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铲除“身边人”腐败空间
立法上的进步有时可能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比如正进入三审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 由于在受贿罪的适用范围方面拟将非国家工作人员纳入犯罪主体中----也就是说在职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家里人”、 “身边人”如果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影响力索贿受贿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个修正被司法界普遍赞同一些学者甚至评价这是“反贪立法的一大进步具有标本价值”。
但是在公众的眼里这个“进步”或许轻松不起来。一方面人们看到我们高高举起反腐利剑别有用心的人同时琢磨着“魔高一丈”的腐败新招 以至于“反腐败已进入管老婆儿子的时代” 另一方面 即使是修正案通过令“身边人”参与作案无法似从前那样从法律网洞中全身而退或是从轻发落但如果“腐败成本”不足以抵挡巨大回报不知道这“立法上的进步”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挡腐败者的贪婪之欲呢
这并非杞人忧天 “官员身边人”的“助贪”现象长期存在并愈演愈烈。对“身边人”的管束从中纪委到相关部门从党纪到法律一直未曾中断并层层升级。 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10种新型腐败现象作出清晰的法律界定其中就对长期置于模糊地带的“特定关系人”有了法律上的说法一举突破了长期以来我国反贪实践中的两大难题非身份犯的罪刑认定问题和特定关系人的界定问题-----这“特定关系人”其实指的也是“身边人”、 “家里人”。
但头顶着“党纪法规”这把达摩克利斯剑 “身边人”卷入腐败的案件从广度到深度仍大大超过以往进而引发“三大”现象----腐败的规模加大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加大查处腐败的难度加大。有统计表明近年来被查处的贪官中很多养有情妇其中不少情妇是腐败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
日益增多的“身边人”变身“腐败共谋者”拉长“寻租”链条腐败者从明目张胆转向暗渡陈仓从“单打独斗”转向家族化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的影响力”尚在灰色地带畅通无阻。
试看李嘉廷刘方仁石兆彬慕绥新程维高郑筱萸这诸多高官腐败案中或配偶子女或情人秘书或司机助手或借用高官权势游刃商海或为揽项目、要官职等权钱交易牵线搭桥或协助腐败官员转移赃物、逃避追查„„他们卷入腐败交易、充当权力掮客借助的不就是权力的影响力
更多的时候权力的磁场游走在“法律”与“人情”的边缘混杂于公权与私权的搅拌中 “身边人”可能在“有意”与“无意”中完成了一个条子的签批获取了一个股票操作掌控了一次竞标的底价卖出了一个普通字画的“天价”„„而往往面对这些事情法律的制裁显得鞭长莫及。
其实 “影响力交易”也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提出的新腐败类型。而它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我国官员的权力目前还不能得到有效约束、公权力没有严格按照规则运行有直接因果关系。失去制衡的权力之下走一走“官太太路线”拉一拉“太子联盟”仰仗着权力的靠山汲取着影响力一路高歌猛进成为许多行贿人敲开大门的捷径。
所以如果仅凭刑法中增设了对“身边人”的法律界定与定性就认为能管住了“身边人”的手脚不免太乐观也低估了反腐的难度与艰巨。摧毁“身边人”腐败空间的根本之举是让“影响力”没有可以影响的市场让权力者无法利用身边人释放“影响力”让行政权力更多地退出经济和社会生活压缩钱权交易的空间。
只要权力的磁场一日不消官员及其身边人的腐败就一日难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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