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west是什么意思

中西方不同的翻译理论(仅供东西方翻译理论对比研究参考)DifferentTranslationTheoriesBetweenChinaandWestCountries(ReferenceonlyforContrastStudyofTranslationTheoriesbetwee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J.
Yang中国译论史概略实践与理论总是相伴而行的.
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同翻译发展跨过同样的时代,经历同样的潮起潮落,历史同样古老.
战国时期的荀子在《正名篇》中曾论道:"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
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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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
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
"用今人的现代语言来说,荀子在此提到了翻译的可译性问题:不同民族虽然语言不同,但同为人类,具有同样的概念,因而可以通过翻译而互相交流.
这恐是所能见到的古代最早的比较完整的译论文字了.
如果深入挖掘的话,还会见到更早一些关于译论的零星片语,比如据《春秋谷梁传》记载,在公元前约五百年,"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
另一处又提到孔子曾言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这正是孔子对翻译的译名问题的论述.
而"名从主人"也进入中国译学词典,流传下来.
然而,纵观整个中国翻译史,虽然伴随着几次翻译实践活动的繁荣时期也出现过翻译理论的研究高潮,但译论家纷纭,译论纷纭,却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因此,根据历代译论所涉及的对象、内容和中国的传统风格以及中国历史纪年,中国译论发展史大体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即古典译论时期和现代译论时期,以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为界,与翻译发展史基本一致.
1.
古典译论时期这个时期又以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时值明末万历年间)为界.
界之前为古代佛经译论阶段,界之后为古典译论发展阶段.
界前界后,两个阶段别有洞天,却有一根主线贯穿整个译论发展的始终,这条主线便是关于翻译标准、翻译方法(文与质)以及译名问题的探讨.
一.
古代佛经译论阶段根据现存文字史料,中国古代译经理论史的开宗第一篇为公元224年(三国吴大帝时)支谦所作《法句经序》,此时古代大规模的译经实践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支谦,一名支越,字恭明,因原为月支人故姓支,与其师支亮及支亮之师支谶号称"三支",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支谦在其《句法经序》中最早提出翻译方法"文"与"质"之分野,并进行了论述,从此在中国翻译史正式开创了对峙的"文""质"两派,即支谦倾向的译文至少应该"粗得大趣"的文(意)派和维祗难所倾向的译文"易晓""勿失厥义"便可的质(直)派.
历史上最早主张意译的,还有后秦僧人鸠摩罗什(344-413),华名童寿.
罗什第一个进一步提出译文应表现原文体韵(文体与语趣)的问题.
他的一段著名论述见于《出三藏记集》:"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
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
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后人常引"有似嚼饭与人"以证死译之乖.
而罗什本人译经也的确做到了可谓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矣"(宋僧赞宁:《宋高僧专》)佛经译论的文、质之争自东晋高僧慧远(334-416)提出"厥中"见解,即"调和论调,亦两派对抗后时代之要求也.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始暂告停息.
他批评文、质两派或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辞,提出"参通晋胡,善译方言,幸复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焉"即通晓双语,取两派之长辩证翻译,既"文不害意",又"务存其本".
僧佑关于文、质的议论"然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
野艳为弊,同失经体"为后人乐于引用.
古代佛经译论史最早有意识、较全面地总结翻译理论、贡献最大的是道安和彦琮.
道安(314-385)东晋前秦高僧,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
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
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
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
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这里,道安总结了由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在佛经汉译时必然会出现的"失本",即:1.
改变词序;2.
修饰文字;3.
删简词句;4.
删节复述;5.
削减赘言.
何谓"本"本,"真"也,即梁启超在"撮"道安"三不易"的"大意"时所提"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所求之"本真",也就是原文的本来思想、原本的真实面目.
"本"又称"案本",道安曾有言:"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该倒句,余尽实录.
"(《婆沙序》)是说道安自己译经时尽量避免发生上述五种情况以力求不失本,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翻译方法上道安是"尊尚直译之论"(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
道安总结的"三不易"是指:1.
古今习俗不同,古文雅朴而今文华藻,改古适今不易恰当;2.
以后世的浅俗理解古圣的微言大义不易贯通;3.
释迦牟尼大弟子出经尚难,后世凡人以仅度古更不易正确.
道安有一妙譬,将翻译的随意增删喻为"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
"从此,"葡萄酒被水"或"酒被水"与"窍成混沌终""乳之投水"便成为"痛切"的翻译之戒,后人乐引不疲.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开拓了中国译论史上系统总结翻译方法之先,而彦琮的《辩证论》则是中国译论史上第一部长篇翻译专著.
《辩证论》所提出的"八备"之说,从另一个方面进行论述(也可以说是外篇或外部研究,而道安的关于翻译方法的"五失本""三不易"则可以说是内篇或内部研究),"可谓深探本源"及"常谈耳"(梁启超语).
彦琮(557-610)隋代名僧.
其所著《辩证论》是他"久参传译"所得译经之经验总结,并具有翻译教科书的性质.
"八备"是此书的最精彩、最杰出的部分:"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前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衔,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八备"是指译(经)者所必备修养条件,"八者备矣,方是得人".
彦琮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的.
一是人品,即其中一、二、五、六诸"备":忠于佛法,乐于助人,不嫌费时;遵守戒律,品行端正,不招非议;心胸宽和,谦虚待人,不可武断;专心研究,淡泊名利,不出风头.
二是关于学识的,即三、四、七、八诸"备":博览诸典,通义达旨,不存疑义;涉猎文史,精于词句,不译笔硬;精通梵文,掌握译法,不失原义;兼通训诂,熟习文字,不悖原文风采.
彦琮在《辩证论》中还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翻译原则,涉及到翻译标准问题.
彦琮是主张"信"为第一位的,推崇直译.
唐代高僧玄奘译经成就斐然,但遗憾的是传世译论却极少,恐多佚传.
仅见的玄奘"五不翻"译论见于宋僧法云编《翻译名义集》卷首"周敦义绍兴丁丑年序文":"唐.
奘法师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
二、含多义故,如'薄迦',梵具六义(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贵).
三、此无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厦实无此木.
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偏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
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而七迷之作,乃谓'释迦牟尼',此名'能仁','能仁'之义位卑周孔;'阿耨菩提',名'正偏知',此土老子之教先有无上正真之道,无以为异;'菩提萨',名'大道心众生',其名下劣.
皆掩而不翻.
"玄奘提出神秘语、多义词、没有对应的名次、约定俗成的音译、无法保持原词原义与色彩的词语皆需"不翻"之翻译的音译,总结出几种本不可译的情况,使直译与意译的方法得意延伸.
以音译作为着可译情况的一种变通手段,玄奘的总结是很恰当的.
中国译论史上的古代佛经译论阶段,尤其自六朝至隋唐时期,虽然译论的发展远逊于译经活动的繁盛,且形式上多限于序跋片语,但所论既广、论及又深,涉及翻译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论及翻译难度、翻译方法、翻译标准、翻译原则、译名问题、音译问题、翻译批评等.
这是为中国译论的发展具有自己的传统风格奠定基础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译论雄据世界译论之林前列的一个时期,是中国译界值得骄傲的一个时期.
二.
古典译论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跨越了中国历史古代末期(鸦片战争之前)和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两个时期.
这一阶段的议论与前一阶段相比,最重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古典译论终于结束了译经理论的时代,尽管译经理论的探讨仍在零星继续;而救亡与启蒙的爱国主义思潮也取代了宗教虔诚灌注于译论的发展之中.
例如徐光启(1562-1633)就曾发表过"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关于翻译目的的著名议论.
这一时期关于翻译的议论主要集中在翻译的目的、对于利国的重要性及翻译的功能内容方面.
直到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魏象乾著有《番清说》,弥补了这一段的空白.
只是这一珍贵的文献由于是朝廷内"实录馆兼内翻书房"用书,用以指导"御用"翻译,没有外传,因此一直鲜为人知,佚失于中国古典译论史外竟达两个世纪.
魏向乾所著《番清说》比较深入地论述了汉番(翻)清(满文)的经验,涉及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等重大问题.
关于翻译标准,书曰:"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也"以避免"出入失正之弊".
这五"其"五"不"精辟地表述了"正"译的标准,猎及意义与风格.
当然偶有增减颠倒的情况也应允许的,"间有增减、颠倒与取意者,岂无故而然欤"书中关于《孟子》满译文的评论:"气势畅沛,清文之脉络可宗;字句安妥,清文之措词可宗;体认精译,清文之理致可宗;或则含意,或则传神,不支不,清文之精练可宗;或则实字,或则虚文,不宽不泛,清文之真切可宗.
"又进一步论及脉络、措词、理致、精练、真切诸方面,并提到气势、含意、传神、实字、虚文等,言之甚为精彩,确实难能可贵.
近代译论的发展有较大起色,新论论家频出,尤以维新派成绩卓著.
马建忠(1845-1900)在其名篇《拟设翻译书院议》提出对翻译标准的新解释,即"善译":"夫译之为事难矣!
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
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
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是则为善译也已.
"文中有两点至为深刻:1.
要求译者对两种语言的了解和掌握已经深入之语言的文化的各个层面;2.
提到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的相同感受问题.
梁启超的译理思想是其《变法通议》第七章《论译书》,文中提出的译书三义:"今日而言择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择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对选择翻译内容、统一译名、培养翻译人才都提出符合实际的见解.
林纾较早对文学翻译进行比较深刻的论述.
他谈到了译者的情感问题,强调译者在翻译时应该投入感情,与作品及原作者心灵交通,"或喜或愕,一时颜色无定,似书中之人,即吾亲切之戚畹.
遭难为悲,得志为喜,则吾身直一傀儡,而著书者为我牵丝矣.
"林氏还最早论及译诗:"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并不亡失.
"很有见地的.
关于诗论则要提到胡怀琛(1886-1938).
大量译诗始自苏曼殊、马君武,而开创诗歌翻译理论探讨之先的,却是胡怀琛.
胡氏1914年出版的《海天诗话》是中国最早的诗论.
胡氏提出译诗必有"失":"欧西之诗,设思措词,别是一境.
译而求之,失其神矣.
"他还首次论及文学的可译性问题:"或谓文学不可译,此言未必尽然.
文学有可译者,有不可译者.
能文者善于翦裁锻炼,未为不可译.
若据文直译,则笑柄乃见异.
"对于译诗水平高下问题,胡氏这样论道:"或取一句一节之意,而删节其他,又别以己意补之,使合于吾诗声调格律者,上也;译其全诗,而能颠倒变化其字句者,次也;按文而译,斯不足道矣.
昔某君尝为予言:学一国文字,如得一金矿.
其言谐而确.
然余谓:既得金矿,尤当知锻炼,不然金自为金,何益于我哉!
"张元济(1867-1959)也曾论过译诗的用韵、直译问题.
他说:"前者用韵,后者直译,文从字顺,各有所长.
"认为二者皆可,应灵活运用.
他还认为"彼邦之诗明畅浅显,能使读者变化气质",因此主张译诗也应通俗,"更以极明浅之文、恒习之字,别译一编",以便"老妪都解",也是很有见地的.
高凤谦(1870-1936)也曾有过非常精当的论述:"若译书之人,必兼通中西文而后可.
其有专精西文者,可以文士辅之.
传曰:'言是无文,行而不远.
'必使所译之书,质而不流于俗,博而不伤于诞,文义可观,又无失原书之意.
"其中对于翻译标准的表述不失为难得的精当之论.
古典译论发展时期的最大建树莫过于严复的"信、达、雅"了.
这一声名传千古的三字翻译标准,是严复在《天演论》卷首《译例言》第一段中提出来的:"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关于三字的立论依据,严氏在第三段中解释说:"《易》曰:'修辞立诚.
'子曰:'辞达而已.
'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
"于此也可看出中国传统译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密切关系.
对于三字的理解及其关系,严复曾作如是解释:"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
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
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
"可见,"信、达、雅"三字的排列顺序严复是明白地附以极为重要的主次意义的.
三字理论与西方译论有似处.
一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相似.
二者都论及翻译标准的三个方面,但:1.
表达内容有不同;2.
表达顺序有不同,尤其严氏更加强调三个字的顺序;3.
表达方式有不同:三原则繁述,三字简说,繁述者详备而简说者深刻但可发挥.
二与赫伯特.
罗森斯坦(HerbertRothenstein)的"Triness"即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gracefulness相近.
二者几乎同时成名,同被誉为东西方各自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
这是历史的异曲同工,也说明二者的客观性.
"信、达、雅"集中国翻译标准理论之大成,成为历史上公认的翻译标准的经典表达,且表达精练之极未有能超越取代者.
可以说,"信、达、雅"是中国古典译论史上的一座丰碑.
2.
现代译论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正值翻译发展史的繁荣时期,翻译开始使用白话文.
翻译的内容也扩展到从科技到诗歌的几乎各个方面.
因此这一时期的译论也有了进一步的开发,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非昔时所能肩比.
这个时期以1949年为界.
1949年之前为新文化开发阶段,之后为当代开发阶段.
一.
新文化开发阶段这一阶段历时短暂(只有三十余年),而成就不菲,译论家济济,且多为翻译名家.
译论家多有社团或流派以及政见的背景.
因此译论的探讨多以论争进行,论争规模之大、程度之激烈,远超乎近代时期,成为中国译论发展史上的一大景观.
论争的内容不仅局限于翻译的"内部研究"上,更论及翻译的"外部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的论争.
在各流派、各社团、各名家的论争中,逐渐形成了现代译学理论的雏形.
这个阶段的译论的发展是以胡适(1891-1962)、刘半农(1891-1934)、罗家伦(1897-1969)、傅斯年(1896-1950)等人对守旧的封建文人尤其是点名对林纾及严复所进行的批评为开端,拉开了一场译论大探讨、大论争的序幕.
对林、严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翻译的选材内容、翻译方法、译名各方面.
刘半农关于译诗"直译"的论述颇有价值.
他说:"到了文艺作品里,就发生一个重要问题:情感.
情感之于文艺,其位置不下于(有时竟超过)意义,我们万不能忽视.
但情感上种种不同的变化,是人类所共有的;而语言的方式,却是各不相同的.
"对于至为重要却又是不可译的声调问题,他提出"神情"补偿之:"要是他能得到这神情,他虽然不把原来的声调搬过来,也一定能在译本中得到一个相当的声调.
我想,我们在译事上,于意义之外,恐怕也只能做到求声调于神情之中的一步.
"社团中译论建树最大的为文学研究会.
该会主要代表人物郑振铎、茅盾等对译论都有杰出的贡献.
郑振铎(1898-1958)继胡怀琛后更为明确地强调了文学的可译性问题,指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固然因翻译者艺术的高下而其程度大有不同".
而文学的桂冠诗歌的翻译"如果译者的艺术高,则不惟诗的本质能充分表现,就连诗的艺术的美除了韵律外也是能够重新再现于译文中的.
"这个译论在当时影响很大.
茅盾(1806-1981)即沈雁冰,对于"内部研究"方面,茅盾有精彩之论,尤其是"神韵"之说:"介绍时一定不能只顾着这作品内所含的思想而把艺术的要素不顾,这是当然的.
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
灰色的文学我们不能把它译成红色,神秘而带颓废气的文学我们不能把它译成光明而矫健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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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不失这些特别的艺术色,便转译亦是可贵;如果失了,便从原文直接译出也没什么可贵,不朽的译本一定是具备这些条件的,也惟是这种样的译本有文学的价值.
"(《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又提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但直译的时候,常常因为中西文字不同的缘故,发生最大的困难,就是原作的'形貌'与'神韵'不是同时保留.
"的问题.
"与其失'神韵'而留'貌形',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
文学的功用在感人(如使人同情使人慰乐),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本的'神韵'难免要失了许多的感人的力量.
再就实际上观察,也是'形貌'容易相仿,而'神韵'难得不失.