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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YOFETHNICITY主办单位: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第166期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2014年8月31日目录【论文】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法政思想源流常安中国"民族平等"话语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种民族社会学的解读与分析常宝安边固疆要警惕两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靳薇中国边疆学构建面临的几点理论挑战——以拉铁摩尔、狄宇宙和濮德培为例王欣【网络文章】维族年轻女干部的工作烦恼反映真实新疆AssociationofSociologyofEthnicity,SociologySocietyofChinaInstituteofSociologyandAnthropology,PekingUniversity1【论文】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法政思想源流1常安2内容摘要: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除了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法政制度构造方面的"大一统"设计、思想源流方面"天下"观与"华夷之辨"之间的张力也是重要原因.
在古典中国政治哲学的"天下体系"构想中,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均为天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华夷之辨实际上具有相对性.
天下体系中对统治者唯一性的强调、对"中"的意识的强调,使得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政治精英,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视割据为乱象、视统一为正统,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举措来巩固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
关键词:多民族统一国家天下观华夷之辨大一统如果按照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自在时期"、"自觉时期"的划分,那么,中华民族在近代面对西方列强所形成的"自觉"意识无疑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漫长的"自在"时期的基础上的.
3五千年来,中华文明在地理上的蔓延扩大,在历史上的绵延不息,铸就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这是西方很多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历史事实4,毕竟,"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长期保持统一且未被分裂,文化传统古老且未能割断的国度,在世界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5因此,对于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与原因探析,也自然成为中外学者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历史、政治、文化命题,并给出了各种角度的解说,相关成果也颇为丰硕.
6笔者本文主要想从"天下体系"、"华夷之辨"、"大一统等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思想术语中,挖掘出其中关涉多民族统一国家塑造的法政思想、实践;这部分的内容也直接关系到本书的主题----多民族大国的近代转型与国家建构之历史根基,所以还是需要花费一定笔墨予以交代.
1本文刊载于《石河子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2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教研室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宪法、民族问题.

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载《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下)第244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日]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系谱》,冯谊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5田卫疆:"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原因的探索",《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2页.
6如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吕思勉先生的《中华民族史》、徐杰舜的《从多元到一体:中华民族史论》,包括日籍华裔学者王珂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系谱》一书中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背后的思想演绎做了精彩的分析,王明柯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明与情境》等系列作品则分析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认同塑造问题;以及马大正、赵云田、张羽新、佘太山等学者关于中国古代边疆史的研究等.
2一、地理空间、民族分布与天下体系的构成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首先无疑和中华民族所生存、繁衍的这片独特的地理空间有关.
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上古时代,特定的地理空间,无疑深刻影响着生存于这个空间中的先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认知世界的观念;而生产方式与认知观则又深刻影响着这一空间的政权运作形式以及交往规则.
1正因为如此,费孝通先生大气磅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说的开篇,即从地理因素开始讲起,"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
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
"2但在这个一面邻海、三面为陆上高山或戈壁阻隔的整体性的半封闭的地理空间中,内部则是"四面八方各个地区都自成格局、各有创新,也有交流"、按照许倬云先生的划分,可分为北方沙漠与草原的草原文化、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西南的高山文化、西北的丝路文化;但上述文化都身处一个整体性的半封闭的地理空间,因此很难像欧洲一样大规模地与外部其他地区进行交流,而是更多的在在自己内部环境中自我调节,独立发展,进而也日益增强了各地域、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依赖与融合,中华文化也由此"既能始终呈现各个地区的地方性特色,同时又能在小异之上颇见大同".
3正是在这片整体性的半封闭的地理空间中,其内部草原、农田、沙漠、高山、海洋的不同地理、气候特点,使得各地形成了农耕、牧业、渔猎等不同的生产方式4,也进而在中华历史上的上古时代产生了大大小小的采取不同生产方式的方国.
中国上古史中的三皇五帝、尧舜禹等所领导的部落联盟,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由不同民族、部族集团所组成的政治联盟5.
中国早期国家中的夏、商两代,虽然对王朝内部所属方国的控制力相比于部落联盟时代在不断增强,但各方国仍然享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各方国不同的族裔构成也使得夏、商的统治者很大意义上不过是这样具备一定王权色彩的多民族政治联盟的共主.
例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其内部构成除了主体民族夏外,西有三苗,东有东夷,并且为了确保东夷诸氏族部落的归属,采取了和亲、笼络等政策,甚至有论者认为如何对"诸夷"进行管理、统治是夏王朝的一项重要工作.
6继之的商,以鸟为图腾,本身即与东夷文化渊源颇深,商代夏后其统治区域内也是除生活在中心区域的华夏族外,有从事游牧生产的在北方的鬼方、土方、御方等,称北狄;在西方的氐、羌、昆夷,1其实,在生产力已高度发达、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突破地理空间而自由交通的今天,人类同样无法完全摆脱地理空间的拘束;所谓地缘政治、"历史的地理枢纽",也正是由此而来.
地理对于政体的影响,在西方法政学说史中也是一个悠久的话题,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政体学说中对地理因素的强调,此后,地理成为了政体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问题.
在近代,地理问题更是受到了政治学家们的高度重视,霍布斯、孟德斯鸠、汉密尔顿、托克维尔等思想家,都对此问题作出了深邃的思考和论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被扣上了"地理决定论"大帽子的孟德斯鸠.
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载《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下)第245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2页.
4无论是农耕、游牧、还是渔猎,都是为适应特定地理环境、气候特点而产生的一种经济方式.
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在人类文明史中,游牧的出现要晚于原始采集、狩猎、畜牧经济和原始农业,早期的经济往往是一种混合经济(甚至到现在很多地区的农民也有在农耕之余养殖家畜的习惯,而一些游牧地区如哈萨克牧区则有兼营粗放农业的习惯).
游牧的兴起,和公元前16世纪到10世纪北方草原气候突变为干旱导致传统的原始农业畜牧兼营无法进行,必须向更远的地方寻求水、草资源有关;而驯马技术的发展则为这种从"畜牧"到游牧的转变提供了可能.
这一点在考古学界关于草原地区不同时期农业工具多寡、殉葬之不同牲畜的比例等指标变化中也得到了印证.
所以农耕、游牧等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实际上是先民们针对特定区域地理、气候特点的不同而选择的一种最适合本区域也最为经济的生计体系,并无孰优孰劣之分.

5如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见其著《中华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以及中国上古史研究者如徐涤生等前辈学者关于中国早期部落集团所做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的划分.
6李学勤:《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华夏文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辑第159页.
3为西戎;在东方的从事农耕生产的东夷,南方的荆、越等所谓南蛮.
1周人与戎狄更是渊源颇深,虽然后来的典籍努力将周与戎狄的边界加以区分,但一方面,即使在周人自己的传说中,其先祖后稷发展农业之后,后世曾经忘记农业在北方畜牧为生几个世纪,直到公刘时期才重拾农耕之术.
2代商之际,周实际上是个以姬姓和姜姓为主的部民族体,与"西戎"有很深渊源,甚至曾自称"西土之人";3武王伐纣时的军队根据《尚书·盟誓》的记载也堪称多民族联合军团.
如王珂所指出的,由于身处于这片半封闭的独特的地理空间中,在古老的中华先民们的宇宙观众,整个宇宙被想象成为一个"天圆地方"的构造,即所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被笼罩在这个同一性、唯一性的天的下方.
王朝的统治者之所以能统治世界,即"天的下方"(天下),其最终依据是"天命".
而因为只有一个"天",所以世界上也只能有一个"天下".
4因此,虽然《禹贡·天下》中对于"天下"的秩序安排中有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的等级安排,但都处于天下体系的构成范围,而无论是以夏、商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核心统治区域中原地区,还是存在着其他生产方式的边缘方国(即"四夷"),也无疑都是天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所以,"五方之民"尽管"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如"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5但与中原的华夏族一起,均属于天子的子民,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不管四夷相对于处于中心的诸夏在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方面有多么大的不同,但其始终与诸夏一起,属于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
可以说,这种独特的"天下体系观",正是中华先民们在一个半封闭的独特地理环境下对民族分布和民族关系的认识反映.

因此,在天下体系中,基于不同生产方式、风俗习惯而产生的所谓"华夷之辨"并非是一种种族意义上的绝对区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界分,且这种界分是可变的.
在天下观的开放体系中,诸夏与夷狄虽然位置不同,但均是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既然诸夏与夷狄的区别在于文化而非人种,那么夷狄与诸夏的区分并非不可通约,实际上,也正是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不断交融成就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绵延不息;而且,这种交融并非是一种强制的同化,而是边疆民族对于中原文化的一种自觉认同与接受,"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本身即可视为中原文明对于边疆的一种向心力和吸引力.
正是因为这种天下体系式民族观的开放性,中国境内的不同民族可以型构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同样,由于同处于天下体系之中,所以统一是常态,割据是非常态,无论是哪个民族出身的政治精英,都以认同中华、统一天下为己任,即"大一统".
周代商之后形成的以德配天说,其要旨是"天下之大,以有德者居之";所以商的统治者虽自认为是天帝之子但失德之后照样不再享有天命而被起于西垂的蛮夷小邦周取而代之;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国礼崩乐坏的行为也被认为是失德,而秦以边陲蛮夷小国的身份最终统一六国也代表了天命、人心所向;中国古代以德配天的政治思想,将统治的合法性系于天下子民的人心,进而要求其必须励精图治、关注民生,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心从之"6,这也为原本根据华夷之辩被认1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2参见《诗经·大雅·公刘》中对于公刘率周民族一路迁徙、终于安定下来,恢复农耕的叙述.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也有类似记载:"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
不窋以失其官,而本戎狄之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
3参见王明柯:《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明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页.
戎,除了有少数民族的意思,另外也有军事的含义,说明其和中原农耕部族相比,是以游牧、军事为主的部族.
同时,起于西部边陲的周人,为了论证其代商的政权合法性,相对于商的"君权神授"说而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说法.
4[日]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5《礼记·王制》.
6《尚书·泰势》.
4为是夷狄的少数民族取得政权并获得统治合法性提供了可能.
实际上,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两个重要朝代,元与清,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建立的中央王朝.

从天下、华夷、大一统这几个典型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语汇中,我们似可一窥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演进历史中的某些法政思想、制度意蕴.
下面,笔者就将对华夷之辨与大一统进行进一步分析.
二、华夷之辩的相对性从上述关于夏、商的民族关系叙述可知,中华的先民们从很早就习惯了多民族共处的现实,也建立了协调不同民族关系的专门机构和政治原则.
所谓华夷界限在三代之时并不像后来那样泾渭分明,中原部族也没有后来那么浓厚的优越感和文化中心意识,中国不同地域的考古发现也可佐证这种文化中心多元化的格局.
传说中的尧舜在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系谱中被认为是贤明君王的典范,但舜起于东夷,禹兴于西羌,且所谓"戎、夷、狄、羌",原来不过是表示游牧民族、狩猎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字,古代中原部族对于四夷的注意力,首先是集中于其不同的生产方式1.
西周初期,通过分封制的方式使得"天下体系"进一步成为政治现实,周王对诸侯国的权力也进一步加强;但此时华夷之辨的界限仍不明显,一个典型例证即是西周时期周人与戎狄仍然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婚姻关系.
周王朝出封诸侯、随行贵族、以及当地原有民族上层,也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民族成分,如"鲁国有周人、商人、奄人三种成分,晋国有周人、夏人、商人及戎人多种成分",晋国在三家分晋之前其公室与山西的不少戎狄民族即长期通婚、也接纳了不少异质文化.
2被认为夷夏大防的春秋时期,一些中原贵族取名时仍然以"子蛮"、"戎子"、"夷"等为名,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在其时所谓"戎、夷、狄、羌"的称呼并非民族歧视的表现而只是不同部族对对方经济生产方式的认知.
引发华夷之辩讨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西周的灭亡.
西周的灭亡,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3,但西周晚期在政治、军事实力大减后一直面临来自西部山戎部族的进攻且在公元前772年被申侯引戎族入侵镐京导致西周灭亡却是事实.
西周灭亡后,平王东迁洛邑,但此时周王室直接控制的领地已大幅缩减,周人的故地则被山戎部族占领,直到秦国兴起之后才被重新夺回.
东周时期,戎狄进入中原更为频繁,还建立了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小公国,当时的周天子所在地洛邑也几被戎狄所包围.
4也不时有一些诸侯国为了局部区域的争霸而引戎狄为雇佣军入侵其他诸侯国.

5此时,一些富有远见的诸侯国领袖为了获得更多政治盟友与诸侯战争中的正当性优势,便打起来"尊王攘夷"的口号,6即其扩充实力的目的是为了报镐京被破之仇,同时也确保列国不再被戎狄所扰,1[日]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系谱》,冯谊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页.
2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第51-53页.
3如授予官员以不动产而非俸禄最终导致了贵族家族财富和权势的不断增长同时也使周王室日益贫困的所谓"自杀式的管理方法";诸侯国不断被分封出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空间和心理上都离王室愈来愈远;周穆王、周宣王两次远征导致王师实力大减;东部诸侯国远离镐京导致周王室只能独立应对西方诸戎的威胁以及西周晚期宫廷政治的腐败与内斗等,可参见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一书的精彩分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见《国语·十六》中对洛邑被戎国包围情况的描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
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
非亲则顽,不可入也.
其济、洛、河、颍之间乎".
5甚至在公元前636年,周王也在戎狄的帮助下讨伐郑国.
作为"天下万邦"之主的周天子带头破坏周王朝以宗室天下式政治大家庭叙事塑造起来的天下秩序的政治伦理,当时之"礼崩乐坏"程度也可见一斑.

6根据王明柯的研究,在游牧民族看来,从农区掠夺生活农产品,是其获得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一种补充手段.
另外,可能是当时气候、地理环境的变迁导致游牧民族内迁,因此,西周亡于戎祸并非一个偶发的政治事件,而是早期游牧或者混合经济人群往南争夺资源的一个历史表征;详见其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与5进而重塑西周时期确立的以周天子为首、列国各安其位的政治---文化体系,实际上也是藉此确立自己的霸权地位.
按照施米特的说法,政治的核心即在于敌友划分,"尊王攘夷"的口号一方面将戎狄塑造为中原诸多诸侯国共同的敌人,另外一方面也为自己成为局部区域的诸侯国霸主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而且还可免去与此时早已式微的周王室争取正统地位的口实.
1而强化镐京被破、西周亡于犬戎这一政治事件,便自然成为东周时期有意争霸的诸侯国论证其争霸正当性、塑造各诸侯国之间共同的政治记忆的最佳事件;而由此而引发的一种朴素的华夏意识认同也开始出现在当时诸侯国的贵族之间.
2华夷之辩说在春秋时期的滥觞,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当时以农耕生产为主的中原华夏族对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种文化认知有关.
其二是和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国旨在以"尊王攘夷"口号区分敌友、争夺霸主的一种特定的政治实践.
另外,当时对华夷之别的强调,也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政治、伦理秩序有关,如《公羊传》中,曾列举了当时诸侯国中出现的诱杀人君、违谏诈战、亲恶无礼、伐灭同姓、伐有丧者等十种"失礼"行为,并直斥为夷狄,而做出此等行为的国家既有一向被斥为夷狄的吴、秦、楚、也有位于华夏中心的晋、卫、郑,还有建立攘夷大功的齐,甚至有号称礼义之邦的鲁.
3由于周初所确立的"亲亲、尊尊"的礼乐文明早已荡然无存,当时中原诸侯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们强调华夷之别,也有重塑政治伦理、恢复礼乐文明的考量.
而从上面《公羊传》中对于华夷的描述也可发现,即使在一向被认为是强调夷夏大防的先秦儒家心目中,华夷的评判标准也不是人种,而是文化.
儒家虽然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说法,即区分华夏与夷狄,但另外一方面,"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即夷狄与中国的界分并非不可通约.
孔子所做《春秋》中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国国君的评价,也是根据他们是否遵循礼乐文明来评判,而与其民族出身无关.
同时,"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4,夷狄之人是可以接受圣人创制的礼乐教化的,5对于夷狄之人,要用礼乐文明去教化他们,从而使他们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员,此即儒家学说中的以夷变夏;实际上,这也是儒家重教化、倡导有教无类的一种体现,即"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6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这种华、夷之分的政治形象塑造,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如当时南方的吴、楚等国、北方的秦国,最初也被中原的诸侯国如鲁国、晋国等视为蛮夷,但在其政治实力不断壮大并主动融入中原文化且有意识的制造出其国君为黄帝后裔或者与当时的周天子同祖的政治形象叙事之后7,吴、楚、秦等诸侯国也获得了中原诸侯国的认可,甚至成为一方霸主.
在秦结束战乱、一统天下后,中国历史上既有秦、汉、隋、唐这样的统一王朝时代,也有南北朝、宋辽西夏、南宋与金这样区域性政权并立的时代,还有元、清这样少数民族建立的多民《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中的具体论述.
但中原诸侯国却因为这种领地的被占领以及物资的掠夺而产生对于蛮夷的敌意和仇恨.
1如率先提出"尊王攘夷"口号的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诸侯国中的第一位霸主,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攘夷,并非将夷狄驱逐出中国,而是将其降服,即所谓的"和犬戎,正诸华".
2可参见《春秋》中大量关于征讨或者与夷狄结盟是否正当的讨论.
3林丽娥:"从正名思想谈〈公羊传〉对孔子华夷大义的阐发",《管子学刊》,1994年第1期.
4《论语·卫灵公十五》.
5《礼记·曲礼上》.
6实际上孔子也是这么实践的,如孔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也不乏夷狄之人.
诚如萧公权先生所言,"物犹所爱,何况夷狄之同属人类.
故'协和万邦'、'蛮夷率服'之理想,殆亦为孔子之所许可",无论是华夏还是夷狄,对和谐大同秩序之向往,殊为人类共性;见其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7可参见王明柯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与《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明与情境》中的相关分析,如当时吴国的所谓太伯奔吴的政治形象重塑,已有学者指出最初所谓的周人祖先太伯奔吴传说中的吴为吴县(今宝鸡附近),但吴国而将太伯奔吴解释为吴地(今江苏),从而证明其与周人同源,进而也塑造出了吴为华夏诸侯国的正统性.
6族帝国.
一般来说,在大一统时代的中央王朝,呈现的是"协和万邦'、'蛮夷率服'的盛世气象,此时,所谓蛮夷、诸夏,皆为大一统王朝的子民,对边疆事务的管理也更为积极进取,所谓华夷之别也自然会淡化很多.
如隋炀帝、唐太宗都曾被少数民族的首领尊称为天可汗,隋唐的政治制度也有非常明显的融合南北朝时期不同民族政治文化的特质.
1而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进而统一全国的清一方面对自己的民族治理政治制度极为自豪,认为中原王朝"自汉、唐、宋至明、历代具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2;另一方面则称"本朝之为满洲.
犹中国之有籍贯",且"舜为东夷之人.
文王为西夷之人.
曾何损于圣德乎",3以此来说明华夷之辨的相对性.
而当汉族政权处于弱势或者未能成为统一中国的中央王朝时,往往通过强调华夷之辨来力图整合政治力量,另外一方面也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争夺中央王朝正朔的斗争中维护自己统治的正统性.
4如偏安江南一叶的东晋与南宋,即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强调夷夏大防观念的两个政权;因为,按照从商以来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正统"观,中原地区一向被视为天下之"中心",只有定都在中原才有资格称之为正统,具备统治天下的合法性;5而此时统治北方中原地区的却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偏安南方的汉族政权要想论证其统治的正统地位,只有求助于夷夏大防观念,通过强调夷夏的根本对立来说明其作为华夏文明的传承者的地位,进而也可证明王朝正朔属其所有.
于是,便出现了南北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无力代表中华正统、且相互称对方为蛮夷的有趣现象:偏安江南的一方自恃族裔身份的正统性指责北方政权统治者为北狄,而居于北方之天下之"中心"的少数民族政权则籍统治区域所在而斥对方为南蛮;当然,这种互相斥责背后,本身也恰恰反映了无论是汉民族还是非汉民族都以认同中华、统一天下为己任的中国观.

因此,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华夷之辩,一方面其在不同时代强调程度大不相同,另一方面其标准和近代西方民族主义中的种族主义成分不同,也不同于西方古代如古希腊所谓"野蛮人"的种族之争.
6它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上的界分,而且这种界限也不是绝对的,只要夷狄接受华夏文明,即为华夏一员,同时夷狄之人也可以通过教化通晓礼乐文明.
另外,这种华夷之辩的界分,虽然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差异,但这种生产方式在经济结构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的农业民族为什么能互动整合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是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互动性所产生的亲和力所致,例如游牧民族实际上很难单纯以乳肉为食,毛皮为衣,其所需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等则需要依赖于农区的供给,在承平年代主要通过与中原农区的互市7;而中原政权为加强军事力量所必须的精良马匹则主要来自北方地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实际上也是由此而来.
81可参见陈寅恪先生的出色研究,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
2《圣祖圣训》,卷60,页2.
3《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4关于中国政治文化史中的"正统"问题以及历代统治者为论证其统治正统性的不同努力,饶宗颐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有非常出色的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5即所谓"宅兹中国".
这种观念在商人时即有,商民族当时自恃其文明程度远超周边民族,商人统治者为"天帝之子",商人的王城亦处于"天下之中心".
而周以西陲小邦代商,虽然有纣王无道而伐之,周系受天命的所谓"以德配天"的政治合法性论证;但面对这种地理位置方面的"中心正统观"仍显底气不足,所以便有了后来周公在殷商故地成洛建立新都的做法,盖因经营成洛既关系到周王朝对殷商故地的统治巩固以及以此为根据地继续东进的开疆辟土战略;更关系到政治中心需处于"地中"之立国原则;如《吕氏春秋·慎势》所言,"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6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对于希腊人以及野蛮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之不可通约性的叙事建构.
7参见徐杰舜:《从多元到一体:中华民族论》中的具体论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140页.
费孝通先生等也有类似论断.
8如宋代曾在今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专门设立马市,专营以汉区茶叶换取藏区马匹之业,从此茶、马等商品的固定交换,成为两族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须品,也进一步密切了汉、藏等各族人民的联系,见王贵、喜饶尼7也正是这种同一地理空间下的一体与多元,以及不同类型经济和生产方式的互补,塑造了中国各民族互相认同的文化亲缘基础.
如在中国民族起源的研究和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关于自己起源的各种传说中,古代华夏族曾称"炎帝与皇帝为弟兄",彝族传说中则有"彝、汉、藏为三兄弟"的说法,藏族则有各族起源于"六兄弟"之说1.
这种弟兄民族的说法,无疑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种坚实的心理基础的生动例证.

及至近代,各族人民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万众一心、用血肉之躯捍卫自己的家园,中华民族认同更是空前加强;在内部民族关系处理上,则强调各族人民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传统的华夷之辨,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公民观和民族观,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交往,进入了新的一页.
三、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如果说华夷之辩代表了汉族与少数民族背后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价值乃至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认识,即古代中国疆域内多民族共存的客观事实.
这个多个民族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即统一王朝之所以没有四分五裂,或者即使短期内产生分裂但终归回复统一,甚至同一时间段内不同民族建立的区域性政权也均以恢复统一为其核心政治志业,则在于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一统理念.
尽管这种强调整体、统一的政治理念时下被诟病颇多,甚至被视为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主要原因和所谓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代名词,但其在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中,却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大一统"本是公羊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简而言之即是以"一统"为大.
大一统思想的产生,和中国古代先民所处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以及天下体系理念中强调最高统治者的唯一性相关;但其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萌发,还和当时人们渴望早日恢复统一、结束战乱的普遍愿望有关,所以当时在政治理念上差异极大的儒家和墨家,在天下应当是列国相争还是必须统一的问题上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即天下必须"定乎一",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早已式微的事实也说明西周原来的那种松散的分封建制并不能适应当时的政治发展需求.
2所以,《公羊传》隐公元年的"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3中对"大一统"的强调,并不仅仅是对西周政治伦理秩序的一种回归4,更是在新的政治情势下追求更加集权化与统一化的一种政治思想.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并进行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一体化整合努力,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的直接管理模式也有力的加强了对多民族统一王朝的控制,在使得大一统的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2页.
1也正因为如此,王明柯认为,这种"弟兄民族"的传说并非只是当代强调民族团结的口号,它更是一种古老历史心性与记忆的遗存,在这些对彼此之"历史"(与历史)的反思性体认、体会与体谅中,我们应更珍惜、思考和巩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见其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明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
2实际上,各诸侯国为了加强自己的竞争实力也纷纷改革原有的政治制度而采取了更具集权色彩的社会资源汲取机制,以在政治、军事竞争中不落下风,即当时各诸侯国的变法,最典型的即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可参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对于战争和政治管理体制变革关系的论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春秋公羊传隐公》.
4实际上,在西周早期王室政治、经济、经济实力强大之时,周王室对于各诸侯国也具备相当的控制程度,分封诸侯国本身即是周人"在其征服的每一个角落都植入了周的成分,以作为统一政权管理的一部分.
同时,每个地方封国的存在都标志着西周国家的现实存在并为地方社会的重新组织提供了一个新的结构","在整个西周时期,周王朝都将整个西周国家看成是其负责的领域,甚至做出影响远于其地方侯国范围的决定",分别参见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与国家》一书第35、106页,三联书店2010年版.
因此,西周与商尽管在政治、文化上存在一定的承袭性,但其王权统治力度和政治运作方式则有了质的区别,所以王国维才有"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说法.
8政治理念成为现实操作的可能,也使中国境内各民族从此视统一为正常状态、分裂为非常状态成为一种共同的心理认知基础.
而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桎梏了思想的多元发展,但也将"大一统"确立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追求,同时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

大一统,意味着受命于天的天子只有一个,也意味着中央王朝正朔的唯一性,所以无论是汉族建立的区域性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
所以,即使是高调标榜本政权为胡人政权、确立羯胡所谓"国人"地位的石赵政权中,其统治者石勒晚年的一大憾事即是"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形色"1.
十六国时期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氐族政权统治者苻坚,虽然当时统一了北方,但仍认为,"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
芟夷通秽,四方略定.
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
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
吾将躬先启行,薄伐南裔,于诸卿意何如"2;苻坚之所以不顾朝野上下的反对和统一条件尚不成熟的现实,一意孤行要攻打东晋,就在于他渴望"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建大同之业"的结束分裂、早日恢复大一统格局的政治理想.
3两晋之时,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纷纷改元定制并与偏安江南的汉族政权争夺中华王朝的正朔,这一时期,中国北方一方面战乱频荏,另一方面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此起彼伏的政权交替中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
其后统一的隋与唐之政治制度的混合性即是这种民族大融合的典型写照.
唐末重新陷入分裂,处于边地一隅的阿保机在面临是进据漠北还是南下中原的"建国"策略选择上,统一也是首选南下中原,只是在南下受挫后才在天赞三年平定漠北4;北宋成立初期,宋太祖、宋太宗均高举北伐旗帜,也是这种"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使然;只是由于南北双方均无统一实力、才造成了辽、北宋以及后来的西夏并立的格局;但在这种不同政权并处、分治时期,其时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方面在制度上即保留其游牧政权式的先祖政制,另一方面在中原统治地区则采取汉式治理制度,并自认为炎黄苗裔,与同处境内的汉族政权分享正统,如当时的辽兴宗与北宋皇帝信函往复时,有"两朝同事一家"的说法5,即表明其政治制度的混合性和对中国的内在认同.
6而面对"华夷之辨"的诘难,这些北族王朝的统治者祭出的政治合法性论证模式则是"德治"天命论,即"天命靡常、以有德者居之",进而突破了"夷狄不可为君"的"夷夏大防"观,实际上,这也是当时周以西陲小邦取代商成为天下共主时所运用的政治叙事策略,这也再次说明了华夷之辨的界限更多的属于文化意义而非种族意义也绝非不可消融,同时也说明诸夏与夷狄均为天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可以说,大一统理念在少数民族政权争取中央王朝正朔方面,一方面起到了制度激励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也淡化了因为华夷之别而引发的民族对立情绪.
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所确立的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政治叙事,通过对大一统理念中所蕴含的政治的稳定性、统一的最高性的强调,在有力的淡化了华夷之辩的同时,也确立了自己作为中央王朝的正朔地位.
大一统,意味着一个真正符合"统一天下"之"天子"要求的统治者,必须积极处理边疆事务、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程度,而非偏安一隅、唯求自保.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建立,其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作用,用当时群臣用来赞颂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的秦始皇的话来说,就是"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与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为一统,至上古以来未尝有也,五1《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2《晋书苻坚载记下》.
3《晋书苻坚载记下》.
关于西晋时期少数民族政治人物的国家认同和大一统观的具体分析,可参见彭丰文《西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中的具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4参见林鹄:《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兼论非汉族政权之汉化命题》中的具体分析,《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5《全辽文》卷二.
6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49页.
9帝所不及"1,所以,秦朝的建立,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秦代,疆域更为广阔,治下民族更为众多,在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族的发展也更为迅速,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进一步加强,巩固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和民族基础.
2秦王朝在中央设立典属国、典客等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在地方边疆多民族地区根据具体情况或是设立群、县以加强直接统治,或是设立道即"凡县主蛮夷曰道",3或者在边疆少数民族臣服中央统治的基础上赋予其具体管理权即属邦.
秦虽短祚,但其确立的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包括民族治理的机制与政策,却给其后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以深远影响.
继秦之后的两汉,存世约400年,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阶段,汉族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西汉时期,经过武、昭、宣三代皇帝的共同努力,西汉王朝不仅实现了对中原地区统治方式的划一,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而且也建立起了由群县、属国、特设机构、"藩臣"四个不同统治方式构成的天下统治体系,并且逐渐将原有的"藩臣"区域郡县化,匈奴也由"敌国"变为"藩臣".
4另外,两汉时对于西域的经营,一方面加强了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与内地的交流,另外一方面也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西部边疆.
如汉时设立的西域都护府,是汉朝治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在加强西域与内地交流、巩固汉朝在西部边疆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两汉之后,先是三国的割据政权,继是西晋的短暂统一,然后便进入所谓北方五胡入中原,南方东晋宋齐梁陈偏安江南的格局.
其后完成统一的隋及继之的唐,兼采不同民族政权治理优点的政治体制5,重建了统一的多民族王朝,对边疆民族事务的处理也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唐初结束了西域各种地方政权混杂的局面,并设立了安西、北庭都护府作为西域的军政管理机构,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也主动内附唐朝,要求册封.
唐统治者的"怀柔远人、义在羁縻"6的民族治理方略,为各族人民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强大的政治实力与完备的边疆民族事务处理机构,也确保了多民族王朝的边疆安全,当时的唐天子,同时有天可汗的尊号,这也说明唐作为一个多民族王朝的强盛程度.
唐衰落之后,无论是五代十国时期,还是宋辽西夏并立时期,中国疆域上实际上是处于不同政权并处、分治时期,同时也是各民族大规模融合的时期.
1271年,元朝建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7同时,元创立的行省制度、土司制度、以及通过帝师和宣政院的设置加强对吐蕃地区的管理措施,对于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政治安排、民族治理、边疆安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之后第二个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清,更是通过其统治前期卓越的治理绩效和政治安排,成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最后奠基者,对于清朝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型构中的作用,笔者将在下一节中专门论述,此不细述.
因此,我们考察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大一统的王朝,莫不是对于边疆事务积极经营、统筹安排,进而有力的巩固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的族裔分布和疆域构成.
大一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一种设计复杂的政治制度,诚如有论者所言,"大一统"绝非舆图绘制术标识出的纸面地理概念,而是一套复杂的权力操作技术,8秦始皇统一六国1《史记·始皇本纪》.
2戴小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3《后汉书》志二八,《百官五》.
4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60页.
5如陈寅恪先生对于唐代政治制度混合性及唐政治、文化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等的分析,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6《册府元龟》卷一七零,《帝王部·来远》.
7此前南北朝时期的五胡诸国、后来的辽、西夏、金,实际上均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区域性政权.
元代复杂的民族成分与分布,广阔的疆域,频繁的对外交往与贸易,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演进进程中的又一次重要发展,如有学者所言,"元代徙入中原的各民族,民族之繁、人数之多,分布之广皆远胜前代",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49页.
元代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迁徙与大混居,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们今天民族分布的基础.
8杨念群:"我看大一统历史观",《读书》2009年第4期.
10后所采取的统一文字、度量衡,加强对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管理即是一例.
甚至,像汉代司马迁在《史记》的编撰中对于春秋列国国君谱系的重新整理与书写,实际上也是一种通过历史书写的大一统政治叙事努力,如于逢春所指出的,《史记》以"十二本纪"为纲,配以"十表",构筑了古代中国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年间历史的纵轴,给人以明晰、流动而一贯的时间景象;以"八书"、"三十世家"、"七十二列传"为横轴,将不同时期的政令、人物、民族等,纳入相应的统一的空间之中,从而凸现并预设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
1而大一统王朝中中央与边疆民族地方的关系处理方面常见的内附册封、入朝纳贡、请婚联姻等方式,同样对维系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伦理共同体的形象起到重要作用.
大一统,强调天下一统,但并非不承认一统内部的文化差异.
如强世功所指出的,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儒家思想中强调差异性,也区分边缘与中央,还有华夷之辨的说法,但这种区分"并没有形成二元对立所导致的种族压迫和文化歧视,反而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尊重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由此更强调主流文化或多数民族对边缘文化或少数民族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
因此历代王朝对边疆进行的军事征服是出于政治安全的需要,而不是以掠夺财富(如大英帝国)、扩展统治疆土(如罗马帝国)为内在动力"2,所以,和西方殖民时代宗主国对于殖民地的榨取、帝国时代非此即彼的主人与奴隶式的种族主义征服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古代的边疆与中央关系、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关系,是一种"边疆服从中央的主权权威,中央承担起边疆安全与发展的道德责任"的儒家式政治伦理原则.
3正是有了大一统的制度和理念,历代统治者和人民才将中华大地视为一个整体,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也得以维系、巩固并不断发展.
当然,如笔者在本节开头所言,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漫长历史,是中外诸多学科关注的对象,相关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由于本书的主题在于清末以来中国的民族治理与国家建构,所以笔者本节中仅是对于"天下体系"、"华夷之辨"、"大一统"这样几个关涉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研究的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术语进行了解读,未专门细述中国历代民族关系史、中国历代民族治理史等学界已有研究颇为丰硕的命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原因的探究而言,上述分析无疑注定是不周延的,但无论如何,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漫长演进历程,以及中国各族人民几千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史,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及至清代,采取满蒙联合的国策,将昔日长城内外的烽火号角转变为远赴恰克图的商道;4康雍乾三朝几次对准格尔用兵,巩固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在西藏则采取扶植喇嘛教的政策,并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以解决西藏内部僧俗之间的政治纠葛;建立起一个横跨内陆亚洲、坚实程度超过元朝的多民族帝国,也进而奠定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与民族分布.
但任何政治安排都无法一劳永逸,清前期采取的划东北为封禁之地、区隔内地与边疆的政策固然确保了清统治者对内地与边疆地区分而治之的统治需求,但也给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在中国边疆的分裂活动以可趁之机,更给清末旨在通过立宪实现边疆地区的有效整合的民族国家建设凭增难度,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们今天的一些民族问题如果追根溯源也可溯及到清代对于边疆民族治理的政治安排.
1于逢春:"华夷演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史记》有关论述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第21页.
2强世功,"一国之迷:中国vs帝国",《读书》2008年第8期.
3同上.
4长城,作为游牧政权与定居政权的一个军事、地理分界,也成为分析古代中国民族交往的一个典型意向,如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即以"长城的历史地理"开篇,但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则可自豪的声称"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
11【论文】中国"民族平等"话语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种民族社会学的解读与分析常宝社会平等,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内享有相等地位、待遇的一种社会关系及其状态.
社会的不平等关系是随着分工和社会分裂而产生,社会平等的思想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有本质的变化.
学界认为:社会平等的思想产生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
多民族社会中的社会平等重要内容之一是"民族平等"话语,其所涵盖的内容和形式十分丰富,包括各民族在政治、法律上的事实性平等互利关系,经济与文化上的扶持、互惠和尊重,也包括"自治"等制度上的实施与落实过程.
一、中国国家民族政策中的"民族平等"话语的形成(一)革命时期的"民族平等"话语卢梭等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国家和人权问题作过诸多论述,他们的观点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和民主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与成长而形成的一种价值体系.
列宁指出:"关于一般平等问题,其中包括民族平等问题的抽象的或形式的提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所特有的.
"1"民族平等"话语、理论与实践不仅是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纲领和核心内容,也是现代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国家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历来是多民族、多族群共同生活、交往和生存的自然领域和社会系统.
辛亥革命以后,在孙中山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平等".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初期已开始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政策话语和理论体系,其中"民族平等"始终成为其主线.
对"民族平等"话语形成的整体环境和社会基本条件可做以下几种考证:1.
"民族平等"与民族"解放"、"独立"19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政治在世界各地实施殖民主义统治,对当地人民带来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以苏维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内20世纪殖民主义成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解放和被解放的对立面,明确提出了"民族平等"概念.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2"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即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各民族自治与自决权,从各方面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发展.
"3193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告民众书》中提出:"只有工农兵会议的政权,能实行一国里常宝,男,蒙古族.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列宁选集》第4卷,第271页.
2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3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44页.
12面一切民族的真正平等!
而殖民地一切被压迫民族群众的联合和团结,是达到这种真正解放和平等的惟一道路!
"12.
"民族平等"和"民族联合"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多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争夺和战争是构建多民族国家的必然过程.
面对外来殖民主义和侵略,现代国家如何实现各民族之间关系问题当时的政治精英和学者首先想到的是"联合".
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
"2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
"3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平等、联合成为政府民族政策的核心话语,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前的任务是"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4"民族平等"是"民族联合"的前提和基础.
这是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理念,也是消除长期以来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改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联合的实践经验.
(二)建设与改革时期"民族平等"话语的延续在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之间存在长期的压迫和歧视现象.
打败帝国主义、赶出侵略者之后的新中国国家政策十分重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冲突、矛盾和平等问题,力图通过对民族地区进行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废除民族矛盾,开辟民族平等团结的新格局.

1.
"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新时期"民族平等"的话语和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延续,社会建设与改革时期使其获得了新的意义和内涵,同时借鉴、引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民族团结"概念,形成了完整的话语与理论体系.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用法律形式确定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
《共同纲领》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5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5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散杂居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
1952年2月22日《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规定: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的人民,均与当地汉族人民同样享有《共同纲领》规定的各种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歧视.
"民族平等"也是"民族团结"的前提,也是是多民族共同发展的保证.
邓小平指出:"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都要大团结"62.
"民族平等"与"民族繁荣"2003年3月,胡锦涛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民族工作要坚持"两个共同"的观点.
他指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需要各民族共同奋斗.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就是我们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
""两个共同"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民族问题与民族团结问题认识的新进展,把"民族平等"的理论进一步推进到"发展"的社会行动层面,与正在实现现代化、市场化与社会变迁的步伐一致,民族政策、理论与社会实践有了新的结合.

3.
"民族平等"与"和谐社会"1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45页.
2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3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6页.
4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75页.
5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90页.
6《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七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76页.
1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2004年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运行状态.
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
随后,"和谐社会"成为当今中国普遍流行的政策话语.
200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的理念要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
在世界多种价值体系、理性化与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提出的"和谐社会"话语与思想为民族地区"社会平等"和民族关系处理问题打开了新思路.
胡锦涛指出:"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各民族只有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才能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形成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牢固向心力.
"1"和谐社会"是针对当代中国整体社会问题,即个体主义、经济主义与社会裂变性发展提出的宏观理论框架和政策目标.
"和谐社会"首先应当是一个基于"平等"原则的"公平"社会,"公平"包含着"平等"的价值取向.
因此,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即是人们追求"平等"的实践过程.
"和谐社会"的理念在民族政策、理论的构建与创新过程中集中体现在民族之间的"平等"关系中.
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是大局,其中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基础.

二、新时期社会分层与社会关系中的"民族平等"话语从上述简单回顾中看到,中国社会革命时期和后来的建设与改革时期政策与制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是在"社会平等"与"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完成的,没有"社会平等"与"民族平等"就无法谈论"民族团结",更不能谈及"民族繁荣"和"和谐社会".
"民族平等"是国家与政府民族政策与制度的根本和基础条件(如下图).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与社会演变过程中,尤其20世纪70-80年代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文化急剧变革的新时期,社会各阶层、利益集团和社会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迁,在民族地区和民族社会中原有的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体系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时空演变与压缩、重合进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在国家制度、民族政策领域中的"民族团结"话语和实践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社会平等"与"民族平等"的根基,"民族团结"话语似乎也被架空和瓦解,需要对新时期社会分层、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做进一步的评估和分析.

(一)影响"民族平等"的因素分析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时空演变与生活方式的变异过程中多民族国家外部与内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近代以来形成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特别是"民族平等"话语的基本条件在个体化、理性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不断被淡化、失散和重组,对其具体表现和过程可做以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52页.
14下分析和归纳:1.
经济发展与利益纷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迅速的发展,使得东西部、边疆民族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刺激和激活了人们对民族地区、民族利益的感悟,各民族成员在土地、资源和市场利益的分配、管理中多多少少看到和体会到不平衡、不公正的社会倾向,在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和社会各阶层利益纷争中"社会平等"丧失了基础.

民族地区、民族社会内部矛盾和利益冲突不仅表现在不同民族个体层面上,也表现在国家与地方、各民族层面的隔阂和不信任.
快速发展的国家宏观经济需要巨大的资源与资金的支撑与保障,国家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即某些资源的开发上与民族地区以及当地群众产生了利益分享与补偿上的冲突,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企业、民族地区民众利益之间出现了无法权衡和平衡的现象,甚至损害了农民、牧民和当地民众的利益,传统"民族平等"的理念和根基似乎被当下多元、复杂的利益纷争的嘈杂声淡化、遗忘和动摇了.
2.
文化冲击与民族意识增强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带来社会的不公平、不平衡的分配关系.
各种经济成分与市场主体在民族地区社会宏观与微观上都发生作用,经济繁荣和利益追求可能会引发民族文化认同、语言文字使用与宗教信仰、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隔阂.
主体民族以及以主体民族为背景的利益集团(或企业)很容易忽略和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进而在语言文化、文字学习和在日常交往、教育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直接或间接伤害少数民族感情,歧视少数民族,不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现象,对正常的民族关系造成破坏,进而影响"民族平等"的大好局面.

市场经济的开放效应、竞争原则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化、语言文字边缘化、殖民化,从而使各民族成员的文化回归与民族意识得到普遍增强.
边缘化的民族成员文化力图修复和复制其传统因素,自我文化意识不断加强,甚至排斥和否定其他文化,原本模糊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边界开始清晰或者强烈,影响和阻碍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话语的延续,扩大了利益的诉求范围.
例如:"笔者对一家品牌企业的社会调查和职员访谈中了解到:这家品牌、知名企业在对外宣传和产品销售中大量使用当地民族文化符号和意义系统,但在企业内部从不提倡民族文化,有意淡化内部民族文化氛围和色彩,甚至防止企业内部形成和出现少数民族成员'亚群体'.
"13.
政治一体与认同多元政治一体是所有国家政权的行动目标和纲领.
在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共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所承担的国家统治权力和义务有些不同,但共同构建中华民族一体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系统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中国——东亚文明的最大特点在于稳定性和安定性,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令人惊叹的伟大统一力.
"2在"和而不同"的民族观和政治理念下,多民族一直捍卫和保持政治一体的同时也延续着不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个人认同、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等多种认同相互重叠和抵消,在新时期,地方认同和民族认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反而在政治认同方面弱化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甚至出现了以"民族"为区隔的"二元结构"(马戎,2010).
由于历史原因,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经济条件和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存在差距,在语言文字方面有显著的方言区别,由此民族共同体内部也存在一定的认同分化或差异性.
例如:汉民族中的"客家"人认同;新疆维吾尔族内部"阿图什人"的地域概念等.
这种差异越小,他们民族共同体认同越强烈,易于激发和动员民族内部情感和群体情绪,其凝聚力和团结程度十分强烈.
(二)"民族平等"与民族关系1常宝,"当代中国社会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构",《甘肃理论学刊》,2013年第1期.
2[英]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38页.
15民族之间是否平等的问题直接影响和塑造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诸方面的交往联系状况及彼此依赖程度指标.
如将新时期各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当作一种网络关系,这种"网络之间或彼此合作或彼此竞争.
合作基于网络之间通信的能力.
"1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发生的"民族利益或权益的非均衡与和谐是民族关系问题产生的根源,其实质是包含民族利益或权益在内的民族文化失衡.
"2新时期中国国内民族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民族关系,将新时期的民族关系可分为:大民族与小民族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城市民族与乡村民族、杂散居民族关系、跨境民族关系等.
民族关系是一种不同群体、集团之间的社会交换形式.
布劳认为:社会结构可以用它的参数来描述.
结构参数基本上分为两类:(1)类别参数.
包括性别、种族、宗教、语言、职业、婚姻状况等;(2)等级参数,包括教育、收入、财富、权力等.
人们的特征如果按照类别参数分类,他们就被定义为群体;如果按照等级参数分类,就被定义为地位.
一个民族群体意义和社会地位往往重叠、交织在一起,同时体现在民族群体的共同的荣耀、耻辱和个体的成就、荣誉之上.
布劳的两种"参数"属于说明和解释社会竞争的单位和结果的量表,在民族社会涉及到"社会平等"、"民族平等"等诸多方面.
三、作为国家制度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使命世界多民族国家在内部问题处理和解决政策上有不同的模式和方案.
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积极探索和研究之后,依据中国的国情与多民族实际,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制度.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义解读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固定了下来,使民族区域自治进入了现代国家法制化轨道.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确立为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国策.
2001年,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
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对中国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建构、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制度背景和理论依据.

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的"序言"和"第九条"中明确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今后,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这一制度在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中特别提到了"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意义及其可持续性特点.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出台和制定:首先,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民族区域自治以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为前提和基础,是国家集中统一领导与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
这也是国家的基本方针和策略,民族区域自治不等于独立,国家的统一和完整高于一切.
其次,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民众当家作主的权利.
"自治法"主张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享有自治权利,自主管理本地民族与地方内部事务,在政治上满足少数民族民众和精英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愿望,这也是国家与民族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
再次,有利于建构广泛、多领域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传统的民族关系模式和理论再不能解释和分析新时期新型社会关1[美]曼纽尔·卡斯特主编,《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周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页.
2廖杨、覃卫国,"民族关系问题简论",《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16系和民族关系,民族关系的新变化使得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有了"去政治化"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反思性监控.
从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人口结构来说,以一个或几个少数民族为主体,汉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除西藏等个别民族地区外),各族人民和各族干部之间的联系随着经济、市场与理性化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化,过去看似已经消除了的历史问题和民族隔阂有可能被重新塑造、复制和扩散.
最后,有利于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开展.
在当代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分配的模式中民族地区所处的位置和地位不同.
自治区域政府和机关可以结合本民族文化、经济类型和自然资源特点,把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协调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优势,调动各族民众与精英参加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
(二)"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抉择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管理、治理和解决多民族社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强心剂.
人类从其存在的那天开始追求平等、自由,但实现社会各领域平等发展和不同民族、族群之间的"结果平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各民族平等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及其政府所制定的制度、法律必须正确处理和看待"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的关系,以求得效率和社会和谐的有机结合.
在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过程中,民族关系是"结果平等"的正比指标,民族关系的好与坏取决于"结果平等",即民族之间的平等性交换、交往和互动的结果是最为关键.
不平等的"结果"一定会导致不和谐的"关系".
为境内各民族提供平等的机会,实际上是致力于消灭民族间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和"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过程,在"民族平等"的问题上,政府应做出使社会更公平、更有效率的选择并使其付诸于行动与实践.
在这方面,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可做以下几类行动及实践:1.
制度要保证每个民族都应当得到赖以生存的基本权利及其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这个权利无论如何不能剥夺.
民族身份下的基本人权应优先于其他任何权利,这是自然法所要求的,也是任何法律、制度的基础原则.
2.
"机会平等"主张政府应为各民族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在机会面前每个民族都要平等地拥有,不能赋予任何民族以特权.
"机会平等"强调发展、贡献、竞争的激励作用,造就一个具有公正的社会竞争规则,这有利于建构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3.
"结果平等"原则不仅支持"机会平等"机制和过程所出现的市场引导、进步动力,更注重社会效率和功效.
因此,在维护民族间"机会平等"规则的同时,丝毫不忽视"结果平等"的建设.
在影响民族之间"结果平等"的因素分析中,长期的研究发现,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等种种条件的限制,许多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现阶段难以进入现代平等竞争的状态,包括生活观、生命观和社会化、现代化程度以及现代国家人才体系、语言使用、考试制度和职业要求的能力在内的竞争机制上少数民族普遍处于劣势,离"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的"第二代"还有很长的距离.
4.
在民族"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衔接与对接过程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要监管和控制,维护社会整体和谐、均衡,实现不同民族、不同历史阶段"兼顾式的平等".
因此,基于实现现代国家每个民族的"结果平等"的最终目标,政府和法律应当对整个"机会平等"实施的全过程加以控制和评估,不能放任自流,以防止民族个体与群体之间差距拉大和严重分化.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作用和功效更多体现在完成各民族"机会平等"以及从"机会平等"过渡到"结果平等"或从"第一代"发展到"第二代"之前的基础工作.
这种"兼顾式的平等"工作,即为少数民族平等地进入竞争所创造的条件,更多关注那些居住在边缘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发展相对缓慢、落后的弱小民族,尽可能多地向他们提供接受现代教育、发展才德和能力的机会,提高他们参与社会竞争和博弈、把握机会的能力和适应性训练水平,使他们获17得较多的政治、经济权利.
列宁在当时的世界政治与前苏联多民族关系现状下指出:"压迫民族即所谓大民族……的国际主义,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
"1.
5.
"补偿"原则,被当今世界民主政治与学术界普遍批判的一种规则,即对于少数民族施行"优惠政策",而对于发达的主体民族给予不平等待遇的政策.
这样在社会资源、收入再分配中重视调节收入差距、加大社会财富转移力度、从宏观上向民族地区倾斜的体制和政策在"兼顾式的平等"时期仍有延续的必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重视民族"结果平等"的时候,把握好调控尺度是非常关键.
诚然,"兼顾式的平等"的"补偿"原则也会对社会的整体平等带来负面、破坏性及消极的后果和代价.
乔·萨托利(JoeSartori)指出:"追求平等结果可以损害平等对待,以致无法保证所追求的仍然是它所宣布的目标.
如果不顾平等利用这一要旨,平等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剥夺性政策.
"2.
参考文献:[1]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2]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3][美]曼纽尔·卡斯特主编,《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周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4][英]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5][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
【论文】安边固疆要警惕两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靳薇3近年,中国的边疆动荡,引起广泛关注.
学界及社会大众热烈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施予各种举措,但目前来看,极端事件并未停止.
最典型的如新疆,暴恐事件渐趋多发高发,2013年,造成人员伤亡的暴恐事件发生了二百余起.
2014年刚过三分之一,震动全国的重大涉疆暴恐事件就出现数起(3.
01昆明,4.
30、5.
22乌鲁木齐).
中国边疆动荡的深层原因何在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尽快实现安边固疆本文试以新疆为例,分析动荡的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两种民族主义的勃兴和极端化二十世纪世界上出现过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均有重大而深远地影响.
发端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至今仍在持续发酵.
作为地1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民族问题著作选》,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1985年,第454页.
2[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97页.
3作者为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室主任,教授.
18球村一部分的中国,虽没有如西方的一些政治家预期地步苏联东欧后尘,因民族宗教问题分裂崩溃,但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浪潮的席卷和波及,国家民族主义和本位民族主义发展迅猛,并出现极端化趋势.
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内在张力,给中国在本世纪的和平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

国家民族主义的极端化目前在三个方面日益突显.
政治上,强调集权,迷信国家暴力,刚性强力维稳;经济上,崇拜GDP,掌控资源开发利用权限,用政府经济手段包办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上,推崇极端唯物主义,以宗教为敌,轻视异族文化.
与此相对应的是极端本位民族主义,表现为:政治上抗拒同一,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和席位;经济上要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强烈要求兑现优惠照顾的允诺;文化上力图复兴本族传统文化,发展语言文字,保护传统宗教.

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以及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各执一端的诉求,所造成的冲突已经日益明显公开.
两种民族主义的内在冲突,形成威胁中国边疆稳定、进而影响全国的深层原因.
二、新疆的社会焦虑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极端化后形成的内在张力与博弈,在新疆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
在这一地域,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坚持与治理方式的因循守旧搭配,遇上本位民族主义的膨胀,使得两种民族主义对垒时缺乏游刅的空间,几乎是硬硬碰撞.
任何社会都有矛盾和冲突存在,和谐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预防化解矛盾、消除事端、发展共赢的社会.
新疆的社会焦虑,正是由于缺乏化解,日积月累,陈陈相应,形成恶性循环.

(一)政治焦虑政治方面,两种民族主义都面临"信任危机与焦虑".
由于不信任和不被信任,造成政治上的集体焦虑.
1、基层干部工作压力巨大但执政能力欠缺目前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有几方面:贫富差距、执政能力差、贪污腐败.
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对少数民族干部缺乏足够的信任,难以放手使用;同时,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执政能力欠缺.
90年代以来,为了充实基层一线的领导力量,新疆开始聘任复转军人担任乡镇一级的党委书记.
这些汉族干部政治上可靠,工作生活很辛苦.
但也要看到,由于没得到必须的培养训练,这些干部管理能力欠缺,不懂民族宗教政策,不会说少数民族语言.
在南疆几地州,维吾尔族的人口比例超过90%,乡镇几乎全是少数民族民众,这些带翻译的书记如果使用简单粗暴的"准军事化"方式管理民众,往往造成民怨积累、问题扩大.
譬如,新疆不少穆斯林有在家做礼拜的传统,离清真寺较远或没有清真寺的牧区,一般都在家中面朝西做礼拜,天气不好时也喜欢在家中做礼拜.
部分汉族干部不了解传统习俗,干涉在家中做礼拜的穆斯林,强迫他们到清真寺.
而清真寺众人聚集,又成为难以管理的不稳定因素.
2、对暴恐事件以暴制暴目前地方政府对所有暴恐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地定位为"境外分裂主义势力的渗透破坏",而对事件的细节重视不够.
处理上方式上迷信国家暴力、刚性强力维稳.
结果往往是以暴制暴,暴力持续.
有必要研究近几年暴恐事件的特点,主要关注以下方面:(1)有无诉求若有诉求,是经济诉求、民生诉求,还是政治诉求是否明确反对现政府,提出独立口号或纲领(2)发生的原因何在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主动挑起,还是被动接招.
除了境外的渗透破坏,是否有一些其他导致因素(3)组织化程度的高低.
是独狼式行动,家族化行动,还是高度组织化的行动19从目前公开报道的暴恐事件细节看,有明确政治诉求、有预谋有计划的主动挑起、高度组织化的个案只占一定比例.
一部分暴恐事件受偶然因素影响,没有明确诉求,为独狼式行动.
高度组织化的暴恐行动与分散、原子化的暴恐行动,引发的原因并不相同;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暴恐事件是由恐怖分裂势力蓄谋而引发,而无诉求的偶发事件可能是个体因经济、家庭或社会因素产生的暴力对抗和宣泄.
如果是个体无政治诉求的行动,其背景应该与内地目前因拆迁、征地、讨薪等日益频繁出现的对抗和暴力事件相似,不过使用的手段更为惨烈,更多伤及无辜.

(二)发展震荡新疆因经济发展滞后、贫困问题突出导致社会焦虑普遍化,2010年后的加速发展也带来发展震荡.
民生问题成为极端本位民族主义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口实,也是最有力的煽动鼓蛊武器.
1、贫困焦虑大多暴恐事件起源或发生在新疆南部地区,这里是新疆贫困人口聚居之地,民众相对被剥夺感强烈.
新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滞后,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的排名持续下降,2012年人均GDP在全国倒数第三,仅高于贵州和西藏.
新疆的贫困人口集中居住在南部地区.
全区标准以下的贫困人口227万人,84%居住在南疆三地州(喀什、和田和克州).
这一区域,居民中的维吾尔族超过90%.
贫困人口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高度重合,造成了高度的群体同质化,为极端本位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提供了便利.
"海湾国家生产石油民众非常富裕,新疆也产石油但我们非常贫困,财富都让汉人的政府抢走了",这种说法在新疆已经流行了二、三十年.
随着新疆与内地发展差距的拉大,新疆内部不同地区(汉族人集中居住的乌市、伊犁等地与南疆)之间发展差距的形成,少数民族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日愈强烈,很容易被激惹和动员.
2、就业焦虑少数民族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由于语言、技能、教育水平、生活习惯、思想信念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都不具优势.
2010年开始,19省市对口支援新疆.
用于安居、教育、卫生等项目的"民生援疆"给普通民众带来生活改善,但产业援疆在南疆的"跑马圈地"式发展,导致了新的压力.
当地的农民和普通市民不可能参与到发展浪潮中,无法解决就业增收问题,却要承受物价上涨、房价上涨的压力.
南疆的特产如红枣,过去20元左右一斤,涨到50-100元;维吾尔族人每天要吃的羊肉,也从30元/斤变成70元.
抱怨四起.
在喀什,援疆省市提出的口号是"深喀速度"、"上海力量"、"山东效率",标语是"在喀什重建一个深圳",矗立新建的是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建筑,无法分享发展成果的普通维吾尔人,进一步被边缘化.
援疆项目带来的内地工人、技术人员、民工的涌入,与当地维吾尔族形成就业竞争,加剧了他们的焦虑.
3、援疆带来发展压力新疆的经济承载力比较薄弱,2009年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1000余亿.
2010年由于援疆启动,一年间产业援疆投入的资金即1000多亿,之后的两年均递增1000亿元左右.
援疆项目和资金,超过总额的50%投入新疆最贫困的南疆三地州,给当地的社会运行和适应带来巨大压力.

(三)文化焦虑文化焦虑与恐慌是新疆社会紧张的重要原因.
极端本位民族主义正是借用保护文化与宗教之名,绑架了维吾尔民族中相当数量的人.
1、双语教育引起的文化恐慌双语教育,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同时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教育,是世界各国普遍推行的政策.
这一政策,对帮助少数民族尤其是青少年融入主流社会、促进国家整合有极大的推动力.
但是,过去几年中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进行的双语教育,由于国家20民族主义的影响,试图"跨越式发展",大跃进以加速民族融合.
一部分领导人没有考虑到双语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民众心理承受能力有限的现状,用行政命令强行推进,造成维吾尔族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恐慌,引起本位民族主义的强烈抗拒,宣扬国家和政府要消灭维吾尔族文化,进而消灭这个民族.
2、宗教的恐慌焦虑冷战结束后,伊斯兰教保守传统势力出现又一波复兴,与全球化、现代化对垒.
这一思潮对新疆有明显影响.
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国家民族主义对宗教的排斥日益明显、管理逐渐严厉的背景下,本位民族主义及宗教势力产生很大的焦虑恐慌,他们引入国际伊斯兰教保守势力思潮,试图用"阿拉伯化"、"原教旨主义化"抵制国家民族主义的管制和现代化因素的侵入.

(四)外来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极端本位民族主义的勃兴,是外来宗教极端势力得以生存的基础,本位民族主义亦借力宗教极端势力,后者又绑架前者,两者互为倚赖,互相利用.
目前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三股势力"中,宗教极端势力是龙头,恐怖主义是手段,分裂中国是目的.
宗教极端势力对新疆的影响,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加强.
由于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导致宗教复兴和宗教狂热,埋下了隐患.
苏联东欧解体后,"民族独立"等理论和口号在新疆广泛传播,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进入活跃期.
2008年北京奥运举行前后,境外的分裂暴恐势力加强了渗透和破坏,通过发动3·14、7·5两起暴力恐怖活动,挑起民族冲突,制造恐怖气氛,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7·5事件后,新疆民族关系恶化.
由于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和影响,"民族解放"、"推翻殖民政府"、"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等分裂意识进一步蔓延.
民族隔阂加大,民族情绪增强,汉族和个别民族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清楚.
原来维汉混居的城市,出现抛售住房、向本民族居住区集中的现象,汉族与维吾尔族私人间的交流越来越少.
宗教极端势力回升,地下经文班活跃.
反对双语教学,不分良莠全盘保护传统文化.
外来宗教极端势力的蔓延扩散,加剧了新疆社会的焦虑紧张,使得两种民族主义冲突加剧,对垒博弈更为惨烈.
三、安边固疆须警惕两种民族主义极端化建设平安和谐的中国边疆,必须警惕两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和泛滥.
国家民族主义整合国家的努力,本位民族主义保护自身传统和文化的奋斗,均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但若各趋极端,势必损坏中国的边疆稳定,影响全国的稳定发展,威胁国家安全.
相处之道,还应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共赢".
(一)关注经济承载力出于理论正义和道义,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扶持援助,以期加快经济发展.
但采取的是政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模式,大包大揽,忽视当地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忽略当地人的主体性,不注意当地经济的承载能力,在低效、浪费的同时,往往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造成发展震荡.
1、调整援助模式,使广大民众受惠以援助的方式加快新疆经济发展,应关注经济承载力,务必使援助的力度、投资的方向与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地的民族居民、传统宗教文化相匹配.
应根据南北疆经济发展水平和承载力调整援疆模式和投资方向,减少发展震荡.
大项目、能源开采,普通少数民族民众不可能参与其间.
南疆的援助要以改善民生为主,援助项目和资金更多投入农业、畜牧业、果业、初级加工业,使普通民众能在发展中受惠,让百姓有活干有钱挣有盼头,提升幸福指数.

212、确认发展的主体是新疆人新疆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发展的主体性.
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第一受益人应当是新疆本地人,他们应该在这一波发展中增加就业、提高收入.
如果新疆人在发展和加速发展中普遍感到被边缘化,收入没有明显提高而物价飞涨,当地财政没有从发展中得到相应回报,新疆的社会稳定很难得到改善.
3、优先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就业率2011年,新疆少数民族初中毕业生升高中为47.
64%,南疆三地州更低,有相当数量的青少年不能接受高中教育过早进入社会.
喀什地区,2012年初中毕业升普高的为33.
61%,高中和中职教育发展滞后.
库车县初中毕业升普高为32%,升中职学校只7%,每年约有7000名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社会,他们就业能力低,不少人成为社会闲散人员,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援疆的内容和手段应以扶持当地内生性发展能力为主,大力促进当地的教育事业,促进当地劳动力的就业和增收.
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建议再加上3年的职业教育,帮助学生有一技之长,以拓宽就业面.
援疆省市可以招收初中毕业生到自己省市的中职学校,学习新疆亟需的实用专业技术,然后回到新疆就业.
新疆的国企应把招收少数民族员工当作"硬指标",承担起社会责任.

(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1、对暴恐事件分而治之建议将暴恐事件按性质区分为"政治性暴恐事件"、"一般性暴恐事件".
有明确政治诉求的为第一类,其他的归入第二类.
有政治诉求的事件是分裂国家的政治行为,应重拳出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一般性的事件,应该和内地处理类似事件的方法相同,作为治安或刑事案件.

2014年5月6日发布的中国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将2013年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袭击目标的10次暴恐事件定性为"恐怖活动".
这是官方第一次明确地将暴恐事件进行分类定位.
对暴恐事件分类目的是为了准确定性和定位,采取有针对性的社会对策和社会政策来处理.

迷信国家暴力,简单的以暴制暴,并不能减少暴恐发生率,还会陷入暴力循环.
准确定位可以避免放大暴恐事件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减少负面作用.
2、依靠信任两个大多数,真正实现源头治理维护稳定、长治久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争取人心的战斗.
只有依靠和信任少数民族最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才有可能形成"拉力",凝聚人心,打击极少数的宗教极端分子和分裂分子.
如果以民族划界、以宗教区分,就会造成"推力",把多数干部群众推到对立面,从根本上动摇政府的执政基础,更不能实现边疆稳定.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封闭守旧思维,只会自外于其他民族,无法实现和睦的民族关系.
中华文化数千年来绵延发展,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原文化对四周少数民族的吸引力和拉力.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凭借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取得了政权.
今天,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更应该对"文化吸引力"有充分的自信.
(三)提高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能力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汉民族,对于信奉唯物主义的执政党,如何管理几乎全民虔诚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如何对待挟宗教思想日益极端化的本位民族主义,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应对威胁稳定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不能仅仅靠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既要有铲草除根、高压严打的的刚性手段,也要有釜底抽薪、源头治理的柔性方略.
需要刚柔相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标本兼治.
应重视发挥宗教的正向功能,减少"与宗教为敌"的刚性行政带来的逆反对抗.
物质主义不22可能消灭或取代宗教,宗教是民众的精神需求,是民生需求的一部分,一定要象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民众的宗教需求.
堵后门不要忘记开前门,禁止非法、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也要保护合法、加以引导.
一定要改变目前对宗教不会不敢不善于进行积极正面引导,"围追堵截"的办法,提高治理社会的能力.
1、严厉打击恐怖犯罪团伙要凝聚共识,明确目标,同心协力,一致对敌;维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

对恐怖团伙和非法宗教活动,要重拳出击,对重点人物、重点地区实行布控,稳准狠的打击,务必做到尽量铲草除根.
2、压缩原教旨主义派别瓦哈比派的活动空间近10余年来各种暴力恐怖事件,大多是极端瓦哈比派恐怖分子策划实施的.
瓦哈比派早在19世纪末便传到新疆,由于受到传统逊尼派的压制,长期得不到发展,信徒很少.
上世纪80年代,瓦哈比派借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十余年间由几千人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90年代末虽严厉打压,但2009年"7·5"事件后,瓦哈比派又得到迅速发展.
据新疆有关单位调查,目前南疆的瓦哈比派约占信众的40%,和田地区约占50%.
可以借助逊尼派即多数传统温和穆斯林的力量,压缩极端瓦哈比派的活动空间,打击瓦哈比宗教极端分子和团伙.
3、制定《新疆宗教工作管理条例》,规范宗教工作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的宪法中,142个具有和宗教信仰相关的条文.
目前有10多个国家制定了宗教法,其中大多都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及组织的条文.
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2011年9月2日通过《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法》草案.
应借鉴国外的宗教法,制订适合我国国情的宗教法.
建议在我国宗教法出台之前,制订新疆《宗教管理条例》.
4、引导伊斯兰教世俗化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借宗教改革为名,否定传统逊尼派中国化的礼拜习俗,鼓吹"去中国化"或"去儒化",企图把中国的伊斯兰教"阿拉伯化".
对此应有足够的警惕并采取相应措施.
信仰个人化、个体化或家庭化,是世界各国宗教发展的大趋势.
今后应引导信仰个体化,鼓励在家中做礼拜,基层干部和宗教管理人士不得干涉穆斯林在家中做礼拜.

5、重点宣传伊斯兰教经典中禁止恐怖行为的内容参与恐怖活动的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负责人介绍,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恐怖分子打着宗教旗号,歪曲宗教教义,煽动进行所谓的"圣战",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的精神.
应组织有关人员深入研究,介绍各国伊斯兰教法、教规中反对和惩罚恐怖行为的事例,补充到《卧尔兹》中,鼓励阿訇、毛拉宣讲.
伊斯兰教经典明文禁止恐怖行为.
传统伊斯兰教法中,从事恐怖行为(Muharaba)者可处以下四种刑罚:砍掉相对应的手和足;流放;死刑;钉在十字架上.
建议组织专家和神职人员,准确阐述"殉教"和"信后世"观念,告诫年轻人珍惜生命,重视现世,不要上当受骗,被恐怖分子煽动引诱进行恐怖非法活动.
6、满足信众学习宗教礼仪的需求,通过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讲授穆斯林必须掌握的一般宗教用语和基本礼仪新疆的地下经文班,长期以来是极端宗教势力培养、训练暴恐后备力量的温床,政府一声令下,关闭所有的经文班,禁止阿訇毛拉私自带徒授经.
全区以前有4所培养伊斯教职业宗教人士的经文学校,亦关闭只余一所.
但搜查、发现、关闭措施毫不奏效,地下经文班和政府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
其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广大穆斯林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学点基本的伊斯兰经文知识.
他们认为,作为穆斯林应该懂得基本的经文知识和宗教礼仪,如做礼拜和参加葬礼、23婚礼等,必须口诵经文.
应该满足人们的需求,在报刊、电视、网络上讲授基本的经文知识和宗教礼仪知识.
7、在中学开设《宗教常识》选修课目前有不少国家在中学开设宗教课选修课或必修课.
俄罗斯学校从2012年在全国各地中学开设一个学期的宗教课.
哈萨克斯坦也在高中开设宗教课.
各国开设宗教课的内容不尽相同,以介绍宗教常识为主.
通过宗教常识课,向学生介绍各种宗教教义和历史,使他们有开阔的视野、包容的心态,能够理性地对待各种宗教.
开设宗教常识课有助学生树立科学的宗教观,形成包容多种宗教的理念,不易为恐怖分子洗脑、煽动或利用,有助于建立信仰宽容的社会,加强国民团结.
(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谐新疆1、教化要重视方法双语教育是造福少数民族的一项语言政策和措施,但好事要办好,不能强加于人.
推进双语教育要遵从教学规律,首先培养相当数量的既掌握少数民族语言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合格师资.
对新疆的援助要将推动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放在第一位,倾全力帮助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成长起一大批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本,促进其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
双语教育也要考虑民众的心理接受程度,尊重他们的选择权.
2、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团伙排斥传承已久的民族风俗习惯,排斥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排斥本民族传统服饰和现代流行服饰,强迫年轻男子留大胡须,强迫女子蒙面、着"吉里巴甫"服饰;排斥传统艺术如音乐舞蹈等,反对抽烟、喝酒等习惯.
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逐渐扩散到普通民众,不仅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近年北疆的一些地区也受到消极影响.
应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文化部门的援助新疆项目应投资于保护和传播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
维吾尔族传统的音乐、舞蹈、服饰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在新疆大力保护和弘扬维吾尔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很好地抵制宗教极端主义的消极影响.
应制定保护民族传统和习俗的政策和法律,违者依法处理.
3、培养爱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名人,起示范和表率作用少数民族文化名人对本民族有直接的示范表率作用,影响重大.
应有计划地培养一批爱国、有良好专业知识、人格魅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名人,作为民族地区现代文化发展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为他们提供平面媒体和新媒体的平台,旗帜鲜明地反对原教旨主义,反对回到中世纪,反对自我封闭.
少数民族的文化精英应引领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方向,引导民众建设开放、包容的现代社会.
在发生突发事件或重大事件时,通过他们传递正确信息,引导民众舆论,澄清消除民间谣言.
4、开展各类传统民族艺术比赛建议各级政府组织各类传统民族艺术比赛,进行乡镇、县、市、州的体育比赛、文艺汇演、传统音乐舞蹈比赛、传统民族服装大赛等.
通过张扬传统民族文化,抵制极端瓦哈比的扩散和影响,消解宗教极端主义的负面影响.
新疆电视台及广播电台,可以举行"新疆好歌曲"、"新疆好声音"、"新疆舞林大赛"、"新疆星光大道"等综艺类的比赛,在新疆掀起传统民族文化热潮,传播正能量,抵制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极端势力的负面影响,化解暴戾之气.
24【论文】中国边疆学构建面临的几点理论挑战———以拉铁摩尔、狄宇宙和濮德培为例1王欣2摘要: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以民族—国家理论为基础,不断试图从学理上解构历史上的中国及其边疆形态,挑战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从所谓的"民族主义"、"全球史"、"新清史"的视角重新构建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下的中国边疆理论,从而进一步加深其"汉人中国"的偏见.
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理论,应该被中国学界予以回应,而且应该注意到,客观认识历史上中国边疆形态的多样性与连续性特点,应基于中国多民族国家演变的自身实践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构建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与体系.

关键词:西方学术;中国边疆理论;民族与国家近百年来,西方学者不断从各个角度挑战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和边疆观,并以西方中心主义和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重新解读各种文本与考古和语言材料,在利用汉族中心主义和多民族共存的事实,解构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观的同时,力图建构各种重新阐释中国边疆形成的理论.
在这一方面,如果说拉铁摩尔(E.
Lattimore)3是20世纪上半叶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近30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在发展过程中边疆问题的日益凸显,本世纪西方学者更加关注中国边疆的形成,并以此解读当代中国的边疆问题,代表人物便是狄宇宙(N.
DiCosmo)4和濮德培(P.
C.
Perdue)5.
前者在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断的背景下,多少还带有西方学者对中国边疆未知领域的了解和探索的色彩,后者则明显带有对中国崛起的关注甚至忧虑的意味.
不管怎样,从学理的角度回应西方学者的各种边疆理论、学说与挑战都是必要的,而建构中国自己的边疆学理论体系,掌握话语权,则显得尤为迫切.
本文仅就上述三位学者的一些论点1本文原刊载于《思想战线》2014年第3期第40卷,第1-6页.
2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
3拉铁摩尔的代表作是《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本文引文均据此本.
4狄宇宙的代表作是《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本文引文均据此本.
5濮德培的代表作是《中国西征—清朝对中央欧亚的征服》(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Cambridge,London: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
25谈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借以抛砖引玉.
一、在构建中国的边疆学体系之前,首先要界定边疆的主体,即什么是中国,中国是谁的从现代国际法的概念来看,这原本不是个什么问题.
当代中国当然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边疆自然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主权范围所及的边境地区.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上的中国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有统一也有分裂时期,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由此虽然也造成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国边疆范围的伸缩与变化,但是中国边疆的主要形态在近代之前却已基本形成.

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
一方面,中国边疆的基本形态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近代以来中国边疆是从历史上演变而来的,是对历史边疆的继承,具有历史的和法理的基础与依据;另一方面,历史上尤其是近代边疆形态演变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又的确对当代疆域的界定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事实上,当代国际上大部分主权国家的边疆演变史也莫不如此.
问题在于,在近代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语境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学说成为西方学者解读和解构中国和中国边疆的学理基础.
于是中国(China)是汉人或汉族(Chinese)的中国,中国的边疆是汉人的边疆,便成为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流行的看法和观念.

拉铁摩尔在其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正文首页便列出了一张"中国本部十八省"地图,所谓的"中国本部十八省"主要指的是明代长城线以南的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不包括东北、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含西康,即今川西北的甘孜、阿坝州),甚至宁夏北部等区域.
前者是他所指称的"中国本部",而后者自然是他心目中的"中国边疆".
据此,拉铁摩尔又进一步明确认为,所谓的"中国本部"的面积约为150万平方千米,人口4-5亿间1.
显然,拉铁摩尔的"中国本部"指的是传统的汉人农业区,与历史上所谓的游牧或畜牧区域相对应;他的"中国"是汉人的"中国","中国边疆"指的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
但是,即使按照拉铁摩尔的角度来讲,他有关中国和中国边疆的认识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是混乱的.
首先,拉铁摩尔指的"中国本部十八省"是按清朝末年的标准划分的,满族兴起的东北地区并不包括在内,满族建立的清帝国并不是"中国".
按照这一逻辑,中国历史上的各个非汉民族所建立的朝代及其所统治的区域都不是"中国",那么历史上的中国就完全成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幻概念了.
一方面,在先秦甚至两汉时期,拉铁摩尔心目中的"汉人中国"王朝统治范围,并未能完全涵盖所谓"中国本部十八省"的全部;另一方面,唐代和明代"汉人中国"的实际统治区域又远远超过了"中国本部十八省"的范围.
更何况历史上在"中国本部"区域曾经活动和统治过的还有很多非汉民族,而他们大多都与所谓的汉人相融合,本身就成为了后来汉人的一部分.
就中国历史上而言,不同时期、不同朝代,其疆域都有伸缩变化,汉人与非汉人的活动区域也各不相同或多有重叠之处;加之不同时期汉人的内涵也有变化,汉人与非汉人、非汉民族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的,因此以汉人和非汉人定义"中国本部",显然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更与事实不符.
为了解释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拉铁摩尔别出心裁地根据中国南北方在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将南方的少数民族称为"前汉族",因为他们有着与汉人相接近的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方式,易于与汉人相融合;而北方少数民族则称为"非汉族",因为他们有着与汉人不同的草原生态环境和游牧生产方式,不易于与汉人相融合.
他认为,"南方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前汉族'的少数民族的长期存在.
在北方,汉族的发展把保留的少数民族推到了一个新环境中.
在那儿,1[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
26他们不是'前汉族'而成了'非汉族'"1.
而事实却恰恰与拉铁摩尔的学说相背离,直到近现代,中国南方依然是少数民族成分最为丰富的地区,而历史上却有大量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相融合,最典型的就是十六国时期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其中不乏大量的游牧民族,他们似乎更像是拉铁摩尔所谓的"前汉族"而非"非汉族".
其次,拉铁摩尔选取明代长城作为历史上中国北部疆域的一条"绝对边界",完全无视明代长城以北的千年前秦代长城的存在.
尽管他注意到了长城两侧,由于生态环境的关系所造成的人们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差异,但他显然将这些东西也绝对化了.
更何况即使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中国北部农牧交错带宜农宜牧,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绿洲地区也适于从事农业生产,而无论什么时期,长城也没有成为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绝对边界".
为了说明中国西北疆域的形成过程,拉铁摩尔继"前汉族"之后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所谓"次级绿洲"的概念.
这片"次级绿洲"的东部位于他所指称的"中国初民所在的黄河河曲及附近的谷地",西部则是"新疆的绿洲".
拉铁摩尔认为,"在东、西部中间,有一片可称为'次绿洲'的地带,特别是在甘肃西部,从兰州向西,沿南山北麓直到安西,从安西开始是艰苦的沙漠道路,西北直至哈密,再西到罗布泊.
这个地理区域可以加上流入蒙古腹地的额济纳河地区和兰州到宁夏的黄河地区.
这种所谓的次绿洲(在新疆北部或准噶尔盆地也有这种绿洲)的特点是,虽然它们之间的交通情况不如黄河河曲谷地那样好,却比塔克拉玛干周围的绿洲强得多"2.
拉铁摩尔提出"次级绿洲"的概念无非是为了说明,这里的居民与汉人不同,并在汉人农业文明的扩展下"脱离绿洲而完全依赖草原"3,成为所谓的非汉的"蛮族",因而这一区域原本并不是汉人"中国"的,而只是汉人"中国"的边疆而已.
其最终目标是据此"有了一个研究汉族渗入中亚的重要着眼点";虽然拉铁摩尔不得不承认"这个地区终究是由汉人控制的",但他却强调汉人"虽然可以控制,却永远不能使这些地区与汉地合为一体"4,从而将这一区域排除在他所谓的"中国本部"之外.
拉铁摩尔在此显然过分夸大了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从西汉武帝时期开始,随着河西四郡的建立,已经使得中原与河西诸绿洲成为一体,而此后西域都护的设立及其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辖,则将汉朝的疆域推进到中亚地区.
至于汉代以后各王朝西北疆域的伸缩则与其各自势力的兴衰以及周边民族的活动密切相关,并非是拉铁摩尔所强调的"次级绿洲"作用的结果.

造成拉铁摩尔在"中国"与"中国边疆"认识上时空混乱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将中国等同于汉人的"中国";将中国和中国的边疆视为一种静态的存在.
这一点与近代以来某些日本学者所鼓吹的"异民族统治中国"的学说倒是异曲同工.
显然,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显示出其对中国历史复杂性认识的浅薄.
一方面,所谓的汉人原本就是历史上多民族的一个融合体,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并不存在绝对"纯正"的汉人;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非汉民族(包括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统治过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区,并通过民族融合成为所谓汉人的一部分.
所以,以汉人及其活动区域来定义中国甚至等同于中国,既没有历史的依据,也缺乏现实的可能性.
易言之,中国从来就不是或不仅仅是汉人的中国,而是历史上在这一区域生活和活动过的各个民族共同的中国.
此外,随着王朝的更替及其势力的盛衰,历史上中国的边疆在近代西方主权国家的观念引入之前也一直处于伸缩与变化状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以所谓的"中国本部"来界定中国的边疆,不仅有先入为主之嫌,也将复杂多变的边疆演变史简单化了.

1[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2[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3[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4[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27二、如果说拉铁摩尔是立足近代中国已经基本定型的边疆来反观其演变过程的话,那么狄宇宙则是从早期中国北部疆域的形成入手,试图从代表古代中国的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二元对立与互动的视角,解构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
这一点,只要从他著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的书名及其所研究的历史时段——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100年,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狄宇宙看来,"边疆地区是这样一种地区,不同的民族,其对生活、社会和道德的理解迥然有别,而且构成他们自身和确定他们的民族性的价值观也完全不同,边疆还是这样一种地区,它是建立在那些使用文字和不使用文字的人之间的(从而证据就具有片面性)"1.
显然,狄宇宙是以民族和文化来定义边疆的,这一点与拉铁摩尔并无本质区别,和古代中国多民族共存的历史也不相符,其出发点仍然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与学说;另一方面,狄宇宙对早期中国边疆的看法也脱离了先秦时期便已形成的"天下观"和"大一统"的语境,而这种"天下观"和"大一统"思想无疑是以自我为中心.
事实上,在对待中国边疆的形成问题上,以所谓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视角解构"天下观"和"大一统"思想下的"中国中心主义",一直是近百年来,包括上述三位西方学者在内的西方学术界的不懈追求.
这一点也得到了一些华人世界学者的欣赏和认同2.
从多视角透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边疆,对于全面认识中国边疆的形成,深化本领域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心与边疆原本就是一对相互依存的范畴;不存在没有中心的边疆,而脱离边疆的中心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所有的边疆都是有中心的.
问题在于,在西方学者的心目中,中国仅仅是汉人的中国,"中国中心主义"于是便成了"汉人中心主义";而在"汉人中心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体系的共同作用下,"非汉地区"就成为了"中国"的边疆.
将历史投射到现实,新疆、西藏、蒙古乃至东北(所谓的"满洲")自然便不属于"中国本部",而成为"中国本部"之外的边疆了.

在近代之前的王朝时代,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无疑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这一中心的周围自然形成了不同时代伸缩变化的边疆,但是这种边疆并不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民族—国家"语境下的边疆,而是具有自身内涵和特点的边疆.
就中心而言,该中心从来就不仅仅是所谓"汉人"的中心,历史上就有很多"非汉"民族入主中心,并大部分与汉人相融合;就边疆而言,不同时期的一些汉人也以各种形式流寓边疆,最终成为"非汉"民族的一部分.
"入主中原"不仅是历史上汉人的理想,也是许多"非汉"民族的追求.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上所谓的"中国本部"不仅仅是汉人的中心,也是许多"非汉"民族的中心;边疆也不仅仅是"非汉"民族活动的场域,也是所谓的汉人流寓的地区.
汉人与"非汉"民族的双向流动以及"非汉"民族间的相互往来,事实上也打破了按照民族标准界定的所谓中心与边疆的二元划分.
如果严格按照西方学者以民族活动场域划分古代中国的边界与边疆的话,那么所谓的"中国本部"反而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需要强调指出的,王朝时代的中国边疆具有自身的多重属性,即政治边疆、经济边疆与文化边疆;所谓历史上中国边疆便是这些多重属性的复合体,并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各自不同的场域和特定的含义,因之也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
所谓政治边疆,指的是各朝代相对"中心"而言实际统治或控制的边缘地带,是其政治势力所及的有效范围,具体表现在统治体制及各项统治措施的有效延伸,诸如军事驻扎与屯戍支撑、1[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
2参见薛涌《狄宇宙的华夷新辨》,《书城》2009年5月;李鸿宾《阐释南北关系的一个视角》,《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28郡县制度的推行与羁縻府州的设置,以及朝贡体制下的政治认同等等.
与此同时,在政治边疆的范围内还常常会设定特别的职官制度,代表"中心"对边疆地区实施有效的管辖与控制,从而会出现一些"次级中心".
正因如此,政治边疆的一个最为显著特点,便是政治制度的多样性.
由于"中心"各王朝所处的历史环境、内外形势和统治实力各有不同,其有效统治或控制范围自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边疆范围在整体上呈现出相对动态的状态.

一方面,当"中心"王朝实力与势力强盛的时候,其政治边疆的范围则比较广大,实际统治区域便呈现出"大一统"的状态;在"中心"王朝实力与势力衰减的情况下,其有效统治区域内缩,实际控制范围便比较狭促,原来的政治边疆常常处于分裂与割据状态.
另一方面,当所谓的"中心"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情况下,统一的政治边疆自然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常常是原来那些"次级中心",在不同的区域维系着各自的政治边疆,等待着下一轮"大一统"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边疆会随着王朝的更替、统一与分裂的政治形势变化而处于动态状态下的话,那么政治边疆相对稳定以及复归一同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秦汉时期中国经济边疆与文化边疆的形成与确立.
与政治边疆(很大程度上与各王朝统治集团的利益直接相关)不同,经济边疆和文化边疆的形成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延续性,并与该区域内各族民众的内在需求密切相关,即使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各种形式的族际间经济与文化交流仍然在民间延续;两者的场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边疆相重叠,但是其自身的发展却一般并不因政治边疆的变化而中断和改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甚至可以说,正是经济边疆与文化边疆的这种内在连续性与稳定性,才构成了政治边疆形态的形成和恢复直至重建的基础.
与拉铁摩尔静态的考察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同,狄宇宙则强调中国边疆的"流动性特征",并认为"在北部边疆的确定上,至少有三种相互联系,但又各自独立的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一种是生态和经济进程,另一种是文化进程,最后是政治进程.
"他甚至承认,"文化边疆,这一被理解为是不同物质文化的承载者之间进行接触的地域,早在商代就存在于中国北方了"1.
事实上,狄宇宙正是从早期华夏农业文明核心区域与北方民族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考察史前至西汉时期中国北方边疆形成过程的.
在他看来,正是文化的界限最早(周王朝)将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形成较为明确的"边界";随着统一了游牧部落的匈奴和统一了中国的汉王朝的兴起,"当边界作为匈奴和中国之间的界限开始以地域的和政治的名义而被确定下来之后,边疆关系就开始通过朝廷之间的沟通、外交使团的派遣以及互换贡品等活动而固定下来"2.
狄宇宙的贡献在于将中国边疆形态的形成与确立看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又将中国的古代边疆视为一个经济(生态)边疆、文化边疆和政治边疆的"综合体",并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解构了司马迁历史文本书写(《史记·匈奴列传》)所构建的中国北部边疆体系.
狄宇宙虽然通过司马迁有关"天人感应"的书写,成功解读了以之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天下观"在构建北部边疆形态上的作用,并且也认识到这一时期"这一条边境不能认为是由生态环境或生活方式的深刻不同所造成的.
华夏民族、戎、狄和夷等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但同样的差别也存在于各诸侯国之间",从而避免落入西方学术界以往简单以生态环境、经济生活方式和民族差异界定中国古代边界与边疆的陷阱,但是他却依然认为"这一政治性的边界到战国末期随着北方'城墙'的建立而向北扩展到了极限"3.
显然,一旦回到政治边疆的语境下,长城作为中国古代边疆具有符号意义的边界,其在界定中国古代边界与边疆上的功能与作用同样也被狄宇宙夸大和绝对化了.
从中国古代边疆完整的演变过程来看,且不说秦朝统一六国后在阴山北部所建长城的地理位置远远超越了战国末期北方诸侯国的"北方城墙"的极限,没有建设长城防线的唐朝和清朝的政1[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8-59页.
2[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70-371页.
3[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71页.
29治边疆的范围反而分别达到了历史上的两个极限和顶峰.
因此,长城充其量只是历史上某个特定时期和特定王朝政治边疆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边界符号,其兴建存废与范围的伸缩反而恰恰反映出中国古代边疆动态发展的历史特点.
至于狄宇宙所称的"早期长城的基本功能是进攻功能的理论"1也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狄宇宙的发明和创造.
拉铁摩尔早就认为,是汉族的发展而不是蛮族的入侵才导致早期中国北部疆域形态的形成2.
在这一点上,拉铁摩尔与狄宇宙等西方学者的表述更像是为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纠偏,对于全面认识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以及农业王朝国家与北方游牧政权的关系也不无积极地学术研究意义,但是这种纠偏却常常滑入另一个绝对和极端,即"去中国中心主义".
事实上,拉铁摩尔与狄宇宙等一些西方学者有关古代中国边疆的各种学说和出发点在整体上也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三、如果说拉铁摩尔和狄宇宙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偏重其历史过程的话,那么濮德培的研究则带有显著而强烈的现实关怀情节.
在上述三人中濮德培所著的《中国西征》(ChinaMarchesWest,副标题为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清朝征服中央欧亚)尽管晚出,但是他的研究在"去中国(汉人)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上却比前二者走得更远,并明确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学说提出挑战.
濮德培在本书的"前言"中毫不讳言地说:我选择'中国西征'作为本书的书名是很慎重的,因为这是一个被当今中国民族国家所认可的征服事件.
但它是'清的征服'(QingConquest)而不是'中国的征服'(ChineseConquest),因为其中主要参与者里有很多并不是汉人中国人(HanChinese);之所以选择'中央欧亚'(CentralEurasia)一词而不是更常用的'中亚'(CentralAsia)、'蒙古'(Mongolia)或'新疆'(Xinjiang),是为了表明帝国获取这片领土的范围之广、疆界之模糊.
针对中国历史学家所称的"清代多民族国家对蒙古和维吾尔人的统一"以及俄国人和蒙古人所说的"好战的满清对蒙古人的入侵"等说法,濮德培认为其中都有政治的含义,因而都不是中立的;为此他强调自己的研究既要批评民族主义,同时也要证明帝国与民族国家间的延续性3.
《中国西征》一书主要讨论的虽然是清朝17至18世纪对西北边疆的征服问题,但是濮德培在该书"导言"中也明确指出:本书还对现代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某些主导范式提出批评,这些范式主要见于中国学者的著作中,但也被很多西方学者所接受.
简而言之,海峡两岸的历史学家都受到了当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将中国民族国家现在的疆域和文化边界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
他们将对蒙古和新疆的征服视为某种发展的成就,并在20世纪的中华民国达到顶峰;或者按照中国人的话来讲,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了中央欧亚民众.
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在18001[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5页.
2[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
3P.
C.
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Cambridge,London: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XIV.
30年左右,清帝国版图的扩张达到顶点,因为这一扩张过程从此终结.
此后,帝国在19世纪从其荣耀的顶峰开始衰落,直到1949年才重新恢复了绝大部分区域的主权.
尽管中国民族主义者将满人视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阻碍而加以排斥,但是中国民族国家观念中的疆域概念却派生于18世纪清帝国扩张的最大版图.
与其他民族主义者一样,中国人也是在排斥的基础上构建过去的1.
需要指出的是,濮德培的这部著作实际上是对近十几年来在美国学术界兴起的所谓"新清史"学派的继承和延续.
该学派虽然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研究观点以及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的使用上有所突破,但是却仍然无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片面突出和强调满人建立的清朝与历代部分所谓汉人建立王朝的差异,以"满人中心主义"替代"汉人中心主义";其本质上依然是西方学术界在民族—国家理论以及汉与"非汉"二元对立背景下审视和解构中国近代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进程的延续,最终目标还是要实现其"去中国(汉人)中心主义"的学术追求.

在上引濮德培的"序言"中,他强调"清的征服"并不是"中国的征服",直接原因居然是征服活动的参与者中"有很多并不是汉人中国人".
按照他的逻辑,清朝并不代表当时的中国,因为其建立者是满人,那么所谓的中国只能是"汉人中国";这种将"清朝"与"中国"、满人与汉人截然相对立的看法,甚至还不如濮德培曾研究过的雍正皇帝在《大义迷觉录》中所驳斥过的"华夷中外之分论".
易言之,甚至清朝统治者也清楚地意识到,满族虽然建立了清朝,是清朝的统治民族,但是清朝并不仅仅是满人的清朝,中国也不仅仅是满人的中国.
为此,雍正帝在《大义迷觉录》中还特别论述到: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
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
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
……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
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
2显然,雍正强调明朝取代元朝的合理性,目的无非是为了表明清朝统治者是以明朝的后继者和中国的代表者自居的,是中国的"再造者".
在"天下观"的语境下,这种中国的"再造者"无疑是超越"华夷"或"满汉"之别的.
"新清史"学派当然自我标榜是"以满族自身为研究主体"纠偏以往的"汉族中心研究方式",但在学术实践中却或多或少地、有意或无意偏离了这一立场,其"去中国(汉人)中心主义"的企图昭然若揭.
濮德培在"导言"中以民族主义的影响为由,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编纂主导范式提出批评和挑战,但是他显然忘记了所谓"民族主义"恰恰是近代以来从西方输入的;以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范式批评中国传统的主导范式,一方面脱离了近代前中国国家形态自身发展的场景、语境与规律,另一方面也过分夸大了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事实上,辛亥革命以后以"五族共和"取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正是为了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回归中国国家形态自身发展的轨道.
此外,无论历史上的王朝时期还是近代中国,都是在继承过去的基础上建构自身的国家体系与边疆形态,而并非"在排斥的基础上建构过去".
濮德培的上述言论无非是为了割裂历史上中国国家形态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与继承性,从而在根本上否定当代中国疆域的合法性.
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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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Cambridge,London: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p.
1~2.
2雍正:《大义迷觉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
31在当今世界,领土与边疆的归属,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神圣而不可侵犯;承认各国疆域的现状,尊重主权国家的既有疆域范围和主权完整,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之一.
任何以学术研究的名义违背这一准则的行为,显然是与之相悖的,而这样做即使不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么也与通过学术研究促进人类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宗旨相背离.
古代中国边疆的范围虽经不同时代的演进而时有伸缩变化,但其基本形态为何却完整地延续地保存到近代并为当代中国所继承在"去中国(汉人)中心主义"的理论背景下,拉铁摩尔和狄宇宙等西方学者并未对此给出令人信服的解说,甚至完全回避乃至无视这一历史事实.
濮德培在自己著作的最后倒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更多的却是对此表示特别的"惊讶",并轻描淡写地将之归于"很多偶然因素的结果"1而一笔带过.
与他前面的长篇大论相比,这样做显然是很轻率和不负责任的.
在当前建构中国边疆学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回应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挑战,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古代中国政治边疆、经济边疆和文化边疆的视野出发,充分认识和评价无形的经济边疆和文化边疆在有形的政治边疆形态发展和演变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揭示中国国家形态自身发展规律,从而阐明当代中国边疆的历史延续性与合理性.
这样或许在学理上有助于我们建构完整、科学并具有自己独立话语权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夯实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学说.
这是我们当代中国学人的责任,也是使命.
【编者按】大家都非常关心新疆,希望对新疆特别是维吾尔社会有更多的了解.
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各民族的精英阶层和领导力量,关注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状况,是我们理解少数民族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窗口.
建国55年了,新中国通过专门为少数民族设立的民族院校和各自治区的高等院校培养出大批少数民族青年人才,他们在学校里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熟悉了我党的民族制度与政策,毕业后有许多人走上了领导干部的岗位,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在各自治地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任职.
这些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认同意识、思想作风、工作能力与业绩,就是我党"培养民族干部工作"的成绩单,检验着我党"培养民族干部工作"的基本思路、体制和使用方法.
现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干部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年富力强的50岁左右的民族干部是60年代中期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出生的,在80年代初"拨乱反正"和"落实民族政策"时期进入大学读书,80年代后期走上工作岗位.
现在40岁左右的民族年轻干部是在90年代后走上工作岗位的,中国社会的整体氛围和我党民族工作的导向决定了这几代民族干部的政治取向、认同意识和工作作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目前新疆社会出现的发展态势,不能说与维吾尔族干部队伍的基本思想状况和工作作风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当中许多人并没有机会亲身接触维吾尔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下面是前一段时间在互联网和微信上热传的一篇文章.
由一位年轻维吾尔族女干部写下的这篇短文,非常生动和朴实,希望大家能够读一读,相信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当前维吾尔干部队伍的思想观念和基本风貌.
原文是格式简略的微博体裁,为了方便阅读,我们对文字做了少量修订.
(马戎)【网络文章】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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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ConquestOfCentralEurasia,Cambridge,London: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p.
565.
32维族年轻女干部的工作烦恼反映真实新疆作者:新浪微博(@zohre--M)2013年5月18日http://tianshanhaoke.
blog.
163.
com/blog/static/32389322013576457708/六年的时间,大家努力地想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我,想努力地同化我,让我融入到他们世俗的环境当中,他们无法接受我的球鞋,无法接受我的小细腿,无法接受异族对我的赞誉,无法接受我不用公车的我行我素,更无法接受我一步步努力到如今的成绩,他们用低俗的内心臆猜着我的一切.
初到这里,很多人借用"到新领导办公室问候一下"特意跑到我办公室,进门问候之后,寒暄几句,看着我说:"你就是那个长得不像维族,不会说维语,也听不懂维语的那个女领导是吧"我说:"是的,我就是,不过你好像忘记了我们一直在用维语交流".
对方笑笑说,"好的知道了,我们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开大会,穿一身套装,我讨厌黑色、藏蓝色的工装,每次我会选择颜色鲜艳的套装,只为在一群黑压压的男人当中能够分辨出来我的性别.
每当我穿着一身艳丽的套装坐在那里,下面干部会发来短信:领导今天你很艳.
散会,很多人会热心地跑来告诉我:"你的裙子短了一点".
我:"是吗膝盖以上一点短吗"对方点头.
我笑了:"哈哈哈~我这么漂亮的腿不露出来,岂不是是资源浪费吗"对方欲言又止地说:"我们总是忍不住想看你的腿,还有你的身材".
我只能冷笑一下,说道:"看来问题不是出在我身上,是在你的心里,别管我穿成怎样,这是我老公管的事,你不是,所以请你管好你的眼睛和心,谢谢".
对方说:"我想说别人也和我一样,都在看".
下乡推进工作,一日一个女乡长汇报工作完了说一起吃饭,进到餐厅发现已经等候了几个人,待我坐下,有人说:"领导,我们给你提个建议,以后你下乡只能进民族干部的办公室,安排工作也只能给民族干部安排".
我说:"如果你们不在呢"他们说:我们不在你就下次等我们在你再来给我们安排工作".
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是维族".
我问:"为什么我是维族我就只能给民族干部安排工作呢"他们说:"因为你是我们选举出来的,你只能代表我们维吾尔族"!
说完彼此很满意地对视着.
我说:"对不起,我是所有人大代表选举出来的,不是哪一个民族选举产生的.
其次,我到这里来是工作来的,是为这里的所有民族和人民服务来的,不是只为一个民族工作来的".
他们狡辩道:"如果你不是维族,你就坐不了这个位置".
我说:"是的,就因为我是维族,我才要一碗水端平,才要公平公正地办事和做事,我才不辜负我是维吾尔族的称谓".
他们说:"那你听我们的,今后去乡里,别和汉族干部见面".
我说:"对不起,我做不到,我只为工作去乡里,不是去玩儿,不是去约朋友.
如果你们约我,我可以去坐坐".
下乡吃饭,我总和司机随便找个餐厅吃个便饭然后继续工作,闻讯我已经到乡里而且已经自己解决了吃的问题,乡里领导很不悦.
他们说:"你是看不起我们".
我笑道:"如果请我在馆子吃饭,那还是我自己解决最好,我饭量小.
如果你们有职工食堂,那么我很乐意和你们一起吃职工餐".
从此我一直保持着吃职工餐.
一日,妇女主任问我:"你怎么这么瘦"我说:"不知道".
她说:"你以后不要穿这么艳的衣服撒".
我问:"为什么"她说:"就像个小姑娘,你要穿得像我一样才行".
我说:"哈哈哈~~等我胖了我一定会这样穿的,到时候你给我当参谋怎样"她说:"你就把你这些衣服批发给我女儿们,不过她们好像也穿不进去".
我说:"哦,那太可惜了".

一日开会,身心疲惫的我主持会议,在向自治区的领导汇报工作时,念错了一个字.
中午吃饭时,人大副主任在考斯特车中调侃道:"你怎么念错字呢撒"我问:"是吗我念错的多吗"33她说:"念错了一个字".
坐到餐桌后,她对大家说:"今天xx念错了一个字,你们知道了没有"大家忙凑过来议论着念错了哪个字,然后说:"这个字我们都认识".
留着长发的我,总是逃不了别人指着我说长得不像维族,我决定剪掉齐腰的长发,直接剪了一个短发,反而更不像维族了.
剪完,我逢人就问:"我现在是不是更像汉族啦"他们说:"哦哟!
你怎么把头发剪掉啦"我说:"因为我留长发长得不像维族,那干脆就长得像汉族算了,这样你们也不用费心天天说一遍这个话,多累".
一日,班子成员一起吃饭,人大主任坐下后对服务员说:"我的闺女们,给一个坐着的kiz倒个茶".
连着说了三遍.
我笑道:"主任,您忘记我的名字了吗如果您忘记了,我给你说一下,我叫xx,是我爸爸花了三天的时间给我取的名字,我叫xx,请您不要再忘记了".
他随后端了一杯酒:"我敬一下这个像儿子娃娃一样的女孩子!
"下乡最怕穿笔挺的套装和高跟鞋,但凡下乡,我都会选择穿平底鞋或球鞋,一是入户方便,二是衣着随意不会有距离感,坐在土炕或者屋檐下都方便.
一日正在下乡,不料通知开会,返程没时间换衣服,直赴会场.
散会后几人问:"你怎么能穿球鞋"我说:"我在下乡中".
他们说:"这样不好,老百姓会看不起你的".
我无语.
参加全国统考研究生成绩出来,显示新疆就我一人通过,随后领导安排我去参加复试,出发前给某民族领导请假.
他问:"干嘛上那个学有什么用别去了".
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
他说:"你看我上了个党校的研究生,有什么用,就增加一点工资,没别的用处,如果你执意要去那就去吧".
我说:"谢谢领导".
他问:"去多久"我说:"估计半个月左右".

他说:"好的".
还没出乌鲁木齐,常务打电话:"你赶紧回来".
我问:"怎么啦"他说:"领导说你没有给他请假,擅自离去,他说要按照制度处理你这件事".
我说:"日,我才给他请假出来,而且说了多久的呀".
常务:"废话少说赶紧回".
我说:"去他妈的!
"半个月后回来,领导坐在一个酒桌上说:"哼,某些人我要好好的收拾一下,我要让她知道我的厉害.
我说她没请假就是没请假,既然不听话,看我怎么收拾她".
旁边的人说:"领导您说得对,就要这样,您准备好,我们也把刀子磨好,我们一起收拾她".
当时他们的谈话内容,现场就有人连线给我,听着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讲,我直接无语.
以上微博和即将完成的微博,提到的领导都是我的维吾尔族领导,特此声明.

一日,部门领导汇报完工作,安排部署好下乡需帮助乡镇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之后,部门领导离去,一会儿进来:"领导说他也要下乡,让你在办公室等他,别离开".
我答应:"嗯".
一直坐着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没消息,去他办公室没人,一会儿领导气急败坏地打电话:"你怎么回事,我们下乡都已经快回来了,你怎么还没出来"我问:"不是您说让我等您通知吗".
他:"你就不是干活的料,自己的工作都不干,让我替你干,你还想不想干了".
我说:"如果您乐意干,我没意见,我的成绩也是您的成绩".
他说:"今天这个问题,我要严肃处理".
我说:"好的".

回来部门领导很愧疚地进我办公室告诉我:"领导出发后不让通知你,我也没有办法,你不要生气!
"年终部门会议,上级通知开会,参加完预备会,次日参加会议领导突然晚上11点让秘书通知:"你的会议让其他领导参加,领导说让你回家休息".
我说:"好的".
其他领导忙打电话过来:"你怎么回事你自己的会议你不参加,干嘛让我参加,领导明天给我安排了别的事呢".

我说:"我没接到通知让我参加会议,请你打电话到办公室核实一下,看看会议安排文件上是谁参加会议吧".
他说:"好的.
一会儿打来电话:我已经请示书记让你参加会议".
我说:"好的".
第二天正在开会,办公室主任打电话:"领导让你立马回来,他有重要会议要开".
我说:"我正在开会呢".
他说:"领导说了,他的会议比这个会重要".
34会场请假返回,坐在办公室等他的重要会议,中午饭不吃在等,一直等到下午下班,秘书请我过去,进去坐下,他和秘书聊天,整理办公桌和公文包,我一直就那么看着,完全可以离开,但心想:我要看看你有什么重要的事.
半小时后他看着我,猛地拍了一把桌子吼道:"我不让你参加会议,你为什么告诉书记是谁授权你告诉的"我说:"是我说的,怎么了您深思熟虑完了之后做的安排,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领导问起,我如实回答了.
我错了吗"他说:"你要认为我不合格,你有本事你就去上级领导那儿去告我"!
我说:"我没那个习惯,我不爱好这事".
他说:"我告诉你,你什么也不是,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仅仅是副职,仅仅是副职!
"我说:"是的,我知道".
他说:"我告诉你,你有本事就让我别坐这个位置,只要你能办到".
我说:"您错了,别把我想得和您一样".
他说:"我告诉你,我只要一张嘴随便说你什么,我就让你在伊犁待不下去,我让你臭名昭著".
我说:"随你便,如果这是您的本性,那么我阻止不了.
但别忘了,世界上的人都不是像您这样龌龊,如果有人信,那也是他们的事".
第二天,人大主任打电话请吃饭,从不叫我参与民族同胞们活动的群体突然打电话来,不去不合适,答应了.
去了一个特大的包厢,满满的三十号清一色的男性同胞们,独我一个女性.
坐下后,领导对着人大主任说:"有些人简直不像话,竟然不听我的话,还和兄弟民族关系好得不得了,她以为我会害怕吗我根本不怕!
"人大主任说:"对对对,我们不怕!
"他又说:"你说说,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样"人大主任说:"必须要好好地收拾一下,让她知道厉害,必须让她吃点苦头,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不能容忍,我们要铲除".
他说:"我觉得我还是仁慈,对她好言好语,她还给我顶嘴".
人大主任说:"这太过分了,我们要狠狠地收拾她,哼!
她不配做维吾尔族!
"听着他们双簧般的对话,真巧来了一个电话,借故出去接了个电话,我的大衣皮包都在椅子上挂着呢.
等我回来,发现椅子已经被撤出去.
人大主任说:"啊你还在吗姑娘你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参加我的宴席,你回去吧回去吧!
"我忍着眼泪拿上物品出门.
宴席还没有开席,随后几人偷偷跑出来送我,不停地道歉.
有一天,妇女主任和几个女干部叫我过来说:"领导你没有首饰吗"我问:"怎么"她们:"你什么首饰也不戴,大家都在议论,说这样太寒碜了,你如果有就把你的那些黄金首饰都戴上吧.
如果没有,我们商量了一下,每人给你出点钱买一个".
我:"我有呢,但我不喜欢戴黄金,感觉很俗".
她们说:"你不能考虑你自己的感受,必须戴".
有人担心我会不会被销号,会不会遇到其他问题等等,其实这些都不可怕,我只想把我自己的真实经历告诉大家,告诉那些认为维吾尔是如何伟大还在自我陶醉的同胞们.
现实生活中,是谁在压榨着我们的老百姓,是谁用三寸不烂之舌蒙蔽着上下级和老百姓,是谁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伎俩出卖着人民的利益这些事仅仅发生在我身上,不代表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但我相信他们具有代表性.
是什么让极端思想日益抬头,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走向绝望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也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也一样有底层群众,也一样有为生存生计努力的群体,他们也渴望得到我们的尊重和理解,可有几个人为他们考虑过不要因为一部《阿娜尔汗》电视剧而厮杀得不可开交.
看看现实,看看自己生活的这片天空,我们该反省该自问,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是否一碗水端平地对待了身边的所有群体是否真的如自己想的那样,我们难道就真的是优秀到不可非议吗难道我们出了一两个名人就足以让我们满足地欢喜雀跃吗为什么这样的人不是成千上万谁都不是谁的英雄,我不想被人标签化,更不想被人人为地拉进所谓的什么圈子、什么队伍中,有人说我是亲汉派,有人说我是骑墙派,更有人说我是一个被完全同化的民族意识淡薄的代35表,其实哪一个都无法代表我.
有人说这条路不适合你,或许.
我从中小学、村、乡镇、县市、大学和机关一路干过来,我太清楚所有群体不同的苦恼和纠葛,更明白基层的不容易和难处,也明白机关作风和他们所谓的成功论.
我的经历和体验是最大的财富,是没有人能夺走的财富,我冷眼看着所有的善恶,也旁观着自己的历程,但我也在用我的方式告诉了所有人,传统正在被打破,或许我是失败者,或许我是一个牺牲品,但我已经如刺一般刺痛了他们.
有人说我该低头,该学会狡猾的微笑,学会察言地的处事,如果我不会,我也不会一步步走到今天,一步步被放在一个个更加重要的岗位.
但思索是一个可怕的东西,看着自己民族领导那种无耻到极点的丑态,我选择了抗衡,因为我想告诉别人,民族干部不全是如此,也想用我的失败告诉今后的有思想的孩子,不要害怕.
如今我退出了这个政治舞台,厌倦了他们的争斗,坐在咖啡厅廊厅的椅子上享受着微风和热浪,喝着草莓汁和鸡尾酒,回忆着自己的历程,虽然那一段经历让我咬牙挺过付出了很多,可如今它却让我站在了一个可以自我剖析和任人评论的高度,如果还有"战斗",我依然不怕,甚至根本不会退缩,因为那段经历告诉我,只要咬紧牙关,没有什么人可以将我打趴下,更没有人因为我的中立而任由他们摆布,因为我的思想、我的思考、我的坚定是他们夺不走的.
当然,他们也赋予了我加坚强和更近一步认识他们的机会,我极其感激他们,是他们的残忍和无情,让我活得自在和洒脱,让我没有愧疚地面对自己的这段历史.
某日会后散场聚在楼下闲聊,某妇女干部拉我过去:"你听说了吗,很多人对你有意见"我笑笑.
她说:"你知道吗,维族干部都说你太汉化,不穿民族服装,也不和民族干部走动".

我说:"我很想和他们走动,而且一直在做,何来这话"她说:"我听说的,说某某(那个刻意整我的民族领导)让大家年底给你打不称职,已经通知完了".
我说:"谢谢你,我知道啦!
"她问:"你为什么不走动"我说:"过年过节但凡是曾经和在任的领导家,我都会去拜访,而且都带着礼物去,从没落下,婚丧嫁娶我也没有落下.
我已经来了三年多,没有一个人主动请我去他们家喝一碗凉水".
她说:"可能是因为害怕吧,或者是因为你没有结婚,年龄太小的原因吧"我笑笑说了声谢谢.
只身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没有亲朋好友,需要关心和理解.
初来安排在宾馆一间只有一张床、一个电视和电视柜的房间,坐的地方也没有,只因为这间房子安静和安全.
书记考虑我家远的情况,让办公室协调一个周转房出来,某个领导占了一个,让他把钥匙给我,让我搬进去.
他说:"那行吧,下午我收拾一下,把钥匙给她".
下午办公室来电话:某某领导说他那房子才装修好,花了不少钱.
我们给主要领导汇报了,说让他报个价,把钱给他,他不同意,说他自己要搬家过来自己住.
我说:"他要自己住就算了,别为难人家".
主任:"他根本没装修,也没有住过,一直闲着呢".
我说:"没关系,算了吧".
他说:"那好吧".
我再次申明:我写的这些加"某"的领导和妇联主任、人大主任等都是维吾尔族.

一日,某领导坐着,对乡镇领导和部分部门领导及县领导说:"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领导干部都那么地喜欢和欣赏xx,她有什么能力我咋就想不通,我们都是同样的领导,怎么大家见到她都那么的热情,也都愿意和她交流"(没过多久,有人将他的话传给我)过了几日,他喝醉了酒对我说:"我想得到你".
我说:"滚!
"司机送我出差,我的一个朋友搭车返回.
司机(后被赶走,年纪比较大)问我的朋友:"你告诉领导不要和汉族干部走得太近".
朋友说:"她工作上的事我不管".
司机问:"她是不是找了一个汉族男朋友"朋友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司机说:"我就是关心她.
对了,我告诉你一件事,她喝酒呢!
"朋友说:"这怎么啦,很正常呀!
"司机说:"我的意思是汉族干部经常请她吃饭,她都喝酒呢!
"朋友说:"应酬喝酒很正常呀".
司机说:"我觉得作为穆斯36林女领导就不能喝酒,要不就不要干,要干就不要喝酒".
朋友问:"你什么时候见她喝酒了她就不喝酒好不好!
"司机说:"我就是想让你转告她,最好不要有这样的事,不然她的位置也坐不稳".
朋友说:"她当不当领导都是我朋友,也请你告诉那些好事的人少管闲事".

司机说:"好多人每天都向我打听她在干什么,和谁见面了,在哪里吃饭了,我太辛苦了".

朋友说:"你太热心肠了,你也收了不少好处费吧"司机回答:"就人家偶尔给我安排个桌子,我请朋友们吃个饭不用掏钱呗,但我现在说的,他们都不信,所以我想问问你,她和汉族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朋友说:"这个你问错人了,你这样给她开车,却还到处说她的坏话,你觉得心安吗"司机说:"她又不是我们这里人,迟早都是要走的人".
朋友说:"可她是维吾尔族,这么年轻坐到这个位置不容易,你们为什么不想想呢"司机说:"她最多也就干个两三年就走了,我们这里本地提拔的女干部也最多干了三年,她也不会干得比她们久".
朋友说:"我希望她能早点离开这里,这么是非的地方".
司机说:"会的,如果干得超过三年,这里的人也不会让她呆下去的,毕竟这里是培养我们维吾尔族干部的地方,我们自己那么多干了很多年工作的人都没有起来呢,他们还等着坐她的位置".
朋友:"但愿不用太久她就能离开".

某日带着上级教育部门的领导视察乡村学校的情况,进到一所不满一百人的学校,有近二十个体重秤,显然其他学校的没有分配到,提醒了一下局长让他们核实好,别漏下任何一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