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纽约民众抬棺材和裹尸袋上街抗议

2011年第2期俄语语言文学研究2011,№2总第32期RussianLanguageandLiteratureStudiesSerial№32个体和集体的对立和冲突——读普拉东诺夫的长篇小说《切文古尔》卢群(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欧亚语系,洛阳471003)提要: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社会强调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个人只是实现社会整体目标的手段.
在长篇小说《切文古尔》中,普拉东诺夫从人道主义和现代个体性的角度对这种倾向进行反思和质疑,并对如何消解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对立进行了相应的思考.
关键词: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个体;集体中图分类号:I106.
4文献标识码:A安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ПлатоновичПлатонов,1899—1951)是20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
就创作时代而言,普拉东诺夫属于苏维埃时期的作家.
他出生在沙皇俄国,家境贫寒,早年辍学,承担起一个大家庭的重担,在未成年之际就饱尝生活的艰辛.
在他已略知世事,由一个"老成"的少年步入关注社会、思索人生意义的青年之际,俄罗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普拉东诺夫人生历程中的大事.
它破旧立新、建立合理社会的革命纲领和普拉东诺夫的精神追求不谋而合,从而对普拉东诺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30年的创作生涯中,普拉东诺夫思索的焦点和关注的视线从未离开过影响他个人和俄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这件大事——十月革命和由它诞生的社会主义苏维埃.
十月革命、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肃反运动、伟大的卫国战争等历史事件都是他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也几乎是他创作中一成不变的题材.
长篇小说《切文古尔》(Чевенгур,1927—1929)是普拉东诺夫最为重要的代表作.
小说描绘了一群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按照时代号召,艰难求索,并为建设共产主义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最终却未能如愿以偿的故事.
这部小说是作家创作中期的作品,当时,俄国急风暴雨、狂飙突进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已暴露出种种问题,使得一些有社会良知的人发出了不见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另类声音,普拉东诺夫便是其中之一.
此时的普拉东诺夫已偏离了创作早期热情赞颂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创作倾向,他开始冷静、审慎地反思这场划时代的事件发生发展的背景和根由,思考它给俄国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毋庸置疑,十月革命是以技术为中心,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生存方式的革命,是以集体遮蔽个体,为达到整体80目标不惜忽视个体价值的道德价值观的革命,是摒弃宗教和传统,确立新的理论和信仰的文化革命,是下层民众翻身做主人的社会等级和结构的革命.
于是,人和自然,个体和集体,革命和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了普拉东诺夫探索的核心问题.
这些问题在长篇小说《切文古尔》中得到了最为全面和集中的反映.
当代文化学家、哲学家米·爱普施坦(МихаилЭпштейн)认为:从普希金到普拉东诺夫这一百年俄国文学对俄国文化的命运和自觉具有决定意义.
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个性和人民、个体和社会的冲突问题.
在普希金之前,这两个范畴没有被明确地区分和对立起来.
"普希金区分了两种真理——个性的真理和历史的真理,个人的真理和国家的真理,断定每种真理在自己的领域都具有不容争辩性.
《青铜骑士》和《上尉的女儿》的全部激情就在于这两种真理的共存与不可通约性:彼得与叶夫根尼,普加乔夫与格里尼奥夫.
"(爱普施坦2009:83)如爱普施坦所言,普希金标志着一个界限,从他开始,个体和社会,个性和人民之间的和谐一致瓦解了,之后的俄国文学的巨大努力就从这个瓦解点上展开,目的是有意识地克服这个瓦解.
(爱普施坦2009:84)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到普拉东诺夫,这三位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各自的时代特点和时代背景出发,醒目地提出了个体和社会、个体和整体的冲突问题.
十月革命开创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时代是倡导集体本位的时代,在长篇小说《切文古尔》中,普拉东诺夫对重集体、轻个体的集体本位进行了反思,将个体的生命和价值提到了至关重要的高度,并对其进行了现代性的思索.
与此同时,作家没有简单地否定时代的集体主义情怀和与之相连的共产主义理想,小说主人们在切文古尔这个偏僻小城建设共产主义的尝试虽以失败告终,但作家却以抒情的笔触讴歌他们的满腔热情和大无畏的集体主义精神.
因此,在个体——集体的二元结构中,作家不是明确地倾向一方而否定另一方,不是立场鲜明地判定孰是孰非,而是让二者同生共存,这使得小说呈现出集体本位和个体本位并置的特点.
1集体本位:共产主义是共同事业如同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所言,俄罗斯民族是有末日论情绪的民族,她致力于追求一种终极完美的状态以取代现世的恶和不公,渴望末日之后的彻底改观.
(别尔嘉耶夫1995:196)而十月革命的发生,正是末日拯救倾向的体现.
"俄罗斯共产主义,假如对它了解得更深些,在俄罗斯历史命运的世界里,是俄罗斯思想、俄罗斯弥赛亚和普济主义的变形,是俄罗斯对真理王国的探寻……"(别尔嘉耶夫1998:152)可以想象,受基督教文化浸染的每一个俄罗斯人,无论革命的参加者,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还是普通民众寻常百姓,对那一划时代的转折点怀着多么虔诚和欢呼雀跃的心理,它几近于新时期的创世神话.
那个群情昂奋的时代所高扬的为理想而献身的强烈的集体意识,和基督教教义所倡导的禁欲主义态度和牺牲精神亦不无关系.
"共产主义者的优秀典型,即全副身心为思想服务、有能力致力于巨大的牺牲和大公无私的热情的人,唯有由基督教的人性精神教育才有可能,只有基督教的精神对自然的人锻造才有可能.
"(别尔嘉耶夫1998:167)就这样,俄罗斯自古有之的东方式的聚合性、集体本位在新旧世界的交界点上被空前地发扬光大.
当时的社会价值导向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必须凝聚起全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的智慧和力量,每个人都应为整体利益最大限度地牺牲自我,个人利益服从或服务于共同事业,每个个体都是高效运转的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
对人类大联合的热烈向往是普拉东诺夫早期和中期作品中的一个鲜明的主题.
普拉东诺81夫的早期创作和无产阶级文化派有相当程度的接近,他接受了该派别大量的政治和美学主张,看好它的发展前景.
尤为重要的是,作家在二十年代初对无产阶级文化派代表人物鲍格丹诺夫的论著《普遍组织的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鲍格丹诺夫在书中提出了世界经由全人类的努力而完善的思想.
在他的影响下,普拉东诺夫笔下的主人公们征服的对象不仅仅止步于地球,他们进入太空,登上月球,成为宇宙的积极改造者和控制者.
科幻小说《太阳的后裔》(1922)表现了全人类在针对自然的斗争中大联合的景象:"气候灾难使各个种族、国家和阶级成为有着统一的认识和夜以继日的工作速度的人类共同体.
生命在地球上死亡的形象使人们产生了纯洁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团结、秩序感、英雄气概和才华.
"(Малыгина2005:244)在作家看来,"纯洁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团结"是人类自我完善和拯救的希望.
在政论文《标准化工人》(1920)中作家这样写道:"社会性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在于消灭个性,通过它的死亡诞生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强有力的生命物——社会、集体、地表的统一有机体、一个有着握成一团的拳头的和自然作斗争的斗士.
"(Шубин1987:199)透过作家的第一部诗集《蔚蓝色的深处》(1922)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诗歌在革命前后的变化和革命对他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影响.
革命在他的诗歌中的体现首先表现在人称代词"我们"的大量出现,很多诗歌都以"我们"这个词来开头,似乎革命就是一场集体主义情感的迸发.
(Геллер1982:14)诗人坚信,为革命理想所鼓舞的集体有能力干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事业.
普拉东诺夫的中期创作和早期相比流露出明显的讽刺倾向,他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某些不切实际的激进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他没有否定共产主义理想本身,因此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紧密团结的思想依然清晰地呈现于作家该时期的创作当中.
普拉东诺夫的创作有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他倾向于将不可视的、抽象的概念变成可视的、具体的现实.
格列尔认为"普拉东诺夫诗学的主要特点在于自然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结合"(Геллер1982:402).
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写作方式表达了作家对精神和物质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
普拉东诺夫确实是一位极具哲学气质的艺术家,长篇小说《切文古尔》中,出于对物质和精神之间关系的哲学思索,作家赋予了主人公们一种和现代的抽象逻辑思维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前科学、前逻辑的原始思维或神话思维.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之下,我们习以为常的抽象的政治语汇如"建设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政权"、"消灭资产阶级"等等全被具象化和实物化了.
"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革命口号被神话思维型主人公们理解成了这样一种形式:一无所有的人们躺在毫无遮盖的草原上"不再分离,在睡梦中靠彼此的体温御寒.
"(普拉东诺夫1997:270)"……他们已满足于所有无产者过着的那种生活——跟其他路遇的孤独的人、同伴和朋友厮守在一起的共同生活.
"(普拉东诺夫1997:295)"走进切文古尔,难;走出去也难.
城内没有街道,房子乱七八糟挤成一堆,仿佛人们想通过住所彼此紧贴在一起.
"(普拉东诺夫1997:304)科片金初到切文古尔后见到了普罗科菲——主人公亚历山大·德瓦诺夫非血缘关系的兄弟,打算给德瓦诺夫写封信,革委会主席切普尔内伊却告诉他切文古尔的邮局撤销了,"人们都住在一起,彼此看得见,请问他们要邮局干吗兄弟,这里的无产者已经紧紧地联合起来了!
"(普拉东诺夫1997:184)神话思维对属于现代非神话思维方式的政治话语的荒诞式变形固然表达了解构和颠覆的倾向,但普拉东诺夫对事物的揭示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在揭露主人公们行为的荒唐性时,他没有嘲笑他们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热情和真诚.
行为的荒唐缘于思维的独特,他们只不过按照他们的理解方式将时代口号付诸了切实行动.
他们的联合和团结是直义化和直白化的,作家的态度在否定和嘲弄中又有某种肯定,对集体主义情绪的肯定,对通过人类大联合实现共同事业的豪情壮志的肯定.
"这时切普尔内伊已明显地感觉到,切文古尔的82无产阶级想要共产国际,也就是想要远方的、某个荒僻地区土著的和异种的人,以便和他们联合起来,使整个五光十色的尘世在一株灌木里生活、成长.
"(普拉东诺夫1997:341)论文在上面提到过,苏维埃时代高涨的集体主义激情带有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特点,认为共同体的利益是最高价值,个体应克制自我,放弃自我价值,拒绝一些普遍的人类情感如爱情、性爱、亲情等.
普拉东诺夫世界观中的集体主义也带有这样的特点,他所说的"纯洁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团结"就有贬抑、压制性爱和情欲的成分.
他认为,人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进化和发展,他心目中"高级"形式的人的主要特征是:纯洁、节制欲望、拒绝个人生活、不满足于爱情.
(Малыгина1999:221)这种类型的人将设计和改造周围世界视作自己的生活目的,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着强烈的庄严感、使命感和自我奉献精神,认为自己过的是"最主要的生活".
短篇小说《弗罗》中28岁的男主人公菲奥德尔义无反顾地离开多情缠绵的年轻妻子,放弃了家庭,奔赴远东,他想用机械改造整个世界,为人类造福.
《切文古尔》中,德瓦诺夫和邻家女孩索尼娅是一对有情人,但德瓦诺夫成了一名寻找社会主义的"漫游者",和索尼娅天各一方.
总之,人类通过联合克服个体的局限性,达到对世界的完整认知和全面改造,谋求共同幸福,是普拉东诺夫世界观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集体本位在普拉东诺夫那里是和对理想的热情追求,和乌托邦主义密切相关的.
2个体本位:个体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需要注意的是,普拉东诺夫对社会主义、对集体事业的激情建立在对个体的生存困境的关怀之上.
他认为每个人必须面临的、无可选择的生命终点——死亡是对个体价值和尊严的最大威胁.
对死亡力量的清晰而深刻的感知,对宇宙间所有生命物共同的命运遭际的怜悯和关切,无一例外地渗透于他的每一部作品之中.
他对共同事业和高度的集体意识之所以抱有满腔热情,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共同事业的最终目的是驯服宇宙,战胜死亡,将生命个体从死亡困顿中解救出来.
"在20年代,集体的胆识和强大的机器正在进行世界性的劳动和规模宏大的宇宙建设,对这场劳动和建设的激昂赞歌从'煅冶场'诗人和《宇宙主义者》的纸页边嘹亮地传来.
是的,普拉东诺夫受到了这种普遍激情的感染,但与此同时,大概只在他一个人那里,对改造世界的歌颂如此直接和一成不变地同战胜死亡连接在一起.
正是这一人道主义的,永恒人性的源泉似乎成为他的立场的和声,因为他在第一部诗集《蔚蓝色的深处》(克拉斯诺达尔,1922)中就已经引入了那一最高的价值——独一无二的个性,它是如此频繁地为时代以及它的抱有对机械化的、失去个性的'我们',对完全自动机化的集体工作机组(回想一下加斯捷夫的《工人突击诗歌》即可)的崇拜的思想代言人所忽视.
"(Семёнова1988:182)正是出于对个人命运的诚挚的人道主义关怀,普拉东诺夫才会站在个体本位的立场上,批判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号召的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抗议集体对个体的遮蔽和压抑.
对独一无二的个体的尊重,体现了一种现代精神,在这一点上,普拉东诺夫和19世纪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了内在关联.
首先,普拉东诺夫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以人为目的的,而当人被贬抑成渺小的齿轮,沦为实现理想的工具、手段乃至牺牲品时,共同事业便走向它原来目的的反面,出现了目的与手段的悖反.
中篇小说《基坑》中,建设者们为挖掘建造"无产阶级公共大厦"的基坑,以衰弱的、疲惫不堪的身躯承受着高强度的劳动,为暂时尚无报答、今后必将实现的幸福默默耗尽自己的生命.
《切文古尔》中,为了使没有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尽快来到切文古尔,小城的无产者们采用了暴力手段,对资产阶级分子实施了集体枪决.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无83产者们丝毫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认为他们进行着正义的事业,他们是在为崇高的理想流"他人的血".
普拉东诺夫提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提出过的个体和世界和谐冲突的问题,亦即目的与手段冲突的问题:怎么能够为了美好目标的实现而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怎么能够通过流血杀人的暴力行径达到没有死亡的、永恒的天国怎么能够为了实现未来的正义理想,就允许自己现在干不正当的事天真无邪的儿童所受的苦难,是对共同事业中个体悲剧命运的无法辩驳的谴责.
陀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将世界和谐的门票退还了上帝,因为他拒绝以哪怕一个孩子的眼泪来换取这种和谐.
普拉东诺夫的《基坑》中小女孩娜斯佳的死亡,以及《切文古尔》中一位贫困妇女怀中孩子的夭折,都是对漠视个体、轻言牺牲的集体化运动的控诉,也是对主人公乃至作家本人认为共产主义能够改变死亡本体存在的乌托邦观念的质疑和反拨.
其次,《切文古尔》中,普拉东诺夫认为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中出现了集权现象,"宗教大法官"的预言在现实中应验了.
德瓦诺夫两兄弟之间的谈话,很大程度上和卡拉马佐夫两兄弟之间的谈话形成了"互文性".
如果说渴盼真理的人——心地善良、有同情心的亚历山大·德瓦诺夫和阿辽沙非常相似,那么普罗科菲则完全是"宗教大法官"的代言人——伊凡的后继者.
"宗教大法官"以"奇迹、神秘和权威"诱惑人类,使人类放弃了自由、权利和责任,将这些最珍贵的东西拱手交给迷惑他们的人,信任他,服从他,驯顺地匍匐在其脚下,于是实现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
"少数人"拥有个人自由,对"多数人"有无限的权利,"多数人"则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变成一群动物似的东西.
普罗科菲的观点,说话的口吻和"宗教大法官"如出一辙:"我已经发现:在有组织的地方,最多是一个人动脑子,而其他的人都头脑空空地活着并跟着第一个人.
组织——这是顶顶聪明的事:大家都知道自己,可任何人都没有自己.
大家都觉得很好,只有第一个人觉得不好——他要思考.
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可以从人的身上去掉许多多余的东西.
"(普拉东诺夫1997:333)"他们会满意的","他们已习惯了痛苦,痛苦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咱们暂时少给他们一点,他们也会爱我们的.
要是我们像切普尔内伊那样一下子把一切都给了他们,那么他们日后会花光全部财产,然后又来要,那时就没有可给的东西了,他们就会把我们扫地出门并杀死"(普拉东诺夫1997:332).
就像阿辽沙最能洞悟伊凡陷入了怎样的迷误并对他抱有无限的同情那样,亚历山大·德瓦诺夫刹那间就明白了,普罗科菲对他人持怎样一种轻慢和愚弄的态度,他看不到人身上的高贵的自由,看不到人类真正的追求不在于"地上的面包",而在于"天上的面包",他因自己的粗鄙和浅陋自以为自己很高明,可以统治他人,殊不知自己已然切断了同他人的平等亲密友爱的关系,而将自己孤立了起来.
他怀着痛楚和同情向普罗科菲喊道:"为什么应该这样,普罗什你会感到为难的,你会成为最倒霉的人,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众人之上会使你感到可怕.
无产阶级靠互助为生,可你将靠什么为生呢"(普拉东诺夫1997:334)总之,普拉东诺夫通过和陀氏的对话揭示出为振奋人心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行为所掩盖的另一面:人道主义的缺失、个性的缺失.
为了同心协力完成最伟大的使命,为了最大限度地将自我奉献给集体事业,人们放弃了自己独立的空间和个人爱好,放弃了爱情、亲情、家庭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生活,放弃了个性和最起码的做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
这样的联合其实是没有灵魂的表面的联合,是"蚁穴"、"畜群"、"水晶宫"式的幸福.
《切文古尔》中的无产者是没有个性面目的,有的甚至没有证明自己的存在的名字.
可汗村有位农民被称做"涅多杰兰内"1,他没有正式的出生年月和名字,仿佛在形式上压根就不存在.
在正式的名册上,他被登记成"编外一号"、"多余的人",到了苏维埃时代,登记在册的名字赫然显示了他的阶级身份——"无姓氏的被逐中农",仿佛阶级身份比具体姓名更能确定一个人的存在.
在清除掉切文古尔的资产阶级分子之后,小城里只剩下了孤零零的十一位无产阶84级,他们为切文古尔招募来了"彻底的无产者",他们没有任何属于个人的特征,一无所有,没有定居地,相貌模糊,没有父母,甚至分辨不出来自哪个民族,普罗科菲说他们是"活的国际"(普拉东诺夫1997:279),由于没有名字,他们只能被笼统地称做"其他人".
无名无姓的情形折射出作为个体的人是多么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
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它最为清晰地反映了切文古尔的居民对集体运动的盲目乐观和对个体的淡漠疏忽的态度.
"切文古尔的居民早就把各种各样的劳动、公差、相互销账看作幸福的生活.
要说代价,也就是有一次死了一个活生生的同志.
"(普拉东诺夫1997:155)3出路:个体和集体的和谐长篇小说《切文古尔》有着复杂的结构,在个体—集体的二元对立问题上,对立双方无由见长短优劣,由此可看出作品复杂的内蕴和多重价值取向.
"作者通过自己的主人公反复讲述普遍联合、同志情谊、人与人之间的爱,这种思想渗透在所有的作品当中,可结果是一个人孤独地处在千百万同样孤独的人当中.
而且他们越是被平等地聚拢到一起,就越是清晰地显露出每个人的个体性,他们没有变成统一的群体.
作家所涵纳的空间越大,越广阔,无论是国家还是整个人类,个人的小小的躯体就越发显得孤独.
一个人好像是幼小的、不老练的孩童,被抛在缺乏友好和善意的世界里.
"(Ворожбит2000:69)可以说,作家以同样的笔力、毫无偏颇地诠释了集体的主题和个体的主题.
这样的结构安排绝对不是偶然的,那么,作家想表达的意旨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集体和个体这一对对立双方并非处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极性对立当中,它们各自具备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一种角度下的优势换一种角度看就成了劣势,作家安排的这种结构恰恰显示了对立双方的互补和统一,那么作家借此结构想表达的思想便是:用爱、用真正的"友好和善意"调和集体和个体的冲突,对在集体事业中把个体抛弃不顾的激进行为进行修正,认为不能以个体生命为代价换取未来的和谐,实现完美的社会不能以人为手段,而必须以人为目的.
普拉东诺夫曾高度评价普希金在《青铜骑士》中所创建的艺术结构:叶夫根尼——彼得亦即个人—国家的二元对立结构,并撰写了评论文章《普希金——我们的同志》(1937).
格列尔认为,普拉东诺夫对这一结构的钟爱出乎他的内心需要,出乎他对二元之间的和谐的渴望和追求.
他在普希金那里看到了弥合个人和社会,个体和整体之间的裂隙的希望和出路,因为普希金同时将叶夫根尼和彼得称作"创造奇迹的人".
(Геллер1982:372)在苏维埃社会,在进行急行军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非常时期,个体和集体的冲突显得愈发激烈.
在反映时代政治和生活的作品《切文古尔》中,普拉东诺夫设置了个体本位和集体本位并峙且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艺术结构,从中可见作家构建和谐统一的理想世界的探索和设想,也可看出普希金在思想和创作上对他产生的影响.
我们认为,《切文古尔》中的一段话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家对个体、集体和谐相处的看法:"这星光来自深邃的高空,来自永恒的但已经指日可待的未来,来自那个沉寂的天体系统.
在那里,所有的星星亲如同志般运行着——不太远,以免彼此遗忘;不太近,以免混成一体,因而失去各自的差异和相互间不必要的吸引力.
"(普拉东诺夫1997:292)在信仰和无神论之间挣扎、求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着一个清晰的思想核心——自我克制、道德自我完善、用温和的爱去征服世界.
他认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状态是这样的:人存在的规律"……在发达的社会里则表现为每一个人都合乎仁义道德地、自觉地、完全自由地服从整个社会的利益,反过来,社会本身也不断地关心任何一个个人权利所遭到的最小的约束.
"(弗里德连杰尔1997:56)普拉东诺夫试图在长篇小说《切文古尔》中重新审视、理解革命后俄罗斯发生的种种变化,85用俄罗斯深厚的人文道德传统对个体—集体关系上的偏差进行某种修正,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和19世纪的伟大作家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心灵对话.
附注1俄文为"Недоделанный",意为"未被造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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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ppositionandConflictBetweentheIndividualandtheCollective——OnPlatonov'sNovelChevenguLUQun(PLAForeignLanguagesUniversity,Luoyang471003,China)Abstract:AftertheOctoberRevolution,theSovietsocietylaysmoreemphasisoncollectivismaswellasidealism,regardingindividualasmeanstorealizetheaimsofsocialintegrity.
InChevengur,Platonovrethinksandquestionsthistendencyfromtheperspectiveofhumanitarianismandmodernindividuality,andthenconsidersthewaytoclearuptheoppositionbetweenindividualandcollective.
Keywords:Platonov;Chevengur;individual;collective86作者简介:卢群(1971—),女,山东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欧亚语系副教授,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2010-12-14[责任编辑:刘锟]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