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亨特兄弟

总第1期2013年5月15日>>2049论坛洞见高见远见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满清灭明;英国工业革命、乾隆盛世-闭关锁国;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共产党宣言》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上4组大事,都发生在世纪中叶:分别是17、18、19和20世纪的中叶.
现在,我们正走向21世纪中叶.
那么,这个以公元2049年为节点的时期,中国和世界将会发生什么"新中国100岁"的背后蕴含着什么——最重要的,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捕捉了当年若干个被史学家忽略的"末端小事",并从中发现了掀起未来波澜的机缘.
"高和2049论坛"亦致力于从当下的种种,窥见未来些许端倪.
在这里,你也许难见吸引眼球的标题和情绪化的宣泄,但必将不乏洞见、高见、远见.
我们希望与你心有灵犀,一起走向2049.
中国商业地产基金的领跑者导读专稿>中国当前经济相当于日本的1973文/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如果意识不到中国经济在下移,再人为打兴奋剂,依靠政府投资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未来中国经济有一天会走向大萧条的智库>黄金值不值得投资文/ClaudeB.
Erb(美西部信托公司前大宗商品投资组合经理)CampbellR.
Harvey(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金暴跌,你害怕还是兴奋关键是我们如何判断黄金未来的价格走势.
本文作者以严谨、细致、全面的研究,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估值方法城镇化发展已经透支文/李迅雷(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瑞明(海通证券策略高级分析师)今后城镇化率越上升,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高.
这将酝酿新的变局.
与对这个议题发表意见的其他人不同,作者是在对中国10个城镇做了微观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民企投资非洲:神话背后的现实文/申晓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资深访问学者)上世纪80年代,掀起第一轮对中国大陆投资浪潮的并不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而是来自香港、台湾和亚洲其它新兴经济体的众多中小企业.
目前,非洲面临同样的机会中国中近期社会动荡可能性的研判文/吴忠民(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主任)别的国家和地区出现过的社会矛盾问题,中国现在基本都出现了,而别的国家和地区不曾有过的社会矛盾问题,中国现在却出现了不少.
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矛盾问题有增无减,呈现出一种迅速扩张甚至是加速度扩张的趋势信睿智库下期《高和·2049论坛-智库精选》将于5月底出品zhangchen@gohighfund.
com征订信箱1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近期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7.
7%.
在这之前,海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经济都比较乐观,他们估计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会超过8%.
结果第一季度数据公布之后,媒体都认为是我说得对.
我不是悲观派,我只是根据自己的一些判断提出自己的看法.
2008年下半年这场实体经济的衰退,是1929年—1933年之后的第二次实体经济大衰退,导致的结果是整个美国经济在一年中萎缩了16%,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
这种情况还是1929年大衰退之后的第一次.
美国经济很快就会有一个复苏,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恢复性的增长.
到2011年,整个美国家庭财富一直处于萎缩,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
美国,基本处于一个温和复苏的状态.
欧洲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形势不容乐观.
日本经济仍处于衰退之中.
在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衰退、复苏步履维艰的同时,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这四个金砖国家的经济一直都处于下行.
2013年会怎样我估计汪涛、彭文生、马骏等可能认为今年经济会过热,但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是处于一个衰退期.
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人均GDP的增加幅度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经济开始有了小的抬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又有一次启动;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有了快速增长,增长幅度之高,可以称之为过去十年经济的黄金时代.
但是从2006年、2007年左右开始,中国潜在生产率在下降.
这也决定了,为什么我的一个判断是未来中国经济正在下一个台阶.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从短期看,中国的经济还不会太差.
按照广盛证券我的一个学生做的研究,中国经济大约每四年有一个去库存化的周期,随着每个周期都有一轮复苏.
201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有一波去库存化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短期之内中国经济不会有太大问题,但2014年之后怎么样,每个人的判断就都不同了.
最近的PPI数据显示,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为负,说明制造业仍然不是太景气,甚至可以说比较箫条.
而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稍微有了一些抬头,原因是什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每月贷款量接近一万亿,再加上融资五六万亿,是这么大的代价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21世纪以来一轮大规模的由各级政府所推动的基建投资的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虽然国家"十二五"规划部署的基建投资未来数年仍有一定增长潜力,但地方政府负债率已经很高了,加上经济增速下滑所导致的税收增收减缓而民生类支出压力较大,局部地区风险约束明显增加,因此各级和各地由政府所推动的基建投资扩张的能力受到限制.
中国经济大约每4年有一个去库存化的周期,随着每个周期都有一轮复苏.
201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有一波去库存化进程21世纪以来一轮大规模的由各级政府推动的基建投资的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2出口方面,尽管过去中国的外贸出口量屡创新高,但这几年外贸出口对GDP的贡献这三年基本是负的.
在美国、日本、欧洲经济仍然处于步履维艰的复苏情况下,中国的外贸出口可能还会有上涨,但不会太高.
所以外贸出口对中国经济GDP的贡献可能是负的.
那只有依赖消费了.
但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消费增速也在下降.
《华尔街日报》做的"李克强指数",用电量和铁路运输量都在下降.
所以从这些数据来看,GDP能达到7.
7%还是很高的.
几年前我讲了一个观点,判断中国经济的状况要看所有企业的边际收益率或平均收益率.
我们发现,大部分企业的中国企业投资收益及非主营业务利润率都是负值.
比较明显的是,无论是国有企业、上市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的利润都在下降.
这一点也表明了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下行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城市化给予了很大的希望.
但我认为经过三十年的增长,中国经济已经走到这一轮工业化的中后期.
中国的城镇是军事据点,而城镇化超过15%之后是工业化的结果,也就是工业化推动了城镇化.
无论是欧洲、日本,还是中国,一轮工业化发展之后,城镇化在快速发展,如果工业化到了中后期,城镇化只有减速而不是加速.
在这种情况下,靠城镇化和西部发展来维持8%的经济增速真的是"望梅止渴"和"画饼充饥",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
原因是什么呢从人类近现代和当代经济史来看,在欧洲近代崛起中,工业化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先是有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然后进入中速增长期,最后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时期.
观察1957年-2009年日本GDP的增长轨迹发现,从1957年到1974这期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8.
89%.
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经济的放缓并非逐步进行的,而是不断地下台阶.
1974年-1992年,平均增长约为4.
29%.
增长趋势到1990年结束,然后陷入了现在的"日本病",平均增长仅有0.
85%左右.
日本经济下了三个台阶.
将中国内地同亚洲其他国家和经济体(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进行比较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甚至从最高时期的增长骤降至4%-5%.
我判断中国经济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另一个依据是产能过剩.
观察日本经济在1996年出现了"日本病"之后,其产能过剩率大约在32%-33%,然后发生了经济危机.
同样韩国经济也是在产能过剩率达到31%-32%之后,1996年发生了一次危机.
目前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率在31%左右.
这表明中国经济在面临着一个长期下台阶的阶段,也是我判断中国经济到了工业化中后期一个主要数据.
通观人类一些国家的近现代和当代史,反观中国经济目前的整体发展阶段,我有一个不甚成熟的判断:目前中国经济大致相当于日本经济在1973年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日本在1975年所面临的情形,即正在从一个高速增长期,逐渐向一个中速增长期移位.
如果意识不到中国经济在下移,再人为打兴奋剂,依靠政府投资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未来中国经济有一天会走向大萧条的.
到所有的企业基本上都不赚钱了,政府投资也就更不赚钱,谁来还账等到还账的时候,可能大箫条就来了.
理性地让中国经济下行,可能比继续人为推动经济增长对中国长期更加有利.
目前中国经济大致相当于日本经济在1973年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日本在1975年所面临的情形等到还账的时候,可能大箫条就来了(韦森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根据作者在"高和-2049发展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编辑,未经本人审阅)3目前,全球的股票和债券市值已经达到了90万亿美元,主要由个人或者机构投资者持有.
以当前价格计算,全球黄金存量大约为9万亿美元,而市场上的投资者持有不到2万亿美元,市场可交易量不足全球总量的20%.
如果投资者想要获得更多的黄金,就必须出足够高的价格,才能吸引持有者有动力出让黄金,而这势必会推高其名义、甚至实际价格.
从1999年到2012年,黄金的价格一路飙涨,年增长率达到15.
4%,而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分别提高了1.
5%和6.
4%.
不菲的收益率使得黄金相对于股票、债券、房地产成为更受人们欢迎的投资品.
一些研究运用黄金的历史收益对长期预期收益进行了预测,发现黄金收益并不存在13%的长期实际年增长率(考虑到美国每年还存在2.
5%的通胀率).
因此,关于黄金投资收益的争论就存在两派观点:一方认为,当前的黄金已经和历史上的郁金香、网络、房地产一样,出现了价格泡沫;另一方则认为,由于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超发政策,国债收益率已经不再是安全资产,无法和黄金相提并论.
尽管存在各种争议,看好黄金的人们一般都会认为,黄金具有抗通胀、保值、避险、高收益以及事实的世界"货币"等特性,各国央行或者投资者对黄金还有源源不断的需求.
然而,本文从不同视角分析黄金的这些特点时,发现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各种观点都存在一些片面性.
第一,黄金具有抗通胀的特点.
从1975年1月到2012年5月,黄金价格和美国CPI指数的关系表明,随着CPI指数的上升,黄金价格也同向上涨.
这似乎可以说明黄金具有抗通胀的特征.
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发现黄金价格是围绕着CPI上下波动的,剔除掉通胀因素之后,黄金的名义价格并非始终与其实际价格保持一致.
以当前的CPI指数为参照标准,黄金的价格应该在780美元/盎司.
黄金的名义价格与CPI指数(1982-1984年为基数)的比值在1975年1月是3.
36(类似于黄金的实际价格),1980年1月达到最高值8.
73,2001年3月降为最低值1.
46,而长期趋势值是3.
2.
照此计算,2012年3月底,黄金的实际价格已经达到了7.
3,接近于1980年的水平.
在1980年达到高点之后,黄金的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都大幅下跌,进入了长达20年的熊市.
如果历史规律可以重演,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黄金价格也会跌入漫漫熊市之中呢黄金的价格不仅波动很大,而且短期内抗通胀的效果也不尽对于10年以上的收益率来说,黄金并不是对冲通胀的有力工具不菲的收益率使得黄金相对于股票、债券、房地产成为更受欢迎的投资品4如人意.
通货膨胀分可预期的和不可预期的两种.
如果一种资产能够同时预防这两种类型的通胀,投资者必然会趋之若鹜.
而历史说明,黄金价格的变化率和未预期到的通胀之间并没有正向相关性,因此,黄金并不能预防不可预期的通胀.
而研究也表明,黄金并不能长期对冲掉通货膨胀的风险.
对于10年以上的收益率来说,黄金并不是对冲通胀的有力工具.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是大家常用的分析方法;均值反转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黄金当前的实际价格已经达到1980年的高点,而在1980年之后,黄金的价格陷入长期下跌中.
这是否也意味着黄金在未来十年也会出现每年-10%的年度收益率呢无论投资者能否意识到,对黄金的投资就像对未来的赌博一样,两者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一味地醉心于根据历史故事来推断未来的走势,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总之,黄金通常在短期内难以充当抵抗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的工具,长期内也许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时间必须足够长,有可能穷尽投资者的一生都不够.
第二,黄金相对于各国发行的"法币"来说,具有保值的特点.
本文利用历史月度数据,对七个国家货币的汇率与黄金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发现:首先,回归系数是负的,这说明了各国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时,黄金价格是上涨的,正好可以对冲美元贬值.
其次,各国的回归系数,平均值非常小,大概是-0.
15,这说明黄金价格对币值的影响并不是非常大.
再次,可决系数R^2并不是很显著,这说明黄金收益率和货币收益率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货币跌-黄金涨"并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本文通过1975年以来,8个国家(澳、加、德、日、新西兰、瑞士、英、美)以本国货币衡量的黄金实际价格走势的分析发现,这8个国家的黄金价格几乎是同步涨跌,与各国货币汇率相关性不强.
因此,很难通过货币币值的变动来说明黄金实际价格的波动.
第三,和低收益的资产相比,黄金具有可观的实际收益率.
一些人持有黄金的理由是黄金相对于收益率较低的资产而言,具有可观的回报收益率.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名义或者实际利率下降时,黄金价格会上升.
本文对黄金的实际美元价格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历史走势的分析发现,当利率上升时,黄金价格下降;国债的收益率下降时,黄金的价格就会上升,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
82.
然而,本文使用英国更长期的国债与黄金价格的数据做类似分析时,相关系数就变为-0.
31,这意味着英国国债长期收益率对黄金价格的影响有限.
第四,黄金具有避险的特点.
一般情况下,避险资产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社会动荡或者经济危机发生时,能够保持稳定的价值;二是在社会动荡或者危机发生时,避险资产能够便捷地获取,也就是具有足够的流动性.
通过对美国股票和黄金收益的分布分析发现,在经济萧条时,黄金并不是可靠的避险资产.
至于成为避险资产的第二个条件—流动性问题,我们可以参考著名的"豪克森钱币"案例.
这个典型案例意味着黄金也不是具有完全流动性的避险资产.
如果把未预期到的通胀看作通货膨胀的风险,而把超级通货膨胀看作小概率通胀风险.
那么黄金能够对冲超级通胀情况下的小概率风险吗一战之后魏玛共和国发生的超级通胀的经典案例也表明,黄金也不可能完全抵抗超级通胀的小概率风险.
从56个国家发生超级通胀的历史经验来看,即使遇见到超级通胀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一,也不能保证所持有的黄金的实际购买力不下降.
第五,黄金具有事实上的世界"货币"特征.
当所有的国家都退出金本位制之后,黄金就不再具有世界货币的特征了.
比如,5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使用黄金来缴税、购买生活日用品都不是很方便.
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分为M0、M1、M2、M3四种口径.
如果把黄金的影子价格定义为货币供给与官方黄金储备的比重,那么使用基础货币计算的黄金影子价格为1000美元/盎司;使用M1计算的影子价格为8000美元/盎司;使用M2计算的影子价格为37000美元/盎司.
这意味着黄金的影子价格要远远大于当前的名义价格.
"影子价格论"还意味着,黄金的影子价格相对于现实价格越高,美国面对的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大.
第六,各国央行或者投资者对黄金有源源不断的需求.
相对于其他论点,"持有不足论"也许是支持黄金价格上涨最具说服力的一派.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多少黄金,当前的黄金究竟在谁手里,黄金未来的需求趋势是什么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估算,当前全球已经开采的黄金大概有171300万吨,地下还可以开采的储藏量大概有51000吨.
也就说,全球的黄金总量中,我们已经开采了76%.
根据美国地理协会估算,自1900年以来,黄金的年开采量约为2500吨.
如果按照这样的开采速度,黄金大概还可以开采20年.
目前,黄金的需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装饰、投资和工业用金.
其中,装饰用金大概占全球已经开采总量的50%,投资需求占18%,工业需求大概占12%.
随着黄金价格的波动,以上各种需求的规模会有所变化.
各类需求的价格弹性各不相同.
首饰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
24,如果再考虑到收入和人口因素,那么这个数字有可能高估了;投资需求弹性为0.
98,工业需求弹性接近于零.
同样有趣的是,黄金的矿产和再生金产量对价格变化都是不太敏感的.
2001-2011年,投资需求上升非常快,类似于吉芬物品和韦伯伦商品,其与一般的需求规律相背离.
这说明了投机炒作的可能性比较大.
全球黄金的最大买家来自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
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全部以黄金资产的形式持有,中国在1995年就应该持有6000多吨黄金,而到目前就应该额外购买66000吨,相当于世界三分之一的黄金储量.
如果中国确实要这么做,必然会推升黄金价格.
然而,在外汇储备总额固定的情况下,随着黄金价格的上升,中国实际购买到黄金的实际量将会下降.
因此,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导致中国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提高了其他黄金持有国的财富总量.
随着中国黄金持有量的不断囤积,迟早会像亨特兄弟试图垄断白银市场的努力一样,导致价格泡沫.
中国是否正在加速购买黄金呢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估计,中国的黄金持有量确实上升了,但是仍然低于SPDR黄金信托的持有量,未来必然还会上升.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同时,也是世界上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
如果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一定要按照GDP总量或者人口总量这些指标衡量,来和美国、瑞士等国家攀比,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前金砖国家的黄金储备总量2457吨,如果根据美国黄金储备和GDP的比例进行衡量,金砖国家的黄金储备总量将会增加到6233吨;如果以美国的人均持有量为标准衡量,金砖国家的黄金储备需求会增加到77811吨.
同样的,如果按照瑞士的以上两个标准进行衡量,金砖国家的黄金储备需求会分别增加到22191吨和415812吨.
我们发现,近年来,黄金需求结构中,只有投资需求显著地上升,而这与投机机构的炒作不无关系.
如果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按照美国、瑞士等国家的标准来持有黄金储备,那么世界的黄金储备总量是远远不能够需求的,因此,最终只会导致黄金价格泡沫.
(ClaudeB.
Erb系美西部信托公司前大宗商品投资组合经理,CampbellR.
Harvey系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本文英文原文于2013年4月发表于NBER网站)中国是否正在加速购买黄金呢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估计,中国的黄金持有量确实上升了,但是仍然低于SPDR黄金信托的持有量,未来必然还会上升6在经济增速回落的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今后10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而城镇化再度被主流观点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或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个别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城镇化是让中国经济未来20年年均潜在增长率达到8%的主要理由.
而在10年之前,大家公认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却有三大动力:世界工厂、城镇化和消费升级,因此,需要从实地调研、量化分析、国别经济发展比较等角度来客观评价城镇化的功效.
为此,我们首先对中国10个城镇做了微观调研(4个大城市,3个中小城市,3个县村).
在微观事实的基础上,我们拉开视野,用宏观数据(非农就业)量化城镇化实际空间,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城镇化与经济前景的关系;并从体制角度分析城镇化的市场功效.
最后,我们思考新型城镇化变局.
现状:三大透支、两大亮点以十年周期看,2000年后的城镇化有明显的"人造城镇"痕迹,这与90年代东南沿海以出口工业支撑的城镇化有显著不同.
90年代是"自下而上、经济自发、民间外资资本驱动、良性循环";2000年后是"自上而下、人为造城、政府驱动".
人造城镇模式其间经历了2009-2010年的跨越式高峰.
之所以大发展,宏观背景是1998年国企破产改革后,地方政府逐渐替代国有企业,成为履行国家投资的主体.
微观机理是"逆向激励",即超规模发展的债务风险由政府承担,但"跟不上速度"的职业风险则由官员自身承担.
人造城镇模式发展了10多年,至今已呈现三透支现象.
第一,透支地方政府财力的透支.
鉴于土地财政盈利难以为继,地方政府事实上已从早期的"利润经营"转变为现在的"高负债经营",过高负债透支了未来财力.
而创新型融资的出现,恰说明了眼下地方的"资金饥渴".
第二,新城区的"产能过剩".
从中国20多年的城市化案例看,基本存在"10年再造一新城"的规律.
即扩建1倍新城,从初建到真正景气成熟,至少需要10年时间.
反观近年来,各地动辄1-2倍的新城区扩张,以现有的自然经济、城市公共资源,不足支撑如此快速扩张.
由此边缘新城区出现"空城"、"半空城"现象,这就是所谓的"新城区产能过剩".
第三,住房消费的阶段性透支.
2009-2010年房市呈现"双高峰"特征:房价上涨高峰、购房集中释放高峰.
房价上涨趋势中,消费者普遍存在"买涨不买跌、再不买就心慌"的心态,购房需求集中释放,甚至提前释放.
住房消费透支,是从两个角度观察得知:对于"货币购买"群体,70%人表示,现在已基本购置完毕,未来几年不会着急购房;对于"资产置换"群体,农村的"宅基地换新房"少则1、2套,城中村的"拆迁补偿"多则5、6套,这些群体更不会考虑新增购房.
虽然长期的、缓释的改善性需求始终存在,但从几年周期看,经过2009、2010创新型融资的出现,恰说明了眼下地方的资金饥渴从中国20多年的城市化案例看,基本存在"10年再造一新城"的规律.
即扩建1倍新城,从初建到真正景气成熟,至少需要10年时间7年的集中释放,住房消费呈阶段性透支现象.
"两亮点"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和农村土地可流转试点.
第一,产业转移提升内地就地上班农民工净收入.
前述的后发展中小城市以工业招商为龙头,推动城市化进城,是发生在中国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的.
2008年前后,中国产业转移两个方向:一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如服装、制鞋、玩具,主要向东南亚国家转移,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内地的1/3,且人口多,有港口,上下游配套逐步健全,这种转移几乎不可逆.
另一种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如造纸、金属冶炼加工、化工等,主要向内地转移,因为这些行业仍需依靠水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
当然,这两种转移只是大致方向,其中也有交叉.
第二,试点农村土地可流转提升农民资产性收入.
城镇化建设,最早的方法是"土地征用",这种情况因地方经济、地段差异,补偿差异很大.
这几年各地开始试点土地可流转;更进一步的还有"双置换",即"宅基地置换城镇商品房,承包权置换城镇社保".
从农民的角度看,他们喜欢"双置换"这类模式.
土地可流转不仅提升了农民的资产性收入,因为有了更长期的保障,也改善了其消费倾向.
从政府成本看,双置换成本最高,因为已经不是一次性的货币补偿了.
所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相对来说推行的会多一些.
当然,土地可流转后,政府也可以共享收益.
总的趋势看,越来越多的省份在试点土地可流转.
变局:后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一、中国或已步入城镇化的后期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化率为51%,这是按常住人口概念计算的,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按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0%左右,这两个数据都预示着中国城镇化之路还可以至少延续20年(即城镇化率达到70%).
但如果换一种角度,去农村调研看看中国的"农村化率",会发现农村的青壮年人口已经非常少了,而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这是否意味着城镇化率较高呢笔者发现官方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被大大高估了.
如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
66亿,扣除城镇从事第一产业的360万人之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约为2.
62亿.
但这2.
62亿农村劳动力中,究竟有多少是全职从事农业劳动,又有多少是兼职从事农业劳动,官方并没有作出说明.
但从农民纯收入的构成看,有接近40%的收入是工资性收入,可见有很多被纳入"第一产业劳动人口"的,实际上主要是从事非农职业,而这部分人的数量约有8000万.
笔者最后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农村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大约只有1.
6亿左右,比官方数据少一个亿,而未来农村可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大约只有4000-6000万.
这意味着,到2020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大致结束了,目前中国或许已经步入城镇化的后期.
这个结论可以找出各种佐证:1、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降至10%左右;2、民工荒现象的持续出现;3、城乡之间超过3倍的收入差,决定了农村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没有理由继续从事农业劳动;而城镇从事环卫、园林等行业的低收入劳动者的老龄化现象,也证明了农村老年劳动人口也已经向城镇转移.
4、中国农民平均年龄快速上升,目前应该在50岁以上,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人口的年龄日益靠近.
如果城镇化不以常住人口(在某地居住六个月以上)的概念来划分,而是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就业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则如果换一种角度,去农村调研看看中国的"农村化率",会发现农村的青壮年人口已经非常少了,而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这是否意味着城镇化率较高呢8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了.
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憧憬的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因素,其动力已比较有限.
二、"后城镇化"可能蜕变为经济增长的阻力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是,从拉美和南亚这些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看,他们的经济停滞不前,但城市化率却仍在提升.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13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进入高收入行列.
可见,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当经济增长到了一定阶段,都会遇到发展的瓶颈,而城市化本身只是工业化的结果,而未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回顾中国30多年来的城镇化过程,支撑城镇化的主要是工业化,而工业化之所以能如此迅猛地推进,一是靠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二是靠行政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过去30年中,政府和企业从劳动人口中获得的多、付出的少.
那么,今后10年,这两个占比都将掉头向下,这也意味着全社会储蓄率水平下降,投资率也相应下降,进而让经济增速进一步放慢.
有人说城镇化会导致更多的购房等消费需求,从而成为拉动经济的最大内需,那么,为何过去30年的城镇化过程没有让农民工成为买房群体呢统计显示,农民工在城镇的自有住房拥有率只有0.
7%,几乎等于零.
而未来面对高房价,农民工更没有购买能力,只有靠政府提供廉租房等公共产品,而目前政府所能提供的保障房连城市户籍的低收入群体都难以完全满足.
这意味着依托城镇化毫不费力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今后城镇化率越上升,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高.
而且比较发现,中国城镇化过程更接近拉美及南亚国家的特征.
这应该足以引起警觉,即中国进入后城镇化阶段后,如果不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不仅经济增速会放缓,还有可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行政区划体制下的城镇化难以优化资源配置城市的形成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交通便利、资源充裕的优越地理环境自然形成的人口密集区;二是经济发达、产业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三是依靠行政权力建立起来的区域.
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行政责任和权力,中国的城镇化过程错综复杂.
东部经济的率先发展,导致中国过去30年来人口不断往东部流动,但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下的行政性城镇化,则导致了投资向西部倾斜.
过去10多年中,被批准的区域振兴规划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数量众多,覆盖了全国各地.
尽管这些规划的推出都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但过去的经验表明这些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
更让人担忧的是,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下的城镇化,不仅容易导致规模不经济,而且容易造成产业同构化和产能过剩.
中国快速城镇化经历了30多年后,所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矛盾也愈加尖锐,故未来的城镇化过程应该是风险大于收益,困难多于机遇.
尤其在缩小贫富差距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要挑战政府的财政能力底线.
此外,未来的城镇化过程能否做到去行政化也非常关键,否则城镇化所带来的成本和压力,与过去相比将不堪忍受.
因此,未来的城镇化恐怕难以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仍然绕不开改革.
(作者李迅雷系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瑞明系海通证券策略高级分析师)依托城镇化毫不费力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今后城镇化率越上升,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高92012年8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几乎毫无掩饰地对中国在非洲发展的作用提出批评,号召非洲国家防范那些"进入非洲贿赂官员,掠夺资源而去"的国家.
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立即通过《卫报》进行反驳:"克林顿关于中国出于自身利益榨取非洲财富的言论完全不符合事实.
"从中国、六个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加纳,以及利比里亚和卢旺达)和公司采访中得到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克林顿还是新华社都不尽正确.
事实上,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远非单一僵化,而是越来越有活力.
民营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营投资者的行为必然受自身利益的驱动,即:利润.
但是,如果妥善利用,这种投资可以为东道国创造真正的经济机会.
中国商务部数据表明,至2005年底,只有52家中国民营对非投资项目在商务部注册.
到2011年底,这个数字已增长到923个,在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正在运行的1586个总投资项目中占到了颇有分量的55%.
从投资领域来看,民营项目和国有企业项目显示巨大差别.
民营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36%)和服务业(占22%).
国有投资项目则集中在建筑业(占35%)和资源开采上(占25%).
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只有6%集中于制造业.
而在采矿业方面,民营企业的投资正逐渐上升,已达其总投资的16%.
中国商务部数据还表明,在全国对非投资中,浙江省最为领先,之后是山东省和江苏省.
这些都是中国沿海发达省份.
显然,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疲软,国际订单萎缩,加上当地劳动力成本不断增长,这些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越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从来自非洲东道国的数据中发现,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实际投资项目数量实际上远远超过中国商务部统计.
六个国家的数据均大于商务部数据3-4倍.
非洲东道国数据还表明,中国投资项目绝大部分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44%)和服务业(占40%).
此外,中国项目大多为中小型,项目投资平均规模不到400万美元.
同其它外来投资相比,中国项目的产业分布和规模大小非常不同于来自欧美的项目,倒是同来自其它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如印度、南非)有诸多相似之处.
参与调查的六个非洲东道国政府一致认为中国投资对它们的经济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
尤其在创造就业机会上的贡献是毋庸质疑的.
然而,关于中国投资对当地工业化的影响,东道国政府持有不同观点.
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资金和技术的输入对当地发展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企业带来的竞争会对国内企业的发展构成消极影响.
此外,他们还认为,或许是因为语言和文化障碍,或许是由于浓烈的家族企业传统,中国企业同当地商业缺乏足够的互动.
东道主国家一致对中国企业内部的技术转移表示失望,有一些国家还对中国企业过低的劳工与环境标准表示忧虑.
调研中笔者对有关中国企业进行了一系列访谈,以帮助了解它们在非洲投资的动机.
研究发现,大多数进入非洲的中国企业从属于夕阳工业.
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这些企业曾经辉煌过,然而随着中国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它们的发展面临困境.
大多数进入非洲的中国民营企业从属于夕阳工业.
这一发现对中国和东道国政府都有重要的政策含义10正是这些"次级"投资者给中国带来了最初的外国资本和技术,并帮助中国加入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体中发掘自身比较优势虽然到遥远的非洲创业既艰难又存在很大风险,但对那些寻求持续发展的企业而言,转移势在必行.
这一发现对中国和东道国政府都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首先,它说明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涌现,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民营企业对市场变化的一种积极反应.
或者说,中国发展的成功亦为自己带来新的挑战.
今后十年里,中国企业要保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必须在工业价值链的阶梯上努力攀登,不能原地踏步.
成功的关键将在于产业结构重组和技术创新.
对某些产业而言,向低收入国家转移能帮助一些企业起死回生,保持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活力.
对非洲而言,中国民营投资的到来是一个好消息.
对那些想要从资源型经济转变为工业化社会的国家来说,正迎来一个重要机遇.
工业化进程包含很多步骤,中国企业带来的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型制造业给这个进程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第一步.
这类产业不仅容易被低收入国家吸收和适应,而且能帮助他们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实现自身的潜在比较优势.
不断发展的全球工业转移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
中国经济腾飞初始曾从中受益匪浅.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掀起第一轮对中国大陆投资浪潮的并不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而是来自香港、台湾和亚洲其它新兴经济体的众多中小企业.
正是这些"次级"投资者给中国带来了最初的外国资本和技术,并帮助中国加入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体中发掘自身比较优势.
这种发展模式国际上被称为"雁型"发展.
最早由二战后日本经济学家提出,倡议日本利用西方国家工业转移的趋势追赶西方国家,同时日本又可以同样的模式带动其他亚洲国家工业起飞,就好似大雁以梯队飞行一般.
八十年代,哈佛大学教授路维尔斯提出"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理论,进而强调南-南投资的重要性.
近年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指出由于新兴市场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短距离差别,后者从前者那里吸取经济合作的利益比从高度发达国家那里寻求合作更可行.
据此理论,林预测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的不可避免的工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必定从这些国家向外转移,这将为全球包括非洲在内的欠发达地区提供重要机遇.
可见,非洲面临和中国20年前相似的机会.
然而,没有耕耘就不会实现潜在的利益.
尽管中国企业对非洲的兴趣越来越浓,对非投资目前仅占中国整体对外投资的极小的2.
2%.
大多数中国企业对非洲仍抱有诸如"遥远偏僻"、"贫穷落后"、"投资环境恶劣"等看法.
要获得更多的中国投资,非洲政府需要以强有力的手段消除投资者的担忧,例如在基础设施、政策稳定和管理效率等方面加以改进.
还应该努力提高管理透明度,确保政策被合规实施而非任意滥用.
尤其是,口碑对中国投资者特别重要.
一个投资者如对投资满意,就可能引来5-10个新的投资者.
因此,东道国想要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就应该先为那些已经在本国投资的企业做好服务.
最后,提升技术转让和加强同当地企业的商业联系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这也恰恰是东道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合作的方面.
毕竟,只有更好地融入到所在国经济中去企业才会长远成功,并且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的长期利益.
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决策.
(作者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资深访问学者)11中国的中近期(15-20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经济本身的一些痼疾仍未完全根除,由于社会建设的薄弱,由于民众利益诉求的急速增加,由于社会矛盾问题本身的演化规律,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的扩张很有可能会达到峰值.
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对整个中国社会必定会产生全方位、大幅度的负面影响.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是否会引发社会动荡,是否会使中国的发展陷入停顿的状态.
许多人都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因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重要意义.
中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纠纷和社会冲突现象(如各种群体性事件),这一点学界几乎都认同,但会不会发展成社会动荡多数学者认为,在中国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大.
如孙立平、于建嵘、郑永年、沈大伟以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智库,都持类似观点.
王绍光等人则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他们的探讨很重要,但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一,很少有人将中国的社会动荡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议题进行研究,而只是在研究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时将社会动荡问题附带进行探讨,因而这种研究往往缺乏系统性.
其二,大多数学者对于社会动荡本身的界定和解释都不够明确,而只是笼统地将社会动荡与社会不稳定等同起来.
其三,对于社会动荡的主要影响因素的探讨不够全面.
比如,对于诱发中国社会动荡的现实因素和主要变量考虑得不够全面,对于中国应对社会动荡的有利因素几乎没有加以考虑.
社会骚乱与社会动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使得不少人误认为两者是一回事.
社会骚乱属于"中度"的社会不稳定现象.
尽管社会骚乱会使一个国家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还不至于造成具有颠覆性的全面混乱、完全失序的社会局面,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还不至于在总体上陷入中断的境况,而且,经过人们的努力,总体上的社会经济正常秩序能够得到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还能够继续下去.
狭义上的社会动荡专指"重度"的社会不稳定、不安全的现象.
与社会骚乱相比,社会动荡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颠覆性,激烈对抗性,大面积毁坏性.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呈现出这样几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社会矛盾问题呈现出一种"并发症"的状态.
第二个趋势是,社会矛盾问题的连带性很强、波及面十分广泛.
第三个趋势是,社会矛盾问题有着很大的生长空间.
从长远看,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着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否公正、合理和协调.
社会结构的不公正不合理是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但不见得是直接的诱发因素.
在某种不公正不合理社会结构给定的情况下,是否会出现现实的社会动荡局面,取决于很多具体的重要影响因素(变量).
影响社会动荡是否发生最为主要和直接的变量,显然是来自社会整合层面上的变量.
除了社会整合状况方面的变量之外,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以及民众基本生存状况这样两个方面的重要变量不能被忽视.
政府的各个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在大的方面尚没有挑战上级政府特别是挑战中央政府的勇气和能力精英群体之间在中近期几乎不可能出现分裂的局面12在一亿人以上的大国当中,中国的举国动员体制最为完备,能力最强社会整合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现阶段社会整合层面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从基础阶层层面上看,社会主要群体呈现出一种弱势化的趋向:民众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民众的上向流动渠道在变窄,民众得不到应有的公共服务,民众相对剥夺感在增加且劳动者的尊严感开始削弱,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民众发言的声音越来越弱、逐渐失去社会话语权,民众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逐渐趋于边缘化.
这种现象对社会整合会造成直接的损害.
从较高位置阶层层面上看,则是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结盟:政治精英群体同经济精英群体之间形成了排他性的利益分享通道,政治精英出现了某些以公谋私的现象,精英群体牢牢地掌握了社会话语权和资源分配权.
从制度层面上看,能够同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制度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
在前述条件下,社会各个阶层群体之间在利益增进方面没有形成互惠互利的局面,社会共识缺乏,贫富矛盾、官民矛盾、劳资矛盾等社会矛盾问题十分明显,甚至比较突出.
凡此种种,必然会进而直接损害社会整合.
尽管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整合状况不容乐观,但还应看到,中国的社会整合能力仍然比较强,社会矛盾问题远远达不到激烈冲突以至于失控并演化成社会动荡的地步.
1.
政府具有较强的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能力:(1)政府就总体而言仍然能够有效地掌控全国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大局.
其一,政府权力系统内部具有较强的整合性.
政府的各个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在大的方面尚没有挑战上级政府特别是挑战中央政府的勇气和能力.
其二,精英群体之间在中近期几乎不可能出现分裂的局面.
(2)政府有着较强的务实精神和与时俱进的能力.
(3)在一亿人以上的大国当中,中国的举国动员体制最为完备,能力最强.
2.
民众的基本态度有助于社会整合:(1)不能否认,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降低.
但同样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贡献以及近年来在改善民生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使得民众对政府仍然持有基本的信任度.
很多调查都说明了这一点.
(2)民众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基本民生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
(3)民众重视社会稳定,并对社会稳定抱有信心.
在民众普遍重视并期待社会稳定的社会心理背景下,社会各个阶层都会程度不同地防范和警惕可能的社会动荡.
(4)民众在利益诉求方式的选择方面是以温和方式而不是激烈暴力的方式为主.
在中国现阶段,恐怕还找不出哪个成规模的群体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基于政治方面的特定利益诉求,试图通过激烈的抗争方式以达到颠覆现有的基本制度并成立新的政府的目的.
3.
几种极端化的基本行为取向难以出现:从纵(人类历史)横(各个国家地区)这样两个角度看,常常存在着这样几种容易引发激烈和暴力行为的极端化因素,即,极端化的意识形态、极端化的种族主义以及极端化的宗教意识.
在中国现阶段,虽然人们的价值观以及各种利益目标差别很大,造成了不少社会裂痕,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上述几种极端化的因素,或者是一去不复返了,或者是由于缺乏基本的历史基础和现实社会的土壤而难以大面积出现.
经济发展基本面对于30年来已经习惯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民众来说,经济的影响更是巨大.
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产能过剩、高能耗、高污染、技术含量偏低以及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等等,但是,从大的方面看,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良好的基本面,在中近期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的安全局面.
1.
经济体系的自主性:新中国建立60年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同别的国家民众相比,中国民众的忍耐度比较高.
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民众忍耐的基准线就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13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自主的经济体系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跃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
中国经济体系的自主性,使中国能够有效地抵御国际的经济风险,使来自国际的经济风险不至于成为引发国内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2.
经济秩序的稳定性: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型的改革路径.
这种改革路径的弊端主要有三个:缺乏前瞻性、公权扩张、难题延后.
更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式改革路径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于:稳健.
一方面,得以改革的部位其本身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壮大,进而可以对于改革全过程形成一种实际的支援力和推动力;另一方面,改革成功的部位对全局能够形成一种有益的示范及压力.
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经济起伏程度相对较低、代价相对较小的经济转型.
3.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着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最为基础的方面确保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了一种强大的内生底力.
另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升级换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国内消费内需拉动的巨大潜力这三个助推因素如果得以充分开发,那么,中国经济将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得以持续发展.
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同别的国家民众相比,中国民众的忍耐度比较高.
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民众忍耐的基准线就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
在中国的中近期,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几乎不可能出现恶化甚至严重恶化的情形,因而由此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极小.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得以大幅度提升.
2.
国家具备有效应对民众基本生存状况急速恶化的能力: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基本食品的供给已经完全不成问题了.
另外,中国还存在着两种有助于确保人们生存底线的因素.
其一,较高的储蓄率.
其二,大部分农民实际拥有自己的土地.
3.
改善民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由上可见,从社会整合、经济发展以及民众基本生存状况这样三个基本面来看,中国在未来15-20年间出现社会动荡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概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换言之,中国未来一个时期有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区域性(一个省区或跨几个省区)的社会骚乱,但难以出现大规模、颠覆性的社会动荡.
需要说明的是,在未来15-20年间,如果一些能够影响中国全局的、直接的重要变量因素出现难以预料和难以抗拒的急剧逆转的情势,对社会安全的不利因素超过有利因素,那么,社会动荡的局面有可能会出现.
这些不利的变量因素有很多,来自多个方面,其中最有可能的重要变量因素是:其一,源自国外或国内的不可预期的经济巨大波动,引发高通货膨胀以及高失业率,直接大面积损害了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进而引致社会动荡.
其二,民生改善止步不前以及贫富差距迅速扩大,造成民众实际生活水准大幅度和大面积的下降,使民众对未来基本失去信心,使基础民众同高收入者群体之间产生严重的对峙.
其三,国家公权内部高层出现严重的分歧并且公开化,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大幅度削弱或丧失,进而造成社会整合能力的丧失.
前述三项因素中的每一项对社会的安全都有较大的杀伤力,重要的是,假如这三种因素同时都具备,那么,社会动荡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目前看来,这三种因素的出现尤其是三者同时出现的可能性极小.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主任.
本文有删改)中国在未来15-20年间出现社会动荡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概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