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个受疫情冲击而倒下的国家

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与中国应对*杨春蕾张二震摘要新冠疫情的爆发使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发生了逆转,冲击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各个层面.
全球经济治理失效的根源在于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未随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变化而调整.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既有规则体系中的互动经历了合作博弈阶段、竞争博弈阶段,如今走进共存博弈阶段.
中国应该成为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新合作博弈"方向推动的重要参与者,可以进行以下方面的努力:一是通过"双循环"提升综合国力,夯实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物质基础;二是通过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多边规则体系重塑;三是通过营造和平与发展的经济环境,塑造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性话语权.
关键词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治理;共存博弈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21)02-0036-07DOI:10.
15937/j.
cnki.
issn1001-8263.
2021.
02.
004作者简介杨春蕾,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南通226019;张二震,南通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南京2100932020年新冠病毒蔓延全球,各国为应对疫情实施了严厉的封锁措施,人类的经济活动空前减少,全球产业链突发性中断、贸易与投资需求急剧萎缩、全球就业受到巨大影响,世界经济遭遇重大打击.
在疫情这个人类的共同灾难面前,经济危机的蔓延与病毒的蔓延同样迅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并且独善其身.
新冠疫情的冲击使不少国家的国家治理出现问题,投资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多边协议更加难以达成,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出现失灵;国家间的分歧使得国际合作未能有效开展,全球性公共产品出现赤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表现令人失望.
疫情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被完全消除,这场引发"时空错乱"的疫情或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①新冠疫情的冲击使经济全球化加速倒退,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原本便已存在的问题更加清晰地暴露出来,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
中国凭借强大的国家治理实力最早控制住了疫情,被世界寄予了较多期待.
中国应当积极化解风险挑战,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才能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多边主义创造新的空间.
然而,当前的世界经济尚未走出疫情的阴霾,任何国家凭借一己之力均难以独立担当全球经济治理主导者的重任.
我们不禁要问,世界经济将如何从失序回归有序中国在此过程中应如何作为本文将分析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的挑战,剖析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失效的根源,阐述中国应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并对中国应当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出对策思路.
一、疫情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的挑战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套规则体系,是用于解决全球性问题、规范国家或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全球经济治理可被理解为是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和延伸,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解决全球性问题远远超出单个国家或单个国家集团的能力,必须诉诸于国际合作.
二战之后建立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全球经济多边治理框架的起源,20世纪70年代之后七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力量,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的G20于6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研究"(16BJL103)的阶段性成果.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全球大流行无疑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然而,疫情发生之后,国家之间并未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合作机制,疫情造成的"大封锁"不但使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发生了逆转,也给全球经济治理的各个层面带来了冲击.
(一)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第一,全球产业链突发性中断,引发各国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
疫情期间,世界各国的隔离措施对以中间产品贸易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的运行造成了严重打击.
"封城"迫使企业停产,断航使产品无法运出,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受到阻碍,上下游企业均受到影响.
全球产业链的运行从供给和需求两端遭受"硬脱钩",国际分工体系局部运转出现"骤停".
②更有甚者,疫情持续期间医疗器械、卫生防疫用品等医疗资源的供应无法满足激增的需求,许多国家开始对疫情、战争等极端情况下本国供应链的安全问题进行思考,重新对产业链进行布局,力图将关键战略物资领域内的产业链撤回本国及本国的周边地区.
第二,贸易与投资需求急剧萎缩,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盛行.
疫情发生后,发达经济体进口需求锐减,"退单潮"大规模出现;出口国家受疫情影响生产能力变得有限,供给能力也有所不足.
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因素使国际贸易出现重度萎缩,全球贸易流动出现了本世纪以来的最大降幅.
雪上加霜的是,在疫情、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下,哈萨克斯坦、越南、塞尔维亚、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相继实施了与农产品有关的出口禁令,全球的粮食安全面临巨大考验.
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的中断和部分国家对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大大减缓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增资速度,UNCTAD预计,2020-2021年全球FDI将下降30%-40%,未来全球FDI的前景仍然十分黯淡,这些都加速了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倾向.
第三,全球就业受到巨大影响,国内秩序与地缘政治出现危机.
疫情的爆发使全球劳动力市场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范围内的失业人数急剧攀升.
美国的失业率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欧洲多国的失业人数创下10年以来最高纪录,大量的失业对发达国家的社会秩序带来极大破坏:美国频繁爆发暴力冲突、种族冲突,法国10月连续爆发两次民众被极端穆斯林斩首的事件,许多国家的国家治理出现问题.
发达国家尚且如此,欠发达国家的情况更加堪忧,大量的失业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持续的疫情将潜伏在区域国家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激化,地缘政治风险暴露,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便于2020年9月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
(二)疫情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冲击第一,疫情冲击了经济治理的全球体系.
疫情造成的"大封锁"使多边主义遭遇重大打击,联合国在疫情期间几乎无所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受到限制.
十多年前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起到较好作用的G20,未在疫情期间起到即时的协调作用,直至疫情爆发几个月后,在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时,G20特别峰会才在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倡议下于2020年3月26日得以在线上召开,而此时疫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蔓延开来.
疫情后,传统贸易、投资与金融领域内的国际经济组织作用十分有限:WTO的改革进程遭遇严重阻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无法动用自身资源协助抗疫.
第二,疫情冲击了经济治理的区域体系.
疫情爆发后,欧盟国家不但"各人自扫门前雪",个别国家之间还发生了争抢抗疫物资的"事件",成员国之间鲜少见到协调互助的联合行动.
③为帮助欧盟迅速摆脱危机,2020年5月27日欧盟委员会提出7500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但由于成员国之间的分歧,该方案直到7月21日才在持续4天的欧盟峰会上达成协议.
欧盟尚且如此,东盟、非盟、阿盟、海合会等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则更加微弱.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新协议(USMCA)虽然于2020年7月1日生效,但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部分边境因而被封锁,协议的实施和发挥作用充满较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疫情冲击了经济治理的国家体系.
疫情中各国实施的封锁措施使经济治理在客观上只能以国家治理的形式进行.
遗憾的是,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治理已然失序,国内疫情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美国在疫情中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其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伤亡人数的总和.
疫情的爆发还使得美国国内的争斗变得更加激烈,总统大选结果面临的争议局面暴露出美国国内的宪政危机.
尽管各国为提振经济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新冠疫情对医疗卫生体系造成了沉重压力,大量物资被投入于此领域,各国鲜有余力在国家治理方面有出色的表现.
二、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失效的根源全球经济治理是一种全球性公共产品,是为应对全球问题而设计的诸多机制与制度,是稳定和改善国际经济秩序的必然产物.
④疫情期间,不少舆论将因全球经济治理失效引发的各种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然而,经济全球化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经济全球化只是为疫情的跨境传播提供了便利.
尽管疫情使世界经济的暂时性73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与中国应对衰退变得无法避免,但是只要各国政府应对得当,为世界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便能使疫情的传播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将得到较快的恢复.
遗憾的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传统主导者对疫情的不重视和决策不当,未能在全球联合抗疫问题上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是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迟迟得不到控制的重要原因.
⑤实际上,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便已发生了如下变化.
首先,发达经济体独立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已力不从心.
理论上,公共产品应由拥有更多财富的主体来供应,因此,全球性公共产品主要应由大国来提供;实际上,二战后全球经济治理传统上也是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
美国是二战之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者,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者.
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七国集团还是G20中,美国都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
然而,十多年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打击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国家",发达经济体便放弃了对多边经济治理机制的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开始出现赤字.
疫情爆发后,发达经济体国内抗疫低效,经济无法得到提振,UNCTAD预测2020年世界平均产出增长率为-4.
3%,发达经济体作为整体为-5.
8%,其中,美国为-5.
4%,欧盟27国为-7.
3%,英国为-9.
9%,日本为-4.
5%.
当发达经济体自身的经济受到冲击时,会优先考虑为国内市场投放大量资源,自然无暇顾及全球事务,如此,局部地区出现的失序不但会蔓延至全球,还会从经济领域蔓延至政治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次,发达经济体通过制定排他性的规则来降低成本.
由于公共产品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会导致"搭便车"行为.
⑥当发达经济体无力独自主导全球经济治理时,便会反对发展中经济体搭经济全球化的"便车".
因此,与以往逆全球化运动反对的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等领域对发展中经济体实施的非正义政策与行为不同,当前逆全球化运动反对的则是跨国资本流动造成发达经济体"产业空心化"与工人失业、移民潮、难民潮以及由此滋生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恐怖主义等现象.
理论上,降低集团规模、通过制度性安排为少数参与者提供选择性激励,都是降低交易成本、促成有效合作的重要途径.
⑦发达经济体据此进行了一系列实践,例如:针对在WTO框架下难以推动"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规则等问题,美国一度转向建立TPP、TTIP等区域性经济组织,将NAFTA更名为USMCA,设立了更高标准和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等等.
可以认为,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治理已然失效.
再次,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无法继续共用统一的经济规则.
过去的十多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然超越七国集团,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超越美国.
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使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分歧逐步加剧:发达经济体期望减少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来降低治理成本,而发展中经济体无力承担超过其经济发展阶段的过高标准,期望在全球多边经济规则体系中谋求更多的话语权来维护自身利益,双方益发难以达成共识,全球经济治理趋于失效.
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疫情面前中美理应开展国际合作,但是由于分歧的存在,美国不但对中国进行各种经济制裁,还与"五眼联盟"的其他成员国采用一致行动来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度,在激烈的对华攻势中,日本甚至表示愿意成为"五眼联盟"的"第六只眼",⑧这些分歧有逐步演化成"中美脱钩"的新冷战思维的危险.
表面来看,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失效是由于美国通过排他性的新规则体系来遏制中国的崛起,是由于"中美脱钩"的新冷战思维所致.
实际上,以国际贸易为主要表现方式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未随之调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国家之间的策略互动可以通过博弈论的视角来观察,那么可以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既有规则体系中的互动经历了如下阶段.
第一阶段:合作博弈阶段.
合作博弈亦称为正和博弈,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一方的利益增加的同时,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合作博弈能够使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
二战之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依据比较优势,发达经济体主要生产和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经济体主要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最终产品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各国的经济得到较大程度的恢复.
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的全球价值链贸易,使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能够在多个国家同时进行,中间产品贸易开始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
⑨发达经济体开始将国内的低端生产环节转移出去,一是可以专注于高端环节,二是拥有了更大的消费市场;产业转移过程中伴随有知识外溢,发展中经济体也能够得到发展.
这一阶段,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形成互补,中国与美国的实力虽然迅速接近但差距仍然很大,双方都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
第二阶段:竞争博弈阶段.
竞争博弈与合作博弈相对,博弈中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博弈一方的收益是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的.
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发达832021年第2期经济体意识到新兴经济体已群体性崛起,根据世界银行按照汇率法的计算,2008年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
57%,七国集团为-4.
89%,自此以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关系逐渐显露.
在国际分工方面,2009年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新夺回对全产业链的主导.
在国际规则运用方面,2009年美国宣布参与TPP谈判;2013年TTIP第一轮贸易与投资谈判在美国举行;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这些均表明,美国开始由注重追求经济收益的"合作博弈"向以权力竞争和巩固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竞争博弈"转变,主导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方式则由"全球模式"转变为"俱乐部模式",参与方式则由"鼓励加入"转变为依据美国的需求"有条件准入".
⑩第三阶段:共存博弈阶段.
共存博弈的均衡状态,一定存在竞争与合作的某个混合比例.
瑏瑡"中美脱钩"的新冷战思维在疫情爆发之前便已存在,阻碍了国际合作的开展,新冠疫情暴露出,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的综合实力进入平台期,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向前发展的势头,中美之间就存在相互不信任和猜疑的潜在条件.
当前和未来的中美关系应是以竞争为主的,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瑏瑢尽管需要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做好长期的准备,但是竞争之中也存在合作的可能:一是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中早已彼此嵌入,如若"断链",中国必然会发展技术来填补空缺,美国并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发生;二是以数字贸易为重要特征的高技术全球化将使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三是美国拜登政府很可能会放弃"美国优先"的做法,在重要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中美之间的沟通渠道应会增加.
瑏瑣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随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变化,全球经济治理的传统主导者和追随者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改变,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不再是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已经发展成为相互竞争的关系.
当下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国家之间如何在竞争中进行合作,如何实现和平共存的问题.
合作才能够共赢,如果能够增加共存博弈中的合作比例,竞争的比例自然会相应减少,共存博弈就有可能走向"新合作博弈".
规则本身便意味着合作,对共存博弈进行帕累托改进,应当成为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方向.
三、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摆脱疫情、提振经济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增加合作、重返多边主义被提上日程,国际社会已有不少关于此方面的努力.
2020年9月召开的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不但以压倒性多数的表决通过了团结抗疫的决议,还通过了承诺维护多边主义原则的《原则宣言》;2020年11月召开的G20第15次峰会,不但批准了《G20应对新冠肺炎、支持全球贸易投资集体行动》,还达成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共识.
这其中,都能够看到中国的身影.
在全球经济治理失效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成为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新合作博弈"方向推动的重要参与者.
(一)中国有必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首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避免竞争博弈的需要.
中国长期以来专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维护者.
近年来,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开始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贡献了不少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上传达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
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努力,或多或少、有意无意遭到了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曲解、误解,加深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
瑏瑤中国需要通过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来澄清误读,需要通过规避对抗来调和不同的利益.
其次,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维持共存博弈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超高速发展,但国家间的发展却是有差异性和阶段性的,世界上不是只有发达经济体,仍然有不少经济体未能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当前尚且无法对接发达经济体制定的高标准,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处境更加堪忧.
如若任由发达经济体主宰全球经济治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会由共存博弈变成竞争博弈,发展中经济体和落后经济体将失去独立的发展权.
中国应当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为多边规则体系增加代表性;也应当成为沟通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桥梁,带动发展中经济体和落后经济体参与经济全球化,逐步向发达经济体靠近.
再次,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推动新合作博弈的需要.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与世界进行接轨,以"低端嵌入"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分享世界经济的红利.
瑏瑥经过短短40余年的奋斗,中国走过了发达经济体数百年的发展进程,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变得自信与强大.
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甚至是更广世界的竞争对手,得益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市场、资金和技术,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受益者.
中国是大国,作为疫情后经济率先复苏的主要国家,理应有大国的责任担当,在当前全球经济93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与中国应对治理失效的情况下,中国应当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积极探索推动新的合作方式,使世界经济尽早恢复秩序.
(二)中国有能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首先,中国的发展战略已经调整,能够顺应未来的经济形势.
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国际循环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已经不可行,未来或许还要面对长期的持久战,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充分发挥国内超大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
新的发展战略与以往经济战略最大的变化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将以国际外循环为主体调整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这次经济战略的调整固然受全球产业链断裂的客观因素影响,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中国推动更深层次改革、推动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选择,将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奠定物质基础.
其次,中国的工业体系完备,能够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
中国基本可以配全所有产业链,疫情下唯有中国能够快速地恢复产能,中国的经济安全非常有保障.
当前美国对中兴、华为等企业的打压,固然暴露出中国在关键技术方面的短板,但是从长期来看,必然会倒逼中国技术领域的颠覆式创新,发展出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利基市场.
科技是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科技创新应当成为国内大循环的立身之本,未来中国或许不但能够解决当前面临的高端芯片自主设计并生产等问题,还可能在基因组学、超级计算等若干先进技术领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中国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完备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最大程度解决就业问题,资本密集型产业可以促进技术商业化,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引领未来发展方向.
再次,中国的营商环境与利率环境稳定,能够吸引更多资本流入.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营商环境有了飞跃性的改善,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显示,2011-2018年期间中国的营商环境总体上在八九十位之间徘徊,2019年跃升至第46位,2020年跃升至第31位.
虽然中国当前在营商环境上仍有改进空间,但是近年来美国为境外国家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设置了壁垒,投资政策转向了保护主义,与之相比,中国仍然在进行着包括放宽市场准入在内的一系列改善营商环境的战略部署,加上中国疫情控制有力、投资风险较小,因而中国市场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疫情期间,发达国家大都实施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内利率降低至零甚至为负,货币政策操作空间被收窄,资本也存在外流的风险.
中国是世界主要国家中仍然保持着正利率空间的国家,正利率环境下,人民币金融资产相对于其他币种的资产来说更具吸引力,资本应当会更多地涌入.
因此,有学者认为当前是中国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窗口期,不但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消除跨国公司对于资金进出中国的疑虑,还有助于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增加中国主导新一轮贸易自由化的可行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利率环境对资本的吸引力,能够支持中国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最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持续不变,能够开辟更多合作空间.
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只要中国不切断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产业便会随着资本纷至沓来,可以帮助中国实现"补链""扩链"甚至"强链".
疫情之后中美关系一度紧张,但对中美经济关系进行干扰的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因素,正如全球供应链一天不能形成,"断链"更不可能一天便能实现,世界各国都不愿意失去彼此的市场,中美之间的经济来往并不会断绝.
更何况,疫情之后RCEP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仍然能够正式签署,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正在加快,区域经贸繁荣将得到更大促进,中国还可以在"一带一路"区域内将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行下去,以此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大循环.
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对策建议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G20第15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呼吁G20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引领作用.
中国致力于推动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将为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
合作抗疫是抗击疫情的有效途径,合作发展是世界经济的未来,全球经济治理可能正在经历从"西方治理"到"东西方共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第一,通过"双循环"提升综合国力,夯实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物质基础.
综合国力决定一国是否能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中国的GDP长期以来主要由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拉动,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日趋放缓的经济增长,中国的人均国民财富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距离,家庭的消费水平一直都比较低;二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农村与城市相比,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国内市场基本上以省域为边界呈现出分割的状态.
因此,未来中国应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使内需市场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的"内循环"应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方面做出切实努力.
中国的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双循环",共建"一带一042021年第2期路"能够使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市场联通起来,通过高质量、可持续的投资与贸易网络将沿线国家的经济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中国可以在"一带一路"区域拓展更多的国际市场,一是有助于缓解因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增大而带来的国际市场收缩的压力;二是可以带动沿线国家的创新型经济,形成区域产业链,克服全球产业链在面临经济冲击时的脆弱性,沿线国家的国民经济也将会变得更加安全.
中国可以增加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一是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带动其贸易额的增长;二是能够对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失衡局面进行调节,减少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三是作为进口方能够提高产品的定价权和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的决定权,可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化解美元霸权带来的风险.
第二,通过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多边规则体系重塑.
疫情限制了国际间的交往,各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应对危机,许多成员国成为无所依靠的抗疫"孤岛";美国则把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但妨碍了国际合作,也加剧了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体系的碎片化.
但是疫情也将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逐步认识到,国际秩序回归正常仅靠单个国家的努力很难做到,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是复苏世界经济的唯一途径.
国际合作需要借助新的力量才能够推动,但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是捍卫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生力量.
历史经验表明,新秩序的建立可以起源于区域和局部.
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于疫情后正式签署,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RCEP充分考虑到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性,既照顾到发达国家的利益,又满足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实际需求,在规则标准上实现了统一.
中国应把握住机遇,通过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奠定基础:一是改善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推动开展包括经济领域内的更广范围的合作;二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既有的地区性合作机制对接、整合以及提升,使之与与全球发展议程相关联;三是积极考虑加入CPTPP,对接国际更高标准,在推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推动WTO改革;四是以亚投行等致力于促进南南合作的新型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建设为契机,促进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
第三,营造和平与发展的经济环境,塑造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性话语权.
世界各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一直以来致力于探索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也必然是以和平的方式、以开放、合作、共赢的精神与世界各国共谋发展.
世界和平并不会自然呈现,需要各国人民的共同维护,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新兴大国,理应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国际重任;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当前无法与发达经济体提出的更高规则标准相接轨.
这样的双重角色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中国可以成为推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更好沟通的桥梁,可以塑造符合未来发展方向、促进合作共赢的制度性话语权.
在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中,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才能够拥有话语权,中国需要促进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
一是要维护并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每个经济体都具有独特性,发展中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并进行话语表达,中国应该代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会议中主动设置议题,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
二是要兼顾与美国及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关系定位.
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虽然有较多的分歧,但在追求社会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并无不同,中国应当以协调者与斡旋者的姿态出面帮助协调缓和利益冲突.
三要重视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
现行的国际规则中有不合理的部分,也有因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出现而需要填补的空白,中国应当以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参与规则的修改、完善与补充.
注:①亨利·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久改变世界秩序》,《华尔街日报》2020年4月3日.
②李晓、陈煜:《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与中国对策》,《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3期.
③丁纯:《疫情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赤字》,《国家治理》2020年第3期.
④张宇燕:《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3期.
⑤凌菲霞:《有效的全球化与无效的全球治理———新冠疫情背景下西方学者的新思考》,《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5期.
⑥SamuelsonPaul,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54,(11).
⑦MancurOlson,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5.
⑧经济外交项目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五眼联盟"》[EB/OL],20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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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s/csG4vkFJf7HsC__Or2Kw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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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竺彩华:《市场、国家与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外交评论》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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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清菡〕GlobalEconomicGovernanceinthePost-epidemicEra:ChallengesandChina'sYangChunlei&ZhangErzhenAbstract:TheoutbreakofCOVID-19hasintensifiedthetrendofanti-globalization,aswellasimpactedalllevelsofglobaleconomicgovernance.
Thereasonofthefailureofglobaleconomicgov-ernanceisthattheglobaleconomicgovernancesystemestablishedafterWorldWarIIhasnotbeenadjustedwiththechangesofeconomicglobalization.
Theinteractionbetweenthedevelopedecono-miesrepresentedbytheUnitedStatesandthedevelopingeconomiesrepresentedbyChinaintheex-istingrulingsystemhasgonethroughthestageofcooperativegameandcompetitivegame,nowisex-periencingthestageofcoexistence.
Chinashouldparticipateinglobaleconomicgovernanceandpro-motetheglobaleconomicgovernancesysteminthedirectionof"newcooperativegames.
"Chinaneedstoworkinthefollowingareas:first,toenhancetheoverallnationalstrengththroughthe"dualcycle",bythiswayChinacanlayasolidfoundationforparticipationinglobaleconomicgovern-ance;second,promotethereshapingofthemultilateralrulesystemofglobaleconomicgovernancebypromotingregionaleconomicintegration;third,createaneconomicenvironmentforpeaceanddevelopment,andshapeaninstitutionalrightinlinewiththedirectionoffuture.
Keywords:conflictofCOVID-19;globaleconomicgovernance;coexistence24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