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为国效力义不容辞

陈云在延安第一章来到延安飞来的"天兵天将"我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是1937年11月下旬.
那时,我到延安也只有两个多星期,正在抗日军政大学三期政治队学习.
我们住在延安城里小天主教堂,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主要是在延安城墙上挖单体防空洞和修飞机场.
在那个星期里,我们除了紧张的学习,就是来到飞机场,几十个人一起拉着一个有一人多高的大石滚子,反复碾压着飞机跑道.
一天下午,忽然传来了防空紧急警报声,说是有敌人飞机来袭击.
这在战争年代,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我们赶紧钻进了城墙根的防空洞.
可是,等了好一会儿,虽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却没听见敌机的轰炸声,觉得很奇怪.
在平静了一会儿以后,又传来了命令:"不是敌机,马上集合,去飞机场.
"当我们集合完毕,整队来到平时我们劳动的地方——东关飞机场,只见摆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板凳,远远看去,有一群人簇拥在一起.
这时,人们陆陆续续来到了这里,大概有1000多人.
我们这才明白,原来要在这里开会.
那时,开大会很简单,一张桌于就是主席台,也没有什么扩音设备.
等人到得差不多了,就听到毛主席宣布开会了.
他用那湖南口音宣布:欢迎大会现在开始.
然后,他首先致欢迎词,说:"今天,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
"他介绍了刚刚乘飞机回来的王明、康生、陈云,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当时由于隔得比较远,看得不是很清楚,只记得他们三个从苏联、新疆刚刚回来的人一律穿着黑色的短式皮大衣,和延安的同志们在衣着上是很不一样的,倒也挺神气,就跟现在青年人穿的皮加克似的.
这个欢迎会,主要是同大家见见面,介绍到谁,谁就在一个小板凳上站起来,露个脸,让大家认识一下.
在会上,毛主席、朱老总、王明、博古、康生、陈云都先后讲了话.
毛主席、王明讲得最多.
陈云同志讲得很少,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说实在的,当时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我会到陈云同志身边去工作.
只是觉得,我们有了"天兵天将",我们的力量加强了,感到十分喜悦.
当我知道要调我到陈云同志身边去工作,那已是1938年5月的事情了.
1938年3月,我在抗日军政大学三期的学习结束了.
在结束时,抗大颁发了严肃朴素的毕业证书,印着毛主席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
向斗争中学习.
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毕业证书是1938年3月30日发的,证书上的号码是574号.
紧接着我又被选入抗大四期军事队学习.
在抗大四期学习期间,我先是在一大队,地点是瓦窑堡.
我在一个连队支部任组织委员,并兼一个班的班长.
在那里学习了两个月左右,就把我调了出来.
当时,从我们一大队共抽调了五个老红军和五个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到抗大四期四大队去任职.
五个老红军任政治指导员,我们五个青年知识分子当副指导员,我被任命为四大队九队的副指导员.
我们从瓦窑堡出发,前往在延安的四大队.
来到抗大校部政治部干部科转办手续时,把我给留下了,让我在政治部干部科任干事,主要负责了解考察即将毕业的抗大四期学员的政治思想状况,了解他们对毕业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思想问题,为即将开始的毕业分配安排做准备.
当时,我们干部科的科长是李志民同志,是个老红军,参加过长征,解放以后,参加抗美援朝,是志愿军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于上将军衔.
我刚到干部科,算是帮助工作,但没几天,又发生了变化.
这天,李志民同志找我谈话,说:陈云同志想找个人去,我们推荐了你.
这样,我就被调往中央组织部,成为陈云同志的秘书,开始了我在陈云同志身边的工作、生活.
遵义会议前后我初到中央组织部时,那里人手确实很少,连同陈云、宫春同志在内,也就只有十一二名干部.
但那里风气很正,大家团结很好,陈云、富春同志十分平易近人,使我很快就消去了生疏感.
后来,我从他们那里慢慢地知道了很多事情,知道了陈云同志过去的一些经历.
我首先听到的是,陈云同志也是一个老红军,参加过红军长征,出席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我很吃惊.
因为,陈云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1.
7米的中等个,瘦瘦的,显得精干、文静,但身体比较弱,脸色很不好.
对人很和气,总是以一种很平等的姿态来与你交谈,说起话来像唠家常似的,使你感到十分亲切.
丝毫没有一个老红军那样的威武,也不是老红军那种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
可他却以这副身体,承受住了长征那么艰苦的环境的考验,一种敬佩之情,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曾遭受过不少磨难.
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了合作,以广州为中心,汇集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那次合作,促进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发展,还通过创办黄埔军校,着手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力量.
但在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逐渐占了上风的时候,我们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却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使得蒋介石的阴谋一再得逞,最后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大政变,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被吓倒,他们从腥风血雨中站了起来,掩埋了同伴的尸首,重新投入了战斗.
党外一些坚定的革命者,如彭老总、贺老总、徐特立等,也恰恰是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里来了.
我们党成功地举起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红旗,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黑暗中高高举起了革命火炬.
随后,又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起义.
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没能正确认清革命已处低潮的形势,不顾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区别哪些地方有条件发动武装起义,哪些地方只能组织有秩序的退却,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使得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革命力量再次蒙受重大损失.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作出了正确判断,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并且指明,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
"这次大会的精神,在全党贯彻以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
几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再次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然而,随着局势的好转,我们党内的"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了.
1930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他们坚持"城市中心论",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结果,却使我们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调集了6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三次"围剿".
在毛泽东同志在正确领导下,红军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形成了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却借助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
王明所推行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比前两次更有过之.
这一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带来的是最为惨重的损失.
白区几乎全部瓦解,连临时中央都站不住脚,不得不撤到中央苏区来.
陈云同志就是这时来到中央苏区的,过去他一直在白区做地下工作.
1934年1月,我们党在中央苏区召开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
陈云同志在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后,就开始想方设法地开展白区地下党的工作.
但由于王明在根据地继续推行"左"倾错误路线,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造成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苏区呆不下去了,被迫进行长征.
曾经负责管理军需生产的陈云同志,也不得不暂时放下白区工作,随军长征.
他先在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任中央代表,后又到中央军委纵队担任政治委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退却中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行动,结果行动迟缓,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损失很大,中央红军由8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在事实的教训下,部队明显地滋长起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
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台,改向敌军薄弱的贵州挺进.
这一建议,得到了很多同志的赞同.
红军改道以后,甩开了迫兵,攻下了黔北重地遵义,并赢得了十二天的休整时间.
在打下遵义以后,陈云同志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作了重要发言.
陈云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批判了博古,李德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人路线,拥护毛泽东同志担任红军总的领导.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是一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关键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陈云同志后来曾经这样对我说,那次会议确实十分重要,起着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作用.
所以,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都分头下到部队去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想让部队的同志尽快知道这个精神.
会后,陈云同志专门撰写了一个《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到部队传达时很受欢迎,提纲就留在那里了.
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
曾有一段时间里,关于究竟都有谁参加了遵义会议是个争论的焦点.
找出这份提纲手稿以后,经过很多专家、最后经过陈云同志本人的鉴定,证实这确实是陈三同志的字迹.
遵义会议精神贯彻以后,使中央红军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行军方式上一反以前,忽东忽西,机动灵活,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处处掌握主动.
四渡赤水,使敌军疲于奔命,兵临昆明,搞得敌人固守城他.
然后,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以急行军的速度,出敌不意地夺取了云南省禄劝县的金沙江皎平渡渡口.
只要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就可以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这时,渡口只有七条小船,要一下子送过去几万红军,确实不容易.
怎么办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
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统一组织渡河.
陈云同志坐镇渡口,对部队谁先谁后作出了统一安排,准都不准不按命令行事.
同时,赶紧找船工,做好船工的工作.
那些船工虽然都是贫苦出身,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吸毒成瘾.
这些受害者,一染上毒瘾,没烟土就动不碍.
因此,陈云同志下令,对船工原来支起的大烟锅不能动.
把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大烟土,发给这些船工一部分.
再多弄一点白酒来,满足供给.
同时,对这些船工进行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这些船工和我们配合.
在陈云同志严密的组织下,船工和部队很好配合,昼夜抢渡,终于赢得了时间.
5月1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3万人,用了9天9夜的时间,一面阻击敌人,一面秩序井然,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
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这是红军长征中的一险,渡过这一险关,对于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敌军的追堵拦截,实现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曾经参加过抢渡金沙江的宋任穷同志就这样说过:"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应该说,陈云同志是红军渡这一险关的有功之臣,可当问及这件事时,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谈得很少,更多地是称赞红军铁的纪律和谈那些船工.
话语中充满了对那些受害者的同情和对他们做出的努力的感谢.
陈云同志就是这样来看待自己和别人的.
有一次,他曾问我:你知道在长征时我们是怎样过日子的吗我说:不知道.
他就告诉我:我们都是白天走路,晚上到宿营地后,要根据搜集到的敌人走到哪里了的情报进行研究,研究部署完了才能睡觉.
只有一个人,是白天行军,晚上却睡不成觉,那就是周胡子.
他晚上要等各个部队都在什么地方宿营、遇到了什么情况的详细报告,确定第二天的部署,哪些继续前进,怎样对付敌人,然后到哪里去.
等安排好这一切,由电报发出去了,天就亮了,只好白天在马上打个盹儿.
那可是长期如此啊!
在整个长征中都是这样过来的.
陈云同志说的"周胡子",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当时留着胡子,故大家称他"周胡子".
失踪之谜自从陈云同志指挥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他在中央红军当中就成为了颇有名望的人了.
这可能是红军战士对他所立下的功劳的一种尊敬吧.
然而,有一段时间,陈云同志在红军部队中不见了,没有任何消息,于是,在当时红军中有了各种传说.
有的说,陈云同志牺牲了,更多的人却说,陈云同志失踪了.
这种传说竟流传了好几年.
"您当时到哪里去了"我曾多次问过陈云同志.
在他陆陆续续的介绍中,我才弄明白了这失踪之谜.
原来,陈云同志是受中央派遣,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到上海去恢复地下党工作,重建上海地下党与中央的联系.
那时,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向北挺进,顺利通过了彝民区,又夺取了沪定桥,保证了中央红军全部胜利渡过大渡河.
当红军到达四川西部后,中央从全党大局着眼,决定派陈云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并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这是一项争取共产国际了解、支持的极为重要的决策.
陈云同志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又开始了他在长征前不得不中断的工作.
可是,这时国民党几十万人层层包围着中央红军,要从中穿插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此,党中央对陈云同志的出走,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密措施.
即使是中央领导,也只有两三个人知道.
陈云同志在红军夺取沪定桥以后,就化装成为一个上海商人,身上带着老搭档刘伯承同志写的介绍信出发了.
一路上,他号称是到川西收账.
他一身收账先生的穿戴打扮,一口地道的上海话,简直就像一个真正的上海商人.
他走走停停,十分机警,躲开了不少次的搜捕.
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小镇子,发现敌军过来了,就先在镇子上住了下来,当敌军向红军方向追了过去,他又转往一个小县城.
就这样,他走出了封锁线,来到了成都.
从成都再往重庆,就不像冲封锁线那样了,既要考虑商人的身份,又要顾及安全,以不辱党交给的任务.
于是,他开始乘坐"黄包车",也就是人力车.
从成都到重庆,他一天走一站路,而每天走完一站就换一次车,每次的车钱是一块现大洋.
到了重庆后,陈云同志先来到刘伯承家族开的一个商店,拿出刘伯承同志写的介绍信,叫他们转交,并按预先约定好的方式与他们交谈.
其结果是,"有信一看就懂,一说就知道".
商店派人领着陈云同志来到了重庆市中区较场口,看看没有人跟踪,就往南拐,下了一个坡,来到一个叫十八梯坎的地方.
所谓十八梯坎,实际上就是十八个台阶.
就在十八梯坎的街旁,有一个大门楼子,里面住着刘伯承同志的一个亲戚,他是当地比较有名的资本家.
刘伯承同志的这个亲戚虽然是个资本家,但他对共产党是有同情心的.
他安排陈云同志在家里住了下来.
陈云同志就在这个深宅大院隐藏了几天,倒也比较安全.
后来,刘伯承同志的那个亲戚差人买好了去上海的船票,又写了一封信一齐交给陈云同志.
并告诉他,有了这封信,这一路上,一直到上海,做生意比较方便.
其实,他是担心陈三同志到了上海不方便,想帮一点忙.
他哪里知道,上海是陈云同志真正的老家,也是一直工作的地方,一旦回到上海,陈云同志就将如鱼得水.
这也正是中央要派陈云同志来上海的一种考虑因素.
陈云同志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曾任中共青浦县委委员、淞浦特委组织部长,参加领导了当地的农民武装暴动.
1929年至1930年,他历任过中共江苏省委的沪宁巡视员、常务委员兼农委书记、军委委员,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书记.
1931年上半年,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他回到上海后,凭着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使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活跃了起来.
他还找到了不少老的关系,逐步恢复了党的组织和上海中央局的工作,接通了上海与党中央的联系.
接着他就去目的地苏联,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苏联行1938年,我在延安时,曾经读过一本小册子,书名叫《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一篇长篇报告文学,作者是廉臣,由莫斯科中文出版社出版的.
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描写了被俘以后在红军中的所见所闻.
这本书的特点是:生动、翔实,不但很吸引人,而且让人感到它反映的东西是客观公正的.
实实在在地宣传了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了我们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陈云同志,是他在苏联莫斯科时写的.
陈云同志是1935年9月由上海到苏联莫斯科的,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陈云同志只身脱离红军,从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穿插出来,这本是一个十分惊险的事情,但到上海后,在那样一种白色恐怖下,去开展地下党工作,更有掉头之险.
因为,上海是一个重灾区,敌人控制很紧.
陈云同志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上海地下党工作有了很大起色.
当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局面打开以后,陈云同志才去莫斯科.
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初期,我们党一直同共产国际保持着电讯联络.
后来,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种电讯联络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失去了.
所以,关于我们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共产国际知道不多,他们很想知道.
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像第二国际的执行局那样仅仅是几个国际性的协调机构,而是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性领导机构.
各国共产党在那里都有支部,或叫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那里有支部,而且参与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机构.
王明任候补书记,康生、毛泽东等是常委,陈云等人是执行委员.
为了全面地反映我们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中央考虑派陈云同志去比较恰当.
陈云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了中央当时决策的过程,又参加了长征,从决策到执行,从理论到实践,他都比较清楚.
因此,决定派陈云同志前往莫斯科.
陈云同志安排好上海的工作,然后通过当时在上海的宋庆龄的关系,以学徒名义拿两块手表说是船长要买的表,混上了一艘苏联货船.
为了躲开敌人的搜查,他一直在船的底舱藏着.
那里空气稀薄,气味难闻,还不能有动静,弄得他差点儿晕过去.
等船开出上海吴淞口,"警报"解除后,他才走出底舱,来到甲板上,美美地吸了几日新鲜的空气.
已经安全了的他,并没有被眼前一望无际的辽阔海域所吸引,他心里还在挂念长征途中的战友和白区奋斗的同志,他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货船终于在海参崴靠岸了.
苏联红军上船检查,两名红军当众把陈云押下船去,其实那是预先安排好了的.
下船后,陈云同志即改乘火车赴莫斯科.
一到莫斯科后,他就立刻赶往共产国际报到.
共产国际和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看到了陈云同志都十分高兴.
陈云同志从他们的面目表情上,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急切的心情,知道他们都急于想了解红军长征的进展情况.
陈云同志很理解他们,首先感谢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关心.
然后,按照中央的指示,介绍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说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化.
他讲述了遵义会议的决议,重点谈了遵义会议是怎样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怎样指挥红军机动灵活地与敌军周旋.
使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肯定了遵义会议决议,赞赏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
陈云同志还就他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一作了答复.
他那充满了感情的汇报,不仅是为了满足共产国际和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的需要,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客观情况,以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而且表达出来了他的内心感受.
陈云同志的汇报成功地完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的神圣使命,争取了共产国际的了解和支持.
汇报完后,陈云同志就留在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后又进入列宁学院去学习了一段时间.
那时,他和王明、康生天天去共产国际上班.
由于他们在共产国际担任的职务不同,所享受的待遇也有很大的差别.
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5点,按当地的习惯,都要送上一些吃的喝的东西.
每次在陈云同志的办公桌上放一杯牛奶,给康生送一杯牛奶或咖啡,还要加上几块洋点心,王明就更不一样了,简直像吃饭似的,要摆上半桌子.
陈云同志从来不计较这些,在他看来,这样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与长征的战友们相比,简直是天堂一样.
他关心的不是这些东西,关心的是国内的同志.
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他利用莫斯科工作和学习的条件,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随军西行见闻录》.
他将自己在红军长征中掌握的情况,与一些被俘的国民党军队的医生、士兵、军官的具体反映揉合在一起,以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讲述出来,客观公正地宣传了红军,宣传了我们党,无情地批驳了国民党对我们党、对我们工农红军的诬蔑.
他用的都是具体事例,写得很生动,很吸引人.
这篇报告文学于1936年春先由法国巴黎《救国时报》刊发,后来才是莫斯科中文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发表这篇报告文学的法国巴黎《救国时报》是张中文报,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以巴黎反帝救国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在法国巴黎注册的.
编辑部是一个秘密班子,就在苏联莫斯科,另在巴黎还组织了一个公开负责印刷发行的班子.
该报在莫斯科编排、校对,打好报纸纸型后,用飞机通过国际航班将纸型空运到法国巴黎,由巴黎的同志负责印刷,并向中国国内及全世界各国发行.
后来,为了增加有关旅欧华侨的报道及文章,莫斯科的编辑部在每期都要留出一定的版面篇幅,以让法国巴黎的同志们加进他们写的内容.
这样,在巴黎也需自有一套排字系统.
还是在陈云同志的帮助下,才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弄到了一套汉字铜模,使得设立这个印刷厂的计划得以实现.
《救国时报》创刊以后,曾发行至40多个国家.
它以其生动活泼、宗旨鲜明、言必有据的特点,受到各界爱国民众的欢迎,使我们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
这张报纸还曾发表过蒋经国痛骂蒋介石的那封著名公开信.
在30年代时,夏衍曾因不知党中央在哪里感到十分苦闷.
看到《救国时报》后,一下子就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
他认为,这一份就等于20份报纸.
那时,要在国统区出版一张共产党的报纸,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已完全不可能了.
白区的地下力量受"左"倾错误的危害,已损失99%以上,而党的主力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进行着全国性的战略大转移,没有条件办报.
可以说,公开宣传我们党的主张的报纸,当时独有《救国时报》一家.
有些失散了的党员和当时救亡青年纷纷传阅,把这个报当作宝贝,组织起来学习,报纸都传烂了还在看.
《救国时报》的中心内容是抗日救国.
设有"祖国要闻"栏目,对中国30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中共对这些事件的立场、观点、政策及相应行动等,都作了较全面的反映;对于红军、义勇军、"一二九"学生运动等,也都做了十分公正客观的报道,非常受读者的欢迎.
陈云同志这一篇报告文学,也在这个受欢迎的行列中.
按应西路军陈云同志从1935年9月来到苏联莫斯科,在那里工作、学习了一年半的时间.
1937年春天,王稼祥、邓发两同志来到了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这时,陈云同志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于1937年4月离开苏联莫斯科回国,前往新疆开展工作,并接应西路军.
在陈云同志出国工作、学习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后又通过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四处散发出腐臭味的毛儿盖大草原,红一方面军率先于1935年11月和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25军团会师陕北,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红二、四方面军在抵制、纠正了张国煮的错误以后,也于1936年10月赶到陕北.
三大主力红军终于会师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它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工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已经完成了战略转移.
红军长征以后,为了扩大根据地,打击敌人,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战役,都取得了胜利.
后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30、第5、第9军共2万余人,先后西渡黄河,193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并成立了以陈昌浩同志力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徐向前同志为副主席兼总指挥.
西路军在统一指挥下,奉命继续西进,计划在河西走廊创建革命根据地,以待机打开到新疆的通路.
他们在向甘肃西部进击的过程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同甘肃军阀马步芳部的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歼敌约2万多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到1937年3月中旬,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
余部约七八百人由李先念同志率领进入了新疆.
陈云同志去新疆,主要就是为了接应他们.
他同滕代远同志一起来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
一方面积极开展党的工作,组织地下党员同新疆军阀盛世才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壮大党的队伍.
另一方面,赶到星星峡,去建立一个"新兵营".
其实,这只是对外的一个称呼,为的是便于接应西路军余部.
让西路军的同志在"新兵营"得到休整以后,分批安排他们进入迪化,返回延安.
1937年11月,陈云同志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调他到延安工作.
这时,王明、康生等人也从莫斯科回来了,陈云同志就同他们一起乘飞机来到了延安.
陈云同志从脱离红军到飞回延安共计两年多的时间里,从突围、恢复上海中央局工作,向共产国际汇报,到新疆接应西路军,胜利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政治任务;从四川到上海又到莫斯科、新疆,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匆匆奔忙赶路,不断完成新任务.
从中可以看出陈云同志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看出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章出掌中央组织部走马上任陈云同志1937年11月底到了延安以后,终于又见到了在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的战友们了.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他出席了许久不参加的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他回到延安后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
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组成中央书记处,会议还决定,陈云同志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会后,陈云同志与前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博古同志办理了交接手续,就来到中央组织部上任了.
当时,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地点就在延安城里西山下边的一座小四台院里.
院里的小山坡上有七八个土窑洞,第一个就是新任部长陈三同志的办公室兼住所.
就这样,陈云同志开始了他在中央组织部的学习、工作、生活.
从1937年12月至1944年3月,他一直在中央组织部主持工作.
当然,陈云同志是中央书记处的五人之一,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同时,还分管或兼管过一些其它工作.
这其中有些与组织工作业务联系比较紧,有些联系不太紧.
1938年5月5日,中央决定各级党委都建立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央青委由陈云同志任书记.
我调到中央组织部来,在担任陈云同志秘书的同时,还兼中央青委干事.
陈云同志兼任中央青委书记一职一直到1941年9月,后来由凯丰同志接任.
1939年底以前,有那么一段时间,康生不当中央党校校长了.
中央决定让陈云同志兼管一段时间,直到年底,邓发同志上任后,陈云同志才下再兼中央党校校长一职.
1940年5月5日,在中央决定成立青委两周年的日子里,中央青委创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由陈云同志兼任校长.
这个学校的主要工作,实际上是由副校长冯文彬同志抓,具体事由他们负责,但重要事情还是要向陈云同志汇报、请示的.
1941年初,中央根据党的工作的需要,成立了两个委员会.
一个是专管根据地党的工作的华北华中委员会,一个是专管地下党工作的南方工作委员会.
陈云同志同时作为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两个委员会的工作.
其中,以南方工作委员会为主.
因为,这个委员会是以陈云同志为主要负责的,1943年,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组织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
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同志任书记.
陈云同志任组织委员会委员,主要分管大后方工作,领导南方局工作.
陈云同志和当时的某些中央领导人在其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像王明一个人就分管了8个部委,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而陈云同志不主张一个人分管多个部门,他主张扎扎实实地抓好一两个部门的工作.
因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的组织工作上.
他虽然分管着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青委,还参加了三个委员会,那是因为那三个委员会的工作,都与组织工作业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得不参与.
至于说中央青委的工作,他更多地是放手让冯文彬他们夫干,只在大的方面帮助他们拿拿主意、把把关.
当时,中央青委的机关在延安的大砭沟口,就在我们组织部招待所旁边,离我们中央组织部机关大约有两里地的距离.
他们很活跃,办了青年旅馆、青年食堂,以为根据地及大后方来的青年们服好务.
经常搞一些文艺活动、体育活动.
他们修了一个篮球场,每天晚饭后组织篮球赛.
贺龙同志在延安时,是每天必到,指挥着他的得意球队跃马场上.
朱老总、丰富春等同志也常去看,陈云同志偶尔也去.
像这样一些具体活动,青年们是很喜欢的,都不是陈云这样的领导同志去组织,都是由中央青委的同志们筹办的.
这些都是中央青委根据青年的特点开展的日常活动.
并不是中央青委的主要工作.
中央青委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解放区,要抓青年抗日先锋队工作,即"青抗先".
这本是华北敌后根据地创造出来的,就是民兵当中的青年组织,是一种半武装的群众组织,他们有一部分枪,其余的有红缨枪,是民兵中比较有实力的.
他们搞爆破,袭击敌人,疲劳敌人.
陈云同志有一篇文章,专门讲"青抗先",说那是"组织青年抗战的最好形式",青年工作就是好好把青抗先抓好.
在大后方,主要抓知识分子工作,团结知识分子,井把已经"红"了的青年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输送回解放区或暂时静伏.
陈云同志兼管中央青委工作时,主要是抓中央青委主要工作中的重大事情,他经常找几个中央青委的负责同志来商谈青年工作,有时候也听取主持具体工作的冯文彬同志的单独汇报.
对于中央青委召开的一些大会,如五四大会等,陈云同志都去参加.
还有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陈云同志也要参与研究,如国际青联组织代表团来延安访问,是加强我们对外宣传的好机会,因此,对如何安排,如何接待等具体细节,他都要细致过问,一切得到满意的结果,他才会点头同意.
他就是这样,运用自己的丰富经验,帮助把关,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为中国革命造成损失.
陈云同志对中央青委采取比较放手的领导方式,既是为了锻炼使用中央青委机关的干部们,更是为了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抓党的组织工作.
陈云同志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我们党只有3万多党员,与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极不适应.
善于把握大局的陈云同志,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十分注意调配自己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组织工作中去.
组织部的分工与职责陈云同志刚到中央组织部时,部里人手很少.
记得我1938年5月到中央组织部时,部里总共也就十一二名干部.
这种状况,从1937年底一直维持到1938年底.
这时,中央组织部机关的内设机构也很精干.
部长是陈云同志,副部长是李富春同志,有一个秘书长,名叫邓洁.
下设的机构有: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
干部科的科长是王鹤寿同志,他在党的十二大期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
第二书记的职务.
地方工作科的科长是刘锡五同志,解放以后,曾担任中央监委副书记,秘书处由秘书长直接负责.
当然,部下面就设科,这并不是中央组织部独家所有,在延安时期,整个中央机关都是如此.
那时,一个科长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后来都是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其中有不少人,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
1938年11月,敌机轰炸延安时,几颗炸弹落在了我们中央组织部的后山上,把我们的窑洞埋了半截,只好搬家了.
连夜全机关一起动手,搬到了延安北门外原中央党校的两排窑洞里,也就是在后来修建的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后山上.
虽然,我们当时人手很少,条件也十分艰苦,但是,大家的热情却很高.
在这一年里,我们中央组织部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为解决革命急需的大批人才,为恢复、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党的组织建设有了新的起色.
中央组织部在抓全党组织建设的同时,也不断调整自身,加强机关自身建设,以适应党的组织工作的需要.
从1938年底至1941年9月,中央组织部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新增设了交通工作科、党务委员会和总务处,干部人数也增到五六十人.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明确了内部的分工和各科、处的职责范围,逐渐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
这一时期,就人员机构而言,是延安中央组织部最强盛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中央组织部在陈云同志的倡导下,实行了集体领导制度.
部务会议是集体领导的具体形式,是最高的权力机构.
那时,每星期六的上午,中央组织部召开部务会议.
会议由陈云、李富春同志主持,参加的人员还有:秘书长和各科正副科长.
记录由秘书长长期办理.
部务会议主要讨论的有:执行组织路线中的重大问题,如:组织工作如何贯彻党的总路线,如何为"放手发动群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总路线服务.
还有全党组织、干部政策,地方党组织状况,干部任免,党务委员会工作以及组织部机关建设上的比较重大的问题.
部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由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头去办理.
如干部的任免、调动,由于部科办理.
重要的由富春同志签署"陈李"两个字就发出去,不再传阅划圈.
中央组织部实行集体领导时,制度是健全的,领导之间是亲密团结的.
既有各自的分工,又必须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重大事情都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当时,陈云同志是总的负责,丰富春同志承担常务工作.
各科也都有自己的职责,严格按分管的范围照章办事.
干部科负责干部的了解审查、使用配备、培养训练、干部的统计和档案管理等.
科长是王鹤寿,科里共有20多人,是中央组织部的第一大科.
地方工作科就像目前中央组织部的组织局一样,负责了解指导全国各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发展状况,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情况,负责全国党组织和党员的统计工作.
科长先后由刘锡五、王德担任.
陶铸、雍文涛同志住在部里时,也参加地方工作科的工作.
我当时虽然是陈云同志的秘书,但党的关系放在地方工作科,也参加一部分地方工作科的工作.
如负责汇总全国党员、党组织的统计工作,对建党以来党的发展,列出表并划出发展曲线上报中央,都是我承担的工作.
交通工作科负责中央与各敌后根据地、大后方的交通联系,接送重要干部,传递党内文件、党刊等.
科长是王林.
1940年,交通工作科撤销并入了中央出版发行部,王林任副部长.
秘书处只有几个人,管理来往文件信件,有一件繁重工作是由他们承担.
延安当时凡召开干部会议,规模无论是300人、500人,或者800—1000人的干部会议以及组织晚会等都在大礼堂举行.
都是由中央组织部负责通知、发票、守卫、管理,这些都是秘书处的工作.
党务委员会当时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个是解决党籍问题,一个处分党员问题.
这个委员会原本是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后因原来选出来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大部分牺牲或去世了,经中央决定,由中央组织部代管代行原来党务委员会的职责.
这样,中央党务委员会就成了中央组织部的代管单位,在部里是挂靠在干部科的.
当时,在党务委员会的工作中,最花费精力的还是解决党籍问题.
不少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因种种原因造成了党的关系丢失,到了延安后,就找中央组织部联系,要求解决党籍问题.
那时,敌占区、蒋管区无法去调查取证,敌后根据地又被分割成若干块,也不好调查,只能在延安中央机关、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尽可能调查了解,找一同来的同志取证.
经过审查,大致有这样几种结果:到边区以后,先去学校学习或分配工作,表现好,证据充分,可以恢复党籍;表现好,但证据不足,可以重新入党;否则,不能重新入党,看以后表现再说.
还有一种特殊的,就是家庭的、本人的社会关系都十分复杂,有利于开展工作,就先派出去工作一段,对他们采取个别联系的办法,多观察一下,待审查清楚再解决党籍问题.
也有这样的个别联系的党员,他们的社会关系好或社会关系复杂,在边区外边工作容易开展工作,对他们也是锻炼考验.
作为个别联系党员派出去时都要向他们讲清情况,告诉他们工作一段时间,有了成效时可找各地八路军办事处联系.
决定哪个人为个别联系,由于部科提出来,陈云同志决定.
决定后,陈云同志和他们谈话.
对这些出去的个别联系党员,都由我登记在一个厚本上,并附有档案.
我调离中央组织部时交给了机要秘书贾震.
我记得有一个个别联系党员,解放初期任我驻法大使馆参赞,是个大胡子,曾经有一个办事处来电询问过他的情况.
我经手的个别联系党员有十几个人.
我当初到延安时,党的关系也已丢失,也找到了中央组织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
那是我还在北平燕京大学上学期间,学校放暑假,我们的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回老家了.
按常规,暑假回家是不文出党的关系的,谁知"七七"事变后他回不来了,我们党小组的四个人就都失掉了党的关系.
1937年11月,我和党小组长一块来到了延安,就立刻来到组织部汇报这一经过.
中央组织部先安排我们去抗大学习,然后解决组织关系问题.
1938年2月,我在抗大重新入了党.
1940年,原北平市学委书记蒋南翔同志来到延安,说他在重庆就已知道我们这个党小组失掉关系的事.
他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书面证明,证明这个党小组的党籍,经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恢复了我1937年6月至1938年1月的党籍.
1941年秋天,中央组织部机关由中央党校后山上搬到杨家岭,和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挨在一起.
当时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率先实行了大精简,由原来五六十名干部减到13名,只剩下了一个干部科和代管的中央党务委员会,成为中央机关精兵简政的模范单位.
中央组织部的地方工作科撤销以后,其工作并入了中央党务研究室.
当时,在中央党务研究室工作的人员有王若飞、陶铸、王德、雍文涛、刘秀峰、邓力群等.
中央组织部的事务工作也就近并入到中央办公厅去了,1943年,当中央组织部再次搬回中央党校后山上时,机关的行政性事务工作也改由相邻的中央党校负责.
李富春同志调任了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中央组织部就没有副部长了.
这时的中央组织部,是陈云同志任部长,武竟天同志为秘书长.
下设一个干部科,代管着中央党务委员会.
在精兵简政中,我被下派到陕甘宁边区的富县任县委组织部长,调离开了中央组织部.
在我离开后,陈云同志就没有再配秘书.
后来,按照中央的统一安排,为毛泽东、陈云等七、八位中央领导配备了政治秘书.
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秘书是胡乔木,陈云同志的政治秘书是王鹤寿.
当然,这些政治秘书同我那种秘书是不一样的,比我们的规格要高.
在这个时期,由于中央成立了中央党务研究室,专门管各根据地党的工作,又建立了华北华中委员会和专门管地下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偏重干干部管理工作.
但是,中央组织部毕竟是中央管组织工作的职能部门,还有许多具体的组织业务工作.
所以,人少事多,异常忙碌.
党务委员会仍管党籍工作和党员处分工作,其余都归干部科承包.
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工作,陈云同志的身体已变得很糟糕了.
我到中央组织部去时,就发现他的身体不好,脸色蜡黄,鼻子还老出血,靠滴鼻药维持,一天要滴好几次,但他不顾及这些,不遗余力地抓工作.
最后,还是毛主席作出了决定,让陈三同志到他身边去治疗休养.
1943年3月,陈云同志住进了枣园,休息了一年以后,调离了中央组织部.
在他休息期间,由彭真同志代理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由工鹤寿同忐每月两次骑马从杨家岭去枣园汇报、通气.
颇有建树的七年陈云同志从1937年底来到中央组织部,到他1944年3月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共在中央组织部任职七年.
在这七年中,中央组织部的人员、机构及其职责,随着当时全党工作形势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的变化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陈云同志总能顺应形势的发展,恰当而又适时地调整这支队伍,充分地发挥了大家的聪明才干.
他以其把握中央精神准确、驾驭形势变化自如、指挥调度妥当的高超领导艺术,令我们每个同志折服.
他在中央组织部埋头苦干了七年,竭尽全力地为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作,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材.
他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紧密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摸索出来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为中央在组织建设方面创造了一些方针政策,使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他注意组织部门的自身建设,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创造出一套组织工作规范化的规章制度,为组织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围绕党的总路线搞好服务,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经验.
在那七年里,陈云同志从中央组织部的职责出发,既抓党的组织建设,又抓党员发展工作,还要抓干部,样样都很有成绩.
在党的组织建设上,陈云同志很注重全党一盘棋的思想.
刚上任不久,即在1938年3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组织部工作时,他就提出来中央组织部要面向全国,并提出来要建立组织机构系统.
后来先队中央局这些上层机构开始理顺,经过了不断调整,终于建立了一套适合当时根据地不同情况的体系,由中央局、分局、省市委构成,背靠大的中央局向外围推进,根据地推到什么地方,组织建设、组织机构就跟到什么地方.
当时,冀晋鲁豫发展到山东,建立了山东分局.
陈云同志在组织建设上,还根据当时的情况,适时提出建议,协助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不同地区采取的不同的发展党组织的方针.
如:前方,开展群众工作是地方工作的中心,要在抗日战争的斗争中发展党,后方,要在经济建设中来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要执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任务和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并着重上中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日本鬼子占领区,除本身精干以外,领导机关要放在外头,放在离我们根据地近一点的地方,在外边指挥,以避免领导机关一被破坏,就导致白区工作的瘫痪.
这些方针,一方面可以保证我们避免破坏,保留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是要区别不同情况,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壮大我们党的组织.
陈云同志在党员发展工作上,是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这一方针的创造者之一,主张既要抓党员的数量,又要抓党员的质量.
他先是根据当时全党只剩下3厅党员的状况,革命形势发展对党员的需求,于1938年领导并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和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在经过了两年的大发展以后.
他又向中央建议要进行巩固,领导并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他把这一决定作为组织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思想,主张不要追求数量,着重提高质量,搞好党员教育.
由于陈云同志创造性地开展了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发展工作,提供了操作性强的方针政策,也调动起各级党组织的聪明才干,在抗日战争形势迅猛发展中使我们党得到很大的发展.
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时,我们党已从1937年的3万党员发展成为拥有121万党员的群众性大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陈云同志在这其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也在当时延安中央机关和全党各级组织广为传播.
陈云同志还十分注意抓干部工作,而且抓得很有成效,为如何进行干部管理,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创造了很多经验.
他对在职的领导干部,强调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灌输.
他从毛主席三次同他讲学习哲学体会的交谈中得到启发,组织了中央组织部机关于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五年坚持不懈,走出了一条在职干部学习基本理论的路子,为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和领导水平,建立了理论基础,也为如何提高摸索了经验.
在这个学习中,陈云同志不光自己刻苦学,加深理解,而且启发大家.
他根据自己先走一步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学习方法,并帮助大家协调好工作、生产和学习的关系,提高了中央组织部机关于部学习的自觉性.
当时,陈云同志组织的中央组织部学习活动,在延安是很有名气的,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在中央组织部学习进行了一段以后,中央总结了这个学习的经验,制定了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推动了全党干部的学习.
他在扩大干部队伍上,采取了"广招天下士"的方针.
他认为,在抗日高潮兴起的时候,干部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要气量大,"广招天下士",四处去招揽人才,壮大我们的干部队伍.
他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没有不可用的人",每个人都会有适合做的工作,都可以发挥作用.
他从各个敌后根据地、敌占区的大中城市、国统区里吸收了很多干部到革命大熔炉里来,其中,吸收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他尊重知识,力主要与国民党抢夺知识分子,认为"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
对于吸收来的干部,他坚持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敢于放手使用,特别是对吸收来的知识分子,也要敢于使用.
这些深得人心的措施,扩大了延安的影响,带来的是人心所向,大批人才涌向延安,国民党挡都挡不住.
一时间,延安成为了"天下士"集中的地方,为革命斗争提供了很多干部.
他在干部培训问题上,采取了"热炒热卖"的方针.
当时,大批人才的涌入,为中国革命增添了新鲜血液,也为我们带来了问题,这就是如何使他们尽快适应抗战急需.
后来,随着国民党摩擦的加剧,又为我们带来了干部来源减少的困难.
针对这些问题,陈云同志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良策"——"热炒热卖".
一方面,要对新吸收进革命队伍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训练,使他们尽快适应需要;另一方面,招前方的同志回来接受训练,通过提高素质,来解决干部来源问题.
不管是属于前者的初期训练,还是属于后者的回炉式训练,都是要充分发挥延安各类院校的作用,经过短期的训练,使我们的干部尽快成熟起来,使延安不仅能吸引干部进来,还能储备干部,真正成为干部的集散地.
陈云同志的这个方针实施以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整个抗战期间,约有20万人次的干部在延安接受了短期训练,仅抗大就有10万人次.
那时的延安,已经拥有了不少的院校,但不管是综合性院校,还是专业性院校,在短期训练中,都必须开设政治课,都或多或少要学习军事知识.
来参加训练的干部,通过学习政治,坚定了政治方向;通过学习军事业务,增长了杀敌本领,绝大多数成为了我们革命队伍中的骨干.
在综合性的大学里,还开设了"党的建设"课.
陈云同志既是大政方针的制定者,又是具体的执行人.
他经常到各校去,紧密结合学员的思想实际,深入浅出他讲授党的建设方面的基本原理,教育大家怎样去做一名共产党员,怎样去维护党的利益,怎样去努力为群众工作,怎样去遵守党的纪律……他讲得具体、实际、形象,使学员们容易弄懂,便于理解,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他在审查干部上,强调要实事求是.
他认为,对干部进行审查,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慎重,一定要实事求是.
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就是按照这个精神来办的,所以,保护了一大批党的干部.
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充分证明了陈云同志的论断是正确的,证明了中央组织部的审查干部工作做得很好,尚未发现错案.
后来,康生等人攻击陈云同志,说: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是怎么搞的吁认为:中央组织部审查干部右了.
因此,在延安整风中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混淆敌我,发动所谓"抢救运动",伤害了大批好同志,给党组织造成很大危害.
有的同志,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彻底平反.
陈云同志在就任部长的七年间,为了更有利于开展工作,大胆地对中央组织部的职责范围、工作制度方面做了一些很必要的调整与改革.
他一上任,就提出中央组织部不能只管陕甘宁边区、只管部队党的组织工作,必须要面向全党、全国,以适应党的工作需要.
在实施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他又适时派出巡视组到敌后根据地去巡视,了解贯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实际情况,加强这方面工作的指导性,使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和整个党的组织机构系统调整结合起来.
在制度建设上,制订了中央组织部如何实行集体领导的方式方法,重大问题必须交由部务会议讨论决定;严格规定了各科的职责范围,要求他们按照分工,各司其职.
甚至对工作总结,也有制度制约.
从时间上说,每季度的工作都要总结;从内容看,每一专项工作完毕后都要及时总结;从操作上看,无论季度总结,还是专题总结,必须由主管领导自己动手写,不能由他人代劳,中央组织部审查干部的工作是他亲自抓的,因此,其总结报告也是他亲笔写的,这个报告,后被刊登在整风文献《六大以来》上,成为全党学习的重要文件.
正是在他的严格管理和领导下,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效率很高,紧张而有秩序,成绩十分显著,较好地完成了为党的总路线服务的任务.
第三章3万到121万的飞跃在建军建政中建党我在中央组织部担任陈云同志秘书的同时,还负责统计工作.
在陈云同志接手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我们党总共才有3万党员.
在此之前,我们党曾经有过辉煌的年代.
在不断地磨难中成熟起来,成长壮大,一度发展到了十几万名党员.
并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武装,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最多的时候,我们有30万红军.
1931年,当中央苏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已经将江西、福建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面积达到5万平方公里.
可是,在我们党内,就有那样一些人,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与挫折,却不从中认真总结教训,形势稍有好转,就忘乎所以,就滋长出"左"的倾向,其结果,使得我们党接二连三地犯"左"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也就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发生,使我们党遭受了土地革命期间最惨重的损失.
白区几乎百分之百的垮掉了,苏区也受尽挫折,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最后,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但是,"左"倾错误并没有得到制止,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初期,仍然屡屡受挫,损失惨重.
直到遵义会议,我们党才开始纠正第三次"左"倾错误.
为中国革命保存了3万精锐之师.
新任部长的陈云同志,认真总结了我们党在组织工作上的经验教训,并以他敏锐的目光,在寻找其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他似乎发现了这两个"3万"中间有着某种联系.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都是中国革命获取胜利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武装.
在白色恐怖中,且不要说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叫嚣,就连我们的一些友人,甚至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对我们党都持有怀疑的态度.
但是,八一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却让人从革命武装力量中看到了希望,不少仁人志士又都大批来到革命队伍中.
他们在革命队伍中经过锻炼,表现好的被吸收到我们党内来了,壮大了党员队伍.
这个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们对共产党的判别,不是从宣言、理论来判断,而是要从实际行动来认识.
在战争年代,就看你有没有武装力量能不能去战斗为谁战斗同谁斗争陈云同志正是从这种联系出发,总结了我们党以往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针对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与抗战形势不适应的情况,提出来了壮大党的组织的方针之一:要在敌后根据地建立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使之成为各个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就首先要搞好建军建政.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结束以后,完成了全国性战略大转移,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迫堵截,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来到了抗日前线.
这时的中国革命,是立足于陕甘宁边区,向周围发展,通过各种游击战争的方法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建立革命根据地来扩大革命力量.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我们党召开了洛川会议,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正确决策.
会议认为,由于敌强我弱,入侵的日本军队很快就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
如果让日军安稳地占领这些地方,他们就可以把这些占领区作为战争基地,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其他地区进攻.
实行敌后抗战,可以缩小敌占区,使日军在占领区不得安宁,捆住敌人的手脚.
这对于兵力不足的日本来说,是极其严重的威胁.
实行敌后抗战,还能有效地积聚和发展人民抗日力量.
沦陷区人民在饱受日本侵略军惨无人道的烧杀虏掠的暴行后,国仇家恨使他们有着强烈的抗日要求.
但他们过于分散,缺乏组织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常常只能进行一些自发的难以持久的反抗.
所以迫切需要八路军这样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成为凝聚各种抗日力量的中心.
只有经过长期的敌后抗战,人民的觉悟水平和组织程度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力量才会逐步壮大.
如果没有敌后如此广泛的人民战争,是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
当时,日军兵力不足,在大片沦陷区中实际上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线,敌后广大农村和小城镇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
国民党政府在这些地区原有的统治机构当日军进攻时已经瓦解,一时形成无政府状态.
而这里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有不怕敌人严密封锁的有利条件.
所以,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入敌后地区后,便成为了抗战的火种和骨干力量,能够动员和组织强大的人民武装,创建起抗日民主根据地.
陈三同志认为,要建设党的组织,不是坐在屋里空谈道理,而是要切合实际,既然我们是处在抗日斗争的环境里,既然是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就一定要适应这种形势,要在战争中去建设党.
建立革命根据地,不能离开革命军队.
军队打到一个地方,解放那里的劳苦大众,就会扩大自己的力量.
同时,要抓好那里的政权建设,要建立党,通过党组织来发动群众,建立群众团体.
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群众团体建设好了,就能给部队以更大支持,就能力部队扩大提供更多的战士,使建立起来的政权更加巩固,我们党也能从中吸收一些先进积极分子.
所以,不要把建党问题孤立起来,要放到战争的大环境中去考虑,要首先考虑如何建军建政,搞好建军建政,建军建政工作搞好了,我们就不愁党得不到发展.
1940年1月,陈云同志针对华北地区的实际情况,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论游击区的一个重要斗争形式——游击小组》.
该文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后,于1940年1月22日在延安发表.
陈云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游击小组的作用,阐明了如何通过这一形式来建设党和政权.
他认为,华北大体有三种地区,一是根据地,是我们控制的比较巩固的地区;二是敌占区,为敌人武装占领的据点及附近地区;三是游击区,敌来我往,面积最大.
这三种地区都不是固定的,是可以变化的.
我们的方针就是在游击区中打击敌人,以缩小打掉敌人据点,使游击区变成根据地.
而在游击区内打击敌人的有效办法,就是组织游击小组.
因此,各党支部、乡政权、群众团体都要发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游击小组.
他说:"游击小组是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它是江西苏区反五次围剿时群众创造出来的,现普遍用于华北,又被实际证明了是一种适合游击区情况的重要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
"他还归纳了游击小组的三个作用:第一,游击小组是一种最能动员群众起来参加抗战的方式.
在游击区敌伪常来蹂躏,当地群众为了保卫自己利益,就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武装反抗.
这样,群众为保卫本身利益的斗争就同整个国家抗战利益结合起来了,各家各乡为保卫自己家乡的斗争,就同全体民众保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了.
所以,游击区的群众容易认识到本身利益与抗战利益是不可分割的.
用游击小组的办法去发动群众起来抗战,就非常容易被群众接受.
第二,游击小组可以锻炼党员、培养干部、巩固党政群众组织,共产党必须依靠武装力量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没有武装,党就不能生存.
武装斗争还可以锻炼党,发展党,建立政权,巩固政权.
如果没有游击小组,游击区就可能会变成敌占区,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就会缩小,甚至垮台.
党员参加游击小组领导群众与敌伪作斗争,对新党员是一种最好的锻炼,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在残酷斗争中会暴露,动摇分子经不起考验会被淘汰,地方党的军事干部也可以在尖锐的斗争中锻炼出来.
第三,游击小组是正规军和游击队的有力助手.
正规军是在根据地内作战,也常去游击区作战的,游击队是以根据地和游击区交界地区为依据,经常去游击区作战的,游击小组则是在两区交界和整个游击区内存在,而成为正规军、游击队的助手的.
它可以配合正规军和游击队很好作战,又是扩大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可靠基础.
因此,陈云同志要求必须加强游击小组的工作,首先要提高干部对游击小组的认识,纠正那种敷衍应付的态度,将建立游击小组当作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一项基础工作认真做好.
党的支部要成为游击小组的核心,先由先进分子组织一两个游击小组,再逐步发展,在群众中建立许多组,并使之围绕在党支部领导的那个基干组周围.
其次,不要不适时宜地收编游击小组.
游击小组有了普遍发展时,收编一部分加入游击队或正规军,是应该的.
但如果游击小组刚开始发芽就收编走了,群众就失去了依靠,就容易被敌人摧残.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收编,要帮助游击小组进行广泛发展,尔后再行部分收编.
再次,各游击区党组织应从下而上的好好总结游击小组的工作,总结游击小组与正规军、游击队三者的配合发展及互相间正确的关系.
陈云同志关于游击小组的论述和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
当时正是由于很好地贯彻了陈云同志提出的要求,从而保证了游击小组能健康发展,为我们根据地政权的扩大与巩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为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基础力量.
当时,陈三同志兼任中央青委书记,针对新形势,针对建党工作的需要,还对青委工作做出了指示,要求青年们要积极投身到建军建政建党中去.
他根据华北敌后根据地创造出来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形式,对青年工作提出了要求.
他在1940年6月发表的《华北青年工作中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过去青年工作只限于建立青救会组织,这是必须做的.
"但目前"有必要有可能建立青年半武装和武装组织.
""半武装组织与青年文化教育是目前青年团体的中心工作.
"这些论述,为敌后根据地的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
各敌后根据地按照这个指示,都纷纷相继成立了"青抗先"一类的青年半武装组织.
就是把民兵当中的青年组织起来,建成一种半武装的群众组织.
他们有的有枪,没有枪的有红缨枪,这对于青年来说也喜欢.
他们积极参加到抗日斗争的行列中去,破路炸桥,袭击敌人,疲劳敌人.
在斗争中团结了青年,也武装了青年,有利于青年成长.
参加"青抗先"的大都是民兵中的基干民兵,本身素质也不错,后来有不少都被输送到部队去了.
由于他们年轻,懂点军事知识,又都是农村积极分子,有不少很快成为了部队的骨干,也有不少积极分子被吸收入了党.
通过"青抗先"这样一种形式,使青年经受了武装斗争的锻炼,使他们在抗战中发挥了作用,也培养他们参与了在建军建政中建党的实践活动.
依照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各级党组织都抓了在建军建政中建党的工作.
在建军中建党,主要抓如何在战斗中建设党,如何在扩大武装中建党,如何在军队帮助建设政权的过程中建党.
在建政中建党,主要抓了如何在巩固政权中建党,如何在抓经济建设、支持部队方面建党.
在群众团体中建党,主要抓了如何在青年中、妇女中、一般群众中建党,如何在民兵中建党.
陈云同志关于在建军建政中建党的思想,是他关于如何在革命根据地建党的主要内容.
他的这一思想,来源于对当时形势的正确估计,也是根据当时党员分布状况决定的.
从实践的结果看,陈云同志的这一主张是十分正确的.
到了七大时,我们全国拥有121万党员,大部分是在各敌后根据地.
这充分证明,陈云同志为我们党制定的这一方针,是十分奏效的,或者说,取得了很大成效.
发展与巩固相结合我们党在经历了十年内战以后,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只剩下了3万党员,这3万党员,有2万多人在部队和陕甘宁边区,国统区和敌占区总共才有几千党员.
在这一时期,我们党不仅要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还要面对不断同我们闹摩擦的国民党,形势十分严峻.
而在这严峻的关头,历史还赋予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的伟大使命.
相形之下,我们党的力量就明显不足了,急需尽快使我们党发展壮大起来.
芦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想把芦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年,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继续同华北日军进行谈判.
国民党外交部于1937年7月19日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外交途径解决.
日本外务省蛮横地拒绝了这一提议,日军继续进攻.
当日军攻占上海后,更直接地威胁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
蒋介石等国民党的亲英美派这时也不得不接受我们党和全国爱国人士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用国民政府外交部的话说,"是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国民党被迫进行抗日,又怕影响到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用片面抗战的路线,他们害怕群众.
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采取了消极的态度,甚至同日军秘密进行谋求妥协的活动;汪精卫则干脆放下抗战的旗帜,投向日本侵略军的怀抱.
这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解决民族矛盾的历史重担,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刚刚经历了艰苦磨难的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我们党深信:只要我们动员和组织人民,就能抵御强敌.
因此,我们党坚持给人民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
组织和武装民众起来抗日,很快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了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及时医治自身的创伤,加强自身的建设,才能使自己有能力担起这份重担.
因此,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和党员.
这就给党的组织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根据这个形势,提出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大党,使我们党真正能挑起这份重担.
如何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是身为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首先要考虑的事.
1938年3月15日,他领导并参与了为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9年12月,他又领导并参与了为中央起草《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要求全党在建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和创建敌后革命根据地中大量发展党员,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我们党以很大力量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同各界广泛的直接接触.
陈云同志要求党的组织,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开展工作,重点放在上中层人物身上.
要在工作中宣传我们党的政策主张,注意吸收党员.
陈云同志针对日军气势汹汹向前猛进,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而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却分散地大踏步地向敌后挺进的情况,要求党的组织,在开展敌后战场、建立革命根据地时,要注意在建军建政中发现积极分子,注意在开展群众工作中培养后备力量,在各个团体中寻找优秀人物.
具备条件的及时发展,尚下具备条件的,要重视他们,加强培养.
经过一段大发展之后,我们党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处于国统区内的南方各省逐步恢复和发展了在十年内战后期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截至1938年9月,在中国南部先后建立共产党省委或省工作委员会的,有河南、湖北、江苏、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安徽、广东、云南、浙江、江西和福建,共13个省,拥有了近7万党员,这还不算部队中的党员.
北方处在抗战前线,先后开创了华北的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革命根据地,拥有18万多人的八路军、新四军,形势更好.
在我们党取得了大发展的大好形势下,陈云同志又及时向中央提出要巩固党,要放慢发展速度,边巩固边发展,以教育提高力主,提高党员素质.
他在1939年8月25日领导并参与了起草《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9月他又就如何巩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
认为:做好群众工作是巩固党的中心.
陈云同志反复强调,我们要建立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必须到群众中去发展,也必须在群众工作中去巩固.
要教育我们的党员,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切身问题.
各级党的支部应该把解决群众切身问题、开展群众运动列入议事日程,经常抓.
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联系群众的核心的时候,我们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一切脱离群众的党支部,都是最下巩固的党支部.
陈云同志依照党的发展规律,在发展时及时抓了巩固,把握住了发展与巩固的结合,很好地完成了我们党六届六中全会要求大发展的任务.
正是由于及时抓了巩固,我们在群众中扎下了恨,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在1940年国民党掀起的一个又一个的反共高潮中,我们依靠群众的支持,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凭借着我们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在陕甘宁边区,在各敌后根据地站稳了脚跟.
陈云同志在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对党的组织工作呕心沥血,为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从实际出发,提出和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方法,并得到中央的同意.
他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针,在大发展的时刻及时抓巩固,促成了我们党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良性环循,这些都是党的组织建设上的成功经验.
各级党的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依照这些方法,经过不断的实践,终于在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使我们党也发展壮大起来.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我们党在延安隆重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3万到121万党员的飞跃,成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解放全中国的坚强核心.
领导机关放在外头1938年10月,日军相继占领武汉、广州.
由于战线的延长和战争的消耗,日本的财力、物力、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暴露出来了,它的困难日益增加,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却得到大发展,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
八路军、新四军控制着广大农村,以此作为根据地,并下断袭击敌人,在敌后形成敌我互相包围、犬牙交错的局面.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日军终于发现了,它真正的对手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而下是国民党的中央军.
于是它改变策略,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正面进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攻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在其占领区内,则加强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好组织,搜捕共产党人,加强控制,这给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带来了很大威胁.
我们党从党的利益出发,撤退了敌占区的大部分党员,一方面是为了保存我们党的力量,另一方面是用于加强敌后根据她的建设.
那时,留在敌占区的党员很少,比起国统区来,是更加精干了,其活动也更加隐蔽.
这时,敌占区的党组织活动的环境比国统区更加险恶.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怎样加强党的建设呢陈云同志切合实际地创造了一个新的方针,这就是:除了本身精干以外,领导机关要放在外头.
他说,过去在白区工作时,领导机关一被破坏,就全完了,连人都找不到,这怎样能行呢一定要改变!
所谓领导机关放在外头,是指把领导机关放在敌后根据地,或城市的边缘离根据地近的地方,在外面指挥、领导敌占区的工作.
那时候,敌占区和我们敌后根据地是犬牙交错的局面,距离很近.
日军建立的所谓"治安区",按日本人的话来说,"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
所以,领导机关放在外头,也并不是什么十分遥远的地方.
这样,既便于保存我们的力量,又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及时做好敌占区党的工作.
那时的北京市委就在西山里面,后来到了解放前夕,北京市委迁往丰台外边,叫冀察晋边区城工部,部长是刘仁同志.
他们住在丰台外边,指挥北京市里的工作,我们的部队就在丰台.
领导机关放在外头,便于掌握全局,日军在实行"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等多种形式的进攻时,在敌占领区内,普遍建立汉好组织,强化保甲制度,组织"自卫团"、"守备队"、"治安军",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实行"十户连坐法",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反日运动;统制钢、铁和锌等战略物资,垄断.
吞井工商业,勒令种植鸦片,大量掠夺粮食,推行口粮配给制度;组编"勤劳奉公队",大肆压榨劳工;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配合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
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党组织及时对敌占区工作进行安诽,并派出一部分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占区内,以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地向群众开展宣传,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展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形成"隐蔽根据地",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搅得日军在其占领地区也得不到安宁.
同时,把已经暴露的人接出去,重新部署我们在敌占区内的力量.
陈云同志把领导机关放在外头的主张,很适合敌占区的情况,推动了党的组织建设.
后来,打败日本侵略军以后,蒋介石公开地进行反共,这一方针得到继续执行.
把领导机关放在外头是适用于敌占区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和在国统区实行精干隐蔽、以侍时机、着重做上中层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在革命根据地实行在建军建政中建党的方针等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陈云同志关于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针的体系,是我们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重要经验,凝聚了陈云同志的心血,是他在总结白区工作经验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产物.
精干隐蔽求发展在敌后根据地,我们党实行了在战争中建党,在建军建政中建党,而且取得了十分好的效果.
那么,这一方针是否也能适用于国民党统治地区呢不行!
陈云同志明确地回答了我们.
他说,不同的地区,情况会有很大的差别,不可能采取同一方法,在不同地区建设党的组织必须采取下同的方针.
陈云同志指的不同地区有这样几种:陕甘宁边区、敌后根据地、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地区、敌占区即日本鬼子占领地区.
在陕甘宁边区,是我们共产党掌管天下,我们要在经济建设中建党,要在巩固政权中建党.
在各个敌后根据地,则要在建设军队、壮大人民武装、建立政权中来建党.
而在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地区,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完全照搬这些办法.
1936年1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兵谏",逼蒋抗日.
他们包围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囚禁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十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以后,我们党派遣周恩来同志来到西安,帮助张、杨解决这一事变.
他们经过同宋子文、宋美龄两天的谈判,使宋美龄等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
在此基础上,又与蒋介石谈判,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取得迅速发展.
为了促成共同抗日,我们党又先后派出了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志,同国民党进行高层谈判.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以军事演习为名,在北京芦沟桥附近突然发动进攻,开始了他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事变第二天,我们党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同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上卫国之目的".
后来,中央派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并以此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进行国共合作的谈判.
1937年8月,双方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
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辖二十三个县、人口约150万,为中共中央所在地.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后.
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汐话的发表,宣告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这次国共的实际合作,用周恩来同志的话讲,"是从军队开始的".
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八路军先后在南京、武汉等地设立了办事处,我们党主办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也相继在汉口公开出版.
我们党还派了一些人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
中国共产党人从原来被迫所处的比较狭小的环境里走了出来,重新得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与政治态度很不同的各界抗日人士公开接触,广交明友,开诚合作.
这时的国统区较十年内战时,有了某种程度的松动,但是它与我们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仍然有本质的不同,国民党从其所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至于损害自己的统治地位,以便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继续它的统治.
因此,他们实行片面抗战,坚持一党专政,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特别是防止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展.
他们公开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不断同我们党搞摩擦,压我们,抓我们的人,限制到延安的人数.
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党提出了一条全面抗战的路线,主张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
还要求全党在抗战中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
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党组织,要在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执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侍时机"的任务和"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
既要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又要学会保护自己.
这个任务和方针是党中央在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建议下制定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任务和方针是适应了当时情况,是完全正确的.
陈云同志过去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地下工作,对国统区党的工作的情况很熟悉,对国民党有较深的认识,也积累了如何开展国统区党的工作的丰富经验.
1931年,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的局面.
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陈云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沉着果断地采取措施,转危为安,渡过了极为危险的难关,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这件事充分反映了陈云同志长期白区工作的经验和基础.
他认真总结了过去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的情况,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在国共合作还较为融洽时,就要有预防准备,以防止国民党"反水".
他分析了大后方党组织的特性,他说,"大后方党是特殊的秘密党,既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或抗战初期的半公开党,也不同于内战时期孤立的秘密党.
它是民族抗战时期的秘密党.
""它的特点是一方面完全秘密党,同时又有空前广大革命的社会基础.
"因此,他提出必须实现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组织形式.
党的组织要小,不要槁很庞大的组织,要精干,多采用单线联系.
这种多环节的组织渠道,可以有效地防止党组织遭受破坏.
同时,他还要求在活动上要采用隐蔽的方式,要利用社会职业掩护自己,以合法的身份开展活动、展开斗争.
陈云同志认为,执行党内小的方针,使党组织短小精干,必须打破秘密党越多越好、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错误传统,"留在党内的每个党员必须是忠实可靠有能力有作用的分子.
""他们不仅要与群众有联系,而且是真正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或群众领袖.
"不够这一质量的党员,要暂时退到党外,虽未暴露但必须退出党才能保存的党员,可以说服其退出.
暂时主动退出,不是抛弃而是保存.
不是缩小停止革命工作,而是扩大党外活动.
党组织与他虽然不做党的联系,但应保持适当的"友好联系",将来恢复党籍时,原有的党龄全保存.
采取这样的做法,大量退出少量收进,每个省委有300至1000人左右即可.
同时,陈云同志还要求改变和调整党组织的形式和机构.
认为党组织形式必须打破呆板一律、老一套的组织机构,必须"杂乱无章",以免被一网打尽.
要采取平行组织、个别联系、党员转地址不转党的关系等.
每个支部不超过3至5人,支部和各级组织一般丁开会,只做个别联系,党员要靠自修.
已暴露的干部切忌对调,不能调人根据地的只能静伏.
陈云同志对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组织活动方式所采取的调整,是符合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中央对此非常赞成.
从实施结果看,很有成效,确实起到了预防作用,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他们的政策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具体办法.
这以后,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动日趋加剧,接连在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等地发生了袭击和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或后方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
但由于我们党的组织精干,也很隐蔽,所以,并没有遭受很大的破坏.
相反的是,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更加成熟了.
各级党组织采取了更隐蔽的方式开展工作,并将那些不适合精干隐蔽工作的,也就是,已经"红"了的、国民党已经注意上了的、他们社会关系已不能掩护他们的,都撤回根据地,撤回延安.
也有一些文化人,被撤到香港去了.
这样,既保存了地下党组织免遭破坏,为迎接胜利积蓄了力量,又输送了一大批各种人才到根据地、到解放区去工作.
"精干隐蔽"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我们保存力量,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的手段.
因此,陈云同志要求我们,在执行党内小的方针的同时,必须扩大党外活动.
他说,这是秘密党革命工作的主要部分,强调必须打破秘密党只注重党内忽视党外的错误认识,既反对孤立自己的关门主义,又反对暴露自己的盲动主义.
陈云同志认为,党外活动愈大,党的隐蔽就愈有效.
扩大党外活动要熟悉国民党,加强国民党内的工作,要熟悉社会、深入社会,在社会活动中,尽可能做好一切公益事业,以得到群众的拥护,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斗争,是争取了群众、争取了中间人士、孤立了顽固分子的斗争.
陈云同志还特别指出,我们的组织工作在统一战线当中活动时,要增加同中上层人士的接触,多做他们的工作,打破过去那种"中上层分子都不好"的传统观念,把着重点放在中上层人士身上,可以适当吸收中上层分子入党,以增强党员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力量,只是,"吸收中上层分子入党,既不能降低入党条件,也不可能将一切可能入党者全部收入党内,党不仅要考察他是否具备入党的政治条件,同时要估计到是否有利革命活动.
依据党内小党外大的原则,大多数中上层分子应该暂时只做党外共产主义者而不必入党.
只有必须吸收者方能吸收入党.
"陈云同志的这一主张,改变了过去我们党的一些做法.
过去,我们在城市里,讲究搞工人运动;在军队里,讲究搞兵暴,组织士兵暴动,而在这个时期,陈云同志认为应把重点放在上中层民主人士那里,不能着重在工人当中,那样受限制.
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党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是我们工作重点上的一个了不起的改变.
按照陈云同志这个指示,各级党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物、国民党内民主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的知识分子、各界名流进行了广泛地接触,共商国是,逐步取得他们的了解和信任,使他们同情我们,支持我们,扩大了我们党的影响,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通过这样的工作,保存下来大量的高级民主人士,使文化、教育、科学各方面的人物、著名知识分子团结在我们党周围,逐步建立了我们党的外围组织.
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这一主张和实践,使大后方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是他在白区工作中的一个很大功绩.
我们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那么多力量,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比较精干,比较隐蔽,免遭到敌人的破坏;另一方面,还在于我们仍在开展工作,去发展,团结、吸收了一大批人才,这里包括了统一战线中的上中层知名人士.
所以,当抗日战争一胜利,我们就组织了那么多的人到解放区去.
要面向全国党组织陈云同志在我们党实现3万到121万党员的飞跃过程中,还对我们党主管组织工作的职能部门——中央组织部作了改革和调整,使其更加适合发展的需要.
1937年12月来到中央组织部的陈云同志,一上任就提出了中央组织部要面向全国.
过去,中央组织部并不面向全国,仅仅是面向驻在延安的中央机关、部队和陕甘宁边区的党政机关.
客观他说,在红军时期,情况很不同,无法要求中央组织部面向全国,只能是号召性的.
那时,红军各部队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独立作战.
陈云同志认为,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有了这种条件.
中央组织部在党的组织工作上,要大胆管理,不仅要面向延安.
陕甘宁边区,而且要面向全国各个敌后根据地,面向国统区的党组织、面向敌占区的党组织.
要求中央组织部要建立相应的机构,确定人员,来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便于掌握全国各地的情况,制订不同的对策,加强指导.
陈云同志的意见,很快经中央同意了,成为了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方针.
陈云同志提出面向全国的方针,实际上是要贯彻全党一盘棋的思想,使全党的组织上下有序,能够形成通畅的网络.
所以,他在实施当中,首先抓了组织机构的理顺.
他根据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根据地不断建立的情况,合理地调整了组织机构.
当时的情形,跟今天是不同的.
今天,我们可以按行政区划来建立我们的组织.
当时却不行.
那时敌强我弱,革命根据地都是选择敌人弱的地方建立.
有在一个省里,也有跨着几个省的.
我们的组织机构的设立,当然要适合这种情况.
陈云同志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分析,对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对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隶属关系作出规定.
建立了中央局,背靠中央局向外发展,又建立了中央分局,下面还有省、市委.
在国统区,情况又有所下一样.
基本上是按行政区划建立党的省委、市委和省工作委员会,上面有中央局,如南方局.
把这套机构理顺,改变过来,使上下组织机构对上口,这样就使上厂一盘棋具备了条件.
后来,党中央成立华北华中委员会和南方工作委员会,也考虑组织机构体系的关系,由华北华中委员会专管敌后根据地的党的工作,南方工作委员会专管地下党的工作.
与此同时,在中央组织部内部机构也加以调整,充实了地方工作科,掌握各地方党组织的情况.
在中央组织部实行集体领导,建立部务会议,经常讨论研究各地党的组织状况,还派出组织工作巡视团到各地检查党的建设工作.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我们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许多同志围绕总结抗敌15个月的经验作了汇报或发言.
这次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不要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我们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关于六届六中全会,当时有一个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进行传达,在这个决议里,明确了要进一步坚持抗战,坚持打持久战,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要在这个总形势下,搞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国民党要有理有利有节,又斗争又团结.
这次会议和会议决议都是很重要的,关键要看各地党的组织怎样贯彻执行.
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上也作了传达,并就工作作出安排,派人跟着决议下去,看看各地怎么传十一二月份,就组织了两个组织工作巡视团下去巡视工作.
一个巡视团去晋东南,就是八路军总部彭老总那里,由地方工作科科长刘锡五当团长,另一个巡视团去冀察晋,由李华生当团长.
当时,各地都在传达,巡视团就去听,发现传达情况有好有坏.
有一个支部,在传达时只剩下两句话、四个字:当兵,出粮.
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到下面没讲什么道理,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去当兵,要出粮.
巡视团出去将近一年的时间,听了各地的传达,检查了各地的党建工作,他们回来后,向部里汇报了情况,陈云同志听完汇报以后,神情严肃他说:这样传达大简单了.
会议精神是依靠群众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独立自主.
要讲抗日,还要讲民主,别忘了重要的内容.
这就是蒋介石搞独裁,不民主.
这个一定要讲.
还有,中央关于要搞二五减息、减租减息,来建设民主政权.
这些一定要传达下去,要把主要精神讲清楚.
陈云同志还就巡视团的汇报,对下一步工作做了安排.
根据传达好坏的典型,要求总结经验教训,派巡视团再去一趟,再进行传达,以保证中央精神的贯彻执行.
并派刘锡五到冀晋鲁豫中央局当组织部长,他到那里巡视过,又到那里去贯彻中央精神,情况就下一样了.
陈云同志除了派出巡视团下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还采取请下面同志上来的办法,来了解下情.
1938年3月,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一次会议上,陈云同志提出要调人来延安汇报的建议,得到了书记处的同意,决定从华北6个大区调人来汇报.
当时,定的是大区党委书记各1人,地、县委书记各1人,乡村支部书记至少1人.
区党委领导同志来后,分别向陈云同志作汇报,李富春、王鹤寿、王德等同志参加,汇报内容主要是,该区抗战形势、敌我斗争、政权、军队、群众团体建设和党的建设,各阶级动态、群众思想等情况.
乡村支部书记来后,由陈云同志亲自谈,我当记录.
他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兴国才溪乡调查的经验,同华北来的几个村支部书记谈了话.
一个支部一谈就是三天三夜,他还感到不过瘾.
通过谈话,了解了这些党支部工作的全貌,了解了下面的情况,了解了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在下面是如何贯彻的,也从中发现了一些好的支部.
陈云同志的那些谈话,我都在场,负责记录.
我发现,陈云同志在与他们谈话时,问得很细,边谈边记,发现了问题及时指出,并同他们商量如何解决;听到了做得好的地方,他就很高兴,而且对他们进行鼓励.
陈云同志还十分重视来信来访工作.
他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中央组织部办成"党员之家",对来访的同志一定要有诚意,十分热情,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他曾经这样对我们说: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不要怕麻烦.
当时,中央组织部有一个招待所,主要是接待敌后根据地和大后方回来的同志.
陈云、李富春这两位部长,还有秘书长邓洁,都经常来过间招待所工作,问问接待工作的情况,住在那里的同志有什么要求,思想上有什么问题,等等.
他们要求一定要把招待所工作做好,要使同志们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招待所的同志们也确实很努力,想方设法为同志们搞好服务.
他们把客人中的党员编为一个党支部,支部要组织学习,过组织生活.
招待所的所长先为王世明后为常琳,都兼任过支部书记,既管生活,又管学习和思想工作.
这样,使来的同志从传达室、办公室一直到招待所,都遇到热情接待,从来没有发生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
中央组织部传达室在山下,干部科等部门在山上,当时除了陈云、李富春两位部长外其他人没电话.
为了不让来访者多等,山上山下的联络是用一根铁丝.
来人要会谁就填写会客单往上一拉,上边有通讯员听到响声将条子交给会客人,要会见人签字捎下来才放行.
就像前几年许多商店采取的收款方式一样,下同的是收款是平行的,我们是斜着往上拉,一拉就上去了,一放就下来了,有一定重量.
虽然这是一桩小事情,但也反映了讲究效率.
中央组织部那时并没有设立信访室,也没有部长接待日.
一般来找陈云同志反映情况的,先到干部科,或找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同志,或由李富春同志接待,需要陈云同志会见的,可约好时间再谈.
但常常有一些"不速之客"直接闯入他的办公室,在这种时候,他总是放下手中正在处理的文件或其它工作,认真地听来者的反映,并耐心地解答提出来的问题.
有几次,我看他确实大忙,就想为他暂时"挡驾".
次数虽然不多,却都被他制止了.
事后,他很郑重他说:"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人家热心来找你,一定是有什么重要事情要解决,所以一定要会一会.
"他不仅对来访重视,对来信也是如此.
凡寄给他的一般来信,总是由我先看,把主要问题摘要出来,向他汇报,并对有些来信提出如何办理的建议.
他每次都认真听我的汇报,然后告我应怎样办理.
凡他认为是重要的信件,他就会留下来亲自看看,再做处理,对于写着"陈云同志亲收"的信,由他自己目剪刀剪开,亲自过目,批示如何办理.
每次交办的事,我都会记下来,定期向他汇报办理的结果,有时候,他也会催问事情办理的进展情况.
只有事情有了结果,才能算了结.
陈云同志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方针很明确,就是要改变过去面窄的状况.
通过了一系列的努力工作,终于完成了面向全国党组织的转变,打开了领导全党组织工作的局面.
他采取多种渠道,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在此基础上,经过了认真分析研究,产生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方针和方法,成功地保证了组织建设的需要,指导了各地党的组织工作.
第四章大兴学习之风延安学习之风初起要想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这是陈云同志的一贯主张,也是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的一大功绩.
1938年至1942年,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组织了机关干部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哲学.
用马列主义来武装党员,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这对于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实现了全国性的战略大转移,创建了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
与此同时,我们党在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党经过复兴后,已经拥有了十几万党员,这时只剩下了3万党员;我们的工农红军,最多时达到30多万人,会师时已不足3万;一个好端端的蓬勃发展的革命的大好形势,就这样被丧失掉了.
面对引人沉思的沉痛历史教训,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袖们,痛定思痛,认真对过去进行总结,从中领悟到:以往,我们党之所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究其原因,在于没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某些人凭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乱指挥,这必然导致了我们党一再受挫.
因此,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才能保证我们走向胜利.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的党有一百至两百个系统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在陕北建立了大本营之后,特别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七七事变引发民族矛盾的加剧,在抗日高潮中我们党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这就使得内战实际上大体停止下来了,使得延安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那时,前方还在打仗,我们英勇的部队战士正在抗击日本鬼子的进攻,正在大踏步地深入敌占区建立敌后根据地.
延安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总后方,正在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相对于前方来说,是安定的.
当然,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还是有的,但这不足以破坏我们相对安定团结的大局.
在这安定的环境里、我们党在加强着政权的建设中,又建立了我们党的舆论宣传阵地,进行宣传,并与此配套的建立了出版社、印刷厂、新华书店等.
所有这一些,可以说,为在延安兴起良好的学习风气,创造了物质基础.
我们党中央和党内高级干部,十分珍惜这个有利的时机,十分珍惜这个学习环境.
毛泽东同志正是利用了这个时机和环境,看了很多书,并结合当时抗战的实际问题,写了很多不朽的著作.
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都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的实际的理论性、结论性的著作.
再如,《矛盾论》、《实践论》等,都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很好的哲学经典著作.
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说,这些著作在过去是不可能出现的,过去没有时间,每天都要换一个地方,从中央苏区一直到长征,都是如此,根本没有时间.
现在好了,有了这样一个落脚点.
陈云同志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受到了启发,也抓住时机,强调学习.
他曾多次对我们说,毛泽东同志讲长征到了延安,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时间,读了不少书,写出一些著作.
我们也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大家要珍惜这个安定环境,多读一些书.
当时延安很著名的几位老领导也很珍惜这个学习的环境,为广大干部做出了榜样.
我记得我刚到中央组织部下多久的时候,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会议之前,这几个"老"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延安,就住在我们中央组织部机关,他们的窑侗同我住的窑洞紧挨着.
董老,就是董必武,从武汉来;徐老,即徐特立,从湖南来;林老,即林伯渠,从西安来;谢老,即谢觉哉,来自兰州;吴老,即吴玉董,就在延安,那时,我们机关是早晨七点半开早饭.
他们几个"老",天一·亮就起来了,一人一个木头板凳,就坐在窑洞前的一块平地上开始学习,每人都在看书,大约要看一个多钟头,才去吃饭.
我看了,很受感动.
他们在党内被大家称为"老",其岁数都不小了,却有那么旺盛的学习向上的精神.
他们在外边时,都在繁忙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回到延安就学习,这也说明了当时延安的学习空气是较好的.
同时,领袖们针对王明"言必称希腊",既不研究中国历史,也下研究国内国际现状的不良风气,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定要同国内外、省内外、具内外、区内外的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以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
中央曾经组织在延安的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共搞了半年多时间,研究过老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人的哲学思想.
这次学习研究,一共有口五十人参加,毛泽东同志任组长,陈云同志任副组长.
我负责打电话通知开会、照看会场.
学习地点就在我们中央组织部,每两周开会讨论一次,一次就是整整半天,有四五个小时.
先请一个哲学家做中心发言,然后,大家联系实际,边学边议,我常坐在门口听他们的发言.
毛泽东同志看古代的书最多,常能深入浅出他讲出那几个古人的哲学思想究竟是怎么样的,王林同志参加了这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会.
最近他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对孔子持批判态度,讲了孔子不少笑话.
他讲毛泽东同志口才很好,也很风趣,经常讲得大家哄堂大笑,使整个学习搞得生动活泼.
由于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倡寻和亲身实践,延安中高级干部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哲学的空气浓厚起来了.
这无疑为在延安兴起良好的学习之风,提供了思想基础.
由于延安陕甘宁边区具有了学习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大兴学习之风的动意也就随之产生,风气自然逐渐形成.
学习是建党的需要陈云同志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抓住了延安相对稳定的学习条件,强调在职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把这一条作为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措施.
30年代,陈云同志曾经从红军长征的大队伍中,只身突围出去,奉中央命令,赶往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
在中共代表团工作期间,他到列宁学院去进行学习.
那是共产国际为合国革命培养高级干部的专门学院,我们党不少著名人士,如吴玉章、陈谭秋、许光达等,都在列宁学"院这个革命熔炉里深造过.
这个学院下设英文、德文、法文、西文、捷文、芬兰文、中文、日文、朝鲜文、蒙古文、阿拉伯文等许多部.
当时,中国部就设在瓦洪尔卡街16号,原是沙俄贵族的住宅,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有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院子里种有许多的树木,还有一个徘球场和一个可容干人的礼堂.
陈云同志在那里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俄国革命史、工会运动、农民运动,政治斗争及武装斗争的策略等等.
刚从战人硝烟的战场上下来的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革命理论和知识的营养,并以此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充分认识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抗战初期,他回到祖国,来到延安后,毛泽东同志同他先后三次谈话,要他学哲学,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皙学很有用.
毛泽东同志跟他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说哲学研究的是事物发展的总规律,学习它,掌握了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领导工作很有用.
陈云同志从这三次谈话中,得到了启发.
他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这些,对于中国革命确有很大作用.
陈云同志从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中,尝到了甜头,领悟到了很多东西,更加深了对理论学习重要性的认识.
他说:"我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的党,首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
"他把学习理论提高到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干部的高度上,要求党员要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责任,来不断提高学习理论的自觉性.
陈云同志还说,"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着一切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
共产党有革命理论,才能在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工作做好.
"他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只有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提高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能力,使自己成为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
否则,就会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
所以,陈云同志要求在职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要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坐下来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原著,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高理论水平,在学习中,要学习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哲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明确方向,掌握事物发展总的规律,了解战争规律,以培养有战斗力的党.
要通过学习,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培养有坚强党性的党员.
他认为,我们就是要建设这样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党.
当时,由于陈云同志是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又一度兼任过中央党校的校长,加上那时没有好的党的建设课的教材,所以,延安的各院校都请陈云同志去讲过党的建设课.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陈云同志也是有求必应.
他就像今天的"兼职教授"一样,经常去为学员们上课,讲授党的建设的基本知识.
他根据党史国情,根据当时我们党的状况,阐述了党的纲领,共产党人的理想、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性质、党的纪律、群众路线、干部政策、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好传统、好思想、好作风等.
他的这些讲课稿子,如果汇集起来,就是一本很好的党的建设的课本.
陈云同志在为学员们讲课时,要求学员们很好地去学习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并指出,这个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长期坚持,下苦功夫,主要靠自修.
他还说:"一个共产党员难得有机会长时间在课堂上学习的,因此要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这点必须有坚持精神才行.
"陈云同志从党的建设需要出发,强调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撰写讲课稿和文章30余篇.
这些本身就是很好的理论文章,很值得学习.
这些文稿在当时都陆续发表了,文中的观点,和毛泽东同志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有关党的建设的观点和论述,是完全一致的,是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组成部分.
中组部的"窑洞大学"陈云同志并不满足于仅仅是让干部们知道应该去学习,应该抓住有利的时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还积极想办法,想探索一条在职干部学习理论的路子.
正因如此,他在中央组织部进行了试验,创办了中央组织部的"窑洞大学".
当然,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正式职呼,没有说这就是"窑洞大学",这个称呼只是今天我给它起的名字.
实际上,就是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组织的领导干部学习小组.
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组织的这次学习,时间比较长,从1938年一直到1942年,时间跨度为五年.
这次学习是以领导干部为骨干,正式参加者育部长、秘书长、正副科长,即:陈云、李富春、邓洁、武竟天、王鹤寿、王德、陶铸、陈正人、王林、乐少华等同志,其余的都是列席旁听,我们戏称为"后排议员".
除此之外,中央青委的几个领导同志,在讨论时也来参加.
这些流动的都不计算在内,作为中央组织部机关参加这次学习的人员,正式的和"后排议员"加在一起,共有40多人.
其中,正式参加的领导干部有十人左右,旁听人员前前后后有三十来人.
由陈云同志担任组长,李富春同志任副组长.
当时,机关人员变化比较快,在"后排议员"中,有的调来迟了一年或两年,有的调离中央组织部早了半年或一年,所以,尽管在中央组织部机关的都坚持了学习,但参加学习的时间却有长短.
有近十名同志坚持了五年,有十几人坚持学习了三年多或四年,还有十几人学了不到半年.
我在这五年中,坚持参加学习有四年.
在那四年的学习中,我除了自己学习,还负责通知开会讨论,有时还了解一下学习进度,以向组长、副组长汇报.
当初参加学习的40多人,现在已有近一半作古了.
尚健在的有23人:王鹤寿、王林、袁主华、刘淇生、王玉清、刘立清、朱光天、王盛荣、胡其谦、徐迈、张洪涛、柳文、陈耕夫、居众、苏生、邱纯甫、华锦城、张忍之、黄耕夫、肖畦、李兴生、郝志伟、刘家栋,已经逝世的有19人:陈云、李富春、王德、邓洁、武竟天、陈伯村、乐少华、张子衡、陈但、夏耘、薛光军、韩文潮、王荣样、高如松、童铣、贾震、刘鸣、胡嘉宾、苟肇基.
提到这些当初一起工作和学习的同志,常使我们健在的人回想起那时一起火热学习的情景.
总务处的干部和服务人员另行组织学习,重点是学习文化.
那时,我们就在中央组织部机关的窑洞里学习.
这所"窑洞大学",并不像一般大专院校,有专职老师讲课,开设了很多课程.
我们当时课程很单一,就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学马列的原著,学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
我们没有专职老师授课,采取的是以自学为主,通过大家讨论,来加深理解,同时,也请人来辅导.
当时,陈云同志根据他先学一步的经验,提出来要坚持一本一本读马列原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他说:"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懈怠,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
"并要求首先要把书读懂,他认为,"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
这是达到融会贯通的必经步骤.
"按照陈云同志的要求,我们的学习从读原著开始了.
我们学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硬是一章一章地学下来了.
大家在学了联共(布)党史以后,的确感到深受教育,同时也感觉到,对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的确需要有一个基本了解.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下信仰共产主义,他们是信仰共产主义的,是有理想的.
但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是怎么讲的,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个道理.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很深奥的一门学问,在当时的战争年代,要求人人成为研究学者,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要抓住时机,对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很好地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确实是需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在这以后,大家学习的积极性更高了,先后学习了几本马列主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等.
当时,我的时间比较多,还通读过《斯大林选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的一部分.
那时,我们在延安有了自己的出版社和印刷厂,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只要是解放出版社出版的书,机关会分给我一套.
所以,这些马列原著的中文版,我们都有.
记得我最后离开延安,奔赴东北战场时,我已有一大摞书了.
因要轻装出发,只好将这些书连同我的记载陈云同志讲课记录的珍贵笔记本放在延属地委一个同志那里.
后来听说,这位同志在西北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十分可惜.
我们在学习这些马列原著的同时,还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著作,主要是哲学著作.
这是因为陈云同志经过学习哲学后,感觉学习哲学的确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十分管用,就建议我们的学习主要是学习哲学.
于是,我们中央组织部机关的同志,也就跟着陈云同志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哲学著作,是在他深刻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既有深刻的理论创见,又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问题,对当时的抗战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如《论持久战》一文,就亡国论、速胜论和持久战做出了精辟分析,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论证、剖析战争的光辉典范.
这篇文章的产生,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士气.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哲学著作,讲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很容易读懂,通过这种形式,就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
当然,这些学习内容,并不是完全孤立地进行的.
我们学习马列原著也好,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也好,往往是交叉在一起的.
如,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以后,又去看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样讲哲学的;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后,又去看看毛泽东同志是怎样把这些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
总之,往往是就一个问题展开,将马列原著和毛泽东同志著作结合起来读.
但在读书的方式上,还是一本一本啃原著.
中央组织部的"窑洞大学"就是这样,以自学为主,首先由每个人一本一本读原著,在自学中弄懂原著.
在此基础上,与大家一起讨论结合起来,形成互相教学的局面.
那时,一周要讨论一次,由一个或两个同志先准备好,先作发言,讲讲这一段、这一章学习内容是什么,中心思想讲了哪些.
然后,大家来进行讨论,看他们讲得对不对,还有什么补充.
在讨论中,年岁大的同志,往往能联系他们在白区、苏区的实践斗争,讲得生动活泼,而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人,只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说起话来难免有点"学生腔".
我们在学习中,除了自教自学、互教互学之外,也请辅导员来进行辅导,请来的辅导员也都是延安最好的.
如:毛译东同志的哲学秘书和培元辅导我们的哲学,他思维清晰,讲得透彻.
不幸的是,这样好的人,却在延河游泳时被淹死了.
以后,这个位置被艾思奇同志代替,继续对我们进行辅导.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由吴亮平同志辅导的,《共产党宣言》是由柯柏年同志辅导的,《政治经济学》是由王学文同志辅导的.
这些辅导员在延安都是很有名的,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
他们对每本书的学习,一般辅导两次.
一次是在开头,讲讲这本书主要讲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一次是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根据学习情况,解答一些大家讨论中的疑难问题.
他们的辅导,既帮助大家正确理解经典著作,又不完全包办代替,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陈云同志为了组织好中央组织部机关的这次学习,在定下学习方法和制度以后,着重抓了落实情况.
他为了帮助大家养成学习习惯,想了一些办法.
一开始,他把联共党史一章分作几节,每天早上集合时,讲今天学哪一节,然后一天集中两小时进行集体学习.
半年过去了,大家的学习自觉性提高了,就改变了形式,规定每周的学习内容,一般有七八十页,大家先自学,要理解原理,领会精神实质,然后规定讨论日期.
到了那天,大家都来,讨论半天.
当时,陈云同志带头坚持学习,副部长李富春同志也很积极,科长们都参加,为部里的同志们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那时,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很紧张的,尤其是干部科.
地方工作科事情虽然也不少,但因为是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工作,手头急的事情较少.
干部科手里尽是急事,每天都是一大堆,来往人员的调动、谈话、分配,出去的和进来的,等等,他们是部里最忙的.
为了让干部科的同志能坐下来学习,陈云同志就决定,早上吃饭早一点,9点以前不办公,集中这个时间学习,谁也不准占用这个学习时间,谁也不准占学习时间工作.
这看上去好像有点武断,实际上是结合当时情况制定的.
当时的条件是,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马匹也很少,更多的人外出办事要靠两条腿走路.
而从城里出来到我们中央组织部机关,要走个把钟头.
一般到这里,不是9点,就是9点半.
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并不会误了办公.
事实上也是如此,不但没有影响部外来的同志办公,辽保证了干部科的同志学习.
可以说,这个规定解决了机关学习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在机关里学习,就怕无法保证时间.
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
我们调整好了工作与学习的时间后,又出现了劳动生产与学习的矛盾问题.
记得我刚到中央组织部的1938年,延安的生活条件还不错.
一周能吃一顿大米、两顿白面,其余的都是小米.
还有肉吃,一周能吃二三次,都吃红烧肉,讲究吃肥的.
当时,中央党校的人开玩笑说,校内有些人会餐时吃肉,连腰都弯不下去.
所谓会餐,就是红烧肉和馒头.
后来,困难就来了.
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不断闹摩擦,对边区进行封锁.
肉没有了,大米没有了,白面先是从两顿降成一顿,最后也没有了.
最困难的时候,主食都不知道该吃什么.
那时候,什么下来就吃什么.
麦子下来了,一时边区找不到那么多的土磨,更不要说机器磨了.
这样,就无法磨出面来.
我们就用滚子压一下,压碎了,煮着吃.
很难吃,但还算好的.
连这个都没了,就把黑豆压碎了,放在锅里煮着吃.
这就是主食,吃得人肚子发涨.
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吃,油水又少,吃得很多,故涨得厉害.
那时,能吃上一点小米锅巴,就是改善生活了.
我们把大锅里的锅巴铲出来,翻过来再放到锅里炕一炕,两面焦黄焦黄的,吃起来焦脆,这就算改善生活了.
我们称它为"洋饼干",意思是说,比饼干还洋.
这样大概有一年的光景,粮食发生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生产劳动.
从1939年开始,大规模是1940年.
刚开始时,要上山开荒,全体机关人员都要去.
陈云同志身体不好,上下了山,就在组织部坡下的菜园里种菜,或同他的警卫员变工.
我们上山劳动的人员,天下亮就上山了.
一到山上,就开始劳动,一直要干到吃早饭的时候,才能休息一会儿.
吃完早饭,再继续干活,大约12点钟时才收工下山.
这半天的劳动,要有4至5个小时.
荒地开出来以后,机关组织了由生产科长带队的专业队伍,共五六个人,负责平常的管理,需要临时加几个人,就从机关抽几个人去.
但遇到大规模的行动时,如:播种、锄草、收获等时候,还是需要机关全体人员出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组织部机关的学习也照样不停止.
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上午上山劳动,中午回来吃饭,下午照常办公,这是和其它中央机关一致的.
晚上,照常在小油灯下自学.
那可真够紧张的,一边要参加生产劳动,一边要坚持工作,同时,还不能放弃学习,一切都做了很好的安排.
结果,我们什么也没有耽误.
到了1941年,我们中央组织部机关超额完成了粮食生产任务,这很不简单.
我们除种粮食外辽组织织布厂、开饭馆(胜利食堂,专卖面片汤)、搞木工厂、杀猪房、运输队,还喂了猪、种了菜,生活得到了改善,一周还可以吃到两次馒头一两次猪肉.
与此同时,大家在学习上也很有收获.
在调整好学习与工作、劳动生产的矛盾,保证学习时间的基础上,陈云同志又强调了学习方法.
他要求我们在自学时,要做好读书笔记.
他认为,你看了书以后,书上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你有什么感觉,体会到什么新的看法、想法,你可以说一说,然后写在笔记本上.
这样的话,就更清楚了.
他说:"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遍,一是逼你聚精会神,认真思考,使你了解得更深刻些,而不是随便看,像过去那样模模糊糊.
"他经常检查我们的笔记,看看是怎么记的,有不同的意见,他还会同你商榷.
陈云同志作为这个学习小组的组长,对学习很关心,还经常检查每个同志的学习情况.
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问我:《共产党宣言》看完没有我回答说:看完了.
他又对我说,那你讲讲内容是什么.
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说开了:开头有"一个幽灵"……,内容有阶级、阶级斗争,政党流派几大部分,最后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听后笑了,说:你记得还挺清楚.
就是要认真学习.
经过这次的督促,我学习更仔细认真了.
我们在自学的基础上,每周都要凑在一起讨论,每次讨论半天.
在讨论上,陈三同志常常采用启发的方式来引导大家,他还要求我们,思想上要放得开,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讲出来,不要怕什么.
我们的讨论,也确实很活跃,大家有什么看法,就谈什么,气氛很好,根本没有打棍子那一套.
我们思想上没有什么负担或顾虑,也不管是学习态度,还是对某个问题有什么看法、不向意见,都敢于讲出来.
在我们的讨论会上,是允许"抬杠"的,有的时候,大家为了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
陈云、王鹤寿同志有时还故意从反面提出一些问题,来引导大家抬杠、争论,使大家从争论中获取更深刻,更准确的认识,同时,也可以活跃一下气氛.
所以,在我们的讨论会上,既有真抬杠的,也有假抬杠的,热闹得很.
但是,不论是真抬杠,还是假抬杠,我们的讨论很注意钻研文献的精神实质,也很注意不钻牛角尖.
有那么一次,我们在学哲学的讨论会上,有的同志提出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马上形成了两派意见.
一派说先有鸡,另一派说先有蛋.
争了半天,难分胜负.
最后,大家还是统一了思想,认为这个问题咱们还是先放下,它属于生物学范畴,不是哲学范畴,现在一两句话根本就说不清楚.
来参加讨论会的辅导员,也认为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大家都认可了.
还有一次,当讨论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时,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下可能的,哪能愿意要什么就要什么呢有的同志则认为可以,那时生产力发展了,意识提高了,所需要的东西够了,就不会要了.
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这样不行,将来什么时候还会有自私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也下例外,是去不掉的,满足不了自私的要求,不能各取所需.
针对着能下能达到各取所需,又开始了抬杠,最后大家说,到了那时,与我们现在的社会比,生产发展了,人的意识也会大大提高一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会互相促进的,就不要去争将来的社会还会不会有这个,会下会有那个了.
为了搞好讨论,作为主持人的陈云同志,还特别"关照"部分人.
我们机关有一位同志,自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也能讲,不怎么看书.
陈云同志就点他的将:"这段你怎么理解呀""中心思想是什么"他吹了一通,不着边际,抓不住真正实质的东西.
陈云同志又让别人来回答,人家对这段中心讲什么,该如何理解,都可以讲得清清楚楚.
点过他几次后,他就不敢瞎说了,也要看一点书了.
当时干部科也有一位同志,平常事务性工作很多,也确实有点事务主义,顾不上学习,老不看书.
陈云同志发现以后,就老去考他:"怎么样看了几遍这里面讲了些什么你说说试试看吧"他说了两回,都说不清楚,就不敢不看书了.
身体力行做表率中央组织部的这次基本理论的学习,开展了有五年的时间.
在这五年里,陈云同志身体力行,本身的学习很认真,为我们每个同志作出了榜样,从而形成了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领导带着学,这是中央组织部机关学习坚持五年并学有成效的关键.
陈云同志十分强调"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
"他说:"因为你是老干部,因为你常常担负独挡一面的领导工作,你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他还说:"党要培养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也首先寄托在老干部高级干部身上".
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深知要学习的重要,也知道要使我们的老干部高级干部成为学习的模范,自己就应该带头,像毛泽东同志那样,首先使自己成为学习的模范,起一个好的带头作用.
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他很重视抓自己的学习.
尽管他的学习本来就走在我们的前面了,但仍然坚持学习,一有空就学.
一方面,他要跟我们一起学,参加整个机关的学习讨论活动,一方面,还要多学一点东西,以为我们后面的学习提供帮助.
他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时候,整个工作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学习,包括读书、看文件;二是谈话,中央组织部的谈话与别的单位不一样,很多;三是开会,不光是部里的会,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政治局委员,中央的会他都得参加.
这三大块,从占用时间来说,学习是排在第一位的.
我在中央组织部时,所住的窑洞就挨着他的窑洞,老是看着他有空就学习,对我的影响很大.
当时,延安并没有很多的工余活动,大家一般工作之余只有散步,往往是晚饭以后就都出来了.
陈云同志身体不好,有时也出来散散步,大都是在星期六、星期天.
他的爱人在马列学院学习,只有这两天回来.
他们下来散步时间都不是很长,回去以后就又开始读书了,后来有那么一段,延安兴起了跳舞的热潮,还有一些同志在工作之余打打扑克,所有这一切,他从来不参加,一门心思地利用时间来读书.
从客观上讲,陈云同志身体不好,有些体育活动,像各种球类比赛,他确实参加不了.
但这些不大花费体力的活动,他是完全可以参加的,他却心痛这些宝贵时间,放弃了.
他不打扑克,也不跳舞,全力地读书学习.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工作之余,从事一些娱乐性活动,有什么不对.
只是说,陈云同志很珍惜点滴时间,抓紧所有时间来安排好自己的学习.
在他的履历表上,"文化程度"一栏仍填写着"小学".
但他一有空就学习,学习起来很认真.
认真地读原著,认真地读参考书籍,认真地做笔记,学习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就虚心向理论界的同志请教,"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他对辅导员很尊重,听他们的辅导时态度很诚恳.
他在学习哲学时,除认真钻研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外,还看了不少参考书,如我国早期的革命家李达同志著的《新社会学大纲》,日本河上肇的哲学著作,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
他在学习时,很注意做好读书笔记,他之所以要求我们做笔记,就是他的经验体会.
他检查我们的笔记,同时也把自己的笔记给我们看,大家交换思想.
现在不是提倡透明度吗,我看这就很透明嘛.
其实,"小学"文化程度,是陈云同志自己填写的,那是他小时候只上过小学的客观情况.
但经过他自己以后的努力,经过在列宁学院的学习,他实际的文化程度已远不止是"小学"文化程度了.
特别是他的理解能力,比一般的大学生要高得多,在延安时,他也属于高层次的.
当时的延安,大学生很少,高中生就算不错了.
陈云同志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许多大学生都望尘莫及.
他每看完一本书,对这本书究竟讲了些什么,都可以很准确地用自己的语言讲解出来,而且能识别一些不同看法的对与错,特别是那些违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东西,能很快识别,进行批判.
他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些,一方面,固然在于他学习认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丰富的经验,善于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起来.
应该说,这是陈云同志学习的一大特点,也是他学习的一种诀窍.
陈云同志不但善于联系实际来进行学习,而且善于把学到的理论知识用于指导实践.
他有一个著名的论述,共三句话加六个字.
这二句话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那六个字呢指的是:交换比较反复.
三句话是讲唯物论,六个字是讲辩证法.
六个字,是他在延安时说的.
我还记得,他是在我住的窑洞中给我讲解这六个字的.
他一面踱着方步,一面缓缓地对我讲解.
他说:"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
过去我们犯了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一点就是看问题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
因此,要通过相互交换意见,使我们看问题更全面一些.
"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取其最好的.
"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大匆忙,要留下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
他还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六个字.
三句话,正式的讲出来,则是后来在1960年七千人大会的一个小组会上发言时讲的.
这三句话是讲唯物论的,与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的辩证法是配套的,是他学习哲学的深刻体会.
他曾经解释过这三句话.
他说:"不唯上并不是上边的话不要听,下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
""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
"他的意思是说,上边的话还是要听的,文件和书也是要读的,但不要唯它是从,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方式,才是最靠得住的.
而教条主义、命令主义的方式,是不可取的.
这三句话虽然发表比较晚,实际上在延安时这种思想早已表现出来了.
他当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反对不从实际出发主观臆断.
他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和马列主义词句吓唬人,另一方面,很重视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以制定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以处理解决好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主张:"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
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
"他的这种主张是很正确的,是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他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后在思想认识上的升华,是我们研究事物发展前进时必须遵循的规律.
陈云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很注意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去研究情况.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先后找了9个乡支部书记进行调查研究.
有7个是他边谈边记,我当记录,每个乡记了一大本.
还有两个,他要我学习这个方法去谈,把记录整理出来让他看.
陈云同志第一个谈的是河北平山县洪子店区的一个乡,乡支部书记刚刚提任区委书记,来延安是准备参加"七大"的.
其它的还有与晋西北静乐县阎家沟编村、保德县第一区马家摊村等支部书记谈话.
他叫我照样谈了两个,其中一个是1939年5月与保德县第二区腰庄编村赵秉经同志,谈了三天三夜、记了下来送呈陈云同志.
这份调查目录有:政治区划、阶级合理负担、土地关系、税捐、债户、文化教育、群众生活、怔兵、优待抗属、党派关系、支部、县、区、乡各级领导人、村公所、牺盟会、公道团、农救会、自卫军、青救会、儿童团等18章.
陈云同志和张闻天同志都在原稿上签了字,表示阅过.
当时谈话的内容是很广泛的,每个乡要谈自然环境、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兵)、青年妇女工作、政权建设,要谈党支部每个成员的思想状况,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还要谈最近一两次支部委员会讨论什么问题,支部成员都是怎么发言,支委会做了什么决议,各阶层人士思想动态以及贯彻党中央各项指示情况,等等.
经过这样一谈,这个乡的概况清楚了,党内骨干分子形象清楚了,党员的希望和困难是什么也都清楚了.
这样,就容易对症下药,就可以根据各乡具体情况,帮他们拿出点办法来.
对于陈云同志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方面,他还要了解多方面的情况,研究多方面的问题,这样才能力全党的组织建设制定出有效的方针、政策.
陈云同志有着很强的理解能力,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善于联系实际认真读书,他的学习进度比较快,远远走在我们的前头,使我们十分敬佩.
尽管如此,他仍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自居,按时参加机关的学习讨论,严格遵守机关的学习制度.
他作为我们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要负责其他工作,也要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
那时,中央的一些会议,都是晚上开,有时还挺长.
我记得,他有时在中央书记处开会一开就到了次日凌晨.
但是,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他早晨照常按时出现在讨论会上,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从来没有因此而请假、迟到.
所不同的是,他能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大家思考,从思考中切实领会实质,以推动我们的学习不断深入.
"窑洞大学"的学习成就中央组织部的"窑洞大学"从1938年开学后,一直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
到了康生等人搞所谓"抢救运动"以前,这所大学基本上就停止了.
历时五年时间.
在这五年里,人员流动,不断发生变化.
参加学习的人,尽管学习时间有长有短,学到的东西有多有少,但大多数的同志都确确实实地学了几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性,都或多或少地有了不同程度提高,大都进一步地理解到革命理论对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明白了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革命就没有正确的方向.
1941年秋天,根据形势发展与需要,中央组织部率先执行了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对部机关人员和机构进行了调整,将地方工作科取消了,业务并到中央党务研究室、华北华中委员会和南方工作委员会,行政事务归到相邻的中央办公厅行政处.
交通工作科早在1940年己并入中央出版发行部,人员也大大减少,有的调到各敌后根据地,有的派到陕甘宁边区基层去当县委组织部长,有的调到其他机关或学校去工作.
这些调离开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后,都很注意运用自己学习到的基本理论来指导工作,也很重视继续学习.
这时,党内的学习风气已经形成,我们出去的同志,大都成为所在地的学习骨干.
现在,当时参加中央组织部机关学习的人员已经不多了,那时的青年同志而今也都是年过古稀的人了,这些人,当初大多是"后排议员".
正式参加者只剩下了王鹤寿和王林两位同志.
大家都很怀念那段生活,怀念那些共同学习、离我们而去的战友.
我曾问过中央纪委原第二书记王鹤寿同志,问他那时学习是什么感觉,有什么收获,鹤寿同志对我说:"通过学习,看问题更全面了.
遇到问题,就会从各方面去考虑,既考虑这一面,又考虑那一面,全面来考虑问题,这在工作上是很有用的,对我帮助很大.
"鹤寿同志从思想方法上总结了自己的收获,这就是:通过学习,看问题更全面了.
这说起来好象很简单,但用在工作上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时,干部科是中央组织部最忙的机构,又直接与各种干部打交道.
这种工作性质,要求他们全面地看待干部.
要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要考虑干部本人的发展,全面地去认识干部,更好地使用每个干部,这是十分重要的事.
鹤寿同志能有这样的收获,就足以证明那段学习的辉煌成就了.
鹤寿同志的这种看法,当然不是他独有的,王德同志也表示有同感,80年代,我出差广东时,曾去看望了广东省委原省委书记王德同志.
他过去在延安中央组织部时,当过地方工作科的科长,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过去的工作和生活,也谈到了我们的"窑洞大学".
他连连称赞那个时候的学习,说那是很可贵的,收获很大,看问题更全面了,心胸、视野更宽广了.
最近,我又见到了已经离休了的王德同志,我们又回忆起在延安学习理论的情景,他颇有感触地说:"当时陈云同志学习认真,打破砂锅间到底,工作也一样认真细致,考虑问题正面反面翻来覆去考虑,站得住脚,立于下败之地.
学习和工作中都认真听取别的同志的发言,从不打断别人发言.
这种考虑问题的精神,永远值得钦佩和学习.
"至于我们这些当初的"后排议员",像袁宝华等,都在北京,常有见面机会,电话里也经常联系.
大家每当谈到在延安学习的情景,都十分兴奋.
没有一个人不怀念当时的学习的,都认为有那么一个机会,实在难得.
袁宝华同志回顾说,50多年前延安人热生活历历如昨,峥嵘岁月难以忘怀,迄今思之仍令人神往.
回忆陈云同志日夕教诲如休春风.
那段理论启蒙学习,为今后一生的革命实践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是极为可贵的,可以说是造就了一代人.
而每当这时,大家都会感到:毛主席、陈云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种刻苦学习、奋发进取的精神,在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是多么需要继承和发扬啊!
在那难忘的五年学习中,我参加了四年.
这四年,为我今后的一生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坎坷政治生涯中,我所以能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忠贞不渝,对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坚定不移,一生中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事物,解决问题,都与在延安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有着直接关系.
这真可谓:受益匪浅,终生受用.
一、坚定了信仰和理想.
抗战以前,我作为一个爱国青年,抱着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目的参加了革命.
当时,认为共产主义好,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好.
后来我入党了,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并不十分清楚,经过了学习,我才进一步认识了共产主义.
我学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明白了什么是剩余价值,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才懂得了,社会发展必然要走共产主义道路,这是必然规律.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高理想社会,共产党人就要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学习解答了我原不是很清楚的问题以后,使得我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了,知道了活着就要为了共产主义,历史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和无产阶级世寻观,有了奋斗目标.
在自己的一生中,不管受到多大的挫折,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始终没有动摇过.
二、要充分相信依靠人民群众,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和帝国主义论,认识到: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取得胜利,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广大人民群众.
因此,坚定了要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为群众服务,为群众工作的决心.
三、对党的认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提高了.
在学习中.
加深了对我们党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的认识,明白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党内也是可能发生问题的,要下决心把党建设好,这样,革命才有保证.
通过学习,还知道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过程,是怎样捍卫、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本钱,必须坚持.
四、学习了哲学,知道了该怎样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
哲学是研究事物发展的总规律的,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区别,等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必须具有客观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实事求是的观点,一句话,就是要运用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解决问题,经过学习,自己的思维逻辑性增强了,能够辩证地看待问题,逐渐地实践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间题,解决问题.
历史的回顾陈云同志在延安中央组织部时,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抓住了时机,确定了以部长、秘书长.
几个科长为主的学习安排,整个机关的干部都跟着学,很快地使部里干部的理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陈云同志的这一举措,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很重视的.
毛泽东同志到了延安以后,就很提倡利用相对安定的条件进行学习,他多次同陈云同志谈学习哲学的体会,说学习哲学很管用.
应该说,陈云同志是从中受到启发,才组织了中央组织部机关的学习.
毛泽东同志很关注中央组织部机关的学习,派了他的哲学秘书来进行辅导.
在中央组织部机关干部学了几本书以后,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中央组织部学习的作法,肯定了中央组织部采取一本一本学原著,做笔记,结合当时情况来进行讨论的方法,认为这个办法对头,要求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按中央组织部的办法来办.
当然,在这期间,别的单位也进行了学习,只是学习安排不如中央组织部,学习效果也不如中央组织部.
经历过这段延安生活的邓力群同志曾经这样说过:当时在延安,学习搞得最好的就是中央组织部.
党中央在中央组织部的学习取得初步经验之后,根据中央组织部的经验制定了《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要求全党要以高级干部为主,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学习.
中央的这个决定,是在我们的学习进行了一段以后搞的,既是肯定了中央组织部的作法,又使我们的一些办法很快地传了出去,传到了各敌后根据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央组织部的学习成为了中央提倡高级干部学习的试点.
中央的决定传达以后,给了中央组织部鼓励,但更多的还是鞭策,形势逼迫着我们,只有在陈云同志领导下,更好地学习.
这时的学习已是全党统一搞的,延安各单位都在认真学习,都在摸索经验,有的也准备在中央组织部的基础上创造更合适的经验,学习之风在延安真正形成开来.
还不仅仅如此,各敌后根据地在中央决定以后,也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在根据地内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研究,尤其是各敌后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和所属党校,做得更好一些.
因此,我们中央组织部丝毫不敢有一点松怠.
这也是一种竞争吧大家都在积极向上.
正是在这样一种竞争向上的环境里,全党学习空气十分浓厚,全党的理论水平得以不断提高,为我们抗战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种竞争当中学习,中央组织部很注意树立自己的特色.
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坚持不为赶进度读书,不就书本议书本,而是突出密切联系实际,联系实际来领会基本理论,领会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哲学著作,这个指导思想,从学习的一开始就很明确,以后更突出了.
从客观上讲,突出这样的特点,使我们中央组织部机关的同志们尝到了甜头.
只有联系实际,领会才能更深刻.
我们在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时,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等.
这些著作都是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不像王明空讲布尔什维克12条那样空洞洞的,所以,我们容易读懂.
而读懂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哲学著作,对我们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很有好处,对我们的实际工作也很有指导意义.
尝到这个甜头后,中央组织部机关的学习活动就更注意联系实际了.
大家在自学中都要联系实际去读书、去思考,在讨论中也都是结合实际来谈体会、谈认识.
陈云等领导同志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对理论的理解就比较深刻,他们这种联系实际的体会,我们就容易接受,就能启发我们的理解.
当时,我们的学习就是这样进行的,十分强调联系实际,强调在调查研究中加强我们的学习,这就使我们的学习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
我们的学习是从1938年开始的,"抢救运动"以前停止的.
在这当中,我们坚持了反对教条主义,这就同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接上了轨,延安整风运动要求反三风,其中之一,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整顿我们的学风,这和我们学习的做法正好吻合了.
因此,中央组织部学习的经验再次经受住了考验,成为了解放初期干部必读的12本书的来源之一.
这12本书,有9本是马列主义的原著,还有3本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是我们那时读的书.
陈云同志深深知道,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他不但自己认真学习,还通过努力实践,创出了一条在职干部学习的新路子,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去同志仍不断提倡学习理论,学习哲学,1981年,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
这个意见很好.
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他还指出:"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
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有的错误,"在提倡学习的同时,陈云同志仍然坚持领导干部要学习好理论,要联系当前的新形势.
1987年10月17日,就在党的十三大召开的前夕,他对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入讲:"我们在新形势下,全党仍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
"1987年12月,他和另外一位原中央领导人谈话时,也强调了要学习理论,并讲解了帝国主义论,预见到帝国主义要捣乱.
这话是在那场政治风波发生一年多以前讲的,当时是针对理论界已出现的一些混乱讲的.
1989年9月8日,他同李瑞环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帝国主义论并没有过时,鼓励李瑞环同志好好学习理论.
陈云同志的这些论述,贯穿了他的一贯思想,这就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担负起领导职责,才能面对变化的形势.
尽管现在的形势同延安时相比,已下一样了,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思想,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仍具有根深远的意义.
过去,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打江山,需要摆脱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卖践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
今天,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同样是一场深刻革命.
有许多新鲜丰富的经验需要我们去总结,有许多新生事物要在实践中探索和理论上论述,这些都是以前未遇到的,我们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更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把它同当前的实际结合起来.
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
第五章建设干部队伍广招天下士陈云同志来到延安中央组织部时,正值抗日高潮兴起的时刻.
全国民众纷纷起来,要求抗日.
在这民族矛盾加剧的时候,连国民党也不得不宣布与共产党合作,抵抗日本侵略军,身为部长的陈云同志,深知在这个高潮兴起的时候,急需各种人才,急需扩大我们的干部队伍,而中央组织部恰恰是我们党管理干部的职能机构,一定要发挥作用,建设一支适合抗战需要的坚强干部队伍.
这时,首要的问题,就是先要建立起这支队伍,为抗战提供干部.
当时,从客观上讲,我们具备了建设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的条件和可能性.
1937年的"七七事变",拉开了日本侵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全国民众群情激昂,各行各业的人们都纷纷要求抗日,一批批有志之士脱颖而出,为我们扩充干部队伍提供了可塑的苗干.
这时,日本侵略军拒绝了国民党想通过外文途径解决的要求,迫使国民党不得不答应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宣布共同抗日.
在这个基础上,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
十年内战大体停了下来,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西安、山西、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广州、香港、桂林、湖南、兰州、洛阳、乌鲁木齐等地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我们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统区内恢复和建立了我们党的组织,还创办了我们党的公开报刊《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
全国各地囚禁的政治犯(共产党员)开始被释放.
这样,我们党以合法的身份出现在了全国人民面前,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处,可以同各界人士进行接触,使他们了解我们党、我们的军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我们还通过公开的报刊,宣传我们党的各种主张和政策,充分树立了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
人们通过这些接触,通过接受我们的宣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知道了我们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相形之下,也认识到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是行不通的,人心的天秤自然倾向了我们党,对我们党寄予了期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志之士,特别是一些爱国青年,都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他们向往我们党的大本营——延安陕甘宁边区.
延安成为全国进步青年心中的灯塔,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涌向这里,成群结队,络绎不绝.
面对这样的客观条件,关键在于我们主观上如何发挥作用,怎样把全国能吸收的人才都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不断壮大我们的干部队伍.
陈云同志把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这上面,适时提出要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
陈云同志认为,国内人才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在广大民众普遍要求抗日的时候,更是我们挑选吸收人才的好机会.
因此,他提出要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
这里,陈云同志突出了一个"广"字和一个"诚"字.
这就是说,面要宽,要从四面八方招榄各种人才,一切为抗战着眼;心要诚,要诚心诚意地去吸收人才,共同力民族大业奋斗.
他谆谆地教导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
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的.
"他还指出:"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
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
"陈云同志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国内人才是很多的,没有不可用的人.
他认为,任何一个人,进入革命队伍里来,都是可用的,每个在革命队伍中的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适合他的工作都可以做.
因此,我们吸收人才的面一定要宽,要吸收各方面的人才,到我们革命队伍中来.
态度一定要诚恳,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革命的长久需要.
只要我们坚持这样两点,人才就在面前了,就能不断扩大我们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有一个可靠的基础.
陈云同志要求广招天下士的思想,很快就成为了各级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指导思想,运用到工作之中去了.
实施的结果是,使大批有志之士看到了我们党重视人才,用人政策对头,能够人尽其才,充分发挥积极性,对他们更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各级党的组织从实施中体会到,采取这样的方针,确实是有效的.
他们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做了更细致的工作,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动员吸收了大批人才,送往解放区来学习工作.
当时,我们根据情况不同,将全国分成了几类地区.
一种是解放区,主要是指延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一种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域,也称为大后方.
一种是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的根据地,还有一种,就是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地方,主要是一些大中城市,我们称为敌占区.
这些不同的地区,有如几个不同的渠道,都为中国革命大量地吸收了各种的人才,都输送到延安或敌后根据地来了.
各敌后根据地,在建军、建党、建政、建群众团体中,发现了很多积极分子,不少吸收到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来了,其中一些送到延安,一些留在根据地内,坚持在武装斗争中培养他们.
在国统区,我们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了很多人,也为我们党吸收了很多干部.
这些人纷纷从大后方出来,来到了延安,来到了抗日斗争的前线,那时,我们在大后方实行精干隐蔽的政策,不宜留过多人才,特别是一些比较优秀、又已"红"了的人,都送到延安来了.
在敌占区,面对日寇凶残的统治,我们党撤离了大部分人员,但同样从日本占领的大中城市里发现了很多有用之材,将他们吸收到我们革命队伍里来了,送往了解放区.
在陈云同志正确意见指导下,各级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为我们革命队伍吸收了大批各种人才.
当时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大批人才、大批青年纷纷涌向延安,犹如朝圣一般,成群结队地奔向延安,延安成了为人们向往的圣地.
开始,国民党是不管的,后来他们采取了阻碍行动,但是,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也阻碍不住人们的向往,他们有的是经过八路军办事处,有组织地过来,有的则是自由前往了.
这些热血青年.
各方面人才,在延安革命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成为我们干部队伍中的成员.
到了抗战结束时,我们已拥有了40万人的干部队伍.
抢夺知识分子陈云同志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过去,在中央苏区,在红军当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受"左"的影响,认为知识分子不可靠,排斥知识分子.
因此,当时苏区很难得有几个知识分子.
陈云同志对此很气愤,他严肃地批判了那种"不敢或不让新知识分子干部做负责工作","反对知识分子,不放心知识分子",甚至"排挤知识分子"的现象.
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组织部门,要肃清"左"的影响,正确看待知识分子.
他非常重视提拔使用青年知识分子.
在他的力主下,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了我们党,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提拔为中、初级干部.
可以说,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同志确实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对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估价,对大胆使用知识分子以及争取知识分子,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
他的一些看法,和当时我们党的部分负责同志的意见并不十分一致.
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些观点确实是正确的,而且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939年12月10日,陈云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曾经这样说过:"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
我们再看农村里的革命,也是知识分子领导的.
我们的刘志丹同志就是知识分子,我们共产党里最早的彭湃同志,他在广东省委工作,领导42个县的农民运动,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由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性.
""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非常不了解,他们说知识分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我们说知识分子,有的为资产阶级服务,有的为无产阶级服务,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他对知识分子的这一估价,是合乎中国国情的,同1956年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广州的一个会议上讲的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但在延安时,党内还有"左"的影响,一些同志甚至我们党的部分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还很不一致,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却能作出如此估价,真是很难得的.
而就在这次讲话的前几天,陈云同志曾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央的这个决定发出以后,他就贯彻问题对我们说:"这个决定内容指出:(一)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而且是重要的力量.
我们要把这个力量吸收进来,在抗战工作中,在我们共产党革命事业中,都是需要的.
(二)我们的革命是在农村里面,可是农民下识字,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吸收知识分子.
(三)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
"正是由于陈云同志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如此高的估价,所以,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组织部门,要在广招天下土时大量吸收知识分于.
他用了"抢夺"这个词来说明此事迫在眉睫,他认为,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一个大的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他曾经这样说过:"现在,大家都在抢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抢,国民党抢,我们也要抢,我们抢得慢就没有了.
如果我们把要求救中国.
要求抗战、要求革命的各种知识分子都抢到手里,那我们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他还说:"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去,否则将来悔之晚矣.
"陈云同志以这种极力严谨的逻辑结构,彻底批判了过去那种"左"的一套.
他首先阐明了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又论证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既然如此,我们当然要吸收知识分子,而在敌人也在争夺知识分子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慢条斯理,而是要快下手,要抢,不然后悔都来不及.
我们就是要抢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挥作用.
应该说,陈云同志的目光看得很远,他并没有停止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上,他已经在着手为中国革命的将来做准备,为我们党打下江山.
建设祖国储备人才了.
当时,抢夺知识分子的斗争,是同日本帝国主义,是同国民党展开的.
所以,陈云同志指示在国统区.
敌占区的党组织,在广招人才的时候,要多同中高级知识分子接触,要把他们争取过来.
国统区的党组织在工作时,紧紧地抓住了文化、教育、科学各方面的知名人物,也抓住了高级民主人士,把他们团结在我们党周围,建立了我们党的一些外围组织,及时把一些不适应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送回解放区,还组织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奔赴抗战前线.
敌占区里的党组织,十分精干,不能公开,但他们抓住多数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的特点,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特别是用日寇残酷屠杀、奸淫掠夺的事实,启发人民起来抵抗,启发知识分子投身到实实在在的反日洪流中去.
还注意抓好"学联"工作,做好广大教师的思想工作,反对日本人搞奴化教育.
通过这些做法,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抢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为革命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
在敌占区、国统区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的同时,陈云同志要求解放区和各敌后根据地的党组织,一定要敢于用知识分子,要欢迎他们到革命队伍中来,为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在生活上可以给予照顾,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环境与气候,以配合前方抢夺知识分子的斗争.
要让他们感觉到中国共产党人说到做到,是真心欢迎知识分子的,解放区尊重知识分子已蔚然成风,这样,虽然体现在已来到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身上,却会产生更加巨大的吸引力,影响着更多的知识分子.
在这方面,陈云同志通过自己的实践,诚恳对待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得到了他们的好评,也为我们做了表率.
1939的一天,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发来了电报.
电报说,重庆的著名外科医生何穆和他的作家妻子陈学昭,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请为他们安排工作.
陈云同志见了电报,对此事很重视,等何穆夫妻来到延安后,陈云同志亲自接待,与他们两人谈了话,安排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何穆到了中央医院,搞外科工作;陈学昭去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从事写作.
在生活上,也对他们采取了优待政策.
但是,那时延安生活条件很差,就是优待,也比他们在重庆差得多.
他们两人又都是江浙一带的人,生活习惯上和陕北差距还是很大的.
他们刚来时,积极性还是挺高的.
陈云同志对此很高兴,还抽空找他们谈谈,做些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好好干.
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在感情上发生了矛盾,互相告状,闹着要离婚.
陈云同志再三给他们做工作,连着两次找他们谈话,劝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并对他们两人说,总要凑和一年看看吧经过做工作,两人不提离婚了,但感到生活不习惯,他们要求回重庆去,实际上还是感情矛盾没有解决好.
陈云同志又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留下来工作.
并说:"你们俩人来了,我们欢迎,如果一定要走,我们也欢送.
你们出去以后有什么困难,愿意回来,我们随时欢迎.
"陈云同志和他们谈这番话时,我就在旁边听着,我心里挺受感动的,认为陈云同志真正是大将风度,话说得人情入理.
1939年8月10日,陈云、李富春同志给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讲到,"何穆又提出来要出去休养,我们与之谈了三次无结果.
他提出的问题是:①无医生;②医生工作的适当条件.
而最近原因大概是由于恩来同志臂未弄好给以刺激.
我俩谈无结果,提出:①允许暂时出去给以任务(请医生、买器具,弄一个好医院、②书记处有位同志与之一谈或可留下,不出去.
"此信经洛甫、尚昆同志签名阅过,尚昆同志还提出"请恩来同志谈一次",周恩来同志也签了名.
从此信中可看出我们党的组织和领导同志帮助他俩的诚心.
他们坚持要走,陈云同志就介绍他们回到重庆.
尔后,他俩慢慢恢复了感情,和好了,1941年,我还没有调离中央组织部时,两人又一块儿回到了延安.
陈云同志还是同他们谈话,欢迎他们回来,并依照诺言再次给他们安排了工作.
陈云同志以自己的耐心、帮助、教育,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热情、关怀,这件事,使广大知识分子很受教育,成为知识分子之间流传的佳话.
广大知识分子通过这件事,看到了我们党对待知识分子是真心诚意的,坚定了他们为革命多做工作的决心.
何穆和陈学昭更是如此,他们终生为了革命做出了优异成绩.
何穆上前方了,他在战争环境中受到锻炼,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技术上都有很大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夕,担任过白求恩医院的院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卫生部顾问.
陈学昭一生从事写作,解放后曾为浙江省文联的负责人.
由于我们党在前方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抢夺知识分子,在解放区和各根据地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尊重他们,爱护他们,使广大知识分子心向我们党,也使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增添了大批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科学等各个方面都有.
当时,在抗战中,我们党提拔中级干部,大多是从这些知识分子里产生的.
因此,当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后,我们就能迅速调出一大批有知识的干部去开创新解放区工作,如2万干部10万雄兵出关建立东北根据地.
当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后,我们就有了建设新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大批知识人才.
这不能不说陈云同志当时提出要抢夺知识分子的方针是十分英明的,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热炒热卖"大批训练我们党抓住了有利时机,大量吸收各方面人才,大量吸收青年,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形成天下人才、有志之士都涌向延安,云集到革命熔炉中来的局面,使我们抗战急需干部矛盾得到了缓解,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可以说形势既喜人,又逼人.
一方面,大批怀着满腔的热情奔赴延安,来到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需要尽快适应战争环境,适应抗日斗争的要求,以成为合格的干部人才.
另一方面,大批人才、大批知识分子云集延安,在国民党政府中引起震动.
虽然受形势所迫,国民党不得不宣布抗日,井同我们党实行合作,但在骨子里,他们不能容忍我们党这样去发展、壮大,担心威胁到他们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威胁到他们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统治.
因此,他们对各方面人士来延安逐步采取了严格的限制,不让人们前往延安.
我们想继续从国统区和敌占区挖人的困难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干部人才的来源就受到了限制,数量就少了.
这就需要在已有干部中间采取提高素质的办法,来提高干部队伍的质量,以适应抗战要求.
为此,陈云同志开出了一副"良方",要求中央组织部不但要抓吸收人才,壮大队伍的工作,而且还要把培训各方面人才作为组织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不仅自己要办好中央组织部党训班,还要会同有关部门大力加强干部教育训练工作.
陈云同志认为,这时,不能小手小脚、慢条斯理,而要敞开大门,成千上万地训练干部.
当时,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创办了各类院校,光在延安,数目就相当可观.
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业性的.
综合性的有: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
其中,抗日军政大学在各中央局都有分校.
专业性的有:马列学院,专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研究政治理论的高级学院;军事学院,是专门训练军事干部的;自然科学院,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李鹏同志那时他年龄还小,就是这里的学生;鲁迅艺术文学院,是培养文学艺术人士的;中国女子大学,是培养妇女干部的,隶属中央妇委;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培养青年干部,隶属中央青委;行政学院,专门训练行政干部;等等.
在延安创办这么多院校,各方面都照顾到了.
除此之外,还举办了很多短期训练班,如速记专业、无线电专业等.
这些院校的存在,为我们的干部训练,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可以说,就干部训练而言,创办这些院校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功绩.
陈云同志要求运用这十分有利的条件,对吸收来的人和现有干部进行训练,来巩固吸收人才工作取得的成绩,来提高现有干部的素质.
当时,对大批青年和干部不顾国民党阻挠,奔向延安革命圣地后,如何进行分配,是我们组织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采取的是,根据他们的特长和历史情况,根据前线和后方机关的不同需要,分别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分配.
一般地说,是根据需要和个人特长,经过有目的有计划的培训后,再安排工作.
大多数青年先分配到综合性学校短期训练一下,使他们坚定政治方向,拥护和了解党的路线.
同时,要他们学习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
然后,才能输送到前方去.
但也不是完全整齐划一,不同情况的人,分配安排也还是不同的.
如:分配去学军事的.
先送抗大学习;有专长或可向某一专长发展的,就先分配到专业院校学习,文化人多数先去鲁迅艺术文学院,妇女和青年干部分别到女大和青年干部学校;边区急需的护士、工厂技工、无线电专业技术人员等,则只需进行短期政治训练就分配工作,或不经训练直接安排工作;对文化理论较高、理论上有造就的同志,就选送到马列学院去学习;年龄大小的,只好完分配到延安中学,延安师范或保育小学学习.
不光对青年干部如此,对老同志及其家属也存在一个分配工作的问题.
考虑到老同志已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大部分先短期学习一段就安排工作,其家属多数也给予一定的照顾.
如一位老同志的原配夫人带4个女儿来到了延安,女儿都进学校学习去了,就安排这位原配夫人到保育院工作.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的加剧,不少青年在来延安的半道上就被捉走了,来延安的人越来越少了,只好对现有干部进行提高.
主要是从前方招人回来,进行学习培训.
因为,前方条件艰苦,自学比较困难,延安、晋绥相对稳定,进行在职干部学习活动搞得比较好.
除少数需要深造,搞专门研究之外,多数是从前方抽人回来学习,这时,中央从前方调回了一批又一批干部,他们在前方已经工作了一个时期,回延安入军事学院或中央党校学习提高一下,然后再回前方去.
我在抗大有一个姓王的同学,我们一同毕业后,他去了前线,我到了机关.
三年的时间,他在部队里经受了锻炼,由营长提升到了团长.
这时把他送回来学习提高,在军事学院学习了一年多,再重返前线,下久提为副旅级干部,我在北平时的一位同学李琦,是"七七"以前的党员.
他在陕北公学学习后,被指名调往前方去了,在彭老总那里当秘书.
1941年,他随着彭老总回来,进了中央党校二部学习.
能进二部学习的,都是地委一级干部.
当时,就是这样对现有干部训练提高:学习后到前方,再从前方回来学习、提高,学后再出去锻炼.
对吸收进革命队伍的各方面人才,对从前方回来的同志,进行学习和培训,这无疑是很正确的.
在这方面,大家的认识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但是,当时的形势是,斗争急需干部,各地要干部要得很急,怎么办换句话说,就是采取什么方法,才能速成针对这个问题,陈云同志提出了一个训练方针,叫做"热炒热卖",意思就是短期的训练.
后来,陈云同志在《到什么地方学习》一文中,对此作了阐述.
他说:"抗战初期,抗大、陕公的训练方法,学生在学校只学几十月,几个月以后就去参加工作.
而且在学校中所学的不是一大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抽象原则,而是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气.
"他主张,在学习中,既要照顾综合性院校,又要考虑专业院校,但不管是综合,还是专业的,时间都不要长.
除了比较特别的院校,如马列学院,时间可以长一点,一般都采取短期的,三五个月一期.
这当然是在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解决于部供需矛盾采用的,并不是指所有办学永远如此.
在学习内容上,也要同这种时间安排相一致.
陈三同志要求,不管专业的,还是综合性的院校,都要有两门共同课目,一个是政治课,各类院校都必须有,这门课,要讲坚定的政治方向,要讲党的总路线、方针和政策,要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持久战,讲国内国际的形势.
另一门是军事课,讲授军事知识,不管是什么院校,多少都要有这方面的知识.
军事学院是专门训练军事干部的,当然以军事知识为主,讲得多一些.
陈三同志还特别要求一些院校,要开设党的建设课.
当时,一些综合性大学和部分专业院校,如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公、马列学院等,还有中央组织部的党训班,都开设了党的建设课,讲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的奋斗目标、党的组织原则,等等,开设党的建设这门课,是为了在全党引起重视,以更好地加强我们党的建设工作.
课时不要多,但要少而精,让学员们在很短时间里掌握加强党的建设的真谛.
特别是1938年中央组织部决定成立的党训班,中心就是讲党的建设,王德同志任一、二期班主任,每期200人到400人.
如二期就有两个男生队、一个女生队、一个行政队,陈云、富春、邓洁同志都去讲过课,来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各地领导,如彭德怀、陈毅、滕代远等同志也都到中央组织部党训班讲过课.
开始,中央组织部的党训班在城里城隍庙,敌机轰炸后搬到龙儿寺,共办了8期,训练了2000人.
陈三同志提出来的"热炒热卖"方针,充分运用了我们已经具备的条件,使大批干部迅速成长.
成熟起来.
当时延安的大专院校里拥有很多的学员,都在接受训练.
那时,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共辖人口150万,其中,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驻地部队在内,有脱产人员5万,这5万脱产吃公粮的人里面,就有1万是在校学员,由此可见,我们党当时要训练干部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这1万学员,是一个流动的大军,出出进进变化很大,而这不断的变化,给我们干部队伍带来了收获与壮大.
因为是"热炒热卖",主要使他们学到一些基本知识和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气,就派到敌后去,派到抗日前线去,让他们在战争中继续学习.
这时,又会有一批新来的同志作为学员,进到学校接受短期训练,也有的是在前方锻炼了两三年,再次回来深造的.
通过这种"热炒热卖"的短期训练,使我们革命队伍中有了不少速成干部,缓解了干部供需矛盾,也使得延安不仅吸收了大批人才,为全国革命供应了大批干部,而且储备了很多干部,在储备当中供应出素质更高的干部,成为全国革命真正的大本营,是干部队伍的可靠基地.
在整个抗战时期,延安各类院校采用这种"热炒热卖"方针训练的干部,共有20万人.
其中,仅抗大总部和各分校就先后训练了10万干部.
这些速成和深造的干部,大多数以后都成为抗战斗争中的骨干分子.
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陈云同志提出的"热炒热卖"方针是合乎实际的,执行这一方针,为我们干部队伍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收获.
看其主流用其所长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尤其是对干部的使用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或者说,有着两种不同的干部路线.
一种是王明的错误干部路线,搞的是宗派主义,任人唯亲,把用人的圈子缩得很小,给我们党带来的是深刻的教训.
一种是我们党的正确干部路线,主张放手培训干部,以德才兼备为标准,选拔和使用干部.
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执行的就是后一条干部路线.
陈云同志认为,革命队伍中,每个人都是有用的,尽管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用.
他提倡在用人问题上气量一定要大,眼界一定要宽,要看人的主流,不要纠缠枝节问题不放.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不论你是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他都一视同仁,要看你的主流.
在延安时,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中央医院的傅连暲要求入党,却没有人肯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傅连暲原是福建漳州的一个个体医生,是个小知识分子.
红军打下漳州时,他参加了红军,关闭了自己经营的西药店,带着医药器材,随军撤出漳州,也参加了长征,一路上表现还是不错的.
陈云同志在苏联时,以廉臣的笔名,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文中以一个被俘医生的口吻,来讲在红军中的所见所闻,宣传红军的政策,这篇长篇报告文学,其原型就是来自傅连暲红军到了延安以后,傅连暲被分到中央医院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病,以后担任了毛泽东同志的保健医生.
他医术好,看病时也很认真.
但与一般同志相处时,显得态度古板,说话生硬.
中央医院里的一些同志看不惯他的这种作风,就不介绍他入党.
陈云同志知道了此事,就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同志多次找傅连暲和中央医院党支部的同志谈话,交换思想,了解博连暲的历史情况,帮助教育他,肯定他的优点,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要求他改正.
帮助中央医院党支部分析,对傅的申请进行考察.
陈云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看人一定要看他的主流,傅连暲在政治上愿力共产主义奋斗,跟共产党走,态度是比较诚恳的,我们不能将他拒之门外,他在艰苦长征中经受了考验,表现不错,工作是认真负责的,我看他符合一个党员的条件.
他在作风上确实有些缺点,这是可以批评教育的,也应该对他进行帮助.
"陈云同志还表示:他和王鹤寿愿意做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
通过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在认识上取得了一致,由陈云、王鹤寿两同志作为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在中央医院支部大会上做了介绍,经支部大会讨论,最后通过了,吸收傅连暲加入共产党.
陈云同志既坚持按党章规定办事,又诚恳对待干部的态度,使中央医院和傅连暲本人深受教育,使他们从中认识了我们党的干部政策,认识了我们党对知识分子是信任的.
傅连暲同志入党以后,工作更积极了.
建国后,担任了卫生部的副部长,忠诚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陈云在使用干部问题上,很注意看其主流看其长处,同时,也十分注意用其所长,以扬长避短.
他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每一个长处里,同时也包括着某些缺点.
用人就是用他们的长处,使他们的长处得到发挥,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错误的.
""用其所长,不是用其短,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
"这里,陈云同志实际上是讲述了如何使用干部的辩证法.
按照这个辩证的方法,扬长避短,扬长克短,就可以使许多被认为不好或不能用的干部派上用场,就可以组织起一支宏大的干部队伍.
也就要求我们的同志,特别是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要善于发掘每个干部的长处,使其得到发挥,不能光看人家的缺点.
短处.
记得当时,有一位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同志,来到了延安革命根据地.
经过一段接触,有些同志总感觉到这位同志有点"酸",看不惯.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的毛病,只是因为他长期在国统区工作,待人处事的方式同我们在延安工作的同志的方式很不相同罢了.
陈云同志经过了解,知道这位同志在国统区里工作还不错,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也有在白区工作的经验.
他要求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同志,认为这位同志完全可以用.
后来,这位同志被分配到统战部门工作,很快就适应了工作需要.
那些微不足道的缺点,也随着他的长处的发挥,慢慢地被克服掉了.
还有一位青年干部,他参加过红军长征,自以为自己资历较深,平时显得有点"狂",他锋芒外露,和大家团结不好,经常弄出些小乱子来.
因此,当时有几个单位都不愿要他.
这个问题反映到了中央组织部,让陈云同志知道了,他就亲自抓这件事,他考虑这个青年干部虽然有不少毛病,但也有自己的优点,这就是工作还是蛮积极的,也有一定的工作能力.
应该让这个同志的长处得到发挥.
既然别的单位不愿要,就不要强安排,先放在中央组织部机关里工作,我们来帮助这个同志.
陈云同志问地方工作科科长王德同志:"你们敢要不敢要",王德同志回答敢要.
根据陈云同志这个意见,这位青年红军干部就来到了中央组织部的地方工作科.
陈云同志常对他进行教育,还要求部里的同志们都要帮助他.
所以,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几年里,这位同志总的来说,是安安心心地工作了几年.
后来,他入中央党校学习.
临行前,他问王德同志,"我全改了吧"王德同志回答"你改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改",他听了自己也笑了.
他对陈云同志也是心悦诚服的,认为陈云同志确实是一个很强的领导同志.
陈云同志就是这样的,他很注意量才来使用每一个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王明的小圈子政策.
他在知识分子问题,坚持敢于启用知识分子,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尊重他们掌握的知识,尊重他们的某些长处.
前边讲过的对待从重庆来到延安的著名外科医生何穆就是一个明显事例.
陈云同志知道他的卜处在于医术上,是个主刀的外科医生.
所以,当他们夫妻离异以后,就给他换了个环境,从延安中央医院调往前方,继续发挥他的作用.
何穆那时去的是邓小平同志所在的冀晋鲁豫根据地,在那里的白求恩医院工作,当外科医生.
那是一个野战医院,使何的外科医术得到了充分施展.
严格要求真心爱护陈云同志把干部视为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他珍惜人才,主张合理地发挥干部们的长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短处视而不见,他要求我们,对干部要严格要求,大胆管理,在发挥他们的长处时,要帮助他们克服短处,纠正缺点.
只有对干部严格要求,才是真正爱护干部.
陈云同志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形象的话,就是:"做父母的爱护自己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
"他认为,爱护干部很重要.
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起来,就得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
他为了解决好干部问题,到了中央组织部后,就着手建立了一套系统,这套系统里,有机构,也有档案.
在机构上,中央由中央组织部来管干部,下面还有腿,军队由总政治部管干部,中央西北局的组织部管边区政府的干部,各直属单位都设有干部科.
还建立了一套档案.
过去,红军里没有档案,也无法建立档案,从延安开始,中央组织部建立了档案.
档案里有个人填写的各种表,有全部的证明材料,是了解干部、管理干部的基础,现在的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就是从延安延续下来的.
撤离延安时,中央组织部的所有档案,由夏子胥同志精心负责转移,最后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当然,现在科学技术进步了,发达了,在档案管理上也运用了一些先进的东西,像计算机啊,微缩啊,不再是一个人一大厚本.
在延安时,我们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毕竟为今天建立了一个基础,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管理干部的系统,就方便了我们组织系统对干部进行管理.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去管理干部,怎样去爱护干部呢1939年9月,陈云同志在讲干部政策时,讲了这样12个字,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这可以说是陈云同志关于管理和爱护干部的一个基本思想,其内容是:一要了解人,对人要有个根本了解,要全面看人,历史地看人,长处短处都要看,二要气量大,善用各种人才,因为没有不可用的人.
三要用得好,要各得其所,上下互相信任,下级敢于说话做事,上级少戴大帽子.
四要爱护人,关系到政治生命时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处理;对干部不要"抬轿子".
应该说,陈云同志提出来的这12个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干部的关怀与爱护,但是,当时延安却有一部分干部,一谈到干部政策就只想到党应该如何照顾他、了解他、爱护他,而把自己应当要求自己,执行什么样的干部标准,放到次要地位,甚至根本就忘掉了.
这显然是不对的,是不符合陈云同志要求的,针对这一问题,陈云同志1942年10月7日曾经发表了题为《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的文章.
文中,他首先作了自我批评.
他说:"1938年我在抗大及其他学校讲干部问题时,只讲党对干部政策,未讲或未强调干部本身品德的修养,这是有片面性的.
"然后,提出应该对干部自己严格要求.
据我所知,陈云同志并不是没有讲过严格要求干部的问题.
1940年3月19日,他发表的《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一文中,就曾讲过,不愿意遵守纪律的党员,害怕党的纪律的新党员,可以退党;领导干部必须是严格遵守纪律的模范.
1940年,他发表的《党员对党要忠诚》一文中曾提到,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的决定,违反了就是违纪.
这些都是讲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内容.
但是,陈云同志毕竟是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以伟大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耐心地关心和帮助那些抱有错误思想的同志,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关心的只是树立正确的干部政策.
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来强调要重视干部本身的修养,是为了引起全党的重视,以避免犯片面性的错误.
因此,陈云同志在讲对干部进行管理时,还特别强调了对于部本人一定要严格要求的问题.
他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部门,要经常用季米特洛夫提出来的四条标准,即:忠诚于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和遵守纪律,进行对照检查,发现了错误,就要毫不客气地批评,甚至在必要时要不惜给予纪律处分,这样是对于部最好的爱护,他提出,对干部要实事求是.
不能捧着、哄着,决不允许对干部只说好的一面,不说缺点一面,甚至照顾情面.
放松要求.
不要以为这样做是爱护干部,或帮助干部,其实,结果恰恰相反,那只会害了干部.
当时,延安是很有吸引力的,吸引了很多年轻同志到延安来.
这些青年人,热情很高,很有积极性.
其中也有一些人很自负,常常根据过去青年工作的经验,就以为自己是理想中的革命家了;还有一些人,为了出风头就闹名誉地位,总想在历史上为自己写上一笔,对干部要求很严的陈云同志,在一次讲演中,对此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
他说,人太多了,写在历史上的不能有几万人.
他要求这些青年同志,要脚踏实地地去做现实革命家.
不要只想做政治工作,不愿做技术、经济、事务工作,不要以为那样就"大才小用",应从小事做起.
三百六十行,工农兵学商,有着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
青年人要积极投身实际工作中,各安其位,精通业务,做各行各业的状元,陈云同志及时为青年同志敲了警钟,对当时青年人端正方向,起了很好的作用.
陈云同志还对其他不同的干部提出了不同要求,要他们严格要求自己.
如,他提出: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是党的骨干,要不摆老资格,主动团结新干部;专业技术干部要提倡技术上互相合作,要采取科学态度,下自以为是,不要搞形式主义摆架子;各级领导干部要学好理论,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识大体顾大局,为使用好人才掌握政策.
陈云同志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很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提拔使用,但在同时,他对知识分子的缺点错误也进行严厉批评,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念,在延安时,有一些文艺工作者,自恃特殊,认为自己是以文化人的资格加入共产党的,与成千上万的普通党员是不一样的,陈云同志指出这是不正常的,党员文艺工作者,首先和基本的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文艺工作者,这只是分工不同罢了.
你做文化工作,这是党内分工,不能因此而特殊,"要不然,你们以文化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就成了'各界联合会'了.
"陈云同志的一席话,言词隽永,意味深长.
这种深刻的教育,至今还值得我们深思.
陈云同志还很注意抓住一些倾向性问题不放松.
1945年5月9日,他在党的"七大"上有一个著名的发言:"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他在发言中指出,党内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但有一部分干部中有这样的倾向,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别人说他坏.
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要有过必避,说功会舒服说过不舒服,整风后有很大改变,但很大一部分干部中仍然是有这种倾向的.
共产主义者思想有个人主义成分,看到有功就骄傲,忘记了功劳来自人民来自党,第三位才轮到个人.
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应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他要求全党,要"心非常正","毫无十人主义",有错就改,不计较面子.
当然,对干部要求严格,发现错误就要严厉批评,但不能无情打击,要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在这方面,陈云同志也付出了很大努力,他真心关心爱护干部,特别关心干部的政治生命.
凡遇到此类事情,他总是十分慎重,很细心地加以处理.
1938年秋天,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奉命回到了延安.
男的叫丁秀,解放后曾同我在鞍山共事,也是市委副书记.
女的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一二九"救亡运动的骨干.
1936年1月,她和我共同参加过平津同学会组织的南下宣传团,共同参加了"民先"成立的代表大会,他们到了延安,以为是回来学习,十分高兴.
到了中央组织部后,陈云同志问他们,"知道调你们回来干什么吗"他们高兴他说:"是回延安学习的.
"陈云同志十分坦诚地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有一个还是托派特委委员,调回来是审查你们的.
"他们俩人一听可真吓坏了,一面急着申诉,一面哭了起来,陈云同志和蔼地告诉他们,先不要哭,要相信党,事情总会查清楚的.
我保证替你们查清这个问题.
并安排他们在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住下.
他们走后,我对陈云同志说,男的是我在北平上学时的老学长,在"一二九运动"中表现不错,怎么可能是托派呢陈云同志听后,神情很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对党员政治历史问题要严肃对待,要正面和本人讲清楚,敢于负责去解决,不含糊.
"他让我到招待所去,找他们俩人谈谈,多做点思想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按照他的指示,我几次去招待所看这两位同志,同他们谈心,请他们相信党组织,使他们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
过了两个星期,陈云同志又找他们俩人谈话,说问题已查清了,没有那么回事,你们俩不是托派.
这两个青年根本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澄清问题,很激动.
他们十分感谢党组织,感谢陈云同志,抹掉了激动的泪水,高高兴兴上学去了.
几十年后,这两位在回忆往事时,都曾对我说过"当初、要不是陈云同志亲自审查,问题不会那么快就澄清,要是落到康生手中,这一辈子就完了.
"这一番话,道出了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的心声.
那时,康生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他总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干部问题上右了,太宽了,使得特务钻到了我们党内.
他不实事求是,搞了所谓"抢救运动".
这一运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审干,实际上是搞反特务斗争,即所谓"清查内奸",本来,在战争年代,进行正常的清除内奸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康生搞的所谓"情查内奸"是很不正常的,严重地混淆了两类矛盾,把一些干部思想上.
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楚的问题,都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并采用"逼.
供、信"的错误方法,逮捕和关押了一些被怀疑的干部.
对于这一错误运动,康生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他一方面诬蔑河南、甘肃、陕西、四川等省地方党是"红旗党",就是让国民党打了进来,并成了头头.
另一方面,他亲自主持,在延安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要人坦白,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
"抢救"开始时,康生就在中央机关选择突破口,竟选到了当时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的头上.
起因是有人在中央大礼堂外边墙上贴了一条标语,说柯庆施是坏人.
康生抓住了这一条,要揪斗柯庆施.
当时,中央有个五部委整风领导小组,由李富春、杨尚昆、王鹤寿、凯丰等同志负责.
下设办公室,归总学委领导.
五部委领导小组就柯庆施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只凭一条标语,证据不足,表示不同意揪斗.
领导小组的这几位负责同志就一同去找康生,讲明了他们研究的结果.
康生一听火了,斥责他们:"你们动摇!
"坚持要揪斗柯庆施.
不久,就开大会专场揪斗了柯庆施.
"抢救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并逐步升级,特别是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夫足者》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夫足者运动"之后,掀起了"抢救"高潮.
最后闹得中央所在的杨家岭也不得安宁.
就在毛泽东同志窑洞下面的中央大礼堂开大会,要求"失足者"坦白,康生还在中央党校一部专设了一个点,专门审查高级干部,把彭德怀、罗瑞卿等高级干部都弄进去了,还把贺龙等人的夫人也弄进去后来,毛泽东同志发现不对头了;及时进行了纠正.
7月30日,毛泽东同志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10月9日,毛泽东同志又提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中央还通过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九条方针,制止了这一错误,并对大批错案进行甄别.
毛泽东同志还来到中央大礼堂,向被抢救者赔礼道歉,脱帽鞠躬,随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再次向受冤屈的人员赔不是.
但是,康生却装腔作势.
在中央努力进行纠正的过程中,没做过检查,他搞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伤害了那么多的好同志,给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原川康特委书记邹风平同志本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志,在1940年.
1941年常来我们中央组织部找他的老乡赵力群同志,和我也挺谈得来,我还同他谈过成都的一些情况.
他已被选为"七大"代表,前来延安准备出席"七大",却被康生"抢救"了.
在"抢救"中,他被逼得受不了,竟自杀了,多么可惜!
按道理说,所谓"抢救运动",是涉及干部工作方面的事,本应属于组织部门的工作.
但事实却是,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在"抢救"中靠边站了,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由康生直接指挥"抢救".
这是很不正常的,据我所知,当时陈云同志根本就不同意搞这场"抢救运动",他认为这是夸大了敌情,把不少省委视为"红旗党"是不符合事实的,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同志被"抢救",更是违反了中央关于如何整风的规定.
正是因为陈云同志不同意,就不让他管了,不仅如此,还说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干部上有错误.
经过这半个多世纪的考验,我们看到的是,那时中央组织部审查干部所做出的结论,今天不都是对的,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大的问题或大的出入.
"抢救运动"就不同了,1944年春,中央有关部门就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
毛泽东同志也为此主动承担了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一再向受冤屈的同志赔不是.
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还带来了一些后遗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算彻底纠正完毕,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啊!
陈云同志一直反对在审查干部工作中混淆两类性质矛盾和搞肃反扩大化,认为这是审查干部之大忌,他在领导全党的审干工作时,就很注意把握这点,发现问题立刻纠正,以保证审干工作健康进行.
这在纠正"湖西事件"中体现得十分充分.
"湖西事件",1939年8月发生于山东湖西地区的所谓肃托匪斗争中.
当时,有一暗害分子叫王须仁,混入了湖边特委,并担任了特委组织部长.
他以肃清托派为名,用严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等手段,把一些忠于党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如王文彬,张如、马霄鹏等,故意暗害成托派,300多人被错杀,区以上干部300多人被错捕,当时山东其他地区也错杀了300人.
部队大量减员,连营以上干部大部受牵连.
湖西地区除肖县等三县外,党政组织已解体,造成了抗战中期一起最大的冤、假、错案.
这一事件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不仅造成乱打乱杀的恐怖,而且使湖西地区党政军民工作受到了极大损失.
地方党在该地区辛辛苦苦缔造的工作基础悉被摧毁,忠实的党员和群众遭到无辜的牺牲,我党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损失.
反共分子和日寇则乘机造谣挑拨我党我军和群众的关系,煽动群众组织杆子会反对八路军.
事件发生后,陈云同志十分气愤,他认为这一事件本是可以避免的.
尽管反革命暗害分子借刀杀人,阴谋非常毒辣阴险,但如果能正确掌握政策,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可惜的是,湖西地区党组织没能避免这种暗害,上了敌人的当.
因此,他受党中央委托,安排了山东分局的负责人郭洪涛同志等来汇报,以及时纠正这一错误,挽回不利影响.
1940年初,陈云同志在延安中央组织部主持召开了湖西事件汇报会.
参加的人员有:康生、李宫春、王鹤寿,总政一位负责人,中央组织部的地方工作科和党务委员会的负责同志,以及山东分局郭洪涛同志等.
我也作为记录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郭洪涛同志汇报了湖西事件的发生始未及负有的领导责任.
与会同志对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讨论,完全赞同陈云同志关于湖西事件经验教训所做的分析,这就是:湖西事件之所以是错误的,其基本原因在于,当地党与军队的领导人员在主观上夸大了托派的力量.
一方面,不相信自己有相当斗争历史和经验的干部;另一方面,简单地把一切在工作上表现不好的人员都看成托派,单凭口供,任意拘捕.
而隐蔽的暗害分子王须仁则乘机活动,伪装老实,用一切办法扩大事态,以售其借刀杀人的毒付.
事件的发生还在于,军队领导和地方负责人之间彼此不满.
暗害分子正是利用这个空隙来进行挑拨离间,进行暗害阴谋.
军队政委包办代替了地方党的锄奸工作,不信任当地党组织,把关系人命的大事完全委托给一个来历不明的暗害分子王须仁,任其胡作非为,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
湖西事件发生后,当地党委和四支队始终没有向自己的上级山东分局与115师报告,这是极不允许的现象.
而山东分局和115师接到上级通知后没有及时采取步骤去解决这一事件,因而不能使这一事件立即停止扩大,也是使党蒙受损失的一个原因.
这种处理迟缓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对自己的忠实干部信心不够,对反革命的陷害手段估计不足.
与会同志还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对善后工作提出了建议.
要处分两个人:四支队政委王风鸣受暗害分子利用,冒充中央名义,乱杀胡为,既不报告分局及115师,又不接受分局及115师的制止意见,应立即撤销工作,开除党籍,交军法处判刑;白子明受王凤鸣威胁,随声附和,应撤销工作,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
要彻底登记并审查此次被杀诸人.
对无辜牺牲者应在党内刊物上公布他们是被托派和暗害分子陷害的无辜者,并在党内召开追悼会,以示昭雪.
对被无辜陷害者的家属,要分别派人去安慰.
对被诬陷并因严刑拷打表示自首者,基本上应原谅他们的幼稚,不能当成党内叛徒看待,应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适当的处理,同时,在湖西应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审查干部,以清除内奸分子,保证党的巩固,使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掌握在经过考验的可靠党员的手里.
但要严防藉此大批清洗或造成清洗运动,引起党内不安,更不能把一时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看成反革命内奸分子.
陈云同志还特别强调,山东分局派人去解决上述问题时,既要注意纠正"左",又必须警惕有的倾向,将来中央决定下发后,希望全党在讨论时要反对两种倾向,既要反对右倾麻木不仁,忽视反敌探奸细及暗害分子;又要反对"左"的思潮夸大反革命力量,引起自己惊慌失措.
这两种倾向,对革命都是十分有害的.
这次会后,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正式形成了一个文件,即"中央关于湖西地区锄奸工作错误的决定(草稿)",后经中央批准,发到了全国各地.
这个决定,对于以后的锄奸工作,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充分说明,陈云同志以其敏锐警党性对当时形势作出的估计是正确的,对湖西事件的处理纠正是恰当的,提出的善后意见也是可行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审查干部工作中采取的一贯做法是十分正确的,避免了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许多不该有的损失.
相形之下,康生在湖西事件处理问题上,其表现就坏得很.
本来,锄奸工作是归社会部分管的工作.
作为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对所分管的工作范围内出了这么大的事件,总当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吧他虽然出席了这次汇报会,却只是在会上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做一句检讨.
当时,我只是觉得不可理解.
现在看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完全反映出康生搞的是口是心非的那一套.
从心里说,他并不同意陈云同志和其他与会同志关于夸大了敌人力量的分析,只是嘴上应着,以侍时机罢了.
就在中央关于湖西事件的决定下达了两年后,他就直接指挥了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党中央机关特务如麻,各地方党都成了"红旗党".
他这种夸大敌人力量的论调,可比湖西严重得多,真是比湖西还湖西,无论是伤害人数的多少,还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都是湖西事件所不能比的.
这大概就是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怕落在康生手里的重要原因吧陈云同志在延安中央组织部时,很重视对干部的审查,就部里的分工来说,是由他亲自抓这项工作的,他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和对同志负责的态度,慎重对待有关审干工作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问题.
他曾经对我们说,有些人怕牵连自己,不敢正确地为别的同志做证明人.
越是如此,越要慎重办理,否则就不是关心干部,就会使被怀疑的同志冤沉大海,实际上也损害了党的事业.
那时,一些在国统区白色恐怖下失去了党的关系的老同志,在国民党监狱里营救出来的老同志,到了延安后,陈云同志都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反映,要他们接受组织审查.
经过组织了解情况,严格审查,区分不同情况,认真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有的恢复了党的关系,有的重新入党,有的先投入工作再继续解决,使他们感到已回到党的怀抱,回到了家.
至今健在的老同志,对那段经历还是记忆犹新的.
陈云同志后来不负责审查干部工作了,因为他不同意对干部搞什么"抢救运动".
但是,他依旧关心干部、爱护干部.
他一反别人的做法,不怕牵连自己,敢于正确地为别的同志做证明人,说出自己了解的真实情况.
1941年9月,我被调离中央组织部,到陕甘宁边区的富县任县委组织部长.
搞"抢救运动"时,我正在任,照说,这是涉及干部的工作,应由我这个组织部长来具体管,但当时的情况是,既不抢救我,也不让我管,这是比较特别的.
那时,在逼供信下坦白了,县里要摆席,坦白者坐上席,我要去陪席,到后来平反了,被平反者仍坐上席,我还是陪席.
我没有去违心搞抢救,但坐在席上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所谓摆席并不像现在这么讲究,无非两个菜加两壶酒,这在当时确实是改善生活,但我心中很痛,觉得这真是拿同志的感情开玩笑,伤了多少人的心啊!
后来,我到延属地委工作了一年,才知道了当时不让我管,也不抢救我的原由.
1944年9月,我被调到延属地委当政务秘书.
延属地委的书记是王震同志,副书记李景膺同志主持日常工作.
我曾同李景膺同志聊过抢救一事,我说搞那么大的面积,伤了很多同志,一些知识分子至今还有意见,实在不应该.
他告诉我,那是上面统一布置的,边区政府也在抢,跟中央机关一样.
谈话之间,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他说,有一次他去中央开会,见到了陈云同志,就向陈云同志询问我的情况:"刘家栋在你们中央组织部工作情况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那时正值抢救高潮,想了解一下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陈云同志十分肯定他说,"通过我几年的观察,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人很老实,没什么问题,"原来,是由于陈云同志力我做了证明,才使我落了一个靠边站,既下抢救我,也下让我管.
话虽不多,就那么几句,却体现了陈云同志对干部的关心爱护.
干部之间要困结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云集了大批干部,这些干部,从年资来看,有新干部和老干部;从文化程度区分,有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从党派来分,有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从职业来分,有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的干部队伍,都在为抗战工作.
但是,正是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同,也难免会发生各类矛盾.
主管干部的陈云同志,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很注意抓了各类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
从客观上看,当时我们的根据地,被敌人的交通线封锁着,分割成一块一块的,这每块根据地,就自然形成一个圈子,或者叫一个山头,这是事实,连毛泽东同志也讲要承认这些山头.
但我们要消灭山头.
就是说,要承认你算冀察晋的,他算晋东南的,但从我们党的整体来说,要消灭这些山头,不管你出自哪里,都要围绕着党的总路线和方针去办.
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吸收了大批新干部、青年干部进来,特别是大批知识分子也进入了革命队伍中.
这样,新老干部之间、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就有了一个互相配合的问题.
陈云同志说:"现在我们新老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应该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这是革命的需要.
"当时,我们党整个干部队伍都是比较年轻的.
陈云同志当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才32岁.
我们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大部分是20多岁.
记得当时有一个同志告诉陈云同志,他在做青年工作,陈云同志反问他有多大岁数,他回答25岁.
陈云同志听了十分惊讶,"25岁还搞青年工作"可见那时的干部是多么年轻.
当时,在延安就是那几位"老"的岁数大一些,也不过60岁左右.
所以,讲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并不是指年龄,而是指进革命队伍的早和晚.
陈云同志很强调新老干部的团结.
他说,"党是以老干部为骨干的,但仅有老干部不够,还需要大批新干部,老干部是宝贵的,新干部也是宝贵的.
""新老干部一定要团结,如果闹下团结,主要责任应由老干部负担.
因为你是老干部,怎么能允许和新干部一样犯错误呢你们以前也是新干部嘛!
所以我们要帮助新干部.
"他还告诫老干部,不要低估新干部.
因为.
"新干部经过锻炼就会从没有经验变成有经验,由不老练变成者练.
"他要求老干部,不要"嫉妒新干部有才识,也不应该向人家摆架子,而应该向他们学习.
"陈云同志在解决这对于盾时,抓住老干部作为矛盾主要方面,促进了矛盾的解决.
同时,他也下放弃次要方面,对新干部也提出了要求,要求他们向老干部学习,尊重老干部的丰富经验,大家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尊重,才能搞好新老干部的团结.
陈云同志采取的这些方法和处理原则,在今大还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在我们工作中,新老干部之间的问题,是时常发生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仍然会有.
总有一个老中青结合在一起的问题,总有一个新老交替的问题,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在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中,有时还会掺杂着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矛盾.
那时,我们党大批吸收干部时,吸收了许多知识分子.
我们党对吸收来的知识分子是尊重的,也是敢于使用的,就亨我们中央组织部来说,这样重要的岗位,都用了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是中学生大学生,这些人虽然算不上什么大知识分子,但使我们中央组织部的文化程度在整个中央机关里处在比较高的位置上,这反映了中央组织部是敢于使用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映了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整个抗战时期,我们的干部由3万发展到了40万人,其中大部分的中级干部都是知识分子干部.
由于大批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使我们的干部队伍结构发生了变化.
原来,我们的骨干和领导都是老红军,后来,知识分子干部也上来了.
像在部队里,团长是红军干部或工农干部,副团长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
他们各有所长,老红军有经验,政治上坚定,知识分于干部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文化程度比较高.
但有的处理不好相互之间的关系,互相看不起.
这种情况,当时并不算少.
针对这一问题,陈云同志提出,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发生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在于工农干部身上,因为你是主要领导嘛.
他要求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要互相学习对方之长处,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要以党的利益为重.
陈云同志很提倡干部之间的团结,认为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一旦发生矛盾,就需尽快解决.
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原则,就是以领导一方为主.
依照这个方法,解决了新老干部之间,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矛盾,还解决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
实行了一元化领导以后,军队首长同时兼任地方领导,矛盾大大减少了.
当然,这些都是从总的方面来说的,对具体事情和具体问题,陈云同志还是坚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特别强调党员的党性觉悟,当时,延安有的文化人,自恃自己有一技之长,思想上很乱.
特别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某些文人,相轻得很厉害.
他们住在山上,本有一条土路上来下去,但却闹成自己各修一条直路,你不走我的路,我也不走你的路.
陈云同志派人前去调查了解,摸摸思想状况,搞了将近一年.
陈云同志根据了解的情况,批评了这仲不团结的现象,他说,你是共产党员,你是作家,但你首先是共产党员,别把这个忘了,共产党员要有党性.
你第一位是共产党员,第二位才是艺术家,文学家.
他还将这个情况报到了中央,后来,毛主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了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陈云同志还跟踪追击,讲党性,讲团结.
他很尊重知识分子,也很重视使用他们,但如果他们影响了干部之间的团结的话,他还是要严肃批评,与此做斗争的.
1939年,我们党提出边区政府要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
并于1940年建立了"三三制"政权,以后,其他抗日根据地也陆续建立了这样的政权.
针对这一状况,陈云同志特别强调要注意同非党干部搞好团结,要欢迎非党干部与我们共事,不能有任何歧视非党干部的倾向.
他认为,"党员干部只有团结非党干部之责任,并无排挤非党干部之权力.
一切歧视排挤非党干部的倾向,都是党性不强的表现.
"他还说:"团结于党周围的非党干部是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分子,是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
不反映党外人士的意见,党的政策就下会完全正确.
不经过党外人士的同情和合作,革命胜利就不可能.
因此我们下仅必须与已经共事的非党干部辛密团结,而且竭诚欢迎广大党外人上与我们共事.
"陈云同志要求我们,要清醒认识团结非党干部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既然我们党一贯重视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合作,那么,作为主管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门,就更应该以身作则,诚心诚意地与非党干部团结,实事求是地处理好与非党干部有关的事情和问题.
他曾经语重心长他说:"党的领导责任,在于发挥非党干部的才能,使之服务干革命的需要.
对于担任一切领导工作的非党干部,应同党员干部一样,给以心要的工作条件,必要的信任,必要的权力,使其有施展才能的机会.
当然,下能因为尊重非党干部而分配以不适当的过高的位置,或给以空的头衔.
"各级组织部门,按照陈云同志这一指示,以清醒的头脑来对待与非党干部的团结问题,既注意态度要诚恳,又从本职工作出发,平时注意培养发现优秀非党干部,及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发挥才能.
不仅为当时的"三三制"配备了合适人选,还为建国后使用非党干部担任国家重要职务准备了人选.
今天,我们党继承了过去的一贯做法,仍然十分重视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合作,不断强调安排非党干部在各级政府任职.
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在这个时候,重温一下陈云同志那时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将是很有益的.
第六章讲述党的建设重视党的建设在陈云同志看来,关心和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成熟壮大的关键,是中央组织部的重要职责.
他要求当时延安的一些综合性大学、专业性院校和中央组织部的党训班,都要开设党的建设课,对广大干部,党员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1937年,我刚到延安时,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那时,炕大也讲党的建设课,但教材很简单.
抗大的前身叫中同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我学习使用的"党的建设"课的教材,还是红军大学时的教材.
这份教材,讲了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党的十部等,总共只有12页,实际上,只能算是一个提纲.
后来,各开设了党的建设课程的院校,普遍觉得这样的教材过于简单,不能适应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
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想编一本好的党的建设课教材.
其中之一.
就是聘请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去讲课,然后将讲课内容编成教材.
由于陈云同志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讲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很切合他的业务工作实际,所以各院校都把眼光放在陈云同志身上,陈云同志欣然接受各院校的聘请,成为了好几个院校的"客座教授".
陈云同志的身体下好,在延安期间,曾在枣园毛泽东同志身边休息了一年.
抗日战争结束后,陈云同志到了东北,开始在北满指导北满各省委工作,后任南满分局书记兼南满军区政委,在四保临江的战斗环境中,他拖着不好的身体,昼夜指挥作战,发动群众.
调回东北局工作后,我们曾问他:你身体怎么样吃得消吗他说,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还缺一个轮子,是二个轮子的木炭汽车.
凡是那个时候去过东北哈尔滨的人,都是知道这种木炭汽车的.
那是一种不用汽油的小卧车,是白俄留下来的.
当时的出租车,大多是使用这种木炭汽车.
在哈尔滨,从南岗到道里,松花江边.
道里道外都是这种出租车,很多.
这种车不用汽油,靠烧木头板和木头片,让其在里面燃烧.
不能让它燃烧完全,要使它冒烟,用冒烟产生的气体来发动.
这种车经常抛锚,走走就没气了.
这时就要用手摇的风扇,对着后面的受风孔,摇个几分钟,使木头再燃烧一点,让烟更多,气更足,产生压力,才能再从前面发动起来,继续向前开,陈云同志就用这种木炭汽车来形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形象地告诉我们,他的身体实在只能维持,经常停摆.
使你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身体的好坏状况.
而且这种形象会很深地留在你的脑海里.
陈云同志刚到延安时,身体很不适应,中央组织部、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本己十分繁重,但出于对党的建设的高度责任感,他对各院校总是有求必应.
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1年,他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大、中央组织部党训班、青年干校等处讲授过党的建设课,我记得有30多课次.
陈云同志对讲授党的建设课的态度是很认真的,每当他接到要他讲什么课的邀请时,他都要做很充分的准备,请学校了解学员的思想状况、看看原红军大学的教材、参考联共党史讲联共建设的内容、写出提纲.
讲完以后,再请学校帮助收集一下学员的反映,把讲的内容整理出来让他再看一看,讲1个小时课要花10个小时准备,他说:"不能拿一个本到处讲,误人子弟.
"他有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这些提纲、要点.
这个本子如果还在的话,将是一本很好的党的建设课教材.
他在讲课时,每每结合当时我国的抗日高潮,从内战转为抗战,转折以后的新形势来讲我们党的建设.
如,讲党的基本原则或纲领,在肯定过去的优良传统的同时,结合党内和学员们的思想状况,结合抗战发展提出来的新问题,来进行讲解,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寓理论于实践之中,这是陈云同志讲党的建设课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延安期间,陈云同志有过不少的讲话、文章,也代中央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
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党的建设需要的产物,都对当时党的建设起着指导性作用.
据我所知,陈云同志当时这方面的讲话和文章共有20多篇,它们是:1938年9月,在抗大讲《论干部政策》;1939年5月23日,发表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1939年5月30日,在《解放》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1939年6月10日,在《解放》发表了《党的支部》的文章;1939年9月18日,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的文章;1939年11月3日,发表了《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中心》的文章;1939年12月,发表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的文章;1939年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讲话,并发表了《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和《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1940年3月19日,在抗大五期毕业典礼上讲话,题目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1940年3月,还发表了《党员对党要忠实》的文章;1940年6月,讲《华北青年工作中几个问题》;1940年10月1日,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的文章;1940年11月1日,讲关于巩固秘密党的几个问题;1940年11月29日,发表了《关于干部工作若干问题》的讲话提纲;1940年12月23日,发表了《学会领导方法》的十二条发言提纲;1941年2月13日,发表了《关于党中央系统直辖各校学生使用原则的决定和通信》;1941年5月1日,发表了《党员要积极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文章;19u年12月,发表了《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等三篇文章;1942年3月24日,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到什么地方学习》的文章;1942年9月,发表了《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的文章.
1942年10月7日,发表了《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的文章;1942年11月16日,在西北局高于会议上关于整党问题的发言,内容有:照顾全局、老干部要学文化、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等,特别强调执政党不要脱离群众;1943年3月10日,发表了《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文章;1943年3月13日,出席中央文委召开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并讲话,要求反对特殊与自大,进行党性与纪律的教育;1945年5月9日,在党的"七大"发言,题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陈云同志的这些讲话和文章,都是根据抗战和党内状况,来讲怎样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
涉及的内容有,党的纲领、党的组织工作、共产主义理想、党的性质、党的纪律、干部政策、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群众路线、党的工作方法等,讲的是如何建立、巩固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如何建立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培养好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如何提高党员质量,增强党性,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把这些汇集在一起,就是讲党的建设的原则;讲党的组织工作如何发挥作用,为我们党"放手发动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总路线服务.
陈云同志这些关于党的建设的讲话和文章的基本精神,都被运用到为学员讲授党的建设课中,最受学员们的欢迎.
这些思想,紧密地结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有理论阐述,针对性强,能解决学员们思想上的问题,讲的都是身边发生的事情,容易弄懂,实践性强.
有的内容,就是在讲课中阐发的.
因此,引起了学员们的兴趣,也引起了各级党组织的重视.
这些院校都把陈云同志讲的课,编入了自己的教材中,敌后各根据地的党校.
抗大分校,也都依此内容确定了自己的教学内容.
这就使过去红军大学的党的建设课教材有了一个大发展,得到了充实加强,也使得党的建设在党内得到了重视.
共产党员的第一条标准陈云同志讲课的水平是很高的,观察问题很深刻,分析问题也很透彻,又有很好的演说口才,讲起课来生动、形象,很吸引人.
每每他讲完了,你还沉浸在他讲课的氛围里,想着、品味着,很难再有心思去记笔记,往往只能记个开头,至多记个提纲、要点,无法记全.
但是,他所讲的东西都深深印在你的头脑里了.
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被邀为学员们讲课.
最容易记录的,是王明、博古.
这两个人讲课,很有特点,大一二三,小一二三,很便于做记录,张闻大同志讲课就比他们好多了,比较人情入理,有分析,也有深度.
最难记的是毛泽东同志讲课,根本就记不下来,一开始他就把你紧紧抓住,我多少次带着笔和本去,想好好记下来,都未能如愿,总是带着空白的笔记本和满脑海的收获归来.
陈云同志讲课,是靠近毛泽东同志的,最多让你记个开头,记个提纲.
陈云同志讲授课程也好,论述党的建设理论也好,都很受延安大专院校的欢迎.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很注意深入浅出,把一些深刻的问题,用很通俗的语言分解开,绵绵不断地输入到你的脑海里,真正达到了授课的目的.
我记得,1939年,他在讲授共产党员的第一条标准时,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
每个党员在入党时,都要向党宣誓.
当时的誓词中,有一句重要的话,叫做"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党的十二大以后,这句被改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陈云同志在讲授这一课时,把这句话分作三个层次来讲.
首先讲我们的理想是共产主义,认为这是一个最崇高的事业.
他说:"共产党是为人类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政党.
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立自己为共产主义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观.
怎样才能建立和坚定自己的人生观呢首先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
这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从他的阶级觉悟,从他的革命锻炼中,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修养中,深刻了解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懂得无产阶级利益及其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侗悉共产党及其党员当前的任务和根本目标,只有这样,他才能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他说,要成为共产党员,必须要为共产主义奋斗,而不是为别的主义奋斗.
党员必须由这样的人来组成,他们必须承认党纲,并且愿意献身于解放无产阶级与全人类.
不是每个积极抗日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的,只有积极抗日,赞成民主,反对独裁,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大纲领",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才能具备党员的条件.
光这样还不行,陈云同志接着说,还要去"奋斗".
有了好的理想,是作为党员的一个起码条件,还必须以下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去为这个美好的理想奋斗才行.
他举例说,在苏联十月革命前,曾有一个派别组织,就是社会民主党.
这个小派别组织,主张只承认党纲,也就是光信仰共产主义,但不去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
在他们看来,议论议论就可以了,承认共产主义制度好就算完事,下去为之奋斗,不去努力实现共产主义,更不要说为实现党的纲领去牺牲一切了.
列宁同志当时就彻底批判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
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列宁同志的正确观点,要讲为共产主义奋斗,一切不主张奋斗的人,绝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还说:"中国革命是艰苦的长期奋斗的事业.
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色之一,就是它具有不怕困难、牺牲奋斗的作风.
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共产党员必须有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以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作,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陈云同志看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是在革命失败时,还是在没有党的监督时,甚至是在生死关头,都要忠于党,积极工作,为自己的信仰去奋斗.
"只有具备这样坚定的顽强的英雄气概,才配称之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在讲了上述两层意思后,陈云同志进而推出了第三层意思,这就是要终身奋斗.
在我们党的十二大以前,说法不是很一致.
有的说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有的说是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在延安时,我们是说力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其实,这两种说法,意思是完全一致的,陈云同志在讲课时就说,这个"底"就是"终身"的意思,讲的就是一辈子的事情,说清楚一些,就是奋斗到死为止.
我记得他在讲课时说:"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深刻知道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
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波折,在与敌人经常斗争中,在每一个事变的紧要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
因此,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
"这里,他讲奋斗,要求我们要不怕牺牲,哪怕贡献自己的一生.
他还讲到我们党内的英雄人物,讲得很有感情.
最后,他十分动情地告诉每个听课的学员:"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无数的模范党员,他们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在任何困难条件下,百折不挠,在种种威胁利诱下,表示了对党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
成千上万的优秀党员及党的领袖,在火线上、刑场上和监狱中,英勇牺牲.
他们在全世界和全中国劳苦大众面前,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孙至高无尚的气节,而他们一生丰功伟业更是光辉千古.
他们是一切革命者的模范.
我们党的党员不但要敬仰他们,而且应该学习他们.
"陈云同志把这样一句话分成三层意思,来讲解共产党员的第一条标准,一步一步地深入下来.
首先要有理想信仰,要认识共产主义,坚信共产主义,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其次,要以坚定的革命毅力去为之奋斗;第三,还要加上不怕牺牲、奋斗到底的决心.
这就使每个听课的同志留下很深的印象,一辈子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当时听过课的同志,已下再年轻了,大多已超过古稀之年.
当大家聚首一起的时候,当回忆那段火热的生活的时候,都对这节课的"三层意思"记忆犹新,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恰恰就是包含这三层意思的一句话,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终身的信念、理想,是我们生存的动力.
我们就是靠着这样的信仰理想,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风雨坎坷,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走了过来.
执政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陈云同志在讲授党的建设课,论述党的建设时,另一个特点就是,逻辑性强,层次分明.
使你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注意事项、应该怎样去做等,都一目了然,便于操作.
这在他讲述执政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时,有着充分体现.
抗日战争初期,陈云同志针对我们党已经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革命大本营的情况,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
1939年12月10日,他在出席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曾有过精彩的发言.
他指出了我们党已是执政党的事实:"在边区就不同了,这里建立了人民的革命政权,我们党是执政的党.
""现在我们共产党和以前不同了,在根据地内是当政的党.
""现在我们吃得开了,在边区这个地方,共产党可以做官了,区长有,县长也有.
""我们这里完全是一个当政的共产党.
"基于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执政党的自我批评更重要.
他说:"我要着重说,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重要,因为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
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不满.
"他出于维护党的利益的那份职责,要求全党要重视这个现实问题.
当时,我们还没有在全国执政,但他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部分地区的执政.
他认为,自己经常洗脸和去掉身上的尘上,可以密切与群众的联系,轻装上阵,这在掌权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
在讲述了执政党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的基础上,陈云同志进一步讲述了应该怎样夫做,要注意些什么.
他认为: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遵守"三原则"和"三要".
所谓"三原则",就是"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要坚持原则,要实事求是.
"所谓"三要",就是"要采取客观态度;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本质,不要只看局部只看现象.
"他认为,开展批评,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锗了就是锗了,一定要批评.
但态度要诚恳,要客观看待所犯错误,不能随心所欲乱批一通.
他要求批评人家错误的时候,"要指出人家错误的根源以及纠正方法.
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出气,主要是在于真正帮助人家纠正错误,一般他说,批评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气势汹汹地指责人家;第二种是和颜悦色他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原因和纠正的办法.
只有后一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同时,陈云同志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实事求是,要客观看待错误本身,要全面看待犯错误的同志,少戴大帽子.
他说:"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机会主义,就是说他有右倾机会主义嫌疑.
如果随便给人家戴这种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
"他要求,批评要看本质,要特别注意大的方面.
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只抓了小的放弃了大的,那会前功尽弃;把小的注意了,大的没注意,结果会闹出个大乱子.
"他反复讲:"批评恰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
陈云同志针对开展执政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
下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
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
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
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
""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
但又有必须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遇到不如意的事和人,就不干工作,或在言论上行动上消极,这是不对的.
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的意见下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陈云同志的这些指示,讲述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民主集中制的辩证关系.
我们只有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党内民主,行使党员的权利,我们才有比较集中的意见,才能少犯错误,才能建立起经过考验的核心领导.
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执行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不能光有民主,没有集中,我们判别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是根据集中了的决定,而下是某一个人的意见.
每个党员,在行使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时,还必须承担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不能个人意见没被采纳,就觉得不顺心,就心里生气,就不遵守集中的决定,甚至消极怠工或下干工作.
那么,错的就是你,该挨批评的是你,该做自我批评的也是你.
因此,我们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所持的正确态度,就是要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通过自己的行动,使这一组织原则在党内得到很好的贯彻.
三、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必须坚持讲真理,不讲面子,反对自由主义.
当时,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有着各种不同的心态.
有的怕开展批评,搞得同志之间关系紧张,脸面上过下去;有的怕开展自我批评,有损自己的形象,脸面往哪里放;还有的受自由主义影响,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
这些心态,其共同点就在程度不同的个人得失上.
陈云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反对计较个人得失,要从党的利益出发;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1945年,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了.
陈云同志在大会上发了言,他面向全党提出,"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有时候你越讲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下怕丢脸,撕破了脸皮,诚心诚意改正错误.
那时候还许有点面子.
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老百姓有利,怎样对革命有利,就怎样办.
"他的这番话,真可谓言辞有力,掷地有声.
对全党震动很大.
陈云同志仍下放松,继续分析计较个人得夫的严重危害.
他指出:"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掺杂个人得失在里边,立场不正,就下会看得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
""最不能实行自我批评的人,最自高自大的人,就最容易丧失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来越痛.
"这里,他告诫广大共产党员,一定要丢掉个人得失,维护真理,下要既害人又害己.
陈云同志还针对一些同志的顾虑,做出一些阐述.
他说:"正面但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
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
"他认为,自由主义实际上就在助长错误,是给坏东西、坏的人起了助长作用,实在要不得.
还是要坚持真理,这才是正确的.
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应从领导做起,从自己做起.
陈云同志对全党提出,要在加强执政党建设时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同时,他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同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他们要起带头作用,从自己做起.
而且,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求也要严格一些,不能混同于一般党员.
1939年12月,陈云同志指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
先检查自己,批评自己,不能只说下边不好.
如果工作出了毛病,作为领导者,自己应首先承担责任,不能上推下卸,倭过于人.
""不批评自己,先批评别人,这种批评没有效力,别人是下会接受的.
在批评下级的时候,领导者说话要慎重.
领导者一句话说得不恰当,在下边就可能产生不好影响.
"关于执政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陈云同志当时有很多论述.
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都彼他溶解在讲党的建设课里.
对于广大学员,特别是对于我这个每课必听的学生来说,有着很深的教育意义.
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前进动力,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
陈云同志在讲述执政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采用很严谨的逻辑结构,层次分明地教会了我们如何认识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如何去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些什么,懂得要抓往关键,从领导做起,从自己做起,使我们便于领会掌握,能够去正确开展.
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陈云同志的这些论述是正确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我们党的传家之宝.
什么时候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好,我们党就有朝气和活力,就能更好地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即使党有了错误或者失误,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党仍然能赢得群众的谅解,使革命不断向前发展,什么时候没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死气沉沉,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损害群众利益,使革命蒙受挫折和损失;有了错误和失误,也不能及时予以纠正和制止.
半个世纪的实践,同样证明了陈云同志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遵守"三原则","三要"以及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等论述是完全正确的.
这些原则、方针,符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际,符合党员和人民的心愿.
不遵守这些原则和方针去开展批评,那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离开党的利益、党的原则乱给戴上一些大帽子,就是讲面子、不讲真理、不讲党性原则,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互相吹捧一团和气,抓小下抓大.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或多或少出现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或者批评过头的现象,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比较正常,80年代初期,我们党重提厂陈云同志1939年的主张,这就是"从领导做起"、"从自己做起",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在检查自己、自我批评上做表率.
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好坏的关键.
重提以后,得到了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
现在,广大领导干部在坚持日常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都坚持了一年两次的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在一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井将记录上报.
这些虽然还有待于不断完善,但也充分说明了陈云同志当时的倡导是正确的,现在正在得到继承发扬.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陈云同志在讲述党的建设时,很注意联系实际,联系党内状况,联系学员们的思想,根据他们迫切想知道的事情,来讲革命道理,善于抓住身边的事例,来说明问题,这样,讲起来就很生动,容易使学员们产生思想共鸣,收到好的学习效果.
他在讲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课时,先是客观地分析了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
他认为,从党的性质、党的任务、党员的条件来看,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他说:"我党是以彻底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全中华民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标志的政党,因此,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是一致的.
共产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力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党员的利益同民族的、人民的和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
"同时,他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
他认为,在革命工作中,在党的工作中,可能发生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
陈云同志很客观、很实际地把这个问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他既不像某些入完全回避,也不像某些人一概否认这个事实.
接着,陈云同志说出了正确的态度,这就是,"每个党员必须对于民族、对于革命、对于本阶级、对于党,表示无限忠诚,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阶级的和党的利益.
"也就是,要坚决执行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遵守这一原则.
陈云同志认为,当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下那么一致时,"每个党员必须依靠对革命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决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和党的整个利益.
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用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的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
"他还说,"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不是一句空话,党不仅要要求每个党员懂得这一条,特别要要求每个党员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具体问题上,坚决地毫不疑惑动摇地执行这一条.
党有了这样为革命为党的利益牺牲一切的党员,才能保证党胜利地完成革命.
""只有这样,共产党员才不愧是不怕牺牲个人一切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自觉战士.
"陈云同志并不否认一些个人利益有其合理性,属于正当要求,他只是要求我们,要着眼于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们现在吃点苦,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解放,大而言之,是为了全世界二十万万人民的解放.
我们为这样伟大的事业而奋斗,牺牲一点个人利益又算什么呢"他还举了一些实例,用我们身边一些处理个人问题比较好的人和事,来教育我们,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但是,他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特别是一些错误的东西,是毫不客气的.
他在讲课的时候,举过一些这样的例子.
比如,有的同志人生观下对头,参加革命是为了个人"做官";有的见钱眼开,不顾理想.
陈云同志说:"有些同志经不起困难的考验,甚至为了一点私利,便丢掉共产党员的党性.
""有些同志一看到钱就头昏眼花","有些人到边区来是为了做官,不是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为了自己而革命的.
"他认为,这是可卑的.
要求广大党员,要坚决抵制这种错误的东西.
在这个基础上,陈云同志还特别强调了要摆正个人与党的位置.
他结合发生在延安,发生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事情,一些活着的人的一些情况,来讲明了应该怎样处理好这个关系,应该怎样摆好个人与党的位置.
他指出,第一要对个人作出正确估计,绝不可以估计过高.
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共产党员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什么革命事业也做不成.
陈云同志说:"我们的功劳是从哪里来的头一件老百姓要革命.
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
如此而已,一点也不能骄傲.
""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点工作,做得不错,这个功劳怎么看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
可不可以把次序颠倒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
"他还针对一些党员做了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理论家等等,就洋洋得意,自恃可以特殊的情况,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党员做了这个家那个家,但首先他是共产党员.
"个个党员都分了工","分了工不能作为特殊化的依据.
""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是党内分工.
"陈云同志提出的第二条要求,就是绝对不能有点成绩就骄做,当时,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干部滋长了一股骄气.
陈云同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这样说:"什么是骄气就是骄做之气.
""骄做之气不是没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功劳,看到这一点就骄做起来了.
"陈云同志认为,这是不对的.
如果有了一点成绩,就骄做起来,就将无法摆正个人和党的位置.
他特别反对那种爱听别人说自己有功,爱听别人说自己好的做法.
他说:"我看到了有一种情形,就是有许多人喜欢人家说好,下喜欢人家说他坏.
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心居,有过必避.
有功的时候,他一定要居,有过的时候你批评他,他总是想很多道理来解释,其目的就是说明他没有过.
人家说功,他就舒服,说过就不舒服.
"他认为,这种不实事求是,喜欢抬高自己的做法,很容易把自己突出到一个不正确的位置上,实在要不得.
陈云同志提出来的第三条要求是,不要自以为是,要采取科学态度.
因为,搞自以为是那套,耍点小聪明,只能弄巧成拙,使个人和党的位置愈加不正.
陈云同志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的情况:有的医生不喜欢会诊,不希望别人治好自己治不好的病;有的人不希望别人说自己的短,而喜欢说别人的短.
"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什么东西作怪面子、地位.
请教别人是否丢脸并不丢脸.
世界上的事情,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十分复杂.
不认识或认错了,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要力求不错,不论医生或做别的工作的,特别是政治家,对不认识或认不清的事物要持慎重态度,这下会丢脸,轻率才会丢脸.
"他还针对有的同志爱搞点形式主义,爱摆个花架子的情况,进行了开导.
他认为.
这不是一件露脸的事,只会走向反面.
他曾经这样论述过:"老实人不丢脸,不老实怕丢脸,越会丢脸.
请教别人是否会降低自己的地位地位靠做好工作,下靠搞形式、摆架子.
搞形式或摆架子,统统靠下住,提高地位在于少犯或不犯错误.
"在这里,陈云同志教育我们,要摆正一个人和党的关系,不是不让提高个人的地位.
个人的地位是可以提高的,但不能高于党的位置.
而提高地位,要靠脚踏实地地去干,不能自以为是,更不能投机取巧,要老老实实,采取科学态度.
不认识的,我们要慎重对待,要虚心请教.
陈云同志在讲"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课时,十分注意联系实际,联系问题,使我们很受教育.
他还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同党性、党的组织性、党的纪律联系起来,引导我们思考,拓宽我们的思路.
他的看法是,当党员个人利益与组织决定发生矛盾时,党员十人利益违反党的纪律时,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不相一致时,坚决服从党的整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这才算得上纪律性好、组织性强,党性强.
而当不存在这些矛盾时,两者完全一致时,是很难反映出强不强或好不好间题的.
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证明了确实如此.
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成了我们判别党性强不强、组织性强不强.
纪律性好不好的一块试金石,也是我们判别人与事的是和非的方法之一.
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上,有的同志认为自己是这个"家"那个"家"了,可以特殊;有的同志认为,自己工作的行业、部门、地区,可以特殊;有的同志认为,自己是"老"了、当领导了,可以特殊.
这恰恰反映出他们的党性、组织性不强,纪律性差,必须予以纠正,如若容忍这种特殊化,党就不成其党,党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了,就将严重损害群众的根本利益.
通过这些教育,使我切实懂得了应该如何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时刻鞭策自己认真遵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也知道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绝不是一句空话,不能光在嘴上说,重要的是行动.
无论是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在工作、生活中的一切方面,都要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在党内生活中,还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时刻警惕不要搞特殊化,增强党性锻炼.
在个人利益问题上,下管和党的利益一致还是不一致,都要在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下,自觉遵守原则,服从党的整体利益.
要为群众工作陈云同志在讲述党的建设时,还十分注意结合党的工作中心,使党的建设工作紧紧贴在党的工作中心上,有的放矢.
当时,我们党的工作中心是开展群众运动.
各地方的工作也好,巩固党的工作也好,都要以此作为中心,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展开.
陈云同志讲党的建设课时,结合党的这一现实的中心工作,深入透彻他讲述了党的宗旨——为群众服务、为群众工作这一重要问题.
陈云同志首先强调指出,为群众工作,作为党的宗旨,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他说:"我们党的工作好坏,决定中国的命运.
共产党员是老百姓派你当代表干革命,老百姓要你领导他们求得解放.
我们有这个责任,不能搞坏,槁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得夫.
我们要兢兢业业,所有坏的东西,一切应丢的东西,统统丢掉,我们要在老百姓面前负起责任,如果不是这样,便没有尽到责任.
人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是否对人民负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
这个责任摆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他针对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已经执政的情况,要求执政党必须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在群众运动中建立党、巩固党、加强党的建设.
那时,陈云同志已经认识到了为群众工作与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有着渊源关系,要求我们必须为群众服好务.
他曾经说:"执政党脱离了群众,也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是没有生命力的.
"他特别强调党执政以后带来的某种危险性,要求更好地为群众工作,他说,"我们是执政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直接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
党员违反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不满.
所以一定要严格地要求我们党员干部经常倾听群众意见,有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情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
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
"对于各地方,情况虽然与陕甘宁边区有所不同.
但是,陈云同志认为,仍然要抓住为群众工作这一环,这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
1939年9月至12月,陈云同志在广泛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连续发表了三篇重要文章,来阐述为什么要加强和开展群众运动的道理,这三篇文章分别是:9月18日在党中央主办的党刊《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发表的《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11月3日在《共产党人》第二期上发表的《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12月10日发表的《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陈云同志在这几篇文章中,紧密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围绕党、政、军、群几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开展群众工作对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巩固党的组织的重大意义.
特别是《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论述了为什么地方工作中心是开展群众工作怎样发动群众是我们党指导各解放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当时,我们的八路军大踏步开往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敌后根据地,陈云同志针对这种客观情况指出:在华北各个根据地,要发动民众更广泛地在人力物力上援助军队,非依靠党在群众中的伟大组织工作不可.
而在尚未建立政权的游击区,在那里要坚持残酷的斗争,并使之变成根据地,其决定的条件,就在于群众工作的好坏.
因此,他要求华北各地方的党组织,要在建军建党建立群众团体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
他说:"要使抗战前进一步,要使党的工作前进一步,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是开展群众工作.
""华北已到了大规模开展群众运动的阶段","要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这个阶段完成后根据地就巩固起来了.
"陈云同志还针对我们敌后根据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发动群众、加强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他在《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中,曾这样分析过存在的问题:第一,从党的方面看,华北的党组织是新发展的,是大量迅速地发展起来的.
党员缺乏阶级教育,党内也混入了一些坏人.
支部是新成立的,工作经验不足,大多数支部还没有变成当地群众的核心,县委以下的干部,绝大部分是新的.
第二,从政权方面看,华北多数抗日根据地内乡村的政权还不是掌握在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员手里.
乡村政权未经改造,政府的进步法令及进步措施,下能完全实现,甚至彼歪曲.
有的县里地主把持乡政权,他们把各种负担都加在抗日军人家属及贫苦工农身上,还美其名曰"起模范作用".
第三,从军事方面看,华北处在艰苦抗战的环境中,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补充,而这些补充只能依靠民众,必须在民众运动方面进行最好的工作.
但是,今天大多数根据地内的群众工作,还差得很远.
第四,从民众团体看,在大多数区域,还仅仅是一些自上而下、由政府帮助组织的民众团体,发动群众的工作,或者根本没有做,或者做得非常不够,以至于群众认为这些团体只是为军队和政府服务的机构.
乡村的大多数民众团体,仅仅是"抄名册"的,没有涌现出著名的为广大群众真正拥护的群众领袖,没有成为抗日政府的支柱.
陈云同志通过对存在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众工作确是最薄弱的一环.
他认为,要使党、政、军、民、学各方面工作都能进步,都能发展,都能幢全,基本的环节就是开展群众工作.
如果不把这一环抓注,克服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的弱点,便无法坚持抗日根据地,无法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
因此,陈云同志向全党提出了要求.
"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斗争,把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
"这一要求实施以后,确实很见成效,确实起到了变薄弱的狭小的群众工作为真正广大的群众工作的作用.
事实上,开展群众工作乃是彻底改造乡村政权,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办法.
为了群众利益而斗争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就很容易去改造乡村政权,使之掌握到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乡长村长手里.
群众也会在斗争过程中体验到,自己的力量就在于团结和组织.
群众就会动起来,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
而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团体就有了基础,就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健全起来,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团体,群众领袖才会真正涌现出来,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才能提高,也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才易于使群众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不能分离的,完全一致的,使我们党的事业成为群众自己的事业,以保证军队的扩大、加强和物资充分供给,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
陈云同志认为,在加强党的建设时,必须强调为群众工作,这不是挂在嘴边的一句空话,也不是我们党的一时需要,而是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工作,以此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大计,长远大计.
因为,"为群众自己利益而斗争的群众运动真正开展起来了,就能鉴别谁是真正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谁是别有企图混入党内的坏人.
这样,清洗党内坏分子的工作才有客观的基础.
只有群众运动,才能给新党员和新干部以实际的阶级教育,单单书本上的教育是非常不够的.
我们的新党员和新干部缺乏群众工作经验的弱点是普遍存在的,他们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是很少的,但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在群众运动中锻炼和提高,""参加群众工作越久,他们的经验就赵丰富.
"他还要求各级党的组织,要把为群众工作落实到实际行动之中,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切身问题,改善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
他说:"我们是执政的党,我们在这里需要向群众要东西,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向我们要东西.
""假如忘记了他们还需要向我们要东西,这是不成的.
""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而却忘了群众也要向我们要很多东西.
""越是对群众的问题注意得多,解决得多,群众对抗战工作积极性就提得越高,我们的工作就容易进行.
"他还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
不论党、政,军、民众团体都应该把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做好.
""哪个地方改善了一些民众的生活,民众就起来了,就更加积极了.
"因此,主管组织工作的陈云同志坚决主张,各级党的支部要把解决群众切身问题,开展群众运动,列入支部工作的议事日程,经常抓.
他从巩固党的角度,阐述了这样做的重要意义.
他说,"历来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巩固的.
一切脱离群众的党支部,都是最不巩固的党支部.
所以,只有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着,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的核心的时候,那个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那个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
现在党内发生的各种弱点,不管是党组织方面的还是党的工作方面的,都是同脱离群众相联系的.
""地方党支部如果下关心群众生活,不为群众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痛痒干下顾,而要群众热烈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执行改善民众生活的方针,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也要"依靠群众自己起来奋斗".
各级党支部要深入到各阶层群众中去发动群众,经过群众讨论决定去实现减租减息的法令,实现今天可能实现和必须实现的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那么,党支部应该具体做些什么呢陈云同志指出:每个党支部要经常研究讨论什么是群众的切身问题,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还特别强调要向群众学习,要向群众了解,这是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根本方法.
他说.
"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寻找,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当时当地最适当的办法去解决群众切身问题.
""三十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
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
"陈云同志对党的支部作出部署以后,还十分注意抓督促检查,以使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确实落到实处.
他在同华北9个乡党支部的同志谈话和听取中央组织部巡视团汇报中了解到,大多数支部是下讨论群众切身问题的,他们经常性的工作是依照区委的"布置",发展几个党员,动员几个人当兵,要完成多少公粮和草鞋,而且一概是摊派.
还有一些支部,开会没有明确内容,甚至开会不知道该做什么.
有个支部的一个小组会,区委同志和支部书记都来参加了,没提任何要讨论的问题,就要求党员发言,到会的党员不知说什么好,互相推倭,结果公推了一个平常会说话的党员首先发言.
这个同志就说,我下会说话,不知说得对不对.
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同志要缴党费,这是为了惦记党.
党费是每月三个大子儿,没有大子儿,缴鸡子儿也行,小米也行.
这位同志的发言,打破了沉闷的空气,于是第二个同志也讲起了一定要缴党费的话,第三十党员依旧是缴党费那一套.
区委同志和支部书记一言不发,小组会就此散会.
陈云同志对他们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回去后应该怎样去做.
他对我们谈了这件事.
他说:"大家一定以为支部没有什么可谈还不是那样.
""事实上这里问题很多.
"他批评了那个只谈缴党费的会,说,"这样的会议如果多开几次,恐怕谁也不愿再来了.
完全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区委、支部和小组,一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是非常危险的.
"他还告诉我们,那些地方没有造成热烈的群众运动,他们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至于群众要些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
所以,他要求我们要深入下去检查工作,检查支部工作,看看他们是怎样为群众工作的.
他在谈话中,对群众工作做得很好的支部,及时肯定表扬,还总结了他们的经验:晋察冀边区有一个好支部,这个村上已经动员51人去当八路军和外出参加救亡工作,占了全村人口的13%.
救国公粮公债完成得很好.
减租已经实行,有了低利借贷所,减息已实现.
妇女也发动了,有了妇女自卫军.
为什么这个支部工作做得这么好基本原因就是支部密切联系群众、抓紧解决群众切身问题,这个支部十次支部会议中有六次是讨论群众切身的问题.
他说:"这一模范例子,已经足够证明我们所有支部都应该怎样做工作.
"陈云同志之所以对党支部如何抓群众工作提出这么多的要求,是基于他对党支部在开展群众工作所处重要地位的认识.
在他看来,发动群众的中心一环是做好行政村的工作,而做好行政村的工作,关键在村的党支部.
因此,要建立一个纯洁的,健全的、得力的党支部,使之真正成为乡村一级组织的核心,成为完成一切任务的领导力量.
有了这样的党支部,就可以领导党员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就可以领导各个群众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各项工作,开展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向各种坏分子和不良倾向做斗争,领导群众更好地完成党和政府部署的各项任务.
陈云同志关于要力群众工作,怎样为群众工作的论述,是把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中心紧紧结合在一起,抓住了党的建设工作的根本.
教育我们不仅要依靠群众,更要为群众谋利益.
这和毛泽东等中央老一辈领导同志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
这些论述,对我们党的建设至关重要,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为群众工作,我们就难于扎根群众之中,就将一事无成.
过去,我们靠着关心群众生活,减轻群众负担,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我们党一起并肩与敌人作斗争,使我们的部队和政权有了牢固的群众基础,我们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今天,陈云同志的这些论述依然适用.
我们处在建设有中152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
而社会主义建设的已有成就,使我们已更具为群众工作的条件,具有了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解决他们切身利益的物质条件.
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需要,寻找解决涉及群众利益问题的最佳方法.
这样,我们就能实现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团结起更多的群众,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
第七章维护党的纪律正确的纪律观陈云同志在延安抓党的建设时,很注意抓党的纪律工作.
他在讲党的建设课时,多次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讲授党的纪律的知识,从理论上阐述党的纪律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阐明纪律对于我们执行党的路线的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我们党内没有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有关党的纪律方面的工作,是由中央党务委员会负责的.
当时,中央党务委员会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解决党籍问题,一是管党纪处分.
因此,还不能说中央党务委员会就等于今天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说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业务已大大扩展了,这是当时中央党务委员会所不能及的.
由于中央党务委员会在党的纪律工作方面只是侧重管纪律处分,所以,党的组织部门就自然地承担了一部分有关党的纪律的工作.
后来,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党务委员会的人员多数都下在了,中央就作出了中央党务委员会的工作由中央组织部代行代管的决定.
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时.
中央作出这个决定以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就挂靠我们中央组织部了.
具体讲,就挂靠在中央组织部的干部科.
我记得当时中央党务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人员只有四人,即,陈伯村、胡其谦、韩文潮和李正兴.
负责人是陈伯村同志.
这样一来,中央组织部工作中抓党的纪律的成分就加大了.
陈云同志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就经常要直接过问党的纪律工作.
他很重视这个实践的机会,并把从实践中得出来的体会收获,同关于党的纪律的理论结合起来,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运用到他讲授的党的建设课里,不但向学员阐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还指出了应该怎样去遵守纪律.
他多次在讲课时和论述党的建设时,要求广大党员树立正确的纪律观,要正确认识党的纪律的作用.
他认为,党的纪律是我们党战斗的重要武器,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
1939年5月30日,陈云同志发表了题力《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
这篇文章从多方面讲述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既讲了党的性质,也讲到党的纪律,是对党员进行教育的好教材.
1941年,我们党掀起延安整风运动时,这篇文章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一些文章,共同组成了当时干部必读的整风学习文件,还被收入毛泽东同志主持编辑的重要文献《六大以来》.
陈云同志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总结了我们党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针对党的纪律问题,作出了论述.
他说:"十八年来的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
"十分精辟地点明了纪律的重要作用.
他还就纪律问题进行了如下分析:"我们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彻底解放,这不是容易的事.
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
只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的力量.
要保障我们党能有组织和统一,这就需要有严格的纪律,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说过:'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和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陈云同志看来,纪律是我们党不可缺少的重要武器.
运用这个武器,我们才能保证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保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否则,非但什么事情都干下成,还可能断送革命.
对于这种后果,这种严重性,他曾经多次谈及,1942年3月,他在出席中央文委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曾十分严肃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他说,"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
我们党是一支战斗的党,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
"正是由于纪律的这种重要作用,陈云同志要求,不能只把党的纪律挂在嘴边,也不能半真半假地遵守纪律,要全身心的真正遵守党的纪律.
他用很简炼的语言,概述了怎样去真正遵守纪律.
他说:"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
他认为.
"执行中央和上级决议,才算真正执行纪律.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陈云同志联系我们党的实际情况,做了说明.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会议经过充分而认真的讨论,集中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确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
这次全会,还根据王明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事实和张国焘在长征中分裂党及其以后的叛党事件,制定并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重申了党的纪律,特别强调了全党同志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陈云同志根据当时党内的情况,对真正遵守纪律进行了讲解.
他说,"为什么执行决议是遵守纪律的表现呢因为党所规定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无非是用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来作出党的决议,统一党的意志和行动.
这个决议、这种纪律就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赞成,而要在实际上去执行.
那么,为什么要'迅速确切'的执行呢因为要考验你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决议是拖延的敷衍的.
甚至故意歪曲的,还是真正忠实执行的,党决不允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
"陈云同志不仅自己树立了正确的纪律观,还到处去宣讲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发表文章,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阐明党的纪律,帮助广大党员树立正确纪律观,教会他们如何真正遵守纪律.
由于他对纪律工作抓得那么紧,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或许也正是由于他对党的纪律工作如此重视,使他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8年的12月,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这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上,重建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同志当选为第一书记.
真心遵守纪律陈云同志在抓党的纪律建设的时候,很强调突出真心实意.
他认为,作为共产党员,要爱护自己所在的党,为了党宁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包括自己的生命.
因此,要发自内心地去遵守党的纪律.
纪律是党"唯一的战斗武器".
真心遵守党的纪律,就必须"心口一致、言行一致".
陈云同志曾经指出:"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规定的.
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反党的纪律.
"他还说:"口头上说要遵守纪律并不难,我们要求的是会场上这样说,散了会私下里也这样说,不但这样说也这样做.
"事实上,说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是一句话,很容易,但要做到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在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面前,要做到完全一致,就更难了.
要真心遵守纪律,要做到心口一致、言行一致,不是也不能作为一句空话,挂在嘴边,而是要通过具体遵守纪律的实践去检验.
因此,陈云同志在要求广大党员真心遵守纪律的同时,特别要求他们付之于行动,要搞好具体遵守纪律的实践.
所谓具体遵守纪律,陈云同志说,"就是要在各种具体情况下遵守,"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说要服从真理.
服从革命,赞成的人一定很多的;要服从无产阶级、服从共产党,赞成的也不少,再说要服从党中央、服从毛主席,也比较容易,但是说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上级,就发生了困难.
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只能抽象地遵守纪律,不能具体地遵守纪律.
具体地服从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
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党就要垮台.
因为假如谁都觉得自己本领强,自己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谁都服从自己,丁服从别人,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一个真正自觉遵守纪律的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铁的纪律的模范.
""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陈云同志阐述了真心遵守纪律的做法,要求我们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在任何具体情况下,都要遵守党的纪律.
他在提出这种要求的同时,自己首先注意做到,成为执行党的纪律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我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
这种教育,不仅来自他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关于纪律的阐述,更是来自他模范执行党的纪律的实际行动.
1939年,在延安发生了一件影响下小的事件,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一事.
那时候,毛泽东同志已是我们党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由于毛泽东同志所处的领导地位,加上党内外对江青有着很多反映,导致这一婚姻问题成为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议题.
记得就在这一年春季的一天,当时的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同志,带着另外两个同志来到中央组织部,找陈云同志反映问题.
他们在陈云同志的窑洞里,谈了两个小时左右.
等他们走后,我曾问陈云同志,什么事情谈了这么久陈云同志说,他们反映部队很多干部都反对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
1978年7月,我在北京见到陈云同志时,问他还记得这件事吗他说还记得.
他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正是初春,天气还挺冷,他们都还穿着棉衣棉裤,围坐在火盆旁,一边烤着木炭火,一边交谈,听胡耀邦等三位同志反映问题.
陈云同志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当时的很多人的情况,有着比较多的了解.
由于工作性质决定,还容易听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反映.
他就是根据自己对江青的了解,根据党内军内广大干部的意愿,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提出了不同意毛泽东同志与江青结婚的意见.
但是,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多数同志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只是附有一个条件,就是结婚后,江青不得干预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就坚决服从中央书记处会议决议.
这反映出,陈云同志既坚持了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又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决议.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康生在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的问题上,起了极坏的作用.
康生妄图通过江青来影响毛主席,以达到他的一些个人目的.
康生用尽了心机,恰恰使他成为害党害国的千古罪人.
但是,江青并没有遵守中央议定的条件,不仅干预了毛主席的政治工作,而且还拉帮抓权想成为现代武则天,当上女皇.
她对陈云同志在延安时不同意她与毛泽东同志结婚一直怀恨在心.
因此,对陈云同志总是暗中使坏.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春风得意之时,仍不能忘记这份恨.
她伺机报复,把陈云同志整得很惨,如果不是顾及陈云同志长期在党内的威望,恐怕早就把他整死了.
"文化大革命"时,陈云同志被"疏散"到江西,不准带家属,拖着那多病的身体,被赶出了京城.
陈云同志的爱人于若木,也因在中南海贴出第一张揭发江青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由造反派押送湖北、湖南劳动改造,昼夜都有人看守.
当别人都从外地回来后,她才回到北京,在植物园监督劳动.
后陈云同志写信给北京市,说自己身体不好,需要于的照顾,于才被放回来.
必须无条件遵守陈云同志在遵守纪律问题上,自己带头模范执行.
同时,也要求全党都要无条件地遵守党的纪律.
他认为,这是我们党的纪律本身所要求的.
他多次告诉我们,党的纪律是铁一般的纪律,是统一和集中我们党的意志的保证,是必须无条件遵守的.
事实上,当时在延安,最重要的纪律就是强调"四个服从",也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这实际上是在党内用纪律的形式来调整个别党员在利益问题上同党的利益的不一致或者矛盾,对他们进行的一种约束,使他们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整体利益.
陈云同志针对这四个服从,就说过这样的话:"四个服从是一个不能少的.
这是我们党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他要求全体党员,无论是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还是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都必须是无条件的服从.
在他看来,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时候,党员们对这个道理容易理解,自然也比较容易做到服从;但如果决策是不正确的,或者说不完全正确的,就容易发生问题.
陈云同志认为,这个时候,"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同时应该按照党章规定的权利,提出建议,或保留自己的意见.
"他为了把这个道理讲透,还结合我们党的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例,做了很透彻的分析,使我们对必须无条件遵守党的纪律,有了更深的理解,在脑海里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他曾经说:"在革命成败紧急关头,对错误领导者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仍应遵循党章的规定,采取合法的手续(如遵义会议),对危害党的阴谋分子的斗争,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特殊的措施,但仍应采取党内斗争的原则(比如长征中对张国焘).
当然,叛党投敌者不在此限.
即使党员个人或下级组织意见正确,工作能力强,地位比较高,资格比较老,都不能作为不服从纪律的借口.
"陈云同志不仅重视阐述党的纪律必须无条件遵守,而且,很注意在党的纪律建设实践中抓必须无条件遵守的问题.
1939年,他紧紧抓住刘力功有条件遵守党的纪律的典型事例,进行了严肃处理.
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坚持团结、进步的方针,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吸引了一大批有识之士来到圣地延安.
当时,正是敌后根据地大发展时期,来到延安的青年人,在经过"热炒热卖"的短期训练以后,都纷纷争先恐后报名,要求到抗战前线去,要求去参加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人热斗争.
没被批准的,还要反复做思想工作.
这是一个很好的势头,是那时青年人思想状态的写真,也可以说,代表着那时青年人的朝向.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日本侵略军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对手是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这时,日本侵略军逐渐将其主力用于攻击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用于攻击我们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
日军当时"扫荡"的重点是华北地区,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两年中,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的"扫荡"就有100多次,使用兵力总计在50万人以上.
这时,敌后根据地的环境就变得很艰苦了.
个别党员开始下愿意到前线去了,不愿意去敌后根据地.
刘力功的事情,就发生在1939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典型.
刘力功那时是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党员,但是,这个人没有自知之明,非常自高自大.
在我们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毕业之后,党组织找他谈话,告诉他党决定分配他到基层去工作,去锻炼.
他却表示不同意,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老家去工作.
本来,作为一个党员,向组织上反映自己的意见或想法供组织上考虑,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刘力功却采取了一种威胁的态度,说如果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要退党.
党组织为了帮助教育他,曾先后同他谈了七八次话,陈云同志也亲自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
刘力功还是不干,坚持不去基层工作.
党组织考虑,马列学院是我们党培养高级人才的学校,不能接受刘力功这样的思想意识极端错误的人员;如果派他回老家去,只是满足了他个人家庭观念,与当地的工作非但没有多大帮助,反而会有害.
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他的无理要求.
最后,党组织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决定派刘力功到华北敌后根据地去做基层工作,并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党的纪律.
这时,刘力功提出了条件.
他说,一定要让他到华北去,就要到上层机关工作,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去工作.
陈云同志听后很生气,把刘力功找来,对他说:"你非要到上层工作,就在延安山头开荒去吧!
"陈云同志还警告他说,如果你要坚持不服从分配,党组织就要处分你,甚至开除你.
中央党务委员会根据刘力功仍然不服从组织决定的事实,从维护党的纪律出发,进行了研究.
认为刘力功的行为违反了党纪,本人又拒不接受组织上和同志们的批评教育,不愿改正错误,应该坚决开除他的党籍.
中央党务委员会将这个议案提交到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上,又经过部务会议讨论,作出了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决定,并决定公布全党.
陈云同志认为,刘力功的问题带有典型性质,既是个人利益第一,不愿到艰苦环境去,又是要求有条件遵守党的纪律.
他紧紧抓住这个典型,组织全党讨论,进行一次活的党性党纪教育.
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刊载在1939年5月的党的刊物《解放》杂志上.
那时,党的刊物《解放》杂志都发放到各根据地去.
不能完全靠自觉陈云同志抓住刘力功的这个事例,到许多地方去宣讲党的纪律的严肃性,使广大党员对党的纪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但是,我们党为了维护党的纪律,对个别党员违反党纪的行为进行严肃的处理,其目的并不在于处理人,而是告诉每个党员,纪律是带有强制性的,必须自觉遵守,谁都不能搞什么讨价还价.
对于这一点,陈云同志是坚信不移的.
他曾在延安讲过这样话,"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
"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经过近二十年的斗争,已经成了一个成熟的党,广大党员对党忠诚,有高度的觉悟,因此,铁的纪律能够被有效的执行.
"然而,正确地估计党的主流,认识到绝大多数党员具备了有效地执行纪律的觉悟,绝不能作为放松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理由.
因为,铁的纪律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确实太重要了.
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把铁的纪律称之为"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内确有少数党员,对纪律与自由的矛盾统一关系,尚认识得不很清楚.
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抓紧对党员进行纪律教育,使他们能自觉自愿地按照党的纪律规范自己的行动.
陈云同志针对少数党员的含糊认识指出,纪律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
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的党,最讲自由的党.
坚定的革命者,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强调纪律并不妨碍党员和党组织应有的权利,他们在党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
在决议作出前,有争论的自由,在决议作出以后,有保留不同意见的自由,每个党员和党组织都有权上诉,直至中央.
但是,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党的决议.
同时,为了维护党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每个党组织都应自觉自愿地接受其他党员和上下周围组织的监督,诚恳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
在这里,陈云同志很辩证他讲述了党的纪律和个人自由的关系,讲明了每个党员、每个党的组织都应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不仅仅是在同党的决议一致时,就是自己的意见和党的决议下一致时,也必须服从遵守党的纪律.
你可以保留不同意见,也有权上诉,直至党中央.
但决议没有改变时,你必须在行动上服从和遵守党的决议.
你的实际行动,要接受党员、群众和党的组织的监督,不能完全凭靠个人的自觉.
记得在1942年,有几个同志不能自觉遵守组织决议,就受到了我们党铁的纪律的制裁.
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日本侵略者集中日、伪军反复"扫荡"我们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仅在华北地区,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到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
在同一地区有时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
在华中,日军则以苏中、苏南为重点,反复进行"清乡".
在日军空前残酷的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重大,部队减员较多.
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40万人左右.
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也缩小了,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
敌后可耕土地被大量毁坏,难以正常生产.
日军又大肆掠夺粮食和牲畜,造成严重饥荒,企图以破坏敌后根据地的经济来毁灭中国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
这时,敌后变得很残酷了.
在华北,八路军在晋东南的总部,让日军给端了窝,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不幸中弹殉国.
在东北,东北抗联被破坏得很厉害,地下党也损失惨重.
党中央为了加强东北抗日联军和地下党工作,要补派一些人到东北去开展群众工作,开辟东北敌占区.
这的确是一项十分光荣但又充满了危险的任务.
中央组织部在延安挑选了177位东北来的同志,准备派他们回东北去开辟工作.
本来,在此革命重要关头,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应是义不容辞地服从革命需要.
但在这时,由于敌后变得残酷了,又很艰苦,在延安的一些人,已不像抗战初期那样愿到前线去了.
中央组织部找的这177位同志中,除少数人表示服从党的分配接收工作外,大部分表示不愿意去.
他们以种种理由来推拖,有的说这次不去下次去,有的以家属有病不能去为由拖延时间.
经过做思想工作以后,仍有6个坚决不去的.
陈云同志找这6位同志谈了话,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组织的决定,对他们的错误态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认为他们用种种方式推诿拒绝,不仅是对工作讨价还价的错误,而且是一种政治上动摇.
并警告他们,党的决议不能完全凭自觉,还要靠强制执行.
最后,对于这6个坚持不去的同志,给予了处分.
将这6位同志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其中有一个给予撤销工作的严重处分.
其他多数同志以严肃态度接受了分配,是党员接受分配的模范.
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给以奖励,除在党表上登记外并在党内公布,中央组织部1942年10月2日还给每位同志写了一封表扬信.
尽管当时的形势急需干部,急需加强团结干部的工作,但是,陈云同志认为,对于党员、干部犯了错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不能不去批评帮助,不能不做思想工作,不能任他们的个人主义发展,更不能完全等着他们自觉,必须辅之以党的铁的纪律.
他要求,要以斗争去争取党内团结,要以纪律维护我们党的统一意志.
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爱护干部主要是政治上的爱护,干部犯了三分错误,你把他当成十分,这是不对的,但完全不批评纵容错误也不对.
如果犯了错误不处罚,这样就不能教育他,也不能教育同志.
"陈云同志就是这样,既要坚持团结、爱护干部,又要维护党的纪律,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搞好维护党纪原则的团结.
他实事求是地爱护干部,使用干部,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但对于干部所犯的错误,他也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进行斗争,维护党的纪律,刘力功要有条件地遵守纪律,陈云同志坚决不同意,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决定;那几个同志派到东北去,不服从组织决定,坚持不去,陈云同志严肃批评了这不正确的东西,也提出了给予处分.
这就是我们的陈云同志,他坚持了团结和纪律的辩证统一.
领导干部也不能特殊陈云同志在抓党的纪律的实践中,首先注意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也狠抓了我们干部队伍中的一些党员遵守纪律问题.
他既注意抓无条件遵守党的纪律,又强调了纪律的强制性,还特别重视防范高级领导干部破坏党的纪律.
一方面,他认为,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都应是平等的,不管你有多高的地位,多深的资历,都应遵守党的纪律,在党纪面前,只有遵纪者和不遵纪者,应"一视同仁".
另一方面,陈云同志认为,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是党内的领导同志,更应该带头遵守纪律,因为他们是否遵守纪律,对于广大党员能否严格遵守纪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高级领导干部能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就能在党内形成遵纪的好风气;如果我们的高级领导干部不能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就无法去抓广大党员遵守纪律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高级干部不但不带头遵守党的纪律,甚至去破坏党的纪律,那将带来极其恶劣的后果,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对于这一点,陈云同志始终保持着很清醒的认识.
他在1938年就强调指出:"党纪面前一视同仁",并提出领导干部必须是遵守纪律的模范.
以后,他又多次提出这一观点,强调人人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有"特殊"的人物和组织,并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做到.
陈云同志指出:"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
"他要求,"遵守纪律要从我做起.
"还提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应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
"1940年3月19日,陈云同志出席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大会,为该校第五期毕业生讲了话,他的讲话题目就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在这次讲话中,陈云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纪律的模范","特别防范高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如张国焘.
"他认为,"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
陈云同志一向是,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要做到.
在遵守党的纪律问题上,也是如此.
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他自己就首先做到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成为党内遵守纪律的模范.
同时,在抓党员干部遵守纪律的工作时,他坚持"一视同仁",谁违反党的纪律,就批评谁,就与这种违纪行为做斗争.
一般党员干部是如此,高级领导干部也不能特殊,就是地位高于他的其他中央领导有违反纪律的行为,他照样也要进行抵制与批评.
1941年,陈云同志就针对王明不守纪律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事情的缘起是王明不遵守中央关于学校毕业生分配的决定引起的.
当时,我们党从工作需要出发,从尊重知识着眼,在延安办了一大批大专院校.
由于这些院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央对延安的各院校毕业生的分配,作出了一个具体的规定.
按照这个规定,当时的综合性院校的毕业生分配,统由中央组织部统一分配到党的各方面工作岗位.
像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等,都是如此.
专科院校的毕业生分配,由中央分配一半,另一半由业务主管部门决定.
如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等,都属于专科院校,其毕业生由中央负责分配一半.
而归口中央分配的毕业生,由中央组织部安排.
30年代初,王明对中国革命犯有很大的罪过,他搞的那一套"左"的东西,使中国革命受尽损害.
但是,他到了延安后,从不认真反思.
相反,自恃是共产国际的候补书记,总自称自己是"一贯正确",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继续坚持教条主义路线.
在工作作风上,他飞扬跋扈,盛气凌人;自立门户,不守纪律.
王明当时兼任中国女子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是他的爱人孟庆树.
他一心要把中国女子大学办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拒不执行中央关于毕业生分配的决定.
别的一些院校,如青年干部学校、自然科学院,都是按照中央的决定,上交中央分配.
到了中国女子大学就特殊,就行不通.
王明向中央组织部要求,要把女大毕业生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分配权划归女大、中央妇委.
碰到这样蛮不讲理、拒不执行决定的中央领导人,陈云同志却照样坚持原则,对王明进行抵制和批评.
1941年2月14日,陈云同志写了一封信给王明.
信中规劝王明说:"彼此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
并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
他说:"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陈云同志以坚强的党性原则,抵制了王明的错误行为,成为当时对中央领导人不执行中央的决定也敢于进行监督的一个范例.
陈云同志在延安中央组织部时,大讲强化党的纪律建设,并付之实际行动中,通过大抓党的纪律建设工作,推动了我们党的基本建设.
他为建设一支严格遵守纪律的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我们今天从事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可以说,我们在目前所提倡的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源于陈云同志当时的"一视同仁",讲的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一定要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决定,谁也不能特殊.
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做到是很难的.
但是,从这些年党内的经验看,这真正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中的关键,必须强调和做好.
这样,才能推动党的纪律建设,才能建设一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党员队伍,建设一个强大的党.
第八章我眼中的部长最讲实事求是我1937年去延安,到1945年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地区工作,共在延安工作、生活了八年的时间,这其中有六年半左右是在中央组织部机关或组织系统工作.
1941年9月,中央组织部响应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率先对部机关人员和机构进行调整,成为当时中央机关中精兵简政的模范单位.
在这次调整中,我也离开了中央组织部机关,来到属中央西北局管辖的陕甘宁边区的富县.
但是,我虽然离开了中央组织部机关,和组织工作的缘份尚未净.
我在富具当了三年的县委组织部长,仍在组织系统工作.
在这六年半的日子里,我有幸接触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的陈云同志,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工作,使我从他的言传中学到许多东西,从他的身教中领悟到了许多道理.
这六年半,陈云同志在我心目中树立了一个十分高大的形象,他坚持组织工作为党的总路线服务,狠抓了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为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为培育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创造性地发挥组织工作的职能,使党的组织、党员和干部队伍都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一套组织工作规范化的规章制度,这些都对组织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那坚定的政治信念、敏锐的判断能力,高超的领导艺术,常常使我心醉,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所应具备的优点.
我作为他的秘书,就在他身边工作.
那时候不像今天这样的条件,工作生活都连接在一起,都在一间窑洞里.
我当时和李富春同志的秘书夏耘同住在一间窑洞,就在陈云同志住的窑洞的隔壁.
每天的接触中,我经常观察陈云同志.
我发现,陈云同志在工作、学习、生活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
陈云同志从新疆来到延安后,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利用延安有利时机写出的所有著作,也看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全部文电,他感觉到这其中贯穿了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买事求是,就是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
1938年9月,陈云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干部政策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是这样说的:"对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
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爱护人.
"1940年8月,陈云同志在领导中央组织部审查干部的工作时,亲笔起草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审查干部的总结.
这篇总结报告,被收入毛泽东同志主持编辑的整风文献《六大以来》.
陈云同志在这个总结报告中,十分鲜明地提出来一个观点,成为他的一句名言,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审查才是真正的严格".
应该说,陈云同志能提出"实事求是"的观点,是得益于毛泽东同志的那些著作,是从中获得了启发.
但是,也应当承认,这是陈云同志在学习以后提炼产生的.
就我今天所能看到的中央领导同志抗战时期的全部文稿,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提出"实事求是"的.
1942年,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党校题词时,写下了"实事求是".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顿三风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做了十分精辟的论述,现已为全党所熟知.
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务,'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他认为,我们应从实际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的向导,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为党的"七大"代表题词时,还写下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8个大字.
毫无疑问,在我们党内,实事求是总的倡导人是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总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
善于学习的陈云同志,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体会到有必要引起全党重视.
因此,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就更加重了实事求是的份量.
他曾把实事求是称为可抵百万军队的力量,他说:"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穷的力量.
"正是由于实事求是这么重要,他要求我们要重视它,将它运用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之中去,运用到党的事业中,这样可以产生巨大的好处.
他在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就说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要坚持原则,要实事求是.
"他还认为,只有实事求是找出毛病,才不会使我们失去信心.
1942年,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他就讲过这样的道理.
他说:"只要把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估计得客观具体,不夸大也不缩小,实事求是地把毛病找出来,我们及我们的士兵,都不会失掉信心.
"陈云同志把实事求是看得很重,毕生都在强调.
当时在延安是如此,建国以后一直到今天,他都一直在强调着.
建国以后,他就多次谈这一点.
有一次,他在总结我们党的经验教训时,曾说过:"我由此深刻体会到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
建国以来我们工作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原则.
"他有一个关于唯物论的著名论述,叫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这是在1960年七千人大会的一次小组会上他发言时讲的,与他讲的"全面比较反复"六个字辩证法是配套的,共同组成他学习哲学的深刻体会.
这些思想产生于延安时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但公开发表的时间是有距离的.
在这次会上,陈云同志阐述只唯实时说过,"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
"1977年,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刚刚获得"解放"的陈云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
文章中,他专门讲了毛主席从红军时代就反对本本主义,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按此原则指挥军事,从事领导工作.
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在纪念毛主席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搞好我们的工作.
在坚持实事求是中,陈三同志认为,关键在于弄清事实.
他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首先要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他还告诉我们:"要弄清事实并不容易.
"要求我们要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反对不从实际出发而主观臆断.
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些很有效的办法.
如,他主张:"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
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
"在这里,陈云同志不仅对实际工作中如何去实事求是做出了描述,而且,以量化的形式分析了弄清事实所占的比重,充分说明了弄清事实的关键作用.
陈云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证方法,是十分科学的,既有质上的论述,也有量上的分析.
就是在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这种科学性的论证.
正是由于陈云同志正确地认识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科学地看待了如何去实事求是,所以,他在实际工作中,十分注意把握好每个环节.
一方面,特别重视搞好情况的了解,做到尽可能充分、尽可能详细;另一方面,决不放松如何去"求",充分做好百分之十的决策工作.
他坚信,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决策.
在延安时间,他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反对工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和马列主义词句吓唬人,反对王明"言必称希腊"、不研究中国历史和国际国内现状的教条主义作风,十分注重只唯实,注重在实际工作中搞好调查研究.
他很注意同从敌后根据地、大后方及敌占区来的同志谈话,从中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掌握各种信息动态,还专门请一些乡党支部书记来谈基层的情况.
他所了解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面也很宽,他还派出中央组织部的组织工作巡视团,去根据地搞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他们带回的情况汇报.
通过这样一些形式,陈云同志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
他为我们党的组织工作制定了许多方针政策,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
同时,在决定政策方面,他也不放松.
他认为,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策,并不是说可以草率从事,还要进行交换意见、上下比较、反复考虑.
他说过,"过去我们犯了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一点就是看问题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
"因此,他很注意互相交换意见,上下左右进行比较,主张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下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
正是由于陈云同志重视实事求是,既抓住弄清事实这个关键,也不放松"求"字,在花费很多精力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交换、比较、反复这样一个决定政策的过程,使决策符合于现实,使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有很好的效果.
这些,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都已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他重视实事求是,注意从实际中去探寻研究规律性的东西,用来指寻我们的工作.
而这正是实事求是的真谛之所在.
始终言行一致我在陈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愉快地工作了好几年.
我观察到陈云同志的第二十特点,就是言行一致.
凡是他说过的,他就一定会去做;凡是他要求我们做的,他总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后来,由于党的需要,我的工作有过一些变动,在祖国的东北、西南奔波了几十年,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风雨雨.
但是,我同陈云同志的缘份未净.
在这几十年里,有时能见到陈云同志,亲耳聆听他的教导,最后,依旧走到了一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担任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我又恰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工作,担任研究室主任,再次接受他的直接领导.
在这几十年中,我不仅证明了当初的观察是对的,陈云同志的确具有言行一致的特点;我还证明了一点,这就是,他的这个特点是始终如一的,当初有,现在依然具有.
陈云同志对"言行一致",一向是看得很重的.
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言行一致,不能口是心非,做一套说另一套.
他甚至把在会议上说一套,会下却说另一套,或者做另一套,视为违反了我们党铁的纪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他要求,说的和做的要完全一致,不能含糊,没做的不要说,说了的就必须做.
其实,在一件事情或几件事情上,要做到言行一致,并算不上很难.
在我们党内,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是言行一致的.
只有机会主义分子和一些投机者例外,他们出尔反尔,说一套做一套,是很不一致的.
但是,一个人要做到一辈子事事坚持言行一致,一贯言行一致,就不那么容易了,甚至是很难的.
有的人一生当中绝大多数是言行一致的,在某一时期就不一致了;有的人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在某些方面就不太一致;还有些人,说都说到了,但某些时候就没有那么去做.
依我看,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
在言行一致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你地位高,你是领导,就允许免试,就肯定你做得好,而是完全要看你的实际行动.
我认识陈云同志已经50多年了,除了佩服他水平高、作风好,是个好领导、好师长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佩服他说的和做的一致,没做的不说,说了的就做,从不含糊.
起码在我认识的50多年里,他坚持了一贯言行一致.
只要是他说过的,他就会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30年代末期,陈云同志在延安白纸写黑字,写下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当时他针对我们党在延安已经执政的事实,指出:执政党,地位不一样了,要求也不同了,更应该领导群众搞好建设.
在不执政闹革命时,要是做错了一点事情,损失小;执政了,情况就不一样了,出了问题损失就会很大.
因此,他要求全党,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他提出来以后,自己就首先一贯坚持.
几十年来,他的政治生活中有着十分坎坷的经历,但他从不改变自己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原则.
他不同意搞什么大跃进,挨了批判,三年自然灾害中毛主席想念陈云同志时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七千人大会后他又出来收拾残局.
他坚持"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出来后,经济局面收拾好了,又坐了"冷板凳".
他依旧"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面对现实.
几上几下,他从不改变自己的言行一致.
陈三同志在言行一致问题上,最大的好处是说了就带头做到.
在延安时期,他组织了中央组织部的干部理论学习,要求我们,特别是部里的领导干部要好好学习基本理论.
他自己首先带头学好,成为中央组织部干部理论学习能坚持五年的关键.
他认真读书,抓住一点一滴的时间,一有空就看书,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在学哲学时,他除了认真钻研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外,还学了《资本论》、《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马列主义经典原著,并看了不少参考书、如李达的《新社会学大纲》、日本河上肇的哲学著作等.
学习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就虚心向理论界同志请教.
他还带头做好笔记,按时参加讨论,从不请假迟到,这些都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有道是:听其言观其行,我们从陈云同志的言行中,发现是完全一致.
他说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很重要,就真心去学,决不是挂在嘴边上的话,这就自然会感染我们.
陈云同志说了就做,并不是局限在学习这一项上,而是贯穿于整个工作之中,贯穿于他的历史生涯.
例如,在他讲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时,曾有句名言,叫做:"实事求是的审查才是真正的严格.
"这是他在总结中央组织部审查干部工作时提出来的.
而他在领导这项工作,恰恰就是这样做的.
那时,大批人才涌向延安.
鱼龙混杂,需要有一个审查.
在战争年代里,要像今天这样去了解一个干部的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们要调查了解一个干部,可以运用各种方式,随时都可以派人前往全国各地.
这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那时,全国被分成几大区域,如敌占区、国统区、根据地等.
而根据地大都分散在敌后,被分割成若干块.
这样,我们审查了解干部,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大城市,为敌军所占,我们无法去调查.
同时,要求各地党组织提供一些材料来,也很困难.
一般从大后方来一队人马,只有一张总表,别的就没有了.
要求地方党组织提供一大堆材料来,是很不现实的.
陈云同志亲自领导审查干部这项工作,他在尊重这种客观现实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个办法,就是先安排学习或工作,从他的表现中慢慢了解,尽可能在根据地解决.
这并不是说过去就不了解了,而是只能尽可能了解.
一方面,要从所提供的一同来延安的证明人中了解情况.
如果能找到证明人,可以通过证明人反映情况,证明没什么可怀疑的,就让他工作,在工作中再了解.
总之,坚持一条从实际出发的路子,不扣帽子,不凭主观想像去追、去查,先尽可能安排工作,从工作的表现中来审查了解干部.
陈云同志说要实事求是,就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他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运用到审查干部这么大的事情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做出的结论,至今还都能站稳脚跟.
但是,陈云同志的这些做法,后来遭到康生等人的反对.
硬说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干部的问题上右了,使特务钻到了我们共产党内.
他在延安搞了一个"抢救运动",否定了陈云同志审查干部的做法.
凭主观想像去审查干部,不实事求是,搞"左"的一套,搞逼供信,伤害了一大批的干部,特别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同志,把我们的干部队伍搞乱了.
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光有正确的言论是不行的,只有将正确的言论和正确的行动一致起来,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一贯不搞特殊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期,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我们中央组织部的部长.
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对自己也毫不例外.
在他看来,大家都是共产党员,都应当严格要求,谁也不能特殊.
这就是他的又一个明显特点:一贯不搞特殊.
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和一般战士干部一样,穿着打扮都是公家发的衣裤和鞋,很朴素.
和大家一样,普普通通的.
在我们部里,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和李富春同志是吃小灶的.
但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大家的每月津贴费,都相差不大.
在延安,一般干部每月津贴费2元,最高的中央领导,像毛泽东同志那样的领导,也无非只有5元.
所以,所谓吃小灶,并好不到哪里去,无非是能吃上大米,这就是最大的优待了.
陈云同志的小灶,每顿饭有两小碟菜,油水很少,就是这样,他还曾叫我去检查不要超过标准.
后来,打败日本以后,陈云同志到了东北哈尔滨.
那时,我也到了东北工作.
东北的条件,比我们在延安时是好多了.
但陈云同志依旧很注意,不准超标准.
记得有一次,因为他生病了,食堂为他多做了一个菜,他见到以后,硬是给端了回去.
从此,再也没人敢不按规定随意给陈云同志加个菜了.
他不仅在吃穿上很简朴,屋里的摆设也非常简朴.
那时,条件很艰苦,不像今天有办公的地方,还有宿舍,分作两摊.
陈云同志这样的中央领导,开始也就在一间窑洞里办公和住宿,甚至在结婚以后有一段日子,仍只有这样一间窑洞.
后来,考虑宴在不方便,陈云同志才答应了换一个套间窑洞,外间作为他办公的场所,里间作为他同爱人的"卧室".
在他办公的窑洞里,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木椅子、一个旧的帆布躺椅,还有一个旧的木头书架和一个冬天烤木炭火的火盆.
虽然摆设简朴,东西很少,他却使用得很充分.
办公桌上文件的摆放,都有一定的位置顺序.
哪些故在桌面上,哪些放在抽屉里,都有一定之规.
而在桌面上放的文件,也都是一叠一叠的分类堆,哪些是急办的,哪些是预备提交部务会议讨论的,都有各自的位置.
我去给他送文件时,都按这种规律摆放,有时我放错了,他会马上纠正过来.
书架上的书,大都是马列主义原著、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一些理论参考书籍,堆得满满的,但细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也都是按一定位置摆放的.
中央组织部从中央党校礼堂后山上搬到杨家岭时,陈云同志还特别关照过我,屋内的几件家俱照旧摆放,书和文件的位置,千万不要搞乱了秩序.
后来我才明白,这些小事能反映出他心中有数,办起事来,效率就会高.
陈云同志从衣食住行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着眼,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在工作中就更不含糊.
他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不光是管中央组织部,还要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研究全党的一些工作,是很忙的.
那时,延安的工作节奏比较快,作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大都兼有其他部门的领导职务,所以,中央书记处经常是在晚上开会,一般都是后半夜才散会,有时甚至要开到天亮.
陈云同志身体不好,能坚持正常工作应说已很不错了.
但他要求我们全力做好工作,自己也从不特殊;要求我们搞好学习讨论,自己也从不缺席.
从书记处开会回来,不管多晚,第二天照旧按时上班,或者出席部机关的学习讨论会.
我记得有几次,会议一直开到天蒙蒙亮.
他回来后,擦了把脸,就来到讨论会现场,大家都劝他去休息一会儿,他却坚持参加讨论会,照常启发大家讨论.
那个时候,中央组织部是很紧张艰苦的.
白天要工作、要上山劳动,晚上还要在油灯下面学习.
当然,最难的就是陈云同志,他除了这三项,还要加上去中央书记处开会,真够难为他的.
由于他上不了山,大家都劝他算了.
他认为不能特殊,上不了山,但劳动还是应当参加的.
所以,我们都上山劳动时,他并没有闲着,就在我们中央组织部坡下的菜园子里干活;我们要上山干四五个小时,他也在菜园子里干整整半天.
经过了一两年的生产,我们中央组织部的粮食完成了任务,菜也自给了.
大家都承认,在这里面,陈云同志所付出的艰辛,比我们要大得多.
他却不这样看,只认为自己是干了自己能做的事,尽了自己的力量.
他总是这样的,凡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又能够做到的,就一定要亲自动手,从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特殊.
他在延安时,1938年至1942年期间,发表文章19篇,1942年至1945年,又发表6篇,共计25篇,都是自己动手写的,从不找别人代笔.
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是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内容,大都言简意赅、提纲挈领、朴实严谨、逻辑性强.
他还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中央组织部的党训班等处讲授党的建设课,讲稿或提纲也都是亲自起草.
他讲课时,常常引起哄堂大笑,学员们反映他讲的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引人深思.
当组织工作需要新的方针时,他也不是授意部里同志代笔,仍然坚持能自己做的就自己来做.
1938年,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就是陈云同志动笔起草出来的,后经毛主席修改,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后,以中央的名义发下去的.
陈云同志在坚持自己动手的基础上,要求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要养成自己动手的习惯,不要老想依赖他人.
记得在1939年12月20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曾召开过一次大会,庆祝斯大林同志60寿辰.
大会主席台上一边坐着两个速记员,另一边坐着两个文字记录人员.
我就是其中一个文字记录人员.
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对斯大林同志在苏联建国初期,特别是卫国战争中的功绩,大加称赞;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大加赞扬,号召进一步学习苏联.
大会后,还出版了一本庆祝文集.
就在这次大会之前,我看陈云同志实在太忙,就主动为他写了一篇庆祝斯大林同志60寿辰的文章.
其实,我没干过这样的事,只是抄书抄报,写出的文章比较平庸.
陈云同志看到我写的文章后,对我说:这样不行.
一方面,他认为我没写过这样的文章,只抄书抄报不行,要有自己的看法、思想才对.
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样不符合他要求坚持自己动手的原则.
于是,他在教我应当如何写这类文章之后,还是坚持自己来准备这个讲话稿.
他写了一个提纲,就拿着这个提纲,在大会上发了言.
用自己的语言来讲大道理,通俗易懂,大家很满意.
他在讲到十月革命成功、苏联人民生活好,没有剥削的道理时,是这样讲的:苏联主要是发展了生产力,生产发展了,生活就改善了.
生产发展了,物资才能丰富,吃的穿的才能改善.
我们延安现在生产不发展,生活有困难,穿的是土布.
苏联穿"洋布"衣服领子经常是白白的,还上过浆,蛮挺括的.
他谆谆教育我们,生活往好学容易学,不费劲.
我们生产发展了,物资丰富了,也同样可以穿有挺括领子的白白净净的衬衣.
这事情好办,不必下功夫,问题是生产发展不发展.
东西多了,往好处学容易.
说到这里,他用手把自己土布衣服的领子,也拉了一下,说:我们一样可以穿白白净净衬衣.
全场哄堂大笑,大家在笑声中却在回味着这句话的份量.
5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住陈云同志在庆祝讲话中的主题,这就是:纪念斯大林要打败侵略者,要努力发展中国的生产力.
也清清楚楚地记得住他亲自动手写提纲,用自己语言讲话的那些具体情景.
陈云同志还十分注意处理好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绝不因为自己是部长,自己的家庭就可以特殊一点.
他是1938年春天在延安结的婚.
夫人名叫于若木,原是北平女一中的学生,是该校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骨干.
婚后,他们之间的感情很好,两人相敬如宾,说起话来都是轻声细语,和和气气的.
我从没听到他们大声地说话,更不要说是争吵了.
当时,于若木在延安的马列学院学习,每星期六下午才回来,星期天下午就又要返校了.
她回来时,主要是帮助陈云同志搞点家务劳动,料理一下陈云同志的生活.
但他们之间的谈话,从不涉及到中央组织部的工作.
陈云同志自己不会说,于若木也从来不管陈云同志工作方面的问题.
当于若木在家时,如遇到有人来汇报工作或谈问题,她总是回避开.
一开始,陈云同志只有一间窑洞时,她就躲到外面去.
大家实在不忍心这样,才动员陈云同志搬到一套间窑洞里.
即使这佯,她也不听不陪,躲到里问窑洞去干自己的事.
只有傅连暲医生来给陈云同志看病,才是一个例外,她才会在场.
那时,延安中央机关的干部也都参加些业余活动,球类活动有:篮球、排球和乒乓球等.
我们中央组织部也有自己的球队,参加一些各机关之间的比赛.
李富春同志就担任我们排球队的队长.
打二排中间的位置(那时是九人排球).
我们球队的水平不行,同中国女子大学的女学员打都打不过,只是为了活跃生活.
但是,当时最广泛参加的还是散步这项活动.
一般吃过晚饭后,大家都下山去走一走,到延河边上散散步,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陈云同志的身体是不可能参加比较剧烈的球类运动的,只能散散步,这是他的主要运动项目.
到了星期六的晚饭以后,于若木总会陪着陈云同志出来散散步,有时和机关干部相遇,如谈一般性事情,她在旁边从不插嘴,如涉及问题大一些,她就躲到一边去了,根本不听.
无论是陈云同志,还是于若木同志,都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他们都反对在这方面有任何的特殊,几十年来,他们是一贯如此,很好地处理了夫妻、家庭和工作的关系.
管理财经出色陈云同志在延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是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为我们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同时,我们所认识的陈云同志,其才能是多方面的,并不局限于党的建设这一个方面,在管理财经方面,同样也是十分出色的.
关于这一点,不仅我是这样看,在全党也是有口皆碑.
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极端团难的严重局面.
国民党坚持执行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
他们不但发动了反共高潮,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还动用50万军队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和一些敌后根据地,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
陕甘宁边区内在断绝外扳的情况下,开支大,发行过猛,引起物价飞涨.
1942年比1941年上涨了3倍多,1943年又上涨了20倍多.
边币如此迅猛的贬值速度是十分惊人的,直接影响着边区财政经济的稳定,带来的后果是人心慌慌,群众拿着边币总想赶快买东西.
这对于当时正在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无疑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1944年3月,在中央苏区时曾经负责管理军需生产的陈云同志中止了在枣园的养病,离开了工作七年的中央组织部,调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领导西北财经工作.
记得当时,不少同志得知陈云同志这一调动情况时,都表示不理解,认为: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干得好好的,怎么又调了呢还有一些同志在为陈云同志担心.
但是,一年后,当看到陈云同志此番走马上任后的所作所为,看到他在管理财经工作中展示出来的卓越才能,以及看到那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大家折服了,由衷地说:陈云同志真是把辩证法都用活了.
这发自内心的称赞,丝毫没有一点夸张的因素,确是事实的写照.
1941年,陕甘宁边区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和号召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359旅在王震同志的率领下,陆续开进南泥湾实行屯垦.
经过两年多的奋战,把"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改造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八路军其他部队还在槐树庄、大风川、葫芦河等地实行屯垦,也都取得了好成绩.
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也投入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的农业、牧业和商业有了迅速发展,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明显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一伟大创举,对于保存自己,抵御国民党军队闹摩擦,坚持长期抗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同志,深知已经取得的成果是来之不易的,他决不能允许这些成果付之东流.
他潜心研究了边区货币贬值的原因,进行了大量调查,提出了几条措施,以扭转财经状况.
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贺龙同志,很尊重陈云同志的意见,支持陈云同志的工作,保证了这些措施的实施.
陈云同志认为,要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首先要靠发展生产,其次要尽可能地把边区生产的一些东西运出去,使进出口达到平衡.
与此同时,要减少票子的发行量,搞好节约.
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总体思路下抓财经治理的.
在发展生产上,他要求继续贯彻党中央关于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正确方针,建立好大小家务,努力实现"耕三余一".
既要组织好群众大生产运动,增加粮食棉花产量,又要组织部队、机关、学校继续搞好生产,实现自给或大部分自给,减轻人民负担.
本来,在陕甘宁和晋绥边区,机关、部队和学校共有5万人左右,在国民党反动派闹摩擦一再犯我边区时增加了一些部队,达到10万人.
边区150万人要养活10万人,又是在那片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是不可想像的事.
但是,边区的各部队、机关、学校大家动手,投入大生产运动,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出现了.
就以1944年为例,到10月已完成10万石细粮,一些部队、机关、学校做到了粮食、被服、经费部分自给;有些已完全自给;359旅不但完全自给还向政府交了公粮,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1945年,部队在全军大练乒的情况下,还自给了8个月以上的粮食.
人们不敢相信的是,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军队,不吃公粮还生产自给交公粮,这是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
与此同时,边区还制订了农贷政策、奖励移民政策、变工政策等,来组织群众搞好生产.
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1944年边区农民增产细粮十几万石,加上部队、机关、学校生产的,共计20多万石,有了余粮.
这一年,还收棉花300万斤,可织成150万匹布.
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
记得那时我已在富县工作,富县有条芥子河,河对面驻扎着国民党军队,两边互相看得见,吹号吹哨大声喊叫都听得见.
冬天来了,我们的359旅的战士们早已穿上新棉衣在上操上课,而河对面的国民党军队士兵还没有棉衣,披着毯子在碉堡墙根晒太阳.
到了夜里,连长还要把他们的裤子统一收藏起来,以防他们跑掉.
这可真是两个地区两种命运两重天啊!
陈云同志强调要抓生产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的就生产抓生产,他考虑的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发展边区的经济.
因此,他很注意了解来自生产第一线的情况,了解有否对群众生活改善的问题.
记得在1945年的春天,我已调到延属地委工作,曾去西北财经办事处去看陈云同志.
那时,陈云同志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的秘书是朱劭天同志,是我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同学,同在一个党小组共过事.
经我这个老同学请示后,我来到了陈云同志住的那间平房.
看上去,陈云同志的身体状况比三年前好一些,我心里很高兴.
他一边让我上下来,一边就迫不急待地询问我下边的情况.
我简单地汇报了离开中央组织部三年的情况,更多他讲了我在下边接触到的抓生产的情况.
我对陈云同志说,我们富县县委集中了主要精力抓生产,推广了植棉经验,棉布已可以自给,粮食.
被服自给有余,实现了"耕二余一".
延属县级机关大部分都能做到粮食自给,小部分自给一多半.
群众都在搞大生产运动,党政干部也都下乡帮助农民订生产计划.
边区总的情况是,热火朝天地开荒增产粮食.
由于生产增加了,物价又比较稳定,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
群众有了余粮心里很高兴,今年春节时,处处都在喜气洋洋闹秧歌.
陈云同志听到这些,十分高兴.
地面带笑容地告诉我说,我们就是要多关心群众的生活.
陈云同志问过生产方面的情况,还问及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下乡后的表现.
我也如实地向陈云同志介绍了情况,并谈了我的一些体会.
说着说着,我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抽了起来.
陈云同志看到后说,你原来是不抽烟的,怎么也学会抽烟了我说:在乡下时常熬夜,和群众一道抽,我就学会了.
他听后笑了,说:还是不抽好.
但他还是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简装"大前门"烟给我.
我连声说,这可是好烟啊!
我把我所知道情况都告诉陈云同志后,就拿着那盒"大前门"告辞了,并在朱劭天同志家中吃了顿饭.
通过那次谈话,我牢牢地记往了一条真理,这就是:我们发展生产的目的,不是生产本身,而是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边区经济状况的好转.
当然,陈云同志所要求的发展生产,并不仅仅是粮食生产一项,而是指经济这个整体,包含有工业品等.
他要求在粮食自给的同时,还要争取工业品自给.
因此,他还着手抓了边区的公营、私营和台营工业的发展,使一些工业品从"无"发展到了"有".
可以想像,在那时的战争环境下,我们发展工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但是,由于积极地抓了这件事,我们在争取工业品自给上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能够生产出许多工业日用品,如:香烟、毛巾、袜子、火柴、生铁、肥皂、纸张、食盐、瓷器、化学产品等.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日用品,加上棉花等经济作物的增产,一年我们可减少进口300亿元,大大地增强了边区的经济实力.
在抗战环境和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好成绩,是难能可贵的.
边区当时生产出来的日用品,在其品位和质量上,虽然无法与今天的产品相比.
可是,毕竟从无走向了有,并且逐步在提高.
这是准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边区生产的香烟,略带甜味,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我临去东北时带了一条"大生产"牌香烟,每天早、中、晚饭后各抽一支,陪伴我到了张家口.
边区生产的纸张,我们称之为马兰纸,是一种野生植物马兰草制成的.
开始颜色黑有点硬,以后颜色变浅了,也软和了,《解放日报》每天一大版就是用的这种纸.
肥皂也是一样从粗到精,开始发黑去污性能差,以后颜色变浅,去污性能也好了.
造纸和生产肥皂用的碱都是从碱土中熬出来的,随着碱的水平不断提高,纸和肥皂的质量也就提高了.
边区还能生产火柴、毛巾、袜子等产品,销路都不错.
总之,许多东西从低级到高级,都是自己干出来的,使得国民党的干封锁万封锁在我们的自力更生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无济干事.
不但没有冻死、饿死我们,还逼出来一个"丰衣足食".
凡1940年至1941年在延安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那时每两年发一套棉衣,没有棉花就用羊毛代替,结果羊毛呆不往,都从棉衣棉裤的缝里下滑,使棉衣棉裤成了夹衣夹裤.
1945年,我们从延安赴东北时,每人一套新里新面新棉花的"三新"棉衣,大家穿起来觉得轻轻快快,暖暖和和.
考虑到所要通过的几个解放区、敌占区市制都不同,每人在走时还发了十块现大洋,以供不时之需.
就从这件小事上,也足以看出边区经济的发展局面了.
按照陈云同志的思路,靠生产、经济的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还要积极组织出口,尽可能把边区的东西运出去,换回边区所需要的东西,使进出口趋于平衡.
而要做到这点,就要发展边区的内部贸易,实行进口管理和出口保护.
那时,边区最缺的是布匹和棉花,唯一能往外运送的东西就是盐.
它主要出自于陕甘宁边区所辖的一个分区,叫做三边分区,就是今天陕西天然气进京管道的始点.
陈云同志就主要抓盐的出口工作.
这可不是一件易事,边区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运输工具,路途又是那么遥运.
在千里山区运盐,我们主要依靠老百姓的毛驴.
为此,陈云同志花费了很大气力,先是搞好群众的发动工作,动员群众参与这项工作,后发现群众因毛驴不堪重负死了许多而意见很大,就及时进行研究,改收运盐代金,解决了长途运盐的困难.
历尽了辛苦,我们终于用边区的盐换回了布匹,换回了棉花.
这不仅对于满足军需和群众生活需要,也对整体缓解边区财经困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陈云同志还要求金融部门少发票子,解决困难要靠发展生产,不能靠发票子.
他主张对金融秩序进行整顿,却不是搞"一刀切",强调金融部门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要通过发放农贷、轻工业贷款来支持农业、轻工业的发展.
他在边区的一个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曾经这样说过,市场对于票子有一定容量,票子发多了,生产东西少,票子必然贬值.
用一满杯水和几块木头做例子,把本块放到水中,水就会溢出来.
原来票子在市场中保持一定的平衡,你多加了票子,打破了旧的平衡,水溢出来又达到新平衡,但水跑了,票子不值钱了.
他从经济和票子辩证关系讲述边币贬值原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
为了防止金融部门在大发票子之后又大大减少边币发行,影响生产的发展,陈云同志要求金融部门随着生产发展,还是要发行一定数量的票子,贷款给工业,投资工业支持农业.
这样做的结果是,生产发展了,税收增多了,票子也回笼了,财政就好办多了.
1942年票子发行增加近4倍,物价上涨近4倍,1943年比1942年发行票子增加了13倍,物价上涨近20倍,1944年比1943年只增加了两倍,1944年下半年物价就趋于稳定.
循其规律,终于把物价这匹烈马驯服了.
陈云同志还从当时多种货币并存的情况出发.
要求边币对国民党的法币维持一定比例.
因此,从1944年开始就维持2:1,即两元边币兑一元法币.
这种定比价的做法,对于当时的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做到了这些,应该说已使边区财经状况困难得以基本解决.
陈云同志却不这样认为,他主张在生产发展了的时候还要厉行节约,以保证边区经济的良性循环.
因此,他要求财政部门要精打精算,"钱要用在刀口上,不用在刀背上".
据此,他提出了一个"财政方针",这就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保证需要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
在财政支出上,首先要保证粮食不缺,伙食费不缺.
其次,被服布要节约,重冬轻夏,收旧换新.
再次,停止装璜,保证办公和文化娱乐.
在开支项目上,伙食草料最重要,衣服次之.
有了钱要多发油盐,使大家吃得好,病就少;伙食好,意见就少.
否则,一天三顿饭,顿顿有意见,怎么得了.
他告诫财政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来,要有责任心,有当"掌柜"的态度,会精打细算.
要本着对革命负责,该给的就给,不该给的坚决不给.
不能要什么就给什么,那样的话,工作会很被动的.
因为,"要求是无止境的,你放得宽,人家要得多,来得勤.
"认真品味陈云同志的这番话,道理是很深刻的,就是今天重温一下,它也不仅是财政后勤部门应该注意的问题,还是全党在改革发展中应该注意的.
陈云同志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了一年半左右.
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方针,创造了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治理方法,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为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得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后来,陈云同志在总结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组织人撰写了一本关于边区财政经济建设问题的小册子.
文章的一部分,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后,以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发表了,被收入了《毛泽东选集》.
同时,陈云同志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也展示了他管理财经方面的卓越才能,成为他终生领导党的财经工作的良好开端.
1945年至1948年,他在东北局任副书记时就分管财经工作.
在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使东北财经工作在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中起到了显著作用.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陈云同志出任军管会主任.
一次,我曾到设在大和旅馆的沈阳市军管会去看望他.
他告诉我,北京就要解放了,周恩来同志将出任政务院总理,希望他能去协助分管财经工作.
他考虑到全国解放后,财经工作是重头工作,摊子大,有许多新问题,对此很感兴趣,表示了愿意去北京协助总理工作.
现在,中央已经决定调他进京.
就这样,陈云同志出任了政务院的副总理,主管财经工作.
这一切,充分说明了我们的老部长无论是在党的建设方面,还是在党的财经工作方面,都有着出色的成绩,卓越的才能,极高的造诣.
热情关心他人陈云同志在严格要求方面,总是先考虑自己,对自己要求很严,为我们做出榜样;在关心体贴方面,他正好调了过来,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热情关心别的同志,远远胜过关心自己.
他的这种思维特点,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陈云同志的身体状况,是很不好的.
他过去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
1933年,白区呆不下去了,只好撤到中央苏区.
后又参加了红军的长征,在艰苦的环境里积劳成疾,心脏方面也有问题,整个身体十分虚弱.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身体就如同哈尔滨的木炭汽车,还缺了一个轮子,经常要抛锚,只能是维持.
多少年来,他就拖着这副身体,坚持着为党工作,面对着时有起伏的各种境遇的考验.
同时,他在承认自己身体不好的基础上,认识自己的身体,注意适应身体的规律,来调整自我,加上于若木同志的精心照顾,硬是挺了过来.
大家都认为,于若木同志的精心护理,对陈云同志的身体长期建康具有着决定性作用.
陈云同志对自己的身体不好,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心.
在延安时期,他更多地是关心党交给的工作,关心中央组织部能否使组织工作为党的总路线服好务,关心其他在延安患病的老同志的健康状况.
那时,在延安的中央医院、拐峁军医院都住着一些患病的老同志,如关向应、王观澜等.
陈云同志时常抽空去看望他们,询问他们的病情,要他们安心养病.
有时,他抽不开身,就派我们去看望,回来时必须向他汇报情况.
他对我们的汇报,问得很细致,可以从中体会到他那种关心之切的情感.
1940年3月,陈云同志告诉我,陈郁和师哲两位同志随恩来、弼时同志回国了,要我陪他们去中央机关和延安市看看,了解一下延安机关和社会生活.
并说,周恩来同志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把陈郁同志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调回莫斯科随他一起回国的.
陈是中央委员、老海员工人,领导过省港大罢工,是当地群众领袖.
陈云同志还嘱咐我,对这样长期受迫害的老同志接待要热情,我订了个小计划,十天内我陪同他俩走访杨家岭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宣部、中组部、王家坪、女大、马列学院、解放日报社和印刷厂、边区政府和新市场等单位.
事前联系好,到时由一位负责同志做个介绍,在该单位看看转转.
他们听了介绍,见到这么多机关和干部,很高兴.
但陈郁因长期下放做工,王明五年不给转党的关系.
在工厂没人可以说话,更没有中国人可以说中国话,所以中国话说起来很不利落,让人听不懂.
陈云同志又查问了一次他们走访情况,我说参观单位很热情,他俩比较激动.
从接待这两位老同志的事情上,我深深感到陈云同志对长期受迫害的老同志,真是赤诚的关怀.
陈云同志不仅关心那些久病住院的同志,而且很关心因突发事件致伤的同志.
有一次,周恩来同志摔了胳膊,可把陈云同志急坏了.
我记得,那是发生在1939年7月10日傍晚的事情.
周恩来同志骑马从中央党校回家时马受惊了,把恩来同志摔了下来,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骨折.
事情就发生在中央组织部山下不远的地方,离我们机关很近.
那时,我们机关的大门设在山下,传达室就靠着山岗,有两间房子.
一间是通讯班住着,一间是会客室.
所谓会客室,就有一个木头板似的台面,还有几条凳子.
供会客坐的.
那天,周恩来同志摔倒在山下,陈云同志闻讯,让马上抬到会客室,并派人骑马前去中央医院接医生.
他自己就赶紧跑下山来,亲自指挥抢救.
我们也都跟着下来了.
大家将周恩来同志抬到会客室,让他在桌面上躺着,等着医生的到来.
那个等医生的滋味是真不好受,大家急得团团转.
我看到陈云同志那凝重的神态,知道他心里很焦急.
但是,大家都没有很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劲儿给中央医院打电话,问医生出来没有.
那时,延安没有更多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靠马.
印度援华的医疗团体曾送给我们一辆救护车,这是延安唯一的汽车.
这个车不经常用,要临时发动是很困难的,只有靠马去接医生了.
医生终于赶到了.
有印度援华医生,也有中央医院医生,陈云同志的脸色随着医生到来,有所好转.
这时,周恩来同志胳膊摔坏了,脱衣服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医生只好将周恩来同志从外面穿回来的西服,用剪子剪开,立刻进行检查.
这件被剪开的西服,以后送给他干女儿谌曼丽,谌将衣服缝好穿在身上,还是蛮好的.
经过检查,确定脑和内脏都没有问题,就上了药,并告诉我们,现在不要动,明天早晨抬到中央医院来进一步治疗;晚上要有情况,随时通知我们.
陈云同志听后,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这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钟,快十二点了.
到了这时,我们才敢劝他回去休息.
我们说,你回去休息吧.
你的身体也不好,不能这样熬着.
周副主席只是胳膊摔了,其他的方面,如心脏等都没有出血,没什么大问题,明天送到医院就好了,他答应了.
但在临走时,又嘱咐我们几个青年人,要轮流值班照料,大家分头休息一会儿.
有了情况通知医院,也要及时通知他.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陈云同志又出现到现场,他只睡了一会儿,就又下来了.
他看到情况还比较好,没什么恶化,感到十分快慰.
后来,中央医院的医生也赶到了,在医生的陪同下,将周恩来同志送往中央医院.
陈云同志一直目送他们远去,直到看不见的时候,他才上山去工作.
这以后,他仍十分惦记着周恩来同志,经常打听治疗的进展情况.
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医院住了些日子,1939年8月27日就被送往苏联去治疗.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体会到,陈云同志是十分关心周恩来同志的健康的.
我更看到,他关心别的同志,胜过关心自己.
1940年2月,周恩来同志从苏联治疗臂伤回国,1940年3月5日到延安,同行的有任弼时、蔡畅、邓颖超、陈郁、陈宗英、师哲、日本的冈野进和一位印尼同志.
3月26日,延安各界召开群众大会欢迎周恩来等同志一行,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王稼祥、博古、李富春、邓发等参加了大会,到会有几千人.
我坐在头排边上看得非常清楚.
大会由张闻天同志主持,张闻天同志致欢迎词后,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讲了话,蔡畅和邓颖超同志也讲了话.
他们都讲到了形势,特别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看法:①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成功的;②中共的领袖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是他和他的亲密战友刘、周、朱.
希望大家按照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中央领导下,夺取最后胜利.
我清清楚楚记得,当蔡大姐讲到共产国际说毛、刘、周、朱是中共领袖时,会场上爆发了长时间鼓掌欢呼,表示了人民对领袖的爱戴,也反映了人民对工明的憎恨不满,宣布了王明"正确路线"的破产.
陈云同志热情关心他人,并不是只关心他人的身体好坏,而是全面地关心他人.
既关心他人的身体好坏,更关心他人的政治生命.
他自己的一生中,有着很多的坎坷,从不去辩解申明,但对他人受到冤枉,他会为此去申张正义,鸣报不平.
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刚获得了"解放"的陈云同志,还没有什么工作.
这时,他被获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他在辽宁小组有这样一个发言,讲要给邓小平同志平反,要给所谓61人叛徒集团平反,在全党引起震动.
其实,所谓61人的问题,大概发生在1936年,陈云同志当时并不在国内.
但是,他到延安以后,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对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了解.
特别是1945年,我们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陈云同志负责审查"七大"代表资格的工作,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了解.
当时,薄一波等61位同志,被国民党关了起来,抗战前夕,刘少奇同志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把这61位同志营救出来,他提议做个假手续,让他们出来,为党工作.
刘少奇同志给毛泽东同志、党中央的信,是经过原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同志从天津带到延安,交给洛甫同志转毛泽东同志的.
后来,刘少奇同志自己到延安,又直接向毛泽东同志做了汇报.
经党中央研究,同意了刘少奇同志的意见.
党的"七大"时,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这61位同志能下能当代表.
陈云同志经过了解,把刘少奇同志怎么提出,王林怎么带去带回他的信,中央怎么同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怎么讲的,都弄得清清楚楚.
最后作出结论,说明这个问题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没有什么问题,更不是这61位同志有什么变节行为,完全可以当选为"七大"的代表.
但是,谁曾想到,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问题被再次翻出,把这些同志整得非常厉害.
陈云同志虽然清楚,可人家不信他那一套.
王林同志曾是西北局书记,也被抓了起来,说王林说瞎话,说假话,这个关键人物的发言,也不起作用了.
于是,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案件,就搞得没完没了了.
陈云同志"解放"以后,不顾自己尚无工作的遭遇,首先就要主持公道,为这些同志说话,挽救他们的政治生命.
他们十分感谢陈云同志,薄一波同志就几次谈及这个问题.
在陈云同志的力主下,党内很多同志都支持这一动议,终于使这个冤案获得平反,挽救了一大批同志,更树立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而对陈云同志来说,能够尽快挽救他人的政治生命,推翻那些不实之词,比解决自己的工作问题更重要.
他有过痛苦的经历,深知政治生命对一个共产党员的重要意义,他总能将心比心,把解决他入关心的问题放在前面,他对他人的关心之情,永远胜于自己.
第九章几次难忘的教诲自觉遵守纪律的第一课我认识陈云同志已经有50多年了,在这50多年里,他给予了我许多的帮助和教育,对我的一生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记得,他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
事情发生在1938年5月.
那时,我从抗大四期一大队调到四大队,任九队副指导员.
谁知到校政治部干部科报到时,被留了下来,分配我去了解应届学员的政治思想情况,以供即将开始的毕业分配参考,但不久,干部科科长李志民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要一个秘书,我们推荐了你,你就到中央组织部报到去吧.
接到这个通知的第二天,我就前往中央组织部报到.
我去中央组织部时,部机关还在延安城里,就在西山一个小四合院内办公.
到了那里一看,这个小四合院座落在半山上,当中有三孔窑洞,两边有两间平房,后头是食堂和厨房,在小四合院后面,还有一个下到三层楼高的小山,上有几孔窑洞,也是属于中央组织部的.
当时,我先到干部科去报到,干部科就在小四合院里办公,科长王鹤寿同志接待了我,他看看我带来的抗大政治部写的介绍信,然后对我说,你就上去吧,这是事先约好的时间,由陈云同志跟你谈.
并告诉我,山上的第一孔窑侗,就是陈云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
按照鹤寿同志的指点,我来到了后山上的窑洞前.
陈云同志所在的窑侗,门前站厂一个哨兵.
这窑侗是土窑侗,门口用石头镶嵌了一圈,是镶边的.
我按照延安的规矩,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就听里面有人很亲切他说:好啊!
来吧.
我迈进窑洞时,陈云同志正在看我到延安后填写的自传和表格.
看上去,他中等身材,和我身高差不多,外表上显得很文静,大约30多岁,但很瘦弱,脸色黄黄的,明显营养不足.
屋内一个简陋的小办公桌,一把帆布的躺椅,一个木椅子,还有一个旧书架.
陈云同志就坐在躺椅上,看我进来以后,就请我坐在木椅子上.
这时,我心里很紧张,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同中央领导同志坐得这么近,面对面地谈话.
"你就是刘家栋啊"他放下手头看的材料问道.
我规规矩矩地回答,"是的.
"他又问道,"你在哪儿上的学"我说:"我在北平,上的是燕京大学.
"陈云同志看见我很紧张,就笑了,专门找了一个话题来问我.
他说:"你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对吗"听到这样的话题,我的话就多了,就热闹一些了,紧张感开始减弱了.
我就讲述了我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过和体会,眼里也有了光彩.
搞了几年的学生运动,道理天天讲,术语也知道,话就多一些了.
他好像很高兴地听着我讲的情况,还问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
我当时并不明白他的意思,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利用这个时机,了解情况,穿插着搞点调查研究.
等我讲完以后,他开始问我的家庭情况怎么样.
我就如实他讲了我的家庭成员情况,我说:我有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我父亲是北平京师大学堂的肄业生,现在河南焦作煤矿公司工作,我母亲、弟弟同他在一起,我的姐姐现在北平教中学,是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
后来知道她是党员,1931年到1934年曾任中共北平市委文委委员.
他又问到:"你在抗大干什么"我说,"我原在三期三大队学习政治,又到四期一大队学军事.
本来派我到四期四大队当副指导员,没有去成,被留在干部科了.
""你身体情况怎么样"他很关心地问我.
我回答说:"身体还可以,到了边区精神特别好.
"最后,他又问我什么时候入的党.
我告诉他说,我本是1936年6月入的党,后来把党的关系丢了.
跟我一起来延安的方正同志,是我们的领导,是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委员,他暑假回河南老家没交关系,芦沟桥抗战爆发回不了北平,把我们的关系给丢了.
后来,我在抗大学习时,于1938年2月重新入了党.
他听完以后,点了点头,又沉思了片刻,开始询问我的意见,"怎么样,我们准备把你调来,到我这儿工作,另外,我兼中央青委书记,还需要有个人经常到中央青委联系联系,找你来,过几个月再来一个人,他可以多跑些中央青委.
你看你有什么意见"我马上就表示自己没有什么意见,愿意好好学习,做好这项工作.
我觉得,陈云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文质彬彬的,很尊重人,说话挺客气,像与你唠家常似的,平易近人,不像有的老红军那样直来直去,有时生硬得叫你无法接受.
他听到我的表态以后,说:"那就这样吧,你去找王鹤寿他们说说,可以给你办手续了.
然后,你就可以搬来了.
"这样,我就调到中央组织部来了,当了陈云同志的秘书,那时,搬家是很简单的事情,背包一打,挎包一挎,就来了,没有更多的东西.
我就住在陈云同志的窑洞旁边的一个窑洞里,同李富春同志的秘书同住在一起.
到了机关没几天,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一些波动.
一方面,当时的青年人都想到前方去工作,这是一个大的朝向,我当然也不例外.
从内心讲,很想去前线.
尤其是,看到我过去在北平的同学和在抗大的同学都奔赴前方去了,我很羡慕,也想去.
另一方面,到中央组织部前,我在抗大学习生活了半年,已经适应了那种紧张的生活节奏,到了机关反而不适应了.
抗大的生活单纯紧张.
每天闻号即起,迅速集合,按时出操上课,参加训练.
吃饭都有时间规定,紧张而有规律.
我是党支部的组织委员,组织活动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如,开党支部会、党小组会,研究组织发展,我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个别谈话等,都是在午睡、吃饭后和熄灯后进行.
确实很忙,可心情却是非常愉快,很喜欢这种紧张的生活.
到了机关以后,一时尚不适应机关的工作节奏,同时,我又感觉到,在这里工作,责任是很重的,很怕完不成任务.
出于这些考虑,我就向陈云同志提出了调动要求.
我说,怕工作做不好,是否可以调动一下我的工作.
陈云同志听后一楞,就说:"为什么刚来就要求走呢好吧!
你回去想一个礼拜再说.
"他的这个答复,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我原以为,他会很严厉地批评我一通,或者会做些说服工作,万万没有想到,只是叫我自己去"想一想",而且完全是用商量的口吻说出,这使我感到既突然又亲切.
陈云同志的话虽不多,却使我发热的头脑清醒了许多,从他那里回来后,我对这个问题冷静理智地反复想了两三天,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不对的.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服从组织决定,努力做好工作,不应该看到人家上前线了,就一定也要上前线,至于说工作环境不适应的问题,可以慢慢适应,想通了以后,我就去找陈云同志汇报.
我说:"我想好了,不走了,就在这里好好工作.
没工作就提出来要走是不对的,是组织性不强的表现.
"陈云同志听后,哈哈大笑,然后对我说:"你能这样想,这就对了.
其实,在这里可以好好学习,学习条件比下边强,对你成长是很有利的.
"过了几天,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党训班上讲党的建设课.
我也跟随他去,在下面坐着听他讲课.
他就把我要求调动的经过说了说,以这个例子来讲对青年要做好思想工作,当个人与组织不一致时,能坚决执行组织的决定,这才叫组织性强.
服从组织决定要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要帮助青年,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启发他们自己来认识.
他讲这个实例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我也在笑.
虽然是挨了批评,但感觉到心里很亮堂,受到很大的教育.
这件事情虽过去50多年了,但当年所受的第一课教育,我仍然铭记在心.
事实也证明了陈云同志当时讲的确实是很对的,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那一段,对我提高很快,为我今后的一生,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在中央组织部时,主要工作是办理交办的事宜,收发信件,接待来访,还参加一部分地方工作科的工作.
我把一般来信来访的问题,及时摘要出来,向陈云同志汇报,送他批示;有的信件,他亲自看亲自批.
从他的这些批示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他找干部谈话、开小会,有时找我做记录;我还列席过地方工作科找来的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会,这样一来,我不仅学到了不少东西,也了解到许多情况,扩展了视野,增长了实际知识,自己的头脑这部机器也渐渐开动起来了,有时也能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建议,提高了完成交办事项的水平和能力.
我还参加了中央组织部机关的理论学习,工作之余和晚饭后,除到延河边上散散步,与同志们交流、谈心,向各科老同志学习以外,我觉得自己的学习机会很多,就见缝插针地努力学习,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验到陈云同志所悦的学习条件好的话,才感到在中央机关工作同样是紧张充实的.
而恰恰是在这紧张充实之中,为我打下了一个较好的理论根底,使我受益匪浅.
这可能就是我50多年来一直怀念这第一课教诲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临别前夕的宝贵赠言我在中央组织部机关踏踏实实地工作了三年多的时间,精神上很愉快,很充实,追求上进,积极工作,使自己取得很快地提高,被评为一名模范青年.
中央组织部的另一位模范青年是肖琏同志.
我们接受了毛主席授予的模范青年奖章.
1941年的秋天,中央决定精简机构下放干部.
中央组织部积极执行中央的决定,对原有的科室进行了大幅度的精简,只剩下了一个干部科和一个代管单位中央党务委员会;人员也从近60人减到13人.
精简的干部中,有5人被抽调到西北中央局去工作,3个任县委组织部长,2个留在西北局组织部.
就在这次调整中,我被抽调出来,到了西北局所属的富县,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开始直接参加党的基层实际工作.
这时的我,已经比三年前成熟多了,接到组织决定以后,就积极做好迎接新考验的各种准备.
尽管在三年多的生活中,我对中央组织部机关已有了很深的感情,已熟悉了这里的一切,但我不再犹豫,也不再担心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一门心思地考虑如何做好下一步的工作.
就在我临走的前夕,陈云同志来到了我注的窑洞.
他关心地问我准备得怎么样了,问我还需要些什么.
然后,他对我说:"你就要离开中央组织部机关了,在临行前,我们好好谈一谈吧.
"看着陈云同志,回想这几年的生活,我百感交集,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
我讲了那三年多的经历,讲了自己在哪些方面得到组织上和陈云同志的帮助教育,还讲到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做了自我检查.
陈云同志听后笑了,说我比三年前有了很大进步,人也成熟了一些.
同时,他要我辩证地看待自己,并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指出了我的缺点,希望我珍惜这次到基层锻炼的机会,好好在实际工作中学习.
说完这些,他停顿了一下,又向我提出了问题.
他说:"你看看你还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就尽管提出来吧.
"我考虑了一下,就对他说:"我没有更多的意见要说,但是,机关有很多干部对机关的某个干部的作风问题反映很大,我觉得有必要反映出来.
"我一五一十地将大家的反映和我的看法,都讲了出来.
他听了以后,没有表态.
15年以后,我在成都再次见到了陈云同志.
那时,他因反对冒进,正遭受不公正的批判.
而我作为重庆市委常委,建筑交通工作部部长,也正面临着所谓严重右倾的点名批判.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在成都金牛坝宾馆的一号楼,见到了陈云同志.
我先陪他一起看了事先安排好的电影《女篮五号》,然后,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在这一个多小时里,我们彼此都不谈自己在政治上的遭遇.
我是真心诚意地去看望他,没有说我可能被点名批判的事情;他也回避了已经开过的"南宁会议"和即将召开的"成都会议".
我们谈了许多生活琐事,更多的是谈及在延安中央组织部的生活.
在那次谈话里,我又重提起当时我反映的问题,问他情况怎么样.
他回答道:"你反映的情况是对的.
你讲的那个人的情况,我同意.
"15年了,他才表了态,可见他对一个干部的评价,确实是很慎重的.
他不把情况了解得十分清楚,绝不会轻易做出结论来.
这当然是后话了.
当时他却没有表态,只是陷入了一种沉思状态之中,我就没有继续说这件事,我觉得,我已经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将知道的情况,向党的领导人做出了汇报.
接下去,我谈了自己思想上另外想不通的问题,以及自己的疑惑.
我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党内还有这么多复杂的问题遇到这些事情该怎样去解决在谈这个问题时,我回顾了自己的认识过程,我记得,我是这样说的:我是在学生时代参加革命的,入了党,负责搞秘密工作.
虽然学生之间的关系很单纯,但按照党组织的规定,我们不能公开称"同志".
可是,在地下党组织内部是非常亲热的.
到了延安以后,都称同志,也是亲热的,但总感觉不像在外头,不像我们搞地下工作时那么亲热,党员之间的关系,也不如地下党时那么融洽.
过了两年以后,我对情况比较熟悉了,认识到这里党员太多了,同志也太多了,又都是公开的,不可能像地下党时那样的感情,大家考虑的是该做好自己的工作.
但是,依旧觉得党内人事关系复杂得很,有路线斗争,也有与教条主义的斗争,还有人事方面的斗争,特别是在组织部门工作,耳朵里听到的东家长、西家短的情况,又是那么多.
我很奇怪的是,党内为什么那么复杂呀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自己该怎么办对我提出来的问题,陈云同志做了耐心解释,阐明了他的观点,并开出了一剂该怎么对待的"良方".
他告诉我:党内出现复杂的问题,这并不奇怪.
我们党是生长在中国社会上的,社会上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也会反映到党内来,想不让这些问题反映进来,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端正认识,既承认现实,又不要害怕.
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麻烦,革命就好办.
其次,也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坚持党的原则.
你不管是什么情况,都要按照党的原则办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会适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复杂也就不复杂了,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你如果不能坚持党的原则,就会越搞越复杂,你就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陈云同志这番关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话,极富哲理,这就是他送给我的临别赠言.
我带着这宝贵的临别赠言,怀着一种十分满足又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我工作生活了三年多的地方,奔赶富县上任去了,50多年来,我遵照陈云同志的这个教诲,时时刻刻注意坚持党的原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个事实,证明了陈云同志当初的论述是十分正确的,也使我从中体会到这临别赠言的深刻含义.
或许在我坚持原则的过程中,会影响自己的一些个人利益,或许也会因此得罪一些小人,但为了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并将无怨无悔地长期坚持下去.
离开后的两封信我离开中央组织部机关后,在陕甘宁边区的富县当了三年的县委组织部部长.
这三年,对于我这样一个出了家门进校门.
出了校门就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锻炼,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增长了见闻,学到了一些在机关里学不到的实践知识.
同时,自己也感到一些问题不好解决,就先后给陈云同志写了三封信,反映这些问题.
当时,陈云同志曾对我们几个到基层锻炼的同志说过,到了下面,要多了解一些情况,搞好调查研究,有些了解到的情况,还可以向部里反映一下.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才给陈云同志写了三封信,反映情况.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让我把这三封信一字不漏地再写出来,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我所反映的几个具体问题,还是记得的.
它们是:一、地方干部每年最困难最繁重的任务是征粮,要占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搞征粮工作.
每年陕甘宁边区征粮20万石,负担相当重,大约要占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农民种的地都很薄,收入本来就少,交这么多公粮,都哇哇叫,骂得很厉害,抵触情绪也非常大.
因此,每年证粮任务一下来,县委就在县级机关来个总动员,组织县级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组成工作组分头到各区去催粮.
我到一个区里去组织征粮,发现层层都把数字落实下去,最后落实到各村.
把这个村生产多少粮食,需要多少公粮,都确定下来以后,就搞自报公议,这个会开起来很长,不凑够数字是不散会的,有些农民熬不住了,睡着了,把他弄醒继续开,实际上是搞民主摊派.
二、各区的干部除了忙征粮,还要忙自己的生产.
我到一个区委去,正赶上他们开会.
参加会议的同志,有的坐在炕上,有的坐在炕下,每人手里都有羊毛,都在捻线.
发言时,就停止捻线;发完言,再继续捻手里的线.
三、地方干部和驻军关系不够融洽,经常为住房、耕地等事扯皮.
本来,部队干部的文化水平高,地方干部文化水平低,同是县团一级干部,部队干部高出一截来.
但是,有的部队干部跟地方闹矛盾,欺负人.
我们同他们打交道很困难,真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
原来,我们县政府在过去的县衙门里办公,这是全县最好的地方,某旅来后作为旅部.
我们县委就在县政府的旁边,也被作为了该旅政治部的所在地.
县委和具政府也没有办法,只好搬出城,到山沟里去.
四、我们在延安时学的理论,许多在县里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感觉到用不上,只有陈云同志讲的党的建设课知识,对他们很有启发,在实际工作中也很有用处.
这四个问题,都是我在基层工作时遇到的突出问题,基层的反映十分强烈.
陈云同志看了以后,很重视我反映的问题.
他给我回了两封信,说已将我的信在部机关念过了,这说明我们派干部下去锻炼还是有作用的,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反映一些问题.
后来,在1942年《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文中,他说;"从中组部派给陕甘宁边区的几百个知识分子干部看,他们到了下边参加实际工作以后,确也能埋头苦干,不仅在工作中积极刻苦,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是有极大进步的.
他们的吃苦精神并不下于边区老干部,能与老干部团结,能接近群众,在群众中取得较好的信任.
"他还告诉我,已将我的信送给毛泽东同志阅过了.
他的两封回信,是用油光纸写的.
这在当时,是很好的纸张,一面是光面,一面是毛面.
他用钢笔在光滑的一面上,书写了回信,我很珍惜这两封信,一直保存着,就是奔赴东北去开展工作时,我依旧带着这两封信冲过敌人的封锁线.
我万万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时却会失去这两封信.
当时我不在家,我的家被人抄了,这两封信就在那次抄家中不见了,至今仍不晓得下落,太可惜了.
这两封信的内容,大体有这样三条:一、在延安学习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是启蒙教育,还是有用的.
这些知识,每一个参加革命的同志,都要学一学,对你的一生是有好处的.
但要想用好它,是不容易的,你必须学习它的精神,也就是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实践中反复运用,去认识事物的规律,去处理问题,久而久之,就可以有所体会,就一定会感觉到它真正起作用了.
不要因为你一下于用不上,就说这个完全不好,没有作用.
要反复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慢慢就行了.
二、部队和地方要努力搞好团结,处理好关系,双方要互相商量、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部队一方要做好拥政爱民的工作,发生矛盾时,应负主要责任;地方上也要特别尊重部队,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目前,敌后各根据地都很分散,是要考虑从组织上解决一个地区内党政军统一领导的问题.
三、地方工作的中心是搞好群众生产.
不能光顾机关生产,更不能以征粮为中心,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搞征粮工作.
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大国,不搞生产怎么能行抗战要养活军队,没有粮食怎么能行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只去征粮或光顾机关生产的理由.
你是搞机关生产,还是管群众生产你是光顾机关的自给自足,还是管群众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首先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要帮助他们搞好生产.
在信中,陈云同志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要我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对我启发很大,后来,我才知道,毛泽东同志在看完我的来信以后,对部队与地方关系不够融洽的问题非常重视,他请陈云同志研究一下一元化领导的问题,并牵头代中央起草一个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决定.
陈云同志给我回信的时候,正在考虑如何从组织上解决党政军统一领导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还在他的两篇文章里,提到了我在信中反映的内容,一个是在《组织起来》一文中,一个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面.
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只知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
"这是针对我在信中反映的实际情况说的.
我反映的是基层最大的任务是征收救国公粮,占用了百分九十的精力,毛主席把它反过来说,要求地方干部要用百分之几十的精力去关心救民私粮,而下是救国公粮.
他还要求,要帮助群众搞生产,帮助他们订计划,号召在边区组织变工队,你帮我,我帮你,把主要精力放在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上,真正解决"救民私粮"问题.
毛泽东同志不愧为我们党的伟大领袖,他十分善于从基层干部的反映和老百姓的抱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那时,农民由于证粮的负担大重,骂人骂得很厉害.
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打雷劈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农民就说,为什么打雷不把毛泽东劈死他从中发现了问题,并针对信中我反映的情况,提出了要关心群众的疾苦,不是光向群众去要,而是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解决群众的"救民私粮".
在他的主持之下,中央还采取了一个措施,将20万石公粮减至16万石,减少了五分之一.
后来,他又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使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有一篇著名的报告,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
在这个报告中,他针对我信中反映的问题指出:"在延安学了,到富具就用不上.
"本来.
在这后面,他还讲过这是"教条主义害人子弟"之类的话.
解放后,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把后面的话删掉了.
但是,前面那句话,在现在新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依然有.
这就是说,我当时关于在延安学的理论到下面用不上的反映,还是有结果的,引起党中央的重视,要求全党"改造我们的学习",紧密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
我给陈云同志写信反映的几个问题,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他不仅将我的信转给毛泽东同志看,促成了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且亲自研究我反映的问题,还给我回了两封信.
在他那两封信的字里行间,处处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使我从中领悟到,在遇到任何问题时,都应当把握辩证法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时,我反映这些问题的目的,本是为了解决问题.
我的确没有想到能直接引起中央的重视,能得到毛泽东同志和陈云同志的亲自处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同时,陈云同志还通过写信的形式,给我以深刻教诲,教会了我如何看待问题,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更是喜上加喜.
时隔50多年了,我还常常回味那时的喜悦心情,也还时常为那种幸福感而激动不已.
1978年7月1日在北京1978年,遭受了"文化大革命"前后许多痛苦磨难的我,当选力中共四川省委委员,从重庆调到了成都,担任起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主管文化工作.
就在这一年的6月底.
我来到了北京,参加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一次关于落实政策的座谈会.
会议期间,我想到了许多.
想到了自己在这场恶梦中的经历,有着满肚子的委屈;想到了我的老首长陈云同志,很想去看看他.
又是整整20年没有见到他了,我真想他呀!
想看看他,想听他说话,想为什么还不见他出来工作,……我终于按捺下住对他的那份想念之情,就利用会议的一天休息时间,去找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在北京的住所,过去我是去过的.
不过,那是50年代初期我还在鞍山工作时期的事了.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南长街38号,就在路东的一个大门里.
这天早上,我就离开了会议注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也就是今天的国谊宾馆,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南长街.
到了38号一看,是个大杂院,不是我要找的地方.
难道是号码记错了我不甘心地又去了28号、18号、8号,都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真有点不知所措了.
这时,我看到南长街路东一个大门口有卫兵站岗,就去找卫兵询问,请他帮助我找一下陈云同志.
卫兵听完就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出来了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干部,看上去像个连级干部.
他问我:你找陈云同志干什么我一听这口气,有希望了.
就连忙说:我叫刘家栋,过去在他那里工作过,我是他过去的秘书.
很多年没见了,这次是来北京开会,想去看看他.
我还说道:他的爱人叫于若木,你就间一下于若木就行,她就知道我.
这个干部听完以后,让我等一等,他就进去了.
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他又出来了,说,"你记错了,不是南长街,是北长街**号,就在北长街路东的大门里.
我们已经问过于若木同志了,你可以去了.
"说完以后,他还给我指了指应该怎么走.
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连声表示谢谢,就赶紧去找陈云同志了.
到了那里,警卫为我开了门,并把我带到一间屋子里,让我等等.
一会儿的功夫,陈云同志就出现了.
他一看到我就说:"哎哟,是你来了.
你怎么头发也白了"我回答道:"你想想看,多少年了嘛,头发怎么能不白呢"听到这话,他也笑了.
然后,他对我说:"你等我一会儿,现在还有两个老同志在那里,我们正在谈着呢.
一会儿我再来找你,咱们好好吹一吹吧.
"他走以后,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间屋子,于若木就进来了.
"哎呀,多少年不见了你还好吗"她开始同我聊了起来,问我这些年的情况,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陈云同志出来送客.
是一对老年夫妇,看模样是南方人,听口音好像是上海一带的.
陈云同志把他们送走以后,就来找我,让我去他的办公室.
我跟着他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定神一看,那屋子实在太简陋了.
1977年闹地震时盖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拆除,上面已经空了,但钢架还在屋内立着.
架子下面有一对破旧的小沙发,沙发的白布罩已经变成暗灰色,上面尽是破洞,看上去已经用了一二十年了.
一个不小的办公桌,桌面上只有一部旧的电话机,一个台历,一份文件都没有.
从这些摆设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工作,没有事干,还在"待命".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只能问间他的身体状况如何,他说:"还是以前那样,但比过去差了些.
"我问他:"你这样的身体,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怎样挺过来的"他依旧是过去那样的风格,只记得别人的情意,他告诉我:"我被'疏散'到江西时,军区的同志见我来了,知道我身体不好,给我安排到军区招待所,找了间房子住下来.
哎,你还不知道吧,还有暖气呢!
"在那种情况下,对他来说,有暖气已经是最幸福的事情了,这已完全可以想像他的遭遇了.
其实,在他去前周恩来总理已向江西打了招呼,要他们照顾陈云同志的身体,以免感冒犯病,要有间有暖气的房间.
那里大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是与陈云同志在南满一起工作过的,知道他去了,对他比较好,有一次,陈云同志去福州,韩先楚还把自己的专车借给陈云同志用.
他多次被抄家时,周总理虽不能阻止,但还是非常关心和保护,总理曾下令一个解放军战士看住一个学生,可以看材料,但一张纸也不能带走.
我又问他,"医生允许你谈多长时间"他的回答是一个半小时.
接着,他就开始关心我的情况.
开始询问我了.
面对我的老领导,我把我多年来的委屈,都倒了出来,我告诉陈云同志,在鞍山给了我一个错误的结论来到重庆后,又因谈了我个人的、现在看来是正确的看法,就给了我一个严重右倾,撤销了我重庆市委常委.
建交部部长之职,下放到了北碚钢铁厂.
在北碚钢铁厂,我又被以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我厂长及厂党委委员的职务,派我去当一名起重工,搞一些担担抬抬的重体力劳动,我每月的口粮定量达到48斤.
后来,我又被分配到水轮机厂任第八副厂长,协助管生活的副厂长管生活,半年以后担任了厂长.
我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每天半天工作,半天跟班劳动,早上6点半入厂,晚上11点多出来,还积极响应中央关于"最好学会一门生产技术"的号召,在厂线圈车间,拜一位八级电工师傅为师,开始学艺.
每周一个整天五个半天,学习了线圈下线技术,学会了一些简单操作和电工知识,经过应知应会考试,还获得了一级技工证书.
如果再迟半年调离水轮机厂的话,就可以考二级技工了.
一直很认真地听我诉说的陈云同志,这时也笑了,他说:"噢,原来你还是一个技工""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又倒霉了,又是挨批斗,又是劳动改造,一度连家都没有了.
一家人流浪在小学校教室课卓上睡觉,后来又被赶到学校的地下室,无处安身.
还被戴上了许多顶帽子.
说我是"二月逆流"中李富春在西南的总联络员,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说我在东北时就是高岗反党集团的骨干,是里通外国的"死老虎".
这样,我一直被关押到1972年,才得到"解放",准许工作,这时,陈云同志再次插话说,他说:"我当时就在东北,那一段的情况我清楚.
"当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鞍山给我的错误结论平了反,认为"与事实不符,应予撤销.
"对重庆两次撤销工作的处分,中央和省市委也都先后力我平了反,认为"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应予撤销.
"但是,这毕竟是后来的事情.
在当时,这些东西给我的思想上造成的压力,确实太大了,以至于使我带着看望多年不见的老首长的本意去,一见到陈云同志却倾吐了二十多年来积压在自己心底的委屈.
他很理解我的心情,知道只有让我把心中的苦、想说的话,全部倒出来,我才会舒服.
一个半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他很认真耐心地听我的诉说,只是插上有限的几句后.
每每回想到当时的情景,都总会为陈云同志慈样而又耐心地听我申诉感到温暖,深受教育,也总会力我在他身体不好、还没分配工作时去打扰他而深感内疚.
当我说该走了的时候,他说,不急,再谈谈吧.
又延长了二十多分钟.
这时,我的全部苦水倒完了,心里舒服了,整个身心也被他那宽广的胸怀、细心的体贴给暖和过来了.
我站了起来,说,"不能再打扰你了,我确实该走了.
"他看我真要走了,就不再留我,但他又十分关心地问我:"你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经济上钱够不够花"我很明白,他在担心我,怕我挨了那些整以后生活上还有问题,经济上还有困难,我连忙说:"够了,这些你不用操心.
平反以后补发了工资,大部分交了党费,但还有一些.
受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更没有问题.
"他仍不放心地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但是,以后来之前,要先打个电话来,约个时间,不要跑到街上乱闯乱问.
说着就从桌上的台历上撕下了当天的一页,在上面写下了桌上那部电话的号码:396267,然后交给我,我很郑重地接过了他递给我的台历页码,这才发现,原来今天是7月1日,是我们党的生日.
陈云同志送我走出了办公室,来到院子里面.
这时,警卫班的战士们正围成一圈,蹲在那里摘豆角,陈云同志就指着我,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第一任秘书,你们看,他的头发都白了.
"我至今也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对我头发白了有这么深刻的印象.
警卫战士为我打开了大门,我转过身来,告别了陈云同志.
在党的生日的这一天,我向陈云同志吐了苦水倒了冤枉,一身轻松地走了出去,踏上了回招待所的路程.
当天的情景,随着那张印着1978年7月1日星期六的红色台历,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后记或许是对延安人民养育之情的感激,或许是出于对陈云同志的敬仰,或许是作为陈云同志秘书的职责,我一直在渴望着完成那个美丽的梦——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感受,写出自己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耳闻目睹陈云同志的学习、工作、生活诸方面的情况,以反映出陈云同志光彩照人的光辉形象,反映出陈云同志关于党的建设思想和他培育的党的建设方面的优良传统,把这些属于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的一切告诉世人,特别是后人,让他们了解那段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以从中汲取一些营养和教诲,多少年来,这份感情债总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还上,给我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加重,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今天,这萦思心底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愿以此作为献给陈云同志90寿辰的一份贺礼.
我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的这份贺礼还在中央文献出版社赶制之中时,陈云同志却于今天下午远离我们而去.
他的逝世,对于我们党的事业和我们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无疑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损失.
人民将永远怀念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永下磨灭的功勋的陈云同志,被这一噩耗惊呆了的我,此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期盼着书稿能尽快印出来,以寄托我缅怀敬爱的陈云同志的哀思.
1937年11月,我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安排下,登上了奔赴延安的卡车,经过三天的跋涉,终于来到了革命的圣地、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结束了我两个多月的流亡学生的生活.
那时的我只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青年,和全国绝大多数进步青年一样,对圣地延安充满着敬仰和向往.
因此,当我踏上这片革命热上,心情是十分激动的,一切都觉得是那么的新鲜,甚至十觉得陕北高匝11月的寒风吹在脸上就像春风拂面一样,我们在兴奋中穿上了新发给我们的部队棉衣棉裤,望着臂膀上佩带的"八路"字样,觉得那么神气,仿佛自己是凯旋的抗日战斗英雄.
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是那一声声"同志"的亲切呼唤,让人感到,在延安这块圣土上,大家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人际关系非常融洽.
这一声声"同志",能使许多下愉快的事情得以解决,叫得人心里热乎乎的,能使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唤出了力量和信心,这正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
那时候,"同志"这样一个称呼,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特别是在国统区,对于我们这些下能公开身份、不能公开活动、默默地从事党内秘密工作的地下党人来说,更是渴望得到理解、得到"同志"这样的称呼,那将是最幸福的事情.
我在燕京大学时,燕京大学党支部分配我做党内秘密工作,党的关系是单线联系,主要工作是刻腊板、刻党内刊物,担任党内交通传送文件,不能参加公开活动.
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同其他热血青年一起,积极地参与着抗日救亡的各种公开活动.
1933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时,和同班同学刘植岩在校图书馆墙上办了救亡墙报,以文艺形式宣传抗日.
1935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和"社联".
就在这一年,我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1月,我参加了平津同学会发动、组织的南下宣传团,积极参加宣传活动.
1936年2月1日,我作为附中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女师大召开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大会,后又积极筹备在附中成立分队,使附中成为北京中学中党团员和"民先"队员最多的学校.
在参加了这么多的公开活动之后,突然又去搞秘密工作,一下于确实难以适应.
多少次看着那些熟悉的身影投身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我充满了羡慕,只能在心里呼唤着"同志",祝他们成功,1937年春天,我开始编入党的小组,我仍做党内秘密工作.
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某种意义上的松动,这就是说,我可以在小范围里公开活动了,可以在党小组会上呼唤"同志"了.
这种机会,我是十分珍惜的,看得很重.
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只能在开会时叫声"同志",十分难得.
当我踏上延安以后,到处能够听到"同志"的呼唤,心中那种高兴劲儿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此而激动.
从1937年底上延安,到1945年底离开这个地方,我在延安工作了八年整.
这八年,在我的一生中,是很关键的,为我的一生打下了扎实的政治方向、理论知识和革命素养基础.
人一生经历的事情,有些会像过眼云烟,一驰而去,有的却会铭心刻骨,永世难忘.
延安这革命大熔炉的锤炼,中央组织部这所大学校,老部长的光辉形象,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离开延安的情景,真是又想走还舍不得,毕竟在那里度过了我青春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们出延安向东行,走到拐弯的地方、叫四十里铺.
这四十里,我们是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延安的情.
就要拐弯了,我再次转过身来,望着远远的宝塔,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心中默默地向宝塔山诉说着:现在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要上前线去了.
日本虽然投降了,我们还要继续战斗,直到解放全中国,放心吧,延安,将来我们还会回来的.
中央组织部和老部长,再见!
然而,这一去竟然过了42年.
1987年,我作为中央关于党的十三大入选的考察组成员,再次来到了延安,这是50年后我再上延安,也是离开42年来还我走时许下的愿,这时,延安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当初,我们从西安到延安,吊坐在大卡车车厢后板上走了三天,车过之处黄土飞扬,再看车上的我们,像个泥猴,浑身只有眼睛有点白颜色,现在,柏油马路上长驱,半天的时间就到了延安.
此时的延安还比较落后,街上虽有不少做小买卖的,乡镇企业的真正发展却很不够,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延安还是大有希望的,可以发展下去.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一个卷烟厂,可收入1个亿;一个小炼油厂收入几千万元,另一个小炼油厂马上就将建成,这样也可达到1个亿;再加上煤炭、水果等,估计三年以后其收入将超过中央每年支援的2.
8亿,在经济上可以翻一番.
这个估计,让人看到了希望的前景.
我回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时,宋任穷同志就很感兴趣,连声说,三年不行,五年也可以.
我们愿意看到延安上去,经济翻番.
这次上延安,和50年前那次相比,在情感上是下一样的,是抱着感恩怀旧的情感去的,十分感激我们党当初对我这个小青年的教育培养,去看毛主席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故居,去看延安的纪念馆,回顾当年领导同志怎样领导我们去战斗,去夺取胜利,回顾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那个黄金时代,陈云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怎样帮助我成长.
同时,也是去怀念那些为了今天牺牲厂的烈士英灵.
我走了很多地方,老是去找当年工作、生活的地方,想在那熟悉的地方和那些熟悉的英灵们梦中重逢.
十分遗憾的是,当时我所在的中央组织部的几处旧址已经是面貌全非了,大部分窑洞都已瘫塌,只剩下一个个土堆或破烂的空壳子,还有的就是我们的记忆……为了将这些剪不断的记忆理清,为了不使这些宝贵的记忆再随我们将来的离去而飘逝,我这几年再次握起了笔,为让字里行间跳跃出这些记忆的继续,我尽了自己的能力,把我50多年来的感受写出来,也得到了同志们的大力帮助.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的方小文同志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根据我多年陆陆续续写成的素材,与我进行过长时间交谈,查阅了不少党史材料,终于帮我整理出这个书稿.
在此书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一些领导、同事和朋友们的帮助.
当年曾一起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过的王鹤寿、王德、王林、袁宝华、刘淇生、陈耕夫等同志和当年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的朱劭天,中央党务研究室周太和同志,都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老领导李琦同志为此书的修改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52条订正意见;中央办公厅的陈群同志提供了珍贵的照片.
对此,我向他们深致谢意,感谢他们助我圆了这个梦.
当然,尽管我竭尽了全力,挖掘出自己头脑中的所有记忆,还查找了大量材料,但是,由于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有限,此书之中难免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漏和差错,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刘家栋1995年4月10日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