合居民,如加拉曼特人就是著名的一支①.
有些柏柏尔人还径直南下,直抵尼日尔河的河曲地带.
一些人在那里定居下来.
随着人们往来的频繁,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物品交换增多.
穿越撒哈拉地区的商道开始出现.
初期的交通依靠步行,或用牛、驴子等作为负重工具.
公元前16世纪前,马匹引进非洲,用于撒哈拉地区,推动着交通的发展.
在今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塔西里地区和撒哈拉其他地方遍布着马拉战车图案的岩壁画.
假如将分散在各地的这种岩壁画连结起来,可以发现存在着东、西两条穿过沙漠的通道.
东边的一条主要经过塔西里、阿哈加尔、阿德腊尔到达尼日尔河畔的加奥.
西边的一条从今摩洛哥南部的泽木尔和今毛里塔尼亚的阿德腊尔、提切特、瓦拉塔一直到达尼日尔河西北岸②.
往北运走的物品主要有象牙、驼毛和小米等,南下的物品主要有食盐、装饰物等.
虽然这时期的交往十分有限,但为以后迦太基人深入非洲内陆奠定了基础.
上述这些事实也说明,尽管有横贯大陆的撒哈拉大沙漠,但没有能够阻断非洲北、南两个地区的交流和往来.
自古以来,非洲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二、迦太基迦太基是居住在西亚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在今突尼斯湾霸占了早期柏柏尔人的土地后建立的国家.
早先,迦太基作为殖民地的建立是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从事商业活动的结果.
腓尼基人是古代世界著名的从事海外商业贸易的民族.
公元前12世纪前,西班牙是地中海区域主要的产银地之一,吸引腓尼基商人前往寻找金、银、铜、锡的产地.
公元前1110年,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加的斯殖民地.
腓尼基商人用少量的货物换取当地的银子,运往希腊、小亚细亚等地获取大量的利润.
从西亚地中海沿岸到达西班牙路途遥远,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通常的航行都是紧靠着海岸行驶,夜间靠岸停泊.
那时腓尼基商人也沿着北非海岸西行,每隔30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停留站.
有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停留站后来发展为永久性的殖民地.
这是因为当时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和西地中海的居民经济发展和政治组织都落后于腓尼基人,防御力量也自然不足以保护自己,腓尼基人比较容易地利用这些来发展自己的地盘①.
迦太基相传建于公元前814年,是在北非晚于乌提卡(公元前1101建立)的一个重要殖民地.
迦太基这个名字来自腓尼基文KartHadasht,意即"新城",以别于腓尼基本土的"旧城".
从其取名可以了解腓尼基人是把它作为在西地中海区域的主要殖民地对待的.
公元前7世纪左右,北非出现了一系列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如大雷普提斯(又叫勒布达)、哈德鲁梅特(苏塞)、提帕萨、锡加、利克斯(切米什),最远是大西洋沿岸的鲁萨迪尔(阿加迪①C.
M.
Daniels,TheGaramantesofSouthernLibya(《南部利比亚的加拉曼特人》),Wisconsin1970,p.
②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1978.
p.
280、p.
282.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344页.
尔).
后来由于腓尼基人在西亚地中海沿岸的势力急剧衰落,迦太基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而显示其特殊的地位.
自公元前6世纪起,迦太基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
它既是腓尼基人的军事基地,又是大贸易中心,后来逐渐变为西地中海各腓尼基殖民地的都城,负责保卫这些殖民地的利益,同时又保卫它们的安全.
自此以后,在古代世界这一地区就再也不提腓尼基人,而以迦太基人著称.
迦太基以其政治、经济优势,积极向外进行殖民扩张活动.
在公元前6世纪时,它的领地除了包括今北非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利比亚西部沿海地区外,还有西班牙的东南海岸、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尼亚和科西加,以及西西里岛西部地区,成为西地中海最强盛的国家,不少史书把它称之为迦太基帝国①.
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也在地中海积极扩张势力范围.
他们占领了埃及以西北非东部的一些地方,建立了殖民地,其中最著名的是今利比亚的昔兰尼加.
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迦太基人与希腊人为争夺地中海上的霸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最后,双方在地中海上以东经15度为界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东边为希腊人活动的地盘,西部为迦太基的势力范围.
自此,北非东部基本上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西部则受腓尼基文化的影响为主.
海上转口贸易是迦太基的主要经济活动.
他们贩运布匹、染料、陶器、玻璃器皿、象牙、宝石、珠子、黄金、银子、锡,甚至奴隶等等.
这些商品在迦太基集散,销往各地.
迦太基为了扩大海上贸易,组织了庞大的商船队.
除了在西部地中海进行贸易活动外,船队又进入大西洋,据说北上抵达不列颠海岸,南下沿摩洛哥海岸到达今西非的塞拉利昂,甚至到达今喀麦隆沿海地区.
迦太基在其控制的疆域内实行贸易垄断制度.
在西部地中海的贸易中,严格禁止外国商船进入迦太基以西的地区进行贸易,否则予以击沉.
外国商人只好将运来的货物转移到迦太基人的商船上,再运到目的地.
迦太基商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在大西洋贸易中,迦太基船队经常到达西班牙北部海岸,除了在那里获得银子外,还取得从不列颠运来的锡.
著名的加的斯成为重要的货物转运站.
在摩洛哥以南沿海的贸易也很频繁.
希罗多德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迦太基商人在那里同土著黑人进行"哑贸易"的情景:"迦太基人到达了这个地方并卸下了他们带来的货物,而在他们沿着海岸把这些货物陈列停妥之后,使登上了船只,点起了有烟的火.
当地的人民看到了烟便到海边来,他们放下了换取货物的黄金,然后从停货的地方退开.
于是迦太基人便下船,检查黄金.
如果他们觉得黄金的数量对他们的货物来说价格公平的话,他们便收下黄金,走他们的道路.
如果觉得不公平的话,他们便再到船上去等着,而那里的人们便回来把更多的黄金加上去直到船上的人满意时为止.
据说在这件事上双方是互不欺骗的.
迦太基人直到黄金和他们的货物价值相等时才去取黄金,而那里的人也只有在船上有人取走了黄金的时候才去动货物"①.
据记载,迦太基人韩诺沿摩洛哥海岸航行南下直抵几内亚湾,①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347页;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p.
116—140.
①希罗多德:《历史》第507页.
并在沿线建立了一系列商站②.
有关迦太基人从陆上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西非内陆的历史记载也是很多的.
这些通道都是在过去原始柏柏尔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长期以来,迦太基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实行垄断制度,严禁希腊人进入该地区.
他们自己却以大雷普提斯、塔布拉卡两个殖民地为基地,向南利用地理障碍很少的有利条件,深入撒哈拉以南地区.
这两个基地地处中部撒哈拉通道(加达姆斯至尼日尔河)的顶点,从锡尔特湾到加拉曼特人居住的泽尔马只需要30天的路程①.
希罗多德曾提到加拉曼特人和纳萨莫内人,他说年轻的纳萨莫内人随着迦太基人利用战车穿越撒哈拉,进入西非.
据说在那里遇到了肤色漆黑的侏儒.
到达了一个城镇,"有条大河流过这个城镇,流向是从西到日出的方向,河里面可以看到鳄鱼"②.
学者们认为这条大河实际上就是著名的尼日尔河③.
通过撒哈拉的贸易活动也得到了发展.
双方的交易除了象牙、兽皮、驼毛、食盐、宝石等传统货物外,从南方贩运黑人,在北非卖为奴隶的现象也很普遍.
黑人奴隶的到达可以满足迦太基大庄园主对劳动力的需要.
希罗多德记载加拉曼特人曾驾驶四匹马拉的战车,追逐"埃塞俄比亚人"(指黑人)的资料.
显然,这是同掠夺奴隶有关的.
迦太基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最为突出,享有盛誉.
迦太基的权贵们向内地蚕食柏柏尔人耕种的土地.
在平原地区建立起大庄园,种植大片橄榄林、葡萄园、无花果树园等等.
谷物的种植面积最大,使用铁三角铧制成的简陋犁和各种打禾用的钉齿板作为生产工具④.
庄园的劳动力主要依靠被征服的柏柏尔人奴隶和从撒哈拉以南贩卖来的黑人奴隶.
庄园主管理严格,农田耕作十分精细,谷物产量颇大.
迦太基境内粮食能够做到自给自足.
迦太基人玛哥总结了他们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写作了20卷农书.
在书中介绍了许多农业生产的方法,还详细地叙述了经营和管理田庄的方法.
这些书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畜牧业同样得到重视,牛、山羊、绵羊和骡等大量繁殖.
养马业的发展尤为突出.
每年有大量牲口输往境外.
沿海的捕鱼业也相当发达,能在海上长时间作业,船上设有储存各种鱼类的仓库.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迦太基的造船业、木器制造业、铁器制造业、铜器和稀有金属的加工业,还有武器制造业都很发达.
染织业、服装制造业、制革业和日用品制造等也很发展.
这些工业部门在古代世界也素负盛名.
迦太基是个奴隶制贵族共和国.
最初的统治者来自腓尼基推罗城邦的贵族和移民.
据希腊作家们的记载,迦太基的奠基者是当时推罗国王的姐妹伊丽萨(又叫娣多).
她和她的追随者们到达北非,向当地的柏柏尔人购买了一块土地,建立了后来的迦太基城①.
迦太基面临地中海,有两个巨大的停泊商船的港口,也有内港和仓库,可停靠数百艘战舰.
迦太基的城墙又高又厚,②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p.
297—298.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350页.
②希罗多德:《历史》第290页.
③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
284.
④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北非史》,第一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47页.
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
118.
长度约有35公里.
公元前5世纪时,全城(包括奴隶)约有40万人,其规模相当于当时希腊名城雅典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迦太基的统治阶级成份发生了变化,大商人、船主和经营农业的奴隶主成为它的主要部分.
掌握有政治和军事、宗教和司法权力的国王不是世袭的,而由统治阶级选举产生.
约在公元前5世纪,国王的地位大大衰落,这同"苏发特"地位的上升有关.
苏发特是当时迦太基的官衔,是指统治一方的行政长官.
他们经市民选举产生.
国家每年选出两名苏发特执政,兼有法官和行政长官的职权,掌有国家实际权力③.
有的学者把他们比之于希腊诸城邦以及后来的罗马执政官.
在迦太基,富商如同贵族也有很大权力,可以参加国务会议,同国王和苏发特一起议政.
军队的指挥权同其他政府职务分开,平时不设常备军.
迦太基市民可免服兵役,没有常任的司令官,只是在打仗时才任命军事将领,招募士兵.
迦太基统治阶级为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一方面积极雇佣柏柏尔人当兵,另一方面又实行鼓励腓尼基来的移民同柏柏尔人通婚的制度.
迦太基统治者还对柏柏尔人实行横征暴敛的政策,其中向柏柏尔人征收高额的贡赋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迦太基统治阶级内部因经济、政治主张不同而分为两大派:一是重视经营奴隶制大庄园的重农派;二是重视国内外贸易的重商派.
前者要求向北非内地扩张领土,后者主张在海上实施扩张.
两派间斗争激烈,严重影响了统治集团的决策,削弱了奴隶制国家的基础.
虽然迦太基对被征服的柏柏尔人采取高压政策以稳定其统治,但是柏柏尔人誓死不屈,进行了数百年的斗争,不断掀起奴隶和牧民的起义.
其中以公元前4世纪中叶和公元前3世纪40年代的两次起义的规模最大.
在早期的发展中,柏柏尔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一是努米底亚人建立的努米底亚国,一是毛里人创建的毛里塔尼亚国.
现代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三国的最早建国历史可以上溯到这个时候.
罗马和迦太基这两个强国为了西部地中海的霸权,在公元前264—146年间进行了三次战争,因罗马人称迦太基为"布匿",史称"布匿战争".
这些战争最终导致了迦太基的覆灭.
迦太基和罗马很早就有来往.
迦太基称霸于西部地中海时,罗马还不过是意大利半岛上一个普通的城邦而已.
迦太基为了牵制强大的希腊人,曾鼓励和支持意大利半岛上包括罗马在内的一些城邦的发展,同它们结成反希腊人的联盟.
公元前6世纪初,迦太基同罗马签订了一个十分有利于罗马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条约.
公元前4世纪中叶,罗马的势力日益坐大,迦太基同罗马签订了一个新条约,也有利于罗马的发展.
后来的几十年中,罗马发展为意大利半岛上的统治力量.
这时,迦太基对罗马依然采取鼓励和纵容的态度.
罗马奴隶主统治集团乘机不断向外扩张势力范围.
当共同的敌人对它们已经不再构成威胁时,往日的同盟者却发展成为仇敌.
迦太基和罗马两大奴隶制强国为争夺西部地中海的霸权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第一次布匿战争是双方为争夺西西里岛的统治权而爆发的.
公元前3世纪60年代中叶,西西里岛主要控制在迦太基手中.
罗马统治集团对此十分不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351页.
③Jam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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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满,元老院议决出兵西西里岛.
公元前264年,罗马军队进入西西里岛,战争就此爆发.
这场战争延续了23年之久.
骁勇的罗马军队在陆上战争中有着明显的优势,攻占了一个个城市和广大腹地,将2万名敌方的战俘贩卖为奴隶.
可是,在海上的战斗中,迦太基的战舰却占据压倒的优势.
意大利沿海地区成为迦太基战舰不断轰击的目标.
罗马为摆脱困境,迅速建造了数百艘战舰.
在舰首安装搭有尖钩的接舷吊桥,以便在交战时钩住对方的船只,这样可以弥补了罗马军队不习水战的弱点,还使他们具有的短兵相接的陆战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迦太基海军在公元前260年著名的米莱海战中遭到了惨败,损失1万名划船手①.
后来,又在埃克诺默斯角海战中再次遭受毁灭性打击.
罗马军队攻入迦太基本土,开始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以后由于兵力的减少,加之迦太基人的奋力反击,罗马军队的进攻受挫,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争夺西西里岛的战争更加激烈,迦太基已经无法从海上对西西里岛守军提供支援.
罗马军队攻占了迦太基在西西里岛的全部地盘.
公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以迦太基的失败而告终.
双方订立和约,规定:西西里岛及其与意大利半岛之间的所有岛屿归罗马占领;迦太基向罗马提供巨额赔款,要在十年之内交清.
战争给迦太基的经济带来严重困难,国库空虚,甚至连雇佣军的军饷都无法支付.
雇佣军主要来自当地柏柏尔人.
他们纷纷自发起事,斗争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
雇佣军将领马索聚众发动大规模起义,义军2万人,组织较严密,有良好的纪律,有计划地组织经济生活,发行自己的货币.
奴隶和土著居民也纷纷参加起义队伍.
他的队伍很快发展到7万人①.
起义军一度攻占乌提卡、希波阿克拉和突尼斯等城市.
迦太基统治集团屡屡增兵进行弹压.
从西西里岛撤回的哈米尔卡将军用最凶残的手段将起义镇压了下去.
这次起义延续了3年时间,更加削弱了迦太基的力量.
罗马利用迦太基内部不稳之机,占领了撒丁岛.
迦太基在镇压了雇佣军起义后,也积极准备同罗马再度交战.
当时派遣哈米尔卡去西班牙,利用已经占领了沿海地区的有利条件经略内地,在那里大规模地开发矿藏,增加经济收入,弥补失去西西里岛所造成的损失.
同时在西班牙召募当地居民当兵,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以抵抗罗马.
哈米尔卡在西班牙颇有建树,很快建设了一支5万人的队伍.
他和他的女婿哈士杜路巴控制了大半个伊比利亚半岛,声势大振.
有些史书称他们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
哈米尔卡死后,由哈士杜路巴继任他在西班牙的统治权.
公元前221年哈士杜路巴被杀,哈米尔卡的儿子汉尼拔执掌大权.
罗马害怕迦太基的复兴,遂通牒迦太基必须放弃对西班牙的占领.
迦太基拒绝了罗马的要求.
汉尼拔认识到同罗马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积极投入了战争准备.
他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
出其不意地把战争引向意大利本土,制敌于死地.
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率领约5万名步兵和9000名骑兵,还有战象数十头进军意大利.
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强渡罗纳河,穿越阿尔卑斯山,直抵意大利的波河平原.
这支军队除了迦太基人、西班牙人外,一路上大量的高卢人也参加了进来.
罗马军队仓促应战.
汉尼拔先后在特拉西梅诺湖战役(公元前217年)和坎内战役(公元前216年)重挫罗马军队.
尤其坎内战役对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355页.
①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前引书,第125页.
罗马的打击最为沉重.
这次战役,双方投入了12万名步兵和约2万名骑兵,结果,罗马军队大部分战死,被俘上万人.
罗马城一片混乱,完全暴露在迦太基军队的攻击目标之中.
汉尼拔却没有马上进攻罗马城,而着力于向中部和南部意大利发展势力,利用罗马内部各城市和部落间的矛盾,组织反罗马同盟.
此举有一定成效.
像加普亚等一些大城市脱离了罗马,同迦太基结盟,罗马被进一步孤立.
但是,汉尼拔军队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
一方面军队在没有后方根据地的情况下是很难持久作战,另一方面雇佣军纪律松散、腐败、掠夺成性.
罗马起先竭力避免同汉尼拔军队决战.
它努力积蓄力量,伺机反击,同时加强内部的团结,以求稳定,逐步瓦解迦太基的反罗马同盟.
汉尼拔的军队却陷于意大利南部,等待来自本土的支援,而无所作为.
公元前207年,从西班牙派来的援军又在意大利北部被罗马军队围歼.
公元前210年,罗马已经派遣年轻将领西庇阿率军进攻西班牙,以断绝汉尼拔军队的陆上退路.
公元前205年,罗马军队攻占西班牙后,西庇阿率领3万军队远征北非.
翌年,罗马军队在乌提卡登陆成功.
这时候,努米底亚国站在罗马一边,从后方攻击迦太基.
迦太基统治集团急召汉尼拔回国.
公元前202年,汉尼拔在扎玛战役中遭到惨败.
迦太基只好向罗马再次求和.
公元前201年双方签订和约,规定:迦太基放弃非洲以外的一切领土;只保留10艘船舰,余数一律交给罗马;50年内向罗马缴纳赔款1万塔兰特;只有征得罗马的同意才能与别国交战.
为保证执行这个约定,迦太基向罗马提供100名人质.
这就是第二次布匿战争.
从此,迦太基失去了强国的地位,本身也成了罗马的附庸国.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在经济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潜力.
战后50年,迦太基的政治军事力量有了一定的恢复.
罗马统治者担心迦太基会再次强盛起来,决意将它彻底消灭.
罗马以迦太基同努米底亚国冲突酿成战争为借口,声称迦太基违反公元前201年签订的和约,未经罗马同意擅自对外开战,于是向迦太基统治集团发出通牒:要么放弃迦太基城迁往内地去,要么接受战争承担战争的后果.
当遭到迦太基拒绝后,罗马挑起了新的战争,即著名的第三次布匿战争.
这时,乌提卡等一些重要城市都担心遭到罗马军队的蹂躏而纷纷倒向罗马一边.
战争爆发于公元前149年,罗马军队在北非登陆后迅速向纵深推进,攻城掠地.
迦太基城被罗马军队团团包围.
迦太基人奋起保卫国家,坚守城市达两年之久,终因粮尽弹绝,于公元前146年被攻破.
战争使迦太基遭到重大损失,城破后幸存者不过5万人,也都被卖为奴隶.
按罗马元老院的命令,将迦太基彻底毁灭,夷为平地.
罗马军队纵火毁城,大火烧了六天六夜,昔日繁荣的迦太基城已经不复存在了.
迦太基虽然被毁灭了,但迦太基存在800年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迦太基不仅把古代西亚地中海沿岸的古老文明向地中海西部传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当时处在各种各样的部落民居住的欧洲西北部地区也引入了爱琴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影响范围之内.
在非洲历史上,迦太基把埃及以外的北非地区第一次带进了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中去,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
迦太基留给非洲的遗产也是十分珍贵的,表现在经济上是多方面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359—360页.
的,诸如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制度、谷物生产的发展、对外贸易路线和通过撒哈拉的商道的开辟,以及贸易所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等等,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三、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居住在今日阿尔及利亚境内和突尼斯南部一些地区的努米底亚人是古代柏柏尔人的重要一支.
如前所述,他们又可分为马西尔人和马塞西尔人两个支系.
公元前1000年左右,是努米底亚人的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
那时,长期存在的原始公社社会开始瓦解,阶级正在形成,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部落联盟.
后来发展成为两个独立的小王国.
一个是位于阿尔及利亚西部,同毛里人为邻的马塞西尔人王国.
一个是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和突尼斯南部地方,紧靠迦太基统治中心的马西尔人王国.
在迦太基强盛时期,这两个柏柏尔人王国被迫臣属于迦太基,时时纳贡.
迦太基在他们的境内掠夺大量的肥沃土地,建立大庄园,发展农业,并迫使当地人沦为奴隶,充当劳动力.
在政治上,迦太基对他们实行远交近攻和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马塞西尔人王国和马西尔人王国之间的矛盾,支持前者对后者进行边界骚扰和领土蚕食.
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迦太基为稳定自己的后方,支持马塞西尔人王国的国王西法克斯吞并了马西尔人王国.
马西尔人为了恢复自己的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到马西尼萨时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
马西尼萨生于公元前240年前后,是马西尔人王室的后裔.
他随家长期居住在迦太基城,从小有继承父辈复国图强的志向.
马西尼萨长大后有着卓越的才能.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他先是率领一支军队,参加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战斗.
以后,当迦太基军队遭到罗马军队的进攻节节败退时,马西尼萨又站到了罗马一边,袭击迦太基.
公元前3世纪初,他在罗马的支援下彻底打垮了马塞西尔人的武装,灭亡了马塞西尔人王国,统一了努米底亚全境,建立了努米底亚王国.
在马西尼萨国王的统治下,努米底亚国家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一大强国.
在这时期,农业和城市的发展是最明显的特点①.
他继承迦太基时期发展农业的措施,鼓励柏柏尔人游牧民实行定居,开垦荒地,种植庄稼.
同时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建筑水渠、蓄水池等灌溉工程.
注意发展商品生产,种植的大麦、小麦和果树等收获物除供应本地外,还输往国外.
此外,羊毛、兽皮、马匹,还有过境的象牙和宝石等均运往国外市场出售.
据计算,努米底亚所生产的10多种产品远销西班牙、不列颠,甚至北欧一些地方.
随着经济和商品市场的发展,铸币也出现了.
努米底亚的自造铸币有青铜币和黄铜币两种.
现代考古学家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境内都发现过努米底亚的铸币.
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繁荣引起了城市的发展.
沿地中海海岸出现了一批中小城市,内地在交通要道上也有大小不等的城市.
今日著名的布日伊、舍尔舍勒等城市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当时,最重要的是塞尔塔和锡加两大城市.
它们原先都是马塞西尔人王国的王城.
塞尔塔具有特殊的战略优点,紧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
144.
靠水流湍急的安普萨加河,城市建立在高达100米的多山高原上,扼守通往沿海内地的道路②.
马西尼萨也建都于塞尔塔,在城里营造宫殿,其布局仿照迦太基城,吸收了西亚地中海沿岸文化的特点.
通过这些城市,努米底亚王国加强了同欧洲、西亚和非洲内陆的经济、文化联系.
马西尼萨重视学习外界的进步文化,希腊的教育和科学知识得以推广和传播,以推动本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他又在接受希腊文化的同时,创造了本国的文字.
马西尼萨在国内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强化国家的统一.
王室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对外贸易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国王操纵着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
马西尼萨筹措了巨额资金,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
据记载,该国经常保持着正规军5万人左右.
马西尼萨对外宣布非洲必须属于非洲人①,他决心要从迦太基那里夺回原先属于努米底亚的土地.
公元前150年,马西尼萨在罗马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动了对迦太基的战争.
迦太基的实力已经大大衰落了,在战争中不断溃退.
罗马藉口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准备一举毁灭迦太基.
公元前149年,马西尼萨去世,终年90岁.
在马西尼萨之子密西普萨执政时期(公元前148—公元前118年),继承父业,在迦太基灭亡后致力于发展国内经济.
努米底亚首都塞尔塔成为地中海区域的又一个大城市.
来自意大利、希腊和西亚的商人云集这里,贸易兴盛.
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各类学校也开设起来.
当时塞尔塔人口达到20万.
罗马征服迦太基后自然不愿看到在北非地区再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阻碍它称霸于地中海.
罗马利用马西尼萨诸子之间的不和与分裂②,不断干涉努米底亚的内政.
密西普萨委曲求全,一再忍让,每年向罗马缴纳巨额贡赋,廉价提供粮食和其他物资,帮助召募柏柏尔人雇佣军.
密西普萨死后,努米底亚由他的两个兄弟和马西尼萨的一个孙子朱古达共同统治.
罗马利用这种形势,力图分割努米底亚国家.
朱古达(公元前160年—公元前104年)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精明能干的人.
他不顾罗马的干预,决心成为国家唯一的统治者.
在争夺王位的激烈斗争中,朱古达在公元前112年攻占塞尔塔,杀死了一批反对他的罗马和意大利商人.
罗马于公元前110年向朱古达宣战.
朱古达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抵抗.
他在他的岳父、毛里塔尼亚国王波库斯的支援下,屡败精锐的罗马军队.
战争持续了6年之久,努米底亚军队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
罗马在柏柏尔人之间实行挑拨离间的计谋得以实现,朱古达本人由于波库斯的出卖而被俘,后被押往罗马处死.
自此时起,努米底亚王国日益衰微,又陷入无休止的争夺王位的内战.
公元前49年,罗马兼并了努米底亚,建立了直接统治.
在努米底亚王国存在的同时,地处今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和摩洛哥沿海地区的毛里人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毛里塔尼亚王国.
学者们认为,由于他们生活在北非的边缘地方,加之阿特拉斯山脉的阻隔,难以更多受到迦太基和罗马先进文化的影响,基本上处于独立发展的状态,因而其经济和文化的发②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前引书,第171—172页、178页.
①参见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前引书,第179页.
②努米底亚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
国王有更多的妻妾.
据记载,马西尼萨死后留下许多儿子,一说10人,一说20人,又说40人之多.
展速度很缓慢.
但在著名的穆鲁耶河谷和大西洋沿岸地带,那里自然条件很优越、土壤肥沃,从很早时候起,农业和定居生活已经得到发展,而且始终保持自己的特性①.
毛里塔尼亚国家究竟产生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的资料记载.
更多的学者强调它的出现晚于努米底亚国家.
看来穆鲁耶河谷地带人口稠密,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盛产小麦、大麦和薯类等粮食作物,社会阶级分化明显,最早进入了阶级社会.
早在公元前5世纪初,已经出现了记录毛里人政治经济生活的资料.
以后,这方面的资料越来越多.
迦太基强盛时期,毛里塔尼亚臣属于迦太基.
来自毛里塔尼亚的雇佣军也参加了汉尼拔在西班牙的战争.
毛里塔尼亚同努米底亚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曾和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站在一起,发动了反对迦太基的战争.
双方实行联姻政策,毛里塔尼亚国王波库斯的女儿嫁给朱古达为妻.
但后因波库斯的叛卖,朱古达却遭到了失败.
波库斯由此得到了罗马的赏识,获得了原先属于努米底亚西部的一些领土,国势日益强盛.
波库斯死后,王国因统治集团内哄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
东部由波库斯二世统治,西部由博古德二世治理.
罗马暗地支持两派,致使相互征战不断,国力大衰.
后来,波库斯二世和博古德二世相继死去后,罗马于公元前25年将努米底亚王国末代国王的儿子尤巴立为毛里塔尼亚国王,强制统一全国.
尤巴自幼在罗马长大,后又娶了罗马安东尼同埃及女王克列奥帕特拉之女为妻,是罗马人的傀儡.
他在位40年,大力发展城市建设,重建首都约尔(后改名为凯撒里亚),大建宫殿、神庙和剧场等巨型建筑;推广希腊语、拉丁语和布匿语;提倡希腊文化①.
尤巴死后,其子托勒密乌斯继位.
他统治国家17年,不理朝政,满足于虚荣奢侈的生活.
后来,罗马认为由自己来直接管辖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在公元40年将托勒密乌斯诱骗到罗马将其处死.
托勒密乌斯的死亡,在毛里塔尼亚激起了当地农牧民和奴隶反对罗马统治的武装起义.
罗马用了几年时间,派遣了大量军队将起义镇压了下去.
公元44年,罗马把毛里塔尼亚分为两个省进行统治.
至此,除埃及以外的北非地区已经完全置于罗马的统治之下.
四、阿克苏姆的兴衰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沿岸的厄立特里亚一侧是非洲原始时代农牧业发展的一个中心.
这里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暖,河叉纵横交错,适宜农业的发展.
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埃塞俄比亚高地出现定居农业,种植蜀黍类植物,还有小麦、大麦、黑麦和芝麻等.
公元前1500年左右,农作物的种植从埃塞俄比亚高地向周围扩展.
沿着红海之滨的狭长平原地带,耕种农业也得到了发展①.
厄立特里亚沿海地区历来是阿拉伯半岛的民族向东部非洲迁徙的必经通道.
公元前1000年以前,原来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一些民族,为寻找新的居住地一批一批地越过红海到达厄立特里亚,不少人进入埃塞俄比亚境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358页.
①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前引书,第233-234页.
①参阅陆庭恩、艾周昌:《非洲史教程》,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年,第19页.
内,散布到各地.
新来的阿拉伯半岛移民如萨巴等族有着较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
他们同新居住地的土著象库希特人等各族融合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文明的发展.
红海沿岸的厄立特里亚一侧,自古以来是东西方之间途经红海贸易的中途站.
那时,由红海的商道北端通过埃及著名的"法老运河",顺尼罗河而下,进入地中海通往欧洲;南下印度洋,到达南亚和太平洋沿岸.
这是贯通东西方水路交通的唯一干线,推动了红海沿岸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红海沿岸很早就产生了一批商业城市和港口.
在公元前3世纪,厄立特里亚沿海建立的阿杜利斯港②是一个重要的港口.
后来阿克苏姆国家兴起后,它成为该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大港.
阿克苏姆王国是以其都城阿克苏姆成名的.
阿克苏姆城位于今埃塞俄比亚北部边境地区.
最早在公元一世纪一位操希腊语的埃及商人撰写的《红海回航记》里提到阿克苏姆这个名称,还说从红海边的阿杜利斯需走8天的路程才到达内地的阿克苏姆城③.
阿克苏姆王国约在公元前后建立.
公元3世纪,国王阿菲拉斯依仗其红海过境贸易取得的巨额财富,又濒临红海、水陆交通方便的有利条件,用武力跨越红海,征服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地区,几乎把红海变成阿克苏姆王国的内湖,控制了通过红海的东西方贸易通道.
公元4—6世纪,阿克苏姆王国的势力发展到全盛时期.
公元320年即位的埃扎纳是一位有作为的国王.
在他统治的40年间,积极发展经济,统一文字并实施改革,废除了过去只有纯粹子音字母的萨贝亚拼法,推行一套新的、能标出母音的拼音方案,从而确定了至今还在使用的埃塞俄比亚文字.
埃扎纳信奉基督教,下令在各地修建教堂和修道院.
基督教在阿克苏姆王国得到广泛传播,从北方迅速传播到南方信仰其他宗教的部落里.
埃扎纳在位期间,对外不断扩展疆土,发动了多次战争.
除了继续统治阿拉伯半岛南端,向埃塞俄比亚腹地扩张大片领土外,还率兵西向,远渡尼罗河,灭亡了今苏丹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库施国,劫掠到大批财富①.
他建立了一个幅员非常辽阔的国家,其疆域北起当时的埃及南境,南到索马里香料产区,西至尼罗河中上游,东达红海东岸包括原先希米亚里特、莱丹尼特和萨巴等国领土在内的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
在当时的条件下,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实属壮举.
强大的阿克苏姆国家控制了曼德海峡,扼守红海通道,在古代世界东西方贸易中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阿克苏姆可算为世界一等强国.
同时期的波斯帝国的国王,甚至罗马帝国的皇帝以及后来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在同阿克苏姆王国的国王打交道时,都用完全平等的礼仪相待.
骄横一世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于公元336年也公开要求他的臣属必须以罗马公民的同样待遇对待阿克苏姆国的公民①.
当时有的罗马作家曾把阿克苏姆王国与同时代的中国、罗马和波斯并列为世界四大强国.
随着王国领土的不断扩大,阿克苏姆的王权和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强化.
②在今厄立特里亚的米齐瓦(前称马萨瓦)以南50公里处,目前尚有被石块、沙土覆盖着的大片遗址.
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282页.
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
260.
①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44页.
从公元3世纪起,阿克苏姆的国王开始使用"万王之王"的称号.
在"万王之王"统治下,王国分为由国王直接管辖的本部领地和许许多多的藩属地.
这些藩属地分布在王国的边远地区,范围大小不等.
大的藩王之下又有许多小藩王,最小的藩王勉强统治百名臣民.
统治结构如同金字塔似的,塔的顶端是坐镇在阿克苏姆城的国王.
"万王之王"的阿克苏姆国王向各藩属地征收贡赋.
贡赋的征收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藩属地统治者每年派专门人员向阿克苏姆送交定额贡赋.
一种是当"万王之王"为加强中央控制,带领王室人员、延臣和扈从巡游各地时,沿途由各地及附近的藩属地统治者提供一切食用的东西.
②.
阿克苏姆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对外扩张.
利用当地盛产大象的条件,建设了一支骁勇善战的象骑军,每有征战,敌人难以对付.
还建立有一支以红海港口为基地的海军力量,依靠这支武力确立了阿克苏姆在红海的霸权.
阿克苏姆王国也依靠这支海军力量向外开拓疆土.
公元525年,加列布国王跨海远征阿拉伯半岛南部时,曾派遣200艘战舰出征,掠夺到大片土地.
阿克苏姆的历代国王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和财富,到处营建规模宏大的宫殿、城堡等建筑物.
例如,在阿克苏姆城,现代考古工作者发现了3所巨大的正方形宫殿地基遗址,其中恩达西蒙宫规模最大,四边长度35米.
恩达迈克尔宫每边长27米.
塔卡马里亚姆宫四边均长24米.
每所宫殿周围都附有宽广的庭院和配套建筑物.
在阿克苏姆西部的栋古尔城,考古学家发现了巨大城堡的遗址.
该遗址占地3000平方米,四周围墙形成不规则的四边形,有的边长57米,有的边长56.
5米.
遗址中央残留至今的边墙还有5米高.
整个建筑群拥有40多间房子.
建筑物一般都用石块砌成,辅之以木料和碎石,还用粘合剂加以固定,使之联成一体.
阿克苏姆的巨石碑是闻名于世的.
当时统治者建立石碑意在显示自己的威严,自然也有敬神祭祖的作用.
阿克苏姆的石碑有两种,一种是加工粗糙的巨大石块,散布在一片土地上.
一种是石碑四面都很平滑,顶部呈圆形,碑身有装饰性的雕刻.
在阿克苏姆城,最大的石碑群的7座石碑,至今只有一座是耸立着的.
不少石碑上刻有文字,记载着国王的丰功伟绩.
最高的一座石碑高33米.
碑身雕有9层建筑物,门、窗、梁及它们之间的接头都很明显.
阿克苏姆王国的强大,王权和中央集权制的发展是以其发达的经济为基础的.
农业和畜牧业是当地居民的主要职业,自古以来比较发达.
阿克苏姆的铸币上,饰有麦穗,表明当时对农业的重视.
农作物主要是传统种植的小麦、大麦、黑麦、芝麻,还有葡萄等.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阿克苏姆人民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
人们将山间的坡地开辟成梯田,接引山里的溪水灌溉.
在狭小的平原上围堤筑坝,贮存雨季的大量雨水,并开凿灌溉渠引水灌溉.
制铁工艺有了很大发展,铁器生产工具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此外,还普遍使用牛耕.
这些在当时已经属于相当先进的生产技术了.
阿克苏姆农产品的产量是相当可观的,不但能满足国内的消费.
而且还可以通过商船和商队运往其他国家,扩大贸易往来①.
阿克苏姆的畜牧业的发展也很突出,畜养大群的牛、绵羊和山羊,其他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298页.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303页.
家畜有驴和骡子等.
阿克苏姆人也会捕猎并驯养大象,象群是专门供给宫廷和军队使用的.
统治者都重视发展畜牧业,在阿克苏姆王室里专门设立"掌牧官"管辖畜牧业.
据说这一官职在埃塞俄比亚古王国里一直保持到公元14世纪,那时阿克苏姆王国早已不存在了,但那重视畜牧业的传统却保持了下来.
阿克苏姆国王和各级统治者把占有畜群作为自己财富的象征.
他们都拥有大批畜群.
考古学家发现阿克苏姆时期的铭文记载,埃扎纳国王为了奖励贝贾四个部落的重新定居,赐给他们2.
5万头牛.
这个数字也反映了埃扎纳国王拥有畜群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历代阿克苏姆统治者向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掠夺大量的畜群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
如埃扎纳对阿凡和努比亚两个地区先后发动两次战争所获的战利品中,总共有牛3.
25万头、羊5.
1万只以及好几百头驮畜①.
在手工业方面,阿克苏姆王国有着发达的制铁业和制陶业.
铁器已经获得了普遍的使用,除了有利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外,还推动了手工业的进步和改善军队的装备.
在阿克苏姆遗址里发掘出大量赤陶器皿,主要是实用的罐、碗、壶、锅、盆和杯子等,一般上面都有几何图案,刻的、画的、用模子压印的都有.
阿克苏姆的造船业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公元6世纪20年代,为了再次出兵征讨也门地区的阿拉伯人部落,国王命令在一个港口集中建造大小船只170艘,可见当时的造船能力是非凡的.
至于当时的建筑和建筑技术,正如前面提到的阿克苏姆的宫殿遗址、庙宇、城堡以及巨石碑,以其雄伟、庄严、精雕细刻令人赞叹不已.
此外,像阿杜利斯、马塔拉和安扎等地建筑遗址都在东北非古代文明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阿克苏姆王国的对外贸易是非常活跃的.
对外贸易的盛衰决定着国家经济的命运,关系到国家的兴亡.
阿克苏姆王国本国生产出口的产品品种是有限的,农产品主要是小麦等谷类作物和葡萄,畜产品有牛、羊等,此外还输出象牙.
但是,过境贸易却是最主要的贸易活动.
阿克苏姆王国与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商业联系.
黄金、宝石等主要来自非洲内地,从边远地区贩运来的奴隶也被大量贩卖出口.
进口物资有来自波斯的衣料和服装,意大利和叙利亚的酒类和橄榄油,埃及的谷物、染料和布匹、丝绸,阿拉伯半岛的白银和牲畜皮张,印度的小麦、大米、芝麻油和甘蔗,希腊的食用油、酒类,等等.
许多货物集中在阿克苏姆王国的红海沿岸地区,然后再转运出口.
在古罗马和后来的拜占庭时期的著作里可以见到阿克苏姆王国红海沿岸出口货物的资料.
如普林尼的书中提到从厄立特里亚的红海港口输出象牙、犀角、河马皮、猴子和奴隶.
《红海回航记》曾列举从阿杜利斯输出的货物有海龟、黑曜石、象牙和犀角.
其他著作还谈到阿克苏姆王国的港口还出口香料、黄金砂、象牙、绿宝石和活牲畜等.
过境贸易的繁荣,吸引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船和商人来到红海港口.
每年进港的船只数量相当惊人.
加巴扎港是一个不太有名的小港.
仅在公元525年夏天进入该港的船只竟有60艘之多,它们来自巴勒斯坦海岸、埃及,远至印度等地.
由此可见,红海沿岸的大大小小港口不下数十个,港口贸易繁忙,每年的货物总吞吐量是非常巨大的.
阿克苏姆王国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是第一流的贸易大国.
贸易的发展,推动着经济的繁荣.
金属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也随之出现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302页.
了.
阿克苏姆的金属货币最早出现于公元3世纪.
它是热带非洲第一个铸造金属货币的国家.
铸币分为金、银和青铜币三种.
考古学家在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北部、埃及、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和汉志地区、苏丹的麦罗埃等地,都陆续发掘出古代阿克苏姆的铸币,它们的造型、铸造技术以及铸币上的铭文都是很美观、精细和清晰的①.
从重量、成色和形状来看,阿克苏姆的铸币和同时期的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拜占庭的货币基本相同.
铸造货币,特别是铸造金币,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措施,也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8世纪的500年间,阿克苏姆王国铸造了大量的货币,实际上是向外宣布了阿克苏姆是独立、富裕的国家.
历代国王都铸造了自己的金、银和青铜币,币上铸有国王的头像,常常饰以麦穗、日月或十字架,有的国王手持宝剑,象征威严.
铸币上有希腊文和埃塞俄比亚古文字的铭文,诸如"蒙上帝恩惠"、"让人民获得和平"、"祝愿人民健康幸福"等等.
铸币上面还有国王的名字,标明头衔是"阿克苏姆万王之王"或"阿克苏姆国王"等.
显然,铸币的流通还有着巩固国家的统一,扩大王国影响的作用.
随着过境贸易的发展,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云集阿克苏姆王国的城市和港口,贸易活动活跃.
对粮食和手工业品的需求大大增加,进一步推动着阿克苏姆的农业、手工业和国内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国家实行贸易垄断制度,对外贸易掌握在国王和王室手里,他们通过和外商打交道的承包人,对过境的商品收取高额税收,获得大量财富.
国王和贵族们以此得以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
他们利用这支武力,对内强化集权统治,对外不断发动战争,扩张领土,拓展商路,取得更多的税收收入.
因此,控制红海的过境贸易,是阿克苏姆王国的繁荣以及王权存在的物质基础.
阿克苏姆王国是个奴隶制国家.
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依靠从对外战争中掠得的俘虏.
至今保存下来的一些铭文里有国王在战争中得到俘虏人数,以及把他们统统降为奴隶的详细记载.
如有篇关于埃扎纳国王惩罚阿凡部落的铭文,记录着这样的资料:由于阿凡部落的人袭击了阿克苏姆城的商人,杀死了人,国王派兵讨伐,屠杀了阿凡人4个部落的居民,俘虏了他们的统治者和部落民,后来全部以奴隶处置.
也有些奴隶是直接从阿克苏姆市场上买来的.
黑人奴隶贩子从非洲内地运出奴隶,其中一部分在阿克苏姆境内出卖.
奴隶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
他们大量用在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上,也有的作为礼品馈赠,甚至像牲口一样被杀死后当作祭品.
还有许多人被派去充当士兵,从事战争.
有关阿克苏姆王国的统治者在奴隶中择优提升官吏或军官的资料也是很多的.
在军队里,比较重视以军功行赏,有些奴隶也就被提拔为军官.
在奴隶中选拔行政官吏的现象也不鲜见.
甚至在宫殿里,挑选奴隶充当重任者也不乏其例.
著名作家蒙森曾在他的著作里记述了来自叙利亚的艾迪修斯和弗鲁门蒂乌斯两人的发迹史:他们两人先在王宫里充当奴隶,后被提升担当重任,一位当了斟酒官①,另一位提升为国王的秘书和财务官②阿克苏姆王国的繁荣和富饶自然会遭到王国周围游牧部落的垂涎和嫉妒.
从公元7世纪起,阿克苏姆王国经常受到他们的侵袭,北方的游牧民族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
260—263;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前引书,第39页.
①在王宫里主要负责国王的饮食.
②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299页.
贝贾人成为最大的威胁.
当阿克苏姆最强盛时,贝贾人一度表示臣服.
后来该民族分裂,发展成许多股势力.
他们时时深入阿克苏姆境内进行骚扰.
但由于他们的住区分散,流动性大,阿克苏姆军队难以对付入侵者.
加之,阿克苏姆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导致兵戎相见,这些都严重地削弱了国力.
阿克苏姆王国的加速衰亡,主要还是由于红海过境贸易的衰落造成的.
如前所述,红海过境贸易的发展是阿克苏姆王国得以存在和取得发展的生命线.
但在公元7世纪,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波斯人积极在红海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竭力排挤阿克苏姆人.
更重要的是,阿拉伯人的势力日益强大,垄断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后来阿拉伯帝国的建立,更加沉重地打击了阿克苏姆王国的商业势力.
阿拉伯人垄断东西方贸易期间,改变了原先途经红海的贸易路线,商路向东移动,东来的船只进入波斯湾,向北走陆上交通到达地中海.
这最终导致红海过境贸易的衰落.
阿克苏姆王国也随之迅速衰败.
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进入红海地区占据地盘.
厄立特里亚沿海各地均被阿拉伯人占有,著名的贸易港口阿杜利斯等也被他们毁灭.
此时,阿克苏姆王国已经不能通过海路同外界联系.
北方贝贾人游牧民南下骚扰频繁.
居住在阿克苏姆王国境外西部山区的法拉沙人向东扩张势力范围,威胁阿克苏姆城.
贝贾人和法拉沙人的侵袭迫使阿克苏姆国不得不向南迁徙.
南部地区本来是若干游牧部落活动的地方,向南迁徙必然招致一系列的战争.
阿克苏姆人的力量更加衰微了.
公元9世纪后,阿克苏姆的历史,很少被人们所知道.
10世纪时,阿克苏姆王国大概不再存在了.
第四章希腊、罗马时代的埃及和北非一、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埃及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
他宣布信奉埃及太阳神和尊重埃及神庙祭司,立即得到埃及祭司们的拥护.
埃及祭司们公开宣称亚历山大是太阳神拉的儿子,阿蒙的宠儿.
于是亚历山大便成了埃及法老的合法继承人.
亚历山大在尼罗河入海口处建造了一座新城亚历山大里亚,作为统治埃及的中心,任命大将托勒密·腊加为埃及总督,治理埃及.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病死,其部将们为争夺权力而互相攻伐,拥兵割据.
帝国分裂.
公元前305年,托勒密·腊加在埃及自立为王,建立托勒密王朝.
公元前3世纪中叶,托勒密王朝达到全盛,除埃及之外,还占有西林尼加、巴勒斯坦、南叙利亚、小亚细亚西部和南部、塞浦路斯、爱琴海诸岛屿、黑海沿岸等地.
公元前3世纪末开始衰落,至公元前30年,罗马军队占领埃及,末代女王克列奥帕特拉七世自杀,托勒密王朝灭亡.
托勒密王朝时期,古希腊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广泛交融,产生出一种以埃及文明为主体,兼有希腊文明特点的新文明.
在政治方面,以埃及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主体,辅以希腊城邦的民主自治制度;在经济方面,以埃及传统的土地国有制和灌溉农业为基础,以希腊开放型的,同时又保有埃及传统的国家专营特点的工商业为主导;在文化方面,早已受到埃及文化较大影响的希腊文化,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埃及文化,二者互相交融,成为一体.
以至居于统治地位的希腊奴隶主们再也不愿称自己是希腊人,都以自命为埃及人而感到自豪,而居于被统治地位的埃及奴隶主们则相反,都以习希腊文、过希腊式的生活而感到心满意足.
托勒密时代,随着希腊文明和埃及文明的交融,产生了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繁荣,使埃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的发展方面,达到了高峰.
托勒密一世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是具远见卓识的帝王.
他在埃及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措施.
为了巩固在埃及的统治,托勒密一世继承了埃及法老的传统,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
又笼络埃及奴隶主阶级中最有势力和最有影响的神庙祭司集团.
他一到埃及,便捐献给神庙50塔兰特,作为一只阿匹司圣牛的葬仪费用,表示他对祭司们的尊重并不亚于埃及的法老们.
埃及祭司受宠若惊,马上宣称托勒密一世为"救主",是埃及法老的合法继承人,并按期为托勒密一世和王后举行崇拜仪式,并在神庙的墙壁上刻满歌颂托勒密的铭文和雕像.
托勒密的雕像穿着埃及法老的冠袍,从埃及神手中接受恩典和赐福.
托勒密一世集军事、行政、司法、财政大权于一身,把国家政权的主要支柱——军队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
埃及国王是军队的最高统帅.
军队实行雇佣军制度.
将军和士兵几乎全由希腊人充任,埃及人不得问津,后来只是出于笼络埃及世俗奴隶主贵族的需要,才破例任命原埃及法老涅克坦尼布的一个曾孙为希腊雇佣军的军事长官.
希腊雇佣军分驻在埃及各地,结成自己的自治组织,过希腊式生活,监视埃及人民.
托勒密一世保留了法老时代埃及的国家机构.
把全国分为上、下埃及两大部分,下设若干州,州下设县,县下设村.
官制也基本上沿袭了埃及旧制.
财务大臣是国家的最高官职,相当于宰相,辅佐国王统治全国,掌管财政和行政.
在地方上的行政官职中,财政官的权力也最大,负责管理王室土地,向王田农民收税收租,监督油、酒、布匹、食盐、纸草、矿山开采等专利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督促商业和包税收入的上缴,控制各王田、赐田、庙田、屯田的农业生产等等.
托勒密一世为了笼络埃及世俗奴隶主,规定各州、县和村的行政官职大都由他们充任.
实际上形成了希腊人专领军事,埃及祭司专管宗教事务,希腊人和埃及奴隶主共同掌管行政、财政事务的局面.
托勒密一世为了巩固在埃及的统治,鼓励希腊移民迁住埃及,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特权,继承过希腊式的生活.
当时有三个希腊式的自治市——克拉底斯、托勒美斯和亚历山大里亚.
克拉底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是希腊人大移民时期建立的希腊移民据点,这时已发展成为工商业相当发达的希腊式城市.
希腊人聚居城中,从事工商业活动,享有选举市政长官和议员的权利,市议会有权制订自己的法律和自铸钱币.
位于上埃及的托勒美斯,是新建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希腊式城市,居住在城中的希腊移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
市民选举产生自己的市长和法官,并有权制订自己的法律和修改城市法制.
最大的自治市是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它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后来发展为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
城内住有希腊移民、希腊雇佣军和埃及本地人,只有希腊移民享有公民权,从事工商业活动.
除此之外,聚居在埃及其它城市(如孟斐斯城等)中的希腊移民,也成立了自治组织,享有一定的特权,不受当地法律的管制.
然而,这些希腊式的自治市和希腊城邦的自治并非一回事,它只不过是托勒密一世统治埃及的一种辅助形式罢了.
在经济上,托勒密一世继承了埃及法老的做法,埃及土地仍归托勒密王室所有,而实际经营上却分为两大类:"王田"和"授田".
王田是王室贵族直接占有和经营的土地,数量最大,由王田农民进行耕种.
王田农民是以契约形式耕种王室土地的国家佃农,被严格管束在村社里,不得自由迁徙,实际上只是半自由人.
王田农民从国家领取种子、农具和牲畜,生产的全过程,如种什么作物,何时种,如何种,什么时候收获等等,都要在国家官吏的监督下进行.
收割和打场的时候,国家官吏更是要亲临现场,拿着账册,直到把赋税和一切苛捐杂税(如维修水利工程税、丈量土地税、使用打谷场税等)全部收清为止.
授田包括庙田、赐田、禄田和屯田等.
庙田是神庙祭司直接占有和经营的土地,免交赋税.
赐田是国王恩赐给大臣或神庙的土地,也免交赋税.
禄田是国王给予官吏作为俸禄的土地,同样免税.
屯田是服役士兵的小块份地,与前三种土地不同之处是:要交一定数额的赋税,并可以继承和转让,但要在地方政府那里办理登记手续.
以上四种土地一般也由王田农民耕种,王田农民按契约规定向田地主人交租.
据纸草记载,赐田和庙田的数量也很大.
如托勒密二世的财务大臣阿波罗尼阿斯有赐田一万公顷,埃德孚的荷鲁斯神庙拥有4000公顷庙田,埃纳斯城和埃利方泰尼岛上的庙田约有6000公顷.
尽管托勒密王朝对土地的控制十分严格,土地私有制依然存在.
托勒密王朝初期,私有土地数量很少,大多是边远的贫瘠土地,但到后期,土地私有制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私人大田庄.
托勒密一世非常重视灌溉农业的发展,对法雍绿洲的重新开发就是例证.
他兴建了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开垦了大片的肥田沃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也有新的改进,如使用了牲畜牵引转动扬水车(埃及蜗牛)和畜力割谷机等.
小麦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约占谷类作物种植面积的80%.
有些地区,作物一年两熟,产量大大提高,粮食自给有余,且能大量出口,埃及被称为"东地中海的谷仓".
托勒密一世继承了埃及传统的由国家垄断手工业和商业的制度.
同时,又注入了希腊工商业的活力——开放性.
获利最丰的榨油、酿酒、麻纱、食盐、纸草、香料、矿山开采、金属制造、化妆品、染料、钾碱等行业都不准私人经营,由王室专营,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交国家代理商销售.
托勒密一世特别注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行开放政策,把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建成了当时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市内建有专门的商业街、贸易市场、豪华的旅社和银钱兑换所等.
城外法洛斯岛上建有高大雄伟的大灯塔,指引着外国商船昼夜顺利地进出亚历山大里亚港.
托勒密一世下令开通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使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连接了起来.
埃及的对外贸易的范围伸展到北非、东非、叙利亚、小亚细亚沿岸、爱琴海诸岛屿、黑海沿岸、希腊、罗马、西亚、中亚、印度、东南亚和中国.
希腊、罗马、波斯和阿拉伯等地的商人经常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旅社里,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洽谈着大宗的生意.
埃及输出的商品有粮食、麻纱、毛织品、纸草、玻璃器皿、黄金制品、象牙等,其中一些商品如以神秘景物为图案的麻纱、毛织品和五彩缤纷的玻璃制品等,很受外国奴隶主们欢迎,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输入的商品有漂亮的中国丝绸,印度的象牙、珍珠、香料,阿拉伯的宝石等.
这些商品除埃及奴隶主贵族消费一部分外,其余部分转运到希腊、罗马等地.
托勒密一世允许希腊移民经营和制造一些日常用品.
在希腊式的自治市中,生产木器、铜器、皮革、金银饰品、珠宝等日常用品的手工业作坊和店铺比比皆是.
埃及其它城市中的工商业也十分活跃,据纸草卷记载,阿西诺耶城中有专门的纺织品街、衣物市场,专门的蔬菜、家禽街等,银钱兑换所多达40多个.
为了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托勒密王朝还铸造了不同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分为金币、银币和铜币.
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奴隶制又有新的发展.
当时奴隶的数量较多,王室、神庙、达官贵族以及军人都使用大量的奴隶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
据文献记载,公元前3世纪,一个军人的纳税单中就记有16名奴隶.
由于奴隶的来源不同,形成四种奴隶:战俘奴隶、债务奴隶、家生奴隶和买来的奴隶.
托勒密王朝初期,在与塞琉西王国、安条克王国的多次战争中,掠夺了大量战俘奴隶.
债务奴隶主要是负债的王田农民.
王田农民交纳的租税十分苛重,最低也要占收获的1/3,最高的达60%至75%.
此外还有苛捐杂税,如牲口税、堤坝税、桥梁税、道路税等等.
辛勤劳动一年的王田农民,交清一切赋税后,所剩无几,为了生存,只好借债,还不起债便使妻子儿女沦为债奴,不少王田农民本人也沦为债奴.
债奴的数量与日俱增,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税收.
公元前261年,托勒密二世曾下令禁止把负债的王田农民变成债奴.
托勒密王朝时期,奴隶贸易相当活跃,买卖奴隶的税收成了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公元前198—19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明确规定了收取奴隶买卖税的标准.
奴隶的价格也有明确的标准,一名男奴约为150德拉克马,女奴为300德拉克马,儿童约为112德拉克马.
奴隶买卖有专门的市场.
国家对奴隶订有专门的法律,如自由人和奴隶犯了同样的罪,自由人只需交纳一定的罚金,而奴隶则要受到严刑拷打,可见奴隶的社会地位远比自由人低.
托勒密时代,希腊文化与埃及文化因交融而得到繁荣,被誉为"亚历山大里亚时代".
托勒密一世继承了东方的传统,把文化事业的组织和管理置于国家政权之下,而且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他于公元前308年拨巨款兴建了规模庞大的博学园①.
广招世界各地的文人、学者,免费到博学园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使亚历山大里亚变成了当时希腊世界最大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亚历山大里亚面积相当于雅典城的3倍,人口达70万之多.
市内建有宽阔的街道,豪华的宫殿、庙宇、花园、广场、体育场、会堂、喷水池和浴池等.
公元前1世纪的著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描述道:"整个亚历山大里亚形成一个街道之网,骑马和乘车都很方便.
最宽的街道有两条,每条有100尺宽,彼此交错成直角.
城中有最壮丽的公共庙坛和王宫.
这些宫殿占全城面积的1/4至1/3.
王宫的一部分就是那著名的亚历山大博学园,里面有游览的场所,集会的厅堂等".
博学园包括图书馆、动植物园和研究院等部分.
图书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至公元前1世纪时,馆藏图书已达70万卷(用希腊文写成),几乎包括了古代希腊的全部著作和一部分东方的典籍.
著名诗人兼文法学家卡利马胡斯编制了图书总目录,共120卷.
丰富的图书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研究院分为文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四个部门.
埃及文人学者汇集于此,学习希腊文,研究希腊文化.
希腊的学者和科学家云集而来,长期旅居这里,学习和研究东方文化.
他们互相切磋,不仅继承了东西方文化的优秀遗产,而且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成果,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把自然科学发展到了上古世界的高峰②.
著名的数学家欧几里德(公元前330—275年)是亚历山大里亚数学学派的代表和奠基人.
他博采前人的几何学成果,集当时几何学成果之大成,把各种各样的几何定理、命题和求证按照逻辑进行排列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以清晰简练的方式表述出来,编成名著《几何原本》一书,共13卷,流传至今.
我国明朝末年,科学家徐光启等人将之译成汉文刊印,这是我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方科学名著,对我国几何学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兼数学家阿基米德(公元前281—212年)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于亚历山大里亚研究院,取得了惊人的科学成就.
他最有代表性的数学著作是《论量圆》和《论球体和圆柱体》两部.
他计算的圆周率,上限为31/7,下限为310/71.
他发现并肯定了计算球体、圆柱体和更复杂的立体的体积、表面积及周长的公式.
他在演绎这些公式的过程中,运用了"穷竭法",从而奠定了现代微积分的基础.
阿基米德最卓越的贡献是在物理学方面,他奠定了力学、流体力学的基础.
他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阿基米德定律的比重原理,论证和发展了机械学的基本原理,尤其是杠杆原理.
他勇于实践,根据这些原理发明创造出许多了不起的机械,如杠杆、滑轮、螺陀等等.
为了保卫叙拉古城,他发明了使罗马军队闻风丧胆的武器——可以吊起敌舰的巨型回旋起重机和可以远射的大型投石器.
①又译博物院.
②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144—146页.
托勒密时代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天文学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长期旅居在亚历山大里亚研究院的希帕卡斯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他运用复杂的数学计算,通过仔细观测,断定了太阳、地球、月亮的大小、距离和运动,为太阳中心说奠定了基础.
后来的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另一著名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所著的《论月亮及太阳之大小及其与地球之距离》一书,也提出了太阳中心说的思想.
他认为太阳是恒星,地球和其它行星都是围绕太阳运转的.
他还正确地提出了太阳一定比地球大的思想原则.
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埃拉托斯特尼(公元前276—193年),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
他第一个用"地理学"一词代替了以往的"地志"、"陆志"、"海志"等术语,他的名著《地理学概论》附有绘制的世界地图.
他根据印度洋与大西洋潮汐相似的原理,提出了两洋相通说和地圆说,并说从西班牙沿同一纬度可以航行到印度.
他根据夏至那天,亚历山大里亚和西厄那日晷仪上的太阳阴影的角差,计算出地球的圆周长为252000斯达特(约39690公里),与地球的实际周长40000公里相差无几.
科学的大发展必然带来技术的巨大进步.
托勒密时代埃及的造船技术、武器制造技术、建筑技术和生产技术均有很大的提高.
五层、八层,三十桨、四十桨的巨型战舰代替了旧的三层的战船.
文献记载,托勒密二世曾下令建了一艘四十桨的战舰,长85.
4米,宽11.
59米,高14.
64米,有两个船头和两个船尾,八个冲角.
船桨镶铅,易于在桨架上滑动.
舰上可容纳4000名桡手,300名工役,3000名海员,同时还可以载运大量的粮食和装备,以便远航和长期作战.
螺旋扬水器、长柄汲水车、三叠滑轮等先进机械,都是先进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水力磨面的发明更是生产技术的一大革新.
最有趣的技术应用要算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工程师赫戎发明创造的"自动傀儡剧场".
表演的全过程都是自动完成的,如傀儡自动出场、自动表演各种动作,甚至表演中所使用的火,也是自动点燃自动熄灭的等等.
古埃及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交融所产生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繁荣并没能持续很久,至公元前3世纪末便开始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托勒密王朝与塞琉西、安条克王国之间的争霸战,是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
托勒密王朝统治者的腐败,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埃及农民和奴隶大量逃亡和大规模起义,使土地大量荒芜和手工业作坊倒闭,这些都是王朝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托勒密王朝与塞琉西王国、安条克王国之间的战争,主要原因是争夺物产丰富而又处于埃及与西亚之间的重要商道之上的南叙利亚地区,因而史称"叙利亚战争".
从公元前276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先后发生了五次大规模的争夺战.
第一次至第四次都以托勒密王朝的胜利告终.
但在第四次争夺战中,托勒密王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耗尽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力进行争霸战争.
公元前201年,塞琉西王国和安条克王国联军,乘托勒密王朝内部动乱之机进军埃及.
战争以埃及的失败而告终.
托勒密王朝失去了爱琴海诸岛屿、小亚细亚沿岸、色雷斯、南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尼基等地区.
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203年)执政时,统治阶级穷奢极侈,争权夺利,宫廷斗争不断.
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而是如何加重对埃及人民的剥削,来满足自己的奢华生活.
托勒密王朝初期,王田农民所交的租额占收入的1/3,这已是埃及历史上最重的税额.
但由于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产量比较高,王田农民还勉强负担得起.
到公元前3世纪末,赋税已经成倍地增加,以至占收入的75%左右.
王田农民不堪负担,被迫大量逃亡.
财务大臣阿波罗尼阿斯在给他的农庄管家的一封信中就提到,王田农民逃到圣地庇护,要求王田管理人员遵守原订的收租1/3的规定.
王田农民的逃亡事件不断发生,往往是有组织的和大规模的,因而使土地大片大片的荒芜,许多手工业作坊倒闭,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减.
如法雍绿洲一个乡的材料表明,由于王田农民的大量逃亡,土地大片荒芜,国家的土地税收入在50年间减少了50%.
早在托勒密王朝初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商业奴隶主阶层.
他们趁王田农民大量逃亡和起义之机,大量兼并土地,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大地产主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加,使国家的土地租税收入进一步减少.
托勒密王朝中后期,对外战争的失败,使战俘奴隶的来源枯竭,劳动力严重不足.
原有的奴隶处境不断恶化,他们也和王田农民一样大量逃亡.
公元前259年的一个纸草卷中,记载了阿波罗尼阿斯农庄的管家同时发出几封信件,要求协助捕捉逃亡奴隶一事.
公元前3世纪末,捕捉逃亡奴隶已成为政府的日常事务.
在捕捉逃亡奴隶的纸草卷文书中,详细地写明了逃奴的姓名、年龄、籍贯、身体特征等等.
公元前3世纪,由于对外战争的需要,托勒密王朝开始雇佣埃及人当兵,埃及人士兵的数量逐渐增多.
由于埃及人士兵经常受到不平等待遇,退伍后又往往得不到妥善安排,生活无着,也经常参加王田农民和奴隶反抗托勒密王朝统治者的斗争.
埃及人民身受外族和本族奴隶主阶级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因而王田农民、奴隶的逃亡运动很容易发展成武装起义.
早在公元前216年,下埃及就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
10年之后,起义的中心转移到了上埃及.
公元前3世纪末,利考城和孟斐斯城也爆发了人民起义,起义群众冲进寺庙,反抗埃及祭司贵族的残酷剥削.
其中亚历山大里亚人民起义对托勒密王朝的打击最沉重.
公元前165年,埃及人佩托沙拉匹索领导了这次起义,参加者是广大埃及农民和士兵.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们十分惊慌,急忙调集大军进行镇压,起义失利,被迫转移到郊区,继续战斗.
上埃及人民闻讯起而响应,以藩诺城为中心爆发了反抗托勒密王朝统治的大起义.
公元前140—120年间,上埃及和亚历山大里亚又连续爆发了几次起义.
公元前80年,以底比斯城为中心爆发了规模最大的人民起义,不久便席卷了整个上埃及地区.
托勒密王朝统治者赶紧调集大军镇压,起义者进行顽强抵抗,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军队,坚持斗争达3年之久,最后与底比斯古城同归于尽.
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并没有吓倒英雄的埃及人民,第二年赫姆地区又爆发了人民起义.
公元前64年和58年,黑拉克列欧城又先后爆发了两次人民起义.
托勒密王朝在连绵不断的人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趋于瓦解.
此时,托勒密王朝宫廷内部的矛盾也尖锐起来.
自公元前2世纪中叶起,争夺王位的斗争愈演愈烈,有些贵族求助于罗马人,罗马势力乘机侵入埃及.
二、罗马埃及埃及的富庶早已为罗马奴隶主贵族所垂涎.
公元前2世纪中叶,托勒密王朝更加衰落.
国王求助于罗马.
到公元前1世纪初,埃及已被罗马所控制.
托勒密王朝每年都要向罗马纳贡,贡额高达12500塔兰特.
公元前51年托勒密十二世逝世,其女克列奥帕特拉继承王位,与丈夫托勒密十三世共同执政.
不久,两人争权,克列奥帕特拉失势被逐.
公元前48年,罗马统帅恺撒到达埃及,被克列奥帕特拉的美貌所折服,随将她重新扶上王位.
第二年托勒密十三世在战斗中溺死,克列奥帕特拉独据王位,成为埃及唯一的女王.
此时,她也随恺撒到罗马城居住.
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身亡,女王才重又回到埃及.
公元前41年,克列奥帕特拉与罗马将领安东尼相见于希腊的奇利奇亚,安东尼追求美貌的女王,跟随她到埃及长住.
公元前37年,安东尼公然违反罗马传统习俗,与克列奥帕特拉女王正式结婚,并宣称将罗马东方的领土的一部分赠给女王的儿子.
罗马的屋大维和元老院对此强烈不满,元老院向女王宣战,并宣布安东尼为"祖国公敌",授权屋大维率军进行讨伐.
屋大维率领的罗马舰队与女王和安东尼共同指挥的舰队会战于亚克兴海角.
女王和安东尼战败,逃回埃及.
公元前30年,屋大维率罗马大军追至埃及,安东尼绝望,自刎而死,女王被屋大维囚禁,在狱中自杀身亡,托勒密王朝寿终正寝,埃及变成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埃及划归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埃及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
罗马元首屋大维把号称"东地中海谷仓"的埃及据为自己的私人领地,作为元首私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屋大维非常熟悉埃及的历史,也十分了解托勒密王朝初期使经济繁荣的措施.
为了巩固在埃及的统治和重新振兴埃及经济,屋大维基本上沿袭了托勒密王朝的全部制度和经济措施,并且有所加强和发展.
在政治制度方面,同托勒密王朝一样,在埃及实行军事统治.
骁勇的罗马军团驻扎在从亚历山大里亚至尼罗河第一瀑布的所有重要城镇,筑有优良的营垒,并经常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镇压埃及人民的任何反抗.
罗马军团完全由罗马人组成,只有辅助部队由其它民族士兵组成.
屋大维从罗马骑士中挑选精干的人物担任埃及总督,掌管埃及的军事、行政和财政.
总督向罗马元首负责.
总督的参佐和各州的布政官也完全由罗马人充任.
地方州、县、村的行政官职则由埃及的希腊人充任.
埃及本土人包括奴隶主贵族都完全处于无权的被统治地位.
屋大维与托勒密一世的最大不同点是,屋大维认为埃及强大的祭司集团不仅不是振兴埃及经济的依靠力量,恰恰相反,只有完全消除埃及祭司集团的传统宗教、政治和经济势力,才能使埃及经济重新振兴起来.
屋大维不再像托勒密一世那样尊奉埃及太阳神,也不把自己说成是太阳神之子和埃及法老的合法继承人,当然就不需要埃及祭司为他举办任何崇拜仪式.
屋大维果敢地采取了托勒密一世想实行而未敢实行的教会"国有化"的措施,巧妙地剥夺了埃及祭司除进行宗教活动以外的一切权利.
总之,屋大维所实行的是以外来的罗马人为主,外来的希腊人为辅共同统治埃及本土人的军事统治政策.
在经济方面,为了发展埃及经济,保证赋税的征收,实行了同托勒密一世几乎同样的经济政策.
他注重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他奖励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把亚历山大里亚办成国际贸易的中心,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印度的象牙、香料,阿拉伯的宝石等,依然运送到亚历山大里亚,然后再转销到罗马和其它地区.
罗马奴隶主贵族十分欢喜中国的丝绸,以至把中国称为"赛勒斯",即丝绸之国.
屋大维基本上保留了托勒密王朝的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经济组织和财政机构.
埃及被规定是元首屋大维的私产,埃及的全部土地名义上归屋大维所有.
原托勒密王室所占有的大量肥沃土地被收归为"公有地",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赐田和军人份地也被没收,归元首私有.
埃及神庙的大量土地也被没收殆尽.
屋大维及其继承人宣称,不干涉埃及祭司的任何宗教活动,祭司的生活和公共祭祀活动的全部费用均由国家供应,而神庙土地及其收入登记入册,作为皇室财产的一部分.
这些土地仍然租给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王田农民耕种.
后者向国家缴纳实物税和货币税.
税收仍由国家官吏或包税人征收.
在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经济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
罗马奴隶主贵族对埃及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比托勒密王朝时更加残酷,而屋大维所实行的发展生产的政策在其后继者中并没有继续下去.
罗马皇帝把没收来的埃及土地分封给皇室贵族和罗马士兵,把"公有地"拍卖给地方显贵.
剩余的土地强迫埃及农民耕种.
上述这些土地都逐渐变成了私人的土地,私人大田庄不断扩大和增多,土地私有制发展十分迅速.
文献记载,屋大维的妻子莉维雅和她的孙子日耳曼尼库斯、屋大维妻子的前夫之子德鲁苏斯、皇帝克劳迪的子女安托尼雅、梅萨莉娜、阿格里皮娜等人都占有大量土地,成为埃及最大的田庄主.
亚历山大里亚的显贵里卡里雍、阿特诺多鲁斯、亚里苏斯、欧安德里、特里丰、阿皮雍等人也购买了大量土地,成了私人田庄主.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在土地上进行劳作的埃及农民的社会属性也发生了变化.
托勒密时代的王田农民原是直接受国家管理的半自由民,即王室契约佃农,在罗马统治时期,逐渐变成了大官贵族私人领地上的"领地农民",一部分变成了小块私人领地的佃农.
他们不再受国家直接管理,而是属于各自的田地主人.
他们从田地主人那里领来土地、种子、牲畜、农具,进行耕作.
收获时,向田地主人交纳实物租和货币租.
他们已无人身自由,不能自由迁徙,或放弃耕作.
公元3世纪以后他们已变成中世纪农奴的前辈——隶农.
在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赋税特别苛重.
埃及人除交土地税和人头税外,还要交纳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据统计,实物税达50种之多,而货币税更多达450种以上,每年的税款高达7500万德拉克马,谷物2000万麦斗.
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罗马暴君尼禄在位期间,对埃及的剥削大大加重.
有人统计,埃及1个月的税款比犹太人1年的税款还多,全年的税款超过了1亿德拉克马.
罗马人每年从埃及运走的小麦可供罗马人吃4个月之久.
罗马在埃及收税的方式也十分野蛮.
早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埃及已开始实行包税制,包税人往往从中渔利,任意扩大税额,并采取强迫的收税办法.
如果纳税人不交或交不足税额,就要受到严刑拷打,再交不足,就把纳税人的家属变为债奴.
在罗马统治时期,这种野蛮的收税方式发展到了极点,如果交不出税,连纳税人本人也要变成债奴.
公元2世纪中叶,"派差"制度的推行使债奴的数量与日俱增.
罗马皇室把收税作为义务加在埃及地方官吏的身上,规定如果收不足税收,所欠税额则由地方官吏本人负责补足.
这样一来,被"派差"的地方官吏在收税时对纳税人更加残酷无情,威逼拷打无所不用,直至把纳税人变为债奴为止.
公元3世纪后,许多官吏用野蛮的收税办法也无法收足税额,只好自己将所欠税额补足,不少官吏因此而破产,沦落为普通老百姓.
实行"派差"制的同时,还实行纳税人的集体联保制,即把邻里、乡党、同业行会的成员都包括进去,如果谁交不清赋税,大家都要受到株连.
除了繁重的赋税之外,埃及人民还要为罗马统治者负担各种各样的劳役,如向罗马统治者提供车、船和牛,运送人员和货物,还要义务修建水利工程、公共建筑物、道路和军营等等.
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也不能幸免,要在国家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监督下,为罗马统治者效劳.
由于罗马奴隶主贵族对埃及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强烈反抗.
屋大维任命的第一任埃及总督高卢斯,一上任就不得不集中力量镇压埃及人民的反抗运动,以保证税赋的征收,埃及人民的反抗形式基本上有两种:逃亡运动和武装起义.
亚历山大里亚是埃及人民逃亡运动和武装起义的中心,被罗马统治者称为"暴乱者之都".
逃亡运动从公元1世纪中叶就开始了.
为了逃避苛重的赋税和劳役,埃及农民、奴隶和手工业者纷纷逃亡.
托勒密王朝统治时,埃及人往往逃到神庙圣地庇身.
但是到罗马统治时期,埃及人民连庇身的圣地也没有了,只好逃往尼罗河上游地区或三角洲沼泽地带.
据文献记载,费拉得尔菲亚地区,逃亡人数占居民总数的10%.
一个纸草卷记载,有一个村庄,"大部分人都不见了,村里原有85人,而现在减少到10人,后来又有8人逃走了".
逃亡运动给罗马统治者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土地大片大片地荒芜,税收锐减,罗马统治者往往采取逮捕逃亡者家属的办法,来胁迫逃亡者回来,但也无济于事.
罗马统治者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起了埃及人的仇恨,逃亡运动常常发展成为武装起义.
最著名的起义是布科里起义(即牧人运动).
起义从公元2世纪末开始,时起时伏,连续不断,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末.
其中公元3世纪时,起义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给罗马统治者的打击最为沉重.
起义者主要是逃亡农民和奴隶,他们在尼罗河三角洲一带,利用复杂的港湾河叉和茂密的灌木丛等,神出鬼没地打击罗马军队.
起义者曾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罗马军团,甚至主动进攻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驻军和行政机关.
公元274年,亚历山大里亚爆发了工商业主费里姆领导的反罗马暴政的大起义.
罗马派大军镇压,由于力量悬殊,起义失败,费里姆被俘,受苦刑后被处死.
埃及农民的逃亡和起义,使大片土地荒芜,国家税收大减.
罗马统治者为了保证税赋的征收.
采取了许多新的强制办法,如强迫埃及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强迫农民代耕逃亡者的土地等等.
但是收效甚微,结果又促进了"庇护"制的发展.
农民不仅要代耕逃亡者的土地,而且要代付逃亡者的赋税,还代他们服劳役,农民的负担成倍地增加.
负担不起的农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大田庄主,求得田庄主的"庇护".
因此,"庇护"制迅速流行起来.
公元3世纪后,"庇护"制盛行埃及,田庄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发展成一个小型独立王国.
它拥有自己的军队、警察、监狱等.
此时的罗马帝国政府,对此已毫无办法.
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经萌芽,这些大田庄主逐渐向封建地主转化.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势力崛起,拜占庭帝国被阿拉伯人灭亡,埃及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并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
罗马统治者曾在埃及竭力推行罗马化运动,但是效果不大.
埃及的官方语言和文字依然是希腊语和希腊文,只有罗马人之间才使用拉丁语和拉丁文.
罗马统治者不尊奉埃及的神灵,严重地刺伤了埃及人的民族感情,在罗马人与埃及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罗马人和埃及人无法进行融合,"罗马化"在埃及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三、罗马统治时期的北非埃及以外的北非包括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罗马通过两个多世纪的武力征服,在北非先后建立了5个行省:阿非利加省、努米底亚省、昔兰尼加省、丁吉·毛里塔尼亚省和恺撒·毛里塔尼亚省.
罗马统治下的北非史称"罗马非洲".
阿非利加省包括今利比亚、突尼斯西部和阿尔及利亚东部地区.
其面积为2.
5万平方公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又有良港.
自古以来,那里是北非农业经济和海外贸易最发达的地区,又是北非距离罗马最近的地区,因而成了罗马向非洲扩张的第一个目标.
罗马为此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终于在公元前146年摧毁文明古国迦太基,在迦太基的领地基础上建立了阿非利加省.
罗马把阿非利加省列为重点掠夺的地区,由元老院任命的拥有行政、司法和财政大权的总督进行治理,总督还直接指挥着一支近2000人的罗马军队,这支军队也负责向罗马城运送谷物.
努米底亚省位于"罗马非洲"的中间地带,包括今阿尔及利亚的中部和西部的一部分,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成了罗马在北非的必争之地.
公元前110年,罗马发动了对努米底亚王国的侵略战争,于公元前49年灭努米底亚王国,建立了努米底亚省.
罗马除派遣一名总督进行治理外,还派遣一支精锐部队——奥古斯都的第三军团,驻守在努米底亚境内,负责防御外敌入侵并兼管地方治安.
努米底亚省的治理大权实际上操纵在指挥第三军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长官手中.
昔兰尼加省位于今利比亚的东北部,在希腊大移民时期,希腊人就在这里建立了著名的移民据点昔兰尼.
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昔兰尼的城市经济相当繁荣.
公元前96年,国王托勒密·阿皮雍遵守欧尔杰特斯二世的训旨,在他临终时将昔兰尼加赠给了罗马人.
公元前74年,昔兰尼加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由罗马元老院任命的兼有军事和行政权力的省长进行治理.
毛里塔尼亚王国位于北非的最西部,包括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西部地区,首都丁吉斯最初是腓尼基人建立的殖民据点,后来发展成腓尼基人进行海外贸易的著名基地.
属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沿岸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公元40年,罗马人杀掉毛里塔尼亚的国王,残酷镇压了农民和牧民的武装起义,于公元44年建立了两个以首府命名的丁吉·毛里塔尼亚省和恺撒·毛里塔尼亚省,由元老院委派的省长进行统治.
罗马奴隶主贵族和骑士侵略非洲的主要目的就是掠夺土地和财物,在毁灭迦太基后不久,便颁布了公共土地法,规定只有罗马公共权力机构才有土地所有权,从而把迦太基的肥田沃土收归为罗马公有地.
依照此土地法,后来被罗马吞并的努米底亚、昔兰尼加、毛里塔尼亚的土地也被罗马所占有.
罗马人将掠夺来的大片的肥沃土地划分成50公顷的方块,分给罗马退伍军人.
据记载马略的退伍战士就有很多人移居在阿非利加省,被安置在两个城市中.
罗马统帅恺撒也把努米底亚首都契尔塔城的大量土地赏赐给他的部下西丘斯及其战士.
意大利的工商业奴隶主们看到在北非经营土地有利可图,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他们蜂涌到阿非利加和努米底亚两省,以缴纳定额赋税为条件赎得大片非洲土地,并学习迦太基人的经验,建立起自己的大庄园.
一部分意大利移民因罗马国王赏赐得到土地,更多的人买到或租到一大块土地,还有的意大利人投资于生荒地的开发.
后来,罗马贵族、元老院的元老以及征税团的官吏也纷纷在北非建立起自己的大庄园.
北非到处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的大庄园.
在阿非利加省,大庄园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有6个大庄园霸占了全省半数以上的土地.
罗马和意大利大庄园主役使柏柏尔人奴隶或雇佣当地农民进行耕种,也有的把土地租给当地农民耕种,交纳实物地租.
农作物主要是小麦、葡萄和橄榄.
公元1—2世纪,罗马统治者在北非还进行了水利工程的修复工作,使农业生产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
北非的谷物产量超过了西西里岛,成了罗马的新谷仓.
农产品的绝大部分都运往罗马本土,供罗马奴隶主贵族享用.
在尼禄统治时期,每年运往罗马城的小麦数量就高达1800万蒲式耳,可供罗马人吃8个月之久.
罗马统治者在北非通过搞城市化来推行"罗马化".
公元前44年,罗马统帅恺撒制订了重建迦太基城的计划,屋大维在北非搞了许多屯市,其中迦太基、契尔塔和锡卡最大,在这三个城市的辖区内,不少原来的村庄逐渐发展成为城市,甚至是繁华的大城市,如提比利斯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此外,从恺撒至图拉真统治的近2个世纪中,罗马在北非还建立了许多军屯市,开始只是罗马驻军的城堡,逐渐发展成为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如安梅达腊和马道鲁斯等.
据统计,当时罗马非洲至少有500座城市,其中阿非利加省有200座城市.
①城市人口达到130—250万,约占罗马非洲总人口的30—75%.
城市居民主要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
他们包括罗马驻军首脑、行政长官、大庄园主和工商业奴隶主等.
罗马皇帝塞维鲁就出生在阿非利加省大勒普契斯城,元老院的元老和禁卫军的统帅也有不少是出生于北非的城市.
此外,城市居民还有希腊人、腓尼基人和柏柏尔人中的富人.
城市里也住有为奴隶主们服务的工匠、执役等下层的当地人.
罗马政府给予北非城市一定的特权—自治权.
这些城市大都是仿照罗马城建造的,城内修建了罗马式的宫殿、剧场、浴室、水道等等.
城外建有要塞和四通八达的道路.
尤其是大勒普契斯城,罗马皇帝塞维鲁把它建筑成了一座"理想的城市".
宏伟美丽的港口和宏大广场之间由一条漂亮的宽大的中心大街连接着,还建有一座装有雕像的大拱门.
北非的罗马化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如迦太基、契尔塔和锡卡等,不仅是罗马统治的政治中心,而且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城市里有发达的手工业,其中以榨油、酿酒、食品加工和陶瓷业等最为发达.
城市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是出口农牧业产品的集散地.
大部分产品是罗马大庄园生产的,也有一些是柏柏尔人交纳的税品.
此外,罗马皇帝克劳狄、图拉真等,还大力向北非内地扩张,积极打通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路.
文献记载,的黎波里塔尼亚诸港口和沙漠以南重要贸易中心——费赞之间的贸易往来相当活跃,非洲内陆的黄金、象牙、驼鸟毛、兽皮、珍贵木材、玩杂技用的稀有动物以及黑人奴隶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北非港口.
这些商品除销往罗马本土和各行省外,还远销到东方各国.
有些东方国家的商人也来到北非城市洽谈生意,将一些商品运往东方.
罗马人在北非各城市里还极力推广罗马文化,拉丁文和拉丁语被用作官方语文.
尽管如此,罗马化程度仍然是有限的,就整个北非地区来说罗马化处于次要地位.
北非的广大农村和山区依然保持着非洲的古老文化传统,占北非人口大多数的土著仍然信奉着自己的神灵,使用自己的文字,讲着自己的地方语言,过着受奴役的乡村生活或游牧生活.
罗马化的城市尤如大沙漠中的绿洲一样,仅仅是北非传统社会之上的亭台楼阁而已.
①G.
C.
Picard:LaCivitisationdel'AfriqueRomaine,(《罗马统治时期的非洲文明》)Paris,1959,p.
45.
罗马对北非广大地区人民的压迫和掳掠,使北非广大人民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
他们激烈地反抗罗马统治者.
北非内地的部落居民从来没有被彻底征服过.
在罗马辅助部队中服役的努米底亚人达克法里那斯逃离部队,在奥雷斯山区各部落中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
他提出了归还柏柏尔人土地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农牧民的响应.
公元17年,武装起义正式开始.
达克法里那斯熟知罗马军队的作战规律和战略战术,故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突然袭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屡挫习惯于阵地战的罗马军队.
罗马军队被迫改变战略战术,采用派遣大军四周合围起义军的战术.
战争持续达8年之久,范围遍及北非南部的广大地区.
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起义最终被镇压,达克法里那斯战死疆场.
公元4世纪30年代,以努米底亚为中心爆发了带有宗教斗争性质的阿哥尼斯特(意即"争取正当信仰的战士")运动.
这是一次由多那图斯主教和柏柏尔人阿斯基多、法西尔共同领导的奴隶、隶农、贫苦农民和柏柏尔人的联合大起义.
起义者大都是基督教信徒.
基督教于公元2世纪传入北非,4世纪得以广泛传播,在北非形成了许多具有当地特点的土著教派,其中以多那图斯教派影响最大.
多那图斯派主张过淳朴生活,教徒人人平等,从本地教徒中选举产生牧师和长老等神职人员,反对罗马主教的控制.
这些主张实质上是反对罗马统治的政治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
起义者洗劫罗马人的大庄园,焚烧奴隶名册和债券,杀死大庄园主和高利贷者.
起义发展迅速,席卷了整个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地区.
罗马派重兵镇压,起义者英勇战斗.
阿斯基多和法西尔先后战死.
多那图斯主教继续领导起义.
最后罗马军队进行残酷镇压,很多起义者被杀死,运动暂时受挫.
但是,毛里塔尼亚省紧接着又爆发了费里姆领导的起义.
起义者摧毁了许多大庄园,占领恺撒·毛里塔尼亚省首府恺撒利亚城.
公元373年,罗马皇帝派遣骑兵长官提奥多西带兵前来镇压.
经过几次血战,未分胜负,只是由于某部落的叛卖,费里姆才战败身亡,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公元5世纪初,阿哥尼斯特运动再度高涨起来,努米底亚仍是起义中心.
阿非利加省的许多地区也参加了起义.
公元418—420年间,起义一度受挫.
公元429年,汪达尔人从西班牙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北非.
阿哥尼斯特运动与汪达尔人迅速联合了起来,运动达到了高潮.
公元430年,起义者杀死罗马在北非统治的代表奥格斯丁主教,罗马在北非的统治寿终正寝.
汪达尔人在北非建立了独立国家,统治了整整100年.
公元6世纪30年代,拜占廷帝国的军队侵入北非地区,赶走了汪达尔人,建立了新的统治.
北非被划归拜占廷帝国的一个大行政区,由皇帝派遣的兼有司法和财政大权的钦差大臣进行治理.
大行政区下设四个军区,由四个将军分别管理.
由罗马人和柏柏尔人组成的军队驻守在北非的各个城市中.
拜占廷帝国在北非的统治相当薄弱,实际上只能控制城市和交通要道,广大农村和山区始终未被征服.
柏柏尔人在北非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小王国.
北非内地山区依然住着许多游牧部落,广大农牧民仍然过着原始的淳朴生活.
第五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早铁器时代与班图人的迁徙一、西非早铁器时代遗址与铁器的历史作用已知的西非最著名的铁器时代遗址位于今尼日利亚的诺克地区.
20世纪40年代,考古学家德·法格在诺克河谷几米深的地下发掘出陶器塑像、石斧和古代冶铁遗迹,后又发现包括13座炼铁炉的村落遗址.
发现这些文物的地层属潮湿的纳库鲁时代,经测定约在公元前1000纪中叶.
诺克地区位于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汇合处的东西向盆地上,连绵300英里,这里发现了大量"诺克祭祀小像",其中有许多头像尺寸和真人相同或相近.
这些陶像是诺克铁器文化的特征之一.
诺克文化在公元前2—3世纪发展到了顶峰.
西非最著名的早铁器时代社会或许是诺克人的社会.
到公元前500年,可能还要早一些,诺克人无疑已经在冶铁了.
尽管诺克人已经有了制铁的知识,但是在他们认为更有效的场合仍继续使用石器,包括磨石、石臼以及片状石斧.
诺克人的文化不仅早在2500多年以前就完全形成,而且,其影响显然是深远的.
例如,达伊马的泥塑小像就具有类似诺克文化风格的特征,而达伊马的制铁活动大约在公元5—6世纪之间开始的①.
伊格博乌库遗址的发掘证实,至少在公元9世纪前,尼日利亚东南部已进入铁器时代,掌握了铁器制造技术.
考古学家认为,至少在公元8世纪前后,达伊马地区居民已经充分使用铁器.
在西非乍得湖地区的沙里河下游,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古代村落遗址,并发现了一些与诺克文化相同的遗物,其中包括:精致的赤陶小塑像,石制装饰品,铜和青铜器、铁器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碎片,其中萨奥文化最具典型性.
萨奥文化所有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只是在考古发掘的系统研究发表之后,才真正为人们所了解.
这项考古发掘已在该地进行多年,是由法国人类学家让—保尔·诺博夫自1936年开始的.
在低矮光秃的丘陵脚下,靠近今天当地居民举行原始宗教仪式的地方,诺博夫发现了萨奥人的古城废墟.
各式各样黄铜的、青铜的和铁的物件,石质的、骨质的、角质的和珍珠贝的雕刻品,证明萨奥人的艺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在10到19世纪的发现物中,具有头等重要地位的还是焙烧的粘土物件,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使萨奥文化可以称之为"粘土文化".
萨奥人用粘土建谷仓,砌炉灶,制陶器、纺轮、网坠、玩具和饰物.
大的陶瓮用来埋葬死者.
萨奥艺术主要是以硬陶雕塑为代表的,它们可以分成表现人物的和表现动物的两大类.
然而这两大类很难截然分开,因为,人物常常动物化,而动物又常常拟人化.
它们同诺克人的硬陶雕塑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几乎完全缺乏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
萨奥人的硬陶头像,大多数具有一种独特的、装饰的风格.
鼻子、嘴和眼睛好像是附加在一块扁平的或稍稍圆鼓的平板上,这种平板呈椭圆形、圆形甚至三角形.
头像没有前额,双目紧靠一起.
嘴是千篇一律的"咖啡豆"①G·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第2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75页.
形式,这种形式在对眼睛的处理上也是典型的.
形式接近自然而较少程式化的实例,是塔果村发现的所谓祭祀祖先的头像.
三叉戟式的胡须遮蔽住短短的颈部;一张大嘴横贯面部,直达两耳;在半闭着的、沉沉入睡的眼睑下,空黑的裂洞盯着人们.
诺克人的硬陶头像都有很不相称的高高的前额.
而萨奥人的硬陶头像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前额;脸的其它部分都很大,并且塑造极其完美.
"粘土文化"在12到13世纪时达到了它的顶峰.
在这一时期,大型塑像占据显著地位.
在尼日尔河中游地区,铁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尼日尔河和巴尼河汇流处的巴尼河谷,马西纳和塞古的北部和东北部,以及今布基纳法索境内.
这三个地区都出土了一种以搓捻过的绳滚花为装饰的大型厚壁陶器,并出土了大批铁器、磨光石器、青铜器以及家用陶器.
这些文化的创造者一部分是种植粟类和水稻的农民,另一部分是以捕鱼为业的渔民①.
在塞内冈比亚地区,特别是在塞内加尔河河口地区及塞内加尔北部滨河地区,已发掘了不少墓葬,出土了铁制工具、铜手镯、珠子、黄金及各种陶器,年代在公元750年左右.
在今尼日尔地区也发现了铜与铁金属冶炼的遗址.
考古学家认为,阿加德兹附近的阿泽利克(Azi—Lik)的炼铜约开始于公元前1360年,德格佛·阿加尔(Teguef-N-Agar)的冶铁约开始于公元前260年;有人甚至推测在泰尔米特山区的冶铁开始得更早,大约在公元前924年().
在上述两地发现的两个炼铜炉和炼铁炉,是迄今为止整个西非最早的铜铁出土物.
据尼日尔《萨赫勒报》报道,"尼亚美大学尼日尔人文科学研究所在阿加德兹南部发现了许多与早期金属冶炼有关的遗迹.
主要是用于冶炼铜和铁矿石的熔炉,其中有一些非常特别.
"经过碳14多次测定,这些炼铜炉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炼铁炉已有2500年.
在此之前,许多学者认为西非的炼铁技术是从麦罗埃(今喀土穆附近)和卡尔他热(今突尼斯附近)引进的.
"从阿加德兹南部蒂吉迪遗址新获得的冶金推定年代,比麦罗埃的和在卡尔他热的铁的贸易年代更早,可能尼日尔这一地区是一个冶炼铁的独立中心①.
"关于西非的早铁器时代,B·丰·安达综合各种考古资料后作出如下总结:铁器时代的发展状况似乎和新石器时代的进程没有显著的差别.
所不同的只是,西非最早过渡到金属(铁器)时代的实例出现在萨赫勒大草原地带的两端,而不是在南部森林边缘地区.
在这方面,也像早期粮食生产的情况一样,所有文化上和年代学上的证据都有力地说明,进入金属加工这一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土著居民自己的功绩.
西非早铁器时代,依照类型,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依照年代和地层,划分成以下几种组合体:(1)陶器、铁器和磨制石器;(2)陶器、铁器和(或)其它金属器具,有时和特殊的(陶罐)埋葬习俗联系在一起;(3)只有陶器、铁器制作和繁荣程度不同的石器制作混杂在一起的遗址,通常是铁器时代遗物组合体最古老的类型,多半反映了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①.
铁器的出现和应用在非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恩格斯指出:"由野蛮转入文明是从铁矿的冶炼开始的.
""清除森林使之变为耕地与牧场,①[原苏联]《今日亚非》杂志英文版,1979年第4期.
①郇心强:《尼日尔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0页.
①G·莫赫塔尔,《非洲通史》,第2卷,第474页.
如果没有铁斧和铁锹,也是不可能大规模进行的"②.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逊高度评价了非洲进入铁器时代的重大意义.
他指出,铁的冶炼和使用,使非洲人在前人没有耕种过的土地上耕种,在没有人传授他们如何采矿的地方开采矿物;他们发现了有价值的药物;他们善于灌溉梯田和在陡峭的山坡上保持水土;他们建立了新的复杂的社会制度;他们把可能从北方传入的一切化为自己的东西.
经过长时期的充实、修改、体验和创造,他们学会了一系列技术,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艺术,发展起非洲特有的文明③.
具体地讲,铁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增加了人类对环境的控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根据阿拉伯人的记述,加纳王国最重要的生产领域是农业,种植的作物有高粱、黍和棉花.
考古学家已在加纳都城昆比遗址发掘了大量铁器,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农具.
考古学家发现,在昆比,仅商业区的人口就达到了万余人.
另据估计,公元初东非和中非人口不超过100万,至公元1000年已达到200—300万.
(2)由于铁器的使用,促进了人类要求的多样化,交换和贸易得到了发展.
现有的证据表明,从铁器时代早期,就存在着一个复杂而广泛的远距离贸易网,靠着当地的手工艺行业互相补充而繁荣起来(例如鱼和盐的贸易),尤其是在沿海各族居民和内陆务农的各族居民之间,以及在南方务农的各族居民和北方畜牧成份较大的社会之间,互通有无.
进入这一流通的当地的重要产品包括铁和石头(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皮革、盐、谷物、鱼干、布、陶器、木器、柯拉果以及石制和铁制的个人装饰品.
在西非区域内发展起来的内部贸易和手工业,使西非和撒哈拉两大地区之间的各条商路得以形成并维持下去.
这种内部贸易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促进了较大村落和市镇的成长.
关于西非森林地区,不断增多的考古资料表明,后来出现阿散蒂、贝宁和约鲁巴诸国以及出现伊格博乌库文化,基本上是由于使用铁器(也有些是使用非铁器)的早期居民非常成功地开发了他们的环境①.
(3)铁器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产生,于是在非洲涌现出一系列文明古国.
铁器的使用使中央集权的王国和帝国的出现成为可能.
铁器制品与盐、黄金、谷物、陶器、柯拉果等,是贸易的重要物资,而西非诸国的立国基础与贸易往来的繁荣是有极大关系的.
(4)铁器的使用和传播使得整个黑非洲大陆得以开发.
考古发掘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是西非,而铁的传播路线似乎是伴随班图人的迁徙而从西非传向东非、中非和南非的.
从这些地区发掘的遗址存在的年代看,铁器传播非常快,是在短短几个世纪完成的.
至公元5世纪前后,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铁器时代居民点已经相当广泛了.
在卢旺达发现了公元3世纪的炼铁炉;在坦桑尼亚西北部、扎伊尔的基伍省即沿大森林的肥沃地带出土了砖砌炼铁炉,已存在复杂的高产的炼铁工艺,时间在公元1世纪左右.
肯尼亚西部铁器时代遗址存在年代在公元3—5世纪.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交界处的铁器时代遗址年代约在4—11世纪不等.
在中部非洲的卡兰博地区,出土了不迟于公元3世纪的铁器、铁渣,出土的铁器有矛头、刀尖、箭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21页.
③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三联书店1973年,第39页.
①转引自G·莫赫塔尔,《非洲通史》,第2卷,第480页.
镞等等.
在下扎伊尔也发现铁制器皿.
上扎伊尔桑加和卡托的遗址出土的铁器,年代在公元7到8世纪.
南部非洲早铁器时代的考古发掘要丰富一些,根据南非著名考古学家D·W·菲利普逊的考察与研究,南部非洲早铁器时代遗址分布情况如下:①赞比亚铜带地区和卢萨卡高原上可见到两个关系紧密的群.
铜带区琼兑群的陶器的特点是口部或加厚或无差别,最常用的装饰花纹是交错三角形构成的假浮雕V字纹和以宽槽为边的梳齿印纹,发现有这种陶器的几十个村庄都位于大河小溪沿岸.
以卢萨卡高原为中心的早铁器时代遗址属卡普维林布韦群,它的陶器和琼兑群陶器的区别是口部增厚的情况更明显也更多见,各种梳子印纹则极少见,而由各种阴文图案代替.
这种文化在卢萨卡东13公里的卡普维林布韦村显然只存在了一个短暂时期,其年代已测定为公元5世纪左右.
这里遗留有许多倒塌的用非洲大麻建造的建筑物,其中许多似是炼铁炉.
大量的废渣和铁块证明这一带曾大规模地炼铁.
在赞比亚铁器时代的遗址,铁制工具比一般更为常见.
在卡富埃河谷以南,赞比亚南方省富饶的高原地区发现了几处大规模的早期铁器时代村落遗址.
利文斯敦周围的赞比西河谷大概是南部非洲勘察得最清楚的地区.
这里的早铁器时代丹布瓦群兼有卡隆杜群与津巴布韦的戈科梅雷群的特点.
马拉维北部南鲁库鲁河上福波山旁的一个遗址,发现有早铁器时代文化长期存在的证据,其年代是公元2至5世纪.
在赞比西河以南的津巴布韦,同样存在着属于同一工艺体系的早铁器时代工艺,因地区不同而呈现出差异.
津巴布韦其余大部分地区的早铁器时代文化,从根本上看有很多相似点.
专家们一般都同意把有关的陶器区分为三类:济瓦陶器大致集中在以伊尼杨加为中心的东部高地,西向哈拉雷,南沿莫桑比克边界地区伸延到洛费尔德.
日索陶器(以前叫豹子山一号器物)在西南部的布拉瓦约一带.
戈科梅雷陶器广泛分布在中南部地区.
林波波河以南早期铁器时代工艺体系在第1000纪时期的分布情况现在已有眉目,但是实物证据不多,而且不完整.
在德兰士瓦省北部索特潘斯山的马塔科马发现的陶器与在马拉帕蒂发现的陶器类似;该遗址的确切年代尚不得而知,但其陶器同已断定年代的马拉帕蒂陶器相似,所以它的年代大约为公元第1000纪后半期.
在德兰士瓦省东北部察宁附近发现具有早铁器时代风格的陶器,年代断定为3世纪或4世纪.
这说明早铁器时代工艺体系在林波波河以南传播的时间,不比它传入津巴布韦晚多少.
最近在比勒陀利亚以西的布鲁德斯特鲁姆发现了内容更为丰富的遗物.
R·J·梅森发掘出13座已经倒塌的小屋及炼铁的遗迹.
该遗址中的早铁器时代陶器的年代已断定为5世纪前后.
铁器传播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在东非班图人迁入后,从事锄耕农业,大片开荒种植非洲蜀黍.
南非几个早铁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表明:拥有先进铁器的班图人,成功地发展了锄耕农业.
根据D·W·菲莉普森的研究,①有几个早铁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了可以确认为裁培作物的残余.
它们是:琼杜遗址(这里发现了南瓜和一颗豆子),伊尼扬加的"祭坛"(发现谷子和南瓜的种子)和豹子山遗址(发现豇豆).
在卡隆杜和伊萨穆帕蒂等卡洛莫文①转引自G·莫赫塔尔,《非洲通史》,第2卷,第27章.
①转引自G·莫赫塔尔,《非洲通史》,第2卷,第531页.
化层中找到过高粱种子.
卡里巴附近(文化上不属于早铁器时代)的伊贡比伊莱代遗址也发现有残存的高粱,其年代已直接断定为7或8世纪.
这些零星实物证明,南部非洲早铁器时代的农民种植某些农作物,但不能认为这就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农作物.
家畜的遗骸方面,证据稍多一些.
绵羊和(或)山羊的骨骸在特威肯纳姆路、卡隆杜、库马祖洛、马布韦尼、戈科梅雷、豹子山、马库鲁和布鲁德斯特鲁姆等遗址都有发现.
这些分布很广的遗址代表了南部非洲的整个早铁器时代.
二、班图人的迁徙1.
班图人的起源班图人是非洲最大的人种集团,几乎占全非人口的1/3,分布在赤道以南的广大地区.
班图人从公元1世纪开始一直到15世纪的漫长时间内向南扩张的过程,被称之为"班图人迁徙".
迁徙大致分为东、南、西三路,足迹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影响十分深远.
迁徙造成了班图人的人口增殖;农业扩散到其它地区,畜牧业成为重要经济活动;原始民族日趋瓦解,大部落联盟建立,一些地区出现了早期的国家组织.
班图人来自何处近150年来学者众说不一①.
(1)发源于大湖地区附近.
最早提出此论点的是约翰斯顿(H·Johnston).
他认为早在公元前,班图人即从此向外扩张,他考察出原始班图人语中有小鸡一词.
他认为鸡是波斯人在公元前525年入侵埃及后引进尼罗河的,由此传播到大湖地区的.
另外,他根据对河马(hippopotamus)词根的研究,认为这个词不起源于非洲东部、南部以及西部.
所以他得出结论:原始班图人起源于森林繁茂、水源充足的中西非地区,他标明的原始班图人起源地区在贝努埃(Benue)河和沙立(Shari)河之间.
他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将其地区东移至北纬3度到4度之间.
塞利格曼(Seligman)也持这种观点.
在他的名著《非洲的种族》一书中,他认为:班图人"源出大湖地区",时间早在新石器末期.
他勉强地对班图人早期的居住地划了一条界线,这条线西起分隔南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里奥德尔雷河口的海岸,沿边界向东北,转而向南和向东,曲曲折折地到达喀麦隆的东南角.
它从这里向东穿过法属刚果和比属刚果以及韦累河以南到达阿伯特湖的源头.
它跨过基奥加湖,经过埃尔冈山南部,沿维多利亚湖的东部内地,到达它的东南角.
它从这里弯弯曲曲地穿过坦噶尼喀地区向北到达蒙巴萨内地,那里有一道狭长地带,往西北到肯尼亚山.
它又跨过塔纳河,向北直到朱巴河口,只把这两条河之间的一条狭窄的沿海地带包括在内①.
(2)发源于尼日利亚—喀麦隆交界处.
远在1889年,迈因霍夫就辨认出班图语和西非各种语言有联系,各种班图语之间的差异远远不及西非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那样大.
H·格林伯格把非洲语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他从800种语言中取得词汇和文法上的数据,从中识别出200个词素或称核心单词,如简单数字、人体称呼、日常生活动作,外部世界基本成份如大地、水和火等.
在使用这类核心单词时,他发现班图语接近西非语的程度,大于英①参见JamVansina,"BantuintheCrystalBall"(《班图人的水晶球预卜》).
①塞利格曼:《非洲的种族》,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3页.
语接近原始日尔曼语的程度.
他计算出班图词汇中42%,在今天仍然存在于最接近的西非诸语言中.
他得出结论:"班图语甚至不能算作单独的原始语族……而是属于诸语族中的一支……即贝努埃混合语或半班图语".
因此,他作出了班图语的发源地在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交界处的推论.
另一著名学者C·埃雷特在总的方面是支持H·格林伯格的.
他认为从语言学角度看来,语言上最纷繁的地区很可能就是最初的聚居地.
法国学者罗贝尔·科纳万也持此观点②.
他认为:由于在公元前2500年到500年之间,因沙漠干涸被迫移来了大批撒哈拉新石器时代的人,所以在公元前最末几个世纪,尼日利亚这个地区发生人口过多的现象.
"原始班图人的最初核心"正是在这个时期向南方进行迁徙.
但是在贝努埃河以南200公里就有密集的森林;因此,他们不得不北折向东,穿过现属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地方的热带草原.
大概在先后到达桑加河一带和乌班吉河由北向南流的那一段时,某些原始班图人便通过这些可航河道,顺利地穿过阻碍他们前进的大森林.
他们先后在乌班吉河和刚果河畅行700公里以后,到达了远在金沙萨以北就开始的热带草原地带,形成了"西部班图人核心",不久发展到现在的金沙萨省、安哥拉北部和刚果共和国.
而那些不愿在水上航行的原始班图人则继续向东走,沿大森林的北端到达位于阿伯特湖和伊土里森林东端之间的、南北方向的、极为狭窄的热带草原走廊.
于是他们沿西断裂谷的山边南下,抵坦噶尼喀湖北端以西的较为开阔的马尼马地区,然后顺着卢阿巴拉河谷这条进行迁徙的自然通道继续前进.
另一条可能的道路是从阿伯特湖之北经卢旺达、布隆迪,穿过坦噶尼喀湖,那样也可以到达同一地区.
(3)发源于扎伊尔森林以南大草原地区.
M·格斯里是代表者①.
他多年潜心研究班图语,长于班图语的比较研究.
他从微观方法入手,分析了350种班图语和方言.
他至少把三种互不相同的语言中意思相同的同源词汇的词根分离出来.
从分离出来的2400组词根中,他发现其中23%是"通用的",这些词根分布在整个班图语中.
另有61%只是在"特定"的比较狭窄的地区才使用.
他用这些组成通用词根,制成常用班图语索引,标明各种班图语中通用词的百分比.
他根据这种方法,对各种班图语作了研究.
在有关动物的语汇方面,他列举了鸟、昆虫30多种类.
它们在整个班图人区域被广泛使用.
这些词包括:狗、山羊、牛、猪、象、河马、野牛、食蚁兽、松鼠、鼓腹毒蛇、珍珠鸡、鹰、鸽子、扁虱、蜘蛛、蜜蜂、蚊子等等.
一些家禽和鬣狗的词根在各个地区则完全一致.
鳄鱼、狮子和蝙蝠的词根在东班图核心地区和西班图核心地区则有较明显的差异;扁虱和鹦鹉的词根局限于西部核心区;而青蛙、虱的词根则在东部地区独用.
相似的词根也见于对身体的各部位以及日常生产文化活动涉及名词的称呼,如罐壶、制陶、篮子、打褶、线、鱼钩、陷井、粘鸟胶、铁矿石、铁、冶炼、锤子、刀、衣服、缝、路程、头顶、拉风箱等.
食物的词根有一些为通用,如无花果、棕榈树、香蕉、蚕、蜂蜜、蘑菇等;其它一些词类则随地域而变化,如盐、糖.
棕榈仁、棕榈油、柯拉果、粟、山芋、玉米以及胡椒等,只使用于西部核心班图地区.
东部核心班图地②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51—52页.
①Guthrie,M.
:SomeDevelopmentsinthePrehistoryoftheBantuLan-guages,in《TheJournalofAfricenHistory》1962,2.
区只有南瓜、落花生和粟等,还有一些词(特别是抽象词类)也常通用,如酋长、一夫多妻制、战争、弓、院子、壁炉、平台、床架、杵、勺子、日月、冷风等.
这些格斯里常用班图语的百分比统计如下:西部地区:刚果(Kongo)44%,卢瓦那(Lwena)46%,卢巴—开赛(Luba—kasai)47%;卢巴—卡丹加(Luba—katanga)50%.
东部地区:奔巴(Bemba)54%,埃那(Ila)43%,隆迪(Rundi)44%,斯瓦希里44%,核心地区的南北地区,语言等高线递减下降,北部地区下降更为突然.
统计如下:核心区向西:刚果44%,卢瓦那46%,由此向南:姆班杜(Umbundu)38%,赫雷罗(Herero)33%,自奔巴(54%)向南:斯瓦希里44%,埃那43%,尼亚贾(Nyanja)和徭(Yao)35%,绍纳(Shona)37%,芬达(Venda),索托(Sotho)28%,祖鲁29%,科萨(Xhosa)26%;自奔巴向北:隆迪44%,斯瓦希里44%,苏库马(Sukuma)41%,刚达(Ganda),尼约罗(Nyoro)和尼扬科里(Nyankore)均为37%,吉库尤(Kikuyu)为32%,昆巴(Kamba)30%,刚果以北:巴利(Bali)28%,特特那(Tetela)26%,布班基(Bobangi)24%,布卢(Bulu)20%,杜那14%.
通过以上分析与研究,格斯里得出如下结论:(a)根据上述研究得出的等语线(即连接相等的班图语指标线),表明班图语保持率超过50%的核心地区,是位于赞比西和扎伊尔两河之间分水岭地带、扎伊尔森林以南大草原上的一个地区.
他认为,原始班图语最初就是从这个核心地区发展起来并由此向外扩散的.
(b)存在着两种原始班图方言,即东班图语和西班图语,这两种班图语中含有格斯里指出的那些同源词的60%以上.
格斯里利用考察词语试图说明班图人所处的地理位置.
他发现这些原始班图语中有许多关于本地动物区系的词,但是没有西非萨瓦纳热带草原的一些动物名词,如狮子、斑马、犀牛以及驼鸟.
关于植物区系的词很少,但有两个名词即棕榈树和无花果树值得注意.
它们都生长在森林或其边缘地带,这两种植物在未开发的森林是不生长的.
栽培的作物中有豆类、蘑菇、油类作物、蔬菜以及某些品种的薯蓣,令人惊奇的还有香蕉.
与这些词并存和相关连的还有"莱园"、"栽培"和"除草"等词.
在这些词中没有西非萨瓦纳草原常见谷类作物的词.
另外,还有"钓鱼"、"独木舟"、"桨"等渔业方面的词汇.
上述发现都表明这些班图人居住的地区地理环境是处于森林或其边缘地带.
那里气候湿润,水资源丰富.
格斯里判断:原始班图人生活在森林的南边.
西北班图语(从格林伯格所认为的班图人发源地区)在他的班图语索引上只占11—18%,因此,他认为这种语言只是原始班图语的遥远后代,而不是它的祖先.
(c)操原始班图语的居民已掌握了冶铁技术,并有比较高的水上航行技能,文化达到相当发达水平.
(d)西部核心地区方言的出现早于东部地区方言的出现.
(e)语言等高线从核心地区的递减表明,目前班图人的先辈可能是从核心地区向北方和向东方、南方扩散的,在核心地区向北语言等高线的急减,正好与达到赤道森林边界吻合,显然赤道森林地理条件限制了移民.
(4)近年最新研究成果和观点.
H·格林伯格的学说在1968芝加哥召开的"班图人扩张"讨论会上获得了胜利.
但1973年后,由于新的研究方法(如计算机分析语法数据)运用到研究之中,这一理论受到极大挑战.
近年来研究新动向和成果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班图母语应是一群而不是一个村社共同体语言.
而这些共同体的文化特征可能相异(有渔民也有牧人),社会组织亦不尽相同.
第二,班图母语的存在时期尚未确定,约为谷物农业出现(公元前1500年)和铁器文化出现(公元前500年)之间.
第三,班图母语的起源地也不确定,几种语言和村社散布在贝努埃河、克罗斯河和萨纳加河之间.
第四,班图人的迁徙首先是在森林带的西北部,然后扩展至东南部和西南部.
这些观点或许已更逼近了历史真实,但要解决这一已争论已久的重大历史悬案,还需进一步研究.
2.
班图人的扩张本世纪初,H·约翰斯顿就认为班图人是从三个方向先后向外扩散的:首先是沿着阿诺维米(Aruwimi)至扎伊尔或乌勒—乌班基(Uele—Ubangi)河道向大西洋方向扩张;其次是越过坦噶尼喀湖两岸,然后向西,在沙巴(Shaba)形成第二个扩展中心和幅射源;最后是从乌约卢(Unyoro)向东向南扩张.
H·约翰斯顿的观点在非洲史学界直到50年代以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50年代后,美国人类学家墨尔达克首先对此提出挑战,他采用比较人类学方法提出了新的班图扩张学说.
他认为在公元初,由于居住在喀麦隆地区的原始班图人获得了经东非引入的马来西亚植物群作物,如香蕉、芋头、亚洲薯蓣等,生产力获得大发展,引起人口爆炸,从而向外扩展.
一部分人向热带森林纵深渗透,挤走了俾格米人,一部分人沿海岸向南到达加蓬,另一部分人则向东穿过森林到达今乌干达.
向北扩张的班图人由于受到邻近部族的影响,向父系社会转化;向南扩张的班图人则依然如前保持母系社会特征;向大湖地区迁徙的班图人,由于受到库希特人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比较高级、复杂的国家组织,开始种植谷类作物;向南非扩张的班图人,在迁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复合文化;坦桑尼亚为从中非涌入的班图人占据,这些班图人后来又自莫桑比克呈扁形向北扩散,并与阿扎尼亚人(Azanians)相遇,后者被迫退却,班图人则一直到达巴纳第尔(Banadir)海岸.
涌入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的,则是另一批来自森林地区的班图人.
60年代初,奥利弗综合当时学术界的成果,对班图人的扩张提出了如下三点看法和结论:(1)在公元前3000年后,由于在萨瓦那及乍得湖地区人口增长的压力,引起了原始班图人向南迁徙;(2)原始班图人是一群已进入铁器时代的猎人、渔民,他们利用水路穿过森林,出现在森林的南部边缘地区,并引进和生产来自东南亚的作物.
(3)大约在公元初,他们由森林边缘地区开始向外扩张①.
70年代初,海涅(Heine)则认为班图人是从如下三个中心向外扩散的:(1)最先的扩张中心在喀麦隆,由此向北向南向东扩散,第二次扩散发生在下扎伊尔的北部地区,所谓西部班图人,就是这次扩散的群体形成的;(3)第三次扩散在开赛(Kasai),这些扩散的人群,形成为东班图人.
关于班图人扩张的历史阶段,由于60年代后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这方面的研究能够建立在比较科学和实证的基础之上.
关于这个问题,奥利弗综合各学科成果,作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论述.
他将班图人历史划分为如下四大阶段①:第一阶段:首先是班图人从森林边缘地区穿过热带森林.
他是从整个非①Oliver,R.
:TheProblemoftheBantuExpansion,in《TheJournalofAfricanHistory》,1966,3.
①前引Oliver文.
洲大陆食物生产的出现来论述这一问题的.
他认为东北部非洲的作物如小麦、大麦等是从西亚引进的,在尼罗河流域开始了农业革命,这一历史过程大约在公元前5000多年前,这次农业革命导致了人口增长,城市出现;第二次农业革命出现在苏丹地带的撒哈拉南部地区,其范围包括西起大西洋东到埃塞俄比亚,培植了高粱、粟、非洲稻等一系列本地作物,引起了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文明的进步,这一历史过程至少发生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
这两次农业革命,由于地理环境,其影响范围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东北非的第一次农业革命的影响受撒哈拉沙漠的限制,苏丹地带第二次农业革命的影响受赤道森林及尼罗河沼泽限制.
但这两次农业革命,特别是在苏丹地区的农业革命,导致了人口激增,由此推动了原始班图人从今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地区向森林地区的渗透与迁徙.
第二阶段:发生在公元前50O年前,班图人扩张范围包括赤道以南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
第三阶段: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后,此时期班图人扩张至坦噶尼喀、肯尼亚、南索马里海岸,以及大湖地区的北部.
班图人此时期的大举扩张与他们引种香蕉及亚洲薯蓣有极大关系.
班图人从而进入赞比西河低地,向北直到大湖地区酷热的赤道区域.
第四阶段:在公元10世纪前后,班图人从原来占据的地区向南、向西北、向东北方向继续扩张,扩张的情况可从语言学、编年史、口头传说和外部记载,特别是铁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得到充分证明.
班图人迁徙的路线十分复杂,根据国内外学者研究,大致分为如下三条线:东线这条路线的端点为东非海岸,一部分班图人在迁徙过程中与含米特人融合,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在历史上建立布塔腊、布干达等国家;有些班图人则东迁至乌干达的东南和肯尼亚的西南;迁到东非沿海的班图人,与沿海定居经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混杂,逐步形成为斯瓦希里人,分布在蒙巴萨到德尔加多角沿海的狭长地带和桑给巴尔、奔巴、马菲亚等岛屿;还有一些东迁的班图人未与其它部族接触,移民于坦桑尼亚的西部和中部内陆地区,部分散居在鲁菲季河到鲁伍马河之间地区.
南线班图人向南迁徙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马夸人和尧人扩张至鲁伍马河和赞比亚河之间的地区;第二阶段,绍纳、卡兰加、聪加等部族越过马夸人和尧人疆域,占据赞比西和林波波河之间地区;第三阶段,茨瓦纳人、科萨人和祖鲁人越过先来的班图人疆域来到南非,占据了南非北部和东部广大区域.
班图人南迁路线十分复杂,目前学术界对这问题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以下模式①(见下页图).
图一模式建立在埃里克对班图语言研究的理论之上.
这一模式认为:赤道森林地区的从事狩猎采集的原始班图人向南扩展到热带草原地区,从而形成各种班图人集团,这一过程发生在公元前600-400年;同时中苏丹地区的原始班图人向南扩张并在坦噶尼喀湖的西北地区定居下来,然后渗透至赞比亚以南地区,这些班图人已是农业生产者和牧人,或许也掌握了铁器.
大部分热带草原东部的班图人向东移动,与中苏丹班图人在坦噶尼喀湖的北部①R.
Inskeep,"ThePeoplesofSouthernAfrica"(《南部非洲各族》),London.
1979,PP.
126—127.
中苏丹语族原始班图语族讲其他语言的狩猎—采集人群相遇,并采用了后者的生产方式,一些部落定居在坦噶尼喀湖与维多利亚湖之间,其它部落向坦噶尼喀湖南端迁徙,在此分裂为帕拉(Pela)和奔巴勒(Pembele)两大集团,前者向东进入坦噶尼喀、肯尼亚以及莫桑比克部分地区,后者向南移动,进入赞比亚、马拉维、南莫桑比克、津巴布韦以及南非.
图二模式认为生活在赤道森林以北的原始班图人,拥有铁器文化后,移居维多利亚湖地区,并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产生了乌赫瓦陶器文化.
大约在公元100—400年,其东部一支向南迁徙,形成早铁器时代东部陶器文化传统;约在公元400—500年,其西部一支进入赞比亚,他们为畜牧部落饲养牛群.
西线班图人西迁范围北起扎伊尔北部,南至安哥拉南部边界,西起大西洋,东邻大湖地区.
西迁班图人按定居范围可分为北方部落和南方部落,前者定居在热带森林内,从事原始农业与采集狩猎;后者居住在南部辽阔草原,从事锄耕农业,并形成部落或国家.
西迁班图人主要有刚果人、隆达人、卢巴人、库巴人、赫雷罗人等等.
3.
班图人迁徙的历史意义班图人迁徙范围涵盖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持续时间达千年之久,对非洲古代历史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班图人迁徙给其移入地区带去了先进的铁器锄耕农业文化,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促进了黑非洲的开发与发展.
对班图语分支进行比较的研究表明:班图人很早就知道铁并掌握了炼铁技术.
非洲东部和中南部许多地区的早铁器时代遗址(年代在公元1000年早期和中期)的分布范围,和现代班图各族分布的范围正好吻合,这表明班图迁徙与铁器传播是联系在一起的.
班图迁徙导致铁器文化传播至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
根据伊·基曼博的研究①,第一批来到坦桑尼亚的班图人把这以前只有猎人兼采集者居住的地区开辟为耕地.
基本上可以断定,考古学家在历史遗址上发现的所谓"凹底"和"刻纹"的陶器以及其他同类的器皿等文物,应该是属于这些早期扩张的班图人的.
这一类遗址遍布非洲东部和中南部的广大地区,从肯尼亚的东南部、维多利亚湖区、卢旺达和刚果东部,直到开赛、赞比西和林波波.
这种陶器在坦桑尼亚东北部的帕尔和桑巴拉山区的边缘、中部的桑达维、西部乌干达边界上的乌文扎以及靠近赞比亚边界的卡兰博瀑布,都有发现.
这种陶器是在公元1至10世纪间制造的.
这些地方的居民不仅种地,而且还锻造和使用铁,拥有冶炼和打铁的技术.
如果没有铁,要开发像农圭、布哈亚和乞力马扎罗南部坡地等地区,是不可想象的.
班图人占据南部非洲同样产生了划时代的历史影响,南部非洲由此进入铁器时代,关于这点,著名非洲考古学家D·W·菲利普森认为:正是在早铁器时代工艺体系这一历史背景下,南部非洲第一次出现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文化特点.
这些文化特点主要是食品生产、冶金、制陶以及用枝条或木棍做框架,涂上泥的房屋构成的半永久性的村落四个方面.
在地形适合及矿藏分布许可的情况下,这四个方面的文化特点似乎在这一区域的早铁器时代遗址中①伊·基曼博主编:《坦桑尼亚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3—24页.
普遍存在.
这里的早铁器时代社会的物质文化同先于它的"晚石器时代"的文化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文化形成突出而鲜明的对比.
从这种文化的不同组成部分以及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整体来看,都说明它传入南部非洲时就已充分发展.
而当地原住民在班图人迁入前则完全不具有冶铁的知识.
早铁器时代的家畜和农作物的品种也是南部非洲原来所没有的.
鉴于这些情况以及这种文化在广大地区大致同时出现,得出这样的结论:南部非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是由于大量人口的迅速迁入,带来了一种外来的、在其他地方先已形成并充分发展了的文化①.
同时,班图人本身的生产方式随着迁徙与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
例如班图人南下林波波河与讲科伊桑语民族的融合即是例子.
班图人的铁器时代的农业经济与科伊桑人的石器时代畜牧经济的交融,形成了南非社会前所未有的牧农混合经济结构,促进了南非人口第一次大增长.
(2)班图人在迁徙过程中的互相流动和融合,加之战争的需要,促使原始氏族的逐渐瓦解,大的部落联盟从而建立,一些地区出现了国家组织.
班图人建立的国家分布在以下四大区域:刚果流域诸国.
这些国家中以刚果王国最为重要,其范围西起大西洋,东至宽果河,北抵尼阿抵河,南接宽扎河,拥有一套较完整的行政组织和赋税制度,以农立国.
其它的国家包括隆达王国、卢巴王国、库巴王国等.
湖区地区诸国.
13世纪即出现了契特瓦那国家,以后先后又出现了布干达、托罗、安科累、卢旺达、布隆迪等.
赞比西和林波波河之间班图诸国.
在这一地区产生了举世闻名的津巴布韦、乌篷古布韦文化.
(3)班图人的迁徙奠定了今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
黑非洲民族的形成及分布,其渊源基本上都可追溯到班图人的迁徙.
班图人与其它族互相融合形成一些新的部落和民族.
如东班图人与含米特人、尼罗特人的融合产生了含米特—班图人、班图—尼罗特人,与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的融合产生了斯瓦希里人等等.
同时,各路班图人也互相融合,产生了新的部落和民族,例如恩戈尼人与尼亚姆齐人的融合,洛齐人与马科洛洛人的融合等等.
三、早铁器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社会与经济关于早铁器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社会与经济,由于史料缺乏,很难给予详细论述.
现仅根据有关考古资料,就以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作一个概述:西非地区在最发达的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中上游文明区、乍得湖盆地—豪萨族文明区、几内亚湾沿岸文明区,已产生阶级社会,产生了初步的国家组织.
中非地区对赞比亚各处古代遗址,以及位于沙巴的桑加墓地和卡托托墓地的发掘,表明这一地区还未进入阶级社会,国家也未产生.
一些墓地陪葬厚薄不①G·莫赫塔尔,《非洲通史》,第2卷,第522—525页.
同,表明了有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就其经济发展程度看,其地区经济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和畜牧业基础之上的,辅之以狩猎、捕鱼和采集.
此时,这一地区也产生了贸易交往,存在着一个较为广泛的贸易网.
贸易活动主要局限于河流地区.
地区性贸易以金属、陶器、干鱼、食盐为主;远距离贸易主要是贝壳、玻璃珠子以及金属等.
南部非洲一系列南部非洲铁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表明,这一地区还远未进入阶级社会,部落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
此时已有较为发达的锄耕农业,种植的作物有高粱、谷子、南瓜等,饲养的家畜包括绵羊、山羊、牛.
一些地区由狩猎逐步转向畜牧业.
南部非洲早铁器时代采矿与冶金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开采的金属有铁、铜、金.
冶炼过程中看来采用了通风管,但这并不能证明当时已有风箱,因为通风管也用于自然采风的炼铁炉.
铁制品一般属于家用,例如刀、箭镞、矛头等等,当时可能很少有铁及铁器的远程贸易.
铜制品在早铁器时代遗址上广泛发现,尽管数量不及晚铁器时代遗址的多.
发现的物品不能表明在早铁器时代冶铜技术已像炼铁术一样分布在所有地区.
例如,在卢萨卡地区,铜看来只在早铁器时代的后一阶段才出现.
在靠近铜矿矿床之处,譬如琼兑群遗址及津巴布韦的大部地区,懂得炼铜技术要早得多.
当时显然把铜视为奢侈品,用途基本上只限于制造铜珠及细长薄铜条绕成的镯子等供佩带的小件装饰品.
这种金属以铜条的形式进行交易①.
在早铁器时代,南部非洲个别地区已出现对外黄金贸易.
黄金是蕴藏在以下三个主要地区的:一个在马尼卡,一个在今津巴布韦的米德兰兹地区,另一个在北马绍纳兰.
金矿石是从很浅的竖井中选取的,每当大潮泛滥期间,这种竖井就只好放弃不用,北马绍纳兰的砂金也是从马佐埃和赞比西河的其它支流得来的.
黄金从上述产地运往沿海地区.
有些商人从马尼卡循陆路前往索法拉,有些商人经赞比西河顺流而下,前往沿海港口.
马绍纳兰的黄金极大部分运销沿海地区,有一些则被酋长,也许还被定居内陆的商人留下自用.
在现今卡里巴水坝下游约30英里的因冈贝—伊勒德进行发掘时,发现了46处墓穴,其中10处藏有豪华的随葬品:若干金珠和镯子,铜、铁工具和装饰品,玻璃珠,以及各种衣料残片,有些衣料是舶来品.
这个地方显然是赞比西河上游极富有的一个贸易村落.
豪华的坟墓,墓主是村民中在沿海地区与阿拉伯人做交易的一些上层人物,也可能是定居在内陆的沿海商人.
其他墓穴内所葬的无疑是从事狩猎和农业活动的较贫苦的村民.
经碳14测定为9世纪的遗物;如果正确无误,这就进一步证实了阿拉伯作家马苏迪大约在公元950年提到的阿拉伯人与中非进行黄金贸易的事实①.
①G·莫赫塔尔,《非洲通史》,第2卷,第534—535页.
①N·廷德尔:《中非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8—60页.
第六章基督教文明在非洲一、墓督教在北非的传播基督教在非洲大陆的传播,始於埃及.
据传说,埃及基督教的奠基者是彼得的弟子马克.
这位来自罗马的传教者,在埃及犹太教徒中找到了自己的信徒①.
犹太居民是在公元前就进入埃及的.
公元初年,他们已经散布在昔兰尼加到努比亚之间的埃及广大地区,尤其在亚历山大城占有很大优势.
因此,可以大致推测基督教传入埃及的时期,约在公元1世纪.
公元2世纪早期,埃及出现了早期基督教文献,内容主要是反犹太教的.
这说明,此时基督教与犹太教之分野已十分鲜明,争论已十分尖锐,基督教在埃及的势力已经相当可观.
公元180年,首次出现了关于亚历山大城基督教会组织的记载.
此时亚历山大城的教会是由主教和12名长老所领导.
公元189年,长老们选举了德米特里乌斯为主教.
他在位长达43年①.
从一开始,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就对基督教抱有警惕与敌视的态度.
基督教以它平等、博爱的朴素教义在普通埃及百姓中传播,无疑意味着对统治者与压迫者——罗马人——某种形式的抗议.
所以,早在公元203年,埃及的神学家克里门特就遭到罗马当局的迫害,逃离亚历山大城.
对基督教的迫害不久就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行动.
公元250年,罗马皇帝戴克犹斯全面迫害基督教.
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徒死的死、逃的逃.
大批教徒在各种威胁之下被迫放弃自己的信仰,公开申明效忠罗马帝国和皇帝.
此时,基督教在埃及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亚历山大城.
因而亚历山大基督教会的溃散,就意味着基督教在埃及的严重受挫.
然而,基督教很快便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
因为促使埃及人民皈依基督教的社会因素——罗马帝国的压迫——更加残酷了.
正是在戴克犹斯时期,罗马帝国已在经历它走向衰败的各种矛盾与危机.
罗马人在埃及的统治也同样走向衰微.
作为埃及生存命脉的水利工程逐渐废弛.
又偏逢自然灾害:尼罗河枯水周期.
罗马统治者又加重其赋税,并逮捕、拷打那些逃避赋税的人,甚至没收他们的财产.
这样,衰落从城市蔓延到农村,基督教的势力也从城市发展到农村.
大批埃及百姓不堪赋税繁苛之苦,纷纷逃入荒原,基督教势力也随之深入荒原.
公元257年,亚历山大城主教迪奥尼西乌斯面临迫害性审判.
这一次,从挫折中复苏的亚历山大城基督教会旗帜鲜明地支持自己的宗教领袖.
当迪奥尼西乌斯被放逐到卡夫拉绿洲时,他就乘此良机在当地居民中进行传教活动.
戴克犹斯迫害的最终结果,却是基督教在埃及城乡的广泛传播,以及亚历山大城在埃及基督教会中无可争辩的中心地位.
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基督教遇到了一次空前的大迫害.
为了克服罗马帝国所面临的危机,戴克里先进行了改革.
他将埃及划为三个省,每省派军事长官实行严厉统治,并增加军队与驻防军的人数.
这样就更加重了人民的①S.
A.
Cook,F.
E.
Adcock,M.
P.
CharlesWorth&N.
H.
Baynes,eds.
"CambridgeAncientHistory"(《剑桥古代史》),X11,P476,Cambridge,1939.
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416.
负担.
与此同时,加紧迫害基督教.
对那些坚持自己信仰、拒不屈服的基督徒,动辄处死.
公元311年,甚至处死了亚历山大城主教彼得.
不过,这一次迫害尽管严厉,埃及的基督教会却没有溃散与屈服.
许多基督教徒宁死不屈,从容就义.
以至戴克里先迫害时期又被称为"殉教者的时代"①.
正是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堂在埃及广大农村取代了旧时的神坛.
在罗马人的迫害下,埃及基督教徒纷纷逃入荒漠,进行清修,逐渐发展起一种新的、修道院清修形式.
中世纪欧洲盛极一时的修道院体制,盖源于此.
到了公元4世纪时,在尼罗河三角洲西南山区,在上埃及的塔本尼西,以及在尼罗河东岸荒原上,都建立了强有力的清修组织②.
公元312年,君士坦丁皇帝即位.
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政策开始从敌视、迫害转变为利用.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亲自在尼卡雅召集宗教大会,讨论教内争辩不休的诸神学问题.
埃及长老、神学家阿里乌斯的学说被宣布为"异端".
尼卡雅大会的一个成果,是由宗教法规宣布基督教三大主要的主教辖区:罗马、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
承认这三个宗教中心指导其下属主教的权力.
其中,亚历山大主教控制了从利比亚边界到努比亚边界大片地区的基督教会事务①.
亚历山大城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宗教中心之一.
由于亚历山大城是罗马帝国时代对红海印度洋贸易的起点,伴随着贸易活动,基督教也向南阿拉伯与埃塞俄比亚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
公元4世纪,阿克苏姆古国采用基督教为国教,并奉亚历山大教长为自己的宗教最高首脑.
公元379年,西奥多昔乌斯一世即皇帝位.
在他统治下,君士坦丁堡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一跃而成为"新罗马".
君士坦丁堡的崛起,对于亚历山大城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与打击.
从此,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派(阿拉伯人征服以前,埃及人用希腊字母来拼写埃及语,这就是科普特语,科普特教派以此得名)同拜占庭正教之间不断进行教义之争,即科普特派奉一性论而正教奉两性论.
这一斗争终于导致双方分裂.
科普特教派同正教的分裂,表面上看是教义之争,实质上却是由于亚历山大城所代表的埃及不甘受拜占庭帝国政治、经济与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控制.
科普特派基督教已是全埃及性的宗教,并控制着从昔兰尼加到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大片地区的宗教事务.
尽管如此,东罗马帝国仍然维持着自己在埃及的统治.
公元619年,波斯人入侵埃及.
次年攻占亚历山大城.
在波斯人短暂的征服期间,埃及科普特教会对波斯占领者采取敌视态度,但并不进行积极抗争.
公元639年,阿拉伯人入侵埃及,641年占领亚历山大城.
广大仇视拜占庭帝国统治的埃及人民和科普特教派,认为拜占庭在埃及统治的瓦解是罗马人罪恶统治的自然结果,因而不仅未对阿拉伯人实行抵抗,反而采取静观与合作态度①.
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426.
②埃及农民忍受不了赋税与劳役的沉重负担,往往逃亡到修道院的保护之下.
修道院拥有巨大财富,势力强大,成为一种基督教封建寺院经济实体.
参阅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页,"许多有关修道院生活的资料说明,修道院是规模庞大的机构,拥有土地、牲畜、作坊、仓库和经营农业的设备.
"见"GeneralHistoryofAfrica"(《非洲通史》),Ⅱ.
ed.
byG.
MokhTar,UNESCO,1981,P.
220.
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428.
①在拜占庭统治末期,"纸草文书非常准确地记下了不同阶层人们的情绪.
到处是一片恐惧、穷愁和厌倦.
埃及以外受罗马统治的北非地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罗马很深的影响.
不过,当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在北非当地居民的宗教生活中,尽管罗马诸神也受到祭祀,但当地原住民的宗教仍然根深蒂固.
即使是罗马时代北非的浮雕,仍反映着对当地诸神如马库尔塔、维希纳等的崇奉②.
特别是远离海滨的内地山区,罗马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基督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埃及以外的北非地区的.
关于基督教传入北非地区的时间和路线,目前难以确定.
大致说来,基督教可能主要是从埃及经过一些港口,特别是迦太基传入北非的.
时间大约在公元2世纪.
公元197年,著名的非洲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已经指出,在罗马北非"基督教徒遍布四野、城堡以及岛屿","不同性别、不同年令乃至担任不同职务的人都转到"基督教一边.
他在15年后又指出,基督教徒"在每一个城镇几乎都占多数③".
诚然,作为基督教的辩护人,德尔图良的话完全可能带有宣传的味道,难免夸大其词.
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情况.
到了公元3世纪初,在迦太基举行的宗教领袖会议上,已经有以阿格里平主教为首的70名总督领行省与努米底亚的主教参加.
在240年前后举行的另一次宗教会议有90名主教参加①.
不过,我们迄今并未能发现早期的基督教堂以及修道院等建筑.
这大约是因为,早期北非基督教一般首先在犹太教徒当中活动,吸收教徒,直至利用犹太教堂作为自己的活动场所.
本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北非的发掘活动表明,甚至直到公元3世纪中叶之前,还无法找到带有鲜明标志或文字的基督教徒的坟墓.
因此,对于北非地区早期基督教之影响,也不应有过分的估计.
从传入北非那天起,基督教就带有鲜明的被压迫人民反抗罗马统治的色彩.
北非人民从基督教博爱、和平的教义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他们在热诚地信仰天堂和上帝的同时,就暗含着对世上统治着他们的罗马帝国的否认.
因此,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受到北非地区罗马统治当局的敌视.
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180年,在西里城就审判了12名基督徒.
公元203年,在总督领行省的土布尔波—米努斯市,又有6名基督徒被判投给野兽.
其中有一位22岁的少妇佩尔佩图亚②.
她的献身基督教的故事被写进一篇文献流传下来.
罗马当局早期对基督教的迫害,还带有某种自发和分散的性质.
被审判的基督徒们的命运,往往还取决于某个总督或市政长官个人的态度和意志.
进入公元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危机日益加深,即使是进行改革也无济于事.
北非地区柏柏尔居民反抗罗马统治的活动也日趋激烈.
在这种形势下,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罗马人在北非开始推行对基督教进行大规模迫害的政策.
公元250年,罗马统治者戴克犹斯宣布敕令,要求臣民摒弃一切其他信仰,特别是放弃基督教.
他还强迫帝国所有臣民公开表明自己忠于罗马帝国.
政府贪婪无能,国内争吵不休、四分五裂,又与君士坦丁堡互相猜疑、离心离德,这个国家终于民穷财尽,经济力量枯竭.
"见"GeneralHistoryofAfrica",Ⅱ.
edbyG.
MokhTar.
UNESCO,1981,P221.
②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北非史》,第一卷,上册,第341—343页;③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北非史》,第一卷,上册,第341—343页;①"GeneralHistoryofAfrica"Ⅱ,ed.
ByG.
MokhTar,UNESCO,1981,P497.
②"GeneralHistoryofAfrica"Ⅱ,ed.
ByG.
MokhTar,UNESCO,1981,P497.
在罗马北非,到处掀起捣毁教堂、没收财产、强迫基督徒叛教等活动.
这一迫害活动,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又一次加剧起来.
在罗马帝国迫害时期,更多的基督徒宁死不屈,成了殉教者.
但也有不少教徒被迫叛教.
特别是一些高级神职人员甚至同当局妥协.
他们的妥协行为引起广大教徒不满.
努米底亚地区的教徒拥立多那图斯为领袖,组成了多那图斯教派,坚持了反对罗马帝国的斗争.
公元4世纪初,迫於形势的发展,罗马帝国改变了它对基督教实行迫害的政策,转而承认教会.
从此,基督教从一个"抗议的教会"转变成为一个压迫者的教会.
罗马帝国在承认基督教的同时,却宣布多那图斯教派为"非法".
罗马统治当局同教会当局联手,共同残酷迫害多那图斯教派.
公元4世纪中叶,不甘受压迫的北非居民掀起了大规模的阿哥尼斯特运动.
罗马当局迅速同基督教非洲教会组织联手镇压起义.
这一形势促使阿哥尼斯特运动和多那图斯教派联合.
后来,另一次柏柏尔人大起义——费尔姆起义也同多那图斯教派联合.
罗马人的镇压,反而促进了多那图斯派的巨大发展.
然而,教会当局在对多那图斯教派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雄辩的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以他出色的辩才,精彩的神学著作和超人的组织能力为教会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但是,奥古斯丁的成就并不能挽救罗马帝国的统治,因为帝国已经病入膏肓.
公元435年,汪达尔人入侵北非,占领了迦太基.
在汪达尔人百年统治期间,信奉基督教的另一个教派阿里乌派的学说,对罗马天主教实行迫害①.
公元533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命贝利萨留率军攻克迦太基.
汪达尔人败亡.
天主教会又一次抬头,修建教堂,同时迫害阿里乌派、多那图斯派和犹太人.
在被压迫人民中又出现了与天主教会对立的聂斯托里教派.
而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的无休止的辩论,使北非基督教会完全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①.
公元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北非,在摧毁东罗马帝国的统治时,也摧毁了压迫北非人民的基督教.
随着伊斯兰教的迅速传播,北非地区基督教影响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若干教堂的废墟供人凭吊②.
二、东苏丹地区的墓督教王国公元4世纪上半叶,麦罗埃古国败亡了.
据推断,它的统治集团带着大批追随者向西方迁徙,在科尔多凡—达尔富尔一带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但是,在原麦罗埃国家的疆土上、乃至整个东苏丹地区,基本的居民仍在这一地区生活、发展.
间或也有若干族群离开和进入这一地区.
这一广袤地区的基本生态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古代人民生活方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然而,基督教的传入和发展,使这一地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带有了自己特殊的色彩.
这种特色,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顽强地①公元484年,在迦太基举行了一次汪达尔人的"宗教会议"之后,反天主教的活动曾达到狂热程度.
见"GeneralHistoryofAfrica"Ⅱ,ed.
byG.
MokhTar,UNESCO,1981,PP.
501、503.
①见"GeneralHistoryofAfrica"Ⅱ,ed.
byG.
MokhTar,UNESCO,1981,PP.
501、503.
②对北非地区早期基督教堂的发掘与考查,见夏尔—安德烈:《北非史》第一卷,下册,第389—395页.
闪耀在穆斯林世界西部边缘,长达8个世纪,就更加引人注目.
从公元6世纪到14世纪,在东苏丹地区,史称"基督教努比亚时代".
根据历史记载,基督教正式传入东苏丹地区,是在6世纪中叶.
公元543年,由拜占庭宫廷派遣了两个彼此对立的传教团:一个受到皇帝查士丁尼支持,另一个受到皇后西奥朵拉支持.
结果,皇帝派遣的传教团被西奥朵拉阴谋阻止在上埃及地区,而以朱利安为首的亲皇后的传教团则顺利到达努比亚,在那里受到欢迎.
继朱利安之后,西奥多罗斯和郎吉努斯等人又先后前来努比亚传教.
其中,郎吉努斯在578年应阿勒瓦地区之王邀请,南下该国传教,中途遇到马库里亚国家的敌视,被迫绕道而行,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到达该国,使那儿的国王和百姓都接受了洗礼.
上述这一记载,应被看作是基督教传入东苏丹地区的正式界定年代.
不过,基督教开始渗入这一地区的时间,实际上应比这早得多.
由于历史的渊源,埃及对东苏丹地区、特别是东苏丹北部地区历来有很大的影响.
公元1世纪下半叶,埃及地区已经开始基督教化了.
此后,基督教势力自然形成南下渗透的趋势.
由于这种小规模、波浪式渗透的结果,到公元4—5世纪前后,努比亚北部地区墓葬中的基督教影响已经所在多有①.
即使在遥远的努比亚南部地区,当郎吉努斯在阿勒瓦传教时,发现那里业已存在一些基督教派的成员.
而阿勒瓦地区的基督教影响,显然可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
总之,历史资料表明:在公元6—7世纪,东苏丹地区存在着三个基督教国家.
自北向南,分布在尼罗河上游一带.
大致上说,在尼罗河第一滩至第三滩地区,是诺巴西亚王国,首都法拉斯,其历代国王均葬於距首都不远的巴兰纳;第三滩至第五滩地区,是马库里亚(阿拉伯文称"马库拉")王国,首都古栋古拉,故而亦称栋古拉王国;第六滩及其以南地区,是阿勒瓦(拉丁文称"阿洛地亚")王国,以索巴为首都.
在这三个国家当中,国势以马库里亚(即马库拉)最强,诺巴西亚最弱.
各自的疆土随彼此国势的消长而消长,并无定界.
基督教两大派别,有的在这个国家居优势,有的在那个国家占上风.
究其原因,也常有许多偶然性与随意性.
因为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东苏丹各国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先天条件,一定要接受哪一个教派的学说.
事实上,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水准,还远远达不到分辨基督教派别学说之争的程度.
大致说来,埃及科普特基督徒们在努比亚地区的影响较大,而拜占庭方面的影响,由于各种因素,相对较小.
无论如何,进入7世纪以后,文字的和考古的资料均表明,基督教势力已经遍布东苏丹广大地区.
除了墓葬之外,基督教教堂是一个极鲜明的标志.
位於诺巴西亚首都法拉斯的江门大教堂(RivergateChurch),建於公元6世纪中叶,就是东苏丹早期的基督教建筑①.
公元7世纪中叶,中东和北非地区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伊斯兰教的崛起,阿拉伯人摧枯拉朽式的征伐,使埃及和整个北非穆斯林化,从而基本①在古代努比亚"墓葬群中发现了基督教式的坟墓;迈纳尔提岛的族群居民点也发现有十字纹饰的基督教式油灯和陶器,另外,自公元5世纪以后当地就有修道院和修士居所.
引自"GeneralHistoryofAfrica",Ⅱ,ed.
byG.
MokhTar,UNESCO,1981,P330.
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564.
同时,由于波兰人自1964年起在古栋古拉发掘的结果,发现了四座教堂和基督教王宫.
其中一座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末或8世纪初.
它有5个大厅,由16根高达5.
2米的花岗岩柱支撑着.
见"GeneralHistoryofAfrica",Ⅱ,ed.
byG.
MokhTar,UNESCO,1981,P331.
上切断了东苏丹地区基督教诸王国同外部基督教世界的联系.
从此,东苏丹基督教诸国,面临着一个陌生和怀有敌意的外部世界.
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后,立即乘势分兵南下,企图一举攻取努比亚地区.
然而,由乌格巴·纳菲率领的阿拉伯骑兵,在南征途中遇到努比亚人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
据记载,穆斯林士兵遇到箭雨的袭击,大部分人受伤,被迫撤回①.
应当说,这是处在所向披靡的全盛时期的阿拉伯人所遭到的一次意外挫折.
努比亚人自古以善射著称.
早在法老时代,埃及人便称其南方的人民为"九弓"之族.
因此,受挫的阿拉伯人也说:努比亚人被称为"优秀的射手".
鉴于进攻失利,又了解到努比亚似乎物产不丰,阿拉伯人遂在645年与努比亚人言和.
但事隔不久,双方战事又起.
据阿拉伯方面记载,责任全在努比亚人一方,努比亚国王夸里德罗特违反和约.
阿布德·阿拉赫遂率兵5000再次南征,兵临古栋古拉城下,并用弩炮攻城,迫使努比亚人订立城下之盟.
和约自然对努比亚一方带有某种屈辱的色彩.
它规定,努比亚人须归还从穆斯林世界逃亡来的奴隶,以及各种穆斯林避难者;须保护努比亚首都的清真寺,不得阻止伊斯兰教信徒前去朝拜,须每年进缴360名男女奴隶;关照前来努比亚的穆斯林旅游者,等等②.
只有不违反和约的上述条款,阿拉伯人才允诺不对努比亚人发动战争.
尽管带有屈辱色彩,但这一和约的订立,毕竟保证了此后努比亚同穆斯林世界长达数百年的和平.
在上述和约签订后不久,大约在7世纪末、8世纪初,努比亚地区内部局势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原来在东苏丹地区基督教三国中最弱的诺巴西亚王国,已不复存在.
它被合并于马库里亚王国.
两国合并的原因与形式,目前尚不清楚.
或者是由于北方穆斯林势力的巨大压力迫使努比亚人需要某种形式的联合;或者干脆是强者对弱者的并吞,而外部形势的严峻给这种并吞以某种口实.
总之,在697年即位的梅库里奥斯国王统治的时代,马库里亚王国已治理着尼罗河第一滩以南的大片疆土.
梅库里奥斯在发展努比亚地区的基督教势力当中起过重要作用,因而在埃及基督教徒笔下,他被称为"新的君士坦丁"①.
梅库里奥斯在原诺巴西亚地区泰发地方建立的教堂,既是马库里亚兼并诺巴西亚的佐证,又是梅库里奥斯发展基督教事业的丰碑.
同阿拉伯人的媾和,使努比亚人取得了和平的外部环境;诺巴西亚的合并於马库里亚,又造成了努比亚地区内部相对的稳定,从此,基督教东苏丹地区进入了它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原来北方的诺巴西亚已沦为马库里亚王国的附庸,它的统治者,现在以副王或总督的身份,保持着某种半独立的状态.
至于阿勒瓦王国,由于地处僻远的南方,消息闭塞,也落在史家视线之外.
主要是马库里亚王国,独立支撑着东苏丹地区的基督教文明.
它所留下的众多文字与考古资料,足以证明它所达到的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各方面的成就.
历史资料记载了梅库里奥斯及其以后的国王世系.
可以判断,从公元8世纪至13世纪,马库里亚基督教王国的国势相当强大.
在对阿拉伯人的关系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564.
②"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p566—567.
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568.
上,努比亚人甚至改变了他们的防御态势.
745年,马库里亚国王基里亚科斯甚至干预埃及内部事务,要求埃及统治者释放其扣押的亚历山大教长卡耶尔.
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基里亚科斯竟愤而发兵征讨埃及.
一说努比亚军竟攻到下埃及的福斯塔特②.
此后,努比亚军时时袭掠上埃及地区.
同时,马库里亚王国十分重视向东方发展.
它屡次向东苏丹东部贝贾人地区用兵,意在控制那里的产金区,并同大量渗透进产金区的阿拉伯人势力进行争夺.
此外,还可能是企图打通通往红海的商路及出海口.
努比亚人在这一方向上的经略,由于对手较弱,因此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公元1272年,国王大卫统治时期,占领了红海著名商港埃达布.
随着国势日强,马库里亚君王们自然不甘寂寞,极愿在外部世界崭露头角.
8世纪中叶,马库里亚国王乔治曾先后两次出访巴格达.
第一次出访,同巴格达哈里发再次订约,将651年和约规定的努比亚每年向阿拉伯人的贡纳,改为三年一次.
第二次出访,则更有贝贾王阿里·巴巴陪同(又说是作为俘虏随侍).
乔治的巴格达之行,使东苏丹的马库里亚基督教王国闻名于中东地区,极大地扩大了它的对外影响.
鉴于马库里亚王国的强盛,10世纪末,埃塞俄比亚国王致信努比亚国王乔治,请求努比亚人派主教前往埃塞俄比亚,执掌教权.
在长达数百年的鼎盛发展时期,东苏丹基督教文明在各方面均获得长足的进步.
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用古努比亚语书写的各种文献.
在麦罗埃时期之后,东苏丹地区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当地的文献,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极大困难.
现在,努比亚基督教国家又创造了一种有文字的文明,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自明的.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努比亚基督教文明的文献,时间是795年①.
就已获得的此类文献来看,有教堂等建筑物墙上的文字和墓葬与墓碑上的文字,篇幅长短不一;内容有国王、主教、官员的姓名、头衔以及编年资料,有土地所有权、奴隶的所有权,以及宗教祈祷文字,等等.
这些文字记载,加上考古发掘的资料,使我们对这一时期东苏丹地区的情况,可以有一个大致清楚的了解.
在经济方面,努比亚人的社会仍同此前一样,是一个农耕和放牧结合的自然经济社会①.
从其弓箭制作业的发达,墓葬中弓箭的普遍发现,可以推断,狩猎经济可能是其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补充成分.
麦罗埃时期的结束虽标志着发达的冶铁业的衰微,但努比亚人毕竟不会倒退到前金属工具时代,因而社会生产力应有一定水准.
从土地、奴隶所有权的文献记载,表明此时私有制的发展与奴隶制的存在.
对于外部广大的穆斯林世界,努比亚社会采取半开放的状态.
在同阿拉伯人的早期对峙当中,努比亚人仍然同埃及维持着一定的贸易关系.
这种贸易关系随着缔结和约而加强.
最早从穆斯林世界前来努比亚做生意的,应当是埃及的科普特人.
他们从埃及运来大量的酒类产品,②"GeneralHistoryofAfrica",Ⅱ,ed.
by.
G.
MokhTar,UNESCO,1981,P234.
基里亚科斯在历史资料中被称为"大王".
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574.
①在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努比亚引进了水车,在尼罗河泛滥时期进行灌溉,扩大了耕地面积,生产了小麦、大麦、小米和葡萄,以及椰枣.
见"GeneralHistoryofAfrica",Ⅱ,ed.
byG.
MokhTar,UNESCO.
1981,P335.
同时也就运来大量陶制的酒容器.
公元9世纪初,由于倭马亚王朝的灭亡和继起的阿巴斯王朝对埃及科普特人的宗教迫害,努比亚同埃及酒类贸易剧减.
这一情况,客观上刺激了努比亚地区本地制陶业的发展.
因而,从8世纪下半叶开始,著名的努比亚基督教时期古典陶器发展起来.
基督教时代的努比亚陶器,带有拜占庭与波斯影响的某些痕迹,与埃及和穆斯林世界普遍采用了上釉技艺不同,是一种带有人工画饰的、风格古朴的无釉器皿.
此外,由于控制了产金区,也给努比亚社会注入不少的财富.
交换手段的丰富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的频繁.
努比亚不但不再大量进口埃及的陶器,它的陶器产品反而远销到下埃及的福斯塔特地方,东苏丹濒临红海的科尔·努特山区,以及乍得的科罗·托罗地区②.
伴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与进步,努比亚地区人口增加了③.
许多村庄规模扩大了,居民集中了,如德被拉、厄门纳、麦纳提等村庄,其规模已发展到如同一个小型的市镇.
在所有这些大小居民点上,基督教的教堂和修道院如雨后春笋,到处修建起来①.
到了10世纪下半叶,建筑热在努比亚仍经久不息.
1002年在位的国王拉法耶尔,在首都古栋古拉建立新的大教堂,同时仿巴格达风格,用红砖建造了许多建筑物.
中世纪的努比亚,是一个社会生活相当稳定、繁荣,教堂林立的古朴社会.
马库里亚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基督教王国.
国王头衔为卡比尔(Kabil)或卡密尔(Kamil),是国家的首脑,同时又是宗教领袖,有权主持弥撒仪式.
但马库里亚王国政、教并不完全合一.
教会在国家生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卡拉布沙、克尔塔、卡斯尔·伊布里姆、法拉斯、萨伊和古栋古拉等重要城镇,均设有主教职务.
而首都栋古拉的主教,并非由国王任命,而是由亚历山大教长任命.
王位的继承,特别是马库里亚国家晚期,一般是父子承袭制.
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传位的制度,这就是由国王的姊妹之子继承王位.
由于这一原因,国王的母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王太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常常享有很高权威.
例如,在法拉斯的大教堂壁画中,国王之母曾两次出现②.
两种继承制度的并存,说明马库里亚国家社会的母系氏族制遗风的强大,以及向完全父系社会转化历程的艰难.
同时,在实际生活中经常造成国家统治阶级上层的内争与政治上的动荡.
例如,在8世纪末、9世纪初,国王乔治一世为了控制贝贾产金区,同那里的阿拉伯人首领乌马里斗争,派遣其姊妹之子纽蒂率军攻打乌马里.
纽蒂本是国王的天然继承人,但他却起兵反对国王,迫使国王的一个儿子逃亡阿勒瓦,另一个王子扎卡里亚同他作战,一度大败,仅由两名奴隶陪伴逃过尼罗河;后不惜与穆斯林联手,才打败纽蒂,将他杀死.
这一事例,说明了在两种继承制度交替时期,斗争是多么激烈.
国王之下,设有许多高级官吏.
其中,最显赫的当属埃帕克.
埃帕克意②"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
P572.
③当时,仅努比亚北部,人口就有5万,见"GeneralHistoryofAfrica",Ⅱ,ed.
byG.
MokhTar,UNESCO,1981,P235.
①努比亚基督教堂自8世纪就有壁画装饰.
1961年到1964年,在法拉斯发现了120多幅保存良好的壁画.
"法拉斯的圣安尼"头像,艺术造诣达到很高水平.
见"GeneralHistoryofAfrica",Ⅱ,ed.
byG.
MokhTar.
UNESCO,1981,Pp336—337,以及p339之插图.
②"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p581,582.
为"马群之主".
他不住在首都栋古拉,而是驻节在法拉斯,后来移驻卡斯尔·伊布里姆①.
其地位相当於副王.
这一职位开始由国王指定,后来事实上成为世袭.
埃帕克身穿王服,头戴王冠,地位崇高.
很可能是昔日诺巴西亚统治者转化而来.
其任务是戍卫国家北部边陲,同北邻埃及打交道,同外来的商人、旅游者(主要是阿拉伯人)打交道.
同时控制尼罗河第二滩的关口.
埃帕克之外的高官,有掌玺大臣和另一个职权意义不明的"斯特法利斯".
此外,可以看到:一些拜占庭的官衔也被采用.
这说明,在原来比较落后的努比亚人社会中,一旦发展起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原有的简单语言、文字即不敷用,因而经常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引人外来语,以表达新的概念.
公元12世纪下半叶,东苏丹地区的基督教古代文明,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晚期.
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伊斯兰教势力在努比亚不断壮大,终于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结合,最终取代了基督教在东苏丹地区的统治地位.
东苏丹地区基督教势力的衰落,主要是由其内部条件决定的.
由于同外部基督教世界的联系基本上被隔绝,东苏丹地区的基督教会难以从外部汲取新的思想、知识和人才,本身发展日益陷于迟滞.
与此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旅游者和伊斯兰教士从北方、东方和西方的渗入、定居、扩张,伊斯兰教势力逐步膨胀.
我们从文献资料上可以看到,马库里亚王国的副王镇守北部边疆,任务之一是控制尼罗河第二滩入口.
而昔日诺巴西亚王国的疆域曾北抵尼罗河第一滩.
可见,第一滩至第二滩的大片地区,早已被穆斯林势力所蚕食.
同时,阿拉伯人还向努比亚腹地渗透,在各处建立清真寺.
在贝贾人居住的东苏丹东部地区,阿拉伯人移入尤其众多,已成为产金区不可忽视的力量,以致于努比亚国王感到有必要派遣重兵前去夺回自己在那个产金区的控制权.
当努比亚人发生王位内争时,王子竟需联合穆斯林势力击败自己的对手.
获得胜利后,新君还赐给自己的阿拉伯人支持者以土地.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势力在努比亚的巨大增长.
在长期交往当中,努比亚地区的居民,特别是北部地区的居民,已逐步穆斯林化.
这些本来发展比较原始和落后的居民,历来有接受北方影响的传统.
现在,既然基督教古代文明的营养源泉因隔绝而萎缩,中世纪灿烂的伊斯兰文明,当时正处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和自身发展的鼎盛时期,就理所当然地乘虚而入,取而代之.
当着努比亚地区内部伊斯兰势力不断膨胀时,外部局势也再次发生变化.
由萨拉丁所建立的阿尤比王朝,取代了一直对努比亚采取温和态度的法蒂玛王朝.
努比亚基督教王国同埃及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
1171年,努比亚军队首先北上攻打阿斯旺,次年进兵上埃及.
萨拉丁遂派遣其弟图伦·沙攻努比亚,于1173年南下占领努比亚北方重镇卡斯尔·伊布里姆.
只是由于探知努比亚社会经济已不复富裕,无利可图,埃及才班师北还.
13世纪马木鲁克王朝崛起后,努比亚国王大卫又与素丹拜伯尔斯发生冲突.
不幸兵败,大批努比亚高级官员,包括北方副王埃帕克在内,均被俘虏,并被带回埃及处死.
此后,埃及军队不断南下征伐.
1275年,马库里亚再次发生王位之争.
国王大卫之甥谢坎达逃往拜伯尔斯宫廷求助.
马木鲁克王朝遂利用这一时机派兵南下,扶植谢坎达成为傀儡国王.
谢坎达为获得王位付出巨大代价:不仅将北部大片疆土割让给埃及,同时每年要向埃及纳贡3只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p581,582.
象,3只长颈鹿与许多骆驼、公牛.
此后,努比亚基督教王国马库里亚急剧衰亡.
14世纪中叶以后,栋古拉遭到破坏,国王被迫迁都北方达乌(今哲贝尔·阿达),进而连国王也成为穆斯林了.
此后,在努比亚北方还残存着某种小王国形式的基督教国家组织,直到16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这一地区①.
但总的讲,马库里亚基督教王国已在14世纪瓦解.
位于东苏丹地区最南方的另一个基督教王国阿勒瓦,乃于1504年被芬吉人所灭.
三、早期埃塞俄比亚王国在整个非洲大陆,埃塞俄比亚是唯一始终坚持基督教传统的国家.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崛起.
高举圣战大旗的阿拉伯人,如狂飚席卷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和北非.
阿克苏姆基督教王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阿拉伯帝国的早期统治者们,由于伊斯兰教在其发轫期间曾与阿克苏姆有过友善关系的渊源,并未对这个"异教"国家用兵.
但穆斯林势力的兴盛,毕竟对阿克苏姆的国势是一个削弱.
阿克苏姆国家丧失了红海对岸的领地,对红海非洲沿岸的控制也大大削弱.
北方的贝贾人乘机纷纷叛离.
在北方强大的伊斯兰教势力的沉重压迫下,阿克苏姆国家逐渐向南移动.
这一南下运动,在公元9世纪时已达北部绍阿地区.
阿克苏姆人的南征,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激烈的抵抗.
据记载,一位当地土著女王曾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抗击基督教王国南下的战争,不仅打败了基督教王国的军队,而且杀死了它的国王.
外部的恶劣环境,往往反而能促使一个国家的内部团结.
阿克苏姆国家在艰难南移的过程中,保持了自己基督教王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内容.
南迁之后,它的疆土北界特卡泽河,西至青尼罗河支流以南,东抵埃塞俄比亚高原东缘,南方可能到温切特河源地区,包括厄里特里亚中、南部,整个提格雷地区,以及瓦格、拉斯塔、安格特、阿姆哈拉的山区.
都城也迁至库巴尔.
由于重心的南迁,距离更远,阿克苏姆同埃及亚历山大教长以及科普特基督教集团的关系日益淡化.
同亚历山大教长科斯马(933—942年在位)关系的恶化,曾使以往由亚历山大教长从埃及派来的阿克苏姆大主教的职位空缺了大半个世纪.
不过,这种几乎是全方位的孤立,反而使阿克苏姆王国的精神、文化生活出现了强烈的"圣经化"趋势.
人们乐于在旧约中寻根:人民都归为12部落,教士溯本为以色列的高僧;国王此时也将自己的世系归于大卫、所罗门.
埃塞俄比亚历史传说中著名的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通婚生下孟尼利克一世的故事,就源起于这个时期①.
这种文化现象,正反映了处在艰难中的基督教国家,稳定内部、增强凝聚力的政治要求.
在政治上,逐渐南移的基督教王国继续保持了以往的国家结构,即在中央王权之下,拥有一批贡藩小侯.
那些世袭小侯,一方面在自己的领地中享①P.
M.
Holt,"SultanSelimandtheSudan"(《谢里姆素丹和苏丹》),in"Jour-nalofAfricanHistory",1967.
8.
Pp19-23.
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p110.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7.
有极大的独立性,一方面仍要向中央政府缴纳贡赋.
就连桀骜不驯的贝贾地区南端一些部落,也仍对国王纳贡.
阿克苏姆国家一面被迫南迁,一面竭力向南扩张,以致同南方土著势力的矛盾激化到迫使后者发动大规模抵抗战争的地步.
寻求新的纳贡财源,应该是其根本的经济动因.
随着国家中心的南移,阿克苏姆王国居民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新都库巴尔所在的阿高地区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区.
操库希特语的阿高人,成了国家居民的主要成分之一,为王国提供了兵员、劳动力、官吏等等.
为了结好阿高人,阿克苏姆王室与阿高贵族集团频频通婚,从而大大提高了阿高人的社会与政治地位.
这样,阿高人的显贵们逐渐控制了国家的军政大权,终于在12世纪上半叶废黜了旧王室的统治,建立了扎格维王朝(意为"阿高人的王朝")①.
扎格维王朝的创建者,是一位与旧王室有着姻亲关系的、拉斯塔地区布格纳地方的王侯.
定都於阿高心脏地区的阿迪法.
尽管史料相当欠缺,但可以肯定,扎格维王朝在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扎格维诸王统治时期,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内政方面均有颇多建树.
扎格维王朝时期的埃塞俄比亚,军事上相当强大.
13世纪初,它拥有6万人的军队②,并积极向西、南两个方向扩张.
它的疆土比旧王朝有着相当之扩大.
在北方,巩固了特卡泽河与塔纳湖之间的地区;向南扩展到阿瓦什地区,势力范围甚至延伸到锡缅、戈贾姆等地.
这些扩张,自然都是在征伐异教徒的旗帜下进行的.
伴随着国势的增强,扎格维诸王开始大兴建筑之风.
传说第三代国王伊姆利汗斯—克利斯托斯就曾用黄金同埃及交易建材,并在首都阿迪法不远的地方建起了富丽堂皇的教堂.
13世纪初在位的国王拉利贝拉,更是以大建教堂名垂后世.
传说基督曾显示他,要他把埃塞俄比亚建设成第二个圣城(耶路撒冷).
拉利贝拉果然不遗余力,在首都附近建造了11座教堂.
这些教堂雄伟壮丽,是人类古代建筑史上的杰作.
其建筑形式、艺术风格均与阿克苏姆时代的宫殿、教堂等建筑有相似之处.
特别是1966年以来,在提格雷地区发现了与此相类似的教堂,更清楚显示了从北方阿克苏姆逐步向南发展到拉利贝拉的古代埃塞俄比亚建筑的发展轨迹.
扎格维时代还积极开展对外交往.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扎格维王朝与埃及有着良好关系.
1205—1209年,阿迪法与开罗之间曾多次相互遣使访问.
在扎格维王朝时期,埃塞俄比亚积极打开对外商路.
当时,它所控制的商路主要有两条.
一条从埃塞俄比亚北部出发,穿过游牧民族贝贾人地区,到达艾达布,然后沿着大道,直抵尼罗河的喀斯,由此前往开罗等地.
另一条则是通过达赫拉克群岛,同红海对面的穆斯林世界进行商业交易.
达赫拉克群岛的统治者利用自己的居间地位大得其利,垄断了埃塞俄比亚与红海对岸也门之间的贸易.
据记载,也门的齐亚德王朝之间有着某种条约关系.
达赫拉克按照老习惯,要向也门统治者贡献"1000名奴隶,其中有500名是来自埃①扎格维王朝灭亡於1270年.
据埃塞俄比亚口述传说,该王朝传国133年.
按此,当建於1147年左右.
又,1146年即亚历山大教长职位的约翰努斯复信埃塞俄比亚国王,以其非合法君主的理由,拒绝换派新主教前往埃塞俄比亚,亦可为佐证.
②"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p116.
塞俄比亚和努比亚的女奴"①.
当时,相当数量的奴隶、皮毛、还有水果、谷物等,从埃塞俄比亚源源不断运往达赫拉克,再转口也门.
这种转口贸易带给达赫拉克的收益,使这个原本贫瘠的群岛繁荣富足,直到13世纪中叶.
扎格维王朝的统治在它建立百年之后,开始衰落.
衰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在经济上,由于埃塞俄比亚王国的重心不断南移,北方通过达赫拉克群岛通向也门的商路,重要性不断下降.
加上南方沿海穆斯林势力扩张,泽拉港的价值迅速上升,后来居上,达赫拉克商道迅速衰落.
这一状况,使扎格维王朝中央政权控制的王国北方地区蒙受经济损失,而位於阿高人居住区以南的阿姆哈拉地区,由於同泽拉商路联系密切,经济实力大增.
阿姆哈拉地区的居民属闪语系.
他们在北方占据了拉斯塔与提格雷之间宽广的高原,在南方占有绍阿北缘,东西两个方向则被埃塞俄比亚高原的边缘所清楚界定.
据学者们研究,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南阿拉伯地区迁来埃塞俄比亚的埃塞俄比亚—闪语系的居民,至公元前300年前后分为南北两支.
其中,南支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100年期间,再行分支,到公元9世纪时,在特卡泽河与青尼罗河之间,已出现了以阿姆哈拉为名的部落群.
9至12世纪,在扎格维王朝统治准备和初创时期,阿姆哈拉人被基督教化,并成为南向扩张的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的前锋势力,同绍阿地区的穆斯林势力处于尖锐冲突状态.
1248年,一位基督教高僧在海依克湖畔建立修道院,专门从阿姆哈拉及北绍阿地区招收弟子,培训后返回各地主办新修道中心.
这样,阿姆哈拉不仅成为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牢固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它的前锋基地.
加上泽拉商路的兴盛,就使阿姆哈拉人如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阿高人一样,在政治、经济上均在王国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久而久之,他们自然也会觊觎最高权力.
当政的扎格维王朝,恰恰有一处"痛脚",即:它是因篡夺了正统的阿克苏姆基督教王朝而建立的.
从立朝伊始,"篡夺者"的阴影就一直伴随着它.
据记载,大约在1146—1153年之间,即扎格维王朝初建之时,埃塞俄比亚国王致信亚历山大教长,要求撤换"年迈"的埃塞俄比亚大主教.
这一要求却被当时在位的亚历山大教长约翰尼斯拒绝,理由是拒绝承认埃塞俄比亚的非法君王.
可见,扎格维王朝从一开始就同教会高层处在紧张状态.
应该说,这种反扎格维的"正统派"力量,经扎格维一朝一直存在,其核心正是与阿克苏姆王朝渊源很深的北方教会高层.
这一情况,自然为崛起的阿姆哈拉人所抓住、利用.
阿姆哈拉人首领耶库诺—阿姆拉克宣称自己是阿克苏姆末代君主、被扎格维王朝废黜的迪尔纳奥德的后裔,也就是古老传说中的所罗门王后裔,并以此为号召,团结阿姆哈拉人,联络教会上层,发动了颠覆扎格维王朝的起义.
初期,扎格维君主将他抓获、禁闭,但耶库诺—阿姆拉克不怕挫折,不断从斗争中汲取经验,终于击败并杀死了扎格维君王.
扎格维王室内讧,也是该王朝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整个扎格维王朝时期,争夺王位的斗争一直相当激烈.
即使在著名的拉利贝拉国王当政时期也不能例外.
拉利贝拉曾一度被其侄内阿克维托—列阿布篡位,后虽复位,但死后,其子叶特巴列克又与内阿克维托—列阿布相争.
耶库诺—阿姆拉克的起事,就是从与内阿克维托—列阿布结盟反对叶特巴列克开始的.
公元1270年,耶库诺—阿姆拉克统一全国,建立了埃塞俄比亚历史上著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p119.
名的所罗门王朝.
所罗门王朝的创始者耶库诺—阿姆拉克,在推翻扎格维王朝时年约40岁,正值壮年.
由于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因此他当政后,制定并执行了一套比较现实的、成熟的内外政策.
对内,他深知教会、特别是教会高层在国家政治与精神生活中的作用.
为了酬答教会高层集团对他反扎格维斗争的支持,他鲜明地依靠教会势力,将大量土地分赐给各地重要的修道院,并且传说他本人就是著名的杰内特·马里亚姆修道院的修建者.
对外,鉴於在他领导反扎格维斗争中曾得到许多穆斯林追随者的支持,也门素丹也曾给予他友善的帮助,耶库诺·阿姆拉克当政后,尽管以正统基督教王朝统治者自居,却采取了对周边伊斯兰教诸国比较通达的睦邻政策.
例如,他曾遣使前往埃及,企图通好当时统治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素丹拜伯尔斯(1260—1277年在位),并给后者带去"黑如暗夜的狮子"等礼品①.
尽管这个使团半途被劫,未能抵达目的地,但已清楚地表明了耶库诺—阿姆拉克的对外政策.
所罗门王朝的奠基者阿姆拉克死后,其子雅克巴·西彦(1285—1294年在位)继承帝位.
然而,同许多古代王朝一样,为了攫取权力,诸王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纷争,终于酿成了一场内战.
因此,能否解决好帝位继承问题,就成为所罗门王朝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针对这一问题,埃塞俄比亚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
除了国君及其男性后裔外,其余一切王家男性成员均被囚禁於警卫森严的平顶山别宫(或称监所)中.
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山与这些王子王孙接触.
当皇帝死后,由其最年长的儿子继位.
如其无直系后裔,则由宫廷勋贵们举行会议,派遣军队前往平顶山,恭迎刚去世的国君最年长的兄弟,继承帝位.
这一办法形成制度,实行了200余年.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这是一个既有利于国家稳定、又避免了王室内部厮杀的较好办法.
1314年,阿姆拉克之孙阿姆达·西彦即位,所罗门王朝终于进入了它的强盛时期.
所罗门王朝的强盛,是在同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势力的斗争中达到和显示出来的.
伊斯兰教势力在东非之角和红海非洲沿岸地区由来已久.
古代阿拉伯地理学家习惯称埃塞俄比亚内陆居民为哈巴沙人,而称东非之角沿海居民为柏柏尔人,或黑柏柏尔人.
从7世纪以后,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旅游者、传教士们不断渡红海前来非洲滨海地区,并不断开辟通向内陆的商道(其中不少商路古已有之).
这样,在东非之角一带海岸逐渐兴起了泽拉、柏培拉、摩加迪沙等城镇.
这些城镇从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穆斯林社会的色彩.
并且从泽拉等通往内陆的商道上,也出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穆斯林化的居民点.
到了公元10世纪,马苏迪笔下的泽拉,已是哈巴沙人同也门之间的商业及外交的中介者.
此后,伊德里西和赛义德相继记述了泽拉的规模、穆斯林化等情况.
13世纪时的阿拉伯作家笔下,泽拉开始有了伊斯兰教的名字:阿达尔(Awdal/Adal).
随着伊斯兰教势力不断向埃塞俄比亚内陆渗透,内陆地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穆斯林小素丹国.
它们见于记载的,有达瓦洛、沙尔卡、巴利、阿拉巴尼、达拉赫和哈迪亚,等等.
但最著名的,还是绍阿和伊法特两个素丹国.
绍阿素丹国约建立于12世纪,王室自称溯源于麦加马赫佐密家族.
这个国家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p133,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穆斯林小邦联盟,各小邦的统治者,多半就是一些控制商路要冲的商人首领.
伊法特素丹国则建于13世纪,王室自称溯源于先知穆罕默德.
两国之间为争夺商路控制权与其他权利不断发生冲突.
1285年,伊法特终于兼并了绍阿素丹国,成为东北非内陆地区最强大的伊斯兰教国家.
另外,哈迪亚素丹国也因奴隶贸易而繁荣起来,于15世纪成为一个强盛的穆斯林国家.
地处绍阿高原东北方向的伊法特素丹国,由于控制了泽拉通往阿姆哈拉和拉斯塔地区商路的咽喉要地而强大,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发生冲突.
所罗门王朝建立之后,同伊法特关系日趋紧张.
万王之王阿姆达·西彦在位期间,疆土扩张到戈贾姆、达麦特和哈迪亚等地区,开始征伐伊法特素丹国.
13世纪30年代,由于伊法特素丹哈克丁一世扣留了西彦派往红海沿岸的使节,西彦遂派兵进袭伊法特.
战事初起时,埃塞俄比亚军队获胜,并击毙哈克丁.
但哈克丁之子率众抵抗,得到广大穆斯林的同情.
然终因力量悬殊而不支.
基督教王国军队占领了伊法特,并驻防在要津地区,使伊法特沦为附庸.
不甘屈辱的伊法特人,经常举行反抗斗争.
在赛伯丁领导下,他们举行了大规模起义,攻打埃塞俄比亚驻防军,烧毁基督教王国边境地区的教堂,逮捕为西彦服务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商人,并一度将沿海到内陆的穆斯林都联合起来,组织了广大的穆斯林联盟.
然而,埃塞俄比亚君主西彦率领军队苦战,顶住了穆斯林的进攻,并利用穆斯林的不团结,终于大获全胜.
所罗门王朝诸王对于伊法特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不断挑起伊法特统治集团内讧,令其主战派与主和派纷争不休.
但伊法特人不甘人下.
14世纪时,伊法特两王子哈克丁二世和塞阿德丁再次高举反抗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国家的义旗,一度占领了伊法特.
后因军事失利,退往哈拉尔地区坚持斗争.
15世纪末,起义军以哈拉尔南边的达卡尔为首府.
1520年,将首府迁至哈拉尔,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阿达尔素丹国.
在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的冲突中,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阿达尔素丹国开始向索马里内陆地区积极扩张,使后者成为自己巨大的兵力资源.
14世纪末,阿达尔素丹赛阿德丁屡次进击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大掠其东部地区,掠去大批牲畜与奴隶.
最后,埃塞俄比亚皇帝达维特(1380—1412年在位)组织反攻,一直追击到泽拉,俘获赛阿德丁,将其处死.
此后,在万王之王伊沙克统治时期(1413—1430年),基督教王国对东部地区的势力达到顶点,以致索马里地区亦来纳贡.
但穆斯林势力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的冲突一直持续着.
伊沙克之后,基督教王国再难保持以前那样在东部地区的势力了.
在同穆斯林势力不断发生冲突,国家疆土不时有所消长时,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内部仍旧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式运转和发展着,数百年间,变化甚微.
基督教会继续在埃塞俄比亚国家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国家最高的神职人员——大主教仍由埃及亚历山大教长予以任命.
大主教是终身制,死后,埃塞俄比亚皇帝遣使节给埃及穆斯林君主和亚历山大致送厚礼,请教长指派新的大主教.
新的大主教受命之后,即率一批教职人员和亲友前来上任,并终老埃塞俄比亚.
大主教在经济上有着大片丰腴土地作为自己的封邑,并有许多教会与世俗方面的属员.
在政治上,他又是这个基督教王国宫廷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主教的主要任务,是任命教职人员.
作为国家的精神领袖,大主教的一个重要职能,本应是团结全国人民同外部穆斯林世界进行斗争.
但来自埃及穆斯林国家的大主教,在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一般颇有顾虑,并总是力图向和平共存的方向上影响国家的政策.
这就大大限制了大主教可能发挥的政治作用,加之语言方面的障碍,大主教就更难有所作为.
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难以找到政教尖锐对立现象的原因.
在大主教之下,中下级神职人员几乎全部是埃塞俄比亚人.
埃塞俄比亚教士一般地说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依附于帝王,在宫廷中颇有势力,是帝王的顾问和宗教事务的御用学者.
他们包围着大主教、甚至左右着大主教.
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教职任命权,并管理着国家中的教会财产,他们在基督教王国中拥有很大权威.
另一部分依附于地方教会与世俗势力,是广大的地方教职帮,一般与宫廷和统治阶级上层联系甚少.
这一部分教职人员也分两种,一种是世俗地区的教士,可以娶妻生子,主要在各地教堂工作.
他们担任主持弥撒等活动,这些服务的报酬则是有权耕种教会的土地.
因而下级教士往往就是农民,或者教育水平不高、不脱离劳动的乡村知识分子.
另一种是修道院的教士,他们教育程度较高,全部献身宗教活动.
由于修道院本身具有教育职能,因此他们往往掌握了国家的文化、教育领导权.
由于所罗门王朝的不断扩张,在新的疆土上不断建造教堂和修道院.
因此地方教职集团势力乘势发展.
许多著名的修道院,如海依克湖修道院、塔纳湖岛上的修道院,作为教会学校,吸引了各地大批青年前来学习.
这些人学成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建立新教区,使基督教会势力同国家的扩张活动吻合一致,波浪式发展.
因此,这一教会集团是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扩张的支持者.
然而,地方教会势力本身又往往由于所在地区不同,所依附的地方诸侯势力不同,所出身的修道院不同而彼此产生矛盾、纠纷.
这样,在上层教会与地方教会之间、在地方教会势力内部,矛盾重重.
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对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的存在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是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
然而基督教会内部的分离现象,既反映了这一古代高原国家统一外表下的极大分散性,同时又反转过来增强了这种分散性.
近代以前,埃塞俄比亚始终是一个带有极大分散性的、落后的自然经济社会;仅仅靠着若干商路同外部穆斯林世界保持着一些商业联系.
这种对外贸易从内容上看层次不高:埃塞俄比亚输出的大部分是低级农牧产品,以求换取穆斯林世界的若干消费品,来满足埃塞俄比亚统治阶级的需求.
当输出的简单产品还不足用时,埃塞俄比亚人就输出奴隶.
第七章伊斯兰文明在非洲(上)一、阿拉伯北非的形成与伊斯兰教的传播公元639年12月,第二代哈里发欧麦尔派遣大将阿穆尔领兵由巴勒斯坦进入埃及,从而掀开了非洲历史上新的一页.
当时的埃及,处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下.
拜占庭统治者的残酷榨取政策,早就招致了埃及人民的怨恨,加上统治集团内部两大教派的互相倾轧,都大大削弱了拜占庭人的力量.
而从阿拉伯人方面看,他们对埃及并不陌生.
早在公元前1世纪时,斯特拉波就称尼罗河右岸地区为阿拉比亚①.
公元以后,阿拉伯人前来埃及的日益增多.
阿穆尔本人在参加先知的队伍之前,也曾在埃及经商,对埃及的情况相当熟悉②.
因此,当阿拉伯军队进入埃及之后,仅仅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巴比伦要塞一度遇到比较激烈的抵抗.
广大埃及百姓因历史的原因已经习惯了来来去去的外来征服者,对正盘踞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者拜占庭人又是那样的不满,所以不但对保卫拜占庭人统治毫无热情,而且对于它的垮台抱有若干幸灾乐祸的心情,甚至对新来的征服者阿拉伯人抱有几分希望.
埃及当地科普特人控制的舰队还倒向阿拉伯人一边,希望因此能从新统治者那里获得较好的待遇.
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占领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城,标志着征服埃及事业的完成.
此后,拜占庭人虽然在645年曾短暂地重占亚历山大,但次年就被赶走.
埃及很快成为阿拉伯人在非洲的巩固的基地.
阿拉伯人将自己在埃及的统治中心设在巴比伦.
他们在城外营建的戍城,名叫福斯塔特.
福斯塔特很快出现了许多永久性的建筑,其性质也变成了居民点,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古代城市.
阿穆尔征服埃及后,埃及被划给欧麦尔的继承人、第三代哈里发的亲戚阿布德·萨阿德统治.
阿布德·萨阿德曾向南远征努比亚人的都城栋古拉,于652年迫使努比亚人签订和约,以奴隶交换埃及的谷物.
不过,阿拉伯人的征服目标主要还是集中在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
阿穆尔在平定埃及后,立刻率骑兵西进,由亚历山大出发沿着沿海古道长驱直入,兵临巴尔卡城下.
巴尔卡的人民自愿求和,双方约定,每年巴尔卡向阿拉伯人缴纳人头税13000第纳尔①.
与此大致同时,阿穆尔派遣奥克巴·本·纳菲厄率军向西南沙漠进军,直抵祖伊拉.
而奥克巴的远征路线,大约应是从另一条古道,即取道法尤姆和上埃及,沿骆驼商队往来跋涉的绿洲古道前往大漠深处的祖伊拉.
在占领巴尔卡之后,阿穆尔曾继续挥师西进,经过一个月的包围,乘隙攻占了防守坚固的大城的黎波里,使其西征事业达到顶点.
此后,或者是由于哈里发对大将拥重兵远去的猜忌,或者是由于巩固在埃及统治的需要等原因,阿穆尔中止了西征,回师埃及.
不久便被罢黜.
新总督阿布德·本·萨阿德对西征的态度与政策,同阿穆尔并无二致.
①H.
L.
Jones,ed.
&trans,"TheGeographyofStrabo"《斯特拉波的地理学》.
Vlll,pTl,London&cambridge,1935.
②"CambridgeHistoryofAfriea"Vol.
2.
P499.
①萨阿德·扎格鲁勒:《阿拉伯马格里布史》,第一卷上册,第107页.
在哈里发奥斯曼的支持下,从阿拉伯半岛不断开来援军,以充实阿布德·本·萨阿德的实力.
公元647年,阿布德·本·萨阿德亲率两万大军西征.
大军由福斯塔特出发,经亚历山大,沿沿海古道至巴尔卡.
然后自巴尔卡继续西征,绕过重新反叛的的黎波里城,向内陆深入.
此时,拜占庭驻伊非利基亚(含今利比亚西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东部,沿海地区甚至远达丹吉尔)的总督格里高利早已脱离拜占庭而自立,以斯贝特拉为自己的统治中心.
双方在斯贝特拉附近的阿库拉进行决战.
阿拉伯军设计一举击败了庞大的拜占庭大军,并杀死了格里高利,攻占斯贝特拉,获得大批战利品.
然后,班师返回埃及.
公元7世纪中叶,从奥斯曼被害到第四代哈里发阿里遇害,阿拉伯经历了一个内讧时期.
西征活动自然也受到影响.
公元660年,摩阿维亚在内讧中取胜,自立为哈里发,并创建了倭马亚王朝,以大马士革为首都,中国史书称为白衣大食.
665年,摩阿维亚·伊本·胡德杰奉哈里发之命西进,在斯法克斯和苏萨之间的萨希勒地区,击溃了刚刚登陆的拜占庭远征军,迅速攻占了贾劳拉城堡,将该城洗劫一空,然后返回埃及.
但是,摩阿维亚·伊本·胡德杰的西征,只是另一次大规模西征的前奏.
公元666年,以奥克巴·本·纳菲厄为总指挥官的阿拉伯人第三次西征活动开始.
奥克巴少年时代,就追随阿穆尔,参加了阿拉伯人的第一次西征活动,并崭露头角.
此后20余年,他一直驻守巴尔卡地区,成为一个熟悉北非情况、并积有战功与经验的将领.
同前两次西征活动不同,历史所赋予奥克巴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远程进袭,然后攻占某座城池,满载洗劫所获而归,而是真正摧毁拜占庭人和当地贵族的抵抗,建立阿拉伯人稳固而持久的统治.
666年,奥克巴首次率轻骑深入荒漠,到达瓦丹,然后再行军8昼夜,到达费赞地区的首府杰尔马,迫使当地统治者臣服纳贡.
最后更征服了库瓦尔绿洲地区,突然袭占并洗劫了设防城堡哈瓦尔.
这次长达5个月的远征,巩固了阿拉伯人在撒哈拉大沙漠地区的势力,并在该地区柏柏尔人当中传播了伊斯兰教.
公元670年,奥克巴·本·纳菲厄就任伊非利基亚总督之职.
就职当年,他再次西巡,并开始兴建伊非利基亚地区的阿拉伯人新都凯鲁万城.
按照奥克巴本人的意愿,希望把凯鲁万建造成为"一座可以支持伊斯兰教直到世界末日的堡垒".
在奥克巴领导下,数万阿拉伯人清除荆棘、林木,驱走野兽虫豸,历时四年,方才建成这座大城.
此后,奥克巴一度遭到罢黜.
680年,新即位的哈里发亚齐德再次恢复奥克巴的职位.
奥克巴重新从凯鲁万出发,开始大规模西征.
他首先取道沙漠之路,横穿中马格里布地区,不断击溃拜占庭军队的抵抗.
恐慌中的东罗马人向当地柏柏尔人求援,与后者联手,共抗阿拉伯人,也同样遭到失败.
奥克巴遂进兵西马格里布,到达丹吉尔地区.
并以那里为起点,横扫西马格里布地区,直抵吉尔角的大西洋海滨.
在那里,"奥克巴策马跃入大洋之中,直到海水淹到了他的衣领,他喊道:'真主啊,要不是海洋,我将继续前进,为你进行圣战①.
'"奥克巴在班师东返的路上,开始遇到了柏柏尔人的反抗.
最后,当奥克巴不慎脱离自己的大军时,遭到柏柏尔人大队人马的狙击,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中牺牲,终于未能返回他兴建的城市凯鲁万.
①转引自萨阿德·扎格鲁勒:《阿拉柏马格里布史》第一卷上册,第224页.
杀死奥克巴的柏柏尔人首领库塞拉,乘胜集结了奥雷斯山区和中马格里布的部族,向凯鲁万挺进.
奥克巴对待柏柏尔人的严苛政策,激起大批大批的柏柏尔人聚汇在库塞拉周围.
阿拉伯人迅速溃退,回到了巴尔卡地区.
直到688年,祖赫尔·本·盖斯被任命为伊非利基亚总督,才再次率军西征,在凯鲁万附近的马姆斯同库塞拉统率的大军决战.
尽管库塞拉的军队数量比阿拉伯人多出数倍,阿拉伯人仍获胜利,并杀死了库塞拉.
然而,同奥克巴命运相同,祖赫尔在回师途中也因同大队脱离,在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中因众寡不敌而战死.
公元692年,哈桑·本·努阿曼被任命为马格里布总督,并统率4万大军再次远征.
远征军於次年从埃及出发,到达凯鲁万后,开始采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来对付柏柏尔人和拜占庭人.
哈桑首先集中兵力对付拜占庭人.
他挥师进攻迦太基,这是阿拉伯人第一次攻打这座设防坚固的城市.
终于将迦太基攻克,从而根除了拜占庭人有组织的反抗.
在这以后,阿拉伯人集中力量征讨柏柏尔人.
当时,奥雷斯山区的柏柏尔人部族联盟的首领,是一位传奇性的女子,叫做卡希娜.
卡希娜对阿拉伯人实行焦土政策,并在战斗中击败哈桑,一度将阿拉伯人赶回的黎波里城的东部.
698年,哈桑恢复了元气,卷土重来再西征.
经过两场激战后,阿拉伯人击败了卡希娜的军队,并在追击中将卡希娜杀死.
701年,哈桑在最后击败卡希娜之后,於回师凯鲁万途中再次进袭迦太基,并将这座著名的古城彻底毁坏,使其"一去永不返".
至此,阿拉伯人才真正在马格里布站住了脚.
此后数年,阿拉伯人才稳固了自己在整个北非的统治.
直至711年,塔里克统率大部分由柏柏尔人组成的12000人的军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兵伊比利亚半岛,方标志着阿拉伯人在北非地区的征服事业的最终胜利.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人征服北非的事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们对埃及的征服,如果说还比较顺利的话,在埃及以西的马格里布地区就遭遇到远为坚决的抵抗.
只是在一波接一波的反复冲击下,历经70余年,才完全征服了整个北非.
拜占庭在北非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种古代城市与商业文明.
随着这一统治被阿拉伯人摧毁,这种古代文明也被摧毁了.
在人类古代文明的赓续之中,这种经常出现的情况表明,人类社会向近代跋涉的历程是多么艰难.
阿拉伯人在北非建立一种新的城市与商业文明,又将需要以世纪为单位来计量.
原居住在北非的柏柏尔人,在不断保卫自己原始形态的自由的斗争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以后,终于被强制在新的桎梏中走上了历史进步的路程.
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充当主角的阿拉伯人,高举圣战的大旗,将宗教的献身精神与世俗的贪婪动机融为一体,在北非地区掀起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轩然大波,给北非带来巨大破坏与混乱,同时也给这一地区带来空前的活力.
由此创立起的北非中世纪伊斯兰文明,是北非地区历史进步中的一个阶梯.
阿拉伯人征服北非的过程,就是北非地区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
所谓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是有特定的历史内涵的.
两者在不同的场合,所表述的含意虽可能有不同的侧重,但大致讲来,是彼此相通的.
它们所表述的,是在中世纪的社会条件下,由阿拉伯人所推动的,以阿拉伯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以伊斯兰教为宗教信仰、精神寄托、道德规范和社会生活准则的一种古代文明的渗透、推广及最终确立的过程.
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主角,自然是阿拉伯人.
在阿拉伯人征服以前,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人人数甚微.
在占领埃及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阿拉伯统治者将军队家属接到埃及定居,同时鼓励阿拉伯人以部落为单位,从阿拉伯半岛各地向埃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区移民.
这些移民一般居住在城区或近郊,得到土地、年俸和其他特权,成为阿拉伯在埃及统治的支柱.
当阿拉伯人波浪式地西征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时,一批一批的阿拉伯青壮年参加圣战大军来到北非.
与此同时,许多阿拉伯部落也从阿拉伯半岛迁来埃及并继续西迁马格里布.
这些移民自然也受到阿拉伯统治者的种种优待.
据估计,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仅仅定居在埃及的阿拉伯人就大约有百万之众.
应该指出的是,在征服了北非广大地区之后,阿拉伯移民非但没有结束,反而以更强的势头继续下去.
此外,阿拉伯统治者还推行同化政策,鼓励阿拉伯人与当地人通婚.
一时阿拉伯人娶当地妇女为妻妾者成风,所生子女成为阿拉伯人.
这样,阿拉伯人在北非地区居民中的比例不断增长,自然成为推动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的动力.
随着阿拉伯人征服北非,伊斯兰教也在北非地区得到传播与推广.
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使宗教和政治合为一体,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北非地区的社会条件,有利于伊斯兰教的传播.
恩格斯指出,"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督因游牧民族"①.
正是在这方面,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部落组织是很相近的.
同时,伊斯兰教所提倡的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又增强了它的同化力量.
伊斯兰教教义比基督教简化,宗教仪式也十分简便,这些都适合北非游牧民族与沙漠行商.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阿拉伯人统治的建立,作为统治者的宗教,伊斯兰教自然也就成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而在阿拉伯征服者、统治者面前,异教徒难免遭到歧视甚至迫害,而皈依伊斯兰教者则得到免税等各种有形无形的好处.
凡此种种,都加速了伊斯兰教的推广.
因此,我们看到:"即使坚决反抗阿拉伯人征服的许多柏柏尔人,却并不反对伊斯兰教.
例如,领导柏柏尔人大起义的库塞拉,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后,并未背叛这一宗教.
当他进入凯鲁万以后,"他友善地对待凯鲁万的穆斯林们"①.
阿拉伯语言和文字在北非的广泛传播,也是该地区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的重要条件.
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埃及还没有统一的全国性语言,官方和知识界用希腊语,基督教会用科普特语,普通百姓用科普特语的各种方言.
在马格里布,语言则更加驳杂,流行各种柏柏尔方言,还有同外来语言融汇而生的新语言,如布匿语,等等.
阿拉伯人来到埃及与马格里布以后,在行政和宗教方面使用阿拉伯语,统治当局陆续宣布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阿拉伯文为官方文字,加之阿拉伯人散居各地,都推进了当地人民了解、掌握阿拉伯语.
这样,到了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大致先后完成了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
在埃及,阿拉伯人在全国人口中已占绝对优势.
他们不论血统的纯粹如何,都信仰伊斯兰教,讲阿拉伯语,认同阿拉伯族系与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注1.
①引自萨阿德·札格鲁勒:《阿拉伯马格里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3页.
文化传统.
那些继续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已退居中埃及地区,只占埃及人口1/10左右.
基督教亚历山大教长只具某种象征意义了.
在马格里布,情况也大体相似.
一些保持着原始信仰与习俗的柏柏尔人部落,被迫退居中部山区或撒哈拉沙漠的腹地.
北非,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核心地区.
二、法蒂玛王朝时期的埃及和马格里布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大帝国,称雄一方,却缺乏稳固的社会经济基础.
像自古以来先后出现的一些大帝国一样,它只是靠神权和军事力量膨胀而成的暂时的政治聚合.
事实上,自从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以后,阿拉伯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夺权力和财富,派系斗争就越演越烈.
这种政治上的分裂,由于注入了神学的内容,遂演化为教派之争.
伊斯兰教的两大主要教派:逊尼派主张拥护穆罕默德死后被推选出来的哈里发;而什叶派则主张只有穆罕默德的女婿、第四代哈里发阿里的后裔才有资格继承哈里发.
此外,还有许多教派,其中最突出的是哈瓦利吉派,主张教徒都是平等的,教徒应当俭朴、禁欲、清修,哈里发应由选举产生,此派最易为广大被压迫人民所接受.
公元8世纪中叶,统一的阿拉伯帝国终于分裂.
750年,逊尼派的倭马亚王朝被推翻.
取代它的是阿巴斯王朝(750—1258年).
阿巴斯王朝迁都巴格达,初尊什叶,后奉逊尼,中国史书上称之为"黑衣大食".
它在北非的统治,已经限于埃及和伊非利基亚地区,对马格里布广大西部地区,则是鞭长莫及了.
倭马亚王朝王室成员乱中出走,亡命西班牙,在那里自立哈里发,定都科尔多瓦,不受巴格达哈里发的节制.
在巴格达和科尔多瓦两大哈里发对立的形势下,阿拉伯人在北非的统治,更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局面.
埃及是阿巴斯王朝在北非统治的核心地区.
最初,阿拉伯人在埃及实行轻赋税政策,对皈依伊斯兰教的,还采取免税的优待措施.
但随着伊斯兰教徒的增加,阿拉伯统治者为了维持岁入,便加强对异教徒的盘剥,甚至恢复了对穆斯林征收土地税.
由于盘剥日重,引起人民不满,科普特人不断起事①.
在镇压起义,强化统治的过程中,阿巴斯王朝派驻埃及的总督日益坐大.
868年,埃及总督阿赫迈德·伊本·图伦拥兵自立,一度建立了图伦王朝.
虽然哈里发设法在短期内恢复了对埃及的控制,但不久埃及又处在伊赫希德王朝统治下.
不过,在表面上伊赫希德王朝还承认阿巴斯哈里发在埃及的最高统治权,每年向巴格达交纳一定数量的贡赋.
马格里布的情况更为复杂.
面对着柏柏尔人和拜占庭人的顽强抵抗,阿拉伯人用了整整70年的时间才基本上征服了马格里布.
然而,柏柏尔人的反抗斗争并未因此而中止.
为了反抗新统治者强加的赋税,他们继续不断起义.
8世纪30年代末迈萨拉领导的起义声势浩大,历时三年才被镇压下去.
从8世纪起,马格里布先后出现了三个国家.
776年,伊本·罗斯图姆,一位原来在伊非利基亚地区起义的哈瓦利吉教派领袖,在阿巴斯王朝军队追①埃及中古时期大史学家马克里齐甚至记载了这样的资料,即埃及岁入竟从罗马时期的2000万第纳尔,降至阿巴斯王朝治下的300—400万第纳尔,转引自"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1.
2.
p590.
击下逃到阿尔及利亚地区,以塔赫尔特为首都,建立了罗斯图姆王朝(776—908年).
罗斯图姆王朝所控制的领域大致为今天阿尔及利亚中部和西部.
首都塔赫尔特乃当时哈瓦利吉教派的中心,地扼北通地中海、南下西苏丹的黄金商道之要冲,这使罗斯图姆王朝统治下的国家在马格里布中部崭露头角,在东西两大哈里发之间峥嵘独立.
继罗斯图姆王朝之后,788年,阿里的后裔伊德里斯逃亡到摩洛哥,利用摩洛哥北部哈瓦利吉派发动的柏柏尔牧民起义的力量,创建了伊德里斯王朝(788—985年).
伊德里斯王朝在809年建非斯为都城,统治疆域为摩洛哥北部地区.
由于吸引了许多西班牙和伊非利基亚来的被迫害者,特别是知识分子,因而该国以文化发达而著称.
公元800年,阿巴斯王朝的总督易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布利用伊非利基亚地区政治动乱的机会,掌握了该地区大权,创立了阿格拉布王朝(800—909年).
阿格拉布王朝定都凯鲁万,统治疆域大致在今突尼斯和利比亚西部,以及阿尔及利亚东部.
同伊德里斯和罗斯图姆两个王朝不同,阿格拉布王朝始终承认阿巴斯哈里发的最高宗主权.
这一点,丝毫不影响它的实权,反而使它获得不少政治上的收益.
阿格拉布王朝拥有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9世纪时曾一度占领西西里,国势达于巅峰.
它的历代国王都重视延揽人才,加强行政管理,修建宫殿与清真寺,凯鲁万成为重要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上述马格里布三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们都是阿拉伯人(有的原来就是统治集团的成员,有的则是由原来的起义领袖转化而来)利用柏柏尔人的起义或地方的混乱局面而建立起来的.
正是基於大致同样的社会环境,在马格里布地区崛起了阿拉伯世界第三大哈里发国家:法蒂玛王朝.
公元10世纪初,什叶派宗教领袖阿布·阿卜杜拉利用居住在小卡比利亚地区的库马塔部落对阿拉伯统治者的不满情绪,扩充什叶派势力,组织军队,不断进攻并击败阿格拉布王朝的军队,并迎立阿里后裔、来自叙利亚的领袖奥贝德拉为"马赫迪".
在这一武力扩张的活动中,先后灭掉了罗斯图姆王朝与阿格拉布王朝.
在它们的基业上,公元909年建立了以马赫迪奥贝德拉为首领的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
奥贝德拉即位之后,留用了阿格拉布王朝的大批官吏,增强了自己的统治力量.
他"组成了政府机构,按时课税,为所有的城市委派了地方长官以及担任其他职务的官吏".
同时,在权力之争中处死了阿布·阿卜杜拉,并严厉镇压了库马塔人和塔赫尔特、的黎波里等地的反抗.
奥贝德拉为了向东地中海和埃及方向发展,选择了苏萨和斯法克斯之间的一个港口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新都,将其命名为马赫迪亚,意为马赫迪的城市①.
在初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以后,法蒂玛王朝立即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自己的势力.
在这两个方向当中,东方,即埃及,始终是法蒂玛王朝统治者经略的主要方向.
这是因为埃及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比马格里布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同时既然以阿里后裔与合法哈里发继承人自居,当然应向阿拉伯帝国的心脏地区进取.
913年冬季,奥贝德拉派遣远征军进攻埃及.
起初,法蒂玛军队进展顺利,攻占了亚历山大和法尤姆地区,进而威胁埃及①事实上,"马赫迪的城市"又成为压迫、剥削人民的政治中心.
正如恩格斯所说:"所有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注1.
首府福斯塔特.
但不久由于阿巴斯王朝大将穆尼斯的反攻,法蒂玛军被迫于915年撤回.
四年后,奥贝德拉之子阿布·卡西姆再次领兵东征,重又占领亚历山大,威胁福斯塔特.
但法蒂玛的支援舰队在920年于罗塞塔附近被阿巴斯水师全歼,而失去支援的法蒂玛陆军再次遭到穆尼斯连续打击,于921年被迫再次撤回马赫迪亚.
两次征伐埃及的失利,使奥贝德拉感到加强后方的重要.
为了征服东方,先需巩固西方.
经过20年的努力,法蒂玛王朝终于大体上统一了马格里布.
法蒂玛王朝最初是用反对不符合古兰经的税收作为号召得到人民支持而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
但它建立后,反而对人民实施暴政.
特别是在奥贝德拉之子易卜拉欣即位之后,横征暴敛,漫无节制,激起人民强烈的不满.
在阿布·亚齐德(绰号"骑驴者")的领导下,在王国境内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②.
起义军以建立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消灭外来的法蒂玛人和什叶派为号召,屡败前来镇压的法蒂玛军队,并於944—945年围攻马赫迪亚达一年之久.
由于久攻马赫迪亚不下,起义军逐渐走向颓势.
946年又在凯鲁万城下决战中失败.
947年,阿布·亚齐德因伤不治身死,起义最后失败.
在基本统一马格里布后,法蒂玛王朝再次向埃及用兵.
935至936年,法蒂玛人第三次征伐埃及,仍以失利告终.
此时,阿巴斯王朝内部逐渐瓦解,各地军政首脑纷纷坐大.
北方伊拉克摩苏尔地区,东面设拉子、叙利亚等地区均脱离帝国控制,实际上分裂出去.
公元969年7月1日,卓哈尔将军奉法蒂玛君主之命,攻占了福斯塔特,征服了埃及.
接着,他在福斯塔特附近建起了一座新的城市,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开罗.
973年,哈里发穆依兹从突尼斯迁往开罗.
从此,埃及成了法蒂玛王朝的中心地区.
埃及历史上新的一章开始了.
同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一样,法蒂玛王朝所统治的疆域也是随着它的国势消长而变化的.
大致讲来,在它占领埃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在穆依兹之子阿齐兹(975—996年在位)当政时期,帝国疆土相当广阔.
从摩洛哥到也门,各地都纷纷承认法蒂玛君主的权威.
只是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方向上,法蒂玛人遇到了困难.
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他们也只能占有大马士革和沿海一些城镇.
在法蒂玛王朝全盛时期,北美索不达米亚的摩苏尔,也向它称臣.
甚至远到南亚次大陆的信德地区,都有法蒂玛王朝的代表与传教师在活动.
不过,上述兴旺景象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自从迁都开罗之后,法蒂玛王朝同它的发迹地马格里布地区的联系日渐松弛.
该地区相对的权力空白,很快又被新起的政治势力所填补.
1051年,北非的齐里王朝宣布脱离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而独立.
为了报复,法蒂玛人鼓动白奴·希拉尔和白奴·苏莱姆两个阿拉伯人族群由上埃及地区西迁.
这两大族群西迁马格里布,对北非地区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同时也没有给法蒂玛人带来任何积极的收益.
法蒂玛人在西方失去了马格里布,在东方也失去了几乎整个叙利亚,因而变成了一个比较单纯的埃及王朝.
法蒂玛王朝成为单纯的埃及王朝,对於埃及地区的历史发展,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在埃及的历史上,埃及人自法老时代以后就多次面对着外来的统治,其大量的民脂民膏、国民创造的财富往往外流到外来统治的中心区.
从②"EncyclopaediaofIslam"(《伊斯兰百科全书》),LeidenandLondon,1954,Umder'AbuYazid.
法蒂玛时代开始,中经阿尤比王朝到马木鲁克王朝,埃及的统治者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外来的,但他们统治的中心在埃及.
埃及,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地区.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法蒂玛人相当重视埃及的社会经济发展.
尼罗河是埃及农业的命脉.
法蒂玛王朝的前期统治者们十分重视水利事业.
他们通过自己一套相当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建立了对尼罗河水的管理与分配体系.
同时,还经常注意对水坝、水渠的维修与改进.
除了种植谷物和其他食用作物如小麦、大麦、甘蔗及各种蔬菜外,还发展了手工业用的作物如亚麻、棉花、染料植物,等等.
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在尼罗河三角洲特别是濒临地中海地区,以达米埃塔、梯尼斯、达比克等城镇为中心,纺织业繁荣起来.
生产了各种不同种类和颜色的棉、麻、丝织品.
福斯塔特与亚历山大港则成为生产玻璃与水晶的中心.
此外,埃及的陶瓷业、冶金业和造纸业也发展起来.
法蒂玛人尤其重视通过内外贸易来聚敛财富.
亚历山大港和达米埃塔成为造船业中心.
从黎巴嫩与欧洲输入木材,在这里建造适合内河与海上航行的各种船只.
在法蒂玛时代,埃及的商业甚为发达.
开罗一城就有2万家店铺.
这些店铺所有权归属王家.
店东每月要向哈里发缴纳2—10第纳尔的租金.
各种租税的收入使法蒂玛君主过着豪华的生活,其宫廷之奢华可与拜占庭宫廷比美.
这种豪华的宫廷生活,反过来又刺激着手工业、商业、艺术乃至科学的发展.
11世纪中叶访问过埃及的波斯旅行家纳赛尔·库斯劳记载了他对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经济的繁荣的深刻印象,指出:"我无法估价它的财富;我从未在任何别的地方看到过像这里这样的繁荣"①.
对外贸易也是促成埃及上述繁荣景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历史悠久的东西方古代贸易,一直以埃及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随着古代地中海—印度洋贸易体系的发展,埃及也越来越占有这种中转的地理优势.
11世纪中叶,埃及的上述地理优势又有新的进展.
由于塞尔柱土耳其人在伊拉克、伊朗地区发动的频繁战事,使印度洋贸易网北缘的重心从波斯湾地区西移至红海亚丁湾地区,转向亚丁和埃及在红海的港口艾达布与夸尔祖姆.
埃及成为这一古代贸易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中介.
法蒂玛人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通过对转口贸易的严密控制与税收管理使埃及大受其利.
当时,从中国、印度等遥远的东方国度运来的丝织品与陶瓷产品通过埃及转口地中海各地;从地中海世界运来的木材、铁、羊毛织品与其他农产品,经由埃及转运到东方各国.
亚历山大港和埃及红海各港口又呈现出帆樯如林、百物汇萃的繁荣兴旺的景象.
经济的繁荣,自然带来文化的兴盛.
但是,我们看到,终法蒂玛一朝,它的文化发展带有一定的畸形性质.
同当时其他强大的穆斯林国家相比,同其后埃及的穆斯林王朝相比,法蒂玛时代未能产生杰出的阿拉伯作家和阿拉伯文传世之作.
不过,从广义的文化上讲,法蒂玛时代的自然科学与医学成就却颇为可观.
例如,著名的天文学家阿里·优努斯,著名的数学与物理学家伊本·海塔姆等,都出自法蒂玛时代.
同时,法蒂玛时代的艺术与建筑成就则更值得大书一笔.
爱资哈尔、哈金姆和阿克马尔等著名的清真寺雄伟华美,或在建筑艺术上吸收了北非马格里布的风格,或在外部装饰上接受了亚①"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1.
3.
P16.
美尼亚的影响,同时又保留了埃及本地的特色.
在世俗建筑方面,开罗三个著名的城门,在建筑艺术上均吸收了拜占庭风格.
这一时期,埃及的青铜器、玻璃与水晶制品、木器乃至纺织品等,均以其工艺、图案之精美见长.
在这些器皿上的图案,各种人物如音乐家、舞蹈者、狩猎者,以及奔驰的动物栩栩如生.
法蒂玛王朝尽管是一个埃及王朝,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它一直怀抱着称雄穆斯林世界的野心.
为此,法蒂玛人建立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
这支军队由南方苏丹地区的奴隶兵组成步兵,用马木鲁克奴隶兵组建骑兵,外加柏柏尔人组成的部落兵,颇具规模.
据说,仅苏丹步兵即达50000人①.
法蒂玛人不断对外用兵.
他们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方向上投入不少兵力,甚至不惜与拜占庭一战.
法蒂玛军队首脑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内讧日益频繁.
法蒂玛君主渐渐沦为傀儡.
在这种情况下,内政不修,水利事业荒废,11世纪下半叶,饥荒疫病频仍,经济凋敝,法蒂玛国家走向衰落.
11世纪末,由于宗教与经济等方面的冲突,欧洲十字军开始入侵东方.
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首当其冲.
1099年,法蒂玛王朝在耶路撒冷兵败.
十字军对该城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实行残暴的屠杀.
不久,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一些小邦,不断与埃及冲突,并严重威胁了红海商路.
法蒂玛不仅丧失了巴勒斯坦许多地方,而且在海上战斗中同样失利.
1116年,十字军攻占蒙特利尔要塞,切断了埃及通往叙利亚的商路,同时切断了朝圣之路.
此后两三个世纪,从西方前往麦加的朝圣者,只得改走上埃及,经艾达布港赴阿拉伯半岛了.
12世纪50年代,法蒂玛王朝由于统治集团内讧加剧而走向大衰败,先是丢掉了最后一块巴勒斯坦地区阿斯卡伦,接着本土连续两次遭到来犯.
此时,东方赞吉王朝国王努尔·丁派遣手下大将、库尔德人舍库率兵驰援埃及.
但法蒂玛人则屈服于耶路撒冷,接受交纳40万金块,外加年贡,耶路撒冷之高级代表与驻防军有权驻在开罗等条件.
1163年秋天,耶路撒冷国王决心灭掉法蒂玛埃及,派兵围困开罗.
舍库在其侄萨拉丁的陪伴下兵进埃及,迫使耶路撒冷军队撤回.
埃及朝野热烈欢迎舍库.
法蒂玛君主封他为宰相.
不久,舍库病逝.
萨拉丁继而执掌大权.
1171年,萨拉丁自立为王,法蒂玛王朝遂告终结.
三、阿尤比王朝和马木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继法蒂玛王朝之后,由萨拉丁创建的阿尤比王朝统治埃及和叙利亚地区前后达80年.
正是在阿尤比王朝时期,埃及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政治稳定与经济文化繁荣,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中心.
萨拉丁是一位中世纪穆斯林世界的贤明统治者.
他一生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将基督教势力驱逐出中东地区.
为了达此目的,他以自己统治下的埃及(以及叙利亚)为基地,开展了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方面活动.
这些活动增强了埃及的实力,客观上促进了埃及社会的发展.
所以,尽管时间不长,阿尤比王朝时期仍可称之为埃及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为了达到驱逐基督教势力的宏大目标,首先需要将埃及变成一个巩固①"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1.
3,p17.
的、实力雄厚的根据地.
在这方面,萨拉丁根据埃及的具体情况,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
首先是建立军事采邑制.
以前,埃及的税收、特别是土地税收沿用古制,将征税工作租让给包税人.
包税人定期征税,交纳国库.
军队则由政府支付一切.
这样,每当国势衰败,税收往往难以保证,军队的给养无着,国家形势必然走上恶性循环之路.
萨拉丁从塞尔柱土耳其人那里引进了新的、同样能适应埃及传统的新制度.
他将所有的封地重新分配给手下的艾米尔和军官们,以及萨拉丁家族的成员,从而制造了一个新的统治基础.
每一个受封的阿尤比封邑主同时领受两份封邑.
一份名卡萨,是封邑主个人的封邑,另一份名伊克塔,是为了维持封邑主率领的军队的.
国家一方面强制农民附着于土地上,另一方面也规定农民交纳固定之地租,禁止封邑主们滥用权力.
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管理封邑的分配,收入,以及军队维持的有关事宜.
埃及的封邑主享有封邑的收入,同时有着维持军队、随时听命出征的义务.
在他们的封邑上,封邑主们并无行政权与司法权.
这样,全国大大小小的封邑,保证了一支强大军队的供应,同时并不妨碍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
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封邑也会产生许多弊端.
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对于巩固阿尤比王朝的统治和增强其经济实力,进而保持其军事力量,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执行了外贸垄断政策.
萨拉丁十分清楚埃及在古代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因而采取坚决措施,将对外贸易变成埃及的经济支柱.
他宣布,外商不得在埃及内地与红海地区从事贸易.
在地中海方面,限定非穆斯林商人只准在亚历山大港经商.
以前外商在开罗和其他各地开设的商栈,通通永远关闭.
这一措施,强化了埃及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
埃及的大商家卡里米集团可以操纵垄断价格,谋取厚利.
尽管如此,西方商人为重利所诱,仍然络绎不绝地前来亚历山大港贸易.
而且,萨拉丁对他们采取欢迎态度,并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贸易的正常运行.
不过,为了确保埃及的垄断地位,萨拉丁在红海地区坚持强硬政策.
例如,1182年,当一支基督教势力的舰队蹂躏了红海两岸,萨拉丁立即派遣海军出击,摧毁了敌人每一艘战船,并下令处死全部俘虏.
为了确保红海商路,萨拉丁还派遣其弟经略也门,使埃及控制也门地区达半个多世纪.
土地与外贸,成了阿尤比王朝的两大财源.
据统计:1090年,在法蒂玛时代,埃及各省之总岁入为300万第纳尔;到了萨拉丁统治时的1189年,则提高到500万第纳尔①.
在巩固与增强埃及实力的同时,萨拉丁采用军事与外交两手,对外扩张.
他先对巴勒斯坦基督教诸小邦采取和平态度,集中力量征服叙利亚与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穆斯林诸邦,占有了大马士革、哈马、霍木斯等一系列重镇.
致使巴格达哈里发承认其在埃及、叙利亚的统治权.
萨拉丁还重建埃及海军,海陆并进,兵占耶路撒冷,将基督教势力压缩在地中海东岸的一小条狭长地带.
这是萨拉丁事业的顶峰时期.
1193年,萨拉丁病逝于大马士革,将他强大的王国留给其诸子与弟弟.
在萨拉丁的侄子卡米尔统治埃及时期,阿尤比王朝兴旺发达.
对外,击败了前来侵犯的十字军,迫使其求和.
对内,卡米尔十分关心维护与改善水利设①"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1.
3,p37.
施和道路系统.
并且同欧洲各邦国签订商约,发展贸易关系.
当时,埃及内外贸易兴盛,亚历山大和开罗的繁荣给外国来访者十分深刻的印象.
埃及行政效率高,社会治安良好,也是中世纪条件下难能可贵的.
阿尤比王朝时期,由于逊尼派被奉为正统,因而埃及自然被穆斯林世界视为文化中心.
当时,东部穆斯林世界正受到西征的蒙古人的蹂躏.
大批穆斯林学者逃来埃及,加之埃及经济发达,有条件发展文化事业.
所以,阿尤比王朝时期,埃及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文化中心.
其中,诗歌与史学著作尤为突出.
阿尤比王朝后期,为了增强军事力量,大量增加马木鲁克骑兵力量.
1250年,埃及素丹萨利赫死去,其土耳其妾萨迦尔·杜尔秘不发丧,指挥马木鲁克骑兵击败十字军,俘路易九世,从而最终结束了数百年十字军东征之梦.
接着,马木鲁克诸首领宣布立萨迦尔·杜尔为埃及素丹与穆斯林女王.
萨迦尔·杜尔可说是阿尤比王朝的末代君主.
她再嫁马木鲁克首领艾伯格,使后者成为新的马木鲁克王朝第一位正式君王.
马木鲁克王朝的兴盛,奠基于它对蒙古西征军的军事胜利.
1258年,一路势如破竹向西挺进的蒙古人攻陷了巴格达,达到了其世界性征服事业的顶峰.
巴格达的陷落与阿巴斯王朝末代哈里发的被处死,震动了整个穆斯林世界.
立国未久的马木鲁克王朝抓住了这个历史时机.
1260年,强悍勇猛的马木鲁克骑兵在杰出的领袖图库兹和拜巴尔斯指挥下,在巴勒斯坦的艾恩·贾鲁特一举击败蒙古西征军,生俘并处死了其指挥官基布加·诺颜①.
不久,拜巴尔斯自立为素丹,乘新胜之势,征服了叙利亚地区阿尤比王朝残部,并不断打击法兰克人,还在小亚细亚地区再败蒙古人,军威大振.
同时,拜巴尔斯将阿巴斯王室的一位成员邀到埃及,并尊为哈里发(实际上是马木鲁克手中的傀儡).
这样,就更给马木鲁克王朝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拜巴尔斯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
配合着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他通过外交手段,同蒙古人所建立的金帐汗国修好,从而保证了马木鲁克新生力量不断得到补充.
同时,也同君士坦丁堡建立友好关系,从而保证了与黑海地区的船运畅通无阻.
此外,还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意大利半岛、西西里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贡等邦国建立了商业上的联系.
正是在拜巴尔斯统治时期,马木鲁克王朝大致奠定了自己统治的疆域.
这个王国以埃及为主体,西起的黎波里,东至幼发拉底河流域,北抵小亚细亚,南达努比亚地区.
马木鲁克王朝的主要经济支柱是它的军事封建制.
素丹将土地授封给手下的军官,每位受封者依照其军阶的高低接受封地.
这些封地一般以一座城镇和乡村为中心,附以周围的耕地.
受封者每年从该封地获得固定收入,其义务则是为素丹提供一定数量的士兵①.
封地的大小随受封者地位的变迁而变化.
受封者终生享有封地,但不得买卖,也不得世袭.
素丹本人则领有最大的封地.
素丹和一些大封建主居住在开罗.
他们常常将征收封地岁入的事委托给一些代理人.
这种制度需要不断进行封地丈量和再分配,以及岁入的计量,事务烦杂,因此,开罗和各省、市均设有专门机构实行管理.
埃及的农民依旧世代附着在土地上,向封建主缴纳赋税.
马木鲁克时期,农民负担相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马木鲁克骑兵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蒙古军只是一支先遣队.
①"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1.
3.
P49.
当苛重,家畜、家禽、蜂蜜、蜡、果树等均需纳税.
除纳税外,农民还常被征发到各种公共工程上做劳工,如水堤、水坝等建筑与维护.
仅延长亚历山大运河一项工程,每年就需征发4万—10万个农民劳工.
不过,这些劳动推动了水利事业,扩大了耕地面积10万费丹,促进了农业生产.
同时,也新建了许多村庄.
马木鲁克王朝时期,手工业有所发展.
但是大的手工业企业如棉织、丝织、造纸、榨糖与玻璃场均属素丹或有权势的马木鲁克所有.
产品多为出口或归统治者消费,受到国家严格的控制.
小手工业者则组成封建行会.
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在这一时期有很大的发展.
外贸是埃及经济的第二大支柱.
由于签订了一系列商业条约,埃及外贸关系网络十分广泛.
马木鲁克王朝的统治者们对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卡里米大商人集团实行国家保护政策.
这就使这个集团势力大为发展.
卡里米大商家活动范围主要在红海、印度洋地区,拥有数百艘船舶的远洋船队,贸易活动远及印度尼西亚和中国①.
此外,在内陆贸易方面也活跃在努比亚、埃塞俄比亚,甚至遥远的西苏丹地区.
与此同时,欧洲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马赛和巴塞罗那等地的商人都前来埃及贸易,并在亚历山大港开设商栈.
据说,当时开罗的规模,竟"比巴黎大六倍"②.
政治的强盛,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马木鲁克集团来自奴隶兵,文化程度本来很低.
上升到统治集团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保护文化的政策,使埃及不仅成为当时穆斯林世界的一个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一个文化中心.
马木鲁克王朝时代的埃及建筑艺术,吸收了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石头取代了砖作为主要建材.
开罗的拜巴尔斯等清真寺雄伟壮丽,堪称埃及中古建筑艺术的丰碑.
马木鲁克王朝时期史学著作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涵盖面之广,都是令人惊讶的.
当时,埃及的史家们甚至对印度、埃塞俄比亚、西非和小亚细亚等地区的历史与现状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世纪穆斯林世界最杰出的史学家马克里齐(1364—1442年),在埃及考古学、文化史和史学研究方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另一位中世纪阿拉伯的大学者伊本·哈尔东,也在埃及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20年.
1382年,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马木鲁克集团取代了来自南俄罗斯草原地带的马木鲁克集团,拥立他们自己的素丹,君临埃及.
不过,也可以说正是从这时起,马木鲁克王朝越过了自己的兴旺阶段,逐渐由盛转衰.
或许是命运作怪,黑死病,这个中世纪可怕的瘟疫,加速了这一由盛转衰过程的到来.
14世纪中叶,黑死病袭击埃及.
仅开罗一地每日死亡人数达1—2万人.
这场大难,埃及死亡了90万人①.
大量土地抛荒.
接着,便是饥荒来临.
马木鲁克王朝的衰落,首先表现在它的军事封建土地制度上.
这一土地制度本是它主要的兵源与财源的保证.
然而,这一土地制度可以说从一开始就遭到悄悄地蚕食和破坏.
首先,王室不断侵吞军封地,将其攫为己有.
据统计,14世纪末年,王家土地面积51.
8万费丹,一个世纪之后,则扩大为①"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1.
3.
P50.
②Cornevin,R.
Histoiredel'Afrigue(《非洲史》),Vo1.
1,Paris,1967.
p317.
①"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1.
3.
P53.
81.
5万费丹.
这些扩大的土地都是来自各种没收的马木鲁克的军封地.
与此同时,马木鲁克军事封建主们也千方百计设法将自己的军封土地化为世袭的私有土地.
总之,到了15世纪末,军封土地已从一个世纪以前的230万费丹,下降到100万费丹②.
由于军事封建土地制度的破坏,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的财源大大缩减.
水利工程也逐渐遭到毁弃.
农业生产下降,水旱、瘟疫、饥荒频仍.
素丹政府转向商业、外贸方面求财,乡村人口转向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求生.
国库岁入的下降,迫使马木鲁克王朝的统治者加紧控制商贸.
国家开始对糖与香料的交易实行垄断.
这一举措,损害了卡里米大商人集团的利益.
这个集团挟带其丰富的外贸经验与巨额商业资本,迁往印度次大陆活动,这对埃及的商贸事业,又是一个打击.
农业、商业与外贸的衰落,给埃及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行政部门日益腐败;社会治安日益败坏;马木鲁克头目们彼此暗斗明争;贝督因游牧部落不断骚乱.
王朝末期的景象,日益明显.
15、16世纪之交,两大外来因素开始影响、加剧了马木鲁克王朝的败亡.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开始成为世界上雄霸一时的帝国.
奥斯曼帝国崛起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控制了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海峡地区,断绝了马木鲁克奴隶兵南下的运输通道.
这样,埃及马木鲁克兵员剧减,马木鲁克骑兵的战斗力也锐减.
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马木鲁克王朝同奥斯曼土耳其人之间关系日益紧张.
1485年,双方首次兵戎相见.
另一个外来因素是葡萄牙殖民主义者.
自从瓦斯科·达·伽马绕航好望角以后,葡萄牙人的海上势力开始经营印度洋地区.
这就自然威胁到马木鲁克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
1508年,马木鲁克王朝素丹派遣埃及红海舰队远航,在马拉巴尔海域击败葡萄牙分遣舰队.
但次年葡萄牙人便实行反击,一举歼灭了埃及舰队.
①面对葡萄牙人的势力,奥斯曼帝国选择了支持马木鲁克王朝的政策,双方建立了暂时合作的关系.
埃及重建了自己的舰队,由奥斯曼人提供物资、军官和炮手,再与葡萄牙人一较短长.
不过,即便如此,埃及方面也只能将自己的海上势力保持在红海、亚丁湾一带.
1512年,谢里姆一世即奥斯曼素丹位.
奥斯曼土耳其与马木鲁克埃及关系急剧恶化.
1516年,装备了先进火器的奥斯曼大军在阿列坡北方的马尔支·迪比克平原与马木鲁克军队展开大战.
马木鲁克军大败.
1517年,奥斯曼大军进入开罗.
马木鲁克王朝灭亡.
从此,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四、马格里布的穆拉比特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在阿拉伯人征服后的北非地区,呈现了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比起埃②"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1.
3.
P59—60.
①但葡萄牙因素不应估计过高.
因为在奥斯曼兴盛时代埃及同地中海的香料贸易曾又活跃起来.
参见J.
Van.
Lear,"lndonisiantradeandsociety"(《印度尼西亚人的贸易与社会》),TheHague,1955;M.
A.
P.
MeilinkRoelofsz,AsiantradeandEuropeaninfleunceinthelndonieianarchipelagobetween1500andabout1630(《1500至约1630年间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亚洲贸易和欧洲影响》),TheHague,1962;及来,马格里布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阿拉伯化(或伊斯兰化)等各个方面均处于落后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战乱、起义、纷争,构成了阿拉伯人征服后马格里布地区300年的历史.
然而,从11世纪开始,命运的天平开始向马格里布稍加倾斜.
马格里布开始从纷乱走向统一.
而作为这种趋势第一阶段的穆拉比特和穆瓦希德两大王朝,是由落后的、业已伊斯兰化的柏柏尔人创建的.
穆拉比特王朝的创建者,是原来居住在摩洛哥南部直到撒哈拉沙漠地区柏柏尔人桑哈贾族系的雷姆图纳·高达拉诸部.
他们以放牧骆驼为生,同时向撒哈拉商路上的过往商队提供服务、征收过境税.
9世纪时,这些柏柏尔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对于这种新传来的宗教怀有一种原始状态的热情.
11世纪中叶,这支柏柏尔人部落联盟的首领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在麦加朝圣的归途中,在凯鲁万遇到马立克学派的著名领袖,遂对该派教义十分倾倒,携传教师阿卜杜拉·伊本·雅辛随自己返回撒哈拉传教.
阿卜杜拉·伊本·雅辛粗通文墨,却具雄才大略,有着非凡的组织能力.
他在柏柏尔人中宣扬纯朴和纪律,受到自由、散漫的桑哈贾人的冷淡,便在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的支持下,在塞内加尔河口的一个岛上建立了带有军事组织性质的清真寺("里巴特").
清真寺的成员称"穆拉比特"(意为"寺院战士"),寺内实行严格的马立克教派的教规和严酷的棍棒纪律.
用这样的办法,阿卜杜拉·伊本·雅辛训练出一支虔诚、强悍、服从的军事力量,并以这支力量为核心,迅速组建了3万人的大军,举起了圣战的大旗.
雅辛指派自己的信徒叶海亚·伊本·奥马尔担任军队统帅.
穆拉比特大军先是北上攻掠了著名的撒哈拉商路大城西杰拉马萨,然后于1054年南下黑人国家加纳,占领了重镇奥达戈斯特.
叶海亚死后,雅辛又指派其弟阿布·贝克尔·伊本·奥马尔继任军事统领.
雅辛和阿布·贝克尔挥师北上,于1056年攻占苏斯的首府塔鲁丹特.
接着又进兵阿特拉斯.
不久,穆拉比特人面临困境:新占领地区尚未稳定,东方又受到哈马德人的威胁,撒哈拉沙漠地带桑哈贾人又起内争,特别是1059年雅辛死去.
在这种情况下,对新地区的扩张与统治缺乏信心,一心想回师巩固后方的阿布·贝克尔将马格里布的军队交给自己的堂兄弟优素福·伊本·塔士芬指挥,他率领其余的军队南下,专心经略南方战场.
贝克尔於1076年攻占加纳王国,并死在那里.
这样,塔士芬成为穆拉比特人的最高领袖.
优素福·伊本·塔士芬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他严格、公正、生活俭朴、勇敢果断,在部属和臣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塔士芬确立了自己的领导权后,首先在阿特拉斯山北麓、顿西弗特河上游扎下了穆拉比特的大营.
这个营地,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古都马什喀特.
塔士芬亲自参加了修建清真寺的劳动,"他束上腰带,动手拌粘土,出于对真主的恭顺,与工人们一样干活".
从这个营地出发,塔士芬率军远征西马格里布和中马格里布广大地区.
他首先击败柏柏尔泽纳塔诸部,于1069年攻占非斯,然后进军里夫,统一了摩洛哥全境.
此后,率兵东进,一路占领了特累姆森、瓦赫兰等地,并於1082年围攻阿尔及尔.
伊本·塔士芬委派了自己的亲信将领治理被征服的领土.
这时,西班牙地区出现了新的形势.
科尔多瓦的后倭玛亚王朝已经衰落瓦解,出现了许多彼此纷争不休的穆斯林小公国.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教势力遂利用穆斯林势力衰颓的时机组织了反攻.
他们在卡斯蒂利亚国王斐迪南一世和阿尔方斯六世领导下,展开了收复失地运动(即"列康吉斯达").
在列康吉斯达运动的压迫下,伊比利亚半岛上割据分立的穆斯林小邦无力抵抗.
它们当中最强的塞维利亚邦的藩王穆塔米德不甘成为基督教势力的降臣,"宁肯到非洲赶骆驼,也不愿在卡斯蒂利亚养猪".
在上述穆斯林诸小邦的呼吁下,优素福·伊本·塔士芬决定出兵西班牙.
1083年,塔士芬占领休达.
在将阿尔黑西拉斯划归他管辖的条件下,答应对伊比利亚基督教势力进行圣战.
伊本·塔士芬率军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以阿尔黑西拉斯为基地,统率塞维利亚等穆斯林小邦的联军,在阿扎加勒平原与阿尔方斯的军队展开决战.
塔士芬大获全胜,基督教军被迫撤出塞维利亚.
此后,塔士芬驱逐各穆斯林小邦藩王,没收他们的领地,恢复了穆斯林西班牙的统一.
12世纪初,优素福·伊本·塔士芬去世,给他年轻的儿子阿里留下一个相当庞大的帝国.
穆拉比特统治的疆域跨欧、非两洲,北有西班牙南半部及附近地中海若干岛屿,中部以摩洛哥为核心地区,拥有大半个马格里布.
在塔士芬统治的晚期,穆拉比特王朝达到其鼎盛阶段.
作为整个阿拉伯世界西部的领袖,穆拉比特王朝的统治者们以该地区穆斯林的最高代表自居,因此实行了延揽人才的政策.
穆拉比特人虽然起自沙漠落后地区,但来到比较先进的马格里布滨海地区、特别是西班牙地区后,日益受到定居的农业和都市文明的熏陶,成为新建国家的统治集团.
在他们周围,集合了许多杰出的学者、艺术家.
据史家记载,穆拉比特统治者周围"有着为数如此众多的最杰出的深通文墨的人和文学家,为别的时代所罕见".
在穆拉比特时代,许多建筑师与手工业者从西班牙来到北非服务.
穆拉比特人在马拉喀什、非斯、阿尔及尔和特累姆斯等城市建起了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建设风格深受科尔多瓦和格林纳达建筑的影响.
例如,特累姆森大清真寺占地长60米,宽50米.
它的前面有一个长20米的正方形庭院,东西两面围以穆拉比特建筑艺术最具特色的长廓.
祈祷大厅四周,有着支撑马蹄形拱、尖拱和多瓣拱的石柱.
中央高耸着支在弯梁上的圆顶,上面设置尖塔.
除清真寺外,还建造了宫殿和城堡.
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穆拉比特人开始注重农业.
他们在非斯修建了水渠以灌溉那里的田园.
为了适应商业与贸易发展的需要,穆拉比特人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和西班牙的科尔多瓦等地设立了规模很大的铸币场,用纯金铸造的第纳尔,在当时国际贸易中流通,享有很高的声誉.
塔士芬之后,穆拉比特王朝从鼎盛时代急剧走向衰微.
穆拉比特人以反对腐败、主张纯朴廉洁为号召在人民支持下崛起.
但在掌握政权之后,其统治集团横征暴敛、穷奢极欲,加速走向腐败.
塔士芬的继承者们久居深宫,耽于声色,政权操纵在一伙高级僧侣手中.
这些僧侣迫害异教、异端,排斥异己的倒行逆施,终于使王朝走向没落,於1146年灭亡.
取代穆拉比特王朝的,是穆瓦希德王朝.
穆瓦希德王朝起源於摩洛哥南部山区柏柏尔人马斯穆德诸部.
王朝的创建者伊本·图马尔特,他出身笃信伊斯兰教的乡村贵族家庭,自幼有志于从事神学研究.
青年时代,伊本·图马尔特到东方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研究神学,归程中在突尼斯地区收罗门徒,并进行传教活动.
在他的追随者当中,包括了他日后的继承人、出身于泽纳塔支系柏柏尔人库米亚部落的阿布德·穆明.
伊本·图马尔特所宣扬的神学的根本原则是主张—神教,即真主是唯一的,也是万能的神.
因此,他的信徒叫作阿勒—穆瓦希德,意为—神教信士.
伊本·图马尔特主张进行宗教改革,要求教徒必须遵循严格的道德准则,他自称马赫迪,谴责权贵们奢华、腐败的生活,主张俭朴、纯洁的生活方式,因而迎合了广大北非普通百姓不满各地统治者贪婪奢华的心情.
伊本·图马尔特还提倡用柏柏尔语进行传教,倡导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教义,因而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公元1120年前后,伊本·图马尔特率领门徒经特累姆森、非斯等地返回摩洛哥,到达穆拉比特王朝的首都马拉喀什.
由于公开批评穆拉比特的君主及其亲属,在马拉喀什无法立足,伊本·图马尔特被迫返回自己的家乡.
伊本·图马尔特在家乡建立了穆瓦希德运动的根据地.
同时,在组织上为穆瓦希德运动准备力量.
他以先知穆罕默德为楷模,既是这一运动的宗教领袖,又是民众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
在伊本·图马尔特周围,组成了一个马赫迪王室,有20人组成,其中包括伊本·图马尔特的三个兄弟.
王室的作用相当於马赫迪的参谋和谘议总部.
在马赫迪之下,设有十人委员会.
由伊本·图马尔特最早的十名追随者组成,是马赫迪亲信顾问机构.
另外,还设立了一个五十人委员会,成员由山区各主要部落的代表组成,带有更多的谘议性质.
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追随马赫迪的各个部落严格划分等级.
在穆瓦希德运动的军事检阅中,马赫迪本人所在的哈尔瓦部落走在最前列,接下来是穆瓦希德运动在山区的首府廷迈勒的居民,然后是山区其他各部落,最后是黑奴兵.
组织内部等级分明,纪律十分严格.
依靠着这一强有力的组织,伊本·图马尔特开始掀起反对和推翻穆拉比特王朝的斗争.
这一斗争刚刚开始,马赫迪本人就因病去世,由阿布德·穆明继承他的事业.
阿布德·穆明接受了哈里发和"信士长官"的称号,继续领导反对穆拉比特王朝的斗争.
他首先占领了摩洛哥南部地区,并逐步向北推进,最后攻克马拉喀什,灭掉了穆拉比特王朝.
穆瓦希德王朝建立后,正值西班牙基督教势力再次向南猛烈进攻,阿布德·穆明遂应西班牙各地穆斯林的请求,建立了对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保护权.
与此同时,穆瓦希德大军向东进兵特累姆森和瓦赫兰,灭亡了哈马德国家,占领了该国首府,著名的城市贝贾亚.
这时,伊非里基亚的阿拉伯人为了对付来自西方的威胁,组成联军,向穆瓦希德人进兵.
阿布德·穆明在塞蒂夫一战大捷.
12世纪50年代,阿布德·穆明派遣海陆大军,东进伊非利基亚地区,顺利占领马赫迪亚.
这样,新建的穆瓦希德王朝控制的版图比穆拉比特王朝还要辽阔,东边一直到达埃及边境.
在不断扩张穆瓦希德王国的领土的过程中,阿布德·穆明也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
伊本·图马尔特当年所建立的机构,如十人委员会和五十人委员会等,具有柏柏尔人贵族共和制的性质.
到阿布德·穆明统治时代,这些机构已经名存实亡,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意义.
阿布德·穆明首先指定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然后又将国家的几个主要行省交给自己另外几个儿子治理,从而建立了阿布德·穆明家族的统治.
为了加强治理新建的统一大帝国,阿布德·穆明下令丈量从昔兰尼加到大西洋海滨这一辽阔地域的可耕土地,并规定征收地亩税.
阿布德·穆明死后,其子、孙阿布·雅各布·优素福和阿布·优素福·雅各布先后继位.
正是在阿布·优素福·雅各布(即史书上的雅各布·曼苏尔)统治时期,穆瓦希德王朝达到其鼎盛时期(1184—1199年).
阿布·优素福·雅各布在西班牙大败基督教军,使穆瓦希德舰队称雄西地中海,并接连镇压了马格里布的反叛,巩固了自己庞大的帝国,从而获得了曼苏尔(意为胜利者)的称号.
据记载,曼苏尔治理下的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秩序良好,妇女"从巴尔卡走到嫩河可以不遭人调戏,甚至没有人会跟她搭讪".
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穆瓦希德王朝的统治者们又比较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因而在12世纪下半叶,帝国一派繁荣景象.
当时,手工业相当发展,阿利坎特的造船业、阿里梅里亚的丝织业、铜器与铁器制造业和休达、非斯等地的造纸业,均远近闻名.
商业更是兴旺发达.
马格里布不仅同西班牙地区进行贸易,还同比萨、热那亚、威尼斯和马赛等地交换货物.
突尼斯、贝贾亚、君士坦丁、瓦赫兰、特累姆森和休达等地,都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和工商城市.
例如,在伊德里西笔下,穆瓦希德王朝统治时期的贝贾亚的景象是:"船舶在这里停泊,商队也来到此地.
贝贾亚就是个货栈.
这个城市的居民很富裕,同时,在各种艺术和手艺方面比其他地方的居民表现出更高的技巧,因此,这儿商业繁荣.
这个城市的商人和西非的商人以及撒哈拉和东方的商人保持联系;这儿储存着许多品种不同的商品.
城市四郊都是可耕的平原,可以收获到大量的小麦、大麦和水果.
这儿还制造巨大的船舶、海船和帆船,因为邻近的山上树木林立,提供了优质的树脂和柏油……居民们从事铁矿的开采,获得了高质量的铁矿.
总之,这个城市的各种手工业都很发达.
"应该说,贝贾亚的情况,正是穆瓦希德王朝统治时期马格里布城市工商业及外贸发展的一个典型.
穆瓦希德王朝的统治者们还热衷於建造各种建筑物.
可以说,在马格里布建筑发展史上,穆瓦希德时代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阿布德·穆明从一开始就重视清真寺的建筑.
他在塔扎、马拉喀什、廷迈勒等地都修建了清真寺.
雅各布·曼苏尔则主持了拉巴特的哈桑清真寺的工程.
这座著名的清真寺规模宏大,长183.
1米,宽139.
4米,有16道门.
耸立在清真寺正面中央、用玫瑰石块砌成的高塔,历经数百年风雨,至今犹存,十分壮观.
除了清真寺外,穆瓦希德人还修建了许多皇宫、城堡、医院,等等.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也繁荣起来.
在穆瓦希德君主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化修养很高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家.
12世纪两个杰出的阿拉伯哲人伊本·图菲尔和伊本·路西德都是哈里发的座上客.
伊本·图菲尔的哲学小说《哈伊的故事》对欧洲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都有着影响.
然而,促使穆拉比特王朝衰落的因素也同样促使了穆瓦希德王朝的衰落.
在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穆瓦希德人很快背离了他们当年用以号召人民的那些教义与主张,趋于奢华和腐败,成为压在马格里布各族人民头上的剥削者、压迫者.
他们的苛捐杂税,日益激起人民的反抗;他们强大的军队,日益带有雇佣兵的性质,因而逐渐失去昔日所向披靡的锐气.
因此,曼苏尔之后,帝国便逐渐衰微.
13世纪中叶,穆瓦希德王朝由于各地起义与王室内讧而逐渐解体,终于在1269年被继起的马林王朝所推翻.
五、马格里布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13世纪下半叶,随着穆瓦希德王朝的式微,马格里布地区再次走向分裂.
不过,这次分裂,不是简单的、无秩序的混乱,而是一种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
这一三国鼎立的格局,构成了今天马格里布三国,即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基础和雏形.
最早脱离穆瓦希德王朝而独立的,是位于马格里布东部(今突尼斯地区)的哈夫斯王国.
13世纪20年代,被穆瓦希德王朝派往伊非利基亚担任总督的著名的哈夫斯家族成员阿布·扎卡里亚·叶海亚脱离了穆瓦希德王朝的控制,自己采用了埃米尔称号.
1236年,哈夫斯王朝宣告完全独立.
哈夫斯王朝定都突尼斯城,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东部和利比亚西部.
立国之后,哈夫斯王国立即同邻近的国家与城邦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它同威尼斯、比萨、热那亚签订了通商条约,接纳了西西里王国派来的领事,并同阿拉贡王国建立了邦交.
除了基督教世界外,哈夫斯王朝也注意同穆斯林邻邦协调关系,获得了马格里布另外两个新建王国;马林王朝和阿布德·瓦德王朝的承认.
继承阿布·扎卡里亚·叶海亚王位的阿布·阿卜杜拉(1249—1277年在位)进而采用了哈里发称号和穆斯坦西尔·比拉的尊称.
在阿布·阿卜杜拉统治时期,哈夫斯王朝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外交活动,不仅接待了几乎所有来自西地中海地区国家的使团,而且接待了来自遥远的北欧地区挪威和中苏丹地区加涅姆—博尔努国家的使团.
同时,还获得了麦加和埃及马木鲁克对它的承认.
1270年,哈夫斯王国同在突尼斯地区登陆的十字军发生冲突,因力量不济,同基督教势力缔结了妥协性和约.
此后,由于内部各种纷争,哈夫斯王国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衰落、甚至一度濒于解体.
摩洛哥的马林王朝不断侵袭哈夫斯,甚至在1347年攻占了哈夫斯王国首都突尼斯城.
直到15世纪时,在阿布·法里斯(1394—1434年)和阿布·阿姆尔·奥斯曼(1435—1488年)统治时期,哈夫斯王朝才再一次强大起来.
阿布·法里斯曾两次征服特累姆森的阿布·瓦德王朝,并以进军来迫使摩洛哥屈服.
他还派遣海军舰队协助摩洛哥抗击葡萄牙舰队,并参与干涉格林纳达的王室内争.
阿布·阿姆尔·奥斯曼则恢复了同基督教世界的外交与贸易关系,并同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素丹穆罕默德二世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友好交往.
直到15世纪末,哈夫斯王朝才最后走向衰亡.
前后持续了三个半世纪的哈夫斯王国,是中世纪晚期马格里布三国中的强者.
在政治方面,哈夫斯王朝自认是穆瓦希德王朝的继承者,在星期五祈祷中总是祷念穆瓦希德王朝的创建者、马赫迪伊本·图马尔特的名字.
哈夫斯王朝在政权结构上基本保持了穆瓦希德王朝的行政机构.
到了15世纪,国王手下已经拥有军事大臣、财政大臣、国务秘书等高级官员.
为了张扬王权,哈夫斯王朝君主经常在盛大的场面中出巡.
哈夫斯王朝的重要经济支柱,是突尼斯和地中海世界的贸易.
如前所述,哈夫斯王朝同许多基督教邦国都签订了条约.
这些条约规定了航海的公共安全措施,制定了贸易法则,以及外国基督教徒在伊斯兰教土地上居住的规章.
每个邦国都在突尼斯派驻了领事.
因此,热那亚、比萨、威尼斯、佛罗伦萨和阿拉贡等地的商人都来到突尼斯进行贸易.
他们在突尼斯设立商栈和分销点,进行商业与金融活动,有的甚至为哈里发垫付货款,在哈夫斯国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当时,从突尼斯出口的大宗货物有谷物、橄榄油、咸鱼、纺织品、毛皮和皮革、还有黑人奴隶.
进口则以金属、武器、香料、纺织品、玻璃器皿、小五金制品、珠宝和粮食等为主.
进口货物一般征收10%关税.
为了贸易的需要,哈夫斯王国铸造了自己的金币(第纳尔和杜卜隆)和银币(迪拉姆).
哈夫斯的金银铸币在当时国际流通中也享有很好的声誉.
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促进了哈夫斯王国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发展.
同许多繁荣、强盛的穆斯林国王君主一样,哈夫斯王朝的国王们多是热心的建筑家.
哈夫斯建筑艺术深受西班牙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建筑师、石匠、木匠、泥水匠、艺术家和花匠大多来自安达卢西亚.
哈夫斯君王们在突尼斯、凯鲁万等地修建大清真寺,还建造了令人赞叹的宫殿和花园.
在哈夫斯宫廷保护下伊斯兰教神学研究有所发展.
同时,文人们也聚集于此,创作了一些有相当价值的文学、历史作品.
在哈夫斯王国西边、中马格里布地区,出现了阿布德·瓦德王国.
阿布德·瓦德国家是由柏柏尔人的一支泽纳塔人所建.
它定都特累姆森,疆域大致包括了今阿尔及利亚大部.
这个王国的奠基人亚格毛拉桑·伊本·泽扬,出身泽纳塔人阿布德·瓦德部落.
该部落由于长期效忠穆瓦希德王朝,因而被阿布德·穆明安置在瓦赫兰地区.
13世纪30年代,亚格毛拉桑·伊本·泽扬乘穆瓦希德王朝衰弱之机,拥众自立,建立了阿布德·瓦德王朝(1235—1554年).
由于地处马格里布三国之中央,两面受敌,因而阿布德·瓦德王国是三国中的弱者,始终处境维艰.
据说,仅开国君主亚格毛拉桑在位的近50年间,就曾进行了大小72次战争.
起初,阿布德·瓦德人同西部的马林王朝不断冲突,后来调整战略,转而东向与哈夫斯人争锋.
13世纪末,阿布德·瓦德王国受到西部马林王朝四次进犯.
1299年,马林国君阿布·雅各布兵临特累姆森城下,并将该城围困了8年,使阿布德·瓦德王朝政令不出都门.
14世纪中叶,阿布德·瓦德王国甚至被马林王国占领了20余年(1337—1359年),后来虽然得以复国,但始终在两个强邻干涉下,不断忍受屈辱.
最后在1554年亡于奥斯曼帝国之手.
阿布德·瓦德王朝虽然赢弱不堪,但却是学者和艺术家的福地.
据伊本·赫尔东记载,在阿布德·瓦德统治者们的保护下,"这里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成绩显著;这里学者和杰出人物不断涌现,在其他国家也享有盛名".
特累姆森因而也获得了"智慧之城"的美名.
位于今摩洛哥地区、以非斯为首都的马林王国,是马格里布三国中最西面的一个.
马林王朝的创建者马林部落或部落联盟,同阿布德·瓦德人一样,也属于柏柏尔人的泽纳塔一支.
13世纪初,马林诸部居住在摩洛哥东部地区.
1215年,乘穆瓦希德王朝势衰之机,马林人在阿卜德·哈克领导下起事,屡次与穆瓦希德王朝军队作战.
后来,在阿卜德·哈克的孙子阿布·叶海亚、阿布·贝克尔的统率下,马林人的军队击败了穆瓦希德军队,于1248年占领非斯、塔扎、梅克内斯等地,建立了马林王朝.
接着,阿布·叶海亚又不断作战,荡平了摩洛哥东部与北部地区.
阿布·叶海亚死后,其弟阿布·优素福继位,于1269年终于攻占了马拉喀什.
马林王朝统一了整个摩洛哥.
马林王朝以穆瓦希德王朝的继承者自居,对基督教世界则代表马格里布和西班牙穆斯林的整体利益.
1275年,阿布·优素福亲率马林王朝大军渡海北上,对西班牙基督教势力发动圣战.
马林军大获全胜,马林王朝因此扬威四方.
阿布·优素福在位期间,先后四次对西班牙用兵,基本上稳固了穆斯林在西班牙的势力.
阿布·优素福不仅奠定了马林王朝的疆土,而且还是新都城的奠定者.
1276年,在他的指令下,开始了新非斯城的建造,很快就建起了堡垒城墙、大清真寺、宫殿、市场、浴室以及高官显宦的宅第.
马林王朝在阿布·哈桑统治时期(1331—1351年)达到鼎盛阶段.
他对内认真管理国家事务,对外则用兵征服了阿布德·瓦德王朝,占领了它的首都特雷姆森,并使哈夫斯王朝处处屈从于自己的意志.
不过,在阿布·哈桑之后,马林王朝由于内部纷争等原因,迅速走向衰落.
马林王朝的统治者从一些显贵家族中选拔大臣、秘书和法官.
高级官员通常同时兼任军官和行政长官,大权在握.
对于国家日常事务,则交给宫廷秘书处理.
一些人专司文书收发,另一些人则主管军事、税务和财务等方面事务.
马林王朝用人的一个优点,是他们注意从别的穆斯林宫廷中吸收人才.
例如,大史学家伊本·赫尔东在前来为马林王朝效劳之前,已经在哈夫斯王朝的宫廷中受过训练.
马林王朝拥有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
这支军队成份复杂.
由泽纳塔人和阿拉伯人诸部组成的骑兵,是马林大军的主力.
同时,还有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弩手,来自亚洲的雇佣兵弓箭手,以及基督教雇佣兵.
此外,还有精锐的素丹卫队.
在海上,马林王朝同样拥有一支相当强大的海军舰队.
这支舰队曾在1340年击败西班牙基督教势力的海上力量,并一度建立了在直布罗陀海峡地区的霸权.
在马林王朝时代,摩洛哥北部沿海地区发展起繁荣的地中海贸易.
来自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马赛、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商船经常停泊在丹吉尔、休达、梅利利亚等港口,并在那里设置商栈.
威尼斯的船队还两年一次,定期来非斯城的港口巴迪斯.
当时,摩洛哥主要进口猎禽、金属、小五金制品、纺织品、香料和葡萄酒;出口则以鱼、皮革、毛皮、地毯、珊瑚、粮食和糖为大宗.
非斯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
这座城市有商道通向巴迪斯、休达、丹吉尔和特累姆森等马格里布沿海港口,还有商道直达撒哈拉商路重镇西杰拉马萨.
马林王朝时代的摩洛哥建筑也深具自己的特色,带有深深的安达卢西亚色彩.
例如,阿布哈桑在位时修过的乌巴德清真寺,入口高大,还用陶瓷镶嵌装饰;祈祷大厅的墙壁和天花板都饰以浮雕,壁龛由两根装饰着雅致的柱头的条纹玛瑙柱支撑着,它的前面是拱,拱的上面是用钟乳石修建的华美圆顶.
院子四周围着棱形柱的柱廊,高塔则装饰着花纹交织的图案.
又如拉巴特城边的、埋葬着历代马林王朝君主的舍拉陵墓,周围是用粗混凝土加涂白灰泥的城墙,长300米,阔80米,呈五角形,有20个塔楼.
正门两旁有两座半个八角形的棱堡.
大门则用大量雕刻花纹的石头、彩色大理石和陶瓷加以装饰.
舍拉陵卫城内修建的清真寺,其中阿布·优素福祈祷室的高塔达14.
35米;塔上有尖顶,塔的周围用彩色陶瓷塑成的大幅彩画装饰.
马林王朝的统治者们还很重视伊斯兰教的教育,建起了许多学校.
阿布·哈桑时建造的米斯巴希亚学校有117个房间.
此外,还有新非斯学校、斯贝因学校、香料商学校、萨累学校、布伊南尼亚学校,等等.
在中世纪马格里布三国中,摩洛哥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准最高.
这一点,对后来马格里布三国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1420年,马林王朝的素丹阿布·赛义德·奥斯曼三世被弑,政权传给1岁的幼主阿卜德·哈克,实则操纵在瓦塔斯族成员手中.
马林王朝从此名存实亡.
到1465年,马林王朝正式被瓦塔斯王朝所取代.
中世纪马格里布三国都企图恢复穆拉比特和穆瓦希德王朝时代马格里布那种大一统的局面.
它们之间为了疆土的争执和霸主地位的争夺,彼此之间战事连绵,势力此消彼长.
长期不断的战事,消耗了它们的力量.
加之,13世纪以后埃及马木鲁克王朝消灭了东苏丹基督教黑人王国,使东苏丹地区穆斯林化,从而促进了撒哈拉商路贸易重心的东移.
这样,就给依靠撒哈拉商路贸易与地中海贸易中介人角色而致富的马格里布诸国以致命的打击.
三国政府财力日绌,无法维持豪华的宫廷、精悍的雇佣兵和官吏的俸禄,因而相继衰落,而地方势力、边远部落则乘机坐大,国势再次走向衰败和混乱.
不过,中世纪马格里布三国时期,却是马格里布文化高涨与民族融合取得进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基督教势力的膨胀,西班牙穆斯林大批退避到马格里布来.
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大批官吏、文人、哲人、建筑师、艺术家、匠师,给落后的马格里布地区文化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中世纪阿拉伯大史学家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和阿拉伯大旅行家、第一个到中国旅行并留下记载的阿拉伯作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均出自三国时期的马格里布.
正是在马格里布三国从鼎盛时代相继走向衰落的时候,毗邻的伊比利亚半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同穆斯林势力的长期斗争中,在基督教收复失地的运动中崛起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基督教王国.
卡斯蒂利亚王国由于在反穆斯林势力的斗争中长期处于主角地位,国势日强,逐渐成为日后西班牙民族国家的基础.
而在反穆斯林势力的斗争中争得独立的葡萄牙人,於1385年建立了由商业资产阶级支持的阿维斯王朝.
1415年,葡萄牙人渡海占领了休达要塞,这一事件在当时基督教与穆斯林两大势力眼中颇为寻常,却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世界意义:正是它,标志着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起点.
第八章伊斯兰文明在非洲(中)一、伊斯兰教在西苏丹、中苏丹地区的传播西非在地理上呈现为一系列纬向分布的地带:气候干燥、水源稀少的撒哈拉沙漠南缘地带(西起塞内加尔河口东到乍得湖地区)被称作萨赫勒地区.
"萨赫勒"(Sahel)的意思是"浩瀚的工沙海之岸"(theshoreofthehugeseaofsand);在这个地带以南是热带草原地带,被称作苏丹地区,"苏丹"(Biladal-sudan)的意思是"黑人之乡"(thelandoftheBlackPeoples);从苏丹地带南缘到几内亚湾沿岸是热带雨林地带.
由于沙漠南侵,萨赫勒和苏丹这两个地带在历史上的分界是不断变动的.
事实上,人们经常将这两个地带统称为苏丹地区,其中西起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的大西洋海岸东至尼日尔河自加奥(Gao)至贝努埃河(BenueRiv.
)来汇的这一河段的地区,被称作西苏丹(thewestSudan);而自尼日尔河上述河段的东岸起至乍得湖地区及其以南、以东一带,则被称作中苏丹(theCentralSudan).
在新石器时代,西苏丹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最重要的一个农作物培育中心,起源于非洲的大部分农作物都是首先在这里得到栽培的.
进入早铁器时代以后,在西苏丹和中苏丹建立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的一批国家(除东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外).
这一批国家显然是在穿越撒哈拉的长途贸易的刺激下而得到孕育、发展的.
纪元初期骆驼被引进撒哈拉地区,这就在沙漠中引发了一场意义重大的革命.
在此之前马和牛的使用限制了生活于撒哈拉北缘的柏柏尔人的机动性,无论是就其游牧生活还是就其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贸易而言都是如此.
可以肯定地说,那时撒哈拉以南和以北地区之间的贸易量是微不足道的.
养骆驼的柏柏尔游牧民在受到罗马非洲(RomanAfrica)农业居民的抵御和排挤的情况下,开始南下进入撒哈拉地区.
他们居住在沙漠中部的绿洲,并进抵沙漠南缘.
在撒哈拉游牧的柏柏人大多属于桑哈扎族(Sanhaja),他们同马格里布的桑哈扎人有亲缘关系,经常性的往来与沟通使他们在语言上和风俗习惯上的共同性得到了维持.
当沙漠中的桑哈扎人进抵撒哈拉南缘时,那里并不是无人居住的地方.
定居的苏丹黑人居民在此之前很久就生活在霍达赫(Hodah)、塔干特(Tagant)、阿德拉(Adra)一带.
随着撒哈拉地区的干旱化、沙漠化,定居的黑人居民逐渐南迁,这种迁徙又随着剽悍的桑哈扎游牧民的向南推进而加快了步伐.
苏丹黑人在那里仅仅留下一些孤立的群体,沦落为桑哈扎人和后来的摩尔人(Moor)的臣民,他们就是今天主要居住在毛里塔尼亚境内的哈拉廷人(Haratin).
结果在撒哈拉沙漠南缘地带居民的种族成分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侧为定居的黑人农民,另一侧是属于白色人种并实行游牧的桑哈扎人、摩尔人、图阿列格人(Tuareg)以及柏柏尔人其他族体.
公元2—5世纪之间的某些时候,沃洛夫—谢列尔人(Wolof—Serer)、索宁凯人(Soninke)、桑海人(Songhay)等生活在萨赫勒地区的黑人农民与推进到撒哈拉南缘的白种游牧民发生了直接接触.
这种接触伴随着贸易往来以及游牧者对定居者施加的压力,促进了黑人农民中政治组织的发展:在黑人农民社会里,部落酋长和一部分商人由于从大宗贸易中获得特殊的好处而演化为剥削阶级;黑人农民为对付白种游牧民的袭击和劫掠而不得不动员其自身的社会和政治资源并大规模地组织起来.
于是,从公元4世纪起,在塞内加尔河下游谷地和尼日尔河曲地带逐步地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建立了台克鲁尔(Takrur)、加纳(Ghana)、马勒尔(Mallal,Malel或Mellel)等国家.
阿拉伯人征服北非给撒哈拉南北之间的贸易带来了新的动力.
来自伊斯兰世界东半部(主要来自伊拉克)的穆斯林商人也被吸引到撒哈拉商道北端,诸如费赞的扎维拉(Zawila)和摩洛哥的西吉尔马萨(Sijilmasa)等贸易中心,这样通过撒哈拉商道所建立起来的贸易网络就成了伊斯兰世界商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对西苏丹黄金产地的黄金的渴求就推动着更多的穆斯林商人踏上撒哈拉商道而进入黑人之乡.
从公元8世纪起,奔波于撒哈拉商道上的马格里布、埃及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商人,除了一部分当时尚未改宗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外,其余都是穆斯林,他们把伊斯兰教带进西苏丹和中苏丹的黑人各族社会里,在那里开始了伊斯兰教文明的传播.
伊斯兰教在西苏丹和中苏丹的传播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8—11世纪70年代为第一阶段,11世纪70年代—16世纪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在西苏丹传播伊斯兰教的主要是来自北非的伊巴底人(theIbadis或theIbadites),即伊巴底王朝(theIbaditedynasty)的臣民;在中苏丹则主要是伊巴底人和说科普特语的埃及人.
他们属于哈瓦利吉派(theKharidjite)穆斯林,西苏丹和中苏丹的第一批黑人穆斯林是受他们影响而皈依伊斯兰教的.
在哈瓦利吉派的伊斯兰信仰里包含有各种前伊斯兰信仰的成分,因此他们对苏丹地区黑人的传统宗教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①.
伊巴底人作家的著作给我们介绍了,从公元8世纪起来自塔赫尔特(Tahert)、瓦尔格拉(Wargla)、南突尼斯和贾巴尔·纳富撒(DjabalNafusa)的哈瓦利吉派穆斯林跋涉于撒哈拉商道以及移居萨赫勒地带的加纳、加奥、奥达戈斯特(Awdaghust)、塔得迈卡(Tadmekka)、加亚儒(Ghayaru)、扎富努(Zafunu)和库格哈(Kugha)等黑人王国或城市的情况.
例如,厄尔—达尔吉尼(13世纪)在他的著作里记述了一段有关他的曾祖母的轶事:她约于1179—1180年旅行到西苏丹,在那里获悉位于加纳内地的马里王国的国王已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一记述印证了厄尔—贝克利(Al—Bakri)记载的那个关于马勒尔(Mallel)的国王皈依伊斯兰教的著名故事:马勒尔王国备受旱魃蹂躏之苦,按照传统宗教所做的一切祈祷和祭祀都无济于事.
居住在这个王国里的一名穆斯林向国王允诺,如果国王愿意皈依伊斯兰教,他将通过祈祷而实现甘霖普降.
国王在他的一再劝告下而答应皈依伊斯兰教.
于是,在一个星期五,国王斋戒沐浴后穿上穆斯林长袍,与他一起来到当地的一座小山岗上.
这个穆斯林彻夜祈祷,同时国王则反复地念诵着:"阿门".
果然滂沱大雨自天而降.
自此,国王虔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命令驱逐了魔法师和捣毁了偶像,他的子嗣和廷臣也变成了穆斯林.
然而,这个王国的人民仍继续信仰传统宗教.
"自那时以来,他们的国王们都沿用了厄尔—穆苏尔①UNESCOInternationalScientificCommitteefortheDraftingofaGeneralHistoryofAfrica,"GeneralHistoryofAfrica",ⅢeVol.
,1988.
PP.
70—71.
马尼(al—Musulmani)这一头衔①.
"可以肯定,马勒尔是当时位于塞内加尔河上游地区的一个马林凯人(Malinke)部落.
近世以来有些学者认为它就是后来成长为马里帝国的那个部落②,也有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不一定存在着直接的承袭关系.
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当时(11世纪中期)穆斯林商人已深入到马林凯人居住区,不管马勒尔是不是后来成长为马里帝国的那个部落,作为马林凯人诸部落之一并在后来发展成马里帝国的那个部落的国王改宗伊斯兰教,应当是可信的.
根据马林凯人的口头传说,在马里帝国的创建者松迪亚塔(Sundjata)之前,马里的国王们就已经是穆斯林,其中穆萨·阿拉科伊(MusaAllakoi)和巴尔曼达纳(Barmandana)据说还曾去麦加朝圣.
在萨赫勒地带的那些城市里,北非穆斯林商人与当地居民建立了接触:这些当地居民有奔走于这些城市与黄金产地之间的黑人商人和控制着撒哈拉贸易的苏丹地区诸王国的统治者.
伊斯兰教开始在这两部分人中赢得新的皈依者,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限于对这两种人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是一种分裂的因素:统治集团和一部分黑人商人是穆斯林,平民百姓是"异教徒".
统治集团为了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或者在形式上皈依伊斯兰教,而在本质上仍保留着对当地传统宗教的信仰;或者将当地传统宗教信仰的许多成分杂糅进伊斯兰信仰中;或者在穆斯林商人面前表示皈依伊斯兰教,而在自己的臣民面前又隐瞒自己的信仰.
"统治者摆脱困境的方法就是在伊斯兰教和传统宗教之间保持中间立场.
因此,他们中间的多数就既不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异教徒.
①"在第一个阶段,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在沿着萨赫勒和苏丹地区与撒哈拉商道相衔接的那些主要商道上形成了一个个小社区.
这些社区是与当地居民的村庄或城镇住区隔离开的,其居民是清一色的穆斯林商人和神职人员;那里建有清真寺,人们遵循与伊斯兰信仰相关的风俗习惯,如一日五次进行祈祷,穿阿拉伯款式的衣服,禁食猪肉和烈酒等等.
这些社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享有一定的自治权,由它们各自的谢赫(Shaykhs)或卡迪(Kadis)掌管司法权.
它们是一块块嵌进黑人社会的飞地.
从这些飞地出发,伊斯兰信仰和文明逐渐向当地居民渗透.
这种穆斯林与"异教徒"分开居住的模式,一直持续到相当晚近的年代.
厄尔—贝克利、伊本·卡尔东(IbnKaldun)等阿拉伯作家,对这种模式都有过精彩的描述.
例如,关于加纳首都昆比—萨累(Kumbi—Saleh),厄尔·贝克利做了如下描述:"加纳的这座城市(theCityofGhana)是由两个座落在平原上的镇子(towns)组成的.
其中之一由穆斯林居住.
这个镇子很大,拥有12座清真寺,其中有一座清真寺是为人们聚会做星期五祈祷的.
每个清真寺都有伊马姆(imams)、报时人和拿薪俸的《古兰经》诵经人.
那里有法官和学者.
……王城叫作加巴(al—Ghaba,意思是树林),离穆斯林住的那个镇子有6英里远.
……在王城里,离朝堂不远有一座清真寺,专供负有外交使命来晋见国王的穆斯林使用.
……国王①Al—Bakri,"DescriptiondeI'AfriqueSeptentrionaleparel-Bekvi",tr.
ParyBaronMacGuckindeSlane,Paris,1913,PP.
333—334.
②例如,AndreeClair在"leFabuleuxEmpireduMali"(paris,1959)一书中,就持此说.
①J·F·A·AjayiandMichaelCrowder,eds.
,"HistoryofWestAfrica",thirdedition,LongmanInc.
,NewYork1985,P.
162.
的译员是穆斯林,他的财务主管和多数大臣也是穆斯林①.
"在台克鲁尔和加奥等王国的京城,穆斯林也同样有自己单独的住区(Ward).
在这个时期,将伊斯兰教传播到西苏丹地区的主要是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穆斯林商人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兴趣去向当地居民传教.
但是随着穆斯林商人的到来和穆斯林社区的扩大,西苏丹的许多地方都有了专职的伊斯兰神职人员,这些人在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方面表现出自由派的色彩,对于西苏丹居民的固有信仰颇为宽容,并且通过治病救人、平息纷争、释梦、预卜未来、祈雨和分发护身符等来赢得非穆斯林的尊敬和信任.
他们的传教活动对于西苏丹黑人的改宗起了重大作用.
第一批皈依伊斯兰教的西苏丹商人,渐渐地从他们所属的族体分离出来,形成了内婚的群体,形成了以其职业和信仰区分于黑人农民的单独的族体.
他们就是如血液流动于血脉中一般在西苏丹广大地域的商业网络中活动的迪乌拉人(Dyula)、豪萨人(Hausa)和迪亚科汉克人(Dyakhanke).
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诞生于麦加这一商业社会里,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长期经商,因此伊斯兰教提供了一套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的伦理和实践规则,这种规则有利于认可和参与商业联系,提供一种将各不相同的族体的成员团结成一体的意识形态,并有利于实现长途贸易所必需的安全保障和信贷制度的建立.
正像A·G·霍普金斯所认为的那样:"伊斯兰教有助于维持一个分布于广泛地域范围内的商业网络或公司成员的一致性,这些公司或网络分布于异域他乡;它能够使商人认同,并因此而毫无困难地共事;它提供了一种在道德上和礼仪上崇尚信誉的行为准则,从而使信托和信贷成为可能②.
"这就是为什么西苏丹黑人社会中的穆斯林商人对伊斯兰教的皈依最为真诚.
西苏丹各王国的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的模式有三种:自愿、被迫和摇摆不定.
位于塞内加尔河下游的台克鲁尔的国王沃尔·迪亚比(WarDyabi)被认为是西苏丹诸王国中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统治者.
厄尔—贝克利对这位国王的改宗作了如下的描述:"位于'尼罗河'(当时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均被误认作尼罗河,此处指塞内加尔河——引者)旁的台克鲁尔,是由黑人在那里居住的一个城市,就像其他人(theSudanese)那样,他们曾是异教徒并信奉偶像,直到拉比斯(Rabis)的儿子沃尔·迪亚比(或沃尔·恩迪亚依War-Ndyay)在位时为止.
他变成了穆斯林,引进了伊斯兰法律,并强制他的臣民皈依这种宗教,使他们睁眼看到了真理.
他死于(伊斯兰教历)432年(即公元1040年).
今天(即公元1067—1068年)台克鲁尔的人民都是穆斯林①.
"厄尔—贝克利还记载说,台克鲁尔的这位统治者开始把伊斯兰教传播到毗邻的锡拉地区(SillaCountry),他的儿子拉比(Labi)于公元1056年追随穆拉比德人(Almoravids)统帅伊本·奥马尔(Yahyibn'Umar)同反叛的朱达拉人(Djuddala)进行战斗.
由此可见,台克鲁尔的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是自愿的和虔诚的.
加纳王国的统治者则长期拒绝改宗伊斯兰教.
尽管他们同穆斯林有着广泛的接触和密切的联系,但是仍然固守祖传的宗教.
根据厄尔—贝克利的记述,在加纳首都,王城里的人们的宗教是"异教",他们"信奉偶像".
"王①Al-Bakri,"DescriptiondeI'AfriqueSeptentrionale",Paris,1911—1913,PP.
327—331.
②A·G·Hopkings,"AnEconomicHistoryofWestAfrica",London:Longman,1973,P.
64.
①Al-Bakri,前引书,P.
324.
城周围是圆顶茅屋和灌木丛,那里住着他们的负责做传统宗教崇拜的祭司.
那里还有他们的偶像和王家墓地.
……当国王去世时,他们就在墓穴之上造一个很大的木质圆顶……他们把国王的祈祷用品和武器、吃饭和喝酒的器具、食品和饮料以及伺候他吃喝的那些人,都放进墓穴里.
然后封上这个圆顶建筑物的入口……他们为死者献上牺牲和酒类等祭品①.
"加纳国王之所以坚持信奉祖传宗教,可能旨在保护他的王国免受来自北部的冲击.
但是,北部的穆拉比德王朝崛起之后,加纳王国被穆拉比德人征服了,它对伊斯兰教的抗拒导致了它的政治权力的被摧毁.
加纳复国之后,它的统治者也成了穆斯林.
加奥(一作考考Kaw-Kaw)以及直到马里帝国崛起时的马林凯人诸王国的国王,则是对伊斯兰教采取实用主义做法的样板.
约于公元1009—1010年(伊斯兰教历400年),加奥的第十五代迪亚(Dya)(或称扎Za)科索伊(Kosoy)皈依了伊斯兰教.
厄尔·贝克利报道说,当他即位时,一个加里夫(Caliph)按照典型的伊斯兰方式,授予他一把剑、一个盾牌和一本《古兰经》作为权威的标识.
他补充说,这位国王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从来就不把这些权力的标识给予任何一个不是穆斯林的人.
但是在加奥,据厄尔·贝克利描述,朝廷仪式显然是非穆斯林的.
同时,在马林凯人那里,在有关马里帝国的创建者松迪亚塔的历史传说中,几乎看不到他信奉伊斯兰教的任何成分,相反总是强调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魔法师的作用,而他继承的竟是一个早已接受伊斯兰教的王朝.
由此可见,这个类型的改宗,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王室与千千万万的非穆斯林民众处于文化断裂的状态中,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
当统治者谋求与伊斯兰世界加强联系时,他们便宣称自己是穆斯林;而当他们谋求动员民族力量时,便转而向传统宗教寻求支持.
因此,在穆斯林商人眼里,这些统治者被视作自己的教友;而在臣民眼里,他们则被视作民族传统的继承者和保护人.
对于西苏丹诸王国的统治者来说,在两种信仰之间的摇摆不定,恰恰是玩弄权力平衡的一种十分微妙的手段.
伊斯兰教传入中苏丹的时间和方式基本上与西苏丹相同.
8—9世纪,伊巴底人和说科普特语的埃及人沿着撒哈拉商道深入到中苏丹,将那里业已存在的地方性贸易体系与穿越撒哈拉的伊斯兰世界贸易体系衔接起来,尤其是将加奥地区的尼日尔河曲地带的贸易体系与乍得湖以北和以东的卡沃尔(Kawar)、加涅姆(Kanem)地区的贸易体系衔接了起来.
到公元900—1100年期间,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和比它晚一些时候建立的北非的穆拉比德王朝,给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以及加涅姆地区与加奥地区的商业往来,增加了动力,穆斯林商人在中苏丹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
乍得湖以北和以东地区的加涅姆国,在这种频繁的贸易活动中接受了伊斯兰教.
有两个穆斯林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群体对于伊斯兰教在加涅姆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个是突尼斯南部杜扎尔绿洲(theTuzarOasis)的居民,他们约于公元947年之后南迁到加涅姆;另一个是约于公元1016—1018年间从瓦当(Waddan)绿洲迁入加涅姆的伊本·马尼(IbnMani)家族.
到11世纪时,已有大批穆斯林商人、游牧民、学者和手艺人迁居于加涅姆,他们自称具有阿拉伯倭马亚人(Umayyads)的血统,保存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
在他们的影响下,加涅姆的统治者从玛伊·布卢(MaiBulu)在位(1007—①Al-Bakri,前引书,P.
331.
1023)时起,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伊斯兰教.
然而直到玛伊·胡梅·杰勒米(MaiHummayDjilmi)在位(1075—1086)时,加涅姆的统治者们仍没有明确地与传统宗教决裂.
厄尔—贝克利在谈到这个时期的情况时说,虽然生活于加涅姆宫廷中的穆斯林教士向一代一代的国王传授伊斯兰教义并给他们诵读《古兰经》的一些段落,可是没有一个玛伊(即国王)公开宣称信仰伊斯兰教,加涅姆仍然是"一个信奉偶像崇拜的尼格罗人"的王国.
胡梅·杰勒米在位时,伊斯兰教在加涅姆的传播开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这位国王之前,加涅姆王室是杜古瓦(Duguwa)家族,塞富瓦(Saifawa)是这个家族的旁支.
杜古瓦家族在容纳众多形式的传统宗教的同时又对伊斯兰教有所采纳,而塞富瓦家族则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与传统宗教实现了决裂.
胡梅·杰勒米可能是代表塞富瓦家族从杜古瓦家族那里夺得最高权力的第一位国王,也是加涅姆第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君主.
据说胡梅·杰勒米客死于埃及,这说明他是在试图实现一个穆斯林到麦加朝圣的宿愿.
他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杜纳马(Dunama,1086—1140在位)被认为是塞富瓦家族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
据说杜纳马拥有一支10—12万人的强大军队,曾向加涅姆的毗邻地区的"异教徒"发动了一场"圣战".
他两次去麦加朝觐,在第二次朝觐途中溺死于红海.
从胡梅·杰勒米在位时起,图拉·杜扎尔(TuraTuzar)、加扬巴拉(Gayambara)、卡伊·马拉卡依(KayiMalakayi)、迪希儒(Dihiru)、迪瑞·赖马(DiriLaima)和阿贾米·布卢米(AjamiBulumi)这六大穆斯林移民群体开始成为塞富瓦王室的权力支柱.
所有这些群体都通过联姻而与统治王朝结成一体,后来这种联姻成为固定的制度.
于是,皈依伊斯兰教遂成为塞富瓦王室维持和巩固权力必需的唯一的选择.
总之,穆斯林伊巴底人的功绩在于他们首先把伊斯兰教传播到西苏丹和中苏丹各族.
但是,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义对后世苏丹各族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这种影响似乎只被保存在一些宗教建筑风格上,如西苏丹和中苏丹很多地方的清真寺都建有尖塔,这种形式起初来自南突尼斯;这些清真寺的长方形望楼则是对公元10世纪及其以后伊巴底人的主要中心穆扎泊(Mzab)建筑形式的抄袭.
从公元11世纪70年代起,伊斯兰教在西苏丹和中苏丹的传播开始进入第二阶段.
导致这一转变的历史事变是:信奉正统伊斯兰教的穆拉比德人崛起于今毛里塔尼亚境内之后,在北向征服北非、建立了一个大帝国的同时,又南向于1076年征服了加纳王国并使加纳居民很快就皈依了伊斯兰教.
穆拉比德人将马立克教派(Malikism)的正统伊斯兰教传播到撒哈拉南部和西苏丹,使那里的穆斯林伊巴底人输入的哈瓦利吉派伊斯兰教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阿拉伯游牧部落希拉勒人(Hilal)或巴努·希塔勒人(BanuHital)和苏莱姆人(Sulaym)从1050年起,从上埃及出发,向马格里布迁徙,到12世纪中期完全控制了马格里布东部并深入到了中部,同时比他们晚来的阿拉伯游牧部落马基勒人则沿着撒哈拉沙漠北缘向西马格里布推进.
这些信奉正统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游牧民取代伊巴底人控制了撒哈拉商道,同时也摧毁了哈瓦利吉教派在西苏丹和中苏丹的影响.
在征服加纳之前,穆拉比德人已使邻近加纳北部的重要商埠、位于撒哈拉西部商道南端的奥达戈斯特(Awdaghust)皈依马立克教派的正统伊斯兰教.
关于加纳的改宗,阿拉伯作家厄尔—祖赫里(al—Zuhri)于12世纪中期记载,在加纳被征服之后7年,累姆图纳人(Lamtuna,即穆拉比德人)曾支持新近改宗的加纳来强迫塔得迈卡的巴努·坦马克(BanuTanmak)柏柏尔人的统治者们改宗正统伊斯兰教①.
塔得迈卡是南撒哈拉的一个商埠,位于尼日尔河曲东北,同北非的塔赫尔特和瓦尔格拉保持着经常的贸易往来.
从北非来的伊巴底商人自公元9世纪以来一直把它作为同尼日尔河曲地带进行贸易的一个中转站,同时又把它作为向苏丹地区传播哈瓦利吉派伊斯兰教的一个前哨阵地.
中苏丹道腊(Daura)的豪萨人有一个传说,把"巴格达王子"阿布亚齐杜(Abuyazidu)说成是豪萨城邦的始祖.
当代一些学者认为此人似与北非历史上著名的反叛法蒂玛王朝的哈瓦利吉派领导人阿布·亚齐德(AbuYazid)有某种联系.
据历史记载,阿布·亚齐德于公元947年被杀害,他的生母是一个苏丹黑人,他本人就出生于塔得迈卡或加奥.
由此可以看出塔得迈卡在哈瓦利吉教派向苏丹地区传播伊斯兰教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
同时又可以看出,一旦奥达戈斯特、加纳和塔得迈卡这些位于撒哈拉南缘和萨赫勒地带的重要商埠或王国的居民皈依正统伊斯兰教,那末这种教义向苏丹地区的传播就水到渠成了.
加纳被征服以后,大批索宁凯人(Soninke)离乡背井,四处逃散,这是先前已经开始的移民过程的继续.
伊斯兰化的索宁凯商人,即阿拉伯文献中所说的万加腊人(Wangara),在萨赫勒及其以南地区逐渐建立并扩展自己的商业网络,直至热带森林的边缘.
他们事实上帮助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把伊斯兰教传播到了这些来自北非的移民从未涉足过的苏丹的非穆斯林地区.
从尼日尔河畔的迪亚(Dya或Dia)迁徙到巴凡河畔(theBafingriver)的迪亚卡巴(Dyakhaba)的索宁凯人,后来变成了著名的经商族体迪亚科汉克人(Dyakhanke).
他们转而采用马林凯语并发展成结合紧密的共同体,并将商业活动与传教活动糅合在一起.
此外,起源于索宁凯人而在语言上已经马林凯化的其他经商族体,则朝着其他方向延伸业已存在的贸易网络:迪乌拉人(Dyula)大都向着南方深入;马尔卡人(Marka)活跃于尼日尔河曲地带;叶尔塞人(Yarse朝着沃尔特河流域挺进.
他们对伊斯兰教在西苏丹的传播作了重要贡献.
继加纳之后相继崛起于西苏丹的马里和桑海帝国,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都需要借助于伊斯兰教.
从对外方面来说,这些帝国需要通过经营和控制西苏丹与北非之间的贸易以获取经济收入,需要以推进伊斯兰信仰的边界和进行圣战为名来拓展与维持帝国的版图,需要通过朝拜麦加的活动来显示帝国的富强,以及建立和维持同其北非顾客与伙伴的良好关系.
在对内方面,这些帝国的统治者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保持其同那些血缘与文化彼此迥异的臣服氏族和部落的联盟关系.
而像伊斯兰教这样具有普遍性的宗教正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因为它可以在各不相同的氏族和部落中建立起一种有较强凝聚力的共同的文化纽带.
在马里帝国,开国君主松迪亚塔的儿子和继承人曼萨·乌利(MansaUli)在位期间(1260—1277)曾途经埃及去麦加朝觐.
他使马里帝国进一步扩张到萨赫勒地带并控制了迪亚、瓦拉塔(Walata)、廷巴克图(Timbuktu)和加奥等商埠,从而在嗣后数世纪里推动着苏丹地带①al-Zuhri,"Kitabal-Dju'rafiyya".
"MappemondduCalifeal-Ma'mumreproduiteparFazari(IIIe/IXes.
)",reediteeetCommenteparZuhri(VIe/XIIeS.
).
ArabictextbyMuhammadHadj-Sadok,BEO,21,1968,PP.
181—182.
各族与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和萨赫勒地带已经伊斯兰化的各族保持着经常而频繁的接触.
而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超越氏族和部落的宗教则为这种接触提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规范和粘合剂.
在曼萨·乌利之后,朝拜麦加成了马里君主的传统.
这种大胆的冒险性旅行使他们更加了解和贴近撒哈拉以北的穆斯林世界,同时也刺激和鼓励了西苏丹各族的一些穆斯林到北非去研究伊斯兰学问.
譬如摩洛哥的非斯(Fes)不仅成了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体系的一个商业中心,而且成了来自马里的穆斯林学者们学习伊斯兰学问的中心.
由于存在着宗教联系,摩洛哥素丹与马里君主便互相视为兄弟,1352年,摩洛哥素丹阿布勒·哈桑(Abu'lHasan)去世时马里朝廷曾为他举行了一次悼念仪式.
14世纪,曼萨·穆萨(MansaMusa)和他的兄弟曼萨·苏莱曼(MansaSulayman)在位时,都曾鼓励在西苏丹建筑清真寺和发展伊斯兰学问.
根据伊本·白图泰的亲自观察,苏莱曼在位时伊斯兰教已深入于普通民众之中,其主要戒律已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规范.
他报道说,当时穆斯林领袖已供职于马里宫廷,君主和所有的宫廷成员都参加群众性的祈祷活动.
在过伊斯兰教重大节日宰牲节和开斋节的时候,"人们都来到礼拜处,那里靠近素丹宫,都穿着美丽的白衣服.
素丹披头巾,黑人们只于节日才戴头巾,但法官、讲演员和法学家们例外,他们经常总是戴着头巾,他们于素丹面前诵念赞词.
……礼拜讲演完毕,讲演员走下讲台,坐在素丹面前,谈很多话,……讲演员的话,都是劝善止恶,赞颂素丹,鼓励人们服从素丹,克尽职守的话.
"他还谈到:"素丹按时作礼拜,时时坚持集体举行,对于子女,为督促作礼拜而施行体罚.
聚礼日,如不早早到寺,会挤得无地容身.
"马里人于聚礼日都穿上"洁白美丽的衣衫","如一人只有一件破旧的衬衣,他也要把它洗净弄整齐再去参加聚礼.
他们注重背诵《古兰经》,如背不出来会给孩子们带上脚绊,待背出,才行撤去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马里帝国的传播已相当深人,君主明确地、公开地支持伊斯兰教,同时该教的全部声望都被直接地用来劝诫民众忠诚于君主.
然而,即使是正统伊斯兰教,在西苏丹普通穆斯林群众中仍以不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
传统宗教和风俗习惯仍顽强地在伊斯兰信仰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机会和位置.
对此,伊本·白图泰感触良深.
当他来到马里帝国的北部边城伊瓦俩台时,他感到当地居民的情况"甚属奇异":"一个人不是说其父是某某,而且说其舅是某某,一个人的继承者,不是自己的子孙,却是自己的外甥,这真是举世未见的事.
除非是在印度木赖巴尔地方的异教徒那里.
可是这里的人,他们却是按时礼拜的穆斯林,还学习过教法,能背诵《古兰经》.
至于当地的妇女,她们尽管按时礼拜,却抛头露面,不回避男人".
在马里帝国首都,他看到即使在斋月里,许多女子"都赤裸裸地见人","各长官习惯上都在素丹宫开斋吃饭,每人的饭菜由约20名赤条条的使女送来.
还有为了敬礼而把灰土扬得满头满身.
……还有许多人吃死物的肉和狗肉、驴肉.
"前伊斯兰教的古老习俗也表现在朝廷礼仪方面.
伊本·白图泰注意到,在马里,"黑人对他们的君王极其恭敬屈从,……如与素丹谈话,素丹答话,他便揭开背上的衣服,把土扬在头上背上,像用水沐浴一般.
……据说这是他们的礼貌①.
"①《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2页,第607页.
①《伊本·白图泰游记》,第607页,第601页.
如果说在西苏丹的统治者和一般民众中,伊斯兰教不得不对非洲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做某些妥协的话,那末在那里的一个新兴社会阶层——穆斯林学者中,伊斯兰的统一性和纯洁性则得到了保持.
这个社会集团是在西苏丹主要的政治和商业城市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尼亚尼(Niani)、杰内(Jenne)、廷巴克图和加奥是他们聚集的几个著名中心.
起初,职业性的伊斯兰宣教师、法学家和学问家都来自北非和埃及.
据伊本·白图泰的记述,马里君主曼萨·穆萨和曼萨·苏莱曼经常赏赐他们.
倒如,穆萨曾于一日之内赏赐伊斯兰法学家穆德雷克3000密斯卡尔;来自今阿尔及利亚的特累姆森一个名叫伊本·谢赫·勒贝尼的学者,由于在穆萨儿童时期资助过他71/3个密斯卡尔,穆萨竟赐还他700密斯卡尔,还有"锦衣一件,奴隶、男仆多人,并吩咐他要不断常来走动.
"而勒贝尼的儿子也是一位学者,"在马里城(即尼亚尼——引者)教授《古兰经》".
伊本·白图泰还提到西班牙格拉纳达城的"杰出诗人阿布·伊斯哈格·萨赫里"终老于廷巴克图并葬在那里②.
这些来自北非和埃及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法学家和学者在马里享有优越的地位,在京城尼阿尼的清真寺和布道房里,设有供政府通缉的犯罪者避难的庇护所.
马西纳(Massina)地区穆斯林聚居的迪亚城,在其卡迪(Cadi)的治理下享有自治权,朝廷不得派人进入该城追捕那些寻求庇护的人.
随着伊斯兰教在西苏丹的传播日益广泛和深入,到马里帝国鼎盛时期,形成了一个由本地的黑人穆斯林学者、宣教师和法官组成的集团,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去摩洛哥的非斯学习过,对伊斯兰学问和诗歌有专门造诣.
在西苏丹的各个穆斯林中心里,廷巴克图是最著名的.
虽然这座城市到桑海帝国时期才臻于鼎盛,但它在马里治下已经变得很重要.
正是在那个时代,被后世学者称作"大学"的两座声名远播的清真寺——星期五清真寺(theFridayMosque)和桑科尔清真寺(theSankoreMosque),建筑了起来.
它们不仅用于祈祷,而且用于研究.
至迟到16世纪,廷巴克图的多数穆斯林学者都是在西苏丹土著居民中成长起来的.
来自伊斯兰教的故乡希贾兹(Hijaz)的谢赫·阿布德·拉赫曼·塔米米(Shaykh'Abdal-Rahmanal-Tamimi),发现廷巴克图的学者的学识比他更为宏富.
廷巴克图的所有重要官职如卡迪(Kadi)、伊玛目(Imam)和哈迪布(Khatib),都由黑人穆斯林充任,他们大都来自马里帝国的腹地.
杰内的情况与此类似,伊本·白图泰赞扬那里的学者是精通阿拉伯诗歌、散文并具有专门学识的杰出的穆斯林.
尽管在此阶段伊斯兰教在西苏丹得到比较广泛和深入的传播,西苏丹各族人民的传统宗教和文化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在他们与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的接触和联系比较少的情况下是这样.
15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桑海帝国的崛起,马里失去了廷巴克图、杰内和萨赫勒地带的其它穆斯林中心.
由于它的衰落,外来的穆斯林共同体逐渐地撤离了它的京城尼亚尼.
而当马里的势力完全退缩到马林凯人的聚居地,即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这两条河流的上游河间地区以后,马林凯人的传统宗教和文化则重新大行其道.
穆斯林虽然仍能在各个马林凯人部落的宫廷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可是酋长们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在伊斯兰教和传统宗教之间摇摆不定的特点,而且往往更多地倾向于和借助于后者.
只有万加腊人这个无所不在的穆斯林行商群体,依②《伊本·白图泰游记》,第606页,第610页.
然忠诚于真正的伊斯兰教,在以后的世纪里继续在西苏丹各族人民中坚持传播伊斯兰教的正是他们.
同样,在尼日尔河曲东侧的加奥,自从科索伊宣布改宗以来,历代桑海君主都被认为是穆斯林,但是直到1464—1492年在位的索尼·阿里·贝尔(Sunni'AliBer)时,都没有真正放弃对桑海人传统宗教的信仰.
索尼·阿里统率桑海人从尼日尔河曲东侧扩张到西侧的马西纳以后,在廷巴克图指定了一个卡迪(Kadi),可能在其他伊斯兰城市也是如此.
这些城市的穆斯林贵族对索尼·阿里的宗教信仰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激烈的攻击,甚至把他描写成一个残忍、暴虐和堕落的君主.
索尼·阿里的非正统的、不纯粹的伊斯兰信仰,据说归咎于他童年时期在他母亲的家乡法鲁(Faru),即索科托(Sokoto),所受的桑海传统宗教教育.
近世学者认为,廷巴克图等城市的乌拉玛('Ulama,即穆斯林贵族)之所以与索尼·阿里势不两立,从政治上说,是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站在阿基勒·阿克·麦劳勒(AkilAkMelaul)领导的图阿列格人(Tuareg)一边,而后者则是索尼·阿里的宿敌;从宗教上说,是因为索尼·阿里"不是一个好的穆斯林①",而且事实上他是传统的桑海文化的象征,这种文化是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社会尖锐对立的.
索尼·阿里死后桑海帝国内部爆发了内战,新任君主索尼·巴雷(SunniBaare)拒绝变成一个伊斯兰教的真正皈依者.
由洪波里总督穆罕默德(theHombori—LoiMu-hammad)和他的兄弟乌玛尔·贡迪亚格霍('UmarKomdiagho)领导的一个伊斯兰教派,举兵反叛索尼·巴雷,并在靠近加奥的安发奥(Anfao)把他推翻.
穆罕默德·图雷(MuhammadTure)夺取了君主的权力,采用了阿斯基亚(askiya)这一头衔,建立了阿斯基亚王朝,从此伊斯兰教在西苏丹的势力和影响进入鼎盛时期.
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图雷系统地实践了穆斯林政策,尽心竭力地将伊斯兰教引进并扩展到西苏丹地区.
到15世纪,伊斯兰教终于在尼日尔河曲和萨赫勒地带得到了普遍确立.
在城市地区,一个能够用阿拉伯语阅读和写作、潜心研究伊斯兰学问的知识者阶层,对桑海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拥有巨大影响;一批由当地土著穆斯林写作的伊斯兰宗教和学术著作的面世,不仅结束了西苏丹没有成文文化的历史,而且使西苏丹的伊斯兰教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宗教.
阿斯基亚王朝的历代君主对外来学者采取乐善好施的政策,赐给他们许多荣誉和礼品(包括田产和奴隶在内),使他们享有在别国不可企及的社会声誉.
然而,即使到15—16世纪,伊斯兰教在全桑海帝国境内仍然不占统治地位.
居住在帝国东部的普通桑海人以及生活在帝国其余部分的乡村地区的各族人民,仍然固守着他们祖先的信仰.
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图雷在写给来自北非的著名伊斯兰神学家厄尔—马吉利(Al-Maghili)的一封信里,对这一状况深感痛心,然而他对此却无能为力.
摩洛哥入侵并占领尼日尔河曲地带以后,桑海帝国分裂为许多部落.
在各个部落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臣民,大都复归于传统宗教,或者采取介于伊斯兰教和传统宗教之间的立场.
11世纪70年代至16世纪末,伊斯兰教在中苏丹地区的传播也有所进展.
在加涅姆帝国,到玛伊·比利·b·杜纳马(Birib.
Dunama)在位时期(1140—1166年),传统宗教习俗在宫廷里又故态复萌:母后(Maqira)以比利判决一个贼自杀而不是按照《古兰经》的规定砍掉他的手为借口,将这位玛伊在宫中囚禁了一年,在这期间比利只能垂帘听政(将他与朝臣隔开的①D·T·Niane,ed,"GeneralHistoryofAfrica.
Ⅳ",Unesco1984,P.
193.
一道帷幕叫作Fanadir).
尼日利亚历史学家巴尔金都(BawuroBarkindo)认为:"肯定地说,母后对这位统治者采取法律行动甚至对他进行惩罚,这不是伊斯兰教的做法.
母后似乎在前伊斯兰时代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地位被胡梅和杜纳马所取消,但是在比利在位时又东山再起,而且一直继续到王朝的终结.
玛伊垂帘听政,估计也是一种前伊斯兰做法的故态复萌,这种做法也继续到王朝的结束①.
"再度得以实行的前伊斯兰时代的其他一些做法,可能还包括玛伊的登基仪式中的非伊斯兰成分在内.
意味深长的是,宫廷中的伊斯兰经师(Ulama)对上述非伊斯兰习俗的复辟居然予以容忍,而且对按照前伊斯兰习俗的方式登基的玛伊们依旧予以祝福.
伊斯兰教在加涅姆帝国拥有的权力和声望,在13世纪上半叶玛伊·杜纳马·迪巴拉米在位时(1210—1248年)达到了顶峰.
迪巴拉米(MaiDunamaDibalami)作为一个勇武的穆斯林君主和伊斯兰学问赞助者的名声,远播于北非和中东.
他不仅亲自去麦加朝圣,而且在开罗建筑了一所专门用来接待来自加涅姆的朝圣者和学生的馆舍.
他试图摆脱前伊斯兰习俗的约束,但成效不彰.
他的继承人玛伊·卡代(MaiKaday)在位时(1248—1277年),前伊斯兰文化在宫廷斗争中继续成为唤起和激发每一个强人觊觎权力、实现其阴谋和野心的精神力量.
塞富瓦王室在玛伊·乌马尔·b·伊德里斯(MaiUmarb.
Idris)在位时(1382—1387)放弃了加涅姆地区而迁徙到乍得湖以西的博尔努(Borno或Bornu)地区.
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政治混乱,到玛伊·伊德里斯·阿劳马在位期间(1580—1617)才迎来了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
据编年史记载,伊德里斯·阿劳马大力复兴伊斯兰教,在国内建造了一批清真寺,并在麦加建造了一座专供朝圣的博尔努人投宿的旅舍.
他试图强使其臣民遵循伊斯兰道德准则,"竭尽全力清除和改革一切公开流行的"非伊斯兰习俗,并用伊斯兰法律取代习惯法.
"为了做到严格遵守《古兰经》和符合穆罕默德的言行,他把一切争讼都移交给博学的穆斯林法官,并全权委托他们做出各种判决①.
"这样就剥夺了各部落酋长传统的司法职能.
至此,伊斯兰教表面上看起来已深入到乍得湖地区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实际上在这种信仰中仍掺杂和混合了当地人传统宗教习俗的因素.
从博尔努西部边境到尼日尔河畔,主要是豪萨人居住的地区.
在中苏丹的这一部分,伊斯兰教的传播来自西边的尼日尔河曲和东边的博尔努这两个方面.
据《卡诺编年史》记载,国王雅基(SarkiYaji)在位期间(1349—1385年),"万加腊人从麦勒(Melle)把伊斯兰教传进"卡诺(Kano)城邦萨尔基②.
雅基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严格要求他的臣民遵守伊斯兰教规.
但是直到穆罕默德·雍发(MuhammadRumfa)在位(1463—1499年)之前,皈依伊斯兰教的只限于卡诺的统治阶级.
从15世纪下半期起,豪萨城邦的统治者开始大力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他们的臣民中去.
当时扎里亚(Zaria)城邦①BawuroBarkindo,"TheEarlyStatesoftheCentralSudan:Kanem,BornoandSomeoftheirneighbourstoC.
1500A.
D.
",in"HistoryofWestAfrica"Vol.
one,thirdedition,P.
236.
①AhmadIbnFurtuwa(orFartua),"HistoryofthefirsttwelveyearsofthereignofMaiIdrisAloomaofBornu(1571—1583),byhisImam",Eng.
transl.
H.
R.
Palmer,Lagos,1926,P.
12,P.
20.
②H.
R.
Palmer,"SudaneseMemoirs:beingmainlytranslationsofanumberofArabicmanuscriptsrelatingtotheCentralandWesternSudan",Vol.
3,Lagos,1928,P.
104.
的君主穆罕默德·腊鲍(MuhammadRabbo)、卡齐纳(Katsina)城邦的君主穆罕默德·科饶(Mu-hammadKorau)和卡诺的穆罕默德·雍发都深受来自北非的穆斯林改革者厄尔—马吉利和来自埃及的著名伊斯兰学问家厄尔—苏玉梯(Al-Suyuti)的影响,并要求对他们的行为按照伊斯兰教规给予指导.
厄尔—马吉利应雍发之邀写了《论君主的义务》(theObligationsofPrinces),该书遂成为豪萨城邦君主们的行动指南.
据传说,那时先知的后裔,即谢里夫(Sharifs)们也抵达豪萨城邦,他们的传教活动导致了豪萨人伊斯兰信仰的加强和一些传统宗教残余的被清除.
有些君主,如卡齐纳的科饶的继承人伊伯拉罕·苏拉(IbrahimSura),甚至采取囚禁拒绝祈祷的人等严厉的惩罚措施,来强迫自己的臣民改宗.
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伊斯兰教被普遍地接受了下来,事实上真正皈依伊斯兰教的只限于豪萨商人和职业教士,宫廷圈子的那些人奉行的则是一种混合的宗教,而广大民众则继续坚持其传统信仰.
伊斯兰教在豪萨人地区传播产生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结果,是豪萨商人继迪乌拉人之后,成长为西非另一个最活跃的商人群体.
随着通往柯拉果产地的商道的开辟,豪萨商人和迪乌拉人分别从东、西两侧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热带森林地带的北部边缘.
在乍得湖以南和以东地区,巴吉尔米(Bagirmi)也在16世纪变成了一个穆斯林国家.
受这一事态的鼓舞,阿布德·厄尔—卡里姆('Abdal-Karim)国王也将瓦代(Wadai)变成了一个至少在表面上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
在苏丹地带的西端,即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到16世纪时绝大多数居民也都被视作穆斯林了.
在那里沿大西洋海岸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穆斯林宣教师在宣传伊斯兰教义.
冈比亚河边上的三座里巴特(ribat)专门培训宣教师,随后他们被派遣到各个毗邻的地区去传播伊斯兰教义.
沃尔特河流域的莫西人(MosiorMossi)长期抵制伊斯兰教的传播,14世纪时他们甚至洗劫了西苏丹著名的穆斯林中心廷巴克图和瓦拉塔(Walata).
只是到了17世纪,穆斯林商人叶尔塞人才开始渗透到莫西人诸王国;而且晚至19世纪,才有一些莫西人改宗伊斯兰教.
综上所述,到16世纪,在北起撒哈拉沙漠南缘,南到热带森林边缘地带,西起塞内冈比亚,东到瓦代的辽阔地域内,各个大国以及多数较小的国家的统治阶级,至少在表面上成了穆斯林.
同时,在各个城镇和多数乡村地区,属于各个族体的非洲人都已皈依伊斯兰教,然而除了穆斯林商人和伊斯兰神学家、学问家、法官表现出应有的忠诚和热忱外,其他穆斯林民众的皈依只是虚有其表.
尽管如此,经过若干世纪的努力,伊斯兰教已成为这里唯一具有普遍性的宗教.
8世纪至16世纪的西苏丹和中苏丹历史,并不是一部伊斯兰文明史,而是伊斯兰教持续不断地传播,逐渐地深入到当地各族人民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若干方面,并与他们固有的文化发生冲突、摩擦、撞击,以及最终相互妥协、容纳与融合的历史.
二、西苏丹、中苏丹最早的几个国家从公元第一千纪初起,由于铁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由于撒哈拉商道的逐步完善和贸易量的增大,在西非萨赫勒地带开始了国家形成的过程.
在最早建立起来的一批国家组织中,较为重要的有加纳、台克鲁尔、马勒尔、索索、考考(加奥)等.
1.
加纳不管加纳的统治者是来自柏柏尔人还是来自当地的非洲人(由于缺乏可信的史料,今天很难把这一点搞清楚)①,但可以肯定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是索宁凯人.
索宁凯人是大曼德族系(thegreatMandefamily)分布于萨赫勒地带的那些族体中的一个,该族系的其它族体分布在向南远至森林地带的广大地域.
在北部,索宁凯人与撒哈拉沙漠中的白人游牧民接触的时间最长,以至于其别名"萨拉科累人"(Sarakolle)具有"红种人(白种人)"('red[white]people')的含义①.
事实上在柏柏尔人抵达西撒哈拉南部之前,索宁凯人的先民已经在那里生活,从至今仍生活在瓦拉塔、奈马(Nema)、提奇特(Tichit)以及远至沈奇特(Shinqit)的那些说阿泽尔语(Azer)、属于索宁凯人的一个支系的黑人群体,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与柏柏尔人不同,索宁凯人以务农为生,随着金属工具的引进和使用,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生了巨大变革.
他们最先承受了南进的柏柏尔游牧民所带来的压力以及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外部因素推动着他们在较大的范围里进行社会—政治的重组,以期战胜任何来自柏柏尔游牧民的侵略和赢得对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体系的控制.
在这一贸易体系里周转的货物主要是食盐和黄金:沙漠商队将产于撒哈拉的矿盐运进萨赫勒地带的那些城市,在那里换得的是产于塞内加尔河与法莱米河(FalemiRiv.
)汇合处的班布克(Bambouk)的黄金.
加纳就是在这些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建立起来的.
沿着撒哈拉商道传播开来的关于加纳的信息,抵达撒哈拉以北的阿拉伯人当中,并经过他们传到倭马亚帝国的首都巴格达以及帝国的东部地区.
"加纳"这个名字于830年首次出现于阿拉伯文献中,出现于厄尔—法扎里(al-Fazari)和厄尔—科瓦瑞资米(al-Khwarizmi)的著作中.
但是除了加纳盛产黄金这一点以外,对这个国家的情况则完全没有谈及.
厄尔—雅库比于公元872年写成的著作,是最早提供了关于加纳的较为具体的情况的文献,他提到了加纳、加奥和加涅姆这三个国家以及在它们管辖下的别的王国,而且意识到这三个国家事实上只是凌驾于那些较小的部落之上的一种超结构(superstructures)①.
在嗣后的2个世纪里,阿拉伯地理学家很少谈到加纳.
直到1067或1068年厄尔—贝克利的著作面世,才使后人对加纳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这本法文译名叫《北部非洲记述》的著作是根据到过西苏丹的旅行者提供的情况写成的.
该书对加纳及其邻国做了详细描述,因其资料的可靠性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除了阿拉伯文献中那些记载外,在索宁凯人各群体中还有一些流传至今的有关加纳的口头传说.
据人类学家Ch.
蒙泰伊经过广泛的调查、搜集而整①17世纪由西苏丹本地学者写成的阿拉伯文史书《苏丹史》和《探索者史》,都依据口头传说资料,认为加纳和桑海的早期统治者具有白人血统.
流传至今的一些传说甚至肯定地宣称,西苏丹许多地方性的王朝的统治者都源自白人,都以历史上的或神话中的某个穆斯林伟人作为其祖先.
在当代非洲史研究者中,有些人直接将传说视作史实;另一些人则认为:"直到12世纪中期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柏柏尔人或阿拉伯人将白人血统注入到台克鲁尔、加纳或桑海的早期统治王朝中去,传说中的白人起源只不过是伊斯兰教传入后所造成的影响的一种结果.
"(前引书'HistoryofWestAfrica',P.
130)①M.
Delafosse,'LeGanaetleMalietI'emplacementdeleurscapitales',BulletinduComitéd'EtudesHistoriquesdeI'AfriqueOccidentaleFrancaise1924,P.
494.
①al-Yakubi,'kitabal-Ta'rikh',ed.
byH.
T.
Houtsma,Leiden,1863—1866,PP.
219—220.
理出来的《关于瓦加杜的传说和索宁凯人的起源》一文②,"加纳"在索宁凯人中被叫作"瓦加杜"(英文拼写为Wagadu,法文拼写为Ouagadu).
瓦加杜是一个繁荣的王国,其首都在昆比(Kumbi),其国王的尊号为"马加"(Magha)或"曼加"(Manga),国王属于西塞父系集团(theSissepatronymicgroup).
由于受惠于国王的守护神——一条蛇,瓦加杜每年都能采集到大量的黄金.
在祭拜这条蛇时都以一名处女作为牺牲.
有一年,被选作祭品的那名处女的意中人杀死了这条蛇,结果意想不到的灾难发生了:垂死的蛇发出了可怕的诅咒,从而引起土地的干涸和黄金资源的断绝.
自那时起,金脉转移到了尼日尔河上游的布尔(Bure).
结果,人民四处离散,他们的家园变成了沙漠.
这一传说的某些细节在距今三、四个世纪以前的《苏丹史》和《探索者史》中已被提及①.
这两部史书都将马里视作卡亚—马加(Kaya-Magha)王国的继承者.
《探索者史》说:"马里是在西方的统治者卡亚—马加的王国衰落之后才崛起的……,卡亚—马加在瓦科雷语(Wa'kore,即索宁凯语)里意思是'黄金之王'(the'Kingofgold')…….
其首都的名字是昆比(Qunbi),这是一座重要的城市.
②"《苏丹史》说:"世界的那一部分的第一个王国就是卡亚—马加的王国,其首都是加纳,这是巴加纳(Baghana)地方的一个重要城市③.
"考古学家P.
托马塞和R.
毛尼认为:"索宁凯语中的'瓦加杜'和马林凯语中的'巴加纳'是同一地域的两个名称".
其他相似之处是各种传说都提到黄金对于这个国家的作用、马加这一尊号以及首都昆比.
人们假设今毛里塔尼亚东南角上的昆比—萨累(Kumbi-Saleh),可能就是那个王国的首都.
在那里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穆斯林城的遗迹,该城在大约13世纪的时候被废弃了.
这或许就是厄尔—贝克利于1067—1068年描述过的加纳首都的穆斯林住区④.
厄尔—贝克利将加纳首都确定在奥卡尔(Awkar),这是柏柏尔人为瓦加杜这片地方起的名称.
他将加纳这个名称既用来指称王国,也用于指称其首都.
他明确地说:"加纳是其国王的头衔.
"据人类学家德拉福斯研究,"加纳"(Gana)或"卡纳"(Kana)在马林凯语中还具有"军事首领"(awarchief)这层含义①.
按照厄尔—贝克利的记述,在1067—1068年时在位的国王是冬卡·麦宁(TunkaMenin),他即位于1063年,王位继承自他的舅父霸西(Basi).
当代学者莱维戚翁认为,这一关于加纳实行母系继承的证据只是一个孤证,或许是例外情况而非一般规则.
加纳王位的父系继承既同索宁凯人中现行的②Ch.
Monteil,'LaLégendeduOuagaduetleI'originedesSoninke',inMelangesEthnologiques,Mém.
del'InstitutFrangaisdel'AfriqueNoire,no.
23,Dakar,1953,pp.
359—408.
①Al-Sa'di,Ta'rikhal-Sudan,textearabeéd.
ettrad.
,O.
Houdas,Paris,1900(repr.
1964).
Ta'rikhal-Fattashtextearabeettrad.
fr.
,O.
HoudasetM.
Delafosse,Paris,1913—1914(repr.
1964).
关于《探索者史》的著者,参见N.
Levtzion,'ASeventeenthCenturyChroniclebyIbnal-Mukhtar:acriticalreviewofTa'rikhal-Fattāsh',Bull.
S.
O.
A.
S.
,1971(inpress).
②Ta'rikhal-Fattash,PP.
75—76.
③Ta'rikhal-Sudan,P.
18.
④P.
Thomassey,etR.
Mauny,'CampagnedefouillesaKoumbiSaleh(Ghana)',Bulletindel'InstitutFransaisdeI'AfriqueNoire,ser.
B.
,1956,PP.
117—140.
①M.
Delafosse,'LeGanaetleMali',P.
487.
继承模式也同古老的索宁凯人王国的历史传说相一致②.
关于加纳的早期发展,据《探索者史》记载,在8世纪末叶之前,曾有44位柏柏尔人君主接连不断地统治这个国家,其中希吉耒纪元前(即公元622年前)在位的有22位,在那之后在位的有22位.
当代学者据此做出推算,认为加纳的起源可上溯至公元3世纪或4世纪.
加纳的疆域长期局限于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上游的河间地区.
公元8世纪末,一个名叫卡亚—马加·西塞的索宁凯人夺取了国家权力,从此开始了西塞王朝的统治.
9—11世纪是加纳繁荣强盛的时代,其领土北起撒哈拉沙漠南缘,南到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上游的黄金产地,西与塞内加尔河中、下游地区的台克鲁尔、锡拉两王国接壤,向东伸展到廷巴克图附近.
今毛里塔尼亚境内的柏柏尔人当时也臣服于加纳.
根据阿拉伯文献(包括《探索者史》和《苏丹史》)和索宁凯人的口头传说,我们现在有可能对加纳的政治体系、经济生活以及首都的情况进行描述与分析:政治体系厄尔—贝克利报道说,加纳国王冬卡·麦宁"拥有很大的权力并希望像一个伟大的帝国的统治者那样受到尊重③".
国王被视为具有神性的人,他是作为一个族长来统治国家的.
他的宫殿里居住着一个大家族,有他的近亲、奴仆和显贵.
他是索宁凯人诸部落的大酋长,又是军事首领,还是宗教首领,支配着王城附近的圣林(王陵)的祭司们.
他被认为是索宁凯人诸部落的保护神的子孙.
西塞氏族的成员垄断着宫廷和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主要职位,各大臣和省督都是国王从西塞氏族成员中选任的①.
西塞氏族的图腾祖先是蛇神瓦加杜——比达(Ouagadou—Bida),据说它在国王即位那天爬出洞穴享受祭品.
厄尔—贝克利对加纳国王冬卡·麦宁的装饰和临朝听政的情况做了详细描述:只有国王和王储有权穿裁剪和缝制的衣服,其余的人则身上裹着一块四角的棉布,富裕的人则裹一块绸子或锦缎.
国王穿戴得像妇女一样,带着项圈和手镯.
当他接见自己的人民,倾听他们的诉讼,为他们主持公道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圆锥形茅屋宫殿里.
宫殿周围绕着一圈像围墙一样的篱笆,院子里拴着一些披金制马衣的马匹.
国王"把他的马匹拴在沉重的黄金桩上",以炫耀其拥有的财富和权力.
国王的身后,站着10个手执盾牌和镶金宝剑的侍从,他的右边是在其宫廷中作为人质的藩邦国王们的儿子.
他们都穿着华丽,头发中间编入黄金.
王城(叫作"加巴"al—Ghaba,意思是"洞穴")的总督和宫廷中的诸大臣坐在国王前面的地上.
宫门由良种狗守护着,它们从不离开王座所在的地方.
这些狗都戴着金制项圈,项圈上悬垂着一些装饰品.
国王到来的时候,击鼓升堂,他们把这种鼓叫作"得巴",是用一块凿空的大木头做成的.
民众一听到这种鼓声,就聚拢到这里来.
当他们来到国王面前时,都一齐跪下并用尘土撒在自己头上,这是他们朝见国王的礼节②.
当国王要死的时候,就用木头建造一个圆顶的陵墓.
国王死后,人们把②SeeN.
Levtzion,'WasroyalSuccessioninGhanamatrilineal'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AfricanHistoricalStudies,V,1972,PP.
91—93.
③Al—Bakri,DescriptiondeI'AfriqueSeptentrionale,P.
327.
①DjibrilTamsirNiane,etJ.
Suret—Canale,Histoiredel'AfriqueOccidentale,Paris,1961,PP.
31—32.
②Al—Bakri,Descriptiondel'AfriqueSeptentrionale,PP.
327—331.
尸体放在陵寝内一个用毯子和垫子铺成的台子上.
在尸体周围,放上死者的饰物和武器,以及他生前常用的餐具,里面盛满食物.
国王的厨师、司酒官和很多奴婢,也被置于其死去的主子的身边.
然后人们用织物和席子覆盖在棺木上面,贴着地面层层缝合;接着用土隆起一个很大的土墩,土墩周围挖一条壕沟,只留下一条通道.
每逢重大节日,就杀人祭奠已死的历代国王.
王陵位于王城附近的一片丛林里,祭司们住在那里为死去的国王做祈祷,并保护这片丛林,不准任何人入内.
国王在这片丛林里设有监狱,"只要把什么人弄到那里去,那末谁也就不再提这个人了①.
"王廷由高官显宦组成,其中一些人是穆斯林和获释奴隶.
每天早晨,国王亲自在王城里巡视.
他骑着马,在官员们的陪同下出巡,随时准备倾听他的温驯的臣民可能发出的怨言,并当场为他们主持正义②.
国王支配的财富主要来自税收.
他对进口的盐、铜和其它商品征税:对驴子运载的每一驮盐入境征收1个第纳尔③,出境征收2个第纳尔;入境的每一驮黄铜征收5个密斯卡尔(相当于1/8盎司黄金),每驮杂货征收10个密斯卡尔.
④从这个国家的矿山里挖出的天然金块,全部归国王所有,只有金砂留给采金的平民.
据说国王拥有一块重达15公斤的天然金块,它被嵌在国王的宝座上.
国王能够动员一支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庞大的军队,据说有20万之众,其中有4万名弓箭手.
京城一带的索宁凯人居住区,由王廷直接管理.
凡达到规定年龄的索宁凯人,必须服兵役.
国王经常调兵遣将去征服周围的小国,将它们沦为藩属,或者去夺取黄金产地和掳掠奴隶.
国王向藩邦征收贡赋,有时派出大臣,会同戍兵去监督藩邦国王,甚至取而代之.
国王拥有一支强大的马队.
《探索者史》依据口头传说,对这支马队做了如下描述:"数千匹骏马俯卧在一张张席子上,脖子和腿上都系着丝绸带子.
每匹马配备一个供排尿用的铜盆……每匹马都由三个人负责照料:一人管喂养,一人管饮水,一人管排泄.
每天晚上,国王高坐在他的红色宝座上,在众多侍从的簇拥下,俯视着1万名被邀到王宫里用餐的臣民们.
①"京城风貌加纳京城位于何处,在1919年以前学者众说不一.
《探索者史》的一个手抄本说:"他(国王)的城市的名称叫昆比,是个大都会.
"因此,考古学家梅西埃尔(BonneldeMezieres)于1914年要求当地人带他去加纳京城遗址,他被径直地带到了昆比—萨累.
据他调查,"萨累"(Saleh)的意思是"圣城",这样就排除了厄尔—伊德里西(AI—Idrisi)关于萨累是一个君主的名字的说法.
从昆比—萨累这个地方的格局和废墟的面积来看,只有这个地方才和厄尔—贝克利描述的情况相吻合.
厄尔—贝克利对加纳京城的描述,有关穆斯林城区的情况,前已述及.
关于王城,他告诉我们那地方距穆斯林城区有6英里之遥,在这两个城区之间住着当地的居民,他们的房屋是用石头和金合欢树的木头建造的.
两个城区之间有一条大路相连.
在王城里,宫殿是由一座城堡和许多圆锥形茅屋组①Al—Bakri,Descriptiondel'AfriqueSeptentrionale,PP.
327—331.
②JosephKi—Zerbo,Histoiredel'AfriqueNoire,Paris,1978,P.
109.
③第纳尔(dinar)和密斯卡尔(mithqal)都是阿拉伯货币单位.
④第纳尔(dinar)和密斯卡尔(mithqal)都是阿拉伯货币单位.
①Ta'rikhal—Fattash,trad.
O.
Houdas,Paris,1964,PP.
76—77.
成的.
城市郊区有很多供居民饮水用的甜水井,水井附近种植蔬菜.
1914年以后,考古学家梅西埃尔·托马塞(Thomassey)和毛尼(Mauny)等对昆比—萨累做了多次发掘.
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片很大的居民点,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是用一块块板岩建造的,以一种高度精确的几何角度耸立着.
墙壁外侧用木柱支撑.
街道中心是一个大广场,次要的街道朝向那条向西南延伸的大街.
屋内地面都是用2米长的石板铺的.
有一座二层楼房子长达66英尺、宽42英尺,共有7间彼此相通的房间,有一架保留得很完整的梯子可以上下.
另一幢更大一些,有9个房间,墙壁主要是用一块块石板似的片麻岩粘以泥胶砌成的,内侧涂以一层黄泥.
可以看得出,楼上是主人的生活用房,底层则用来开店和接待客人.
房间的墙壁上有三角形壁龛,用于放置灯具和日用器具.
显而易见,这片居民点当年是一个商业城区.
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铁器,其中有标枪、刀子、箭头、钉子、锣片、锤子、凿子、链子、无脚杯、各种农具和一把剪刀;还有很多玻璃制的称砣,显然是用来称金子的.
此外,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地中海一带生产的陶器的碎片,还有77块彩石,其中53块上镌刻着《古兰经》的经文,24块饰有花边.
还发现了墓地和一些镌刻着阿拉伯铭文的墓碑,并发现死者被头朝东方放入墓穴.
所有这些,都表明这片地方就是当年厄尔—贝克利笔下加纳京城的穆斯林城区.
然而,考古学家至今尚未发掘出王城和王室墓地,所以我们至今尚不能对加纳京城做出更加全面的描述.
藩邦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加纳在其鼎盛时期是一个拥有众多藩邦的帝国.
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古比于827年写道:"加纳国王是一个伟大的国王.
在他的土地上有的是金矿,而且在他的管辖下有许许多多个王国.
"主要的藩邦有南方的台克鲁尔、索索、马勒尔等,东边尼日尔河中央三角洲上的一些王国,北边的瓦拉塔(Walata)、奥达戈斯特(Awdaghost)等①.
奥达戈斯特是加纳诸藩邦中最富庶的一个.
它是公元6世纪时柏柏尔人在一片绿洲上建起来的一个商埠.
人们认为它与今天毛里塔尼亚境内东塔干特(Tagant)的台格道斯特(Tegdaoust)是一个地方.
奥达戈斯特是柏柏尔人的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在今天的台格道斯特发掘出来的一些房屋的废墟,表明那些房屋当年是被用作货栈的.
据伊本·卡尔东(IbnKhaldoun)说,9—10世纪时,柏柏尔人王公提科兰(Tiklan)及其伟大的继承人提鲁坦(TinYeroutanTiloutan)将柏柏尔人联合起来,建立了奥达戈斯特公国.
厄尔—贝克利带有几分夸张地报道说,当时奥达戈斯特拥有10万名沙漠行商和单峰骆驼,并迫使加纳以外的黑人群体缴纳贡赋.
从10世纪末起,加纳攻占了奥达戈斯特,在这里设了一名黑人总督.
厄尔—贝克利告诉我们,奥达戈斯特生意兴隆,"市场总是很活跃的.
人群拥挤,喧闹之声震耳欲聋,以致于人们只能勉强听见身边的人讲些什么话.
买主以金砂付款,因为那里没有白银货币.
那里有美丽的建筑物和漂亮的住房.
人口中的多数是柏柏尔人.
"城市郊区有菜园,园中种着黄瓜;还有椰枣园和无花果园.
这样就在城市周围形成一道阻挡沙漠侵袭的屏障.
奥达戈斯特是一个重要的伊斯兰教中心,那里建有一座扎美式(djame)大清真寺,还有不少较小的清真寺.
奥达戈斯特之所以富庶繁荣,是因为它位于从北非的西吉尔马萨①JosephKi—Zerbo,Histoiredel'AfriqueNoire,PP.
107—108.
(Sidjilmasa)南下越过撒哈拉沙漠的商道的南方终点,它北距西吉尔马萨有2个月的路程,南距加纳京城有15天的路程.
经济生活加纳的居民大都是农民,他们种植高粱、黍、小麦和棉花,采割树胶和蜂蜜.
农民们在收获之后用粮食纳税.
加纳的手工业也颇为发达.
北非商人到昆比去购买棉制品和鞋子,这些商品是由索宁凯人工匠制作的.
厄尔—贝克利在讲到尼日尔河流域的特兰加城时写道:"在那里纺织名叫'席皮亚'的布匹,这种布匹长宽各4肘①.
居民们并没有多少棉花,但是差不多每家都有棉田.
"加纳经济的支柱是金矿的开采和对外贸易.
黄金产自南方的加兰(Galam)、班布克(Bambouk)和布雷(Boure)等产金区.
国王对金矿的开采实行某种形式的垄断,只有金砂才能投入流通.
金砂产出后,经万加腊(Wangara)商人①流入萨赫勒地带的商埠.
万加腊人由于经常往返于黄金产地与昆比等商埠之间,与阿拉伯和柏柏尔商人之间联系密切,所以较多地接受了伊斯兰教.
厄尔—贝克利说,加纳最好的黄金来自吉亚茹(Ghiyaru)城,该城距加纳首都有18天路程,是位于塞内加尔河上游右岸的一个贸易据点,距今卡叶斯(Kayes)城不远.
这个城市的西边是亚拉斯尼(Yarasni),那是另一个贸易中心.
厄尔—贝克利没有谈到沿着昆比至吉亚茹和亚拉斯尼这条商路而居住的穆斯林社区,但是说到"当穆斯林进入他们那个地方时,人们给他们以尊重,不过二者的生活方式并不一致②.
"加纳的黄金可能在8世纪时就已大量输出到马格里布.
伊本·蒙卡尔(IbnHawkal)在讲到734年一支阿拉伯军队深入到西苏丹的情况时说:"他们满载而归,带来许多黄金.
"雅库特在其《地名辞典》的"提卜尔"一条中,讲到马格里布商人深入到加纳的黄金产地进行"哑交易"的情况:"这(即提卜尔)是苏丹人地域内的一个国家,称为比拉德—阿特—提卜尔(金砂之国).
纯金即由此运出.
该地区位于马格里布以南.
商人们从西吉尔马萨出发,前往苏丹边缘地带一个叫作加纳的城市.
……他们在前往加纳途中经历了闻所未闻的困难,……终于来到他们和金砂之国分界的地方.
于是他们敲响随身携带的大鼓,凡当地人民所住之处,都能听到鼓声.
……商人们断定那些人已经听到鼓声,于是就摆开各人所带的货物,各种商品分门别类地陈列.
然后他们离开这个地点大约一天路程的地方,这时候苏丹人带了黄金来到这里,在每一类货物旁边放上一定数量的黄金,然后离去.
接着,商人们就来收起放在自己货物旁边的黄金,将货物留下,最后商人们击鼓离去.
"他在"加纳"一条里说:"这是马格里布以南的一座大城市,和苏丹人的地域相接.
商人们集中到这里,然后由苏丹人的地域进发,到黄金之国去①.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虽然在加纳京城商品关系已经颇为发达,但在边远地区居民对商品交换还相当陌生,还处在"哑交易"的阶段,哑交易这种方式见诸史籍者可上溯至法老埃及时埃及人在蓬特(Pount)所进行的贸易,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述过这种交易形式.
加纳由于位于撒哈拉食盐产地与黄金产地之间的连结点上,而从这两种①肘,自人的肘部到中指尖的长度,约合0.
5公尺.
①万加腊商人指的是索宁凯人和迪乌拉人商人.
②Al—Bakri,P.
177.
①转引自德·亚·奥耳迭罗格:《十五至十九世纪的西苏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93—94页.
产品的交换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并促进了商品关系的发展.
在昆比,加纳的居民向马格里布商人提供的货物有金砂、布匹、鞋子、奴隶等;而马格里布商人输入的商品则有盐、货贝、珍珠、铜、生产工具等.
马格里布商人获利之丰,从伊本·豪卡尔记载下来的一件事可见其一斑.
他说,在西吉尔马萨亲眼看见该城一个名叫萨杜恩(MohammedBenAliSadoun)的批发商开出一张4.
2万第纳尔(约值200公斤黄金)的支票.
西吉尔马萨是泽纳塔(Zenata)柏柏尔人的首府,位于南摩洛哥的塔菲拉勒(Tafilalet)地方.
这位商人显然是获利于撒哈拉贸易.
正是因为这种贸易极有吸引力,"所以长长的沙漠商队,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来到加纳,昆比就变成了阿拉伯商人和黑人商人交汇的一个枢纽.
正是在这个时候,索宁凯人变成了商人,直至今天他们仍是商人②.
"穆拉比德人崛起于塞内加尔河口一带之后,于1054年夺取和洗劫了奥达戈斯特,城中一部分黑人居民逃往南方,另一部分则皈依了伊斯兰教.
20年后,阿布·贝克尔指挥的穆拉比德军队征服了加纳,于1076年攻占昆比.
伊本·卡尔东约于1400年记述了这一事变.
他说:"加纳王国在穆拉比德帝国开始强盛时已极度衰弱.
(穆拉比德人)扩张其对尼格罗人的统治,蹂躏其领土,劫掠其土地,把'吉兹亚'①强加在尼格罗人头上,并迫使他们纳贡,还诱使许多人改宗伊斯兰教.
他们摧毁了加纳国王的权力,征服了这个国家,使这个国家的居民沦为奴隶②.
"据12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学家厄尔—祖赫里(al—Zuhri)的报道,加纳的人民在穆拉比德人占领期间改宗了伊斯兰教.
厄尔—伊德里西说,12世纪中期加纳国王及其人民都成了穆斯林.
穆拉比德人对加纳的统治只维持了11年.
阿布·贝克尔于1087年去世后,加纳重获独立.
但是,穆拉比德人的入侵给加纳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由于烽烟四起,战火不熄,造成商路不通,加纳的对外贸易和国家税收受到致命打击;由于穆拉比德人滥加放牧,水井失修,牧草消耗殆尽,造成沙漠南侵,农耕难以进行,甚至连京城昆比也日渐荒废.
在这种情况下,加纳以前的藩邦纷纷叛离.
总而言之,加纳的崩溃之势已成,往昔国势昌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2.
索索曼丁哥人(Mandingo)包纳分布于从大西洋到艾尔(Air)的苏丹—萨赫勒地带以及向南深入到贝宁湾(theBightofBenin)森林中的一系列族体及其支系.
在12世纪初,曼丁哥人的居住地远没有今天这样广大.
当时能够识别出来的族体主要有三个:加纳的创始者索宁凯人(萨拉科勒人),他们基本上居住在瓦加杜(奥凯尔Auker)、巴卡努(Bakhanu)和卡尼亚加(Kaniaga);往南是索索人(Soso或Sosso),他们居住在库利科罗山(thekulikoromountains)脚下,以索索城(thecityofSoso)为首都;再往南是马林凯人(Malinke)的居住地,位于坎加巴(Kangaha)和锡给里(Siguiri)之间的尼日尔河上游盆地.
当加纳受到穆拉比德人的一再侵略的时候,索宁凯人纷纷逃离其祖居地瓦加杜而同尼日尔河沿岸的居民混合了起来,在那里他们创建了新的定居点.
对黄金的寻求导致他们向南挺进到森林的边缘地②DjibrilTamsirNiane,etJ.
Suret—Canale,P.
33.
①"吉兹亚"是穆斯林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
②IbnKhaldoun,K.
Ta'rikh,PP.
263—264(Histoire,ii,PP.
109—110).
带.
可以肯定,15世纪时臻于鼎盛的杰内城(thetownofJenne),最早是由索宁凯商人创建的,在时间上大概要先于阿拉伯人抵达那里之前许久.
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被叫作"杰内—杰诺"(Jenne—Jeno)的旧城,其早期历史与9—10世纪以来以阿拉伯人为主导的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没有直接关联,因为杰内—杰诺的最古老的居民点上溯到了公元前3世纪,是由农民、牧民和铁工(iron—workers)创建的①.
除了尼日利亚的包奇高原(theBauchiPlateau)外,杰内—杰诺老城是那个时代西非唯一的金属制作的地点.
公元1世纪起稻子在这个地区得到了种植,因此非洲品种的稻子的种植至少可以上溯到那个时间之前很久,这样就否定了非洲种植的水稻是从亚洲引进的这一理论.
后来人们为什么要离开杰内—杰诺而聚居到杰内新城去呢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可能是旧城里的穆斯林商人更喜欢使他们自身与异教徒分离开来而造成的.
大约到公元800年,该城已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贸易中心,与西苏丹和萨赫勒地带各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
它主要进口铜,而以从南方运来的黄金、柯拉果和铁与之交换.
11世纪末昆比—萨累衰落之后,直至1235马里帝国的创始人松迪亚塔(Sundiata)登基,在这60年里,由于只留下来很少一点关于西苏丹的文字资料,所以我们对西苏丹的历史所知不多.
根据口头传说,我们知道昆比的陷落引发了一连串的战争,并在索宁凯人当中引发了人口的迁徙.
在穆拉比德人攻占加纳以前,昆比的索宁凯商人中已有许多人皈依伊斯兰教,但是其余的人则试图保持其传统的宗教信仰.
复杂的斗争造成了这个省同那个省的不和,而在同一个省里,这个氏族则同那个氏族不和.
瓦加杜这个中央省份被内部倾轧所撕裂;对传统宗教仍保持坚定信仰的索宁凯人群体,逃到了麦马(Mema)省并定居在那里;类似的斗争则将卡尼亚加省的居民分裂开来.
马哈穆德·卡迪(MahmudKa'ti)写道:"在卡尼亚加有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城市,它很早就在扎腊(Zara)建立了起来并被用作省会;它被叫作萨因·代姆巴(SainDemba);它是迪亚富奴(Diafunu)的人民——叫作迪亚富奴凯人(Diafununke)——的主要城市.
……正是在加纳帝国被摧毁之后,扎腊被建立起来了.
帝国的一些居民迁徙到了库萨塔(Kussata),并被称作库萨人(Kussa).
其它一些人则去了扎腊;他们被卡尼亚加·法润(KaniagaFaren)所征服,法润夺取了他们的王国并制服了阿拉伯人,而这些阿拉伯人曾使图图梯(Tututi)、提席特和塔卡纳加(Takanaga)诸地归属于他们①.
"扎腊王国(迪亚拉)投入了反对法润统治的斗争并开始同正在扩张的索索发生冲突.
扎腊王国的霸权从1180至1230年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在12世纪末,康泰王朝(Kantedynasty)领导下的索索人(theSosopeople)作为反穆斯林的势力而崛起.
索索人是马林凯人的一部分.
按照口头传说,其首都所在地索索位于库利科罗(Kulikoro)地区巴马科(Bamako)以北80公里的山里.
索索人与马林凯人只有一点不同,即前者坚持其祖先传统,对伊斯兰教持敌视和反对的态度,而后者则皈依了伊斯兰教.
索索人是专门的铁匠,并以职业为界限形成一个内婚群体.
从12世纪中期起,索索人试图反①R.
J.
McIntoshandS.
K.
McIntosh,'TheinlandNigerdeltabeforetheempireofMali:evidencefromJenne—Jeno',JAH,22,1981,No.
1,PP.
1—22.
①译自MahmudKa'ti,loc.
cit,P70.
对伊斯兰教和攫取索宁凯人聚居的地区.
据传说,索宁凯人的迪亚利索氏族(theSoninkeClanoftheDiarisso)甚至在昆比衰落之前就已经摆脱加纳而独立,康泰则据有索索和卡尼亚加而建立了一个新王朝.
索索王凯模科(Kemoko)把索索和卡尼亚加统一成为一个单一的王国,其子苏曼古鲁·康泰(Sumaguru,或苏毛洛Soumaoro)登基后则继续了他的征服事业.
据德拉福斯(Delafosse)编定的马里编年史,苏曼古鲁的生卒年份为1200—1235年.
这位新国王征服了索宁凯人的省份,并进攻了曼德(Mande),受到曼德国王的激烈反抗.
据说他曾9次攻破并劫掠了曼德,而每一次马林凯人都重整旗鼓,进行反攻.
曼德国王纳雷·发·马干(NareFaMaghan)死后,其长子曼萨·丹卡让·图曼(MansaDankaranTuman)有意与索索媾和,将自己的妹妹纳纳·特里班公主(PrincessNanaTriban)嫁给苏曼古鲁为妻.
传说强调苏曼古鲁是一个法力无边的魔法师和巫师,称他为巫师国王(theSorcererKing).
他曾试图强行制止索宁凯人的奴隶贸易并坚决反对伊斯兰教.
他征服并处死了9个国王.
他的残暴统治不止一次地引起"曼丁卡人"(the'Mandinka')的反叛.
他们吁请曼德的曼萨·丹卡让·图曼率众起义.
但是由于担心苏曼古鲁报复,这位曼德的国王向南逃入森林地带,在那里建立了"救星之城"基西杜古(Kisidugu,the'CityofSalvation').
于是起义者转而吁请纳雷·发·马干的第二个儿子松迪亚塔出面指挥.
1235年,松迪亚塔率军与苏曼古鲁决战于库利科罗以北的基里纳,苏马古鲁兵败身亡,索索国的领土被纳入马里帝国的版图.
3.
台克鲁尔台克鲁尔(Takrur)是西苏丹最早的王国中的一个.
14世纪以后,阿拉伯文献中往往将整个西苏丹叫作"比拉德·厄尔—台克鲁尔"(Biladal—Takrur),而将西苏丹的穆斯林统称作"台克里尔"(Takrur),意思是"台克鲁尔人".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台克鲁尔最早改宗伊斯兰教,并曾一度在经济上居西苏丹诸国之首的缘故.
台克鲁尔的情况由厄尔—贝克利第一次介绍给阿拉伯世界.
这位阿拉伯地理学家指出,台克鲁尔是塞内加尔河畔的"一个镇子(town)".
12世纪中期,厄尔—伊德里西对台克鲁尔的国王的描述是:他是一个独立的君主,拥有奴隶和军队,以果断、坚定和公平决断而闻名于世.
来自马格里布的商人频繁地来到台克鲁尔,带进来呢绒、铜和玻璃珠,输出黄金和奴隶.
在台克鲁尔以东,塞内加尔河畔座落着另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锡拉(Sylla),它是台克鲁尔的一个属国.
"其人民是被沃尔·迪亚比改宗的穆斯林.
锡拉的国王同他自己的那些城镇和加纳之间的土地上的异教居民进行战斗①.
"伊本·赛义德(IbnSa'id)写于1240年的书告诉我们,台克鲁尔的居民分为两部分:定居者和游牧者,即图库洛尔人(Toucouleur)和富拉尼人(Fulani).
在安琪利诺·杜尔塞尔特(AngelinoDulcert)于1339年画成的那张地图上,标以"菲勒"(Felle)和图科洛尔(Tochoror)之名的,就是指这个地区.
有关台克鲁尔的早期历史的全部文字资料仅此而已,而剩下的就得靠口头传说来填补.
富拉尼(theFulani)人的先民可能是在台克鲁尔的第一个统治王朝,即迪亚奥果(theDye'ogo)王朝时期来到富塔的,据说迪亚奥①Al—Idrisi,Nuzhat,P.
3(trans.
P.
3).
果具有白人血统.
当时谢列尔(theSerer)人居住在富塔,他们成了迪亚奥果的臣民.
迪亚奥果在公元第一千纪末期确立了对整个富塔的统治.
在10世纪,迪亚奥果王朝被一个新王朝,即马纳王朝(theMannaDynasty)所推翻.
新统治者是尼亚科哈特氏族(theNyakhateClan)的一支,该氏族是加纳和富塔之间的萨赫勒地带的一个索宁凯人国家迪亚拉(Dyara)的统治者.
沃尔·迪亚比(或沃尔—恩迪亚依)是台克鲁尔的第一个穆斯林国王,死于1040或1041年.
厄尔—贝克利视台克鲁尔为一个苏丹人的、黑人的王国.
正是在那个时期,台克鲁尔的人民图库洛尔人变成了热情的穆斯林.
来自撒哈拉柏柏尔人日益增长的压力推动着苏丹人向南迁徙到塞内加尔河以远地区.
在这一过程中,在同一群体内部出现了图库洛尔人、沃洛夫人(Wolof)和谢列尔人之间的差别,后二者未皈依伊斯兰教,其中沃洛夫人在14世纪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卓洛夫(Jolof),而谢列尔人的国家组织发展比较迟.
富塔的马纳王朝在11和12世纪是依附于迪亚拉的统治者的.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台克鲁尔早在11世纪中期就已经摆脱加纳的统治,因为沃尔·迪亚比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参加了穆拉比德人发动的圣战,其子拉比或拉巴(LabiorLaba)继续同穆拉比德人结盟并站在他们一边,于1056年同高达拉人(Godala)打仗.
台克鲁尔控制了塞内加尔河,并事实上垄断了加兰(Galam)的黄金产地,一度取代昆比成为贸易中心.
厄尔—伊德里西认为台克鲁尔是12世纪时的一个强国,其在塞内加尔河流域的权威是无可争议的.
它兼并了巴里萨(Barissa)城,又控制了奥里尔(Aoulil)的盐矿.
在加纳之后,台克鲁尔成了最为12世纪时的阿拉伯人所知晓的一个王国.
其商人超过了加纳的商人,因为后者受阻于瓦加杜、巴科胡奴(Bakhunu)、卡尼亚加和麦马等相互敌对的索宁凯人省份之间的内战.
上溯至巩迪奥儒(Gondiouru,位于卡叶Kayes地区)的塞内加尔河可通航的河段,在交通上有利于从台克鲁尔来的商人从事奥里尔的盐与巴里萨以远的黄金的交换.
越来越确凿的证据表明,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中期的某个时候,台克鲁尔臻于鼎盛.
在索索和马里显露头角之前,台克鲁尔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
柏柏尔和阿拉伯商人川流不息地来到桑加纳(Sangana)、台克鲁尔和锡拉等城镇.
昆比衰落之后,黄金贸易并未中止,而是由台克鲁尔暂时填补了由昆比留下的真空.
在台克鲁尔,也跟在昆比一样,形成了一个柏柏尔和阿拉伯人的社区.
但是,台克鲁尔只是满足于将其影响在塞内加尔河盆地扩展开来,而没有投身到索宁凯人、马林凯人和索索人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去.
4.
迪亚拉13世纪迪亚拉变成了马里的一部分.
它可能是作为马里的藩邦,将其影响扩展到了台克鲁尔.
伴随着加纳和索索灭亡之后索宁凯人请群体向塞内加尔河谷的迁移,索宁凯人和马林凯人在富塔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
富塔在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下,显得动荡不定.
这些压力来自北方的柏柏尔人和摩尔人(Moors),东方的索宁凯人和马林凯人,南方的沃洛夫人、谢列尔人以及逼近冈比亚河上游的马林凯人.
在14—15世纪,口头传说记录了一系列急剧的王朝变迁,所有的变迁都同来自富塔外部的侵略相关连.
具有索宁凯血统的马纳王朝被具有谢列尔和马林凯混合血统的冬迪翁王朝(thedynastyoftheTondyon)所推翻,冬迪翁王朝又被拉姆—泰尔姆斯和拉姆—塔加(Lam—TermesandLam—Taga)这两个来自霍得赫(位于加纳首都正西)的族群建立的王朝所取代,他们大概是富拉尼人(Fulani)和柏柏尔人的混血种.
据推测富塔已变得支离破碎,被几个各自统辖着小小的酋长国的王朝所分割,沃洛夫人的卓洛夫国成长起来以后,也在15世纪后期在富塔分得一杯羹.
而在这个时期,迪亚拉王国深入到了塞内加尔河的右岸.
迪亚拉王国的中心在金给(Kingui),即现在的尼奥罗(Nioro)一带.
根据口头传说,它是在加纳王国垮台之后,由尼亚科哈特人(Nyakhate)的索宁凯氏族建立的.
迪亚拉起初大概是卡尼亚加的索索人的藩邦,后来则被置于马里的统治之下.
作为马里的臣属,尼亚科哈特人被允许继续治理其王国.
在那时,尼亚科哈特人甚至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卡尼亚加、台克鲁尔和其它毗邻的省份.
到14世纪末,尼亚科哈特人统治被迪亚瓦拉王朝(thedyn-astyoftheDyawara)取代.
据口头传说,迪亚瓦拉人趁马里内乱之机杀死了马里驻迪亚拉的代表,并使迪亚拉独立.
沙漠商队川流不息地来到迪亚拉,其首都成了一个商业中心.
迪亚拉的军队以骑兵为主干,显示了迪亚瓦拉人的强大.
从16世纪后期起,持续不断的内战削弱了迪亚拉王国.
1754年,被卡阿尔塔(Kaarta)的班巴拉人(Bambara)灭掉.
三、马里帝国的盛衰马里原是尼日尔河支流桑卡拉尼河地区的一个小酋长国,由说曼丁哥语的凯塔部落组成.
当代多数学者都认为厄尔—贝克利于12世纪时提到的马勒尔王国就是后来发展成为马里帝国的那个国家的早期形态.
厄尔—贝克利说:"被叫作囊加尔马塔(Nungharmata,即万加腊人)的阿杰穆黑人(theAdiemmblacks)是商人,他们将金砂从艾尔塞尼(Irseni)转运到别的国家去.
在这座城市的对面,(塞内加尔)河的另一岸,是一个大王国,其疆域之宽广有8天的路程,其君主冠以'杜'(Dou,或'铎'Do)的头衔.
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战场上用弓箭作战.
该国以远是另一个叫作马勒尔(Malel)的国家,其国王的头衔是'厄尔—穆斯里马尼(al—Muslimani)①.
"一个世纪以后,厄尔—伊德里西告诉我们,在巴里萨(Barissa),即厄尔—贝克利所说的艾尔塞尼以南,那里是莱姆—莱姆(Lem—Lem)人的国土,受到过台克鲁尔和加纳人的袭击.
他提到那里有2座城市,即马勒尔和铎(Do),其间相距4天的路程②.
他还注意到莱姆—莱姆人在脸上刻标记或将面部划伤.
从厄尔—贝克利和厄尔—伊德里西谈到的马勒尔和铎的地理方位来判断,这两个国家在塞内加尔和尼日尔两河上游的河间地区.
这是有关马里王国的最早的历史记载.
有关马里早期历史的口头传说,都是以松迪亚塔(Sundiata)为核心人物展开的.
这些口述史料确认,最初存在着两个分立的王国,一个是铎,另一个是基里(Kiri)或曼德(Mande).
"曼德"后来被用来称呼整个马林凯人地区.
铎或铎杜古(Dodugu)王国的居民属于贡德部落(theCondetribe),而科纳特(Konate)和凯塔(Keita)部落则居住在以南的基里(曼德)王国.
卡马拉(Camara)部落拥有锡比(Sibi)和塔蓬(Tabon)两座城市,并逐渐征服了尼日尔河右岸;特拉奥雷(Traore)部落据有基里的一部分,而其①Translatedfromal—Bakri,loc.
cit,p.
33.
②Al—Idrisi,Nuzhat,Frenchtransl.
,1866,P.
132.
多数则住在后来被叫作甘加兰(Gangaran)的那个省里.
强盛的铎杜古王国拥有12座城市,尼日尔河右岸有4座城市.
因此,口头传说证实了文字资料的可靠性,即那里有铎和马勒尔(即口头传说中的基里)2个王国.
马勒尔统一了该地区之后,铎这个名称就消失了.
厄尔—贝克利谈到在昆比陷落之前马勒尔的一个国王就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伊本·卡尔东则记载了这个国王的名字:贝雷芒达纳或塞雷芒达纳(BeremundanaorSeremundana).
11—12世纪尼日尔河上游所有这些小王国都被凯塔部落统一.
国王贝雷芒达纳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曾去麦加朝觐.
我们设想这时铎和基里已成为一个单一王国.
凯塔部落相信他们是比拉利·布纳马(BilaliBunama)的后裔,此人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虔诚的仆人和穆斯林共同体的第一位报时人(muezzin).
其子拉瓦洛(Lawalo)定居于曼丁(Manding),并在那里建立了基里城.
拉瓦洛之子拉塔尔·卡拉比(LatalKalabi),其孙是拉希拉杜尔·卡拉比(LahilatulKalabi).
拉希拉杜尔·卡拉比是赴麦加朝觐的第一位曼德国王,其孙马马迪·卡尼(MamadiKani)将统治区域扩张到铎、基里、巴科(Bako)和布里(Buri).
马马迪·卡尼约于12世纪初在位.
他有四子,其中一个儿子叫西姆蓬·巴马里·塔戈诺高科林(SimbonBamariTagnogokelin),此人的儿子是姆巴里·奈内(MbaliNene),后者的长孙是纳雷·发·马干(NareFaMaghan).
纳雷·发·马干于13世纪初在位,当时索索正值鼎盛时期.
他死后,其长子曼萨·丹卡让·图曼继位,但是索索国王苏曼古鲁兼并了曼德,图曼王逃往南方森林地带.
在这种情况下,马林凯人各部落拥立曼萨·丹卡让·图曼的同父异母兄弟松迪亚塔.
根据口头传说,松迪亚塔的童年是不幸的,他长期瘫痪,其母索戈隆·贡德(SogolonConde)总是被妃嫔们嘲笑.
他一学会走路就成了他那个年龄群体的领袖.
他受到了曼萨·丹卡让·图曼的摧残,结果他和母亲、弟弟曼德·布加里(MandeBugari)不得不亡命异国.
没有哪个马林凯人酋长敢于给他们提供避难所,所以他们就去了加纳并在昆比得到了接纳.
然而只是在麦马,他们才找到了安身之处.
麦马国王曼萨·冬卡拉(MansaTunkara)对松迪亚塔委以重任.
流亡生活持续了许多年.
在麦马,曼丁哥的探子发现了他并向他转达了马林凯人各部落酋长对他的拥护.
麦马国王给了他一支武装力量,他返回了故国.
消息传开后,马林凯人各部落纷纷武装起来,各部落将领与松迪亚塔在锡比平原(theplainofSibi)举行了会议并结成同盟,松迪亚塔被推举为联合作战司令.
他在1220—1235年同索索王国展开了激烈的争战.
松迪亚塔领导的联军与苏曼古鲁之间的决战发生在基里纳(Kirina),一个至今难以确定其准确地点的村子.
苏曼古鲁的军队的人数不可胜计,其将领中有卓洛夫国王卓洛丰·曼萨(Jolof-ingMansa)和基塔的通卡拉人(theTunkaraofKita)的酋长.
结果,索索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被迫向库利科罗退却.
基里纳战役的胜利对于松迪亚塔领导的联军来说不只是一项军事上的成就,而且巩固了各部落之间的联盟.
接着,松迪亚塔征服了原先由加纳控制的所有土地,他的将军们征服了塞内冈比亚、卡萨芒斯、加布(Gabu,即今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河上游地区,并向南推进到森林地区,他的儿子和将军们还兼并了加奥和台克鲁尔.
这样,就统一了西苏丹.
马里帝国的诞生是在基里纳大捷之后举行的一次诸侯会盟的产物.
会盟的地点在库鲁坎·富加(KurukanFuga),距坎加巴(Kangaba)不远的一片平原.
会盟被称作大会(theGbara),事实上是参战的诸同盟的一次立宪会议(aconstituentassembly)①.
会盟确定了以下几点:第一,松迪亚塔被庄严地宣布为曼萨(马林凯人语)或马干(索宁凯人语),意即皇帝、王中之王.
每一个入盟的酋长都被确认为他所在省份(farin)的长官,只有麦马和瓦加杜的酋长才拥有国王这一头衔;第二,会议昭告天下:皇帝须从松迪亚塔世系中遴选,皇后须永远是出自贡德氏族(theCondeClan)的皇帝的第一个妻子(旨在纪念纳雷·发·马干与松迪亚塔的母亲索戈隆·贡德的幸福结合);第三,皇位继承实行父系制;第四,皇帝被认为是最高法官、族长和他的所有臣民的父亲;第五,马林凯人及其同盟者被划成16个"佩带弓箭"的自由人或贵族(Tonta—DjonTauniMoro)的氏族;第六,五个马拉布特(Marabout)氏族被认为是松迪亚塔的诸盟友中之为首者,他们被宣布为"信仰的五卫士"(the'fiveguardiansofthefaith'),瓦加杜的西塞氏族也被包括在内;第七,专门经商的那些人被划分成四个氏族,格里奥、制鞋者以及某些铁匠的氏族也包括在内;尼日尔河上的船民索毛诺人(Somono)和鲍佐人(Bozo)因有战功,被宣布为"水上主人"(the'MastersofWaters');第八,对索索人采取特殊措施:其土地归帝国所有,其人民被划分到手艺人氏族或等级中去.
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迁移到西部去.
这几点事实上是马里帝国的宪法,它确定了各个氏族的权利和义务,使从事手工业的诸氏族开始变成世袭的、等级制的职业群体,经商者也是这样.
在加纳时期,个人经商是一种自我选择,而从现在起必须子承父业.
父系继承制原则在松迪亚塔死后并未完全得到遵守.
据德拉福斯的研究,松迪亚塔是在举行一次仪式的过程中突然被一支箭射中而身亡的.
但是,D.
T.
尼亚奈(D.
T.
Niane)认为他是在桑卡拉尼河(SankaraniRiv.
)中溺死的,因为在距马里首都尼阿尼(Niani)约10公里的河段有一个被叫作松迪亚塔—墩(Sundiata—dun,意思是"松迪亚塔深水")的地方①.
松迪亚塔死于1250年,接着由其长子曼萨·叶雷伦库(MansaYerelenku,或乌利Ouli)继皇帝位,他约于1250—1270年间在位.
他保持了国家和军队的统一并使领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他去麦加朝觐引起了阿拉伯世界对马里的注意.
他死后宫廷阴谋使帝国面临毁灭的危险.
不过,松迪亚塔的一个名叫撒库拉(Sakura)的将军拯救了帝国.
他继续对外征服,降服了图阿列格人(Tuareg)部落,重新确立了马里对尼日尔河谷地的权威并夺取了加奥.
在秩序重建的情况下,他去了麦加以实现一个穆斯林的心愿,但是在回来的路上他被撒哈拉沙漠里的强盗杀害了.
据说他的遗体被运回马里并以王家礼仪殡葬了.
他的继承人都很软弱.
约于1307年坎库·穆萨(KankuMusa)取得了王位,称曼萨·穆萨(MansaMusa)一世,他是松迪亚塔的外甥.
曼萨·穆萨一世是马里帝国最著名的皇帝.
他于1325年去麦加朝觐,在途经开罗时挥金如土,以至于市场上的金价因此而下跌12%左右.
这次朝圣充分显示了马里皇家的富有.
他"随身带着500名奴隶,每个奴隶带着约6①D.
T.
Nianeed.
,GeneralHistoryofAfrica.
IV,AfricaFromtheTwelfthtotheSixteenthCentury,UNESCO,P.
134.
①D.
T.
Niane,loc.
cit,P.
145.
磅重的黄金.
在他的行李中,据说有80—100驮用骆驼驮的黄金,每驮重约300磅.
"他的"骆驼行列、仆从、妻妾、礼品、傲慢的车夫和彩饰,过了100年(在开罗)还仍然是闲谈的资料"①.
德拉福斯和杜波依斯都推算这支朝圣队伍有6万之众,费奇则认为至少有8000人②.
《探索者史》根据口头传说,说曼萨·穆萨的朝圣队伍如此之长,以至于当走在最前头的人已经抵达廷巴克图的时候,皇帝本人还在尼阿尼的皇宫里.
这次朝觐在地中海世界影响深远.
埃及、马格里布、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那些商业城市对马里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在开罗时,曼萨·穆萨的丰采、慷慨和富有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获得了一个伟大的素丹应获得的荣誉.
厄尔—马克利基对他的描述是:"他是一个年轻人,有着棕色的皮肤,丰富的面孔,优美的风度,受过马利基特礼仪(theMalikiterite)的教育.
他出现在穿着华丽和骑在马上的随从中间,周围是他的一万多名臣仆.
①"在西欧,1339年马略卡的犹太制图家所绘的地图上,出现了马里及其统治者的形像.
传说曼萨·穆萨一世为了加强他的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与文化联系,在开罗和麦加购买了土地和房屋,以安置来自西苏丹地区的朝圣者.
他途经开罗回国时,许多埃及商人随同他一起到了马里;他还带回了安达卢西亚的建筑师伊夏克·厄尔—图埃金(Ishakal-Tuedjin),这位建筑师在廷巴克图和加奥分别设计建造了一座大清真寺,他还在廷巴克图建造了一座王宫,在尼阿尼建造一所朝堂(theaudienceChamber).
他设计的两座大清真寺的结构为平顶、带雉堞、望楼呈金字塔形.
据伊本·卡尔东的记述,这位建筑师为此而得到了1.
2万密斯卡尔(54公斤)黄金的报酬.
曼萨·穆萨一世在位期间马里进入鼎盛时期.
传说这时马里拥有一支10万人的军队,其中骑兵1万人.
关于帝国的版图,同时代的阿拉伯史学家厄尔—奥马里在其所著《埃及以外的非洲》中引用了曼萨·穆萨一世在开罗时同一个法学家的谈话:帝国领土的长度"约相当于走一年的路程②".
在曼萨·穆萨一世朝圣期间,他手下的著名将军萨兰·曼迪安(SaranMadian)将帝国的势力深入到整个萨赫勒地带,迫使经常劫掠和反叛的撒哈拉游牧民臣服.
这样,马里的疆域向北扩展到了沙漠边缘,控制了通往塔加扎(Teghazza)食盐产地的商道;向南扩展到了森林边缘,控制了苏丹边缘地带的产金区;西至大西洋岸,东到塔凯达(Takedda)铜矿和商队汇集中心.
面积之广,使马里堪称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国家之一.
曼萨·穆萨一世死后,其子马罕一世(MaghanI,或者SomaBuremaMaghanKegni)继位.
约于1336年,曼萨·穆萨一世的兄弟曼萨·苏莱曼(MansaSulayman)推翻了马罕一世.
在曼萨·苏莱曼在位期间,北非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游历了马里,并在尼阿尼居留了9个月.
他说:"尼格罗人很少①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三联书店,1973年中文版,第146页,第138页.
②M.
Delafosse,'TraditionshistoriqueetlegendaireduSoudanfoccidental,traduitesd'unmanuscritarabeinedite',AFRCD,August,p.
306;费奇(J.
D.
Fage):《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文版,第50页;杜波依斯(DuBois):《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中文版,第134页.
①al-Makrizi(before1442),al-Dhahabal-mashukfidhikrmanhadjdja…,1955,edn(Cairo);1975PartialFrenchtransl.
,LesPelerinagesdessultansduTakrurinJ.
M.
Cuoq(q.
v.
),PP.
390—393.
②转引自巴兹尔·戴维逊,前引书,第139页.
不公正的,对于不公正的事之深恶痛绝胜于任何其他民族.
他们的统治者对于犯了一点不公正行为的人绝不宽恕.
他们国内无比安全.
旅客和当地居民都不必担心盗贼或者暴徒的危害①.
"商旅不仅行路安全,而且晚间总是容易找到适当的住处,不需要事先安排就能够很方便地从许多繁荣的市场上购买食物,可以用食盐、香料或者珠串去交换.
伊本·白图泰还看到,马里居民有很好的品质,"他们决不贪图任何死在他们国内的白人的财产,哪怕是一笔数不清的财富也罢.
他们总是把这些财物托付给一些可靠的白人管理,直到合法继承人把它接收过去为止②.
"曼萨·苏莱曼保持了帝国的繁荣昌盛,但他死后宫廷斗争使王族陷入分裂.
在曼萨·穆萨一世、曼萨·苏莱曼和其他已故皇帝的后裔的周围形成了7个互相争斗的政治集团.
苏莱曼之子丰巴(Fomba)在位仅1年,就被马利·迪亚塔(MariDiata)即松迪亚塔二世于1359年推翻,此人是一个专制暴君,他"自毁长城……消耗了帝国的财富……他卖掉了那块被视为稀世珍宝的著名的黄金.
这块贵金属重20密斯卡尔.
这个挥霍无度的昏君以低于其所值的价值把它卖给了埃及的商人们③.
"松迪亚塔二世得了嗜睡病而一卧不起,权力被移交给了其子曼萨·穆萨二世(1374—87),而实权则操于一名将军手中.
这位将军恢复了秩序并镇压了著名的产铜城市蒂吉达(Tiggida,即塔凯达Takedda)的一场叛乱.
15世纪末帝国被王公们挑起的内乱所摧毁.
省督们(Provincialgovernors)越来越蔑视中央政权.
不过,马里帝国的声望仍存续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下面,我们对马里帝国的居民、政治体系、经济生活做一简要介绍:居民曼萨·穆萨一世和曼萨·苏莱曼在位时期是马里帝国的鼎盛期,这时帝国的版图囊括了西非的整个苏丹—萨赫勒(Sudan-Sahel)地区.
众多的民族与文化因此而被聚合在一个单一的政治首脑的治理之下.
马里帝国的居民由这样一些族群组成:(1)撒哈拉游牧民.
以麦苏法人(theMessufa)为主,他们活动的范围从塔加扎到穿越撒哈拉贸易商道在马里的主要交汇点瓦拉塔城(theCityofWalata).
麦苏法人是食盐贸易的主要代理人;沙漠商队从他们当中招募向导,因为他们对撒哈拉了如指掌,这种知识对于奔走于马格里布和西苏丹之间的沙漠商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麦苏法人的活动范围以西,直到大西洋岸,生活着列姆图纳·桑哈扎人(theLemtunaSanhaja)和高达拉人(theGodala),这两个柏柏尔人群体所占据的地区与今毛里塔尼亚相一致.
他们像麦苏法人一样卷入了撒哈拉贸易并经营着伊基勒(Ijil)的盐矿.
在瓦拉塔和尼日尔河曲之间是图阿列格人的地盘.
所有这些沙漠游牧民都受到瓦拉塔、廷巴克图、加奥和昆比的马里驻军的监视.
广阔的撒哈拉领地则被置于马里军队司令苏拉·发润(Surafarin)的控制之下.
(2)萨赫勒地带诸族.
当时萨赫勒地带还相当湿润,是一片牧草丰盛的土地.
台克鲁尔、奥达戈斯特、昆比、瓦拉塔、廷巴克图等城市均位于这一地带.
富拉尼人(theFulani)游牧于从大西洋岸到尼日尔河曲这片地方.
①《伊本·白图泰游记》,第608-609页.
②《伊本·白图泰游记》,第608-609页.
③IbnKhaldun(14thCent.
),Kitabal-'IbarWa-diwanal-muhtadawa'u-khabar('UniversalHistory'),1975PartialFrench.
transl.
inJ.
Cuoq(q.
v.
),HistoiredesBerberesetdesdynastiesmusulmanesdel'AfriqueSeptentrionale,PP.
348—9.
他们是牧牛人,根据季节变化从这个牧场移动到那个牧场.
到14世纪,富拉尼人的一些群体南迁并定居化,主要在杰内(Jenne)周遭地区、沿桑卡拉尼河(SankaraniRiv.
)右岸地区、尼阿尼周围地区,以及在台克鲁尔.
萨赫勒地带的农业种植者,有图库勒尔人(Toucouleur)(或被称作台克鲁尔人TakrurPeople),以及索宁凯人、桑海人(Songhay).
他们早在12—13世纪就已经改宗伊斯兰教,而且有许多人住在大城市里.
尽管杂居的人们仍不讲同一语言,但平原地区交通比较方便,因而促进了新的城镇的建立和共同文化的形成.
(3)萨瓦纳(Savannah)地带诸族.
该地带从西到东分布着沃洛夫、曼丁哥、索宁凯等主要的民族群体.
马林凯人一群群地定居于卡萨芒斯(Casamance)和塞内冈比亚地区,他们是追随着松迪亚塔手下名将蒂拉马罕(Tiragmahan)征服这两个地区的军队而到来的.
从冈比亚到里奥·格兰德(RioGrande)的沿大西洋海岸地区,分布着水稻种植者比发达(Beafada)、巴兰特(Balante)、佛鲁普(Felupe)和拜囊凯(Bainunke)等农业民族的社区,这些社区受到了马林凯人诸群体的切割与包围.
据《苏丹史》(Ta'rikhal-Sudan)描述:"杰内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一周的每一天都有许多市场营业.
据说那里有7077个村庄,彼此鸡犬之声相闻.
从下面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他们居住得多么稠密.
譬如说,如果素丹(即马里皇帝)要传唤德博湖(LakeDebo)附近一个村庄的一个居民,派出的信使只须走到城墙的一个门口,从那里将他要传出去的信息喊出来,接着就能够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人们重复着这些话,信息几乎一刻不停地抵达目的地,被传唤的那个人于是就赶往集会地点①.
"《探索者史》则宣称马里"有400座城镇和最丰饶的土地②.
"当代一些学者估计马里帝国的总人口有4000—5000万之多①.
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谷地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帝国的首都尼阿尼在14世纪时至少有10万人口(到16世纪初,尼阿尼已不再是西苏丹的大都会,但LeoAfricanus估计那里仍有6万人).
政治体系马里帝国的辖土在松迪亚塔建国时就被划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曾与松迪亚塔结盟的那些王国,如加纳和麦马,其国王仍保留原有头衔;第二类是被征服的那些地区,在那里总督(farin)代表皇帝与传统酋长并立.
松迪亚塔尊重被征服省份的传统机构,因此在行政上是松散的,帝国与其说是一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如说是诸王国和行省的一个联盟.
不过在主要的省份里曼丁哥驻军的存在可确保帝国的安全和完整.
将帝国划分成两个军事区大概是由松迪亚塔首创的.
"君主有两名受他指挥的将军:一名负责南部地区,另一名负责北部地区;前者被叫作桑加尔·祖马(SangarZuma),后者被叫作法兰·苏拉(FaranSura).
每人都有一些受他指挥的校尉和士兵.
"在曼萨·穆萨一世和曼萨·苏莱曼在位期间,马里的政治体系更趋完善.
从中央权力来说,曼萨(mansas)是政府首脑和所有权力的源泉.
辅佐他的是一批高级行政官员和权贵,他们是从松迪亚塔的扈从的后裔中被挑选出来的.
在帝国腹地即曼德地区,村庄(dugu)是政治结构的基础;一般来说,各个村庄是由同一祖先的后裔聚居而成的.
在同一名酋长的治理下的那些村庄形成一个省(Kafu).
起初,曼迪国王是一个跟其他酋长一样的酋长;铎、①Al-Sa'di,Ta'rikhal-Sudan,French.
translated,PP.
24—5.
②TranslatedfromMahmudKa'ti,loc.
cit.
P.
67.
①D.
T.
Niane,'MaliandthesecondMandingoExpansion',inD.
T.
Nianeed.
,GeneralHistoryofAfrica.
Ⅳ,P.
156.
基里和邦科(Banko)等省的统一才使凯塔酋长(theKeitaChief)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国王.
通过松迪亚塔和他的子嗣的征服,曼迪的凯塔国王就变成了曼萨,即皇帝,在他之下有一系列的国王.
松迪亚塔的将军们的子嗣构成曼萨身边的那些军事贵族,由他们组成朝廷,对于君主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
格里奥(griot)是皇帝的首席代言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伊本·白图泰对曼萨·苏莱曼朝廷中的格里奥的职能做了描述:曼萨的格里奥是从松迪亚塔的格里奥巴拉·法赛克(BallaFasseke)的子嗣中挑选出来的,这些子嗣们组成库雅泰氏族(KouyateClan).
格时奥是皇帝的首席代言人.
"曼萨轻声地说话,格里奥则将他的话大声地重复一遍①.
"首都尼阿尼和各省来的信使每天向格里奥汇报.
格里奥是王子们的老师,由他来安排仪式和指导宫廷乐师.
14世纪,曼萨·穆萨登基后,朝廷设有秘书处,但是他们只是当这个皇帝给伊斯兰世界的素丹们写信或收到他们的信息时,才用得着秘书们.
在其它情况下,都是采取传口信或者接受口信的办法.
皇帝喜欢扮演"人民之父"('fatherofhispeople')的角色,由他本人在庄严的会议上实施正义.
他亲自听取他的臣民对他派驻各省的总督的怨恨和不满的意见.
他根据国家的法律断案.
然而,尽管有一个穆斯林法庭,曼萨对任何一个前来寻求正义的人来说,仍保持君主和父亲的威严.
在各个省里,司法是由卡迪(kadīs)按照他选定的古兰经经文来实施的.
在臣民的心目中,马里皇帝俨然就是一个神灵,他们见到他时双肘撑地向他叩头,同时把尘土扬到头上和背上.
皇帝即位时,他被抬举到用新鲜公牛皮包裹成的一个平台上.
皇帝的一些侍从是从开罗买来的土耳其人.
朝廷上有很多禁忌.
例如,皇帝在场时绝对禁止打喷嚏.
如果有人鼻孔发痒,就尽可能地在别人不觉察的情况下朝着地面打.
但若皇帝打喷嚏,在场的人都用手拍打各自的胸膛.
廷臣、随从、军士、奴仆的衣着都须按照皇帝的规定行事:皇帝本人的裤子是用20块布缝制而成的;军士们被恩准穿裤子,但多大的宽度要依他们各自功勋的大小来定;将校们的勋章是金手镯和脚环;延臣们穿的是用当地产的棉花制作的白色服装;女奴隶则一概赤身裸体.
皇帝对廷臣常常给予慷慨馈赠,甚至赏给有的官员每年250公斤的黄金.
马里朝廷里设哪些官职,以及在中央一级设有哪些权力机构,对此我们所知甚少.
除了格里奥以外,我们知道朝廷里设有财政大臣(Santigui)一职,这一官职最初起源于王室管家这一角色.
随着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财政大臣负责保管黄金以及诸如象牙、铜和宝石之类的财富.
马里帝国是由行省和藩邦组成的.
它"像一棵芒果树:在中央有一个受皇帝直接管理的坚强核心,它无时无刻不到处表现出自己的存在;在地方则分成省,各省由代表皇帝的省督治理;各省辖区内划分成区(Kafo)和村(dougou),村政权有时有两个长官,即一个宗教性的土地长官和一个政治长官①.
"在帝国鼎盛时期,那些很遥远的地区也都是按照这种体制组织起来的.
例如,瓦拉塔由于它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的重要性,就被作为一个行省而设了省督.
1352年,该省省督因滥用职权而被撤了职.
"在中央核心的周围,一连串的王国被维系在一种严格的从属关系中,而这些王国本身都由当地的①IbnBattuta,loc.
cit.
,P.
303.
①JosephKi-Zerbo,Histoiredel'AfriqueNoire,Paris,1978,P.
140.
酋长去治理②.
"省督一般是由皇帝直接委派的,但也有省督代表皇帝将权力授与地方长官的情况.
如廷巴克图的地方长官(targui),就是穆萨总督(farbaMoussa)代表曼萨·苏莱曼授与他权力的,同时给他一件紧身上衣和一块穆斯林男子用的头巾作为身份和权力的标志,还让他坐在一块由显贵们稍微托起的盾牌上.
在省督与地方酋长并立的那些省份,前者负责监督后者,并负责征集贡赋以及战时征募兵士.
军功贵族是从士兵中挑选出来的.
马里军队驻守于诸如瓦拉塔、加奥、廷巴克图和尼阿尼等主要城市里.
这支军队的影响远至塔加扎,从松迪亚塔那个时代起,它就是一支精锐之师.
战马大多来自台克鲁尔或卓洛夫,但后来尼日尔谷地的马匹饲养业则兴旺起来.
一个曼丁哥骑兵是用长矛、剑和弓箭装备起来的.
骑兵直接受曼萨指挥,步兵则由较小的贵族统率.
各省提供自由人兵员.
经济生活马里帝国以盛产黄金而闻名,但是其经济则基本上是以农业和养牛业为基础.
人民多数是务农的.
一些曼丁哥歌曲赞颂农业生活.
贵族并不卑视田间劳动.
在不打仗的时候,自由人则以农耕为日常营生.
狩猎与农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个贵族既从事农耕也兼事狩猎,没有失身份的问题.
在尼日尔河、桑卡拉尼河、塞尔加尔河、冈比亚河谷地以及卡阿布(Kaabu)种植水稻;在干燥地区种植的黍(millet)长得很好,是萨赫勒地带的主要产品.
蚕豆和其它作物也得到种植.
伊本·白图泰强调指出,马里的食物供应是丰富的:生活费用低,旅客不必携带干粮,因为他们在每个村庄都会找到足够的食物.
由于农产品丰足,马里皇帝能够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和扮演"人民之父"的角色,经常宴请他们.
每逢收获时节,人民就给皇帝或其代表一份奉献,这是忠顺的一种表示.
在曼德,传统上人们将第一批时鲜薯蓣献给皇上,而偷薯蓣者则受到曼萨的严惩.
棉花到15世纪末已在整个帝国得到了广泛种植.
饲养动物是萨赫勒地带一些民族,如富拉尼人的专业,但是到14世纪,尼日尔河谷的大部分农民都已经饲养牛、山羊和绵羊.
一些富拉尼人群体被该河谷的丰盛水草所吸引,在卓洛夫、台克鲁尔和曼德定居下来.
以渔为业者是那些十分专业化的族群,如尼日尔河上游的索摩诺人(Somono)、尼日尔河中游的鲍佐人(Bozo)以及桑海地区廷巴克图和加奥之间的索尔科人(Sorko).
鱼被熏干或晒干,一捆捆地被装进大篮子里,卖到直至南方森林边缘的整个帝国.
一些氏族从事手工业.
在曼丁哥山区和尼阿尼地区铁很丰富.
铁匠制作农具和武器.
曼萨在尼阿尼有一个很大的铁工厂.
皮革由制鞋者氏族处理,他们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大量进口皮革,货源充足.
金匠很受尊敬.
黄金在曼迪是由被唤作锡亚基(Siaki)的匠人加工的,他们住在大城市中心.
纺织业也颇繁荣.
帝国诸行省之间的棉花贸易是大宗交易,有时也出口到南方诸族.
马宝(Mabo)这一特别氏族在台克鲁尔是织布和染色的能手.
所有的手工业者都实行族内婚.
黄金、食盐、铜和柯拉果对马里的经济十分重要.
马里有许多金矿.
黄金产于毗邻曼迪的布雷省(Bure)、塞内加尔河上游的班布克和加兰(Galam)以及尼阿尼一带地方.
南方森林地区的黄金也输入到马里帝国.
在南方森林地区,位于今加纳的贝格霍(Begho),当时是柯拉果、黄金和铜的一个重要②JosephKi-Zerbo,Histoiredel'AfriqueNoire,Paris,1978,P.
140.
贸易中心.
盐是在塔加扎和伊基勒(Ijil)采掘出来的,而由迪乌拉人(Dioula)销售到整个帝国.
塞内冈比亚沿海地带生产海盐,但是没有运抵内陆.
塔凯达(Takedda)是铜的主要产地,同时又是铜的一个交易中心.
铜锭出口到南方,那里的各族人民把铜看得比金还贵重.
这些铜不仅被卖到阿坎人那里去,而且被卖到贝宁—伊费/伊格博—乌科渥(Igbo-Ukwu)文化区.
马里从南方进口柯拉果,索宁凯人和马林凯人专营这项贸易,并因此而同森林地带诸族(如阿坎人和古儒人Guru,居住在今加纳和科特迪瓦的那些民族)建立了接触,后者称他们为迪乌拉人(Dioula)或万加腊人(Wangara),意思是"生意人".
迪乌拉人对于各种食品的多变的价格能够应付自如.
他们善于组织家族社会,这个社会的成员被分配到从廷巴克图和杰内到卡萨芒斯和洛比(Lobi)的广大地区.
因此能够有效地交换信息和产品,掌握价格的变动和决定是否囤积货物,以更多地赚取利润.
穿越撒哈拉的贸易给马里帝国带来了大宗的收入.
帝国的收入来自税收、贡赋、征用天然金块、关税和战争掠夺,而关税则有赖于对穿越撒哈拉贸易的控制.
通往利比亚(经由费赞)和埃及的商路的开辟,增加了从台克鲁尔到塔菲拉勒(Tafilalet)的西部商路的贸易量.
北非一些大的贸易公司对撒哈拉商路的畅通起了重要作用.
如厄尔—马恰阿里(Al-Maqaari)兄弟公司的阿卜德·厄尔—瓦希迪(Abdal-Wahid)和阿里(Ali)在瓦拉塔购置了房屋、畜圈、女人和奴隶,而其兄弟阿布·贝克尔(AbouBakr)和穆罕默德(Mohammed)则在特累姆森(Tlemcen)定点经营,同时另一兄弟阿卜德·厄尔—拉赫曼(Abdal-Rahman)则被安排在西杰尔马萨(Sidjilmasa).
"特累姆森的人把撒哈拉人确定要的商品发出,撒哈拉人则给他运去来自西苏丹的象牙、柯拉果、金砂和撒哈拉游牧民的皮货.
西杰尔马萨的那个人把价格信息通知到各个点上,并通过书信使之了解商人们谈交易的情况和当地新闻.
这样,他们的共有财产增加了,他们的事业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发展……因为他们带去的商品不怎么值钱,而带回来的却是金砂,即百金之王.
"这些从事大宗买卖的商人同马里皇帝保持着联系,后者在书信中称他们为"最亲密的伙伴"和"最亲密的朋友①"14世纪以后,马里帝国日趋衰落.
对帝国首先予以重创的是图阿列格人和柏柏尔人.
一些柏柏尔人群体,如凯勒·昂特萨尔(KelAntessar)、延塔拉(Yantara)、麦杜萨(Meddusa)和列姆图纳(Lemtuna),在14世纪已开始像曼丁哥社会那样过定居生活;而生活在艾尔(Air)和阿德拉尔·德斯·伊佛哈斯(AdrardesIforhas)的游牧柏柏尔人,则时常反叛.
曼萨·穆萨二世约于1387年去世后,松迪亚塔的后裔——王族的长支(theseniorbranch)试图夺取自曼萨·穆萨一世以来已按幼支(theJuniorbranch)即松迪亚塔的弟弟曼德·鲍里(MandeBory)的后裔传承的权力.
这种争夺皇位的斗争大大地削弱了王权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尤其在萨赫勒地区是这样.
进入15世纪,图阿列格人一再劫掠廷巴克图城.
他们约于1433年夺取了该城,以及萨赫勒的多数城市,包括瓦拉塔、尼马(Nema),甚至可能还有加奥.
随着马里北部诸省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图阿列格人的南进加强了其对于穿越撒哈拉贸易的控制与作用.
但是他们的军事优势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①H.
Peres,RelationsentreleTafilaletetleSoudanatraversleSaharaduXIIeXIVeSiecle,Univesited'Algèr.
索尼·阿里(Sunni'Ali)统治下的桑海国的出现,给了图阿列格人以致命的一击.
图阿列格人的军事活动和桑海的霸权的主要结果,对马里的经济生活造成一种窒息.
同时,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大西洋贸易发展了起来,于是马里帝国的西部诸省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从15世纪起,马里同葡萄牙建立了外交关系,二者之间的商业联系也密切起来.
富拉尼人的崛起给了马里帝国又一重创.
自13世纪以来,富拉尼人先是向南侵入富塔托罗(FutaToro),然后进抵马西纳(Macina)和富塔贾隆(FutaJallon).
他们始则为当地酋长的附庸,终则对土著居民确立统治并建立起强大的国家.
在邓哲拉(Tengella)的领导下,富塔托罗的富拉尼人国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在邓哲拉及其子考利(Koly)的领导下,戴尼安克富拉尼人(theDeniankeFulani)侵占了整个塞内冈比亚,同马里帝国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在1481—1514年间的某个时候,戴尼安克富拉尼人同马里军队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前者大获全胜,考利不仅征服了富塔,而且被这个地区的富饶所吸引,在那里定居下来.
马里与西部诸省的交通线向北朝着冈比亚和卡萨芒斯的方向后退.
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早期,联系马里东部和西部的通道变窄了.
受马里皇帝派遣的曼丁哥商人将黄金卖到苏图科(Sutuko)市场,不再是安全的了.
他们不得不迂回前往,以至于需花费6个月的日程.
而考利和他父亲的军队通过加强在所有富拉尼人聚居地区的势力而迅速膨胀起来,在邦杜(Bundu)大获全胜.
渡过冈比亚河之后,父子二人分别行动:邓哲拉率部朝着迪亚拉王国挺进,而考利则征服了富塔托罗.
可是邓哲拉出师不利,他约于1512年被桑海军队击败并被杀死.
考利定都于阿尼亚姆—戈多(Anyam-Godo),从那里对卓洛夫帝国多次地发动进攻,征服了一些地方.
富塔托罗的富拉尼人对卓洛夫的霸权一直持续到18世纪前半期.
于是,马里就逐渐地失去了它的西部领地.
尽管如此,直到16世纪末,马里仍然能够比较有效地从冈比亚河到卡萨芒斯这一带行使权力.
对于马里帝国的衰落和解体来说,葡萄牙人的到来更带根本意义.
葡萄牙人在沿海地带站稳脚跟以后,其国王约翰二世(JohnⅡ)在1481—1495年分别向富塔的国王、廷巴克图的科伊(Koi)和马里皇帝那里派去了大使.
派往马里的大使则有2个,第一个大使沿冈比亚河向上走,第二个则从埃尔米纳堡(FortElMina)出发.
接待他们的马里皇帝是曼萨·穆罕默德二世(MahmudⅡ),他是曼萨·乌勒(MansaUle)之子.
当时尽管马里已同戴尼安克富拉尼人发生战争,但它仍是十分强大的.
1534年,曼萨·穆罕默德三世(MahmudⅢ)接待了约奥·德·巴罗斯(JoaodeBarros)派去的一个使团.
巴罗斯当时代表葡萄牙国王驻守在埃尔米纳堡.
使团同马里君主就有关冈比亚河贸易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了谈判.
但是,葡萄牙人已经开始插手沿海地区非洲人的内部冲突.
他们派往马里帝国首都的使团的真正用意只是对这个国家的内部情况收集情报而已.
到17世纪早期,在冈比亚这个原是马里帝国的一个重要行省的地盘上,分割成了萨鲁姆(Salum)、乌利(Wuli)和康托尔(Cantor)三个王国.
1599年,马里皇帝曼萨·穆罕默德四世(MahmudⅣ)试图趁摩洛哥军队占领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而造成的混乱局势,重振昔日雄风.
由于得到班巴拉人和富拉尼人多数地方酋长的支持,他推进到了杰内.
可是他被一名部将出卖了.
他在挽回败局之前竭力重新控制西非的那些商业都市.
然而这些城市一个接一个摆脱了马里的统治.
随着马里帝国的解体,在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兴起了5个小王国.
班巴拉人也趁马里崩溃之机崛起.
17世纪上半叶马里帝国从西苏丹政治生活中消失.
四、桑海国的兴衰桑海人的故乡在登迪(Dendi),这个地方位于今贝宁、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三国交界处.
桑海人的一个重要部落索尔科(Sorko)人以渔为业,他们溯尼日尔河北上,在蒂拉贝里站稳脚跟,在那里与以狩猎为生的果伍人和以务农为生的铎人结盟,共同形成了桑海人的核心成分.
索尔科人继续朝尼日尔河曲挺进.
在昂松戈湍流一带,他们确立了对务农的加比比人的统治,建立了移民点库基亚.
在库基亚(Kukya),桑海人同图阿列格人发生了接触,通过他们而加入了尼日尔河中游黑人各族与北非居民之间的贸易体系.
随着库基亚发展成一个商业繁盛的城市,桑海人中产生了专门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阶层,同时他们的社会开始分裂为互相对立的阶级.
至此,桑海人国家的产生已经是势所必然的了.
据传,约于公元670年,以迪亚·厄尔·也门(或叫作扎·厄尔·阿里亚门)为首的三个柏柏尔人,为逃避阿拉伯人的奴役,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动身,越过撒哈拉沙漠来到库基亚.
当他们发现索尔科人向尼日尔河中的鱼神献祭时大肆勒索加比比人,迪亚·厄尔·也门便以非凡的法力杀死了鱼神,从而使加比比人摆脱了索尔科的统治.
加比比人遂于690年拥立他为国王.
这样,迪亚·厄尔·也门就成了桑海王国的创始人.
然而,索尔科人不愿臣服于他,便溯尼日尔河北上,先后建立了加奥、班巴等城市,并一直向西推进到廷巴克图以南的湖区莫普提.
迪亚·厄尔·也门建立的王朝,被后人叫作迪亚王朝或扎王朝(DiaorZadynasty).
在最初的200年里,王国的疆域狭小,仅限于以库基亚为中心的一片地方.
而在这期间,索尔科人营建的加奥城,作为撒哈拉商道的另一个终点站,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于是,沿着尼日尔河左岸扩张势力的库基亚的国王,约于890年夺取了加奥城.
从这时起,由于桑海王国统治着巨大的商业中心库基亚和南北交通的要冲加奥城,它就能够独占性地支配着从尼日尔河向北和向东去的撒哈拉商道了.
约于1009或1010年,迪亚王朝第十五代国王迪亚·科索伊(DiaKossoi),把首都迁到了加奥,但嗣后国王的登基仪式仍在库基亚举行.
就在这一年,①迪亚·科索伊经过与加奥的穆斯林商人进行辩论,终于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桑海王国历史上第一个穆斯林君主.
这时,桑海王国已是囊括尼日尔河曲东侧的一个相当强大的王国了.
迁都以后,又有17个桑海君主在位.
在这期间,加纳王国灭亡了,在桑海王国以西广袤的热带草原上兴起了一个强盛的帝国——马里.
13世纪,马里的锐意扩张使桑海失去了其北部省份和它对沙漠商道的控制.
1325年,马里军队攻占了加奥,灭掉了桑海王国.
至此,迪亚或扎王朝共传了32代君主.
桑海王国灭亡后,马里皇帝曼萨·穆萨在麦加朝圣归途中,曾驻跸于加奥.
他把桑海末代国王迪亚·阿西巴伊的两个儿子阿里·科伦('AliKolon)和苏莱曼·纳尔(SulaymanNar)带回尼阿尼作为人质.
这两个桑海王子于①有的学者推算为1019年.
见S.
M.
Cissoko,'TheSonghayfromthe12thtothe16thCentury',inD.
T.
Nianeed.
,GeneralHistoryofAfrica.
Ⅳ,P.
188.
1335年成功地逃回加奥,重建了桑海王国.
第一代君主是阿里·科伦,他改王号为索尼(Sunni或Sonni),意思是"继任首脑".
苏莱曼·纳尔继他之后为王.
在他们之后的18代君主,都沿用了"索尼"这一称号,所以这一时期的桑海王国被称作"索尼王朝"或"契王朝"(SunniorShidynasty).
1400年,索尼·马多果(或叫作索尼·马达乌SunniMadawu)使桑海最终摆脱了马里的宗主权.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桑海国开始了由王国向帝国的转变.
索尼·马多果曾奔袭马里首都尼阿尼,从那里带回24个属于马里皇帝的奴隶部落.
他的继任者索尼·苏莱曼·达阿马(SunniSulaymanDaama)侵入并摧毁了马里索宁凯省的中心尼马(Nema),从那里掳获了大批战利品.
1462年,第十九代君主阿里·贝尔(AliBer)即位,称索尼·阿里(Sunni'Ali)或阿里大帝(AlitheGreat).
他是桑海帝国的真正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阿里·贝尔的父亲是索尼·苏莱曼·达阿马,母亲来自登迪地区的法腊(Fara).
当时桑海人还保留着母系制遗风,孩子出生后要舅舅来抚养成人.
因此,阿里·贝尔不是在宫廷中而是在偏远荒僻的法腊长大的.
桑海人的传统宗教和文化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尽管他也接受了伊斯兰教育,但他始终对伊斯兰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阿里·贝尔于1464年登上王位.
他雄心勃勃,一生致力于扩大桑海国的版图.
他以尼日尔河水路为基础,调兵遣将,在河曲地带纵横驰骋.
他骁勇异常,意志坚强,在战场上勇猛冲锋,在谈判中机智刁钻,同时很懂得利用对手内部的矛盾,坐收渔人之利.
所以凡是被他选定要进攻的目标,总能旗开得胜.
他精心筹划的一次又一次远征,几乎没有发生过损兵折将、劳师无功的情况.
他差不多朝着所有的方向开拓疆上.
1469年1月,他率军夺取了廷巴克图,并下令杀害了桑科尔清真寺的一大批穆斯林学者,理由是"他们同情图阿列格人及其庇荫者".
这一暴行在穆斯林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攻占廷巴克图以后,他又向西北部和北部的"摩尔人沙漠"、东北部的阿扎瓦特沙漠进军.
为了夺取瓦拉塔,他着手实施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从廷巴克图以西的法圭比内湖畔的腊斯马到瓦拉塔,挖一条长约280公里的运河①.
阿里·贝尔一面设法对付北方的图阿列格人,一面挥师南进,以400条战船把杰内城团团围住.
经过6个月(《探索者史》说是7年7个月零7天)卓有成效的封锁,杰内的统治者被迫献城投降.
杰内是通往沃尔特河盆地和南方森林地带的商道的枢纽,是进行黄金和柯拉果贸易的一个重要市场.
因此,夺取了杰内也就使形成中的桑海帝国增加了新的财源.
杰内和麦马的西南是马西纳(Macina)地区,那里是约于1400年迁入的富尔贝人的牧场.
马西纳的富尔贝人的酋长继续效忠于马里皇帝.
阿里·贝尔由杰内向马西纳挺进,以残酷的手段对付富尔贝人.
据《探索者史》记载,富尔贝人桑加雷支族有幸生存下来的人,"加在一起在一棵树的荫凉里都站得下.
"接着,桑海军队由马西纳西进,袭击了马里帝国的卡拉省.
至此,阿里·贝尔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德博湖周围和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这一重要产粮区,控制住了库基亚、加奥、廷巴克图和杰内这一商业中心地带.
在尼日尔河曲内侧,从1465年到1484年,阿里·贝尔曾四次向洪博里(Hombori)和班迪亚加腊(Bandiagara)山区进军,臣服了那里的多贡人①这条运河只挖了15公里长,因沃尔特河流域的莫西人突然入侵而停工.
(Dogon)和通博人(Tombo).
不过,桑海人向南方扩张,遇到了莫西人(Mossi)王国雅膝加(Yatenga)的顽强抵抗.
雅膝加国王纳巴·纳赛雷于1477年率兵奔袭瓦拉塔,遭到了阿里·贝尔的猛烈狙击,被迫撤退.
桑海军队穷追不舍,最终把雅滕加势力从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地区排除了出去.
然而,在阿里·贝尔在位期间,虽然对沃尔特流域的莫西人多次用兵,却没有能够使他们臣服.
此外,阿里·贝尔还派兵远征今贝宁、尼日尔、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四国毗连地区的古尔马人(Gurma)、豪萨人和巴里巴人,以开拓桑海帝国的东南边疆.
总之,索尼·阿里·贝尔在位28年,总是骑着战马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场,以高度机动的武装力量战斗于帝国的四面八方.
他居无常所,虽然在尼日尔河畔的库基亚、加奥、卡巴拉(Kabara)和迪尔马(Dirma)等地兴建了王宫,但他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久呆过.
他的雄才大略和精明强干,是桑海建国以来任何一个君主都望尘莫及的.
1492年10月23日,索尼·阿里·贝尔在打仗回来的路上,出乎意外地淹死在德博湖东南一条名叫科尼(Kony)的小河里①.
这时,桑海已经成为东南从登迪和克比起、西南到杰内对面的锡比里杜古,囊括整个尼日尔河曲的新月形帝国.
阿里·贝尔死后,其子巴卡里·达乌继任为索尼王朝第二十八代君主,称索尼·巴阿雷(SunniBaare).
这时,城市里的穆斯林上层和坚持传统信仰的桑海旧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巴阿雷不懂得通权达变,固守桑海传统宗教,甚至于1493年1月21日表示拒绝信仰伊斯兰教.
结果,内战爆发了.
由洪博里—洛伊(Hombori-Loi)②穆罕默德(Muhammad)和他的弟弟奥马尔·贡迪亚格霍('UmarKomdiagho)领导的一个反对巴阿雷的伊斯兰教派,于1493年4月12日在加奥附近的安法奥(Anfao)打败了索尼·巴阿雷.
巴阿雷率残部向南逃到蒂拉贝里附近的阿约鲁,在那里维持着一个小朝廷,直到1500年左右.
穆罕默德夺取了国家最高权力,改王号为阿斯基亚(Askiya),建立了阿斯基亚王朝.
传说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生于尼亚美附近的内尼岛,其母是索尼·阿里·贝尔的姐姐.
穆罕默德虽然目不识丁,但却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常因宗教问题与舅舅索尼·阿里·贝尔发生口角.
攫取国家权力后,他被称作阿斯基亚大帝,意思是"始皇帝"或"太祖皇帝".
阿斯基亚·穆罕默德·锡拉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
他继承索尼·阿里·贝尔开创的帝业,励精图治,使桑海国进入鼎盛时期.
阿斯基亚大帝把权力的重心从桑海旧贵族盘踞的帝国东南部转移到穆斯林新贵族聚集的西北部.
加奥仍是首都;然而最重要和最繁荣的城市是廷巴克图,它俨然成了第二首都.
随着这一变化,阿斯基亚大帝竭力推行伊斯兰教,欲借宗教的力量来维持其统治.
为此,他于1496年10月至1498年8月在500名骑兵和1000名步兵的护卫下,带着30万枚金币,到麦加朝觐.
这次朝觐使他获得了"台克鲁尔的哈里发"的头衔,因而成为西非穆斯林公认的首领.
在途经开罗时,他拜访了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厄尔—苏玉梯(thegrandmasterofal-Azhar,al-Suyuti),后者给他提出了有关政府问题的①据考证,就是今天的科纳河.
②洛伊(Loi),桑海语,相当于马林凯语中的法润(farin)或法尔马(farma),意即总督.
建议.
另外,麦加的谢里夫(Sharif)由于阿斯基亚大帝的这次朝觐而向桑海帝国派出了一名大使,这位大使名叫厄尔—萨柯里(al-Sakli).
因而,阿斯基亚回国之后他的权威在穆斯林当中就有了不可置疑的合法性.
阿斯基亚大帝在桑海帝国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于是索尼·阿里·贝尔在位时逃亡他乡的穆斯林学者又回到了廷巴克图,王室和贵族子弟涌入那里的桑科尔清真寺受教育,公主们热衷于同富有的穆斯林商人联姻,帝国和桑哈扎人、图阿列格人等游牧的柏柏尔各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出现了更加繁荣的局面.
阿斯基亚大帝在他的兄弟奥马尔·贡迪亚格霍辅佐下,继续向外扩张.
1512年他征服了马西纳和扎拉(Zara,即迪亚拉).
他成了撒哈拉和塔加扎盐矿的主宰者并攫取了阿加德兹(Agades)和豪萨城邦卡齐纳(Katsina)、卡诺(Kano).
不过他在南方对巴里巴人(Bariba)、莫西人和多贡人的进攻是劳师无功的.
通过一系列征服活动,他巩固了桑海帝国并把它扩展到从登迪到桑古(Segu)以南的锡比里杜古(Sibiridugu),从塔加扎到雅滕加的边境.
阿斯基亚大帝沿袭索尼·阿里·贝尔的传统来组织他的帝国.
他委任奥马尔·贡迪亚格霍为库尔米纳总督(Kurminafari);他设置了新的行省,以忠于他本人的人去取代索尼·阿里·贝尔的官员,并对所有的穆斯林城市委任了卡迪(Kadis).
他重新组织了朝廷和枢密院(theimperialcouncil),确定了席次和各自应负的职责.
他给在朝廷上供职的乌拉玛('ulama)和卡迪制定了规范.
阿斯基亚大帝鼓励贸易,从而使帝国空前地繁荣起来.
他大力引进精确的衡器并对之进行检视,并派出大批市场巡视员以保障买卖公平.
传说,他在卡巴拉—廷巴克图地区挖了一条运河以利灌溉.
他将战争中掳掠来的大批奴隶安置下来,让他们务农,并减轻农产品税收,以此来鼓励农业生产.
他尊重学者,发展文化,擢用才智之士.
阿斯基亚大帝即位时年已50,他在位35年.
到1520年左右,当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时,由于年事己高,双目失明,加之奥马尔·贡迪亚格霍已经去世,争夺最高权力的阴谋诡计开始在宫廷中滋生蔓延.
1526年,他接受他的弟弟雅雅(此人接替奥马尔·贡迪亚格霍任库尔米纳总督)的建议,委任王子巴拉(Bara)为廷巴克图以南湖区宾加省的省督(受库尔米纳总督辖制).
其他王子要求父亲收回成命,遭到拒绝.
1528年,以长子穆萨为首的诸王子公开反叛,并战败和杀死了奉调进京勤王的雅雅.
8月15日,阿斯基亚大帝被迫宣布退位,穆萨攫取了王位.
阿斯基亚·穆萨(AskiyaMusa,1528—1531在位)统治了2年9个月,在宫廷内讧中被他的兄弟们杀掉.
正当得胜者酝酿推荐一个新的阿斯基亚时,驻守加奥的库尔米纳总督穆罕默德·本坎(MuhammadBenkanKiriai,1531—1537在位)捷足先登,据有了阿斯基亚宝座.
新阿斯基亚不是阿斯基亚大帝的直系后裔,而是奥马尔·贡迪亚格霍的儿子.
1537年4月,在阿斯基亚大帝的参与密谋下,其子伊斯玛仪(Isma'il,1537—1539在位)联络握有重兵的登迪总督(Dendifari)发动兵变,废黜了穆罕默德·本坎.
阿斯基亚大帝正式地向伊斯玛仪移交了权力,并于翌年2月去世.
阿斯基亚·伊斯玛仪随后也于1539年11月病逝.
阿斯基亚大帝的另一个儿子伊夏克被立为新阿斯基亚,史称阿斯基亚·伊夏克一世(AskiyaIshakI,1539—1549在位).
虽然阿斯基亚大帝被废后的20多年里,桑海帝国政局动荡,但社会稳定,经济和文化继续发展.
阿斯基亚·伊夏克一世在位时,桑海军队于1546年占领了马里首都尼阿尼达7天之久.
1549年3月阿斯基亚·伊夏克一世去世,他的兄弟库尔米纳总督达乌德(Dawud,1549—1583在位)和平地获得了权力,成为第六代阿斯基亚.
他在位33年,表现出他的任何一个兄长都望尘莫及的才干,是阿斯基亚大帝之后最有作为的一个君主.
《探索者史》和《苏丹史》说他聪颖过人,足智多谋,善待众人,是文人的朋友.
他任用了一批能干的高级官员,而且他本人经历了他的兄长们在位时种种问题的考验,从而能够有丰富的经验去处理政务和人事关系.
他重振军威,厉行镇压境内各族的反抗,迫使属国继续纳贡;并再一次远征马里,四次攻打莫西王国.
他精通《古兰经》和伊斯兰法,还坚持每天早晨与一个穆斯林学者研讨伊斯兰学问.
他十分重视穆斯林贵族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对他们优渥有加,大加封赏.
编年史中处处可见他赐给他们土地、奴隶、粮食、牛马和衣服的事例.
他敕建图书馆和伊斯兰金库,并为重建廷巴克图星期五大清真寺捐款.
他的这些做法促进了桑海帝国中心地带伊斯兰文化的发展.
正是在他在位期间,廷巴克图作为一个伊斯兰学问中心而闻名遐迩.
阿斯基亚·达乌德去世后,新的一轮王位继承危机爆发了.
达乌德本来打算要长子继承王位.
但当他去世时,长子不在加奥,结果他的另一个儿子厄尔—哈吉(al-Hadj,1583—1586在位)攫取了王位.
1586年12月,厄尔—哈吉被他的兄弟们废掉,达乌德的又一个儿子穆罕默德·巴诺(MuhammadBano)成为第八代阿斯基亚,史称他是"诸王子中最愚蠢的一个".
1588年,库尔米纳总督萨利赫(al-Salih)和西部各省军队总指挥萨杜克(al-Sadduk)联手向加奥进军,要求废黜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巴诺.
可是在进军途中,萨利赫和萨杜克发生火拚,萨利赫被杀死.
萨杜克继续率兵东进.
当他与朝廷派出的军队交战的那一天,巴诺病故,于是萨杜克在穆斯林占优势的西部各省的支持下成为阿斯基亚.
与此同时,桑海族占优势的东部各省则支持加奥的王公贵族将达乌德的又一个儿子伊夏克扶上台.
阿斯基亚·伊夏克二世(AskiyaIshakII)立即率兵与其兄弟萨杜克展开激战.
后者兵败被杀,西部各省所有军政长官都被撤职和监禁,约占桑海军队半数的西部各省将士或死或散.
这场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桑海帝国元气大伤,广大穆斯林对阿斯基亚·伊夏克二世的政权充满了仇恨.
恰在这时,桑海帝国与北非摩洛哥王国的矛盾激化.
在摩洛哥,萨阿德王朝于1554年取代了瓦达西王朝,并于1578年8月开始了穆莱·阿赫默德·阿尔—曼苏尔(MulayAhmmadal-Mansur)的统治时期(1578—1603).
这位摩洛哥素丹定都于摩洛哥南部的马拉喀什,决心向南扩张势力.
1590年1月,他给阿斯基亚·伊夏克二世写了一封信,宣称他有权对进入撒哈拉食盐产地的每头骆驼征收一个密斯卡尔的税;并威胁说,他准备支持逃亡到摩洛哥的阿斯基亚·伊夏克二世的一个兄弟(实际上是桑海宫廷中一个奴隶的儿子)回国登上桑海君主的宝座,伊夏克二世的答复是挑战性的:一封用语粗暴的信和两支铁矛、两副马蹄铁.
1590年10月16日,摩洛哥素丹组成了一支4000人的远征军,其中有1500名摩洛哥人,其余都是来自西班牙、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冒险家和海盗.
远征军中有2000名步兵火枪手、500名骑兵火枪手和1500名执矛骑兵,配备10门火炮和大量火药.
由1万头骆驼和1000匹马为远征军运送装备和给养.
另有1000名工匠和医生随行.
来自西班牙南部、在摩洛哥素丹宫廷中充任宦官的朱德尔帕夏,被派作远征军的司令.
远征军首先进入德腊阿谷地,以逐步适应干燥炎热的沙漠生活.
这一年的12月22日,时值撒哈拉沙漠最凉爽的季节,远征军踏上了征途.
仅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越过了撒哈拉,约有半数人丧生.
1591年2月28日,远征军抵达尼日尔河曲,今班巴市附近的卡拉巴拉(Karabara).
稍事休整,他们就开始向加奥挺进了.
当侵略军闯入国门时,伊夏克二世正在西部的卡拉省同他的政治反对派作战.
直到很晚的时候,他才赶回加奥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迎击摩洛哥远征军的事宜.
1591年3月12日,由1.
25万名骑兵和3万名步兵组成的一支桑海军队,在加奥以北约50公里处的通迪比(Tondibi)村,列阵与摩洛哥侵略军展开了决战.
桑海君主下令把一群牛驱赶到南沿阵地,企图让牛冲向敌阵,使侵略者溃不成军.
可是,当远征军向着桑海军队的阵地猛烈开火时,那些牛因受到惊吓而狂蹦乱跳.
它们不仅没有朝着敌阵奔去,反而掉转头在桑海军队的阵地上凶猛地左踢右撞.
同时,桑海人的弓箭和长矛难以抵御侵略者的火枪火炮,死伤甚众.
侥幸逃脱的人,纷纷泅渡到尼日尔河对岸.
只有担任后卫的一个团的桑海勇士,勇猛战斗,绝不后退,直到战死疆场.
远征军大获全胜,接着就直逼加奥.
伊夏克二世仓皇撤离京城.
上至王公贵族、文臣武将,下至百姓,全都慌不择路地逃走,许多人在泅渡尼日尔河时溺水而死.
侵略军在加奥住了17天,便转而攻取廷巴克图,并在那里驻守下来.
撤到尼日尔河对岸古尔马地区的伊夏克二世无心抗战,而以奉献10万金币和1000名奴隶为条件,要与摩洛哥议和.
朱德尔倾向于同意议和,但被摩洛哥素丹拒绝.
穆莱·阿赫默德·阿尔—曼苏尔于1591年8月撤了朱德尔的职,改派马哈茂德·扎尔昆接替他.
接着,桑海军又与侵略军交战两次,伊夏克二世便被迫撤往登迪.
不久,伊夏克二世被一伙伺机抢劫的人杀害于尼日尔河右岸的比兰加(Biranga).
在桑海军队撤往登迪的途中,骑兵宣布废黜了伊夏克二世,拥立他的兄弟穆罕默德·加奥(MuhammadGao)为阿斯基亚.
然而,新阿斯基亚中了马哈茂德·扎尔昆的圈套,在应邀到侵略军的营寨参加谈判时被杀害.
侵略者扶植阿斯基亚·达乌德的一个儿子在廷巴克图称阿斯基亚,同时达乌德的另一个儿子努赫(Nuh)在东部称阿斯基亚.
努赫率桑海军队撤退到南方热带森林地区,采用游击战术,与尾追而来的摩洛哥军队周旋.
他抗战的中心地点在加亚(Gaya)对岸的加鲁(Garu),而侵略军在尼日尔河W区修筑挺进基地科伦城堡,从那里出发追剿努赫.
经过近两年的较量,桑海军队越战越强,终于在1593年上半年围歼了科伦的摩洛哥军队.
在这之前返回廷巴克图的马哈茂德·扎尔昆,被一名部将驱逐到了洪博里地区,在那里被当地居民杀死.
摩洛哥素丹再度起用朱德尔任远征军司令.
虽然朱德尔于1595年击败了努赫的进攻,可是直到1599年,也不能在东南地区把抗战的桑海军队消灭掉.
就在那一年,朱德尔被素丹召回摩洛哥,努赫的王位也被穆罕默德·索尔科(MuhammadSorko)篡夺了.
桑海帝国彻底崩溃了.
在北部,摩洛哥侵略军控制着从库基亚到杰内这一桑海帝国的中心地带;在东南部,即从库基亚以南到登迪,则被阿斯基亚王朝的残余势力和散兵游勇所掌握;在杰内以西各省,班巴拉人、富尔贝人和图阿列格人纷纷割据自立,虽然摩洛哥侵略者不能控制他们,可是他们也丝毫没有要求恢复桑海帝国的愿望.
朱德尔奉诏回国以后,远征军的将领各自拥兵自重,自成体系.
他们不再听从摩洛哥素丹的号令,也不再把抢掠到手的黄金奉献给他了.
因此,穆莱·阿赫默德·阿尔—曼苏尔于1603年去世后,新素丹便于1618年决定不再向西非增派军队.
滞留于原桑海版图上的摩洛哥军队,变得相当独立.
他们与当地黑人妇女通婚,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混血民族—阿尔马人.
桑海帝国的崩溃,使黑非洲古代文明的发展遭受到很大挫折.
西非历史上最后一个广袤、强盛的大国销声匿迹了.
继之而来的是四分五裂、政治动乱、灾疫流行.
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商业衰退,各主要城市因丧失了它们在撒哈拉贸易中的作用而急剧衰落,廷巴克图不再是一个伊斯兰学术中心.
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城乡人口锐减.
正如《探索者史》所说,从摩洛哥入侵开始,"一切都起了变化.
危险代替了安全,贫穷取代了富裕,动乱、灾难和暴行取代了宁静.
"下面,我们对桑海帝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分别做一介绍:经济地处西非萨赫勒地带中部的桑海帝国,由于受益于穿越撒哈拉的贸易,经济上是十分繁荣的.
尼日尔河从西到东穿过帝国的中心地带,一方面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另一方面肥沃的尼日尔河谷地为农耕提供了自然基础.
桑海帝国的经济有两个部门:传统的农村经济和城市商业经济.
据《探索者史》和《苏丹史》记载,尼日尔河谷地人口稠密,乡村居民或从事农耕,或从事渔业,或从事畜牧.
王公贵族和大城市里的穆斯林权贵们的采邑是由奴隶耕种的,奴隶们聚居为村落.
阿斯基亚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大土地拥有者(landowner),他的田地分散在整个谷地,由一群群的奴隶耕种.
奴隶在凡发(fanfa)的监督下劳动,收成以实物地租的形式被征调和运到加奥.
每200名奴隶进行集体耕作的一片田地,每年须生产1000孙努(sounu,1孙努约250公斤)的稻谷,而阿斯基亚则向他们提供种子.
管理皇家谷仓的官职叫卡巴拉—科伊(kabara-koy),他主管的船队将种子运送给奴隶,并将收获的稻谷运进皇家谷仓.
平民拥有的奴隶,与此情况相同.
一批穆斯林权贵(马拉布特、乌拉马)也是大地产的拥有者,"他们的采邑可与中世纪欧洲的教会领地相提并论".
①这些神职人员都住在城市里,有些人甚至住在北非.
农耕者使用的工具是锄(桑海人叫作Kaunu).
索尔科人、铎人和鲍佐人(Bozo)以渔为业,鱼被晒干或熏干,行销于全帝国.
马西纳和巴科胡奴(Bakhunu)所在的萨赫勒边缘地带饲养牛和山羊;马西纳谷地的居民过定居生活,他们饲养食用牛.
谷物、鱼、肉等农产品的上市比例之大,完全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乡村居民以此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如食盐.
瓦拉塔、廷巴克图、杰内、加奥、库基亚等穿越撒哈拉贸易的主要中心,同撒哈拉、北非乃至地中海欧洲保持着频繁的接触.
从尼日尔河谷向北穿越撒哈拉的商道,主要的有五条,一条是廷巴克图—塔加扎—图阿特(Tuat)到塔菲拉勒(Tafilalet)和阿尔及利亚西部;第二条是廷巴克图—瓦拉塔—提席特(Tishit)—瓦达恩(Wadane)到达尔阿(Dar'a)和塔菲拉勒;第①JosephKi-Zerbo,Histoiredel'AfriqueNoire,Paris,1978,P.
148—149.
三条是加奥—塔得迈卡—加特(Ghat)到利比亚和埃及;第四条是加奥—塔得迈卡—加达姆斯(Ghadames)到利比亚和突尼斯海岸;第五条是加奥—豪萨—加涅姆—博尔努到尼罗河谷地.
贸易被掌握在阿拉伯—柏柏尔人以及万加腊人(曼丁哥人)、瓦科雷人(Wakore,即索宁凯人)、莫西人、豪萨人和桑海人手里.
廷巴克图等城市成为会合点,那里的居民从中转贸易中获利颇丰.
有些商人组织良好,在许多城市里设有分支结构,并从物价的波动中牟取利润.
他们在尼日尔河上拥有商船队并用骆驼和牛驮运货物.
当利奥·阿非利加纳(LeoAfricanus)于16世纪初抵达桑海帝国时,看到卡巴拉港(thePortofKabara)各种货物堆积如山①.
交易是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通过货贝(cowries)、黄金、盐、铜等中介物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换的情况也很常见.
在进口的货物中,布匹大多来自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马约尔卡(Majorca)、英格兰、法国等欧洲城市和国家,盐来自塔加扎和伊吉勒(Idjil),武器、马匹、铜、玻璃制品、糖和工艺品来自北非.
这种贸易的驱动力是食盐—黄金交易.
盐块重25—30公斤,通过廷巴克图等城市商人分发到内地.
桑海帝国输出黄金、奴隶、象牙、香料、柯拉果和棉制品.
金砂和天然金块来自班布克(Bambuk)、布雷(Bure)、莫西地区的金矿,特别是来自阿散蒂的比图(BituinAsanti).
桑海帝国的国内贸易是以当地产品的交换为基础的.
在所有的大的人口中心都有市场,在那里农民以自家的产品换取食盐、布匹和来自北方的其它日用杂货.
从尼日尔河中央三角洲或登迪来的谷物被运到廷巴克图、加奥和萨赫勒地带销售,而来自南方的柯拉果和黄金则向北集聚到穿越撒哈拉贸易的商道的始点.
杰内对整个西非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货物集散地.
总起来看,虽然桑海帝国的中心地带商业繁荣,但这种繁荣是以外贸为驱动力,而不是建立在当地产品的市场经济化的基础上的.
商业停留在易货贸易的阶段,铸币和纸币都还没有产生.
财富的个人和社会积累仅限于以实物的形式进行,而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这种积累的规模是有限的.
政治和行政组织桑海帝国的政治和行政组织渊源流长.
权威的强等级制、系统的中央集权制和绝对君主制在桑海帝国发展了起来,从而使桑海帝国的政治和行政体制有别于加纳和马里.
加纳和马里帝国的国家结构,是一种王国联邦制(afederationofKingdoms).
桑海帝国的君主制是以伊斯兰教的和习惯的价值为基础的.
一方面,按照桑海和西苏丹的古老习惯,国王是子民之父,握有半神秘的权力,被认为是国家繁荣兴旺的源泉.
另一方面,根据伊斯兰传统,自11世纪以来就成为穆斯林的加奥的国王们,是依据《古兰经》的训诫实行治理的.
这两种传统被结合在一起,并且随着君主的变换而有所侧重:在阿斯基亚·穆罕斯德和阿斯基亚·达乌德时期注重于伊斯兰传统,而在索尼·阿里·贝尔和其他阿斯基亚们在位时期则更多地倾向于桑海固有的传统.
住在加奥的皇帝被一个庞大的宫廷集团环绕着,其中包括他的家庭成员、高官显宦和属于盖赛莱与马宝(GuesereandMabo)这个等级的格里奥.
他坐在一个隆起的平台之上,周围站着700名宦官.
属于万杜(Wandu)这个等级的格里奥充任传令官.
数目庞大的仆从——他们往往是奴隶,在宫廷总监(huhokoroikoi)的指导下负责各种宫内事务.
御衣橱主管负责皇帝的①LeoAfricanus(1550),'Descriptiondel'Afrique',Frenchtransl.
A.
Epaulard,Paris,1956,Vol.
2,P.
467.
穿戴.
当君主死亡时,由其最年长的兄弟继承皇位.
实际上,皇位继承是由参与竞争者的力量的强弱决定的,这就是周期性政治危机的原因所在.
新阿斯基亚的即位,由苏纳(sunna)宣布,加冕礼在库基亚举行.
典礼仪式包括新阿斯基亚接受一方国玺、一把剑和一本《古兰经》作为继承权力的标志;同时还有承自索尼王朝的权力的传统标志,即鼓和圣火(dintouri).
政府由阿斯基亚任命的大臣和顾问组成,这些人的位置是根据其职能而定级别的,阿斯基亚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
当阿斯基亚任命臣子担任官职时,要在星期五的例行朝会上,宣布这个官职的席次,并授与他品级相当的衣服、帽子、首饰和一定数目的鼓.
中央政府的官员组成皇家枢密院(theimperialcouncil),帝国的所有问题都在枢密院里得到讨论.
秘书长(achancellor-secretary)做会议记录并负责处理皇帝的文书,以及起草和执行其诏令.
其他官员分别主管各个行政部门,但是并不存在严格的职能专门化.
根据《探索者史》和《苏丹史》,我们知道主要有这样一些官职:希·科伊(hikoi)是"水上主管"或船队指挥,这个官职是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官职之一,因为从桑海人的起源来说,在尼日尔河上的水上生活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希·科伊是最高等级的廷臣之一,他控制着各个行省的省督.
法里·芒曹(farimondzo)是农业主管,这个官职极有可能与分散于整个帝国的众多皇家采邑的管理和每年收益的运进有关.
这个十分重要的官职通常是由与皇帝血缘关系最近的王公担任的.
类似官职还有哈里·法尔马(harifarma)(河流与湖泊专员)、萨奥·法尔马(saofarma)(森林专员)和瓦耐·法尔马(waneifarma)(负责财产管理).
中央政府中的其它重要官职还有:诺·科伊(nokoi),渔业大臣;科赖·法里马(koreyfarima),主管白人事务;卡里萨·法尔马(kalissafarma),财政大臣,负责管理国库(皇帝的实物形式与货币形式的收入都被集中于加奥)和皇帝的开支;巴那·法尔马,负责官员们的薪水;多伊·法尔马,负责购物;巴拉马(balama),在较早的时候是军队司令,16世纪时其重要性减弱,仅是驻守于卡巴拉—廷巴克图地区的军队的长官并且受库尔米纳·科伊的辖制.
桑海帝国对辖土采取两种政府体制:实行第一种政府体制的辖土是那些被征服的行省,由阿斯基亚委任的长官治理,阿斯基亚随时可撤去他们的职务.
这些行政长官形成一个等级,负责所有方面的治理,但司法除外;司法权由皇帝委派的卡迪(kadī)来行使.
这些行政长官的头衔是法里(fari)、法尔马(farma)或法尔巴(farba),都是从曼丁哥的法润(farin)一词派生出来的,意思是总督(governor).
科伊(koi)是一个桑海语词汇,意思是长官(chief),其重要性在行省的行政体制中比总督低.
芒曹(mondzo)一词只用来指称个别地方的行政长官,如廷巴克图·芒曹.
桑海帝国被划分成两个行政大区:西部的库尔米纳(Kurmina)和东南部的登迪.
库尔米纳总督差不多都是由皇帝血亲和簪缨王公来担任.
该总督驻守于登迪尔马(Tendirma),地位仅次于皇帝,负责廷巴克图以西诸行省的政务,但是行省省督是由阿斯基亚任命的,并且对阿斯基亚负责.
到16世纪末,库尔米纳的军权使他能够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所有的西部诸省,事实上成了这些行省的首脑.
他指挥着一支约4000人的精锐之师,因此能够与皇权相抗衡.
登迪总督统辖帝国东南诸行省,他在国家里的位置仅次于库尔米纳总督而居第三.
占据这个位置的往往是宫廷中的一个重要的廷臣,他享有与阿斯基亚坦率直言的权利.
他负责保卫帝国的东南边境.
他管辖下的那些行省的省督也须由阿斯基亚本人任命.
两大行政区之下的省督有巴拉·科伊(BaraKoi,他对皇帝之命有否决权,虽然他并不一定行使这一权利)、迪尔马·科伊(DirmaKoi)、洪博里·科伊(HomboriKoi)、阿拉宾达·法尔马(ArabindaFarma)、本加·法尔马(BengaFarma)、卡拉·沙(KalaSha)和巴格纳·法尔马(BaghenaFarma).
廷巴克图、杰内、塔加扎、瓦拉塔等贸易城市在其长官科伊或芒曹的治理下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这些城市的商业、手工业活动和人口规模要求有很多的行政官员去管理.
在廷巴克图,除了负责司法的卡迪和廷巴克图·科伊外,还有一大批文职官员,如负责市场和城市治安的阿萨拉·芒曹(asaramondzo)、衡器监察官、市场监察官、卡巴拉港海关官员、各种行会的主管、各民族社区的长官,所有这些人组成了这个大城市里一个有效率的行政系统的核心.
实行第二种政府体制的辖土是那些臣服或附属地区.
这种政府体制是间接统治.
这些地区的长官是按照当地习俗设置的,只须得到阿斯基亚的同意即可.
地方头人与皇权之间的争议常常导致叛乱的发生.
阿斯基亚对这些地方实行干涉并将自己看中的人强加于当地.
阿斯基亚·厄尔—哈吉废黜了马西纳的丰多科(fondoko,即长官)布布·马里亚马(BubuMariama),并将他流放到加奥,即是一例.
阿斯基亚王朝在豪萨城邦卡诺和卡齐纳、阿加德兹王国、图阿列格人凯尔·昂塔萨尔联盟(KelAntassarfed-eration)以及来自廷巴克图—瓦拉塔地区、具有桑哈扎人血统的图阿列格人"马格杀润"(Magsharen)联盟,实行的都是间接统治.
马里后来也沦为桑海帝国的一个藩邦,但是桑海对马里的统治从来不是连续的.
位于桑海和马里两国边境之间的锡比里杜古(Sibiridugu),也是桑海的属地.
所有这些属地的统治者都按时向桑海帝国纳贡、战时提供兵员,并通过访问、礼品馈赠和联姻来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
通过上述各种行政体制,桑海帝国得以把西苏丹的尼日尔河地区各族人民组织起来,"颇耳人的伊麻目(Imam),台克鲁尔和桑海的武将,柏柏尔人和马里的文人,索宁凯人的伊斯兰法官,杰尔马人(Djerma)和豪萨人的臣仆,大家都在效忠桑海皇帝和承认德行与才能的基础上携手合作.
"①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创建了一支职业军队,从而改进了士兵的质量.
桑海军队被划分成若干个兵团,其中一个充当皇家卫队,另一些则被部署在各个行省,军士执长矛、浸了毒液的标枪和马刀.
一些军团的士兵装备着锁子甲胸衣和黄铜制的尖顶头盔.
由于战马价格昂贵(在16世纪时每匹马值10名战俘),所以只有精锐之师才骑马.
步兵是军队的基本构成部分,其成员来自社会的各个等级,其中包括很多奴隶、较低等级的贵族和自由人.
贵族的职业是政治和战争,较高等级的贵族构成骑兵的基础.
尼日尔河上的渔民,其中大多是索尔科人,组成桑海军队的一支常备水师,他们约拥有2000艘独木舟.
桑海军队到底有多大的规模,我们无从知晓.
阿斯基亚大帝的改革和阿斯基亚·穆罕默德·本坎的改革,将加奥的正规军增加到了大约4000人,其中包括300名近卫军.
多数士兵是阿斯基亚的奴隶,他们被允许结婚,甚至可以娶阿斯基亚的女儿为妻.
桑海军队的全部兵员在1591年通迪比战役时约有3万名步兵和1万名骑兵.
桑海帝国的财政收入来自君主个人资产的收益,以及从穷人那里征集来的什一税(zakat),征自农业收成、牧民和渔民的实物税,再加上关税和商业税,特别是从大城市商人那里征收来的各种名目的税.
阿斯基亚的个人收入的很大比例被用来维持宫廷开支和供养正规军.
他们也将收入的一部分用来修建清真寺或者馈赠给伊斯兰高级神职人员(如大马拉布特)和伊斯兰学问家.
司法是皇帝的特权.
阿斯基亚作为穆斯林的埃米尔(amir)和子民之父,有权对各种案件实行裁决.
在桑海帝国境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司法制度,即伊斯兰法和习惯法.
前者实行于穆斯林社区里.
它是以在西苏丹的大学(即大清真寺)里教授的马立克法(theMalikitelaw)为基础的.
卡迪(Kadī)是由活着的皇帝指定的最高法官.
对于充任这个位置的人,阿斯基亚并不能任意指定,而要受传统的制约.
在廷巴克图,占据卡迪这一位置的人在整个16世纪都出自望族马赫穆德·本·奥马尔·厄尔—阿基特(Mahmudben'Umaral—Akit)一家,该家族还派人充任桑科尔清真寺(theSankoremosque)的伊麻目.
许多城市的卡迪都变成了世袭制.
卡迪之下有诸如宫廷秘书、书记员和公证人等助手.
对犯法者的惩治由阿萨拉·芒曹——代表皇权的一名官员来执行.
卡迪审理各种案件,包括刑事的和商务的,对于他的判决不得上诉.
另外,像奴隶的解放、遗产的分割、私人文件的有效性这一类的案子,他也有权依据民法条款做出判决.
卡迪是廷巴克图城的真正的首脑.
他的权力越出了严格的司法领域.
习惯法在整个帝国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占统治地位,即使在大的穆斯林城市里,人们处理家族内部的争议或通过其所属族群的酋长来解决争议的依据也都是他们各自的习惯法.
在加奥,皇家枢密院在国家事务方面作为政治法庭对一些重大案件做出审理和宣判,此类案件一般涉及到叛乱者、王公及其追随者.
阿斯基亚·伊夏克二世曾建立了一个特别法庭,对不道德行为进行审判,特别是对奸夫的审判.
社会生活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桑海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亲属纽带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规范所有社会机制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因素是家族.
氏族(clan)是若干个家族(family)的集合体.
最古老的氏族,如图雷(Ture)、锡拉(Sylla)、通卡拉(Tunkara)、西塞(Cisse)、贾克希特(Jakhite)、德拉姆(Drame)、贾瓦拉(Jawara),都具有索宁凯人渊源;只有很少的氏族,如马伊加(Maiga)具有桑海人渊源.
可以看出,桑海人的构成的历史渊源不是单一的,而是索宁凯人、柏柏尔人、曼丁哥人、戈比尔人(Gobir)和豪萨人混合的产物.
在《探索者史》和《苏丹史》里没有提到民族组织(ethnicor-ganization)的形成,除了在给奴隶或者与地域或种姓化的贸易组织命名时提及民族名称以外.
桑海社会的最基本的特色是被划分成等级:该社会划分成贵族、自由人、行会成员和奴隶.
这一特色在整个西苏丹都具有普遍性,但是在桑海社会里更加引人注目.
人数众多的奴隶被用来从事家务和农业劳动,并担当从属性的政治和军事角色.
除了在尼日尔河谷地分布着一些拥有大的市场的城镇外,桑海人和帝国的其他民族都生活在乡村,都以务农为生.
15—16世纪的农民都住在圆形茅屋里,并聚居为村落,其基本状况与今天没有多大差异,其基本结构并未被技术革命和其它任何类型的革命所摧毁.
桑海帝国时期尼日尔河谷地的乡村人口是稠密的,尤其在杰内地区是这样.
在城镇里,手工业者有自己的行会,如铁匠、木匠和陶工组成的行会;但是他们的工作是季节性的,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尚须靠种地为生.
尼日尔河上的渔民,到了雨季也要去种地.
正像利奥·阿非利加纳目睹的情况那样,乡村居民的生活条件是可怜的①,但是存在着普遍的安全感,饥荒倒不常见.
主人从奴隶那里收取的地租一向都不是竭泽而渔.
农民尚有多余的农产品拿到当地市场上去出售,以换取盐和衣服.
在精神生活方面,伊斯兰教尚未在乡村扎根.
农民仍保留着他们当地的传统价值观;而且在登迪和南部的大部分乡村地区,人们尽管在表面上皈依了伊斯兰教,却仍保留着传统的崇拜.
在整个西苏丹和萨赫勒地带,随着商业的大扩展城市文明也发展起来.
在15—16世纪,在这一地带繁荣起来的城市有瓦拉塔、杰内、泰嫩库(Tenenku)、登迪尔马、廷巴克图、班巴(Bamba)、加奥、阿加德兹、卡齐纳和卡诺.
这些城市一般来说都是开放的和不设城墙的.
市场设在城内,郊区则是圆顶草屋.
城市中心的房屋有一层的,也有两层的,按照苏丹风格以石料建成.
最大的三个城市是廷巴克图、杰内和加奥.
廷巴克图在16世纪达到鼎盛,在阿斯基亚·达乌德在位时该城的居民有8万之众.
①杰内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与廷巴克图有着密切的联系,约住着3—4万人,有一座美丽的清真寺,堪称苏丹艺术的瑰宝;同时杰内又是南部的大市场,因为它地处萨瓦纳和森林地带的衔接点上.
加奥作为政治首都,居民接近10万人②.
它面向豪萨世界、登迪、利比亚和埃及.
在所有这些城市里,桑海人都起着统治核心的作用,桑海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普及.
但是,柏柏尔—阿拉伯人、莫西人、豪萨人、索宁凯人、曼丁哥人、富拉尼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在这些城市里也占很大比例.
城市社会盛行苏丹模式的等级制,不过等级差异在这里是按照经济(特别是职业)界限划分的.
城市社会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商人、手工业者和宗教团体,所有这些成分都直接或间接地靠商业来维持生计.
商人大多是外国人.
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是居民中一个活跃而充满生气的阶层,他们彼此结成行会,各个行会都有自己的规章和习俗.
知识分子、马拉布特和大学生是有教养的人,他们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
在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之间有一条断层线,前者与后者迥然不同,而且前者从来没有能够向后者扩展.
城市社会的统治阶级(governingranks)一般是由外国人组成,因为城市生活的基础是伊斯兰教和商业价值,并且在整体上与当地传统社会相脱离和相对立.
15—16世纪,在西苏丹和萨赫勒地带崛起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知识①LeoAfricanus,loc.
cit.
,Vol.
2,P.
472.
①这是S.
M.
Cissoko(塞内加尔的西非中世纪史专家)的估计数字.
他认为这个数字比R.
Mauny估计的2.
5万人这个数字更接近事实.
他说,在16世纪时,廷巴克图城的人口十分稠密,居住空间高度集中,城内两层楼房很普通.
(见S.
M.
Cissoko,'TheSonghayfromthe12thtothe16thcentury',inGeneralHistoryofAfrica.
IV,P.
206.
).
②这个数字是根据该城在16世纪末时做的第一次调查资料推算出来的,因为这项调查告诉我们,该城有7626所房屋,尚不包括郊区的草屋在内.
分子,而这个阶层的基础的和核心的部分则生活在桑海帝国的城市里.
在14—15世纪,西苏丹的精英分子是在非斯的卡拉维因大学(theUniversityofDjami'al-KarawiyyininFez)和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theUniversityofal-AzharinCairo)培养出来的.
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形成一个文人阶层.
而普遍的安全和繁荣,又吸引着学者们从整个西苏丹和萨赫勒地带以及北非和埃及来到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的城市居住.
在16世纪,这些城市形成了一些研究和教授伊斯兰学问的中心,当代非洲史学者常称之为大学.
最著名的大学是廷巴克图的桑科尔清真寺(themosqueofSankore)和星期五清真寺.
这些大学并不像埃及和摩洛哥的那些大学一样是一种组织机构,而只是一批闲云野鹤式的学者聚集在那里探讨伊斯兰学问.
同时,这个时期还有约180所古兰经学校,数千名来自西苏丹和萨赫勒地带各个角落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住在那里.
教师大多不收费,但他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通过学生日夜劳作和全部奉献来维持.
教学分两级进行:初级古兰经学校,以阅读和背诵《古兰经》为基础;较高一级的古兰经学校,在那里学生开始按科目学习.
在大学里,则教授神学(tawhīd)、注释学(tafsīr)、传说(hadīth)和马立克法学(fikh)以及文法、修辞学、逻辑学、星相学、天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
科学与数学知识的讲授是入门性的.
教学方法与今天无大差异,基本特征是解释和评述课文.
许多教师是西苏丹和撒哈拉人.
在15世纪,亚赫雅(ShaykhSīdīYahya)和卡巴拉的一个土著厄尔—卡巴里(MoadibMuhammadal-Kabarī)训练了一批教师.
在16世纪,那里有一大批著名的教师.
属于阿基特(theAkits)和安达(theAndaAgMuhammads)这两大柏柏尔家族的教师,为数最多.
最著名的教师是奥马尔·阿基特(KadīMahmudb.
'UmarAqit1463—1548),他是法学家和语法学家;他的兄弟阿赫马德(死于1536年)、堂兄弟厄尔—穆科塔尔(al-Mukhtar)以及他的那些侄子,包括著名的阿赫马德·巴巴(Abdul'AbbasAhmadBabaibnAhmadbenAhmadAkit,1566—1627),都是学者和教师.
桑海的成文文化基本上是一小撮城市精英的文化.
这种文化是以阿拉伯文书面语言为基础的,没有吸收土著居民的语言和文化.
可以说,这种文化仅仅停留在社会的边缘上.
因此在桑海帝国崩溃之后,它也就随着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商业城市的衰落而式微了.
五、加涅姆—博尔努加涅姆—博尔努(Kanem-Bornu)是位于西非东端乍得湖(LakeChad)盆地的一个古国,全盛时期统治范围包括今乍得南部、喀麦隆北部、尼日利亚东北部和尼日尔东部.
博尔努(Bornu,Borno或Bornou)作为一个地理区域,位于乍得湖西南方的平原上,北界约河(YoRiv.
)或渥贝河(WaobeRiv.
),东南是叶德塞兰河(YedseramRiv.
).
从湖的西南岸直至著名的豪萨城邦卡诺(Kano),一马平川,其间不存在任何天然疆界.
而加涅姆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则位于乍得湖东北方的盆地上,那里是一片沙土平原,平原上排列着一些起伏的沙丘,低洼潮湿处生长着农作物和小片的棕榈林.
在湖的南方和东南方的河流纵横的草原上,居住着巴萨人(Batha)、瓦达伊人(Ouadai)和巴吉尔米人(Baguirmi).
在加涅姆以北的提贝斯提山区,居住着图布人,这个民族对于加涅姆—博尔努帝国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
加涅姆—博尔努早期历史的文字资料,是由阿拉伯地理学家和旅行家雅古比(Yakoubi,9世纪末)、厄尔—贝克利(al-Bekri,1050年)、伊德里西(Idrissi,1150年)、伊本·赛义德(IbnSaid,13世纪)、伊本·卡尔东、伊本·白图泰(14世纪)等提供的.
他们报道的情况大都是关于已经形成的加涅姆帝国的情况,而对于加涅姆崛起之前的情况则很少提及.
厄尔—贝克利的报道曾提到流传于费赞(Fezzan)的一个传说,说阿拉伯名将奥克巴·本·纳菲(OkbabenNafi)曾向提贝斯提山区的贾多(Djado)发动了一次袭击.
这一事件大概发生在公元666年.
这一传说没有提到纳菲是否向南深入到乍得湖地区.
据推测,加涅姆—博尔努国家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9世纪.
考虑到某些资料隐含的先前状态的蛛丝马迹,可以大概地把乍得湖地区的见诸文字记载的历史追溯到公元700年左右.
据传说,卡沃尔(Kaouar或Kawar)、加涅姆、博尔努地区最初的居民是萨奥人(Sao).
在整个贾多地区遗留至今的不计其数的石砌圆墓(bassina),据说也是萨奥人当年在远至提贝斯提山区生息繁衍的的明证.
很可能在7世纪时,萨奥人已与自撒哈拉沙漠南下的柏柏尔人游牧部落融合;到8—9世纪白人游牧民已越过提贝斯提山区进入乍得湖西北方向的约河谷地和恩加拉(Ngala)地区.
萨奥人是一个农业民族,他们不曾建立国家.
经过与南下的柏柏尔游牧民不断融合,形成了提贝斯提山区的图布人(Tubu)、加涅姆地区的加涅姆布人(Kanembu)和博尔努地区的卡努里人(Kanuri).
渐渐地,"萨奥人消失了.
他们的名字进入了传说中的王国.
①"加涅姆和博尔努的传说讲加涅姆国是由塞夫·德胡·雅赞(SaifDhuYadzan)征服了生活在乍得湖以东的一个游牧部落群体之后建立起来的②.
他的后裔逐渐地对其他一些族体确立了统治.
这些各不相同的族体最终形成了加涅姆布人.
塞夫的后裔成功地建立了玛伊们的王朝(thedynastyofMais),该王朝从大约9世纪起一直到1846年止,先是统治加涅姆,然后统治博尔努.
据历史学家研究,公元9世纪在加涅姆地区居住着恩加拉加人(Ngalaga)、康古人(Kangu)、卡依人(Kayi)、库布利人(Kuburi)、卡古瓦人(Kaguwa)、托马格腊人(Tomagra)、扎加瓦人(Zaghawa)、马拉勒人(Mallal)和其他许多族体,他们大多属于萨奥人的一些部落,有些则是从撒哈拉沙漠南下的游牧民.
这时他们中的多数据说都受扎加瓦人的统治.
扎加瓦人的国王被认为是神圣的,臣民们相信他不吃东西并能够控制诸如下雨、灾害、死亡等自然力量.
至今我们仍弄不清扎加瓦人是什么时候在加涅姆开始确立自己的统治的.
但是这一点是有可能的:扎加瓦人是加涅姆地区掌握冶铁技术的第一个族体.
这样扎加瓦人就开始经商和从事其它手工业与服务业,从而他们就经常地往返于加涅姆地区的牧民与定居的农业居民之间.
不仅如此,他们还经由卡沃尔和费赞同北非做生意,甚至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就已经同尼罗河谷地建立了贸易联系.
扎加瓦人不仅向加涅姆地区①Y.
Urvoy,HistoiredeI'EmpireduBornou,Paris,1949.
P.
21.
②G.
Connah,ThreeThousandYearsinAfrica,ManandhisEnvironmentinLakeChadRegionofNigeria,Cambridge,1981,P.
82.
牧民和定居农民提供生活和生产必需品与服务,而且竭力地在族体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这样,扎加瓦人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机关就渐渐地发展成了加涅姆地区众多族体的公共机关,他们的酋长也就成了臣民眼中具有神圣性的国王(在扎加瓦语里称作"卡尔赫"Kakrh).
后来,加涅姆地区一个叫作杜古瓦(Duguwa)的群体,由于获益于从地中海南岸经费赞到加涅姆的贸易,逐渐强盛起来,并向扎加瓦人的统治提出了挑战.
大概在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的帮助下,终于成功地从扎加瓦人手中夺得了权力,这可能就是传说中所讲的塞夫征服一个游牧部落群体的真实历史过程.
可惜我们无从知道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
我们也无从知道杜古瓦人的具体情况.
据当代学者推测,杜古瓦人与塞富瓦人(Saifawa)是同一个群体的不同氏族.
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古比写于872年的著作告诉我们,扎加瓦人那时仍统治着加涅姆,但是其国王的权力已受到另一个叫作马拉勒(Mallal)的群体的挑战,后者的统治者冠以"玛伊"(Mai)这一头衔.
麻苏迪(Al-Mas'udi)写于947年的著作指出,加涅姆与扎加瓦是两个分立的国家,各有自己的首都和国王.
穆赫拉比(Al-Muhallabi)写于976—996年间的著作,把加涅姆描写成一个松散的王国,并说这个国家的人民视国王为神圣,国王是国内各族统一的核心.
他指出,扎加瓦只是加涅姆诸族体中的一个.
看来到10世纪后期扎加瓦已被完全并入加涅姆.
更有意义的变化是这时在加涅姆已经开始出现城镇,其中最重要的城市是马南(Manan)和塔腊兹基(Marazki),前者是王廷所在地①.
他还说,在加涅姆的城镇里,人们住在用泥土盖成的房子里.
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赤身裸体,但是玛伊的装束已变得极其讲究:下身穿羊毛呢织成的裤子,上身是羊毛呢、丝绸和锦缎做成的服装.
这不仅表明在加涅姆和穆斯林北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商业联系,而且存在着频繁的文化交流.
穆哈拉比又说,加涅姆统治者拥有自己的马匹和骆驼.
在那时马匹是最有机动性的战争工具,在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马匹在军事突袭中是最有成效的.
那里的人民也需要骆驼作为运输工具.
杜古瓦人的玛伊们的统治在11世纪时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当时在位的玛伊·阿尔基(MaiArki,1023—1067)对该地区的各个部分发动了军事袭击,基本目标是掳掠更多的奴隶和控制穿越撒哈拉的商道的南半部分.
据说他拥有大量奴隶并在迪尔基(Dirki)、卡沃尔和费赞各安置了300名奴隶.
他死于费赞②.
从9世纪起,阿拉伯—柏柏尔穆斯林开始迁居到加涅姆.
10世纪中期以后,撒哈拉沙漠中的图扎尔绿洲(TuzarOasis)的一个穆斯林家族经突尼斯南部和费赞来到加涅姆;约于1016—1018年间伊本·马尼(IbnMani)这个学识渊博的穆斯林家族从瓦当(Waddan)绿州迁居于加涅姆.
这两个家族对加涅姆王室的伊斯兰化起了重要作用.
据阿拉伯学者马克利基记载①,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本·马尼(MohamedbenMani)的阿拉伯使者,晋见了加涅姆国王胡梅(Houme或Houme,1075—1086在位).
"这一事件产生了重大①于尔瓦认为加涅姆帝国的首都在恩吉米(Njimi),地点在今马奥镇(Mao)以东约55公里处.
见HistoiredeI'EmpireduBornou,P.
27.
②DiwaninLange,ChronologieetHistoire,P.
67.
①见DansQuatremere,MemoiresGeographiquesetHistoriquessurI'Egypte,Paris,1811,t.
II,P.
27.
后果.
国王肯定会把穆斯林文人吸引到自己身边,而这些文人的出现更加强了他在臣民中的神圣性.
而同是这位国王,通过一项缓慢的工作,将伊斯兰政治思想和法律引进加涅姆朝廷中来②.
"胡梅被认为是一个新的朝代即塞富瓦王朝的开创者,因为胡梅不是杜古瓦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贾利勒的直系后裔,而是来自塞富瓦氏族.
他明确地推行伊斯兰化政策.
胡梅死后,其子杜纳马(Dunama,1086—1140)继位,他是塞富瓦王朝最伟大的国王之一.
杜纳马是胡梅与一图布族女子所生的儿子,他在乍得湖地区发动了一系列远征,可能曾挺进到乍得湖以南的地区去征讨.
他曾两次赴麦加朝觐,当他第三次去麦加的途中,渡红海时船只遭埃及强盗拦截并溺死于水中.
接着由其子比利(Birib.
Dunama,1140—1166在位)继位,编年史说这位玛伊懦弱无能.
比利死后,由其子布库里(Abdallahb.
Bukuri,1166—1182在位)继玛伊位,编年史称他是从定居的黑人农民中娶妻的第一个塞富瓦人玛伊.
他的儿子和继任者玛伊·塞尔马(MaiSelma,1182—1210在位)即出自布库里娶的这个黑人妇女,所以编年史称塞尔马是塞富瓦王朝第一个黑人玛伊.
从此,玛伊们与定居的黑人农民联姻似乎成了定制.
塞尔马向北沿着恩圭米(Nguigmi)—比尔马(Bilma)—贾多(Diado)水井线扩张,牢牢地控制住了通往突尼斯的商道的南段,并与突尼斯的哈夫斯王朝(Hafsides)建立了友好联系,而且还可能把宗主权扩展到了费赞的那些绿州.
随着王室与定居的黑人农民的联姻,白种游牧民部落开始了普遍的黑人化.
在这一广泛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塞富瓦王朝的社会根基越来越深厚了.
与此同时,加涅姆的商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王室取自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税收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
继塞尔马之后即玛伊拉的是他的儿子迪巴拉米(MaiDunamaDibalami,1210—1248在位),编年史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穆斯林国王;他的勇武和对伊斯兰学者的慷慨赞助,使他在北非和中东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到这时,加涅姆帝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这种结构在以后7个世纪里基本上没有改变.
根据于尔瓦的研究,这个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玛伊和由12名高级将领组成的"大执行委员会"(leGrandConseil)手中.
这个委员会"只是塞富瓦氏族公司的行政委员会","只是玛伊的家族委员会",而塞富瓦氏族"是拥有全国农业、牧业和其它经济部门的这家公司的所有者".
王族的全部成员,至少是玛伊最亲近的直系成员,都理所当然地享有世世代代充任高官显宦的权利.
他们"像法律一样尊贵",在全国各地被认为是"不容争辩的主人",可以在各个行省抢占采邑.
"在帝国扩张时期,新的行省可以使王侯们的胃口得到满足,从而使他们感到没有必要公开发动叛乱.
"可是到帝国萎缩时期,由于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占有,他们就会因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愿望得不到满足而犯上作乱或相互攻击.
加涅姆帝国的朝廷的构成情况如下:玛伊既是皇帝又是素丹(即全国穆斯林的首领).
他的继位人是由在位的玛伊的儿子中遴选出来的,而在无子或儿子年幼的情况下,则从其兄弟的儿子中加以指定.
他在做王储时须是大委员会的成员.
玛伊在位期间有可能②Y.
Urvoy,ibid,P.
31.
轻而易举地被大委员会废黜,因为后者握有军权,控制和支配着军队与国家的财政收入.
母后(Maguira)拥有巨大的影响,她有权否决玛伊做出的任何决定,甚至将玛伊监禁起来.
皇后(Goumsa)也享有权力很大的官方地位.
自由民(Kambe)和奴隶(Katchella)都可以充任顾问委员会(Kokena)成员.
王族会议(Maina),由亲王和公主组成,这些人往往结成支持或反对在位玛伊的帮派.
马拉姆(Mallam),即由伊斯兰高级神职人员、穆斯林学者和法学家组成的一个集团.
几乎每一个高级将领和行政官员都有明确的职权,而且对各人的品级和席次都做了具体的区分并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顾问委员会和王室会议的成员不担任专门的官职,在理论上仅仅是奉诏接受垂询.
宫廷礼仪是繁琐而严格的,这些是伊斯兰习俗与加涅姆布人传统习俗的一种结合,而且其基本成份是后者.
例如,在塞富瓦王朝的各个时期,母后都享有特殊的权力;新玛伊即位时被抬到一块盾牌上,然后这块盾牌被高高地举过人头;禁止王族未婚女子晋见玛伊(始自11世纪70—80年代);玛伊坐朝的大厅的周围筑有一道围墙(被叫作"法纳迪尔"Fanadir),每当玛伊要走进大厅或要站起来离开那里时,大厅中所有的人必须走出去.
因此,伊本·白图泰于1353年报道说:博尔努国王伊德里斯(Idriss)"从不公开露面,而且只是在帘子后面同别人说话.
"事实上,所谓"帘子",指的就是朝堂四周的围墙①.
迪巴拉米进行了频繁的征讨,并委以诸王子以军权.
结果,在加涅姆渐渐地形成一个武装的皇族集团.
到迪巴拉米晚年,这个集团内部的夺权斗争酿成了内乱.
同时,他为了控制北至费赞的商道而同图布人激战了7年之久,还同东部的布拉拉人(Bulala)和一部分加裕人(Ghayu)发生了战争.
这样就消耗了帝国的国力,并导致了帝国的衰落和崩溃.
迪巴拉米死后,加涅姆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内乱.
他的儿子卡代(Kadai,1248—1277在位)在位期间仍有效地控制住费赞,并向乍得湖以南某地的马巴尼人(Mabani)发动了一次远征.
卡代继续同北非的哈夫斯王朝发展友好关系,并派一名使者给该王朝的哈里发厄尔—曼苏尔(al—Mansur,1249—1277)送了许多礼物.
这位玛伊被人杀害于勒雷·恩加穆图(LereN'gamutu),他的兄弟乌斯曼(Uthman,又叫卡希米·比利KachimiBiri1277—1296在位)继位.
据说乌斯曼继承了先辈的扩张事业,尤其向乍得湖以南地区进行了远征.
乌斯曼之子伊卜拉欣·尼卡雷(IbrahimNikale)在位期间(1296—1315),内乱加剧,甚至他的儿子也发动了叛乱,并在失败后逃亡到约河上游;尼卡雷不得不将他捉拿归案并判处死刑.
据说尼卡雷是被北部省的总督溺死于约河中的.
接着即玛伊拉的是卡代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Abdullah,1315—1335在位),他是加涅姆帝国最后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
他在位末期,加涅姆帝国同萨奥人开始了一场持久的战争.
他死后,他的四个儿子即塞尔马(Selma,1335—1338在位)、库雷·加纳(KureGana,1338—1340在位)、库雷·库腊(KureKura,1340—1341在位)、穆罕默德(Mohammed,1341—1342在位)相继继位,时间都很短,而且据说都是在博尔努同萨奥人作战时死去的.
1342年,权力又回到乌斯曼的子孙们手中.
于1342—1366年在位的伊德里斯(Idrisb.
Ibrahim)使帝国在短期内恢复了秩序与和平.
然而他的继任者达乌德(Dawud)在位期间(1366—1369),①Y.
Urvoy,ibid.
PP.
38—39.
王族成员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同时布拉拉人对加涅姆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达乌德在战争中被布拉拉酋长杀害.
在1369—1382年期间,达乌德之子奥斯曼(Othman,1369—1372在位)、伊德里斯之子奥斯曼斯(Othmans,1372—1373在位)、达乌德之子阿布—贝克尔·拉加杜(Abou—BekrLagatou1373—1382在位)相继在位,他们都是死于同布拉拉人的战争中.
这时,加涅姆帝国的地盘日益缩小,而且战争使这个国家变得四分五裂、满目疮痍.
伊德里斯之子奥马尔(Umarb.
Idris,1382—1387在位)即位后,看到自己无法维持对加涅姆地区的统治,在征询了属于他的氏族的王族成员以及在朝廷上供职的穆斯林文人的意见之后,决定放弃加涅姆地区,迁徙到博尔努地区去.
在撤往博尔努的卡加(Kaga)的过程中,尾随追击的布拉拉人杀死了在奥马尔之后相继在位的两个玛伊,即塞义德(Said,1387年)和卡德·阿夫努(KadaiAfunu,1388年).
幸运的是,在迁居卡加之后,布拉拉人没有再追击下去.
对于塞富瓦王朝来说,"加涅姆丧失了,但是它得以在保留下来的富庶的博尔努和平地重建起来①.
"加涅姆帝国崩溃的原因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其一是政治婚姻酿成了继承人危机.
政治婚姻使众多的民族集团和宗教集团都与王族联结在一起,这些集团凭借血缘纽带要求更多地分享权力,甚至要求继承王位.
例如,布拉拉人就声称他们是某一个玛伊的女儿的后裔.
其二是王公(Maina)的数目越来越多,随着他们作为军事将领和采邑的拥有者而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日益坐大,各自成为割地自雄并要求获取王位的分裂势力.
由于帝国的迅速扩张,不仅在位玛伊的嫡系亲属,而且旁系亲属都可以分到一块地盘并有可能形成政治上的反对派.
从较深的层次上看,导致帝国衰亡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在经济方面.
到13世纪,加涅姆帝国的疆域几乎占有乍得湖盆地的大部,而且向北伸展到费赞,然而用以支撑这个庞大帝国的资源并不多,因为它的北部国土差不多都是沙漠和半沙漠.
阿拉伯旅行家厄尔—奥马里(Al-Omari)在1337—1338年写成的《马萨利克·厄尔·阿卜萨尔》(MasalikalAbsar)一书中指出,玛伊的权威是虚弱的,而且其过于分散的部队是不堪一击的,其土地是贫瘠的①.
而帝国北部的荒凉不毛导致加涅姆布人逐渐南迁,以寻求更好的牧场,特别是博尔努的水草丰盛之地.
然而,由于帝国的权力重心在加涅姆地区,被分封到博尔努去的王公日益坐大并逐渐自行其是,甚至有摆脱帝国宗主权的趋势,所以博尔努的资源和财富也不能够被有效地用来维系和支撑整个的帝国大厦.
再者,塞富瓦王朝的另一个财力来源是对撒哈拉商道南段(从费赞到加涅姆)的控制.
但是北非和撒哈拉地区的政治不稳定,也就造成塞富瓦王朝收入的不稳定.
况且加涅姆派兵深入到沙漠腹地,就不可避免地要同提贝斯提山区的图布人和其他族体时常发生战争,这样塞富瓦王朝就不得不投入大批人力、物力去维持其对北部的占领.
凡此种种,都导致塞富瓦王朝最终决定舍弃加涅姆而保住博尔努.
迁都卡加之后第一个较有作为的玛伊是乌斯曼(Uthmanb.
Idris,又叫Biri,1388—1421在位).
他在位期间布拉拉战争得到了平息.
"尽管发生了凯伊加马·穆罕默德·本·达拉杜(KaigamaMuhamedbenDallatu)叛①Y.
Urvoy,ibid.
,P.
54.
①转引自J.
F.
AdeAjayi&M.
Crowdereds.
,HistoryofWestAfrica,Vol.
one,ThirdEdition,P.
240.
乱,但这仍然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但在他之后,战乱又开始了,在52年里更迭了13个玛伊②.
"新的战乱发生于玛伊和位尊权重的王公,特别是凯伊加马(Kaigama)和叶里玛(Yerima)之间,前者在乍得湖以南的卡加,后者则据有博尔努的北部诸省.
凯伊加马和叶里玛起源于阿卜杜拉在位时期(1315—1335).
当塞富瓦王朝撤到博尔努并定都卡加的时候,随即也就开始了同博尔努的王公们的龃龌.
据说乌斯曼就是在凯伊加马·达拉杜发动的叛乱中丧生的,而其继任者则是被叶里玛和凯伊加马废黜并予流放的(1422年);接下来即玛伊位的阿卜杜拉·b·奥马尔(Abdullahb.
Umar,1424—1431在位),先是被凯伊加马废掉并换上自己指定的一个人,而当这个人遭杀害后又在同一个凯伊加马的扶植下复位.
同时,王室内部也自相残杀.
玛伊·易卜拉欣(MaiIbrahimb.
Uthman,1431—1439在位)在同另一个竞争对手即杜纳马(Dunamab.
Biri,1440—1444在位)的一场冲突中命丧黄泉.
在动乱期间,玛伊们不得不颠沛流离,过着动荡生活,带着大批扈从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
渐渐地,朝廷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集团:玛伊·伊德里斯(MaiIdrisb.
Ibrahim,1342—1366在位)的后裔和他的兄弟达乌德(Dawud,C.
1366—1376在位)的后裔.
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集团击败了另一个,那么胜利者就必然翦灭异己并带来国家的和平与统一.
在经历了长期的动乱、混战之后,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465年,当政治危机还要继续下去和布拉拉人对博尔努的周期性入侵还要发生之时,阿里·b·杜纳马(1465—1497在位)临危受命,攫取了国家最高权力.
阿里的外号是加济(Gaji,意思是"毛头小伙").
到阿里·加济谢世时,不仅在博尔努和平得以重建,而且奠定了新的塞富瓦帝国(thenewSaifawaempire),即博尔努帝国的基础.
他在博尔努的传说中被认为是第二塞富瓦帝国时期最著名的三个统治者之一①.
阿里是伊德里斯的后裔,在取得王位之前他帮助摧毁了达乌德的后裔;在成为玛伊之后他放逐了最后个属于达乌德后裔的统治者,并确立严格的继承制度以结束王朝危机.
布拉拉人对博尔努发动了新一轮侵略,阿里·加济予以迎击并在拉迪(Ladi)的决战中大获全胜,从此一劳永逸地结束了布拉拉人对博尔努的进攻.
而他的继承人则率兵攻入加涅姆,追击并战败布拉拉人,光复了吉米(Jimi).
阿里·加济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比尔尼·加扎尔加穆(BirniGazargamu),这座城市变成了塞富瓦的玛伊们常驻的首都,直至博尔努帝国寿终正寝.
比尔尼·加扎尔加穆的建立不仅结束了塞富瓦氏族游牧民族的本性,而且由于有了常驻首都,玛伊们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而在此之前,塞富瓦王朝的首都是经常变动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就是位于加涅姆地区的吉米.
当塞富瓦王朝迁到博尔努时,据说最初安置在卡加地区的好几个地方,如卡加、亚迪(Yadi)、马尔特(Marte)、卡瓦·巴加(KauwaBaga)、加茹·吉姆(GaruKime)等村庄.
阿里·加济在建立比尔尼·加扎尔加穆之前,首都设在位于今恩圭米(Nguigmi)一带的加茹·迈勒(GaruMele).
由于居无常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维系一种固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就②Y.
Urvoy,ibid.
,P.
54.
①A.
Smith,'TheEarlyStatesoftheCentralSudan',inJ.
F.
A.
andM.
Crowder,eds.
HistoryofWestAfrica,Vol.
l,P.
181.
有许多困难.
因此,阿里·加济定都于比尔尼·加扎尔加穆一事,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新首都位于穿越撒哈拉的商道的南缘和约河岸边,水陆交通方便,是北非与博尔努之间物资和思想交流的一个理想地点.
阿里·加济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在定都之后着手重组国家政治结构.
对于位尊权重而又割地自雄的王公,他予以褫夺爵位或降低品级的处罚,其中包括凯伊加马的官职.
加涅姆帝国时期的许多官职,当塞富瓦王朝迁到博尔努时,可能已不再设置或者在职能方面完全地改变了.
很可能博尔努帝国时期的基本的政治制度,都是在阿里·加济在位时设立起来的.
据于尔瓦所做的研究,15—18世纪期间博尔努帝国的职官设置情况如下:大执行委员会的12个官职,按权力的大小来排列,依次为:军队总司令(Keghamma或Kaigamma),拥有一种极大的权力,常利用这种权力更迭玛伊,其儿子像玛伊的儿子那样被称作亲王(Mairam或Keghamma-ram);叶里总督(Yerima),管辖比尔尼·加扎尔加穆和穆尼奥(Munio)之间被称作叶里(Yeri)的一片地方,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和抗击图阿列格人的入侵;加拉迪总督(Galadima),加拉迪(Galadi)是位于帝国西部的一个地区,总督驻守于该地区的恩古苏(Nguzu);王储(Tchiroma),在位玛伊的儿子或兄弟在被确定为王位继承人之后,就成为大执委会的一个成员;阿尔吉诺总督(Arjinoma),阿尔吉诺(Arjino)是博尔努帝国北部的一个省,该省总督负责保卫帝国北部边疆;弗弗总督(Fufuma),管辖比尔尼·加扎尔加穆一带,与叶里总督一起拱卫京城;巴加茹总督(Bagaruma),起初是巴加里省(Bagari)的行政长官,后来变成了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卡泽列总督(Kadzelma),卡泽列(Kadzel)位于约河与恩圭米之间的乍得平原上,总督驻守于该省南部的德洼(Dewa);卡古斯蒂总督(Kagustima),卡古斯蒂(Kagusti)是博尔努帝国东部的一个省份,总督负责保卫帝国的东部边疆;麦斯特雷总管(Mestrema),宦官首领,宫廷总管,负责侍奉母后;伊洛总管(Yiroma),宦官,随侍王后左右;泽尔总督(Zerma),负责保卫帝国的西南部边疆.
除两名宦官首领外,大执委会的其他成员都须具有王室血统.
此外,在朝廷上供职的还有其他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①.
由穆斯林充任的官职有:乌拉玛(Ulama),随侍玛伊左右,是玛伊的宗教和政治顾问;卡迪(Qadi),按伊斯兰法审理案件的法官;伊麻目(Imam),是专门的神职人员,职责是在清真寺里诵读《古兰经》;塔尔巴(Talba),在朝廷上处理阿拉伯文书的书吏;瓦济尔(Wazir),即首相,这个官职是在阿里·加济之后很久才被引进博尔努政治体制之中的①.
阿里·加济辞世后由其子伊德里斯·卡塔卡尔玛伯(IdrissKatakarmabe,1497—1510在位)继位.
新玛伊向布拉拉人控制的乍得湖以北的加尔尼—基亚拉(Garni-Kiyala)发动了猛列进攻,战胜了布拉拉人;回师博尔努,又镇压了阿达姆发起的一场兄弟阋墙之乱,在阿达姆宣誓效忠之后,又将他的这个兄弟派到新夺取的加涅姆的土地上,以那些土地作为阿达姆的采邑.
继伊德里斯之后即玛伊位的是穆罕默德(Muhammed,1519—1534在位).
伊德里斯的这个儿子在登基之后14天,就率兵赴加涅姆同布拉拉人作战,并在拉达(Lada)战败和杀死了布拉①Y.
Urvoy,ibid.
,P.
39—40.
①J.
F.
AdeAjayi&M.
Crowder,HistoryofWestAfrica,Vol.
one,ThirdEdition,P.
248.
拉人酋长之子卡代(Kadai).
这位玛伊后来死于出征的途中.
接着即玛伊位的是伊德里斯的另一个儿子阿里(Ali,1534—1538在位).
阿里曾出兵进攻豪萨城邦克比(Kebbi)并获胜,但在撤军途中由于中了埋伏而损失惨重.
阿里死后由穆罕默德之子杜纳马(Dunama)即玛伊位(1534—1566在位),然后王权又传到杜纳马之子阿卜杜拉(Abdullah,1566—1573在位)手里.
在这两个玛伊在位期间,布拉拉人的势力又有所复兴,并且时常向博尔努发动进攻,成帮结伙地到乍得湖以西地区掠夺.
阿卜杜拉死后,王位应由阿里之子伊德里斯·阿劳马(IdrissAlawma,1580—1617在位)继承.
因他当时尚未成年,阿卜杜拉的姐姐阿伊萨·吉里·恩圭尔马拉玛玛(AissaKiliN'guirmaramama,1573—1580在位)趁机夺取了权力,此人大概是塞富瓦王朝唯一的一位女性玛伊.
阿劳马的母亲昂萨(Amsa)为使儿子亲政费尽了心机.
1580年,阿伊萨把王位让给了阿劳马.
阿劳马是博尔努帝国又一个伟大的统治者.
他在即位初年到麦加去朝觐,使他的视野大为开阔.
特别是途经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使他学到了许多安邦治国的本领.
例如,他知道了火枪(mousquet)的作用.
回国后,他创建了一个火枪兵团,并聘请土耳其教官训练这支部队,并通过沙漠商队购置了大批火枪.
他首倡用土砖(未经烧制)建造房屋,这一点在中苏丹的建筑史上不啻是一场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房屋都是用茅草和树枝搭成的.
他试图在自己统治的国度里推广伊斯兰法,并从穆斯林文人中选拔了一批人充任卡迪(法官);他本人将本应由他审理的案件交给卡迪,而且尊重卡迪做出的判决.
当然,在他的臣民中要完全以伊斯兰法去取代传统的习惯法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伊斯兰法只是在博尔努帝国的一些地方、一些民族群体中才得到执行.
阿劳马的一项重大政治成就,就是通过发动一次接一次的征讨活动,用强力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并扩大了帝国直接的和间接的统治范围.
关于他即位之初的12年里从事的军事活动,他的书记官、伊斯兰法学家伊本·法尔图阿(IbnFartua)留下了一本记述颇为详尽的随军记行.
从这本带有夸张性的记述中,我们得知,阿劳马同约河和叶得塞兰(Yedseram)丛林中的恩加法塔人(Ngafata,萨奥人的一支)、乍得湖以南的马尔格希人(Marghi)和马加亚人(Magaya),以及加麦尔古人(Gamergu)、曼达拉高原的曼达拉人(Mandara)、加涅姆的卡那尼亚人(Kananiyya)、卡诺和卡齐纳的豪萨人、乍得湖以东和以北的布拉拉人等,都进行过战争.
在几乎所有的战争中,阿劳马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在阿劳马在位期间,博尔努帝国的强大和繁荣达到了顶峰.
1580年,阿劳马在同南方的一个民族(可能是加麦尔古人)作战时,在乌杰(Oudje)附近的阿劳(Alaw)被藏在一棵树下的敌人投掷的标枪杀死.
正是因为他被葬于阿劳,所以死后他才得到了"阿劳马"这个名字.
嗣后,博尔努帝国一直延续到1846年.
鉴于进入17世纪的历史已属于非洲近代史的范畴,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六、豪萨城邦豪萨人居住的传统地区,北起艾尔山区,南到卓斯高原(JosPlateau)北缘,东临博尔努帝国边境,西滨尼日尔河谷.
关于豪萨人的起源,史学界争论已久,大致有这样几种说法:(1)豪萨人的祖先是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的阿拉伯人.
①但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说法是帕尔默对豪萨地区流传的关于巴亚吉达(Bayajida)或道腊(Daura)的传说的错误翻译造成的.
因此历史学家不再赞同阿拉伯起源这一说法.
(2)在撒哈拉南部未变成沙漠之前豪萨人是那里的原住民,后来他们南迁到现在居住的地区.
②这种迁徙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在他们进入今尼日利亚北部以后,当地原住民一部分被驱赶到包奇高原(BauchiPlateau),一部分仍留居原地;同时他们发现了一些人烟少的地方在那里居住下来,并与原住民融为一体.
这种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那里至今仍生活着众多的小族体,他们的语言与豪萨语根本不属于同一语族.
但是,南撒哈拉起源论至今仍是一个假设,而没有被历史资料所证实.
(3)豪萨人的祖先是生活在乍得湖西岸的猎人、渔民和农耕者.
当湖水向东退缩到它今天的地点时,这些人便作为农耕者留在湖水干涸了的土地上.
萨顿进一步认为,在构成道腊、卡诺(Kano)、腊诺(Rano)和加让·戈巴斯(GaranGobas)等王国的这片地方,豪萨人首先发展了起来,然后他们从那里向西、向北扩散到包括卡齐纳(Katsina)、扎若(Zazzau)、戈比尔(Gobir)、赞法腊(Zamfara)和克比(Kebbi)地区.
他说:"简言之,第二千纪豪萨兰(Hausaland)的历史,是一部从哈德吉亚(Hadeja)—道腊—卡诺地区向索科托(Sokoto)及其以远的地区推进的历史.
"①但是,乍得湖西岸起源论也还没有得到证实.
(4)豪萨人起源于尼罗河谷地.
英国民族学家米克认为,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移居到努比亚,从那里赶走了在这以前住在尼罗河谷地的黑人和含米特人部落.
②其中某些部落向西迁移到今尼日利亚北部.
英国历史学家尼文1957年6月在英国皇家非洲学会和皇家联邦学会联席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断言"尼日利亚现在的居民最初来到那里大约在公元1000年,也许略微早些.
居住在尼日利亚东北角的博尔努人,大概是在其他民族之前从尼罗河谷地迁来的.
豪萨人可能也来自沙漠的另一边.
"③(5)本地起源说.
俄国民族学家奥尔迭罗格认为,现在被称作豪萨兰的这片地方,"在16世纪初还没有形成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整体,每个城市完全独立自主.
"根据他的研究,"阿拉伯文献中最早提到'豪萨'的记载见于阿卜德·拉赫曼·苏玉梯(1445—1505年)的《寄语苏丹、豪萨及台克鲁尔诸王》一书.
""豪萨"一词作为民族名称使用,"看来是从16—17世纪开始的".
在16世纪时,桑海人把尼日尔河右岸和左岸按照住在那里的民族名称分别叫作"豪族"和"古尔马"(Gurma).
而在现在桑海语中,"豪萨"一词表示"左岸","古尔马"一词表示"右岸".
他的结论是:16世纪是豪萨族的凝结期,这时开始出现"豪萨人"这一名称,各豪萨城邦的统一意识也正是在16世纪形成的.
①H.
R.
Palmer,SudaneseMemoirs:BeingMainlyTranslationsofaNumberofArabicManuscriptsRelatingtotheCentralandWesternSudan,Vol.
3,London,1928,PP.
133ff.
②H.
F.
C(Abdullahi)Smith,'SomeConsiderationsRelatingtotheForma-tionofStatesinHausaland',JHSN,5,3,PP.
329—346.
①J.
E.
G.
Sutton,'TowardsalessOrthodoxhistoryofHausaland,JAH,20,2,PP.
184—5.
②C.
K.
Meek,TribalStudiesinNorthernNigeria,Vol.
l,London,1931,PP.
61—87.
米克和尼文的这一类看法,被当代历史学家视作"含米特神话"(Hamiticmyth)而予以摈弃.
③C.
Niven,'Nigeria:pastandpresent',AA,56,225,PP.
265—266.
①笔者认为,奥耳迭罗格关于豪萨族形成于16世纪的论证虽然是可信的,但是他回避了形成豪萨族的那些居民的祖先最初来自哪里这一点.
当代尼日利亚豪萨史专家阿达穆也持本土起源说,不过他所做的论证与奥耳迭罗格不同.
他认为豪萨人的祖先是现在豪萨人居住的这个地区的土著,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先是来自北方和东方的移民,然后是来自西方的万加腊人(Wangarawa),即迪奥拉人(Dioula)和富拉尼人(Fulani),也定居于这个地区,经过与土著的混合和融合而形成了今天的豪萨人和豪萨语.
②豪萨人居住的这一地区,早期包括撒哈拉南部的某些部分,特别是艾尔.
各种资料表明,迟至14世纪或15世纪,图阿列格人曾征服这一地区,迫使当地豪萨人的多数居民向南迁徙到戈比尔.
来自北方的压力导致豪萨人普遍变迁,他们向南迁入其他族体居住的地区,后者逐渐地采用了豪萨人的语言和风俗习惯.
关于巴亚吉达王子(thePrinceBayajida)从巴格达来到加涅姆—博尔努的传说,在豪萨人中是广为人知的.
在博尔努,玛伊将其女儿嫁与巴亚吉达,但此举使巴亚吉达失去了自己的追随者.
巴亚吉达因对玛伊心存戒惧向西逃去,不久来到一座城市,那里的居民因惧怕一条叫作萨尔基(Sarki,意思是酋长)的巨蛇而不敢去井边打水.
他用剑杀死了这条蛇.
当地女王道腊(Daura)为奖赏他而同他结了婚,并给他纳了一个名叫瓜里(Gwari)的小妾.
他与道腊所生之子叫作巴沃加里(Bawogari),而同瓜里所生之子叫作卡尔保加里(Karbogari)或卡腊夫加里(Karafgari).
他们所居之城叫作道腊(Dawra).
巴沃加里有6个儿子,是三对双生子,他们分别成为卡诺和道腊、戈比尔和扎若(即扎里亚,Zaria)、卡齐纳和腊诺的统治者.
而巴亚吉达同博尔努公主所生之子则成为比拉姆(Biram)的统治者.
这样,7个国家就形成"豪萨七邦"(theSevenHausaStates),或被叫作"七个豪萨"(theHausabakwai).
同时,卡尔保加里的儿子们则建立了另外7个国家,分别叫作克比(Kebbi)、赞法腊(Zamfara)、瓜里(Gwari)、朱昆(Jukun)、约鲁巴(Yoruba)、努佩(Nupe)、亚武里(Yawuri),它们被统称为"七个班扎"(banzabakwai),意思是"庶出七邦"(thesevenbastardsorworthlessones).
①上述这一传说反映了16世纪发生于尼日利亚北部的一种诸邦并立的形势.
事实上,豪萨兰的那些王朝和中央集权制政府并不是巴亚吉达创造的.
即使在这个传说里,当巴亚吉达来到道腊时,那里也已经形成为国家.
另外,当这位英雄到来之前,在卡诺也早已存在一个王朝.
关于豪萨城邦起源的传说,谈到了豪萨城市的功能分工问题,这一点是令人很感兴趣的.
根据这个传说,卡诺和腊诺成了"靛青之王"(Sarakunanbabba),因为其居民的主要职业是织布和染色;卡齐纳和道腊则被称作"市场之王"(SarakunanKasuwa),因为贸易被集中在这两个城市里;卡齐纳被叫作"战争之王"(SarkiYaki),因为它的职责是保卫其他城市免遭外敌入侵;扎若(扎里亚)成了"奴隶之王"(Sarkinbayi),因为它向别的豪①德·亚·奥耳迭罗格:《15至19世纪的西苏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中文版,第141、144—145、147—148页.
②M.
Adamu,'TheHausaandtheirNeighboursintheCentralSudan',inGeneralHistoryofAfrica.
IV,P.
268.
①Cf.
Palmer,SudaneseMemoirs:BeingMainlyTranslations……,Vol.
3,London,1928,PP.
132-134.
萨城市供给奴隶劳动力.
②这一点也反映了主要的豪萨城邦建立起来以后的一般情况.
由豪萨人或富拉尼人编写的有关豪萨城邦的历史著作(都采取编年体),都是在19—20世纪著成的.
这些著作有:(1)《卡诺编年史》,用阿拉伯文写成,也有豪萨文本,所述内容上起远古时代,下迄1892年.
(2)《扎里亚编年史》,用豪萨文写成,所述内容为迄于1890年的扎里亚的历史.
(3)《卡齐纳编年史》,是从远古时代到1807年的卡齐纳历史,用豪萨文写成.
(4)《道腊编年史》,用阿拉伯文写成,内容是从远古到19世纪的道腊的历史.
(5)《赞法腊编年史》,用豪萨文写成,内容为自远古到20世纪中叶的赞法腊历代国王年表.
(6)《索科托编年史》,由哈吉·赛义德用阿拉伯文写成,内容是有关索科托帝国1817—1849年的历史,但也涉及16世纪以前豪萨城邦的若干史实.
(7)《阿布贾编年史》,由霍桑(Hossan)和帅布(Shuaibu)于20世纪40年代用豪萨文写成,纪事迄于1944年.
阿布贾在18世纪时是扎里亚王国的组成部分,所以这部史书对扎里亚的史实有相当详细的记载.
现在,我们依据这些编年史提供的有关豪萨城邦的史料,分别叙述一下主要的豪萨城邦的历史:(1)关于卡诺.
卡诺王国是由色穆(Sheme)、达拉(Dala)、桑托洛(Santolo)等酋邦(Chiefdom)组成.
公元11世纪末、12世纪初,哲吉马苏(Gijimasu,1095—1134)始建卡诺城,那时他在达拉山麓(thefootofDalahill)建筑了自己的住区,并开始筑城墙,但是直到其子察拉基(Tsaraki,1136—1194)在位时城墙也还没有修筑完毕.
到1200年,卡诺的统治者差不多征服了该地区所有的酋邦,唯有桑托洛直到14世纪中期才失去独立地位而被归并到卡诺王国.
亚吉(Yaji,1349—1385在位)时,卡诺的对外征服活动加剧,将扎姆纳加巴(Zamnagaba)等酋邦并入卡诺,并用两年的时间征服并终于占领了腊诺.
从那时起,尽管腊诺仍然存在,但它已失去了主权.
在征服桑托洛酋邦的战争中,亚吉得到了一个由万加腊人、迪奥拉人组成的穆斯林集团的帮助.
他们不仅参加了他的攻击部队,而且为这支军队提供了伊斯兰宣教师.
桑托洛终于被攻占,其传统宗教中心被摧毁.
到这时,卡诺王国的领土范围被最后确定了下来.
卡纳内吉(Kananeji,1390—1410在位)时继续向外扩张,征服了扎里亚,扎里亚国王在战争中被杀死.
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马具、铁盔和铠甲被引进卡诺.
达乌达(Dauda,1421—1438在位)时,博尔努的一个王子带了一批自己的追随者逃亡到卡诺,并带来了马匹、鼓、喇叭等王权标志,以及更复杂的行政观念和职官等级.
从此时起,卡诺开始引进了诸如加拉迪马(galadima)、奇诺马(Chiroma)、卡伊加马(Kaigama)等博尔努的职官头衔.
尽管战争和军事袭击持续了整个15世纪,但是日益增长的商业活动对于卡诺王国来说则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从博尔努经卡诺到贡贾(Gonja,位于今加纳)的商道,据说是在1450年代开通的;来自撒哈拉沙漠的骆驼和盐在豪萨兰已司空见惯;柯拉果和阉奴交易此时也已开始.
阿卜杜拉·布尔扎(AbdallahBurza,1438—1452在位)时,他的一个加拉迪马出征南方地区,从那里每月给国王遣送1000个奴录.
7年间他"建立了21座城市",在每个城市里安置上千名奴隶.
卡诺城的城②A.
J.
N.
Tremearne,HausaSuperstitionsandCustoms:anIntroductiontotheFolkloreandtheFolk,London,1913,P.
141.
墙是用晒干后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红土垒成的,墙高10米,共有14座大门,门前都筑有防御工事,保护该城的入口.
卡诺王国的日益强盛和繁荣,吸引着许多穆斯林商人、神职人员和学者来到这个国家.
穆罕默德·雍发(MuhammadRumfa,1463—1499在位)时,卡诺城墙得到了扩展和加固,并建了一些新的城门;一些宦官被委任为国家官员;建筑了卡诺的主要商场即库尔米(Kurmi)商场;设立了由最高级官员组成的"九人执行委员会"(即"卡诺九人"theNineofKano),作为这个国家的国务委员会;新建了一座被叫作吉丹·雍发(GidanRumfa)的王宫,还建了与朝堂分开的能容纳1000名女眷的后宫.
他出兵攻打卡齐纳,这是卡诺与卡齐纳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战争.
战争持续了11年之久,双方各有胜负.
阿卜杜拉希(Abdullahi,1499—1509在位)和穆罕默德·基索基(Muham-madKisoki,1509—1565在位)时,继续对外扩张.
他们打败了扎里亚,但是同卡齐纳的战争却劳师无功.
(2)关于卡齐纳.
13和14世纪,"卡齐纳"这片土地上,存在着若干个酋邦,所有这些酋邦都讲豪萨语.
在杜尔比—塔—库什依(Durbi-ta-Kusheyi)当政时,卡齐纳成为诸酋邦中最重要的一个.
杜尔比最终将卡齐纳发展成了一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城邦.
穆罕默德·科若(MuhammadKorau,1445—1495)很可能是该城邦历史上一个新王朝的创始者.
杜尔比在位时,科若就发现了巴瓦达(Bawada),这里出产铁矿石,是几条商道的汇合点,又是一个重要伊斯兰圣地.
科若在这里建了一座带围墙的城市(birni),将它命名为"卡齐纳".
这座新城很快就吸引了一批居民和行商前来定居,于是给其统治者带来了更大的权力和财富.
渐渐地,周围一带的酋邦的酋长们开始以铁棒这一货币形式向他缴纳贡赋,这便是卡齐纳人头税(haraji)的开始.
随着政治和经济基础的增强,科若开始频繁出击,攫取更多的土地,直到为自己开辟了广大的疆域范围,建立起卡齐纳王国;他本人也完成了从酋长到国王的转变,传统上他被认为是卡齐纳的第一位穆斯林统治者.
科若建筑了戈巴若清真寺(theGobaraumosque),该寺的风格与加奥和杰内的清真寺属于同一模式,它的一部分至今犹存.
科若与努佩交战,其时努佩也正处在扩张的势头上,所以这场战争没有给卡齐纳带来多少好处.
在科若的后继者中,易卜拉欣·苏腊(IbrahimSura,1493—1499在位)被认为是一个暴君,他强迫臣民皈依伊斯兰教,对拒绝的人则囚禁起来以示惩罚.
他死后,由阿里(Ali)接替王位,他被叫作穆拉比特(murabit)①,这或许是对他修筑该城要塞的纪念.
②(3)关于扎里亚.
根据拉斯特的研究,早在公元1200年,扎里亚这片土地上已经存在一个名叫康库马(Kankuma)或康戈马(Kangoma)的王国,其统治者不是豪萨人,而是卡穆库人(Kamuku).
这个实行联邦制的王国的居民是"诺克文化的继承者,其经济是建立在金属贸易的基础上的.
"当这个王国崩溃的时候,其首都杜荣枯(Turunku)就在16世纪以泽格泽格(Zegzeg)这个名称为世人所知了.
只是到了1641年,豪萨人才开始在泽格泽格(或称扎若Zazzau)建立起统治,并以扎里亚为首都.
①史学界认为拉斯特援引的证据大多是语言学上的,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而阿卜杜拉希·史密斯教授对①意思是"伊斯兰清修寺中人"(manoftheribat).
①M.
Last,inM.
Adamu,History:EssaysinHonourofProf.
AbdullahiSmith,Zaria,1979.
这个时期所做的历史描述,②则被人们认为有较强的可信性:15世纪之前不久,在豪萨兰南端的扎若平原上兴起了几座城市.
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杜荣枯和库夫纳(Kufena)开始对别的城市实行统治.
这两个城市起初互不统属,但是到15世纪末,杜荣枯的统治者巴夸(Bakwa)兼并了库夫纳,并着手在库夫纳辖土的东端兴建新首都.
新首都以巴夸之女扎里亚公主(PrincessZaria)之名命名.
随着杜荣枯和库夫纳的合并,扎若王国才真正开始形成.
从16世纪初起,扎若着手向西和向南进行扩张.
传说,巴夸的另一个女儿,即阿米纳公主(PrincessAmina),在一些战役中曾率兵冲锋陷阵.
扎若王国的军队在西南方向挺进到了努佩兰(Nupeland),在东南方向挺进到了夸腊腊法(Kwararafa).
《卡诺编年史》声称,③努佩酋长(theSarkinNupe)曾被迫送给这位公主40名阉奴和10000个柯拉果,结果后者在那时拥有的阉奴和柯拉果在豪萨兰名列榜首.
(4)关于戈比尔.
戈比尔是豪萨兰最北部的一个豪萨城邦.
这个国家位于戈比腊瓦(Gobirawa).
从公元12世纪起,在图阿列格人的压力下分成各种群体的豪萨人进入了这个地区并从这里向南迁徙.
其中一些群体定居于现在叫作阿达尔(Adar)的地区,他们就成了今天的阿达腊瓦人(theAdarawa);另外一些说豪萨语的群体后来则成了戈比腊瓦人(theGobirawa),他们也向南迁移并建立了戈比尔王国.
大约到1405年,这个王国管辖的地盘仍在今尼日尔共和国境内;嗣后戈比尔王国又向南移,并在伯尔宁·拉勒(BirninLalle)建立了首都.
戈比尔由于处在穿越撒哈拉沙漠到加奥的商道上,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贸易和手工业制造中心.
据《卡诺编年史》记载,在15世纪中期,产于撒哈拉的盐经戈比尔被贩运到了整个豪萨兰.
另外,由于戈比尔王国成功地抵御了图阿列格人的南侵,所以成了豪萨兰北境的保卫者.
(5)关于腊诺.
关于豪萨城邦早期历史的几乎所有著作,都认为腊诺是公元第二千纪早期建立的那些王国之一,但是它后来被卡诺所兼并.
然而穆莱·拉斯特(MurrayLast)于1979年出版的《卡诺研究》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挑战.
他指出,事实上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在15世纪之前腊诺王国已经存在.
①据《卡诺编年史》,卡诺酋长亚吉(SarkinKanoYaji,1349—1385)从首都将其长官放逐到腊诺和巴布(Babu)达两年之久.
②拉斯特认为,在这次征服之前,扎姆纳加巴(Zamnagaba)是桑托洛(Santolo)政治体系的一部分.
而在桑托洛被亚吉征服之后,也就没有必要把腊诺视为早期豪萨七邦之一了.
他进而认为,或许有必要以扎姆纳加巴来取代腊诺在早期豪萨七邦中所占的地位.
(6)关于赞法腊.
只是到了16世纪初,赞法腊王国才形成为一个国家,在那之前,在那片土地上主要有杜齐(Dutsi)、托盖(Togai)、基亚瓦(Kiyawa或Kiawa)和贾塔(Jata)诸酋邦.
杜齐的统治者逐步将别的酋邦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兴建比尔宁·赞法腊(BirninZamfara)作为该王国的常驻首都,最早开始于16世纪.
16世纪中期,赞法腊向南发动了一场战争,夺取了尼日尔盆地的亚武里(Yawuri),但是没有对那里实行长期占领.
直到②H.
F.
C.
(Abdullahi)Smith,ibid.
PP.
329—346.
③TheKanoChronicle,Palmer,1928,Vol.
3,P.
109.
①MurrayLast,KanoStudies,1979,PP.
13—15.
②Palmer,1928,Vol.
3,P.
104.
1600年,赞法腊的统治者主要关心的是巩固其在国内的权力.
(7)关于克比.
位于豪萨兰最西部的克比,其早期的居民就是豪萨人,但是当地的传说并未将它包括在"豪萨七邦"之内,而是列于"七个班扎"之内.
按照M·穆罕默德·贝洛的说法,"克比人(thePeopleofKebbi)的始祖的母亲是卡齐纳人、父亲是桑海人.
"①克比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桑海君主索尼·阿里(1464—1492年在位)统治时期.
当时里马河谷(RimaValley)低地归一些氏族酋长管辖,其头衔为马加吉(magaji),但不久别的豪萨地区开始往这里移民.
移民者中有一个来自卡齐纳南部库扬巴纳(Kuyambana),名叫穆罕马杜·坎塔(MuhammaduKanta)的人.
此人武艺高强,他很快治服了当地的马加吉们而成了克比郡(sub—provinceofKebbi)的事实上的桑海总督.
他作为一名校尉(barde)加入了桑海军,并在同阿加德兹的素丹(theSultanofAgades)作战时屡建奇功.
但他没有得到他希望得到的战利品份额,便与其追随者脱离桑海的辖制而自立门户.
此事发生于1516年.
接着,他同桑海帝国进行了持续数年的战争并最终保持了独立.
坎塔随后在苏腊米(Surame)营建了其首都并鼓励小村落归并成城镇,这些镇子都出于防卫的目的而修筑了城墙.
他自己将9个分开的住区归并在一起而兴建了比尔宁·莱卡(BirninLeka),而且后来还兴建了另一座城镇即比尔宁·克比(BirninKebbi),后者被用作抵御桑海人的一个基地.
坎塔在巩固了其防御体系之后,便转而进行对外扩张.
他占领了艾尔—阿加德兹,从桑海人手里夺取了对那个地区的控制权.
穆罕默德·贝洛认为坎塔征服过整个豪萨兰和博尔努的某些部分;别的资料则说他侵占了亚武里和南方的努佩.
但是,坎塔没有在他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行政系统,仅仅满足于这些地区原有的政权作为臣属向其缴纳贡赋.
在16世纪,克比成了一个主要的国家,它在豪萨兰和尼日尔盆地之间起着一种缓冲的作用.
博尔努为争夺对豪萨兰的控制权而同克比发生了战争,克比军队一度侵入博尔努西部,博尔努军遭到了惨败,然而在回国途中坎塔去世,时值1556年.
此后,别的豪萨城邦不再向克比纳贡并开始各行其事.
坎塔最小的儿子阿赫马杜(Ahmadu)继位后,没有对它们兴兵讨伐.
16世纪末,由于卡诺和卡齐纳对阿加德兹进行干涉,阿加德兹的统治者也不再坚定地站在克比一边了.
于是,克比变成了一个地方性的王国.
综上所述,在公元1200—1600年间,豪萨兰建立了半打以上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些国家的首都所在地都是筑有城墙的城市,并且都变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
其中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在豪萨兰内外进行扩张,这种扩张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导致了城邦体系的覆灭和帝国的形成.
现在我们谈一谈这个时期豪萨城邦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
尽管存在着地区性差异,豪萨城邦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
自14世纪以来,豪萨城邦的政治和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的确定,大多是从博尔努帝国那里借用过来的,甚至其机构和职官的名称也与博尔努相同.
博尔努事实上长期被豪萨人当作一种高级的文明和文化的模式来仿效,而这种影响随着乍得湖地区的移民的源源不断地到来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在整个豪萨兰,小的乡村共同体考叶(Kauye,复数为Kauyuka)是由家族(gida,复数为gidaje)集团组成的,每一个考叶由一名酋长(maigari)①M.
MuhammadBello,TheRiseoftheSokotoFulani,1922ed.
andtransl.
E.
J.
Arnett,Kano,P.
13.
治理.
这些共同体形成一个个通常是相当小的聚落.
往上一级是加里(gari,复数为garuruwa)即村庄,其首领叫作萨尔金·加里(SarkinGari)或马加金·加里(MagajinGari).
矗立在这种结构之上的是比尔尼(birni,复数为birane),其首领叫作萨尔金·卡萨(SarkinKasa).
在比尔尼发展为一种新的权力形式方面,有几种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一是豪萨兰农业和手工业资源的多样性;其二是长途贸易的发展,尤其15世纪以后是这样;其三是城墙的修筑对城邦的人民和土地所起的保护作用.
国家的首脑叫作萨尔基(sarki),意思是国王.
王权是绝对的,至少在理论上,国王个人的身体是神圣的,因为王国的命运全系于他一人.
国王是从统治家系的成员中遴选出来的.
虽然子承父业的继承制度在各个城邦已得到确认,但仍保留着母系制遗风.
萨尔基与他的高级官员共享权力,后者部分出自萨尔基的家系,部分出自前政权的统治家系而现在已经变成世袭贵族的那些家庭.
这些政治精英中的一部分成员被君主指定为国务委员会的成员.
在戈比尔,国务委员会叫作塔腊·塔·戈比尔(TarataGobir或者TararGobir),意思是"戈比尔九人"(thenineofGobir).
当国王去世时,由这个委员会决定由哪个候选人成为新国王.
与此相似,卡诺的国务委员会叫作"卡诺九人"(theKanonine).
前已述及,卡诺的萨尔金·雍发开了指派奴隶、宦官为国家重要官员的先例,由他们主管国库、京城和宫廷警卫以及同自由民官吏的联络,还负责履行各种各样的宫廷事务方面的职能,管理后宫.
国家官员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加拉迪马(galadima),类似于首相或宰相,负责处理已经确定下来的国家事务.
这个官职有时被委派给国王的一名嫡亲,而在很多情况下国王就成了强有力的加拉迪马手中的傀儡,于是加拉迪马就成了官员和显贵的主宰,他们当中的各个人只负责一个特别有限的或地方性的单位.
从14世纪中期起,伊斯兰教的传播、奴隶作为贡品所起的作用、奴隶的定居以及他们被委以官职、宦官和妻妾所起的作用,等等,都对豪萨城邦的中央集权化乃至发展成专制政府,有很大的推动.
特别是委派奴隶担任高级官员,有利于削弱统治家系的成员对政府的垄断和使王权朝着更加绝对化的方向发展.
豪萨兰土地肥沃,地下蕴藏有丰富的铁矿(如达拉山的铁矿),人口稠密,因地处撒哈拉、萨赫勒地带、萨瓦纳(Savannaah,即热带草原)和热带森林之间,对农业、冶铁业、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都是很有利的.
每一个豪萨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农民,农业是这个地区经济生活的基础.
土地归聚落(hamlet)、村庄(village)或城镇(town)等不同层级的公社(commumity)所有,其酋长(Chief)对土地的使用进行管理(supervise).
土地从不买卖,在土地上耕作的人享有收益权.
经公社酋长(theCommunalChief)批准,来自该公社以外的人可以获得和耕种土地.
后来,随着封建化的发展,萨尔基有了给任何人(不管是土著还是外来人)土地的可能性和权利.
农户(talaka,复数为talakawa)在公社的一名首领(sarkinpoma,意思是"农耕首领")的指导下从事农业活动,后者负责观察雨季的开始和为保证获得好收成而向当地的神祗献祭.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农地:其一是国王的田地(gandumSarkin),其特点是面积广大;其二是家族田地(gandumgida),通常叫作戈纳(gona);其三是个人田地(gayauna).
在王田上劳动的主要是奴隶;国家的显贵们的大片采邑的耕作,也主要靠奴隶.
在卡诺国王阿卜杜拉·布尔扎在位时(1438—1452年),有成千上万的奴隶生活在卡诺及其附近,其中从事农耕的奴隶占很高的比例.
这位国王的加拉迪马说,已经建立了21座城市,在每座城市里他都安置了1000名奴隶.
由此可见奴隶数量之多和奴隶劳动规模之大.
许多农作物都在豪萨兰得到了种植,包括各种品系的粟、高粱、福尼奥稻(funio)、水稻和其它粮食作物.
商业作物,特别是棉花和靛蓝的种植(主要产地是卡诺王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在豪萨兰的经济中,14世纪之前手工业已占据重要地位.
由于实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手工业比较发达.
在豪萨兰,棉布的制作很早就已开始;制作过程的诸阶段——弹、梳、纺、织、染等,都在当地完成.
豪萨兰的皮革工匠和制鞋工匠制作了许多种类的手工制品,如皮包、皮鞋、马鞍和软垫等,这些产品被销往整个苏丹地带和北非.
首饰和金属制品的制作在豪萨兰也很发达,如炊具、农具、刀具、斧头、剑、矛等金属制品,制作精良.
制铁业和多数手工业都有自己的行会,行会首领由国王指定,行会对生产方法、产品标准和价格实行控制或监督.
豪萨兰的商业非常发达.
经商是城市人口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在豪萨兰,定期集市贸易市场(Kasuwa)是主要的商品集散地.
市场负责人(SarkinKasuwa)在助手的协助下维持各个市场的交易秩序,处理商人与买主之间的争执,并征收市场税,税收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上交给国王.
豪萨兰的商人阶级很早就分成各种类别:从事农产品和小规模手工业制品买卖的,主要是生产者本人,他们被叫作西尼基(ciniki).
从事整体规模贸易的,被叫作法淘西(fatauci).
控制职业商人者被叫作法塔可(fatake),他们从事长途贸易.
介于西尼基和法塔可之间的被叫作延科利(YanKoli),他们从一个市场到另一个市场,廉价买进,高价卖出,或者从法塔可那里批发商品来零售.
控制西尼基者被叫作延卡苏瓦(YanKasuwa),其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其家乡的那些城镇.
在所有的豪萨市场上都有专门的掮客,被叫作迪拉利(dillali),他们熟稔该地区各市场的行情,能够预测供求和价格的涨落,他们向卖主提供信息,并收取服务费.
在豪萨兰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按照它们各自的产地,可以划分成四大类:其一为豪萨兰的产品,包括棉布、兽皮和皮革制品、农产品等;其二为北非产品,而且其中一部分产自欧洲,包括金属制品、武器、马匹、玻璃珠、玻璃餐饮用具以及某些昂贵的布匹;其三为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矿产品,包括来自台凯达(Takedda)矿场的铜棒,来自比尔马(Bilma)和撒哈拉其它盐矿的盐和泡碱(natron);其四为来自豪萨兰以南地区的奴隶以及与邻国交战中掳来的战俘,这些战俘被卖作脚夫、家奴、士兵和警卫,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其中一部分被贩运到北非;此外还有从南方贩运来的柯拉果.
到16世纪末,随着桑海帝国的衰落,由豪萨兰向西去的商道变得不可靠了,桑海同艾尔的关系也告中断.
另一方面,北方与豪萨兰之间的商业关系陷于停顿.
结果,豪萨兰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同中苏丹的贸易了.
第九章伊斯兰文明在非洲(下)一、古代印度洋贸易古代环印度洋可概括为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一是西南"森林"地区,包括从肯尼亚至马达加斯加等沿海地区;二是中间"沙漠"地区,包括从非洲之角至印度河流域;三是东南"森林"地区,即从印度直至印度尼西亚.
通过海路,这三个地区相当长时间一直存在着商业往来、文化交流和移民关系,因此,西印度洋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沿着东非与中东及中东与印度之间这两条清晰的路线相互影响的历史①.
伊斯兰时代以前,东北非、东非及南非沿海地区就与环印度洋一些古国和地区有商业贸易往来,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帝国形成,地中海地区对东方商品的需求大增,更促使了阿拉伯人与东北非地区的商业交往.
阿克苏姆王国兴起后,其港口阿杜利斯成为印度洋贸易的重要中心之一.
当地农民种植香料和阿拉伯树胶.
红海滨海地区的居民则从附近的岛屿收集龟壳.
《红海回航记》中提到阿杜利斯是阿克苏姆"法定的"出海口岸.
象牙是该国出口的大宗商品,主要来源于库施.
除此之外,出口的商品还有黄金、犀牛角、香料、龟甲和黑曜石等.
人们从尼罗河以西的地方把全部象牙运到科洛埃,然后穿越昔埃努姆地区,最后才运到阿杜利斯.
从世界其它地区输入的商品,包括埃及的各种布匹、印度的棉布、铁器、意大利与叙利亚的酒、波斯的服装等.
希腊和罗马——拜占庭的作家的史料也佐证了早期阿克苏姆的贸易情形.
公元2世纪中叶的克劳迪乌斯·托勒密提到阿克苏姆人是埃塞俄比亚诸民族之一①,他知道麦罗埃和阿杜利斯这些城市.
另一位学者普林尼曾提到从埃塞俄比亚的红海港口输出黑曜石、象牙、犀角、河马皮、猴子和奴隶.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瓦解,公元3世纪后,印度洋、东非与地中海的大部分中转贸易让位于阿克苏姆.
阿克苏姆出口商品重心转向波斯与印度.
5至6世纪,阿杜利斯已成为克利斯姆港和印度诸港之间的重要港口.
阿克苏姆同拜占庭、波斯、印度和锡兰保持经常接触,它的翡翠、黄金、线香、肉桂和香料的市场,吸引着古代世界各地的商人.
仅根据零星的史料判断:公元525年夏,进入阿克苏姆王国港口加巴扎的船只,有9艘来自印度,7艘来自大法拉桑岛,15艘来自巴勒斯坦,22艘来自埃及②.
根据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威记载:阿克苏姆王国阿杜利斯的主教摩西曾乘船去印度,他很可能是去看望他的教徒.
这些人已经在印度和锡兰一些港口建立了贸易据点.
他记载了一位阿杜利斯的商人,曾在锡兰国王面前赞扬罗马金币而贬低波斯金币.
①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也表明,阿克苏姆与印度洋北缘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在古埃塞俄比亚语中,有相当多的词汇采用印度梵语.
如大象,"nage",梵语为"naga";糖,"sokar",梵语为"sarkra";玻璃,"baralle",梵语为"baidurga";麝香,"misk",梵语为"muska";甘松,"nari",①G.
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第2卷,第432页.
①在古典作家的著作中,"埃塞俄比亚"一词泛指南方未知地区.
②G.
莫赫塔尔:《非洲通史》,第2卷,第302页.
①TheEncyclopediaBritannica,vols8,1973,P784.
梵语为"nardag"②.
阿克苏姆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经济贸易来往更为密切,公元5世纪至6世纪初,东罗马帝国曾发布命令,禁止贵金属、铁和食品输往希姆亚尔和阿克苏姆.
6世纪后,随着波斯帝国的再度兴起及向阿拉伯半岛的扩张,威胁到拜占庭和阿克苏姆的共同利益,两国从而结盟对抗波斯.
拜占庭曾两次派使节去阿克苏姆,并建议阿克苏姆收购印度生丝,对波斯进行贸易战.
沙畹所著《西突厥史料》曾称:"查士丁尼为求丝绢,曾谋与印度诸港通市易,而不经由波斯,曾于531年遣使至阿刺壁(即阿拉伯)西南也门方面,与希米亚里特人约,命其往印度购丝,而转售之于罗马人,缘其地常有舟航赴印度也".
但潘克赫斯特的《埃塞俄比亚经济史入门》也认为使者到了阿克苏姆及受阿克苏姆控制的希米亚里特.
③东非海岸也是印度洋贸易的一部分.
南阿拉伯、波斯湾、西印度同东非之间的海上交通,在公元前就已开始.
但这点如同西非与地中海的联系一样为人们所忽视.
文献材料和考古发掘都表明:东非海岸在公元2世纪前后已纳入地中海罗马帝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
在古希腊罗马文献中,东非海岸被多次提及:斯特拉波(前29—公元19)记叙了他了解到甚至亲自看到的红海地区和印度洋贸易的情况;普林尼(23—79)也描绘了印度洋的贸易和航海;特别是《红海回航记》,作者目睹的东非海岸,其范围包括了从瓜达富伊角到桑给巴尔或鲁菲季河的一段,输出的商品是象牙、犀角、玳瑁和棕油;输入的是没萨(即南阿拉伯的摩哈)制造的枪,以及斧头、匕首、锥子和各种玻璃器皿.
书中还反映了印度、阿拉伯与东非海岸之间通商情形,"经常也有从海洋对面的各地,从阿里亚加和巴里加扎出发而来的船只.
它们给这些远方的贸易城市带来异乡的产品,如:小麦、大米、酥油、芝麻油、棉布、腰带和从一种名叫萨恰里(Sacchari)的植物所提出来的蜜.
有些船是专程来这些城市贸易的,有的则是沿着非洲海岸边走边交易.
这里并不完全归一个国王统治.
每一个贸易城镇都分别由一个独立的酋长管辖.
"东非海岸的贸易活动,为阿拉伯所控制.
阿拉伯西南部的希姆亚尔通过其附庸马菲尔人的头人对东非海岸一些城镇行使宗主权,这个头目又把宗主权委托给穆扎人.
穆扎人"向那里派遣了以阿拉伯人为船长和代理人的大型船只,这些阿拉伯人和当地非洲土人十分熟悉并和他们通婚,他们对整个非洲东海岸了如指掌,而且还懂得他们的语言"①.
考古证据也表明,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东非海岸也受到阿拉伯人商业扩张的影响.
此后,由于罗马帝国的兴盛和繁荣促进了阿拉伯人在东非海岸的商业活动.
罗马帝国崩溃后,东非海岸的商业往来重心转向印度洋北缘地区.
古代印度洋贸易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首先它催发了黑非洲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至少在7世纪以前,东非沿岸经济以农耕为主,辅之以采集、狩猎和少许商业.
有些部落社会经济仍处于十分原始状态之中.
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帝国形成,随着地中海地区对东方商品的需求大增,②S.
K.
Chatterjl,IndiaandEthiopiafromtheSeventhCenturyB.
C.
(公元前7世纪以来的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加尔各答1968年版,P.
23.
③潘克赫斯特:《埃塞俄比亚·经济史入门》.
转引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三联书店1963年,第89页.
①Freeman-Grenville,G.
S.
Ped:EastAfricanCoast-selectDocumentefromfirsttotheEarlierNineteenthCentury(《东非海岸史料选辑》),oxford,1962,P2.
逐渐形成一个以地中海罗马为中心,以波斯湾、红海、非洲东海岸为外缘的国际贸易体系.
罗马帝国崩溃后,这一国际贸易体系的重心又移至西印度洋地区.
这一印度洋国际贸易体系的形成对所涉及地区的古代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由于先进生产工具,特别是铁器的传播,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对落后地区起了催发作用.
其次,由于外贸,落后地区的一些自然资源,如象牙等获得了新的价值,成为国家兴盛的重要财源.
最后,它还使一些沿海集市城市化,成为贸易中心①.
公元1世纪后,阿克苏姆王国的兴起正是上述这一影响对东北非古老农业文明催发的结果.
第二,促进了跨越印度洋的移民迁徙.
横越印度洋的贸易往来,必然导致移民活动.
早在公元前6世纪,印度人就前往东非进行贸易活动.
远至莫桑比克沿海的休纳城,有相当数量的印度居民居住在专门的区域.
这种情形经历了许多世纪.
伊斯兰教兴起前,阿拉伯人已经通过定居、通婚、贸易,沿东非海岸日益向南拓展.
在基尔瓦附近的一小岛,曾发现一处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人居住点的城堡废墟.
7世纪后,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阿拉伯人更大规模移民东非海岸.
第三,增进了亚非大陆的文化交流.
与印度洋贸易往来相伴随的是文化交流.
在东北非地区,一些南阿拉伯人移居埃塞俄比亚.
古城和商路的遗迹遍布厄立特里亚和北提格雷.
有些移民一直南下到哈拉尔和古拉吉地区.
移民除了带来建筑术、艺术和比较先进的社会组织外,还带来了宗教和文学,与此同时,古老的埃塞俄比亚文化也影响到邻近地区,只要对于中东国家的文学、艺术品和铭文加以研究,就可以发现埃塞俄比亚对于邻国的影响.
印度与东北非地区贸易往来十分悠久,印度的文明也随着贸易渗透埃塞俄比亚.
一些学者认为,在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已传入埃塞俄比亚,H.
科夫认为:在基督教传入之前,佛教可能是对埃塞俄比亚最有影响的外来宗教.
这点从阿克苏姆王国这一时期的巨石碑柱、宝塔以及山顶教堂建筑风格可得到佐证.
埃塞俄比亚文字的形成,与印度文字系统影响也分不开.
这种影响可能得力于公元3至4世纪居住在阿杜利斯和阿克苏姆的印度商人和移民.
此外,在埃塞俄比亚,香料的使用、甘蔗的引进、棉纺技术的推广都与印度影响有关.
斯瓦希里文明也是一种混合物,它起源于许多方面,但组成了一个特殊的,显然是非洲式的整体.
斯瓦希里文化受到来自印度、波斯、印度尼西亚、马来亚、中国等地区的影响.
从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心理特征及语言构成等方面看,斯瓦希里文化是印度洋贸易导致的一种海洋文明.
第四,促进了非洲与亚洲的农作物传播.
恩格斯曾高度赞扬了栽培作物的传播,说"人们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这样就把全世界的动植物都改变了".
跨越印度洋亚非两洲之间的贸易活动是两大陆农作物的交流的重要渠道.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与一些学者的研究,亚非大陆农作物品种起源大致如下,西亚中心:小麦、大麦、蚕豆、扁豆、大蒜、葱头、韭菜、油菜、无花果、葡萄、甜瓜、石榴、梨、苹果、桃、杏、扁桃、亚麻、橄榄、枣椰等;东亚中心(包括中国、东南亚):稻、甘蔗、薏苡、芒果、芋、海芋、薯蓣、地瓜、荸荠、苦瓜、冬瓜、毛马瓜、丝瓜、茗菜、①G.
莫赫塔尔,《非洲通史》,第2卷,第438页.
黄瓜、莲、菱角、槟榔①;黑非洲中心:非洲稻、高粱、珍珠粟、塔夫稷、画眉草、豇豆、卡费尔土豆、地豆、薯蓣、秋葵、南瓜、葫芦、西瓜、柯拉、酸模、咖啡、油棕、蓖麻、芝麻、棉花①.
随着印度洋贸易的兴起,东非大陆大致有两次明显的作物引进,约在公元前,由移民马达加斯加的印度尼西亚人引入"马来西亚植物群",包括:亚洲水稻、波利尼西亚竹芋、芋头、亚洲薯蓣、香蕉、面包树、椰子、甘蔗;另一次是在公元7世纪后,伴随大批阿拉伯人移民东非沿海,桔子、柠檬、石榴、蜜果等引种东非.
上述农作物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非洲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例如香蕉和亚洲几种薯蓣,广泛种植在从赞比西河低地向北直至大湖地区的酷热而潮湿的热带区域,而这些区域有些地方既不适合种植玉米,也不适合于饲养牛羊.
这些作物的传入有助于当地班图人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人引进了柑桔等水果作物,他们在居住的城市的郊外、河边,种植高粱、小米、水稻、蚕豆,兴办棕榈种植园,饲养牛、山羊、绵羊、家禽.
东非通过海上贸易也把许多黑非洲农作物传入亚洲.
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亚洲和东非的栽培作物有着源远流长的亲缘关系.
突出的例子是高粱,亚洲至今仍然有非洲名称的高粱.
R·波蒂埃认为:双色高粱可能是埃塞俄比亚品种和野生苏丹品种杂交的一种栽培高粱.
此外,缅甸的都卡那高粱、印度的粟状高粱、中国高粱与非洲高粱也有亲缘关系.
植物学家鉴定在芝麻的35个品种中,有28个是非洲传入的.
它们经埃塞俄比亚传入印度再普及整个亚洲.
根据研究,从东非可能经海路传入印度和阿拉伯的作物就有:豇豆、卡费尔土豆、葫芦、酸模、咖啡、蓖麻等.
上述考察表明:古代印度洋贸易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世界历史的中古时期,形成了长达近千年之久的印度洋海洋文明圈.
二、伊斯兰教在东北非和东非的传播与影响公元7世纪上半叶,伴随着阿拉伯人对外扩张,伊斯兰教开始在非洲传播.
公元639—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后用了数十年的时间,粉碎柏柏尔人的反抗,于公元702年占领整个马格里布.
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向东北非、东非沿岸扩张,伊斯兰教亦随之传播于东苏丹、非洲之角和东非沿岸地区.
东苏丹:在阿拉伯人扩张时,在东苏丹的北半部地区,存在着三个基督教王国,它们长期遏制着伊斯兰教的影响,但终不能阻挡住阿拉伯人的迁入和伊斯兰教的渗透.
这一地区是伊斯兰教在黑非洲传播最早的地区.
传播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7世纪起,借助于贸易交换伊斯兰教开始渗入红海的一些港口,继而传入东苏丹.
二是借助于贸易、移民和征服从北面的埃及传入东苏丹,这是传播的主要通道.
公元641年,阿拉伯军队从埃及首次发动对努比亚的入侵,公元651年直抵栋古拉.
马库拉王国被迫与之签定和约,建立商业关系,伊斯兰教开始渗入,大量移民涌入东苏丹,分布在东苏丹北①G.
Murdack,African,ItsPeopleandtheirCulture,(《非洲及其人民和文化》)NewYork1959,P.
23.
①J.
D.
Clark,ed.
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
l,CambridgeUniver-sityPress,London,1980,P.
114.
部地区①.
根据10世纪末阿拉伯人伊本·塞利姆记载:阿勒瓦王国都城郊区已住着许多穆斯林.
13世纪,马木路克王朝在埃及兴起,成为伊斯兰教在东苏丹立足的转折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木路克王朝不断扩张其势力,见于史载的有1275年、1287年、1289年等多次远征,它削弱了东苏丹基督教三国的势力,大批阿拉伯人随之留在东苏丹,大批东苏丹俘虏乃至王族因战败被带入埃及而改信伊斯兰教.
②二是伴随着努比亚基督教王国向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的俯首称臣,上埃及的阿拉伯穆斯林不堪忍受马木鲁克王朝的压榨,不断起义反抗,失败后向南移民.
至14世纪,东苏丹北部遍布阿拉伯人,并已深入至达尔富尔地区,"阿拉伯人各个部落,几百年来沿着尼罗河岸向南游牧或结成商队从北非向苏丹行进,走过大草原到达热带森林和沼泽地后就逐渐定居下来"①.
这些阿拉伯人与当地人通婚,推广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说阿拉伯语的人在东苏丹北部已占多数.
15世纪以后,东苏丹出现了三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它们是丰吉王国、科尔多凡王国和达尔富尔王国.
非洲之角:这一地区包括今天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兴起后,红海为其所控制,伊斯兰教伴随着贸易往来,从红海和印度洋沿岸传播到内地.
公元702年,阿拉伯人占据达哈拉克岛(Dahlak)②,公元10世纪摩加迪沙已成为阿拉伯人统治的繁荣的商城.
"到10世纪时,在南方和北方沿海都建立了一连串的商业中心,这些港口成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贸易的据点,它们在其后的若干世纪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后来成为穆斯林在东北非进行扩张的基础.
"③.
其后,在今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绍阿省一带先后兴起过一系列的穆斯林国家,包括伊法特、法塔贾、达瓦罗、巴利、哈迪亚和阿达勒等王国.
为了贸易利益、宗教信仰,这些穆斯林王国与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
直至16世纪初,这些穆斯林才臣服埃塞俄比亚,数百年的争夺、通商,促使了伊斯兰教在今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的传播.
东非沿海地区:这一地区范围广大,北起索马里南部,南至莫桑比克.
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就有一些阿拉伯人在沿海一带经商定居.
伊斯兰教传入东非,一般认为是在7世纪后半叶,在阿拉伯总督哈贾吉蹂躏了阿曼之后,避难者进入东非沿海一带,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
公元7世纪后,阿拉伯人沿着海岸南下,建立了一系列伊斯兰教城市.
至今发现的编年史记载,最早的一座清真寺是建于公元1107年.
其他可信的历史记载如下:阿拉伯旅行家马苏迪(Al—Masudi)公元915年曾旅行到过波斯、印度、中国,回程时经过非洲东海岸返回也门.
他记载:昆巴卢(Kambalu)岛(很可能在拉木附近)的居民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组成.
12世纪的阿拉伯作家伊德里西(Al—Idrisi,1100—1166)记载:僧祗海域的达牙瓦格(Djawaga)岛的大部分居民都是穆斯林.
13世纪的阿拉伯人阿布·费达(AbuAl—Fida,1273—1331)的著作中也有:索法拉居民为穆斯林.
①著名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记①Lewis,I.
M.
,lslaminTropicalAfrica,London,1980,PP.
114、120.
②Lewis,I.
M.
,lslaminTropicalAfrica,London,1980,PP.
114、120.
①波铁辛等主编:《非洲各族人民》,三联书店1960年,第280页.
②IslaminTropicalAfrica,P7.
③I.
M.
刘易斯:《索马里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5页.
①前引Freeman-Grenrille,PP14.
9.
24.
叙14世纪上半叶的东非之行时,提到摩加迪沙有攻读《古兰经》的学生.
那里是一个伊斯兰宗教中心,在一定的季节,附近城镇大量居民都来朝拜.
②他对蒙巴萨的记载如下:③"他们信奉沙菲尔教派,信仰真诚,性格善良,品德贞洁.
清真寺系坚固的木结构,寺的每一门前都有一二口水井,井深一腕尺或二腕尺,用一长柄木勺即可取水,勺柄长不过一腕尺.
寺和井附近地面平坦,凡欲进寺者,洗脚后,在寺大门前铺着的粗席垫上,磨去脚上的泥垢再进.
凡要作小净者,可用两腿夹住勺柄,倾水于手上,即可作小净.
人们都光脚走路".
关于基尔瓦,他的记载是:"基尔瓦城是一座美丽的坚固城池,房舍系用木建,当地雨水甚多.
他们时刻在戒备中;因他们那里连接大路的一面,都是异教徒黑人.
当地人大多信仰诚敬,品德清廉,信奉沙菲尔教派".
从13世纪至西方殖民者入侵,是东非沿海城邦繁荣时期,著名的城邦有摩加迪沙、拉木、奔巴、桑给巴尔、马菲亚、基尔瓦和索法拉等.
至18世纪之前,在沿海地带的居民大部分都已成为穆斯林,坦噶尼喀中部、乌干达南部、肯尼亚一些乡镇也接受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东北非和东非沿岸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是武力征服,进行圣战,以剑推行伊斯兰教.
埃及军队时常南下东苏丹进行武力征服.
公元652年,阿拉伯人就曾从埃及南下,直抵栋古拉.
阿尤比王朝时,萨拉丁派兵分两路进攻努比亚,1107年占领努比亚北部.
马木鲁克王朝的入侵更为频繁.
历史上埃塞俄比亚时常遭到穆斯林王国的入侵,史料记载:伊法特穆斯林国(它包括阿达勒和泽拉港)在13世纪是由一个自称属于阿拉伯血统的瓦拉什马王朝统治的.
14世纪早期,伊法特国的素丹哈克·阿德丁对埃塞俄比亚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入侵战争,反对埃塞俄比亚"异教徒".
最初穆斯林获得了胜利.
基督教徒的领土被侵占,教堂被摧毁,基督教徒在刀剑之下被迫背弃自己的宗教.
可是到1415年,穆斯林被击溃了.
埃塞俄比亚人的胜利和对泽拉港的暂时占领,使穆斯林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打击.
萨德·阿德丁的儿子逃往阿拉伯,在也门国王那里避难.
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又回来了,这时瓦拉什马王朝采用了阿达勒国王的称号,并迁都到哈拉尔以东的达卡尔,远离埃塞俄比亚的威胁.
经过将近100年的平静之后,阿达勒恢复了元气.
在艾哈迈德·格兰的领导之下,军队装备着通过泽拉港进口的大炮,在一系列激战之后,终于打进了埃塞俄比亚的心脏地带.
1527—1542年,阿达勒王国侵入埃塞俄比亚达16年之久,并强迫南部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除埃塞俄比亚外,东非海岸也屡遭穆斯林的武力入侵,14世纪伊本·白图泰说,基尔瓦的居民热心于向邻近的异教徒国发动圣战.
当时的素丹阿布·穆相法尔·哈桑经常去讨伐黑人地区,夺取战利品,取其1/5归公,用于《古兰经》所规定的方面.
哈桑就是在率兵对异教徒进行圣战时捐躯的.
①第二是以商业贸易作为媒介,传播伊斯兰教.
当时东北非和东非的贸易,主要通向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三个方向,伊斯兰教随着商业贸易而传入.
东非沿海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其情形类似西非.
按照巴兹尔·戴维逊的说法,只是骆驼换成了帆船.
伊斯兰教先在东非沿海传播,然后再波及内地,②Coupland,R.
;EastAfricaanditsinvaders:fromtheEarliesttimestothedeathofSayyidSaidin1856,Oxford,1938,P37.
③《伊本·白图泰游记》,第200—205页.
①《伊本·白图泰游记》,第205页.
也是以商业作为传播媒介的.
第三是移民.
阿拉伯帝国对外大肆扩张,大量阿拉伯人四处迁徙.
阿拉伯移民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军事征服,二是部落移民,三是由于王朝更迭的内乱和宗教教派纠纷引起的移民.
阿拉伯人在东北非和东非沿岸的移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地区:(1)东苏丹北部.
埃及南边的东苏丹有大草原,适宜于阿拉伯人的游牧生活,很多阿拉伯人迁居于此,见于史载的有朱赫邑纳族.
9世纪中叶,也门大部族勒比尔的支族也迁往努比亚.
埃及又是阿拉伯诸族向努比亚和苏丹迁移的中转站,例如:朱赫邑纳族原来自也门,迁到上埃及后,又迁往努比亚和苏丹.
勒比尔的另一个支族,原来迁到上埃及,后来迁往努比亚盛产黄金的地区,聚敛了大量财富,以后成为法蒂玛王朝的经济支柱;王朝赐名"康兹(意即宝库)族".
努比亚和埃及的历代王朝一直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成为埃及阿拉伯人进入东非的门户.
(2)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地区.
根据英国学者刘易斯的研究,新来的阿拉伯移民带来了伊斯兰教这个起着统一作用的力量,在16世纪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的战争中,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至今还是索马里人和埃塞俄比亚许多部族所信奉的宗教.
与此同时,这些阿拉伯移民还直接、间接地推动和促进了索马里人和盖拉人的扩张.
大概可以肯定,阿拉伯人很早就进入了索马里北部和东部的沿海地区.
这大概发生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
至迟在公元622年之后不久,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索马里沿海建立了一连串的市镇.
从这些市镇今天的状况以及各种传说材料和现有的文献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和传道者通常在这些城镇定居,成为当地的贵族.
他们在这里传播宗教、同当地妇女结婚,最后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索马里和阿拉伯混合的文化和社会.
这种新的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期和在不同程度上混杂和融合的结果,而且各个海港的融合情况也决不是一样的.
索马里的这种新文化,相当于东非海岸南部范围更广的斯瓦希里语社会.
泽拉和柏培拉这两个古老的港口是阿拉伯势力在北索马里的有代表性的中心.
阿拉伯移民不仅在北部海岸发展,而且在南方也开发了类似的一些港口,其中最重要的是摩加迪沙、布腊瓦和梅尔卡.
这些都是商业城市,它们的繁荣主要是靠在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和东方各国市场之间的转口贸易.
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以及当地的铭文和文献表明,在9世纪的前半期,相当多的阿拉伯和波斯殖民者曾在摩加迪沙定居下来,这是在东非海岸的基尔瓦港建立之前几年.
从一些材料来看,梅尔卡和布腊瓦两地也有同样古老的历史.
因此到10世纪时,在南方和北方沿海都建立了一些商业中心.
这些港口成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贸易的据点,它们在其后的若干世纪中得到巩固和加强,后来成为穆斯林在东北非进行扩张的基础.
(3)东非沿海地区.
这一地区移民较多,影响最大.
公元7世纪末到10世纪,见于史载的有阿曼部落移民桑给巴尔岛.
公元695年,阿曼酋长苏勒曼和赛义德在内战中失败后,率领部族逃到东非海岸①.
公元8世纪末,来自也门的部族定居在摩加迪沙和蒙巴萨一带.
约915年,设拉子素丹和他的6个儿子率领家族来到东非.
10世纪以后,随着东非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移民更加频繁.
阿拉伯人在东非沿岸站住脚后,深入到内地去.
16世纪,葡萄牙人在今津巴布韦境内,曾发现数千人之多的阿拉伯移民城镇.
①前引Coupland,P.
22.
第四,是以朝觐和学者的讲学、访问、游览的方式传播伊斯兰教.
史载:第一个移居东苏丹的学者是伊本·阿义德,1360—1380年他在栋古拉王国讲学传经.
东苏丹早期的穆斯林传教士来自上埃及和马格里布.
伊斯兰教的传播,给东非沿岸及东北非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伊斯兰教对多部族国家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伊斯兰教为那些雄心勃勃的国家提供了一种信仰,一面旗帜,一支军队".
伊斯兰教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具体的作用是:(1)伊斯兰教只信仰安拉为唯一的神,否认部落偶像,否认对祖先、精灵的崇拜,主张哈里发的神权统治.
伊斯兰教不分等级、种族和地域,大家都去清真寺做礼拜,这种仪式促进了教友之间的兄弟关系,有利于部族之间的融合.
(2)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安邦治国的方法、艺术和礼仪.
伊斯兰教主张用伊斯兰法取代各部族的习惯法.
伊本·白图泰对摩加迪沙统治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史料①,他说:当统治者出巡时,"头上撑着四把彩伞,伞顶上各有一金质小鸟.
那天谢赫穿着古都斯出产的绿色大氅,下身围着丝巾,头戴大型缠头,由鼓号演奏前导.
大臣们前呼后拥,法官、法学家们、圣裔们随后.
在此情景下,谢赫步入会议厅,大臣、长官、军官们坐在一棚下,法官备有地毯供他个人坐地用,别人不得坐用.
法学家和圣裔们随同法官坐在一起,至哺礼时,大家同谢赫一齐作哺礼.
全体士兵列队,击鼓吹号,吹唢呐.
奏乐时须肃立,不准移动,步行者闻乐声立即止步,不许前进亦不许后退.
奏乐毕,全体用手指向谢赫致敬,状如前面所述,即行散去,这是他们每周五的惯例.
周六安息日,人们到谢赫府前,坐在门前的棚下,法官、法学家们、圣裔们、清廉人士、谢赫们、哈只们进入内厅,坐在准备好的木台上,而法官独坐一台,各式人都有专台,不得乱坐,一会儿谢赫出席,派人请法官坐在他的后面,法学家们接着进来,他们的首领坐在谢赫面前,其他人于致敬后退出,来宾则坐在谢赫的右侧,各位谢赫和哈只们接着进来,他们的重要人物坐下,其他人于致敬后退出,接着是大臣、长官、军队军官,都分批晋见,致敬后退出".
(3)伊斯兰教经常发动圣战,造成不断的人口迁徙,社会关系变动,部族的血缘关系淡化.
东非沿海各城邦之间时有战争,那些经济繁荣、势力强大的城邦如摩加迪沙和基尔瓦曾称雄一时.
基尔瓦不满足于已有的势力,还攻打马菲亚,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直接统治.
史料记载当时"索法拉、库阿马·安哥亚和莫桑比克诸邦均为基尔瓦素丹的藩属".
基尔瓦素丹在索法拉直接派有自己的总督,莫桑比克的统治者也是基尔瓦素丹的代表,对往来商船课以重税.
看来,在东非海岸城邦发展的后期,在南部沿海地区,以基尔瓦为中心曾出现过某种兼并和统一的倾向.
(4)伊斯兰教加强了黑非洲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带来了贸易的繁荣,而对外贸易则是中世纪黑非洲一些帝国和城邦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商路的繁荣与否,与国家的盛衰有极大关系.
美国著名伊斯兰史学家艾拉·拉皮德斯在《伊斯兰社会史》一书中,对世界中世纪史中的伊斯兰教影响作过鸟瞰式的分析,他认为:在公元13世纪到17世纪这一时期,是伊斯兰教成熟发展的"辉煌的英雄时代".
一方面,伊斯兰价值导致了阿拉伯帝国形成和扩张,另一方面随着阿拉伯人的扩张,伊斯兰价值也"向外辐射".
这一时期,伊斯兰教成为印度人、部分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宗教,一方面伊斯兰与当地既存的文化与社会相互影响,另一方①《伊本·白图泰游记》,第203页.
面又在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萨法威(Safavid)帝国①发挥着不同形式的政治整合功能.
伊斯兰范式之所以能够在这一时期被广泛地应用于各式各样社会,一个内在的原因就是这些社会都是以契合伊斯兰文化精神的家庭——社会型、宗教——伦理型为基本特点的社会,因此,伊斯兰教与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的文化模式都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
伊斯兰教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宗教,一方面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发挥着规范与整合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作为人们价值体系和文化认同的源泉,它适应于家庭——社会经济.
因此,它是"前现代社会"的文化形态.
第二,伊斯兰教给黑非洲带来了先进的阿拉伯文化,这种阿拉伯外来文化与本地原有文化融合,使黑非洲文化获得了更高层次和更丰富的发展.
表现在:(1)学术的繁荣.
早期斯瓦希里文化的丰富性证实了这一点.
最晚到公元1150年的时候,这里的诗人经常写抒情诗,他们用的是斯瓦希里语.
这是一种非洲语言,它的字体采用了经过修改的阿拉伯字体,而在风格上和语言上有许多摹仿阿拉伯语的地方.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用斯瓦希里语写着抒情诗和叙事诗.
蒙巴萨以北的斯瓦希里诗人,采用外国材料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学.
在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下,东非城邦的史学也繁荣起来,东非城邦的编年史中有些用阿拉伯文写成,如《塔里赫·埃·苏丹》.
像蒙巴萨和帕特的编年史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斯瓦希里文著的.
另外一些,如基尔瓦的编年史,是用两种文字写的.
直到公元1824年,爱默瑞还发现斯瓦希里语在蒙巴萨被普遍应用着.
(2)伊斯兰教带来了阿拉伯语.
在伊斯兰教未传入之前,黑非洲无任何系统的书面语言,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阿拉伯语逐渐为上层统治阶级和文化人士所采用.
非洲斯瓦希里语、豪萨语、富尔柏语形成于10世纪前后,它们是阿拉伯语与班图各族语言融化的结果.
斯瓦希里语的语法结构是班图语型的,但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词汇.
据统计,阿拉伯等外来词汇约占15%,主要集中在贸易、宗教、法律方面.
斯瓦希里语是非洲化的阿拉伯产物,其基础虽属非洲,但带有强烈的阿拉伯语色彩.
斯瓦希里人的墓碑、门窗、家具上所刻的文字,都是以阿拉伯文字作基础的斯瓦希里语,史学著作也是如此.
中世纪斯瓦希里文学中的抒情和叙事诗,在风格和语言上对阿拉伯语的摹仿更为明显.
今天使用斯瓦希里语的东非居民达4000万之多.
阿拉伯语中政治、经济、宗教方面的词汇,也极大地丰富了本地的语言.
伊斯兰教带来了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的黑人进入了文字文明时代.
(3)建筑材料的更新和建筑风格的进步.
黑非洲住房材料一般是粘土和茅草,有粘土垒的城市建筑,农村住房有圆椎形草顶,两面坡屋顶的或平层顶的矩形茅屋,也有蜂房形的茅屋.
伊斯兰教的传播,给东非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带来了先进的建筑技术和阿拉伯独特的风格.
东非沿岸城市石料建筑始于12世纪,最典型的是基尔瓦城,使用大小相近的石头,采用阿拉伯风格——圆顶或尖顶、半圆拱石柱和装饰性浅浮雕.
东非沿岸城市废墟考古发掘也印证了当时城市房屋建筑,很明显是阿拉伯风格.
第三,伊斯兰教的传播,推动了黑非洲原有经济、物质文明的继续向前发展.
这一点在东非沿海一带及内地最为明显.
在伊斯兰教未传入以前,东非沿岸文明是由班图等族创造的以农耕为主,辅之采集、狩猎和商业的文明.
它已经受到古代外部世界的影响,有些部落仍处在十分落后的原始状态之①萨法威为古代波斯王朝名.
中.
中国史书记载:"不识五谷,食肉而已.
无衣服,唯腰下羊皮掩之……唯有象牙及阿末香".
伊斯兰传播后,阿拉伯人带来了先进的阿拉伯文明,他们与当地人杂居,形成斯瓦希里人,以海上贸易为主,也经营一定的农业,形成很有特色的东非城邦文明.
这种文明在13—15世纪到达极盛时期,与以前当地经济相比,它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显著发展:其一,城市增多,商业更加繁荣;其二,农业有进一步发展,作物种类增多.
"阿拉伯人引进了柑桔等水果作物,他们在居住城市的郊外、河边,种植高粱、小米、水稻、蚕豆,兴办棕榈种植园.
饲养牛、山羊、绵羊、家禽".
①葡萄牙人初到东非时,发现基尔瓦周围有许多果树园、菜园.
马菲亚、桑给巴尔盛产甘蔗,蒙巴萨食物非常充足,人们饲养绵羊、牛、鸡禽,种植黍、稻和各种蔬菜.
种植的水果有桔子、柠檬、石榴、蜜果等.
葡萄牙人巴哈布萨还说,16世纪初时,"桑给巴尔奔巴土地富庶,食物充足,有稻米、小麦、小米等".
其三,沿海城市商业的繁荣,带动了内地经济的交流和发展.
如马拉维内地金矿区与沿海有密切联系,出产的黄金运往基尔瓦.
这一过程,16世纪以后日益明显,沿海城邦和内地的商路"不仅把坦桑尼亚各族人民同沿海各族人民联结起来,而且把坦桑尼亚各族人民同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安哥拉、刚果(金)、布隆迪、乌干达和肯尼亚各族人民联结起来.
②总之,伊斯兰教在东北非和东非的传播和影响,使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史学家认为的封建化时期.
三、东非城邦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兴起,随后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崛起,印度洋贸易从地中海贸易的一翼一跃为连接亚洲与非洲、欧洲交往的中心.
以波斯湾、红海和阿拉伯半岛为北缘,以南亚、东南亚和东非海岸为两翼的古代中世纪印度洋贸易网迅速勃兴与繁荣,东非城邦随之兴起.
从11世纪至15世纪末,沿海形成了一系列商业城市,在这些最早兴起的城市中有摩加迪沙、马菲亚和基尔瓦.
12世纪马林迪成为铁器贸易中心,索法拉则成为黄金输出港口.
伊本·白图泰熟悉14世纪的地中海商业文明,他对东非商业城市之繁荣仍感惊讶,说基尔瓦是他见到建筑得最好的城市,摩加迪沙是一个富商居住的巨大城镇,是东海岸最重要的繁华城市.
马苏迪记叙了索法拉黄金出口的情形.
东非沿海城市的繁荣也曾使初来的西方殖民者大为惊讶,他们称赞蒙巴萨是一个贸易兴隆的地方,有一个良好的海港,海港里经常停泊着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它们来往于索法拉、马林迪、桑给巴尔群岛,远至印度.
15世纪末,东非沿岸已有37个城邦国家,所有这些城镇都是相当繁荣的.
它们和同时代的中国、马六甲、古吉拉特、法卡、安南以及缅甸的马达班商人有频繁的贸易往来.
近年在东非沿海地区的考古发掘出土了波斯和埃及的彩陶、缅甸和暹罗的石器,还有中国宋代和明代的钱币、红玉和黄玉、琥珀、水晶.
东非城邦兴盛的原因是:欧洲陷入"黑暗时代",地中海与东方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而衰落,而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对象牙、黄金需求大增.
这一时期从东非出口的商品主要有黄金,16世纪索法拉每年①巴兹尔·戴维逊:《非洲文明的成长》,新加坡1977年英文版.
第110页.
②伊·基曼博:《坦桑尼亚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82页.
出口黄金可达5000公斤.
再是象牙,10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马苏迪在《黄金草原和宝石矿》中叙述说,东非盛产野象,当地人杀死它们取得象牙,然后运到阿曼,再转运至印度和中国.
《诸蕃志》说象牙"大食诸国惟麻罗抹(摩加迪沙)最多".
马林的《黑人国》说中国和印度都需要非洲的象牙.
再次是香料,索马里的瓜达富伊角曾被称作为"香料角".
中国史籍《萍洲可谈》、《诸蕃志》、《岛夷志略》等书都谈到东非盛产和出口香料的情况.
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哈达拉毛被称为"香岸",中国人前来购买香料,这条航路被称为"香料之路".
明人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叙述东非海岸:"土产乳香,其香乃树脂也,其树似榆,而叶尖长,彼人每砍树取香而卖,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磁器等物".
奴隶也是东非输出的商品,7世纪至9世纪东非奴隶曾大量输出.
中国宋代《岭外代答》卷二昆仑层期国一节也写道:"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又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之千万,卖为蕃奴".
东非其它大量输出的产品还有玳瑁、琥珀、肉桂、兽皮、龟壳、木材等等,进口的产品有来自中国的青瓷、丝绸、漆器,中东的纺织品,铁器,印度的宝石、棉布等.
东非城邦的这种繁荣一直延续到15世纪.
此后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入侵东方,古代印度洋文明时代从而结束.
纵观东非各城邦兴衰历史,其共同特征如下:(1)以城为邦,小国寡民.
东非沿海诸城邦都具有这种鲜明的外部特征.
东非沿海城邦,大都建于海滨或沿海岛屿上.
考古发掘表明:曼达城址占地20公顷,推测城内居民为4000至5000人;帕特城的遗址稍大,占地约68英亩(合27公顷),四周围以城墙;戈迪城遗址占地45英亩,有人实地步量,其城墙长近3000英尺.
最强大的城邦基尔瓦,其城沿岸约1000米,向内伸展300米,也只合30公顷.
但它不仅有城墙,而且设有塔楼.
关于城内人口的估计,蒙巴萨约10000人,拉木在6000至18000人之间,而基尔瓦则为12000至20000人.
城外究竟控制多大面积,史料均无记载.
伊本·白图泰只说蒙巴萨在大陆上还占有领土.
不过,马林迪和蒙巴萨这两个较大的城邦之间,只有两天的航程.
而且就在距马林迪10英里处有戈迪城邦,而距蒙巴萨50英里处又有伍姆·库巴城邦.
可见它们的范围并不很大①.
(2)东非城邦都是伊斯兰城邦,大部分国家采用素丹制,个别的是贵族共和制.
《基尔瓦编年史》给我们留下了东非城邦素丹政体的比较详细的情况.
据《编年史》所述,素丹之下设有"瓦济尔"和"阿密尔"两位主要大臣,大体相当于宰相和将军.
"瓦济尔"和"阿密尔"不仅辅佐素丹治理城邦,而且权势颇大,有时甚至能在素丹死后拥立新君.
素丹有一个王族.
老素丹死后,由王族中选立一位新素丹.
《编年史》提供的世系表告诉我们,这种承袭一般是父子相承或兄终弟及.
甚至还有嫡庶之分.
(3)东非城邦的社会性质是奴隶制商业城邦.
奴隶处在城邦社会的最底层.
奴隶的数量多,而且直接从事生产性劳动,是东非沿海城邦奴隶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既然从东非海岸运往亚洲各地的黑人奴隶数量可观,我们就不难判断这些城邦里始终保有相当数量的奴隶.
奴隶的来源自然是通过战争或其他手段从东非大陆上获得.
如伊本·白图泰访问基尔瓦时,就听说这里经①何芳川:《古代东非城邦》,载《世界历史》杂志1983年第5期.
常同内地进行战争.
他说:"基尔瓦居民热衷于圣战,因为他们占领着一块同异教徒僧祗人毗邻的土地".
蒙巴萨也同大陆居民屡次发生战争.
因此,当葡萄牙人抵达东非时,他们看到基尔瓦的"黑人奴隶比白种摩尔人还多",并记载说,这些奴隶在农场里劳动,种植玉米及其他作物.
除了农业奴隶外,家内奴隶也不少.
例如,当葡萄牙人卡布拉尔舰队抵达该城要求供应淡水时,带领基尔瓦运水夫们的,乃是该城邦大臣的一个领头奴隶,名叫哈吉·基特塔.
他只是领头奴隶之一,可见大臣拥有几个领头奴隶和大量一般奴隶.
奴隶可以买卖.
据民间传说,一批阿拉伯移民前去东非,为了保持其血统的纯洁,用高价购买阿拉伯等地妇女.
有一人竟用百名强壮男奴换娶一个妻子.
奴隶还用来当兵.
1505年,葡萄牙人攻掠蒙巴萨,城内居民都逃入丛林躲避.
而守卫在林边入口处断后的,就是500余名黑奴弓箭手.
如果考虑到蒙巴萨君民总数不过万余,500名奴隶兵就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了①.
(4)东非城邦文明是一种以本土文明为主,受到外来文化强烈影响的海洋商业文明.
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城邦创造了世界中世纪史辉煌的斯瓦希里文明.
"以前镶嵌瓷器的壁龛,如今野鸟在那里哺雏孵卵.
"这是一位斯瓦希里诗人在咏叹已消失了的辉煌的中世纪斯瓦希里文明.
"斯瓦希里"一词既是语言和民族的名称,也可表示东非海岸中世纪形成的一种文明.
这种文明形成的历史包括斯瓦希里语的产生和演变,奴隶制城邦国家的形成,与印度洋北缘贸易的兴起和繁盛,东非海岸本土文明与东亚、东南亚、印度、波斯以及阿拉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7世纪后,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和阿拉伯人等外族的移民,逐渐形成斯瓦希里人的文明.
这种以商业城邦为特色的文明在13—15世纪达到极盛.
至15世纪,沿肯尼亚至莫桑比克海岸兴起的比较大的商业奴隶制城邦即达37个.
这些城市与阿拉伯、印度、波斯和中国进行贸易,商业十分繁荣.
城市建筑也很壮丽.
伊本·白图泰称赞基尔瓦:"濒海而居,堆石为屋,四五层高".
它的农业与园艺业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6世纪还有人称赞:桑给巴尔、奔巴等地区土地富庶,食物充足,种植稻米、小米、小麦、栽培桔子、柠檬、石榴、蜜果等等.
其语言文学、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6世纪,由于葡萄牙人的闯入和劫掠,其文明发展才戛然而止.
斯瓦希里文明是吸收了非洲以外文明的真正非洲综合体.
它起源于许多方面,组成了一个特殊的、显然是非洲式的整体.
斯瓦希里文化中的外来因素受到来自印度、波斯、印度尼西亚、马来亚、中国等地区的影响.
公元7世纪后,阿拉伯更大规模在东非海岸扩张,从北向南兴起了一批商业城邦,阿拉伯色彩更为浓厚.
阿拉伯人向东海岸的移居,整个海岸的许多贸易居留地在11世纪末已发展成为由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或者阿拉伯—斯瓦希里人、或者斯瓦希里集团统治的城市.
远至南方的索法拉,情况都是这样的.
索法拉是南方和内地罗德西亚高地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
整个东海岸突然涌现的城邦中的这些阿拉伯、阿拉伯—斯瓦希里和斯瓦希里的统治集团经历了多次兴衰.
至于有关的记载缺乏详情;在沿岸所作的考古调查也只是刚刚开始,有些城邦显然是阿拉伯式的并且是伊斯兰化了的①.
其它地区的文化对斯瓦希里文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基尔瓦附近,一①上引何芳川《古代东非城邦》.
①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第7章.
个叫做桑戈—姆纳腊的珊瑚岛上,1950年,考古学家马修对这块地方的一个荒废了的中世纪城市作初步发掘时,他"能够鉴别出一些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暹罗的带釉瓷缸,和大量的中国瓷器……这些瓷器的年代从宋末到明初(1127—1450).
在这些小岛上所发现的钱币中,还有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造币厂和波斯的蒙古造币厂的.
发现的串珠有来自印度的带孔红玉髓,另外一些是用琥珀、水晶和黄玉制的".
这些古老的城市——基尔瓦——基锡瓦尼、桑戈——姆纳腊、散杰——亚——卡提、库阿等等——直到不久以前,除少数几个人以外,已经为人们所遗忘了.
但在中世纪,在它们的街道上和仓库中,到处都有来自东方世界的商品.
苏塔纳巴德和尼夏普尔的色彩和式样都极粗犷的陶罐,用明丽的笔着色的波斯巨怪和王子的人像,中国宋朝的青瓷,难以数计的明朝的碗和装饰品,印度的串珠和宝石,用黄金和象牙雕制的人像和小像,玉和铜的首饰,中东和麦加的地毯等等,全都陈列着出售,或者为了欣赏和装饰.
中国文化影响更值得提一笔.
考古发掘可清楚地看出东非用中国瓷器装饰柱墓的葬俗带有普遍性.
这是因为伊斯兰教义规定穆斯林的埋葬要从速、从俭、不殉葬器物.
因此,富有的穆斯林们,便竭力用瓷器来装饰墓葬,所用瓷器均较精致.
如马林迪柱墓上用的明初青花瓷,质量很高,格迪柱墓旁出土的元代釉里红瓷瓶,质量之高使人怀疑它不是一般的外贸商品,基尔瓦柱墓旁出土的青花龙纹瓶,具有14世纪早期青花瓷特点.
在东非海岸中世纪清真寺遗址中,用瓷器作装饰的比比皆是.
按其装饰的部位,大致可分四种情况:第一,用瓷器装饰大殿的密哈拉布,这是最普遍的装饰形式.
密哈拉布是礼拜龛的意思,也译为凹室.
它位于大殿最重要的部位.
第二,用瓷器装饰清真寺侧室的天花板,如安哥瓦纳清真寺遗址.
第三,用瓷器装饰清真寺门道建筑,如格迪清真寺门道上面的三角拱腹上镶嵌一件明代葡萄缠枝青花瓶.
其它如奔巴岛上的昌巴尼、姆坦干尼及基丸尼岛的清真寺遗址也有类似现象.
第四,用瓷器装饰清真寺的附属建筑.
如格迪大清真寺和坦桑尼亚的姆吉姆维马清真寺水池的底部都镶嵌有中国瓷器.
长期在东非从事考古工作的柯克曼和马休曾指出,东非海岸文化是"以碎石建筑的房屋,清真寺和墓葬为标志,也以应用进口瓷器和釉陶为标志","非常大量地镶嵌陶瓷作为建筑装饰是海岸文化所特有的".
中国瓷器在北非和东非,实际上已融进当地文化之中,从而成为这个地区伊斯兰物质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
(5)生产结构多元化,一般以较发达的园艺农业为主,辅之畜牧、狩猎、采矿业等.
以下零星的一些史料反映了当时这些城邦各自独特的经济面貌.
中国宋代赵汝适所著《诸蕃志》已涉及东非海岸一些国家的经济情况:弼琶罗国:"土多骆驼、绵羊,以骆驼肉并乳及烧饼为常馔.
又产物名骆驼鹤,身顶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甚高.
兽名徂蜡(即长颈鹿),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五尺,后低三尺,头高向上.
又有骡子(指斑马),红、白、黑三色相间,纹如经带.
皆山野之兽,往往骆驼之别种也.
国人好猎,时以药箭取之".
中理国:出乳香,牛、羊、骆驼甚多.
"日食烧面饼、羊乳、骆驼乳.
每岁有飞禽泊郊外,不计其数,日出则绝,不见其影.
国人张罗取食之;其味极佳.
惟暮春有之,交夏而绝,至来岁复然.
每岁有大鱼死,飘近岸,身长十余丈,径高二丈余.
国人不食其肉,惟刳取脑髓及眼睛为油,多者至三百余墱,和灰修舶船,或用点灯.
民之贫者,取其肋骨作屋桁,脊骨作门扇;截其骨节为臼".
而且中理国还有其他的物产,如"山出血碣(似为血竭之误)、芦荟,水出玳瑁、龙涎.
其龙涎不知所出,忽见成块,或三五斤,或十斤,飘泊岸上,土人竟分之;或船在海中蓦见采得".
14世纪时伊本·白图泰记述有关一些东非城邦的情况:①泽拉:泽拉人的牲畜是骆驼,他们的绵羊以肥壮著名.
泽拉人皮肤黝黑,多数信奉腊非祖派.
城池甚大,有一巨大市场,但该城之肮脏属世界之最.
其荒凉、其臭气亦皆如此.
其所以臭气熏人皆由于遍地鱼腥,处处屠宰骆驼的血粪所致.
摩加迪沙:这是一座极大的城池.
当地人有许多骆驼,每日屠宰数百峰.
他们有许多绵羊.
他们是一些强悍的商人.
当地出产的布匹,以摩加迪沙布出名,是无上珍品,运销埃及等地.
其居民食品来源看来较丰富,白图泰记述说:饮食是奶油焖大米饭,盛在一大木盘里,上面撒着库沙,就是一种用鸡、肉、鱼和蔬菜制成的副食,他们还用未熟的香蕉用鲜奶煮制后放在盘里.
另一盘里放着干酪,上面浇着柠檬汁,还有醋渍和盐渍的成穗胡椒、翠绿鲜姜.
还有一种像苹果一样的阿巴(即芒果),但它有核,熟透时味极甘甜,像水果一样可吃,未熟时味酸像柠檬,当地人也用醋腌渍.
他们每吃一口香蕉就吃一口这些小菜.
摩加迪沙人一个人吃的等于我们一帮人所吃的量,所以他们都极其魁伟,十分肥胖.
蒙巴萨:该岛树木多为香蕉、柠檬和香橼,还有一种水果叫"展檬",形似油橄榄.
核亦近似,只是极其甘甜.
当地人不务农耕,所需粮食从赛瓦西里运进.
主要食物是香蕉和鱼.
至15世纪末,东非城邦经济已进入园艺农业阶段.
西方早期殖民者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纪录:葡萄牙人发现蒙巴萨和马林迪"食物充足".
1501年访问过东非的行政长官杜亚尔特·巴尔博扎曾经提到过大尾巴绵羊、牛、鸡禽、丰盛的黍子和稻米、其味甜涩不一的柑桔、柠檬、石榴、印度无花果、各种蔬菜和充沛的甜水.
他还记载:蒙巴萨人同大陆上的人打仗和做生意,从他们那里获得蜂蜜、蜡和象牙.
再往前去就是布腊瓦,那里没有国王,是由商人巨头集团治理.
再就是摩加迪沙,葡萄牙人在那里发现了丰富的肉类、小麦、大麦、马匹和水果等.
①《伊本·白图泰游记》,第200—205页.
第十章独立发展的热带非洲诸王国一、马拉维王国马拉维位于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地区.
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中南非高原东南部的大部分;二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的南部,由马拉维湖和希雷河谷地组成.
希雷河谷地海拔数百英尺,马拉维高原最高部分海拔8000英尺以上.
湖西高原的边缘是一系列台地和断崖,海拔自4000—7000英尺不等.
高原上的地势从东向西倾斜,直至成为低地.
湖东岸是陡峭的悬崖,利文斯敦山为其顶峰.
海拔2500英尺以上的高原占马拉维陆地总面积的3/4.
高原与马拉维湖之间的狭长地带是湖滨地区,主要分布于湖的南岸和西岸,宽度为5—10英里,面积约3000平方英里.
马拉维湖是非洲第三大湖,长约350英里,宽度从10英里到50英里不等,是希雷河的发源地.
复杂的地形决定了马拉维的气候复杂多变,每年的12月到第二年6月为多雨季,其它时间为旱季.
年降雨量从25英寸到130英寸不等,平均约45英寸.
5%的地区年降雨量低于30英寸(这是旱地耕种的最低雨量).
据研究,马拉维更新世的年降水量在现在降水的50%—150%之间波动①.
因此,马拉维无论是高原上的红、棕壤,还是低地的黑壤都适宜于作物发育生长,是富饶的狩猎采集场所.
马拉维湖滨和希雷河谷地不仅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水草肥美,还没有萃萃蝇的滋扰,适宜于农耕和放牧.
传统的农作物有木薯、稻子、草米粟、高粱、指米、玉米等.
这些都是易种高产的农作物.
马拉维湖、马隆贝湖和奇乌塔湖、奇尔瓦湖都为捕鱼者提供了大量的鱼类资源.
多变的地形和气候使马拉维的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丰富多彩,"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小小的马拉维竟有53个自然区.
马拉维的原始居民是卡富拉人,他们住在地穴里,从事狩猎、捕渔,农耕也有一定的发展.
约在公元300年左右②,第一批移民进入马拉维,13—16世纪班图人逐渐进入马拉维地区定居、建立国家.
马拉维的湖滨地区和希雷河谷地是人口密集的地区;是人种聚集融合的场所和重新进行大规模迁徙的起点;是经济和政治的重心;也是东部、中部和南部非洲文化交流的枢纽.
在叙述马拉维古代史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马拉维"(Malawi)一词的含义.
从语源学来看,关于马拉维词义的传说有三种:第一种传说认为,马拉维是契奇瓦语中"火焰"(fireflame)一词,后来被一群先辈移民所采用.
因为,他们从马拉维湖周围的高地上向下俯视大湖时,惊奇地发现它在阳光下闪烁着火焰般的光芒.
第二种传说认为,新迁到湖滨的移民发现肥美的草地环绕着燃烧的湖,这群移民就以神奇的火焰命名这个地区.
第三种传说是由著名历史学家S·Y·恩塔纳收集的.
他在自己的著作《契瓦人口述史集》中写道:"马拉维就是指炎热、低洼的土地,源于低湿土地上的热空气振动起来好像火焰",于是迁入者便以火焰命名.
这一地区指从北边的林塞佩河到南边的约翰斯顿堡的湖滨地区,这也是马拉维移民首先居住的地方.
上述三种说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三点是一致的.
第一,马拉维的词①B.
Paehai(ed.
),TheEarlyHistoryofMalawi,(《马拉维的早期历史》)Longman1972.
P41.
②TheEarlyHistoryofMalawi,P71.
义就是指火焰,或由光和热引起人的视觉出现错觉形成火焰,马拉维人就是火焰人.
第二,都说到了湖滨地区.
第三,都说到了采用马拉维这一称呼的是先辈移民.
这说明马拉维移民与火关系极其密切,而且住在湖滨地区,那么,究竟是哪一支移民住在湖滨地区呢这一支移民是否与火关系密切呢从地理志来看,马拉维一词常指湖西南地区,同时也指古代的聚居地、群山.
关于马拉维常指湖西南地区这一点,国际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三位马拉维早期史的专家S·Y·恩塔纳、W·H·J·兰吉利和T·普赖斯对此都持相同意见.
主要论据有两点:一是实地调查的结果.
湖西南地区的居民把自己所在区域看成是原始的马拉维所在地.
这种看法从古到今一直流传,没有改变.
二是早期到达此地的旅行家留下了一幅珍贵地图,图上标出的湖西南地区就是马拉维王国.
而这一地区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本地区最大的统治者把自己的第一个首都取名为马拉维.
证据来自1624年住在太特的耶稣会传教士路易·马里亚诺写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马拉维这个名称以穆祖拉国王的首都的名义出现不少于6次,它坐落于离湖岸西南1.
5公里之处.
现代史学家经过严密考证,认为穆祖拉就是当地的主要酋长.
马里亚诺本人并未到过这一地区,他的材料源于在此之前到过此地的其他旅行家的叙述,最重要的是加斯帕尔·博卡诺.
博卡诺于1616年亲自到了湖西南岸的穆祖拉酋长国,但他的报告公布较晚.
他认为,马拉维是穆祖拉酋长国的首都,但位置离湖比马里亚诺所说的更远.
不管马拉维的准确方位在那里,穆祖拉酋长国的首都就在湖西南地区,而且取名为马拉维,这是毫无疑问的.
穆祖拉是菲里族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马拉维与菲里人有关系.
恩塔纳根据自己实地调查所收集到的口述史料分析,认为菲里人习惯于称自己的聚居地为马拉维.
据此,我们可以初步推论,马拉维可能就是菲里人的首都或聚居地.
马拉维一词也指山和皇家庙宇.
当今马拉维境内至少有4座山称做马拉维,它们从北向南分别是卡西图山、恩克胡得兹山、米迪马山和恩桑杰山.
在契奇瓦语中,菲里就是山的意思.
在口述史料中,菲里常常就意味着"山之民";从语源学来看,其词义是指在山顶露宿或在山顶修建居留地等.
在这些山上,还建有庙宇.
其中恩欣加和库鲁布维肯定是菲里人的,因为恩欣加是菲里人的第二位大酋长建立的,库鲁布维神庙是由把势力扩展到赞比西河北岸的菲里人酋长卡夫威蒂创建的.
因此,无论是从聚居地、首都,还是从群山和皇家庙宇等地理志材料来看,马拉维都与菲里人有密切关系.
从民族史角度来看,马拉维人与菲里人有关.
利文斯顿在探险过程中对马拉维人有所观察.
根据他的记载,马拉维人分两部分,一部分在希雷河西岸和瓦姆库鲁马得兹河南岸之间的三角地带;另一部分在代扎山和湖滨之间地带.
根据对奇克瓦瓦地区1919—1928年洗礼档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占注册登记总人数40%以上的菲里人主要来自这个区的西北部.
这恰好是利文斯顿所说的马拉维人所在的区域,因此,马拉维人可能就是菲里人.
30多年后,哈里·约翰斯顿考查了这一地区.
他写道,马拉维这个民族的名称已从希雷河谷地和湖滨地区消失了.
有些学者据此对马拉维人可能就是菲里人提出了质疑.
其实,在热带非洲,部族的同化和融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马拉维人的消失与马拉维人可能就是菲里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菲里马拉维人的消失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菲里人土地经常被日益崛起的其它族人所侵占.
菲里人或被日渐强大的外族入侵者所同化,或沿山谷向高原地区迁移,这主要是由恩戈尼人向北扩张引起大规模的部落兼并战争所致.
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菲里人传统氏族结构趋于解体.
菲里人奉行图腾崇拜,当氏族解体时,部分支族因地制宜奉行新的图腾从而变成新的族体;部分支族转而崇拜其它氏族的图腾,加入别的部族.
这样,最早由葡萄牙人加米托以及后来的拉瑟尔达看到的菲里马拉维人就消失了.
马拉维人与火关系密切,前面已从地理志和民族史角度证明菲里人可能就是马拉维人,那么,菲里人与火的关系怎样呢火在菲里人的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统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生活在低地地区的菲里人主要从事畜牧和农业.
在旱季,人们多从事狩猎.
为了猎获更多的动物,猎人常常放火烧林.
在雨季,人们主要从事农业.
在旱季即将结束时,人们要烧荒以便耕种.
火与人的成长、死亡也有关系.
进入青春期的人和死人的茅草屋及其所用之物都要烧掉;同时还要举行化装神鬼戏仪式,之后要放火烧掉面具.
因为火具有把人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神奇功能.
没有火,人就不能长大成人,人死后亡灵也得不到超度升天.
在菲里人神话中,只有酋长才能守护火并要使火永不熄灭.
酋长只有在火庙中才具有神圣力量,才会得到人民的尊敬和服从.
他从火庙中分发的芦苇草垫是生育力的象征,女孩子在青春期仪式结束时得不到它就不能生育.
酋长去世,火也就熄灭了.
圣火一灭,全国便处于无政府状态,人们就会随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只有当新酋长即位回到火庙后,火才重新点燃,国家就会恢复正常状态,人们也就能安居乐业.
火还是已死酋长的灵魂具有降雨能力的象征.
旱季结束时,人们在草地丛林放火,产生的浓烟与已死酋长的灵魂一起升天.
烟云因灵魂的存在可以转化为雨云.
人间如果需要雨,就要由酋长率领黎民百姓向已死酋长的灵魂祈求.
例如,在布恩达山上的菲里人神庙,当地酋长每年9月都要上山放火"求雨",所以,马拉维还被看成是这种灵魂的代名词.
J·M·绍菲勒斯教授在马拉维做实地考察时所做的调查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指着恩桑杰附近的马拉维山问正站在路旁的三个当地人,"为什么这座山被叫做马拉维"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难道不是因为灵魂吗"由此可知,这些有菲里人神庙的地区被称做马拉维,不仅因为菲里人有所有权,还因为它们是神圣的菲里灵魂——马拉维的所在地.
菲里人与火关系密切,火在菲里人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从口述史、地理志、民族史和现有文字材料可以证明;马拉维做为一个地名,就是指过去菲里移民所居住和控制的地区,即湖西南地区;马拉维做为一个民族名称,指菲里人.
马拉维人或菲里人何时进入马拉维,史学界尚有争论,大致有以下五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E·A·阿尔伯斯①.
他认为,马拉维人14世纪已从刚果河盆地迁移而来,到16世纪,他们已在赞比西河以北地区建立酋长国.
得出这个结论的证据是:D·亚伯拉罕研究证明,菲里人与索科—奇隆戈人的移入是同时的.
索科—奇隆戈人就是奉长尾黑颚猴为图腾的人,他们14世纪移入马拉维.
此后,阿尔伯斯的结论被许多人广泛引用,似乎具有一定权威性.
第二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H·W·兰格沃西.
他在1969年提交给波士顿大学的博士论文《1890年前的翁迪王国史:中东非契瓦族历史面面①E.
A.
Alpers,"IvoryandSlavesinEastCentralAfrica"(《中东非的象牙和奴隶》),London1975,P47.
"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Ⅳ(《剑桥非洲史》第四卷),Cambridge1975.
PP515—527.
观》中,梳理钩沉,追根溯源,发现阿尔伯斯是以一个没有证实的结论演绎出另一个结论.
那个没有证实的结论是亚伯拉罕在1966年7月11日向国际非洲年代学大会提供的口头交流中提出的.
他说,索科—奇隆戈人14世纪似乎发现了津巴布韦的罗兹韦王朝,奇隆戈人是菲里人的从属.
很显然,这很难证明菲里人是与索科—奇隆戈人同时到达马拉维的,许多人引用阿尔伯斯的结论是以讹传讹.
更为可靠准确的说法应是:菲里人16世纪中期以前某时到达赞比西河北岸.
第三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W·H·J·兰吉利.
他在其著名的《尼亚萨兰最早的居民》一书中指出,马拉维人16世纪到达现今的居住地.
第四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派克①.
他根据葡萄牙旅行家加斯帕尔·博卡诺1616年从太特到基尔瓦沿岸的一次陆上旅行的日记判断:17世纪初,马拉维各族人民已占据了南部以马拉维湖为界的这个国家.
如果马拉维部族就是刚果河流域的卢巴族向外扩张的先锋(这点看起来是可能的),那么他们进入这个国家的时间可能是在16世纪中叶的某个时期.
第五种说法是M·D·D·莱威特提出来的②.
他认为,第一批到达赞比西河北岸的是由蒙加兹酋长率领的马拉维人,大约在1550年到达.
日后看到的那些马拉维酋长国仅是在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由先后移入马拉维的不同移民团体创建的.
定居的马拉维人国家的建立是17世纪上半叶穆祖拉崛起的结果.
上述各种说法可谓见仁见智,各有道理,但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仅从一种资料来源、仅用一种研究方法做出结论,如仅从葡萄牙人的文字材料做出推测等.
这样做只能使纷繁复杂而又独具特点的热带非洲古代问题简单化,从而失去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下面我们从语言学、民族学、口述史学和文字材料综合的角度来解剖这个问题.
从民族史和语言学角度来看,进入马拉维的移民并非铁板一块.
根据17世纪葡萄牙人的观察,那时马拉维族除了菲里族外,还有另外的族群,它们也被称为马拉维人或是马拉维人的后裔①.
这些族群分别是恩森加族、奇昆达族、契瓦族、津巴族、奇佩塔族、恩图巴族、姆博族、曼干加族、尼扬加族和尼亚萨族.
其中除恩森加族外,其余各族都说尼扬加语的不同方言.
这说明在17世纪以前,在赞比西河以南、马拉维湖以西地区已存在一个马拉维国家,这个国家的移民是在此以前的不同时期、分批进入的.
从对这些不同族群所居住的村庄旧址的考古发掘结果来看:菲里人是在大圆石槽中和硬石上碾谷,其它族群是用小一些的、可携带的碾磨,而随身携带的碾磨明显地比大圆石槽硬石磨先进高明.
由此可见,菲里人先于其它族群来到马拉维.
根据马拉维人的正统传说,菲里人是由马济济·卡龙加率领从刚果河流域到达马拉维的,最早定居在姆祖祖以北的乔马山附近,然后向南迁移,部分同化、部分赶走了当地的卡富拉人,定都曼肯巴,然后按亲属关系进行大分封.
伦杜在希雷河谷地获得封地.
16世纪后期,伦杜日益强大,与卡龙加互相争雄达半个世纪之久.
他的勇士被称为津巴人.
1590年左右,葡萄牙多明各会牧师若奥·多斯·桑托斯亲眼看见津巴人从赞比西河谷向外扩张.
这说明马拉①约翰·派克:《马拉维政治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71页.
②M.
D.
D.
Newitt,"TheEarlyHistoryoftheMalawi"(《马拉维的早期历史》),in"JournalofAfricanHistory"1982,Vol.
23:No.
2,PP145—162.
①M.
G.
Marwick,"HistoryandTraditioninEastCentralAfricathroughtheeyesoftheNorthernRhodesianCewa",in"JournalofAfricanHistory",Ⅳ3(1963),PP375—390.
维人(或菲里移民)在卡龙加领导下,早在16世纪后期以前就建立了国家,菲里人移入马拉维的时间比建国时间更早,极有可能在14世纪.
为什么是移入马拉维的菲里人或马拉维人而不是当地的土著建立了国家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马拉维人的起源谈起.
关于马拉维人的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马拉维人是从刚果河流域基萨利湖的卢巴王国迁来的.
另一种说法认为,马拉维人起源于马拉维湖西南部的炎热低地,这个地区到现在仍被称为马拉维.
这两种流行的说法显然是互相矛盾的.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R·A·汉密尔顿亲自到非洲实地考察,收集了一些口头传说证明:马拉维人按传统的职能分工为两个主要的母系氏族:一个是菲里,它拥有传统酋长的职位,有政治权力;另一个是班达,他们可能是原来部族的后裔(或许就是马拉维最早的居民卡富拉人的后裔),具有降雨的宗教权力①.
根据这一传说,我们就能解开上述两种说法之间的矛盾,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即菲里人的到来就是主要入侵者的到来,是卢巴王国的班图人的到来,他们对当地居民建立了统治.
为什么菲里人甫到就能成为当地居民的统治者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两者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是外来移民给当地人带来了冶铁技术并把铁工具使用于生产,当地人那时仍在石器时代徘徊.
根据马拉维人传说,这些菲里人身材高大健壮,耳垂都穿了孔,他们既养牛、又农耕,还以猎象著称;既使用铁锄、铁箭头,还使用精制的宽刃矛.
这种沉重的工具在当今马拉维人的面具舞蹈中仍可看到.
他们住在村庄里分散的茅屋中.
这就与形体矮胖、住在地穴、只知狩猎捕捞采集、使用细石器的卡富拉人形成了先进与落后的明显对比.
铁工具用于农业和狩猎,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业的发展使以农为生的菲里人逐渐积累起财富;猎象业的发展使对外象牙贸易大发展.
其实,早在公元900年,赞比西河以北的非洲人社会就已经和沿海商人在沿赞比西河各商业据点进行象牙和其它商品的贸易.
布里安·费干教授对赞比亚卡里巴湖附近的因格贝·伊莱德的考古发掘就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而言,菲里人输出象牙、毛皮等,进口串珠、布匹等.
这些进口的物品在马拉维铁器时代考古发掘中已普遍得到证明.
贸易的发展使财富更加集中于菲里人之手.
这就形成了经济上的分化,土著族群相对贫困化.
加之菲里人是征服者,具有各方面的优势,因此,很快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集团,而当地人和一些贫困化的移民集团逐渐沦为被统治阶层.
于是,菲里人迅速建立起一个分封制的马拉维国家.
"卡龙加"(Karonga)一词是由动词"库龙加"(kulonga,意为"集合在一起")演变而来,词意是"王子"、"大酋长"或"国王".
这个词最初是一些部族酋长的世袭称号,后来酋长自己也以此为名.
马济济·卡龙加征服马拉维土著,到达曼肯巴后,按亲属关系进行分封.
他派遣自己的"弟弟"(可能是指比他小的母系男亲属)到各地开疆拓土,进行统治.
向北有翁迪、西姆瓦纳、卢克瓦、姆坎达和姆瓦西·卡松古.
向南主要是卡夫威蒂和伦杜.
翁迪被分封到卡普谢河上游地区,并得到了西姆瓦纳的支持.
西姆瓦纳清洗了当地土著卡富拉人,然后进一步向东,进入恩森加族所在区域.
卢克瓦得到今马拉维的卡松古地区.
姆坎达的封地在翁迪的北面,位于詹姆逊堡以北,大概就是今马拉维中央省地区.
卡夫威蒂得到的封地是马拉维湖①R.
A.
Hamilton,"OralTradition:CentralAfrica"(《中非口头传说》),inD.
H.
Jones(ed.
)"HistoryandArchaeologyinAfrica",London1959,P220.
以南、希雷河西岸的地区,中心在万库马德齐河畔的马拉维.
加斯帕尔·博卡诺1616年的旅行日记证实了这一点.
伦杜的封地在希雷河以东、马拉维湖以南很远的地方,大概是现在奇克瓦瓦以南的地方,中心是位于姆万扎河下游的姆比韦—米膝戈.
上述所有封臣都隶属于国王卡龙加.
马拉维王国建立了,其疆域南到赞比西河附近(尚未到赞比西河),东到希雷河两岸,北到卢安瓜河.
16世纪末,一个名为穆祖拉的人继任卡龙加.
穆祖拉来自菲里氏族的母系,是合法继承者.
但1648年游历了赞比西河地区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奥·戈麦斯则认为,穆祖拉是葡萄牙人的奴隶,逃出来后其势力逐渐发展壮大,最终获得马拉维王国卡龙加的称号①.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前一说法而否定后一种观点.
穆祖拉本人雄才大略,励精图治,使国家迅速强盛.
1608年,穆祖拉国王派兵4000越过赞比西河追击逃亡到那儿的小酋长;同时帮助葡萄牙人侵蚀赞比西河以南的强大国家莫诺姆塔帕.
就在穆祖拉国王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南面的封臣伦杜日益坐大.
16世纪末,伦杜因为拥有湖西南肥沃地区,控制了与穆斯林商人和葡萄牙商人的贸易而逐渐强大.
他大肆向东、向南扩张.
向东,他击败了住在今莫桑比克境内的马库阿人和隆威人.
向南,派小酋长姆洛洛和滕加尼征服了希雷河和鲁奥河交汇处;派多布武和莫尼奥一路烧杀抢掠,扩张到赞比西河北岸.
到过马拉维国家的葡萄牙人巴雷托指出:"伦杜是马拉维国家的第二号人物,统治着从克利马内向北200里的赞比西河北岸地区.
"强大的伦杜个人野心膨胀,想成为马拉维国家的卡龙加.
这就与想完全控制对外贸易、加强卡龙加对各封臣的权威的穆祖拉发生严重冲突,结果穆祖拉在葡萄牙人的支持下于1622年彻底击败了伦杜,加强了中央集权.
马拉维国家进入空前鼎盛时期.
1623年,当莫诺姆塔帕王国的国王加兹·鲁塞莱去世时,穆祖拉对这个国家发动了大规模战争,摧毁了葡萄牙人在赞比西河上的一些据点,越过赞比西河.
这就引起想霸占莫诺姆塔帕王国产金地的葡萄牙人的强烈不满.
葡萄牙人与莫诺姆塔帕王国结成联盟,进行反击.
马拉维国家军队劫掠了大量财富包括黄金后退回赞比西河北岸.
从1622年起,葡萄牙人就称马拉维国家为"马拉维帝国".
根据1635年博卡诺的记载,此时的马拉维国家统治着南起赞比西河,北达德万格瓦河,东起克利马内往里的古鲁埃高地,西到卢安瓜河的广大地区.
马拉维人与葡萄牙人之间进行的大宗贸易是象牙、铁器和粗棉布.
穆祖拉指挥着一支超过1万人的军队,希望葡萄牙人不再称其为"国王"(King),而要求他们像对待莫诺姆塔帕皇帝那样尊称他为"皇帝"(Emperor).
马拉维国家的强大也可以从当时的社会风尚得到证明:其他族群的人纷纷归附马拉维人,并以此为荣耀.
这种影响一直留存至今.
马拉维国家之所以强大,并非像某些西方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是好战的本性驱使其征服的结果,而是由多种有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马拉维国家军事力量强大,不仅数量多,装备也好,据说已使用少量火枪,因而战斗力强.
二是马拉维国家的分封制看起来较松散,但在国家建立之初还比较稳定,这就为精明能干的穆祖拉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三是卡龙加控制了对外贸易.
因为,各地猎获的象牙大部分要做为贡品上缴卡龙加,使国王大体上能垄断对外贸易,进而获得大量的利润,以维持中央和卡龙加的权威.
四是传统宗教在维护国家①M.
D.
D.
Newitt.
"TheEarlyHistoryoftheMalawi",in"JournalofAfricanHistory",1982,Vol.
23No.
2,P159.
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主要指雨神崇拜.
在那时,降雨被他们认为是由本部落祖先的灵魂决定的,能够直接向祖先之灵请求降雨的只能是王室中的姆博纳(Mbona),即降雨法师.
马拉维国王严格控制着姆博纳.
马拉维国家各级统治者就是用雨神崇拜的办法震慑人们的灵魂而实现统一的.
马拉维国家实行层层分封的金字塔式等级统治结构,最顶层的是国王卡龙加,其次是封地上的藩王,再下面是各地的酋长,最下层是各部族的头人.
每一个层面还都有自己的顾问委员会,下层的对上面各层都要负责.
藩王、酋长、头人都由母系世袭继承,但要经过当地选举,选举主要在母系成员、顾问和下属头人之间进行,高一层统治者很少干预下属的选举,最多是派一位代表协助解决继承纠纷,其作用主要是肯定当地人民的选择,确认新选出的统治者.
正因为这样,统治者一般都对自己本族成员和本地区人民谋利益和尽忠诚,高一级统治者要控制他们有一定难度.
但到后来,上级统治者逐渐干预下属统治者的选举.
在选举时,他至少可以暗示谁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当地选举发生争论时,他可以设立一个新的职位以消解正在争夺的那个职位的权力.
最极端的做法就是撤掉自己不满意的下属,不过这种做法必须得到当地大部分人民合作后才能成功地进行.
马拉维国家的王位实行母系男子继承制,那就是只有国王的母亲或姐妹的儿子、也就是国王的兄弟或外甥才有继承王位的资格.
具体由谁来继承,要由国王的顾问们选举产生.
新选出的国王为了得到人民的承认必须与姆瓦里族妇女结婚.
自古以来,就只有姆瓦里族能为菲里族国王提供王后;姆瓦里族高层人物还担任国王的顾问.
到16世纪末期卡龙加去世时,二个人有资格继承王位:一个是国王的弟弟翁迪,一个是国王的外甥.
翁迪比外甥聪颖智慧,但顾问们选择了易于控制的外甥继承王位,引发了激烈的冲突.
翁迪带走了国王的母系一族恩雅古人和菲里族中国王所属支族的所有女性,造成了王位无法顺利传承的严重后果.
因为一个国王去世后,必须从翁迪那里寻找继位者.
翁迪肯定派自己信得过、有资格的人去继承,而国王的顾问们为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人选而拖延对新国王的选举.
这样就出现了统治真空,国王的大权旁落到顾问们手中;同时,国王在首都也失去了王族、特别是母系的强有力支持,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
为了避免类似事情的再发生、强化王权,后继国王规定,只能由国王的外甥继承王位,这就排除了国王的弟弟与外甥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可能性.
在马拉维王国日渐强大时,国王把许多外甥即有资格的未来王位继承者,分封到新征服的地区.
这些外甥一旦接受了新的职位,就不再有资格竞争王位继承权.
这样就使王位继承制度逐渐稳定和规范化,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凝聚力.
要维护国王的权威,首先必须得到王族的支持.
王族一般都支持国王.
因为,国王的权威会给他们带来权力和财富.
王族是由于本族人担任国王而荣耀的,一旦失去了王位,就意味着他们将从显贵跌落为平民百姓;一旦国王权力大大削弱,不能给他们提供新的领地,王族就会分裂.
对于非王族,国王要想取得他们的服从和忠诚,有两种办法:一是通过分封,使之拥有一定的封地和权力,从而与国王硬扯上一种亲戚关系.
因为马拉维人认为,凡成为马拉维国家官员的人都肯定与国王有亲戚关系.
另一种方法是国王与非王族妇女结婚,并使其子成为酋长,从而把非王族变成王族,进而取得对其所属土地的控制权.
卡龙加就是用这种办法对付莫桑比克的马库亚人和隆威人.
藩王翁迪在征服莫桑比克的奇富塔族和佩陶克区的姆瓦扎族时执行了同样的政策.
这两种办法都把与非王族的疏远关系变成了一种密切的私人亲戚关系,也就是把非主流族群整合到主流族群中,从而消灭了不忠和分离的隐患.
马拉维国家尚未形成一套严密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但国王身边的顾问和宫廷官员在国王处理国家事务时能发挥较大作用.
顾问通常由恩雅古人和姆瓦里人担任,他们与每一任国王都有稳定的甥舅关系,因此他们只关注王位而非国王本身.
顾问们常常既辅佐国王,又审查国王的政绩.
在国王进行重大决策时,顾问们要讨论、提建议;在国王审判案件之前,顾问们要提出意向性建议.
顾问还负责一些具体事务,如负责贡物的收缴和储藏、监督贸易、重新分配各种贡物和进口的商品、招待来访者、处理下层统治者上交给国王的问题、充任国王派往各地的代表等.
国王与下属各统治者之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
国王必须向下属提供宗教、仪式、司法、经济、军事等服务.
国王有义务为新选出的下属统治者举行任命或批准典礼.
通过举行这种仪式,下属统治者就正式得到了国王委托的权力,从而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
马拉维人认为,祖先之灵是可向上帝求情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神灵,在人世间,只有国王可接近祖先之灵,并能请求他们保护自己的领地,确保平安无事、风调雨顺.
国王还控制着宗教中心,著名的有利隆圭地区的马克瓦拉和恩桑杰地区的姆博拉.
对宗教中心的有效控制使国王能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
国王还具有神奇的巫术能力,既用于保护下属,又用于对付下属的不满.
如果那一个藩王或酋长不愿意上交贡物,国王就会使用邪术发出凶兆,迫使那个藩王或酋长心甘情愿地上交贡物.
在司法方面,国王把一般司法权力委托给下属统治者,他自己只处理一些重大的、棘手的问题.
这类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下属统治者不能解决的问题;二是涉及下属统治者之间冲突的案件;三是关于国王土地所有权和国王自己比较关注的案件,如杀人犯、巫师、对皇家动物(这些动物要么具有重要经济价值,要么是举行仪式所必须的、要么就是可以提取毒液的)的死亡知而不报等.
在经济上,国王要赐予下属统治者恩惠.
国王给下属藩王和酋长分配从垄断外贸中得到的布匹和串珠等贵重物品;也分配一部分从下属统治者那儿交上来的贡物;国王还在平时储存大量谷物和牲畜,以备赈灾救荒.
重新分配使下属统治者在经济上对国王有一定程度的依附.
在军事上,国王要为下属统治者提供保护.
如果国家遭受外族入侵,国王就呼吁下属酋长派兵参加保家卫国的抗敌斗争.
如果国王要扩疆拓土发动对外战争,下属统治者也必须给予人力支持.
当然,国王也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付那些觊觎王位的藩王和酋长,制服那些拒不纳贡的下属统治者.
不过,国王发动的每次军事行动的成功与否都有赖于下属统治者的合作.
如果他们不给予人力支持,国王就难以组织起军队.
下属统治者对国王的义务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纳贡.
因为,国王是土地的最终所有者,他把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下属统治者,并对他们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作为回报,下属统治者自然要向国王纳贡.
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非洲史教授范西纳把上交的贡物分为两类:一类是忠诚贡,其经济价值很小,仅仅象征着下属统治者承认了自己的从属依附地位.
另一类是税贡,征收标准是以估算的产量为基数,按适当比例征收.
收上来的税大部分上交国王,其余留给下属统治者①.
税贡的缴纳意味着下属统治者真心实意承认了王权的至尊地位.
忠诚贡一般包括红羽毛、大象牙、狮皮、豹皮和某些动物.
这些动物或是雄健的、或是高贵的、或是有毒的.
在族人肢解大象、狮子、豹子时,国王的代表或酋长必须亲自到现场,以确定哪些部分应上缴国王.
据说上缴红羽毛是因为它与火的宗教象征意义有关.
另外,还要上缴一种特殊贡物,那就是少女青春期仪式中所使用的草垫子.
这个垫子就是生育力的化身,控制了这个草垫子就意味着控制了下属部族的人口繁殖.
税贡也具有忠诚的象征意义,但更重要的是具有经济价值.
这种贡物的种类因地而异,因为它依赖于该地区的产品,首都附近送珍贵的实物如鹿、肉、鱼和水果,其它地区送象牙制品、盐、鸡、山羊、谷物、烟草、蜂蜜、陶器、修饰陶器用的石墨、篮子、毛制品、鼓和用于浸泡箭头、矛的毒液等.
其中象牙做为贡品既有象征意义,又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猎手们得到的象牙要么交给酋长做为贡品上缴国王、要么就自己拿到首都的市场去卖掉,而首都的市场是受国王控制的,因此,国王有效地控制了象牙的收集.
同时,国王还以象牙为出口品与进入内地的葡萄牙商人进行贸易.
进口的多是布匹、珠子、铜钱、贝壳,偶尔还有枪支和弹药.
用收集的贡物进行外贸是国王中央集权的重要经济保障.
总之,马拉维国家的政治统治不是靠庞大的官僚体制来维持,而是依赖于国王与下属统治者之间的微妙平衡.
这是一种相互尽责任和义务的互惠关系,任何一方如不能尽义务,这个结构就会失去平衡,从而促使马拉维国家衰落和解体.
17世纪末,马拉维国家开始衰落.
卡龙加逐渐失去了对众多封臣的控制,封臣们也不再效忠国王.
由葡萄牙人根据17世纪末的材料写成的一份报告表明:"马拉维王国的所有封地仅忠诚服从和很好地尊重这个王朝50多年,现在卡龙加勉强维持着,但只能统治自己宫廷那一块地区,既得不到以前封臣的尊敬,也不会得到他们的服从.
"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强大的马拉维王国分裂了、崩溃了.
1831年,葡萄牙人加米托上尉途经这里时看到,马拉维人仅指钱布韦瀑布以南的小部分人民,瀑布以北的广大民众已纷纷改称契瓦人.
这与马拉维王国鼎盛时期形成了鲜明对照.
为什么雄霸一方、强盛一时的马拉维王国如此短命、如此迅速地解体了呢我们认为原因是复杂的,可简单归结如下:一、马拉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内乱,松散的分封逐渐破裂,自相残杀式的冲突增多.
在国王选举中,有资格的候选人之间冲突不断,国王与母后一系及顾问们互相扯皮,迟迟不能确定新的继承人,从而削弱了国王的权力.
要维系国王与非王族和各级下属统治者的微妙平衡,国王就必须能提供足够的权力和财富.
一旦其宗教权力失灵、或下属统治者觉得不需要,一旦其不能提供更多的封地和重新分配更多的商品,不能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个平衡就会被打破.
王权式微,封臣坐大,不但拒不纳贡,还公然反叛,四分五裂的局面出现了.
突出的例子是翁迪族封地的崛起.
它迅速强大主要是由两个原因促成的.
一是翁迪的后人能很好地处理与下属酋长和头人们的臣属关系,维持了统一.
二是葡萄牙人的支持.
葡萄牙人对中南非洲的黄金垂涎已久,由于被罗兹韦人从赞比西①J.
Vansina,"AComparisonofAfricanKingdoms"(《非洲诸王国比较》),转引自B.
pachai(ed.
)"TheearlyhistoryofMalawi",P116.
河以南赶了出来,于是便转向翁迪的封地.
葡萄牙人的介入增强了它对抗中央权力的实力.
当时的葡萄牙人的材料显示:一些封臣表面上承认卡龙加是马拉维国家的国王,实际上并未效忠.
葡萄牙人逐渐把翁迪看成是最重要的马拉维人酋长,甚至把翁迪族的封地说成是翁迪帝国.
翁迪的封地固然强大,但它始终没有迫使其它各族臣服,一直没有取卡龙加而代之.
不过,翁迪封地的强大也仅是昙花一现.
葡萄牙人的介入增强了翁迪对抗中央的实力,同时也对翁迪封地的存在构成了威胁.
1750年,翁地境内发现了黄金,葡萄牙人蜂拥而入并获得租让权.
他们使用奴隶劳动,并直接与翁迪的下属酋长进行象牙和其它项目的贸易,甚至还自己猎象.
翁迪企图通过联姻对此实行控制,但没收到任何实际效果.
强大的翁迪封地赖以存在的基础——对外贸的垄断被破坏了,加之境内比沙人的造反,这样到18世纪末,一度强大的翁迪封地便成了内部虚弱和外族入侵的牺牲品.
翁迪封地的解体标志着马拉维国家再也找不出一个可以替代弱小的卡龙加的新权威.
国家没有了凝聚力,它在面对强敌入侵时失去了还手之力.
二、葡萄牙殖民者全面渗入促使马拉维国家的衰落.
15世纪末,葡萄牙人到达东非海岸.
1505年,葡萄牙人先后在赞比西河上的太特和塞纳建立据点,但对与盛产象牙而非黄金的马拉维国家贸易不感兴趣.
因为,"是黄金吸引葡萄牙人进入内地,由于赞比西河以北缺少黄金,因而向那个方向的渗透劳而无偿①.
"马拉维统治者因此而能垄断与沿海的贸易.
但到17世纪后期,葡萄牙人开始从东南向西北渗入马拉维国家.
他们一方面在马拉维各族人民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冲突;另一方面逐渐控制了与马拉维国家各地区的贸易,主要是黄金、象牙和奴隶,从而给马拉维国家的统治造成困难,促使其早日衰落.
三、尧族人的崛起也是导致马拉维国家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
尧族人最早居住在基尔瓦和马拉维湖之间的广大地区.
他们实行母系氏族制度,既种田,又经商.
17世纪初,尧族人已控制了对基尔瓦的象牙贸易.
同时,开始与莫桑比克海岸进行贸易.
18世纪中期,尧族人的贸易占莫桑比克岛地区贸易的90%①.
1798年,葡萄牙人拉瑟尔达·阿尔梅达说,刚果河分水岭流域的威萨族地区的所有布匹等货物都是尧族商人从沿海贩运来的,同时,他们从内地贩出象牙.
这些事实说明:尧族商人完全接管了原来由马拉维国家所进行的贸易.
尧族商人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是马拉维国家衰落导致的,反过来又给奄奄一息的马拉维国家致命一击.
四、恩戈尼人的入侵完成了对马拉维国家的肢解.
恩戈尼族的迁徙源于今日南非纳塔尔的北部.
英国人侵入南非后,迫使布尔人向北扩张,布尔人与班图人发生冲突.
部分恩戈尼人在兹旺根达巴率领下,于1835年11月20日②在宗博附近越过赞比西河,然后向尼亚萨河和卢安瓜河分水岭流域进发.
恩戈尼人一路烧杀抢掠,大肆征服.
马拉维人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未能避免失败的命运,被征服各族或沦为恩戈尼人的农奴,或充当农奴团的武士.
19世纪末,英国对马拉维进行殖民统治,称该地为尼亚萨兰,马拉维国家不复存在.
①E.
A.
Alpers,"TheMutapaandMalawiPoliticalSystemtotheTimeoftheNgoniinvasions"(《到恩戈尼入侵时代的姆塔帕和马拉维政治体制》),inT.
O.
Ranger(ed.
),"AspectsofCentralAfricanHistory",London1968,P20.
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Ⅳ.
P.
525.
②约翰·派克:《马拉维政治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88页注2.
二、津巴布韦从赞比西河到林波波河,从卡拉哈里沙漠到印度洋的津巴布韦地区,包括现在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南部、博茨瓦纳东部和南非北部一小部分.
这里的地形主要是海拔3000到5000英尺的高原.
高原的北边是炎热、低洼的赞比西河谷地,向东是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的林地,南边是林波波河的干旱谷地,西边是伸入卡拉哈里沙漠的干旱沙原.
气候分旱季和雨季.
雨季从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旱季从4月到10月.
据研究,在16世纪,高原东部还下过雪,出现了冰封大地的现象①.
季节的转换深深影响着高原上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高原大部分都是石英岩.
这种矿物质既有利于金矿脉的形成,又便于用冷热法制造出生产需要的石料.
这种地理现象对这一地区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大.
石英岩上多覆盖着高原林地植被,高原上的较高部分地表上多为稀树草地,河谷地区和东部低地也林木茂密、牧草丰盛,既适宜狩猎、畜牧,又适宜农耕.
我们目前知道,高原上最早的居民是晚石器时代的科依桑人,他们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
大约公元100年左右,津巴布韦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表现出铁器时代的特征.
这一时期的人已能采矿、冶铁、农耕和建造茅屋.
津巴布韦早铁器时代的人是从刚果河盆地陆续迁移来的班图人.
促使他们向外迁徙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班图人企图找到铁和盐,他们不满足于食用从羊粪和灰烬中提炼的盐.
二是班图人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限.
班图人从事农牧业混合的经济,他们的活动范围就是村庄周围50公里的地域,频繁的放牧垦殖使地力很快就消耗殆尽,生态环境恶化.
班图人只好在雨季结束,收获了庄稼后,赶着畜群,带着粮食、工具,向外寻找新的生存地域.
他们一般日行5公里,10天后定居到一个离老家50公里的新地方,建造房屋、放牧耕作.
5年后继续迁徙,这样10年就可迁移100公里,1个世纪就是1000公里.
在迁徙过程中,还经常因争夺土地、牧场和牲畜发生部落战争,后来的赶走先到者,加快了迁徙速度,进而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大迁徙.
津巴布韦发现的最早的早铁器时代遗址是位于高原南部托克韦河以西的马布维尼遗址.
它存在于公元180年,从其陶器类型看属于班图人的格克梅雷文化.
属这种文化类型的人大约在公元320年时占据了高原上的大部分地区.
早铁器时代津巴布韦人也从事一些贸易,一是内陆贸易.
主要是沙比河谷、马丰加布西高原等盛产上等好盐地区的人用盐换取游牧者的过剩牲畜;然后再用牲畜换取自己需要的铁矿石.
二是对外贸易.
主要证据来自属于这一时期的马库鲁村庄遗址中发现的14颗地中海地区的珠子,这些珠子明显不同于本地出产的贝珠.
用于出口的主要是本地生产的象牙.
这时的津巴布韦人究竟属于班图人的哪一支,现在还不清楚.
10—12世纪津巴布韦向铁器时代晚期过渡,这时的居民与早铁器时代不同,他们掌握了养牛技术.
津巴布韦晚铁器时代初期的主要遗址有四个:第一个是位于高原西南部的豹山文化,其最早年限是公元940年左右.
大约到1020年,它扩展到了林波波河低地.
第二个是位于高原南部伦迪河中段的古①D.
N.
Beach,"TheShonaandZimbabwe900—1850"(《绍纳人和津巴布韦:900—1850年》),MamboPress,1980,P1.
曼耶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1090年.
第三个是发现于高原中部的哈拉雷文化,它大约在1150-1180年繁荣于虹亚尼河和乌姆福里河谷周围.
第四个是位于高原北边和西北部的穆森格兹文化,年代大约是1210年.
类似的文化遗址也发现于东非和南部非洲其它国家.
与班图人中其它支族的遗址相比照,可以确定,班图人中讲绍纳语的绍纳人在公元940年左右到达津巴布韦.
铁器时代的绍纳人生产内容多样化.
人们仍在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野菜和猎肉是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农业与游牧业的结合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基础.
铁器时代的人们依赖农业,但这种农业受气候、土壤肥力等环境因素影响很大,庄稼收成不稳定、谷物也不易储存.
相反,活牲畜易于储备,以备旱灾饥荒的发生,还可以用来与其它地区换取谷物.
因此,绍纳农夫千方百计要获得牲畜,主要是山羊和牛,新娘的聘金也以牛的数量来计算.
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财富增加,进而造成两方面的影响:第一,财富增加使大规模的贸易成为可能.
绍纳人所在地区富产黄金和象牙,他们用之换取珠子和布,再用珠子和布换取谷物和牲畜.
1500年以前黄金出口的确切数量现在还不清楚.
到16和17世纪,据估计,年出口黄金在53125和25571盎司之间波动.
18世纪,出口量猛然下跌,因为,地表矿已被开采净尽,要进行深层开采又不具备技术、条件和资金.
象牙的贸易量也是逐年增长.
经索法拉一个港口出口的象牙从1506-1519年的7680磅增加到16世纪90年代的约970201磅.
还有少量的铜贸易.
珠子和布匹在某种程度上已发挥了交换货币的作用.
因为,珠子主要是妇女的饰物,妇女是主要的生产者,用黄金、象牙换来的玻璃珠与本地生产的珠子不同,更为珍贵.
布也是用黄金和象牙换来的印度棉布.
在一个只穿毛皮的社会,布是一种高级奢侈品,只有富人才能穿.
这两种东西都轻便易携带,可以充当一般等价交换物.
等价交换物的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第二、财富增加促进社会分化和国家的产生.
于是,在津巴布韦这块土地上,先后出现了四个重要的政治实体.
它们分别是:大约1500年以前鼎盛于高原南部的津巴布韦国家;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存在于高原西南部卡米周围的托尔瓦国家,以及继之而起的、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的昌加米尔国家;还有15世纪到19世纪末存在于高原北部的莫诺姆塔帕国家.
1.
津巴布韦国家津巴布韦(Zimbabwe)一词源于绍纳语的dzimbadzemabwe,意为"石头建筑".
绍纳人从北方越过赞比西河迁入津巴布韦后,建造了一批最早的石头建筑物.
早在10世纪,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马苏迪就在其著作《黄金草原与宝石矿》中提到它①.
1506年,葡萄牙人迪奥哥·德·阿尔卡索瓦在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记载了这些石头建筑,并称之为"非人力所及,而为神功鬼斧之作①.
"1868年,猎人亚当·伦德斯偶然发现了大津巴布韦遗址,但并未引起考古学家的注意.
1871年,德国地质学家卡尔·毛赫到达此地,并断定这个遗址很明显是远古时代文明人的创作②.
卡尔·毛赫的发现引发了一股津巴布韦遗址发掘热和文化研究热.
经考古学家勘探、发掘,发现这种石头建筑约有500多处,分布于从安①LordHailey,"AnSurveyofAfrica"(《非洲概览》),NewHaven1938,PP42—43.
①P.
S.
Garlake,"GreatZimbabwe"(《大津巴布韦》),ThamesandHudson1973,P51.
②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三联书店1985年,第362页.
哥拉到莫桑比克,从德兰士瓦北部到津巴布韦北部的广大地区.
其中规模最大、气势最宏伟的一个称做"大津巴布韦",它位于哈拉雷以南300公里处,紧靠从哈拉雷到约翰内斯堡的公路.
整个建筑主要由内城和卫城两部分组成:内城是一个由略呈弯曲的石墙围起来的椭圆形建筑物,占地约900米宽、700米长,东墙高9米,西墙、南墙和北墙都是6米.
墙底宽顶窄,底宽约为5米,顶宽约为2.
5米.
内城由一些断墙分隔成若干院落.
还有两座高达10米、底部直径约为6米、顶部直径约为2米的圆锥形石塔.
石墙不远处有一座土台.
内城墙的正北、东北和西南设有3个门洞,与外部相通.
卫城建于约700米高的山顶上,全长244米,高达15米.
城墙下面的通道仅容一人通行.
在卫城与内城之间,是一片广阔的谷地,散落着一些低矮的石屋建筑.
所有这些建筑都是用当地花岗岩石块堆砌而成,不施灰浆.
其构思之巧、技术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大津巴布韦一经发现,便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以毛赫为代表的部分欧洲人认为:落后、愚昧的非洲人难以在中古时期完成如此庞大、复杂、精巧的石建工程.
毛赫说,山上的卫城无疑是仿照莫里亚山上的所罗门王的庙宇建造的,山谷中的内城肯定是抄袭示巴女王公元前10世纪在耶路撒冷时曾住过的宫殿式样.
大石建是外来人建造的,"土人"未曾参与过.
但外来人是谁,说法不一.
有的说是阿拉伯人,有的说是腓尼基人,有的说是波斯人,有的说是所罗门王子派来寻找金子的人,甚至有人还据此把津巴布韦建筑划分为沙比时期和腓尼基时期.
这种观点被许多殖民主义者广泛采用.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学者反对上述观点.
他们认为,这些石建都是非洲本地文明的遗址,是由当地非洲人的祖先从很早起就开始建造的.
1905年,埃及考古学家戴维·兰道尔一麦基弗考察了7处遗址.
他在1906年发表的《中世纪罗得西亚》一书中指出:大津巴布韦和其它同类的废墟是起源于非洲的,时间在中古或中古以前.
从建筑式样上看,没有东方或欧洲的任何时期式样的痕迹;从住宅的特征看,毫无疑问是非洲的;从艺术与制造的类型看,都是典型的非洲式的①.
25年后,英国考古学家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在较为全面地考察了石建遗址后写出了经典性著作《津巴布韦文化》.
她指出:"检查了从各个角落收集来的全部已有的证据之后,还没有一件是不符合班图根源的和中世纪时期这种论据的.
""我……坚决不同意一再提出的调和性意见,即津巴布韦及其同类的建筑是当地的工人在一个优秀的外来种族或监督者指导下修建的②.
"她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确的考古成果所证实,并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了较为一致的共识.
从对大津巴布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来看,它最早可能修建于4世纪.
当时居住在这里的可能是来自北方的、已会制作铁器的班图人的一支.
后来,绍纳人迁移到津巴布韦中部后,占据了大津巴布韦,并在13-14世纪进行了大规模改建.
大津巴布韦就是绍纳人津巴布韦国家的首都所在地.
关于从赞比西河到林波波河地区非洲黑人古代国家的形成,史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是D·P·亚伯拉罕和B·M·费干所主张的宗教假说.
①DavidRandall—Maciver,"MadiaevalRhodesia"(《中世纪的罗得西亚》),London1906,P85.
转引自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再发现》,第369页.
②G.
Caton—Thompson,"TheZimbabweCulture"(《津巴布韦文化》),Oxford1931.
转引自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再发现》,第370页.
他们认为,讲班图语的移民具有特殊的宗教优越性,并将它转化成政治优势,进而建立起国家,与外部的贸易关系只是在阿拉伯人听说内陆有一个富裕的非洲人国家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①.
第二种是由G·卡顿——汤普森、A·J·E·詹菲和R·萨默斯所倡导的贸易假说.
他们认为,津巴布韦国家的建立是与外部进行黄金贸易所产生的过剩财富的结果.
酋长们通常控制着全部的对外贸易,贸易所产生的过剩财富也就可能全部集中在酋长的手里,这种高度集中的财富就会导致一个严密的国家体系的产生和发展②.
第三种是P·S·加尔顿克提出的游牧主义假说.
他在仔细分析了几个典型石建遗址的出土物后指出:绍纳人的主要经济形式是密集的游牧经济,津巴布韦国家的建立源于优质食用肉的生产出现了连续的过剩.
大津巴布韦也因食物资源的过剩而能聚集起大量的人口并长久在此居住下来,进一步成为这个国家的首都.
③我们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津巴布韦国家的起源,但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单一因素决定论,都把某一种因素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夸大、绝对化.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可以肯定,在津巴布韦国家形成过程中,经济、宗教、外贸、政治、种族、军事力量等多种因素都在起作用,并不互相排斥.
津巴布韦国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津巴布韦国家起源于古曼耶文化,崛起于姆蒂利克韦河西边石山和河谷兼而有之的混合地区.
考古学家在研究大津巴布韦卫城外一堆垃圾中的遗物时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是骨头,骨头中的98%是牲畜骨,其年龄不足30个月①.
这种现象同样也在马赖克韦尼、莱克瓦特、哈尔勒格和鲁安贾等遗址中发现.
这说明当时人们从事一种密集的肉食生产经济.
牧人们经常宰杀过剩的牲畜,牲畜的繁殖也是为了向人们提供食用肉,有时还供输出.
葡萄牙人的文字材料证明了这一点.
1506年,迪奥哥·德·阿尔卡索瓦写道:大概是1490年,津巴布韦统治者输出了4000头无角牛②.
大津巴布韦的地理环境也比较适合于农业,河谷地区早已种植谷物和粟.
这说明,当时绍纳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一种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混合经济.
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大津巴布韦所在地又不出产其它可以积聚的物产,没有丰富的矿藏可以开采,因此,要想积聚起大量的财富是很困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控制高原上的产金地与东非沿海的黄金贸易.
高原上的产金地主要有两块:最大的是马佐埃河北部地区,另一个是高原的东部地区,但最先开采的却是高原的西南部,大约始于公元600年③.
高原上的人早在石器时代就与沿海互相传①D.
P.
Abraham,"TheearlypoliticalHistoryofthekingdomofMweneMutapa"(《莫诺姆塔帕王国的早期政治史》),in"HistoriansinTropicalAfrica".
Salisbury1962,PP61—92.
B.
M.
Fagan,"SouthernAfricaduringtheIronAge"(《铁器时代的南部非洲》),London1965,PP120—121.
②G.
Caton—Thompson,"TheZimbabweCulture".
Oxford1931.
P196—199.
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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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ffey,"AReappraisaloftheHistoryoftheRhodesianIronAgeuptothe15th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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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Summers,"AncientMininginRhodesia".
③P.
S.
Garlake,"pastoralismandZimbabwe",in"JournalofAfricanHistory"XIX4(1978),PP479—493.
①P.
S.
Garlake,"PastoralismandZimbabwe",in"TheJournalofAfricanHistory"XIX,4(1978),P487.
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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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denge,"TheRoleofForeignTrademtheRozvjEmpire",in"TheJournalofAfricanHistory",Vol.
15,No.
3(1974),P389.
③T.
N.
Huffman,"TheRiseandFallofZimbabwe",in"TheJournalofAfricanHistory",Ⅷ3(1972),P363.
递物质信息.
但真正与沿海进行黄金贸易是由豹山文化的人,大约在公元1000年时完成的.
最初是由矿主带着黄金去沿海出售,或由穆斯林商人进入内陆进行逐村收购.
后来就慢慢发展出从产金地到沿海的商路,具体路线是从西南产金地向东穿越高原的南缘,或通过航行萨比河下游到东非海岸;或穿过东部高地到达沿海的索法拉.
豹山文化的人通过黄金贸易获得了大量财富,布匹和串珠等交换来的奢侈品大量增加,但可惜的是这些财富都没有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相反却广泛地散落民间.
属于古曼耶文化的绍纳人很早以前也与沿海有一些零星的贸易,数量极少,不足以积累财富.
到公元1100年左右,他们开始利用自己地处商路的优势,向过往的商人征税.
要想把商路置于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就必须借助于强大的军事力量.
属于古曼耶文化的绍纳人是否有军事力量,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目前尚未发现大津巴布韦的石头建筑有军事功能,因此可以断定,这个文化没有军事力量.
我们认为,没有军事建筑不足以证明就没有军事力量.
原因有二:第一,热带非洲古国的军事力量一般都用于进攻,而且是临时召集、并不长期驻守某地,所以,古曼耶文化的军事力量也没有必要建立防御性的围墙.
第二,津巴布韦地区的古国基本都没有军事建筑,但我们有足够充分的材料证明:没有军事建筑的莫诺姆塔帕王国和罗兹韦——昌加米尔王国都供养着大量军队.
古曼耶文化正是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控制了本属于豹山文化的黄金贸易商道.
只是在津巴布韦国家建立以后,通过不断向外扩张逐渐控制了商路所在的广大地区.
之后,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没有存在的必要而逐渐减少.
由于控制了黄金商道,古曼耶文化的财富迅速增加.
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当时已进口了大量的布匹和串珠.
与豹山文化不同,这些增加的财富并未分散于民间,而是集中于少数人手里.
在绍纳人社会,酋长不但拥有政治权力,同时还是本部落最富的人.
因为本部落的财富全由他来分配,他除了得到与部落民相同的一份财富外,还要留下一部分公用财富以招待外部族的来访者,还要给部落民的婚丧宴会赐舍等.
酋长们在获得了贸易财富后更加富有.
这就促使财富和权力日益集中,社会开始出现分化.
有权有势的富人们开始在山顶上修建远比一般老百姓高大、雄伟、坚固、结实的茅草房,并圈之以自然花岗石片砌成的墙.
同时,开始使用一种专门为富人制作的盛啤酒的陶器——球形罐.
这不同于以前所广泛使用的、用于迁徙驮运的有耳袋状罐.
这些都说明,属于古曼耶文化的绍纳人已定居在大津巴布韦,并在12世纪后期向国家过渡.
一个国家的形成不仅需要社会分化、阶级产生,还需要强有力的精神约束能力.
津巴布韦国家形成过程中所需要的这种能力是由绍纳人的传统宗教提供的.
R·萨默斯在考察了大津巴布韦后指出,遗址内有一个向神灵献祭、祈求神灵保佑和帮助的圣坛,这说明大津巴布韦也曾是一个祭祀中心.
语义学研究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津巴布韦在绍纳语中是"酋长之墓"的意思①.
绍纳人已故酋长的亡灵会变成本部落的部落神"姆虹多罗"(Mhondoro).
继任酋长由于与已故酋长属于同一家族而可以通过它与绍纳人所崇拜的至高神"姆瓦里"(Mwari)接触.
姆瓦里掌管人类的生死大权,能够给绍纳人部落施善降恶,更为重要的是它掌握着降雨的权力.
正因为至高神对绍纳人部落拥有绝对的权力,酋长是唯一能够通神的力量,因此,酋长就对所辖部落①本·武·姆恰利:《罗得西亚冲突的背景》,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3页.
拥有绝对神圣的权力.
正是这种神秘的力量帮助酋长们进行更为严密的社会整合,进而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
津巴布韦国家建立后发展很快,14世纪初到1450年是它的鼎盛时期.
它已掌握了与沿海的黄金贸易,并把它变成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贸易.
津巴布韦国家的统治者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对大津巴布韦的考古发掘表明,在这一时期,山顶的石墙圈得以重建,比原来的更宽厚、更高耸、更坚固、更精细.
墙上还开了一些木门楣的出口,墙外还修筑了坚固的锥形塔.
遗址内还发现了许多进口的陶瓷器,有波斯的彩釉陶器,有中国的青瓷.
还发现了叙利亚的玻璃串珠和一枚阿拉伯金币,金币的正面有哈桑·本·苏莱曼(al—HasanBinSulaiman)的签名.
据考证,这枚金币大约是1320—1333年铸造的.
山顶建筑内还发现了进口的丝、绣花的绸和赞比西河以北地区统治者使用的铁锣.
建筑规模的扩大说明,这个国家已能腾出大量劳动力从事凿石、搬运和筑墙工作,国家也有足够的财富资助从事这些活动的高额费用,同时,也有能力修建这种庞大复杂的工程.
大量进口贵重物品说明统治者已牢牢掌握着对外贸易.
津巴布韦国家建立后,其权力如何运作,统治者怎样进行统治,现在还不清楚.
但我们知道,津巴布韦国家在其鼎盛时期便向外扩张,石建文化迅速向外传播,类似于大津巴布韦的石建出现于高原的东部、西南部、中部和北部.
但不能因此就把津巴布韦国家的边界与莫诺姆塔帕王国的疆域等同起来,以为它统治着从卡拉哈里沙漠到东非海岸、从高原东南低地到赞比西河谷的广大地区.
因为,石建所在地一般是某一区域的中心.
这些地区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否接受津巴布韦国家的统治现在还不清楚.
最大的可能是津巴布韦国家竭力要统治产金地和商路.
例如,豹山文化的人为了摆脱津巴布韦国家对他们与东非海岸进行贸易课以重税,转而与高原北部的姆巴拉人进行贸易,用黄金换取赞比西河以北地区出产的象牙和铜.
这就引发了津巴布韦国家向西部和北部的扩张,进而对这一地区实施有效统治.
到16世纪初,津巴布韦国家瓦解了,在北方建立了莫诺姆塔帕王国;在西南部先后建立了托尔瓦王国和罗兹韦王国.
为什么津巴布韦国家会突然衰落呢原因可归纳为两方面.
第一,大津巴布韦附近的地理环境不足以支持如此众多的人口的消费.
大津巴布韦附近山峦围绕,可用于畜牧与农耕的谷地狭小.
人口的迅速增加使本来就不宽裕的生存空间的承受能力超过了负荷.
加之绍纳人生产力水平低下,对土地实行掠夺性使用,一旦地力耗尽就向别处垦殖,天长日久,大津巴布韦附近的供应能力就毁坏殆尽.
要从别的地方为大津巴布韦输送大量日常生活必需品又不具备必要的技术.
供应不足,大津巴布韦难以继续充当国家的中心.
更为严重的是,供应不足导致统治阶级的不同分支开始抢夺耕地、牧场,进而发生内战,致使津巴布韦国家统治者住处的圣火熄灭,这标志着津巴布韦国家气数将尽.
第二,高原西南部以卡米为中心的托尔瓦国家的崛起给日渐衰微的津巴布韦国家致命一击.
津巴布韦国家建立后,统治范围日渐扩大,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家,仅以落后的农牧业混合经济为基础是远远不够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黄金贸易控制的成功与否是这个"超大"国家存在的关键.
在津巴布韦国家建立及其鼎盛时期,尚能控制黄金贸易;在它衰落之时,与其共用同一商道的托尔瓦国家日渐强大,逐渐控制了黄金贸易,夺取了津巴布韦国家赖以存在的财源,促使它彻底解体.
2.
托尔瓦国家1683年,一位不知名的葡萄牙人写道,布图阿国家的统治者名义上被称为托尔瓦.
葡萄牙人所说的布图阿是指高原上牲畜兴旺、牧草茂盛、富有金矿的西南地区.
也就是说,是托尔瓦国家在17世纪以前一直统治着高原的西南地区.
16世纪葡萄牙探险家巴诺斯的记载、1633年马瑟多的材料和1696年贡塞索的描写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关于托尔瓦国家的起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托尔瓦国家的创建者是北部莫诺姆塔帕王国的创建者穆托塔的亲戚,托尔瓦国家最先就是莫诺姆塔帕国家的属国.
近年来,随着文字材料的整理、考古学的发展和津巴布韦古代史研究的深入,上述说法已难以成立.
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以卡米为中心的托尔瓦国家直接起源于津巴布韦国家.
因为,就物质文化而言,卡米文化直接起源于大津巴布韦文化,与莫诺姆塔帕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
津巴布韦国家向西扩张后,大津巴布韦文化也很快传入西南部地区,先后出现了一些诸如乌姆特瓦特、朱姆隆加和姆托利的大石建,最为典型的是1410年后某时建造的卡米石建.
卡米文化明显地是从大津巴布韦传过来的,但又有创新和发展.
在从大津巴布韦到卡米途中发现的恰马布维夫瓦石建就是这种过渡的中介.
卡米文化继承了大津巴布韦石建的基本方法和造型式样,但有所发展.
如他们在山顶上修茅草房之前,要修造一座石砌平台.
在修建茅草房时注意探索新的合理的设计,强调进行华丽的装饰.
卡米文化的陶器在风格和修饰上也都有所发展.
就文字材料记载的托尔瓦国家与莫诺姆塔帕国家关系而言,托尔瓦国家是作为莫诺姆塔帕国家的敌人首次引起历史学家注意的.
1490年,昌加米尔一世杀死莫诺姆塔帕国王姆孔贝罗·恩雅胡马,篡夺了统治权.
4年后,恩雅胡马的儿子奇库约·基萨马伦古杀死了昌加米尔一世,重新夺回了王位.
昌加米尔一世的儿子昌加米尔二世发动了与莫诺姆塔帕的战争.
在这场持久战中,托尔瓦统治者始终站在昌加米尔统治者一边,反对莫诺姆塔帕王国.
当时在莫诺姆塔帕的葡萄牙人费尔南德斯写道:托尔瓦的统治者与莫诺姆塔帕的统治者一样伟大,两者之间一直在进行战争.
考古和文字材料都说明,卡米文化起源于大津巴布韦文化.
以卡米为中心的托尔瓦国家大约建立于1500年左右.
它以农业和畜牧业的混合为经济基础,黄金的生产和贸易在其经济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卡米遗址中还发现了中国明朝万历年间的瓷器.
关于托尔瓦国家16世纪到17世纪40年代的历史,目前还不清楚.
葡萄牙人的材料只记载了在高原的西南部存在这么一个国家,注意到它盛产黄金,却没有记载其政治、经济发展情况.
到了40年代,托尔瓦国家开始衰落,主要表现是国家的重心东移.
昌加米尔人的传说告诉我们,17世纪中后期,卡米已被废弃.
托尔瓦国家以丹兰格贝(现名德赫洛德赫洛)为中心,主要统治奔比西河以东地区.
托尔瓦国内战争不断.
说绍纳语的穆斯林商人控制着托尔瓦国家的对外贸易,引起托尔瓦统治者的不满,随后便杀戮了许多穆斯林商人,引起经济组织混乱,造成了巨大损失,削弱了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更为严重的是托尔瓦国家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外部势力趁机介入.
托尔瓦国王的弟弟不满其兄的统治,企图篡夺王位,他与一个和国王有仇、但经济实力强大的穆斯林商人联姻而结盟,一同把国王驱逐到曼依卡.
国王不甘心失败,他得到了企图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最富有的葡萄牙人西斯兰多·迪亚士·贝约的强有力军事支持,重新杀回故都,恢复了统治.
恰在这时,贝约被毒杀,其军队随即撤回,托尔瓦国家重新陷入内乱.
这就给北部昌加米尔王国的南下提供了有利时机.
到1685年,葡萄牙人的材料把昌加米尔写成是"统治着布图阿的一种黑人①.
"这说明,托尔瓦国家已消失了,但托尔瓦国家的人民依然存在.
昌加米尔王朝趁托尔瓦国家瓦解之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这个国家,但要统治这个割据势力纷争的地区却不是一件易事.
昌加米尔统治者采用联姻的办法安抚众生.
如恩杜姆巴的卡兰加人就与奇虹杜鲁和图姆巴勒的托尔瓦人通婚.
联姻有助于征服者进行统治,奇虹杜鲁和图姆巴勒的托尔瓦人在昌加米尔国家的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久以后,托尔瓦人民也采用了卡兰加语,自称为罗兹韦人.
昌加米尔国家成功地把托尔瓦人整合进自己的统治范围.
三、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罗兹韦(Rozvi)一词可能来自动词kurozva,意为"毁坏".
罗兹韦最先被葡萄牙人用于称呼昌加米尔的勇士、追随者和支持者.
昌加米尔(Changamire)源于阿拉伯语的Amir,意为"大酋长",后被葡萄牙人用以称呼罗兹韦人的国王,罗兹韦人所建立的国家也就被称为"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
罗兹韦人是一个开放型名词,其范围不断扩大.
17世纪初,罗兹韦人指生活在托尔瓦国家边界上姆卡兰加的人,亦即指生活在托尔瓦国家和莫诺姆塔帕国家之间的人.
葡萄牙人梅洛·卡斯特罗更精确地界定了罗兹韦人的活动范围,即在姆卡兰加和曼依卡之间,更接近于曼依卡.
罗兹韦人的传说认为,最早的罗兹韦人指高原中部那些奉"莫约"(Moyo指一种动物)为图腾的人,确切一点说,是指居住在宗布韦山和胡隆格韦山之间的人.
这一图腾氏族的人实行集体外婚制,其它氏族的人与他们结婚后,改奉"莫约"图腾,进而改称罗兹韦人.
罗兹韦人向西南迁移征服了托尔瓦国家后,同化了托尔瓦国家的人民,使之改称罗兹韦人.
如前所述,罗兹韦人早在15世纪就曾篡夺了莫诺姆塔帕国家的王位.
口头传说认为,罗兹韦人的大酋长曾是莫诺姆塔帕国王的一个牲畜看护人,后来得到国王的封地,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权威.
17世纪后期,罗兹韦人势力日渐壮大,其昌加米尔的野心也一天一天膨胀;加之他们所处的区域灾荒频繁、疾病流行;又受到北部莫诺姆塔帕王国和葡萄牙人的严重威胁,于是由东北向富裕而又虚弱的西南方扩张.
为了能抄近路并比较隐敝地袭击托尔瓦国家,昌加米尔用大量的牲畜买通了在托尔瓦国家北边统治乌姆福里的奇维罗王朝.
他们迅速经过此地征服了托尔瓦国家,占据和接管了托尔瓦国家的中心卡米、德赫洛德赫洛、纳累塔利、曼扬贾和金贾加等.
在征服过程中,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形成了①.
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继承了托尔瓦国家的文化遗产,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通过对卡米遗址的发掘可以知道,居住在卡米的人从卡米文化开始到19①S.
I.
Mudenge,"TheRozviEmpireandtheFeiraofZumbo",转引自D.
N.
Beach,"TheShonaandZimbabwe",Mambopress1980,P201.
①另有一说认为,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建立全面统治大约是1700年左右,E.
A.
Alpers,"DynastiesoftheMutapa—RozviComplex",in"TheJournalofAfricanHistory"XI2(1970),P211.
世纪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衰落,一直都在使用同一陶器形式,即高颈绳纹陶器,这种风格是卡米文化的标志之一.
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具有"莫约"图腾氏族特点的陶器,这说明罗兹韦人到来后一直在使用卡米文化的陶器.
卡顿—汤普森对德赫洛德赫洛的发掘研究也证明了这种关系.
她认为,这个古老的石建在罗兹韦人占据后加以重建,平台上的原物被今天所能看到的墙所代替.
在属于卡米文化层次的平台里发现了一位富裕妇女的墓葬.
陪葬品中不但有卡米文化的球形罐,还有17世纪中国生产的碗和荷兰生产的酒瓶.
这个妇女死后不久,整个大石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墓顶上出现了一座新修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又修建了一座围墙.
在这个层面上,也发现了卡米文化的绳纹陶器,但筑墙的风格发生了变化,其上层比下层较为粗糙,这种粗糙的石墙大量向外延展.
这显然是罗兹韦人占据后重建,这种现象在其它遗址如金贾加中也同样发现.
这说明罗兹韦人的文化继承了卡米文化,但为什么会出现建筑风格由精致向粗糙的退化呢第一,当地缺乏天然的规则石块,也缺乏适宜于用简单的冷热法制作的花岗岩,这就迫使罗兹韦人不得不使用不合适的材料,从而造成建筑风格的多样化.
第二,18世纪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又常发生内战,后来恩戈尼人又入侵,这些都迫使昌加米尔统治者难以提供专门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精雕细刻的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他们只好使用战俘完成这项工作.
一位在17世纪90年代战争中被俘的葡萄牙人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
他说:俘虏是"这么一些人,他们有义务照看国王的宫殿,并负责其修缮和保护……这些建筑是由一个从未见过文明世界的技工设计的①.
"因此,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的退化正是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使用俘虏劳动的结果.
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建立后,疆域不断扩大.
向西北,曾达到沙原地区,北面与莫诺姆塔帕国家接壤,向南直达林波波河,隔河与文达人相望,向东到了低原林地区.
国家的首都也多次发生变化.
根据口述史料,国王最先住在奇瓦里,后迁往德赫洛德赫洛,国王的宫殿就是建在山顶上的"奇托纳马诺"(Chitoramano).
在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解体前几年,首都迁到了曼扬贾.
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的开国君主是奇库拉.
1696年,奇库拉去世,他的儿子瓦沙亚被授与昌加米尔的称号,但他拒绝当国王,引起众兄弟为争夺王位继承权发生内战.
萨巴贝克想依仗自己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恃强凌弱,但莱查西克通过与当地卡兰加统治者恩杜姆巴联姻打败了萨巴贝克,攫取了王位.
莱查西克去世后,其弟莱查加德泽克继位统治直到1767年.
1768年的1—5月间又发生了继承权之争,鲁潘达马兰加力压群雄,登上王位.
根据罗兹韦人传说可以知道,这个国王品性很坏,不称职,在大旱之年不赈灾济民,人称"鲁蓬哥"(Rupengo,意为"疯子").
糟糕的统治造成民怨沸腾.
在隆迪河上游与姆哈里人战争时,人民抛弃了国王,国王被姆哈里人杀死.
在姆哈里人扶植下,古姆博雷务拉继承王位.
在他统治期间,国内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叛乱.
1802年,他去世,基里萨姆胡鲁赢得众人支持,成为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遭受大规模外族入侵前的最后一个国王.
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和畜牧业、尤其是畜牧业.
17世纪到过这个国家的葡萄牙人观察家写道:"罗兹韦人除非急需布匹或其它①D.
N.
Beach,"TheShonaandZimbabwe900—1850",Mambopress1980,P196.
土地上不生产的东西,他们不会去开采金矿.
"因为,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能够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因此,绝大部分罗兹韦人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
农业生产使之能部分供养宫廷和军队,但谷物不像牲畜能保存很长时间.
谷物最多能保存5年,要积累起持久、强大的经济力量还得依靠畜牧业.
18世纪中叶,一位来自宗博的非洲人商人为我们了解罗兹韦人的畜牧业提供了初步的数据.
他说,他在与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进行贸易时得到了800头牲畜.
19世纪初,罗兹韦人的牲畜在曼依卡大量出售给葡萄牙人.
罗兹韦人不但把牲畜用于骑乘、运输,用作食品,还作为一种积蓄财富的方式.
一个人如果拥有许多牲畜,他就可以此为基础通过租借,影响和控制周围的人.
他把牲畜租给其他缺少牲畜的人,租到牲畜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使用牲畜,但没有主人同意不得杀死牲畜.
租到牲畜的人须对牲畜的主人负担一些义务,主人也有权随时收回自己的牲畜.
牲畜的主人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租借人,从而把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
在葡萄牙人留下的文字材料中,第一位罗兹韦人的昌加米尔就是一个著名的牲畜大王.
他利用租借形成了自己的权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罗兹韦人的国家.
牲畜在普通罗兹韦人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牲畜可用于积累财富,可用做新娘的聘礼,也可继续繁殖以备灾荒时度日.
对外贸易在罗兹韦人国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并非人们通常所知道的,对外贸易全由国王及其王室垄断.
事实上,罗兹韦—昌加米尔国王只统治了对外贸易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仔细分析了梅洛·卡斯特罗的报告后发现,国王禁令只是禁止下属用纯金贸易.
不能据此就说国王垄断了黄金贸易,下属还可以用非纯金进行贸易.
而且在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准下,非纯金是很多的.
还有一些酋长发现了新金矿不向国王报告.
从黄金贸易体制来看,并非所有的黄金贸易都在国王的宫廷中进行.
1803年以前的材料都说明,贸易不仅在国王的宫廷进行,还在这个国家的所有黄金产地进行.
这些金矿分布于从今天的布拉瓦约到宾杜拉,从散雅蒂到萨维河的广大地区,与之进行贸易的是驻扎在宗博的葡萄牙人所雇佣的非洲人商人.
他们是巡回流动商人,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个酋长国到另一个酋长国兜售自己的商品,换回黄金,没有必要造访国王的宫廷.
另外,下属酋长都要向国王上交珠子和布匹等贡物.
珠子和布匹一般都是进口的,罗兹韦人要换取这些东西,就必须输出黄金.
所有这些都证明,国王并未严格垄断黄金贸易,而且国王也没必要垄断黄金贸易,因为要垄断这么大地区的黄金贸易,困难大、费用高.
即使真的实现了垄断,下属也就没有积极性去采金.
其实,通过纳贡体系,国王也可以分享黄金贸易的利润.
国王从自己控制的那部分黄金贸易中获得了一些奢侈品,如珠子、墨西哥的阔边帽、海贝、假珊瑚念珠、手帕、中国瓷器、铜铃、剪刀、蜡烛、色布和白兰地酒等.
但不能因此推断宫廷所用的奢侈消费品都来自进口.
考古发掘证明,罗兹韦人工匠已会冶铁、炼金、制铜.
他们能制作金线、手镯、小刀、剃刀、项链、颈饰、戒指、耳环等,还能用象牙和皂石雕刻各种形象,用驼鸟蛋和贝类做珠子,甚至能生产一种水平较高的棉布"麦奇拉"(Machira).
这说明黄金贸易并非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的唯一经济基础.
因此我们说,农业、畜牧业和外贸的混合,尤其是畜牧业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经济基础.
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的政治结构大体上分两级:中央和地方省.
在中央,由国王及其顾问委员会进行统治.
国王拥有广泛的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权力.
王位继承遵循男子旁系继承原则,即王位首先传给长兄的一个儿子,然后传给二兄的一个儿子,依次类推.
这种继承模式既复杂又易出问题.
罗兹韦人后来对此做了改进.
他们规定,当一个国王去世又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时,拥有"图姆巴雷"(Tumbare)称号的罗兹韦人之一支的头领就可做为摄政接管政权,直到下一个国王被选举出来.
这种制度允许王子们为争夺王位展开斗争,但又不使整个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
没有取得王位的儿子们可以得到一份封地做为补偿.
如1696年拒绝当国王的瓦沙亚得到了格霍克山地区.
恩杜姆巴得到了布比河源头之地.
顾问委员会由祭司、军事领袖、省督及一些皇室重要成员组成.
这些顾问是由一些家族世袭的,如祭司就由勒汪德家族世袭;图姆巴雷家族不但世袭摄政、顾问之职,还是军队的最高将军、首席贡物收集者等职位的世袭者.
正由于他们的职位是世袭的,因此他们并不顾忌国王的好恶,他们有劝告国王的权利和义务,还可以对一些昏君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批判.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国王能与顾问委员会保持一致,并对绝大多数问题拥有最终决定权.
国王还有一支卫队,"格瓦兰瓦纳"(Gwanan'wana),主要由未婚男青年组成.
卫队既负责国王的安全,还保护国王的神秘性,有时还到各属地去执行国王的命令.
国王把国家分成若干个省.
每个省由大酋长进行统治,大酋长名义上由当地选出、国王任命,实际上基本是世袭的.
如何控制这些大酋长是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维持中央集权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的关键.
国王主要采取三种方式.
第一是通过授权仪式确认国王与大酋长的统治与从属关系.
当地的传说认为:"如果不与国王商量就选出一个新酋长,这个酋长将得不到人们的公认.
只有国王任命或批准的酋长才能被确定为真正的酋长①.
"选举新酋长的过程是:首先由当地人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个,这个被选出的人要么亲自到国王宫廷中请求确认,要么委派一个副官代表自己到宫廷中寻求批准,国王一般很快就会批准.
然后,国王派自己的代表到这个酋长国去主持一个授权仪式.
国王的代表手执王室的标记,把一块黑白印花布、一张羊皮授与新当选的酋长.
通过这个仪式,国王使新当选酋长的权威合法化,酋长也承认了自己对国王的从属和附庸.
第二种方式是强行征收贡赋.
征贡是几年一次,而非每年一次.
征收的贡物范围广泛,有布匹、串珠、锄头、斧子、黄金、象牙、毛皮、牲畜、烟草、食物和各地生产的土特产品等.
征贡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使国家积聚了大量财富,而且还有极强的政治意义,主动纳贡就意味着下属对国王保持忠诚,拒绝纳贡就意味着反叛,国王就会派强大的军队进行征服,强迫他继续纳贡.
第三种是用任命地方统治者的办法控制.
例如,在查特尔地区,各酋长相互争吵不休,国王就派格万格瓦瓦去统治.
马虹格韦地区的马可尼人对国王不敬,国王就派坦迪作为自己的代表常驻那里进行统治.
国王就是用这三种方式有效地控制着地方统治者,从而把全国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在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军事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很强大,但军队人数不详.
从它与葡萄牙人和莫诺姆塔帕国家作战的情况来看,其数量不能低估.
如1684年,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在马虹格韦反对葡萄牙人的侵略取得了最后胜利,但付出了惨重的代①S.
I.
Mudenge,"TheRoleofForeignTradeintheRozviEmpire",in"TheJournalofAfricanHistory",Vol15.
No.
3(1974),P382.
价.
此后不久,它仍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击败莫诺姆塔帕国家的入侵,并一次歼敌5000人左右.
这支军队装备良好,训练有素、组织严密,战斗力强.
他们通常使用的武器有弓箭、短剑、标枪、盾牌、战斧、棍棒,也有一些火枪.
19世纪初,国王的宫廷还有4门火炮.
士兵是从罗兹韦人中招募而来的,新兵要接受军事训练,内容有跳跃、射箭、宣誓、呼号、舞剑等.
最实用的战斗技巧源于经济生活中的狩猎而不是军事训练.
军队的最基本单位是百人队或团(missoca),由一个队长(cabos)指挥.
由若干个百人队组成一个军,由将军(inhabezes)指挥.
将军们直接受制于图姆巴雷大将军,国王本人则是军队的最高统率——大元帅.
士兵们在没有战事时各回其家,一旦需要,即可通过三级动员迅速集中队伍.
首先是国王鸣枪,后来发展为鸣炮;其次是由图姆巴雷敲响战鼓,第三是传令员听到鼓声后四处大喊:"给你的口袋装满粮食,赶快集中.
"很快,军队就全部集中在宫廷的广场上.
出征之前,罗兹韦人要服一种用敌人的骨头制成的药.
根据口头传说,士兵们服了这种药,就会刀枪不入,能唤发出超人的力量,能使敌人昏睡,能唤来蜜蜂帮助退敌.
我们认为,罗兹韦人使用这些巫术手段是为了鼓舞士气,形成一种心理上的优势.
在战场上,罗兹韦人习惯于用冷兵器进行近距离肉搏战.
他们通常把部队分为三支:主力部队部署在中间突击,另两支部署于两侧形成钳形攻势,完成对敌人的包围.
这三支部队都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首先与敌人接战,第二梯队殿后照顾伤员、随时补充和鼓舞前锋部队,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连续进攻,直至彻底战胜.
罗兹韦人在作战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显示出战术上的灵活多变性.
贡塞索对此有一些记载.
他说,罗兹韦—昌加米尔国王诡计多端,狡猾无比,他在我们军队面前佯装败北,然后赢得有利时机,充分使用自己的谋略彻底战胜了我们.
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的强大军事力量主要用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保护商路.
从文字材料可以看出,罗兹韦—昌加米尔国王曾多次派兵保护与其进行贸易的、住在宗博的葡萄牙人.
二是协助征集贡赋.
前面已提到,下属酋长不交贡就意味着反叛,国王就会派军队征服,强迫他上贡.
三是成为对外干涉的工具.
罗兹韦—昌加米尔国王经常用这支军队干涉别的小国.
有时也干涉莫诺姆塔帕国家的王位继承,其触角甚至伸到了赞比西河以北地区.
四是维护国内统治.
葡萄牙驻莫桑比克总司令说,"它(军队)使罗兹韦—昌加米尔国王成为这些地区最强大的统治者①.
"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的强盛只维持了一个多世纪,到基里萨姆胡鲁统治时期,这个国家已严重衰落.
国内经常发生旱灾饥荒,金矿几乎被开采净尽,继承权之争引发的内战也呈愈演愈烈之势.
外部正值部落大混战之时,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10年中至少遭受6个外族入侵.
从林波波河以南向北扩张的恩德贝莱人在姆齐利卡齐统治下集中攻击这个国家的西部属地.
茨瓦纳人逐渐占据了这个国家的西南部分.
此后不久,索托人支族姆潘加族从西部越过姆隆格瓦尼山,入侵这个国家,被罗兹韦人打败.
同时,恩戈尼人假道东南低地侵略这个国家,兹旺根达巴统率的一支恩戈尼人甚至纵穿了这个国家,进入赞比西河以北地区.
对这个国家的致命打击是由兹旺根达巴的亲戚、恩戈尼人著名的女勇士恩雅马扎纳在1826年造成的.
她率部袭击了这个①S.
I.
Mudenge,"TheRoleofForeignTradeintheRozviEmpire",in"TheJournalofAfricanHistory",Vol.
15,No.
3(1974),P381.
国家的首都德赫洛德赫洛,迫使国王逃向曼扬贾,并在逃亡途中被杀身亡.
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出现了政治真空.
1838年,贡德瓦尼统治下的恩德贝莱人再次入侵这个已经四分五裂、不堪一击的国家.
罗兹韦人一些部族纷纷投降,他们的畜群也遭大量掠夺.
但在40年代末,已归降姆齐利卡齐达9年之久的前王子托赫韦奇皮起而反抗,并得到罗兹韦人和葡萄牙人的承认,加冕为王,封号"奇巴姆巴姆".
但在1866年托赫韦奇皮被俘投降.
统治高原南部地区长达2个世纪的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至此终结了.
四、莫诺姆塔帕国家14世纪末,津巴布韦国家渐进鼎盛期,同时也加强了对周边民族和边远地区的征服,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
绍纳人的一个分支卡兰加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寻找盐矿为名,向北迁徙到赞比西河谷的丹德和奇迪马.
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穆卡兰加".
1420年,莫诺姆塔帕的第一代王恩雅蒂姆巴·穆托塔登上王位,建立了莫诺姆塔帕国家,首都一度设在大津巴布韦.
穆托塔统治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先后征服了津巴布韦北部地区的许多部落.
1450年,穆托塔去世,其子马托佩·恩雅赫赫韦继位.
马托佩雄才大略,继承其父治国方略,积极向外扩张.
巩固了莫诺姆塔帕国家的核心地区,即从差蔡河经马佐埃河、鲁恩雅河到赞比西河,再经翁雅尼河、欣杰河和乌姆鲁克韦河到差蔡河的广大地区.
莫诺姆塔帕国家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两种办法,第一种是武力征服.
第二种是怀柔政策.
要么迫使被征服者改奉卡兰加人的图腾,例如,卡兰加人初迁到赞比西河谷,就让当地居民马蒂乌族的恰瓦人放弃自己的图腾.
改奉卡兰加人的图腾,从而达到同宗同族的目的;要么采用通婚的办法,把被征服居民纳入卡兰加人亲属的范围,例如,高原上的恩古鲁韦人把本族的年轻女子嫁给莫诺姆塔帕国王,从而改变了自己被征服者的命运,进入统治者的行列.
马托佩统治时期是莫诺姆塔帕的鼎盛时期.
其死后,由于内部分裂,国势渐衰.
1480年,马托佩之子穆孔贝罗·恩雅胡马继位.
在他统治期间,基本上停止了向外扩张,地方势力日益坐大.
1490年,昌加人的首领篡夺了王位,4年后,恩雅胡马的儿子奇库约·基萨马伦古重新夺回王位.
1530年,穆莱姆贝雷继位.
他发动了与赞比西河下游通加人的战争,把东北部边界扩展到太特附近.
30年代末,又发动了征服布赫拉地区的战争.
1550年,奇维雷·恩雅索罗继位后,通加人起而反抗.
1560年,奇萨姆哈胡·莱格末·姆潘扎古突继位后,国家仍不太平.
1589年,加兹·鲁塞莱上台后,内乱加剧.
两支马拉维人先后袭击了莫诺姆塔帕国家的产金地,鲁塞莱派其叔父莱格马萨击败了马拉维人.
但战后,莱格马萨野心膨胀,企图夺取王位,引发内战.
同时,塔瓦纳人在马图兹维安耶领导下发动叛乱,不但夺占了王宫,迫使国王于1607年逃出高原,还控制了大量畜群.
通加人和巴尔维人也趁机起兵,莫诺姆塔帕国家的高原部分陷入混战.
此后不久,鲁塞莱在葡萄牙人支持下,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并在马基达库谢拉河击败了马兹图维安耶,重新打回首都,恢复了自己的统治.
1623年,鲁塞莱去世,他的几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发动内战.
1627年,其子恩雅博·卡帕拉里德兹登上王位并进行改革,他赶走了其父留下来的顾问,任用了一批年轻有为、自己中意的顾问.
正当他准备大展鸿图之时,其叔父姆汉德·马务拉联合多明各会士,发动了内战.
马务拉得到了许多大家族的支持,迅速夺得王位,但内战从1629年一直延续到他去世的1652年.
马务拉的胜利把卡帕拉里德兹一系永远排除出王位继承者之列.
马务拉去世后,其子西蒂·卡祖鲁卡姆萨帕继位.
他仍与多明各会士结盟,同时要求其追随者也受洗,否则便为不忠诚.
1654年,他的兄弟们在葡萄牙人支持下为争夺王位发动叛乱.
1663年,国王或被其支持者倒戈杀死,或被其兄弟们杀死.
受葡萄牙人支持的卡姆巴纳帕苏·穆科姆布韦登上王位.
莫诺姆塔帕国家的历史进入了穆科姆布韦一系统治的时期.
穆科姆布韦一系从1663年统治到1704年.
以前多次内战对国家造成的破坏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恢复,国家得以重建.
穆科姆布韦虽然依靠葡萄牙人取得了王位,但他登基后,采取了"狡猾而灵巧"的策略,积极驱逐葡人.
70年代,莫诺姆塔帕国内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葡萄牙人大量撤离,国王趁机恢复了对许多由葡人占领的土地的统治权.
到1683年,莫诺姆塔帕国王被誉为"那个宝座上最智慧和最能干的国王.
"他把首都从赞比西河谷迁回到穆卡兰加一个离马萨帕2天路程,离奇科瓦12天路程的地方.
他制服了许多凯觎王位的家族,引进了一些移民,国家呈现人丁兴旺、欣欣向荣、安定祥和的中兴局面.
1692年,穆科姆布韦去世,恩雅库莱姆贝雷篡夺了王位,穆科姆布韦的儿子们发动了王位继承战争,葡萄牙人和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相继介入这些内战.
1694年,恩雅门德·姆汉德在葡萄牙人支持下,迫使国王逃亡罗兹韦—昌加米尔国家.
不久,国王的弟弟夺里姆巴继承了王位.
但到1699年,恩雅邓加夺取了王位.
1702年,罗兹韦人支持的德赫韦·沙姆图姆布登上王位.
他接受了罗兹韦人的支持,导致与葡萄牙人关系的恶化,造成对外贸易锐减,国家经受着严峻的经济压力;同时又苦于无法摆脱罗兹韦人日益深入的干涉,国王在内外交困中郁闷而死.
1704年标志着穆科姆布韦一系统治的结束,莫诺姆塔帕国家经过短暂的中兴后又陷入博洛马家族和恩亚姆汉杜家族的纷争之中.
1704—1710年,莫诺姆塔帕国家内战不断.
赞德、古波、沙卡皮奥等相继登上王位,但他们的统治大都仅维持一年.
1710年,博洛马·丹格瓦兰格瓦夺得王权,并使自己的家族迅速崛起,日渐强大.
1719年,沙马塔姆贝拉·恩亚姆汉杜登上王位,从此开始了延续150多年,两大家族争夺王权的斗争.
1723年后,国家的首都从高原上鲁亚河地区迁回赞比西河谷地.
由于长期内战,各家族都占有大片土地,地方势力日渐坐大,中央政权削弱,国王的权威下降.
1759年后,每个国王的统治时间平均不超过6年.
原来国王凌驾于众诸侯之上,现在尤如众诸侯中的一员,但国王举行加冕礼、葬礼和宣战时,诸侯都要到首都去参加.
国家仍能通过征集牲畜、农产品、象牙、黄金和奴隶等贡物积聚起财富,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
王位继承战争也逐渐形成固定的模式,那就是战争必须保持在一定规模、范围内,战败的王位争夺者必须被处死.
这样就减轻了内战对国家造成的破坏.
莫诺姆塔帕国家虽然内战频仍,但它作为一个整体一直存在到1868年.
和其它热带非洲王国一样,莫诺姆塔帕国家的政治结构也有自己的特点.
国王是该国的最高统治者,国家的一切都属于国王,臣民的财产都算是国王贷给的,国王对人民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国王死后,由国王的近亲中取得了"乃文加"(Nevinga)称号的人摄政,直至新国王登基.
王位继承者原则上是由选举产生,实际上受许多人为因素的制约,国王的长女婿"姆波克鲁美"(Mbokorume)和母后都对王位继承问题有强有力的发言权①.
没有他们的同意,即使是国王钦定的继位者也不能当国王.
莫诺姆塔帕国家还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有宫廷大臣、司库、军队总司令、鼓队长和巫医长等.
他们协助国王进行统治.
国王在全国实行分封统治,分封有两种,一种是封一个礼仪性的官员,以安抚、稳定人心.
这种办法通常用于偏远而又不重要的地区,这种官员可以不出席每年5月举行的新月庆典.
例如,国王曾封翁多萨卡的恩哈里·恩雅多罗人统治者为"总指挥";封古鲁韦的钦格沃人统治者为"乐师";封马坦丹杜拉的曼格温德人统治者为"大乐师".
另一种分封就很重要.
国王任命自己的亲信,通常也是自己的亲属去统治某一块地区.
马托佩就曾把古鲁胡斯瓦分封给昌加统治;把姆贝雷地区分封给托格瓦统治;把新征服的奇迪马、曼依卡、巴尔韦、乌泰维和马丹达分别封给自己的兄弟和亲戚.
宗教因素和军事力量在维持国家的整合和统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国王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宗教权威.
他们崇拜新月,祖先之灵和新月是相通的,人世间只有国王可以和祖先之灵交流,因此,莫诺姆塔帕国家的国王通常被描绘成"神王".
1635年,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博卡洛说,这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都相信他们的国王能升天,是神王.
因此,每位国王死后都被当做国家的保护神来崇拜.
他们生前统治着众生,死后仍然护佑着人民.
国王的行动非常诡秘,他吃喝东西不能让人看见,"普通人不许见到他,当他与人说话时,他是隐藏在屏幕后面的,当他要在宫外行走时,就发出通知叫臣民回避①.
"国王的健康与国家的福祉、平安紧密相连.
国王健康,国家就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国王生病,就会出现饥荒,人民遭殃.
因此,一旦国王生病,就会被废黜处死.
圣火是国王统治的标志.
圣火置于国王的宫廷,在他统治期间,圣火一直燃烧,长年不熄.
每个诸侯和下属酋长都要从这里点燃火种,返回自己的领地敬拜,不许熄灭,以此表示对国王的归顺和赤胆忠心.
一旦国王去世,圣火就全部熄灭.
新国王登基后,要重新点燃王室的圣火,各位诸侯和酋长也必须重新点燃圣火.
在敬拜期间,各位下属每年还须派自己的长子从皇室圣火那儿再点一次,以此证明自己对国王的忠诚矢志不渝.
去时还须带上象牙、黄金、奴隶、牲畜等贡品.
三天后,国王就会在王室广场举行隆重的点火仪式,还赐给下属进口的高级棉布,以示对下属诸侯和酋长的信任和满意.
莫诺姆塔帕国家有一支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
军队由未婚男青年组成,战士叫"马库鲁科塔".
训练内容就是打猎,在狩猎过程中练阵型、箭法.
在农忙无仗可打时,就帮助收割庄稼、放牧牲畜等.
军队分两级,第一级是百人队,由队长指挥;第二级是战斗团,由团长统率,战斗团的人数少则200到500人,多则达到1000人.
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国王.
18世纪70年代,莫诺姆塔帕国家的军队曾达到16个团.
这仅是常备军,战时还可临时集中起大量的人员一齐参加战斗.
莫诺姆塔帕国家的军队主要有三个职能:一是保护商路,劫掠财富;二是维持国家统一、打击分裂势力;三是用于保障国家独立和安全,对外扩张.
国王不但充分供应军队的给养,还拿出部分战利品奖赏立功者,所以,军队特别效忠国王.
即使在19世纪下①E.
A.
Alpers,"TheMutapaandMalawipoliticalsystemstothetimeoftheNgoniinvasions",inT.
O.
Ranger(ed.
),"AspectsofCentralAfricanHis-tory",London1968,PP14—15.
①本·武·姆恰利:《罗德西亚冲突的背景》,第26页.
半叶国家衰落时,莫诺姆塔帕国家仍保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莫诺姆塔帕国家地处赞比西河南岸,盛产黄金,是16世纪以来一直活动于东非沿海的葡萄牙殖民者所觊觎的重点对像.
1501年,葡萄牙人船队抵达索法拉港时,就想与内地的"黄金之国"联系.
1506年2月,葡萄牙人明确证实了黄金之国就是莫诺姆塔帕国家.
5月,这个国家的商人就到了索法拉,双方建立了和平的贸易关系.
1509年,葡萄牙旅行家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从索法拉启程前往莫诺姆塔帕国家.
他沿赞比西河、本格韦河和马佐埃河一直到达这个国家的首都,沿途发现了许多金矿.
他是到达这个国家的第一位欧洲人,他把一支火铳和一些弹药送给了当时在位的奇库约国王,双方还互致了友好.
1531年,葡萄牙人向内地扩张,占领了塞纳,进而进住太特.
葡萄牙人涌入内地.
莫诺姆塔帕国王对这种侵略行径并没有清醒认识,反而派4个葡萄牙人作为自己的使节去葡萄牙邀请葡官方代表进驻莫诺姆塔帕国家.
1550年,安东尼奥·卡亚多来到莫诺姆塔帕国家,他自认为是国王实际上的顾问,还自封为"城关长官"、王室代理商和全权特命大使,展开侵略活动.
1560年底,罗马天主教神甫贡萨洛·达·西尔维拉在卡亚多协助下到达莫诺姆塔帕国家首都.
他在25天之内为国王莱格莫·莫潘扎格图和王后及其姊妹、一些扈从和村民施了洗礼.
但阿拉伯商人唯恐因此而失去了他们从前所拥有的通商特权,就唆使国王处死了西尔维拉.
葡萄牙人随后就制定了一个侵略计划,准备征服这个国家.
1568年,葡属莫桑比克总督塞巴斯蒂昂任命弗朗西斯科·巴雷托率1000士兵和耶稣会士出征,因气候炎热、疫病、后勤供应等问题,这支队伍几乎全军覆没.
但到1571年,巴雷托又率军入侵,打败了正在叛乱的通加人,并以此为条件迫使国王授与他们在高原上的一些金矿开采的权利.
1574年,瓦斯科·费尔南德斯·荷门率领400士兵攻占奇科瓦地区,激起当地人民不满,葡萄牙人被全部赶了出去.
1607年,国王加兹·鲁塞莱借助葡人军事力量击退了反叛的奇昆达人,然后与葡人签订了条约.
该条约允许葡人在缴纳贡品后自由进入莫诺姆塔帕国家,还放宽了对葡萄牙人持枪的禁令.
不久,葡萄牙人帮助国王镇压了马佐埃河下游人民的起义,得到的回报是国王允许葡萄牙人对国家的所有矿产拥有开采权.
但这从未实现,因为地表矿已开采净尽,要挖掘深层矿,就必须投入大量资金,采用新的技术,这在当时是不现实的.
对于新发现的地表矿,国王规定,发现者必须用土把这个矿点掩盖起来,在上面插一根树枝以警告别人避开此地,否则就要被处死.
施行这种严刑"是为了不让葡萄牙人知道矿点,以免这些人受贪欲驱使抢走他们的黄金.
"在鲁塞莱统治后期,他对葡萄牙人的态度日渐强硬,迫使他们缴纳贡品.
同时,葡人所到之地人民也纷纷起而反对,葡萄牙人被迫逃离.
1628年,国家中心地区马萨帕仅剩下8个葡萄牙人.
当时的葡属莫桑比克总督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他说:"这些战争是由于我国国民的强横霸道引起的,因为那些占有许多卡菲尔人(指异教徒——引者注)、并掌握权力的人犯下了极大的罪行,以致激怒了(非洲的)国王和王子,到处发生骚乱①.
"1629年,葡萄牙人把马务拉扶上了王位,并迫使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1629年协定》,废除莫诺姆塔帕国王的那一套严格的宫廷礼仪,采用葡萄牙国王的礼仪制度;天主教徒有传教的自由;葡萄牙人既停止缴纳贡品,又可以不受限制地开采金矿并开发金矿所在地.
协定造成的①罗伯特·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9页.
恶果是,葡萄牙人不受莫诺姆塔帕国家法律的约束,他们只听从葡人城关长官;进入莫诺姆塔帕国家的葡萄牙人不再是国王的臣民,而是葡萄牙国王的雇员.
这就在莫诺姆塔帕国家建立了两个平行的社会:非洲人社会和葡萄牙人社会.
只是由于葡萄牙当局实际上对其下属没有实施控制,因此,莫诺姆塔帕国内的葡萄牙人就成了无人管制、为所欲为的一股力量①.
他们圈占土地、建立黑人奴隶军,劫掠黑人的牲畜,奴役其人民,占有尽可能多的金矿.
在生产技术尚未改进的情况下,成功地提高了产量,这意味着他们消耗了大量的地表矿.
他们还大量从事贸易,破坏了这个国家赖以集中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
他们进而支持那些在野力量、制造非洲人的内讧,从中渔利.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7世纪60年代末.
穆克姆布韦国王苦心经略,逐渐恢复了国家的元气.
葡萄牙人到处煽动内战的做法引起人民和统治者对他们产生厌恶情绪.
战争加上百年不遇的蝗虫灾害使莫诺姆塔帕国内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有些地方人口几乎死绝.
矿业和贸易也因此而凋敝.
葡萄牙人呆在那儿无利可图,并遭到莫诺姆塔帕国王和民众的激烈反抗,加之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实力大为削弱,于是,葡萄牙人大量撤离.
1678年,达姆巴纳赖的葡人全部撤离.
3年后,国家的中心地区仅剩下5个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的据点太特和奇科瓦也仅剩下26个人.
但在穆克姆布韦去世后,各王子都想利用葡萄牙人的力量争夺王位,也想从葡萄牙人控制的沿海贸易中获利,于是引狼入室,葡萄牙人重回莫诺姆塔帕国家.
从此以后,莫诺姆塔帕国王虽然经常有反抗葡萄牙人的举措,但都没有产生很明显的效果.
19世纪下半叶,莫诺姆塔帕国家日趋衰落.
造成莫诺姆塔帕国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内因来看:经济上,莫诺姆塔帕国家农业和畜牧业、贸易相结合的经济基础不足以长久地维持如此庞大的国家,特别是当国家频繁地发生虫旱灾害,农牧业严重歉收,对外贸易又被葡萄牙人所破坏时,国家就会根基不稳,必然要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难以抵御外敌的入侵.
政治上,王位继承制度和分封制都存在着严重的弱点.
分封制容易产生离心倾向,地方势力坐大,易被侵略者利用.
松散的王位继承制度容易引起继承权之争,进而发生内战.
正如著名的非洲历史学家罗兰·奥利弗教授所说:"继位者是在王族里选举产生,这正是这种类型的非洲王国的主要弱点之所在,因为在继承权方面的争执会引起分裂,特别是在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时①.
"葡萄牙人正是利用了这个弱点,促使这个王国灭亡.
1868年,莫诺姆塔帕国王卡塔鲁扎去世.
葡萄牙人支持博洛马家族的吉雷继承王位,但国王的儿子德祖达与另一强大的、反对葡萄牙人的诸侯达·克鲁兹联合,夺取了王位,引起葡萄牙人的敌意.
于是,葡军统帅克撒维尔发兵击败了国王,接管了国家的东部地区,迫使当地统治者鲁萨姆博向其纳贡.
罗萨里奥·安德雷得占领了从穆森格兹河到宗博河的大片土地.
国家中部也由以里贝罗为首的4个葡萄牙人家族在1884年相继占领.
当地统治者恩约姆布韦也向葡萄牙人缴税.
此后,不论是当地诸侯、还是葡萄牙人都不再承认国王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这就标志着莫诺姆塔帕国家在1884年前后已不存在了.
①D.
N.
Beach,"TheShonaandZimbabwe900—1850",MamboPress1980,P129.
①《罗得西亚冲突的背景》,第27页.
第十一章古代非洲的内陆交通和文化交流非洲的地理条件虽然不利于内陆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和联系.
但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古代,非洲各族人民仍以旺盛的生命活力,克服各种险恶环境的制约,开辟出一条条内陆长途贸易商路.
各族之间经由这些内陆贸易网,进行着相当活跃的联系和交往.
这些内陆贸易网主要有撒哈拉商路、西非内陆贸易网以及东南部非洲内地通向沿海的黄金商道.
一、古代撒哈拉商路早在古典时代(大约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5世纪),北非地中海沿岸和撒哈拉地区就有交往.
希罗多德、普林尼和其他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有少量记载.
在撒哈拉沙漠发现的多处马拉战车的岩画,以及从的黎波里塔尼亚、费赞和霍加尔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
将绘有马拉战车岩画的地方连接起来,可以看到两条穿越撒哈拉的车道.
西边一条从北方的菲吉格地区和巴尼山经泽木尔、毛里塔尼亚高原以及瓦拉塔到尼日尔河畔滚达姆附近的通迪亚;位于中撒哈拉的一条从的黎波里经由杰尔马或波利尼亚克堡、加特、阿杰尔高原、霍加尔、提米索到伊福拉斯高原的苏格①.
岩画上的马拉战车,其使用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7世纪喜克索人将马拉战车从叙利亚引进埃及,下限大约是公元前300年沙漠以北的利比亚人以骑兵代替战车.
已知有两种人使用马拉战车介入了跨越撒哈拉的活动,一是费赞的加拉曼特人,另一是西撒哈拉的法鲁西人.
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就有加拉曼特人乘四轮马拉战车追捕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记载②.
加拉曼特人居住在费赞地区,首都称加拉马,即杰尔马.
他们控制了来自埃及、北部沿海及南方诸通道的接合部,成为古代中撒哈拉贸易的主要中间商.
他们跟北方的罗马人或腓尼基人进行贸易.
罗马商人只到达杰尔马,其以南的贸易就由加拉曼特人控制了.
所以R.
C.
C.
劳称他们是撒哈拉贸易的先驱③.
关于古典时代撒哈拉贸易,目前西方史学界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那时地中海沿岸与苏丹地区已有繁荣的商业联系.
现代学者如巴兹尔·戴维逊①、罗兰·奥利弗、J.
D.
费奇等均持此说.
R·奥利弗和J.
D.
费奇认为"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地中海和黑非洲就有经常的交往②.
"B.
G.
马丁认为古代这种南北贸易对北非沿海人民以及沙漠和苏丹地区的人民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它在北非经济生活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没有这种沙漠的贸易,北非的经济生活"不可能达到高度繁荣乃至奢侈的程度③.
"另一种观点认为,①R.
C.
C.
Law,"TheGaramentesandTrans-SaharanEnterpriseinClassi-calTimes"(《古典时代加拉曼特人和穿越撒哈拉的事业》),JournalofAfricanHistoryⅧ(1967),No.
2,pp181、182、185;NehemiaLevtzion,"AncientGhanaandMali"(《古代加纳和马里》),London,1975.
P.
5.
②希罗多德:《历史》,第4卷,第183.
③前引R.
C.
C.
Law文,P198.
①BasilDavidsou,"Africa:HistoryofaContinent"(《非洲:一个大陆的历史》),NewYork,1972.
P.
66.
②R.
OliverandJ.
D.
Fage,"AshortHistoryofAfrica"(《非洲简史》),NewYork,1962,P60.
③B.
G.
Martin,"Kanem,Bornu,andtheFazzan:NotesonthePoliticalHisto-ryofAtradeRoute"(《加涅姆、博现有材料只能证明罗马人和迦太基人跟沙漠及苏丹的交往是少量的和不经常的.
R.
C.
C.
劳认为,现有材料证明,"即使不能全部否定加拉曼特人跟苏丹有过贸易,我们也不能断定这种贸易是大量的和重要的.
"④J.
T.
斯旺森对罗马非洲产品来源逐一作了分析之后认为,那时北非使用的黄金、奴隶、象牙等都不是来自撒哈拉以南地区.
"唯一可以追溯到罗马非洲自然边界以南的产品是中撒哈拉输出的红宝石".
他认为"目前只有两点可以肯定,即:撒哈拉和罗马非洲之间唯一有意义的是红宝石的贸易,而且甚至这种贸易也是有限的.
"但他承认,"虽然这种贸易无论对北非还是西非的经济都是无足轻重的,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有重要的文化影响.
它或许对制铁技术的传播起了作用⑤.
"公元初期,撒哈拉沙漠化更为严重,车道基本被废弃.
这时,骆驼开始在北非广泛使用,并传入撒哈拉内地.
5世纪以后,撒哈拉地区已广泛使用骆驼.
这对于撒哈拉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重大影响.
据T.
F.
加勒德研究,撒哈拉西部商路的黄金贸易在阿拉伯人到来之前,即大约公元前3世纪以后就开始了.
在此以前,骆驼尚未用作沙漠驮畜;定期的沙漠商路贸易几乎是不存在的.
古典著作中也没有关于这个时期北非与苏丹之间黄金贸易的记载.
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提到在北非海岸之外一个岛上,妇女用涂着沥青的羽毛,从湖的泥里挖掘金砂.
①但不能证明这个地点位于沙漠以南.
他还提到黄金的"哑贸易".
那是迦太基人跟居住在海拉克列斯柱外的一个叫利比亚的国家进行的②.
但他没有提到西非,而海拉克列斯柱和利比亚都在撒哈拉以北.
斯特拉波和普林尼的著作中都强调了西班牙金矿的重要性,但未提及非洲是黄金产地.
诗人卢肯在公元60年明确写道,非洲没有金矿.
到公元3-4世纪,骆驼比较广泛地用作沙漠驮畜.
公元296-311年迦太基铸币厂开始铸造少量金币.
公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签署了以黄金征税的法令.
以后在4—5世纪非洲总督多次签署法令规定商人和放债人必须以黄金缴税,还要以黄金征收土地税.
从这些迹象可以推定,可能到3世纪末已存在少量的不定期的撒哈拉黄金贸易.
到5世纪北非的黄金通货似乎很丰富了.
这表明穿越撒哈拉到达北非的金块供应已很经常了.
当时北非一年的税收约1350盎司黄金,加勒德估计当时撒哈拉黄金贸易的规模大约是每年一万盎司③.
列夫吉翁也认为公元2—5世纪之间北部苏丹人种如沃洛夫—塞雷尔人、索宁凯人和桑海人跟穿越撒哈拉的柏柏尔游牧民有了直接交往①.
这时,在热带稀树草原和萨赫勒地区已发展起了贸易网络.
撒哈拉贸易助长了小集镇的兴起.
公元400年左右杰内—杰诺发展成了一个市镇.
尔努和费赞:一条商路的政治史述评》),JournalofAfricanHistory,X(1969),No.
I,P.
15—16.
④前引R.
C.
C.
LaW文,P.
198.
⑤JohnT.
Swanson,"TheMythofTrans—SaharanTradeDuringtheRo-manEra"(《罗马时代撒哈拉贸易的神话》),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AfricanHistoricalStuties,Ⅷ(1975),No.
4.
p592,600,598注116.
①②希罗多德:《历史》第四卷,第195、196页.
③TimothyF.
Garrard,"MythandMetrology:theEarlyTrans—SaharanGoldTrade"(《早期撒哈拉贸易的神话与计量学》),JournalofAfricanHis-toryVol.
23,(1982)No.
4P.
448.
①J.
F.
A.
AjayiandM.
Crowdereds.
"HistoryofWestAfrica"(《西非史》),Vol,I(2nded.
,)London,1976,P.
115.
公元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崛起,大大推动了撒哈拉贸易的发展.
首先,伊斯兰世界(北非、中东)内部及其与欧洲南部的经济和贸易的发展.
对经由撒哈拉商路北运的西非黄金的需求日益增长;其次,伊斯兰世界出现对非穆斯林奴隶的大量需求,于是通过撒哈拉商路从沙漠以南,主要是乍得湖周围及其以北地区掠取大量奴隶;第三,原定居在北非的一些柏柏尔人(如伊巴底人、图阿列格人等)被迫南移至沙漠北缘及沙漠深处的绿洲,并逐渐伊斯兰化.
他们一度成为沙漠贸易的主要中间商.
桑哈贾人也陆续向沙漠地区和西苏丹渗透.
到9世纪末,他们控制了撒哈拉西部商路的贸易.
再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苏丹居民的生活必需品食盐当时需要从沙漠地区运来.
因此,撒哈拉商道贸易北运的主要是苏丹地区出产的黄金、奴隶、象牙等,而南运的是北非或地中海产品,以及沙漠中出产的盐.
这些因素促进了撒哈拉商道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8世纪起阿拉伯人和伊斯兰化的柏柏尔人逐渐发展起新的撒哈拉商道体系.
它以沟通南北为主,不久以后又发展起了横贯东西的商路网.
E.
W.
博维尔将沟通南北的撒哈拉商道归结为四条主干线.
最西边一条是从西吉尔马萨到瓦拉塔通向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上游的产金地区;一条从盖达米斯到加特通向艾尔和豪萨地区;一条从的黎波里经费赞到卡瓦尔通向博尔努和乍得湖地区;最东边一条从昔兰尼加经库夫拉到瓦达伊①.
撒哈拉贸易的发展及商路的变迁跟沙漠两端即北非和苏丹地区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
由于贸易的发展往往形成一些商品集散地,进而发展为最初的市镇.
而控制了这些商埠也就有效地控制了整条商路的贸易.
因此,沙漠两端即北非和苏丹地区的国家之间或部落、族群之间常常为争夺对商埠以至对整个商道的控制权而展开争斗.
政治安定,特别是地域广阔的统一国家的出现使商路更加安全,贸易繁荣;反之,政治纷争往往导致这个地区贸易及商埠衰落,商路改道.
上述沟通南北的四条主干线中,最东边一条经济价值最小,沿途并未形成重要集镇.
西部商路最繁荣,经济价值最大,变化也最多.
商路多次改道.
所以,西部商路有好几条.
8世纪末加纳就以"黄金之国"著称于穆斯林世界.
这吸引了马格里布商人以盐、棉织品和其他货物来换取苏丹黄金.
8世纪中叶到11世纪中叶,伊巴底人控制了中西部商路的北端.
他们广泛分布于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内富萨山区经突尼斯南部的杰里德到阿尔及利亚的塔赫特.
西吉尔马萨和塔赫特成为与苏丹贸易的重要中心.
10世纪上半叶他们又在沙漠深处建立了瓦格拉和扎维拉等商埠.
直到11世纪,从西吉尔马萨到奥达戈斯特的商路是西部撒哈拉贸易的主干线.
从西吉尔马萨、阿赫梅特和摩洛哥其他市镇来的商人会集于沙漠北侧的德拉河,然后向奥达戈斯特进发,再经过阿特拉尔山脉、塔甘特到奥卡尔进入苏丹地区②.
奥达戈斯特是这条商路的南部枢纽.
第一位访问西苏丹的阿位伯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勒说,奥达戈斯特国王跟加纳国王保持着友好关系.
西苏丹其他国王依附于奥达戈斯特国王,因为穆斯林地区运来的盐要经过这里才转销到西苏丹其他地区.
苏丹地区的食盐主要从沙漠地区运来.
在苏丹①E.
W.
Bovill,"TheGoldenTradeoftheMoors",(《摩尔人的黄金贸易》)OxfordUniversityPress,1958,P.
52.
②N.
Levtzion,"Ancient"PP.
143—144.
内地及偏远地区一驮盐的价格常常高达200—300第纳尔①.
他的著作中还提到两个重要地名:一个是吉亚茹(Ghiyaru,塞内加尔河附近卡伊以南重要的黄金市场;另一个是奥利勒,毛里塔尼亚沿海的盐矿②.
因此,他解决了早期撒哈拉西部商道贸易的两种主要商品黄金和盐的来源.
建于757年的西吉尔马萨是这条商路北部的重要枢纽.
马苏迪(—956年)说,苏丹黄金是在西吉尔马萨被铸成金币的.
10世纪20年代西吉尔马萨的贸易收入占马格里布的法蒂玛国家收入的一半③.
10世纪这条商路达到繁荣的顶点.
951(或952)年访问奥达戈斯特的伊本·豪卡勒亲眼看到一位从西吉尔马萨来此定居的商人握有一张价值4.
2万第纳尔的债款单据④.
这样大数的单据在穆斯林世界东部各省闻所未闻.
这表现了西吉尔马萨与奥达戈斯特之间贸易繁荣的程度.
直到11世纪初,巴克里还说,奥达戈斯特输出了世界上最好的黄金和优质龙涎香⑤.
但不久以后,公元1055年穆拉比特王朝征服了奥达戈斯特并毁灭了它.
一个世纪以后,伊德里西记述奥达戈斯特只是"一个有少量水的沙漠小镇……居民数量很少,没有多少贸易.
⑥"接着,穆拉比特王朝控制了西吉尔马萨,从而控制了撒哈拉西部商路网的南北两个最重要集结点.
在穆拉比特王朝统治下,撒哈拉西部商道贸易再度繁荣.
大量西苏丹黄金源源不断地北运.
西吉尔马萨是西苏丹黄金进入北非的主要港口.
当时的情景阿拉伯旅行家有许多记载.
如"满驮的黄金装在骆驼背上运到西吉尔马萨①.
"1058年穆拉比特王朝开始在西吉尔马萨铸造金币②.
以后陆续在摩洛哥的阿赫梅特、非斯、马拉喀什、特雷姆森和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科尔多瓦、马拉加和阿尔梅里亚等地铸造金币③.
其中,西吉尔马萨铸造了穆拉比特第纳尔的大约60%④.
穆拉比特金第纳尔的成色比埃及法蒂玛王朝铸造的金第纳尔低5%,但前者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仍有很高信誉.
因为中世纪的作家和商人都认为苏丹黄金"很纯"、"质地最优良".
如巴克里曾说来自奥达戈斯特的黄金"比①Nehemialevtzion,"IbnHawqal,Thecheque,andAwdaghost"(《伊本·豪卡勒、支票和奥达戈斯特》),JournalofAfricanHisforyIX,2(1968),PP.
229,230—231.
②Nehemialevtzion,"IbnHawqal,Thecheque,andAwdaghost"(《伊本·豪卡勒、支票和奥达戈斯特》),JournalofAfricanHisforyIX,2(1968),PP.
229,230—231.
③N.
Levtzion,"Ancient"PP.
140,146,146—147.
④N.
Levtzion,"Ancient"PP.
140,146,146—147.
⑤N.
Levtzion,"Ancient"PP.
140,146,146—147.
⑥N.
Levtzion,"Ihn—Hawqal"JournalofAfricanHistory,IX,2(1968),PP.
225-226;N.
levtzion,"Ancient"P.
140.
①RonaldA.
Messier,"TheAlmoravids,WestAfricanGoldandtheGoldCurrencyoftheMediterraneanBasin",(《穆拉比特、西非黄金和地中海金本位货币》)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Vo1.
XV111,(1974),PartI.
PP.
38,36.
②RonaldA.
Messier,"TheAlmoravids,WestAfricanGoldandtheGoldCurrencyoftheMediterraneanBasin",(《穆拉比特、西非黄金和地中海金本位货币》)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Vo1.
XV111,(1974),PartI.
PP.
38,36.
③同上,RolandOlivered.
,"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剑桥非洲史》),Vol.
3,P336.
④RonaldA.
Messier,"TheAlmoravids,WestAfricanGoldandtheGoldCurrencyoftheMediterraneanBasin",(《穆拉比特、西非黄金和地中海金本位货币》)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Vo1.
XV111,(1974),PartI.
PP.
38,36.
世界任何地方的都更好更纯⑤.
因此,穆拉比特王朝在开发西非黄金资源并使这些黄金在王国内部以及在南欧、埃及或许甚至在远东流通起了重要作用.
它使撒哈拉黄金贸易达到新的高峰,而王朝本身也靠苏丹黄金而繁荣兴旺.
1145年穆瓦希德王朝征服西吉尔马萨,进而统治了马格里布.
在12世纪,商道一度西移.
阿苏吉—阿赫梅特—非斯—特雷姆森的商路曾经取代奥达戈斯特—西吉尔马萨—特雷姆森的商路,成为西部撒哈拉贸易的主干线⑥.
13世纪初,西苏丹处于政治交替时期,加纳王国衰落,马里王国崛起.
西苏丹的政治重心向南移.
瓦拉塔取代奥达戈斯特和加纳首都发展成为撒哈拉西部商路的主要南端终点站.
同时,由于阿拉伯游牧民侵入德拉河地区而缺乏安全保障,因此,从西吉尔马萨和其他摩洛哥商埠来的商队不再来此集结,而直接进入沙漠地区.
而且塔加扎的盐矿也日益重要.
因此,13世纪初商队改走东边从西吉尔马萨经塔加扎到瓦拉塔的商路①.
有的学者认为,早在11—12世纪瓦拉塔已经成为食盐贸易中心了②.
这条商路往北,11世纪特雷姆森取代了塔赫特成为马格里布的重要商埠.
特雷姆森由于跟欧洲及西苏丹(通过西吉尔马萨)的贸易而其商业地位愈益重要.
意大利船只经常来到其外港.
到12世纪中叶,伊德里西称特雷姆森是继非斯和阿赫梅特之后马格里布第三个最富的市镇.
到13世纪,阿赫梅特衰落了.
而非斯和特雷姆森的统治者为控制西吉尔马萨的贸易进行过多次争夺.
当时,商人们对商道贸易的组织已相当完善.
著名的例子是,13世纪中叶,特雷姆森的马卡里家族五兄弟建立了一个大商号,专门经营撒哈拉西部商路的贸易,并获得成功.
他们分工细密.
其中两兄弟驻在特雷姆森,负责北非的商务,以苏丹运来的货物如皮毛、象牙、柯拉果和黄金换取欧洲产品.
两个年轻的弟弟驻在瓦拉塔,当时沙漠商队到达马里的南端终点站.
他们负责将北方运来的货物批发给当地商贾,并收购当地商品北运至特雷姆森.
大哥可能是这个商号的总管,驻守西吉尔马萨,在那里搜集北非和苏丹市场的商品价格信息,以便控制发货量.
从而可以获取最好的利润.
马卡里商号也投资于商路建设,挖掘水井,为商队提供安全保障等.
据说他们的财富简直没法计算①.
14世纪阿拉伯游牧民占领了摩洛哥与马里之间的广阔地域.
他们袭击从西吉尔马萨向瓦拉塔进发的商队,严重干扰了长期建立起来的商道的秩序与安全.
于是,商队被迫东移,将图瓦特地区东端的塔曼提特作为其进入沙漠以前的集结地.
结果导致沙漠南北两端的商业城镇西吉尔马萨和瓦拉塔的衰落.
北方的图瓦特和南方的廷巴克图取而代之.
图瓦特是14世纪西部商路的必经之地,地位极为重要.
1324年曼萨·穆萨去麦加朝圣是从瓦拉塔出发,经塔加扎到图瓦特然后东行的.
我们至今可以见到的1339年绘制的一幅地图上标出了一条从西吉尔马萨经布达(在图瓦特西端)到瓦拉塔和马里的道路;1375年绘制的地图上标出一条从西吉尔马⑤R.
A.
Messier,"TheAlmorevids",P36.
⑥MichaelBrett,"IfriqiyaAsAMarketForSaharanTradeFromthe10thtothe12thCentaryA.
D.
"(《伊弗里基亚成为10—12世纪撒哈拉贸易的一个市场》),JournalofAfricanHistoryX,3(1969)P.
250.
FigI.
10—12世纪主要商道示意图说明.
①N.
Levtzion,"Ancient,"P.
148.
②德·亚·奥耳迭罗格:《十五至十九世纪的西苏丹》,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P80.
①N.
Levtzion,"Ancient",PP.
142—143;E.
W.
Bovill,"TheGolden",P98.
萨经图瓦特和塔加扎到廷巴克图的道路;1413年绘制的地图标出一条从西吉尔马萨经布达和塔曼提特(分别在图瓦特的西端和东端)到廷巴克图的道路.
1455-1456年卡达莫斯托提到苏丹部分黄金是取自廷巴克图运至图瓦特和突尼斯的②.
上述情况不仅说明图瓦特的重要经济地位,而且表明,到14世纪后半叶廷巴克图逐渐取代瓦拉塔成为撒哈拉西部商路的主要南端终点站.
它跟以前的商埠奥达戈斯特和瓦拉塔不同.
以前两个商埠都是内陆集镇.
从北方运来的商品到了那里改由驴或人力再向南运.
而廷巴克图除了面向北来的沙漠商队之外,在不远处尼日尔河上有一个港口.
廷巴克图在14世纪后半叶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是跟联结廷巴克图和杰内的尼日尔河道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综上所述,可见撒哈拉西部商路总的趋势是由西向东逐步转移的.
这反映了苏丹地区政治经济重心的东移过程.
但到15世纪从德拉河通向阿德拉尔穿越撒哈拉最西边的一条商路又恢复使用.
这跟伊季勒(在里奥德奥罗和古罗堡之间)盐矿日益重要有关.
瓦拉塔、提希特和瓦丹都参与了伊季勒盐的贸易.
从阿德拉尔主要集镇瓦丹来的商人将伊季勒的盐运到提希特,再由瓦拉塔来的商人接着运到廷巴克图.
回程时商人们将部分苏丹黄金运到瓦丹后分别运抵奥兰、非斯、马拉喀什、萨非和马萨等地,然后卖给意大利商人①.
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到达西非沿海时,在阿尔金建立了一个商站,参与撒哈拉贸易.
他们曾试图在瓦丹建立一个中转站,由于沙漠中严酷的条件以及当地人的敌视态度,不久即撤消了.
但从此经由这条商路的苏丹黄金不再全部北运马格里布,而将部分黄金运至瓦丹后转向西运至阿尔金,落入葡萄牙人手中.
中撒哈拉两条主要商路,即阿尔及利亚商路和利比亚商路(也称费赞—博尔努商路)在8世纪后期发展起来,9世纪得以繁荣.
伊巴底人组织和主宰了商路北部的贸易.
在12世纪以前伊弗里基亚是其北非的重要市场②.
利比亚商路从的黎波里经扎维拉到卡瓦尔,主要从乍得湖周围及其以北地区向北非贩运奴隶,直接满足伊弗里基亚和中东市场对非穆斯林奴隶的需求.
公元891年前,地理学家亚库比第一次记述了这条商路贸易的情况.
他说,伊巴底人从撒哈拉以南的黑色"扎加瓦"人中掠取奴隶.
这条商路是从撒哈拉以南穆斯林居住的一个集镇库瓦尔(可能是今比尔马绿洲中的卡瓦尔或其附近)到扎维拉(即作为主要北方贩奴市场的费赞的马扎塔镇).
伊本·豪卡勒补充说,贩奴商队继续北行经由的黎波里到的黎波里塔尼亚沿海,交付进口税后进入伊弗里基亚,然后留在当地使用或输往国外①.
奴隶在当地主要用于农业、军队和家庭仆役.
805年伊弗里基亚艾米尔在贾拉旺附近要塞建立了一支由5000名黑人奴隶组成的军队②.
到10世纪中叶,地理学家伊策赫②N.
Lovtzion,"Ancient",P149.
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
P.
450.
②伊弗里基亚是对东部马格里布的早期阿拉伯称谓.
地辖现在突尼斯以及阿尔及利亚之一部.
9世纪立国.
10世纪成为法蒂玛王朝征服埃及的基地.
首都为贾拉旺.
1160年为阿尔摩哈德王朝征服.
①MarkDyer,"CentralSaharanTradeintheEarlyIslamicCenturies(7th—9thcenturiesA.
D.
)"《早期伊斯兰世纪(7-9世纪)的中撒哈拉贸易》),ApaperpresentedattheTrans—saharanTradeRouteCon-ference,Tripoli,October1979,P.
P.
12—14.
②MarkDyer,"CentralSaharanTradeintheEarlyIslamicCenturies(7th—9thcenturiesA.
D.
)"《早期伊斯兰世里说穆斯林世界出售的奴隶大多不是来自努巴、僧祗、哈巴什或包姚,而来自扎维拉以南地区的黑人③.
可见,当时这条商路已相当繁忙了.
这些黑奴到底来自何处B.
G.
马丁认为扎维拉贩奴商是跟"乍得湖周围"、"乍得盆地"、"乍得地区"进行贸易④.
而马克·戴尔认为,"更可能9世纪末奴隶贸易的受害者是比尔马沙漠以北的艾尔、卡瓦尔、贾多、提贝斯提、博尔库和恩内迪诸地区操撒哈拉语或乍得语的诸族群⑤.
"奴隶掠夺可能向南延伸到西边的豪萨地区北部、东边的瓦达伊和达尔富尔.
甚至有人认为8-9世纪有一条商路一直延伸到尼日利亚的伊格博乌库.
但没有充分的证据⑥.
15世纪摩洛哥南部发展了甘蔗种植园,需要大量奴隶,非斯的富人也购买奴隶用作家庭仆役.
于是,大量黑奴从博尔努被运到的黎波里和拜尔盖,然后转卖到摩洛哥、埃及、土耳其或西西里和意大利.
有少量黑奴来自西苏丹⑦.
由于博尔努的强盛和桑海帝国的发展,这条的黎波里—费赞—博尔努商路在16世纪达到繁荣的顶点.
16世纪末桑海帝国为摩洛哥毁灭,17世纪博尔努也逐渐衰败,于是商路日趋衰落.
1830-1842年间这条商路关闭了.
在19世纪,联结盖达米斯和卡诺以及昔兰尼加—库夫拉—瓦达伊的两条商路取而代之①.
阿尔及利亚商路从塔赫特出发经瓦格拉南下穿越古拉拉、图瓦特、提迪克勒特绿洲群,绕过干旱的塔奈兹鲁夫特地区东侧到阿德拉尔—伊福拉斯山脉的塔德梅卡镇,最后抵达尼日尔河畔的加奥.
②这条商路的沙漠部分由图阿列格人把持.
而伊巴底人把持商路北端.
据伊巴底人的传说及中世纪编年史的记载,这条商路开辟得很早.
图阿列格游牧民很早就来到尼日尔河畔.
以他们的骆驼奶、骆驼毛毡、盐和其他撒哈拉产品换取鱼、谷物、肉和苏丹人的手工制品.
北部的伊巴底人先以塔赫特为中心,公元909年法蒂玛王朝攻占塔赫特后,伊巴底人转移到南方沙漠深处的瓦格拉.
在各种著作中均未见这条商路贩运奴隶的记载.
从8世纪后期,就有伊巴底人沿这条商路把金块运至瓦格拉的记载.
另一种输出品是象牙.
当时尼日尔河一带有丰富的象牙.
在倭马亚王朝统治西班牙时期(756-1031)盛行牙雕工艺品.
公元9世纪初开辟了从伊弗里基亚经卡利亚里到马赛的海上航路.
因此,当时欧洲及马格里布使用的象牙可能是从撒哈拉以南运往北非的,而不是从印度或东非进口的.
11世纪末加纳衰落,随后马里崛起,因此,12世纪在西苏丹出现不安定的政治局面.
于是,部分西非黄金转由这条商路运往北非.
到13世纪中叶,纪(7-9世纪)的中撒哈拉贸易》),ApaperpresentedattheTrans—saharanTradeRouteCon-ference,Tripoli,October1979,P.
P.
12—14.
③MarkDyer,"CentralSaharanTradeintheEarlyIslamicCenturies(7th—9thcenturiesA.
D.
)"《早期伊斯兰世纪(7-9世纪)的中撒哈拉贸易》),ApaperpresentedattheTrans—saharanTradeRouteCon-ference,Tripoli,October1979,P.
P.
12—14.
④B.
G.
Martin,"Kanem,Bornu,andtheFazzan:NotesonthePolliticalHisto-ryofaTradeRoute"(《加涅姆、博尔努和费赞:一条商路的政治史简论》),JournalofAfricanHistory,X,I.
(1969),PP.
16,17,18.
⑤前引M.
Dyer,PP.
14.
18⑥前引M.
Dyer,PP.
14.
18.
⑦"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
P.
447.
拜尔盖现名迈尔季.
①SamuelDecalo,"HistoricalDictionaryofChad,"(《乍得历史辞典》)London,1977,PP.
73-74.
②前引M.
Dyer文,P.
19.
当加奥和塔德梅卡纳入马里帝国版图时,从布雷产金地运出的黄金已超过象牙成为这条商路的主要输出品了.
至少从9世纪以前,就开辟了从西苏丹通向埃及的东西商路.
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最早记载了这条商路的走向:"当你越出加纳边境去到埃及,那末先到一个称作考考的黑人国家,再到另一个称作马兰达的国家,后到称作马拉瓦的国家,最后到一个称作马勒萨那地方的埃及绿洲①".
众所周知,考考即加奥.
而马兰达,R.
莫尼认为在阿加德兹以南,T.
莱维基认为在艾尔地区,马拉瓦即是提贝斯提所在地②.
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这条商路是从加纳经加奥、艾尔、提贝斯提、库夫拉绿洲到埃及③.
曾经访问过埃及西部绿洲的伊本·豪卡勒大约在967—977年的记述中提到这条商路.
这条商路经过的利比亚沙漠地段在9世纪是跟联结尼罗河—埃及绿洲—费赞—昔兰尼加的商路共同使用的.
但他说由于沙漠风暴和盗匪的袭击,这条商路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被埃及国王废弃了④.
当然并不排除这条商路的西段如加纳与加奥之间,或艾尔与库瓦尔之间的商路继续在使用.
从西苏丹到埃及的商路在13-14世纪恢复了.
欧麦里记载了一条从上埃及经由绿洲—阿拉伯人居住的沙漠—柏柏尔人部落到马里的商路.
此说在16世纪初得到利奥·阿弗里卡纳斯的确认⑤.
埃及与马里贸易的恢复显然受到1324年曼萨·穆萨去麦加朝觐途中访问开罗的影响.
14世纪是马里经济最繁荣的时期.
其黄金运至埃及、马格里布和欧洲.
有资料表明,从14世纪起,埃及跟撒哈拉的贸易发展了其他商路.
1353年伊本·白图泰说位于艾尔的塔凯达的人们正在跟埃及进行贸易.
其商队离开塔凯达后到达撒哈拉中的一个十字路口,可能是因阿扎瓦,从那里一条折向西北到图瓦特,另一条折向东北经加特到埃及.
同年,伊本·哈勒敦说一个从事埃及和马里之间贸易的由12000头骆驼组成的大商队正经过塔德梅卡.
1455-1456年卡达莫斯托听说马里部分黄金是取道加奥运到埃及和叙利亚的①.
另外,从埃及通向中苏丹地区还有两条商路.
一条是向西南越过利比亚沙漠经库夫拉和提贝斯提到博尔古和乍得湖;另一条是向西经加特和艾尔高原到豪萨地区②.
后来又发展起从中苏丹通向东非沿海的商路.
最重要的一条是从索科托或卡诺经库卡瓦渡过沙里河经马塞尼亚到阿贝歇,其中最危险的地段是巴吉尔米和瓦代两王国之间有争议的地段.
然后从阿贝歇经达尔富尔到青尼罗河上的瓦德迈达尼,从此分道,或顺青尼罗河而下到恩图曼(喀土穆),或向东北到萨瓦金,或向东经厄立特里亚到马萨瓦越过红海最终到沙特阿拉伯的吉达③.
撒哈拉商道贸易促进了沙漠两端,即北非和苏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①N.
Levtzion,"Ibn—Hawqal",J.
A.
H.
IX,2(1968)P.
231,P.
231注(37).
②N.
Levtzion,"Ibn—Hawqal",J.
A.
H.
IX,2(1968)P.
231,P.
231注(37).
③见上注,并见"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P.
260;N.
Levtzion,"An-cient",P.
151;M.
Dyer文P.
29.
④M.
Dyer文P,30;"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3.
P.
260.
⑤N.
Levtzion,"Ancient",P.
151;"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3.
P.
376.
①N.
Levtzion,"Ancient",P151—152.
②"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3.
P.
238.
③SamuelDecalo,"HistoricalDictionaryofChad",P.
74.
交流.
西方经济史家普遍认为,西苏丹黄金在中世纪地中海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西非一些古国如加纳、马里、桑海等的强盛与经济发展,都是因为得益于撒哈拉商道贸易.
过境商队的税收是这些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
对中世纪的西非来说,撒哈拉商道是它跟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
长途贸易向西非引进了新的作物,特别是棉花、靛兰、洋葱、烟草等④,也导致北非和苏丹地区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早期城镇.
特别是促进了西非内地城镇手工业的发展,如纺织,制革等.
棉花经过纺、织、染最后做成衣服.
皮革做成各种制品,用于家庭,装备马和骆驼等.
也可以看到苏丹城市文化的发展.
一般认为奥达戈斯特是在泰格达乌斯特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
1960年遗址发掘表明,这个中世纪的居民点是用石料建筑,房子是地中海风格①.
伊本·白图泰报道,瓦拉塔人穿着埃及服饰.
②在廷巴克图,商人、工匠(主要是纺织工)和乌里玛③组成一个独立阶层,他们结交外国商人.
在廷巴克图,盖达米斯商人建设了最漂亮的社区.
④在中世纪苏丹城市中,王宫和清真寺最初是引进地中海的建筑风格,但渐渐地工匠们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建筑材料,创造出了苏丹城市建筑的型式.
撒哈拉贸易的发展也推动了伊斯兰宗教和文化从北非向苏丹地区的传播.
每个从事长途贸易的商队都配有专职的伊斯兰神职人员,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每个商队本身就是一个传播伊斯兰文化的载体.
因此,商队所到之处,伊斯兰宗教文化也就传播到那里.
商业中心往往就是伊斯兰宗教中心.
许多西苏丹王国首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王宫所在地,另一部分是商业区,而商业区就是伊斯兰宗教区,建有清真寺.
中世纪西苏丹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伊斯兰宗教和文化中心,如廷巴克图、加奥等.
利奥·阿弗里肯纳斯提到,廷巴克图的著名大清真寺是由一位安达卢西亚建筑师设计建造的⑤.
西非的伊斯兰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最终,伊斯兰融进了非洲的社会生活,成为非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西非内陆贸易古代西非内地除了通过撒哈拉商道跟外部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之外,从很早时候起,就发展起了内陆贸易.
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的游牧民与苏丹农民之间早就开始了经常的贸易往来.
牧民需要农产品,而苏丹农民的生活必需品食盐仰赖于牧民从沙漠地区运来.
于是,每年都有游牧部落从沙漠地区或半干旱的草原地带赶着牲畜聚集到苏丹来,在市场上购买他们所需的农产品,同时把兽皮、盐运来.
盐是古代沙漠地区和苏丹地区贸易的主要产品之一.
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一些运盐的商道.
如:④RalphA.
Austen,"AfricanEconomicHistory:InternalDevelopementandExternalDependency"(《非洲经济史:内部发展与外部依附》).
London,1987.
P.
46.
①N.
Levtzion,"Ancient",P145;P.
152.
②N.
Levtzion,"Ancient",P145;P.
152.
③乌里玛,阿拉伯文ulama之音译,原意为"学者",指穆斯林国家有名望的法学家和神学家,也指由他们组成的机构.
④"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
P.
448.
⑤N.
Levtzion,"Ancient",P.
201.
(一)伊季勒—阿塔尔—波多尔;伊季勒—提希特—瓦拉塔—巴马科.
(二)陶德尼—阿腊万—廷巴克图—尼亚奋克—杰内;陶德尼—阿腊万—班巴—布雷姆—加奥—多里.
(三)塔曼腊塞特—因加勒—塔瓦—卡诺.
(四)塞格丁—比尔马—恩吉格米;比尔马—豪萨地区.
①这些盐运到苏丹各商埠后再分散转运到南方各地.
西非内地生产的黄金也经由苏丹贸易网再经撒哈拉商道北运.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非内陆贸易是撒哈拉商道贸易的延伸.
很长时期,苏丹酋长和商人一直对外国商人保守黄金产地的秘密.
不仅苏丹中间商阻止外国人进入产金地,而且,至少在早期,黄金生产者本人也不愿意跟当地商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易,而是以原始的以物易物,双方互不见面的"哑贸易"方式进行交易.
早期阿拉伯商人和地理学家把苏丹产金地和从事苏丹长途贸易,特别是黄金贸易的商人统称为"万加腊人".
历史上,14世纪伊本·白图泰第一次明确提到"万加腊".
后来,伊德里西又把这个商人集团的名称标为黄金产地①.
17世纪苏丹学者的著作《探索者史》称:"万加腊人和马林凯人是同一祖先,但马林凯人是尚武之辈,而万加腊人是商人②.
"V.
费尔南德斯在16世纪初对万加腊人作了如下的描述:"这些商人属于特定的阶层,称万加腊人;……只有这个阶层的成员被准予进入矿区,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可靠的.
其他人,无论白人或黑人,都不能去到那里③.
""万加腊"作为西非产金地而言,其实是个不确定的地名.
博维尔认为它指四个产金区,即位于塞内加尔河上游与法莱梅河之间的班布克;位于尼日尔河上游及其支流廷基索河交汇处的布雷;沃尔特河上游的洛比以及黄金海岸内地的阿散蒂④.
此说为非洲史家普遍认可.
大体上说,在加纳时期,黄金主要来自班布克.
贝克利说,加纳最好的黄金来自Ghiyaru镇⑤.
那是班布克金矿区的贸易前哨站,位于塞内加尔河上游右岸,离卡伊不远.
11—12世纪随着加纳王国的衰落,苏丹商人向南,在尼日尔河上游的锡吉里地区开辟了布雷新矿区,13世纪马里的强盛是跟布雷金矿的开发以及王国对其贸易的控制有关的.
布雷金矿的产量大约是班布克的8倍⑥.
14—15世纪苏丹商人又开辟了通向南方阿肯森林区金矿的商路.
直到11世纪,阿拉伯作家很少知道关于苏丹贸易的实情.
这个时期的材料主要根据口头传说和考古发掘.
万加腊人把尼日尔河中游的迪亚作为其发祥地①.
在若干个世纪内他们不断扩大其商业活动范围.
到14世纪后半叶他①德·亚·奥耳迭罗格:《十五至十九世纪的西苏丹》,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11—112页.
①SusanKeechMcIntosh,"AreconsiderationofWangara/Palolus,IslandofGold",(《再议黄金之岛万家腊》)JournalofAficanHistoryVol.
22,No,2(1981)P.
153-154.
②N.
Levtzion,"Ancient",P.
56;"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P.
375.
③N.
Levtzion,"Ancient",P.
165.
④E.
W.
Bovill,"TheGodenTradeoftheMoors",P.
192.
⑤N.
Levtzion,"Ancient",P.
155.
⑥N.
Levtzion,"Ancient",P.
156.
①"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P.
375.
们活跃于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上游地区②.
这个贸易体系的中心是杰内.
1977年考古发掘表明,现在杰内的前身杰内—杰诺建于公元前3世纪.
研究表明,尼日尔河内地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贸易的发展是杰内—杰诺早期发展的一个因素.
另外,发掘出的铁制品,是从三角洲以外通过贸易获得的,可能是贝内杜古土法冶炼的铁到杰内来交换盐③.
到公元5世纪发展起铜首饰的交易.
当然还有盐.
这些都取自撒哈拉.
如果到5世纪撒哈拉的铜和盐已经达到杰内—杰诺,那末不论数量多少,有理由认为到这时可通航的尼日尔河中段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南北交通中轴④.
大约到公元8-10世纪杰内—杰诺已发展成人口众多的城市.
其人民在12世纪初皈依伊斯兰教.
大约在13世纪末逐渐成为穆斯林曼迪商人的一个重要中心.
当时马里王国贸易及政治控制的主干线是尼日尔河中段.
杰内位于尼日尔河支流巴尼河上,处于跟南方发展贸易的有利地位,而且可以通过尼日尔河经由廷巴克图和加奥跟撒哈拉商道联接起来.
杰内贸易的支柱是撒哈拉盐与西非黄金的交易.
撒哈拉的盐由骆驼组成的商队运到廷巴克图.
每头骆驼驮两大块板盐.
每块重达90公斤.
在延巴克图这些板盐用小船经由尼日尔河和巴尼河运到杰内.
在那里90公斤一块板盐大约值454克黄金,相当于廷巴克图价值的两倍.
据费尔南德斯说,以杰内为基地从事这种贸易的商人一年的营业额可达约3万先令①.
在杰内,这些板盐被分成小块,在旱季开始时由搬运夫运往南方,在旱季结束前他们将金砂运回来.
其中部分黄金留在苏丹本地消费,大部分黄金运至廷巴克图再转撒哈拉商道北运.
杰内从北方运进的商品除盐之外,尚有黄铜、丝、纺织品和香料等.
以杰内为中心的商路也联结热带稀树草原和森林地区,以热带稀树草原的牲畜和其他产品交换森林地区的产品.
林区产品最有价值的是柯拉果.
南方运到杰内的还有奴隶,往往用作搬运夫.
14—15世纪以尼日尔河内地三角洲为中心的西非内陆贸易网向东、西、南扩展.
向东发展到豪萨地区;向南伸展到几内亚湾,将阿肯林区所产黄金运往北方,并且开辟了通向象牙海岸柯拉果之乡的商路;向西直达塞内冈比亚沿海.
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从1252年起,威尼斯从1284年起铸造金币.
14世纪上半叶北欧国家恢复金本位.
结果,欧洲黄金需求量大增,金价上扬,在1305—1339年间达于顶峰.
虽然14世纪欧洲,特别是匈牙利的黄金生产增长了,但消费量增长得更快.
于是欧洲黄金商人去非洲寻找更多的货源.
这促使苏丹商人向南开辟了一条通向阿肯林区的商路.
这条商路从杰内通向博博—迪乌拉索(意为迪乌拉人在博博地方的居民点)往南到孔城.
从这里向西南是象牙海岸和利比里亚森林地带,是柯拉果之乡,当时尚是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折向东南经现在的崩杜库到贝戈,是阿肯产金区.
可能还有一条②N.
Levtzion,"Ancient"P.
166.
③RoderickJ.
McIntoshandSusanKeechMcIntosh,"TheInlandNigerDelta—BeforetheEmpireofMali:EvidencefromJenne—Jeno"(《马里帝国以前的尼日尔河内地三角洲:杰内—杰诺的材料》),JournalofAfricanHistoryVol.
22,No.
1(1981)P.
19;P20.
④RoderickJ.
McIntoshandSusanKeechMcIntosh,"TheInlandNigerDelta—BeforetheEmpireofMali:EvidencefromJenne—Jeno"(《马里帝国以前的尼日尔河内地三角洲:杰内—杰诺的材料》),JournalofAfricanHistoryVol.
22,No.
1(1981)P.
19;P20.
①"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P.
488.
从杰内到贝戈的商路是到博博—迪乌拉索后偏向东沿黑沃尔特河南下经布纳的.
洛比金矿位于后一条商路上①.
贝戈位于森林地区正北,现在加纳的布朗阿哈福地区.
它本身位于产金区,又是来自更南方地区的黄金的集散地.
贝戈以南通过茂密的森林有一些小道通向几内亚湾沿海.
西边一条从贝戈经多玛、阿哈福到沿海的埃尔米纳;第二条经文奇、塔福(后来是库马西)、阿丹西、阿辛到沿海的海岸角附近;东边一条可能开辟稍晚,越过阿夫腊姆平原通过沃尔特狭谷到阿克拉附近②.
商人们经由这些林间小道把森林地区的黄金及柯拉果等运到贝戈.
活跃在这条商路上的苏丹商人称迪乌拉人,为万加腊商人在当地的称谓,且两者的词意同为"商人"(Trader).
西非的迪乌拉商人可分为两个集团,一个在象牙海岸东北部,即沿着这条杰内—贝戈商路居住在非穆斯林、非曼迪人中间的商人集团;另一个在几内亚和象牙海岸西北部,居住在马林凯人中的穆斯林商人集团,也称穆斯林马林凯人③.
从杰内到贝戈的商路大约在四个世纪内(即1400—1800年)为南方黄金、柯拉果、奴隶等运往北方西苏丹以至北非的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和黄铜制品运向南方提供了主要通道④.
随着商业交往的发展,也带来了政治和文化的影响.
伊斯兰教向南传播得更远.
曼迪商人(即迪乌拉人)和非商人循着商路向南迁移,陆续建立了一些居民点.
迪乌拉人建立了博博—迪乌拉索、孔城、布纳以及崩杜库等.
16世纪曼迪人战士从尼日尔河中游沿着迪乌拉人开辟的商路往南到达贝戈地区,然后越过黑沃尔特河,建立了冈加王国,从而把内地中央集权王国的政治模式发展到了几内亚湾沿海地区.
内地商业网也向西发展.
塞内冈比亚沿海地区逐渐成为广阔的西苏丹商业网的西部边缘.
一条条商路从大西洋沿岸向东越过热带稀树草原和北方的萨赫勒西部、东方的尼日尔河中上游、西南方的富塔贾隆高原联结起来.
这个商业网也和越过撒哈拉通向北非的商路,向东通向今尼日利亚北部豪萨地区的商路,向南通向几内亚沿海的商路联结起来.
西部地区的长途贸易始于20世纪初期,在此以前已存在村与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长途转运贸易①.
最早的商人集团是操萨拉库列语的人②,后自称贾汉凯人(其先祖为索宁凯人).
起源于尼日尔河上的,当时马西纳王国著名的贸易和文化中心贾(或迪亚).
后其祖先迁移到巴奉河上的贾哈巴(或称迪亚卡巴),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中心③.
以后几世纪在马林凯人中经商,①IvorWilks,"AMedievalTrade—RouteFromtheNigertotheGulfofGuinea"(《中世纪一条从尼日尔河到几内亚湾的商路》),JournalofAfricanHistory,VolⅢ,No.
(1962)P.
338;"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P.
490.
②IvorWilks,"AMedieval",J.
A.
H.
VolⅢ,No.
2(1962),P339.
③N.
Levtzion,"Ancient",P.
167.
④IvorWilks.
"AMedieval",T.
A.
H.
VolⅢ,No.
2(1962)P.
340.
①②DonaldR.
Wright,"DarboJula:TheRoleofaMandinkaJulaclanintheLong-DistanceTradeoftheGambiaRiveranditsHinterland",(《达尔博·朱拉:一个曼丁哥朱拉氏族在冈比亚河及其内地长途贸易中的作用》),AfricanEcnomicHistory,No.
3,Spring,1977,P.
34,P.
36.
③PhilipD.
Cuvtin,"EconomicChangeinPrecolonialAfrica:SenegambiaintheEraoftheShaveTrade",(《殖民时期以前的非洲经济变革:奴隶贸易时代的塞内冈比亚》).
TheUniversityofrisconsinPress,1975,P.
67,69;RichardGrayed.
,"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4.
1975,P.
217.
逐渐放弃了萨拉库列语和自身的习俗,接受了马林凯文化的许多特征,包括语言和生活方式等,但保持了伊斯兰教的信仰.
贾汉凯人(Jahanke)意即来自贾哈(贾哈巴)的人(thepeopleofJaha,Jahaba)④.
法语称迪亚坎凯人⑤.
操萨拉库列语的商人早先从事古代加纳的贸易,把持了热带稀树草原北部的商业,公元第二千纪初,他们向南迁移,沿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到达班布克和布雷产金区.
他们和马林凯商人也向西扩展其商业网,到达冈比亚河与佛得角之间大西洋沿岸的盐渍区,以后几个世纪,在塞内冈比亚沿海和尼日尔河之间的热带稀树草原地区不断扩展其贸易网.
到15世纪中叶,塞内冈比亚地区已成为东起豪萨地区、南达今加纳森林边缘的阿肯金矿区的地域广阔的西苏丹贸易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大西洋来的盐和海产品,或许还有从上几内亚经沿海转运来的柯拉果、铁矿石、棉织品和奴隶经冈比亚河与附近地区进行交易.
到17世纪,塞内冈比亚及其附近地区存在着至少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商人集团,一是索宁凯商人;另一是贾汉凯人,即马林凯化的索宁凯人;再一是马林凯人①.
他们总称为朱拉人(是马林凯人对商人的称谓②).
索宁凯商人以加贾加为基地.
其贸易网主要在塞内加尔河上游往东,一条经萨赫勒到撒哈拉正南的贾拉(迪亚拉),有时到尼日尔河套地区;另一条转向南到尼日尔河,通常到塞古.
在那里和一条沟通南北的商路交叉.
这是通向塞内加尔河贸易的转运站③,马林凯商人广泛分布于从冈比亚河口到尼日尔河上游巴马科的东西轴线上,以及西边的热巴河上游、卡谢乌河和卡萨芒斯河一带.
至少从17世纪中叶起,他们是经营冈比亚河长途贸易的主体④.
豪萨商人是西非贸易体系中的后起之秀.
直到14—15世纪苏丹的商业网才扩展到豪萨地区.
据《卡诺编年史》记载,直至15世纪才由博尔努难民在卡诺建第一个市场⑤.
豪萨城邦有着发达的农业经济,畜牧业和手工业也很繁荣,并逐渐发展起了自己的商业体系.
豪萨商人除了销售本地生产的农产品、手工制品之外,在南方主要进行柯拉果贸易.
柯拉果有两个主要贸易区:西边一个在象牙海岸境内;东边一个在今加纳北部的冈贾地区.
前者由迪乌拉人操纵;后者由豪萨商人操纵.
从豪萨地区到冈贾有两条主要路线:西面一条经过杰加;南面一条经过扎里亚和博尔古.
豪萨人的商队也打入迪乌拉人控制区.
例如在孔城,豪萨商人有一个单独的居住区.
在阿散蒂人地区的大商埠金坦波城,以及崩杜库都有不少豪萨商人.
在最东边的柯拉果贸易中心萨拉加,豪萨商人占优势.
从15世纪中叶起,豪萨商人的竞争是导致迪乌拉④DonaldR.
Wright,"DarboJula:TheRoleofaMandinkaJulaclanintheLong-DistanceTradeoftheGambiaRiveranditsHinterland",(《达尔博·朱拉:一个曼丁哥朱拉氏族在冈比亚河及其内地长途贸易中的作用》),AfricanEcnomicHistory,No.
3,Spring,1977,P.
34,P.
36.
⑤PhilipD.
Curtin,"EconomicChange",P,67.
①P.
Curtin,"EconomicChange",P.
69;P.
72.
②P.
Curtin,"EconomicChange",P.
69;P.
72.
③P.
Curtin,"EconomicChange,"P.
74.
④DonaldR.
Wright,"DarboJula",AficanEconomieHistory,No.
3,Spring,1977,P37;P.
Curtin,"EconomicChange",P.
69.
⑤"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
P.
286.
商路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在北方,豪萨商人也参与撒哈拉商道的贸易,特别是16世纪桑海覆亡,17世纪博尔努衰落后,沙漠贸易落入豪萨富商之手.
豪萨城邦利用撒哈拉商道,与马格里布、埃及、甚至往东经红海同阿拉伯半岛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
到18世纪,豪萨商人和手工业制造者建起了西非最繁荣的交易网之一②.
三、东南非的黄金贸易与黄金商道古代非洲的另一个黄金重要产地是罗得西亚.
罗得西亚高原主要有两个产金带:最大的一个从西南部开始穿过高原中央西部到马佐埃河流域北缘呈弧状分布;较小的一个在高原东部.
其分属三个地区:一是马尼卡兰省,一是米德兰兹地区(中部省),另一个是北马绍纳兰.
从整个高原的考古发掘表明,大约从9世纪后这里就同东非沿海,主要是和阿拉伯人发展起了贸易①.
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印度尼西亚商人第一个探索了东非沿海进入罗得西亚金矿区的河上商路.
②公元10世纪以后,阿拉伯作家已有关于赞比亚河口及其附近地区输出黄金的报道.
大约在公元950年马苏迪在其访问非洲的著作中提到阿拉伯人南下经商直到索法拉.
地理学家伊德里西提到黄金,还提到从索法拉铁矿开采出来的铁.
大量的铁从东非港口运往印度.
大约一个世纪以后,作家伊瓦尔迪说:"这个地方最著名的产品是它的一些土产黄金.
③"古代罗得西亚跟东非沿海的黄金贸易对西印度洋的贸易、东非沿海城镇的兴起及以大津巴布韦石头城为中心的王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最早开采的金矿区可能是高原西南部.
那里的豹子山文化遗址④是第一批定居在高原上的绍纳人的遗址.
这里通向沿海的商路可能最早是在金矿区以南,沿着林波波河顺流而下.
还可以用小船利用萨比河、布济河或赞比西河等可通航的河道.
此外,尚有些陆路商道.
如从莫塔帕国家绕过东部高原北端到索法拉.
⑤然而,利奥帕兹·科佩耶人地区输出黄金最合乎逻辑的商道是向正北或偏向东北越过高原南端,或顺萨比河下游而下,或跨越东部高地,最后到索法拉港.
再有,可向北到赞比西河后经水道入海.
在津巴布韦时期这些商道很重要,但在豹子山文化初期向东的商路是至关重要的①.
在今卡里巴水坝下游约30哩处的伊贡比伊莱代遗址的发掘,印证了马苏迪关于阿拉伯人来东非进行黄金贸易的说法.
这里发掘出的随葬品有:若干金珠和镯子,铜、铁工具和装饰品、玻璃珠,以及各种衣料残片.
经同位素碳14鉴定为9世纪的遗物.
看来,伊贡比伊莱代是产金区西部的贸易前哨站.
①"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P.
510.
②RalphA.
Austen,"AfricanEconomicHistory,InternalDevelopmentandExternalDependency",London,1987,PP.
39—40.
①D.
N.
Beach,"TheShonaandZimbabwe900—1850"(《绍纳和津巴布韦,900—1850年》),London,1980,P.
37.
②RolandOliverandGervaseMathew,"HistoryofEastAfrica"(《东非史》),Oxford,1963,Vol.
Ⅰ.
P.
110.
③参阅P.
E.
N.
廷德尔:《中非史》,第38页.
④豹子山遗址在布拉瓦约以西24公里处.
见G.
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第二卷中文版第530页.
⑤莫塔帕在16世纪40年代渴望跟索法拉保持直接联系.
见D.
N.
Beach,"Theshona"P.
34注(80).
①D.
N.
Beach,"TheShona",P.
40.
这种文化以赞比西河以南的乌伦圭高原为中心.
从18世纪的贸易模式判断,这里可能跟赞比西河以北进行象牙和铜的贸易,跟高原西南方进行黄金贸易②.
其中部分黄金和其他商品向东顺赞比西河而下出口,许多商品如玻璃珠、海贝、印度纺织品等从东海岸输入.
赞比西河是最显而易见的渠道.
12—13世纪阿拉伯商人寻找黄金至少已到达太特③.
另外,历史上从高原内地通向沿海有几条商道.
最东南一条越过无林草原到达伊尼扬区内湾;沿萨比河下游通向海上的奇洛瓦内和布埃内诸岛;有几条陆上通道往东部高地到蓬圭河或布济河最后到索法拉湾;利用整个赞比西河流域,但最后一段绕过伊尼扬加高原北端然后经水路到索法拉;从赞比西河转陆路折向东北,而不经河口三角洲,直达克利马内.
位于内地的绍纳统治者为避免商路上其他统治者的敲诈勒索,根据需要选用不同的商路④.
一条联结索法拉和南罗得西亚产金地的长途商路部分是由津巴布韦人把持的.
津巴布韦国家地处高原南半部,这里并非重要的黄金产区.
他们为了有足够的力量控制高原西南部利奥帕兹·科佩耶人产金地与沿海的贸易,大约在1100年以后某个时候建立了国家.
黄金和象牙从内地运到沿海或许要经过许多中间部落转运.
在这条由津巴布韦控制的商路上发现了中国磁器和印度珠子①.
津巴布韦国家由于成功地把持了黄金贸易而在1300—1450年间发展得很繁荣.
统治者过着奢侈的生活,进口的纺织品中有精致的丝绸和锦绣,运来的部分黄金不再用于输出而是由金匠打制成首饰,甚至运进赞比西河以北统治者用的铁锣.
统治者这种奢侈生活一直延续到国家衰亡,可能是15世纪后半叶②.
赞比西河以南生产的黄金经由沿海商埠最终运到印度.
当时东非沿海有几个从事黄金贸易的商港.
按其重要性排列,则首先是莫桑比克的索法拉,离金矿区最近;其次是坦桑尼亚南部的基尔瓦;然后是北部城镇如肯尼亚的蒙巴萨和马林迪.
在东非黄金生产巅峰时期基尔瓦几近垄断了其全部出口.
但到15世纪,印度商人开始用大船直接到东非沿海贸易.
其航行季节不允许他们冒险去肯尼亚以南.
于是,蒙巴萨和马林迪开始和基尔瓦就黄金贸易展开了竞争③.
直至15世纪后半叶,索法拉一直是东非沿海黄金贸易的前哨站.
但基尔瓦的地位也很重要,它不仅控制了从索法拉通向印度等地的海上航路,而且有一个通向内地的陆上贸易网.
罗杰·萨默斯④研究发现一条联结基尔瓦和南罗得西亚东部边境上济瓦人的商道.
它似乎在太特越过赞比西河通向彭哈隆加周围产金区.
济瓦文化很可能属于13—14世纪.
而从基尔瓦到尼亚萨湖的商路在中世纪已使用了.
甚至在14世纪就存在一条基尔瓦联结西非②D.
N.
Beach,"TheShona",PP48—49.
③AndrewRoberts,"AHistoryofZambia"P.
59.
④D.
N.
Beach,"TheShona"P.
34.
①RolandOliverandGesvaseMathew,"HistoryofEastAfrica",Vol.
I.
P.
113.
②D.
N.
Beach,"Theshona",P.
44.
③RalphA.
Austen,"AfricanEconomicHistory,InternalDevelopmentandExternalDependency",London,1981,P.
59.
④RogerSummers(andothers),"Inyanga,PrehistoricSettlementsisSouth-ernRhodesia",Cambridge,1958,P.
263,151.
和马里帝国的横贯大陆的商路①.
阿拉伯商人控制了沿海商埠,甚至沿着赞比西河或其他商路深入内地.
这些所谓阿拉伯人,其中只有少数是真正的阿拉伯人,大多数是非洲人或伊斯兰化的混血种的沿海居民.
他们定期在集市上与非洲人交换商品后就带着黄金和象牙回到沿海地区.
他们也在赞比西河沿岸设有据点.
塞纳已发展成为一个集散中心.
黄金和象牙由挑夫从各产金地和市场运至塞纳储存起来,等候船只运往沿海.
西方史学家普遍认为,古代赞比西河以南的黄金生产以及东非沿海的黄金输出量在15世纪达到顶峰.
葡萄牙人到来后便下降了.
但在1500年以前黄金的生产及输出量究竟有多少,无法确知.
R.
奥立弗认为,根据1506年报道,在和平时期从索法拉和其他港口黄金输出量平均超过150万密斯卡尔,即将近5000公斤一年②.
伊恩·菲米斯特和D.
N.
比奇都估计最高年产量达150万盎司一年(46.
7吨)③,这些估计显然是夸大的.
1512—1515年间葡萄牙人平均每年只获得12500密斯卡尔黄金④.
当然,有许多黄金无疑摆脱了葡萄牙人的控制而经由安戈谢和更北方的其他港口输出了.
比奇认为,比较可靠的估计是16—17世纪每年输出从53125到25571盎司⑤.
拉尔夫·奥斯汀搜集各种资料列表认为东南非沿海平均每年输出黄金的数量:1100—1450年为1.
5吨;1500—1600年为0.
5吨;1600—1750年为0.
5—1吨,以后就急剧下降了①.
葡萄牙人1505年9月在索法拉登陆,1506年5月夺取了这个城市,取代穆斯林控制了黄金商道的这个重要出口地.
当时,远在内陆的莫诺莫塔帕国家通向沿海的商道是顺赞比西河而下到塞纳然后到克利马内,但赞比西河口有一个独立的罗罗国,成为商路上的障碍.
于是16世纪初莫诺莫塔帕的统治者积极开辟通向索法拉的陆上商路,以便跟葡萄牙人直接交往.
而葡萄牙人也确曾一度认为莫诺莫塔帕国家是唯一的黄金产地.
葡萄牙人开始只盯着赞比西河以南的产金区,忽视了赞比西河中游以北地区.
大约在1684年罗兹韦王国将葡萄牙人逐出了罗得西亚高原,回到了赞比西河下游的基地太特和塞纳,随后,罗兹韦把持了赞比西河以南的黄金贸易.
葡萄牙人开始向赞比西河北岸寻找新的利益.
到1694年,从太特出发的商人到达了伦塞姆富瓦河下游、卢安瓜河以西和卡富埃河口,带回象牙、黄金和铜.
几年以后,从印度西部葡属殖民地果阿来的商人在卢安瓜河与赞比西河汇流处东侧建立了一个商站宗博,1732年越过卢安瓜河建立了另一个商站费腊.
葡萄牙人通过宗博和费腊的代理商跟罗兹韦王国重开了黄金贸易.
但葡萄牙的侵略行径不断遭到当地人的反抗,双方冲突不断.
1836年葡萄牙人不得不将宗博和费腊两个据点都放弃了.
而从总的趋势来看,自从16世纪葡萄牙人入侵以来,特别①RolandOliverandGervaseMathew,"HistoryofEastAfrica,"Vol.
I.
P.
117.
②R.
Oliver,"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
P.
215.
密斯卡尔为mithqal之音译.
③IanPhimister,"Pre—ColonialGoldmininginSouthernZambezaa:are—assessment",AfricanScialResearchVol.
21.
No.
l.
P.
1—31,见RalphA,Austen,"AfricanEconomicHistory"P.
276,表A3注①;D.
N.
Beach,"TheShona",P.
26.
④"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
P.
215.
⑤D.
N.
Beach,"TheShona",P.
26.
①见RalphA,Austen,"AfricanEconomicHistory",P.
276表A3.
是18世纪以后,东非沿海的黄金贸易急剧下降了.
象牙和奴隶贸易逐渐取代黄金贸易,成为东非沿海贸易的主要内容.
第十二章古代非洲的对外交通与文化交流非洲从来不是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孤岛.
古代非洲通过地中海、苏伊士地峡、红海、印度洋同欧洲、西亚、南亚和远东建立了交通、贸易和文化联系.
掌握了印度洋季风规律的航海家们开辟了纵横交错的印度洋航路.
在通往美洲和非洲南端的大西洋航道开辟之前,印度洋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
非洲特别是尼罗河流域是世界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非洲文化(特别是北部非洲的)与古代两河流域、希腊、罗马、阿拉伯、印度文化等的交流、互相影响,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印度尼西亚人(马来—玻利尼西亚人)通过多条航道,前来东非贸易,并移民马达加斯加岛,带来了马来——玻利尼西亚文化.
在古代,中国和非洲关系占有特殊的地位.
从公元前2世纪直到15世纪,中非在双向交流中获益匪浅.
埃及和北非还是中国与欧洲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之一.
尽管有腓尼基人环航非洲的报道,但从莫桑比克海峡到博哈多尔角的非洲沿岸,由于热带洋流凶险,风大浪急,在古代,始终是一条未曾开辟的航道.
从15世纪初年起,葡萄牙人开始沿西非海岸缓慢南下,1487年迪亚士绕过了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越过莫桑比克海峡,循着传统的印度洋航线,终于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征服、统治和奴役,同时也破坏了红海—印度洋的传统贸易和交通格局.
一、非洲与西亚、欧洲在古代,苏伊士地峡把北非和西亚连在一起,这是非洲与西亚交通的陆上通道;地中海有星罗棋布的岛屿和两岸突入海中的半岛,好像搭在非欧之间的浮桥,为非洲与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来往提供了便利.
公元前4千纪左右,欧洲和非洲的海上接触就已开始,主动权属于非洲人.
公元前3千纪,非洲和爱琴海地区已有人员往来和文化联系.
在克里特岛的艺术中出现了黑人的头像.
公元前2千纪,已有黑人在爱琴海生活,在米诺时期的海外战争中,有一个黑皮肤的米诺军官指挥一支黑人军队.
象牙和驼鸟蛋已从非洲运到西班牙.
在休达和得土安发现了来自伊比里亚半岛的钟形铜器,在北非西部发现了公元前1500年前的青铜和紫铜箭头.
从科尔巴至比塞大一带,发现了利帕里群岛出产的黑矅岩片,并经过西西里和班泰雷利亚岛加工,这证明欧非间通过墨西拿海峡的航行业已开始.
西西里岛上流行的卡斯泰卢西奥陶器,是卡比利亚陶器的先导,其特征是在浅色底胎上绘有褐色或黑色的几何图案.
爱琴海诸族对非洲的殖民始于公元前11世纪或10世纪,从此两地之间建立了固定的海上联系.
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经常来到尼罗河三角洲.
公元前650年,米利都人在尼罗河的一条支流上建立了瑙克拉提斯港,成为希腊、埃及和阿拉伯商品的交换市场.
大约在公元前630年,克里特岛和塞尔柱的希腊人在利比亚海岸建立了昔勒尼城,从埃及、迦太基和苏丹都有商队前来贸易.
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都曾访问过埃及.
希罗多德曾沿尼罗河上行直到埃烈旁提涅,还听说了今苏丹境内的麦罗埃①.
杜波伊斯说:"尼罗河文明是现代欧洲文明的先驱②.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希腊人在风俗习惯方面,是"从埃及那里学来的",例如剃头刮脸,使用假发,穿裙子和凉鞋,都是埃及发明,而后传入欧洲的.
在信仰方面,希腊神祗的名字几乎全部起源于埃及,希罗多德写道:"埃及人最初使用十二位神的名字,这些名字后来被希腊人借用了去",而且"牺牲占卜的方法也是从埃及学来的".
女神埃西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家喻户晓,备受崇拜.
她身穿一套紧身衣,头戴一顶埃及式的皇冠.
贝斯是希腊人信奉的诸神中,一个道地的埃及神.
在政治制度方面,埃及国王阿玛西斯曾制定一条法律,规定每人每年都要到所在的诺姆去证明自己是否忠诚老实,否则就要处以死刊,而"梭伦从埃及那里学到了这条法律而将之施用于国人中间"③.
在古代希腊极盛以前,埃及的生产力和文化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埃及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显然大于欧洲对非洲的影响.
希腊的作家经常向埃及寻求创作的灵感和科学知识.
不过到了希腊极盛时期,特别是亚历山大占领埃及之后,这种状况就有了变化,希腊罗马文化给埃及文化以深刻影响.
西亚同非洲的关系,特别是同埃及的关系,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依然迷雾阵阵.
埃及与叙利亚—巴勒斯坦走廊之间,经由苏伊士地峡发生接触,或通过红海同美索不达米亚的接触,看来远在法老时期之前就已存在.
在整个法老时期,除了双方的互相攻伐、统治之外,埃及同西亚的贸易是很密切的.
黎巴嫩沿岸的木材是历朝法老大兴土木所必须进口的.
公元前14世纪,一部分希伯来人曾移居埃及,许多人沦为奴隶.
公元前1300—1250年,他们推举摩西,挣脱奴隶枷锁,从埃及经西奈半岛,回到了迦南.
腓尼基人在同北非各地的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埃及商人在俾布罗斯修建过寺院,同这个城市的贸易非常密切.
在公元前整个第二千纪,埃及和它的商业、文化关系一直没有间断.
在拉斯舍姆拉、盖特奈和美吉索等遗址所出土的铜像、狮身人面像和装饰图案,都表现了埃及的艺术风格.
西奈文字是埃及象形表意文字的简化,是向字母符号迈出的重要一步.
腓尼基人依据西奈文字制定了历史上第一套字母系统,它影响了阿拉米人的字母,并是希腊、罗马(拉丁)文字的发源.
埃及人的亚麻纺织技术是高超的.
纺织品,特别是亚麻布受到国外,包括欧洲地中海各族的欢迎.
玻璃制造技术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出现,从公元前1600年左右开始向外传播.
大约公元前700年,称作雪花石膏的多色玻璃瓶子传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
腓尼基人加以仿制,发展成为一种工业.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埃及开始生产纸草纸,是古埃及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
后来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以及阿拉伯人等用之作为书写的载体.
"paper"这个字就是从"papyrus"(纸草)这个字演化而来的.
在科学知识上,埃及人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也不小.
埃及人的外科手术以及他们用来治病的各种医疗方法和药物,如栓剂、油膏、糖浆、饮剂、油剂、按摩、灌肠、泻剂、泥敷剂等等,都先后传入了希腊—罗马.
伊姆荷太普是古埃及第三王朝国王左瑟的宰相、建筑师和御医,埃及人把他奉为神明,称①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第287页.
②杜波依斯:《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58页.
③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第299、277、302、355页.
为伊梅夫塞斯,希腊人则把他变成了自己的医药之神阿斯克莱比奥斯.
埃及人创造的每年365天的太阳历,成为儒略改历(前47)的基础.
希腊人曾借鉴埃及人于公元前1580年造出的水钟,制造了古代计时的漏壶.
腓尼基人以航海和贸易见长.
他们在把贸易路线从东地中海向西地中海扩张的过程中,走南北两条路线.
北线沿西西里岛、撒丁岛和巴利阿里群岛航行,南线则沿北非沿岸航行,约每隔30英里建一个停泊点,后来一些停泊点变成为永久性的殖民地,如乌提卡(前1101)、迦太基(前8世纪)等.
公元前6世纪开始,迦太基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出现,并以北非为基地建立了迦太基帝国,垄断迦太基以西的贸易,不让他人染指.
他们的水师封锁了直布罗陀,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一些通商据点,同当地非洲人进行贸易.
希罗多德记载了迦太基人同非洲人之间的哑贸易,他写道:迦太基人到达后,"沿着海岸把货物陈列停妥之后,便登上了船,点起了有烟的火.
当地的人民看到了烟便到海边来,他们放下了换取货物的黄金,然后从停货的地方退开.
于是迦太基人便下船,检查黄金,如果觉得黄金的数量价格公平的话,他们便收下黄金,走他们的路;如果觉得不公平的话,他们便再到船上去等着.
而那里的人们便回来把更多的黄金加上去,直到船上的人满意为止①.
"这个贸易口岸,位于西海岸何地,无从考证.
但在公元前6—5世纪间,迦太基人为建立移民前哨,扩大贸易,对非洲西海岸的航行作了不懈的努力.
大约公元前530年,马西利亚人欧塞梅纳(Euthymine)进入大西洋,沿海岸航行,到达一条河,那里有鳄鱼和河马,此河可能是德拉河①.
公元前5世纪中叶,汉诺率60只船,3万人,由加的斯(今西班牙西南海岸)出发,沿非洲大西洋海岸航行,在摩洛哥沿岸建立了6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留下一些人员和物资.
汉诺挑选几个克利斯人作翻译,继续南航,建立了克尔纳,后来它成为迦太基在西非最重要的居留地.
汉诺继续南行,发现一条名叫奇里特斯的大河.
学者普遍认为它是塞内加尔河.
他们返回克尔纳,补充给养,再次南航,驶过冈比亚河口,航行7天,到达一个岛屿,白天看到一片森林,晚上看到"熊熊烈火",听到笛声、鼓声和鼎沸的人声,占卜者命令他们离开.
迦太基人离开该岛,汉诺写道:"我们吓得胆颤心惊,全速航驶.
经过四天航程之后,我们望见陆地还是一片火海.
其中有一个比别处大火烧得更旺的冲天火柱,几乎要碰到星星似的.
在白天看到这是一座非常高的大山,叫做'诸神的战车'②.
"对这一记载,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肯定与否定之争.
否定汉诺航行真实性的学者认为,《汉诺回航记》是采用一种混杂的和晚于亚里斯多德的希腊后期的语言.
考古学也证实,迦太基人在大西洋海岸的最南的据点是摩加多尔,这里发现了迦太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物品.
而在摩加多尔以南没有任何古代实物证据发现.
肯定论者认为,与汉诺同时代的希罗多德不知此事,是迦太基人对希腊人保守秘密的结果;罗马学者普林尼记载了此事,证明公元1世纪沿非洲西海岸的航行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古代的技术条件也能胜任这次航行.
第二,关于"诸神的战车"所指何地,一部分学者把它同喀麦隆火山等①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第507页.
①有人认为可能是塞内加尔河.
②《汉诺回航记》,转引自罗伯特·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2页.
同起来①,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汉诺见到的高山应是塞拉利昂的卡库利马山,燃烧的大火则是一场壮观的野火而已.
继汉诺之后,关于非洲大西洋沿岸的航行的记载还有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
公元前146年,罗马灭迦太基,开始占领北非.
同年,波里比阿率领一支小舰队,沿摩洛哥西岸向南航行,一直到达朱比角.
他确定大阿特拉斯山的终端在大西洋岸边,色尔奈岛在摩加多尔的对面.
约公元前80年,罗马人又航行到马德拉岛和加那利岛.
虽然马格里布地区经历了罗马人、汪达尔人和拜占庭人的侵略和统治,但欧洲人从摩洛哥向南的航行,却未延续下去.
从非洲东海岸开始向西的环航也留下了迦太基人的传说.
在讲到这一传说之前,先得提一下埃及和非洲东海岸的关系.
早在埃及法老哈特舍普苏特女王之前,曾有少数埃及人到过蓬特.
古王国有一个阿斯旺人说:"我和我的主人、领主和财政官……一同去过库施、比布鲁斯和蓬特11次②.
"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统治时,曾有一支船队被派到蓬特去运香脂树.
拉美西斯三世时曾派出一支远征船队,"驶过穆加德海"③.
史学家一致认为蓬特位于非洲之角,"包括沿海平原和东部多山地区,在北纬17°至12°之间④".
埃及船队可能最远驶抵了印度洋的哈丰角.
埃及人的船队到蓬特,也有类似蓬特小船的木筏到过埃及的红海沿岸.
在古赛尔以北的红海海岸发现了埃及和蓬特交往的遗迹,一个碑文写道:"……愿蓬特的宝船平安地到那里,平安地回来⑤.
"到拉美西斯四世时,埃及和蓬特的交通和贸易关系暂时停止了.
这大概与埃及经济的衰落,政治的动荡有关.
法老尼科在位时(前610—前593),埃及各方面开始复兴,因此有力量再次继续先前同蓬特的贸易和交往.
他在位时,开通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并派腓尼基人从红海出发,环绕非洲,经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回到埃及.
希罗多德写道:"腓尼基人从红海出发,航行到印度洋,在秋天到来时,不管他们航行到非洲沿岸的何地,都要上岸播种,收割谷物以后,再继续航行.
第三年他们驶过直布罗陀,回到了埃及.
他们说,在绕行利比亚(指非洲——引者注)的时候,太阳是在他们的右手.
有的人也许信他们的话,但我是不相信的①.
"从希罗多德开始,对这次环非航行的可信性,一直存在着争论.
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和哲学家波赛多尼都认为,环航的成就缺乏证据.
而相信环航的人们指出,当船只绕过好望角的时候,南半球的太阳正好在航行者的右手.
在古代,非洲东海岸的对外交通条件比非洲西海岸优越得多.
西海岸海岸线平直,缺乏天然良港.
北有博哈多尔角危险的暗礁和滨海巨浪,使从欧洲来的航行者望而生畏,不敢越雷池一步.
东海岸不但有天然港湾,可供外来船只停泊,而且季风和南赤道洋流利于印度洋的航行.
其次,在印度洋的①参见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9页.
②《非洲通史》第二卷,第110、109页.
③《非洲通史》第二卷,第110、109页.
④D.
O'corner,A.
B.
lloyd,"AncientEgypt"(《古代埃及》),Cambridge1985,P.
270.
⑤《非洲通史》第二卷,第110、109页.
①希罗多德:《历史》,第447页.
对岸是古代社会经济发达的两河流域、印度,而在大西洋对岸则是尚处于原始公社制时代的印第安人.
因此,西海岸除上述有争议的两次航行之外,到15世纪以前是不通航的,而东海岸则是仅次于地中海的对外交通区域.
红海早已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所利用.
也门的米尼亚是南阿拉伯最早的商业国,向埃及等地运送没药和香料.
取而代之的是萨巴人,他们约在公元前1000年或者更早一些,就渡过红海,移居埃塞俄比亚,与当地库施特人融合,建立了阿克苏姆王国.
约在公元前8—7世纪,它已开辟通往红海至印度的航运,以阿杜利斯港同阿拉伯国家、埃及、东非贸易.
南阿拉伯诸国处于同东非贸易的有利地理位置.
他们可能很早就掌握了印度洋季风的奥秘.
印度洋季风分为两季.
当北半球处于冬季时,东北季风持续而来,一直吹到桑给巴尔.
阿拉伯的独桅帆船可以在11月下旬出航,但大多数是在1月间东北季风正盛时出海,约20—25天即可到达.
到4月印度洋季风转变为西南季风,阿拉伯帆船启航回国.
公元前2世纪,希姆亚尔人取代萨巴人的地位,逐渐把中转贸易的重心转到由马菲尔附庸国管辖的穆扎港①.
他们从东非输出象牙、犀角、玳瑁和少量的椰油,输入穆扎人专门为东非当地居民制造的长矛、手斧、匕首、钻子和各种小玻璃器皿,还有酒和大量小麦.
《红海回航记》说:"这两种东西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讨好野人的.
"穆扎人派遣阿拉伯人船长和代理人,控制他们.
阿拉伯人不仅与之贸易,而且互相通婚.
《红海回航记》称之为"古代的权利②".
可见阿拉伯人对东非沿岸贸易已经经历了很长时期了.
开辟同东非贸易的还有波斯人.
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占领巴比伦和埃及之后,进入了红海.
大流士(前550—前486)占领印度后,为保证埃及和印度之间的航运,他重新开通了"从尼罗河到红海的尼科运河③",并越过萨巴人,直航波斯.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打败波斯,占领了埃及.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将领在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希腊人同阿拉伯人争夺红海—印度洋航线的竞争由此开始.
托勒密一世(前323—前285年)希望与印度、东非直接通商,但阿拉伯人控制了各条航道.
他决定派水师将领推罗指挥大船队去勘察红海,带回了大量象牙,实现了同印度和肉桂海岸(今索马里海岸)的通商.
在托勒密三世当政时,希腊水手希帕勒斯掌握了印度洋季风的规律,开辟了埃及直航印度的航线,也为希腊罗马人进入非洲之角以南奠定了基础.
托勒密五世(前209-前181年)当政时,由于丧失了叙利亚,可能紧靠红海沿岸的非洲内陆的大象日趋减少,以及意大利对东方商品需求的增长等原因,迫使托勒密王朝与印度洋诸地保持更紧密的贸易联系.
公元前2世纪末,索科特拉岛已有外国人居住,其中有克里特人.
尤克多苏斯(又译欧都克乌斯)由遇难的印度人领航,约于公元前120年首航印度,带回一船宝石和芳香的木材.
5年以后,他再次航行到印度,但返航时,船遇到大风偏①"EncyclopldiaBritenica",(《大英百科全书》),1911,Vol.
2,P.
264;vol.
3,PP.
955—957.
②G.
S.
P.
Freeman—Grenville,ed.
"TheEastAfricanCoast,SelectDocu-mentsfromthefirsttotheEarlierNineteentheCentury"(《东非沿岸文选》),Oxford,1962,P.
2.
③DanielF.
McCall,"EasternAfricanHistory"(《东非史》),1967,NewYork.
P.
18.
离航线,在瓜达富伊角以南失事.
但他找到一位领航员把他带回了红海.
希腊人与东非接触开始的确切年代,虽然难于判断,但可能不会晚于公元前2世纪末年.
尤克多苏斯在遇难地听到了一艘西方的船失事的故事,带回木雕的船头,亚历山大的船工鉴定认为是加的斯建造的船.
另外,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还发现了公元前2世纪末铸造的托勒密王朝的金币.
不过,这种接触可能还没有发展成定期的大规模的海上交通和商业往来.
在罗马取代希腊统治埃及以后,罗马统治阶级对象牙的需求剧增,促使他们把商业边界推进到东非.
《红海回航记》称东非海岸为阿扎尼亚,说当地人"身材魁伟"①,沿海各个城镇都有自己的头人,但处在阿拉伯船长和穆扎代理人的宗主权之下.
他列举的沿海城镇有萨拉皮昂(可能在梅尔卡以北)、尼康(可能在布尔高,即邓福德港)、皮拉利亚群岛(拉木群岛)以及大陆的最后一个商镇拉普塔①.
在随后的1个多世纪中,罗马同东非的贸易增长很快.
把托勒密写的《地理志》与《红海回航记》加以比较便可得知,新出现的一个市镇,名叫埃西纳,拉普塔已被描绘成为一个都会(metropolie),托勒密常用此词表示一个国家的首都,而且阿拉伯的宗主权再也没有提及.
罗马人所知道的最南端已不是拉普塔,而是更南的普拉森(Prason)角,"这里住着吃人生蕃"②.
从考古出土的钱币也大致可以反映这种贸易的增长,公元1世纪只有1枚罗马钱币,2世纪中叶增加到6枚,3—4世纪则达到107枚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钱币③.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瓦解,阿克苏姆的港口成了红海—印度洋航线的最重要中转港口,公元525年夏进入阿克苏姆海港加巴扎的船只,9艘来自印度,7艘来自大法拉桑岛,15艘来自巴勒斯坦,22艘来自埃及,另外7艘来自伊奥塔巴岛(西兰)④.
阿克苏姆同拜占庭、阿拉伯半岛、波斯、印度、锡兰和东非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阿克苏姆国王通过阿高执政官派代理人到萨苏运回黄金,还有大批商人同行,加起来达到500人⑤.
由商队运回的黄金,铸成货币,用来支付国王和贵族购买外国人货物的价款.
阿克苏姆还从今索马里海岸进口各种香料,乳香,肉桂等.
科马斯说,"这些商品由海路运到阿杜利斯……再转运印度和波斯⑥.
"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迅速席卷西亚、北非,渗透到东非,阿克苏姆亦随之衰落.
东部非洲海岸的交通和贸易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以阿拉伯—波斯为中心的印度洋贸易的一翼.
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更多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其中不仅有商人,而且许多在政治和宗教斗争中失势的部落,一批批相继迁入东非沿海定居.
与此同时,已进入铁器时代的班图人逐渐迁徙和定居于东非内陆和沿海地区.
西亚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土著文明(班图文明)的结合,在东非沿海出现①当为库施特人.
①Freeman—Grenville,op.
cit,P.
1.
②Freeman—Grenville,op.
cit,P.
4.
③《非洲通史》卷2,第438页.
④《非洲通史》卷2,第302页.
⑤Freeman—Grenville,op,cit,P6.
⑥Freeman—Grenville,op,cit,P6.
了东非城邦和斯瓦希里文化.
到15世纪末,从摩加迪沙至基尔瓦,沿海城邦共计有37个之多①.
这些城邦同阿拉伯、伊朗、印度,乃至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频繁.
在这个时期,海上交通路线大致可以分为四条.
第一条红海—东非航线.
从埃及、埃塞俄比亚出港的船只,或从亚丁渡过红海,绕过索马里半岛,沿东非海岸航行,直到桑给巴尔和索法拉.
这是一条古老的航线.
《红海回航记》已有记述,公元14世纪伊本·白图泰就是经泽拉"海行15夜,到达摩加迪沙".
②后至基尔瓦.
第二条路线为阿曼—东非航线.
从波斯湾或西北印度出航的船只,经阿曼或索科拉特岛,航行到东非各个港口.
就利用季风而言,这条航线"特别便利".
③公元10世纪曾航行于此条航线的马苏迪认为,当时"这是一条主要的贸易路线④.
第三条航线为南印度—东非航线.
海船从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出发,循西南方向,渡北印度洋到东非海岸.
印度在公元前6世纪已同东非进行贸易,莫桑比克城有相当数量的印度居民,和专门停泊印度船只的处所①.
伊德里西说,印度人驾驶船只航行于"僧祗各岛之间②".
马可波罗则说,从马拉巴尔海岸开往马达加斯加岛,"航期为二十至二十五天".
③郑和下西洋曾走这条航线,"自小噶兰国(奎隆)顺风二十昼夜,可至木骨都束国(摩加迪沙)④.
第四条从印度、锡兰或东南亚出发经马尔代夫至东非沿海的航线.
郑和船队曾利用过这条航线,"官屿溜(马尔代夫的马累)用庚酉针……船收木骨都束(摩加迪沙)⑤".
印度洋贸易在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后更加发展了.
阿拉伯、印度和中国对东非自然产品的需求日益扩大.
索马里是乳香、没药等香料的主要产区.
象牙主要来自东非内陆,是东非沿岸的主要出口货物.
黄金在沿海贸易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矿区在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当时已形成一条从索法拉通往矿区的"黄金商道".
索法拉在和平时期每年出口黄金可达100-130万米特卡尔(约合5000公斤)⑥.
优质木材主要产于拉木岛和鲁菲季河谷地,是输往阿拉伯和伊朗的主要商品.
其他出口品尚有琥珀、兽皮、龟板以及珍奇异兽等.
奴隶从东非输往阿拉伯、伊朗和印度等地,史籍多有记载.
《诸蕃志》载:"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为奴,获价甚厚".
10世纪阿曼商人伊斯迈拉维赫到索法拉贸易,诱骗1个国王及其7名随从,连同约200名奴隶运①G.
Oliver,G.
Mathew,"HistoryofEastAfrica",London,1966,P.
113.
②《伊本·白图泰游记》,第200页.
③"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3,P.
183.
④Freeman—Grenville,op.
Cit,P.
15.
①R.
Reasch,"HistoryofEastAfrica",NewYork,1961,P.
30.
②Freeman—Grenville,op.
Cit,P19.
③《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第238页.
④《星槎胜览》.
⑤《郑和航海图》.
⑥Freeman—Grenville,op.
cit,P.
123.
回阿曼.
他估计年青的国王可售得30第纳尔,7名随从可售60第纳尔①.
但是,这个时期东非奴隶贸易的规模不大,每年从东非运到阿曼的奴隶只有200人,尽管每年有1000只船航行于阿曼—东非之间②,与后来欧洲人从事的奴隶贸易不能同日而语.
黑人奴隶在阿拉伯和伊朗从事什役、商业、建筑、农业和其他工作.
例如伊拉克南部水坝工程,是"由数以千计的黑奴修建的③.
"在这里,黑人受到较为温和的对待,可以结婚、成家,有些黑人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为神学家、音乐家等.
例如黑人赛德·伊本·米斯贾被认为"是个伟大的音乐家④",拉巴赫则在麦加成为著名的伊斯兰法理学家⑤因此,把近代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奴隶贸易简单诿罪于古代东非奴隶贸易,是不恰当的.
随着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以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定居东非沿岸,形成了斯瓦希里语.
斯瓦希里语是以班图语为基础,吸收了约15%的外来词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
伊斯兰教传入东非沿岸诸城邦,在这里建筑了一些伊斯兰清真寺.
沿海城镇(例如基尔瓦)采用了阿拉伯建筑风格:圆顶或尖顶、半圆拱、石柱和装饰性浮雕.
公元7世纪以后,阿拉伯移民将亚洲的桔子、柠檬、石榴、蜜果等引种东非,通过印度洋海上航路,东非的豇豆、葫芦、咖啡、蓖麻等作物传入了亚洲.
到15世纪郑和下西洋航行于印度洋时,东非作为印度洋航道的一翼,已达到其繁荣的顶峰.
二、马来—玻利尼西亚人移居马达加斯加在古代非洲与世界的交通和文化交流中,一个独特而又争论纷纭的问题,便是印度尼西亚人移居马达加斯加的问题.
马达加斯加岛位于印度洋西部,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两者最近距离为368公里.
偏离了人类古代最繁忙的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太平洋航线.
在印度尼西亚人到达之前,这里是否有原始人居住,目前尚无定论.
但一般认为,是无人居住的荒岛①,即使有一两件石制工具被假定为人类制品,也嫌证据不足②.
对马达加斯加的族源及其文化的创造者,依然是个争论不休的课题.
肯特认为:"没有非洲人创造的马达加斯加的传统往事,都毫无意义③".
根据语言学、人种学、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一般认为,马尔加什人既有浅褐色的亚洲型,类似印度尼西亚人,他们有长而直的头发,纤小的体态;又有黑人①Freeman—Grenville,op.
cit,P.
9—10.
②《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北京,第179、193页.
③《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北京,第179、193页.
④Graham.
W.
Irwin,"AfricanAbroad"(《海外非洲人》),NewYork,1977,P.
59.
⑤Irwin,op.
cit,P.
66.
①N.
赫塞尔蒂纳著,宁骚译:《论马尔加什的族源》,载《民族译丛》,1983年第4期.
②"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P.
220.
③Raymondkent,"EarlykingdomsintheMadagascar(1500-1700)"(《马达加斯加的早期王国》),1970,NewYork,P.
265.
类型,他们有黑色皮肤,肥厚的嘴唇和扁塌的鼻子;而混合型最为常见.
语言学的研究表明,现代马尔加什语属于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其基本词汇的94%有明显的印度尼西亚影响④.
班图语的词汇在马尔加什语的各种方言中大量存在,并对马尔加什语词的结构产生了影响.
马达加斯加从马来文化中吸收了不少东西,例如住宅的样式、种植水稻、梯田、弦外有浆托架的独木舟、两个活塞的风箱、可以转动的弓钻、带有支架的锉刀以及崇拜祖先的信仰.
然而,在从事畜牧的习惯方面,在西部地区和贝齐莱岛对蛇的崇拜,又反映了非洲大陆文化的影响.
一般认为,印度尼西亚人迁移到马达加斯加可能有两个阶段,即老印度尼西亚人阶段和新印度尼西亚人阶段.
关于老印度尼西亚人何时到达马达加斯加,其说不一,多属推测,我们留待后面再说.
至于新印度尼西亚人,亦即麦里纳人的先民,他们到来的时间,有的估计为1—10世纪①,这可能与已知的材料不符.
伊朗学者博佐格·伊本·沙姆里亚尔在《印度奇迹大全》一书中写道:"位于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岛屿上的瓦克瓦克人(Waqwaq),"乘了上千只小船于回历334年(公元945—946年)",在甘拜卢(Qanbaloh)登陆.
他们航行了一年,"在距甘拜卢六天航程的一些岛屿上进行了抢劫,成了索法拉的僧祗人的许多村庄和城镇的主人".
"当地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非要到这里不可.
他们回答说,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们国家和中国都需要的货物,诸如象牙、龟板、豹皮、龙涎香等,而且他们想找一些僧祗人,因为僧祗人体格健壮,做奴隶好使唤.
"②瓦克瓦克一词,据德尚考证,是由印尼人乘坐的小船的名称衍变而来,印尼人把弦外有桨托架的小船叫做瓦卡(waka),当时东非和阿拉伯人把有这种特征的船和拥有这种船的人混为一谈了③.
所以瓦克瓦克人就是印尼人.
另外,瓦克瓦克人与中国"隔海相望",并曾向中国贡黑奴.
查中国史书,在此之前向中国进贡黑奴者有室利佛逝和诃陵两国,前者于公元前724年献僧耆女一人①,后者于公元813年、815年和818年三次献僧祗奴、僮和女②.
这也证明,瓦克瓦克人是指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室利佛逝王国和诃陵王国之人.
当时阿拉伯人不但以"瓦克瓦克人"指称印度尼西亚人,也用来指称居住在马达加斯加的印度尼西亚人.
在阿拉伯人的著作中,比沙姆里亚尔的著作更早地提到过瓦克瓦克和甘拜卢.
例如,公元916年曾到甘拜卢(Kanbalu)航行的马苏迪写道:"甘拜卢是……在僧祗海航行的最远点","正像中国海止于日本国土一样,僧祗海止于索法拉和瓦克瓦克的国土③".
④《非洲通史》第2卷,第696页.
①赖·腊伯马南扎腊:《马尔加什民族史》,三联书店,1972年,第8页.
②"GeneralHistoryofAfrica"(《非洲通史》)Vol.
2,PP.
706-707.
引文基本上依据中文版,但据英文版略作改动.
③H.
Dechamps,"Historierde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史》),Pairs1961,P.
40.
①《册府元龟》卷九七一,《新唐书》卷二二二,作僧祗女二人.
②《新唐书》卷二二二,《旧唐书》卷一九七.
③G.
S.
Freeman—Grenvill(ed),OP.
cit,PP.
14—15.
据考证,甘拜卢可能系今奔巴岛的姆坎布(Mkunbuu)角④,《雅库特地理辞典》称作姆甘拜卢(Mkanbalu),而瓦克瓦克则应为马达加斯加,索法拉正与马达加斯加岛隔海相对,都在甘拜卢之南.
从上述阿拉伯、伊朗人的资料可知,印度尼西亚人在10世纪已同东非沿海进行贸易,并已定居马达加斯加岛.
如果考虑到室利佛逝献黑奴给中国皇帝是8世纪初.
因此,马来—玻利尼西亚人的第二次迁徙浪潮,应不晚于8世纪初之前.
为什么会在此时出现第二次迁徙浪潮呢地处东西交通要冲的马六甲海峡两岸,在公元6-7世纪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
6世纪下半期,扶南衰落,趋于解体,位于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7-13世纪)兴起,其最盛时曾控制了西爪哇、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西部.
在这一社会激荡时期,可能促使一些马来—玻利尼西亚人远航东非,以避动乱.
随后,8世纪中叶在爪哇岛又兴起了夏连特拉王朝(即诃陵国).
室利佛逝和夏连特拉都是7—10世纪的重要航海国家.
"室利佛逝从8世纪直到12世纪控制了印度洋大部分转运贸易①.
"因为中国的统一和唐朝的繁荣,为重新振兴的东西方贸易提供了条件.
室利佛逝和夏连特拉到东非各地采购中国市场需要的象牙、龟板、豹皮、龙涎香等便很自然了.
印度尼西亚人同东非贸易和迁徙马达加斯加的浪潮,一直延续到13世纪.
当时,阿拉伯人称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为科姆尔(Khmer,Qumr).
这在马吉德和苏莱曼·马赫里绘制的地图上已经标明.
伊德里西在12世纪写的手稿中指出,科姆尔常到大陆沿海贸易,"受到僧祗人的良好接待.
"又说:"扎贝季(zabaji)岛上的居民乘大小船只,去僧祗人那里做生意,因为他们能听懂对方的语言②.
"扎贝季岛是指爪哇(Java),也可能是苏门答腊岛.
这说明12世纪时,印度尼西亚同东非和马达加斯加的贸易还是很兴旺的.
到13世纪,在伊本·赛义德写的著作还谈到,"一些科姆人被中国人驱逐,最后到达了马达加斯加③".
如果赛义德的材料可信的话,印度尼西亚人的第二次迁徙应当结束于13世纪.
可能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日益增强,印度尼西亚人停止了向西的航海和贸易.
伊本·穆贾维尔在一篇文章中叙述说:"科姆尔人入侵,把亚丁据为己有;他们将移民赶走,并在山上用石头垒起房屋.
他们在一个季节风里一起航行到亚丁.
这批人死后,这种移民活动就终止了.
从亚丁到摩加迪沙有一个季节风;从摩加迪沙到基尔瓦是另一个季节风;从基尔瓦到科姆尔还有一个季节风.
科姆尔人用一个季风期就完成了这三段航程.
回历626年(1228年),一些科姆尔人架着一艘船沿着这条航线航行,他们想驶向基尔瓦,结果他们误航到了亚丁.
他们的船弦外装着桨托架.
但巴拉巴尔人把他们逐出了亚丁①".
④G.
S.
Freeman—Grenvill(ed),OP.
cit,PP.
14—15.
①R.
OliverandJ.
D.
Fage,AshoortHistoryofAfrica(《非洲简史》),penguinBooks1985,P99.
②GemeralHistoryofAfrica,vol2,P707;Freeman-Grenvillop.
cit,P.
19.
两者的英文译文略有出入,如贝季岛,后者作Djawaga.
③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P.
222.
①"GeneralHistoryofAfrica"(《非洲通史》)Vol.
2,P.
708.
译文基本依据中文版,但据英文版作了个别改动.
从上述资料可知,第二批移居马达加斯加岛的印度尼西亚人,其移居时间在8-13世纪之间,其航线是上述印度洋的印度—东非航线或马尔代夫航线,也可能经印度到亚丁而至马达加斯加.
他们使用的是装有弦外桨叉托架的大小船只.
这种船只在科摩罗群岛的考古发掘已有发现,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特有证物.
因为在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上的运输工具就有五种类型的弦外装有桨叉托架的小船和独木舟②.
最先建立这种婆罗浮屠纪念物的是夏连特拉王朝国王毗湿奴(775-782年在位).
第二批移居马达加斯加的印度尼西亚人,可能在东海岸或者西北海岸登陆,而后逐步向中部高原渗透.
这批新到的印度尼西亚人叫霍瓦人(Hova)或麦里纳人,他们遇到了第一批或老印度尼西亚人,即瓦津巴人(vazimba).
霍瓦人同瓦津巴人通婚.
一部分瓦津巴人被同化,另一部分则被逐走.
因为新来的印度尼西亚人比老印度尼西亚人更先进,武器更精良.
麦里纳人的首领安德亚马内罗(1540—1575年)"使用尖刀进攻塔那那利佛的瓦津巴人.
他征服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武器安装着土制尖矛的竹竿③.
"瓦津巴人除在中部高原残留外,现分布在马达加斯加岛的西部.
对他们的族源也有争论.
一种说法是起源于非洲.
因为瓦(va)或巴(ba)是班图语的前缀,意思是"人"或"族".
津巴(zimba)或辛巴(Simba)的意思是狮子.
在马达加斯加岛不曾有过狮子,这就暗示他们来源于非洲.
但一般认为瓦津巴人代表了先期到达的印度尼西亚人.
首先,他们讲的是纯粹的马尔加什语,与新到的印度尼西亚人的语言是相通的,只是渗入的梵语较少.
"辛巴"一词在马尔加什语中是被驱逐或受损害的意思,或许瓦津巴不是一个人种的名称,而是对迭遭挫折的迁入者的后代的称呼.
其次麦里纳人同瓦津巴人的交往并不感到陌生,不但与之通婚,而且容许他们保留一些土地和特权.
到了现代,在麦里纳人的名门贵族中一些人仍自称其祖先是瓦津巴人.
即使被撵走的瓦津巴人,也被配给其他地区的一块土地.
最后,瓦津巴人的祭祀仪式被承袭下来,他们的陵墓一直成为人们祈福消灾的参拜场所.
这说明,瓦津巴人与麦里纳人都有崇拜祖先的相同习俗.
以瓦津巴人为代表的老印度尼西亚人于何时来到马达加斯加各种推测相距甚远,有公元前1000年至600年之说①,有公元前3-2世纪之说②,也有假定公元"5世纪以后踏上旅途的③.
"从新老印度尼西亚人的语言差别中判断,在老印度尼西亚人,即瓦津巴人、萨卡拉瓦人的历法中只有少量的梵文,而新印度尼西亚人则有更多的梵文.
由此设想老印度尼西亚人是在梵文影响印度尼西亚之初,即公元4世纪或者更早一些,迁居马达加斯加岛的.
早在公元2世纪初,印度商人开始从孟加拉的港口驶往安达曼群岛、婆罗洲、苏门答腊和爪哇.
在克拉地峡两岸出现了一些印度化的城邦,婆罗门教和梵文已在这些地区传播.
在婆罗洲的马哈坎河口发现了一件4世纪或5世纪初②N.
J.
Krom,"Borobudor:ArchoelogiedDescription"(《婆罗浮屠:考古图解》),1923,PP.
175-185,210-244.
③N.
赫塞尔蒂纳:《论马尔加什人的族源》.
①赖·腊伯马南扎腊:前引书.
第8页.
②N·赫塞尔蒂纳:前引文.
③《非洲通史》第二卷,第545页.
的梵文碑文①.
老印度尼西亚人到达马达加斯加岛之后,可能过着与婆罗洲的伊班人相似的生活.
伊班人把一年分为两段,一段过定居生活,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另一段从事航海.
老印度尼西亚人为什么在此时迁居马达加斯加岛呢除了印度人的压迫以外,此时正处于次马来人(即后到的马来人)迁徙的浪潮之中.
大约公元前3世纪,次马来人从大陆迁居印度尼西亚,迫使原始马来人迁至内陆.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形势下,一部分马来人向外迁徙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既从事航海又从事农业的马尔加什的先民是通过什么航线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呢现已证实,马来—玻尼利西亚人曾在太平洋,凭藉简陋的设施迁居玻尼利西亚群岛,甚至于公元4世纪抵达其东端复活岛,老印度尼西亚人当然也可以利用赤道以南那股各个季节都从东向西的洋流,从印尼到达马达加斯加.
这股洋流起于爪哇南边,一直延伸到马达加斯加的东海岸.
1883年,位于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喀拉喀托亚岛火山爆发,浮石碎片就曾漂流到马达加斯加的东海岸②.
但有人提出,这条航线长达4000海里,中间没有可供停泊的中继站,很难想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通过这条航线到达马达加斯加.
因此,有人认为当时人是利用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南印度作为中继站航行到马达加斯加,或者沿着《红海回航记》所记载的航线,以科摩罗群岛为中继站到马达加斯加.
在科摩罗文化中有许多印度尼西亚人的影响.
在昂儒昂禁止捕捞湖中的一种鳗鱼与马达加斯加人的习俗相同,而其鳗鱼的名称也同马尔加什语一样,都是由印度尼西亚语的词汇派生出来的.
又如装有弦外桨叉托架的小船,开椰子使用的锉刀等等,都受到马来—玻利尼西亚文化的影响.
自从新印度尼西亚人(麦里纳人)逐渐向中部高原渗透以后,老印度尼西亚人(瓦津巴人)则向西迁徙,或者逐渐与之融合.
麦里纳人在中部高原建立了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组织,称为"福科"(Foko),这与帝汶岛称为"富昆"(Fukum)的社会组织属于同一类型.
这些家族组织逐渐联合,终于形成为早期的伊麦里纳国家.
印度尼西亚人还带来了灌溉农业.
他们修筑梯田、挖沟筑垒、建立村庄.
这类村庄在伊麦里纳约有1.
6万个,与印度支那半岛和泰国的村庄极为相似.
他们还引入了"马来西亚植物群",例如水稻、芋头、香蕉、椰子、甘蔗等等.
这类植物中的芋头、香蕉也传入了东非海岸班图人中间,绍纳人称为"姆比里"的非洲琴,与印度尼西亚人演奏的乐器极为相似,也许脱胎于印尼乐器①.
在古代中世纪,马达加斯加与非洲大陆、阿拉伯、伊朗也有交通贸易往来,非洲的班图文化、斯瓦希里文化和阿拉伯文化都对马达加斯加产生过影响.
在马达加斯加西北部的马科阿人,曾说一种与马拉维的尼扬扎语和汤博卡语有关的语言(现讲马尔加什语),在马达加斯加的方言中都有一些班图语词汇.
马达加斯加人,像班图人一样,把牛看作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一种①约翰·F·卡迪著,姚楠、马宁译:《东南亚历史发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第75页.
②N·赫塞尔蒂纳:前引文.
①P.
E.
N.
廷德尔著:《中非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6页.
标志,在牛的耳朵上所烙的印记,是受非洲文化影响的.
马达加斯加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有一条从亚丁经非洲东海岸到马达加斯加的航线.
在马达加斯加岛的许多遗址中有阿拉伯文物出土.
在马达加斯加东北沿海的伊诺多地区,发现了"萨珊—伊斯兰"(Sasanian—Islam)式的陶器,至少在9-10世纪马达加斯加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已有贸易和交通往来.
在武黑马尔发掘的墓葬,死者按伊斯兰习俗面对麦加.
出土的文物中有元明时期的中国瓷器①,有伊朗的玻璃念珠、铜镜和器皿.
最有特征的是用绿泥石(chlorite—Schiet)做的容器,大多数是三只脚,与基尔瓦发现的相类似②.
这些墓葬的发掘使人们知道伊哈拉纳人(Iharana)曾在此居住.
据对伊哈拉纳人骨骼的鉴定,他们是具有班图血统的混血儿,类似科摩罗群岛的现代居民.
当时,这些混血的穆斯林很可能与东非沿海、阿拉伯、远东乃至中国有着商业往来.
住在武黑马尔以北的翁贾齐人,自称是阿拉伯人后代,并以占卜算命闻名.
据口头传说,一些人迁到东海岸南部,形成了一个说马尔加什语的穆斯林族,即现仍生活在马提塔纳河谷和伍希珀诺城的安泰美罗人(Anteimoro).
他们保存下来一部"大书"(索腊布),是用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马尔加什语写的,写在一种特制的纸上,按已鉴定的部分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巫医处方和祈祷文.
但他们后来被马尔加什人所同化.
在西北沿海,葡萄牙人于16世纪初到马达加斯加时,发现了一些繁荣的穆斯林市镇,他们同东非海岸的蒙巴萨、马林迪有着经常的贸易联系.
这些镇的居民叫安特劳特腊人(Anteloatra).
每个市镇都建在岛上,以厚实的围墙加以防卫,都有自己的谢赫,说明他们同马尔加什人是互相分离的,甚至是敌对的.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马岛影响较为显著的是马尔加什人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占卜凶吉之类的习俗,但他们不信伊斯兰教;马尔加什语中一周每天的名称,与阿拉伯语相似,12宫星座的阿拉伯名称被马尔加什人使用了200年.
综上所述,古代马达加斯加岛与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的交通、贸易以及迁徙,使马尔加什人在马来—玻利尼西亚文化的基础上,吸收非洲、阿拉伯文化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
三、中非交通与文化交流古代的中非交通,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古代中西交通.
因为古代中国人的地理概念还较模糊,他们把位于自己西面的国家一概称之为西方,非洲亦包括在西方之列;而古代中西交往中,北非国家,跟西亚国家一起处于中介的地位.
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一直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和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
中西交通线一般说有三条.
第一条是沙漠之路,即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西出玉门关,过葱岭,横穿伊朗高原,经伊拉克、叙利亚、或海路或陆路,经亚历山大里亚到欧洲.
第二条,是通过在欧亚大陆北部的茫茫草原上的草原之路.
第三条是从闽粤沿海出南海,经印度洋、红海到埃及的海上①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第35页.
②"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P225.
之路.
今天,人们把这三条道路都称为丝绸之路.
除草原之路外,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与中非交通有着密切关系.
中非交通的开辟是以丝绸为媒介的.
中国利用蚕丝织布,已有近5000年的历史.
1950年在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的丝线、丝带和绢片,经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750年左右.
约在公元前9世纪,周穆王带着各种丝、绸、贝币赠给西北各族首领.
范文澜认为"穆王是个大游历家,相传到过昆仑山的西王母国.
一个天子不会冒险远游,当是西方早已通商的道路①".
丝绸传入伊朗和印度约在公元前5—4世纪.
希腊人克泰西亚斯(Ctesias)曾于5世纪末在波斯宫廷当御医,他于公元前398—397年回国后,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丝国(赛里斯Seres)①.
公元前4世纪丝也已传入印度.
孔雀王朝月护王的大臣胝厘耶(Kavtiliya)在其所著《治国安邦术》中有"产生在脂那(又译支那)的成捆的丝"的记载②.
梵文中的Cina(脂那)是由秦朝之秦演变而来,而后又转为阿拉伯文al—sin,拉丁文sina以及现在通用的China.
③亚历山大灭波斯(前330年),攻印度(前326年)以后,关于中国的信息和丝绸传入埃及当是可能的.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始于公元前138年张骞通西域.
这样一条长距离国际商道的开辟,是东西各族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东西双方历史发展的产物.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侵占了埃及,并亲率大军侵入西亚,灭波斯,征印度,建立了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亚历山大帝国.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他所征服的地区,由其部将建立了三个王国:在欧洲的安提阿王朝;从小亚细亚、到伊朗高原的塞琉西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朝.
托勒密王朝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极盛时有居民50万人,商贾云集,有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波斯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非洲黑人.
亚历山大东征客观上促进了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文化经济交流,打通了中西交通的西段道路.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汉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又获得了高度发展,给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汉朝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为张骞出使西城最终打通丝绸之路提供了可能.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遣张骞出使大月氏(今阿姆河上游).
张骞历经磨难,实地考察了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和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于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
张骞出使西域,完成了中西交通大动脉的开辟,首次带回了关于非洲古国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信息.
亚历山大城在中国古籍中经常被提到.
《史记》、《魏书》、《北史》称之为黎轩(li—xian)①,《汉书》、《魏略》作犁靬(li—jian),《后汉书》、《晋书》作犁鞬(li—jian),均是Alixandria的不同译法②.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5页.
①张星烺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7页.
②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3页.
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64页.
①"轩"此处不读xuan,应读xian.
②学术界对此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现有人提出新说:《史记》中的黎轩、条支和《汉书》中的犁靬、条支,张骞关于西域的报告,汉武帝对之采取了积极的对策,"置酒象郡以通西北";公元前115年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又派副使去安息;安息则派使随汉使到中国,"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③".
所谓眩人就是亚历山大里亚的魔术师,他们"蹙眉峭鼻,乱发拳须④"正是埃及人的形象.
此后,汉又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印度)诸国,每年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⑤.
从此可谓商使之属,不绝于道.
中国丝绸沿着此路辗转输入埃及,大受欢迎,成为上流社会的珍贵衣料.
在麦罗埃出土的小小的中国鼎⑥,也可能是这一时期输入的,因为此时正是麦罗埃文明的繁荣时期.
埃及的玻璃制品也沿丝绸之路输入中国.
河南省发现的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制造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面部像.
①埃及魔术师的来华,中国遣使埃及②以及两国物品的交流,标志着中非的陆路已经畅通.
但当时中埃之间的交往和贸易还是间接的,双方都力图直接交往和贸易.
因公元1世纪丝绸之路东西两段形势的变化,使此一努力受阻.
公元前146年罗马灭迦太基,成为地中海的霸主,埃及托勒密王朝也受制于罗马,公元前63年罗马侵占叙利亚,而丝绸之路仍然控制在安息人手中.
公元前53年和36年,罗马两次对安息用兵,目的之一就是夺取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但均告失败.
《后汉书》记载:大秦"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造成"遮阂不得自达"③.
在东段,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五单于争之",而郅支单于杀汉使,侵凌康居、乌孙和大宛,遮阻中西交通东段.
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率军讨伐郅支单于,汉军大胜,为东段的畅通创造了条件.
公元97年,东汉西域都护"遣甘英使大秦"④,他先到波斯湾头,打算渡波斯湾,绕阿拉伯海,入红海,到亚历山大里亚.
可惜,甘英"临大海欲渡"之时,听信了安息船家所说来回需时三年,且"数有死亡者"的谎言,中途折回,未达目的⑤.
陆路不通走海路.
古代中西海路,又名海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和南海海道.
东起中国南海沿岸,经马六甲海峡,出印度洋,经红海,止于埃及.
这条丝路也像陆路一样,是东西各族人民共同开辟的.
因历史变迁而代表不同的地点.
此说虽新,但难于成立.
因《史记》和《前汉书》写的是同一件事,而且内容一样.
如《史记》:"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
"《前汉书》:"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
如按新说岂不是发生在同一时间内的同一件事变成了两个时代的两件事吗.
③《史记》卷一二三.
④《通典》,边防九.
⑤《史记》卷一二三.
⑥巴兹尔·戴维逊:《古代非洲的再发现》,第65页.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75年,第399页.
②孙毓棠认为,汉武帝遣使黎轩也许未达目的地(《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汉代的中国与埃及》).
③《后汉书》,西域传.
④《后汉书》,西域传.
⑤《后汉书》,西域传.
西段海上交通,正如前述,经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长期实践,从埃及到印度的航线已经开通.
托勒密王朝后期驶出红海到印度的船只已达20艘.
公元初年罗马灭埃及之后每年增加到120艘①,但均为傍岸而行.
居住在埃及的希腊人希帕罗斯掌握印度洋季风秘密以后,从埃及出发的船只,则可出曼德海峡,利用西南季风,直达印度南部,打破了南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的优势地位,从此"印度和非洲内陆的贸易都集中到埃及港口②".
中国人和印度人在开辟中西海道的东段航路中起了主要作用.
汉武帝(前140-87年在位)时,中印两国海上交通已经畅通.
他在平定南粤王之乱后,设交趾七郡,以通外国.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汉之使节亦曾到达黄支.
黄支即今印度马德拉斯的建志补罗.
但在公元3世纪以前,中国海船尚不熟悉印度洋的季风规律和阿拉伯海的曲折航道,从印度到亚里山大里亚的航程,则由印度人、南阿拉伯人和埃及人转运中国的丝绸及其他物品,即所谓"蛮夷贾船,转送致之③".
海上交往也还处于间接阶段.
公元2世纪开始,大秦人(埃及人)开始绕过印度半岛,逐步向中国沿海推进.
他们先到达缅甸,即所谓"掸国西南通大秦",④再通过怒江水道,到我国永昌郡.
公元120年掸国国王献大秦幻人于汉廷.
大秦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
自言我海西人".
⑤大秦幻人者,乃埃及魔术师.
公元2世纪中叶,托勒密在其《地理志》中记载,喀第喀拉港(Kattigara)可通中国都城.
此港可能系交趾的讹音,是汉代南海贸易的中心①.
在今越南迪石(Rach—gia)附近发现的古代港口遗址,出土了大量罗马时代的制品,仅念珠一项就有数千枚,两枚罗马徽章,分别刻有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和安东尼·庇护的名字以及相当于152年的罗马纪年.
可见交趾当时是中国与大秦海上贸易的前沿.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
"②这位使者所献象牙、犀角、玳瑁均非欧洲产品,而是产于东北非.
于是许多学者认为这位使者是亚历山大商人假冒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的名义来华,或者是罗马使者在埃及置办这些礼品.
不论哪种情况,这件事标志着包括埃及在内的罗马与中国正式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建立.
此后大秦商使来华更加频繁,其中见于记载的有3次.
一次是公元226年,大秦贾人秦论到交趾,太守送其至三国时吴国首都,孙权问秦论"方土风俗".
秦论在吴停留8年之久,临行时,孙权赠20名矮人③.
①"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2,P.
193.
②斯特拉波《地理学》,转引自齐思和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1973年第356页.
③《三国志·魏书》.
④《后汉书·西南夷传》.
⑤《后汉书·西南夷传》.
①Richthofen,"China"(《中国》)Vol.
I,P504—510.
对喀第喀拉港的方位,学者多有歧见.
②《后汉书·西域传》.
③《梁书·诸夷传》.
另一次是公元281年,即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大秦来献,"众宝既丽,火布尤奇④.
"第三次是公元284年,即西晋太康五年,大秦国遣使来献,其中有密香纸三万幅⑤.
密香纸产于日南,是大秦使者在途中购买的.
大秦商使的频繁来华盖因罗马帝国上层社会崇尚奢华,以穿着中国丝绸为荣.
普林尼认为,"罗马帝国每年有1亿塞恩特斯(罗马货币单位)流入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这就是罗马人为消费和妇女的奢侈所付出的代价".
①在公元4世纪之前,通过大秦人(埃及人)从陆海两路到达中国,特别是从海路频繁远航来华,以及中国人到印度、西亚,中国人已经比较详细和确切掌握了前往埃及的海陆交通.
据《魏略》介绍中国人从陆路到达波斯湾头以后有陆海两道通往埃及,陆路从安谷城(位于两河流域出海口)出发,"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海道"乘船直至海西",即出波斯湾经红海而到埃及.
大秦还可以直接从海道,"与交趾七郡外夷通".
中国人如何从海路达到大秦呢《吴时外国传》记载:"从加那调洲乘大船,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也②".
这就是说,中国已知道乘印度洋季风,可从印度到埃及.
公元395年罗马分裂为东西两部,国势日衰,使印度洋海上交通和贸易格局为之一变.
作为当时世界四大帝国的阿克苏姆和中国的远洋船舶出现于印度洋,取代了大秦在印度洋的地位,与印度、波斯交市于锡兰(斯里兰卡).
比兹来认为,公元3世纪,中国商船已越过印度,出现于波斯湾头.
这与《宋书》所说中国商船在印度洋上"汛海陵波,因风远至","舟舶继路,商使交属③"的盛况正相印证.
中国船舶航行到波斯湾头,为以后直接航行到非洲作了准备.
公元6世纪以后是中非关系大发展的时期.
从地域来看,中国同非洲的交往不再限于埃及,而是实现了同北非、东非国家的直接交往,同中非和南非也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
考古学家在刚果共和国的姆班扎(今恩古恩古)和大津巴布韦发现的中国瓷器、钱币和绒布便是证明.
中非关系的大发展是同中国和非洲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密切相连的.
隋唐时期,中国结束了从三国开始的长期分裂局面,封建经济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为对外交流提供了雄厚的物资条件.
唐宋两朝实行相对开放的政策.
唐在广州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外商只要不违反中国法律,可以自由贸易.
宋朝则在沿海各主要港口设立市舶使,扩大开放.
这一时期,中国的航海技术大为改进,在世界上最先采用了水密舱、披水板和完善的压载技术,能在海上抗御狂风巨浪;并最先使用罗盘(指南针),测定航向.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
征服了埃及、马格里布,将其并入阿拉伯④《艺文类聚》卷八五.
⑤《晋书·武帝纪》,稽含:《南方草木状》.
①HudsonGeoffreyFruncis,EuropeandChina(欧洲与中国),London1931,P.
98.
②《太平御览》卷七九一.
有人认为,此时中国人已航行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阿杜利斯港.
此说不确.
如以加陈国为库施,但加陈在歌营西南,而库施不在印度的西南,而是西北;其次,阿杜利斯港不是"库施民族居住地区",而是埃塞俄比亚人居住地区.
③《宋书·蛮夷传》.
帝国(中国史书称大食),先后由倭马亚王朝(661—750,中国史书称白衣大食)、阿巴斯王朝(750—868,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和法蒂玛王朝(909—1171,中国史书称绿衣大食)统治.
同时,从7世纪起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不断移居东非,建立商业城邦.
当时,中国史书中的大食,在许多场合不仅包含阿拉伯帝国的领土,而且包含了一切信仰伊斯兰教,并由阿拉伯人统治的国家和城邦.
所谓"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①,"就是这个意思.
大食第一次派使节访华是在651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
有唐一代,大食共派遣使节39次,约每4年一次.
从924年至1207年,大食派遣使节到宋、辽朝廷共54次,约每5年一次.
这些使节,哪些来自亚洲,哪些来自非洲,难于分辨.
但确有来自非洲者,例如,1073年"大食俞卢和地国……贡乳香②",就可以确定为肯尼亚的给地(Gedi).
法蒂玛王朝和阿尤比王朝(1171—1250)都曾以开罗为首都,因此宋辽时期的大食使节可能许多来自埃及和北非.
唐宋两代对非洲的贸易很盛.
在唐代,仅广州一地的蕃商就有数万人,其中必有许多来自东非和北非.
中国所需要的香料、象牙、犀角、玳瑁多产自非洲.
据《诸蕃志》载:弼琶罗(今柏培拉)"产龙涎、大象牙及大犀角.
象牙有重百余斤,犀角重十余斤.
亦多木香、苏合香油、没药.
玳瑁至厚";中理国(中乃申之误,今索马里),"大食惟此国出乳香",层拔国(今桑给巴尔)"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
"宋朝君臣上下盛行薰香,并用香料作化妆品和调味品,因而对香料的需求量极大.
公元1077年,仅广州一地就进口乳香348673斤.
同时,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丝绸、瓷器需求也很大.
根据非洲考古发掘,唐宋时期中国瓷器输出的范围很广,北非有埃及、苏丹,东非有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部非洲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
其中以埃及和坦桑尼亚发掘的最为宏富.
除非洲使节和商人之外,唐宋时期还有少量黑奴来到中国.
这个问题国外学者都很关心,认为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①.
非洲黑人来中国,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来看应始于唐代.
1954年在西安南郊唐代斐小娘子墓出土的一件黑人陶佣,头发卷曲,身穿大翻领大袍.
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只有黑人的到来及其活动才有艺术的创造.
在中国文献资料中,非洲黑人有时又称"昆仑奴",而昆仑奴并非专指非洲黑人,同时还指我国海南岛、交趾、马来半岛北部山区以及我国南海近海面色黝黑的人种①,其中尤指尼格利托人(Negrito).
因此昆仑奴指非洲黑奴时必须同下列三个条件联系起来考察.
第一,与僧祗(又译作僧耆,层期,层拔,即Sanjibar)连用者,如公元724年(唐开元十二年)室利佛逝"献侏儒、僧祗女各二②.
"第二,与大食、波斯连用者.
如公元977年(宋太平共和二年)大食遣使"贡方物,其从者目深体黑,谓之昆仑奴③.
"第三,①周去非:《岭外代答》.
②《宋会要·续国朝会要》.
①参见《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4、194页.
①参见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16—32页;艾周昌:《非洲黑人来华考》,载《西亚非洲》1987年第3期.
②《新唐书》记为咸享至开元前,《卅府元龟》卷九七一明确为开元十二年.
③《宋史·大食传》.
与"西海"、"西域"连用者.
如对昆仑奴的来源地加以区别,应该说到中国的非洲黑奴为数很少,且间隔时间很长,不可能存在一条掠卖黑人至中国的贩奴路线.
中国人屡次欲去非洲而未达,但在唐宋时期从陆海两路去非洲的夙愿均已实现.
首次从陆路到非洲的中国人为杜环.
唐与大食的关系一直是友好的.
但在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双方在751年于坦逻斯(Talas,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发生一次冲突,唐军战败,随军的杜环被俘.
他从中亚先到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库法(在今伊拉克境内),随后又去埃及、马格里布(摩邻)访问.
他称赞埃及的医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他在马格里布游历时,阿拉伯人占领马格里布才半个多世纪,因此"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④.
杜环后来从海路经红海、印度回到广州.
他将此行见闻写成《经行记》.
可惜此上已经散佚,仅存片断於《通典》中.
到了唐宋时代,中非交通陆路相对衰落,海路日趋繁荣.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陆路途经众多的国家和地区,经常受到政治动荡和战乱的影响,不安全,且时断时续.
海路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化,能始终畅通,即使一条航线受阻,另一条航线可以起而代之.
第二,在中非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交换商品的种类日益扩大,数量日益增多,瓷器、铜铁这类易碎和笨重的商品猛增.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发掘的瓷器数量大得惊人,迄今尚无精确统计,仅日本小山富夫士用来分类的中国古瓷计达10106片①.
这类体积大、易碎的商品不适宜陆路的骆驼运输,海路用船装载则比较安全,且运量较大,运费低廉.
据测算,一支30匹骆驼组成的商队仅能运载9000公斤货物,一艘海船能装60—70万公斤,相当于200匹骆驼的运量②.
在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商船继续航行于广州与波斯湾之间.
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了阿拉伯人从波斯湾到中国的航线,并说:"大部分的中国船,都是在西夫拉装了货启程的③".
中国航海家在唐代又将中国至波斯湾的航线延伸到了东非.
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记载了这条航线:"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刺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
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
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当海西岸.
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
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
又一日行,至乌刺国,与东岸路合④".
这就是三兰航线.
三兰位于何处,迄今未有定论.
三兰不是达累斯萨拉姆(Dares-Salaam)已确证无疑,①可能是在此港湾附近阿拉伯人早期的另一个居留地②.
贾耽的④《通典》卷193.
对摩邻的地望尚有马林迪(戴闻达:《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第15页);麦罗埃(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3.
P.
193);阿克苏姆《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三说.
①孟凡人、马文宽:《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第5页.
②郑家馨:《古代中国与北非人民的友好往来》,载《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江西人民出版社,第210页.
③《苏莱曼东游记》,刘半农、刘小惠合译,中华书局,第18页.
④《唐史·地理志》.
①见《TanganyikaNotesandRecorts》1966年,第21期.
该杂志的文章认为在1862年桑给巴尔素丹马吉德三兰航线采取倒叙手法.
从位于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三兰国至今也门的席赫尔(Shihr,设国),再经卡勒哈特(Shahr-ikalhat,萨伊瞿和竭国)、苏哈尔(没巽国,即Mezoen的对音,苏哈尔的别称)、磨难港(Qwal-al-Manama),最后到奥波拉(乌刺国,obollah),与从印度到奥拉波的东岸航线相合.
到了宋代,中国航船开始熟悉了阿拉伯人、印度人的印度洋航线,不再傍岸而行,直接穿过印度洋,到达红海两岸.
《岭外代答》记载,至麻离拔国(今阿曼的马赫拉)的航线,从广州发船,乘北风行,约40日到兰里(今亚齐),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至其国③.
据推算,从亚齐穿印度洋至阿曼,总航程2500哩,只需62.
5天④,与其所记大致相符.
《诸蕃志》还叙述了中国至埃及的航线:从泉州出发,四十余日至兰里(亚齐),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可至密徐篱.
⑤密徐篱(Misria)即埃及.
12世纪时,以开罗为首都的阿尤比王朝统治着从叙利亚至也门的红海沿海,所以60余日便可到达红海阿尤布王朝统治的港口,但也不能排除中国船航行到埃及的埃得哈布港.
许多迹象表明,宋代的中国商船航行到东非的频率增加,也可能掌握了从印度直接航行到东非沿岸的航线.
弗里曼—格伦维尔根据桑给巴尔岛卡真瓜一个深珊瑚井中发掘的大批宋钱推断,这些钱币是迷航的中国人埋藏的①.
皮尔斯在《桑吉巴尔》一书中记述,有一支中国船队曾于1270年访问了东非沿岸②.
这些到达东非的船队可能经南印度越过印度洋到东非的航线.
因为,1164年宋朝政府规定,出海商船5个月内返航可以减税,1年内归国不减税,超过1年者要查明原因给予惩罚.
从赢利和不触犯政府规定的角度出发,商船都要寻找捷径.
这可从马可波罗的记载得到佐证,他说,从马拉巴尔海岸开往东非的船只,"船期为二十至二十五天,但返航时要奋斗三个月③".
元朝时中非交通更加频繁,而且出了几个世界知名的旅行家.
一个是中国的汪大渊,另一个是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
汪大渊,江西南昌人,生于1309年(亦有1310,1311年说),20岁时附舶出洋,到了亚洲99个国家和地区.
回国后撰《岛夷志略》:"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
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由于古今译音之别,对汪大渊所到非洲之地的考证多有分歧,但他到过北非和东非许多国家是确定无疑的.
当时统治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1252—1517),正处于繁荣时期.
他称赞马鲁涧(Mamluk的音译)国,"民乐业而富",商业繁荣,"而市无扰攘之患.
"当时统治东非沿海的僧祗帝国为马赫迪王朝,他称层摇罗国(Zanjibar的音命名达累斯萨拉姆之前,为Zaramn人居住的一个渔村,叫Mzizima.
②"阿拉伯人早期到此,见这儿风景秀丽,港湾宁静,可在此自由贸易",故起名萨拉姆(见《外国地名语源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38页.
另外,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姆萨珊尼、姆吉姆维马等地均有中国古瓷发现.
③《岭外代答》卷二.
④参见:孙光訢《郑和是我国开辟印度洋航线的第一人吗》,载《海交史研究》1984年第六期.
⑤《诸蕃志》卷上.
①Freeman-Grenville,EastAfricanCoin-findsandTheirHistoricalSig-nificance(东非钱币的发现及其历史意义)inJournalAfricanHistory(1960).
②Pearce,Zanjlbar,TheIslandMetropolisofEastAfrica(桑给巴尔),London,1920,P344.
③《马可波罗游记》,第238页.
译)"居大食之西南",①比唐宋时期统称东非城邦为"大食诸国",在史地上更为清楚.
伊本·白图泰(1304—1368/1369年),摩洛哥人,出身穆斯林法官世家,21岁时去麦加朝圣,开始游历生涯,到过亚非欧三大洲几十个国家.
1342年受印度皇帝派遣,充任赴华特使,中途几经波折,1346年由海路到泉州.
他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和北京②等地,对中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他写道:"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种水果、五谷、黄金、白银,皆是世界各地无法与之比拟的,""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最精于工艺者",具有绘画天才,中国瓷器,价格低廉,"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中国旅游管理井井有条,"对商旅来说,中国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方".
他证实,当时中国已普遍使用纸币,城市已烧煤,其火力比炭还强③.
由于唐宋以来中非交往的增多,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日益丰富,为中国人绘制比较准确的非洲地图提供了条件.
1311年至1320年间,元代地理学家绘制的《舆地图》已将非洲画成一个三角形的大陆,直到15世纪欧洲的地图才有类似的画法.
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三访非洲,把中非交往推向了高潮.
郑和第四次远航后,麻林(马林迪),不刺哇(布腊瓦)、木骨都束(摩迦迪沙)相继来贡,明成祖乃决定命郑和"偕其使者往报之",乃有第五次(1417年1月至1419年8月)、第六次(1421年3月至1422年9日)、第七次(1431年12月至1433年8月)远航,三访非洲④的壮举.
郑和船队访问了今索马里、肯尼亚等国十几个城镇,如瓜达富伊(葛儿得风)、哈丰角(哈甫呢)、摩加迪沙(木骨都束)、布腊瓦(卜喇哇)、朱巴河口(竹步)、马林迪(麻林迪)、蒙巴萨(幔八萨)等.
郑和船队规模之大,航程之远,组织之严密,技术之高超都是前所未有的.
从1405—1433年间派使臣到中国访问和贸易的东非城邦有马林迪,摩迪加沙、布腊瓦、朱巴和索马里等.
1420年马林迪国王干刺义亦敦偕妻及陪臣亲自访问中国.
国王不幸在福州去世,葬于闽县.
郑和的访问在非洲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至索马里至今还有以郑和名字命名的村庄.
郑和访非也加强了中国和埃及的关系.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曾航行到红海东岸的秩达(吉达)港.
吉达和埃及的埃得哈布港遥遥相对,所以马欢在《瀛涯胜览》卷首有《大宛米昔通行商》的诗句.
米昔(Misr)即埃及,有人推测可能中埃在郑和航行期间有直接贸易.
同时,永乐中,埃及亦遣使来华访问①.
从汉代到明初,中非陆海交通的开辟和发展,促进了彼此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随着岁月的流逝,文化交流从养蚕和丝绸技术,玻璃制造技术等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领域.
丝绸是中非通商关系的最早媒介,也是文化交流的最初内容.
埃及不仅进口中国的丝织品,而且进口原丝进行深加工.
即"常利用中国缣素,解以①《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第360、358页.
②有些学者认为伊本·白图泰未到过北京.
③《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46—552页.
①《明史·西域传》.
为胡绫绀纹②.
"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4世纪在埃及卡乌用中国丝织成的丝织品.
他们用中国丝制成透明的轻纱,可能还向中国再出口,即《后汉书》提到的"杂色绫".
但是埃及人没有提花机,织造不出中国丝绸那样美丽精致的花纹图案.
大约在3—7世纪中国提花机传入了埃及.
丝织机上的踏蹑是中国最先发明的.
埃及原来使用立机,无法装备踏蹑,后来从中国引进平机,装上踏蹑,推动了丝织技术的发展.
①与丝织技术传入埃及的同时,埃及的琉璃和玻璃制造技术也传入了中国.
琉璃于汉武帝时输入中国,《魏略》列举了"大秦出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琉璃".
公元5世纪制造琉璃的技术传入中国,从此琉璃成为中国王公贵族建造豪华建筑的材料.
埃及是最先掌握玻璃制造技术的,丝绸之路打通以后玻璃开始输入中国.
除前述河南发现的亚历山大里亚制造的玻璃瓶外,洛阳发现了亚历山大里亚制造的玻璃珠,江苏邗江东汉墓出土了玻璃残片.
后来中国引进埃及的玻璃制造技术,推动了中国玻璃制造业的发展,这对丰富中国人的日用品和工艺美术的发展都有意义.
唐代以来瓷器成了中非之间贸易的另一项主要商品.
中国是世界上生产瓷器最早的国家,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风靡全非洲.
北非的埃及、摩洛哥、苏丹;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布隆迪、卢旺达;南部非洲的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南非、马达加斯加、中部的刚果(扎伊尔)等都有中国古瓷器和残片出土.
中国的瓷器对非洲人的生活和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瓷器比当时非洲人使用的竹木器、陶器、青铜器更适用、美观、价廉,可以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所接受.
低档的瓷器,大多为日用生活品,用来吃饭、喝茶(水)、饮酒;高档工艺品,它的胎体、造型、色彩、图案富有艺术魅力,成为非洲王公贵族、富商巨贾的供赏品和礼赠品.
埃及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和马木鲁克王朝的宫廷都收藏着大量中国瓷器.
阿尤布王朝的创立者萨拉丁曾将40件龙泉青瓷作为高级礼品赠送给大马士革素丹诺尔丁,以致欧洲人称中国青瓷为"萨拉东".
埃塞俄比亚冈达尔王朝的宫廷用中国瓷盘装饰墙壁.
中国的瓷器还溶进了东非伊斯兰教文化,成为它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不崇拜偶像,明确规定不准用人像装饰建筑物,东非则代之以中国瓷器装饰清真寺和穆斯林墓柱,如大殿的礼拜龛、门道、天花板、墓柱的顶端、柱身和眉腰等.
中国的制瓷技术也传到了北非和东非.
其烧制技术、装饰技术为非洲制陶业所吸收.
"索马里有一种装满美观的饮器至今一直被叫做新纳(sina)①,这是一种中国瓷器的仿制品.
东非模仿中国瓷器的制陶业,不论在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不及埃及.
埃及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生产陶器,但与输入的中国瓷器相比较则相形见绌.
由于瓷器深受埃及人民喜爱,供不应求,因此从法蒂玛王朝开始,埃及工匠便仿制中国瓷器.
一位名叫赛义德的工匠仿制华瓷成功,并传授给弟子.
埃及工匠从器形、釉色、贴花工艺、刻纹都加以模仿,技术和质量日益提高,以至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但它毕竟不是瓷器,仍是陶器,因为埃及缺乏制造瓷器的高岭土.
埃及工匠在仿制中国瓷器时,②杜佑《通典》卷一九三.
①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绸品—绮、绵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①屠培林:《中索人民情深似海》,《人民日报》1962年10月17日.
结合埃及实际,赋予它们以浓厚的伊斯兰风格,如在仿制品上刻上阿拉伯文人名和伊斯兰风格的图案.
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的制瓷业,明永乐—宣德年间专为向非洲出口而生产的双耳扁瓶、双耳折方瓶、方球瓶等,也在瓷器上书写阿拉伯文.
埃及仿造的规模甚大,在福斯塔特发现的近60—70万件陶瓷残片中,大部分是本地出产,而其中又有70—80%是中国瓷器的仿制品②.
中国古钱在非洲许多国家都有出土,其分布也很广,但以东非为最多.
在东非沿岸发现的、共405枚外国钱币中,中国占91%①.
宋代钱币大量输入东非,对活跃当地商品货币经济有一定影响.
正是这一时期,桑吉巴尔素丹阿里·本·哈桑在位时(约12世纪),开始自铸钱币.
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公元751年恒逻斯战役中,阿拉伯人俘获了一些擅长造纸的工匠,在撒马尔汗建立了第一个造纸厂.
约公元900年造纸术传入埃及,10世纪末埃及本地造纸厂生产的纸张取代了自古以来使用的纸草纸.
公元1100年造纸术传入摩洛哥,1150年从摩洛哥传入西班牙,1189年传入法国的赫洛尔,1276年传入意大利,1391年传入德国的纽伦堡,1494年传入英国.
造纸术的传播时间表生动说明中非文化交流的进程以及北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
印刷术也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
刻板印刷在唐代已经盛行,大约于10世纪初传入埃及.
在埃及沙漠出土了50张左右的印刷品,约在900年至1350年间.
它们是用中国的刻板印刷方式,将纸铺在板上,轻轻刷印而成.
火器是古代中国的另一重大发明.
8—9世纪中国炼硝术传入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阿拉伯语称硝为"中国雪",当时只用来治病、制造玻璃和冶炼.
11世纪中国正式用火药这个名称.
公元12—13世纪中国发明火箭,即利用火药喷射,推箭上升.
1225—1248年火药由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
用于军事目的的火药则是在1260年传入阿拉伯的.
埃及阿尤比王朝打败蒙古军队,用蒙古俘虏中的工匠制造火药.
13世纪末中国火箭也传入了埃及.
阿拉伯语称烟火为"契丹花",火箭为"契丹火箭".
非洲国家特别是埃及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埃及著名天文学家、希腊人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约在宋元时期传入中国,该书阿拉伯文名《麦哲斯帖》(Al-majist),中译为《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
另一位埃及天文学家伊本·优努斯在开罗天文台根据实测的结果,制定了《哈基木历表》,元代传入中国,为中国天文学家郭守敬制定授时历提供了参考.
在医学领域,杜环访非时就记述了埃及"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①"元代正式设立回回医官,推广阿拉伯医学.
明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载:"有回回医官,用刀割开额上,取一小蟹",这反映了中国脑外科手术与埃及医学的渊源关系.
以服牛乳补虚破气之方,也可能是经伊朗传来的埃及药方,《千金翼方》云:"波斯国及大秦甚重此法,谓之悖散汤".
元代之前,中国制糖沿袭唐朝时从印度传入的熬糖法.
元代时埃及开罗②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①Freeman-Grenville.
opcit.
①杜佑《通典》卷193.
人向福建永春(Unguen)传授"木灰精制食糖的方法",②从此中国出产的蔗糖,"其质量较之埃及蔗糖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③象牙、犀牛角,玳瑁和香料是东非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对中国社会生活、工艺和医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象牙不只是产于非洲、但以非洲所产者最佳,其株端直,其色洁白,品质优良.
象牙除了解笏造带以备官僚使用外,还能制造各种器皿和象牙雕刻工艺品.
犀牛角和玳瑁也不只是来源于非洲,但中国也从东非大量进口.
这两种产品除用作装饰品外,可以入药治病.
"犀牛角,味咸,治百病④".
玳瑁可治疗"卒中不语"之症,即脑血管意外.
香料是非洲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主要有乳香、没药、龙涎香等.
宋代泉州湾沉船中的乳香,经化验证明为索马里产品.
①宋代,特别是南宋皇室官僚和富商大贾盛行薰香,在室内、帐内、车内、轿内到处薰香,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
②香料还用于化妆品、调味品和入药.
到宋代中医始知乳香有活血、止痛之功效,制成各种丸、散、丹,供吞服或外敷.
没药也是重要的药材之一,可活血止痛.
中非两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产生的各种差异使古代中非文化交流日益发展.
由于自然条件不同,非洲和中国都培植了不同的动植物,这就构成了互相交流的基础.
原生于非洲的草棉、葡萄、西瓜传到了中国,而中国原产的桃、杏等传到了非洲.
在文化交流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照抄照搬,而总是有所选择、加工以至改造和提高,甚至更优于输出者.
反过来,输出者再向输入者学习,如此则不断推动古代中非经济和文化发展.
②Un-guen又有译为尤溪者.
③《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45页.
④《太平御览·药部》.
①《海交史研究》第4期.
②《老菴学笔记》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