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纽约民众抬棺材和裹尸袋上街抗议

纽约民众抬棺材和裹尸袋上街抗议  时间:2021-04-26  阅读:()
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6期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关于当前拉美国家政局经常出现局部动荡的一种解释杨建民内容摘要:本文从政治参与的基本理论出发,首先介绍了西方主要学者和拉美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理解和研究,分析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一般规律性认识;第二部分对拉美的政党、社会运动、天主教会和土著人组织等政治参与主体的形成和参与特点进行梳理和研究;第三部分针对各主体的政治参与形式和特点,分析拉美的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形成对当前拉美国家政局经常出现局部动荡的一种解释.
关键词政治参与政治稳定参与形式拉美政局一有关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基本理论(一)政治参与的含义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和尼尔森(Nelson)认为,"政治参与的目的就是影响政府决策.
"1政府控制着公共产品的再分配,而公民、利益集团或政党进行政治参与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在再分配中实现自己的利益.
而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价值分配主体,在政府控制之外仍然有创造和分配公共产品的情况.
政治参与的目的不仅仅是影响政府的决策,还包括许多与政府决策不相关的许多目标,如非再分配性质的活动和穷人中经常出现的资源创造性政治活动,而这些活动对政治的发展很有意义.
所谓资源创造性政治活动,塞里松(MitchellA.
Seligson)和布斯(JohnA.
Booth)认为首先是增加社会的股票价值和资本基础设施,其二是创造和培育解决集体问题的机制和模式.
2再分配的主体应当包括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把政治参与定义为"影响或者试图影响公共产品再分配的行为".
比恩内(Bienen)则进一步指出,"政治参与发生在不同的范围,如全国的或地方的,并且对不同的集团来说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
"巴拉圭学者罗萨·艾莱娜·佛朗哥给政治参与的定义更为宽泛,认为政治参与是人类主观或客观从事的、以社会现实的改造和集体性行为体的巩固为目标的活动.
也就是说,政治参与是某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实践活动,即政治领域.
它是主观的政治意识和客观的政治实践的统一体.
3在20世纪70年代的拉美,在国家水平上的政治参与的特点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受到精英的控制,他们被排除在公共产品公平分配的范围之外.
41转引自MitchellA.
SeligsonandJohnA.
Booth,PoliticalParticipationinLatinAmerica,VolumeII:PoliticsAndthePoor,HOLMES&METERPUBLISHERS,INC.
1979,p4.
2MitchellA.
SeligsonandJohnA.
Booth,PoliticalParticipationinLatinAmerica,VolumeII:PoliticsAndthePoor,HOLMES&METERPUBLISHERS,INC.
1979,pp.
4~6.
RosaElenaBlanco,'Participaciónciudadanaymovimientossocialesantelacrisisdemercado'3http://www.
iigov.
org/dhial/p=41_034同1,第5页.
1根据政治参与主体发展的不同情况,政治参与可分为自上而下的政治参与和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前者是参与主体首先或很快建立起高层次的组织,如全国性,甚至是世界性组织,在参与较高层次机构的同时,向下发展,将参与的对象扩大到基层组织,将参与的主体延伸到基层群众;后者正好相反,参与主体和参与对象从某个地区的基层开始,逐渐向其他地区、向高层发展,形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政治参与.
当然,在这每种参与的发展过程中,都有两种方式并存的阶段.
区分这两种参与方式,有助于分析参与的发展情况、参与的主体和目标等.
由于上述分析都是以某个权威主体为参与对象,因而又可以称为垂直的政治参与分析.
如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就采取了这种方法.
5亦有学者认为权威主体为了维护自己的秩序,也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使参与者信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参与的主体,甚至可以把政府等权威机构看作一般的参与主体进行分析,这便形成了结构的政治参与分析.
这种区分有利于分析政治参与的格局和权威部门在政治参与中的影响和作用.
亚当斯就曾用这种方法对拉美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分析.
(二)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亨廷顿认为,在历史上,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和高度传统的社会都是稳定有序的,而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社会最容易失序.
他就此提出了著名的命题"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引起不稳定".
原因在于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的不匹配.
亨廷顿给出了三个递进的关系式说明这一逻辑关系.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社会挫折感/社会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在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是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经济的发展,而前者往往会提高人们的预期,后者提高人们满足预期的能力,社会动员的程度和速度远高于经济发展,于是在需求与满足需求之间形成巨大差异,使人们普遍产生"社会挫折感".
在社会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的机会受到某种限制的情况下,无法得到缓解的"社会挫折感"就会促使人们力图通过政治参与对政治体系施加巨大的压力.
如果政治参与迅速扩大而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却未能实现相应提升,即政治制度部具备组织和输导政治参与的机制和能力,便会产生社会动乱.
即使经济增长促进了人们的物质福利,但却以更快的速度造成了人们的不满和怨恨,同样会导致政治动乱.
因此,亨廷顿建议,在设想的政治发展起步之前,必须确保政治稳定.
而意欲实现稳定,关键是要有一个能有效统治的政府.
这个政府的具体形式无关宏旨.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首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很显然,人们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
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
"6亨廷顿强调民主化过程中的集权与稳定,主张在集权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民主化改革,因而有学者将其理论称为"稳定民主论".
7现代化进程不仅会造成社会动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及其他后果,而且会造成严重的政治腐败,即"以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为基本形式的"公职人员为实现私利而违反公共规范的行为".
价值观念的变化与冲突、新财源的产生、政府权威的扩张和决策管理活动的增多使现代化进程更易产生腐败,而这本身又成为体系缺乏制度化的构成成分和重要表现.
同时,受到"挫折"的、对制度没有信心的集团就有可能采取合法政治参与以外的形式,从而影响到政治稳定.
5参见【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
6【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8页.
7徐鸿武、郑曙村、宋世明著《当代西方民主思潮评析》,第259~30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二拉美国家政治参与的结构与特点拉美国家政治参与的主体主要有政党、社会运动、土著人组织、天主教会、工会、军队、国际组织和个人等.
当然,按照结构的政治参与理论还包括政府本身.
鉴于本文拉美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影响分析,主要探讨参与主体的形成与特点,及其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
(一)政党的政治参与8政党是连结国家和公民的纽带.
拉美的政治文化传统不仅有对军队和军人影响颇深的考迪罗主义的历史传统,还有自由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以及具有拉美特点的各种复合型政治文化传统.
9受这些意识形态影响的政党可分为自由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民众主义政党.
此外,还有受基督教传统影响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
在冷战后的民主化时期,由政党领导、以对立的意识形态为特点的政治参与是最主要的参与形式.
这一时期,受国际上两大阵营对立的影响,由极具意识形态特点的政党领导的政治参与迅速扩大.
社会主义政党参与的方式主要是武装斗争.
1959年和1979年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共产党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都是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了政权.
中美洲的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等国家的游击队仍然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
当然,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环境发展比较好的国家也采取了选举的方式,如1970年智利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左派政党形成"人民团结阵线",通过选举上台执政,智利民主达到新的高峰;1971年乌拉圭共产党与其他左翼政党一起参加选举,也取得了较大胜利.
民众主义政党发展很快,并通过选举先后在一些国家执政,其参与的主要形式是动员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者参与投票等政治活动.
战后上台执政的民众主义政权有巴西的瓦加斯政权(1950~1954)和阿根廷的庇隆政权(1946~1955,1973~1974)由于拉美中间阶层非常软弱,在面对革命有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倒向了以保守著称的军队.
在70年代到8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军政府以后,宣布政党为非法,或者将政党活动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政党的活动空间大大减小.
这一时期,政党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合法地位、扩大在议会的席位,冲破军政府的各种限制.
期间拉美的政党力量都有所加强,尤其是社会主义政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政党发展的特点是老党没落、新党大量涌现但缺乏组织和凝聚力.
政党参与政治、反映民意的能力大大削弱,是拉美民主的合法性降低的主要标志之一.
10首先,传统的老党、大党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丧失政权或无力上台执政;有些政党甚至欺骗选民,执政后背弃竞选中改善人民生活、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承诺.
前者以委内瑞拉传统两党制的崩溃和查维斯"第五共和国运动"在选举中的胜利可为佐证;后者典型的例子是秘鲁,藤森的"改革90"成立不到一年就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其在执政后却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不免令民众大失所望.
后者还有委内瑞拉1996年的卡尔德拉政府、玻利维亚1993年上台的洛萨达政府等.
11第二是政党代表性的分散化,由传统政党,乃至官方党垄断政治参与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新党,甚至有些影响仅限于地区的小党大量涌现,但他们的联合获得的选票却超过了传统大党,甚至取得了选举的胜利.
除上述秘鲁和委内瑞拉的例子外,其他如在2001年阿根廷、2002年哥伦比亚的议会选举中,小党的得票总数超过了传统的正义党和自由党.
然而,新党的特点是缺乏组织性和凝聚力、没有明确的纲领和政策,严重依赖创建者的领导和威信.
"改革90"在秘鲁执政了10年,但2000年藤森流亡8PeadarKirby,IntroductiontoLatinAmerica:Twenty-FirstCenturyChallenges,p245,London,ThousandOaks,NewDehi,SAGEPublications,2003.
9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第100~112页,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
10同6,第144页.
11HenryVeltmeyer&JamesPetras,"TheDynamicsofSocialChanginLatinAmerica",pp.
80~91,2000.
3日本后很快退出了政治舞台.
新世纪之初,在传统政党对民众参与的精英主义控制,不能反映人民因应经济和社会变化而产生的新需求,亦提不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时,拉美的左翼政党有了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方面,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首先是共产主义政党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这种反应被认为是"自我边缘化的教条主义",目前在拉美政坛的影响微乎其微.
智利共产党和秘鲁左翼联盟的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
前者虽然仍然参加选举,但已经丧失了传统上的重要影响,在议会中已经没有自己的代表了.
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仍然强调进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
其得票率从1986年市政选举的30%下降到1995年大选的0.
6%.
其次是主张"第三条道路",即认为可以接受新自由主义模式,但必须通过有效地管理企业、税收和社会发展计划为穷人谋利益.
这就要求政党扩大联盟,争取上台执政.
虽然有些政党实现了执政,但它们失去的是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凝聚力.
如智利的拉各斯政府(2000~2006),巴西的卡多佐政府(1994~2002)和阿根廷的德拉鲁阿政府(1991~2001),甚至委内瑞拉的查维斯政府也主张"第三条道路".
当然,查维斯的道路被称为"激进的民众主义"也许更为适合,他在政治动员方面也最为成功,同时也遭到新自由主义的顽强抵抗.
巴西社会民主党自1988年建立伊始便稳步右倾,与右翼的自由阵线党联盟,直到2001年宣布执行自由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
阿根廷德拉鲁阿政府与中左的国家团结阵线(Frepaso)和中右的激进党联盟.
智利执政联盟则包括了总统所在的社会党、中左的民主进步党(PPD)和中派的基督教民主党.
2002年3月,社会党议员塞里戈·阿吉洛(SergioAguilo)批评政府的右翼政策,因为"智利人民只能在两个右派中选择".
政党的这种变化还会使政党更加脆弱,在选举前后,党的性质和政策具有不确定性,这大大削弱了民众对政党的信心和信任.
左派政党对新自由主义的第三种反应是以人民激进主义(PopularRadicalism)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试图通过人民参与找到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办法.
这些政党与强大的社会运动做基础,利用其控制的市政府培育新的参与形式.
同时注意为穷人提供创造性和有效的服务.
主要有乌拉圭广泛阵线、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墨西哥民主革命党、巴西工党和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
它们在市政选举经常取得胜利,巴西工党在2003年、乌拉圭广泛阵线在2004年、玻利维亚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2005年还分别取得了大选的胜利,墨西哥的民主革命党在2006年的选举中仅以微弱的差距惜败于国家行动党,成为墨西哥第二大政治力量.
事实上,虽然左翼政党在选举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仍然没有找到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
12这势必影响其政治动员和参与的扩大.
当然,在认同危机和政党分散化的新形势面前,大多数左派政党包容与统一党内外各种力量方面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效果也不尽相同,如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和巴西工党分别在2000和2003年大选中不同的结果.
13(二)社会运动的政治参与当前拉美民主政治的第二大特点是由于人们对所谓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政府严重的不信任,某些主体绕过政治体系诉诸直接行动,挑战日益不受欢迎的政府.
(见表一)拉美的社会运动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社会组织和社区协会,它们反映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又称新社会运动,区别于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就已经形成的较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如农民运动和工会等.
14后者可以称之为老社会运动.
维亚尔德(HowardJ.
Wiarda)则认为土著人组织、妇女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是这些集团的主12同5,第152页.
13参见WilliamC.
Smith&RobertoPatricioKorzeniewicz,"Politics,SocialChang,RestructuringinLatinAmerica",Chapter8,North-SouthCenterPress,1997.
14同6,第164页.
415要形式.
对于新社会运动来说,其关键不是经济增长的利益分成问题,而是"如何捍卫或恢复面临危机的生活方式,或如何将革新的生活方式付诸实践".
简言之,新的冲突不是由分配导致的,在拉美可以解释为不仅是由分配引起的,而是由涉及生活方式的基本问题引起的.
严格地讲,很少社会运动是"新"的.
"农民运动、地方主义(或共同体)、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宗教、甚至女权或妇女运动,在世界许多地方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年之久".
他们都是社会抵抗和变革的传统因素.
16由于拉美现有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很少能够满足城市化带来的日益增多的贫民的要求,加上军政府对政党和工会的压制,社会运动应运而生.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新社会运动迅速发展,他们崇尚"市民社会"的理念,往往不经政府同意就已形成,与政府控制下的职团主义模式形成鲜明对照.
而且经常采取游行示威等直接行动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
政治参与主体的迅速扩大对拉美国家不足的合法政治参与渠道形成挑战.
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MAS)、厄瓜多尔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CONAIE)、帕恰库蒂克多元文化运动(PK)和人民民主运动(MPD),巴西、墨西哥等国的农民运动,秘鲁、玻利维亚的产业工人和教师,阿根廷、委内瑞拉城市的平民运动,已构成一支足以影响本国政局的、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力量.
2000年,秘鲁总统藤森因选举舞弊,在人民的抗议声中流亡日本,宣布辞职;2002年4月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发动了推翻总统查维斯的行动,而且规模愈来愈大,至今国内动荡不安.
2003年10月,玻利维亚的民众就抗议政府将天然气出售给智利,迫使总统洛萨达辞职.
表一对民主的支持和满意度,2000年地区支持率(%)满意度(%)欧盟7853非洲6958印度6040东欧5329拉丁美洲4825资料来源:Latinobarometro,2001,http://www.
latinobarometro.
org/uploads/media/2001_02.
pdf社会运动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可以通过海地的经验加以验证.
海地虽然是拉美最早独立的国家,但民主机制从来没有得到有效的建立.
1915~1934年美国的长期占领给海地留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和脆弱的市民社会.
1957年军队扶持教父(PapaDoc)杜瓦利埃担任总统.
杜瓦利埃建立了两个平行的军事组织:军队和秘密警察.
1971年詹姆斯·克劳德·杜瓦利埃在美国支持下继任总统.
自70年代起,更加独立和具有批评性的市民社会开始出现.
1980年政府压制的风潮过去之后,天主教会的索莱利(Soleli)电台成为反对派的主要阵地.
解放神学理论的传播刺激了民众对公正、尊严、平等和团结的关注.
同时,牧师和修女在穷人中组织基层社区组织.
海地人民在1984和1985年发动一系列抗议运动,最终于1986年迫使杜瓦利埃流亡国外.
然而,这仅仅是海地争取民主的开始.
在这种形势下,海地的政党还很弱小,社会运动组织——人民组织(popularorganizations)成为加强民主的主要力量.
他们发展内部组织、选举领导人、组建负责交通、教育、公共关系、财务以及秘书工作的委员会.
此外,还有人权、文化、安全、国际关系和人民经济委员会.
他们举行例行大会讨论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鼓励其成员积极参与,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修建街道、开办学校、向政府施加压力以改善服务.
海地逐渐形成了一支支持民主的基础力量.
1990年,该组织支持解放神学的牧师阿里斯蒂德竞选总统,并获得成功.
当然,海地的民主仍然非常脆弱,军人干政时有发生,1991年和2004年阿里斯蒂德两次被军人推翻就是例证.
15HowardJ.
Wiarda,AnintroductiontoLatinAmericanPoliticsandDevelopment,P107,WestviewPress,2001.
16JurgeHabermas,"NewSocialMovement",Telos,49,Fall1981,33.
转引自约瑟夫·A·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李东燕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5页.
5(三)天主教会的政治参与天主教会在拉美的殖民征服和殖民地时期就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享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
它教化殖民地的人民,服从殖民者的统治,是当时教育的主要承担者.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教会直接参与政治,独立后的国家也将天主教定为国教.
如巴拉圭1967年宪法还规定天主教为国教,该国主教为内阁当然成员.
在历史上,耶稣会甚至成为不受世俗统治的独立王国.
如今,虽然天主教在绝大多数国家不再被定为国教,主教也不能进入内阁,但由于人民的日常生活、教育和官方的重大庆典都离不开教会,对人民思想、行为的影响甚于任何政治力量,人民对教会的信任度很高(见表二),因此政府在决策时都会考虑教会的利益.
从历史上看,拉美天主教会主要扮演了保守的角色.
不同的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天主教会成为反对军政府统治的重要力量.
1968年在麦德林召开的拉美主教大会鼓励各国的神职人员为社会变迁而斗争.
1720世纪80年代以后,解放神学在各国遭到压制,影响已经大不如前天主教会重新回到保守的位置上.
如1989年为了阻止工党当选,巴西的天主教会联合国内的所有保守势力,击败了工党.
18教会不仅充当政治参与的领导者,如19世纪初墨西哥独立运动领导人伊达尔戈本身就是牧师,还充当不同政治势力冲突的调解者,如智利主教促成了军政府和争取民主联盟的谈判,结束了皮诺切特时代;在当今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和墨西哥政府的冲突中,萨穆埃尔·路易斯(SamuelLuíz)主教作为调解人发挥了主要作用.
表二1996年和2001年拉美民众对一些主体的信任情况参与主体1996(%)2001(%)教会7672电视6049武装部队4238总统3930警察3030司法体系3327国会73(27)53(24)政党67(20)48(19)普通市民2017资料来源:Latinobarometro,2001,http://www.
latinobarometro.
org/uploads/media/2001_02.
pdf拉美教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另一主要变化是圣灵降临节主义(Pentecostalism)派别的迅速发展.
他们的教会不依附传统天主教会建立,在教会活动方面表现的更积极.
近20年来,拉美该派教徒的数量从占总人口的2~3%增加到15%,这对拉美政治的影响尚难以估量.
19(四)土著人组织的政治参与土著人组织很早就在拉美出现,是传统的社会抵抗力量和革新力量.
随着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推行,土著人地区不仅经济落后,而且其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受到威胁,一些土著人组织成长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对当前的主流文化和政治经济模式提出挑战.
阿尔瓦雷斯(Alvares)和埃斯科瓦尔(Escobar)把拉美对土著人组织的政策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种族灭绝政策,这一政策在某些地区持续到20世纪,如智利南部的马普切人自19世纪50年代起便一直遭到猎取和屠杀.
第二阶段是政府试图通过劳工市场和区域开发吸纳他们,即在17HarryEVenden&GaryPrevost,"PoliticsofLatinAmerica:ThePowerGame",Pp.
134~135,NewYork,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
18同14,第137页.
19同14,第138~139页.
620世纪上半叶实施的"土著人主义",试图将其整合到梅斯蒂索或混合文化之中,建立民族文化(nationalculture),又称"一体化政策".
第三阶段是左派兴起后,将其视为农民给予"阶级认同",承诺一旦执政就确保土著人的进步与发展.
所有这些处理方法都没有看到土著人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的积极意义,都是认为其落后、野蛮、缺乏效率,三种方式都有种族主义的影子.
土著人组织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冷战后意识形态影响的削弱同样弱化了土著人"被压迫阶级"的认同,转而争取自身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合法性.
二是受政府一体化政策的影响,土著人组织的领导人都有了良好的教育,参政能力大大提高.
如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领导人大多都在城市受过教育.
因此,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能够提出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较为系统的主张,为其成为全国性政治力量提供了条件.
三是全球化推动了"认同政治"的发展,涉及种族、性别、文化和语言等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构成因素.
有证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认同产生的内战和冲突比过去多得多.
20曼努埃尔·卡斯特利斯(ManuelCastells)呼吁"认同权"(PowerofIdentity)就是拉美土著人的最有力表达.
拉丁美洲有约400个土著民族,人口4000万,散居于墨西哥高原、安第斯山区和亚马逊丛林之中.
墨西哥有1000万土著人口,占总人口10~15%,是拉美土著人口最多的国家.
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的土著人口占大多数;厄瓜多尔和秘鲁则有一半人口为土著人.
就是在巴西,虽然亚马逊丛林的土著人口只占总人口的0.
5%,仍然在1988年宪法中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
本哥阿(Bengoa)将土著人组织崛起为重要的政治参与主体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土著人不在仅仅为为土地和其他物质资源而斗争,开始认识到其他权利(如文化和政治权利等)的重要性,不同的地区土著人组织开始结成联盟.
如1982年的厄瓜多尔-亚马逊土著人联盟(CONFENIAE)和1986年厄瓜多尔土著人联盟(CONAIE)把高原地区和亚马逊地区的土著人联系起来.
二是以抗议1992年拉美纪念发现美洲大陆500周年的活动为标志,许多国家的土著人组建了抗议组织.
危地马拉土著女作家里戈韦托·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美洲的土著人以国际认同,鼓舞了其争取权利的斗争.
第三阶段以两个重大事件为标志,一是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厄瓜多尔土著人抗议政府的斗争和1994年墨西哥爆发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起义,标志着拉美的土著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其种族特性,并在全国乃至世界层面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
第四阶段就是拉美各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土著人的政策,多方面满足其要求,包括给予宪法和法律上的承认和权利等.
当然,政府还在努力、矛盾还在产生,斗争仍在继续.
本哥阿把这个过程总结为土著人自己对土著人问题的"再发现".
土著人政治参与的形式不仅包括联合起来的大众动员、游行示威、占领土地,还包括起义、谈判以及合法的政治参与.
他们参加政府、赢得席位、参与宪法的起草,还积极与世界多边组织建立联系,如联合国土著人问题工作组、美洲人权委员会等.
他们摒弃了现代性和社会革命的承诺,发展了自己的"新世界观",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斯塔文哈根(Stavenhagen)认为这种"新世界观"包括五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自我定义并获得法律承认,摒弃了几个世纪以来为其他组织定义的状态,如教会和政府官僚;二是他们的公共土地获得法律承认,这是其基本生产资料;三是文化的特性得到承认,如取得用自己语言开展教育的权利;四是他们的组织形式和地方司法习惯得到法律和行政上的承认;五是在其世代居住的地区实行自治.
自1990年起,CONAIE就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迫使政府与之谈判.
1992年抗议美洲发现500周年的活动成为厄瓜多尔最重要的社会运动.
1994年阻止土地法的通过,使土地改革得以继续.
1996年成立土著人政党,并以前印加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称帕查库蒂克多民族统一运动(MUPP),在全国选举中获得20%的选票和10%的国会议席,使之可以通过政治体系提出自己的要求.
1998年的宪法改革中,规定厄瓜多尔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承认土著人的集体权利,尊重古医学和司法惯例.
1997年CONAIE参加大规模20CharlesKing,"theMicropoliticsofSocialViolence",WorldPolitics56(April2004),pp.
431~455.
7抗议行动,迫使总统阿夫达拉·布卡拉姆辞职.
1999年在基多发动了15000人的游行,并与哈米尔·马瓦德总统进行了10个小时的谈判,迫使修正处理银行危机的措施.
2000年1月,针对马瓦德总统的"美元化计划",在基多和各省成立"人民议会",并在下级军官的帮助下占领议会,组成拯救国家的"洪达",成员包括军人、前首席法官和CONAIE主席安东尼奥·瓦加斯.
马瓦德总统辞职后,成立了以副总统古斯塔沃·诺沃亚为首的新政府,宣布不承认"洪达".
诺沃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土著人在2001年再次起义.
遭到镇压后,通过类似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方式,在网上将自己的主张公诸世界.
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政府再次回到谈判桌前,承诺在政府与土著人之间建立新型关系.
鲁塞罗(Lucero)认为,像CONAIE这样的土著人组织已经成功地改变了国家的政治文化,由单一文化走向了多元文化,土著人在任何一级公共机构都有了自己的代表.
21其他国家的土著人组织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1996年危地马拉政府和民族革命联盟(URNG)签署的和平协议中,确认了玛雅人的身份和权利,包括承认文化和公共土地的条款,允许市级自治.
当然,这些条款没有很快得到落实.
尼加拉瓜的桑解阵政府同意大西洋海岸的土著人自治.
玻利维亚土著人政党——图帕克·卡塔里解放革命运动领导人维克托·乌戈·卡德纳斯,1993~1997年通过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选举联盟还当上了副总统;2005年12月,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候选人莫拉莱斯成为玻利维亚历史上首位印第安人总统.
目前宪法已经规定玻利维亚是"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
2006年7月,莫拉莱斯政府宣布将进行修宪,将自然资源永远收归国有,抛弃新自由主义模式,给玻利维亚大多数仍处贫穷状态的民众更多政治权利,尤其是土著印第安人,以消除欧洲殖民统治后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歧视.
莫拉莱斯认为,占全国人口60%土著居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提升将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
哥伦比亚20世纪90年代的宪法改革不仅在宪法上承认土著人拥有土地的权利,还在参议院专设了土著人席位.
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和委内瑞拉的宪法都转而承认土著人的权利和身份.
然而,拉美各国政府承认土著人权利方面仍然十分有限,而且大多停留在法律层面.
墨西哥政府与EZLN达成的圣安的列斯协议并没有得到实施.
对于议会通过的土著人法案,EZLN认为连土著人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
他们关心的在宪法改革中保障土著人权利的要求被忽视,他们要求的市政和区域自治在宪法和法律上也没有得到承认,虽然恰帕斯人已经事实上取得了自治并在协议中得到了确认.
另外一个例子是智利南部马普切人的经验.
在皮诺切特时期,他们获得法律承认并建立了双语教育和给予其土地的机制.
但政府不愿意支持土著人停止修建拉尔科(Lalco)水电站的要求,这个斥资数百万美元修建的水电站将淹没土著人大量土地.
土著领导人决定诉诸军事策略,埋伏起来,焚毁运到这里的发电机组.
科比(Kirby)认为唯有使土著人组织进一步激进化,其斗争才有可能成功.
22(五)其他主体的政治参与当前拉美的政治参与格局,除了上述主体外,还有工会、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参与者.
由于传统职团主义的衰落,官方工会往往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许多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组织了独立工会,与官方工会发生冲突,如墨西哥北部客户工业工人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政府控制的官方工会之外建立了独立工会,直接参与政治,与官方工会展开竞争.
2000年一家韩国投资的企业(HanHong)发生劳资冲突,官方工会袒护资方引起工人罢工,他们赶走了工会领导人并与北部的独立工会——劳工阵线联合举行新工会的选举.
政府先是不承认选举结果,但独立工会得到美国工会组织的支持和美国民主党官员的介入,给正在美国访问的塞迪略总统以很大压力,不得不派劳工部长进行调停.
美国同行的支持是独立工会取得21转引自6,第176页.
22同6,第178页.
823胜利的重要因素.
也说明独立工会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不仅依靠自身力量参与政治,还可能像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一样,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次国家行为体.
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对拉美国家政治的影响自不待言,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和美洲国家组织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了.
24军队是拉美政治中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政治稳定至关重要.
有关拉美国家军队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北京大学的董经胜教授有许多精彩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25三拉美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总结政治参与主体参与的结构与特点,可以管窥出拉美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一些规律性经验.
首先,上述任何参与主体都既可能采取体制内或合法的参与形式,又有可能采取体制外的或非法的参与形式;在一个国家各种参与主体的力量结构和参与方式不同,如在军政府时代政党受到压制,而产生于基层的社会运动却蓬勃兴起,只是因为时代背景和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
参加选举赢得席位、通过舆论宣传自己的主张、游行示威等参与形式在拉美国家是正常和合法的参与形式.
暴力性抗议行动、暗杀、绑架、起义、政变、开展游击战争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和智利等非法参与形式也时常得以应用.
但通常是同一主体以一种(非法或合法)参与形式为主,也不排除其他形式的使用.
如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阵线,起义后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声明了自己的主张,然后和政府谈判,与国际土著人组织联合,成为一支全国性政治力量.
上述参与主体的发展都有可能进化,向政党的方向演进.
一些国家通过"人民参与法"等形式,试图将体制外的参与主体纳入政治体系,以维护政治稳定和发展民主,如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
虽然一些体制外参与主体尚不认同这些方式,但仍然为起义军或游击队等传统上经常在体制外以非法形式进行政治参与的主体成为合法的参与主体、甚至是政党提供了条件.
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危地马拉的民族革命联盟(URNG)、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已经成为重要的反对党,以及墨西哥正在向政党方向演进的EZLN等,区别于巴西工党等传统左派政党,又称"新左派".
第二,上述主体的体制外政治参与有可能影响到该国或地区的政治稳定.
"各阶层的参与者必须承认和支持民主体制,即使根据这个体制的决策不是自己的最爱,也要服从,而不是采取体制外的参与形式.
"对民主的游戏规则存在这种最低水平的共识是民主制度巩固的标志之一.
26而拉美的民主远未达到这样的阶段.
政党是培养政治家和领导人的重要组织,经常以夺取政治职位为目的进行参与,一旦参与过度或参与受挫转而采取武装行动,容易引起政治动荡.
1970年智利的"人民团结阵线"使智利的民主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此采取的激进路线招致保守的军人发动了政变,民主进程反而遭遇挫折.
1952年巴蒂斯塔取消古巴大选后,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形成了"七·二六运动",直到1959年取得政权.
海地由社会运动支持的民主两次遭到军人的推翻.
天主教会作为传统的保守势力在革命面前亦会有推翻政权的努力,如在1959年革命中的古巴和1973年智利政变中天主教会的作用.
军人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政变以及至今某些国家干预政治的影子23王翠文:《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墨美关系的复合依赖分析(二)》,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5页.
24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支持智利军人政变,推翻了民选的阿连德政府;美洲国家组织在很长时期内是美国干预拉美政治的重要工具.
25参见董经胜:《拉美军人与政治:理论与范式的演进》,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民主化巩固时期拉美的文——武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6期.
26"CentralAmerica:Fragiletransition",editedbyRachelSieder,pp7~10,InstituteofLatinAmericaStudies,UniversityofLondon,1996.
9就能够领会其对政治稳定的重要影响.
关于土著人组织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智利、墨西哥、厄瓜多尔、秘鲁都为我们提供了经验.
当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后的拉美已经是一片"民主"大陆,然而亨廷顿也认为不能排除出现"反民主化的第三次回潮"的可能,因为当前拉美民主政权并未能够总是有效运作,族群型的独裁仍然有可能出现在有两个以上民族、种族或宗教集团参与其政治的民主国家.
27由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拉美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复兴的,是在执行"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进程中推进的,它只是一个向"新自由主义国家"过渡的阶段,并逐步地、系统地将前半个世纪人民所争得的一点点权利和福利取消殆尽的过程.
2829当前民众最基本的政治诉求不是民主的形式,而是稳定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政治制度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民主化过程中随着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传统政党制度出现危机;传统的政党体制难以维持政治的稳定,权力机构中出现激烈对抗,宪制危机频频出现;民众对现存的政治体制出现信任危机,(体制内)的政治参与程度下降,而政府又难以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内解决威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一些国家出现可治理性危机.
30为了增强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防止体制外无序的政治参与乃至"反民主化"回潮,必须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方面,我们不能忽视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以及"碎片化"的影响.
前文所述墨西哥独立工会的例子已是例证.
由于政治参与的渠道不够畅通,而以公民技能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动员又有了很大发展,就使得拉美国家的民众可能采取非政府组织、暴力乃至起义等参与形式.
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海地危机中的反政府的武装起义就有这样的因素在起作用.
就前者而言,民族解放军发难的背景就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政府在积极推进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同时,忽视了南部落后地区人民的要求,他们要求自治,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选择1994年1月1日NAFTA成立的当天发难,就是要反对全球化.
这样,在墨西哥国内就出现了罗斯诺所说的"一体化与分散化,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并存的局面.
这在国际关系领域,被认为是冷战以后国际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31这种趋势出现在一国内部,就表现为反政府获要求自治乃至独立的政治参与行动.
在参与的微观层面,是公民技能和知识水平的提高.
如萨帕塔解放军的成员多来自农民,但却采取了在网上宣传自己主张的方式,这即使在20世纪90年的城市里,也属于先进技术了.
在中观层面,则表现为公民技能的革命对传统的政治权威体系的巨大压力,甚至导致权威体系的危机出现.
一般来说,权威体系的合法性来自公民所普遍认同的绩效标准.
但现在不同的是,由于不同层次公民技能的提高,他们向政府提出的需求并不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发展.
如墨西哥,城市大工商业阶级主张推动本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通过向上重组,形成大集团,有利于他们开拓市场,满足他们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而农村和贫困地区则经不起外部市场的冲击,主张向下重组,实行区域自治.
在宏观层面,国际政治格局从以国家为单一的中心格局转向以国家和其他次国家行为体为中心的多中心格局.
拉美的经验似乎证实了亨廷顿的政治参与理论.
当前,由于拉美仍然处于"民主化"的时期,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已经基本确立,但仍有不少政治参与主体游离于合法参与的体制之外,抑或对政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经常在体制外采取非法的形式参与,而政府尚无力将27亨廷顿:《民主的第三波》译文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357~3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28VictorManuelDuran,Estadosocialdederecho,democraciayparticipacion.
http://utal.
org/movimienlld.
htm转引自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第61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9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第61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0袁东振、徐世澄著《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第314~34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31倪世雄等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第409~42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其纳入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这就使得拉美"还政于民"以来的政治形势在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局部总是出现动荡的原因.
当然动荡的原因可能多方面的,如人民对传统政党不信任、经济衰退、社会分配不公和腐败等,但在制度上找原因,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教育水平和政治觉悟的提高,文化、分配和政治上的需求迅速增加,而当前拉美的政治参与机制,如政党制度、三权分立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人民的愿望难以伸张,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转而采取非法参与形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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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建民,男,200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100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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